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二

译废黜、册立皇后 石守道说：“唉！高宗真是残虐啊！隋氏残酷地对待百姓，使他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宗用仁义救助他们，使他们达到富裕长寿的境地。百姓刚刚脱离死亡之地而登上安乐之土，高宗却沉溺于一个妇人，轻率地把天下交给她，百姓又陷入水深火热达二十年，这确实是高宗的残虐。当初，太宗病重，握着高宗的手，回头对褚遂良、长孙无忌说：‘我这个好儿子、好媳妇，现在托付给你们。’等到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唐朝几乎成了废墟。李氏子孙接连遭到杀戮，都是高宗的残酷祸害殃及祖先、流传后世的结果。唉！皇后，是宗庙的根本，是天下人的母亲。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君主处理外朝事务，皇后听理内政。君主和皇后，就像太阳和月亮、阴和阳一样。册立皇后，必须是为了保存天下的大公，维系宗庙的根本，成就社稷的大计，并且合乎天地和人心，然后才可以册立。废黜皇后，也必须是为了保存天下的大公，维系宗庙的根本，成就社稷的大计，并且合乎天地和人心，然后才可以废黜。高宗只顾一个人的欲望，顺从一个人的宠爱，不顾天下的大公、宗庙的根本和社稷的大计，却凭一时的私人感情自行废立皇后，最终留下武氏的祸患，几乎覆灭宗族、断绝祭祀，这样的残虐难道还不严重吗！” 孙之翰说：“高宗即位几年后，奉行先帝制定的法度治理天下，很有遵守成法的样子。有一天却昏乱迷惑、任性妄为，不遵奉上天的警戒，即使前代荒淫昏乱的君主，也很少有超过他的。天子的尊贵、嫔妃宫人的众多，何至于偏爱先帝的才人，任由她施展险恶诡诈的计谋，诬陷中宫，成为国家最大的丑事？况且晋王府升为皇太子，在他即位那一年发生地震，长久不停，这是上天以阴气盛大来作警戒。太宗临终时，回头对无忌、遂良说‘好儿、好妇’，这是把家国之事托付给大臣。武氏开始施行诡计，正要商议废立皇后时，遂良以死相争，这没有辜负先帝临终的托付。唉！先帝临终时作出托付，天地连年显示警戒，大臣又在议论此事时竭力争辩；只要稍微接近中等资质的君主，就应当明白其中道理非常清楚，不可不加以思考。何况高宗年少时受到圣父教诲，又有正直之人辅导，难道完全不辨明事理吗？只是内心被宠妃的计谋迷惑，对外又采纳奸人的言论，对上不遵奉上天的警戒，其次不遵守父亲的命令，对下不顾忠臣的议论，顺从一时的欲望，以至于此。他心里知道皇后无罪而怜悯她，却反而让宠妃残害她，竟然不敢过问，这又充分表现出他的软弱怯懦。” 让文武大臣和蕃夷首领一同朝见宠妃，这又是严重破坏礼制的行为，前代从未有过。最终使宠妃擅自掌握君主的权力，残害宗室，杀戮大臣，几乎改变宗庙社稷，这确实是高宗的过错。然而高宗的过错，虽有奸党从旁赞成，也由于李绩对志宁含糊暗示、志宁观望不决而造成。李绩承受先帝的托付，志宁担任宰辅重任，如果稍微帮助遂良、无忌、韩瑗、来济的意见，奸党哪里能够动摇局势呢？所以极力进谏、指出高宗过错的是遂良；促成高宗过错的，是李绩、志宁。因此史书写道：‘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进谏废立皇后，降为漳州都督。’写明他的官爵，是表明他承担大臣的职责。写他进谏废立，是表明被废者不应当被废，所立者不应当被立；又因记载进谏而表明他没有罪。派李绩、志宁册立皇后，史书不写他们的官职，只称他们的姓名，是表明李绩、志宁没有大臣的气节，因此轻视他们。” 史书写‘临轩册立皇后’，却不说‘皇帝召见高宗’，这是因为高宗已经没有人君的体统了。追尊先祖，并为高祖、太宗的文穆、文德二后加尊号。皇帝自称天皇，皇后自称天后。孙之翰说：“谥号是用来尊崇名号的。古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善名虽然很多，却只选取其中一个最大的善行作为称号，不使名号超过实际善行。历代帝王的谥号，有的符合实际，有的名不副实，不能完全遵循古制，但一定以附祭宗庙开始时确定的一两个字为准。高祖起兵义举，虽然出自太宗的谋划，但亲自平定大乱，成就帝王事业，谥号用‘武’是合适的。太宗本来凭武功平定天下，即位以后施行王道、达到太平，推诚布信以取得人心，几乎达到停止使用刑罚的境地，法纪、纲常和号令与古代治世相同，谥号用‘文’是合适的。现在高宗给高祖加谥号‘神尧’，不只是超越礼制，恰恰反而是辱没他。高祖在尧的道路上，怎么可以与尧相比？况且称作‘神尧’，人们必然会认为这个称号并不符合他的名实；既然知道不相称，难道不就是辱没他吗？给二位皇后加上‘神圣’的称号，更加不符合实际。孟子说：‘道德广大而能化育万物叫作圣，圣明到了不可测知叫作神。’难道中宫的地位可以承当这样的称号吗？这大概是武后自己想要尊贵显大，妄自称为天后，高宗于是自称天皇。高宗和皇后既然想使用不同寻常的称号，于是追尊祖宗和两位皇后，用来掩饰他们的行迹。唉！身为天子却顺从皇后的欲望，僭越而把称号抬高，亵渎祖宗，扰乱典章礼制，使后代君主看到后更加崇尚浮华修饰，这就是高宗的过错。” 高宗的过错，也是由于大臣和有关官署不遵守经义，迎合君主的过恶造成的。追谥太子为皇帝 范祖禹说：“皇帝，是拥有天下者的称号；如果没有处在皇帝的位子上，就不应作为赠谥。父亲去世以后儿子才即位，如今父亲还在却追尊他的儿子，难道合乎礼制吗？”李泌认为：“武后想谋求篡位，毒死太子洪，大概高宗并不知道；后来又给他加上尊贵的名号，用来掩盖自己的罪迹。当时政权出自皇后，高宗不过是徒居帝位罢了。后来明皇追谥宁王宪，代宗追谥建宁王倓，把这件事当作先例，都是不合正礼的做法，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改年号为显庆 孙之翰说：“君主即位的那一年称为元年，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君主发布政令，从这一年开始；第一个月称为正月，取正当开始的意义。此后按年数依次相承，直到一代结束。这是上古圣人制定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到了汉文帝，受方士言论迷惑，改称后元年，开始扰乱古制。汉武帝又因事情另立年号，历代帝王都遵循并推崇这种做法。唐朝武德、贞观虽然是年号，但各自延续一代始终，不再中途改元，这与古制并不冲突。高宗守成，为什么不奉行祖宗的法则？况且已经在位七年了，却把这一年称作元年，在道理上怎么说得通？如果因为册立太子之初就可以改元，那么不知道天下的政事究竟由天子统领，还是由太子统领？行事不以古制为师，竟到了这种地步，是由于大臣不明白经义造成的。”

译举行封禅，改年号为干封 孙之翰说：“太宗凭借巨大的功业和德行平治天下。在朝廷政务方面，贤能之才都居于职位，法令制度得到施行；在百姓生活方面，刑罚几乎停用，年年常有丰收；在四夷归服方面，大的前来称臣，小的安定顺服。古代圣王的治理，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即便如此，太宗仍认为封禅是彰显盛大德行的事情，担心自己所做的还没有完全符合天意，始终没有举行这种礼仪。高宗在位十多年，虽然依靠先帝遗留的德泽，百姓安居乐业，四夷没有扰乱，但朝廷政务方面奸人扰乱政治，忠臣贤者被流放杀戮，太子被废黜杀害；临朝听政时，皇后在后面垂帘听政，得以参与听闻，施行威权恩惠不能由高宗独自决定。这些已经显现出大乱，哪里有什么功德可以向上天告成？大概只是顺从皇后的欲望，举行罕见的大型仪式和礼器，向天下夸耀罢了。封禅之后，年年发生饥荒，百姓困苦，日食、彗星接连出现，许多年都没有停止，难道不是因为功德浅薄，却妄自向上天报告吗？而且动用千乘万骑出行，劳累耗费民力，触犯、扰乱和气，以致灾变发生。奸人预先担心天时不顺，便先引用汉代干封的旧事，建立干封这个年号。如果因为年岁干旱而称作干封，那么百姓饥饿困苦、灾变频繁，果真是上天保佑吗？治理天下的人对此一定要深切戒惧，不要轻易议论举行彰显盛德的事情。” 于志宁请求，等衡山公主服满三年丧期后再成婚。范祖禹说：“《尚书》说：‘三年之丧，四海之内都停止歌舞，君主服丧时八音不奏。’服丧三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改变。汉文帝任从感情而改变礼制，轻视丧服制度，开始命令官吏百姓服丧三日，群臣三十六日便除去丧服。他虽然想自我减损礼制以便利众人，却不知道这是使众人进入夷狄之道。从此以后，百姓不懂得尊戴君主的道义，继承帝位的君主也于是都不服三年丧。唐朝的君主，很少能谨守礼制，所以有在国家除服后议论婚事的，有在服丧期间举行音乐的；对内没有父子之亲，对外没有君臣之义，却想使教化施行、礼俗形成，难了。君主，是父亲之道；臣下，是儿子之道。没有君主，就等于没有父亲。何况身为君主，怎么可以没有父亲呢？如果君主在宫内服丧，臣下却在宫外除服，这就是只有父子而没有君臣。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努力革除汉文帝那种轻薄的制度，遵循三代隆盛的礼制，用方丧三年的制度教导天下，这样众人才会明白君臣之义。” 责令五品以上官员陈述政事 范祖禹说：“太宗赞许并采纳直言，引导群臣进谏争辩，所以议论朝廷过失的人每天接连不断。后代君主承继他的余烈，即使高宗昏暗，也还向臣下征求意见，这样做是因为祖宗已经把它作为法则。《诗经》说：‘把谋略留给子孙，来安定辅助后代。’说的就是太宗。” 斥责许敬宗把彗星说成高丽灭亡的征兆。范祖禹说：上天显示天象，圣人便依此作出警戒。日、月、五星出现异常，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的。从前齐景公想禳解彗星，晏子说：‘彗星是用来清除污秽的，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解呢？’如果德行污秽，举行禳祭又有什么损益？许敬宗却谄媚君主，把罪责归给高丽，难道不是欺骗诬罔上天吗？高宗昏庸，尚且还能说出符合君主身份的话；他的至诚足以感动上天。这样看来，自古以来失道的君主，未必亲自做了不善之事，奸佞之臣把他们引入恶道的，大概很多，这也可以作为警戒啊。” 来公敏进谏，劝止皇帝巡幸凉州 范祖禹说：“自从褚遂良、韩瑗、来济被逐，长孙无忌被杀以来，天下避讳进言，已经很久了。可是高宗却责备群臣不进言，仿佛是贤明君主所做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他亲眼见过太宗勤勉不懈地求取谏言、听取接受直言，内心始终没有忘记，又想仰慕太宗求谏的名声，所以有时也这样做。等到他沉溺于所宠爱的人，不顾礼义，即使是元舅这样的亲属、受遗命的大臣，拿先帝遗言来争辩，也坚定得无法使他接受。凉州之行没有成行，难道不是武后的意思吗？他为什么会顺从这样细小的事情！即使说他能够听取谏言，但只谨慎于细小的行为，也仍然免不了陷入大恶。” 刘仁轨请求让李敬玄镇守洮河，借此使他陷入困境。孙之翰评论李敬玄统领军队说：“君主能够识别人材，能够驾驭臣下，臣下就不会欺骗君主；将相不嫉妒贤能，不因私怨发怒，国事就能全部办成。李敬玄不熟悉边境事务，却和仁轨意见相反；这在朝廷上，是因为他以仁轨为不能容忍自己的贤能而违背他的意见为耻。仁轨知道敬玄不是将帅之才，坚决请求让他镇守边地，使他遭受失败和羞辱，这是倚仗自己的功名，欺骗君主来发泄私人愤怒。高宗没有察觉敬玄不能统领军队，只顺从仁轨的意愿派遣他，不久便导致军队败北，自损国威；这是他不明白识人之道，也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这件事中，君臣双方都难免有过错，但仁轨的过错更大。”

译李绩 范祖禹评论高宗想求取谏言，李绩回答说‘陛下所做的事都很完善，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说：“李绩的谄媚太过分了！他使君主陷于过错之中，又用谄媚来使君主高兴。君主有求取谏言的心，而臣下却没有进献忠言的志向，他的罪过很大。李绩本是群盗出身，没有学问和见识，可以担任将领，却不能担任宰相；让他辅佐年少君主，处在伊尹、周公的位置上，并不是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他又评论李绩将死时拿房玄龄、杜如晦作警戒，说：“《易经》说：‘积累善行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福庆；积累不善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祸殃。’君子如果想让恩泽延及子孙，使他们世代守住家业，就不如积累善行留给子孙罢了。房玄龄、杜如晦以忠诚侍奉君主，他们的子孙不肖，覆灭宗族、断绝祭祀，出于不幸，并不是他们积累了不善。李绩因为一句话便使皇后被废，立了孽女，杀害忠臣，罪行不容诛杀，最后能够死在窗下，已经是幸运了。至于他的子孙率领一群不守法度的人，以起兵、兴复为借口，妄图希求非分之福，结果祸及父祖，甚至剖开棺材、暴露尸体，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祸殃吗？李绩将死时，竟然拿房玄龄、杜如晦作警戒，可以说是不能反省自己的人。古代父子之间不以责求善行为原则，骨肉亲属之间不相绝弃；可是有人志气乖张，结交异类，便立即让人杀掉他，残忍而没有亲情，这与夷狄有什么不同？” 这不是用来作为训诫的道理。” 孙之翰评论任命李绩为仆射说：“唐朝采纳魏晋以来历代任用宰辅的制度，以仆射、侍中、中书令为正式宰相。所以仆射为二品，侍中、中书门下为三品。本来李绩由尚书调任詹事，詹事低于尚书，借着他辅佐太子的名义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使他得以参与听闻国政，相当于侍中、中书令的职任。如今李绩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改任仆射、开府，均为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如今却同为三品，岂不是与设置这一名号的本意相违吗？”杜佑《通典》又说：“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因为官阶低而官职高，如今所给的俸禄品秩与三品相同罢了。”据此看来，似乎并不是任职以后才成为三品，只是记载最初的任命，通常不把它当作官位的名称。长孙无忌 范祖禹评论高宗想立武后，先授予长孙无忌妾所生的儿子官职说：“高宗想废掉皇后而立妾，于是授予无忌妾子官职，又重重赏赐财物来取悦他，用利益诱惑他。这并不是出于德行而给予的赏赐，可无忌接受了他的官职和赏赐，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吗？大臣想用义理匡正君主，却先被利益驱使，就不足以受到尊重了。无忌如果拒绝官职，退还赏赐而不接受，使他的君主知道大臣不能用利益诱惑，也足以遏止君主错误的意图，并使君主更加畏惧他。无忌没有想到这一点，最终使武后怨恨他接受赏赐却不帮助自己，奸臣得以参与谋划。高宗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讥刺的了，可惜无忌没有学问。” 孙之翰评论皇帝因为许敬宗告发长孙无忌谋反，便驱逐无忌说：“君主受谗言迷惑，是因为不知道进谗者是什么样的人而造成的。”高宗对于许敬宗，并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比如许敬宗修撰《太宗实录》时，篡改威凤赋的事情，高宗明知其中不足以传信；修史尚且还要根据好恶而下笔，事情本身就不可信。在审理案件时，案情之外的话都是用来诋毁所憎恶之人的，怎么能把大罪当真呢？何况无忌亲属关系上是皇帝的元舅，地位上是三公，忠诚正直，尽心报国，责任极大。一个奸人进谗，皇帝不亲自审问，就把他流放到远方。这不是不知道许敬宗在诬陷、无忌并无罪过，而是正想满足宠臣的意愿，使元舅凭借功勋和重望含冤死在远方。这不只是昏乱迷惑到了极点，实际上也是不仁不孝的过错。” 范祖禹评论皇帝责备李义琰，命令他的舅氏迁移坟墓说：“高宗责备义琰身为宰相，却欺凌他的母家，认为这种做法不能用来统率天下。这话说得对。然而高宗已经因谗言杀死元舅，却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又凭什么责备臣下轻慢母族呢？由此看来，自古以来能知道自己过错的君主很少。” 上官仪、郝处俊 孙之翰评论高宗杀上官仪说：“《易》中有君主言语不慎而失去臣子的告诫，《春秋》中有君主泄露言语的讥刺。圣人制定法则，使君主与臣下谋划议论的事情不能轻易泄露，以免招致祸患。所以《易》反复申说，《春秋》着重记载，告诫得如此恳切。何况君主乘着怒气自行谋划，又让臣子参与议论，过了一天便把过错推给臣子而杀掉他，这难道是君主应有的道理吗？”高宗立武后，过错已经很严重。武后让人施行厌胜之法，废掉她本来就是应该的。高宗正和上官仪商定此事，武后突然申诉，这就是谋议泄露造成的。如果立即实行废黜，武后还能做什么？高宗反而害怕武后怨恨说：“是上官仪教我的。”这只是妇人小儿的态度罢了。于是使奸人迎合武后的意图，诬陷皇子和大臣而杀死上官仪。士大夫无罪而被驱逐的很多。武后的威权日益强盛，养成了篡夺的势力，全都是由于高宗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孙之翰又评论郝处俊不让武后摄政说：“处俊劝谏高宗，不让武后摄政，可以说是社稷之臣。自从上官仪被杀以后，高宗受武后控制，威权被夺，内外都畏惧她，没有人敢违背她的意愿。高宗多次因患病想让她摄政，也是形势逼迫而这样做。处俊不顾祸患，恳切劝谏此事，甚至引用魏令不许皇后临朝作为证据。” 当时，处俊心中只知道为社稷谋划，不知道为自身谋划。他的言辞既激切，义理又明白，加上李义琰给予帮助，即使是昏庸的君主和强悍的皇后，也不能违背义理。臣下侍奉君主，勤劳是用来建立功业的，忠恕是用来树立名声的，退让是用来保全美誉的，朴实厚道是用来担当事务的。像至德的心意，接近这四点。仁轨却不是这样：窃取公家的美名来当作自己的公务，以迎合取悦的姿态求取名声，开启争先竞逐的道路却把它当作美事，煽动浮薄的风气却把它当作担当。他只是侵吞公物、邀求利益之徒，不是谋划政事、能够留名后世的臣子。可是世上那些平庸之人，不责究实际，也不推究他的内心，只探听他的言辞，喜欢他话多，便可以跟着附和，把他当作贤者，而至德的名声反而在他之下。从前王莽喜欢谄谀，用取悦别人来收揽天下人心，最终篡夺了汉朝的国运。仁轨虽然没有这样的心思，但恐怕后世那些喜好名声、邀求美誉的人，外表装作正直，内心藏着欺诈，仿效这种行为，那么贤者和不肖者就会混淆，奸邪的渐染也会逐渐形成。所以评论这件事，作为后世迎合取悦之人的警戒。

译刘仁轨 张唐英说：咸亨年间，戴至德和刘仁轨任左右仆射。每当有人申诉冤屈，仁轨总是用好听的话答应他们，当时称他为“解事仆射”。至德则总是依据道理加以诘问责难，从不轻率地替人裁决；对有道理的人，便暗中替他们上奏，当时称他为“不解事仆射”。唉！两人的优劣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臣子的道理，勤劳是用来建立功劳的，忠诚宽恕是用来树立名声的，退让是用来保全美誉的，朴实厚道是用来担当事务的。至德的心意，接近这四点。仁轨却不是这样：窃取公家的美名作为自己的公务，以迎合取悦的姿态求取名声，开启奔走竞争的途径并把它当作美事，煽动浮薄的风气并把它当作担当。他是侵吞公物、邀求利益之徒，不是谋划政事、能够留名后世的臣子。然而世上那些平庸之人，不责究实际，不推究内心，只探听言辞，喜欢话多，便可以跟着附和，把他当作贤者，而至德的名声反而在他之下。从前王莽喜欢谄谀，以取悦别人来收揽天下人心，最终篡夺汉朝国运。仁轨虽然没有这样的心思，但恐怕后世喜好名声、邀求美誉的人，外表装作正直，内心藏着欺诈，沿袭这种行为，那么贤者和不肖者就会混淆，奸邪的渐染也会逐渐形成。所以评论此事，作为后世迎合取悦之人的警戒。总论高宗的政事 范祖禹评论永徽年间有贞观遗风说：“高宗即位初期，每天召见刺史询问百姓的疾苦，尊敬礼遇辅佐大臣，约束自身而听取意见，所以永徽年间的政治具有贞观遗风。观察道裕迎合旨意而自我责备，便知道只凭自己的行为不足以取信于人；看到胡人进献杂技表演，便知道对于自己所喜好的事不可不谨慎。始终遵循这样的道路，难道不足以成为贤君吗？可是不过几年就悖乱昏惑，忠臣不能进谏，骨肉亲属不能相保，虽然享有国运日久，最终还是造成武氏篡夺。为什么呢？开始时亲近贤人，后来却任用奸佞。《尚书》说：‘小孩子啊，要亲近同伴；小孩子啊，要亲近同伴。’这就是周公用来告诫成王的话。何况高宗呢？” 子由评论高宗的才智足以保全自身说：“高宗淫乱昏庸、软弱暗昧，内有强悍的妻子掌握权柄，外有一群不安分的人聚集在朝廷，而祸患没有波及自身，是有原因的，不是侥幸。他的智慧大概足以自我防卫。彗星出现在东方，进言的人说这是高丽将要灭亡的征兆，皇帝说：‘高丽是小小的夷国，而且也是我的百姓。’能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也有不可欺骗的一面。因为废黜的太子贤能，所以迁怒于与太子交往的人，常常和贤人来往，便让他的父亲训斥他。他的父亲竟亲手把他杀死，皇帝听说后认为不对，反而贬斥他的父亲。刑罚政令能够这样，那么迎合皇帝心意的人一定会互相告诫，天下人听到后，也还会知道有父子之义。他能够斟酌事理而不至于完全受人欺骗，又能参照义理而不接受一味谄媚；他应对事物时大体没有失当，这就足以保全自身了。”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三 则天一 废立中宗，参与朝政【范祖禹、孙之翰、杨夔、张唐英】狄仁杰【范文正公、子由、孙之翰】裴炎【张唐英】五王【附载薛季昶】【张唐英】张柬之【孙之翰】

译废立中宗，参与朝政 范祖禹评论废除武后年号说：“从前季氏驱逐了鲁国国君，鲁国没有国君达八年，《春秋》每年一定记载鲁公所在的地方。等到鲁公居住在干侯时，正月一定记载说‘公在干侯’，这是不承认季氏专擅国政。自从司马迁撰写《吕后本纪》，后世修史的人沿袭了这种做法，所以《唐史》也把武后列入本纪。从记事的体例来说确实如此，但《春秋》的法则却没有采用。有人说：武后是母亲，中宗是儿子。母亲即使不慈爱，儿子也不能不孝。中宗想把天下交给韦元正，不能算没有罪。武后实际上拥有天下，不能不列入本纪；不抹去事实，是为了彰明她的罪恶。我认为不是这样：中宗拥有天下，是从高宗那里继承的。武后在没有罪过的情况下废黜自己的儿子，这是断绝先君的世统，何况她还改朝换代呢？中宗说‘我把天下交给韦元正，有什么不可以？’这只是当时拒绝劝谏的愤怒话，并不是实际想要这样做。如果因此定罪，那么汉哀帝想把帝位禅让给董贤，他的臣子也可以废立君主了。《春秋》中吴、楚的君主不称王，是为了保存周王室。天下是唐朝的天下，武氏哪里能插入其中？” 所以我重新把嗣圣作为纪年，废除武氏的年号，用来作为母后造成祸乱的警戒；这是私下取用《春秋》的义理，即使因此获罪于君子，我也不推辞。” 孙之翰《不称武后年号论》说：武后僭越窃取帝位和名号，唐朝史官于是修撰实录、编纂国史，也为她单独立纪，把武后的事迹系在帝王年号之下，把伪周列入有唐一代的史书，名分和体例大乱，史法完全丧失。后来史官沈既济上奏说：中宗在最初之年登上帝位，末年又恢复旧业，虽然尊号一度被夺，但天命没有改变，足以用来开始记事，足以用来标明年号。从前鲁昭公出奔，《春秋》每年记载他的居处，说“公在干侯”；君主虽然失去帝位，也不敢废弃他的统绪。如今请把太后也合并记载，每年年初一定记载中宗所在之处，说‘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施行某事，改变某项制度’，这样名义上称中宗而记载太后的事迹，使名分不失、礼制不违常规，这才是得到《春秋》的法则，足以纠正唐史的过失。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把武后的事写在中宗年间；武后改换的年号都属于妄自制作，如今从嗣圣起，接续到景龙，武后所改的年号只保留其名称，用来备作考证其他事情的依据，而不以此表明纪年，这样是为了端正帝王统绪，贬斥僭越伪号。” 杨夔记载梁公狄仁杰回答说：“天后幽禁中宗以后，有不让他走出宫闱、改变天下志向的打算，所以徐敬业、唐之奇等人在扬州起兵，想要复兴唐室。然而他们很快就失败了，于是天后任用酷吏，开启罗织罪名的途径，用来震慑内外。有一天，狄梁公独自面对天后，天后说：‘自从我任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以来，朝廷大臣知道害怕了吗？’梁公说：‘朝廷中的小人不明白天命，或许会有不同意见。然而陛下如果因为树上有一只蛀虫，就要砍掉树而丢弃它吗？锦上有一点污迹，就要把整匹锦烧掉吗？饲养鹰隼的人确实希望它凶猛，那么是希望它向乌鸦、老鹰凶猛，还是向鸾凤凶猛呢？凶猛却没有分别，还不如不凶猛。’天后默然无语。” 孙之翰评论张柬之废黜武后说：“旧史记载武后本传时，把她的帝位归在中宗名下，大概是史官忌讳这件事。然而在桓彦范传中，却记载武三思说武后被桓彦范等人废黜，始终深感愤恨怨望。又据《武后实录》记载，桓彦范请求太后复辟，武后躺着不说话，这说明废黜武后确实是事实。记载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废黜武氏，是为了彰明大法。唐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高宗从祖宗那里接受帝位，到他死时把儿子托付给皇后；皇后擅自掌握威权，便逼迫并夺取帝位，僭越窃取大号，任意施行凶暴虐政，毒害内外，超过二十年而不合道义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她终身没有祸患，凭什么给后世作警戒？何况确实废黜了她，怎么能忌讳回避呢？如果因为中宗是武后的儿子，桓彦范等奉立儿子而废黜母亲，在事情上不合顺序，那也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春秋》庄公元年三月，记载夫人逃往齐国；这就是庄公的母亲。因为她做了悖乱之事，便去掉她的氏，予以贬斥，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法则。武后夺取嗣君的帝位，改变唐朝国号，以凶威破坏法度，造成祸害多年，怎么能不加贬斥？何况记载废黜武氏，是废除她僭妄的名号和强大的权力，恢复中宗皇后的地位。” 恢复她皇后的地位，是为了奉行祖宗的统绪，难道不合顺理吗？所以采用《春秋》的法则，替唐朝贬斥并断绝对罪人的承认，同时也给后世作警戒。”},{ 张唐英说：“武后起兵夺取政权之初，袁天纲说她贵不可言，李淳风也说：‘将会有女子称王于天下。’我在宫中读史读到这里时，没有一次不感到怀疑的。况且二帝三王盛世之时，根本没有关于阴阳、日者、谶纬之类的说法。到了汉代以后，取得天下不再依靠仁义之道，所以才要借助符瑞来迷惑天下人，使他们相信这些说法而归附自己。因此董仲舒谈论三代受命的符瑞，儒者曾经鄙视这种说法。况且武氏不过是一个女子，怎么能够感动上帝，使上帝预先显示出这样的征兆呢？上帝的心意，难道又会特意孕育一个不仁的女子，让她这样毁坏唐室吗？这一定是武氏僭越窃取帝位以后，那些依附她、阿谀奉承的徒党想要掩盖自己的罪恶，于是把这件事神秘化，借此说是上天开启了武氏的命运，并非出于人的作为。后来又在李淳风等人的传记中增添这些话，用来迷惑后人罢了。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二帝三王之间贤德的后妃很多，上帝为什么不预先确定她们极其尊贵的征兆，却偏偏只私爱一个小小的武氏呢？依我看，有尧、舜、禹、汤那样的德行，就足以称王于天下；自古以来关于符瑞的说法，全都不足以相信，哪里只是武氏一人的事情呢？”

译狄仁杰 范文正公在《狄梁公碑》中说：天地闭塞了，谁将使它重新开辟？日月被遮蔽了，谁将使它重新明朗？大厦倒塌了，谁将把它重新扶起？国家的神器坠落了，谁将把它重新举起？巍巍然能够担当这一重任的，难道只有梁公这样伟大的人吗？梁公名讳仁杰，字怀英，是太原人。他的祖宗有很高的功业，这些事在本传中已有记载。梁公作为儿子，孝达到了极点；作为臣子，忠也达到了极点。他忠孝的美德像日月一样显著，我怎敢不在庙中歌咏它呢？梁公曾任并州掾，经过太行山，回头望见河阳，看见一片白云独自飘飞，便说：“我的父母住在那片云的下面。”过了很久仍不忍离去，身边的人都为此感动。《诗经》中说“登上父亲的山冈，登上母亲的山冈”，又说“为君子服役而伤感，却不忘记他的父母”，说的不就是梁公吗？唉，这是孝道的极致啊，也是忠心由此产生的吗？梁公曾经与同府的掾共同承担出使边远绝域的任务，但那名掾的母亲年老多病，梁公对他说：“怎么能让太夫人承受万里之外的忧虑呢？”于是到长史府请求代替他出行。当时长史和司马正互相猜忌、不相协和，但被梁公的义举感动，便像平素相交一样欢洽。唉，与人交往尚且先替对方考虑忧患，何况处在君臣之间呢？梁公任大理寺丞时，审决各道积压的案件，涉及一万一千人，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公平。武卫将军权善才因砍伐昭陵的柏树获罪，高宗命令杀死他，梁公抗疏进谏，坚持不退让。皇帝发怒说：“是他使我陷于不孝。”身边的人告诉梁公，让他出去。梁公上前说：“陛下因为一棵树就要杀死一名将军，张释之所说的‘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抔土，那么将要用什么法律来加罪于他呢’，正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臣难道敢奉行诏令，使陛下陷于无道吗？”皇帝的怒意消解了，权善才得以免于一死。唉，执掌法律的官员，忧患在于缺少恩德；梁公却独能以仁爱之心爱护君主，他的用心是多么深远啊！高宗到汾阳宫巡幸，途中经过妒女祠下，当地风俗认为穿着盛装经过那里的人一定会遭遇风雷之灾，并州于是征发数万人，另外开辟御道。梁公任知顿使，说：“天子出行，风伯会清扫尘土，雨师会洒水清路，那座祠又能有什么妨害呢？”立即命令停止这项劳役。后来梁公又任江南巡抚使，上奏毁掉淫祠一千七百所，只保留夏禹、太伯、季子、伍员四人的庙宇。他说：“怎么能让没有功劳的人享受血食祭祀，来扰乱明哲之人的祠庙呢？”唉，连神灵尚且以正道来衡量，何况人呢？梁公任宁州刺史时，能够安抚戎人和夏人，郡人把他的事迹刻在碑上。等到他调任豫州时，正赶上越王叛乱之后，受牵连获罪的有七百人，被登记没收为官奴婢的有五千口。有使者催促他立即行刑，梁公放缓了行刑期限，秘密上表报告说：“臣若进言，似乎是在替逆臣说理；若不进言，又会违背陛下爱惜生命的心意。” 奏表写成后又被毁掉，狄仁杰的态度始终不能确定。他们都不是出于本心，只有陛下应当怜悯他们。于是下令赦免他们，把他们流放到九原。郡中的道路经过宁州旧治，父老前来迎接慰劳，说：“是我们的狄使君使你们活下来的吗？”大家相互搀扶着在碑前哭泣。下到齐州，三天后便离开了。唉！古人说百姓把官长看作父母，像狄公这样，实在超过父母了。这些人本来已经死了，却使他们获得新生，难道父母能做到吗？当时宰相张光辅率军平定越王之乱，将士们贪婪暴虐，狄公拒绝听从。张光辅怒道：“一州的长官竟敢轻视元帅吗？”狄公回答：“您率领三十万军队讨伐一个叛乱之臣，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听说王师到来，登城投降的有成千上万。您却放纵暴兵杀害降者来邀功，使无辜的人肝脑涂地。假如能得到尚方斩马剑加在您的脖子上，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张光辅不能使他屈服，便上奏说狄公傲慢无礼，狄公被贬为复州刺史。唉！孟轲说过：“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才是大丈夫。”说的不就是狄公吗？后来任地官侍郎、同鳯阁鸾台平章事，又被来俊臣诬陷诽谤而下狱。狄公说：“大周改朝换代，万物全都更新，唐朝旧臣，甘愿跟随唐朝一同被诛杀。”后来因家人告发谋反而免于死罪，贬为彭泽令。狱吏曾经压制狄公，诬陷牵连杨执柔。狄公说：“天啊！我还能做什么呢？”便用头撞柱子，鲜血流满了脸。狱吏害怕了，向他道歉。唉！身陷陷阱之中尚且不做不义之事，何况身在朝廷之上呢？契丹攻陷冀州，起用狄公为魏州刺史，让他抵御契丹。当时河朔震动，各地都驱赶百姓进城据守。狄公到任后下令说：“百姓们各自恢复你们的生业，寇贼来了我自会抵挡。”契丹听到这个消息便退兵，魏州人因此为他立碑。不久狄公入朝为相，请求停止戍守疏勒等四镇，以使中原富足；又请求撤除安东，以减轻江南供应运输的负担。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的主张正确。北狄再次侵犯赵州、定州之间，朝廷调出狄公任河北道元帅。契丹退兵后，朝廷就任命狄公为安抚大使。先前被突厥胁迫而随从的人，全都逃散到山谷中。狄公请求曲赦河北各州，以安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朝廷同意了。唉！天下四方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难道只是空自崇尚清谈罢了？狄公任宰相时，中宗被幽禁在房陵，武则天想立武三思为太子。有一天她问群臣是否可以，众人都称贺。狄公退下后没有回答。武则天说：“莫非你有不同意见吗？”狄公回答：“有。我记得前些时候陛下命武三思招募武士，过了一年多，也只有几百人。” 等到命庐陵王代替他招募时，不过几天，应募的人便增加了十倍。我知道人心还没有厌弃唐朝的恩德。”武则天大怒，命他退下。又有一天，武则天对狄公说：“我梦见下双陆棋却没有获胜，这是什么意思？”狄公回答：“下双陆棋不能获胜，是因为宫中没有儿子。”武则天又命他退下。又有一天，武则天生病，狄公入宫到合中问候。武则天说：“我梦见鹦鹉的两只翅膀折断了，这是什么意思？”狄公回答：“‘武’是陛下的姓，相王和庐陵王就是陛下的羽翼，这难道可以折断吗？”当时武三思在旁边，气得脸都红了。武则天因为狄公屡次进言而没有夺取帝位，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派中使秘密召庐陵王，让他换上便服进宫，没人知道这件事。于是她召狄公坐在帘外，问道：“我想立武三思，群臣没有一个说不可以，只有等你说一句话。你若同意，我就让你长久享有富贵；你若不同意，以后就再也见不到我了。”狄公从容回答：“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天下就会动荡。陛下难道能因为一己的愿望，就轻视天下的动荡吗？太宗经过百战取得天下，把它传给子孙，武三思与此有什么关系？过去高宗卧病，命陛下暂时掌管军国大事，陛下突然拥有神器已有几十年，现在又要立武三思为继承人，将天下怎么办？”

译况且姑母和母亲谁更亲，儿子和侄子谁更近？立庐陵王，陛下万岁之后还能享受唐朝宗庙的祭祀；立武三思，宗庙便没有祭祀姑母的礼法。臣不敢吝惜性命来奉行您的命令，请陛下好好谋划。”武则天感动得流泪，命人卷起帘子，让庐陵王拜见。狄公说：“今天，国老和您的天子一同在地上哭泣。”武则天命左右扶他们起来，拍着狄公的背说：“难道他只是我的臣子，还是社稷的臣子呢？”不久狄公上奏说：“回宫不合礼仪，谁来做太子？”于是重新把庐陵王安置在龙门，准备礼仪迎接他，朝廷内外都大为喜悦。唉！安定天下的大业，断定天下的疑惑，狄公的至诚达到神明般的境界，雷霆般的威势也不能使他改变吗？武则天曾命狄公选择人才，狄公说：“想让他做什么？”武则天说：“可以任将相的人。”狄公说：“如果只是寻求文章之才，那么如今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已经足够了。难道只是因为文士拘谨琐细，所以想求得奇才来成就天下的大事吗？”荆州长史张柬之，确实有宰相的才干，只是已经老了；如果一旦任用他，他仍然能够竭尽心力。于是朝廷召见他，任命为洛州司马。后来武则天又向狄公询问人才，狄公回答：“臣先前说张柬之，虽然调任洛州，仍然还没有真正任用。”于是张柬之改任秋官侍郎，等到被召为宰相后，果然能够诛杀张易之等人，使中宗复位，使武则天重新成为皇太后。唉！轻视文才辞华，重视实际才干，这就是他识别人才的深刻之处吗？狄公还曾提拔桓彦范、敬晖、姚元崇等，达到公卿地位的有几十人。狄公的功勋和德行，无法全部说尽；有关他的议论有几十万字，李邕把它载入《别传》。评论者说：“松柏不会夭折，金石不会变软，这是从上天那里禀受的。” 狄公任大理丞时，敢于抗拒天子而不屈服；在豫州任职时，拒绝元帅而不低头；等到身居相位，又能使被废的君主复位，以端正天下的根本。这难道不是刚正之气出自真诚的本性，并表现在事业上吗？当时那些在士大夫之间悠闲度日的人，看到有人跌倒却不扶助，看到危险却不扶持，又有什么用呢？我被贬为鄱阳太守，又调任丹徒郡，路过彭泽，拜谒狄公祠而作此文，又写道：商朝有三位仁人，却不能挽救商朝的灭亡；汉朝有四位高士，在天下尚未被夺取之前匡正了局势。唉！武氏的暴虐如烈火，李氏的衰弱如寒灰。哪一颗心不随之改变？哪一种力量能够挽回？我狄公怀着哀伤，拯救将亡的天下，迎着长风独自高飞，逆着大河独自航行。金属可以改变形状，狄公却不可改变，谁最刚强？大地可以震动，狄公却不可动摇，谁最方正？一旦上下感通，群阴便被驱散。天子已经成为唐臣，而又重新成为天下的皇帝；已经是周朝，随后又恢复为唐朝。七代之后仍然显发神灵，万年之后仍然流传光辉。唉！如果不是天下最真诚的人，谁能担当这样的事业？苏子由评论说：太后临朝执政，占据君主的位置，却偏爱自己的亲属；有志之士想纠正她，常常忧虑不能成功。汉代吕后想封吕氏子弟为王，王陵依据高帝旧约与她争辩说：“不是刘氏而封王的，天下人共同攻打他；违背这个约定是不可以的。”话虽然正直，却没有被采纳。王陵幸而没有死，也被废弃不用。唐代武后废黜庐陵王，立豫王为帝；豫王虽然在位，却从未处理天下事务。徐敬业因此在外起兵，裴炎在内争辩，他们都很快被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君位尊贵、权力重大，臣下无可奈何，形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汉惠帝去世时，陈平听从张辟强的计策，封吕氏诸人为王，使吕后安心，因此陈平和周勃得以掌握将相的权柄，等待时机。后来吕后听从陆贾的劝说与大臣交好，周勃将相的权力不再分离；周勃得以进入北军，举起左臂一呼，吕氏便灭亡了。豫王即位后，武后改朝称帝，追尊祖先，封王子弟为王，杀害天下豪杰，志得意满，以为武氏已经获得泰山般的稳固。狄仁杰虽然做宰相，却从未向武后谈及复唐之事。武后想立武三思为太子，向大臣询问，狄仁杰说：“臣观察天意和人心还没有厌弃唐朝的恩德。近来匈奴侵犯边境，陛下让武三思招募士卒，过了一个多月还不到一千人；等到派庐陵王去招募，不到十天就得到五万人。如今想立继承人，除了庐陵王不可。”武后大怒，停止了议论。过了很久，她召狄仁杰来问：“我多次梦见下双陆棋不能获胜，为什么？”狄仁杰回答：“下双陆棋不能获胜，是因为没有儿子。难道是上天用这件事来警告陛下吗？”文皇帝亲自经历刀锋，多次作战才拥有天下，并把它传给子孙。先帝卧病时，告诉陛下代为监国；陛下突然占有神器，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又想让武三思成为继承人，那么母子和姑侄谁更亲近？陛下立庐陵王，千秋万岁之后，宗庙仍有唐朝的血食；立武三思，宗庙便没有祭祀姑母的礼法。”武后醒悟，当天就派徐彦伯到房州迎接庐陵王，把他立为太子。王陵、裴炎迎着祸乱的锋刃，想用一句话折服它，所以如果不能成功便会被杀；陈平、狄仁杰等待形势衰弱后再逐渐匡正它，所以自身和国家都得以保全。只是吕后没有儿子，亲情只止于侄子，所以她死后局势才发生变化；武后有儿子，母子之爱是人情共同具有的，所以她年老后自然恢复了唐朝。由此看来，陈平、狄仁杰之所以成功，都是因为采取缓进的办法。然而庐陵王已经被立，张易之、张昌宗还没有除掉，狄仁杰仍然暂且置之不问，又把这件事交给张柬之，等到他们的恶行污秽充分暴露后再诛除。难道是因为祸乱的根源产生在母子之间，不这样做就必然会导致彼此伤害吗？老子说过：“将要收拢它，必先暂且使它张开；将要削弱它，必先暂且使它强盛；将要废弃它，必先暂且使它兴盛；将要夺取它，必先暂且给予它。”这叫作从微小处显明道理。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二位公卿领会了这些道理。

译裴炎 张唐英评论裴炎废黜中宗、使其成为庐陵王说：中宗想任命韦后的父亲为侍中，宰相裴炎认为不可以。中宗说：“我把国家让给他，难道还不可以吗？何必吝惜一个侍中的职位！”裴炎害怕了，入宫告诉太后，便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一起谋定策略，进入宫中，挟持皇帝下殿，废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帝。裴炎因功封河东侯。唉！裴炎真是个庸臣。况且中宗所说让国的话，本来是因为裴炎不肯让韦后的父亲任侍中，才说的激愤之言，并不是本意要把帝位擅自交给韦后的父亲。为什么不思考君主在愤怒时说的话，反而立即定策废黜他呢？假如中宗确实有这种意思，裴炎既已是执政大臣，掌握天下权柄，就应当劝谏说：“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陛下个人的天下。陛下如果厌倦处理万机，想在无为中寄托精神，逍遥于太上之境，那么应当把帝位传给子孙，不可轻率地把神器交给后族，使宗庙断绝祭祀。”如果始终不能劝谏，还有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的先例，为什么不深思远虑，仓促实行霍光废昌邑王那样的大事，终于使武氏得志，改易国姓，几乎把李氏子孙杀戮殆尽呢？这难道不是由于裴炎这个庸夫一句话的错误造成的吗？如果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可以轻易废立，我恐怕后世窃取国柄、出卖君主的人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后来裴炎因崔察诬告上奏而被杀，大概也是他自己招致的。中宗已经复位，没有砍开裴炎的棺材，算是这个庸夫的幸运。孙之翰评论裴炎被杀说：“裴炎之死，虽然表面上是由于直言议论，但考察事情的始末，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招来的。武后篡夺帝位的势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她正想借事树立威势，震慑朝廷内外，然后实行自己的谋划。中宗即位之初，想过分宠信韦后的父亲，裴炎极力争辩，因此中宗说出让国的话，这大概只是一时忿激之词。裴炎在外进谏，武后在内掌权，一个懦弱的君主，哪里能有所作为？怎么能因为一时忿激之词，就说他不堪辅佐，仓促议论废立呢？大概裴炎自以为违背了武后的心意，预先担心灾祸殃及自身，于是迎合武后的意旨，为她谋划罢了。他却不知道武后既然废掉皇帝、立年幼的儿子，天下权力全在自己手中，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她难道会就此罢休吗？何况她本来就有不同寻常的谋划。裴炎刚刚还在小心地劝正她的过失，又请求把政权归还给年幼的皇帝，这就像盗贼想夺取别人的奇珍，已经预先参与了谋划；等到帮助盗贼取得珍宝之后，却又拿廉耻责备他，命令他把珍宝归还原主，这话能听从吗？既然不会听从，裴炎又能免除祸患吗？所以说裴炎之死，也是他自己招来的。做臣子的，虽然应当竭尽全力办事，但关键在于选择的君主正当还是不正当。君主不正当却仍尽力辅佐，很少有不遭受祸患的。因为共同办事时，知道君主谋划的长处和内心所向；君主得志之后，必然会担心臣下重新参与谋划，因而不能没有猜忌臣下的意思。所以裴炎与刘祎之、程务挺等人相继被杀，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 五王【附载薛季昶】张唐英说：薛季昶曾劝敬晖等人诛杀武三思，但敬晖等没有听从。薛季昶说：“我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了。”后来借王同皎一事罗织罪名，把他远远流放到岭外。崔寔献计，派御史周利用巡行岭外，逼迫薛季昶自杀。桓彦范死在龙州，敬晖死在崖州，崔晔死在白州，张柬之死在新州，袁恕已死在窦州。读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抽泣流泪。唉！五王奋发尽大忠，秉持大节，诛杀张昌宗等人，扫除宫廷内部的祸乱，肃清宫闱，使皇帝重新登上帝位，使国家的国运中兴。他们的忠节足以贯通神明，纯一的诚心足以与日月同辉。按理说，他们应当延续福祉、获得庆福，与唐朝共同享受盛衰；可是才刚享受封爵，便已经陷入罗网。这难道就是所谓在深渊中捕鱼，所遭的祸患也大吗？大概是应当果断时不果断，反而遭受了后来的祸乱。以武三思的智谋，难道会胜过五王吗？只是他果断地先于事变征兆采取行动，使五王最终被他算计。所以五王如果能够采用薛季昶的计策，诛杀韦氏，杀掉武三思，哪里还会有后患呢？从前汉代的窦武、晋代的张华，都因迟疑不决，最终全被小人算计。五王的无罪遭祸，难道也属于窦武、张华一类吗？” 后世忠义之士想建立大功、消弭大难，如果在内心稍有徘徊，在事情将尽时犹豫不决，不能由自己决定进退伸屈，而使是非曲直随形势改变，那么五王的祸患，往往只是因为把成败寄托在别人门下罢了。这难道不可畏惧吗？旧史把薛季昶载入《良吏传》，也是不对的。何况薛季昶本来就和五王共同谋划诛杀张易之；后来又与五王一同获罪，死在岭外，附在《五王传》中就可以了，何必载入《良吏传》呢？张柬之 孙之翰评论说：“观察武后任用张柬之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她任用贤人的方法。武后临朝执政、僭越称号，超过二十年；她所任用的人，奸臣和贤臣各占一半。大概武后狡猾机智的性情超过常人，她必定认为不任用奸臣，就无法成就自己的事业；不任用贤臣，又无法保全自己。不过，掌握大权的主要还是贤能之才。比如狄仁杰、姚元崇在朝廷中任宰相，娄师德、郭元振在外统领军队。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她虽然凶残无道，却没有立即遭受祸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狄仁杰、姚元崇担任宰相时，当时并不缺少有才能谋略的人，但武后仍然勤勉地向二位宰相询问，寻求大才来准备任用。二位宰相极力推荐张柬之，武后立即命他为宰相；她推心置腹而毫不猜疑到这种程度，那么她先前任用贤人的意图就可知道了。这难道不是掌握任用贤人的方法吗？一个妇人僭居天下的大号，任意施行凶暴虐政，尚且能把大权交给合适的人，长久不遭祸败。做君主的人，如果能够推诚相待、任用贤人，天下哪里还会有忧患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四 则天二 岑长倩【张唐英】姚璹【张唐英】杨再思【张唐英】徐敬业【张唐英】陈子昂【卢藏用】刘知几【张唐英】中宗 中宗、韦后【范祖禹、孙之翰】韦月将告发武三思谋反作乱，中宗把他流放【范祖禹】睿宗 皇帝把两个女儿中的西城隆昌公主削发为女冠，以此为天皇、天后的福德增资【范祖禹】太平公主【石守道】追尊刘后、窦后为皇后，招回她们的魂魄，安葬在东都【范祖禹】景云年间【孙之翰】把帝位传给太子，自称上皇，仍然裁决军国大事【孙之翰】

译岑长倩 张唐英评论说：长倩在垂拱年间任文昌右相，武则天改朝换代时，非常害怕长倩，长倩便上疏请求把皇嗣改姓武，作为周室的储君，武则天高兴地接受了。等到张嘉福、王庆之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时，长倩与格辅元坚决不答应，于是说：“皇嗣已经在东宫，不可以再立武承嗣。”因此大大触怒诸武，被投入狱中处死。于是议论的人说长倩不忠于唐朝，杀他是应该的。况且武则天在位时，唐室的宗枝子弟和朝廷旧臣几乎被杀尽，长倩害怕皇嗣也被诸武诬陷杀害，所以请求改姓武，对上用来顺从武则天的心意，对下用来保全皇嗣的性命，怎么能说他不忠于唐朝呢？假使武则天死后，皇嗣即位，掌握天下大权，难道肯不恢复李姓而继续姓武吗？如果认为长倩不忠，那么他本应顺从并拥立武承嗣，这样足以免于被杀，怎么还会坚持说“皇嗣已经在东宫，不可再立武承嗣”呢？根据这些来推究他的真实心情，那么长倩的用心，正如陈平顺从吕后一样。这种事情可以和他谈论其中的微妙关键啊！可惜世人不明白他的心意。姚璹 张唐英评论说：旧史把狄仁杰、王方庆、姚璹列在同一篇传记中。狄仁杰有再造唐室的功劳，王方庆曾劝武则天说：“陛下的儿子还在庐陵，我的儿子有什么值得吝惜而不让他远任官职的呢？”姚璹却是唐朝的贼臣、武则天的佞臣，怎么能和狄仁杰、王方庆同传呢？况且武则天当政时，天下并不是没有忠义之士想要恢复唐朝，只是酷吏充满朝廷，罗织罪名制造案件，所以忠义之士无法有所作为罢了。姚璹既然不能奋发守持忠节，也完全可以守持节操保全自身，何至于只做到桂林长史？凡是岭外山川草木上有“武”字的，都被进献为祥瑞，说是符合国姓，武则天因此高兴，召他入朝任平章事。他于是依附武三思，督造天枢，用来纪念周朝的德业。明堂遭灾时，武则天退避正殿，姚璹竟拿周宣王的榭台失火来作比，说这是预示国运更加隆盛；又说汉武帝建章宫焚毁，盛德会更加长久。明堂是施行政教的宫殿，而武氏不考察古代制度，任意建造，结果上天监视警戒，把它烧成灰烬；姚璹却远引周、汉的事例来作比，这也不合经义。况且周室遭灾，是礼崩乐坏造成的；建章宫失火，是穷奢极侈招致的，哪里是什么预示国运兴盛、盛德长久的事情呢？他又让宰臣亲自撰写《时政纪》，送交史馆，违背了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这些都是姚璹奸佞所为。从前魏祖因为文和而封公爵，留下笑柄给孙权之后；千秋凭一句话就做了宰相，受到外族的嘲笑。姚璹是什么人，竟也执掌国政吗？要寻找与姚璹相配的人，就是那个向洛水进献赤心石的人，他们可以相提并论，怎么能玷污狄仁杰、王方庆两位公卿的传记呢？杨再思 张唐英评论说：“姚璹不应和狄公同传，这一点已经说清楚了。但杨再思又和王及善、杜景佺同传，难道可以吗？王及善有大臣的气度，杜景佺有宰相的才器，朱少连不依附权贵，李怀远能够保持简朴清白，他们都有一项节操值得记述。杨再思却天性邪曲机巧，不畏惧不义之事，跳高丽舞来取悦张同休，借莲花来媚悦张昌宗，审问王同皎却不为他申明冤屈，贬黜戴令言而对他有所讽刺感到怨恨，依附宗楚客而贬斥魏元忠，苟且迎合以求取宠幸，丝毫不顾廉耻，从开始到最后没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把他附在张昌宗传后尚且可以，却让他和李、杜诸公并列，岂不是让盗跖与伯夷、叔齐并驾，让斯高与伊尹、皋陶并辔吗？这难道不是混淆黑白吗？自古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如果小人能和君子获得同等地位，我恐怕君子之道会更加衰微而不能振兴了。” 徐敬业 张唐英评论说：我曾考察高祖、太宗时期，天下的将相大臣共同谋划，竭尽智慧，经营联结，辛劳到了极点。一旦被武氏夺取并占有天下，天下人都惴惴不安，却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徐敬业区区一人不自量力，愤然起兵，以兴复中宗为名。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就像焦侥以短小的步子去追求夸父的脚印，像要离凭弱小的力量去追赶扛鼎的气势，只能说明他太不了解自己了。然而假如敬业听从薛璋的计策，径直占据东都，凭借人心思念唐室的情况，那么恢复中宗的帝位就会易如反掌。可惜他不懂得这些，苟且行事不是英雄的作为，目光短浅也不是大丈夫的谋略；志向很大而士卒力量很小，终究不能成功，最后遭到杀戮。不过考察自古以来有志于功名的人，事情成功了，众多美誉都会归于他。假使训、注策划石榴、甘露等事情成功，那么他们的功劳也会显赫而值得称道。如今敬业既然不幸失败，后世便不再称说他的忠诚，我恐怕后世之士也不再有人愿意为旧君主献出生命了。因此我曾把敬业比作翟义。

译陈子昂 卢藏用说：“从前孔宣父凭借上天赋予的才华，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删定《诗》《书》，阐述《易》道，并撰作《春秋》。数千百年来的文章，能够灿然可观的，就是这些。孔子去世二百年后，辞赋家兴起，于是婉转华丽、浮夸奢侈的文风流行。汉朝兴起二百年后，贾谊、司马迁成为人中豪杰，尊奉礼乐制度，具有老成之人的风范。司马相如、扬雄一类人，文辞瑰奇诡异、变化万千，也都是奇特之士。可惜王公大人的言论沉溺于流俗文辞，不能显扬。此后班固、张衡、崔骃、蔡邕、曹植、刘桢、潘岳、陆机等人随波而作，虽然称不上大雅，但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影响还保有典范。宋、齐以来，大概已经憔悴委靡、陵夷衰颓、流荡淫靡，到了徐陵、庾信，仿佛上天将要使这种文道灭亡了。后来的文士，如上官仪，接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失。《易》说：‘事物不可能终久处于否塞，所以接着是泰通。’文道衰亡五百年后，得到了陈先生。先生名子昂，字伯玉，是蜀人。他从江汉之间崛起，虎视中原，卓然挺立于千古，横扫衰颓的文风，天下一致响应，质朴与文饰的风气为之一变。若不是岷山、峨眉山的精气，巫山、庐山的灵秀，又怎么能生出这样的人呢？” 所以，他有讽谏的言辞，那是治理政事的先导；有昭夷碑的碑文，那是议论得当的作品；有《国殇》这样的文章，那是大雅之作中的哀怨；有徐君的议论，那是刑法与礼义适中的见解。至于情感激切而抑扬顿挫，阐明显著之事而揭示幽隐之理，差不多能够看出变化的征兆，并由此接触天人关系的边际，则有《感遇》诗篇保存着这些内容。看他的逸才正在迅速奔驰，正要乘着扶摇直上而凌越太清，追寻前代遗风而逼近嵩山、泰山，我只看见他不断前进，没有看见他会停止。可惜他在当世遭受埋没困厄，道路不合于时势，尸骨弃置在巴山，年寿和志业一同夭折，所以他的文章没有达到极致。唉！聪明精粹的人反而沉沦剥落，贪婪饕餮、桀骜不驯的人却显达荣贵。天啊，天啊！我起初真不知道什么叫天命了。” 张唐英说：学者议论陈子昂作《大周受命神凤颂》，认为他是用诡诈的文辞取悦武氏，对唐朝不忠。我起初也嘲笑、鄙视他的文章，后来因为反复细读推究其中的旨意，才知道子昂的颂文其实是讽谏武后、暗中保佑中宗的微妙用意。这难道是扬雄《剧秦美新》的同类吗？应当怎样理解它呢？子昂上表说：“先有唐朝的基础，用来开启周室；不改变旧有的事物，天下却焕然一新。这是皇王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句话是说，自古从未有过妇人改朝换代的事情，又希望武氏不要改变唐朝原有的事物，这就是不公开表露的讽谏意义。他在序文中又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大地不能有两个君王。陛下接受上天的符命，成为人间的圣母皇帝，仁慈、孝顺、严肃、恭敬，神明可以使您继承武王的功业，以承继武氏而拥有天下。”意思是不能把帝位传给武氏的子孙，这就是子昂隐藏的用意。谁说他是谄媚取悦武氏而作此文呢？从前扬雄赞美新朝，柳开为此辨明，世人才知道扬雄的心意。如今为子昂辨明，也正是柳开的用意。这样看来，贤者立言，必定要等待后世的智者来理解啊！士君子在乱世做官，借助这种含蓄的文章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是可以的。然而扬雄赞美新朝，陈子昂歌颂周室，不能因为有此用意就认为这样做胜过不这样做。” 如果遇到不懂得这种言外之意的人，那就只是一个佞人罢了。

译刘知几【附刘餗】张唐英评论说：刘知几撰写《史通》二十卷，徐坚说：“担任史官的人，应当把这部书放在座位右边。”于是我找到这部书来阅读，才知道刘先生用心也很勤勉。他纵论古今，揭发历代史官的过失，即使班固、司马迁、寿王、范晔，也都被他衡量评判，这是值得称许的。但外篇《惑经》中有十二条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我起初也暗暗怀疑孔子在《春秋》中有所疏略，于是取来《春秋》仔细审读，才知道刘先生只是好辩，却不懂《春秋》的旨趣，不了解圣人的心意。刘先生说：“齐、郑、楚三国发生弑君之事，各自以君主因病去世来报告，于是都记作‘卒’；而正卿不去讨伐弑君者，嫡长子不给父亲亲自尝药，却被加上恶名，流传后世。至于亲自做出禽兽般的弑君弑父行为的人，反而漏网而留下名声；行为稍微涉及瓜李之嫌的人，却受到像凝脂般显著的杀戮。”他不能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一点。他认为昭公元年，楚国围困并弑杀君主郏敖，却记作“楚子麇卒”；哀公七年，郑子驷弑杀君主僖公，却记作“郑伯髠顽卒”；哀公七年，齐人弑杀君主僖公，却记作“齐侯阳生卒”。这三个国家虽然弑杀了君主，但都以君主因病去世来报告，所以鲁国史官依据他们的报告，把它当作事实，记在简册上。等到孔子修订《春秋》时，如果事情中有可以作为褒贬标准的内容，就根据原文加以删改，用来寄托王法；如果没有足以显示法则的内容，就依据简册中传疑、传信的原有文字，照实记载事情。别的国家以弑君之事来报告，就记作“弑君”；别的国家以疾病来报告，就记作“卒”。这些都是各国报告和简册记录中的旧文。等到把它交给左丘明作传，又让他遍看各国的简牍，照实记载事情，补足首尾经过，来完成传文。至于赵盾不讨伐弑君者，狐射姑不亲自尝药，却把弑杀君父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这大概就是孔子的用意。身为正卿却不讨贼，就是认为君主的仇可以置之不理、坐观其变；身为嫡长子却不亲自尝药，就是认为父亲的疾病不必亲自服侍、奉养。因此记载赵盾弑君，是为了教导天下做人臣的忠；记载狐射姑弑君，是为了教导天下做人子的孝。这就是所谓推究实情而定罪，根据罪行来诛责其思想，所以说“我的志向在《春秋》中”。那些亲自弑杀君父的人，即使经文没有记载，传文也能完整记述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罪逆不必明说也可以知道。哪里能说亲自做出禽兽般的行为，反而漏网并留下名声；只是行为涉及瓜李之嫌，就受到明显的杀戮呢？由此可知，刘先生只是喜欢争辩而不懂《春秋》的旨趣。” 其他事情也可以依照这一类来推知，圣人的用意都显然明白，所以不再逐一辩说；学者应当自己去探求，不必被刘先生的异说迷惑。又说：刘知几还评论太史公、左丘明、荀子、班固在《春秋》中有五处虚加赞美，这就像刘先生议论天地不够广大、嘲笑日月不够明亮，实在太不自量力了。他所说的五处赞美，本来不值得和他讨论是非，但尤其应当责备的是，他说汲冢书与鲁国史书完全相同。汲冢书中记载：“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拘捕我国使者，杀死别国大夫，郑国丢弃自己的军队，宋国陨落五块石头”等等，这类句子大多是古史的全文。由此可知孔子说“所谓修订，只是采用已经形成的史事，加以文辞修饰，仍然记录下来而已”，又有什么力量可言呢？唉！刘先生的罪过比杨朱、墨翟还大。况且圣人得志时，王道就行于天下，禹、汤、文王、武王就是这样；圣人不得志时，王道就隐藏在《春秋》中，孔子就是这样。如今刘氏反而相信汲冢竹书中的琐碎言语，却说孔子对《春秋》没有什么作用，这是多么严重地诬蔑圣人啊！孔子对于《春秋》，凡是不合于王道的地方，就在一个字上确定褒贬的法则；至于简册中已经形成的文字、记载中所写的事情，就顺着原文如实记下，这大概就是圣人的用意。可是刘先生说“该用笔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削的就删削”，全都是虚妄之言，这是多么狂妄悖谬啊！汲冢等书所记载的，大概是战国时期好学的人喜爱这些语句，于是抄录在竹简上以便记诵阅读，就像今天抄集诸子史书中的雅言一类。后来这些人死去，竹简便藏在墓中。直到晋太康年间，这些书才出土；而摰虞、束晢、荀顗、干宝、杜预等人不知道这是当时好学者所记录的竹简文字，反而认为是《春秋》以前就已有的旧文，于是使刘先生受到迷惑，认为孔子对《春秋》有什么作用呢？这样评论起来，刘先生的罪过远远超过杨朱、墨翟了。如果不加以辟驳而让它回到平坦正道上，我恐怕学者会径直奔向邪说。又说：刘知几的儿子刘餗撰写《六说》，叙述《诗》《书》《礼》《乐》《春秋》《周易》的意义，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其中有十五六分可取。然而他的说法是：“帝王去世以后，君王每隔五百年才更换一个姓氏；商、武、周、文正好遇上这样的时会。周朝五百年后，新的王者没有出现，于是孔子出生了。孔子没有官位，他的道便显现在文字中。如今距离那个时代已经遥远地过去一千多年，五百年的数目为何相隔得这样久呢？” 接下来只是说他的家族世代积累文德之类的话而已。根据刘餗的话来看，他作《六说》的用意，是认为孔子之后一千多年没有能与孔子相比的人，自己已经可以担当此任，于是撰写《六说》。唉！这就像用力拍打一只苍蝇，却羡慕它冲天而起；驱策跛鳖，却想追上飞兔的道路，实在是极其不自量力。况且孔子删定《诗》《书》，制定礼乐，阐明《易》道，修订《春秋》，并不是炫耀文辞来向后世夸耀，而都是为了向万古显示教化。可是刘餗从《孔氏章》到《考乱》，共八十九章，全都取自汉史诏书和群臣奏议，编写名目，来模拟《尚书》；又从《房中歌》到《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小年子》等，共一百四十二篇，来模拟雅章。这些相当于前代周公的《勺》、吉甫的《雅》；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直到《谈容娘》，来比拟前代《国风》一类的作品。孔子的书，从唐虞开始，到《秦誓》结束；《诗》从《关雎》开始，到《商颂》结束，都有内在意蕴，用来传世立教。却不知道刘餗的书，从孔子开始，到《考乱》结束；诗从《房中》开始，到《谈容娘》结束，这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果把《孔氏章》比作《尧典》，孔子没有官位，也不能与尧相比。”

译如果把《考乱》比作《秦誓》，那么蜀汉刘备的事情，也不能与秦穆公相比。如果把《房中乐》比作《关雎》，那么它与周公、召公这些圣贤的事迹并不是同类。如果把《谈容娘》比作《商颂》，那么它也不是祭祀时所唱的乐曲。不知道刘餗究竟以什么为法式而写作这些东西。从前扬雄凭借接近圣人的才华，撰写《太玄》《法言》，班固尚且把他比作吴、楚僭号；而刘餗的学问，连扬雄的十分之一也没有，却自以为专擅其才。他认为孔子之后一千多年无人，自己已经可以担当，于是妄自撰述，罪过又超过他的父亲。这难道就是所谓迷惑而骑劣马、狂妄而手持干将剑吗？大概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狂妄和迷惑罢了。” 中宗韦后【附安乐公主】范祖禹评论燕钦融说皇后、宗楚客等人危害宗庙社稷，宗楚客假传诏令将他扑杀，说：“《易经》姤卦初六爻说：‘系在金属制成的止车木上，守正则吉；有所前往，就会遇到凶险；瘦弱的猪仍然相信自己会跳动挣扎。’姤卦初六，是阴柔力量的开始。用刚强的德性来制约它，就能得到守正之吉；放纵它前进，就会无所不凶。就像那只瘦弱的猪，虽有挣扎之势，却没有什么时候会自行停止。女子和小人，放纵而不加以制约，他们的罪恶一定会发展到滔天，直到弑父弑君才会停止。因此圣人以此告诫人们。”中宗只是感到怏怏不乐，而他的自身安全已经不能保全了；即使想要制约她们，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孙之翰评论韦后、安乐公主弑杀皇帝说：“中宗真是下愚之人，性情不可改变。前代的君主，如太甲，只是中等人的资质。他起初因为失去正道，被大臣废黜，后来能够深刻反省以前的过错，重新修养自己的德行，等到恢复正位后，享有国运长久。中宗即位之初，过分宠爱皇后的父亲，因大臣极力劝谏而说出不合道义的话，被母亲废黜，流离困苦；等到重新即位，又让韦后、安乐公主掌权，最后死在这两个妇人手中，实在是应当如此。” 韦月将告发武三思谋逆作乱，中宗把他流放了。范祖禹说：“自古以来杀害进谏大臣的君主，没有不亡国的。中宗愚昧昏暗，足以招致灭亡；但高祖、太宗的恩德流传还不久远，人心和天命还没有厌弃唐朝，所以灾祸只降临到中宗自身罢了。” 皇帝把两个女儿中的西城公主、隆昌公主度为女冠，用来为天皇、天后祈福。范祖禹说：“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照礼来侍奉，死后按照礼来安葬，按照礼来祭祀，这就可以称为孝了。’从没有听说把女子变成女冠，就可以为她的父母祈求福报。天子的女儿，是天下人取法的对象。不遵从先王的礼制，却听从方士的说法，穿着非法的服饰，供奉不该享受祭祀的祠庙，并把这当作孝道，不是用来率领天下的做法。古人难道不想舍弃自己的子女而厚待父母吗？如果这样做是可以的，先王早就会这样做了，不会等到后世才开始实行。至于明皇，也曾经用女儿为睿宗祈福，这些事情都是废弃人伦、轻蔑典礼的行为，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太平公主 石守道说：“中宗在位时，韦庶人、安乐公主掌握权势，忠良之臣被排斥丧失，谗邪之人一并被任用；刑罚和赏赐越权滥用，贿赂公然流行，各项政务全都败坏，常道伦理也因此毁坏。宫闱中放纵丑秽的行为，朝廷上助长结党营私的风气，宗庙社稷危急，天下百姓忧愁怨恨。睿宗当时还是相王，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常常握腕叹息，暗自愤恨不已。等到他亲自登上帝位、亲自掌握一切政务时，本应清除弊病、洗涤污秽，使朝廷内外都洁净清明，使谋略政务都井然有序。然而他竟不吸取覆车的教训，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专门放纵太平公主，任其横行以扰乱朝政，终于使天下失望，君子也灰心丧气。如果不是后来有圣主继承帝位，唐朝的国运或许就断绝了。我曾说中宗、睿宗是平庸的君主，确实就是因为这个。” 追尊刘后、窦后，招魂安葬于东都 范祖禹说：“人死以后，魂气归于天，形体和精魄归于地。安葬是用来埋藏形体和精魄的。至于魂气，则没有不去的地方；如果没有形体和精魄，只需建立宗庙来祭祀罢了。魂气是不能被埋藏的。棺椁是用来遮蔽尸体的，坟墓是用来收藏棺椁的。既然形体和魂气都已经不存在了，却一定要为他修建陵墓，不也是徒然吗？” 景云年 孙之翰评论说：古代的君主即位，必定要过了一年才改元，这是因为先君的年号不能不让它结束，继承大位又不能没有开始，一年之中不能有两个君主。先君的年号没有结束，后继者就急于做君主而忘掉孝心；继承大位没有开始，发布政令、建立功业就无法端正根本；一年有两个君主，国家的统绪就不统一，百姓听从谁也会迷惑。典章法度如此重大，君主难道能不谨慎对待这件事吗？睿宗对于中宗，虽然按兄弟次序而言是兄长的弟弟，但继承他的帝位，就与继承先君相同，怎么能不等到越过这一年才改元？这大概是大臣不明白经义造成的。现在记作“景云年”，是因为不能把中宗所终结的那一年分成两年，也不能把睿宗开始执政的那一年记作“二年”，所以改变旧例，用来警戒不合礼的行为，并纠正不合典制的做法。把帝位传给太子，自称上皇，仍然裁决军国大事。孙之翰评论说：“睿宗因为次子平王贤能而有功，取内外臣民共同仰望的意思，又顺从长子辞让的诚意，于是立他为太子。又因为当时时局多难，天象显示变异，他自己知道所作所为不符合天意，于是把帝位传给儿子。这确实是出于大公之心，是安定宗庙社稷的谋略。然而他被一个妹妹迷惑，虽然传了帝位，却没有把政权交给太子，使太子称帝而只主持细小事务，自己称太上皇而裁决重大事情。这种体制难道是正当的吗？因此养成了一个妹妹的恶行，导致奸人结党依附，进而策划叛逆。幸亏太子英明果断，事先将她诛杀；否则，宫廷内部的祸乱岂能预料吗？大概睿宗虽有大公之心，但明察决断还不够。可惜啊！”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