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三

译对四夷穷兵黩武 张祜的诗说：“汉代采取的并非良策，西戎的祸患世世代代不断。没有多久便得到了良马，却没有计算这样做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对外国的仇怨徒然结下，中原百姓的愤懑却无法伸张。反而使这成为后世的耻辱，昭帝时还远远地与匈奴和亲。”又说：“鲁仲连离去而留下名声，在世间断绝了遗留下来的声誉。人们只爱聊城城下的功绩，哪里知道沧海的深广。偶然射出一箭，事情无须耗费千金。回望凌烟阁，其中有谁怀有这样的心志？” 何去非说：“战争有必须使用的情况，即使虞舜、太王并不愿意，也本来就应当发动；战争有不必使用的情况，即使蚩尤、秦皇也不厌恶战争，也本来就应当停止。古代的君主，有的忘记战争而厌恶军队，这样做的弊端是天下人都可以凌辱他，所以国势困蹙于衰弱而不能振作；有的喜好战争而穷尽兵力，这样做的弊端是天下人都可以乘其弊，所以国势虽处于强盛却不知屈服。这样看来，军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既有因为使用它而陷入危险的，也有因为不使用它而陷入危亡的。”西汉兴起后，经历五位君主才到孝武帝。从高帝起兵开始，以平民身份诛灭强大的秦朝，逼迫暴虐的楚国，随后平定叛乱，征讨不服之国，直到孝武帝这一时代，天下百姓死于战争、血流成河已经二十多年。吕后、惠帝、文帝和景帝乘着天下刚刚安定的时机，让百姓休养生息，极力奉行柔仁、不与人争的德行；对于战争，他们本来就害怕谈论，也厌恶使用，可以说是懂得天下的形势了。孝景帝时期，对于汉朝来说，大概正是威势可以抗衡、军队可以显示作用的时候。然而他即位不久，突然遭遇七国之乱，因此内心受到创伤和警惕，也姑且安定天下、维持无事，没有时间替天下的形势作长远考虑。不过，他所形成的汉朝国势，也渐渐趋于衰弱了。孝武帝凭借雄才大略，承接前三代君主涵养培育百姓的恩泽，知道天下的形势将要趋于衰弱而不能振作，正是应当用威势和强力加以挽救、以武力振作声威的时候。” 当时，内无奸邪叛变之臣，外无强大逼迫之国，世世代代成为汉朝祸患的只有匈奴。匈奴自楚汉兴起之时，趁着秦朝动乱，重新践踏河南之地，势力才开始强盛。高帝曾率三十万军队被困于白登之围，大约士兵七天没有饭吃；后来解围回去，也没有考虑用什么办法报复匈奴，于是开始商议和亲。高后遭受匈奴侮慢书信的羞辱，临朝时震怒不已，最终却用婉转的言辞、恭顺的礼节来安抚和满足匈奴桀骜不驯的情绪。这些做法，都是想让百姓休养生息，姑且把外患置之不问而不与之计较。孝文帝即位后，对匈奴顺从讨好、输送馈赠到了极点，还装饰打扮宗室女子送去，以巩固双方的欢好；但送亲的车队还没有回来，敌军已经大举深入，侦察骑兵抵达甘泉、雍都。后来双方时而亲善、时而断绝关系，匈奴更加成为祸患，甚至逼近严霸上、棘门、细柳的驻军，用来守卫京都。以孝文帝那样宽仁谨慎、沉静克制的人，仍然整理衣冠、激发愤怒，亲自驾车驱逐匈奴两次，甚至停下吃饭、拍着大腿，思念颇、牧那样的良将。孝景帝时期，对匈奴讨好供奉的情意以及赠送供给的数量，又增加到了极点；然而匈奴侵扰的暴虐，确实没有停止。由此看来，汉朝对匈奴如果不是严厉惩治并彻底平定，那么它成为后世……的祸患，哪里能够防备得完呢？”},{ 因此，汉孝武帝振奋英武杰出的气概，选拔士卒训练骑射，择选并任命将帅，先发制人，倡导讨伐匈奴。大军出征十年，匈奴几乎被杀戮殆尽，名王和贵人被俘获的有数百人。单于拱手狼狈逃往漠北，于是汉朝收复黄河以南、以东的两河地区，将其设置郡县加以统属，洗刷了四代以来所受的侵辱，为后代留下了安定强盛的局面。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单于叩头称臣顺服，按照约定期限来朝拜并听从命令，所处位次与朝廷内的诸侯相当。虽然可以说这耗费了军队和财力，但其功业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假如没有汉孝武帝，那么汉朝世世代代所遭受的边境祸患，以及因戍守和运输军粮而使各县官府忧劳困累的情形，怎么能够预先估量呢？那些昏昧之人的议论实在太过分了，他们不知道考察天下大势以及强弱双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只是鄙陋地说：‘汉文帝、汉景帝这样做是对的，他们仁慈节俭、爱护百姓；汉武帝却沉溺于战争和祭祀，甚至可以与秦始皇相提并论，却诋毁他，难道不可悲吗！’假如汉孝武帝没有沉溺于文成将军、五利将军之流的奸邪，因而严重耗损天下；对外用兵又止于卫青、霍去病去世之时，不再穷追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战事，那么他的功业就可以与周宣王一样伟大了。子由说：天下的利害并不难以了解。士大夫心境平和、意气安定，对上不被名声迷惑，对下不被利益恐吓，大体都能够看清这些问题。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听闻天下事务非常少；他只知道一方面，却不了解另一方面，只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祸害。而那些喜好名声、贪图利益的臣子，窥探君主的心意而迎合他的欲望，就会使利害的真实情况受到扰乱。汉武帝即位第三年，年纪还不到二十岁，闽越起兵包围东瓯，东瓯告急。汉武帝询问田蚡，田蚡说：‘越人之间相互攻伐，这是常有的事情，而且他们屡次反复无常，不值得烦劳中原派兵去救援。’汉武帝让严助驳斥田蚡说：‘只怕是力量不能救援、恩德不能覆盖；如果确实能够救援，又为什么要抛弃它？小国因陷入困境而来告急，天子不去救援，那还可以向谁申诉呢？’汉武帝否定了田蚡的意见，派严助持节征发会稽郡的军队去救援东瓯。从此以后，汉朝征伐南越、攻打朝鲜、讨伐西南夷，战乱祸患便加于四方夷族。过了两年，匈奴请求和亲，使者王恢请求出兵攻打匈奴，御史大夫韩安国请求答应和亲。汉武帝采纳了韩安国的意见。第二年，马邑的豪强聂壹通过王恢进言：‘匈奴刚刚请求和亲，亲近信任边境官吏，可以用利益诱使单于前来，设下伏兵袭击，这是必定能够击破匈奴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译王恢与韩安国讨论攻打匈奴。汉武帝让公卿们商议这件事，韩安国和王恢来回争论，意见都非常坚定。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意见，派聂壹隐藏在马邑城中，以此诱骗单于。单于察觉了这件事而离去，汉军出动却没有取得成果。从此以后，匈奴不断侵犯边境，直到汉武帝去世，天下始终没有安宁的一年，天下几乎陷入大乱。关于这两件事，田蚡和韩安国都知道这样做不对，却迫于善于言辞者的压力，不能为自己申辩。汉武帝一心追求功名，没有深入考察利害的实际情况，便仓促听从了他们。到了晚年，灾祸一起发生：对外百姓耗损离散，对内骨肉相互残杀；即使他后悔并自我责备，事情也已经无法挽救了。然而，严助因为与淮南王交往而被张汤论罪处死；王恢因为没有出兵攻打匈奴，也被判处弃市。两人的罪行都不至于死，却没有免于极刑，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首先制造祸端、招致罪责，所以被上天所不赦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二年〕 东坡说：王恢和韩安国在汉武帝面前讨论攻打匈奴，前后三次，反复争辩。韩安国起初坚决主张不可攻打。后来他又说：‘如果有人认为另有奇妙的计策可以擒获匈奴，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韩安国揣摩出汉武帝的意向，因此自行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以便使王恢的意见得到采纳罢了。否则，韩安国所论述的，几乎关系到天下的存亡，难道会把希望寄托在奇巧的计策上吗？韩安国稍微贬低了自己的主张，便导致战争接连不断、灾祸相继发生，以至于汉朝几乎灭亡，这可以作为后世君子的鉴戒。又说：‘汉武帝违背韩安国的意见而采用王恢的主张，然而最终又杀了王恢；这就像秦缪公违背蹇叔的意见，却没有任用孟明视的功德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温公说：‘天下确实从来不曾没有贤能之士。汉武帝喜好建立征服四夷的功业，因此勇敢果断、轻视死亡的士人充满朝廷；开拓土地、扩大疆域，没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希望让百姓休养生息、重视农业，赵过一类的人便教百姓耕种，百姓也因此获得了好处。同一个君主，在一生之中志趣爱好有很大不同，而士人总能相应而出。假使汉武帝兼有三王那样的器量，用来兴起商、周的治道，难道会没有三代那样的臣子吗？’ 张咏拟作《富民侯传赞》说：‘汉武帝晚年，任命丞相为富民侯。“富民”是治国的根本，“侯爵”是用来奖励功劳的。只是像这样引导百姓，难道就能恢复古代君王的功业吗？唉！社会的大朴尚未完全离散，百姓的命运掌握在上天手中；教化已经开明之后，百姓的命运掌握在贤人手中。贤人不可轻慢亵渎，亵渎贤人的就不是贤人。先王以仁爱和孝道为根本来辨别这一点；百姓不可扰乱，扰乱百姓就会产生弊病，先王以简约节俭为根本来治理他们。自从夏桀修筑瑶台以来，百姓才知道劳苦；秦朝改变井田制度以来，百姓才知道弊害。所谓在上者放纵自己的欲望，在下者便失去约束。四方之人勇猛强健，都离开劳苦而趋向安逸；各种道路都被凿得纷杂繁复，雕饰虚伪使淳朴离散。这就是衰落的周朝的百姓，实在可悲啊！一旦有所劳作，百倍地征取；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得休息，年幼的孩子也被驱赶着奔走，劳力耗尽、身心焦灼之后，饥饿和寒冷又接踵而来。流动的百姓[原文“浮民姧我利”]侵夺我的利益，不贤之人盗取我的粮食，什么时候稍微得到过救助？只是让他们一天比一天受到侵害，所以说美好的德政日益被埋没，穷兵黩武也成为私欲。末世道路上喧嚣纷乱，而治国根本反而受到损害，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如果没有大圣大智的人，还有谁能够拯救他们呢？汉朝用了七十年时间清除秦朝的弊病，以武功经营、以文治治理，教化逐渐遍及四海。凭借汉高祖的仁爱、汉文帝的节俭，尚且不能把百姓推入长寿安乐之乡并成就功业，何况要使汉武帝的功业超过三代呢。’ 张咏拟写《富民侯传赞》说：“汉武帝晚年，任命丞相为富民侯。富民，是治国的根本；侯爵，是劝勉功劳的手段。只要像这样引导百姓，或许就能恢复古代圣王的功业吧？唉！社会的大朴尚未消散时，百姓的性命由上天掌握；风俗教化已经开明后，百姓的性命则寄托在贤人身上。贤人不可轻慢，轻慢贤人便算不得贤人。先王以仁爱和孝道为根本来明辨是非；百姓不可受到扰乱，扰乱他们就会产生弊病。先王以简约节俭为根本来治理他们。自从夏桀修建瑶台以来，百姓才知道劳苦；秦国改变井田制以来，百姓才知道弊病。所谓在上位的人放纵自己的欲望，下面的百姓便失去了约束。‘四人桓桓，百途凿凿’；人们离开劳苦而趋向安逸，各种途径竞相开凿，雕饰虚伪之风盛行而淳朴之风消散。衰落时期周朝的百姓，实在可悲啊！一人劳作，百人取用；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得休息，年幼的孩子便被驱赶着奔走，身心焦劳、力气耗尽之后，饥饿和寒冷又接踵而来。浮游之民侵夺我的利益，不贤之人盗取我的粮食，什么时候曾稍微得到过救助呢？只是一天天地任凭他们进攻我，所以说美德日渐埋没，穷兵黩武也只是出于私心。末流道路喧嚣，而根本受到损害，难道正是由此造成的吗？若没有大圣大智之人，还有谁能拯救他们呢？汉朝用了七十年清除秦朝的弊病，武功文治并举，渐渐遍及四海。凭借汉高祖的仁爱、汉文帝的节俭，尚且不能使百姓长寿并成就功业，更不用说把三代的成就加到汉武帝身上了。” 他在政事上崇尚威势、极尽奢侈，四十年间，民力凋敝过半，于是急忙下诏让富民受到优待，尊崇为上公的名号。他忧虑操劳、确实用心，也算达到极点了吧？只是知道百姓富裕以后国家才会富强，却不知道国家政治端正以后百姓才能得到治理。唉！不能效法三代养育百姓的方法，却去从事末流的权术，实在可悲啊。这也像要止住奔流中的船，即使有一万根篙，也不如一条五尺长的缆绳重要；医治已经败坏的百姓，即使有一百种方法，也不如端正根本的仁政。唉！末流的道路没有堵塞，根本的弊病没有纠正，却想使百姓富裕、国家昌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说汉朝兼杂霸道，史书有时或许说得过头了。我爱惜汉武帝有使百姓富裕的志向，也爱惜臣下以富民为名号；但又愤恨他们不能开通正道，因此附在史书后面作赞来纠正这种做法。赞说：‘五帝之后的时代，政事简约而百姓安静；夏、商、周的时代，政事端正而百姓得到治理。所以贫富这样的名目，很少有人提及。夏、商二代末年，四种人扰乱伦常，各种途径竞相翻新，愚昧饥饿的百姓，没有办法得到安宁生存。于是使那些怀有仁义和才智的人，容易在其中以求取功名。像武皇帝任命富民侯，又能怎么样呢？又能怎么样呢？’ 派李广利攻打大宛夺取马匹，封他为海西侯。温公说：‘武帝想让宠姬李氏得到侯爵，于是派李广利率军攻打大宛。他的意思是认为没有功劳就不能封侯，不愿违背高帝的约定。军队征伐是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生死都系于此。如果不分贤愚便把军队交给人，只想侥幸取得眼前一点功劳，借此作为封侯的名义，来满足自己所宠爱的人，那还不如没有功劳却封他为侯。这样看来，武帝在封侯这件事上有见识，在任用将领上却没有见识；说他能够守住先帝的约定，我认为是错了。’

译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削减诸侯的封地。王荆公说：‘我起初读《孟子》，看到孟子说王政很容易实行，心里确实认为如此。后来看到孟子与慎子讨论齐、鲁的土地，认为先王的制度是国家大体不过百里；又认为如今如果有圣王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削减，直到只有几十里或一百里左右才停止。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贤明，但凭他的仁德、智慧和是非判断，要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动用兵革，侵削那些拥有数百里、上千里土地的强国，使它们一下子愿意削减十分之八九，变得和先王时代的诸侯相同呢？后来我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下令诸侯王的封地都可以推恩分给子弟，并由汉朝亲自确定他们的名号，使他们分别隶属于汉朝。这样，诸侯王的子弟各自都有分封的土地，而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因分割而变得弱小。此后才知道，用谋略来筹划，用计数来安排，逐步实行，就可以使大的变小、强的变弱，而不至于引起震动、变乱和失败伤亡的祸端。孟子的话并没有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百千里〕 任用宦官掌管尚书事务。王元之说：‘武帝因为沉溺于后宫游宴，公卿不得入见，便改用宦官掌管尚书事务。尚书这一官职起于秦代，汉朝沿袭设置。自高祖以来，一直都任用士人。尚书负责传达、收发诏命，统掌图书。按照天象比拟，它被称作文昌；考察上古制度，则称为司会。他们独自设席而坐，居于华美的官署，戴进贤冠，戴纳言帻。有人受封时，由他们发布册命；有人去世时，由他们发布哀悼之文。他们享有三独座的尊荣，地位相当于二千石的尊贵。如果不是熟悉旧日故事、通晓古代典章的人，难道不会只是尸位素餐而荒废官职吗？’武帝因为贪图游宴的快乐，任用宦官小人，于是就失去了官职名分应有的正当性。《尚书》说：‘任用官员，只选贤能的人；君主身边的近臣，也只用适当的人。’ 《左传》说：‘器物和名位，不可以假借给别人。’ 况且官职任用得当，百姓就能受到恩惠；任用不当，百姓就会遭受痛苦。治理国家的人能不慎重吗？何况国家设置尚书，就像上天有北斗一样。李固称尚书为君主的喉舌，韦彪把它比作国家的枢机，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任职的人吗？况且宦官四星位于帝座旁边，圣人只是取法天象而设置宦官罢了。他们在宫廷内，只应承担守门防卫的职务，拿酒、进膳而已。如今却让他们总领五曹，统辖百官，专门掌管台阁事务，与冢宰的职务相同，不是太困难了吗？这就像把豹皮鞋授给赤脚的夷人，把龙纹礼服送给赤身裸体的蛮民一样。纵观往古，拥有国家的君主，亲近宦官而不出问题的，很少有不使国家混乱的。唉！黑貂服、绛色官服，以及天阁、礼闱，都是汉朝贵重的官秩，宦官竟然也拥有它们，实在令人痛惜。于是奸邪和受宠幸的人争相求进，在朝廷上摩肩接踵；忠直之士苟且偷安，逃避到山林之中。这样一来，各种工官和三公九卿，难道能不秩序混乱吗？我还担心后世拥有国家的人会把这种做法当作旧例，所以特意议论此事来说明它。戾太子。温公评论皇子弗陵出生时，武帝于是命令把钩弋宫门称为‘尧母门’，说：‘做君主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不谨慎，内心所发必然会表现在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当时皇后和太子都还平安无事，却把钩弋宫门命名为‘尧母’，这并不是恰当的名称。因此奸臣暗中揣测皇上的心意，知道他特别宠爱小儿子，想立他为继承人，于是产生了危害皇后和太子的心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真可悲啊！温公又说：‘古代贤明的君王教育太子，一定替他选择端方正直、敦厚善良的人担任保、傅、师、友，使他们早晚都与太子相处；太子身边前后左右全是正直的人，出入居处也都遵循正道。即便如此，仍有太子沉溺放纵、行为邪僻而陷入祸败的。如今却让太子自行结交宾客，任凭自己的爱好行事。正直的人难以亲近，谄媚的人容易合意，这本是普通人的常情，太子不能善终也就不奇怪了。’ 封禅。林简言说：‘孔子认为季氏到泰山举行旅祭是僭越，那么看汉武帝封泰山，难道不是僭越吗？或者说，听说没有相应的地位、没有相应的德行而举行这种礼仪，就叫僭越；有相应的地位而没有相应的德行，举行这种礼仪也叫僭越。又听说封泰山是为了报答功业已经成就。只有德行与地位相称的人才可以这样做，例如伏羲、神农，黄帝、颛顼，以及尧、舜、禹、汤。汉武帝封禅，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是羡慕秦代吗？是羡慕伏羲吗？是羡慕尧舜吗？秦代举行封禅而秦朝灭亡，本来就不值得羡慕。如果心里想的是伏羲、尧舜，也应该访求伏羲、尧舜的治国之道吧？应当拿自己所实行的道路同他们相比，看是相同还是不同呢？伏羲、尧舜住茅屋而不修剪茅草，树木也不显露可供使用的材质，这能说相同吗？他们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以示文德，而汉武帝却穷兵黩武、用兵到边远之地，这能说相同吗？他们任用夔掌管音乐，而汉武帝却让李延年进用，这能说相同吗？他们设置诽谤木以听取意见，而汉武帝却捕捉诽谤者并处死，这能说相同吗？凡是这些事情，即使是供役的下人也知道不相同。依汉武帝当时的打算，应当停止那些不相同的做法，实行相同的做法。君主实行了，卿大夫就实行；卿大夫实行了，国人就实行。这样，即使不举行封禅，伏羲、尧舜的德行和美政也会自然到来。’ 为什么不遵循这条道路，却取来司马相如阿谀奉承的遗稿，在内心欺骗自己，不能自我衡量；在外又欺骗千秋万代，矫饰名声、窃取德行，冒着烟云，踏着险峻的山路，封泰山、禅梁父，喜好商纣、夏桀所喜好的东西，却冒充伏羲、尧舜的行迹，季氏那样的僭越怎么能够逃脱呢？从前齐桓公商议封禅，管夷吾用别的说辞使他停止，因为他没有帝王的地位。没有德行和没有地位，二者相差多少呢？假如汉朝有人像管夷吾一样，就应当用三脊茅作为借口，不让他的君主同季氏相提并论。罗隐论山呼说：‘人的本性，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奢侈放纵的。如果不是走正道，那么人可以败坏他，事情可以败坏他，外物也可以败坏他。虽然人的贵贱不同，但到了被败坏的时候，结果是一样的。前后左右的谄媚奸佞之人，是由人败坏他的；穷尽游乐、极力观赏，是由事情败坏他的；因有所感而觉悟，是由外物败坏他的。这三种情况只要有一种发生在身上，就会成为国家的大蛀虫。孝武帝承接富足繁盛之后，听信身边人的言论，极尽游观享乐，于是向东封禅。大概是想祈求祥瑞，而不是祈求年岁丰收。由此，万岁之声从感悟中发出，后来竟越过辽地、渡过大海，使军队劳苦、民俗疲敝，导致百姓困穷；这就是东山万岁之声造成的。仅仅一座山发出的声音尚且如此，何况千张嘴、万条舌头呢？所以东封时的呼声不能认为是祥瑞，而应当看作英明君主的不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口〕

译喜好神仙。李华的诗说：‘阳光照耀昆仑山，羽人披着羽衣，乘龙驾着云雾，想去那里，心中毫不违逆。这座山在西北方，正是神仙的国土；灵气全都自然而然，想求得它却不可得。汉武帝为什么如此？专心致志地遍访群山，耗费了数以万计的财物，最终皇帝的车驾也没有回来。苍苍的茂陵树木，足以用来警戒人间。’ 李德裕说：‘秦始皇、汉武帝并不是真正喜好道术的人。秦始皇消灭六国，兼有伏羲、唐尧等帝王的称号；汉武帝征伐匈奴，拓展了商、周的疆域，都是开创前代未有之业。虽然他们不能尊崇周公、孔子的道理来施行教化，也不能像汤、武那样用军队实行吊民伐罪，但他们的英才和远大谋略，自汤、武以来，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难道他们不知道方士的欺诈吗？大概是因为享有国位已经很久，欢乐已经达到极点，驰骋射猎的力量疲倦了，求取天马、碧鸡的兴致消退了，鱼龙、角抵的游戏玩腻了，丝竹、鞞鼓的音乐听厌了。于是把神仙当作奇异的事，把方士当作玩物，也不过是希望黄金可以炼成、青霄可以登上，本来并不在于节制精神、修炼形体。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荀卿说：‘千人万人的情感，同一个人的情感一样；百代君王的治道，后来的君王也一样。’我听到武宗说过的话，因此知道这一点。我曾经在便殿谈到方士，都说他们诡诈荒诞，不可信。武宗说：‘我知道这些，只是宫中没有事情，拿这个排遣烦闷罢了。’我曾经读到曹植评论左慈回答君达之类的事，认为魏王及曹植兄弟只是把他们当作优伶来蓄养取笑而已。这话确实可信。大体说来，方士都是习惯清静生活的人所做的，他们隐居在岩穴，不求闻名显达，就像山鹿野麋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志向。’ 难道他们是喜欢被征召到翘车上来的吗？敢于自己炫耀法术、当面欺骗明主的人，也很少。既然当时不任用他们，驱逐他们就可以了，杀掉他们却不对。如果因为他们欺诈就可以诛杀，那么公孙卿、栾大无不是行诈之人；杀掉那些靠欺诈求取权势和利益、借此炫耀自己的人，虽然足以作为大的警戒，却会使兰花和艾草一同被焚烧，这就太过分了。贞观末年，高宗没有杀天竺方士那逻迩婆娑寐，而是驱逐他让他回国，这可以说是后世君王应当效法的做法。狄山与张汤争论政事。东坡说：‘谨按汉朝制度，博士的秩禄都只是六百石。然而朝廷有大事，一定让他们同丞相、御史、九卿、列侯一起讨论可行与否。大概是因为亲近儒臣、尊重经术，不因他们是小臣就废弃他们的意见。所以狄山能够在皇帝面前与张汤争论政事。这是臣下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君主所想听到的意见。皇帝应当用温和的脸色接纳他们，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即使这样，他们还担心不敢进言，更何况像武帝那样变脸发怒，竟把进言的人置于死地呢？所以张汤掌权，竟使盗贼遍布天下，汉朝几乎发生动乱，大概就是从不能容纳狄山开始的。’ 如厕时见卫青、汲黯。东坡说：‘汉武帝没有道义，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有他靠在厕所旁看见没有戴帽子的卫青，却没有召见汲长孺，这件事还值得称许。像卫青这样的奴才，本来就很适合替人舔痔疮；在厕所旁看见他，正是合宜的地方。’ 汲黯。东坡说：‘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直臣难得、忠言难闻，所以贤臣在世时尽力任用他，死后仍思念他的言论，想见他的形象，甚至在梦中见到他，这也可以说是喜爱贤才、崇尚美德到了极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不亚于唐太宗，汲黯的贤能超过虞世南。虞世南死后，唐太宗还思念他；汲黯尚在人世，武帝却厌恶他。所以唐太宗治理天下，几乎达到了刑罚可以搁置不用的境地；而汉武帝执政时盗贼遍布天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译司马相如。东坡说：‘司马长卿起初因为品行污浊而不被蜀人看重，后来凭辞赋得到天子宠幸，却没能提出什么有益的建议，建立哪怕一点善行来赎回自己；反而创议开通西南夷，迎合君主的过错，使自己的父母之邦遭受祸患和困苦。后来又夸耀自己的车服、旌节和旄饰之美，让蜀郡国君背负弓弩替他前导，这难道是诗人所说对桑梓表示恭敬、万石君走下里门迎接父老的意义吗？卓王孙是暴发而成为迁徙来的俘虏，所以一时炫耀而感到高兴罢了；蜀地有那么多君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后来相如回到临卭，临卭令王吉假装恭敬谨慎，每天前往拜见相如。相如称病，让随从向王吉谢绝。等到卓氏准备好酒食，相如又称病；王吉亲自前去迎接相如。看王吉的意思，想必是要和相如举行凑钱的宴会，于是相如便偷偷带着妻子逃走了，实在可笑。相如写文章劝说蜀地父老，是用来讽谏天子的；依我看，不但不能算讽谏，几乎是在劝天子这样做。谄媚奉承的心思，死后还不能忘，竟然还作《封禅书》；像相如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小人了！’ 他又作诗说：‘相如偶然得到一个官职，便轻视鄙薄蜀地父老；忘了自己当年戴着犊鼻裈、替人涤器而混同于平庸保庸之人的时候。著书又有多少呢？渴得肺腑如灰土般干燥。琴书留下了精神，我笑自己回来得不够早。’他写信赠给旧友说：‘我胸怀光明，余生幸而没有惭愧，可以同君平谈论。’又说：陈皇后被废，居住在长门宫，听说相如擅长写文章，便拿出百金请相如作文；卓文君取酒，相如为她作《长门赋》，用来使皇帝醒悟，陈皇后又得到宠幸。我看汉武帝雄猜、残忍、暴虐，而相如竟凭借含蓄的言辞，在宫闱之间轻慢试探。太史公只因谈到李陵之事，被认为有意使贰师将军李广利沮丧、怀有二心，便被下蚕室受腐刑。陈皇后获罪，只是因为卫子夫；卫子夫所受的宠爱不亚于李夫人，哪里是区区贰师将军所能相比的？可是对于相如的《长门赋》，武帝却唯独不怀疑其中有离间卫子夫的意思，难道人的幸与不幸本来就各有命数吗？世人用祸福来评论文章的工拙，又认为太史公不能以明哲保身，这些都不是通达的评论。’ 刘蜕说：汉武帝听到《子虚赋》，起初遗憾自己没有和司马相如同时代，后来又感到高兴。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够像这样，居处蓬蒿之中而名声传到天子那里，那么富贵本来就不值得怀疑，他将来获得爵位和封土也本来不值得畏惧，这不是很了不起吗？如今考察他的本传却说：‘官职只做到使者；居家时起初非常贫穷。’唉！有司马相如这样的才人，又有汉武帝这样爱才的君主，然而仍然不能达到那种程度，其中的原因，我刘蜕知道了。当时武帝把四境之事放在心上，中原耗损衰弱，爵位和封土用来酬报谋臣，金帛耗尽在作战将士身上，即使想到一篇《子虚赋》，也确实不能减少十个人的口粮，这就很自然了。李白《大猎赋》序说：赋，是古诗的流派，文辞应当壮丽，意义应当广博深远；否则凭什么彰显、赞美盛大的美德，感动上天和神灵呢？可是司马相如、扬子云竞相夸耀辞赋，历代都把他们当作文坛雄杰，没有人敢于指责非难。我请求谈谈其中的大概，私下认为他们的用心有所偏狭。《子虚赋》所说的楚国不过方圆千里，云梦泽占了其中大半；齐国又想吞并‘八九三’之类的地方，农田和禽兽都没有让人休息的地方，这不符合诸侯禁止过度放纵、勤修职守的道理。《上林赋》说左边是苍梧，右边到西极，考察实际地势，周围长宽才几百里。《长杨赋》夸说匈奴设置网围，把麋鹿放在其中捕捉，以此充作娱乐；又在灵台苑囿中举行羽猎，围场不过百里，却打开殿门，当时便认为壮盛华丽到了极点。如今看来，实在狭小得厉害！只是君王以四海为家、把万姓当作子女，那么天下的山林禽兽，难道能同平民百姓区分看待吗？而我认为，他们不能用大道来端正君主、向君主展示万物广博周遍的道理。至于在文章中议论苑囿的狭小，我这个微臣私下认为不可取。’ 柳子厚说：‘从前汉朝正处于强盛时期，文章之士汇集京师。等到金马门充满人才、石渠阁也容纳不下时，他们又流布到诸侯国，希望推行自己的道术。所以枚乘客居于吴国，司马相如游历于梁国。有的人写信来匡正君主，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和气节；有的人则顺应时势、观察变化，以成就自己性情和道术的丰美。’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四。武帝下。李陵【乐天　少游　何去非】。李广【温公　何去非】。霍去病【何去非】。桑弘羊【张彧　李德裕】。公孙弘【李德裕】。石庆【少游】。终军【柳子厚】。贤吏【子由】。汉鼎【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