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三

译孔融、祢衡、杨修 鲁直《木之彬彬》诗序说：曹公以礼相待的三个人，是孔融、祢衡、杨修。他们轻慢侮辱曹操，时而怀疑、时而相信曹操，所以曹操借黄祖之手杀了祢衡，孔融后来又遭灭族；只有杨修才智敏捷，多次猜解隐语，又探究曹操没有说出口的意思而揭发出来，因此最早获罪。虽然他的父亲杨彪德高望重，也不足以让他免死。唉！杨修像小黄牛一样，有远大的才干，只一伸臂，便死在高大车辆的车轮下，难道还不如隰子砍伐树木吗？田常和大夫隰子登台四处眺望，齐国城邑向南的一面被隰子的高大树木遮蔽。成子没有说话，隰子回去后，派人砍树；斧头砍了几下，隰子便让他们停下。相室说：‘改变得太快了。’隰子说：‘田子将要成就大事，厌恶别人知道其中的细微迹象。如今不砍树，说明他还没有深深忌恨；知道别人不说出的事情，他的忌恨就深了。’所以说：‘能够察知细微迹象的人，兵器已经架在颈上；想求福的人，楮木已经藏起了尖端。’即使如此，隰子仍有未能树立的地方。他同百里奚设计谋划，使虞公离开政位，哪里可以同日而语呢？我感慨于这两三个人的行事，作《木之彬彬》诗说：‘树木茂盛，并不是为了在人中显得奇异；可以用来建造宫室，就砍伐它；可以用来制作笾豆，就捋取它的枝叶。’ 草木茂盛，并不是为了向世人求取显达；适合供刍牧使用，就割取、锄除它；适合供医药使用，就剥取、腌渍它。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各有材用吗？是非的分岔，利害的熏蒸。可叹人的道路有许多祸患，那些草木尚且没有情感。我曾观察像这样的人：善于辨识他人，却拙于辨识自己；凭借此触动天机，却不能顺应时势变化。罪过没有比内心存有自负的德行更惨的，祸患没有比心中自以为明察更深的。罪不在于德行和内心本身，而在于它们成为蛀虫；祸不在于内心的见识，而在于使人变成被剃发钳制的人。他洁白明亮，自命清高，站在众人污浊之前；高傲不肯退让，站在众人卑下之上。小的地方不断失当，因此失去了大的方面。真是可悲啊！羿把箭搭上弓弦射击目标，十次常常能射中七八次；若拿莫邪剑来刺伤自己，即使惊动了兕虎，也会暗中突发灾祸。祸患聚集在所忽视之处，怨恨寄居在荣耀的名声中。改变自己的言辞，便会损害智慧；运用自己的智慧，便会损害明察。作为君子应当怎么办呢？只能独自被幽暗中的事理所启发。华佗 刘禹锡评论说：史书称华佗仗恃才能而厌烦事务，因此被曹公恼怒。荀文若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人的性命系于此，应当议定其才能而宽赦他。’曹公说：‘难道还忧虑天下没有这样的鼠辈吗？’于是拷打华佗，直到他死去。后来苍舒病重将死，看到医生不能使他复生，曹公才有悔恨的叹息。唉！凭曹操的明智谋略和见微知著，尚且轻易杀死有才能的人；荀文若又凭借自己的智慧、力量、地位和声望，以确凿的道理劝说他，仍然不能消除他的愤怒，这真令人可畏，也令人惋惜。推究史官把这件事写入史册的用意，是要让后世从宽处理有才能者的刑罚，采纳任用贤者的劝告，并惩戒暴虐者轻易杀人。所以把仗恃才能直到后来悔恨愤怒的经过写下来。后世有人反而拿这件事作为借口，实在可悲！贤能之人不能没有过错，如果把他们置于法理之中，往往一定会有人请求宽赦。那些奸邪小人都说：‘难道还忧虑天下没有人才吗？’却不知道到了悔恨的日子，才会痛惜人才不可缺少。往往一定会有人发出惋惜的叹息，那些奸邪小人都说：‘譬如他已经死了，又能怎么样？’却不知道到了悔恨的日子，才会痛惜生命不能重新获得。这难道不可以说是大悲哀吗！华佗不应当被杀，明明白白，无须多说；我只是忧虑史书的意义将由此推开而扩大。” 我观察自曹魏以来，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仅凭一时的愤怒就杀死许多有才能的人，又何必单独记载华佗的事情呢？唉！不忘记前事，是希望有所劝勉并有所惩戒；可是暴虐者又借此作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的快意。孙权便说：‘曹孟德杀了孔文举，我对虞翻又怎么样呢？’孔融也拿应劭因为泰山郡杀孝廉的事来自我比拟。仲谋接近霸者，文举有盛名，尚且以可以惩处为先例，何况其他人呢！”

译荀彧 温公说：“孔子谈仁，要求很高。像子路、冉求、公西赤这些门人中的高才弟子，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诸侯的贤大夫，都不足以当仁；而孔子唯独称管仲为仁，难道不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大大救济了百姓吗？齐桓公的行为像猪狗一样，管仲却不以辅佐他为羞耻，仍然辅佐他；他的志向大概是认为，如果不是齐桓公，百姓就不可能得到救济。”汉末大乱，百姓陷于涂炭，如果不是超出常人的才干，就不能救济他们。既然如此，荀彧不舍弃魏武帝，还能侍奉谁呢？齐桓公时，周王室虽然衰弱，却还不像建安初年那样。建安初年，四海动荡覆乱，一尺土地、一个人，全都不再属于汉朝。荀彧辅佐魏武帝使其兴起，推举贤能、训练士卒、整治兵器，决断时机、提出谋略，征伐屡屡取胜，于是能够由弱变强，使乱世转为治理，分天下而占有其中八分。他的功劳难道在管仲之后吗？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而死，而荀彧却为汉室而死，他的仁义又在管仲之先。可是杜牧竟认为荀彧劝魏武帝夺取兖州，便把他比作汉高祖、汉光武；官渡之战不让魏武帝退回许都，便把他比作楚汉相争时的人。等到事情成功、功业完成，却想在汉代求取名声，就好比教盗贼挖墙开柜，得到财物后却不和他一起搬取，难道还不算盗贼吗？” 我私下认为，孔子说“文胜于质”，那么史书凡是记载人物的言论，一定会用文辞加以修饰。既然如此，把魏武帝比作汉高祖、汉光武和楚汉之际的人物，是史官的文辞，难道都是荀彧亲口说的吗？因此用这些话贬低荀彧，并不是他的罪过。况且假使魏武帝称帝，荀彧就会成为辅佐建立帝业的首功之臣，得到的赏赐与萧何相同。荀彧不谋求这些，却谋求杀身以博取名声，难道合乎人情吗？” 杜牧在《荀文若传》后题写说：“荀文若替曹操筹划，夺取兖州，把他比作汉高祖、汉光武；不放弃关中、河内，官渡之战不让他退回许都，把他比作楚汉相争时的成皋；凡是筹划计谋、比较议论，没有不把他许为帝王之才，把天下的事情交付给他。事情成功、功业完成后，却想在汉代求取名声；舍身行事的道理，可以称为忠吗？”世人都说：“曹操与司马氏使东汉崩裂，京城纷纷迁徙，君主失去天下而天下大乱；曹操在东都起兵，把献帝从步行困卧的处境中扶立起来，南征北伐，仅仅三十年，才奠定三分天下的基业。司马氏篡夺天下时，从身边突然发动，夺取、窃取权柄，残暴虐待而又诡诈狡猾，怎么能同曹操相比呢？”假使曹操不杀伏皇后，不诛孔融，不囚禁杨彪，而是在揖让之间从容行事，虽说比三代还差，天下除了曹操，又有谁能够得到呢？纣王杀了一个比干，周武王便砍下他的首级、焚烧他的尸体而灭亡商国；桓帝、灵帝四十年间杀了成百上千个比干，使毒害流遍社稷，难道还能享受血食祭祀吗？还能在坛墠上以天为父、举行郊祀拜礼吗？假使当时没有曹操，献帝还能端正他的国家吗？假使曹操不挟持献帝来号令天下，英雄豪杰能够同曹操争衡吗？假使没有曹操，又有谁替苍生请求生存之命呢？” 教盗贼挖墙开柜，得到许多金玉，之后却不和他一起搬取，难道还不算盗贼吗？何况本来就不是盗贼呢？荀文若之死，果真应该这样吗？子由评论说：“荀文若对于曹公，就像汉高帝的子房张良。董昭建议授予曹公九锡，文若不愿意，曹公因此不能释怀，导致文若死亡，君子为此惋惜。”有人认为文若原先的见识没有贯彻到底，有人认为文若想最终保持对汉氏的节操，这些都不是文若的本心。文若起初在东郡跟随曹公，献出自己的谋略，使群雄被摧毁消灭，本来已经把帝王之业许给他了，难道到了晚年反而怀疑而不肯给他吗？当时中原大略平定，朝廷内外的希望都归向曹公；即使不加授九锡，天下不归于曹氏，又将归向哪里呢？文若的意思是：‘如果用劫夺的方式取得天下，我就有强力争夺的嫌疑，人们心中也会怀有不忍；慢慢等待时机，我既没有嫌疑，人们也没有遗憾，归根到底一定能够得到天下，又可以避免争夺造成的祸患。’这就是文若的本心。可惜曹公一心想迅速取得天下，不肯忍耐几年，以致文若死亡。九锡虽然最终授予，然而禅让代汉的事情到曹丕时才实现；这只是曹公的鄙陋，并不是文若的过错。” 子西评论说，议论者认为荀彧帮助曹氏谋划而倾覆汉朝国运，晚年却另立异议，对国运的转移没有任何挽救作用。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讨伐山戎，讨伐陈、蔡，讨伐楚国，讨伐晋国，他的志向是想尊崇周王罢了；可是齐桓公后来竟产生了封禅的志向。文若辅佐曹公，平定青州、徐州，平定许都、洛阳，平定黄河以北，平定汉水以南，他的志向是想尊崇汉室罢了；可是曹公后来竟提出了九锡的议论。管仲知道封禅不可以答应，所以设法用言辞拒绝；文若知道九锡不可能长久，所以谦逊地用言辞推辞。管仲幸运，所以齐桓公听从他的说法，从而保全了勤王的功劳；文若不幸，所以曹公不采用他的话，终于造成篡窃国柄的祸患。究察事情的始终，只是幸运与不幸不同罢了，用心难道不是相同的吗？” 议论者怎么能够非难他呢！” 曹氏代汉 鲁直的诗及其序文说：“曹公自以为功勋足以加于宰相，文辞上把自己比作文王，像蝉蜕一样在揖让之间脱身，却把汉室置于自己的家巷之中。经过党锢之祸，义士忠臣几乎都被铲除殆尽。献帝、灵帝之间，向北面朝拜的人，拱手观看局势变化。汉、魏二者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他看到宗庙社稷已经没有人相助，便执掌太阿剑而任意使用锋刃，来掌握一世人的性命。左右之人没有不让他满意的；他把后宫之人交给斧钺处置，就像割除蒲草茅草一样。夫妇、婢女、役使之人获罪于家主，尚且还要谢罪；而亲自向北面受命的君主，却自以为不知道死在何处。唉！严厉而可怜的王，谁能说这话是过分的呢？即使如此，他最终仍然装作恭敬谦逊，内心狠毒而表面装出仁德。他为什么任用曹丕来改变汉家的姓氏呢？汉朝末年，即使有罪于社稷的骨鲠之臣，仍然不得民心，所以人们只是共同爱惜汉朝的名声罢了。我听说：在道德准则以上，恩惠不足而明察有余，不在于社稷却屡屡夸耀功劳，那么祭祀用的黍稷大概将要不能延续了吧！”我感慨此事，作《曹公诗》一章：‘南征北伐报功频，刘氏亲为魏国宾。毕竟以丕成覇业，岂能于汉作纯臣？两都秋色皆乔木，二祖恩波在细民。驾御英雄虽有术，力扶宗社可无人。’

译管宁 东坡说：“曹操既已得志，士人纷纷归附他。即使是文若这样声名显赫的人，也还替他筹划谋虑；一旦稍有不同，便被谋划杀害。程昱、郭嘉之流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孔文举奇异超逸、博学多闻，志向远大而才干疏略，他每次提出的意见，总是触犯曹操的忌讳，何况肯替曹操效力呢？然而最终也不能免死。桓温对孟嘉说：‘人不能没有势力，我能够驾驭你。’桓温的才干远远超过孟嘉，所以这样说；他是自知自己阴险狠毒，不能与高人胜士相提并论罢了。管幼安怀抱才德而隐遁于世，在海外僻远之地寻求清闲；在他看来，曹操父子不过是真正的穿墙小偷和器量狭小之人罢了。他终身不屈服，也没有办法杀害他。我认为他远远贤于文若、文举。” 子由为《管幼安画赞》作序说：我从龙州回到颍川，已经十三年了，闭门幽居，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适意的事，便稍稍取出旧书阅读，希望寻求古人同他们交友。大概在三国时期，我找到一个人，名叫管幼安。幼安年轻时遭逢乱世，渡海居住在辽东，三十七年后才回来，安居于田舍，不接受朝廷的任命。他八十四岁去世，在世时没有建立功业施加于世人，那么我唯独为什么取法于他呢？是取他明白时势，且慎重地安排自己的处境罢了。东汉衰微时，士大夫以风操节义相互推重；他们立志行义，比秦、汉时的人更贤，但当时正值大乱，他们出仕应对世事，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自己。颍川荀文若凭借智谋辅佐曹公，当他擒获吕布、杀死袁绍时，都是谈笑之间办成的，他的才能可以同张子房相比；然而到了议论九锡的时候，终于不能保全自身。彭城张子布忠诚明断、刚正简约，侍奉孙氏兄弟，成就了江东的基业；然而最终因正直而不被容纳，极力争论公孙渊之事，君臣之义几乎断绝。平原华子鱼以德行器量受到曹氏父子的敬重，官至三公；然而曹公杀死伏皇后时，子鱼奉命前往，竟破壁而出，将皇后杀害。汝南许文休以品评人物的好坏闻名于世，晚年入蜀依附刘璋；先主将要攻克成都时，文休越城出降，虽然最终被任为司徒，蜀人却鄙视他。这四个人，都是一时的贤人；然而，正直的人最终伤害了自身，曲意逢迎的人最终丧失了自己的德行。在乱世中能够保全自己，除了幼安还能有谁呢？【云云】赞曰：幼安的贤德，并没有超过常人，我为什么唯独称他为贤呢？是因为他明白时势，慎重地处置自身，能够保全自己。幼安年老时，从东海归来，住在一亩地大的房屋里，清闲自守，不求通达；戴白帽，穿布裙，在舞雩台下迎风而立；四时祭祀祖先，馈食和祭奠必定亲自操办。他八十四岁时，如蝉蜕壳一般安然去世。他年轻时不是汉朝人，年老时也不是魏朝人，应该怎样称呼他呢？称他为天的逸民。华歆、邴原、管宁三位朋友 唐子西说：邴原、管宁都是德行盛美的人，而华歆又居于他们之首，那么华歆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汉书》说，伏皇后被废时，曹操派华歆率兵进入宫中收捕皇后；皇后闭门躲在墙壁中，华歆破门拆墙进去。这哪里是德行盛美的人呢？曹操虽然是奸雄，但如果让手下人各自承担合乎其身份的事情，那么当时魏氏群臣中如董昭、夏侯惇、贾诩、程昱、郭嘉之类的人并不少，完全可以办理此事，为什么一定要让华歆去做呢？华歆如果果真贤德，曹操决不敢把这种事交给他。以这件事来考察曹操，华歆决不能算贤者。陈寿写《管宁传》时，说管宁年轻时与华歆同游，并且说曹操尊尚管宁，起初比不上华歆；但写《华歆传》时，又说华歆与邴原、管宁相交为友。难道三人互相交友，而华歆唯独没有曹操的尊尚吗？朋友之间出处不同，本来可以成为朋友；但志趣和操守不同，就不是能够成为朋友的道理了。这是我没有解开的疑问。臧洪为张超而死 少游评论说：臧洪因为袁绍不救张超，便断绝来往，直到失败而死。在我看来，臧洪实际上是游侠中流于末流的人，哪里是臣子的义行呢？为什么这样说？想要活着而厌恶死亡，是天下人的真实感情。但古代的君子，有时牺牲生命、抛弃亲族，不肯苟且求生，并不是不想活，而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罢了。假如他们所追求的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所厌恶的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那么君子难道会故意违背世俗、断绝常情，违背所谓的真实感情吗？《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这是君子的常道。《左传》说：‘有志之士和仁人，有的会杀身以成全仁德，却不会求生而损害仁德。’这是君子的变通之道，是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的。世道衰败、正理衰微，士大夫讲学不能明辨，于是开始在轻重取舍之间发生迷惑，只知道保全自身容易，牺牲自身困难，却不知道无谓地去死和苟且偷生，过失是一样的。齐国发生崔氏之乱时，齐臣死了十多人，只有晏子认为：‘君臣为了社稷而死、为了社稷而亡，就如同为自己死、为自己亡；如果不是关系亲近的人，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呢？’按照晏子的话来评论，臧洪为张超而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曹操、吕布都是汉朝的奸臣，但在当时，曹操挟持天子，形势上属于顺；吕布背叛朝廷，形势上属于逆。假如张超离开逆而归顺，袁绍不出兵救援，或许还可以责备他；何况张超是背叛曹操而归附吕布，怎么能责怪袁绍不救他呢？张超、袁绍对于臧洪来说，虽然交情有新有旧，待遇有厚有薄，但既然都接受过他的任用，就都是他的主人。假如旧主被新主杀死，臧洪因此与新主断交并为旧主而死，或许还接近义；何况消灭张超的是曹氏，难道能因此同袁绍结仇吗？由此说来，臧洪为张超而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孔融曾被管亥围困，太史慈为他突破重围，向先主请求救援，先主答应了，于是解除了都昌的危急。大概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崇尚名节，天下士人只把不能践行诺言看作羞耻，把不能解除祸乱看作耻辱；他们的志向在这里，生死也以此为准。因此，事情成功了就是太史慈，事情不成功就是臧洪。若以臣子的义理责备他们，两人都有罪。难道杨子会把要离说成被蜘蛛蜇伤的游侠末流，把聂政说成壮士中的末流，把荆轲说成刺客中的末流吗？孟子说：‘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却选择去死，这是损害勇气。’像这几个人，都可以说是损害勇气，也实在可悲啊。

译派蒋干去游说周瑜 东坡说：‘曹公听说周瑜年轻而有出众的才干，认为可以用游说使他动摇，于是秘密下令扬州，派九江人蒋干前往拜见周瑜。蒋干仪表堂堂，以才智和口才著称，独步江淮之间，却穿着布衣、戴着葛巾，假托私人出行前去拜访周瑜。周瑜出来迎接他，立即对蒋干说： “子翼，辛苦了！远道渡过江湖，是替曹公来做说客的吗？”蒋干说： “我和您同乡，彼此相隔遥远，听说您的美好声望，所以来同您叙谈久别，也来观摩您的高雅风范；您说我是说客，难道不是无端猜疑吗？”周瑜说： “我的才识虽然比不上夔和师旷，但听到琴弦的声音便能辨赏乐曲，完全可以听懂高雅的曲调。”三天后，周瑜邀请蒋干一同参观营中，巡视仓库、军用物资和兵器，结束后回来饮宴；又让他看侍从所穿的服饰和珍奇玩物，于是对蒋干说： “大丈夫处世，遇到知己的君主，对外寄托君臣的名义，对内结成骨肉般的恩情；言语、行动和谋略都得到采纳，祸福共同承担。即使苏秦、张仪再生，郦食其重新出世，我还会抚摸着他们的背、驳斥他们的言辞，哪里是您这样年轻人所能动摇的呢？”蒋干笑而不答，于是称赞周瑜气度高雅、志趣高远，不是言语能够离间的。中原人士因此很赞美周瑜。苏轼说：‘曹孟德所任用的人，都是供他驱使的人；他如果用对待张子房的态度来对待荀文若，最终尚且免不了杀掉荀文若，哪里能够以超然于常人之外的气度来对待周公瑾这一类人物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四 文帝 文帝接受禅让【柳子厚、子西】贾诩劝谏不要讨伐吴、蜀【子西】司徒华歆等给诸葛亮写信，命令他称藩【子西】把没收入官的生口赏赐给群臣【子西】于禁【温公】徐干【曾子固】明帝 有关官员上奏说，魏取得了地统，应以建丑月为正月【子西】明帝问黄权：‘三国之中哪一国是正统？’黄权回答：‘从天文来看，魏是正统……【子西】张掖出土石碑，当时人认为这是魏、晋兴起的祥瑞征兆【子西】司马懿、陈群、曹休、曹真都以大将军的身份开设府署【子西】明帝制定了七十二条考核官员的办法【温公】夏侯玄、何晏【东坡】司马仲达【何去非】陈留王 邓艾【何去非】通论 魏朝的君主【温公】文帝接受禅让 柳子厚评论曹丕没有说一句关于舜、禹的事情，说：‘魏公子曹丕由于他的父亲得到汉朝的禅让，从南郊回来，对那个人说：“舜、禹的事情，我知道了。”从曹丕以来，大家都嘲笑这件事。’柳先生说：‘曹丕的话如果是这样说，便可以了。假如当初曹丕说：“舜、禹的道理，我知道了。”那曹丕就有罪了。事情本身确实如此，我只看见嘲笑他的人不懂得言语的意义，没有看见曹丕有什么可笑之处。凡是改换姓氏而接受帝位，公与私、仁与强各有不同的道理；前一代怎样忘却，后一代怎样归附，关键也各不相同。事情即使相同，假如凭尧那样的圣德，有一天得到舜，想把天下交给他，能做到吗？我看见朝廷上有小的争执，民间有大的争执；如果造成混乱，尧没有办法制止它，为什么呢？因为尧还没有被人们遗忘，舜还没有成为人们所归附的人。尧得到舜，是因为圣德；舜得到尧，也是因为圣德。两个圣人得到天下人的拥戴，还能把愚昧的人怎么办呢？即使立于朝廷的放齐还说‘朱已经启发明白了’，何况民间的人呢？尧知道不能退让而自行忘却，舜知道尧因被人遗忘而使自己归附于天下人，于是前进并使自己归附于天下人。舜举用十六族，罢黜四凶，使天下都得到适当的人才；任命二十二人，兴办五种教化，建立礼制和刑法，使天下都得到相应的治理；使时令月份相合，校正历法和数术，统一音律、尺度、容量和重量，使天下都得到适用的制度。这样积累了十多年，人们说：‘使我明白的是舜，使我齐整的是舜，使我有所凭借的是舜。’天下在位的人，都是舜所任用的人。而尧颓然自处，使自己的聪明像聋了一样，使自己的明察像昏暗了一样，使自己的圣德像愚昧了一样，人们说：‘从前所谓的尧，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他老了。’有人说：‘他隐藏起来了。’又过了十多年，思念尧并询问他的人更少了。到了尧去世时，天下人说：‘舜做我们的君主，已经很久了。’这样以后，舜才能在文祖庙前行揖让之礼，接受尧的终命。舜对禹也是这样。禹周行天下，功劳更多地系属于民众，而自己逐渐被遗忘；晚年又使益归附于天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启的贤能已为人们所知，所以不能这样做。大概开始时归附于天下人的程度越深，后来被遗忘得就越慢；否则就相反。汉朝丧失德政已经很久了，它不被人归附而被遗忘的程度也很深。宦官、董卓、袁绍、陶谦等人的祸害，使生民充满灾难。曹丕的父亲平定祸乱而建立强势，积累了三十多年，天下的主人只有曹氏，已经没有人思念汉朝了。曹丕继承父位而接受禅让，天下人得到这个结果还认为太晚了，这同舜、禹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如此，汉朝并不是能够自行忘却，而是它所处的形势使它自行被遗忘；曹氏并不是能够自行使天下归附，而是它所处的形势使天下归附。公与私、仁与强，各有不同的道理；但被遗忘和归附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同。尧、舜的被遗忘，不会像汉朝那样无法授予天下；舜、禹的归附，也不会像曹氏那样无法接受禅让。尧、舜确实如此，但后世只探究其中的实情而加以嘲笑，所以说是‘笑’。嘲笑他们说这话，是不对的。有人问：‘尧去世时，天下人像失去父母一样悲痛，四海停止各种音乐，三年不作乐。您的话说尧被遗忘得如此厉害，这难道可以吗？’回答说：‘这是舜把德归于尧，是史书尊崇尧的德行的说法。尧年老时，又过了一代；那些感念尧德的人，大概已经死了。年幼而活着的人，尧不能使他们思念自己。如果不是这样，舜就不能把天下交给别人。’ 子西评论孙盛认为华歆不应穿丧服举哀，说：‘魏氏接受禅让时，汉帝还活着，华歆穿白色丧服举行哀悼，确实显得轻率脱略。但孙盛说他有二心，这又说过头了。箕子经过旧商都的废墟，感慨宫室毁坏，悲伤得想哭，因为正要上朝而不敢哭。季札为王僚哭泣，却又侍奉阖闾；晏子为齐庄公哭泣，却又侍奉齐景公。他们哀悼死者，侍奉生者，以等待天命，这就是人臣的本分。怎么能说他们不把自己所侍奉的当作君主，却去侍奉自己所非难的人呢？’孙盛的声音像枭叫一样，使听到的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