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八

译太宗一 太宗领悟了弓匠的话，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询问政事的得失，说：“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对弓箭的性能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何况天下的事务，难道能够全部知道吗？”【范祖禹】朝廷的制度【孙之翰】谏官参与听闻中书、门下省的议事【孙之翰】责令臣下，凡诏敕中有不便之处，都应当提出意见并据理争辩【范祖禹】对进言论事而进行告发攻讦的人，按照谗人的罪名治罪【范祖禹】太宗问褚遂良：“舜制作漆器，为什么进谏的人这样多？”【范祖禹】太宗观看隋朝的宫苑，因而告诫群臣不要谄媚奉承，蒙蔽君主的听闻和明察【范祖禹】评论隋文帝不把政事委任给臣下【范祖禹】责备宰相寻求贤能的人才【范祖禹】责备封德彝回答说没有奇异才能可以举荐的人才【孙之翰】有人上书进谏，太宗假装发怒，借此试探臣下是正直还是奸佞。太宗接待臣下，应当以至诚相待【范祖禹】因张玄素进谏不要修建洛阳宫而奖赏他【范祖禹】太宗巡幸洛阳，官吏因为储备物资不足而受到谴责，魏公进谏制止了这件事【范祖禹】指称宇文士及为奸佞之人【范祖禹】太宗与萧瑀评论周、秦的成败得失，说：“取得天下，有时可以用违逆的方式实现；但守住天下，就不能不采取顺应的方式。”【范祖禹】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和守成的艰难【范祖禹】太宗与侍臣讨论守住天下非常艰难【范祖禹】太宗对侍臣说：“我有两件喜事，一件忧惧之事。”【范祖禹】太宗对朝臣说：“我常常兼做将领和宰相的事情。”张行成上书说这样做不可以，并说不应与群臣比较功劳、争论才能，太宗认为他说得好【范祖禹】观看史书【范祖禹】太宗向长孙无忌询问自己的过失，因而评论群臣的得失【范祖禹】太宗想立李元吉的儿子为太子，妃子杨氏为皇后，魏公劝止了他。不久，太宗又让杨氏所生的皇子李明继承李元吉【范祖禹】马周进谏太宗，应当像贞观初年那样节俭【范祖禹】太宗亲自撰写遗诏制度，告诫不要厚葬【范祖禹】贬黜权万纪，因为他谈论开采银矿的利益【孙之翰】杀死卢祖尚【孙之翰】太宗对侍臣说：“我即位以来，不愿意屡次赦免罪犯。”【范祖禹】下诏命有关部门复核并奏报死刑案件【范祖禹】封禅【范祖禹】太宗即位一年多，改年号为贞观【孙之翰】释放宫女三千人【孙之翰】把审决诉讼的事务交给太子处理【范祖禹】废黜太子李承干，贬降魏王李泰，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附记吴王李恪】【温公、孙之翰、张唐英】太宗领悟了弓匠的话，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询问政事的得失，说：“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对弓箭的性能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何况天下的事务，难道能够全部知道吗？” 范祖禹说：“《传》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君子总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足；国家将要灭亡时，却好像力量有余。’太宗因为认识到自己还不能完全精通弓箭，便知道天下的道理也不可能全部了解，于是向众人询问谋划而不自以为是，这正是他能够兴盛的原因。” 朝廷的制度 孙之翰说：太宗平定天下的功业，固然是上天授予他的神武才能，不需要赞颂评说也已经显赫无穷了。他的朝廷制度又是这样完善，难怪能够有贞观之治。设置官员，应当不求数量多而求选择贤能；这样，不贤的人怎么能够被任用呢？大臣议事时，让谏官、御史、史官一同参与，有的纠正他们的过失，有的检举他们的错误，有的记下他们的过错；这样，大臣怎么敢不正直地议论呢？各部门长官在正衙奏事时，让众臣共同听见；属官不得奏报本部门以外的事务。不是极其公正的事情，人们便不敢进言；这样，隐秘邪僻的事情自然就会断绝。地位疏远低微的人进言，命门下省的官员引导其上奏；又设置立仗马以备紧急事务，这样天下的情况就没有不能上达的。内侍都穿黄衣，在宫中供职，这样奸人就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政事权力也不会借给他人。以上几项都是朝廷的大法。君主能够遵守实行，即使还不能达到贞观之治，朝廷也必定尊严，天下也可以得到治理。为什么呢？官员少而且贤能，是因为选择精当；大臣不敢曲意议论，是因为君主听取意见明察；各部门官员没有邪曲的言论，是因为制度公正；进言者没有阻塞，民情能够全部通达，是因为采纳意见周详；内侍不参与政事，是因为防范约束严格。这几项制度，如果不是太宗那样英明睿智的人，不能完全实行其原则；君主的资质天性达到这种程度的，也很少。然而，假如设置的官员少而致力于选择贤能，使谏官等参与听闻大臣的议论并纠正其过失，各部门奏事时在朝廷上公开陈述，地位疏远低微的人进言没有阻塞，不把政事交给内侍办理，并且长期坚持这些制度、努力实行它们，那么即使不像太宗那样英明睿智，朝廷难道会有不尊严的吗？天下难道会有不安定的吗？谏官参与听闻中书、门下省的议事 孙之翰说：“太宗任用谏官，真正掌握了其中的道理。天下的事务极其广泛，军国大事的机要极其重要。即使是明主裁决政事、贤相谋划议论，也不能避免思虑上的过失。一旦发生失误，造成的危害就不小，必须借助忠良之士来进谏纠正。忠良之士议论治国的根本、补救国家的事务，这就是他们的志向。如果能够秘密地给予帮助，那么他们的志向也就得到施展，道路也得以推行，难道一定要公开宣扬君主的过错来取得高名吗？在君主和宰相议事的时候，让谏官参与听闻，使他们能够提出意见；如果有缺失，就随即加以纠正。天下人只看见朝政处理得当，却不知道谏官说了些什么，上下之间确实能够沟通，国家的体统难道不是很美好吗？况且大臣议论政事时，有谏官在君主面前规劝纠正，他们怎么敢提出不公正的意见呢？这也是约束大臣、使他们不犯过错的方法。假如认为谏官职位低微，不能预先听闻国家大事，必须等到众人都知道有缺失后才允许进谏纠正，那么事情有时已经实行而无法挽救，过错有时已经显露而无法再说；这样，刚直的臣子就会激愤呼号，不顾一切地争辩。君主听从了，仍然是在掩盖自己的过错；君主不听从，那么君主的过错和大臣的罪责就更加严重了。观察太宗任用谏官的做法，可以说真正掌握了其中的道理。” 责令臣下，凡诏敕中有不便之处，都应当提出意见并据理争辩。范祖禹说：“朝廷设置官员、划分职掌，并不只是为了让上下相互服从，而是希望彼此修正、弥补各自的不足。《尚书》说：‘百官共同修治并辅佐。’如果只求占据职位、奉行上级命令，那就只是胥吏而已。不明智的君主，自以为没有过错，厌恶别人进言，因此政事混乱而上面听不到实情。太宗责令臣下进言，即使想不治理好天下，也是不可能的。” 对进言论事而进行告发攻讦的人，按照谗人的罪名治罪 范祖禹说：“太宗想听到直言，却厌恶告发攻讦；不只是憎恶进谗言的人，而且还要治他们的罪。可以说是极其明察而且深远了，这就是做君主、做长官的道理。”

译太宗问褚遂良：“舜制作漆器，为什么进谏的人这样多？” 范祖禹说：“贤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止它，在邪恶尚未形成时防范它。如果事情已经发生，那就是众人都能知道的，还依靠贤人做什么呢？关于危亡的言论，只有明主能够相信，昏暗的君主却会忽视。因此，自古在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常常担忧进谏难以被听取。如今有一个人身体康健、没有疾病，有人告诉他，多说话会损伤元气，吃得太多会导致死亡；爱惜身体的人听见后一定会警惕，战战兢兢而不忘记，那么疾病从哪里产生呢？倚仗自己强健的人听见后，不但不相信，反而还会勃然大怒。这样的人，不生病就罢了，一旦生病就会很快死亡，即使想救他也来不及了。听从进谏和拒绝进谏，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圣明的君主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听从进谏，贤明的君主能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改正过错；进谏而不听从，这是最下等的做法。忠臣侍奉上等的君主，也进谏尚未发生的事情；侍奉中等的君主，多半进谏已经发生的事情；侍奉昏暗的君主，则要挽救已经横溢的祸乱。所以也有因进谏而杀身的。唐尧、虞舜时期，众多圣人聚集在朝廷，没有错误的举动，只是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情，警戒应当警戒的事情罢了，所以常有警惧戒备的话，这是因为他们预先考虑祸患。到了后世，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他的贤臣也多半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后进谏，而不是防止事情尚未发生。太宗向群臣求谏，难道是有意防止尚未发生的祸患吗？” 太宗观看隋朝的宫苑，因而告诫群臣不要谄媚奉承，蒙蔽君主的听闻和明察。范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没有忘记警戒了。他看见隋朝的宫苑，便以谄媚奉承会造成蒙蔽来告诫群臣。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会谋求自己长存的办法，不敢懈怠。这就是三王兴盛的原因。” 评论隋文帝不把政事委任给臣下 范祖禹说：“《尚书》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贤良啊，各项事务就能安宁啊。’又说：‘元首琐碎烦杂啊，股肱懒惰啊，万事就要败坏啊。’这就是舜和皋陶反复唱和、相互告诫的话。君主以能识别人为英明，臣下以能够履行职守为贤良。君主能识别人，贤能之士就能施展所学；臣下能履行职守，不贤之人就不能苟且容身于朝廷。这就是各项事务得以安宁的原因。若君主行使臣下的职权，就会烦琐杂乱；臣下不承担君主应做的事情，就会懒惰。这就是万事败坏的原因。舜在位时，禹平治水土，后稷播种百谷，关于土地和谷物的事务，舜不亲自处理。契施行五教，皋陶明定五刑，关于教化和刑罚的事务，舜不亲自治理。伯夷掌管礼，夔掌管乐，关于礼乐的事务，舜不参与。益担任虞官，垂担任共工，关于虞和工的事务，舜不亲自过问。禹担任一相，总领百官；从后稷以下，各自分掌职务，听从禹的安排。统治人民的君主，就像天在上面运行，四时寒暑各自按照次序运行，那么君主不用劳累，万物也会生长。君主不能不安逸，因为他所治理的范围广大，所掌管的是关键事务。臣下不能不劳苦，因为他所治理的范围较小，所负责的事务却很具体。不英明的君主不能识别人，所以总想亲自明察而多疑，想凭一己之身代替百官所做的一切，那么即使是圣明睿智之人，每天的精力也会不够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所以他的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归结到君主那里，政事有了得失也不承担责任，贤能之士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而只想保住俸禄的人却能够保住职位，这就是天下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因此隋文帝勤劳操持却没有成效，唐太宗安逸而取得成功，是因为前者没有掌握治国之道，而后者掌握了治国之道。” 责令宰相寻求贤才 范祖禹说：“唐太宗责令宰相寻求贤能之才，却不让他们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这就能让宰相承担宰相应有的职务了。《尚书》说：‘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承行君命，并从四方广泛招揽俊杰，使他们列于各个官位。’ 这就是宰相的职责。如果不致力于此，却去处理文书、期限和会计，以及百官所做的事务，难道还称得上是宰相吗！” 责问封德彝，说没有奇异才华和特殊才能可以举荐的人。孙之翰说：“封伦确实是奸人，唐太宗确实是能够洞察奸人内心的人。大臣的职责是荐举、通达人才，这本来就不是小事。天下这样广大，朝廷内外的职任，难道能容许一天没有人才吗？但是人的才干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只要根据才能任用他们，各项职务就都能得到举措。哪有君主责令他举荐贤才，而他自己却从未有所推荐，只说没有奇异才华和特殊才能的人？这是上欺骗君主的明察，下遮蔽天下的善才，正是真正的奸人。大概奸人不愿意举荐贤能，原因有三点：奸人想保住职位、巩固恩宠，常常害怕失去它们。贤能之人一旦被任用，就必然建立功业，掩盖自己的名声，显露他的过错；他的名声会减损，过错一旦暴露，职位就不能保住，恩宠也不能稳固。这就是他不愿意举荐贤能的第一个原因。奸人结党营私，一定要等别人依附自己才引荐他；贤能之人怀抱才华而安于天命，进退都遵循正道，本来就不肯趋附他人。奸人认为，如果不依附自己却引荐他，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恩德；不知道恩德，就不会成为自己的党羽。这就是他不愿意举荐贤能的第二个原因。奸人没有以至公之心待人的品德，内心既不公正，识人也不明，即使遇到贤才，也不能深刻识别、考虑引荐；或者贤才有大的过失，反而会成为自己的牵累。这就是他不愿意举荐贤能的第三个原因。” 封伦的心思，正是这样。唐太宗以历代从来不缺少人才来驳斥他，使他惭愧畏惧而无话可说，可以说是能够洞察奸人心思的人。国家中有像封伦这样的奸人，世世代代都不会没有；君主能够洞察他们的心思并责罚他们，公卿就会震惧警醒，贤能之人也就会得到进用。有上书的人，请求皇帝……皇帝假装发怒，来试探那些正直和谄佞的臣子。皇帝应当用至诚之心接待臣下。” 范祖禹说：“唐太宗可以说是懂得君主之道了。君主凭一人之身驾驭广大四海，应对众多政务，如果不以至诚之心任用贤能，却只依靠自己的智慧来率先处理天下事务，那么耳目和心志所能顾及的范围，能有多大呢？所以君主一定要清静心神来治理政务，虚心等待臣下，就像镜子明亮、流水静止一样；这样万物呈现出来，就不能蒙蔽他。权衡设置在那里而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它，只是因为它平；墨线设置在那里而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只是因为它正。我凭正直来判断，他却凭偏颇来蒙蔽；我依据真实，他却凭虚伪来欺骗。哪里还用担心邪恶不能察觉、谄佞不能辨别，而一定要用欺诈来试探他们呢？一旦做出不诚实的行为，自己的内心就会被蒙蔽，哪里还能辨别邪正呢？所以镜子有污垢，就不能看清物体；水面动荡，就不能照见形象，这是因为自身不明的缘故。况且用诚心对待别人，尚且担心不能使别人感动，何况不用诚心，怎么能感动别人呢？君主如果使左右前后的人都不能揣测自己的行为，即使想不欺骗，也不可能做到。只有能够用至诚之心驾驭臣下，忠诚正直的人才会进用，奸邪之人也就无从进入了。”

译因赏赐张玄素劝谏修建洛阳宫 范祖禹说：“上位者所喜好的，下位者就会争相追求。唐太宗虚心求取直言，所以群臣争着挽救他的过失，只怕自己的话说得不够切直。唐太宗不只是高兴地接受并听从，还加以赏赐来鼓励他们，这是君主很难做到的。能这样做，还担心会有过失吗？” 唐太宗巡幸洛阳时，官吏因为储备物资不足而受到责罚。听说魏公劝止了这件事。范祖禹说：“富裕却不忘记贫困，就能保住富裕；尊贵却不忘记卑贱，就能保住尊贵。凭着拥有万辆兵车的尊贵和四海的富有，却还认为不够，这是为什么呢？是忘记了自己起初的卑贱贫困，想要使伟大没有穷尽。因此，唐高宗过去长期在外劳作，甚至和小民相处，等到即位后，终于成为贤君。周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亲自从事农功、田功，周公告诫成王，恐怕他不知道农耕的艰难而变得骄奢安逸。汉文帝曾说：‘我能够承担衣冠之人的职责，却没有想到事情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只怕给他们增添烦扰。’唉，他可以说是有德之人了！像唐太宗这样听到劝谏就能自我反省，不也称得上贤明吗？” 指责宇文士及为谄佞之人 范祖禹说：“大禹说：‘为什么要畏惧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而极其奸恶的人呢？’孔子说：‘谄佞之人很危险。’谄佞之人，只是停留在阿谀讨好、顺从迎合而已。接近他们一定会遭遇危险，为什么呢？那些谄佞之人不知道义所在，只跟随利益。因此利益在君主和父亲一边，就顺从君主和父亲；利益在权臣一边，就依附权臣；利益在敌国一边，就结交敌国；利益在戎狄一边，就亲近戎狄。利益所在就跟随，利益离去就违背。他们对君主和父亲有什么忠诚可言呢？忠臣却不是这样，他们跟从义而不只是跟从君主，跟从道而不只是跟从父亲。这样做，是为了不使君主陷入不义，不使父亲进入不合于道的境地。所以即使有不听从君主和父亲命令的时候，也是为了使君主和父亲处于安全之地。君主做不义之事，忠臣不听从，何况是权臣呢？父亲做不义之事，忠臣不听从，何况是其他人呢？古代的谄佞之人，开始时没有不是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未必一开始就有悖逆之心。等到他们担心失去既得利益时，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最终发展到弑杀君主、使国家灭亡的人，都是从最初的阿谀讨好、顺从迎合开始的。所以尧、舜畏惧这种人，把他们同驩兜、有苗相比；孔子也认为他们危险。君主难道可以不远离他们吗？” 唐太宗与萧瑀谈论周、秦建国和守成的长处与短处时说：“取得天下，有时可以用违逆的方式得到；但守住天下，就不能不采用顺应的方式。” 范祖禹说：“唐太宗在这里说错了话。《易经》说：‘商汤、周武王革命，是顺应上天、响应民众。’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用欺诈和武力取得天下、用欺诈和武力守住天下的，是秦。这就是周与秦不同的地方。后世有人把商汤、周武王的征伐说成是用违逆的方式取得天下，却不知道征伐之所以顺应上天、响应民众，正是因为它合乎仁义。唐太宗说‘取得天下有时可以用违逆的方式’，这是不对的。既然说是违逆，那么任何时候都不能这样做。” 唐太宗与侍臣谈论创立基业和守成的困难 范祖禹说：“自古以来，创业后失去天下的很少，守成时失去天下的却很多。周公说：‘观察小人，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耕种收获；他们的子女却不知道农耕的艰难，所以祸乱没有不是从安逸中产生的。’然而不只是创业的君主守成困难，他的后代守成尤其困难，怎么能不慎重呢！” 唐太宗与侍臣谈论天下很难守住 范祖禹说：“《尚书》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下的艰难。’又说：‘不要轻视民众的事务，要把它看作艰难的事情。’孔子说：‘做君主很难。’知道困难所在，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左传》说：‘君主认为事情容易，困难就将到来；君主认为事情困难，容易就将到来。’唐太宗知道守住天下的困难，所以能够善终。” 对侍臣说自己有两件喜事和一件忧惧之事 范祖禹说：“唐太宗欢乐时不忘忧虑，高兴时不忘恐惧，可以说是能够保持盈满、守住成业了。正因为在事情发生以前忧虑，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恐惧，所以最终没有忧惧。” 唐太宗对朝臣说：“我常常兼做将帅和宰相的事情。”张行成上书说这样做不可以，不应当同群臣比较功劳、争论才能，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范祖禹说：“君主不怕有过错，怕的是不能改正过错。唐太宗一句话说错了，他的臣下就已经加以纠正。只是因为他亲近贤能之人来辅助自己，听取劝谏来防止自己的过失，所以可贵。即使有过错，又有什么妨害呢？” 读史 范祖禹评论唐太宗询问褚遂良、想要阅看史书，说：“君主的言语行为施加于天下，像日月一样明亮，众人都看得见，他的得失怎么可以私自隐瞒呢？想要使自己的事迹能够流传后世，不如自己修养德行罢了。为什么要害怕史官记录，而一定要亲自查看史书呢？”刘洎认为，天下人也都在记录这些事情，这番话足以警戒君主之心，并使臣下尽到史官的职责。又评论唐太宗阅看《高祖实录》、命令删去浮夸文辞，说：“古代官员各守其职，史书记录善恶，君主和宰相都不参与其中。所以齐国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之手，最终也没有隐没崔杼的罪行；这就是奸臣和逆贼之所以畏惧的原因。后世君主能够阅看史书，而宰相又负责监修，想要史官秉笔直书，不也是很难吗？”司马迁说过：“太史掌管天文历法，处在卜官、祝官之间，大概只是拿着简册记录事情，直实地书写事实罢了，并不像《春秋》那样有褒贬赏罚的文辞。后世修史的人致力于褒贬，却忘记事实，便失去了史官的职责。君主任用臣下，让他们各守其职，宰相不参与史事，那么善恶大概才可以值得信任。” 向长孙无忌询问自己的过失，因而谈论群臣的得失。范祖禹说：“君臣应当以道相交，以义相互匡正。所以先王把群臣当作朋友，具有朋友之间的道义，并不只是凭借上下尊卑的名分来役使他们。唐太宗想从长孙无忌那里听到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却用谄媚来取悦他。君主喜好直言，而臣下却不忠诚，他的罪过就大了。可是唐太宗评论群臣的得失，他的话难道都合乎道理吗？褚遂良按照正道侍奉君主，冒犯君主的脸色而直言抗争，竭尽忠诚而毫不隐瞒，与王珪、魏征相当。唐太宗却把他比作依人而飞的鸟，轻侮自己的臣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恭敬的呢！” 想要立元吉的妃子杨氏为皇后，魏公劝止了他。不久又让杨氏所生的皇子李明继承元吉之后。范祖禹说：“唐太宗亲手杀死兄弟，竟然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羞耻，又收纳元吉的妃子，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不是采用魏征的话，犯了过错却最终立她为皇后，拿什么向天下人交代呢？让李明继承元吉之后，是彰明他的母亲成为弟妇之事。他这样亵渎人伦，也太严重了！”

译马周劝谏唐太宗要像贞观初年那样节俭 范祖禹说：“纣王把粮食积聚在巨桥，周武王因此讨伐他。君主不致力于修德，却致力于聚敛，百姓就会离散，国家就会灭亡。唐太宗在位日久，准备对外事奉四夷，对内修治宫室，聚集财物、积储粮食，想要有所作为。马周预先就进谏，希望他恢复初年的节俭，可以说是顺应并发扬他的优点，同时匡正、挽救他的缺点。” 亲自制定临终制度，告诫不要厚葬 范祖禹说：“厚葬的祸害，是古今都明白知道的。把金玉埋藏在山陵中，就是替大盗积聚财物，并标明它们所在的地方，难道不危险吗？所以自汉代以来，没有不被盗掘的陵墓。后世的君主知道厚葬有害无益，却姑且这样做来招致祸患，前后相接，却没有人加以警戒。唐太宗虽然制定临终制度来告诫子孙，但昭陵的葬制也并不节俭。到了唐朝末年，仍然不能免于尸骨暴露的祸患，难道不是高宗的过错吗？” 贬斥权万纪谈论银矿的利益 孙之翰说：看唐太宗治罪权万纪谈论利益，确实得到了天子的体统。天子受到天下尊崇，不只是因为威势重大，更是因为仁德崇高。仁德的根本，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的；爱护百姓的要务，没有比节省费用更优先的。用度有节制，天下贡赋的收入每年都会有余，何至于竭尽山泽的利益来困乏民力呢？然而自三代衰微以后，秦、汉以下，喜好利益的君主很多，这是因为所作所为奢侈扩大而没有节制。用度没有节制，天下贡赋的收入不足以充当费用，奸人就能够进言谋利。君主反而顾虑用度不足，必然喜欢他们的话而听从；喜好利益一天比一天严重，民力必然穷困；民力穷困，危乱就会自行到来。即使还没有达到危乱的地步，天子说的话就是命令，举动就成为法令，却因为喜好利益而闻名天下，这难道是天子的体统吗？唐太宗斥责谈论利益的臣子，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能够自己节省用度，谨慎制定制度，断绝权贵宠臣的干预，没有过度的费用罢了。贞观一朝的事迹可以看出来。起初放出宫女三千人，天下本来已经歌颂他的仁爱。后来宫中想修建一座殿堂，他就想到秦始皇的过失，不发动这项劳役；身体不能忍受炎热，公卿请求修建一座阁楼来避暑，他也想到汉文帝不修露台的用意，没有答应请求。将要巡幸东都时，下诏预先修缮干阳殿，给事张玄素极力陈说隋朝修建干阳殿、劳累百姓的事情，唐太宗赞许他的话，立即停止修建。”},{ 把长乐公主嫁出去时，太宗下令有关部门准备的嫁资和随行物品要比长公主多一倍。侍中魏郑公援引旧例进言说：“长公主的身份高于公主，怎么能因为亲近宠爱就厚待她的嫁资和随行物品呢？”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没有超越礼制。在设置官职的制度方面，太宗命宰辅房乔、杜如晦确定官员的员额和职位，文武官总共只设六百四十员，因此多能得到有才能的人，而少有冗员白白领取俸禄。在养兵的方法上，京畿以内和各路的府兵总共只六十万，只有玄素禁兵三万，以及府兵轮番上役或出征的人能够得到供给，其余人都遣散到田地里自行养活自己。在行赏方面，有功劳的人给予厚赏，有贤能的人以礼相待；朝廷内部没有受宠幸的人擅自占有皇帝的恩惠，朝廷外部也没有幸臣窃取皇帝的恩泽。天下每年收入的财物已经有余裕使用了，所以就减轻赋税，敦厚风俗。他的道德可以和前代圣王的作为相提并论，这才真正具备了做天子的品格。唉！做天子的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能够达到却没有达到，是因为所作所为奢侈铺张，制度没有建立，权贵宠臣没有受到抑制所造成的。所作所为奢侈铺张，物力本来就难以供给；如果制度没有建立，那么各种事务就没有节制，冗余的费用会越来越多；如果权贵宠臣没有受到抑制，那么奸人就争相依附，私人的恩宠也会越来越广。冗费很多，私恩很广，即使天子独自崇尚节俭的德行，又怎么能够节省用度呢？太宗自己节制用度，又能够谨慎地建立和遵守制度，断绝权贵宠臣的私幸，这就是他不攫取山泽资源、不使百姓的财力困乏而财用自然丰足的原因。做天子而得到这种品格，仁德就可以流传无穷。杀死卢祖尚。孙之翰说：“君主掌握着天下的权势，不可以一天失去威严和号令。威严和号令一旦丧失，臣下就会逐渐产生轻慢君上的行为；这种趋势如果不停止，纲纪就会松弛，权力也会转移到臣下手中，那还凭什么掌握天下的权势呢？所以说，君主不可以一天失去威严和号令。然而，威严和号令的施行不能超过适中的限度，超过适中就会变得暴虐，暴虐就会使人心离散。太宗运用威严和号令，确实掌握了方法，所以内外臣子听到一道命令，没有不完全服从的。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凭借聪明的天性、公正的内心和刚强严明的气度，驾驭着内外事务。用这些来驾驭内外，天下怎么会不服从他的命令呢？卢祖尚正逢这个时候，担负着这个职任，却反复曲折地为自己打算，把自身安危作为计谋，终于形成了骄傲轻慢的姿态，理应获罪。然而，杀戮是刑罚中最重的刑罚，把它施加在骄慢之罪上，这又过分了。臣下骄慢，即使杀了他，难道还有比死刑更重的刑罚可以加于他吗？像卢祖尚这样的罪过，驱逐到遥远的边地，永远弃置在那里，也不至于损害威严和号令。” （太宗）对侍臣说：“我即位以来，不愿意多次实行赦免。” 范祖禹说：“多次赦免的危害，前代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那些善良的百姓得不到恩泽，犯罪的人却得到宽宥，政治上的偏私偏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想要借此达到和谐而停止使用刑罚，不也是太疏忽了吗？然而君主常常把赦免当作推施恩惠，有时还祈求以此获得阴德的报应。太宗以此为戒，可以说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了。” 下诏命有关部门复核并奏报死刑案件。范祖禹说：“《易·中孚》的《象传》说：‘君子因此审议狱讼，宽缓死刑。’‘中孚’，就是诚信发自内心。审议狱讼、宽缓死刑，是出于极其真诚的心意。古代大司寇把狱案审理完毕的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三公共同审听。三公又把狱案审理完毕的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反复审查三次以后才决定刑罚。先王慎重到这种程度，所以刑罚清明、百姓服从。太宗体恤刑狱，也可以说是极其真诚而接近古道了，几乎达到了刑罚不用的境地，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译封禅 范祖禹论述文武百官时，请求举行封禅。郑公劝止他说：“古代天子巡行诸侯国，到了四方的名山，就一定举行燔柴、告至、望祭等祭祀，这是为了尊崇上天并安抚百神。后世学习礼制的人失去了传统，而那些谄媚的儒生编造说法，来迎合当世君主，把这种事称为封禅；实际上它从秦朝才开始，古代根本没有。况且夏、商、周三代并不封禅却能成就王业，秦朝举行封禅却灭亡了；君主不效法三代，反而效法秦朝，把它当作天下太平的盛大事业，也太荒谬了。”太宗当时明智，朝廷中又有很多贤臣，但谄媚奸佞之人仍然倡议封禅，只有魏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却也没有认为这件事本身不对。后来太宗派颜师古议定封禅礼仪，房乔加以裁定，魏征也参与其中。贞观末年，太宗多次想东行封禅，都因事情牵累而停止。高宗、明皇后来相继实行了封禅。整个唐代，只有柳宗元认为封禅不对；以韩愈这样的贤人，尚且劝宪宗举行封禅，那么其余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唉！礼制的失传已经很久了，世俗的迷惑，哪里救治得过来呢？”},{ 孙之翰说：“封禅的文辞没有见载于经典。秦、汉的儒生采用管仲的说法，认为这是帝王盛大德行的表现，没有什么礼仪比它更重大，所以秦始皇、汉武帝实行了封禅。仪式和物品都极其奢侈宏大，自以为光辉可以无穷无尽。然而封禅以后，灾异屡屡发生，天下多事，大概是因为烦扰、耗费百姓，触动了天地和气所造成的。这样看来，崇尚这种礼仪，哪里足以符合天意呢？何况这种礼仪本来就没有见载于经典！”司马迁撰写《封禅书》，所引用的经典文字，只是巡守的礼仪罢了。帝王巡守，每到四方的名山，必定燔柴祭天，以告知到达，并不是说要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帝王治理天下，能够用功德救济百姓，使当时达到太平，那么上天必定会保佑他，使他长久享有福祉。郊祀的礼仪已经足以表达报答之意，何必要亲自向上天夸耀自己的功劳呢？太宗说：‘以侍奉上天的至诚之心，即使扫地也足以表达敬意，何必登山封上几尺高的土呢！’这确实是最正确的论断。即位满一年后改年号为贞观。孙之翰说：“有人问：《春秋》记载国君即位，必定写在元年正月，这说明新君应当在先君去世后的第二年即位并改元。这里却写‘即位踰年’，难道符合《春秋》的法则吗？”回答说：‘《尚书》记载天子传位和改元的法则，舜时说“月正元日”，禹时说“正月朔旦”，《春秋》关于即位、改元的法则，本来就出自这里。圣人认为舜、禹的法则是天下最为正当的法则。可是《顾命》和《康王之诰》记载，成王去世后，康王已经成为天子，于是脱下冕服，重新穿上丧服，大概是因为先君去世之年不能记作终年，天子的君位又不能一天空缺，所以康王在灵柩前即位，以表明先君传授君位的意思，来不及实行舜、禹的法则。但到第二年才正式称君并改元，也同样符合这个原则。天子不必等到第二年才即位，那么诸侯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春秋》本是一国的史书，经圣人修订后，便体现了天下通行的大法。天下的大法，没有比舜、禹最正当的法则更好的了。至于元年初即位，论者引用《康诰》的文字作为定论，认为新年正月必须改元、正式确立君位，百官依次行礼，国史记载即位以作表明。这虽然说明了不必等到第二年即可即位、在即位之年显示新君的法则，却不知道圣人正是借此保存舜、禹的道理。何况鲁侯即位虽然称作元年，却一定要写‘王正月’，上面是为了表明周王之道的次序，下面是为了显示诸侯奉行周王制度而即位。假如编修天子的史书，难道可以不知道记载元年即位的法则吗？后来世事艰难，天子继承统绪必须等到第二年才正式称君，形势上有不便之处，当然应当按照实际情况记载。虽然略微改变了古代法则，但称作‘即位踰年改元’，也是为了效法《尚书》中确定君位的原则，以及《春秋》通过改元显示新君即位的意思。” 释放宫女三千人。孙之翰说：“古代贤明君王嫔妃、侍御的数目，经典中有记载，可以考见。汉代以后，后宫人数达到几千，连像魏相这样的贤臣也不愿出来做官了。大概君主广置嫔妃，会有三方面的损害：费用极其奢侈，内宠过多，怨女太多。费用过于奢侈，就会困乏百姓的财力；内宠过多，就会争相通过私下请托干预政事；怨女太多，就会损伤和气。君主的德行受到这样的损害，贤者认为难以劝止，因此不愿出仕。何况隋炀帝荒淫暴虐，自古以来没有可比的，强行选取良家女子充入后宫，人数本来就无法计算。高祖刚进入关中时，释放离宫女子，使她们回到亲属身边，这是他所做美事中的一个方面。等到接受禅让即位后，却安然拥有自己的后宫，想不荒淫放纵，可能吗？幸亏有贤明的儿子继承他，立即纠正他的过失，一次计数释放了三千多人，使天下震动并歌颂此事，这是唐朝盛大的德行。” 把诉讼裁决之事交给太子处理。范祖禹说：“太子的职责，在于侍奉父母饮食、问候父母安好。古代的教育，一定用礼乐来教导他，并设置师保加以辅导。假如他的学问已经明白、德性已经养成，哪里还担心他不能审理诉讼呢？况且年仅十二岁就让他裁决民事，不是太早了吗？如果他有才能，那么即使不学习也能做到；如果没有才能，那么宫臣必定会教他用欺骗来应付君父，这不是培养德性的办法。”

译废黜太子承干，贬黜魏王泰，立晋王治为太子【附载吴王恪的事迹】。司马温公说：“唐太宗没有把天下的重大权柄私下授予自己所宠爱的人，以此堵塞祸乱的根源，可以说是能够作长远谋划了。” 孙之翰说：“君王册立太子，依嫡长、年龄和德行，本来有固定的礼法。如果嫡长子和年长的儿子，有的平庸昏聩，有的犯有过失罪恶，当然不能不在诸子中重新选择。选择的办法，是取得众人的拥戴，再由君主决定自己的意见，这样天下人就会归心。太宗是英明的君主，决定大事从来没有疑惑，到了晚年却被宠爱牵制，不能确定一个儿子。泰年长而且有过失，册立晋王本来没有疑问，为什么竟至于投身床上自我苦恼，还要听取长孙无忌的话来作决定？太子是君主的副贰，是社稷的根本，难道能让一个大臣来册立吗？却仍然命令太子拜谢。幸亏太子贤良，人心有所归属，长孙无忌忠诚而没有独占这份恩宠；如果不是这样，必定会成为引发争乱的开端。” 张唐英论吴王恪说：“太子承干获罪后，太宗想立魏王泰，褚遂良劝谏说不可以。于是太宗召来长孙无忌、房乔、李绩等人，对他们说：‘我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弟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心中很不安。’说完便投身床上，抽出佩刀想自刺。长孙无忌等人争先上前抱住他，夺下佩刀，问他想怎么办。太宗说：‘我想立晋王。’长孙无忌说：‘谨奉诏令，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杀掉。’不久太宗又后悔了，想改立吴王恪，长孙无忌坚决争辩制止了他。长孙无忌等人担心吴王恪日后成为祸患，便借房遗爱谋反之事诬陷并杀害了他。唉！太宗册立储君和副君的做法，不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况且册立太子，不是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是为了天下国家的根本。既然因为承干行为不轨而杀了他，就应当考察诸子的贤能与不肖，选择具有君主德行的人来册立。否则，就应当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以此断绝争夺的祸患；这才是三代直道而行的做法。为什么要轻视天下神器的重大意义，因为一时的愤怒而拿刀自刺，使顾命大臣在惶恐之际奉行诏令，来不及商议立嫡还是立贤的办法，这难道是保全宗族、安定国家的道路吗？既然已经立高宗为太子，却又想改立吴王恪，最终使吴王恪因猜疑而被罗织罪名，这些都是太宗不能独断而造成的。” 唉！一个人生来身份尊贵，成为天子的儿子，这是天下最尊贵的身份，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可是因为册立安排失误，不能保全性命，那么与那些出生在并不尊贵的家族、反而能够终享天年的人相比，差距难道不是很大吗？长孙无忌后来终于被流放，死在黔南，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然而人们也怀疑，这是他诬陷杀害吴王恪所得到的报应。”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九。太宗二。南平公主【张唐英】。太宗论治道的兴盛衰败不在于音乐【温公】。充容徐氏上疏【孙之翰】。大规模征召天下著名儒生担任学官【吕温、刘禹锡、范祖禹】。突厥【范祖禹】。康国请求归附，未被同意【范祖禹】。高丽【范祖禹、孙之翰】。薛延陀【温公、范祖禹】。四夷请求皇帝成为天可汗【范祖禹】。李靖【吕温、孙之翰】。李绩【范祖禹、孙之翰、张唐英】。南平公主。张唐英评论说：“南平公主下嫁给王珪，王珪的儿子王珪按照礼制，举行媳妇拜见公婆的仪式。近代公主出嫁，这些礼仪都被废除了。如今皇上明智恭敬，行动都遵循法制，让公主前来拜见，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尊荣，而是让公主与妻子一同入席而坐，使公主执笄并举行盥洗、进献食物的妇礼。从此以后，公主出嫁，都对公婆行妇礼，这种做法是从王珪开始的。唉！王珪可以说是能够实行闺门之礼，太宗可以说是能够用治家的道理端正自己的女儿，南平公主可以说是能够履行妇道。《诗经》说：‘平王之子，齐侯之孙。’意思是说，平王的女儿出嫁后，与齐侯的儿子地位相等。然而自汉代以后，公主自认为是帝王之女，以阴压制阳，不再有刚柔、上下的区别，士大夫都畏惧她们并以此为耻。所以刘裕时，江斆应当娶公主，便上表请求辞婚说：‘王偃没有仲都那样的体质，却在北阶裸身受雪；何瑀缺少龙工那样的姿态，却投身深井。召见必定以三脯为期限，遣送必定以日出为限。如果我的请求不能申明，就应当割伤肌肤、剪掉头发，投身山林、逃窜海滨。’看他说的这些话，就知道从古到今，丈夫受到凌辱超过天下常人的情况很多，何况还要完全习惯于盥洗、进食时恭敬侍奉的礼节呢？” 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南平公主的贤德了。后来出嫁的公主，应当以她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