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九

译叔孙通制定礼仪 荆公诗说：“先生是秦朝的博士，对泰礼颇为熟悉。估量汉王想要有所作为，两个儒生都不愿意。草草制定一套天子礼仪，群雄果然知道敬肃。黄金已经全部赏赐，短衣也已经穿得破旧。儒术从此衰败，为什么反而要恢复原来的服装呢？” 皮日休说：“古人所说礼制互不因袭、音乐互不沿用，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那位圣人和这位圣人不同吗？所谓不相因袭，是比较它们功利作用的深浅；所谓不相沿用，是说明文王、武王的优劣。所以三王相继兴起，五帝不断变更制度，夏、商以及文王、武王依次讲述他们的礼制，明亮显著，仿佛两轮太阳争相照耀，百川都流入沟渠一样。然而，这些礼制由周公删定，由孔子校正。凭周公那样的才华美德，难道后世就没有这样的人吗？于是有了孔子。孔子以后直到现在，希望找到像颜回、闵子骞那样通晓其道、像子游、子夏那样擅长文章的人，已经很少了，更何况圣人呢？因此后世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应当以周代典籍和孔子的学说为标准。”汉氏接受天命后，礼制败坏，仪式毁弃，当时又没有圣人。如果草创仪式、建立礼制，却不沿袭圣人的制度，就是妄为。国家的大祭祀，不过是郊祀和宗庙祭祀。汉朝既已受命，它的郊祀仅止于五畤祭祀，礼制难道不是说‘在郊外祭祀五帝’吗？宗庙祭祀仅止于昭灵园，礼制难道不是说‘天子有七庙’吗？可是叔孙生不替汉朝纠正郊祀，建立宗庙，废除秦代五畤的非制度，议定昭灵园的不合礼制，却急急忙忙只去制定朝会仪式，使汉天子成为高祖，而高祖本人不能亲自郊祀，祭享也不能达到七庙。” 凭主观臆测创制礼制，随意删定其形式，难道不是没有以圣人为标准吗？还是因为汉朝刚刚脱离水深火热，正要平息战争，难以更改制度呢？还是因为不明白坛墠的位置和禘祫的仪式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汤讨伐桀、周讨伐纣时所制定的制度，也是可以知道的。唉！不明白古代制度，却只懂得迎合时势变化，君子是不这样做的。这说的就是叔孙生啊。” 司马光说：“礼这种东西，作用大极了！用在自身，行动和静止都有法度，各种品行也就完备了；用在家庭，内外有别，九族也就和睦了；用在乡里，长幼有秩序，风俗也就变得美好了；用在国家，君臣有等级秩序，政治也就成功了；用在天下，诸侯顺从归服，纲纪也就端正了。难道礼只是在几席之上、门庭之间发挥作用，使这些地方不混乱吗？”凭高祖的明达，听到陆贾的话便称好，看见叔孙通制定的仪式便叹息。然而，他之所以不能同三代的君王相提并论，只是因为不学习罢了。当时如果得到大儒辅佐他，同他一起用礼治理天下，他的功业难道会像这样就停止吗？可惜叔孙通的器量太小，只是偷取礼制的糟粕，用来迎合时世、协调俗情、取得宠幸，终于使先王的礼制沉沦而不能振兴，直到今天，难道不是令人痛心吗？因此扬子讥讽他说：‘从前鲁国有一位大臣，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有人问：“他的器量有多大？”回答说：“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的仪式，曾到鲁国召请先生，其中有两个人没有能够请来。”又问：“如果这样，那么孔子游历诸侯、开创事业，不也是这样吗？”’ 回答说：‘孔子游历诸侯、开创事业，是想要施展自己的主张。如果放弃自己的主张而顺从别人，即使有规矩、方圆、准绳，又怎么能够使用呢？’扬子的话说得好啊！大儒难道肯毁弃自己的规矩、准绳，去追求一时的功业吗！” 苏轼论述叔孙通不能请来两位儒生，说：“叔孙通制定礼制，虽然不能像三代那样完备，但也能根据时势施行适宜的制度，对世道有所补益。鲁国的两位儒生非难他，他们的话未必全都恰当。叔孙通认为他们不懂得时势变化，也有道理。然而我谨慎考察扬子《法言》说：‘从前齐、鲁有一位大臣，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有人问：“他的器量有多大？”回答说：“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的仪式，曾到齐、鲁聘请先生，其中有两个人没有能够请来。”’由此看来，大臣应当用道来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这样以后才可以把托付六尺孤儿、寄托百里疆土的重任交给他。如果随着时势上下浮沉，跟随他人俯仰进退，即使有时适用于一时，又哪里足以称为保卫国家社稷的大臣呢！”

译陆贾、叔孙通 朱敬则说：李斯担任秦国丞相时，实行申不害、商鞅的法术，重视刑名之学，堵塞私门，扩张公室，抛弃无用的费用，裁减不急需的官职，爱惜财物、珍惜功效，督促耕作、加紧作战，使人口增多、国家富足，于是消灭诸侯。这是救治弊病的办法。所以说：刻薄的手段可以用于进取，变诈的谋略可以用于攻战。兵器就像火一样，如果不及时熄灭，最终会自行焚烧。何况兵器已经销毁，石城又已经毁坏，确实可以用宽和安泰来替代它，用淳厚和平来滋润它，用八方之乐使人性情柔和，用三代礼制来引导它。秦朝却不是这样，放纵暴虐越来越厉害，走上去就不回头，最终导致灭亡崩溃。这是不懂得变通所造成的祸患。陆贾、叔孙通侍奉汉王时，在荥阳、成皋之间，粮饷已经穷尽，智谋和勇气都困乏，不敢提出一个主张、献出一个奇策，只能进用强横狡猾之才，推荐贪婪暴虐之人。等到天下刚刚平定，战争将要停止，金鼓之声还没有完全停息，受伤困苦的百姓还没有恢复，二人希望时势已经稍有宽裕。于是他们进献《诗》《书》，讲说礼乐，询问王道，谋划帝业。高皇帝愤怒地说：‘我是凭借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还需要《诗》《书》做什么？’二人回答说：‘可以骑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也可以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高帝默然。于是陆贾撰写《新语》，叔孙通制定礼仪，汉高帝才开始懂得天子的尊贵。” 这就是懂得变通的好处。假如当初高皇帝排斥两人而不采纳他们，搁置《诗》《书》而不顾，重用擅长攻战的官吏，尊崇以斩获首级论功的科条，再次让群臣争功，张良已经知道这种变化，拔剑击柱，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能不谋划了。即使只能延续很短的时间，哪里会有二十位皇帝呢？如果只是延续秦朝的灭亡，哪里会有二百年呢？所以说：仁义，是圣人的草庐；礼经，是先王留下的足迹。既然这样，祭祀祝辞已经念完，草扎的狗就应当扔掉；精纯的东西已经流通，糟粕就可以抛弃；仁义尚且可以舍弃，更何况那些轻视仁义的东西呢？” 苏轼说：“圣人对于天下，并没有存心去夺取它。好比江海，百川都流向那里；好比麒麟、凤凰以及鸟兽，都聚集在那里。即使想推辞，难道能够做到吗？禹治理洪水，排除了万世的祸患，使沟壑之地疏通后成为种桑种麻的土地，使以捕鱼为生的百姓变成穿衣戴冠的百姓。契担任司徒而推行五种教化，弃担任后稷而百姓才获得粮食。世代承继他们的德政，直到汤、武，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把他们安置在仁爱长寿的境域，所以天下人相继来朝见他们。这三位圣人，大概就是推辞也无法摆脱、逃避也无法躲开的那种人。于是他们更加修明政事，彰明教化，顺应百姓，不改变原有风俗，凭这些取得天下，也凭这些守住天下，传了几十代，百姓也不叛乱。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纷纷兴起，天下到处都是凭力量征伐、争夺的人。德行既然不能胜过别人，就只好以智谋取胜；智谋既然不能压倒别人，就只好以力量争夺。到了秦朝的乱世，天下一片动荡，再也没有人知道仁义了。汉高祖拿着三尺剑从平民起兵，五年就统一天下，虽然稍微辅以仁义，但所任用的人总是先看重智谋勇力，所施行的策略总是以权谋为主，所以作战必胜，进攻必取。” 天下已经平定后，汉高祖考虑怎样享受成功、安于无事，把它作为为子孙谋求无穷福祉的办法，但武夫和谋臣都不是适合做这件事的人，没有人与他共同完成。因此陆贾讥讽他说：‘陛下是凭骑马打天下的，难道也可以凭骑马治理天下吗？’叔孙通也说：‘儒者难以同他们一起进取天下，却可以同他们一起守成。’于是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兴起礼乐中合适的部分，取其中简明易懂、接近实际而容易实行的，用作朝觐、会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法则。这样虽然足以流传数百年，使上下相安，但终究比不上三代圣人采取和守持同一道理，其根源深而流传长久。武夫和谋臣，好比药石，可以攻治疾病，却不能用来养生；儒者好比五谷，可以养生，却不能用来攻治疾病。宋襄公争夺诸侯地位时，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在敌军没有列成阵势时击鼓进攻，结果在泓水战败，自身受伤，国家也受到挫折，这是用五谷来攻治疾病。秦始皇焚烧《诗》《书》，杀害豪杰，向东修筑临洮，向北连接辽水，使百姓不得休息；传到二世，宗庙荒芜毁灭，这是用药石来养生。贾谊的论说好啊：‘没有施行仁义，而攻取和守成的形势是不同的。’世俗之人不明察这一点，只把攻取和守成看成两条道路，所以我把三代以来取得天下和守住天下的办法全部论述出来，使人知道禹、汤、文、武的盛大德行，也是儒者的最高功业，而陆贾、叔孙通这一类人，大概只是儒术的粗浅部分。”

译汉朝的政事 石守道说：“二帝之道，到禹时就分化了；三王之道，到汉朝时就衰落了。舜承袭尧的爵位，只是改正朔、换服色，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尧的道路。禹承袭舜的爵位，却不能完全遵循舜的道路，帝王之道于是分化了。汤革除夏朝，改正朔、换服色，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禹的道路。周革除商朝，改正朔、换服色，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汤的道路。汉革除秦朝，却不能完全遵循周的道路，王道于是衰落了。皇道失去，就降为帝道；帝道失去，就降为王道；王道再降，就成为霸道。我看汉朝以后，已经没有谁能够得到纯粹的王道了。井田，是三王的法制；什一税，是三王的制度；封建，是三王的治理方式；乡射，是三王的礼制；学校，是三王的教化；用度量衡使各地齐一，用服饰彰明等级，用宫室区分等级，这些都是三王的训典。三王时代，市场的店铺不收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山林、麓地、河流、湖泽按时令开放而不禁绝，使用民力每年不过三日。五十岁的人在乡里得到供养，六十岁的人在国都得到供养，七十岁的人在学校得到供养，孤儿、寡妇、鳏夫、独居老人都有固定的供给。” 周朝衰落后，王道停止；秦吞并天下，于是把三王之道全部消灭。汉朝只是革除了秦朝的国运，却不能革除秦朝的乱政，仍然沿袭秦朝的政事；井田制最终没有实行，什一税最终没有推行，乡射礼最终没有举行，学校最终没有兴办，度量衡最终没有统一，服饰最终没有彰明等级，宫室最终没有区别等级；市场店铺收税，关卡既稽查又征税，山林、麓地、河流、湖泽不按时令开放，使用民力没有一天停止；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人都得不到供养，孤儿、寡妇、鳏夫、独居老人没有固定的供给。三王之道没有恢复，三王之道没有恢复，不是秦朝消灭了它，而是汉朝消灭了它。从前桀灭亡了夏朝的治道，汤也接受天命，能够承继禹的功业，所以夏朝的百姓归附汤时，看到的不是汤的政事，而是禹的政事。纣灭亡了商朝的政事，武王也接受天命，能够遵循汤的治理，所以商朝的百姓归附周朝时，看到的不是周朝的政事，而是汤的政事。秦朝灭亡了周朝的治道，汉朝也接受天命，却不沿袭周朝的政事，反而继承秦朝的弊病，所以秦朝的百姓归附汉朝时，看到的是汉朝的政事，而看不到周朝的政事。这是因为汉朝用自己的礼乐替代了三王的礼乐，用自己的制度替代了三王的制度，用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替代了三王的爵位和赏赐，用自己的法律替代了三王的法律，用自己的政令替代了三王的政令。”},{ 唉！汉朝顺应天意、响应人心，以仁德替代暴政，以治理替代混乱，这是三王的举动。它的开端为什么这样兴盛？它的结局为什么这样……卑下，三王那至为中正的道路，被搁置而不实行。区区只是承袭秦朝的残余，建立汉朝的法令，实在可惜。又说：有人问，汉朝改变三王之道，创制这些制度的人是谁呢？回答说：这是曹参、陆贾、叔孙通的罪过。汉高祖凭借干戈平定天下，陆贾说：‘陛下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于是高祖让陆贾撰写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汉朝为什么得到天下，以及古今国家成败的道理。陆贾总共写了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高帝总是称好。高祖已经统一天下，群臣饮酒争功，有人胡乱大喊，拔剑击打柱子，高祖为此忧患。叔孙通于是和一百多个弟子，把古礼和秦朝仪式杂糅起来，制定为汉朝的仪式。高帝采用后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汉高祖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聪明神圣，温和恭敬而深沉明智，英武威严而睿智勇武；他的资质才能本来就不低于禹、汤和文王、武王。如果引导他成为帝，他就能成为帝；如果使他成为王，他就能成为王。当时正平定天下的祸乱，他本应考虑为汉家改正朔、定礼乐、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张教化、统一风俗、兴起太平，以此流传给千万世。”}], 假如陆贾能够把远大的帝王之道推行到君主身上，施行于国家，布行于天下；叔孙通能够完全采用三王的礼制，施行于朝廷，贯彻于政教，影响后世。凭汉高祖这样的才略，难道不能实行这些吗？可是他们却拘泥于当时的近务和粗浅的王霸之术，只看重容易实行；又孜孜不倦地举用近古的鄙俗礼制和亡秦以来的杂乱仪法，只求迅速见效，使高祖向上比看汤、武而感到惭愧，使汉家与三王相比而显得不相称，实在可惜啊！当初，萧何做丞相时，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萧何死后，曹参接替了他。曹参认为萧何制定的规章应当遵守而不能失掉，于是日夜饮用醇酒，宽纵放任，不处理政事。即使惠帝再次要求治理天下，曹参也不能竭尽才能辅佐他，只是认为高祖当初刚刚平定祸乱，萧何刚刚草创律令，百姓才从涂炭中出来，就已经算是太平；国家才刚刚建立法式，就已经算是完备。当高祖已经平定祸乱、萧何已经制定律令、惠帝正要谋求治理时，曹参如果能够竭尽伊尹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心力，奉行周公辅佐成王实现太平的道路，用来侍奉惠帝，那么制度中尚未修明的就加以修明，教化中尚未达到的就加以推行，文章中尚未完备的就加以完备，礼乐中尚未彰明的就加以彰明，刑政中尚未调和的就加以调和，全部遵循三王之道来施行。陆贾和叔孙通已经在前面实行这些，曹参又在后面实行这些，汉朝难道还会有不如三王之治的地方吗？所以说：这是陆贾、叔孙通、曹参的罪过。又有人说：时代有淳厚和浇薄，道有上升和下降；汉代所处的时代本来就不同于三代的时代，能够完全实行三王之道吗？回答说：所谓时代有浇薄和淳厚，并不是说后世的时代就不如昔日淳厚；所谓道有升降，也不是说今日的道全都低于古代的道。时代的变化在于治乱，道的存亡在于圣人，并不是由先后决定的。桀、纣兴起，百姓的本性就变得暴戾；汤、武兴起，百姓的本性就变得善良。汤的时代固然在桀之后，武的时代固然在纣之后；但汤、武的时代难道不比桀、纣的时代淳厚吗？他们的道也已经下降了吗？百姓也已经难以教化了吗？时代太平就淳厚，时代混乱就浇薄，并不是时代本身有淳厚和浇薄。圣人存在，道也随之兴隆；圣人消亡，道也随之衰降，并不是道本身有升降。百姓厌弃周朝已经很久，苦于秦政更为深重。秦的政治就像深阱牢笼。百姓能够走出牢笼，只要让他们有所遵从；如果让他们遵从三王的政令，三王的政令并不像牢笼那样幽闭可怕。既然已经走出牢笼而得到安适，不再是牢笼，人们都会乐意遵从，何况让他们遵从三王至大而中正的道，使他们登上安泰快乐的境地呢？

译当高祖把秦朝百姓从千万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救出，安置在平地上，君主用三王的政令指示他们，用三王的教化改变他们，用三王的号令鼓舞他们，用三王的律令制度使他们明白，百姓还有不肯服从的吗？即使有人说：“难道还不如留在千万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快乐吗？”我也不相信。当天下刚刚安定时，百姓还没有富户兼并土地，强者还没有欺凌弱者，多数还没有吞并少数，大国还没有兼并小国，就应当因此确定土地的界限，并为他们实行井田制。百姓还会争斗吗？国家还没有巡行的费用，还没有调动军队的开支，还没有土木工程的耗费，就应当为他们制定什一税法，并树立中正之道。国家若缺少费用，就用封建来解决；用乡射礼来规范乡里，用庠序来施行仁政，用养老礼来教化人民，并使他们受到厚待。这样，秦朝的百姓就不再只是汉朝的百姓，而成为三王时代的百姓；百姓看见的也不再是汉朝的政令，而是三王的政令。伊尹使他的君主达不到尧舜的境界，内心惭愧，就像在集市上受鞭打一样。汤距离尧舜已有数百年，又承接了桀造成的大乱，他所处的时代本来也已经浇薄，却仍能用尧舜之道侍奉君主，使自己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曹参、陆贾、叔孙通却偏偏不能用三王之道侍奉汉朝，使汉朝达不到三王的境界，确实应当获罪。有人说：“汉朝辅佐政事的人，前期有萧何、张良，中期有陈平、周勃，后期有霍光、魏相、公孙弘、博阳侯、韦贤父子；却只责备陆贾、叔孙通和曹相国，难道不是偏颇吗？”回答说：“《易经》的《革卦》说：‘天地发生变革，四时因此形成。’汤、武革命，顺应上天而合乎人心，君子因此治理历法以彰明时序。《易经》的《鼎卦》说：‘君子因此端正君位，凝聚天命。’高祖平定天下、革除旧鼎而取得新鼎的那一天，正是这样的时候。曹参、陆贾、叔孙通，正处在君子治理历法、彰明时序，端正君位、凝聚天命的时期。他们正逢其时，正乘其机，却不能创立制度、彰明律令，为万世留下法则，恰好应当获罪。至于后世，法令已经确定，条文章程已经明白，制度已经实行，朝廷遵循它们已经成熟，百姓信任它们已经习惯，这时却突然改变，难道不会造成混乱吗？富人已经连片占有田地，强者已经欺凌弱者，多数已经吞并少数，大国已经兼并小国，这时却突然用土地界限整治他们，让他们居住在井田中，百姓肯服从吗？后世君主日益奢侈放纵，土木工程不断，在宫内蓄养媚妾近侍，在宫外沉溺于游猎，耗尽天下财物，疲敝天下民力，即使如此供给仍然不足，却突然实行中正之道，收取什一之赋，废除关市税，开放山泽资源，国家难道不会匮乏吗？所以晁错请求削减诸侯国的土地而被杀，董仲舒请求限制百姓占有田地却没有被采用；霍光、魏相、公孙弘、韦贤、博阳侯虽然有才干，哪里还能替汉家革新制度呢？只是因为没有处在合适的时机。我因此责备曹参、陆贾和叔孙通。” 建立五等爵位，分封异姓。李翰说：有人称说汉高祖建立五等爵位，分封异姓，这个谋划正确吗？高后立非刘氏的四位诸侯王，这件事顺当吗？现在试着论述如下：希望太平、憎恶混乱，是治理国家的常理；离开危险、趋向安定，是安置民生的大原则。然而，创立基业、谋划长远，要随着教化的变化、顺应时机；是非的差别细微如毫厘，得失却相差到兴亡的程度，难道不是这样吗？考察高祖创立汉朝基业，他鉴于秦朝灭亡，是因为宗族没有哪怕一尺一寸的封地，子弟被安置在空虚之地，所以各个枝条没有力量援助，孤立的根本容易被拔除；分封的想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他又认为大业可以凭武力夺取，帝位神器应当由天命所归，于是想把四海尽收己有、独自享受富贵，把百郡都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对外招致异端，对内猜疑而形成谋划。等到看见众人的心意相互沮丧，私下议论渐渐兴起，他才恍然明白天下不能由一人独自治理，专门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能压倒众人，必须分利于众，于是先推恩分封雍齿，随后将士们才收敛手脚而不再怀恨，反复观察的豪杰才停止忧虑，知道局势难以动摇，五等爵位的制度便由此实行。此后，銮驾和龙旗都属于王室的昭穆宗族，穿着黼衣、佩着朱黻的，都是功臣子孙；君主可以获利于世代相传，臣民可以得到安定；君主加厚爱子之情，臣下形成彼此信任的意志；群臣形成犬牙交错的防护形势，平民断绝乌合而起的举动，这就是这个谋划正确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创立五等爵位的议论，却不遵循三代的典制呢？封地疆域超过狭小的限度，防堤已经出现漏洞，诸侯权势足以抗衡上都，制度安排使各国势力相当，过度的待遇开启了陵犯僭越的端头，倚仗强势而结交、争斗的征兆也由此产生。贾谊痛惜当时的混乱，晁错忧虑它必然造成危险，最终使诸侯失去节制，朝廷产生愤怒和猜忌，这就是这个谋划错误的地方。况且中兴的君主，不会把开创基业的功劳让给别人；成就事业的臣子，也有高明的辅佐天命之功。所以礼乐应当大为完备，采用革新一切的格言，琴瑟不调和，就废除因循旧有的弊法。试看孝惠帝去世以后，高后临朝称制，封侯和诸王都属于诸吕，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当时能够降低吕禄、吕产的爵位，适当安排亲疏的次序，缩小他们的封国以求保全，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远离祸害；陈平、周勃也分封土地，将相的后代共同指山河发誓，舅甥之间的封国和睦得如同唇齿，预先杜绝觊觎之心，不走猜忌的道路，最终恢复汉朝英明君主的统治，把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高祖也可以高兴地告别长陵，不辜负先帝，哪里还会有齐王发兵的景象、代王府第所引起的危险和疑虑呢？这就是这个谋划正确的地方。祸害长期积聚，事物不能同时达到两个极盛；吕氏势力强盛，掌握汉朝的权力，专门控制禁军来等待变故，掌握大政以招致诽谤；他们对异姓诸侯迟疑不决，蓄积奸谋等待空隙，逼迫大臣，大臣们彼此侧目相视，自己投入了机会造成的陷阱，实际上处在忧惧祸患之中，这就是这个谋划失败的地方。” 唉！事物有因增加而受损的，也有因减损而受益的；普通人面对事情往往迷惑，回看过去的形势就会明白。假如高祖、吕后能够观察已经发生的形势，消除当时的疑虑，果断采取必能保全的策略，杜绝尚未萌发的祸患，那么惠帝、文帝时期就不会有刘氏、吕氏之难；哀帝、平帝末年，就会有晋、郑可以依靠。何况周勃、陈平等诸家与汉朝休戚相关，百姓和贤士感念恩德，歌颂也没有改变。即使天命的兴亡谁能明白呢？然而只要人的谋划协调周密，就一定不会留下悔恨。

译萧何修治未央宫。温公说：“君王应当以仁义作为华饰，以道德作为威势，从未听说可以用宫室来镇服天下。天下尚未安定时，应当克制自己、节省费用，以解决百姓的急务，却反而把宫室放在首位，难道能说是知道当务之急吗？从前禹的宫室简陋，而桀却建造高大的宫室。开创基业、为后世建立统绪的君主，亲自实行节俭，用来教训子孙；这样做的后代尚且会流于淫靡，何况向他们显示奢侈呢？竟然说‘不要让后世有超过它的’，难道不是荒谬吗？到了孝武帝，最终因为宫室使天下疲敝，未必不是酇侯萧何开了这个先例。又有史剡说：‘这一定不是萧何说的话；如果确实有这件事，萧何怎么能算贤相呢？天下正未安定，处在上位的人安抚爱护百姓还来不及，又怎么可以加重烦费来壮大宫室呢？’古代的君王彰明自己的德政和刑法，天下就会服从，从未听说宫室可以加重威势。开创基业、为后世建立统绪的君主，极力奉行恭谨节俭，用来教训子孙；子孙尚且会奢侈淫靡而无法禁止，何况向他们显示骄奢呢？孝武帝最终因宫室奢靡而使天下疲敝，‘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这句话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些道理都是普通人也能想到的，难道萧何竟肯说出这种话吗？” 高祖是唐帝的后代。柳子厚《汉原庙铭》说：“从前帝尧光照四海，作为万邦的元首。当时舜、禹、稷、契辅佐天命，为天下的股肱，传下统绪。圣德尚未衰微，便在国内把帝位禅让给贤臣，贤臣承受天命而继位。四个姓氏承接福泽，轮流统治中原。五行之神循环运行，炎帝的德运又重新兴起。周道衰微灭亡，秦德暴虐凶悍。上天考察谁有功劳，审慎选择能够承继和保有天下的人，于是命令唐帝的后代振兴起来，又使元臣的后代辅佐他登上帝位，用来继承恢复宏大的功业，不使祭祀断绝。所以曲逆侯陈平起初成为谋士，辅佐完成帝业，吐露谋略而洞察神明，奋发奇策如同神灵，是舜的后代。汝阴侯夏侯婴使高祖脱离秦王的秘密罗网，摧毁敌人的暴气，扶助高祖承受上天的嘉运，施行美好的谋略，是禹的苗裔。酇侯萧何保卫安抚三秦，控制引导汉中，器量宏大、胸襟开阔，使帝业壮大，是契的后代。淮阴侯韩信整顿天兵，导扬神威，攻覆赵国、平定魏国，攻下齐国、灭亡楚国；平阳侯曹参攻破三秦，俘获魏王；绛侯周勃平定楚地，巩固刘氏，这些人都是稷的后代。能够恢复尧的统绪，实在光明显著。天意仿佛在说：建立大德的，必定是唐帝的后代，所以汉氏兴起；辅助炎帝德运的，必定是唐臣的子孙，所以群雄登上舞台。因此高帝诞生便承受圣明的帝位，以此流传深厚的德泽，探究昊天深远的旨意，承载幽明两界的福佑，在大泽中斩杀白帝，以承接他的灵气；” “在沛邑建立赤旗，以彰明神灵。借助嬴秦的力量，使诸侯归于混一；凭借项羽的力量，使关东分离。奉行继承尧的根本天命，而四代帝王的后代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汉德承接木德的大统，而秦、楚的盛势都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既已建立皇帝的正统，便把都城设在咸阳，抚慰、征伐四方，教导、整齐天下。于是乐居沛宫，以追念创建国家的根本；于是歌唱《大风》，以彰明武功成就的德业；于是祭奠旧都，以壮大王业的根基。生前使沛地成为汤沐邑，死后又成为思念欢乐之地。并且说：‘万岁以后，魂魄将在这里游行。’这座原庙，就是沛宫的旧址。曾在这里祭祀蚩尤，于是赤帝之精降临；曾在这里引导神灵的天命，于是群雄来到。使平民登上万乘之位，使子孙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把狭小的居处化为四海，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经营自己的产业。以岱岳的高大源流为根基，以黄河的长久蓄积为宏运，神灵拥护福泽，帝业的发迹就在这里。大概是因为道在这里完备，后来才能推行于天下；制度在这里形成，后来才能推广到四海。天下完备了他的道，神灵又归于本源；四海形成了他的制度，内心仍怀念旧地。理应端正名称来表彰功业，成就它的开始，使百姓都尽其敬意；陈列本源来安置神灵，成就它的终结，使百姓都尽其仰慕。” “所以高帝确定帝位后，建立了这座幽深的宫庙；惠皇帝继承帝位，又在那里建立清庙。延续超过千年，到今天仍享有血食祭祀。这就是既成就终结又成就开始的意义。”况且凭借斩蛇的威势，怎么知道他不会运用神秘的力量，辅佐岁时的功业，使恩泽流传呢？凭借约法的仁爱，怎么知道他不会流布神灵的眷顾，照顾旧国遗民呢？凭借继承唐帝的余庆、统摄上天遗留的功烈，怎么知道他不会奋发神妙的教化，大大保佑下土呢？既然如此，展开敬意、祈求神灵，怎么可以停止呢？赦免季布。东坡说：“汉高帝、唐高祖，都是开创基业的贤明君主；季布、屈突等人，都是一时的刚烈丈夫。所以他们能够以自身殉事君主，至死不改。正因为是贤明君主，才能推行极其公正的心意，不因个人怨恨杀害士人。这可以作为万世君臣的法则。”

译高祖驾驭将领。老泉说：近来的评论者有人说，将领之所以竭尽智谋和力量，冒犯霜露，踏着刀刃也不推辞，是希望得到赏赐。治理国家的人不如不要预先赏赐，以此邀取他们成功。有人说，赏赐是用来役使人的；不预先赏赐，人就不会为我效力。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是通行的道理。将领的才能本来有大小：在平庸将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能较小的；在有才将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能较大的。才能小的，志向也小；才能大的，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们才能的大小，为他们制定驾驭的方法，使之与他们的志向相称。片面的说法不能采用。养骐骥的人，要给它充足的草料粮食，保持缰绳清洁，让它住在新修整的马厩里，用清泉为它洗浴，然后才要求它日行千里。那骐骥的志向本来就在千里之外，难道会因为吃饱一次就放弃自己的志向吗？至于养鹰却不是这样，捕获一只野鸡，就喂它一只麻雀；捕获一只兔子，就喂它一只老鼠。它知道如果不尽力搏击，就会没有食物可得，所以这以后才会为我所用。才能大的人是骐骥；不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骐骥却让它挨饿，还要求它日行千里，这是做不到的。才能小的人是鹰；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鹰的人先把它喂饱，却还要求它搏击，同样做不到。” 因此，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大的人；不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小的人；两种方法兼而使用，也是可以的。从前汉高帝一见韩信，就授予他上将军之职，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食物推给他吃；一见黥布，就任命他为淮南王，供应饮食器具如同对待王；一见彭越，就任命他为相国。当时这三个人都还没有为汉朝立功。后来汉高帝在垓下追击项籍，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师，他们却没有按期到达，高祖便把数千里土地割给他们，像丢弃破鞋一样。项氏还没有灭亡，天下还没有安定，这三个人已经达到极高的富贵地位了。为什么呢？高帝知道这三人的志向很大，如果不能使他们达到极高的富贵，他们就不会为自己效力；即使已经达到极高的富贵，但项氏没有灭亡、天下没有安定，他们的志向也不会停止。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一类人，就不是这样：攻下一座城、击溃一阵敌军，才增加几级爵位；否则终年也不晋升。项氏灭亡、天下安定后，樊哙、滕公、灌婴一类人计算百战的功劳，然后才授予通侯爵位。难道高帝到了这个时候就吝啬了吗？他知道这些人的才能小、志向也小；如果预先赏赐他们，他们就会安然自满，不再把立功当作自己的事情了。” 唉！当韩信立在齐地为王时，蒯通、武涉的游说还没有停止。在这个时候，如果夺去他的齐王之位而改封到汉地，那就危险了！人难道没有想要三分天下、自己建立国家的愿望吗？可是韩信却说归属于汉。正因为高祖没有夺走我的齐国，所以齐国没有被割弃，韩信也没有怀有二心。韩信没有内心的二心，天下就不是汉所有的。唉！高帝可以说是懂得大计的人了。《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高祖下。三杰【王元之】。张良【李白、荆公、子由、梁肃、东坡、温公】。韩信【荆公、鲁直、刘禹锡、高参、温公、唐子西】。陈平【李德裕】。樊哙【鲁直、六一】。高祖想要改立太子【东坡】。高祖的智慧【老泉】。四皓【元稹、白乐天、李白、荆公、李华、梁肃、孙明复、韦渠牟、王元之、苏颋】。赵尧【东坡】。田横【子由、昌黎】。三杰。王元之评论汉高祖身边三位杰出人物谁更优秀时说：百姓不能自己治理自己，所以上天命圣人来治理他们；圣人也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生出贤臣来辅佐他们。自从天地形成、建立国家以来，历代本来就没有不依靠贤人而能治理好的。过去嬴氏拥有天下时，像蚕食一样逐步吞并六国，像猛虎一样吞噬万民；君主施行政令，法令苛酷，把人的性命看得比草芥还轻，征发五岭的戍卒，兴建阿房宫，活埋儒生，迷信神仙之事，在北方边塞筑城，又传说鞭打石头使其从东海运来。百姓哀号，上告求主。于是天命高祖革除秦的暴政，继承尧的事业；在大泽斩蛇，在中原逐鹿，在丰沛之间兴起，如雷霆震动崤山、函谷关一带。他将要洗除万民的苦难，挽救天下的分崩离析，于是产生三位杰出人物来辅佐他。其一，是承受炎汉之运、禀受昴宿精华的人；选拔人才从不失误，行事从不遗漏谋略，负责千里之外的转运，约定法令只有三章，收取图籍，保全府库的财物，使诸侯反掌之间便归附，使万国像滚丸一样迅速平定，这就是酇侯萧何。其二，是继承韩国王族后裔身份、接受黄公教诲的人；他解答纷难，陈述八项计谋，运筹帷幄而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凭三寸不烂之舌，卓然成为帝王之师，受封万户侯，这是布衣所能达到的极致，这就是留侯张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其三，是勇冠三军、百战功劳深厚的人；攻下强大的齐国如同拾取草芥，俘虏叛魏如同摧折枯木，七十阵征伐的功劳，光耀于史册；汉朝四百年兴盛隆盛的国运，也由此流传于古今，这就是淮阴侯韩信。所以高祖曾说：“这些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能够任用他们；凭布衣身份奋起而取得天下，难道还算艰难吗！”那么，汉朝就像鼎，三杰就是支撑它的三足；汉朝又像天空，三杰就是照亮它的星辰。鼎缺一足，就有倾斜的危险；天空少了一颗星辰，就失去星辰运行的常度；汉朝少了一位杰出人物，就不能成就霸王之业。这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启用圣明贤哲，救助百姓，消灭乱秦，灭亡强楚，从而兴起大汉吗？不然，为什么龙虎与风云会合得如此恰当呢？唉！辅佐君主的人各有优劣，所以说韩信的功劳像猎犬；虽然也能有所捕获，但追踪猎物还是依靠人的指引。这样看来，萧何、张良是人的功劳，韩信是猎犬的功劳，优劣的道理，不是很明白吗？至于能够取得功名并保全自身的道理，大概就在子房身上吧？所以萧公萧何被拘系，韩信被杀；他们虽然先前建立了功业，最终却在后来留下忧患。哪里比得上制定太子储位的计策，跟随赤松子游历，远离祸害、保全自身，使名声流传万世呢？这不更优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