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八

译姜皎 张唐英评论说：明皇宠爱姜皎过于深厚，姜皎凭借恩宠和私幸担任太常卿、楚国公。后来又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偏私亲近他，便把他的功劳夸大到天下皆知，把他比作霍光、程温、邓晨、朱佑以及宋璟。皇帝上言说担心他的声势太盛，不是长久安定之道，请求削弱损抑他，于是把他放归田里。后来又起用他为秘书监，姜皎因泄露宫禁中的话，张嘉贞迎合王守一的旨意，上奏请求杖打一顿，发配流放到钦州。唉！明皇对于姜皎，从君臣关系的始终来看，可以说并不周全。起初亲近他时，他出入内寝，与后妃饮宴、击球、斗鸡，称他为姜王。那时只担心他的寿命不长、福分不厚、地位不高；又夸大他的功业，说汉代、魏代以来辅佐君主建立功业的人，没有能和他相比的。等到嫌隙一旦出现，谗言得以传入，便因他泄露言语，最终杖打并处死他。为什么始终的态度不一致呢？况且既然听从宋璟的话把他放归田里，就应当想到光武帝保全南阳旧友的做法，不再起用他就可以了。既然重新起用他，也应当保护他才是。姜皎自己也应当想到，他并没有攻城野战的功劳，只是凭借私人的恩宠，才获得显贵的地位，这种势势如暴风骤雨，没有长久的可能。既然已经归田，就应当不再起用他；既然重新起用，就也应当削弱他的权势。君臣双方都不能审慎考虑，各自都失去了本分。等到他有过失时，本应想到过去曾夸大他的功劳，把他比作古人，只削去他的官爵，放他做平民；如果认为这样还不行，也应当赐死在家中。为什么要鞭打他并流放他，简直像对待犬马一样？前后待遇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后世有像姜皎这样身处富贵、受到宠爱的人，也应当想到《周易》所说‘大盈之际，必受以谦’，不要认为君主的恩宠可以依靠、谗人难以进言；这也是保全自身和家族的办法。只要有一点不慎，祸患就会像触发弩机一样突然到来。杜甫　李白 元稹说：‘我读诗读到杜子美，才知道古人的才华有集中荟萃于一人的情况。起初在尧、舜时代，君臣用相互唱和的歌诗交流；此后诗人相继创作，经历夏、商、周一千多年。孔子整理、搜集并选取其中最有益于教化的作品，编成三百篇，其他作品就没有流传下来。骚体诗人兴起后，怨愤的情态很多，但距离《风》《雅》的时代还不远，仍然可以相互比较。秦汉以后，采诗的官职已经废除，天下的俗谣、民歌、歌颂、讽谏、辞赋、曲调和嬉戏之辞，也随着时代而创作。到汉武帝作《柏梁诗》时，七言诗的体制形成了。苏子卿、李少卿这些人，尤其擅长写五言诗。虽然句读和文章格律各不相同，声音有雅有郑，但词意宽广深远，指陈事理、抒发感情，如果不是有意作为而作，文章就不会任意写成。建安以后，天下士人遭遇兵乱，曹氏父子在鞍马之间写作，往往横槊赋诗，所以他们文章劲健、气节雄壮，以及抑扬顿挫、怨愤哀伤、悲痛离别的作品，尤其达到了古代的最高程度。晋代的风气和气概还略有保存，到了宋、齐之间，教化失去了根本，士人以简慢和矫饰相互崇尚，文章以风采、容貌、色泽、放达、精妙、清新为高，大概都是吟咏描写性情、流连光景的文章，意义和格调力量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衰落延续到梁、陈，淫靡艳丽、雕琢修饰、轻佻巧丽而琐碎的风气达到极点，连宋、齐时期所不取的弊病也出现了。’ 唐朝兴办学校，主管学校的官员大力振兴教育。历代文章中有才华的人相继创作，又有沈、宋一派精心锤炼，讲究精确、稳妥、和顺的声调气势，把这种诗称为律诗。从此以后，文章体制的变化发展到了极点。然而，喜好古风的人反而遗弃近体，务求华丽的人又抛弃实质；仿效齐、梁，便比不上晋、魏；擅长乐府，力量又不及五言诗；讲求声律精切，便失去了骨力格调；追求闲雅，又不能兼备纤巧浓丽。至于杜子美所说的“上则逼近《风》《雅》，下则兼取沈约、宋之问，旁通古诗中的苏武、李陵，气势压倒曹植、刘桢，掩盖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杂有徐陵、庾信的流丽”，他完全掌握了古人的体势，同时兼有前人各自擅长的方面。假如让孔子考订、锤炼其中的精要，尚且不知道该怎样容纳它的繁多吧？如果认为只要有才能便无所不可，那么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像杜子

译美这样的人。当时山东人李白，也凭借奇异的文章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并称为“李杜”。我看他的气势壮阔奔放，任意挥洒，摆脱一切拘束，纵横描写事物形象以及乐府歌诗，确实也可以和杜子美并肩。至于铺陈始终，排比声韵，篇幅长的多达千言，次些的也有数百言，文辞气势奋发超迈而风调清新深沉，对偶精切而又摆脱凡庸浅近之弊，那么李白尚且不能走遍杜诗的藩篱，何况进入它的堂奥呢？东坡说：“太史公评论诗，认为《国风》好写男女情爱却不过分，《小雅》虽有怨恨讥刺却不至于紊乱。依我看来，这只是认识了变风、变雅罢了，哪里看到了正风、正雅呢？从前代先王的恩泽衰微以后，变风才从人的情感中产生；虽然恩泽衰微却还没有完全断绝，所以诗仍然止于礼义，不过只是比完全没有节制的诗贤明罢了。至于发自人的本性而止于忠孝的诗，怎么能和它们相提并论呢？古今诗人很多，但杜子美居于首位，难道不是因为他一生流离困顿、饥寒交迫，终身不被任用，却连吃一顿饭也从未忘记君主吗【云云】？” 王元之《李太白真赞序》说：“我曾读《谪仙传》，完全了解他的事迹。他开始时隐居，是等待时机；后来出仕，是求得任用；最后退隐，是为了保全自身。我又曾读谪仙的文章，大略领会了其中的旨意：作颂而含有讽谏，是为了挽救时局；写得奇僻深奥，是为了矫正世俗；清新而华丽，是为了显露才华。但我还没有见过谪仙的容貌，真令人叹息【云云】。谪仙的形态，秀美的姿态如清润的春露，像清晨洗濯过的金茎。谪仙的气格，骨气清峻，气质正直，如清冷的碧江下浸着秋日的岩石。仙人的眼睛半闭，醉魂刚刚醒来，仿佛海底的骊龙枕着波涛而眠。仙人的衣袖任其低垂，霓裳任其斜披，仿佛松树顶上白鹤栖宿，月亮停在彩霞之间。他手里自然携着龙竹，乌纱帽也不整理。容貌奇异，无与伦比；华美的姿态仿佛天生如此。真可以说是神仙中的人物，超脱于尘世之外的人啊！既然我的愿望已经实现，难道能不为他作述吗？况且，给赵充国画像，要作颂赞美他的德行；描绘东方朔的形貌，要作赞来记载他的功绩。何况是我谪仙的文章和德行呢！赞说：‘仙人来啊，来自峨嵋山门；拖着白衣啊，游于紫色宫庭。仙人离去啊，骑着长鲸；拂动霞彩衣袖啊，归向沧海。云涛雪浪围绕蓬瀛仙山，是谁用仙笔留下了他的形貌？《国风》残缺衰败，谁来继承它的声调？徒然有鹤的姿态，高高地挺立。’ 东坡说：“李太白是个狂放之士，而且还曾在永王璘那里失去操守，这难道是能够救济世事的人吗？可是毕文简公却把辅佐君王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不也太过分了吗？”有人说：“士人固然有夸夸其谈却没有实际、徒有虚名却不适合任用的，但不能因此来衡量天下士人。士人以气节为主。当高力士掌权时，公卿大夫都争相侍奉他，太白却让他在殿上脱靴，这本来就说明他的气概压倒天下。假使他得志，必定不肯依附权贵宠臣来求得容身，难道能让他跟随君主去做昏乱之事吗？”夏侯湛赞美东方朔说：“开通济达，明白豁达；胸怀宏大，包容万物；凌驾卿相，嘲笑豪杰；气势笼罩一切，无人能在他之前；轻视贵人的权势；处在显要地位并不因此自满，处在卑贱地位也不因此忧愁；把天子看得像同僚朋友，把同列之人看得如草芥；雄伟的节操超越常人，崇高的气概盖过当世，可以说是从众人中超拔而出、遨游于世俗之外的人。”我认为太白也可以这样说。太白跟随永王璘，应当是由于受到胁迫；否则，凭永王璘的狂妄放肆和愚昧浅陋，即使普通人也知道他必然失败。太白能看出郭子仪是人中豪杰，却不能看出永王璘不会成事，这在道理上是必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辨明。沈光说：唐咸通辛巳年正月壬午，我吴兴沈光经过任城，题写于李白酒楼。凡是触碰强物的人，往往畏缩而不敢发力；乘着险势的人，往往贴伏不前；毒疮溃烂的人，隐忍疼痛而不能接受针砭；搏斗猛兽的人，迟疑不决而不能充分施展胆略和勇气；同时又把强的看成弱，把险的看成平，把毒的看成甘，把猛的看成柔。酒对人的作用，确实就是这样啊！唉，翰林李公太白聪明而有才韵，直到今天仍为天下所称道；他本

译来应当以自己的学术匡正救济时世，上天也一定会把这样的使命交给他。他应当使君主达到古代帝王的境界，使臣下成为古代那样可以进献的药石；挥动正直的刀刃，以鲜血涤除邪恶；推动正义的车轮，以车载运正道。这难道是凭借酒力才能做到的吗？靠酒力行事的人，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太白既然因为以尖刻直率的言辞矫正时弊，不能得到重用，便被流放斥退到齐、鲁一带。他耳聪目明，恐怕会招致颠仆，所以故意亲近玩弄酒杯，沉溺于酒曲罢了。一旦沉湎酒色，便混淆黑白；有时酒醒后精神强健，视觉听觉敏锐，就振笔写在纸上，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移到月露风云上，使它们变得清润洁净、飞动有姿；转移到草木禽鱼上，使它们显得繁茂飞跃；转移到边地情势和闺中相思上，使它们充满壮烈气势，激动人心，使离别相思之情溢于眼前；转移到幽深的山岩和深邃的山谷上，使它们辽远地超出尘世，使人的精神魂魄感到清爽；

译转移到车马弓箭上，写成悲愤激昂的歌诗，使它们奔驰纵横、决然迸发，如同俯视幽州、并州；又在失意时放纵心怀，把困厄与通达全都表现出来。唉！太白触及文章中的强处，驾驭文章中的险处，冲破文章中的毒处，搏击文章中的猛处，却写成亲近玩弄酒杯、沉溺于酒曲的作品，这实际上是真正堵塞了他的聪明、遮蔽了他的明辨。清醒时就把才智转移到辞赋歌咏上，难怪他生于醉中，也死于醉中。我慢慢思量这件事，假如太白疏通他的聪明，发挥他的明察，把它们转移到实际行事上，强行触犯当时的忌讳，那么他就不能在醉中生、醉中死了。当时忠直刚强、赤胆忠心的人接连都有，把那些逸出的才华集中到太白一人身上。至于他在齐、鲁结下的创伤，能凌云而上的地方很有限，唯有这座楼，高不过几席之地，瓦片破损，椽木蛀坏；即使樵夫牧童经过，也会指着它说：‘李白常常醉倒在这里啊。’ 曾子固说：“李白诗集共二十卷，旧本有七百多篇，今本有九百多篇，是知制诰、常山人宋敏求，字次道，增广而成的。次道既然按照类别增广李白的诗，自己作了序，却没有考订并排列诗作的先后。我得到这部书后，考察其先后并为它编次。李白是蜀郡人，起初隐居在岷山，后来出山居住在湖、汉之间，向南游历江、淮，到了楚地游观云梦。云梦的许氏，是高宗时期宰相许圉师的家族；许氏把女儿嫁给李白，因此李白留居云梦三年。离开云梦后到了齐、鲁，居住在徂徕山竹溪；进入吴地，到了长安。明皇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任命他为翰林供奉。不久因意见不合而离去，向北到达赵、魏、燕、晋，向西渡过岐、邠，经过商、于，到了洛阳；在梁地游历的时间最长，随后又到了齐、鲁；向南泛舟经过淮、泗，再次进入吴地，转而经过金陵，上溯秋浦，抵达寻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第二年，明皇在蜀地，永王璘任东南节度使；李白当时隐居庐山，永王璘强行征召他。永王璘的军队在丹阳战败，李白逃到宿松，因这件事被关押在寻阳狱中。宣抚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审验治办李白的案件，认为他的罪过较轻，应当赦免；但宋若思的军队开赴河南，于是释放了李白，让他参与谋划军事事务。李白上书给肃宗，推荐自己才华可用，没有得到答复。这时李白已经五十七岁了，最终还是因为永王璘的事情被长期流放到夜郎。于是他泛舟洞庭湖，溯行峡江，到了巫山，因赦令获释；在岳阳、江夏停留，过了很久又回到寻阳，经过金陵，在历阳、宣城二郡之间徘徊。他的族人李阳冰任当涂县令，李白经过那里，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当时是宝应元年。他一生始终所经历的地方，大致就是这样；这些内容是根据李白诗文中自己叙述的材料考知的【云云】。” 元鲁山 李华《三贤论》说：有人说：“我读古人的书，想求见古人，却没有找到。唉！”遐叔说：世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贤人，只是有时世间的教化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贤人沉沦于风波之中，即使贤人也不能自行辨明，何况考察的人还没有深入探究他们呢？郑、卫之音正在演奏，间或出现极其和谐的声调；没有滋味的文章，即使华美无彩，听者也不能理解，反而把它当作怪诞奇异的声音，太师和乐工也因此失色而停止演奏。曼都那样的姿态，混杂在憔悴的人群中，穿着粗劣的棉絮，遮着萧艾一类的杂草；美丑混同，自己也认为丑陋。这两类人既然受到这样的困厄，不能自我显明，寻求他们的人又昏昧不明。若要剖析善恶，就应当改变政教、端正风俗；这样贤人与不肖之人的道路才会不同，贤人随后能够自行显明，考察者也不再迷惑。我把元鲁山当作兄长来侍奉，又和刘、萧两位功曹交为朋友；这三位贤人，可以说都是通达之士。有人说：“希望听听这三位的概要。”遐叔说：元鲁山的志向和行为，应当以道义纲纪天下；刘功曹的志向和行为，应当用六经协调人心；萧功曹的志向和行为，应当用中古之道改变当今社会。元鲁山使愚者和智者都得到齐平，刘功曹使亲疏万物都不失其正，萧功曹即使在一呼一吸之间也不肯屈节，因此获得厚禄也不以片刻安逸为交换。元鲁山的道，刘功曹的深，萧功曹的志向，如果进入孔夫子的门下，那么通达之士便是他们的流派了。” 然而三人各有毛病：元鲁山沉溺于酒，刘功曹过分珍赏事物，萧功曹过分贬斥邪恶；他们极力奖赏善行，极其看重道德。元鲁山奉养双亲很孝顺，居丧时哀痛，抚养孤儿仁慈，朋友有急难便竭力相助；任职时明辨赏罚，一生贫困却快乐自得，认为这是上天知晓并安排的命运。他认为君王制作乐章、尊崇德行、隆重祭祀上帝，以配享祖先，是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然而他的文辞却不能相称，这就等于没有乐章。于是他创作《破阵乐》词，使它合于商、周时代的颂诗。由此推论，便可以看出元鲁山的道了。刘功曹是有名的儒者，出身史官之家，兄弟都以学问著称；于是他阐述《诗》《书》《礼》《乐》《春秋》，写成五篇论说，条理贯通源流，完备地说明古今的变化。由此推论，便可以看出刘功曹的深厚了。萧功曹认为史书内容繁杂，尤其责怪司马迁不按编年记事而写成列传，后代沿袭这种做法，不合于典范训诫。他将要纠正这种过失，从《春秋》三家之后开始，凡是不合于训诫、不能整齐生民的内容一概不记录，按次序编纂修订，一直到当今；志书完成后便去世。由此推论，便可以看出萧功曹的志向了。元鲁山凭借师保的职位，看到他的容貌，不必等到听他说话，便能看出他的仁德；刘功曹穿着卿佐的服饰，处在宾友的位置上，谈论治乱的根源、人伦的幽明，参通天地元气，之后才能看见他的精妙；萧功曹如同百炼精钢，不可屈服或折断；要到国家兴废、个人出处进退的关头，要到生死之间，才能看见他的宏大节操。他的视听反应过于迅速，希望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志向又常常与时俗相违，因此总被人诟骂；但取其行为中合乎节度的部分，便可以作为人的老师。他学问广博而不求面面俱到，精于贯通事理；比精通学问更可贵的，是他的文章又端正而复归雅正。他把商代之道的至当之处作为准则，承担以法度规范百代的责任。古代有才能的人，往往也达不到这种程度。他超绝孤峻，不能对不知其道的人谈说。萧茂挺的父亲任莒县丞，得罪了清河人张惟一。当时张惟一任佐廉使，安成的萧茂挺刚刚考中科举，从洛阳到莒县的路上拦住使者的车驾，写辞哀切地请求。张惟一流下眼泪，当天就释放了他的父亲，并且说：‘萧赞府生了一个贤能的儿子，正可以用来资助天下的教化。我因此获罪，也没有遗憾。’像这样，难道能不说他孝顺吗【云云】。”

译张旭 昌黎评论张旭的草书说：“只要能够寄托他的巧妙智慧，使机变与内心相应，不因气势受挫，那么精神便会完足，操守便会坚定。即使外物来到，也不能黏滞于心。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治理射术，庖丁治理牛，师旷治理音律，扁鹊治理疾病，僚善于弹丸，秋善于下棋，伯伦善于饮酒；他们终身乐于此事而不厌倦，哪里有空闲去羡慕外物呢？那些羡慕外物而改换行业的人，都是没有走进厅堂、没有尝到肉片滋味的人。”从前张旭喜爱草书，不钻研其他技艺；喜怒、困窘、穷困、忧伤、欢乐、愤怒、怨恨、思念、酣醉、无聊和不平，只要内心有所触动，就一定在草书中发泄表现出来。他观察外物，看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的花果、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以及天地万物的变化，凡是可喜可惊的，都一概寄托在书法中。所以张旭的书法变化灵动如鬼神，使人无法推测其端倪。他凭借这一技艺终其一生，并使名声流传后世。孟浩然 皮日休说：“明皇时期，讲究章句的风气大多形成了建安体。评论者认为，李翰林、杜工部最为突出；处在他们中间而不感到惭愧的，只有我家乡的孟先生。孟先生的诗道，是遇到景物便融入韵律，不刻意寻求奇特、搜抉异处，却能使那些局促鄙陋、难以出口的景物，自然含有平和宏大的典雅气象，正像公输般将巧妙技艺运用得恰到好处。北齐人称美萧懿的‘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孟先生则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诗称美王融的‘残日霁沙屿，清风动高泉’，孟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朓诗句中精妙的‘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孟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洗清音’。这都是在细微之处和古人争胜。类似的称赞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唉！孟先生的诗道，还能再说什么呢？说他贫穷，是因为身上具有天爵；说他死后，是因为文章能够不朽。作为士人的道路，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孟先生是襄阳人。我皮日休也是襄阳人，既仰慕他的名声，又看见过他的容貌；大概就像思念文王便爱吃昌歜，思念孔子便以有若为老师一样，我在孟先生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形。”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九 玄宗五 总论玄宗的政事【温公、孙之翰、东坡、范祖禹、石守道】

译总论玄宗的政事 温公说：“明皇开始想要治理好国家时，能够亲自克制自己，做到节俭；到了晚年仍然因为奢侈而败坏，奢侈靡费容易使人沉溺，实在太厉害了！《诗经》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头，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尾。’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他又评论安禄山搜捕乐工送入洛阳说：“圣人把道德当作华美，把仁义当作快乐，所以即使住茅屋、登土台，穿破衣、吃粗食，也不以简陋为耻，只怕奉养过度，劳累百姓、损耗财物。明皇倚仗天下承平，不思考后患，穷尽耳目所能享受的玩物，耗尽声乐技艺的巧妙，自以为天下帝王的富贵都比不上自己，想让前代无人能赶上，后世无人能超越。不只是为了自己享乐，也用来向别人夸耀。哪里知道大盗就在身旁，已经生出窥伺觊觎之心，最终导致皇帝车驾流离播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由此才知道，君主崇尚华丽奢靡来向人炫示，恰恰足以成为招来大盗的原因。” 孙之翰评论袁楚客劝谏皇帝享乐说：“开元二年，明皇正勤于政事，任用才俊，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整兴举，朝廷内外没有事情，确实有天下承平的气象。在听政的空闲时间，稍微从事一些娱乐。按照人的常情来看，天子处在承平时期，稍微自我娱乐一下，对政事又有什么损害呢？”袁楚客上疏，以太康的事情和由余的话作为劝谏，这正是贤人见识深远、思虑深长。大体说来，人的本性喜欢安逸而害怕劳苦，志意稍微满足，眼前又没有祸患，很少有不骄傲懈怠的。骄傲懈怠不停止，忧患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人事发展的通常趋势。何况天子尊贵，由天下供养，又正逢内外没有事情，倚仗这些来自我享乐，骄傲懈怠的念头必然由此产生。奸邪之人窥见他的心意，便更加寻求美物，制造奇巧之物来奉献给他，使他心情愉悦、意气舒快，以此获得他的宠幸。一个人得到宠幸，奸邪之徒便争相为他谋划。奸邪之人得势，时政必然败坏；一天接一天，乱亡自然到来，这就是君主喜好安逸的通常趋势。因此，袁楚客只是一看到明皇有享乐的意思，便以太康失道、不听五位弟弟所陈述的‘沉迷禽猎、沉迷女色、贪饮美酒、嗜好音乐、修建高屋并雕饰墙壁’的戒告来劝谏，说明太康正是因此而亡国。秦穆公崇尚装饰宫室，由余讥讽他劳民伤财；他能够改正过错，于是成就了霸业。” 他上疏说明这些道理，是为了遏止骄奢逸乐逐渐滋长的趋势。明皇虽然容纳了他的意见，但游乐享受的心意并没有改变，认为自己凭借大功登上帝位，正任用贤才，使天下没有事情，我享受娱乐有什么妨害呢？因此忽视了他的话而不听从。明皇天资英武豪迈，早年在藩王府时，历来了解民间事务，又看到韦庶人的党羽势力危害国家，于是起兵讨伐，能够建立大功，这正是因感愤而作为。即位以后，他振作精神处理政事，委任信赖贤才，以革除从前的弊病。然而英武豪迈的性情，不能完全合乎正道；看到时局太平、天下无事，便把享乐作为心意，却完全不知道，享乐日久，心志就会逐渐昏乱，奸邪之人乘机进用，自己招致危乱。只是明皇才力雄厚、谋略宏大，虽然专意享乐，仍然倚重贤人来处理国事，恩德惠泽广泛而深入人心，所以很久以后才造成天宝之乱。假如是才智中等的君主，才力比不上明皇，又不能任用贤才，不能像开元年间那样使天下无事，却仿效明皇放纵享乐，那么不用很久就会发生祸乱。有人说：‘君主在天下无事的时候，难道不能自己享乐吗？’回答说：‘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即使尧舜达到治世，尚且说要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每天每两天都有万般机务，戒慎到这种程度。’ 后世的治理距离尧舜相差很远，偶然一时无事，难道能不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吗？但是君主在听取政事、裁决事务的闲暇，节制地宴饮娱乐，按时出游巡幸，难道不可以享乐吗？何况天下供奉君主，意愿无不满足，何必屡屡追逐禽兽、扩大音乐声色，使奸人得以窥伺呢？把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作快乐。后世必定效法尧舜的君主，常常保持俭约的德行，但恐怕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有的嗜好表现在事物上，不能没有形迹；有的对政事倦怠，不能没有痕迹。对外有的臣子蒙受恩泽，却不能把权力授予他；对内有的宠爱之人，其言语不能使君主迷惑。嗜好显露出形迹，小人就会极力搜求新奇美好的事物，曲意迎合他的欲望，同时自己也有所希求。倦怠显露出痕迹，奸邪之臣就会陈说安逸享乐的趣味，迎合引导他的心意，同时自己也有所作为。把权力授予受恩泽的人，党羽依附者必定众多，他就会擅自施行恩惠和威权。被宠爱之人的言语迷惑，私下请托就会大为流行，从而扰乱政令。明皇在位时间很长，这四件事都不能谨慎对待，所以引发了天宝之乱。天宝之乱，祸根从这一年就已经种下了。东坡论述重视朝廷内任、轻视地方任职的弊病说：‘我认为古代任用人才，不分内外、轻重，所以即使汉宣帝急于求贤，萧望之得到君主信任，仍然要改任出外治理百姓，然后才予以重用。这不只是为了让人才经过历练，也是为了维持四方均衡、内外平衡的形势。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重视朝廷内任而轻视地方任职，当时的公卿名臣，不是因为获罪，都不肯出任郡守。即使担任藩镇帅守，也自认为不如寺监的属官，因此郡县往往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安禄山叛乱时，河北二十四郡一朝投降贼军，只有颜真卿坚守不屈，而明皇起初根本不了解他。这种重内轻外的弊病，可以作为鉴戒。’ 范祖禹论述礼遇姚崇、宋璟和李林甫说：‘三公坐在那里与君主论述治国之道，是天子共同享有天下之位、共同治理上天所授职分的人，所以对他们的礼遇不能不尊崇，对他们所负的责任不能不看重。从尧舜直到三代，尊重礼遇辅佐大臣的事，《诗经》《尚书》中记载得很清楚。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尊崇君主而贬低臣下，但宰相进见时，天子坐在御座上要起身，在车舆中要下车，以此表示对大臣的体貌尊敬，并激励他们的节操。开元初年，明皇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优厚礼遇旧臣，把姚崇、宋璟当作老师。天宝以后，沉溺于宴饮安逸和骄奢，厌倦寻求贤能俊杰，把政事交给群臣。那些小人只追逐利益，不顾国家体统，靠花言巧语、虚伪表情来求得亲近；君主对此甘之如饴，于是轻视礼节而厚待私情，因此李林甫得以包藏奸邪。君主如果不尊重体恤大臣，贤者就会一天天退却，小人就会一天天进用。’

译石守道论述任用杨国忠、李林甫说：‘《尚书》说：“君主若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又说：“贤良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识别。”君主即使有自然而然的明察之才、最高的圣人资质，也一定要依靠忠臣贤才辅佐扶助，然后圣人的德行才会日益提升，天下才能长久安定。古代谈论治理天下的，没有比三皇更高的；谈论三皇的，没有比黄帝更高的。黄帝必须得到六位相辅之臣，黄帝之道才得以成就。古代谈论治理天下的，没有比五帝更高的；谈论五帝的，没有比尧舜更高的。尧必须得到四岳，舜必须得到十六位辅相，然后帝王的德行才盛大。古代谈论治理天下的，没有比三王更高的；谈论三王的，没有比禹、汤、文王、武王更高的。禹必定得到益，汤必定得到伊尹，文王、武王必定得到周公、召公和吕望，然后王业才盛大。三王以后谈论治理天下的，没有比汉朝更高的；谈论汉朝的，没有比汉高祖更高的。汉高祖必须得到萧何、张良，然后才能消灭暴虐的秦朝、平定天下。汉朝以后谈论治理天下的，没有比唐朝更高的；谈论唐朝的，没有比唐太宗更高的。唐太宗必须得到房玄龄、魏征，然后才能革除隋朝的乱政、登上太平之治。所以说，君主即使有自然而然的明察之才、最高的圣人资质，也必须依靠忠臣贤才辅佐扶助，然后圣人的德行才会日益提升，天下才能长久安定。’我考察唐明皇帝在任临淄王时，开始得到刘幽求等人，能够讨伐韦庶人，以平定宫廷内部的祸乱；自从皇太子即皇帝位以后，他能够任用崔日用、郭元振等人，于是诛杀太平公主，以消除大患。开元初年，又任用姚崇、宋璟等人为宰相，于是取得开元三十年太平盛世的功业，伟大啊，足以比拟禹、汤而与文王、武王相齐了。到了天宝初年，姚崇、宋璟已经去世，又排斥弃置张九龄而不任用，专任李林甫、杨国忠。于是忠良进言的道路被堵塞，君子的正道闭塞，奸邪党羽一同进用，小人得到时机。明皇一人同时受到三方面的损害：李林甫、杨国忠蒙蔽他的明察，高力士堵塞他的听闻，杨贵妃吞食他的心志。大凡人所凭借来任事用人的，就是心、耳、眼。圣人高居朝廷之上，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用心操劳于万般政务而谋划成败，用明察远视九州的广大地域而察知安危，用耳聪听四方的政务而审察治乱。如今明皇的心、耳、眼三者全都荒废，即使有自然而然的明察之才、最高的圣人资质，又有什么用呢？他沉湎女色，荒淫无度，被迷惑而丧失志向，万般政务荒废却不知道，朝廷倾覆混乱却不察觉，天下百姓嗟叹怨恨却不体恤，国家将要覆亡却不觉悟。安禄山在河北起兵，攻陷城池、让贼军占据东都，他仍然没有察觉。直到兵戈将要逼近皇帝的车驾，才仓促逃出延秋门以躲避刀兵，差一点不是丧失性命、亡国了吗？有人说，李林甫、杨国忠是祸乱的引发者；也有人说，高力士在外掌弄权势，杨贵妃在内干预政事，天宝之乱难道只是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吗？回答说：高力士之所以能在外掌弄权势，杨贵妃之所以能在内干预政事，都是由于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高力士从开元初年就掌管内侍省事务，已经承受君主的恩宠。那时姚崇、宋璟任宰相，高力士只是小心谨慎地供职而已，本来不敢干预政事、窃取威权。等到李林甫、杨国忠任宰相，他们都是由高力士引荐提拔的，所以高力士得以专横放纵。宇文融、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都因为依附高力士而一同取得将相的高位，专擅宠幸、横行无忌，擅自施行威势和恩福，于是君子的正道消退。开元初年，武惠妃受到的顾念礼遇特别优厚，因此王皇后被废，明皇空置中宫二十年，专宠惠妃。惠妃去世以后，后宫数千人没有一个合意的。后来杨贵妃进宫受到召见，直到满一年，礼遇才达到惠妃的程度。这样看来，明皇在开元年间并不是迷惑于女色，而是天下太平无事，政令统一协调，难道不是因为姚崇、宋璟等人早晚在左右，以忠言直论进献给君主吗？假使君主勤勉不懈地奉行尧舜之道，明皇专心致力于治理根本，畏惧这些正直之人，那么饮酒不敢超过一天晚上，临朝不敢稍微迟到，丝竹音乐不敢屡听，御苑园囿不敢频繁游幸。内心虽然宠爱惠妃，对外却不敢废弛、怠慢各项政务。惠妃虽然受到君主宠爱，也不敢擅自窃取君权。即使有一百个惠妃，又怎么能够迷惑明皇的心、扰乱开元的政事呢？等到杨贵妃入宫时，李林甫、杨国忠任宰相，只用奢侈享受的事务来满足君主的心意，用逸乐之事来荡乱君主的志向，积聚财货来满足君主的欲望，兴建装饰楼台亭榭来请君主游玩，连续多日不上朝，没有人严切进谏；连续整夜演奏钟鼓，没有人上书进言；倡优每天在君主面前嬉戏，妇女成群在宫内淫乱，朝政大为败坏，这些都是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唉！任用姚崇、宋璟就能治理，任用杨国忠、李林甫就会混乱；贤臣不能不任用，奸人不能不除去。崔群曾经回答宪宗说：安危取决于发布什么命令，治乱取决于任用什么人。明皇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天下就治理；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就混乱。人们都把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看作治乱分界的时刻。我认为开元二十年罢免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治乱从这时就已经分明了。任用人的得失所关系到的事情，并不小。穆宗又曾对侍臣说：国家在贞观年间，文皇帝亲自奉行帝王之道，治理达到升平。到了神龙年间，接连发生宫廷内部的祸难，明皇平定祸乱、复兴国家并不容易，但他的声名最为盛大，历代流传长久，这究竟是奉行什么道理才做到的？宰相崔植回答说：前代开创基业的君主，大多出身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刚继承伟大的基业时，都能振作精神、思考治理天下。太宗文皇帝尤其禀有最高的圣人资质，与尧舜之道相合，所以贞观一朝四海安宁。有房玄龄、杜如晦、魏郑公、王珪这些人作为辅佐和股肱之臣，君主明察、臣子忠诚，事务没有不能治理的。圣人与贤臣相遇，本来就应当如此。明皇守成继承帝位，曾经经历武后造成的艰危；开元初年得到姚崇、宋璟，委托他们处理政事。这两个人都是上天生成的俊杰，行动必定推重公道，早晚勤勉不懈，使君主归于正道。宋璟曾亲手抄写《尚书·无逸》一篇制成图，献给明皇，放在内殿，出入时都观看省察，全都记在心中；每次感叹古人的至理名言，认为后代无人能够比得上。

译所以任用贤才、戒除欲望，内心归于清静淡泊。开元末年，因为《无逸图》损坏了，才开始用山水图来代替。从此以后，既没有放在座右用来规诫自己的箴言，又信任奸臣、让他们掌权；天宝年间逐渐厌倦勤勉，王道从此缺失了。陛下既然虚心治理政事，也希望把《无逸》作为根本的借鉴。开元之治、天宝之乱，任用贤臣还是任用奸邪，以及由此造成的得失安危，已经很清楚了。有人说：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内，朝廷上千官百僚肩并肩上朝，脚跟相接退下，凭什么辨别谁是贤臣而任用他？凭什么辨别谁是奸邪而除去他？回答说：贤臣与奸邪差别十分明显，并不难辨认，关键在于君主周密审察、反复考察他们显露出来的表现。很明显，那些喜欢直言君主缺点、直接指责君主过失、喜好忠诚谋略而不避死亡、喜好补救时政缺失、喜好不顺从君主欲望、喜好不迎合君主私意的人，又受到当朝正直之臣称誉，却受到身边小臣诬陷、受到宫中嫔妃皇后憎恶的，这就是贤臣。那些喜欢顺随君主心意、顺从君主旨意、窥伺君主脸色、等待君主言语、探求君主内心、迎合君主欲望，喜欢诡诈随从、盲目从众，喜欢因循缄默而不发言的人，又不受朝廷正直之臣称誉，却受到身边小臣引荐、受到宫中嫔妃皇后称美的，这就是奸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君主根据这些来考察，贤臣和奸邪就很容易看出来了。明皇想治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张九龄不奉诏执行。李林甫说：‘这是皇家的家事，何必同外人谋议？’明皇想给牛仙客增加实封，张九龄上奏认为不可以。李林甫说：‘天子任用什么人有什么不可以的？’一般人观察这件事，都认为张九龄贤良、李林甫奸邪；但明皇却因张九龄不顺从自己而发怒，因李林甫能够迎合自己的心意而喜欢他，于是贬黜张九龄而任李林甫为宰相，这就是明皇没有察辨清楚。古书说：‘差之毫厘，谬误就会相隔千里。’ 明皇在这里出现差错，导致天下百姓遭受毒害，国运将要倾覆，哪里只是相差千里而已呢？在任用人的时候，怎么可以不仔细察辨呢！假使明皇能够辨认李林甫的奸邪、张九龄的贤良，那么哪里会有安禄山侵犯宫阙的事情呢？即使过了一千年，也可以把这件事作为借鉴。《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 肃宗（一）。肃宗在灵武即位【范祖禹】。太上皇【范祖禹】。宝应元年四月，崔侁上奏说：尼姑真如登上天空，得到镇国宝十三枚，用来镇压国家的灾祸。甲寅日，上皇去世。丁卯日，皇帝去世【范祖禹】。去掉尊号，废除年号，以建子月作为一年的岁首【范祖禹】。皇帝在彭原与张良娣赌博【范祖禹】。皇帝开始用官职爵位奖赏功劳，于是朝廷官员和士人的奴仆中，竟有穿着金紫服饰、从事服役的人。授予大将军的告身一纸，才换得一次醉酒【范祖禹】。皇帝起初与回纥约定，攻克京城那天，金帛和女子都归回纥所有。等到广平王俶等人收复东京，回纥大肆抢掠了三天【范祖禹】。命令九个节度使讨伐安庆绪，不设置元帅，而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九个节度使的军队共有六十万，在相州溃败【范祖禹】。皇帝没有听从李泌先夺取范阳的谋略【秦少游】。按照六等标准确定陷入贼军的官员的罪责，后来后悔诛杀陈希烈等人【温公】。重新制作乐器【东坡】。因为李岘论说毛若虚审理案件不实，免去毛若虚的宰相职务，降为蜀州刺史【孙之翰】。藩镇【孙之翰、范祖禹、温公】。李揆【张唐英】。李勉【范祖禹】。在灵武即位。范祖禹评论说：‘哥舒翰守卫潼关时，王思礼请求回军诛杀杨国忠，哥舒翰说：“这样做就是我哥舒翰反叛，而不是安禄山反叛了。”哥舒翰使军队遭受挫败而投降敌虏，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他这句话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肃宗以皇太子的身份讨伐叛贼，到了灵武，竟自行称帝；这就是太子背叛父亲，他凭什么去讨伐安禄山呢？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从汉朝以来，享有国祚最为长久，然而三纲没有树立，也没有父子、君臣之间应有的道义；一见利益就行动，不顾念亲人，所以在上没有教化，在下没有廉耻。古代的君王一定先端正自身、整治家庭，以此率领天下；自身不正，从来没有能够使别人端正的。唐朝父子之间关系不正，却想端正万事，太难了。它享国长久，也只能说是幸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太上皇。范祖禹评论肃宗在望贤宫迎接上皇、脱下黄袍、亲自进献膳食、学习骑马并手执马缰在前引路说：‘肃宗以皇太子的身份讨伐叛贼，却在灵武自行称帝，不遵从君父的命令而取得天下，这是不孝的命令。等到他在望贤宫迎接上皇，百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上，他才脱下帝王服饰，避开御道，琐琐碎碎地讲究末节礼仪，用来向众人炫耀，难道是真诚的吗？何况他最后竟听从妇人的话，保护奸邪的谋划，把父亲迁到西宫，最终使父亲因愤懑郁结而死。这样侍奉父亲，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且面临危难时就夺取最大的利益，身处安定时却谨慎计较细小礼节，把这当作孝，也实在是违背孝道。’孟子说：‘不能实行三年之丧，却去仔细讲究缌麻、小功之丧；吃饭时狼吞虎咽，却计较不用牙齿咬断干肉，说的不就是肃宗吗？’范祖禹又评论皇帝把上皇迁到西内以后，听到李唐说也想见陛下的话，却害怕张皇后而不敢到西内去，说：‘阳失去了成为阳的根本，就会受制于阴；刚失去了成为刚的根本，就会被柔所困。肃宗不能尽君主之道，所以受制于小人和女子，不能憎恨并除掉他们，反而害怕他们；想见自己的父亲却还不敢去，更何况能够保有天下四海吗？’ 宝应元年四月，崔侁上奏说：尼姑真如登上天空，得到镇国宝十三枚，用来镇压国家的灾祸。甲寅日，上皇去世。丁卯日，皇帝去世。范祖禹评论说：‘从前尧命令重、黎使天地上下隔绝相通，大概是厌恶神与人混杂，巫师借神说妄言、欺骗上天并蒙蔽百姓。后世君主在上面昏昧，百姓在下面迷惑，亵渎扰乱天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肃宗父子互不信任，妖异之事由人兴起，所以奸诈虚伪得以迷惑他们。得到镇国宝还不到一个月，两位皇帝就相继去世，吉凶应验，也可以看出来了。’范祖禹又评论李辅国杀害张皇后以及越王李系、兖王李僴说：‘李辅国本来不过是飞龙厩马夫家中的奴仆一类人，肃宗尊崇宠信并任用他，把政事交给他，把兵权授给他。上面不能保全他的父亲，中间不能保全自身，下面不能保全妻子儿女，这就是亲近小人的祸害，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去掉尊号，废除年号，以建子月作为一年的岁首。范祖禹评论说：“肃宗相信祈禳祷告之类的小术数，认为改换制度、变更年号就可以招来福气、消除灾祸。害怕鬼神、听信巫觋的话，是普通妇人的愚昧行为。以天下之君的身份这样做，不是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