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

译谋划废黜太子 李德裕评论说：“我在开成年间镇守淮服时，听说东宫被人诬陷，天子勃然大怒，召宰臣和公卿大臣到内殿商议。当时进谏的人都说：‘太子年幼，思虑还没有成熟。’又说：‘太子的年龄，已经足以改正过错。’来回讨论了很长时间，大致都没有超出这些话。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关键在于要让他听到从未听过的话。从前千秋上书说：‘儿子戏弄父亲的兵器，罪过只应当受鞭笞罢了。’汉武帝听了一句话就醒悟了，是因为话简明而合乎道理。魏太祖曾对诸子说：‘我一定不会只听左右人的话来用道理责备你们，为什么呢？假使左右是君子，一定不会离间别人的父子关系；假使左右是小人，他们说的话就不可采用。’当时没有人用这番话使君主醒悟。于是我问主上：‘太子的过错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说这话的人同太子的恩爱厚薄如何？’文宗聪明睿智，听到这些话一定会醒悟。醒悟之后，太子一定会安稳；依我推测，不出三个月，父子关系就会恢复如初。父子之爱发自天性，说到这里一定容易醒悟，何况只是一个儿子呢？所以汉高祖看见四皓为太子祝寿，悲歌鸿鹄；汉宣帝因为萧望之退让，命令把皇位传给淮阳王；汉元帝听到史丹称赞太子在音乐方面足以担当大任，默然无言而笑。这些都能屈己舍爱，难道不能说是出于天性吗？可惜文宗最终没有听到这番话，难道这是太子的命运吗？” 李德裕请求把宗室分散安置到各方州，最终因为讨论应当授予什么官职一事没有决定而作罢。范祖禹说：“从前三代的君王分封同姓诸侯，使他们遍布天下。夏、商虽然天命已经改变，但杞、宋的祭祀仍同周朝一起传承；它们的子孙经历千百年，也没有被灭绝。后世的君主猜疑自己的骨肉，宁可让他们受他人侮辱，只怕同姓宗室夺取帝位，于是禁锢宗室，比囚禁犯人还厉害。国家还没有灭亡，就剪除枝叶，使根本受到损伤。所以从魏、晋以后，一个姓氏取得天下，长的不过百余年，短的只有数十年，而后代子孙逐渐湮没，祭祀无人主持，都是因为猜疑忌惮骨肉的缘故。唐朝以后，五代时期，已经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了，这难道是他们祖宗造成的吗？” 皇帝希望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 东坡评论唐文宗寻访郑公后得到魏謩，说：“看唐文宗读到贞观年间的事情，便思念魏征的后代，也可以看出他有意于实现善治。虽然如此，唐朝的衰败已经形成，并不容易重新振兴；若不是高才伟人，便没有能力谋求振兴。可是他相信李训、郑注的狂妄谋略，几乎使宗庙社稷覆亡，实在可叹。至于把奖赏魏謩极力进谏作为最高的事情，希望自己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也确实是贤明君主的用心。” 宦官 范祖禹评论说：“周墀因为受制于家奴，竟然还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又说：“《易经》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枢纽机关；枢纽机关一发动，便主宰荣辱。’文宗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成为超过前代的君主，话一说出却没有达到目的，造成这样的危难和耻辱，是自己招来的，难道不可悲吗？”他又评论文宗自从甘露之变后，闷闷不乐，说：“文宗想除掉宦官的逼迫，以清理宫闱、整肃纲纪，有这样的志向却没有这样的才干，又不明白如何识人，所以招致失败。他虽然恭谨节俭、宽厚仁慈，勤于处理各种政务，按当时的君主来比较，本人没有过失行为，但君主的威势更加削弱，国家的命运更加衰微，愤懑忧郁直到终身。孟子说：‘只有善心而没有能力，不足以治理政事。’说的不就是文宗吗？”他又评论文宗与李训、郑注谋划诛杀宦官却没有成功，说：“文宗痛恨宦官弑君叛逆，想除掉他们的逼迫，应当选择贤能的宰相任用。朝廷清明以后，纲纪端正以后，赏罚的权柄出自君主，擒获首恶，交给有关官司，依正典刑处置就是了。可是他却同李训、郑注制定诡诈奇异的计策，想在宫门台阶之间动用甲兵，不论有罪无罪都把他们全部杀灭；这是召来外部的寇贼攻打内部的寇贼，所以一败涂地，国家几乎灭亡。” 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使祸患更加严重。因为自古以来，不任用君子而任用小人去除掉小人，从来没有不祸害国家的。” 石守道说：“宦官的党羽势力强盛，从天宝以后直到太和，已经有一百几十年了，经历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六代。他们的根基已经牢固，巢穴已经深藏，哪里能够轻易动摇呢？所以申锡的谋划还没有发动就被诛杀，李训的计策还没有施行就遭杀害。即使文宗英明勇武，也对他们无可奈何。《易经》说：‘踩到初生的霜，坚冰就要到来。’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祸患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在它开始时防范，在它渐渐发展时警戒，奸党就不能长久。文宗处在长期混乱之后，区区地想除去群邪、端正治国根本、清除奸人、开辟政治正道，可是王守澄的党羽已经强盛了。怎么办呢？实在令人叹息。”

译朋党 孙之翰《辨朋党论》说：君主厌恶臣下结成朋党，是因为朋党树立私利而背弃公义，欺骗君主的聪明，窃取君主的威权和福泽，扰乱国家政事。朋党造成的祸患如此，不可不防。不过，关键在于辨别得精确。辨别如果不精确，君子就会被小人陷害。君子和小人各有自己的同类：君子的同类因道义而结合，小人的同类因利益而结合。因道义结合的人，想着成就功业，这是同心办理国事，不是朋党；因利益结合的人，想着满足欲望，这是同心谋划私利，才是朋党。这两类人混杂在一起共同进用，除了明君，谁能辨别呢？君主不能辨别，君子必然会被小人压倒。君子的同类见到合乎义理的事就果断行动，心意要向前进取，说话诚实，道路正直，不能曲意防备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小人窥伺到这一点，害怕君子的道义施行会对自己不利，便抓住似是而非的迹象，向君主进谗言。君子遭到诽谤后，又以自我辩解为可耻，只是坚守道义、相信自己罢了。小人的同类却不是这样，见到利益就用诡计进取，使言辞巧妙，使行为曲折，又弥补掩盖其中的缝隙，用心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胜过别人、使自己得利，险薄、邪佞的手段都可以采用，所以他们往往胜过君子。情形如此，除了君主的明察，谁能辨别呢？” 前代的君主，能够辨别朋党的少，不能辨别的多；这些事情不能一一列举，只用唐朝的四件事来说明。君主极其明察，别人就不能诬陷他人是朋党。君主虽然明察，却被感情迷惑，就不能察觉小人的朋党，也不能辨明君子并非朋党。君主虽然明察却软弱，即使能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同类，也不能制止他们结成朋党。君主的明察不足，即使察觉到朋党，也不能辨别其情节的轻重。贞观年间，萧瑀认为房玄龄等几位大臣互相结党，曾独自上奏说：‘这些人彼此结交掌握权力，关系像胶漆一样牢固；陛下没有仔细了解他们，只是他们还没有反叛罢了。’太宗对萧瑀说：‘作为君主，必须驾驭英才，推诚待士，你说得不是太过分了吗？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当时房玄龄等人同心办理国事，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萧瑀虽然不是小人，但性情刚硬急躁，又多猜疑迷惑，竟妄说房玄龄等人结党。太宗英明，才能辨明这件事；否则，这几位贤臣凭什么免受责罚？不仅不能免除责罚，也无法让他们充分施展才略，帮助成就太平之业了。这就是所谓君主极其明察，别人便不能诬陷他人是朋党。元和末年，裴度与崔群同任宰相；裴度凭功勋德行，崔群凭仁厚贤能，受到天下人的仰望。” 等到皇甫镈凭借聚敛财富得到进用，又结交受宠幸的臣子谋取宰相之位，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错误的。裴度、崔群多次陈说皇甫镈奸邪险恶的情状，宪宗反而怀疑裴度、崔群结党，越发宠信皇甫镈，甚至对裴度等说：‘臣子侍奉君主，只要努力行善，自然会取得公众的声望，为什么还要喜欢树立朋党？’裴度回答说：‘君子和小人，没有谁没有同类。君子的同类便同心同德；小人的同类，才叫作朋党。’皇帝说：‘别人的话也和你说的相似，难道容易辨别吗？’以裴度、崔群这样的贤人，同皇甫镈的奸邪党徒相比，就像鸾凤同蚊虫一样，人人都看得出来，可宪宗却被迷惑了。大概是因为当时正沉湎于奢侈享乐，厌恶忠臣而喜欢佞臣。看他当初任用裴度、崔群的用意，并不是不明察，只是有一天突然昏乱迷惑到了这种程度。这就是所谓君主虽然明察，却被感情迷惑，于是不能察觉小人的朋党，也不能辨明君子并非朋党。昭愍帝即位后，他的宰相李逢吉大肆树立朋党，公开报复仇怨，排斥裴度，驱逐李绅，欺负年幼的君主，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幸亏韦处厚不顾凶险，在气势嚣张的情况下称说裴度的贤能，为李绅洗雪无罪。昭愍帝深信处厚的忠诚，答应重新任用裴度为宰相；怜悯李绅被贬逐，却不能惩治李逢吉的奸党。” 这就是所谓君主虽然明察却软弱，即使能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同类，也不能制止他们结成朋党。到了文宗，辨别李德裕、李宗闵两党的情况，对朋党极为厌恶。看两李的过错似乎相等，然而情节的轻重却有不同，也正在于要辨别这一点。李宗闵等人在元和年间参加贤良方正科策问，深刻指责当时的弊病。当时李吉甫任宰相，因他们的言论轻视了他的恩命而发怒，所以李宗闵等人对他怀恨。后来李宗闵得到任用，必定排斥李德裕及其同党；李德裕得到任用，也排斥李宗闵的同党，因此双方的怨恨不能消解。他们的过错似乎相等，但李德裕在穆宗、昭愍帝朝没有任宰相时，议论政事忠诚正直，对时政有所补益；他历任方镇，政绩非常显著。裴度又曾推荐他，他任宰相时被李宗闵等阻挠而罢职，于是出任剑南。后来因为监军王践言入朝进言维州之事，文宗召李德裕回朝，随即任命他为宰相，本来是因功名而任用。等到他执掌政权，群邪不满，最终被奸人李训、郑注诬陷，李宗闵便取代了他。李宗闵在任宰相以前，完全没有显著的功效。任侍郎时，他结交女学士宋若宪、枢密使杨承和，谋求担任宰相，因而得到此职。等到他出任方镇，又是由于郑注、李训而重新被任用。由此可见，李德裕的贤能与李宗闵不能相比。” 而且李德裕所结交的人，大多是有才干德行的人，几乎不能算作朋党；只是他性情刚强，好胜过人，所怨恨的人不会忘记，所结交的人一定要设法进用，因此不能免除朋党的牵累。然而同李宗闵一伙的奸人相比，情节还是较轻。文宗只因为李德裕、李宗闵各自有朋党，便深深憎恨他们，不能辨别情节的轻重，他的明察就不够了。他又听信郑注、李训的诬陷，使朝廷中的许多善士都被指为二李的党羽而遭驱逐。这就是所谓君主的明察不足，即使察觉到朋党，也不能辨别情节轻重。太宗的明察，做君主的应当以此为法；宪宗的迷惑，做君主的应当以此为戒；昭愍帝的软弱，做君主的应当深思。深思的方法，尤其在于尽心。假如有臣子对君主说：‘某人是朋党。’如果那个人的道义还没有得到信任，功绩还没有显现，君主应当追问：‘朋党有什么具体表现？’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彼此援助，欺骗君主。’君主又应当追问：‘欺骗的是什么事情？是危害国家、损害百姓，还是谋求利益？’如果这些情状清楚明白，确实是朋党无疑，大的治罪，小的疏远，才合适。假如进言的人不能陈述危害他人、谋求私利的具体情状，那就是诬陷他人为朋党，大的治罪，小的疏远，也才合适。”}],

译又有人陈述似是而非的情状，对其中不甚明白的地方，应当审察这个人与进言者之间的地位是否相互冲突，平素是否有仇怨；还要考察是谁凭借公议得到进用，谁凭借权势宠幸得到任用，谁的议论对国家有补益，谁的才干品行在当时受到称誉。再参验其他大臣，追究事情的始末，那么进言者与被指责者的是非就分辨清楚了。人君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哪里还会有臣下结党之事呢？有人问：“怎样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回答说：“关键在于明察和公正。”又问：“中等才智的君主，性情有所蒙蔽，明察和公正哪里能够达到呢？”回答说：“不听信左右偏颇的言论，就能明察；不因为某人使自己高兴就亲近他，也不因为某人违逆自己的心意就疏远他，就能公正。能够戒除这两件事，明察和公正也就差不多可以达到了。” 温公论述君主说到铲除朋党困难时说：君子和小人互不相容，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里一样。所以君子得到职位，就排斥小人；小人取得势力，就排挤君子，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之人，用心是公正的，所指陈的事情是实在的；小人则称誉自己所喜爱的人，毁谤自己所厌恶的人，用心是偏私的，处理事情是诬妄的。公正而真实的，就称为正直；偏私而诬妄的，就称为朋党，这在于人主能否辨别。因此，明主在上，按照德行排列职位，衡量才能授予官职，有功的奖赏，有罪的惩罚，奸邪不能迷惑他，谄佞不能改变他。这样一来，朋党从哪里产生呢？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眼光不能照察，意志不能决断，邪正一同进用，毁誉纷纷而来，取舍不由自己决定，威权和赏罚下移到他人手中。于是谗邪之人得志，朋党的议论便兴起了。树木腐朽才会生蛀虫，醋味酸了才会聚集小飞虫。所以朝廷出现朋党，人主应当自己责备自己，而不应把罪责归咎于群臣。文宗如果真的忧虑群臣结党，为什么不察看他们所毁誉的是事实还是诬妄，所进用和罢退的是贤能还是不肖，他们的用心是公还是私，他们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呢？如果所说的是事实，所指的是贤能，用心是公正，所指的人是君子，那么不但应当采用他们的言论，还应当进用他们；如果所说的是诬妄，所指的是不肖，用心是偏私，所指的人是小人，那么不但应当弃置他们的言论，还应当惩罚他们。这样，即使想让他们结成朋党，谁还敢呢？放弃这些做法不去实行，却埋怨群臣难以治理，就像自己不播种、不除草，却埋怨田地荒芜一样。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除去，何况河北的贼寇呢？又论述黄介夫写《坏唐论》五篇，认为败坏唐朝的不是巢温和宦官，而是李宗闵、李德裕朋党造成的弊端。这确实抓住了根本。不过，介夫只知道其中一面，还不知道另一面。那些盗贼的兴起，是由于宦官；宦官的横行，是由于辅相，这话确实如此。唉！辅相树立私人党羽，彼此排挤压制而不能纠正，这又该责怪谁呢？朋党的祸患并不只存在于唐朝，自古以来就有。以尧的明察，共工、驩兜还互相推荐到朝廷；舜做尧的臣子时，已经流放共工，又放逐驩兜，除掉他们的邪党，然后四方诸侯和朝廷都和穆肃敬，百官都兴盛起来。仲虺列举夏的罪恶说：‘轻视贤能而依附权势，实在有很多这样的人。’武王列举商的罪恶说：‘结党营私，彼此成为仇敌，倚仗权势相互灭亡。’由此可见，在治乱兴替的时代，从来没有没有朋党的时候。尧聪明明察，所以能够分辨善恶，德业昌盛光明；桀、纣昏暗混乱，所以不能区别处理是非，国家因此覆亡。由此说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有没有朋党，而在于君主是昏暗还是明察。《洪范》所说的皇极是‘没有偏私’：不偏不倚，遵循王道；不要有意偏爱，遵循王道；不要有意作恶，遵循王道；走王道之路，就没有偏私、没有党派。王道广大平坦，没有党派，没有偏私；王道平正，没有反常，没有偏邪；王道正直。周公告诫成王说：‘年轻的君王啊，要亲近贤者、结交贤者；你今后不要像刚刚燃烧、火焰初起时那样，使它所烧灼的事物次第蔓延而不能断绝。’所以舜诛杀禹的父亲，而禹仍做舜的辅佐；伊尹放逐太甲，却后来又辅佐他；周公放逐蔡叔，却封立蔡仲。公正到了极点，就应当这样。宗闵、德裕虽然结成朋党，实在是文宗促成的。文宗曾说：‘除去河北的贼寇容易，除去朝廷中的朋党困难。’却不知道群臣结党，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由此看来，败坏唐朝的是文宗的不明察，不能把罪责专门归给宗闵、德裕。张唐英评论说：文宗任用李宗闵为宰相，宗闵引荐牛僧孺共同主持政事，把李德裕一派的人全部逐出。等到德裕再次做宰相，便调出宗闵，任命他为兴元节度使。宗闵结交驸马沈羲的女儿、学士宋若宪和枢密杨承和，再次谋求参与辅政。恰逢宦官王守澄推荐李训、郑注，而德裕厌恶他们奸邪巧诈。李训、郑注在宫中掌权后，又让宗闵做宰相，调出德裕。当时朋党彼此交相炽盛，两位宰相互相倾轧，贬斥驱逐朝廷士人，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文宗曾叹息说：‘除去河北的贼寇非常容易，除去这些朋党实在困难。’唉！文宗在这件事上失去了施行政令和刑罚的原则。作为天下的君主，国家的治乱兴亡，只在于选择宰相而已。宰相用人得当，天下就受到他的恩惠；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天下就遭受他的祸害。官员的进退和任用，都取决于君主，只在于君主能否察知他贤能还是不贤能。君子、小人各自都有朋党；如果让君子做宰相，那么怀有君子之道的人都会凭借党援进入朝廷；如果让小人做宰相，那么怀有小人才智的人也会凭借党援进入朝廷。君子进用，国家的体制就受到尊重，纲纪就端正；小人进用，国家的体制就受到轻视，纲纪就混乱。做君主的人想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应当考察他们的气度器识，观察他们的议论，检验他们的行事，审察他们的安排措施。如果一个人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不偏私自身，不贪恋权力，使朝廷内外的百官各自履行职务，使上下各种事务各有次序，这样的人才可以任用来承担大臣的职责。如果反过来，就不能任用他承担大臣的职责。如今小人的党羽早晚进见，交相在君主左右扰乱视听，尚且不能把他们除去，却说‘除去河北的贼寇非常容易’，这只不过是空话罢了。我曾说，文宗有憎恶邪恶的志向，却没有憎恶邪恶的决断。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宗曾亲自作诗说：‘车驾经过的道路长满春草，上林苑中花朵开满枝头。’这大概是知道小人浮华艳丽，正在当权而不断滋蔓。然而他最终不能发挥独自明察的智慧，铲除群邪以振强国体，只是在宫禁之中呜咽忧郁，这不正是有这样的志向却没有这样的决断吗？《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一 文宗二 牛僧孺、李德裕【子由、温公、石介】李训、郑注【少游、李德裕、温公】郑覃【孙之翰】杜元颕【孙之翰】刘蕡【范祖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