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一

译元帝不得正统 六一居士评论东晋说：“周朝迁都到东方以后，天下就不能再统一。然而孔子作《春秋》，仍然着意尊崇周朝，阐明正统所在。晋朝迁到东方，和周朝没有不同，如今却要贬抑它，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是有道理可说的，是比较它们的德行和事迹后才这样判定的。周朝开始兴起时，历史由来久远；当它强盛时，规划治理天下，划分大小诸国，大量分封诸侯来维系王室，确定名分，使它能够传给子孙并守护下去，作为万世的谋划。到了周厉王作乱时，周室十四年没有君主，但天下诸侯不敢趁机侥幸窥伺周室，由此才看出周德的深厚，也看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为确实是圣人的事业。因此即使天下没有君主，正统仍然在周，不能加以改变。何况周平王迁都时，国土虽然缩小，但周德在人心中还没有衰竭，用来治理天下的法制也没有改变。周平王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从西方迁到东方，始终没有超出王畿范围【西周的土地方圆八百里，东周六百里，按照井田制计算，总共是方圆千里】；所以正统在周朝，推究它的德行和事迹，是没有疑问的。晋朝成为晋朝，和周朝成为周朝的情况不同。晋朝以德行和法制维系天下，并没有万世的谋划，也不是圣人的事业；只是因为接受魏的禅让而使天下归于统一，推究、比较它的事迹，可以说具有正统罢了。” 从晋惠帝之乱起，晋朝的政权已经灭亡；在晋愍帝、晋怀帝之间，晋朝的国势像一根丝线一样危弱，只因为继承君位的是宗嗣之君，按照事迹推断说它具有正统，还可以。建兴年间晋朝灭亡，从此晋朝就断绝了。周朝向东方迁移，是带着周朝一起向东迁移；晋朝向南方迁移，难道还能够带着晋朝一起向南迁移吗？自从愍帝死在贼人的朝廷，琅琊王在江表起兵，他的地位不是嗣君，也不是继承帝位，完全只是因为晋朝的臣子和子民有不忘晋朝的心，出于忠义而行动，却没有成功，实在可悲。如果因此就窃取万世公认的正统之名，难道可以吗？《春秋》的原则是，君主被弑而贼人没有被讨伐，就认为这个国家没有臣子。假使晋朝的臣子遇到圣人，正好应当受到《春秋》的责备，何况还想凭一个亡国后共同拥立的君主，来求取天下正统呢？道德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看他的事迹究竟怎样罢了。至于国家已经灭亡，却由宗室之子在一方自行称立，最终不能使天下重新统一，那么晋朝的琅琊王和后汉的刘备、五代后汉的刘崇有什么不同？刘备和刘崇从来没有成为正统，东晋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 晋代君主 温公说：“晋室衰微以后，中原纷乱不宁，刘渊、石勒、慕容氏等人势力遍布河洛，盘踞岱山、华山一带，宫殿荒芜淹没，陵墓宗庙毁坏焚烧。元帝因为只是宗室的疏远支属，逃到江南居住。天下士人百姓中有思念晋朝的，都裹着粮食来归附他，于荆州、扬州之间建立国家。子孙相继，延续得像一根将断未断的丝线。只有明帝英明勇武，能够清除大恶，可惜在位时间不长；除此以外的君主都孱弱孤危，外受欺凌，内有叛乱，性命寄托在虎狼之口中，几次险些被吞食。然而最终竟能保住帝位名号，使宗庙继续享有祭祀，延续了一百多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王导、卞壸、温峤、陶侃、谢安、谢幼度这样的贤臣辅佐。群贤死后，却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之流辅政，晋朝败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陶潜、阮籍 乐天《访陶公旧宅诗》说：“污垢尘土不能玷污美玉，神灵般的凤凰不去啄食腥膻。唉！陶靖节生在晋宋交替之际，内心确实有所守持，却始终不能明说。永远想起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拂袖离去，隐居首阳山；伯夷、叔齐各自守着自己的操行，即使穷困饥饿也不算什么。先生有五个儿子，和他一起忍受饥寒；肠中食物不足，身上的衣服也不完整；朝廷连续征召，他最终也不起身应征，这才可以称为真正的贤者【云云】。他不羡慕酒樽中有酒，也不羡慕琴上没有琴弦；只羡慕您遗弃荣华利禄，老死在这片乡园。柴桑的古老村落，栗里的旧日山川，如今看不见篱笆下的菊花，只剩下废墟中的炊烟。每当遇到姓陶的人，总使我心中产生依恋之情。” 鲁直《彭泽思陶元亮诗》说：“潜藏的鱼希望游入深远之处，渊明却无从逃离彭泽。正当这时，他沉沦于一生中的豪杰之志，司马氏却寒冷如灰。礼乐属于卯金刀，年老时才以字行世，更始年号称作元亮。凄然遥望诸葛亮，虽然困顿不平，仍然像汉朝的宰相。当时没有益州牧，能够指挥并任用各路将领。你一生心系本朝，岁月流逝如江上风浪，最后只留下精工的诗句。落笔于九江之上，从来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这位朋友尤其值得尊崇。恰逢我刚刚被禁止酿酒，酒杯无从斟酌，想招来千载以前的英魂；这样的文章或许才是合宜的。”又在渊明《责子诗》后题写道：“读渊明的诗，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和乐平易、慈爱祥和，即使是戏谑之语，也很值得观赏。世俗之人后来却说渊明的几个儿子都没有出息，而渊明在诗中流露出忧愁叹息，这真是所谓不能在痴人面前说梦话。” 子由《和渊明诗集序》说：“我对于诗没有特别喜爱的，唯独喜欢渊明的诗。渊明写的诗不多，但他的诗质朴而实际上华美，清瘦而实际上丰厚。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以来的诗人，都没有能够超过他【云云】。唉！渊明不肯为了五斗米而束带，去拜见乡里的小人；而仇池却出仕三十多年，受到狱吏折辱困窘，始终不能悔改，以至于陷入大难，竟想凭借晚年最后的光阴来把自己寄托在渊明身上，谁肯相信呢？即便如此，仇池出仕以后出入进退的情况，还是可以考察的。后世的君子一定会有办法处理这件事。孔子说：‘只是传述而不创作，信守古道而又喜爱古道，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孟子说：‘曾子和子思遵循的是同一道，至于他们各自局部的行迹，大概也还不足以据此评论士人【云云】。’ 东坡说：“孔子不赞许微生高，孟子不赞许于陵仲子，是厌恶他们不真诚。陶渊明想做官就做官，并不以追求官位为可耻；想隐居就隐居，也不把离开官场当作高尚。饥饿时就敲门乞食，吃饱时就用鸡肉黍饭招待客人。古今之人认为他贤明，是看重他的真实。” 韩愈论述阮籍、陶潜说：“我年轻时读《醉乡记》，私下奇怪隐居的人既然不受世俗牵累，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说法呢？难道真是沉溺于酒味吗？等到读了阮籍、陶潜的诗，才知道他们虽然倨傲不屈，不愿同世俗交往，但心情仍未能平静，有时会被事物的是非所触动，于是便有所寄托，借此逃避现实。像颜回拿着瓢、箪过日子，曾参歌唱时声音仿佛金石发出的一样，他们能够得到圣人作为老师，急切追求圣道，常常唯恐赶不上；对于外在事物本来就无暇顾及，又哪里需要借助酒曲来昏沉逃避呢？我又因此悲叹《醉乡》中的这类人没有遇到知音。”

译晋代风俗 子由说：“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有三种途径：第一是礼，第二是刑，第三是【原文缺字】。”《易经》说：‘形而上称为道，形而下称为器。’礼和刑都属于器。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对内和弟子谈话，对外和诸侯、大夫谈话，谈到道的地方大概很少。这不是因为不能谈，而是认为道不可以轻易传授给人。他曾经说过：‘参啊，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通始终。’道以无为作为本体，却进入各种具体事物之中；它体现在仁中却不等同于仁，体现在义中却不等同于义，体现在礼中却不等同于礼，体现在智慧中却不等同于智慧。正因为它不是有形的器物，所以眼睛不能直接看见，耳朵也不能听见并理解。只有君子能在心中体悟它，用它驾驭万物、应对变化，方法无穷而又不失正道，这就叫作合乎时宜而得其中。小人不了解道，却窃取道的名义；一遇到具体事物，便扰乱事理、顺从欲望，这就叫作毫无忌惮。所以孔子不直接用道来教人，他用来教人的一定是礼。礼属于器，而孔子必定用它来教人，并不是吝惜大道，而是因为他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君子通过礼来通达道，小人通过礼来通达器。通过礼通达道，就能自己有所领悟而不迷惑；通过礼通达器，就能有所操守而不狂妄。” 这就是孔子少谈道而多谈礼的原因。对于那些更低下的人，先用礼去引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接受，再用刑法对待他们。礼、刑等三者齐备，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方法就完备了。夏、商、周三代已经远去，汉代的儒者虽然没有听闻大道，却还能够守住礼法，所以在朝廷上就直言敢谏，在乡党中就行为严正，都没有失去正道。到了魏武帝，才开始喜好法术，天下于是看重刑名之学。魏文帝又开始羡慕通达放任，天下便轻视守节之士。这样的风气相沿不止，虚无放荡的言论充满朝廷内外。何晏、邓飏引导了源头，阮籍父子扩张了流派，王衍兄弟最终因此扰乱天下。归根究底，他们都是借此助长邪佞、成就淫欲，厌恶礼法约束他们的奸邪。因此，蔑视抛弃礼法，却以通达大道自我标榜，天下的小人便从中得到便利。君臣在上面奢侈放纵，男女在下面淫乱放荡，风俗大坏，直到中原成为废墟还没有醒悟。王导、谢安是江东的贤臣。王导对成帝失礼却不知道畏惧，谢安在服丧期间作乐却不肯接受教诫，可见废弃礼法而追慕所谓大道的风气已经形成。东晋以来，天下求学者分为南北两派：南方简约，得到学术的精华；北方深广，穷究学术的枝叶。到唐代才用义疏沟通南北两派的差异。虽然还没有听闻圣人的大道，但关于有形制度的学说已经完备了。” 从上至郊庙、朝廷的礼仪，下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制度，还有什么不是从这里取法的呢？然而因为它不谈大道，所以学者轻视它。于是舍弃这些，转而在幽冥不可见之处寻求道，结果终究无法得到。于是到了礼乐、制度、数目之间，文字、字形、声音的细节之中，没有不被指认为道的极致的。然而回头考察他们把这些施行于世的方式：对内就靠谄媚奉承来求取进身，对外就靠聚敛财货来求取功名；废弃正直善良的人，聚集苟且相合之徒，堵塞忠信之人的门路，打开邪说传播的道路，却都用《诗》《书》和文章来粉饰自己的虚伪。总的说来，他们与王衍没有区别。唉！世上没有孔子、孟子，使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而无人开辟，我就成了罪人了。” 晋室的败亡 东坡《晋论》说：治理天下要有道，使百姓在安定中得到休息，使他们在行动中接受劳作，让他们能够安居却也能够行动，处于安逸中却也能够忧患。君子们周旋往来、作揖谦让，不失礼节，同时能够耕田、射箭、驾车，以此亲自施展力量。平日里习惯于自我勉励，去掉懒惰傲慢；振作精神，日益坚强；经历劳苦，日益强健。即使是戴冠冕、佩玉的人，也不怕承担天下最大的劳苦。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天下的普通人也没有办法凭借什么胜过上层的人。为什么呢？天下的动乱，通常都是从上层所畏惧、不敢去做的事情开始的。天下的小人知道上层有所畏惧、不敢去做，就能乘机攻击上层所难以应对的地方。上层所难以应对的，难道不是死亡、受伤和战争的祸患吗？普通人可以轻视这些，而士大夫不愿意亲身去尝试；小人拿死亡、受伤和战争的祸患来威胁我们，我们却不能回应，那么天下陷入动乱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君子治理天下，不应让人看出自己有所畏惧，而应使人看不出他所畏惧的事情；所以遇到事情不推辞，面对劳苦也不畏惧。从前晋室败亡，并不是天下没有君子，而是那些君子都有爱好善行的心，喜欢高谈阔论、互相揖让，淡泊空虚，却没有慷慨激昂、感奋奋发的操守；说话夸夸其谈而没有定见，不能适用于实际，又害怕兵革之事。” 天下的英雄豪杰知道晋人忌惮什么，便暗中利用这一点，所以晋人颠沛跌倒，不能保全自己。况且刘聪、石勒、王敦、祖约这些人，既奸诈又勇武，也是一时的豪杰。譬如山林中的人，生长在草木之间，经受大风烈日的吹打，又被霜雪和饥荒劳苦，他们的筋力骨节所受的锻炼，已经达到极点。假如让王衍、王导之流只凭清谈去抵挡他们，这就像千金之家居住在高堂之上，吃肉饮酒，从未经历寒暑劳苦，却想抵御山林中的勇士并求得成功；这本来就是奸雄最乐于进攻、也最容易攻破的对象。因此，即使有贤人君子的才干，也对世道没有帮助；即使有竭尽忠诚、献出生命的意愿，也无法挽救患难。这种弊病，是由于自处过高，不习惯天下卑辱艰苦的事情。于是富贵却不能劳作，尊贵却不能治理。古代的君子治理天下，能够从事极其劳苦的工作而不失其高尚，享用最精美的食物而不嫌弃粗粝之食，使普通人和小人不知道怎样发挥自己的勇力，而上层又不失为君子。到了后世，有的人从事极其劳苦的事情，却不知道以此自我恢复强盛，结果成为秦那样的强国；有的人享用极其精美的食物，却不能因此充实自身，结果成为晋。” 晋的败亡，过度劳苦本来不是安定国家的方法，过度享用精美物质也不是巩固自身的方法。这大概就是他们丧失天下的原因吧！

译愍怀太子之乱 何去非《晋论》说：天下的祸患，不怕它有可以看见的迹象而在近处发生，怕的是它没有可以窥见的形态而延迟发生。有迹象可以看见，即使非常愚昧怯懦的人，也一定会提高警惕、加强防备；而在近处发生的祸患，毒害通常较浅。没有形态可以窥见，即使非常聪明勇敢的人，也会忽略防备；而延迟发生的祸患，毒害通常更深。从前【“典干东迁”疑为原文讹误】的祸患，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追究它的根基并考察其积累，原来在于数百年漫长缓慢的过程。国家更换了三代，历经的君主有几十人，平日里一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窥见的形态，因此一旦爆发，就没有人能够抵挡。并不是它没有形态，而是祸患的形态常常隐藏在福中，福的形态也常常隐藏在祸中。人们只看见它成为今日的祸福，却不去接近它隐藏的部分而预先窥察，所以在祸患尚未爆发时，都看不见它明显的形态；这就是祸患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原因。先王制定九畿制度时，要服、荒服距离最远，虽然说是四面边塞阻隔，但历代每年都来朝告【“世告至”疑有讹误】，从未不想驱逐排斥他们、把他们拒于境外。周公在明堂召见诸侯时，夷、蛮、戎、狄的君主站在四门之外，使他们完全受到周备礼物和盛大礼仪的教化。后世的君主，庆幸他们衰弱败敝，又喜欢他们来归顺服，于是把他们从边境以内迁徙并亲近起来。这种争端起始于汉孝宣帝，渐渐发展于世祖，到魏武帝时达到兴盛。” 有的把他们的国家腾空，撤去边境巡逻防守的警备；有的借用他们的兵力，让他们抵御寇敌。既消除了他们的侮患，又役使他们的力量，可以说这是历代君主最大的愿望、国家最盛大的福分了。却不知道积累日久之后，大祸就隐藏其中；一旦猛烈爆发，就像决堤的洪水，没有人能够阻挡。晋朝不幸正好遇上了这种情况，是因为平日里看不见祸患明显的形态。从前汉孝宣帝凭借汉武帝攻打匈奴的威势，又遇到五个单于内部争斗，才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元帝时有人请求撤除边防，幸亏采用侯应的策略，他说：自孝武帝把匈奴驱逐到漠北、夺取阴山以来，匈奴失去了遮蔽藏身之处，每次经过阴山，没有一次不哭泣哀悼失去的故地。如今撤除边塞守备，就是向他们显示巨大的利益。元帝虽然答复并感谢了他，但从此匈奴也逐渐向南张望，汉朝又非常乐于他们前来，不再加以拒绝。世祖因匈奴日逐王前来，于是设置南庭以安置接纳他们，又逐步把他们迁居到西河美稷；他们的各个部落于是屯驻守卫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七郡。河西之地全都成为异族区域，又把反叛的羌人迁来，错杂安置在三辅。魏武帝又大规模迁徙武都的氐人，以充实关中地区，用来抵御蜀地的寇敌；匈奴五部都居住在汾水、晋地一带，近在晋人的肘腋之间。” 到晋朝兴起时，中原大半已经成为各族杂居之地：刘元海是匈奴人，却居住在晋阳；石勒是羯人，却居住在上党；姚氏是氐羌人，却居住在扶风；苻氏是氐人，却居住在临渭；慕容氏是鲜卑人，却居住在昌黎。各族日益繁多，他们的居处和饮食都逐渐趋向华美，但他们强悍暴戾、贪婪凶猛、喜好争斗和动乱的志向性情，却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刘元海一声倡导，并州、雍州之间便乘机四处起兵；从长淮以北再没有晋朝的土地，成为战国状态将近二百年，这就是所谓祸患发生得迟而毒害深。即便如此，他们向内迁徙并听从役使，也是迫于制服他们的威势；他们内心未尝不怀念故土、思图返回，也确实非常怨恨中原拘禁、束缚、轻视、侮辱他们。因此刘猛发愤而返回晋地，虽然事情没有成功，但刘氏各部从未有一天忘记这件事。自魏代以上，其间并不是没有明智的君主，足以察觉祸患的细微发展、替子孙后世考虑；但他们都安于各族归附，有的还乐于使用他们的力量，唯恐他们不能聚集而接受役使。即使有祸患的形态，也都不深入思考、长远谋划，不去针对潜伏的祸根预先消除。从晋代开始往下说，自晋武帝平定吴会、统一天下以后，本来就不需要借助夷狄的力量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探察潜伏的祸患并预先加以制止，顺应他们怀念故土、希望返回的心情，施加恩惠来引导他们的行动，【“之假建名号”疑有缺字或讹误】假借名义、授予名号并供给粮食资财，使他们各自按照本族返回旧土，他们将乐于带领族人轻装离去，只怕自己落在后面。然后严格排斥、阻隔他们，建立华夷内外的界限；此后即使有警变，也不会发展到肘腋之间突然爆发、造成无法尽数说明的灾祸。即便如此，如果不是明智、英果的君主替子孙后世考虑，也不能果断有所作为，挽救尚未爆发却深重的祸患。那晋武帝自从平定吴会，正把奢侈欲望显露给天下，他哪里能顾及到这些呢？即使郭钦上疏抗议，江统撰写《徙戎论》，他们的言辞反复陈说而又恳切至极，晋武帝都安然不予省察，正抱着老虎熟睡罢了。唉！治理天下的人，怎么能依仗平日的福分，而忽视隐藏其中的祸患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二 前赵 刘渊、刘聪、刘曜【温公】后赵 石勒、石虎【温公】前燕 慕容廆、慕容皝、慕容暐、慕容恪评【温公】后燕 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慕容德、慕容超【温公】前秦 苻坚、苻洪、王猛【温公】淮淝之战【何去非、子由】苻坚礼待慕容垂而不杀他【温公】苻坚任慕容评为给事【温公】赦免行唐公苻洛的叛乱，不予诛杀【温公】后秦 姚弋仲、姚襄、姚苌、姚兴、姚泓【温公】刘渊、刘聪、刘曜 温公评论说：“刘渊是匈奴的遗裔，乘晋室衰弱之时，突然占有河汾地区。天下各处蜂拥而起的势力，都像车轮辐条聚向车毂一样归附他。石勒、王弥都面向北方称臣。刘聪承继了刘渊原有的基业，于是攻陷两都，俘获并侮辱两位皇帝。他骄矜自夸、淫乱放纵，残暴无亲，幸而因病而死。他坟上的草还没有长出来，家族就已经遭到屠杀了。刘曜是刘氏的疏远宗属，却多次建立大功，专制关中。遇到靳准之乱，他起兵讨伐贼人，于是承继汉朝的基业。等到向陇阪挥兵，陈安便授首；按兵西河，张茂便称藩。他也是一时的雄杰俊才。然而，他起初同靳氏约定投降，是不合义；最后灭掉靳氏全家，是不守信；使石勒因此同他断绝关系，是没有智慧。由此可知，品德反复而仍能成就功业的人很少。等到他乘高堠之战的胜势围攻金墉时，一战失利，活着被擒。虽然他因轻率而招来灾祸，也是由于不幸而被上天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