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
辨周礼田制
颍滨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闗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势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棊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岛,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乗之国,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乗千乗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幷有所幷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封数大国,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传》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乗故十里之邑而百乗百里之国而千乗千里之国而万乗古之道也。不然,百乗之家为方百里,万乗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语曰:“千乗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乗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不及五十里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乗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必有国者不为也。楚蒍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井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周制事在末
老泉曰:「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无后忧,救之于其末,而其始不为谋。失诸其始,而要之其终,而天下无遗事矣。是故古者之制,其始有百年之前而为之者也。盖周公营于东周,数百年而待乎平王之东迁也。然及其収天下之士,而责贤不肖之分,则未尝于其始焉而制其极。盖常举之于诸侯,考之于大学,引之于射宫,而试之以弓矢,如此其备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与之居处,习知其性之所好恶,与夫居之于大学而习之于射宫者,宜愈详矣。然其不肖之实,卒不见于此时。及其出为诸侯监国,临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后败露,以见其不肖之状。且夫张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圣人岂以此为足以尽人之才?盖将为此名以収天下之士,而后观其临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译辨析《周礼》的田制 颍滨说:世人都说周公治理周朝的办法,没有比《周礼》记载得更详细的。然而依我看来,秦、汉的诸儒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改易它的地方很多,它并不是周公原本完整的著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朝的西都,就是今天的关中;它的东都,就是今天的洛阳。两座都城位于北山的南面、南山的北面,地势东西长、南北短。南北的短处和东西的长处相互补足,不过千里,古今都是这样。然而《周礼》所说的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各有千里,像画出的棋盘一样。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彼此相距都为百里。方圆千里的土地,实际上没有地方容纳这些区划。因此,它关于王畿以内远近区划的各种制度,大多只是空话罢了。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一点。《尚书》说,武王战胜商朝返回后,商朝的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所以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土地不能达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通达天子,附属于诸侯,叫作附庸。’郑国子产也说:‘古人所说的封建,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周礼》说各公的土地方圆五百里,各侯四百里,各伯三百里,各子二百里,各男百里,这与古代的说法不同。” 郑氏知道这种说法行不通,便解释说:‘商朝的爵位有三等,武王增加了子、男二等;它们的土地仍沿袭商朝的旧制。周公扩大九州,才开始都给它们增加土地,就像《周官》所规定的那样。’于是,拥有千乘的国家,从一成、十里之地出一辆车,千乘便有千成之地。不是公、侯的国家,就没有土地承受这种制度。我私下对此感到可笑。武王原来已经分封,周公又把封地扩大,按这种情势必然要兼并土地,也必然要迁徙人口。一位公爵扩大封地,子、男之国因此迁徙的就有十六个。封立几个大国,天下便全都受到扰乱。这是书生的议论,而有国家的人不会这样做。《左传》说:‘方圆一里的土地划为井田,十井为一乘,所以十里的城邑出百乘,百里的国家出千乘,千里的国家出万乘,这是古代的制度。’否则,拥有百乘的卿大夫之家就会有方圆百里的土地,拥有万乘的国家就会有方圆数圻的土地。古代没有这种情况。俗语说:‘千乘之国,处在大国之间。’千乘之国虽然是古代的大国,但到了衰微的周朝却只是小国。孔子尚且说:‘哪里能见到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却不能算国家呢?’这样看来,即使是衰微周朝列国中的强大卿大夫之家,也还有土地不到五十里的。韩氏、羊舌氏是晋国的大夫,他们家征收九县的赋税,拥有九百辆长毂战车;其余四十县,留下守备的兵车四千辆。”}], 就是说,一个县有一百辆兵车还可以说得通;但说一个县有方圆百里,就说不通了。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二点。王畿以内,公邑实行井田制,乡、遂实行沟洫制。这两种制度都是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五口人配一夫服役,以一夫所受的百亩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完全没有差别。然而,井田制从一井向上推至一同,面积方圆百里,它用来疏通水利的,是沟、洫、浍三种沟洫制度。至于一万夫,面积方圆三十二里半,它用来疏通水利的,则是遂、沟、洫、浍、川五种水道。利弊相同而制度却不同,是因为土地有多有少,而所用的人力却很广泛;这种做法,有国家的人必定不会采用。楚国的蒍掩任司马时,把高平的原野划分为町,把低洼肥沃的土地规划为井;大概平坦宽广的川泽可以划作井田,原野、丘陵、堤防之间狭窄而不能划井的地方,就划作町,都是根据地势来制定宽窄、多少的不同。井田和沟洫,大概也是这样。并不是公邑必定实行井田制,乡、遂必定实行沟洫制;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三点。既然这三点都不可信,那么凡是《周礼》中那些怪诞而远离人情的说法,也都不足以相信。古代圣人因事制定法规,以便利百姓,这是有的;从来没有制定法规来强迫百姓的。制定法规来强迫百姓,正是迂腐儒生扰乱天下的原因。周代制度:事情要在末端处理 老泉说:“天下的事情,在开始时能够制止,就在开始时制止;开始时不能制止,就在末端处理。因此,君子慎重对待开始,就没有后来的忧患;如果只能到末端挽救,那么在开始时就没有谋划。若在开始时有所失误,而在最后设法挽救,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的事情了。所以古代的制度,有在百年以前就开始为百年以后筹划的。大概周公在东周营建都邑,是为了等待数百年后平王向东迁徙。然而等到他收取天下士人、考察贤与不肖的区别时,却不曾在最初就制定出考核的极限。他通常在诸侯那里举荐士人,在太学考察他们,又把他们带到射宫,并用弓箭考验他们,准备得十分周全了。然而管叔、蔡叔是文王的儿子,是武王、周公的弟弟。他们从出生起就和周公相处,周公熟知他们性情中的好恶;相比之下,他们在太学居住学习、在射宫练习的情况,理应了解得更加详细。然而,他们不肖的真实情况,最终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等到他们出去担任诸侯、代理国政,面对大事而不能自行决断,后来才败露出来,显现出他们不肖的样子。况且张弓射箭,即使一次也不失仪容,不肖之人有时也能做到;圣人难道会认为这样就足以穷尽一个人的才干吗?大概只是借此树立名目来收取天下士人,然后再观察他们遇到事情时的表现,并黜退其中不肖的人。所以说:开始时不能制止,就应当在末端处理。”
成王周公恭信
东坡曰:「国之将兴,必有继天之主,建都邑,立藩辅,以定天命而宅民心。为子孙之师,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礼乐,修法令,以定国是而正风俗。为卿大夫之宗,然后世世可以垂拱蒙成。虽有中主弱辅,而不至于乱。故书曰:『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商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国之所恃者,法与人也。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谓:『惇典而用贤,可以定国。』后之言恭者,必稽焉。傅说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不师古,后不师今。故周公以谓:『我当与卿大夫士笃前人成烈,以答众心。』则后之言信者,必师焉。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信,其所以为后世先者,不过于恭与信而已。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闵马父曰:「古称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严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盖尧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独恭世子之恭,楚恭王之恭也。成王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
歴代名贤确论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歴代名贤确论卷九
成王下
周公待士【昌黎,石守道,荆公】
周公居变【东坡 颍滨】
周公不乐【东坡】
召公【荆公】
译成王、周公的恭敬与诚信 东坡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承受天命的君主,建立都邑,设置藩屏辅佐,以此确定天命、安定民心;作为子孙的老师,也必定有闻名当世的大臣,考订礼乐,修明法令,以此确定国策、端正风俗。还要成为卿大夫的宗主,这样后世就可以世世代代垂手而治,享受前人的成就。即使有中等的君主和软弱的辅臣,也不至于发生动乱。所以《尚书》说:‘孺子成王来,察看宅地;大力奉行典章,商朝遗民献上百姓,却造成四方动乱,于是成为四方新君,建立周恭王的基业。我将同众多子弟以及各位执事,努力完成前人的功业,报答他们的众望,建立周朝诚信的基业。’国家所依靠的,是法制和人才。《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所以周公说:‘大力奉行典章,任用贤能,可以安定国家。’后世谈论恭敬的人,一定要考察这些话。傅说曾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长久治理天下,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如今不以古人为师,后世也就不会以我们为师。所以周公说:‘我应当和卿、大夫、士共同努力完成前人的功业,以答复众人的心愿。’那么后世谈论诚信的人,也一定要以此为师。凭成王的贤明、周公的诚信,他们之所以成为后世的先导,不过在于恭敬和诚信罢了。《诗经》说:‘从古以来,在遥远的往昔,先民有所作为;早晚温和恭敬,办事严肃谨慎。’” 闵马父说:“古人称说恭敬时,说‘自古’,说‘在昔’,说‘先民’,其严肃达到这种程度。”我由此知道,所谓大的恭敬,大概是尧的诚信恭敬、孔子的温和恭敬,并不只是卫国世子的恭敬,也不只是楚恭王的恭敬。成王以此成为后世的先导,不也是应该的吗?《大有》卦说‘上吉’,践履诚信而思考顺理,又崇尚贤能,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诚信就不能立足。’诚信作为一种德行,比兵力更重要,也比粮食更急迫。周公以此成为后世的先导,不也是应该的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九 成王(下) 周公礼待士人【昌黎、石守道、荆公】周公处在变局之中【东坡、颍滨】周公不以为乐【东坡】召公【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