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五

译唐朝的治乱兴亡 温公评论说：“高祖起用晋阳的精锐部队，承接隋朝灭亡后的弊乱，长驱直入，迅速占有关中。他命令将领出兵，扫除乱军，于是降服李密，擒获窦建德，俘获王世充，消灭武周，剪除刘黑闼，平定萧铣。六年之中，天下都归服了。成功为什么这样快呢？这是因为有太宗这样的儿子。太宗的文才和武略远远超过前代，他驱使英雄豪杰，网罗俊杰人才，喜欢采用好的谋略，乐于听取正直的劝谏，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安逸舒适的生活中，使盗贼变成君子，使呻吟转为歌唱，衣食有余，刑罚几乎不用。突厥的首领被锁着脖子押到朝廷，北海之滨全都成为州县。大概自三代以来，中国的强盛，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可惜他喜好功名，却没有及时推行礼乐，在父子、兄弟之间，惭愧的德行实在太多了。”高宗沉溺于宴饮安逸，仁慈却没有武略，使天后得以摧残唐朝宗室，屠杀残害宗族，毒害流及士大夫。追溯这些事情的根源，早已有来由了。中宗长期遭受幽禁和侮辱，历尽艰难险阻，一旦得志，便荒淫而不知悔改。粪土筑成的墙，怎么能加以粉饰呢？睿宗鉴于前面的祸患，按照功劳立嗣，这正是所谓可以和他讲权变。明皇善于谋划而且果断，再次平定了宫廷内部的祸乱。开元初年，他忧劳勤勉地处理各项政务，喜爱贤能、乐于行善，爱护百姓、使万物获利，天下富裕，四方异族宾服，逐渐达到了贞观时期的风气。到了天宝以后，他自以为功业已经成就、天下已经安定，不会再有后患，志愿既已满足，奢侈之心便产生了；忠直之臣逐渐被疏远，进谗献媚的人一同得到进用，把游乐娱乐当作良策，把声色享受当作急务，把李林甫、杨国忠看作周公、召公，把安禄山、哥舒翰看作方叔、召虎。心腹之间已经形成痈疽，却没有醒悟；豺狼逃入藩篱之内，却毫无察觉。一旦被忽视的变故发生，边疆起兵，朝廷大臣拿着檄文却心神迷乱，勇猛将领望见敌人的踪影便束手无策。腥膻之气污染伊水、洛水一带，鲜血染红河东、潼关，皇帝车驾流离动荡，百姓死伤遍地，祸乱一齐兴起，已经无可救治，使几百年之间战乱连绵不息。唉！事情没有不是有好的开端的，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安定不可依恃，治理不可保持，就是这样啊！肃宗作为国家的嫡长子，在灵武收集军队，挥军向东，没有丢掉原有的基业。代宗分别任命各路将帅，剪除凶恶之徒，使大河南北重新成为唐朝臣民，他们的功劳都不小。然而这两位君主，武略不足以决断疑难，明察不足以洞察事理；如果不是有郭子仪的忠诚、李光弼的智慧，借助仆固怀恩困住回纥军队，那么天下早已不属于唐朝了。以肃宗的孝慈，却受制于李辅国，不能奉养他的父亲；又受张后的迷惑，不能庇护他的儿子，那么他的武略就可想而知了。以代宗的宽厚仁慈，却听信谗臣的话，使李光弼不敢入朝，忧愤而死。仆固怀恩招引外族入侵，几乎再次使国家灭亡，那么他的明察也可想而知了。他们又不考虑长远的谋略，专门实行姑息的政策：盗贼占据州郡，就因而任用他们为州牧、郡守；士卒杀死主帅，就因而授予他们旄钺，使他们拥有统兵征伐的权力。结果强暴之徒纵横无忌，下属欺凌上司，上级失去威权，积习成为风俗，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唐朝的纲纪大大败坏，不能再振作起来，这是肃宗造成的。德宗痛恨历代积累的弊病，怜悯唐室地位卑弱，即位之初，显露出拨乱反正的志向；可是见识浅薄，性情猜忌固执，亲近信任的人多不是合适的人，行事又不遵循正道，赋税徭役繁重，果断地滥加诛杀。因此关外的叛寇还没有平定，京城的盗贼却先起来了。于是他在兴元陷于困辱，流转迁徙到山南，公卿在叛贼朝廷中拜见，刀锋箭镞聚集到皇帝车驾附近。幸亏陆贽在朝廷内竭尽心力，李晟、浑瑊在外尽力作战，所以才能诛灭元凶，重新奉立宗庙社稷。从此以后，削弱刚强而变得柔弱，磨去棱角而变得圆滑。到了晚年，苟且怯懦的政治比他的祖先更严重了。顺宗不幸患病，奸邪之徒放纵自己的意志；但他能够把政权交给太子，使社稷安定，已经足以称为贤明了。宪宗聪明果断，出于天性；选拔任用忠良，广泛接纳良好的谋略。军队疲惫、财力困竭，各种不同意见纷纷而来，他却不因此疑惑；盗贼在都城发动，杀害宰相，他也不因此恐惧。最终能够夺取灵夏，肃清剑南，诛灭浙西，俘获泽潞，平定淮右，收复齐鲁。于是天下那些根基深固的盗贼，全都像狼一样回头张望、像老鼠一样拱手，交纳人质、献出土地，叩头入朝。百年的忧患，一天之内就完全消除了。然而他怠于防范细微的祸患，变乱从身边发生，可悲啊。穆宗承受已经成就的功业，接续已经平定的局面，却任用没有才能的人，谋划又不善，使笼中的老虎重新在原野上横行，使网中的鱼自行逃入深渊。元和年间的功业，到这里就败落了。敬宗轻率荒唐、放纵无度，自取覆亡。文宗优柔游荡、不能决断，受家臣控制；虽然有爱好贤才的心意和文雅的风度，却都不足以称道。武宗英明敏锐、才识卓越，委任有才能的大臣，攻取上党如同拾取芥菜，夺取太原如同翻转手掌。他在位时间短，功业没有完成，可惜啊。宣宗年轻时经历过艰难，年长后登上帝位，对人情真伪没有不周知的；他尽心处理民政，精勤于治理之道，赏赐简明而适当，惩罚严厉而必定执行。因此，境内百姓安于本业，各种不同习俗的地区都顺从法度。若拿他同汉代相比，大概可以和孝宣帝相提并论吧。懿宗骄横奢侈没有限度，残害暴虐而无所顾忌，把辅政大臣的任用交给受宠幸的人，使四海的财物耗尽于淫逸享乐，对百姓的怨恨毫不知晓，对上天的愤怒也不顾惜。李氏的灭亡，到这时已经决定了。况且唐朝自至德以来，近臣掌握权力，藩镇大臣跋扈，就像一个衰弱有病的人，用稀粥来养活他，还担心不能救治，何况再给他喝毒酒，他还能存活吗？等到僖宗、昭宗相继即位时，天命的福禄已经离去，民心已经离散，盗贼遍布天下，蓬蒿堵塞宫城和城阙；皇帝漂泊、幽禁、受辱，把性命寄托在诸侯手中。在那个时候，即使想拯救唐朝，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范祖禹评论说：唐朝自高祖攻取隋朝，五年便使四方平定，九年太宗即位，贞观之治几乎赶上三代。然而传了一代便有武氏篡夺，国运中断二十多年。中宗、睿宗在位时间短，朝廷混浊混乱。明皇凭借军队夺取帝位，这才得到它；开元之治几乎赶上贞观，却以天宝大乱告终。唐室于是衰微，肃宗以后没有值得称道的君主。只有宪宗元和年间的政治，号称中兴。整个唐朝，太平治世的日子如此少，动乱的日子却那样多。过去三代的君主，没有不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来端正天下的；而唐朝的君主，起兵杀死亲人，被称为平定；宫廷内部发生祸难，逼迫父亲而夺取帝位，被称为接受内禅。这说明他们的闺门之内没有法度，不能用来端正天下，是最大的乱源。他们治理安定能够长久的，不过几十年；有时变乱发生在内部，有时祸乱起于外部，从来没有内外都无忧患、承平达到百年的。

译颍滨评论说：天下的变乱，常常潜伏在它所偏重而没有加以举措的地方。所以偏重于内部，就成为内忧；偏重于外部，就成为外患。古代把军队集中在京师，外部没有强大的臣属，天下的事情都由内部控制。在这种时候，叫作内重。内重的弊端，是奸臣在内部专擅权力，而外部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普通人便可以在四海横行，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这种乱事如果不是从近臣大臣那里发生，就会从山林中的百姓豪杰那里产生。因此，天下的权势不能让它专门集中在内部。古代的诸侯大国，有的方圆数百里，军队足以作战，粮食足以守备，权力又足以决定生杀，这样才能使边疆盗贼的祸患不至于传入内部。天子的重臣有所畏惧和忌惮，祸患就不会发生。在这种时候，叫作外重。外重的弊端，是诸侯拥兵自重，而内部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由此看来，天下的权势固然不能让它集中在内部，也不能让它集中在外部。周朝衰弱时，齐、晋、秦、楚的土地连绵千里，内部的力量不能胜过外部，以至于灭亡也无法挽救。秦人担心外部权势过重，事情就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于是秦朝收缴天下兵器，集中到关中，摧毁各地城池，杀戮各地豪杰，使天下的命运全都由天子控制。然而到了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大声呼喊而起兵，郡县的官吏却旁观不管，转身逃走，没有人敢追究他们是什么人。赵高在内部专擅权力，别人只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就能如意。即使李斯担任丞相，备受五刑而死在道路上；他的儿子李由镇守三川，拥有山河险固，也不敢与赵高抗衡。这两种祸患，都是从外部力量不足、没有力量加以制约开始的。汉朝兴起以后，吸取秦朝孤立无援的弊端，于是大规模分封侯王。然而在高帝时期，反叛者先后九次兴起；它遗留下来的祸根和余波，到文帝、景帝时又形成淮南、济北、吴、楚的叛乱。于是武帝分割削弱诸侯，以惩治大国造成的祸患。此后百年间，王莽终于得以在天下施展他的野心，而刘氏子孙之间不再互相争斗。魏、晋时期，又进一步侵削诸侯，使四方势力衰弱，不再形成祸乱；可是朝廷中的权臣和山林中的普通人，常常成为天下的大患。这几个君主在处理内外轻重、权势制约的关键问题时，都因自己的做法招来了祸乱，却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天下的权势集中在内部，就成为内忧；集中在外部，就成为外患。秦汉之间不探求权势内外、轻重的根本和末节，反而相互惩戒，只求形成一方面的优势，所以祸患循环往复没有穷尽，无法解除。况且天子对于天下，不应该像妇人、幼儿爱护自己的所有物那样。取得天下后谨慎地守住它，不忍心把权力分给别人，这是普通人所谓的聪明，却不知道没有成就大事的情况，往往正是从不肯分权开始的。所以圣人将要在天下建立重大的安定局面，若不是在外部设置有权势的大臣，就不足以镇服天下。然而后世的君主却想除掉他们的爪牙，剪除他们的股肱，还要求他们取得成功，这也太过分了。天下的形势，内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威慑外部的强臣；外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没有办法使内部的大臣服从，也不能断绝奸民作乱的念头。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牵制，才能形成安定局面，不能轻视其中任何一方。从前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把四方的土地分配设置，全都把沿边地区设置为节度府；范阳、朔方的军队，都有披甲士卒十万人，对上足以控制边境祸患，对下足以防备普通人的叛乱，对内足以禁止大臣发动变乱，而掌握军队的将帅之臣常常不至于叛变，是因为内部有重兵的形势可以预先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军队有八百多个府，而驻在关中的有五百府，集合天下的兵力以后，才能抵得上关中兵力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没有趁机窥伺、寻找事端来谋求巨大利益，是因为外部有节度使的权力足以打消他们的野心。所以，外部的节度使，具有周朝诸侯那样的外重形势；即使更换任用，也会听从命令，因而可以根据才能贤能与否来选择任用，所以君主没有征伐的劳苦，天下也没有世袭大臣暴虐的祸患。内部的府兵，具有秦朝关中那样的内重形势；身边的臣属谨慎整饬，没有人敢做不义之事，所以上面没有逼迫、篡夺君位的危险，下面没有被诛杀灭族的祸患。周朝的诸侯，内部没有府兵的威势，所以陷入叛逆动乱后不能自行停止；秦朝的关中，外部没有节度使的援助，所以受到大臣胁迫后不能自立。兼有周、秦的好处，而没有周、秦的祸害，形势和制度相互制约，内部不敢发动变乱，外部不敢形成叛乱，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唐朝制度这样完善。可是天下的士人不探究利害的根本和末节，轻率地只根据已经发生的成败来评论谋略的得失；他们只看见开元以后，强兵悍将都成为天下的大患，于是认为太宗的制度是狂妄而欠考虑的谋略。评论天下，如果只评论成败的形势，来判定法制的得失，就不如追究导致胜败的原因。天宝年间，府兵四处出动，集中在范阳；德宗时期，禁兵全都戍守赵、魏，所以安禄山、朱泚能够到达京师，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一场叛乱使天下陷于涂炭，直到昭宗时仍未停止，天下最终没有安宁的岁月。内部的强臣，虽然有李辅国、鱼朝恩、王守澄、仇士良之流，最终却不能控制唐朝的命运。他们诛杀王涯、杀死贾餗，自以为威势震动四方；然而刘从谏只说了一句话，就使他们震恐畏服，此后自行收敛，再也不敢放肆。崔昌遐依靠朱温的军队诛灭宦官，撤除天下的监军，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抗衡。由此看来，唐朝衰败的弊端在于外重；而外重的弊端，起因是府兵驻在外部，并不是设置制度本身错误，而是后世没有实行它。

译何去非评论说：“根据天下的形势，必定要有用来控制天下的权力。权力依靠形势而建立，形势依靠权力而巩固。有这样的形势，但权力不足以巩固它，那么这种形势就会日益倾弱，天下也没有办法安定强盛。因此君主对于权力，不能有一天让它离开自己而分给别人。凡是离开自己的东西，还可以收回来；分给别人的东西，还可以重新完整。至于权力，一旦失去就不能再收回，一旦分散就不能再恢复完整，而所占据的形势也会随之改变，怎么能不慎重呢！”从前唐太宗凭借神武谋略兴起，平定祸乱，取得天下，威势遍及四海。然而所谓巩固天下形势、把它留给子孙的制度，大概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他把军队登记编入各府，把将领安置在卫府，扼守关口并设置临制之处。军队归于各府，将领就没有在内部专擅的权力；将领处在卫府，军队就没有在外部擅自行动的祸患。然而他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大力讨伐侵犯侮辱唐朝的四方部族，击破突厥，消灭吐浑，平定高昌，灭亡焉耆，都俘获了他们的国王；又亲自驾临辽左，摧残其国。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穷兵黩武，而都是为了建立权力、巩固天下的形势。武后以女主身份专制，挟持唐朝来号令天下，图谋改移帝位。天下人没有不屏住呼吸、双足重叠地听从她的命令的。她取得天下的权力，却反过来用它实行逆乱，尚且能够如此，何况顺应天命而守护天下的人呢！明皇凭借英明果断的气魄兴起，平定宫廷内部的祸难，于是承袭帝位，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然而他长期习惯于承平安逸，府兵、卫士的制度全都废坏，把全部权力推给边将。安禄山虎视幽州、蓟州一带，横行控制千里之地，而军中的官吏总共只有三千人。所以范阳的变乱一发生，天下大为震动，只能驱赶市井百姓去迎击他的锋芒。假如不是肃宗号召忠义之士，驾驭豪杰勇士，奋不顾身地同安禄山作战，那么两都就无法恢复了。即使后来能够重建王室，然而他用来收复天下的力量，全都变成了方镇。天下的权力已经分散到下属手中，不能再保持完整。到了代宗时期，只是消灭残余盗贼，便把河朔分割开来，任用盗贼党羽担任将帅，使他们彼此成为内外依靠，世代承袭而不加禁止；局势逐渐恶化，到大历、贞元年间，两河方镇日益强横放肆。当时的君主畏缩退让，常常像抱着老虎一样，忍辱含垢，讨好献媚还来不及，只求早晚相安无事，结果他们的侵犯越来越严重。虽然内部设置了禁军，由宦官统领，却也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乱。所以发生泾原军乱时，召唤神策六军，没有一支前来；跟随皇帝到奉天的，只有四百名士卒。到章武年间兴起时，天下担任方镇的有五十处，县官征收的赋税只剩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却能够振奋武威，决心达到不赦免的程度，排除众议而大力整治。于是，在剑南擒获刘辟，在浙西捉住李锜，在昭义绑缚卢从史，使镇冀的王承宗服从，诛杀李师道，平定淄青五代相袭的局面；又平定吴元济，结束淮西三代相传的叛乱。可以说是功业盛大了。然而到了后世，国势越来越不能振作：朝廷内部的权力被宦官掌握，朝廷外部的权力被方镇掌握，逐渐衰微削弱，终于灭亡。唐朝是因为权力被夺、势力倾覆而失去天下的，但它的灭亡并不始于僖宗、昭宗时代，而始于天宝年间。因为丧失了用来控制天下的权力，实际征兆就在这里。所以后世的君主，即使像章武那样，也只能做到自立，不被权臣深深压制罢了，何况不像章武的君主呢？唉！后来治理天下的人，如果对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毫不在意，反而让别人掌握，那么看看唐朝就可以明白了。张唐英评论说：太宗文皇帝接受内禅以后，勤勤恳恳地谋求治理，辛劳处理万机，听取并采纳谏诤，宽恤刑狱，使征赋公平统一，减少节省用度，驾驭朝廷内外，抚养百姓、发展生产，不把帝位看得可贵，不把皇帝的尊严放在心上，以谦虚的态度接待群臣，以果断的方式决定大事，敬畏祖宗的大业，致力于成就太平之治。朝廷内有房玄龄、杜如晦筹划和治理各种政务，朝廷外有李靖、李世勣征讨四方；有魏公王珪启发辅佐，有马周、刘洎议论政事，有长孙无忌、萧瑀保护辅弼，有岑文本、褚遂良严正执言，有虞世南、孔颖达以经术辅政，有戴胄、孙伏伽执掌法令。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就召集文学之士轮流值宿阁下，共同考论古今是非，访求治国之道的得失。这样天下不能不得到治理。高宗初年，承接贞观年间留下的局面，年高有德的儒臣和有才干的大臣还分布在朝廷内外，所以永徽初年也能够安定太平。等到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等人相继遭到流放诛杀，忠义之士闭口不言、躲避灾祸，诡诈荒诞的臣子却挥袖进用。李义府、许敬宗之流把持国柄，尤其成为国家的巨大蛀虫。又有武媪强悍嫉妒，肆意极尽妖邪淫乱之事，得意自满，完全不再感到羞耻，这样势必不能不发生祸乱。中宗、睿宗时期，武三思、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人倚仗权势，争相成为狐鼠般的奸邪之徒，号令、刑罚和政事纷乱无章。朝廷竟成了市井道路般的藏污纳垢之所，刑罚和赏赐成了权臣宠臣操纵的工具。明皇帝在艰危之际登上帝位，亲眼看到衰败的政治，刚即位就铲除污秽旧迹，使王道焕然一新，斥退奸诈诡谲之人，提拔任用贤能俊杰，讲求治理国家的根本，尊崇儒术。姚崇、宋璟因忠诚正直而被任用，张说、苏颋、苏晋二苏因文才高雅而得到进用，李元纮、卢怀慎因清廉节俭而任职，魏知古、源乾曜因吏治才能而升迁，张九龄、韩休因方正而被选用。这样势必不能不治理好。到了天宝年间，因处于太平而骄逸，把心思放在虚妄的神仙之说上，放纵情欲，沉溺于宠幸之人的恩宠。周子谅因直言在文德殿台阶前被扑杀，李适之因耿直攻讦而被贬死于宜春。朝廷内部，杨国忠、李林甫扰乱败坏国体；朝廷外部，哥舒翰、牛仙客谋求边功。国家已经危险却还没有醒悟，奸雄已经萌发却还不知道，于是使繁华之地长满荒草，宫禁之下驻扎着军队。到了肃宗时期，李辅国掌权，发生了南内之变。

译代宗时代，鱼朝恩掌握权力，发生了皇帝幸陕州之事。德宗凭借雄才大略，想要洗雪众多灾难，然而卢杞、朱泚凭借奸邪巧诈的才能，招致四方怨恨，以至于泾原士兵突然发动叛乱，京城脚下仓促慌乱，德宗到奉天避难时处境窘迫；又被迫到兴元避难。外地臣属因此变得强悍跋扈，帝王的基业也因此逐渐衰弱。顺宗朝，王伾、王叔文、韦执谊之流所作的一切安排，尤其可笑。宪宗中兴，想要洗雪过去的怨愤，任用武元衡、杜黄裳、裴度、崔群、权德舆、韦处厚、裴洎等人，收取蜀地，平定夏地，平定淮蔡，收复冀州、郓州。然而距离开元盛世已经很遥远，终究赶不上了，何况贞观盛世呢？穆宗、昭宗、愍帝、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以后，时而治理、时而混乱，时而有所得、时而有所失。李训、郑注以器量狭小而谋划大事，牛僧孺、李德裕因私怨而以公事报复。盗贼因此蜂拥而起，藩镇因此跋扈，灾祸相连接踵而来，终于失去了天下。每当读到这些史事，没有一次不痛心疾首，以至于眼泪流下沾湿衣襟而不能停止。石守道论述女后、宦官和奸臣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前面的事情出了差错，后面的事情就应当把它作为鉴戒。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做夏桀那样的事；汤的德行能够彰明，商朝的祭祀延续了六百年。周朝把商纣作为鉴戒，所以不敢有商纣那样的暴恶；周道更加兴盛，传了三十代。汉朝把秦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秦朝那样无道；汉朝的基业更加兴盛，延续昌盛了四百年。唐朝把隋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隋朝那样暴虐混乱；唐室延续长久，永远光耀了十八代。国家虽然承接五代之后的局面，实际上接续的是唐朝的基业，那么国家也应当把唐朝作为鉴戒。臣远观往古，没有一个不是因女后掌权而丧失国家的。臣看唐朝尤其严重：武后改变唐朝而建立周朝，韦庶人、安乐公主毒杀中宗，太平公主暗中谋划叛乱，杨贵妃招致天宝年间的祸乱。臣遍观前代，很少有不是因宦官掌握权力而倾覆社稷的。臣看唐朝尤其令人悲痛：代宗遭受李辅国的侮辱轻蔑，宪宗被陈庆之弑杀，昭宗受到刘季述的囚禁凌辱。臣粗略考察历代，没有一个不是因奸臣专权而使天下混乱的。臣看唐朝尤其达到了极点：安禄山之乱，是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陈庆之弑杀宪宗，是皇甫镈造成的。” “唉！不能让奸臣专权，不能让女后参与政事，不能让宦官掌握权力。明皇起初任用姚崇、宋璟，于是政治清明；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于是发生祸乱。德宗起初任用崔祐甫、陆贽，于是政治清明；后来任用卢杞、裴延龄，于是发生祸乱。宪宗起初任用裴度，于是政治清明；后来任用皇甫镈，于是发生祸乱。自从武后夺取国权，直到中宗、睿宗以及天宝年间，政权由女后掌握，李唐几乎丧失。自肃宗登上帝位，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僖宗、昭宗，权力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朝的国运最终断绝。《诗经》说：‘显赫盛大的周王室，是褒姒使它灭亡。’既然如此，巍巍强大的唐朝，是女后使它混乱，奸臣使它败坏，宦官使它覆亡。臣因此搜集唐史中奸臣、宦官、女后的事迹，分别按类别编集，写成三卷，称为《唐鉴》。唉！唐朝历经十八代、三百年，只有武德、贞观、开元、元和这百余年，礼乐和征伐才都由天子发出号令。女后在前期使它混乱，奸臣在中期使它败坏，宦官在后期使它覆亡；局势颠倒危急，绵延不断，时而倾覆、时而安定，似乎延续又似乎断绝，只勉强维持到三百年，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后来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以李唐覆亡的前车之鉴为鉴，不要让女后专权，不要把权力假借给宦官，不要把政事委托给奸臣，那么国运就会延长昌盛，历代长久传远，可以传给儿子、孙子，甚至延续千万世，哪里会只达到这样局促的程度。” 竟然有十八位帝王，只能局促地维持三百年吗？苏轼论述唐朝的祸乱始于明皇说：“孙武是战国时代的将领，只知道替吴国谋划罢了。所以把他当将领任用是可以的，把他交给君主任用却不可以。如今他的书有十三篇，内容小到部曲、营垒、草料、粮食和器械，大到也不过是攻城拔国、使用间谍的事情，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天子的军队和天下的形势，孙武还没有涉及。他的书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就能取胜。’这是替君主说的，也只有这一点而已。我私下认为，天子的用兵之道，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天下的形势，没有比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好战争更重要的。天下的祸患，不在盗贼，也不在敌国，祸患在将帅不能尽力，却借盗贼、敌国的势力在国内要挟君主。因此将帅越多，敌国就越强；兵力投入越多，盗贼就越顽固。敌国越强、盗贼越顽固，将帅的权力就越重；将帅的权力越重，爵位和赏赐就越不能满足他们。这样一来，盗贼成了君主的祸患，将帅却从中获利；敌国成了君主的仇敌，将帅却因此得利。他们拥有百倍的力量，却只建立微小的功劳，借此堵住自己的口舌，并向上级邀取利益。这样还没有导致天下灭亡，只不过是因为还有所等待而已。” “从前唐朝的祸乱始于明皇。肃宗收复两京以后，却不能乘胜集中力量，把河北的叛乱势力全部消灭；德宗收复洛阳、博州，几乎平定魏地，却不能在田悦困穷之时将他斩杀；到了宪宗时，天下大略已经平定，但残余势力最终仍不能全部清除。唐朝之所以屡次兴盛却最终始终不能振作，是什么原因呢？是将帅之臣养寇自重，以此求取封赏。因此说：天子的用兵之道，没有比驾驭将领更重要的；驾驭将领的方法，是用他们所贪求的东西来诱导他们，同时把他们所忌惮的东西交给他们，就像良医用药一样，乌喙、蝮蛇、蝎子都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却不敢放肆释放毒性。为什么呢？因为把他们所畏惧的东西交给了他们。” “宪宗将要讨伐刘辟时，认为除了高崇文没有可以任用的人，而刘雍正是高崇文所忌惮的人。所以宪宗告诉高崇文说：‘如果不能战胜刘辟，就让刘雍来代替你。’因此高崇文决意作战，不回头退却，很快就擒获了刘辟，这就是天子驾驭将领的方法。” “使天下人乐于作战而不喜好战争，为什么能做到呢？天下人若不乐于作战，就不能同他们共事于危急之中；若喜好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事于安定之时。从前秦人的法令，使官吏和士卒各自为战争效力，战胜后利益归于百姓，从敌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就让他们占有。”

译使百姓用来养活自己、送终死者的东西，除了杀敌以外就没有其他取得的途径，所以秦国百姓因喜好战争而兼并天下，也因喜好战争而灭亡。秦始皇即使已经毁掉名城，杀死豪杰，销毁兵器，但百姓喜好战争的心情仍然喧嚣不止。因此不能让他们得到休息，最终导致灭亡。至于王者的军队，关键在于使士卒知道爱戴君主、仇恨敌人，使他们知道君主驱使他们作战，完全都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乐于作战，甘愿战死。到了作战时，只求战胜敌人，不以获取财物为目的。奖赏则从公室中发出，在朝廷上施行，使他们的利益不在于杀人。因此百姓不会忘掉对战争的爱好。这样以后，才可以在安危之间发动他们，在争夺之际使他们休息；可以和他们共处安定，也可以和他们共处危急，却不能和他们共处混乱。这就是天下的形势。”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六 通论二 高祖、太宗、睿宗、玄宗【子由】玄宗、宪宗【子由】太宗、玄宗驾驭臣下【张唐英】玄宗、德宗没有采纳张九龄、姜公辅的意见【张唐英】武后、安禄山【张唐英】藩镇【范文正公、张唐英、子由】高祖、太宗、睿宗、玄宗 子由说：“高祖从太原起兵，谋划出自太宗，其他儿子都没有参与。等到攻克长安，诛杀铲除各路盗贼，使天下统一，这一功劳也出自太宗。上天所授予的使命和人心所归向的对象，确实都在太宗身上。到了册立太子时，高祖因为嫡长而立李建成，李建成也接受而不推辞。于是兄弟之间产生疑忌离间，最终导致大乱。李建成本身不足以多说，过错在于高祖。后来武氏作乱，废黜中宗，拥立睿宗，又以睿宗的长子李宪为皇太子。废立以及中宗复位以后，睿宗父子都以亲王身份回到府第。韦氏作乱时，临淄王李隆基率兵入朝讨伐，睿宗登上帝位，唐室又恢复安定。睿宗又准备按照长幼立李宪为太子，李宪推辞说：‘时局太平时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混乱时应当先立有功之人；如果不这样做，必将发生祸难，我冒死请求。’睿宗听从了他，于是临淄王李隆基的地位确定下来。太宗这样贤明，尚且不能避免兄弟争夺；睿宗的贤能比不上太宗，却安然接受并下诏决定，而李宪的谦让远胜于常人。我曾经评论说，高祖、睿宗都是中等才具的君主，他们想立长子，并不是专门出于私心，而是认为立嫡长子是古今正当的原则。既然称作正当原则就不敢违背，为什么不考察前代的事情呢？” 从前太王舍弃太伯、仲雍而立王季，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周朝因此兴盛，确实是天命所在，而他们自己并没有私心，祸乱又从哪里产生呢？虽然如此，太伯逃到吴地来避让王季，也是因为害怕发生祸乱。废长立幼，即使圣贤也很难做到。李宪和李隆基兄弟相安，终身没有嫌隙，古今只有这一人而已。” 玄宗、宪宗政治上的得失 子由说：“唐睿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玄宗接续中宗、睿宗时期的混乱，朝廷内部政事紊乱，但外部没有藩镇分裂的祸患；他约束自己，任用贤能，贞观之治本来可以恢复。宪宗承接代宗、德宗时期的弊病，朝廷政事败坏，而京城辖区以外都成了叛乱的国家；如果要谋求治理，形势尤其困难。然而这两位君主都善于开始，却不善于终结，所以失败的原因是相同的。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成为五霸之首。等到管仲死后，任用竖刁、易牙，自己死后竟不得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霸业也随之毁灭。大概中等才具的人可以有时好、有时坏；这三位君主都是中等才具的君主。他们刚从忧患困厄中崛起时，知道贤人可以任用来排除灾难，于是勉强听从贤人，但那并不是他们内心安适的选择。等到盗寇灾难已经平定、国家没有事情时，他们内心安适的便是安逸享乐，所喜欢的便是阿谀奸佞，所以祸患一发生就紧随而来，如同符契相合。太宗平定天下以后，开始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后来又任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始终不忘恭谨节俭、节约用度，裁撤冗官、节省浮费；宫中没有奢侈靡费的要求，身边没有宠幸近臣因赏赐而造成的过失，贞观之治到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侍书御史权万纪曾经说：‘宣州、饶州一带开采冶炼银矿，每年可以取得数百万缗，用来补助国家用度。’太宗发怒，骂他说：‘我所缺少的是对百姓有益的忠言和良策！你身为御史，不能举荐贤能、斥退不肖，却用利益来诱导我，难道把我当作汉桓帝、汉灵帝吗？’于是斥退他，不再任用。从此士人和百姓没有人敢以求利之事进言，所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够尽忠竭力，成就了贞观盛世。玄宗初年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来又有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年任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度、李绛，后来任用韦贯之、崔群，虽然还不足以与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但都是一时的名臣。因此开元、元和初年，其治理大概接近贞观。可是玄宗正任用宋璟时，宇文融因为清查田地而受到宠幸，很快升为宰相；后来虽然因公议而罢免，但玄宗仍然念念不忘，对宰相说：‘你们揭露宇文融的罪过，我已经处罚他了。然而国家用度不足，该怎么办呢？’裴光庭等人不能回答。宇文融死后，进献聚敛之策的人争相进用，韦坚、杨慎矜、王鉷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到了杨国忠时，聚敛达到了极点。因此天宝年间发生祸乱，天下分裂，再也不能重新统一。宪宗正要平定淮西时，裴度还没有回到朝廷，程异、皇甫镈却都因进献聚敛之利而得到进用。裴度三次上书，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可。宪宗认为天下大略已经平定，也想兴建楼台池苑和宫观来供自己娱乐。程异、皇甫镈揣摩到他的心意，屡次进献余财，以顺应他的欲望。因此裴度最终被排斥，程异、皇甫镈都做了宰相。三年以后，宦官发动祸乱。大概玄宗在位年久，聚敛所造成的祸害遍及天下，所以天下最终分裂。宪宗时代，这种祸害还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祸乱只波及他本人。然而方镇的强盛、宦官的势大，最终贯穿唐朝始终。难道不可悲吗！唉！太宗的恭谨节俭，所能忍受的欲望并没有多少，而得到的福祉却多得不可穷尽；玄宗、宪宗的淫逸享乐，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多少，而招来的祸患却多得不可言说。然而世代的君主始终没有醒悟，翻车的前车之鉴接连出现，世上从未断绝，大概是因为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