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一

译叶公 颍滨说：“孔子说：‘智慧足以认识事物，仁德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足以认识事物，仁德也能守住它，但不能以庄重的态度来临御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敬重。智慧足以认识事物，仁德也能守住它，又能以庄重的态度临御百姓，但发动百姓却不依礼而行，仍然不能算完善。’春秋末年，诸侯的士人中聪明的很多，却没有见到他们有仁德。叶公子高在白公之乱发生以前，知道白公不可以亲近；等到白公已经作乱，他率兵进入，捕获了罪人，楚国因此安定，这可以说是有智慧了。假使叶公趁惠王复位之机，自己担任令尹，来治理楚国，楚国难道会有人说不满的话吗？然而叶公追念子西、子期的功劳，让他们的儿子担任令尹、司马，自己却老死在叶地；他有保存国家的功劳，却不享有保存国家的利益，这时就可以说他有仁德了。从前孔子离开卫国，在陈、蔡之间徘徊了六年，陈、蔡两国的国君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的心意大概在楚国、叶地。当时叶公还没有建立平定白公之乱的功劳，而孔子就知道他的仁德，可以说孔子的眼光明察了。然而叶公最终不能任用孔子，使圣人的功效不能在当世显现，难道是仁德虽能守住，却还没有闲暇依礼行事吗？《传》说：‘叶公喜欢龙，房屋上雕刻的花纹没有不是龙的；天上的真龙降临到他那里，他害怕得转身逃走，魂魄都丧失了。’” 这句话大概是说孔子，并不是说龙。从前楚昭王将要任用孔子，令尹子西知道孔子是圣人，害怕他会危害楚国，便加以阻止。有人向孔子问起子西，孔子说：‘就是他吗，就是他吗！’诸侯的大夫中不了解孔子的人很多，孔子从未因此憎恨他们。子西了解孔子，却偏偏认为他会危害楚国而怀疑他；这种罪过比不了解孔子更加严重，所以孔子才深深憎恨他吗？”},{ 让出国君之位。东坡说：“让出国君之位，是盛大的德行。然而如果不是适当的人选，很少有不因此造成祸乱的。宋宣公舍弃与夷而立穆公，祸乱延续了三代。鲁隐公、鲁桓公相互残害，子哙失去燕国，都是保留了让国的实际，却取得了让国的名声。名分和实际都保留下来，正是祸乱由此发生的原因。泰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青，表示自己不能任用，使百姓无法称颂他。名分和实际都不存在了，祸乱从哪里产生呢？如果不是孔子，谁能知道这才是最高的德行呢？” 颍滨说：泰伯把国位让给王季，逃到荆蛮之地。天下人都知道周文王、周武王的贤明，却不知道泰伯的德行；他成就周室的作用，影响是深远的。所以说：“泰伯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他三次把天下让出，百姓无法称颂他。”子瞻说：太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青，表示自己不能任用，使百姓无法称颂他；他有让国的实际，却没有让国的名声，所以祸乱没有发生。宋宣公、鲁隐公都是保留了让国的实际，却取得了让国的名声，因此宋、鲁两国都遭受了祸患。我认为不是这样。人所忧虑的是不诚实；如果内心真诚而没有争夺之心，假如不是豺狼，谁会不顺从他呢？鲁国的祸患始于摄政，宋国的祸患成于好战，这并不是让国造成的。汉东海王刘礼把天下授予显宗，唐宋王李成器把天下授予玄宗，他们兄弟终身没有发生嫌隙，难道也都剪断头发、刺青了吗？子贡说：泰伯穿戴礼服来治理吴国，仲雍继承了他；剪断头发、刺青，谁说泰伯剪断头发、刺青是为了表示自己不能任用呢？太史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这样说罢了。

译季札让国。萧定说：“从前吴国兴起时，泰伯通过让国而得到它；吴国衰亡时，季子因为让国而失去它。让国的心情相同，而兴衰的结果却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泰伯让国，是把国位让给贤者，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吴国得以建立。季子让国，是因为贤明而实行让国；当时周室的德行已经衰落，吴国也因此丧失国家。有人说：“不是该让的对象却去让国，使宗庙祭祀泯灭断绝，不能享受血食，难道能说这是贤明吗？这可以说是只知道保存而不知道灭亡了。”治乱取决于时势，兴亡取决于气运；所以，到了极点的事物无法退却，已经终结的局面也无法挽留。黄河已经浑浊，阿胶也无法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盐池既然已经咸了，破旧的箄也不能纠正它的味道。与其在浑浊混乱的时代，面对召力胜之戎这样的局面，让国和争国哪一种更贤明呢？《易经》说：“知道事物变化的细微征兆，就接近神明。”那么，季子的见识可以说是知道事物的先兆了。季子的明察，可以说是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了。至于他在鲁国听乐，辨别各国的兴亡；审察贤能，知道世道的存亡；悬挂宝剑，表示不言而信；避让国位，保全无欲的贞节，这些都足以说明他的德行。因此，吴国的祭祀虽然寂寥，延陵季子的祭享却如同本人仍在；玄妙的德风令人可以想见，最高的德行令人赞叹。赞美他的文辞说：“哲人将要凋零！”又在他的墓上刻写“呜呼”的篆文。假如不是德仁二人先后出现，孔子也不会再为此叹息。详细考察其中精微的义理，以及施及万物、探究深远的旨趣，哪里能够穷尽它的边际并窥见其高深呢？由此可知，让国这种德行，关键在于使百姓得到生存，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子孙，这一点很清楚。独孤及说：“季子三次把吴国让出，而《春秋》称许他。我从旧史官那里考察前代的记载，私下认为：废弃先君的命令，不是孝；依附子臧的义举，不是公正；拘守礼法、保全节操，却使国家发生篡夺、国君被杀，不是仁；出外能够观察变化，入内却不讨伐乱臣，不是智。左丘明、太史公都记载这些事而没有讥刺，我对此很疑惑。国家最重要的根本，实际在于选择继承人。君王慎重对待德行不能建立的情况，所以如果以贤能为标准，就废弃年长者；如果以义理为标准，就废弃占卜结果；如果以君命为标准，就废弃礼法。因此泰伯逃往勾吴，大概是为了避开季历。季历因为先王已经把继承之意托付给他，所以继承王位，并不是出于私心。泰伯知道公共器物自有归属，于是也剪发刺青而没有怨恨。等到武王继承统绪、接受天命建立周朝时，并没有把配享上天的事业让给伯邑考，这是把天下作为公器来处理。诸樊没有季历那样的贤能，王僚没有武王那样的圣明，而季子却效法泰伯让国，这是追求虚名，怎么能说是最高的德行呢？况且，他使争端在上层兴起，使祸乱的根源在内室滋长，终于把错误的命令交给子光，又在夫差时覆灭军队，国家日渐衰败而不能恢复，经过两代吴国便灭亡了。以季子宏达通晓万物、无限仰慕义理的才识，假如当初接受寿梦的眷顾和命令，接续余昧中断的统绪，一定能够光大开启周道，在荆蛮建立霸业，使大业因此安定，许多祸难也不会发生。阖闾哪里还会在暗室中谋划？专诸又把匕首施展在什么地方呢？唉！只顾保全自身而不顾国家事业，一味让国而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舍弃的是忠，保存的是节操，也算是善于自我修养了。但对先君又有什么帮助呢？与其在外观察变化、听周乐，又忧虑国势危险、悲戚地听钟声，哪里比得上把内乱当作心腹之患，忧虑国家社稷呢？重新奉命哭祭墓地，哀悼死者、侍奉生者，哪里比得上在祸乱发生之前先行行动，治理尚未形成的混乱呢？抛弃宫室来表明义理，悬挂宝剑来彰显信用，哪里比得上奉行君父的命令，安慰神祇的心意呢？这样只守着纯洁，却对继承君位的人不合义理，这是洁净自身而遗弃国家。国家覆亡，国君确实是祸患的阶梯；还说不是我造成了乱，那么是谁造成的呢？是谁造成的呢？” 颍滨说：《春秋》时期，世人不懂得义理，而把权势和利益看得最重要。到了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懂得争夺国位、成就名声的人。像曹国的子臧、吴国的季子，都有值得取法的义行，却又放弃国位而不顾，更何况去争夺呢？我推重这两人的义行，又想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事。子臧回到曹国后便交还政事，后来事迹不再见于记载。季子侍奉吴国九十余年；从他把宝剑挂在墓树上看，他没有因死亡而背弃自己的心愿；从他安葬儿子嬴、博看，他没有因亲情而牵累自己的志向；从他率兵避开楚国看，他没有因追求名声而损害自己的德行。他用来修养内心的功夫，大概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会有所不接受，更何况是吴国呢？他所修养的东西，确实十分贵重。东坡作赞论说：鲁襄公十二年，吴王寿梦去世，延州来季子是他的幼子；他以让国闻名于诸侯，可见当时已经不是儿童了。到了鲁哀公十年冬，楚国的子期攻打陈国，季子前去援救陈国，对子期说：“你们两位国君不致力于修德，却以武力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呢？请允许我退兵，以成全你的名声。”子期致力于修德、使百姓安定，于是退兵。当时距离寿梦去世大概已经七十七年了，而季子还能率领军队行军千里，季子的寿命和身体该有多么长久康健啊！然而他的去世没有记载在《春秋》中。鲁哀公元年，吴王夫差在夫椒击败越国，勾践派大夫文种通过太宰嚭向吴国求和，吴王答应了；伍子胥进谏，夫差不听，于是吴国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季子在鲁国观乐，能够预见百年以前各国的兴衰；他救援陈国时，距离吴国灭亡还有十三年，后来仍称他为季子，不知这样是否可以？阖闾自立为吴王时说：“季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黜我。”可见季子的德行确实得到吴人的信任，他的话也能在吴国实行。况且他率军救援陈国，不交战便使楚军退去，以此成全敌国的名声；那么季子对于吴国，大概也不完全专断了。救援陈国的第二年，伍子胥死去；季子知道吴国必然灭亡，却始终没有对夫差说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进言也没有用。伍子胥凭借阖闾成就霸业，后来夫差却像对待奴仆一样杀死他，这件事难道只让季子感到为难吗？唉，真令人悲痛！我由此知道，正是夫差不合道义，才使季子不敢进言。苏子说：“延州来季子、张子房，都是没有真正死去的人。”江左诸子喜欢谈论子房、季子的贤德，是有道理的吧。这些话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辩论，不能对俗人说。我作《延州来季子赞》说：“泰伯的德行集中在先生身上，舍弃国位如同丢弃遗物，蜕身而行，坐看春秋时代过去了将近三分之二。古代的真人，与大道同化而不死。”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二。阖庐。孙武【老泉、樊川、六一、东坡】。夫差。伍子胥【柳州、卢元辅、荆公、颍滨、李白】。勾践。侍奉吴国【东坡】。文种、范蠡【颍滨、昌黎、东坡】。伍子胥、文种、范蠡【东坡】。通论。国家的兴亡【颍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