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三

译赋税征收。范祖禹评论杨炎在两税之外征收一钱，认为应按枉法论罪，说：制定法令的人，开始时未尝不廉洁，最终却变得贪婪；发布命令的人，开始时未尝不加以告诫，最终却废弃了禁令。法令是君主制定的，却是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如果朝廷自己都不遵守法令，那么天下还有谁会遵守呢？德宗的政事，名义上廉洁，实际上贪婪，所以他的命令开始时告诫禁止，最终却废弃不用。最初禁止暴虐，并不是不严厉；但苛刻剥削的命令纷纷接连出现，天下承受不住它们的弊害。法令虽然完备，但君主的意图却常常在法令之外苛求。君主把法令之外的意图施行出来，天下的官吏就奉行朝廷的意图而不奉行法令。违背君主意图就有罪，奉行法令却没有功劳，因此法令虽然存在，常常只是无用的文书。又评论借钱给商人的事情说：君主运用天下的力量，取得天下的财物，征讨不服从的地方，以统一四海，这是为了保全百姓。但兵革一旦兴起，就没有不反过来虐害百姓的。暴虐征敛的祸害，超过盗贼。盗贼危害百姓的性命，暴虐征敛却失去百姓的民心。危害百姓性命，君主还能够加以治理；失去民心，就无法再收回来了。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借钱给商人的事情，正可以看出这一点。” 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没有小的损害，就不能取得大的治理；没有小的残害，就不能建立大的功业。暂时劳苦一次，便可以长久安逸；暂时耗费一些，便可以永久安宁。”因此君主心甘情愿地这样做，最终却造成大乱。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警戒。又评论陈少游上奏请求增加税钱和盐价说：陈少游加重征敛、增加赋税，以讨好皇上求取宠幸，这是残害百姓的贼害之人。德宗把他的办法推行到天下，并用宰相之职赏赐他，因此官吏们承接这种风气，争相进行苛刻剥削。百姓不堪困苦，以至造成大乱。把天官之职赏给残害百姓的贼害之人，怎么能没有颠覆的灾祸呢？又评论最初征收间架税、除陌钱说：《易经》剥卦六四爻辞说：‘剥蚀床板而达到床面，凶。’床，是皮肤所依靠的东西。剥蚀床板不停，必然会侵及皮肤。君主，是百姓所拥戴的人。剥削百姓不停，必然会危害君主。因此象辞说：‘灾祸已经迫近了。’德宗有统一四海的志向，却追求迅速成功，不致力于养育百姓，而先动用武力。军粮不足，就用暴虐征收、横征暴敛来接续；百姓忧愁，士兵怨恨，受到激发而形成叛乱。自古以来，不巩固国家根本而战事不停的，必然会有意料之外的祸患，这是后世君主应当深切警戒的。又评论陆贽上奏请求两税以布帛作为定额、不计算钱数说：钱币是用来衡量财物轻重的，流通于天下才有用，积存在府库中并不能产生利益。”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谷物和布帛出自百姓，官府不能制造；钱出自官府，百姓不能制造。取用百姓所有的，给予百姓所没有的，那么上下都能得到救济。因此用谷物和布帛作为赋税，百姓就不得不耕种纺织来供奉官府和君上，这是把他们驱使到农桑上去。如果不取用百姓所有的，却要他们交纳自己没有的，那么百姓所有的东西必然因被弃置而变得便宜，官府所没有的东西收取时必然变得昂贵。谷物布帛价格轻贱，百姓从事生产的就少；钱币价值贵重，物品被压得很便宜的就多。因此利益壅塞在上层，百姓困苦在下层，以至田野荒芜，织机上的经纬线空缺，都是因为征取百姓所没有的东西造成的。既然如此，用钱作为赋税，官府难道真能得到利益吗？制定法令的人必须使百姓抛弃末业而回归根本，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又评论皇帝从兴元回来以后，尤其专意于聚敛，藩镇、州县都通过进奉财物来求取恩宠，说：古代的君主，有的经历许多困难而使国家兴盛，有的凭借乱世而开创霸业。大概是因为险阻艰难、忧患都亲身经历过，就知道百姓的疾苦和政事的过失；困窘之后才会发挥智慧，恐惧之后才会惩戒自己的内心，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德宗从兴元回来，不知道自己贪求财物会导致灭亡，只是一味追求货财，更加致力于聚敛；掌政的官吏接连作恶，国家纲纪极度败坏。德行没有进步，而他的心意乖谬暴戾，也太过分了啊。” 司马温公评论皇上到新店打猎，进入百姓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吗？”赵光奇回答说：“不快乐。”皇上命令恢复他家的徭役和赋税，说：“唐德宗实在太难醒悟了。自古以来，令人忧虑的是，君主的恩泽阻塞而不能向下传达，百姓的情绪郁结而不能向上通达。所以君主在上面勤勉体恤，百姓却不感念；百姓在下面忧愁怨恨，君主却不知道，以至于离心叛乱、危险灭亡，全都是因为这个。德宗幸而因游猎得以到达百姓家中，又恰好遇到赵光奇敢于直言而知道百姓的疾苦，这是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本来应当查办有关官司中那些废弛法令、阻塞诏书的人，查办发布残虐百姓的诏书、横加增加赋税、盗取国家财物以及身边谄媚奉承、每天说民间富足快乐的人，并诛杀他们。然后洗心革面，改变思虑，使政事焕然一新；摒弃浮华粉饰，废除空洞文书，谨慎发布号令，敦厚守信，察辨真伪，分清忠臣和奸邪，怜悯困苦贫穷的人，伸张被压抑的冤屈，那么太平的事业就可以实现了。放弃这些不做，却只是恢复赵光奇一家的徭役和赋税。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又怎么能让每个人都亲自向天子陈述，让每一户都恢复徭役赋税呢？” 范祖禹评论长安平定后府库中还留有积蓄，说：“德宗想要铲除藩镇，所以聚集天下的财物，借出兵作为名义，并且大量积聚货财利益，以为君主可以欺骗天下，而天下没有人知道。普通人尚且不能用自己家中有无财物去欺骗邻里，何况君主内府有余财，却可以用财物不足来欺骗天下吗？得到财物而失去民心，将和谁一起守卫国家呢？他的失国是应该的啊！此前积聚的财物，反而成为盗贼的资财，财物悖逆而流出，甚至还没有耗尽。先王不把利益当作利益，而把义当作利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陆贽劝谏皇帝远隔千里遥控军机。范祖禹说：“《易经·师卦》六五爻辞说：‘长子统率军队，弟子用车载尸体回来，占问虽正也凶。’六五是师卦的主爻，是制定军队命令的人。长子，是军队的统帅，所以统率军队就吉利；弟子，是听从别人指挥的人，所以即使守正也凶。既然如此，用兵之道就在于选择人才并把权力委托给他，不能从旁牵制。可是君主常常想让权力都出自自己，或者不愿意把功劳归于别人；将领在外，却用君主的命令从中制约，军队从宫中遥控，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又说：‘英明的君主任用别人而不亲自代替别人做事，所以安闲自身而取得成功；多疑的君主亲自做决定而不任用别人，所以劳心而败事。’自古以来征伐有时胜利、有时失败，大多由这两点造成。” 《传》说：“军队只在于由统帅制定命令而已；如果凡事都等候命令，就没有威势。” 何况战事发生在边境，君主却亲自统率，从千里之外调动军队，在九重宫禁之中决定策略；即使有方叔、召虎这样的臣子，也不能自行便宜行事。这不是被敌国打败的，而是君主自己打败了自己的军队。

译关中发生饥荒，士兵和百姓都瘦弱而面色黧黑。范祖禹说：“老子说：‘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大军过后，一定会有荒年。’这是说百姓因为忧愁困苦的气息，损伤天地阴阳的和谐，从而招致水旱灾害。用军队消除残暴，就像人用毒药攻治疾病，疾病虽然除去，人的损伤也很严重；他的血气一定要经过很久才能恢复，有的人甚至终身衰弱。一旦失去调养，就容易死亡，不如没有患病时那样完好。先王在没有发生混乱以前制定治理办法，在没有出现危险以前保全国家；拥有天下的人，怎么能不努力这样做呢！” 责问御史段平仲。张唐英说：德宗凭借雄才英气，仰慕汉中宗。他治理国政，专门总揽威权和赏罚，临制朝廷内外。宰相们只是充数，承接和处理章奏，而天下的政事大多因此壅塞隔绝。当时监察御史段平仲光明磊落、忠诚仗义，常说：“如果能得到一次召见，我一定会有很大的启发。”后来他与陈归奉命出使归来，奏事完毕，想要有所陈述。皇上知道他的意图，便询问他，语气和脸色都十分严厉，话语又夹杂着其他事情。平仲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因而误称了自己的名字。皇上斥责他让他出去，他因此被废置了七年。唉！德宗在这件事上，失去了作为君主应有的体统。君主的威势超过雷霆，重如万钧；臣子的性命微薄如鸿毛，轻如一缕丝线。作为君主，应当宽容柔和地接纳臣下，温和愉悦地接待他们，想到他们可能因为畏惧而不敢说话，或因有所顾虑而不能尽情陈述。何况还以严厉的脸色面对他们，用杂乱的话语责问他们，却想让他们来进献直言、沟通下情，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不稍微和颜悦色一些，听取他们的奏报，从而明察社稷的安危、推究国家的兴衰、全面了解百姓的利弊疾苦，审察刑法政令的得失呢？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也可以转祸为福。为什么要用威势震慑他们，使他们恐惧呢？由此可知，兴元的困厄和兴元的幸运，也是由于上下情意不能沟通，从而招致了这些事情。从前程名振奏报事情时，言辞和神色都不屈服。文皇帝说：“房乔在我身边，看见我斥怒别人，从来没有不变脸色的。如今程名振竟敢这样，也是一位奇士啊。”于是优待并任用他。德宗的器量，难道不应当在文皇帝面前感到惭愧吗？《礼》说：“用声色来感化百姓，是最末等的办法。”《诗》说：“我心中怀有光明的德行，不用大的声势和脸色来压人。”恭敬地想，艺祖优待宠信直言之臣，从未压制挫折他们。太宗下诏给内外臣僚说：“如果忽然想当面奏事，便由御合门司引领进见。”真宗时，有人把真宗比作桀纣，辅臣请求治罪。真宗指责他们说：“只须询问事情的是非曲直，不必责罚这件事。”仁宗即位以来，台谏之臣和侍从之列，把美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早晚陈述在他面前，他从来没有不和颜悦色地询问。因此能够使天下太平四十年，夷夏安定。以前面德宗的器量相比，真是何等狭隘啊！东宫 范祖禹评论王伾、王叔文侍奉东宫、推荐人员并暗中结党说：“古代教导太子的人，一定选取天下的贤者，使他们同太子共同生活在左右前后，身边全都是正直的人。即使这样，他的后代有时仍不能成就德行；而小人依附德宗，不能选取贤人来辅导东宫，却只让擅长技艺和博弈的人入宫侍奉，难道不是把他的儿子教愚了吗？有十金家产的人，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守住它；有一命爵位的人，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它，这是普通人的常情。何况天下如此广大，祖宗的基业如此重大，难道可以不寻求贤人来辅导自己的儿子，反而把他教愚吗？《诗》说：‘有谁知道呢’，大概也是说不要去思考罢了。过去的君主，怀疑贤人教导自己的儿子会造成祸患，却不怀疑小人，因此不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只是因为不加思考罢了。”范祖禹又评论德宗患病时，卫次公等人确定继承人，说：“从前成王将要去世时，命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成王凭靠玉几训诫他，把长子托付给大臣。成王去世后，太保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带着两件干戈和一百名虎贲，到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当时太子在宫内，特意出来迎接，这就是把他的身份显明给众人看。” 既然如此，古代拥立君主时，唯恐众人看不见、事情不显明。为什么呢？天子是天下共同的君主，所以应当让天下人共同拥戴他、奉他为君。从来没有偷偷在宫中把人拥立起来，由宦官、妇人一手操办，却可以使天下归正的。先王在即位时，一定用礼来端正开端；在将要去世时，也用礼来端正结局。《顾命》一书，就是给万世帝王制定的法则。到了后世的君主，把拥有天下作为自己的私心，唯恐失去它；一旦涉及巨大利益，天理就消灭了。因此父子彼此猜疑，把临终安排视为忌讳，把确定后嗣视为禁忌，所以在继承之际，很少有人能端正应有的礼制。顺宗做太子二十多年，已经有了成年的儿子，突然患病不能说话，而德宗也逐渐病重，病势危急，朝廷内外隔绝，大臣不能听闻实情。德宗去世后，宦官仍有其他打算；有时太子年幼软弱，储位尚未确定，离发生变乱还能有多远呢？唐朝的君主中，只有太宗经常寻求天下忠诚贤能的人，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们；高宗以下便没有值得称道的了。德宗在位日久，最为猜忌，等到将死之时，不能召见宰相，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们，储君的废立竟取决于宦官。卫次公等人只是因为起草诏书得以进入禁中，于是阻止了宦官的阴谋；否则，几乎就要发生赵高那样的事情了。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效法三代，却把唐朝当作永远的鉴戒吗？

译宦官 范祖禹评论德宗杖责邵光超、宦官中使不敢接受贿赂说：“代宗宠信宦官，放纵他们接受贿赂，虽然是败坏政事，但危害还不算大。德宗纠正他的过失而严厉惩罚宦官，难道不明察吗？然而到最后，他完全不信任群臣，只听从宦官，甚至把禁军交给他们统领，让他们掌握天下的权柄。后来君主的废立都出自他们之手，那么他们造成的祸害又比代宗时严重了。为什么他明白父亲的过失，却不明白自己的错误呢？从前贤明的君主想要改正先君的过错，大概不会这样做。所以德宗即位之初，凡是极力纠正代宗政令的做法，愚人认为可喜，智者却认为可忧，因为那只是出于一时的锐气，却没有忠信诚恳之心来坚持，结果没有不变本加厉的。”范祖禹又评论窦文场掌管神策军、开始让宦官分掌禁军说：“德宗是给唐王室制造祸患的君主，是宗庙社稷覆亡的根源。我因此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又评论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压倒朝廷内外，清要官职有的出自他们门下说：“从这时起，宦官开始专擅国政了；外面的藩镇，朝廷内的台省，大多出自他们门下，那么他们要改换天子也就不难了。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大权，怎么可以假手于人呢？”又评论宦官参与讨论军事，争论纷纷不能决定说：“自古以来，宦官参与军政，没有不使国家失败、军队覆亡的；唐朝尤其严重，后世也可以把它作为鉴戒。” 还要沿着翻车留下的车辙走，难道不是因为怀疑将帅，却把宦官当作可信之人吗？那么不如谨慎选择将帅，委以重任而不要猜疑他们，这才是好的。况且将帅忠诚贤能，就不必监视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将帅不顾自己的父母妻子，又怎么会顾及宦官呢？我只看见宦官造成的危害，没有看见他们有什么益处。”范祖禹又评论宫市强行掠夺物品说：“《诗》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孔子说‘近者悦，远者来’。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是天子应当与天下共同守护的地方。可是德宗竟这样残害京师，那么远方的人又能有什么希望呢？当时剥削搜刮遍及天下，而京师尤其严重，只是因为德宗把宦官托付重任，所以弊政才达到这样的极端。”又评论薛盈珍诬告奏报姚南仲，德宗把幕僚马少微贬黜说：“德宗信任宦官而怀疑群臣，所以不分辨冤枉和正直，不辨别是非，而他的心常常和宦官完全一致，疏远群臣，把他们排斥在外。即使有真实的话，有人以死来证明，最终也不肯相信。至于宦官，即使是妄言也一定听从，认为他们说的话就像是从自己口中说出来的。因此，他们造成的危害就像树木生了蛀虫、人的身体患了膏肓之疾；蛀虫深入，树木就无法医治，疾病拖久了，就会和身体一起……” 成为一体，最终必定一同灭亡才会停止。推究这场祸患的根源，是君主同宦官合为一体造成的，所以应当把它作为深刻的警戒。藩镇 范祖禹评论陆贽劝谏不要任命李万荣为节度使而未被采纳说：“自肃宗以来，藩镇的将领有杀死或驱逐本镇主帅的，朝廷便顺势授予他们主帅之职。德宗时期姑息养奸尤其严重，这是在教天下人篡夺君位。以下犯上、臣子驱逐君主，是治国者最痛恨的事情。圣明君主的法令，一定诛杀而不赦免。不但不讨伐，反而奖赏他们，使天下人都没有君主，怎么能不逼迫天子呢？《礼》说：‘政令不正，君位就危险。’治国者一定要严格上下的等级，明确长幼的秩序，使他们不能互相欺凌超越，大概就是为了君主能够自我安定。唐朝的君主破坏法令、扰乱纲纪，已经没有政令和刑法了，凭什么治理天下呢？”又评论李说忌恨李景略，使窦文场推荐他担任丰州刺史说：“德宗把姑息藩镇作为要务，但还一定亲自选择参佐来辅佐他们，因为仍想使事情出于自己。可是藩臣能够用计谋除掉这些人，宦官能够用手段役使这些人，最终还是不能由德宗自己控制。只是因为他苟且简略而又多所畏惧，没有法度来守住自己。凭一个人的思虑，怎么抵挡得住身边人的欺骗呢？”又评论李说去世，严绶因进奉而知名，被任命为河东司马说：“从前魏献子执掌晋国政事时，各县的大夫都是根据贤能来荐举的。” 梗阳人想要送上财物，他的臣属立即进谏并拒绝了这件事。德宗选任藩镇的臣属，竟然依据财货利益；他虽然是天下的君主，却还不如列国的大夫。又评论于頔占据汉南而怀有异志，皇帝对他无可奈何说：“德宗起初有削平藩镇的志向，他的明断看似刚强，不畏惧看似勇敢，然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刚强勇敢。刚强有血气之刚和志气之刚；勇敢有匹夫之勇和天下之勇。这两方面不能不加以辨察。开始强盛而最终衰弱，年轻时锐气旺盛而年老后消退，这是血气之刚。安静时端正，行动时强健，这是志气之刚。血气之刚可以被挫败，志气之刚却不能被挫败。不估量事情是否可行就去做，不考虑后果就发动行动，这是匹夫之勇。以德居心，依义行事，这是天下之勇。匹夫之勇可以被吓退，天下之勇却不能被吓退。因此，极其刚强和大勇，君主不可不培养。德宗初年想要有所作为，靠的是血气之刚、匹夫之勇。他发出这种刚勇很容易，所以受到屈挫时必定极其深重；他发动行动很轻率，所以一旦受挫便必然彻底失败。因此到了最后，他竟然如此极度怯懦畏惧。” 又评论韩全义到达长安，窦文场掩盖他的败迹说：“《诗》说：‘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只有具有恒常德行的人才能做到。德宗对文官急切，对武将却宽缓。凡是拥有土地和军队的人，难道都畏缩而不敢处理艰难的事情吗？这哪里是有恒常德行呢？”又评论李长荣去世，德宗派中使带着诏书授予本军将领，但只把节度使之职授给军士所依附的人。说：“藩镇不顺从，未必是人情所想要的。是因为朝廷驾驭他们失去了正确的方法，不能使他们心服，所以才导致动乱。三军将士难道不厌恶上下相互凌犯，想要得到天子的将帅而奉事他吗？”废立和爵位赏赐，是君主的权柄。德宗不亲自掌握，反而推给别人，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难道不是因为不能同贤人谋划政事，才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李希烈 杜牧评论刘昌、薛愿说：“建中初年，李希烈从蔡州攻陷汴州，率兵向东进发，将要攻取江淮。宁陵守将刘昌率三千兵抵抗他。李希烈的军队有将近十倍之多，攻打宁陵三个月。韩晋公率三千名强弩手，连夜涉水进入宁陵。弩箭射到李希烈的帐前，李希烈说：‘如果再增加吴地的弩兵，宁陵就攻不下来了。’于是解围退回汴州。几个月后，李希烈的骁将翟耀率精锐部队在淮阳城下大败，李希烈处境窘迫，放弃汴州退回蔡州。后来司徒刘公立佐见到刘昌，问道：‘你凭一座孤城，以一当九，在一百天里，凭什么能够守住？’刘昌哭着说：‘靠着背弃私情才能守住。’刘昌命令守城墙的人说：‘回头顾念城内的人，斩首。’刘昌的外甥张俊守在西角，从未回头顾望，刘昌却将他揪出斩杀。军士都有了死战的决心，所以能够坚守。刘昌于是伏地流泪，司徒刘公也哭了，拍着刘昌的背说：‘国家一定会让你享有富贵。’天宝末年，淮阳太守薛愿、睢阳太守许远、真源县令张巡等人共同守卫两座城池，他们在困窘危急中的情形大致相当。睢阳陷于贼手，淮阳能够守住，所以张巡、许远的名声显赫，而薛愿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刘昌守宁陵，近似淮阳的情况，所以贤良之臣的名声不如忠臣。” 孙武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杜牧的《窦烈女传》说：烈女姓窦，小名桂娘。她的父亲窦良，建中初年任汴州户曹掾。桂娘容貌美丽，读书很多，颇有文才。李希烈攻破汴州，派甲士到窦良家，把桂娘带走。将要出门时，她回头对父亲说：“千万不要忧伤，我一定能够消灭贼兵，使大人从天子那里取得富贵。”桂娘既凭才貌处在李希烈身边，又能巧妙周旋取得他的信任；凡是李希烈的机密，即使他的妻子儿女不知道的事情，她也全都能够听到。李希烈回到蔡州，桂娘对他说：“忠诚而勇敢的人，全军没有比陈先奇更好的。他的妻子窦氏，是陈先奇宠爱并信任的人，希望能同她往来，以姐妹的次序相称，然后慢慢劝说她，使她坚定陈先奇的心。”李希烈同意了。桂娘于是以姐姐的身份侍奉陈先奇的妻子。她曾私下说：“做贼凶残无道，迟早一定会失败，姐姐应当早作打算，为后代留下安身之地。”陈先奇的妻子认为这话对。兴元元年四月，李希烈突然死亡，他的儿子不发丧，想把老将校全部杀掉，换用地位低微年轻的人，计划尚未决定。有人进献樱桃，桂娘告诉李希烈的儿子，请他分送给陈先奇的妻子，同时向外界表示一切平安，于是把密信写在蜡帛上说：‘前些日子已经死了，灵柩停放在后堂。’ 想要诛杀大臣，你必须自己设法。”她把帛书染成朱红色，揉成像樱桃一样的帛丸。陈先奇剖开帛丸看见信，便告诉薛育。薛育说：“这两天李希烈声称有病，只是奇怪乐曲纷纷奏起，昼夜不停；这正是诛杀大臣的事情尚未决定，却向外界表示有闲暇，事情已经确定了。”第二天，陈先奇、薛育各自率领所属部队在牙门喧闹，请求面见李希烈。李希烈的儿子被迫出来拜见，说：“愿意去掉伪号，一切按照李纳办理【当时李正己已经去世，李纳代替他任帅】。”陈先奇说：“你的父亲叛逆，天子已有命令。”于是斩杀李希烈及其妻子儿女，把他们的首级装在匣中献给朝廷，并将尸体暴露在市中。两个月后，吴少诚杀死陈先奇，得知了桂娘的谋划，也因此杀死了她。请让我试着评论这件事：李希烈对不起桂娘的地方，只是劫持了她而已。李希烈僭越称号，而桂娘做了他的妃子，又受到他的宠爱和信任；从女子的内心来说，始终把李希烈当作主人也是可以的。但她确实明白成就和逆顺、轻重的道理，能够取得李希烈的权力；她以姐姐的身份使陈先奇的妻子获得智慧，最终能够消灭贼人而不顾自身私情，这是烈节。身高六尺、拥有俸禄官位的男子，在李希烈叛乱时，同他相互依附、共进退的人很多，难道是才能力量不足吗？大概只要义理达到极致，即使是一个女子也可以有所成就【下文如此】。” 《李翱·杨烈妇传》说：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汴州，随后又将要侵犯陈州，分出几千兵力抵达项城县，大概准备掠夺当地土地，俘虏那里的男女，然后在陈州会合。县令李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妻子杨氏说：“您是县令，敌寇到来，就应当守城。力量不足，死在这里，也是职责。您如果逃走，那么谁来守城呢？”李偘说：“兵力和财物都没有，将怎么办呢？”杨氏说：“如果不守，县城就会被贼军夺取。仓库里的粮食都是他们积聚的，府库里的财物都是他们的，百姓也都是可以作战的士卒。国家还会得到什么？夺取贼人的财物，用他们的粮食来供给军队，重重赏赐来招合敢死之士，这一定能够成功。”于是把书吏和百姓召集到庭院中，杨氏说：“县令确实是这里的主人，虽然如此，他任期一满就会离任，不像书吏和百姓这样。书吏和百姓是本地人，祖坟都在这里，应当共同拼死守护自己的节操，难道忍心丧失贞节而成为贼人的人吗？”众人都哭泣，答应了她。于是她宣布：“用瓦石击中贼人的，赏给千金；用刀、箭以及兵器击中贼人的，赏给万钱。”招募到几百人，李偘率领他们登城防守。杨氏亲自为他们烧火做饭，供给他们食物，无论年长年幼，一定周到而平均地供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李偘派人对贼军说：“项城的父老，出于义理不肯做贼，已经全力守城，决心死战。你们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足以显示威势，不如赶快离去，白白损失利益，毫无用处。”贼军都大笑。有一支飞箭射中李偘，李偘受伤回城。杨氏责备他说：“您不在，谁还肯坚定地守城呢？与其死在城上，难道不比死在家里好吗？”李偘于是忍住伤痛，再次登上城墙。项城是个小县城，没有长戟强弩，也没有高城深沟的坚固防御，贼军气势汹汹，率领部下准备翻越城墙攻入。有人用弱弓射箭，射中了贼军主帅，使他坠下马来；这个主帅是李希烈的女婿。贼军失去气势，于是纷纷逃散。项城百姓没有受到伤害。朱滔 范祖禹评论朱滔援救田悦到达束鹿时，士卒不肯服从，于是斩杀二百多人，带兵向南进发，说：“百姓都有常性，饿了要吃饭，渴了要饮水，以此奉养父母妻子，安享天年，这是人之常情，难道愿意作乱而使自己的宗族沉没吗？然而自古以来，天下太平的时候少而动乱的时候多，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治国之道，百姓不知道该听从谁，所以奸雄才能欺骗民众并驱使他们。天宝以后，幽州、蓟州成了反叛的地区，天子把它们看得和敌国没有区别；但是朱滔这样劫掠百姓，他们是在不得已之后才跟从他的，这也足以看出他们本来并不好乱。统治人民的君主可以由此反省自己，修明政事了。《诗序》说：‘《小雅》全部废弃，四方夷狄就会交相侵犯。先王不把罪责归于四夷，而把过错归于中原，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只是自我修养罢了。’君主如果实行仁政，使百姓亲近他们的长官，爱戴他们的君主，即使驱使他们作乱，也没有人愿意跟从，奸雄哪里还能欺骗他们呢？”

译朱泚【泾原】范祖禹评论朱泚僭越称帝，樊系撰写册文，文章写成后服毒自杀，说：“司马迁说过：‘知道必死就一定勇敢，并不是死这件事困难，而是处在必死的境地却很困难。’假使樊系能够拒绝朱泚，不写册文而死，难道不就是忠臣吗？可是他等册文写成才死，这也只是作了叛逆之事罢了。可惜啊！他究竟是忠还是逆，只在于写与不写而已。樊系不敢拒绝朱泚，不过是害怕死亡、胆怯罢了，最终又没有逃脱一死，他的愚蠢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能够去死，却不能拒绝朱泚，这只不过是奴婢妾侍那种自杀而已，不能算勇敢。士人有不幸而身处危乱之中的，也应当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啊！”又评论朱泚带兵逼近兴元说：“德宗凭借饥饿羸弱的士卒，守卫一县之地，面对朱泚十万军队，防备抵御的力量全都用尽，危急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所凭借的只是人心还没有离去。最终仍能恢复宗庙社稷，不失去旧有的基业；何况凭天下这样广大的土地、亿万众多的百姓，以道德来守护，以仁义来役使，谁还能抵挡呢？所以君主如果得到民心，就不在于土地的广狭、军队的多少，统治天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又评论泾原军队援救襄城，到达浐水时因为宴饮犒劳太微薄而作乱，返回奔向京城说：“从前秦国驱逐匈奴，戍守五岭，陈胜却在大泽乡起兵；隋朝征讨突厥，征伐高丽，杨元感却在黎阳发动叛乱。自古以来，攻战不停，倾尽全国力量对外用兵，必定会招致内部祸患，这是百姓疲惫、国家根本动摇的缘故。襄城危急时，德宗把它看作最大的忧患，所以竭尽天下力量去救援，却不知道大盗覆灭都城；这就好比想除去皮肤上的疮疥，疾病却在腹心溃发；想救治四肢，祸患却从头部和眼目发生。兵革一旦兴起，天下的变乱，哪里能够一一预料得尽呢？”又评论泾原军队叛乱，召集禁军却没有一个人到来，皇帝亲自出发前往兴元说：“周公作《立政》来告诫成王，从左右近臣、常伯一直到掌管衣服的缀衣官和虎贲，都要选用忠良之人，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当时齐侯吕伋掌管天子的军队，所以康王即位时，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拿着两件干戈，率领一百名虎贲去迎接他。周家把天子的心腹、臂膀和爪牙看作太公的儿子。调动他们时，由宰相下令，两个诸侯前往执行，慎重到这种地步，王室怎么会乱呢？”“晋悼公让弁纠担任御戎，荀宾担任车右，让他教导各位御者懂得义，让众多驺从懂得礼，所以军队可以使用。到了汉代，宫廷宿卫仍然由忠勇有能力的大臣和公卿的子弟担任，大概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正因为天子尊贵，才一定要让诸侯和天下贤能的人共同承担保卫他的责任。”（还要）教导他的徒众，使他们懂得礼义；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形成牢固的防卫。后世苟且简略，君主大多疑忌，宁可任用小人，也不任用君子。德宗时期，所任用的人尤其不合适，竟至于京城发生变乱时，没有一个士卒来保卫他。后来吸取以前的教训，把禁军交给宦官掌管，结果祸患更加深重。把天下不义之人聚集起来，让他们手执利器环绕天子的居所，却不把这件事交给忠贤大臣，由此可知后世君主不尊重国家，也不懂得法度。张唐英评论王翃召来朱泚之乱说：德宗建中四年，下诏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万军队讨伐李希烈，京兆尹王翃犒劳军队，只给粗劣的粮食和蔬菜饭食，士卒都愤怒地说：“我们抛弃父母妻子，将要为国家死于患难，却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国家的琼林、大盈府库中堆满珍宝财货，不取出来我们怎么活下去？”于是他们倒戈进入京城。德宗惊惶恐惧，出行到兴元避难。世上的议论者只说朱泚叛乱，却不知道召来朱泚的人是王翃。况且朝廷大臣以及后妃、权势之家，将相和台阁大臣的奴仆，未必有一丝一毫的功劳，他们却已经厌倦了吃膏粱厚味、穿绫罗绸缎；三军士卒在暑天不能到清凉的树荫下，寒天不能靠近温暖的地方，扛着兵器、穿着铠甲，出入行军作战，即使在无事的时候，也必须用恩德信用来对待他们，同时要求他们建立功效，何况正处在动乱之时，本来就应该先用重赏使他们拼死效命，再用重罚使他们竭尽力量。王翃却吝惜一顿饭的费用，招致了四海的祸患，最终使狂乱之徒突然发动，玷污宗庙社稷，扰乱神器，使天地充满腥秽，使百姓遭受祸害。不是王翃召来这场祸乱，又是谁召来的呢？从前弦高犒劳秦军，使郑国免除了祸患；鲁国人因为酒食微薄，却导致邯郸遭到围困。王翃凭着像茧和栗子那样微小的资质，不懂得国家谋求长远利益的道理，却吝惜微不足道的利益，哪里会懂得这些呢？《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四 德宗二 崔佑甫【温公】卢杞【范祖禹、孙之翰、石守道】陆贽【范祖禹、权德舆】李泌【范祖禹、温公】萧复【范祖禹】姜公辅【范祖禹】杨炎【孙之翰】裴延龄【范祖禹】崔善正【李锜、范祖禹、张唐英】李晟【东坡、范祖禹、孙之翰】崔佑甫 司马温公评论担任宰相时，不到二百天，就任用了八百名官员，说：“我听说用人的人，不应区别亲疏、新旧，只应考察他是贤能还是不肖。这个人未必贤能，如果因为亲近或旧交而任用他，当然不公正；如果他确实贤能，却因为亲近或旧交而舍弃他，也是不公正。天下的贤能之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了解的。如果一定要等到平素认识、熟悉他的才干品行之后才任用，遗漏的人也就多了。古代做宰相的不是这样：通过众人的推举，大家都认为某人贤能，自己即使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也姑且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劳，然后罢退他；有功劳，就提拔他。所推举的人合适，就奖赏推举者；不合适，就惩罚推举者。这些都是众人共同认可的原则，自己不把一丝一毫的私心放在其中。如果把这种心意推行开来，又有什么遗漏贤才、空置官职值得忧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