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文教部八　学校

译卷八 文教部八 学校

古学校考

程芳

《礼经》中关于学校建置和名称的说法各不相同，后世的解释者因此产生了许多纷扰。我辨析说：天子设立四代（虞、夏、商、周）的学校，是指周朝保留了虞、夏、商的学校以及本朝的诗书礼乐，而不是在四个地方建立学校，也不是在一所学校中用东、西、南、北来区分虞、夏、商、周的不同。刘敞（字原父）的话是可信的。唐尧虞舜时官员众多，从天子的嫡长子到公卿大夫的儿子，不过二三百人，一所学校已经足够容纳他们了。后世官员多、求学的人众，或许另外建造房舍以扩大教育范围，但一定要以大学来统领，不一定非要有四处学校。比如《大戴礼记·学礼》说：“天子进入东学，崇尚亲情而尊重诚信；天子进入南学，崇尚年长而尊重亲族；天子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尊重道德；天子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这些都是汉代儒生凭空捏造，喜欢用华丽绚烂的辞藻。又如《易传·太初篇》说：“太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五礼通考》认为这下面应当有“夜晚进入北学”一句。一天之内在四所学校之间转移，天天如此，学业怎能精通？心志怎能安定呢？〇求学贵在专一，地点专一则志向专一，所以我在学校建置的说法上独自遵从孟子。孟子说：“夏朝叫校，殷朝叫庠，周朝叫序，说的是乡学。‘学’是三代共有的名称，说的是国学，”可谓简明概括。用《汉书·儒林传》来印证，是不可更改的。有人说：“有虞氏在上庠养老的国老，在下庠养老的庶老；夏后氏在东序养老的国老，在西序养老的庶老；殷人在右学养老的国老，在左学养老的庶老；周人在东胶养老的国老，在虞庠养老的庶老。虞庠在国都的西郊。”《王制》《内则》都相同，难道不可信吗？回答说：“孟子所说的是学校的大类，名称稍有差异，是因为时代久远，中间有所更改。仔细玩味《王制》《内则》的文字，似乎庶老就是乡老，那么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应该是国门外乡遂的学校。经文说‘在国都的西郊’，可以断定了。”问：“按照您的说法，国都只有一所学校吗？”回答说：“小学在公宫左边，大学在西北，这种说法可以作为依据。门闱之学就是小学。大概贵族子弟最初从小学开始，十五岁进入大学，他们的学习有次序，那么他们的地点也就不同。虞、殷的太学在西边，夏、周的太学在东北，这又是设置不同的地方。”至于成均的名称，〇古代董仲舒的话足以作为依据。学习达到音乐，这才算大成。均，是和谐的意思。李光地（号穆堂）先生辨析得最为详细。后世的人不知道，竟说天子的学校有五个，辟雍是太学，它的南边是成均，也叫南学。郑锷说辟雍就是成均，不知道辟雍乃是成均中的水池，所谓在水池边习射的地方，怎么能和成均并列呢？王应麟的详细解说，认为成均是上庠，可以采纳。《五礼通考》引用《诗经·灵台》的疏证，说灵台在国都东边二十五里，韩诗说辟雍在南方七里之内，在中间建立明堂，是五经文字收藏的地方，〇用茅草覆盖，取其洁净。左氏说天子的灵台在太庙之中，环绕灵沼，叫做辟雍。诸侯有观台，也在庙中。关于学校的建置，古人的论述已经纷繁复杂，又混淆了明堂、太庙、灵台、灵沼在其中，不是更加混乱了吗？

大凡面向南的第一堂都可以称为明堂。太庙有明堂，听政的地方叫明堂。太学向南的前厅，或许也可以叫明堂。儒家想要混淆明堂和太学而合二为一，却不知道教学肄业的地方，不是承接祭祀和颁布朝令的地方。而且灵台用来观察天文，同时也作为游览观赏的地方。水池以“灵”命名，是因为灵台而设置的。诗人记录一时的营造，并提及辟雍，于是太学的鼓钟可以记载。辟雍绝对不是灵沼，也一定不和灵台在同一处。袁准《正论》说：“明堂、宗庙、太学，是礼仪中重要的事物。事理意义不同，各有其用途。而世上的议论者，把它们合为一体，取用《诗经》《尚书》中散逸的文字，经典中相似的语言来附会，不再考察人情事理，相差太远了。”袁准的话可以作为确切的论断。而且小学在公宫南边，应当是这样的。太学在郊外，则一定没有这种道理。郊外有乡学，太学一定在国都城门内。五经的文字不收藏在国都之中，却让贵族子弟每天到郊外研读吗？这都是因为坚持明堂建在郊外的说法，并认为太学也在郊外，又混淆明堂和太学为一种说法，礼仪反而更加混乱，能不叹息吗？有人说：“教育官员，可以听听吗？”回答说：“看舜任命夔掌管音乐，那么后世的大司乐就是太学的长官了。《礼记》所说的大司成就是此人。郑玄注解说大司成是司徒的师氏，混淆了。”有人说：“《周官》中的师氏、保氏，反而在大司成之下吗？”回答说：“《周官》是后世儒生所撰写，因为太子有师保而设立这些名称。大乐正的官职，不仅仅像蒙瞍那样通晓音律而已。所谓推崇四术、确立四教，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有专门的职责。近儒陆世仪（号桴亭）想让大司成担任宰相的职责，话虽然近乎迂腐，但

译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人，必定是非凡的选拔了。」论说的地方在东序，序墙也在太学的东边。堂上的墙称为序，不是庠序的序。观察侍坐在大司成面前，远近间隔三席可以问完，那么背墙排列的席位没有用完，不问，那么大司成的尊贵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教育的时候，可以听一听吗？」回答说：「人的资质有聪明和迟钝，根据才能来辅助他们，不能用时间来限制。那些成功的，大司成大司成以下，诗书礼乐各有分管的官员。一种技艺成功，又教一种技艺。按照礼家所记载的《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書。」《文王世子》则说：「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又说：「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它们的时间已经各不相同，而陈述的还分别四季来教育，不也太固执了吗？

译论教导贵族子弟

从前舜咨询禹，让他掌管百官，命令弃播种谷物，契施行教化，皋陶彰明刑法，垂负责工官，益担任虞官，伯夷主持三礼。治理天下的措施，都完备地举行了。最后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舜治理当世的天下，以此告终；治理万世的天下，以此开始。冑是长子，从天子到卿大夫的嫡长子，都将承担天下国家的责任，所以不能不预先教导、提前培养他们。因此乐正推崇四种学术，设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春秋两季用礼乐教导，冬夏两季用诗书教导。王太子、王子、皇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都来就学。遵循这条道路，所以上面没有纵欲败度、颠覆法度、随丧神器（失去政权）的君主，下面没有放纵逾越、残害百姓、毁灭家庭、危害国家的臣子。延续一家福运，保全天下安宁。孟子说：“为天下得到人才的人叫做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秦汉三国以后，司马氏统一天下，父子兄弟互相残杀，伦理已经亏损，祸变于是急迫。当时的公卿世族，崇尚研习虚无玄远之学，风流相尚，浮薄败坏。等到过江（南朝），没有停止的迹象。沿袭到南北割据，战马仓皇，偶尔粉饰图书，终究没有严格设立保傅父兄。艰难缔造，子弟嬉戏消亡。推究病根，都失于预先教导。从逐鹿（争夺天下）之初，武臣尽力，于是凭借勋戚联姻，倚仗宠幸，早晨手持符节，晚上毒害方州。唉！殷商的鉴戒不远，为什么不思考得厉害啊！这在开创刚刚安定，就应当建立学校阐明伦理，长远考虑那些继承天下的人啊！贵族子弟的体态，贵在像金声玉振一样和谐，与国家休戚与共，也贵在像乔木世臣一样。三代世袭俸禄的制度，虽然不在后世实行，但那些参与平定削平、顾命定策的几个人，他们的子孙如果没有大过错，君主也不忍心废弃。但如果只让他们足以逢迎窥伺，那么不才的人正好用来亡国败家；只足以小信小忠，那么有才的人也只限于出纳奔走；而低于这个的更不值得信任了。唐宋以后家法相传，重视教导贵族子弟。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传授给太子，宋真宗也撰写《元良箴》传授给太子，他们有鉴戒吗？终究没有听说把广泛教导贵族子弟的制度推行到卿大夫的嫡长子身上。五代纷争，又抛弃了这个制度，上面像摆棋子，下面像沸腾的锅，礼乐不兴，百姓无所适从，说的就是这个吗？所以治理有基于典章学问，一件事而仁恩遍及天下万世的国家福运和百姓性命，一定从教导贵族子弟开始。

重视学校

侯方域

现在与古代相反，名与实不相符，没有像学校那样严重的。古代的學校，用来培养人才，而现在用来收容不才的人。名称沿袭旧制，似乎很尊贵，而实际失去了依据，就非常耻辱。时间久了，污秽泛滥而没有可区别的，连名称也不值得尊贵了，那么怎么振兴天下的学问，成就天下的人才呢？天下的学问不振兴，天下的人才不成就，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达到治理。想要反过来，一定从重视学校开始。在这里设立学校，一定让有才的人进入，不才的人不能进入，所以有才的人有自我表现的机会，而不才的人没有容身之地。如果杂乱地一起进入，就是才与不才混杂。才与不才混杂，而天下有才的人少，不才的人多，就是才不能胜过不才。才不能胜过不才，其势必然全部化为不才才停止。唉！举天下的学校全部化为不才，朝廷还说：“我在这里培养士人，将来会有大用。”难道不是吗！那么重视学校的人，一定清除那些不属于学校的人然后才可以。清除那些不属于学校的人，一定严格监督学校的人然后才可以。从前，士人在学校游学，经过五年的积累，看他的学问而决定他一天的长短，看他的文章，晋升的人谨慎而退黜的人严格，有公卿的子弟，望着泮宫而不能进入，进入后而不免于被黜革的。现在游学于学校，也看他的积累和他的长短。然而从前所积累的是才，而现在所积累的是财。从前的长短，才有一定的优劣，而现在的长短，财有偶然的厚薄。才茂于人，叫做茂才；才秀于人，叫做秀才，这是古代的制度。现在叫做请托，熟于人，贿赂先于人罢了。自从明朝中叶，督学的人忧患在于请托；明朝末年，忧患在于贿赂。如果有做这件事的工具，那么就用卿大夫的奴仆、郡县的隶卒来做，而没有禁止，而且已经做了还不免除徭役。市井无赖之徒、士兵来做，而没有禁止，而且已经做了还不转业。然而因为不是这几类人而指出并排斥他们，而他们有所不服，为什么呢？认为我所不能做的，你也不能做，而你做这件事有工具，我也能得到。唉！学校的积弊，多到不能尽说，而还想以姑息为有恩，宽假为有礼，那么天下的污秽者终究没有清理的时候，天下的泛滥者终究没有裁减的时候。所以谨慎而又谨慎，用来明确区别；严格而又严格，用来显示尊贵。全部去除天下的不才，然后真才显现。即使得到一个真才，也不认为不足；即使去除数百千的不才，也不认为过分。现在大县的弟子，大概不少于两千人；

译中等和小型的县也各自有一千多人。这是可以做到的。况且，只有晋升而没有退步。他们晋升时，无论是否经过考试选拔，只要有一寸长的檄文或尺长的符令，便随手下达；他们退步时，人数很少，而且不到一天就能提拔恢复原职。攀附权贵、钻营求进的现象，整年都不曾断绝。那些主管教育的官员，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因循守旧的观念在前束缚着他们，而贪婪逐利的心思在后驱使着他们。前人教导后人，如同赠送给他们规矩法度；后人遵循前人的做法，如同将其奉为不可违抗的律令。唉！这种状况的形成，是逐渐积累而来的。

译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恢复明臣张居正原有的法令并大力推行。他们晋升有制度，大县必须录取四十人，中县必须录取二十五人，小县必须录取十五人。他们淘汰也有制度，百人中有不称职的就淘汰，百人、千人中有不称职的就淘汰千人。不容许弄虚作假，容许弄虚作假的人立刻被剥夺资格；不容许姑息徇私，姑息徇私的人顷刻间就会受罚。用培养人才的心意来寄托淘汰的权力，用文章的事理来施行军队的法规，大概就可以了吧。而其关键尤其在于不把文艺视为浮华，也不把德行当作借口。〇德行是可以修饰的，而文章是不可以修饰的。现在如果让人依靠他的才力来混淆名实，并让人担保推荐他，说：这是有德行的人，那么督学官必定要等到经过岁月的议论才能定论，而没有办法一下子知道他是真是假。假使让人担保推荐他，说：这是有文章的人，取来测试他，阅读他几段话，不用读完一卷就清楚了。这样之后考察他，说：这个人，难道不是轻浮通达的人吗？而士人的品行也可以整肃了。所以舍弃文章而只论其品行，是奔竞钻营的开端；既论文章而后考察其品行，是统一标准的方法。天下本来有有文学而无德行的人，没听说过不文不学而有德行的人。道德显扬叫做德，各种行为卓越叫做行，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并不是说它遗弃文学。况且有这样的人，用经义策问他却不回答，用文章考核他却不能，问他的字却不认识，无论他实际上是否有长处，即使真的有，也不过是市井中老实的人、田间老农罢了。初一十五宣读法令，推举并表彰他们，这是里正的事、县令的职责，怎么能冒用学校的名义呢？有人说：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张居正严苛的法令，不是先王宽大的恩泽。如果士人既有才又贤，即使让他住在高大的房屋里，享受丰盛的饮食，古人也不认为过分。如果不这样，培养人才的地方现在却沿袭成为施恩救济的机构，难道不是羞辱朝廷而轻视当世的士人吗？

正学论四

程芳

古代的君子置身于仁义道德的道路上，他们强固清明，本来足以成为人的表率，而他们发挥其余技，如射箭驾车之类，又足以备国家之用，抵御祸患和外侮，这就是所谓的有用之学。〇上天生人，同样赋予五行之秀气，但气质有偏颇，多数愚笨少数智慧，愚笨的人好争斗、乐于逞强、弱肉强食，智慧的人与万物不争，每日处于谦让之中，来不及顾及，一旦有事，智慧人的才力，又足以战胜好争斗者的凶顽，那么愚昧的百姓，怎么能不拱手服从呢。古代出行必定用车，作战也用车，兵器中射程远的，没有超过射箭的，所以六艺中射箭和驾车占了两项，从乡党学校到朝廷，选拔贤才、考核士人，宴饮朝聘，祭祀没有不用射箭的，难道只是崇尚穿透皮革和合乎节拍的美吗？〇是为了将其用于实用。春秋时期，士大夫继承先王文教的余绪，那些诵读诗书的人是人，那些习练武勇的人也是人，所以列国纷争，还足以保全他们的疆土。等到汉朝以后，文武之事逐渐分开，到了宋朝学者更加趋向柔弱，然而校射之事，偶尔代代举行，朱熹还在射圃私下习射，明朝初年考试文士，尚且用射箭来考核，四百年间，文人衣冠整齐、步履规矩，强悍的武力，全都托付给武科和招募的士兵，于是诗书的学业，只是成为歌颂太平的工具，继承孔子学说的，有子游、子夏的雍容风度，却没有冉有、子路那样手持戈矛的人了。古代的军事，射箭驾车为首要，后来没有车而改乘马，又有火铳等各种战法，如果真儒出来筹划，就应当像古法，用来教射箭驾车的人，教他们必定不让他们束手旁观，自谢不才。况且火铳击刺之事，或许有来不及的，而弓马戈矛之事，难道是士大夫所应该推辞的吗？我国家太平一百四十年，用来教习八旗的，文武并用，〇这是古法。北方的学者，以及边省的文儒，还有兼习弓马的，东南的文士则专门以词章吟咏为事，一旦遇到盗贼突然兴起，就脸色改变、手颤抖，口不能言，却还俯视一切，洋洋自得，认为我学习的是先儒之道。唉！先儒之道，本来是这样胆小吗？有人说：张良貌若妇人，辅佐汉朝灭掉楚国，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摇羽扇，坐在车中指挥，也扶持蜀国几十年，士人何必以技艺勇武著称？回答说：张良、诸葛亮，是将领之才，如果没有这种才，就游历于技艺，近卫自身、远备国家之用，不也可以吗？那么骑射之事，也是笃信古学之道的人所绝对不能废弃的。

会筹整顿，咸安宫官学章程疏。

光绪八年。

詹事府少詹事昌

我私下认为咸安宫官学，创立于雍正七年，教习学生定为员额以内，由内务府大臣管理教务，而选拔满汉翰林官稽查。立法之初，既称事务、品级、课程有章法，高薪聘请经学老师，校舍充满。一百多年中，历代皇帝推崇儒学、重视文学，深受雅正教化，学官更加谆谆教诲道艺，士人承袭旧德，枝叶繁茂，彬彬有礼号称兴盛。自从道光以后，用度不足，按规定支取的经费稍稍省并，也恰逢战事正急，来不及顾及学校之事，师徒懈怠离散，进取途径杂乱，博士仅有虚名，学生于是少有成就。如果不趁现在治理，旧典将两方面都败坏

译臣等私下思量，咸安宫官学向来人才众多，恩赐待遇特别优厚，既符合古代下庠西序的规范，也契合近代东宫的体制。如今皇太后与皇上崇尚儒学、重视道义，呼唤俊杰、寻求人才，正屡次颁布诏书，意在整顿官学。臣等稽查课程，共同负有管理的责任，于是与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广寿、兵部尚书志和多次集会商议，一致认为斋舍尚未倒塌，只是粗略具备，振兴衰败、拾起遗落，应当趁此时机，参考旧制，斟酌当今的便利之处，分别列条上奏。恳请圣明的陛下明察。

译一是慎重挑选。咸安宫官学的学生，按规定从八旗及内务府三旗的满洲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官学生以及闲散人员中选拔充补。嘉庆十四年议定批准，本官学的体制较为优越，如果学生年龄太小，只让他们背诵经书，不足以观察成效。此后凡是由官学生及闲散人员等选拔的，规定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内入学。至于十年期限届满不能考中生员的，立即退学。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经过正科乡试、会试不中的，也是如此。因此，本官学的学生必须是文理通顺、才能堪造就的人，才能符合标准，不像八旗、景山官学那样向来用幼童充数。况且教习任期届满，按规定以名下学生考中进士、举人、取中例生员、笔帖式作为考核标准。如果允许十年就学的条例，恐怕没有三年通晓经书的成效，衡量事理，妨碍实在很多。此次厘定学规，应将学生召集齐来面试考核文章，年龄一律按成例，如果人数不足定额，就咨文各旗选取俊秀子弟继续遴选。只是向来章程由管学大臣选取确定送入学堂，这次广泛筹划志向和议，认为由臣等会同挑选稽查更为周密，可见该大臣等不分畛域的意思。应当等到得到圣旨允许施行，臣等参与选拔政务，仍应当在拔取优秀者中，凡有才能者必不视为平庸，凡有一技之长必予收录，以弘扬乐育人才之道而广纳贤才。

二是分设课程。官学生定额缺一百一十名。向来惯例，学习汉文的七十七名，学习清文的三十三名。乾隆二十六年，改归学习清书的二十名。如今学务久已荒废，不但清书全不通晓，即使汉文文艺也甚为空虚疏漏。近年汉书房经广寿酌情恢复月课，尚有基础可寻。至于翻译清书，几乎缺乏专门人才，几乎成为孤立的学问。臣等共同商议确定，拟仍设七十七名学习汉文，三十三名学习清文。旗人官员应当以国书为根本，而翻译实际上以汉文为基础。如果教导得法，诸生敬业乐群、亲近师长、结交朋友，将旁通各种技艺，所谓十二字头、三合切韵等，实在不难兼综条理贯通。应当等到数年以后，挑选学中数十名高材异等者，清汉兼习，也不必预先定员，以免爱博不专的弊端。

三是恢复公费。查户部条例记载：本官学教习共十五员，每月给银三两，每季给米五石三斗；官学生一百一十名，各每月给银二两，每年支米二十一石二斗。道光、咸丰年间依次核减，教习每月得银一两八钱，学生每月得银一两四钱，米都是每季一石有余。在如今，教习虽具官职，学生却辍业，尚且每月支取俸禄，也近乎苟且领禄、白吃饭。如果经臣等酌情恢复，每月考课两次，教习小考六次，既然惩戒懒惰安逸，就应当体恤清贫。拟恳请皇恩，将本官学教习、学生的月银季米，均按实数支发无需减成发放，计每年增加银千余两，米千余石，在户部库仓储蓄所耗费无几，而冷官寒士所获已多。体恤既至，才能专任其责成；衣食既周，才能振奋其志虑。学务持久之基础，实在在于此。至于教习应给的衣裘，学生应给的纸笔等费用，管学大臣已经

四是严格考核。本官学教习任期届满，由管学大臣出题考试，咨文户部照例引见候用。自学务日益松弛，该教习等功课无凭考核，任期届满报部，流弊很多。久而久之，将视教习一职，徒为举人、贡生入仕的借径，殊失评定后官之初意。管学大臣与臣等详细定议，拟于到学以后，将该教习名下分管教导的各生注册存案。其间或有事故改派、加派的，均随时登记。任期届满将臣等所定课簿咨文由该管大臣出题考试，并册送户部，以便稽核。其不能实心训课、教法平常者，仍按规定分别参劾驳回。教习的考核，以学生的功课为准，则学业懈怠，必不肯曲意通融；子弟顽劣，必不愿仍为掩护。这样视公事如私事，自然能以身作则进行教导，收到循循善诱的益处了。

五是端正学术。本官学考课久已废止，试办之初，不得不就文章取士，逐渐加以熏陶。但整顿官学，本意是造就人才，如果不深探本源，拘泥于俗学，久之学中只得到数十名擅长时文、精通试律、擅长楷法的人，不足以体现国家厚待八旗、甄别陶冶各类人才的至意。伏查乾隆元年，本官学恭奉谕旨，令学生学习办理稿案及各种技艺。嘉庆年间谕示士人读书致用，如果只知从事文艺，而置圣贤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学于不问，即使侥幸获进阶位、服官登仕，其于修己治人之道懵懂无知，何以符合兴贤育才之意？至于崇尚节俭、黜除奢侈，尤为兴起廉洁风俗的根本。官学子弟蒙养初基，管理官学的各大员严诫教习等人，务必与受业各学生讲明四书，剖析五经之义。有心性浮华、车马服饰奢侈放肆者，随时严加戒饬。钦此。由此可知，经行贵于交修，体用宜于兼备。既然臣等酌情恢复考课，在翻译诗文之外，应当逐渐以经史策论试之，观察其志识。至于先儒性理之学、本朝掌故之学，也拟令教习等人随时讲求，根据其资质使其通明。其常

译日常使用的书籍由各位学生自行购置，只是臣所管辖的学堂苦于缺乏珍贵的藏书，原本宏大的典籍访求起来非常不易。所有列朝圣训、御纂七经、御批通鉴辑览，以及御定清文鉴及补、偏纲、补纲、御定满蒙汉三合清文，与武英殿、国子监等处所有的官刻书籍，以及近年各省书局刻印的书籍，应当恳请皇上恩准臣的学堂选择重要部分咨文索取，使得各位学生在课业之余得以广泛阅览各类书籍，研究切实有用的学问，这样教化才能宏大，学术才能端正。

译第一条，请求恩准对臣所管国学学生进行考试。按照旧例，每五年考试一次，由吏部奏请，简派大臣分别评定等级，第一、二等录用，间或赐给第三等留校学习，第四等革退。乾隆年间改为三年一次考试，二十三年改为不固定年份考试翻译中书、笔帖式。四十一年又准咨送吏部考试库使等职。查近日侍郎锡珍奏请整顿官学，侍郎廷奏请教导六部笔帖式，均奉谕旨准许实行。如今虽然事例暂停，但翻译中书、各部笔帖式、库使确实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果申明旧章，汇集各学校的优秀人才以供各衙门使用，仍酌情规定年限，准将各学校学生奏请旨意考试，分别录用，则子弟有晋升的途径，吏部皆为通晓经义的人士，似乎对学务、政务都有裨益，是否妥当，应请饬令吏部妥议具奏。以上六件事，依据旧制，制定新章，斟酌时宜，革除积弊，似乎也做到了教养兼全，情理与法度互相完备。如果蒙圣上允准，臣等就应当详细制定条规，严格设立课程，时常召见诸生加以训导，以期众学生向风而化，互相观摩。臣所管国学靠近禁宫，较之四姓小候、二品士门、七营飞旗尤其优厚。八旗子弟又多聪敏高明，仕途既宽，聪慧出众的人才晋升必然迅速。如果在童年时收束其志向，在幼年时奠定育德的根基，较之乡贡进士、州郡文学困于科举，所学非所用，应当有事半功倍的好处。凭借国家治理的兴盛，如果确实能使实事求是，长久推行教化，或许有一二杰出之士出于其间，以符合圣明振兴学校之意，这固然是臣等共同殷切期望的。

《请国学增设举监疏》，光绪十一年六月。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

我私下考虑，臣所管国子监六堂，向来是将各直省贡监生汇送考试，进入国子监学习，而举人按例不参与。推求立法的本意，是因为国初仕途疏通，儒生一旦考中乙科，就登上官籍，不应再混迹于太学，以致妨碍贡监生选拔任用的途径。康熙、雍正以来，科举日益兴盛，铨选因而拥挤。恭读乾隆七年圣训，已有“举人日益增多，等待多年不得一官”的旨意。到了今天，劳绩捐纳充满天下，铨选之法更加滞涩，士子名登甲榜，才开始为出仕之期，举人如果不是通过大挑、教习得官、誊录议叙以及兼借其他途径出身，很少有不是皓首穷经，困穷终老的。这是亟需加以重视的第一点。举人既然列入贤书，已经高出贡监生之上，进而考取高科，则在内参与朝班，在外承担民社重任，都是为国任事之人，正当其尚未脱去布衣之时，应使其尽力研读典籍，养成器识，却因限于成规，反而不能与贡监生同等沐浴圣主的教化。思考起来，这既不符合育才之道，也不是劝学的方法。这是亟需加以重视的第二点。明代学校制度，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为监生，有贡监、荫监、例监、举监，即举人。洪武初年，挑选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入学。永乐年间，举人会试落第，就录取其中优秀者使其入学，以等待后科。此后遂成为定例，《钦定明史·选举志》可以考证查按。如今举子春闱落榜，想要留京的不少，谋生乏术，开馆维艰，无不希望经历上庠事务，稍微沾润廪饩，作为奋志潜修之地。如果不加以收录，实在不足以振作士气而顺应人情。这是亟需加以重视的第三点。如果一体入监学习，有三点便利：自从捐例减成粟监，且遍布天下，于是太学重地，往往贡生少而监生多。其中潜心问学的固然不乏人，而射利之徒，只求窜名入籍，得以沾润。直隶、山东两地监生重名代替，实在人数众多，每逢考录住学，几乎防不胜防，诘问不尽。举人则都是本人，凡入监者，取同乡官员认识印结为凭，可无蒙混冒名之弊。考选既然得其真实，稽查尤其容易着力。便利一：监生多在本省应试，无事不来京，虽有通才，从何广为罗致。举人则三年计偕，全部汇聚京城，拔擢优奖，易收英才乐育之效。便利二：明初历科进士多出太学。洪武朝戊午、辛未廷对第一者，都是太学生。撰写题名记，立石于监门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绝。本朝进士立碑，尚沿袭旧例，而其由来不再深究了。如果确实让举人入监，则明经饬行，谁不争自濯磨？贡举之年，必定多成就人才，鼓舞之机，端在于此。便利三：臣等私下认为，成法贵在遵循，而时宜必须参酌。况且立教培才之道，不厌精详。如果对学校有裨益，岂敢不权衡变通，上副圣主造就人才之化？为此合词具奏，恳请恩准将臣监肄业生增设举监名目，准许各直省举人入监肄业，即在贡监生员额内通融录补，以扩大甄陶而资鼓励，出自逾格鸿施。

《续陈苗民改装暨整顿义学情形片》，光绪九年。

林肇元

臣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将劝化苗民改装的情形恭折具陈，五月初五日准兵部火票递交回原

译折，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臣）当即恭敬地抄录并通知该地方的文武官员，遵照命令继续开导，不允许稍有勉强扰累百姓。后来在六月间，又据统带练军的委用提督陶茂林会同地方官员，将镇远、黄平、清平、施秉凯里各处陆续改装的苗民三千一百五十二户，男丁人口一万二千九百零六名，造册呈报到（臣处）。臣核查无误。我想，教化苗族固然应该通过改装来改变其外在面貌，更可贵的是设立学校来改变其内心，必须让他们读书明理，熏陶感染逐渐加深，变化自然容易。现在已经选派候补知县梁贡璆，带着臣所刊印的《训苗义学章程功课》以及编纂的族谱样本、婚丧礼仪简明仪节，并多购买小学应该阅读的书籍，前往苗疆各地会同地方官员切实勉励劝化，随处整顿，持之以恒，希望能够取得成功，以期望能够上副我圣主教化恩泽广布、天下风俗一致的深意。

译关于口外七厅考取进学名额，请求援引先例办理的奏疏。光绪十年，或作《口外考取进学名额，请援案办理疏》。

奎斌、吕凤岐

臣等查得，归绥道所属的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以及清水河，连同现在奉旨批准改隶的丰镇、宁远这七个厅，地域辽阔，人口繁盛，民风淳朴，其中不乏才华出众、可造就的人才。只是因为这些地方向来没有设立学校，读书人没有晋升的途径，未免感到失望。去年，升任的巡抚大臣张之洞奏请设立各厅的文武学额，经礼部议定，各省未经设学的地区，由当地督抚奏请设立专门学校时，向来是查明应试人数有多少，以及是否有附考其他学校并被录取的人，上报礼部确定名额，酌情增拨。光绪八年直隶张北、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设立学校的先例，就是按照这个意见办理的。如今山西归化等厅的土著及寄居且符合规定的人员，也应当查清他们现在应试的人数，以及向来是否附考过其他学校，有无被录取的人，下令详细查办等因，正在命令商议之间。恰逢钦奉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的上谕：王赓荣奏称边民信奉教化已有多年，请求添设厅学，山西巡抚、山西学政、绥远城将军会商妥议后具奏。钦此钦遵，分别发函并案核议后。现在据署理布政使高崇基详细陈述：七厅寄居的人大多在百年以内，俨然成为土著，没有籍贯可归，即使本籍偶尔有亲朋，也因离乡日久，势成隔绝，贸然赴考必然遭到阻拦；而阻拦的人之所以严防冒籍越境，就可以借此讹诈勒索。正如该御史王赓荣所说的那样，原籍尚且如此，附考他籍更不用说了。既然没有赴试的地方，就难以统计应试的人。只有归化厅旧有书院，查得现在赴院考课的人数，已有三四十人。现在如果允许他们就近应试，自然必定闻风兴起，人数日益增加。各厅也都有立志读书的人，更必定同样踊跃。因此查得直隶张北、独石口、多伦诺三厅设立学校的事宜，是按应试人数，参照宣化府取士的规模，酌情录取，于光绪八年经礼部议定有案。省七厅情况相同，拟即援引先例，从下届岁试开始，七厅文童由各该厅就近招考。一旦学政按临大同府时，照先例录送附棚应试，仍由学政根据实际到考人数的多少，比照大同府现在取士的规模，酌情录取数名。考过三五年后，察看情形，如果人文日益兴盛，再议定学额以及廪生、增生名额，奏明办理，在没有廪生之前，照章暂取地保担保送考，此后新有寄居者，仍须照例扣满二十年后才准入考，以免冒籍。武岁试也一体照办。只是查得张北、独石口、多伦诺三厅所附的万全、赤城两县学，本来都隶属口北道兼管，自然容易；如今归化等七厅，都隶属归绥道，大同府分隶雁平道，不相统属。如果附于大同县学兼管，未免诸多阻碍。自然应当酌情在归化厅设立管理七厅学校事务的教谕一员，即将临县教谕照原奏裁缺移改。该厅本来有文庙，无需重建，应设置学署。等奉准礼部批复后，再勘估工需银两，即在新征的丰宁押荒款项下动用。至于绥远驻防向来随右卫考试，现在归化既有专门学校，自然应当给予改归。原奏请设土默特翻译学名额，现在汉学既已专门设立，是否一律举行，应候礼部议定。此外如果还有查未详尽的事宜，随时报明立案等情，详细陈述请奏前来。臣等查得，边疆烦要的地区，本应以文教引导，况且七厅地面生聚日益众多，弦诵日益增多，自然不施以诗书教化，无从振兴士气。只是此事创始应设学额，一时既难立刻确定，自然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筹措通变可行的方法。复核该司所议，都还切实易办，也与直隶先例符合。臣等详细筹议，意见相同。所有七厅学额，现在拟酌情录取，援引先例办理，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

关于新设县治，请求设立学校的奏疏。光绪十年。

奉天将军庆裕

臣等查得，昌图府下的康平县，自设立县治以来已超过三年，考试人数逐渐增多，文风日益有起色。该县地处边陲，民情强悍，如果不设立学校，不足以资于教化。先前因为规模草创，应试人少，暂时附于府学考试。现在该县应试的文童已有一百五十余名，其中文理通顺的人颇不乏人，武童的弓马也多娴熟可观。自然应当设立学校确定名额以激励人才。经康平县绅士杨毓东等联名，由县详报府，昌图府知府赵受璧转呈请奏前来。奴才等伏查，治理百姓以教化为根本，选拔人才以取士为重要。从前改设昌图府治，添置怀德县、奉化县，都已奏准在案。设立学校确定名额，康平设县在后，学校尚且缺失。既然据该绅士等联名呈请，自然应当按照怀德、奉化二县设立学校的先例，一律办理，以顺应舆情而符合体制。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在康平县地方建学设官，确定名额取士，以振兴文教。如果蒙恩允准，拟请添设训导

译一名，交回吏部进行选拔任用，并请求命令吏部铸造康平县儒学的条记一枚，颁发给该县儒学，以昭示信守。按规定设置文学二名、武学二名，另外从府学中拨出一名，现请求在原来从府学拨出的名额内增加文学一名，共计府学七名，并增设增额各二名，每五年贡举一次。从前附属于府县考中的各生员，一律改回康平原籍，不准跨区考试，以厘清籍贯。至于修建文庙、学署所需的经费，以及官员俸禄、役食、月课等银两，均参照怀德、奉化两县的成例，在斗租项下开支，如有不足，即在河税项下拨付，依照惯例造册报销。

译学校论

我听说，《春秋》三世的大义是：在据乱世以武力取胜，在升平世智力相互竞争取胜，在太平世以智慧取胜。文明初开之时，蛮夷交错于中原，鸟兽的危害尚未消除，人们依靠挖掘洞穴、搭建高巢才能相互保全，这是武力的强大。然而人虽然文弱，没有羽毛的装饰，没有爪牙的护卫，却最终能够捕捉犀牛老虎，驾驭骆驼大象，这是智慧的强大。数千年来，蒙古的种族，回回的族裔，以掠夺为功劳，以屠杀为快乐，屡次践踏著名的国家，几乎统一天下，这是武力的强大。近百年间，欧洲的人群，高加索的种族，凭借制造器械来灭国，借助通商来开拓土地，于是全球十分之九归其统辖，这是智慧的强大。世界的运势，由混乱而进步到太平，胜负的根本，由武力而趋向于智慧。所以说在当今谋求自强，以开启民智为第一要义。

智慧从哪里开启？从学问开启。学问从哪里建立？从教育建立。学校的制度，只有我们夏商周三代最为完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设立学校的等级是：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这是入学的年龄。六年教授数字和方位名称，九年教授历法日期，十年学习书写，十三年学习音乐和诵读诗歌，成童学习射箭和驾车，二十岁学习礼仪，这是受教的次序。每年入学，每隔一年考核，以分离经文、辨别志向为开始，以知识广博、通达事理为最高成就，这是考核学业的程序。《大学》一篇，讲的是大学堂的事情；《弟子职》一篇，讲的是小学堂的事情；《内则》一篇，讲的是女学堂的事情；《学记》一篇，讲的是师范学堂的事情。《管子》说农民、工匠、商人聚集在州里居住，相互谈论事务，相互展示功效，所以父兄的教育不用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用劳累就能掌握。这说明农学、工学、商学都有学堂。孔子说如果不教导民众作战，这就叫做抛弃民众。文公刚即位就教导他的民众，三年之后才使用他们。越王勾践栖身于会稽山，教导训练十年，这说明兵学有学堂。那些专门从事其他行业、不能进入学校学习的人，还在农事完毕的十月，让父老在学室中教导他们。《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说：“有不听从教导的人，乡官挑选出来上报。”可见他们看得很重而督责很严。像这样，所以一国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受教育，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学问。田野的平民可以保卫城池，《小戎》中的女子可以抵御敌人的愤怒，贩卖牛的郑国商人可以击退敌军，造车轮的齐国工匠可以谈论治国之道，听取舆人的歌谣可以决定霸业，采纳乡校的议论可以了解政事。全国的人与国家融为一体，充满城市田野，无非是人才。所谓用天下的眼睛看，用天下的耳朵听，用天下的思虑思考，三代强盛，就是凭借这个。

马贵与说：“古代户口少而才智的民众多，现在户口多而才智的民众少，我为这话感到悲伤。虽然如此，也有原因。先王希望民众有智慧，后世希望民众愚昧。天下已经安定，敌国和外患已经平息，他们所担忧的，是草野中的豪杰乘时起事，以及议论之士援引古义来非议时政。于是制定方法来约束他们。国有大学，省有学院，郡县有学官考察其名，还像古人那样；看其法度，还像古人那样；但问其教育的目的，却说：是八股文，是诗赋，是书法。不一定读书通晓古今也能做到，那么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中，寻求读书、寻求通晓古今的就很少了。不是这一条路不能自我进身，那么才能特异的人不得不放弃所学而低头从事于此。录取没有定准，获得功名非常困难，那么豪放杰出的人才必定有十年考不中的，穷困愁苦感叹，消磨了才气而没有余力来完成学业。像这样，豪杰和议论之士必定减少，而对于驯服治理天下就非常容易了。所以秦始皇焚烧书籍，明太祖设立八股文，两人心意相通，千年标准相同，都是为了愚弄百姓、加重君权、驾驭统一天下、消除内乱的方法，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好比居住房屋，担心僮仆偷窃财物，捆绑束缚他们，放在严密的房间里，加上锁钥，就可以高枕无忧，毫发无损了。只是可惜强盗忽然到来，进门没有门，入闺没有闺，搜刮所有财物，席卷而去，而被束缚的人只能相对咋舌，看见主人的危难而无法救援。”

大凡国家的民众分为五等，叫士，叫农，叫工，叫商，叫兵。士，是学生的称呼，人人都知道。但是农有农的士，工有工的士，商有商的士，兵有兵的士。农而没有士，所以美国每年农业产值银三千一百兆两，俄国产值二千二百兆两，法国产值一千八百兆两，而中国只产值三百兆两。工而没有士，所以美国每年自创新工艺，向官府领取执照的有二万二百十项，法国有七千三百项，英国有六千九百项，而中国没有听说。商而没有士，所以英国商务价值二千七百四十兆两，德国一千二百九十九兆两，法国一千一百七十六兆两，而中国仅有二百十七兆两。兵而没有士，所以去年的战争，水师军舰九十六艘，好像没有一艘；榆关防守兵几乎三百营，好像没有一个兵。现在虽然有这四者的名称，没有士的实质，那么祸害竟然达到这个地步。何况士而没有士，聚集千百篇八股

译那些只会埋头于书本考据、雕琢辞章的人，对于历代的历史掌故茫然无知，对于各国的形势状况懵懂未闻，却想让他们共同治理天下，担任各种官职，推行新政，抵御外敌侵略，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译现在谈论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说效仿西方的方法，力求国家富强，这固然不错。然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有十六个与我们有约的国家，按照西方的惯例，每个国家任命一名使节，如今周知四国情况、擅长外交辞令、能够担任使节的人才有多少呢？欧美、澳洲、日本、印度、缅甸、越南、南洋诸岛，那些有中国百姓侨居的地方，不少于四百处，如今熟悉商务、明察当地风俗、能够担任领事的人才有多少呢？教案、边界事务、商务纠纷纷纷屡次发生，如今通晓夷情、明白国际公法、熟悉条约章程、能够担任各省洋务局章京的人才有多少呢？西方大国，常备军队都有数十万，战时可调至数百万，中国幅员辽阔，练兵最少也应当达到五十万，分为一千个营，每个营的营哨军官六人，如今熟悉地图、通晓军事、能够担任偏将裨将的人才有多少呢？精通练兵方法、熟悉军营制度、能够在大众面前应对大敌、能够担任统帅的人才有多少呢？中国如果要整顿海军，只求与日本抗衡，也需要一百四十多艘兵船，如今深谙海战、能够担任水师军官的人才有多少呢？久经风浪、熟悉航道、能够胜任船长、大副、二副的人才有多少呢？陆军每个营、水师每艘船，都需要军医二三人，如今研习医学、精通外科、能够担任军医的人才有多少呢？每修建十英里铁路，需要上等工匠二人，次等工匠六十人，如今通晓机器、熟悉工程学、能够担任工程师的人才有多少呢？中国矿产资源封闭千年，得到旨意开采，设立矿局逐渐增多，如今能够勘察矿苗、分析矿质、能够担任矿师的人才有多少呢？各省商议设立商务局，以保护利权，如今通晓商业道理、熟悉商业行情、能够担任商董的人才有多少呢？能够制造器械才能强大，能够制造货物才能富裕，如今创新方法、创立新制、足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惠及天下的人才有多少呢？因此，往往有一种新法尽善尽美，人人都知道，却议论几十年不能实行，如果贸然推行，立刻就会失败，最终被那些阻挠新法的人所辱骂，那些稍有成效的一两件事，都是任用外国官员办理的。而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钢铁厂之类，每年开销的数目，外国人的薪水几乎占了一半，海关厘税每年收入三千万，是国家财政的来源，却让外国人盘踞几十年不能取代，仅从这几方面来看，任用外国官员的明显效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然而还庆幸借此成就了一两件事。如果这样，舍弃他们，那么连这一两件事也将没有了。唉！同样是圆头方脚，顶天立地，却必须事事低头拱手，等待他人的命令，难道不值得长声叹息吗！

至于天下众多的学子，其中一两个识时务的俊杰、有志之士，想要立志独自求学，探究中外的情况，形成一家之言，是有的。然而不通晓西方文字，就不能阅读已翻译的书籍，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格致等学问，都依赖仪器，如果不是富有的人家，就无法购置，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扩充学识，尤其依赖游历，普通的寒门士子，怎能远行，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一切实学，如水师，必须出海操练；矿学，必须入山勘察，不借助官府的力量，不能独自进行，这是难以成功的第四个原因。国家不以此选拔人才，学成后也没有用处，还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免除饥寒，所以每到半途就放弃返回，这是难以成功的第五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通商几十年，而士人中无所凭借却能卓然成为异才、为国家所用的人，几乎绝迹的原因。这又是马贵与所说的：“姑且选拔那些有能力的人，而没有能力的人，就听任他们自甘不肖；姑且进用那些有用的人，而没有用的人，就听任他们自叹不遇。”用猪蹄满篮来祈祷，旁观者尚且觉得可笑，又束缚他们、驱使他们、消磨他们、控制他们，一旦有事，却想指望天下多材，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然而还说洋务是这样。至于内外各级官员，是天子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而今天的士人，是未来的官员。问国家的大学、省的学院、郡县的学官，以及他们所到的书院，有以历代政治术数为教的内容吗？没有。有以本朝典章制度为教的内容吗？没有。有以天下郡国的利弊为教的内容吗？没有。当他们学习的时候，不曾为做官做准备；他们得到官职的时候，就应当完全抛弃过去所学的，而去从事未曾学过的。《论语》说：“我听说先学习然后从政，没听说从政后再学习的。”从政后再学习尚且不可以，现在既已做官仍然读书的人，能有几个呢？因此一切公事，都受制于胥吏之手；六部的书办、督抚的幕友、州县的房科，上下其手，掌握着长短，官员无可奈何。为什么呢？胥吏学了，而官员没学。于是导致全局糜烂，形成一种吏治惯例，利在天下，祸在腹心，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所以西学的学校不兴盛，其害小；中学的学校不兴盛，其害大。西学不兴盛，那一两样浅末的新法，还能任用外国官员来推行；中学不兴盛，难道能任用外国官员来承担各部堂司、各省长官的职务吗？这真是令人流泪的事。

不仅如此

译中国孔子的教化，经历数千年，接受教化的人号称有四亿，不能算少了。然而妇女不读书，就减少了一半。农、工、商、兵不懂学问，又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其余那一两个人拿着书本咿呀诵读，从事于四书五经学习的，他们用心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的题目，作为八股文的素材罢了。这与经典无关，与教化也无关。那些通达的学者和有志之士，有的做笺注校勘，推崇许慎、郑玄；有的束身自爱，归命于程颐、朱熹。然而对于古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诵诗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等，极少有人留意。这也只是学习他们所学的内容，对于经典仍然无关，对于教化仍然无关。所以号称受教者有四万万，但究其实能有几人，则不是我敢断言的。所以我曾说今天的天下，幸好还以经义选拔人才，否则读我们儒家经典的人几乎要断绝了。这话似乎过分，但有铁证在。那《礼经》十七篇，是孔子所雅言的，现在试问那些求学的人，能背诵其文、阐明其义的有多少人呢？为什么呢？因为科举不用它。那么堂堂的大教，反而借此衰败的科举来谋求生存。依靠科举而存在的，与灭亡相差能有多少呢？而今天的科举势必不能长久。我向来所说的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与其等待他人来变革而一切消亡殆尽，不如我们自己变革而尚能保存一二。《礼记》说：下面没有学校，害民的贼人就会兴起；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左传》说：《小雅》完全废弃，那么四夷就会交相侵扰，而中原微弱。我们儒教自从东汉以来就已经不兴盛，宋代陷入老庄，隋唐以来沦于佛教，外教一进入，立即见到侵夺。那些保护外教的徒众，强聒不舍，挟持国力，悍勇无伦。如今我见到通商口岸的商贾，西文学堂的人士，攘臂弄舌，动不动就说：四书六经是无用之物。而传教士著书立说，也侃侃而言：中国的衰弱，是由于教化未明。以今天八股文家所谓的经，与考据家所谓的经，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说它们不是无用的。那么怎能禁止人们不轻视它们而遗弃它们呢？所以按照这样不变，我恐怕二十年以后，孔子的教化将断绝于天地之间。这可以说是痛哭流涕的事啊。

译使灭亡的得以生存，使废弃的得以兴起，使愚笨的变得明智，使虚弱的变得强大，千头万绪，都归结于学校。西方学校等级的差别、名称的称谓、章程的规定、功课的安排，那些人士所著的《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略》等书，大抵都能说到，不必再听我说了。我想说的是，采纳西方的意图，施行中国的方法；采纳西方的方法，施行中国的意图。纲领有三：一是教育，二是政治，三是技艺。细目有十八项：一是学堂，二是科举，三是师范，四是专门，五是幼学，六是女学，七是藏书，八是编纂书籍，九是翻译书籍，十是文字，十一是收藏器物，十二是报馆，十三是学会，十四是教会，十五是游历，十六是义塾，十七是训练残疾废疾之人，十八是训练罪犯。所拟定的章程，都附在各篇之后。

现在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堂之类，之所以不能得到杰出的人才，为什么呢？谈论技艺的事情多，谈论政治和教育的事情少。它们所说的技艺，又不过是语言文字的浅薄、兵学的末节，不致力于根本，不揣度本源，即使竭尽其道，所取得的成就也已经不多了。又其弊病的根源有三：一是科举制度不改变，求学缺乏人才；二是师范学堂不建立，教师不是合适的人选；三是专门学业不区分，达到精通没有途径。因此这些人士，束之高阁六经，唾弃中国的旧学，既对一切都不过问，而询问西方人富强的根本、制作的精妙，也很少有能说出并能效仿的。从前我曾戏言，古人所厌恶的，是背离夷狄而未合乎中国；现在所担忧的，是背离中国而未合乎夷狄。推究其成就的极致，能担任翻译工作的已经是上等了。其次的人，只足以做洋行买办、通译之用。有一两个卓然有成，通达中外情势，可以担当国家重任的人，必定是此人聪明才力，能借助其他途径自我精进，而不是这些学堂的功劳。国家设立学校，想要培养人才以共治天下，而其上等人才仅如此，次等以下的人才却像这样，必定不是朝廷造就人才的初衷。现在朝中士人的言论，急切地以储备人才为急务的，不乏其人，学校的萌芽，大概从此开始了。他们是否也有洞察病根所在，而对这三方面稍加留意呢？

况且现在学校的主张不能实行，又有原因。经费巨大，而筹措颇为困难。虽然知道其紧迫，却无法承担。现在农夫治理田地，从春天到夏天，施肥灌溉，借贷辛苦，没有推辞的，因为认为不这样秋天就没有收成希望。中等人家，尚且节衣缩食，来教育子弟，希望他们成才，光大门庭。现在国家如果不想要自强也就罢了，如果想要自强，那么万事之中，只有这件事最大。即使百事来不及做，也应当先谋划这件事。我听说西方大国的学校经费，多的八千七百多万，少的也有八百万。小学堂经费，英国每年三千三百万元，法国一千四百万元，德国三四百万元，俄国五百万元，美国八千四百万元。中等和高等学堂总经费，英国每年八百六十万元，法国三千万元，德国二百万，俄国四百余万元，美国三百余万元。日本区区三个岛屿，而每年所费也达到八九百万。谋划国家的人，难道不想着节约的道理，而甘愿把黄金掷于虚牝吗？他们日本人二十年兴学的费用，从我们一战中索取补偿还有余。假使我们当初拿出所谓二万万两银子，取百分之一二来兴学，那么二十年间人才大盛，去年的战事，难道会有这样的惨败吗？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不谋划，恐怕日后的祸患，将是现在所谓二万万的两倍，没有尽头。等到惨痛创伤再次到来，才开始后悔现在的错误，又怎么来得及呢？现在不惜耗费重金来治理海军，却不肯舍弃微薄费用来经营学校，重视该轻视的，而轻视该重视的。好比小孩怀里拿着水果和金子给他看，他就丢弃金子而拿水果；好比野人拿着珍珠和百钱给他看，他就丢弃珍珠而抓取钱。只知道敌人战胜我们的器具，却不知道战胜敌人的器具。耗费时日精力从事于眼前所见，而被其所未见所蒙蔽，究其归宿，一无所成。这智慧比起小孩、野人如何呢？

西方人谋划中国的人，以西方国家的人数与中国的人数为比例，而计算应有的学生与学校的费用。说小学的学生应当有四千万人，每年应当花费二万二千六百万元；中学的学生应当有一百一十八万四千余人，每年应当花费五千九百万余元；大学的学生应当有十六万五千余人，每年应当花费七千一百万余元。现在不敢说大话，请按照西方人的百分之一，那么也应当有小学生四十万人，中学生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人，学生一千八百五十余人，每年应当花费三百五十六万元。中国房屋衣食等费用，比起西方人只有三分之一，那么每年不过一百余万元罢了。还有一层意思在这里：中国科举的荣耀，奔走天下久

译罢了。科举文章的书法规范，从未有人奖赏鼓励并督促驱使，然而趋附的人却像奔走在追求利禄的道路上一样。如今在创办之初，或许经费尚不充足，但只要能将科举制度改为学校教育，以此号召天下。学校中只规定功课，不提供津贴，天下豪杰之士，聚集并低头从事学业的，必定不会缺乏。像这样，经费又可以节省三分之一，每年花费七十多万就足够了。而学校中所培养的人才，即使按十人中选拔出五人的比例计算，十年之后，成就的大学生已可获得八千人，用来遍布上下各级，革新各项政务，充沛而有余了。日本国土狭小，每年的花费尚且达到八九百万，难道说堂堂中国想要获得日本十二分之一的费用，却担忧无处筹措吗？必定不是这样。

译论兴办学校

自古以来，教育兴盛的时代，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比《周官》中分设大学、小学，选拔优秀士人，造就人才更完善的了。在王畿之地，设有璧水、圜桥；在诸侯国，设有党庠、州序。无论是尊贵的王子，还是低贱的平民，都乐于追随学习，都受到教化熏陶。因此众多士人济济一堂，国家的栋梁之才由此产生。其立法之完善、收效之显著，后世无人能与之相比。继周朝之后，诸子百家纷纷出现，文章辞赋不断演变更新。探究其本质，虽然辞藻华丽，却无关实际意义，只是得到了糟粕，何曾达到精微的境界？有识之士因此感叹学校日益衰败，知道古人与今人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今天，世上谈论学问的人，身处学校，名字登上科举榜单，凭借五言八韵的诗赋，自命在文坛称雄；依靠三比八股的时文，也在翰林院闻名。这些学问本来不切合实际事务，对日常生活也无益。有的人大肆谈论宋学，言语不离程朱；考究汉学，言论都本于马融、郑玄。坐着空谈，何曾起身践行？口头传授的言辞，耳朵听来的学问，于是逐渐衰败直到今天，而学校的情况愈发不堪询问了。

学校之不兴盛，难道完全是君主和老师不努力吗？也是因为士人不能自我振作罢了。从前日本处于孱弱的时候，前首相伊藤博文微贱时，愤恨强敌的逼迫，痛感旧党无能，与五位志同道合的人西游英国，取那里的书籍来阅读。有的虚心采访，有的刻苦钻研，回国后教导国人，摒弃守旧，推行维新。商业因此通达，工业因此便利，国家因此富裕，军队因此强大，成为欧洲的劲敌，作为亚洲的雄邦。如果不是善于学习并改变国家风俗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成就？

现在中国时事多艰，四周多战乱，创伤巨大，痛苦深切，吸取过去的教训，警惕未来，急需变革。必须学习各国的语言文字，那些学说多有关于格致（科学）的功效，那些书籍都是富国强兵的效验。而迂腐拘泥的士人，把西学视为妖言，阻碍人们向往学习，于是导致党派相互攻击，议论水火不容，迷惑之深，对时局毫无补益。哪里知道过去闭关自守，即使士人习气庸俗浅陋，也可以维持。现在各国通商，中外混杂居住，事变难以预料，难道靠制艺的工巧、吟咏的丰富，就能在外交场合折冲樽俎吗？或者能战胜疆场吗？由此可知世运发生巨大变迁，学校也面临巨大变局，只有掌握胜算才能应对。

曾经查考英国，仅伦敦京城一区，有学堂四百八十八所学师十万七百零三人，生徒五十一万一千名，生徒供养的费用，共一百二十一万磅。学堂常年经费共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五十六磅，那些学生的膏火每年有的高达六十磅，奖赏有多达三十磅的。全国以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首，每年肄业者各二三千人，经费每年各三百五十六万元。其余著名大学二十九所，中等书院五百七十所，小学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五所，都是国家设立的，其费用也由国家供给。学校的兴盛，经费的巨大，令人闻之羡慕。中国如果能效法这些良规，又何必担心不能与之并驾齐驱呢！

哪里知道中国的学宫遍布郡县，所设学官只是占着职位，空守形式，毫无督责，即使想要造就人才，培植众多士人，势必不能实现。近来听说张香帅督理两湖，在武昌城设立自强学堂，分为四斋，叫方言、格致、商务、算学。与京师同文馆分设英文、法德俄等馆大体相同，只是必须资质聪慧，身家清白，先通华文，挑选年轻、义理明晰、志向端正的人才允许入选。也分英、法、德、俄语言文字四门，每门课程学生以三十名为限额，四门共一百二十名。这些学生的饭食、书籍、纸笔都由学堂备办，每人每月给膏火银五元，以资助安心学习。五年学业完毕留在学堂以后，就成为官学生，下一届另外新招考。其折中中法，以华文为根基，以圣道为准绳，儒书既然通晓，再指授西文，可以获得本末兼备的好处。如此立法的准则，必能造就通才，期望远大，不要让迂腐拘泥的人担心西学妨碍中国学了。如果各省都效仿实行，那么学校就会大兴，拭目以俟。将看到用中学继承前圣的绪业，为万世端正人心；用西学弘扬富强的谋略，为中国保全大局。所以培养国本，充裕人才，厚待民生，抵御外侮，都在于此。不就能看到美善的周朝众多士人济济一堂，而我们的君王得以安宁吗。

议广学校。古代党庠州序的制度，凡是用来陶育人才的，无所不至。这就是三代以上没有游民，三代以上也没有政事的原因。降及后世，虽然设有学官，但一盘苜蓿，兴味索然，从来没有进诸生而教以文行的，又何必奇怪士习日益偷安，而国家也因此不振呢。如果泰西各国则不然。泰西学校大体由国家设立，民间孩子刚能穿衣，就入小学，学有心得，考试后升入中学。等到中学毕业，就选择其中的优秀者升入大学。至于从大学毕业，那么凡是天文地理，经学史学，格致算学，医术制作，无不淹贯精通，而可

译既然已经通过占卜确定了仕途，就考察一下各国学校的规制，虽然细节略有不同，但综合其大纲，总不外乎这些。试着获取并考核这些资料。

按照英国学校的章程，民间从五岁到十三岁，无论贫富，都令其前往学塾读书。统计全国小学塾有二万八千多处，可容纳幼童五百二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七人，每年需要经费一百二十九万九千八百零三英镑。阿尔兰一省，另外需要三十一万英镑。中学堂一千四百三十处，可容纳学生二十一万余人。大学堂十一处，可容纳学生一万三千四百人，其费用颇难查清。

德国有书院二十处，教师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學生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人。其中法律馆学生三千一百六十五人，格致（科学）馆学生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医学馆学生三千九百余八十三人。

法国启蒙馆八万二千一百三十五处，小学生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人。义学四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处，学生二百六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八人女学校十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二处，女教师一万三千一百余人，女学生一百六十万九千一百一十三人。

意大利教会大书院二十二处，学生一万零五百三十四。俄国格致大书院八处，学生七千七百七十五人。赖细恒书院二处，学生六百六十二人。兽医学校二处，学生一百五十三人。文理格物书馆，男校一百五十三处，女校一百七十三处，学生共五万八千四百一十八人；师范书院三十九处，学生一千二百七十四；县堂四百十九处，学生二万七千六百零八人；初学塾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七处学生八十三万一千四百零二人；

葡萄牙初学公塾一千七百八十八处，幼童九千一百七十二人；大书院一处，学生约八百九十人；中书院一百八十三处，学生名额未经详细考察；

西班牙馆塾二万四千零六十处，学生一百四十万六千五百五十八人；

荷兰初学公塾二千六百零八处，塾师男性六千五百三十八人，女性四百七十四人，幼童三十九万一百二十人；另有私设学校一千一百一十九处，塾师男性二千三百三十二人，女性一千五百六十一人，幼童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二人；中学堂八十一处，学徒七千四十七人；古文精舍五十五处，学徒一百一十二人；大书院三处，学生一千一百一十九人。

译评论的人常说，西洋以经商为最重要的事务，对于文学并不怎么讲求，不像我们中国那样，摘取词句、铺陈辞藻，力求工整华美。他们却不知道，西洋的学校制度，实际上既多又精，国家势力的强盛，确实也是由此奠基的，这难道是中国所能与之并驾齐驱的吗？

我又听说，英国学者李提摩太先生曾说：“中国人口多达四亿，如果按照英、德、法、俄、美、日六个国家的标准推算，小学生应当有四千万人，中学生应当有一百一十八万四千多人，大学生应当有十六万五千多人。其费用方面，小学每年需要银元二百六十亿，中学每年需要五十九亿多，大学每年需要七十一亿多，总计每年需要三百五十六亿多银元。如果按照日本的标准推算，那么数量较少，计算小学每年只需要八千万银元，中学每年只需要三百万银元，大学每年只需要三百六十二万银元。如果想要增设陆军、海军、农商务、海外游历这四种学校，那么每年应当增加一千数百万银元。”

然而中国虽然自命为声威显赫、礼乐完备的国家，但掌管教育的官员却从不与学生讲习贯通，书院只在每月初一、十五进行考核测试，只是图谋几千文钱的津贴，义学虽然有其名目，却没有实际内容，只是招收几十个顽劣的儿童，聘请一个乡村私塾先生充当他们的头目。民间子弟中，即使有聪明超群的人，如果无力拜师求学，就只好终身埋没。而想要人人都识字，读书人都通晓书籍，不确实是非常困难吗！

现在试着用一句话恭敬地告诫当权者说：“想要国家富强，应当从广泛设立学校开始。”

论学校是立国的根本

《学记》说：“古代从事教育的人，二十五家的闾设有塾，五百家的党设有庠，一万二千五百家的小都设有序，一万二千五百家的大都设有学。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教育方法逐渐完备，上自京城，下至街巷，没有不设有学校的。人生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则从天子的嫡长子、众子，公卿大夫的嫡长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导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心志、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这是古代盛世之所以在上政治昌隆，在下风俗美好的原因，而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等到周朝衰微，贤明的君主不再出现，学校的制度被废弃，人才难以得到，政治法律不修明，于是教化衰落，风俗败坏。秦汉以来，废除了先王的教化，用来愚弄百姓，英才豪杰被法令束缚，压抑而不能舒展。明朝以来，颁布经义考试的命令，用来选拔或淘汰天下的读书人，大儒才俊在八股文中消磨殆尽，耗尽一生的雄才大志，竟然不能精通一门学问、精熟一种技艺。唉！孔子门下六艺的教育被废弃已经很久了。君子担忧教学的衰败，而忧虑天下沉溺于祸乱，因此愤慨激昂而撰写《邦本》这一篇，希望当权者能够启发领悟并采纳，以恢复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这难道不美好吗？”

我曾经阅读《五洲之志》《万国之史》，看到西洋治理政事，首先重视教学，务必开启民智，知道根本所在，已经确实以天下为公，把治理土地的权利作为公共事务，所以必须借助公众的智慧、公众的力量来完成它。百年以来，政治教化日益兴盛，美国开辟最晚，但设立学校教化百姓，比各国都勤奋。全国学校共有十八万所，德国学校八万所，国民没有不学习的。法国学校与德国相当，但风俗崇尚不如德国。英国境内大约设立学校三万所，民风发生巨大变化。俄国学校大约三万多所，但地广人众，风俗的好坏远远不及英国。日本国土狭小，学校仅三万所，但政治教化胜过俄国。唉！环顾各国，没有不勤奋修明政治教化的，人文荟萃兴起，功效显著，震惊照耀世界。然而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也可以看到守旧必然没有功效，而自我革新不能有一天的延缓。

周濂溪说：“十户人家的小镇，人人提耳教导，况且比不上天下的广阔，百姓的众多呢？”以现在来看，难道不是谬误吗？然而我们华夏子民四万万，全国官办学校一千多所，学生终年不到学校，学校中空无一人。唉！列举古今中西来衡量比较，其得失相差，竟然如此遥远！

现在，北方被俄国欺骗，南方被法国逼迫，东方败给日本，西方担忧英国，而德国又多方要求，像虎视鹰瞵一样，雄踞环伺。人才匮乏，拿什么来应付？

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学校，是培植人才的。学校不广泛，那么怎么得到人才？缺乏人才，那么怎么追求富强？当世的大夫，没有不急于军事和商业，勤勉于轮船、铁路、矿山、电报，力求富强的道路。然而舍本逐末，百年没有功效。清谈之士，就说：“军事、商业、轮船、矿山，是末节；议院、法律，是根本。”不寻求根本，徒劳无益。却不知道广泛设立学校、改革科举、修明教育振兴学校，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致力，其余都是末节。西洋国家的议员，大都是学识兼优，言行一致的人；司法官员、律师，都是品德声望一向显著，深通法律的人才。试举四亿黄种人，能够胜任这些职位的，有几个人呢？如果人才不够用，即使建议设立议院、修改法律，也没有益处。所以想要追求富强，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得到人才，没有比改革科举更重要的；改革科举，不如广泛设立学校。因此衡量得失，斟酌古代标准当今，竭尽我浅陋的愚见，撰写这篇关于学校的文章，以树立天下的根本。恭敬地列举如下，

译希望朝廷能够采纳并施行，这难道不是我们四亿百姓共同的幸运吗？大致估算，学校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是太学，第二是大学，第三是幼学，第四是启蒙学。全国范围内的大学共有两处，一处设在京城，另一处设在武昌。每处太学可以容纳四千人。大学设立在各省的省会，每省一处，可容纳二千人。幼学根据各县地域的广狭、人口的多寡来设置，每县设立一到六所学校，每所学校可容纳五百人。启蒙学随地设立，不论乡村还是市镇，只要当地满一百人，就必须设立一所学校，配备两名教师，如果人数增多就依次增加学校，永远没有上限。大学与启蒙学按照学问技艺来划分等级，不依据年龄来确定差别，即使是年老未曾求学的人，也必须进入启蒙学；年轻力壮且学问丰富的人，也可以升入太学。国内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凡是没有通过启蒙学考核的人，邻里乡亲都不屑与之交往；没有通过大学考核的人，不得进入官场。向全国颁布命令，凡民间八岁以上的子女，如果还没有入学，就要治罪。务必使天下人都知道道义的尊贵、道德的可贵、学问的丰富，从而忘记地位尊贵、权势显赫、财富丰厚的私心，无不勤勉向学，日益趋向于贵贱同德、上下交融的境界。于是，不追求家庭和睦而家庭自然和睦，不追求国家治理而国家自然治理，不追求天下太平而天下自然太平，这就叫做“平学”。即平齐人们心中的学问与道德。平学的功效一旦达成，那么我的志向也就实现了。

译论应当去除学校的积弊以振兴人才

国家的强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土地有大小吗？是因为士兵有多寡吗？还是因为武器有锋利与迟钝的区别吗？是因为积蓄有充实与空虚的差异吗？我认为都不是。那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人才的兴盛与衰败决定的。如今工匠建造宫室，到山中砍伐木材，观察木材的大小长短，衡量材料后加以使用。等到工程完成，高台广厦，万户千门，轮囷奂丽，无不极尽工巧。国家对于人才，也是如此。衡量能力而授予事务，估量资质而任命职位，各种事务因此得以推行，众多政务因此得以完成。自古以来政治教化的兴盛，没有比得上尧舜时代的。尧舜的圣明，难道是他们一人在上位独自辛劳吗？也在于得到人才并任用他们罢了。所以让禹治理洪水，稷播种百谷，伯夷制定礼仪，夔掌管音乐，契主管教化，皋陶掌管刑罚，而后教化得以成就。周朝有十个贤臣而国家因此兴盛，汉朝有三位豪杰而基业因此确立。下至后世，兴盛衰败、强大弱小，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那么君主想要治理天下，还有比这更紧迫的吗？土地对于草木，哪块土地不生长？国家对于人才，哪个国家没有？然而兴盛衰败有所不同，没有其他原因，就在于培养与不培养罢了。想要培养人才，必须振兴学校。古代三代的时候，从王畿到诸侯的国家，没有不设立学校的，制度非常完备，设置非常广泛。人心既然端正，风俗自然淳厚；教化既然普及，杰出的人才自然涌现。这是后世所不及的。如今议论的人，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多设置博士，增加学生，学校的兴盛，比过去百倍。然而士人追求虚浮的文辞而轻视实际的品行，能够通晓当代事务的人，自然不过一两个罢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人才不如古代吗？〇如今的教学，都违背了正确的方法。《周礼》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选拔他们：一是六德，即智、仁、圣、义、中、和；二是六行，即孝、友、睦、任、恤；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用这些作为选拔的标准，当时所谓的学习者可知了。说是六德，说是六行，难道是指如今学习章句诵读传注吗？说是六艺，难道是指如今追求空洞的文辞炫耀浮华的词藻吗？因此当时的人，德行足以做别人的老师，才能足以应对当代的事务，教他们所用的，用他们所教的。于是学校的兴盛与衰败，决定了人才的兴盛与衰败，而政治教化之所以能够达到兴盛，实际上基于此。如今学校虽然设立，但风俗不淳厚；学生虽然多，但杰出的人才不涌现。像这样，那么学校将有什么用呢？只是被视为粉饰太平的工具罢了。我私下认为它的弊端有五点，请让我详细论述。古代的教学，不只看重书本，只看重品行；不只看重道理，只看重事务。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又说：“我没有哪一行不与二三子一起做的。”又说：“行为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〇他教导人以德行为先，而不专门以读书为事。公明宣向曾子学习三年不读书，说：“应当看到夫子在庭院接待宾客，在朝廷谈论学问，而我还没有能做到。”那么当时所谓的学习者，难道专门在于书本吗？小学教导人洒扫应对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献，没有不是事务的。〇让人从事于日常实务，至于其中的道理，就不必详细分析来告诉他们也。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与仁，而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不可以听到。”用实事来教导，用实功来考核，于是实在的人才就涌现了，可以通晓当代的事务，可以供国家使用。如今所谓的学习者，牵制于章句，剖析文义，疲于用力于末节，而不再顾及其品行如何。那些不被科举格式所束缚的，又高谈性命，衍说仁义，细致分析毫芒，而至于钱粮财富的事务，茫然无知。说：“那不是我的事。”也不算是不知道。

所以如今的学习者，不只看重品行，只看重书本；不只看重事务，只看重道理。像这样，那么期望实在的人才涌现，不也很难吗？这是弊端一。古代政治教化出于一体，上自君主，下至比长闾胥，没有不是老师的，而没有所谓掌管教育的官员。〇官吏就是老师，没有德行艺能的人不能做官吏。做官吏的，一定是足以做别人老师的人。等到后世，政治教化分开而儒吏判然：掌管钱粮刑狱事务的，称为官吏；掌管学校教授任务的，称为儒生。官吏自为官吏，儒生自为儒生，两者不相谋而互相诋毁。做官吏的不知道先王的治国之道，而专门以法令行事；做儒生的不知道经世的事务，而专门崇尚浮华的文辞。所以学校的兴盛与衰败，不关乎政治教化的兴盛与衰替。这是弊端二。古代做官与学习是一体的。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子产说：“我听说学习后进入政事，没听说用政事来学习的。”古代学校所教的，没有不是实事的。所以士人进入学校学习的，大的如礼乐刑法，小的如钱粮算数，没有不晓畅而熟悉的。所以虽然还没有做官，但那些可以做官的原因，本来就已经清楚了。日后做官施行罢了，推行罢了。学习所做官的，实行所学习的，想要治理的效果不成就，能吗？如今，所学习的是章句，所从事的是文辞，所志向的是科举功名

译罢了。他们对于当世的利害、钱粮军事刑法等实务，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像这样求学做博士，是可以的；做童蒙老师，也是可以的。等到出仕做官，就抛弃吟诵诵读的习气，去从事公文案卷的工作。这就像不练习驾船却出海航行，不被狡猾的官吏和胥吏嘲笑，是因为所学与所用不相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用并非所学。做官与求学分成了两途，于是导致官吏诋毁儒生迂腐空泛。如果这样，即使让天下人都读书、崇尚虚文来粉饰太平，是可以的；指望治理教化兴盛，却还做不到。这是弊端之三。古代文武出自同一途径，有文事的人必定有武备。文用来治理国家，武用来抵御灾难，就像水和火性质不同却互相配合使用。所以古代射箭驾车并入六艺，在学中教授，是为了让他们熟悉武事。一旦有征战，人人都知道兵法，可以跨上战马跟随军队出征。现在的武人大多不知道礼让是什么东西，儒者也轻视武事，认为不是自己应该知道的。于是文武分为两途，士气的颓废萎靡更加不可救药。这是弊端之四。古代人专门学习一件事，学成后做官，终身不更换职位。所以皋陶担任士官，益担任虞官，夔掌管音乐，伯夷掌管礼仪，始终在一个官职，不迁任其他职务。因此他们做事专一，功业没有不成功的。汉代儒生研究专门学问，伏生研究《尚书》，申公研究《诗经》，二戴研究《礼记》，都用毕生精力专门研究一经，所以他们的学说深奥精微，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现在却不是这样，当他们求学时，兼习各种经典，涉猎杂书，散漫没有条理，或者搜求奇闻异事，只供谈资，所以虽然用了十几年的学习时间，见识议论却没有增进。等到他们做官，今天治理吏部，明天调任刑部，还没来得及熟悉职事，就又转任其他部门。今天掌管礼仪明天掌管刑法，即使是伯夷、皋陶，怎么能成就功绩？今天研究《诗经》明天研究《尚书》，即使是伏生、申公，也不能通晓其义理。现在人才败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弊端之五：现在在上位的人如果能留意于此，选拔人才以德行和才艺为标准，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一；让儒生通晓世务，官吏懂得治国之道，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二；学习所任职务所需的知识，实行所学的内容，使其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三；文武归为同一途径，儒生懂得战阵，将领懂得仁义，那么弊端就去掉其四；让士人专门研究一经，专门学习一事，根据他们的才能成就，终身担任同一官职，那么弊端就去掉其五。五种弊端去除而真正的人才出现，真正的人才出现而国势不振兴的，是没有的。如果不这样，学校的兴废，不关系到人才的盛衰，那么它就只是虚设的具文，不是很可惜吗！

译论中国州县应当广泛设立中西学堂

父母养育子女，君主养育百姓，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所谓的养育，不仅仅是保全家庭、丰足衣食、谋求生计罢了，还要磨炼他们的才能，使之达到实用的地步；激励他们的心志，使之取得成就；考核他们的技艺，区分其精粗优劣，以应对国家多事之秋的紧急需求。出仕不辱没捍卫国家的重任，居处也不失为后辈的师表。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辗转传授，循环无穷。虽然常说人才难得，天地灵气所钟，每代不过数人，但让这少数人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让千万人承担辅佐奔走的任务。有的研究天文，有的研究地理，有的研究格致（物理化学），有的研究制造，有的研究算数，有的研究测绘，以及船政、矿政、农政，还有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等，分类别科，根据能力授予职务。这样儒生没有不是工匠的，工匠没有不是儒生的，即使是行伍、农商，也没有偏科短板的弊病，而拥有专门的学问。凭借这些学问的余绪，获得俸禄供养，用来保全家庭、丰足衣食、谋求生计，就不困难了。朝廷设立文武两科，原本是为了造就人才，原本是为了日后有用。然而拘泥于八股制艺，束缚于功令法规，除了科举科目没有别的学问，非正途出身不得入仕。而且承平日久，士人羞于谈论军事，武备荒废而不讲求。有武生、武举却落魄无依的，靠做工自给的，窝藏娼妓、赌博，包揽诉讼，贻害地方的；有幸考中进士、殿元的，没有钱就不放外差，没有权势就不选缺额，必定多方借贷，贿赂部吏，行贿督办，然后得到几句空洞的保举评语、四字通考的套话。等到仕途通达，而经营之路已经枯竭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他们不剥削兵丁、私吞口粮、练习射骑、讲究战守，可能吗？而那些满身铜臭的人，却高车驷马，扬扬自得。今天迁升某官，明天升任某职，同僚畏惧他们而不敢言，上官对待他们如同故旧。盗贼充斥，却妄说安宁无惊；百姓困苦，却谬称丰收亨通。与那些文章憎命、告身易醉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如果不是虚行无实，难道会到了这种地步吗？两江制军张香帅，老成持重，声望素著。前年曾设立自强新军，现在又在省城创设陆路学堂及铁路学堂。看他筹拟经费的奏疏，勤勤恳恳，谋划万全。他说：“整顿军队抵御外侮，将才为优先；设法推行，持久为关键。”德国陆军之所以在西方各国中居首，是因为全国没有不是兵的人，也就没有不是从学堂出身的人，所以将才兴盛。现在想要仿照德国制度，练成劲旅，不广泛设立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储备日后备御之用。查江南省城原设有水师学堂。现在在仪凤门外又创设陆军学堂。电托出使大臣许景澄，聘请德国精通武事的五人为教习。慎重挑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的一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炮台各门，研习兵法、行军布阵、地理、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总共以三年为期。两年应习各门，识德国语言文字；一年专习火炮法。期满考试，分别甲乙等级，仿照同文馆章程，请准择优保奖，并选其学业贯通、秉性忠正的，分派各营任用，不让已成之材坐谈闲散。这样学习的人以勤学为勉励，闻风者以来学习为荣。经费由各关认捐、各处劝办项下奏请动用，以重长久云云。

香帅的用心，如此忠君忧国，也可以说到了极致。可惜人数不多，陆路需要，铁路需要，炮台各门又需要。即使人人有成，也仅够军国之用。如果多招生徒，则多费国库吗？世禄之家，子弟很少肯跋涉重洋，远游异地。东南的民众，还容易做到。如果西北几省，对于西学新法，格格不入，固然不是变通的长策。为今之计，不如先就大的方面，如闽浙等处，谕令官绅劝募富户，相寥僧寺，仿行江南条法，使其自立学堂，聘请西人，严加训教。三年之后，再进行考试，或分行小省，或更习精艺不过五六年，可以士人尽知兵法，没有剩余的道理。中国的钱财，可以不流于外洋，而洋人也没有可秘密的诀窍了。这或许是富强的一条道路。只是不知道我这点心意，是否符合当道见闻？

中国言语不同，宜设同音书塾议

中国自古以来，方言互异。孟子说：“有个楚国大夫在这里，想要他的儿子说齐语，那么让楚人教他，还是让齐人教他？”回答说：“让齐人教他。”说：“一个齐人教他，众多楚人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要求他说齐语也做不到。”把他带到庄岳之间，几年后，即使每天鞭打要求他说楚语，也做不到了。可知声音随地而变，而且转移也不是容易的。独不解我中国，书则同文，虽然以秦越人之

译遥远，而所写的文字没有不知道其意思的，为什么在声音上却各省不同？曾经拿着这个问题去问人，没有人能说出其中的原因。而且不只是相隔数千里、数百里，道路相隔很远，其语音于是不能相同；即使是仅数十里的近处，声音之间也已经小有差异。这虽然不至于让人听入耳中无法分辨，但各地的土音有不完全吻合的，必须靠意会来理解。吴地的语音清脆，闽地的语音钩辀，似乎无关紧要，即使对此不论不议，又有什么妨碍？但我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有两个不便之处，一个有利之处。国家设置官员，除了滇黔等边远省份的土司外，本省的人按规定不得担任本省的官，二十个行省随意分发，所以一省之中，秦越之人杂居。每当有新到的官员，不会说京话，同僚相见，相对默然无语。上司也不能略微听取下情并指出得失，甚至有身为大员也不会说京话的，接见下属，通常使用土语，导致双方不能理解，有时会出现误会差错。然而还可以说：既然进入仕途，那么能说京话的人多，所以同僚周旋，不用担心格格不入。唯独地方有司治理郡邑，审理诉讼案件，接待士人百姓，即使官员能说京话，而百姓仍有茫然不解的担忧。如果县里的人不能说京话，只能用土语应对，恐怕官员听到后，将瞪大眼睛直视而不理解他们说什么。于是有司听讼断案，不得不使用传话的人，而狡猾的吏员，于是得以在此上下其手，一句话的重轻，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百姓受到其暗中危害而浑然不觉，官员被其蒙蔽而也茫然无知。如果官员也不能说京话，那么上下都用土语，尤其得以肆意颠倒是非，这是第一个不便之处。出行的人，有的经商，有的做客，辗转千里，不认为南北东西有固定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方言，如果不理解其意思，必然暗中吃亏。中国商务不兴旺，虽然是因为内地道路迂回曲折，不能四通八达，瞬息千里，但也有一半是因为言语不通，担心被异乡人暗中愚弄，所以畏难而止步不前。那些不远千里而去的人，大抵是向来熟悉的地方，然后才敢驾车上路，不辞跋涉的劳苦。因此中国经商的人，往往局限于一处，而不敢任意前行。比如江浙的人到陕西甘肃等省经商，就不敢贸然到福建广东等地；到福建广东等地经商，也不敢贸然到陕西甘肃等省。不只是因为不熟悉风土人情，即使是这语言的细微之处，也不是朝夕所能理解的。突然到达，见面不能通一句话，聚在一起不能商议一件事。虽然嗫嚅着前进，但仍如同哑巴一样，万事万理，难道不是多有阻碍吗？这是第二个不便之处。

译欧美各国不仅文字相同，而且语言也没有差异，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从未有过在同一国家内部，因为声音不同而导致说话却无法理解的情况。所以英国人有英国的语言，法国有法国的语言，俄国有俄国的语言，德国有德国的语言。英国人与英国人交谈，英国人没有不知道的；法国人与法国人交谈，法国人没有不知道的。推而广之，俄国和德国也是如此，由此也可以知道西方各国都是这样。其中如果有不同的，比如英国的威尔士，是英伦的后方，但其语言与英伦不同；俄国的东部喀琅施塔得，语言也与俄国人不同。然而不过寥寥几处，如果中国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个地方的口音，不到几百里，口音就已经完全改变，突然听来有不能完全明白的。更何况像俄国的喀琅施塔得，即高加索地区的南部，原本属于土耳其、波斯等回教国家，以前本来就不是俄国的土地，声音不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人说：中国疆域辽阔，仅仅几个省的地方，欧美大国已经有不及的趋势，所以中国语言多差异，而欧美语言相同。然而无论俄国的土地比中国大，即使我们一个省的人，相隔稍远，也有言语不通的。唉！以我们中国人而言，言语不同，有无法理解其意的情形，却想要学习异国的方言，难道不被外人嘲笑，而唯独让西方各国能够统一风俗吗？这其中的可取之处，一是这样有两个不便，一是可以知道声音的道理，也不是小事了。

我曾经思考，京话最容易辨别，而且流传最快。因为各省官员都是从京师而来，应酬应对，彼此大多使用京话，所以能说的人多，能听的人也多。现在拟定二十一个行省都以京话为标准，聘请京师的人到各省去指导教诲。方法应当在郡县乡镇设立同音学塾，让居民子弟都送入塾中学习语言。学塾分为上下两等，上等则聘请京师中能够通晓文理的人，用四书及五经等训导各省的子弟。所教授的书既然都是京音，而且每天与他们聚居一处，一言一语无不以京音相对答，熏陶久了，有不期望其改变而自然潜移默化的人。下等则聘请京师中的人到乡镇僻野之处，专门以语言教乡人的子弟，不必教授四书五经等书，所以所聘请的老师即使稍觉粗俗也无妨，不一定非要能通文墨的人才能胜任。这样则聘请容易，而且束脩的费用也一定较便宜。曾经看见欧美的人来到中国，想要通晓中国语言，就请附近的人教他们一年两年，已经可以通晓理解。以异国的人而学语之容易尚且如此，那么我们中国人以土音学京语，不过仅仅是一个音的转变，其便利应当更有甚于此的。有人说：这种说法，所谓说的不难，做的难，这其中有几个困难，你也没有想到啊。

一是筹费的困难。同音学塾的设立，所便利的不过在言语的细微之处，不像读书识字获益很大。做父兄的能出束脩聘请老师学习语言，那么不如出束脩聘请老师攻读书籍，可以说日后有无穷之用。如果不是由国家筹款创设，谁肯出资学习这件不太有用的事呢？然而由国家筹款，则这件事通行于全国，以一个县计算，不下几十处；统中国计算，应当不下几万处，经费很大。国家正经的用途尚且感到捉襟见肘，哪里有余款充作这项费用呢？一是聘请老师的困难。中国疆域很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相隔极远。在京畿附近的地方，聘请京师中的人固然不是难事；如果在远省，则不免有裹足不前的顾虑。即使厚待他们的待遇，尚有多人不愿意。倘若仅仅这点束脩，而想要人离乡背井，不惜千程万里远赴他方，谁愿意做这件事呢？所以各省学究在本地求为人师的人，固然觉得人浮于事；想要得到一个教席，非多方营谋不可。如果想要他们到远处，则愿意的少而不愿意的多。京师中的人难道就不同吗？一是学习的困难。声音的改变虽然很容易，然而以一人做老师，所教授的学生不过几人。即使聘请老师很多，终究不能将众人全部教化。而一个齐国人教他们，许多楚国人干扰他们，孟子也早就说过其难。现在纵然在郡县乡镇多聘请京师中的人教授京语，恐怕土语纷纷，乡音不改，教的人唇焦舌敝，而听的人仍然格格不入，徒想以一二人之力挽回数千百年之风气，其势终究恐怕有所不能。所以你以中国言语不同为有三个不便，而你谓想要以京语统一也有三个困难。回答说：筹款虽然难，但我有一个不难的方法。曾经看见各处义塾，合城乡计算，每个县不下十几二十处，馆资虽然不丰厚，而每年所得也有六七十千文。做老师的率都是本县荒废的秀才，以此作为逃避的地方，无论有名无实，徒事白吃，往往因为争这点微薄的资财，互相倾轧，斯文扫地，闻者汗颜

译不如将各地的义塾全部裁撤，转移其资金，聘请京师人士，设立同音学塾，用来教授京音。又各地郡县每逢初一、十五都有宣讲乡约的活动，每月发给几块银饼，听众不多，怎么足以感发他们的心志？也打算裁汰，并将资金并入内下等同音学塾。如果不教四书五经，就用乡约中的话语用京音来教，然后旁及俗语，难道不是一举而多得吗？至于认为聘请老师困难，那么现在铁路已经开创，火车行驶，瞬息千里，山重水复，不必担心跋涉的劳苦，路远有什么遗憾呢？学习语言固然不易，但人在幼年时，口齿比较灵活，小儿女见到有异乡人，常常喜欢模仿他们的语言。〇见异思迁，也是人性的大致如此。那么所谓困难，也未必真的困难。实行几年，虽然未必人人能说京语，但肯定没有人人不知道的。再过几年，流传逐渐广泛，人人自然没有不会说京语的了。用它来应对而语音归于统一，用它来翻译书籍而文字没有歧异，不是很好的政令吗？因此同音学塾的设立，事情虽然细微，也不可忽视。阅读的人难道不认为这些话迂阔难行吗？

译仿设师范学堂议

当今天下并不缺乏高才异能、博闻强识的人才，但一谈到启蒙教育，人们就说：“这是迂腐学者的事，不是我辈所屑于做的。”唉！天下的人才，依赖于教育；教育所看重的，在于教师。教师，难道不重要吗！天下如此轻视教师，难怪人才不能振作了。如今做教师的，只是教授章句罢了，讲解训诂罢了，其中较好的也不过是研究诗文罢了。像这样就能成为人才吗？像这样就能成为教师吗？教师没有规范已经很久了。自从秦朝焚烧典籍，以官吏为教师；到汉朝设立博士，只重视传授经学，而师范之道就亡失了。我认为教师既然关系到人才的培养，那么弟子的性情、气质、才识、学问，都依赖于教师。教师难道可以没有规范吗？想要陶冶造就弟子的性情、气质、才识、学问，必须先陶冶造就自己的性情、气质、才识、学问，作为他们的表率。那么设立师范学堂，就是最为紧迫的事了。不仅如此，《尚书》将“作君、作师”并提，那么教师的权力，简直与君主相等。君主用来治理百姓，而教师用来成就百姓。身处我的疆域却得不到恩泽，是君主的忧虑；游历我的门下却不成材，是教师的忧虑。君主能忧虑他所该忧虑的，就是贤明的君主；教师能忧虑他所该忧虑的，就是贤能的教师。所以我以为教师教导弟子，其艰难曲折的心意，与君主治理百姓没有不同；教师驾驭弟子，其操纵变化的权力，也与君主治理百姓没有不同。那么所谓的师范，不仅在于明白其方法，更贵在懂得其深意。所以对于做教师的人，扩充并充实其德行，没有不可以用来治理百姓的。西方各国，各地都设立大学校，而在三年之前先设立师范学堂和小学校。小学校的教师，就是师范学堂的学生；中学、大学的学生，由小学生升上来；而中学、大学的教师，也由小学教师升上来。观察小学生的成就，就可以知道师范学生的成就。方法良好，用意美好，所以他们的人才远远胜过中国。如果真能仿效实行，我国人才的兴盛，也可以立刻期待实现了。

论宜效西法设立艺学

况且等待自然圆直的木材来做车轮，那么千载也不会有车；寻找自然笔直的竹竿来做箭，那么百世也不会有箭。因此泥土堆积就会生长出豫章这样的大树，水积聚就会生出吞舟的大鱼，学问积累也会有所产生。人才的宝贵在于培养，难道不是很重大吗？自从中外通商以来，凡是西方的格致、地理、制造、算法、经济、化学、电学等学问，华人无不赞叹其精妙，而西方人也因此日益走向富强。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反而不能与他们抗衡，难道是上天不降生人才吗？中国的学问崇尚空谈，西方的学问崇尚实用，空谈救不了危局，不敌实用救世，这就是相形见绌的原因。中国那些固步自封的人，还惴惴然自以为是，斥责西方的学问为技艺之学，认为不值一提。不知道中国古时大学的教化，并不废弃六艺，而西方今日教育士人的方法，实际上符合中国古时学校的制度，怎么能以技艺之学来鄙薄它呢？中国今日既然与外洋相通，开创了千古未有的局面，凡是那些因时制宜的政策，确实不是史册上的陈迹所能比拟的。而《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适宜变通的，莫过于今日的时代形势了。中国今日想要兴办制造，就不能不聘请洋人做工匠师傅；想要开采矿务，就不能不聘请洋人做矿师；想要行驶轮船，就不能不延请洋人做船长。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人才不足罢了。而人才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在上位者不曾鼓舞并造就他们。登上高处呼喊，回应的人就多；迎着风长啸，听到的声音就远。上行下效，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如今中国聪明智巧之士，耗尽精力，消磨在时文试帖之中，终身不改变其学业，只是因为上位者喜好并重视它。假使在上位者改变一种方法来寻求人才，使士人都从事于格致、制造这一途径，那么以往那些在时文试帖中消磨精力的聪明智巧之士，必将转移他们的才力心志，去研习时务有用的学问，以合乎上位者的喜好。像这样而人才不见蒸蒸日上，未曾听说过。昆山的玉石，隋侯的明珠，如果不是经过打磨擦拭，一定不能发出光芒成为稀世珍宝。如今中国有可用的人才，却不曾讲求造就的方法，这就像拿着昆山的玉石、隋侯的明珠，丢弃在蓬蒿瓦砾之中，而不知道打磨擦拭的功效。我不禁深深为中国担忧，又深深为中国惋惜。那么中国今日想要振兴事业，不至于借才于异域，应该如何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如广泛设立艺学书院。必须内部充足而后不依赖外部，自身充足而后不求助于人。如果中国没有制造的人才，却说“我不使用洋人做教习”；中国没有开矿的人才，却说“我不使用洋人做矿师”；中国没有驾驶的人才，却说“我不使用洋人做船长”，这也只是空谈，恰好足以自欺罢了。所以必须格致、制造等一切西方有用的学问，中国都能深入探究其精微之处，而后才可以不假借外力。

译人的力量。像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广泛设立技艺书院，又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现在考虑到技艺书院是中国应当紧急设立的项目，〇有几个方面，试着依次陈述如下。

译第一是矿务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开矿的学问，凡是地质矿苗、开采冶炼，一切与矿务有关的内容，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开矿就有人才了，矿师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二是船政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行船的学问，凡是测量海深、建造船屋、防范飓风和暗礁，一切与行船有关的内容，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驾驶就有人才了，船主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三是制造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制造军械船只的学问，凡是枪炮鱼雷、兵轮铁甲、机器，一切与制造有关的内容，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指导就有人才了，工匠师傅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四是工艺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手工制作的学问，凡是外洋各种货物为华人所喜爱，而中国可以仿造的，如洋灯、洋伞、洋皂、洋线、洋烛之类，与工艺有关的内容，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用中国人、中国的产品，仿造外洋的货物，日常所需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五是律例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法律条例的学问，凡是公法和约、交涉则例，一切与西方各国法律有关的内容，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辩驳就有人才了，律师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六是格致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格致（科学）的学问，凡是轻重化电、天文飞潜、动植物，与格致有关的内容，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格致之学就能昌盛明达，化学、电学等学问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七是医学书院，这所书院专门讲授内科外科医学的学问，凡是中外各种医术，兼及制造金石草木等药物，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深明医理的人就有了，医师就不必从外国借用了。第八是农政书院，凡是种植方面的学问，都由这所书院教授，这样地利就能尽用，物产就能丰富，丝绸、洋酒之类都可以从内地获得充足供应，不必从外国借用了。凡是这些各类书院，都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举措，其中有中国已经设立而更宜推广扩充的，如西医学堂，北洋已经设立，船政学堂，福建也已经创建就是例子。有中国尚未设立而尤其应当因时建设的，如工艺制造等书院就是例子。然而工程有快慢，收效有难易，如果能够审察其缓急次序而振兴它们，那么人才就会日益兴盛，广泛应对各种情况都能恰当处理，这也是不至于从外国借用人才的一条途径。现在如英、法、俄、美、德、日本六国，它们所设书院的规制条例都可以效法，当权者何不采纳实行，使中国的技艺学问蒸蒸日上，自然可以媲美西方外洋的技艺。书院共分几门，学习多少年，都有一定的限制，然后技艺才能成就，不至于虚度光阴，空耗岁月，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擅长的。讲求富强之术，整顿教授方法的人，何不立即将此作为首要任务呢！

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

奏为时事多艰，急需人才，请求推广学校以激励人才而资助抵御外侮，恭敬地呈折仰求圣明鉴察。私下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要有赖以立足的东西，说的是人才的多寡，关系着国势的强弱。去年军事既定，皇上顺应穷变通久的道理，将革新政务以图自强，担心办理无人，百事废弛无法举荐，特别降下明诏寻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的士人，各地都命令表荐，以备提拔任用。诏书一下，海内期盼，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刻就能实现。然而几个月以来，响应者寥寥无几，即使有一两个，也仅是洁身自好之辈，很少有能济世难、瑰伟杰出的人，对于陛下渴求人才的盛意，未能完全符合。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中为士人的有十数万，而人才缺乏断绝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不是上天不降生人才，而是教育的方法没有尽善尽美。二十年来，京城设立同文馆，各省设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都是将中外学术结合起来讲习，到处都有。而臣却说教育的方法没有尽善尽美，为什么呢？这些学堂都只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而对于治国之道、富强的本源，一切重要书籍大多没有研习，这是未尽其一。格致制造等学问，不是终身执业、聚集众人讲求不能达到精深的，现在除了湖北学堂外，其余各学堂学业不分斋院，学生不重视专门学科，这是未尽其二。各种学问如果不是试验测绘就不能精通，如果不是游历察勘就不能确切，现在的学堂没有配备图器，没有派遣游历，于是每天只在故纸堆中寻求，终成空谈，无法实际应用，这是未尽其三。利禄之路不出于此途，聪慧子弟大多从事帖括（科举应试文章）以获取富贵，等到考中科第，就与学问断绝，最终成为废弃的人才，现在所教的都是从儿童以下，如果超过二十岁就通过科举入仕，虽然有的向往学问，想要跟随学习也没有门路，这是未尽其四。巨大的树木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横流的河水不是一根柱子所能抵挡，天下的大事变之紧急，必须寻求众多士人才能济渡艰难。现在十八行省只有几所馆舍，每馆学生只有几十人，想学习的士人有的因为地方偏僻而不能到达，有的因为超出名额而不能容纳，即使在学，仅仅一人有一人的用处，尚且对于治理天下的人才，万中不足其一，对于功课不精，成就很少，这是未尽其五。这些就是设立二十多年而国家不能收到特殊才能之用的原因，只有这个缘故。说那么山岩洞穴中的隐士

译当今好学之士，难道没有能够自学成才、等待朝廷驱策的人吗？回答说：格物致知、制造、农业、商业、军事、矿业等学问，不像考据、辞章、科举应试文章那样，可以闭门造车、罗列资料就能获得。书籍必须经过翻译才能阅读，一个人的学问，能翻译所有典籍吗？事业必须经过实测才能精通，一个人的力量，能购置所有仪器吗？学问必须经过游历才能验证真实，一个人的身体，能走遍各地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一两位杰出有志之士，有的学习了却不能成功，有的成功了却不能成就大业的缘故。如今钦奉皇帝明诏，在京城设立官办书局，由大臣统领，以重视此事。臣拜读诏书，仰见圣上深谋远虑，洞察根本。臣对于书局中的一切章程，虽然未能完全了解，但知道必定有良法美意，来传达圣意，阐扬教化。将来人才由此而出，将不可胜数。只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不应局限于一条途径；造就人才的风气，应当遍及全国。

译臣请求推广这一主张，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都设立学堂。府、州、县的学堂选拔民间聪慧优秀的子弟，年龄在十二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入学，那些已有生员以上功名而想学习的人也准许入学。学堂的课程诵读《四书》、《资治通鉴》、《小学》等书，并辅以各国的语言文字以及算学、天文、地理中浅显易懂的部分，万国古代历史、近代事件的简明概要，以及格致之理中平易近人的内容，以三年为期限。

省一级的学堂选拔生员中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入学，那些已有举人及以上功名而想学习的人也准许入学。学堂的课程诵读经、史、子部以及本朝典章制度等书籍，并辅以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农业商业、军事矿产、时事、外交交涉等学问，以三年为期限。

京师大学堂选拔举人、贡生、监生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入学，那些愿意学习的京官也准许入学。学堂的课程与省学堂相同，只是更加专精，各自专攻一门不更换专业，以三年为期限。省学堂和大学堂所开设的科目繁多，可以仿照宋代胡瑗“经义治事”的范例，分斋讲习等。

其仕途出路一律归于科举功名，给予出身资格，与常规官员一样。这样人们就会争相磨砺自己，士人知道向往，风气自然开通，技能自然形成，人才就用之不竭了。

有人怀疑这样兴办学校所花费的必定很多，如今国家正担忧贫困，从哪里筹措这笔巨款呢？臣查访各省及府、州、县大都有书院，每年调派学生入院学习，聘请老师讲授，意图美好，方法良善。只是奉行久了，积习日益加深，大多教授科举应试的文章，难以培养特殊的人才。现在可以命令每省每县各改一所书院，增加功课，变通章程，作为学堂。书院原本有的公产，如果不足，才由官府拨款补充。利用旧有的基础加以扩充，事情顺理成章容易推行；就近分别筹措，所需费用少容易筹集。只有京师作为首善之区，不应当因循陋习、将就简陋，向天下显示衰败的迹象，应当酌情动用国库资金以尊崇体制。每年得到十余万两银子，规模就可以大体成功了。中国如此广大，难道会因为这十余万两银子而决定贫富吗？

又有人怀疑所设立的学堂既然很多，所需的教习也很多，恐怕缺乏能胜任此职的人。臣认为事情刚开始创立，学习者应当从浅近处入手，教习也不必追求精深。现在适宜命令中外大员各自举荐有才能担任教习的人士，全部以名字上报，或者就地聘请延揽，或者通过考试选拔补充。天下如此之大，必定有能够充任此职的人。

学堂既已建立，远则符合三代庠序（学校）的本意，近则采纳西方书院的长处，兴办贤才、教导能人的道理，思虑就超过一半了。然而只考核记诵而不开阔他们的见识，听闻广博，这不是造就特殊人才的方法；就学的人有日新月异的功效，那些不能就学的人，没有讲习的机会，这不是推广风气的方法。现在推广扩大它，就有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依赖而成功的几项措施。

一曰设立藏书楼。好学的人，多半是贫寒的读书人。买书既困难，无力借书又很难。这些人因此，固陋寡闻，无所成就的不知有多少。高宗纯皇帝知道这种情况，特意在江南设立《文宗》、《文汇》、《文澜》三阁，收藏秘籍，任人借阅观看。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这一主张，在焦山、灵隐建立书藏，惠及后学。从此以后，江浙文风冠绝天下，造就人才的盛况，成效可见。西方各国很懂得这个道理，都会之地都有藏书，特别丰富的甚至达到千万卷。允许人入内阅览，成学的人众多也由于此。现在请求依照乾隆年间的旧例，更加扩充，从京师到十八行省的省会都设立大书楼。调拨殿版及各官书局所刻印的书籍，以及同文馆、制造局所翻译的西方书籍，按部分送到各省以充实藏书。如果有切合实用、民间刻本和官局所没有的书籍，开列清单，访查价格，逐步购买补充。那些陆续翻译出来的西学书籍，译局随时咨送，妥善制定章程，允许人入楼看书，由地方公推好学懂事的人管理此事。这样那么以前无书可读的人，都能得以自我勉励于学问，没有成为被抛弃的人才了。古今中外有用的书籍，官书局有刻本的占十之七八，每局酌情提取部分分送各省。费用极少，事情极顺。一旦奉到明诏，事情立刻就能办成，而馈赠给学者，增益人才，其益处绝非浅薄。

二曰创建仪器院。格致实学，都依赖试验。没有远望之镜不足以谈论天学，没有测绘之仪不足以谈论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以谈论矿学，不练习汽机不足以谈论工程学。其余各学大抵都是如此。然而这些新仪器所费不赀，家庭即使一向富有也难以全部购买，学问从何进步，事业怎能成功。现在请求在所设立的各学堂都另外设立一个院，购买收藏仪器。现在各学徒都就地试验学习，那么实事求是自然容易专精。各仪器选择重要的购买，每省拨银万两以上就可以粗略备齐。此后陆续添置，逐渐形成宏大景象，那么费用尚且容易筹措，而学徒所取得的成就与昔日纸上空谈相比相差甚远了。

三曰开设译书局。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与西方人交涉而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虚实，这是见识薄弱的表现。想要了解对方，首要在于翻译书籍。近年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翻译刻印的已有一百多种，可以说是知道所务之急了。然而所翻译的书籍，详细于技艺而简略于政事，对于他们治理国家的根本末节、时局的变迁，论述得并不详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

译各项事务中，今天最迫切应当讲求的，是所有的章程条理，那些国家都有专门的书籍详尽地论述。如今这类书籍都没有译本。况且泰西的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每月每年都在变化，后来者居上。现在所翻译出来的，大都是十年以前的书籍，而且数量也很少，未能穷尽他们的长处。现在请求在京城设立大型译书机构，广泛收集西方论述政治、论及时局、讲述学校、农商、工矿以及新法新学、近年新增的书籍，分类翻译出来，不嫌详细广博，随时刻印发布，以低廉的价格发售，这样就可以增加见闻，开拓才智了。

译第四是广泛设立报刊。只了解现在而不了解古代，就是庸俗之人；只了解古代而不了解现在，就是迂腐的儒生。想要博通古代知识，没有比读书更好的了；想要通晓当今时务，没有比阅读报刊更好的了。这两者相互依存才能成功，缺一不可。西方国家每个国家的报刊多达数百种，每天发行的报刊多达数万张。凡是时局、政要、商务、军事机密、新兴技艺，五大洲所有的事故，没有不谈论的。阅读报刊的人，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妇女儿童，都不必走出家门，而对天下大事了然于胸。所以在上位的人能够处理各种事务而不被蒙蔽，在下位的人能够通晓政体以等待上级的任用。富强的根源，就在于此。如今中国除了邸报之外，报刊仅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十余家。主笔的人不学无术，所说的内容全都浅陋，不值得阅览。海关署最近翻译西方报刊，但翻译的数量很少，又未经印刷发行，外界无法得见。现在请求在京师以及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的繁华城镇，都设立大型报刊，挑选购买最好的西方报刊，分别进行翻译。翻译完成后，除了恭敬地抄写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城内外大小衙门外，就大量印刷廉价出售，遍布全国。各省的政治风俗、地方适宜情况，也由各地派人调查，随时上报，那么识时务的俊杰就会日益增多，治理国家的才干就会日益涌现。第五是选派人员游历。学徒既然已经学习数年，考试及格者，应当选拔高才来充任游历人员。游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游历各国，在他们的学校中学习，纵览他们的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取得巨大成就；二是游历各省，考察矿质，核实商务，测绘地图，查阅物产适宜情况，都限定年限，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呈报给主管官员，考察其中切实有用的予以刊布，给予优厚奖励。那些游手好闲且行为不端的人，官员立即予以降职罢免，士人则剥夺其出身资格。几年之后，那么出使绝域的人士斐然成章，记载郡国利弊的书籍完备而灿烂。有人怀疑近年两次派遣游历学生未收大效，不知道前者派遣游历的是职官而不是学童，在中国既未经讲求，到外洋也未曾学习，所以事情涉及空泛，很少有所成就。所派遣的学生又血气未定，读中国书太少，突然游历绝域，容易沾染洋风，虽然薄有技能，也不适用于实际。现在如果由学堂选拔充任，两种弊端都避免了，他们的成就必然不是以前所能比拟的。既然有官书局、大学堂作为经线，又有这五项作为纬线，那么中等以下的人都可以自我勉励于学习，而才能异能之士，他们的成就更加深远且巨大。十年以后，贤才俊杰充满朝廷，不可胜用。用来修治内政，什么政事不能兴办？用来洗雪旧耻，什么耻辱不能消除？上以弘扬列圣的远大谋略，下以震慑强邻的狡诈企图。道理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如果仰蒙采纳，乞请命令中外大臣妥议章程，取旨施行。臣愚蠢的一得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议覆李侍郎推广学校折

总理衙门

奏为遵旨议奏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月，军机处抄交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来激励人才的一折，本日奉上谕，着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该侍郎原奏所陈述的各节，大致因为时事多艰，人才凋乏，朝廷的旁求虽然迫切，推荐的人才很少听闻，因而推究到设立学校的方法，培育人才的技艺，希望树立风气而开启趋向，浅学者扩大其见闻，通才更加便于精研，这在当今，确实切中要害。综观环球各国，三十年来，没有不以兴办教育劝勉学习作为安内攘外的基础，崇尚学者积累治理以致富强，虚伪者积累衰败以致贫弱，事情如同拿着券契一样确定，成效明显。那么今天广泛激励学官，确实是自强的根本计策。只是施行应当有条理次序，务必达到极其精详。近日风气大开，士人崇尚新学，词林郎署中，愿意到同文馆学习的颇不乏人。外省各省书院，也有很多斟酌时宜，在研习经史古文之外，增加算学制造等课程的。臣衙门在去年十二月议覆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的奏折内，请旨命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对于已设学堂的适当扩展，未设学堂的选择要点仿行，听任官绅集资奏明办理，也就是该侍郎所说的推广学校激励人才而资以抵御外侮的意思，已经奉旨通行各省遵办在案。如果内地各府县绅耆闻风向慕，自然可以由督抚酌拟办法，或者就原有书院适当增加课程，或者另建书院研习专门学问，果然使学业有可观之处，三年后由督抚奏明该衙门再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以显示激励劝勉。藏书楼、仪器院、译书这三节，都可以在新立学堂中兼举并行。西方报刊惯例，有专门谈论时务的，有专门谈论艺学的，时务的报刊翻译的尚多，艺学的报刊翻译的寥寥无几，而用途很广，也不妨让学堂中选择翻译，以获取新知。凡此都是朝廷乐于鼓舞的，关键在于地方官劝导有方，而兴办学校以嘉惠士林，仍然要看人士乐于向学，如果地方自安偏僻，固守旧习无意讲求，即使加以提点，确实也没有益处。该侍郎所请

译关于选派学生游历这一项，与臣衙门此前奏请派遣同文馆学生出洋学习所议定的章程大意大致相同。游历固然多多益善，但过多也担心经费难以支撑。因此恳请今后游历的学生，由学堂选派的，就由学堂筹措路费；由商局选派的，就由商局筹措路费。出洋时仍由总督、巡抚发给凭证，到达国外后仍由出使大臣一并照料。在推广的同时仍保留限制，这样事情才不会受阻，可以长久实行。以上各点，都是根据臣衙门奏定已成的案例稍作扩充。如果蒙皇上批准，恭候圣旨下达，即由臣衙门通令各省，责令切实执行，以期收到实效。至于该侍郎所请在京师建立大学堂，是为了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命令管理书局的大臣，审察具体情况，妥善筹划办理。所有臣衙门遵旨议复的原因，理应恭敬地写成奏折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指示遵行。谨此奏报。

译学校余论

在战事兴起之前，中国的学堂只有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数量屈指可数，学生不满千人，因此梁启超对此感到忧虑。战事兴起之后，朝廷的谋划反复强调，民间的议论纷繁复杂，都一致认为振兴学校是首要任务。上自京师，下至省会，直到偏远县城，两年之间，相继建立的学堂有数十所。其中因原有书院改课、增课而成立的，数量很多；那些倡议而未建成、或建成而未及知晓的，数量也很多。虽然与欧美各国相比，不及万分之一，但风气的开启，不能说没有端倪。然而梁启超却更加忧虑，忧虑什么呢？回答说：现在把学校作为首要任务的人，难道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吗？虽然如此，过去设立的同文馆、水师学堂等，其初衷难道不也是以培养人才为务吗？然而至今数十年，未曾有非凡的人才从中涌现，为天下效力，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现在兴办学堂的人，其意图难道不是说：我今天做这件事，必定与过去所说的有所不同吗？然而我私下推测，它将来所取得的成就，必定不会远远超过过去，甚至可能还不如过去，为什么呢？标杆端正，影子就直；标杆歪斜，影子就邪，这是显而易见的公理。过去同文馆等的设立，其原奏档案中所称，不过是因为外交事务日益增多，翻译人员需求迫切，想要通晓他们的语言，不受蒙蔽，所以其培养出来的人才，上等的足以担任使馆的翻译，下等的可以充当海关、洋行的通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本来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即使聘请丁韪良、傅兰雅等人担任教习，不能说不都是他们国家文学之士，然而最终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过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教育的方法没有得其道。现在教育的方法，没有什么比过去更好的，而教习的才能，又远远低于丁韪良、傅兰雅。聘请西方人的，多半是无赖的工匠、不学无术的教士；任用华人的，都是过去那些学堂的学生，学了而没有成就，有成就而不适合任用。其中最下等的，则是靠西方人衣食的香港、宁波人。教育的方法既然那样，教育的人又如此，所以我敢推测它将来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可能还不如过去。所谓教育没有得其道，是指什么呢？自古以来，没有不通晓他国学问而能通晓本国学问的，也没有不通晓本国学问而能通晓他国学问的。西方人的教育，先学习本国的法律，然后进而追求万国的文法；先接受本国的地理、史志、宗教、性理，然后进而追求万国的地理、史志、宗教、性理，这是各国学校所相同的。现在中国学习洋学的人，能认识汉字、连缀成句说俗语的人，十人中占四五人；能通晓华文文法的人，百人中占四五人；能谈论中国地理、史志、宗教、性理的人，几乎绝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设立学堂之初，其意图认为我教育这些人，不过是要求他们翻译、传话，处理外交之间的事务。至于经世致用的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另有其他途径。揣摩讲章、猎取功名的人，去讲求这些，而不必指望在这些学生身上。所以学堂中所设，虽然有华文功课一门，不过是循例奉行，敷衍塞责，实际上视为无足轻重之事。那些西文教习，对中学毫发未有所闻，而所谓的华文分教习，又大半是乡野学究，抱着兔园册子，认为是绝学，以此想要造就人才，怎么可能呢？

然而如果在中学方面虽然不太在意，而在西学方面确实有所大成，那还可以说。学习西文的人，大抵五六年之后，才能完全通晓其文字，可以阅读其书籍，理解其意义，没有障碍。而现在学习这门学问的人，往往学习四五年，就以翻译的才能，嚣然自大，出来谋求生计，从此以后，就与学问断绝了。而探究他们前数年所学的，不过是语句、拼字、文法之类，距离西学还远得很。现在能作华语、粗解华文的人，不能称为中学的人才，这是五尺孩童所共知的。那么能作西语、粗解西文的人，不能称为西学的人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常有那些说洋话、穿洋服，每天在口岸以西学自鸣得意的人，如果问他们西方的政治、学术、形势、实情，他们的见闻，比起我们那些等待命令的翻译人员，或许还有差距。为什么呢？这是学与不学的区别。在这四五年之间，对于中国的学问，既已循例如同赘疣一样搁置一切，那么他们所诵读的经书，只能称为认字与习文法两件事，这直接称之为不学，是可以的。现在以国家所广泛寻求，天下所侧目期望，翘首企足，认为将来拨乱反正的人才，将从这里取得，而其最终却归于不学，这是我所以忧愤悲伤的原因。那么怎么办呢？回答说：不要只重视西文教习，而必须聘请通儒担任华文教习，以确立根本；不要只学习西文，而必须各自持有一门专门的西学以尽其用。这两点，确立了才能称为学问。今天的学问，应当以政学为主旨，以艺学为附庸。政学的成就较易，艺学的成就较难；政学的用途较广，艺学的用途较狭。如果一个国家有政才而无艺才，那么行政的人，振兴艺事，简直很容易。

译即使不这样，而从异地借才，任用客卿并加以驾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那个国家有技艺之才而没有政治之才，那么绝技虽然很多，执政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最终必然被他人所用。现在的中国，那些学习专门学业稍有成就，分散居住在欧美各国的人，本来就不缺乏，唯独那些讲求古今中外治理天下的道理，深知其意旨的人，大概很少见到。这就是虽然有一两个技艺之才，最终却没有用处的原因。再说想要成为技艺学者，奉一位专门领域的西方名家为师，即使对中国学问不认识一个字，也可以。想要成为政治学者，必须对中国古代积累的弊病，知道它产生的原因；对近来的情势，知道它最终的趋向。所以不深通中国学问的人，不能从事这一行当。那些西方人著书，为我们出谋划策的人，以及当今所谓洋务中人，介于高官和商人之间，而天天挥臂谈论新法的人，他们对西方政治并非没有一些了解；但对中国的情势和政俗，未曾通晓习练，那么他们的言论必然窒碍难行。不是不可行，而是实行它却不知道根本，不按照正确的方法。于是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有时采纳他们的言论并尝试实行，一实行没有效果，就反而认为是新法的罪过。近来的大局，未尝不因此败坏。

译所以今天想要储备人才，一定要以通晓六经经世致用的义理，了解历代典章制度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参合西方政治制度，以求实际效用的人，作为第一等人才。在古人中寻找，则有汉朝的刘向、刘歆，前秦的王猛，后周的王朴，宋朝的王安石、朱熹、叶适，元朝的许衡，明朝的王阳明，本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魏源，大致接近这个标准。在西方寻找，则他们政治学院的制度，大致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称为公理，国与国相处所用称为公法，实际上也是公理——的书籍为经，以希腊、罗马古代历史为纬，以近代政治和时事为应用，那些学习而成才的人，对于治理天下的道理，以及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还有治理当今天下所应当做的事，就像集合诉讼双方来辨别曲直，陈列黑羊白羊来指明黑白一样清楚，所以进入官场后施政从容不迫，这就是所说的学习所用的知识，应用所学的知识，因此儒生中没有被废弃的人才，而国家培养士人的效果得以显现。日本当权者懂得这个道理，变法时唯独先从学校开始，学校则首先重视政治，采纳欧洲的方法而用日本的方式施行，因此不到三十年就在东方崛起。现在中国如果不考虑自强也就罢了，如果还考虑自强，那一定要从振兴政治学问开始。适宜以六经诸子为经，经学一定要以子学相辅助，这样才能知道经学的用处，诸子也都是想用所学来改变天下。而用西方人的公理公法书籍来辅助，以求治理天下的道理；以历代典章制度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代历史来辅助，以求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以切合当今时势为应用，而以各国近代政治时事来辅助，以求治理当今天下所应当做的事。如果通过这条道路得到老师来教导，使学者知道今天的制度哪些符合古制，哪些违背古制，哪些应当恢复古制，哪些应当变革古制，古人的制度哪些比今天好，哪些比今天差，哪些可以在今天实行，哪些不可在今天实行，西方的制度哪些可以在中国实行，哪些不可在中国实行，哪些应当缓行，哪些应当急行，条理万千，明察秋毫，心中有数，遇事不犹豫，这种学问如果成就，那就是真正当今救世的良才。《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理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致力于此，那么即使耗费巨额资金，耗尽几十年精力，也只是为洋人广泛蓄养买办之才，对国家无益，对百姓无益。我担心将来一定有见识高明的人，以学堂为诟病。那海军这一项，日本讲求它而得到强大，中国讲求它而得到削弱。名称没有不同，实际却大相径庭。唉，不要让今天的学堂等同于昔日的海军啊？问的人说：“您偏重政治学问，轻视技艺学问吗？”技艺学问，是西方人致富强的根源。回答说：“我怎么敢轻视技艺学问？只是想要治理技艺学问，必须广泛准备各种器具以供试验，经历各地以供测量勘察。教习必须分别聘请专门人才，学生必须从幼年储备。我估计现在各学堂经费的收入，还不足以谈论这些。如果治理政治学问，那么坐在一间屋子里就可以知晓天下，陈列典籍就可以得到折中方案。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小城，中等家产的人，还能举办。所以我说是政治学问的成就比较容易，技艺学问的成就比较困难。至于有大力者，能建立博物院，开设比较工厂，聚集才俊来指导民用，这又是国家的命脉所在。怎么能轻视它呢？我只是奇怪现在谈论学堂的人，在上面对于政治无所通达，在下面对于技艺无所成就，而只是在口舌之间考核成绩，自我局限在同文方言的一个意义中，却想以此期待天下的人才。”

论新学部亟宜设立

英人李提摩太

自古以来，古今的人才出自学校，而学问的事情无穷无尽，学问的时代也有变迁。现在的学者不是不知道，反而用虚矫夸大的言辞来掩饰自己，动不动就说事情不是先圣昔贤所论述的，事物不是六经典籍所记载的，学者不得过问。不知道泰西的轮船船只纵横交错于中华，这是五千年来未曾有的创举。天变人事，恰逢其时，其政治、言语、文学、风俗的不同，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没有见闻。如果拘泥于圣贤的论述、经籍的记载，一旦有事，朝廷得不到识时通变的人才而任用，对于交际的适宜、措施的方法，难道有恰当的吗？处在当今的时代，做当今的学问，就不得不借助他们所通晓的来通晓我们所未通晓的。而我们儒家确实不能因为他们的不同而推托说难以做到而畏惧他们。考察百年前各国闭关自守，划清界限，不太往来，其国内一切政治文学，没有不自以为是的，正认为其他各国都有不足之处。近百年来五洲互通贸易，声教大行，才知道各国都有可取之处，所以竞相设立新学，选择而采用作为教养之用。回溯八十年前，英国刚得到印度时，深深感慨那里读书人士寥寥无几，因此定下章程每年拨款四万两银子作为开设新学的费用。从那时直到今天，用银子资助开设新学一年比一年兴盛，计算近日印度新学费用每年需要银子多达七百多万。凡是该地有竭力设立书

译房者，每招收一名学生，国家必定资助银两几分，因此传教士设立的书房非常多。查考欧洲，无论男女，每百人中就有七八十人识字，唯有印度境内，每百人中仅有四人识字。目前新式学问日益兴盛，而印度识字者每年增加多达一二百万人。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1888年），印度有报纸四百五十家，每家印行的报纸数量多少不等，最多的约有二万份。由此可见，新式学问在印度已经大为兴起了。

至于日本国，不过是亚洲东海的一个岛国罢了，人口不到印度的七分之一，却对新式学问孜孜不倦，极为钻研。十几年前设立新学部，花费银两不多，现在每年用于新旧各学的费用高达六百万两。此外又有传教士分别设立中等书院，以广泛培养人才，而日本士绅官员虽然不在教会中，因为知道这对国家百姓有益，各自愿意捐出几万两银子，资助完成这项事业。更有国家新学部所设立的中等书院五处，其中有几位大臣，极力推荐传教士管理各书院，其用意在于传教士可以兼授英文，英文既然通晓，西方各国的书籍自然容易融会贯通。至于新学部的各项事务，则派遣亲王办理，以显示郑重。这就是日本国设立新学部的大致情况。

如果说到中国学校法度的渊源深远，辟雍钟鼓的遗泽尚未湮灭，确实不是五大洲各国所能企及的。然而学校的书籍，只知道记述古事，自我局限于一方角落，不能广泛通晓五大洲的近况和通达时务，实在可惜啊。

译因此，自从海禁大开之后，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接连来到中国，他们热衷于此的心情与其他国家一样。他们创立新式学校，凡是设立商局、开矿、修建铁路，以及带领国人出洋学习西方学问，没有不是教会中的学生，像容闳、唐景星、马眉叔等人就是如此。在中国，过去认为上述各项事务与国家的得失无关，直到如今办理出了成效，才共同认识到它们有益，而追溯其来源，实际上都是传教士打下的基础。至于现在遍布电报线，纵横达到三万多里，加上各国开矿，南北修建铁路，如果没有新学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可惜中国在新学这一方面不太认真，投入也有限，比如派学生去美国时只有一次，拨款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再比如福建船政学生派往欧洲，三年总共拨款二十万两银子，前后仅此两次，实在不是长远培养人才的计划。能够长远造就人才的，只有同文馆一处，管理它的丁宝桢很有学问，颇能造就人才，可惜经费不多，如果与西方国家相比，只能相当于小型书房。如果从国家大计出发，广泛储备杰出人才，那就还达不到要求。然而，先前派出洋学习新学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已经收到了实际效果。无论是北京的总理衙门，还是南北的通商大臣衙门，其余如湖北、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各地，没有不有新学人才作为得力助手的。在没有新学学生之前，常常与西方国家发生不和，近来则中外相处安定，彼此感情融洽，其得失的对比不是很明显吗？但是，先前学习新学的学生，也只是知道了大概，在精深微妙的领域终究没有深入钻研。试看其他国家自从建立新学以来，早已获得了富国养民的好处。现在中国作为亚洲的大国，怎么能反而落后于人呢？如果中国彻底改变计划，想要推广新学，应当特别选派亲王游历五大洲，遍览各国的风俗政事，使他们知道新学是当前的急务，切实讲求，也设立新学部，再多筹集经费，广泛建立书院，从此逐渐推广，人才成倍出现，为国家效力，作为海疆的保障，大用有大效，小用有小效，又有什么难处能超越西方人呢！我私下为中国拭目以待。

卷九 文教部九 书院

书院议

袁枚

百姓中优秀的人已经升入学校了，百姓中特别优秀的人又升入书院。升入学校的每年有粮食供给，升入书院的每月有粮食供给。这是培养人才者非常盛大的心意。然而读书人中贫穷的多，富有的少，于是他们既求名声又谋生计，在上位的人探知了这种情况，就拿着微小的利益来震动他们，用苛刻的法度来升降他们的地位，而自认为能教导读书人。唉，错了！儒者首先辨别义和利，现在用极微小的利益来引诱他们，用极苛刻的法度来警惕他们，那些谋求进入其中的人有一半，是苟且卑贱且不廉洁的人。对于苟且卑贱且不廉洁的人，供养他们、教育他们，有什么用呢？供养读书人与供养士兵不同，士兵不是百姓中的优秀者。那么书院应该怎样呢？回答说：百姓中优秀的人已经升入学校了，百姓中特别优秀者升入书院。百姓中特别优秀的人，一郡中不过几个人，我浮夸地选取他们来准备教育，也不过一郡二三十人而已。用供养几百人的费用，供养二三十人，既可以赡养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的旁骛，而这二三十人，以师友相称，吟诵先王的道理来自我快乐，那么又怎么会有害群之马在其中张狂轻浮、狡诈险恶呢？担任老师的人不多，弟子广泛学习、亲近交往，因此愤懑容易启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状态容易表达，经义容易传授，治事容易治理。国家将来用人，除了书院还从哪里选取呢？《中庸》说：忠诚守信，给予优厚的俸禄，是用来鼓励读书人的。孟子说：尧舜的仁爱而不吝啬，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就是这个意思。汉代州郡推荐人才，二十万户以上才推举一个孝廉，以京师之大，太常寺的弟子不过五十人，以吴公的贤能，洛阳的兴盛，所推举的秀才只有贾谊一人，他们的慎重程度如何？那么，那些原本隶属于书院而借此供养的人，将要淘汰他们吗？回答说：供养读书人与供养孤寡老人不同，那是哀怜他们的终老而收容他们，这是谨慎他们的开始而选择他们。而说为什么不淘汰呢？那么用什么标准来挑选那些特别优秀的人呢？回答说：选取人依据自身，选择读书人的人优秀，那么所选择的也就优秀，这就是所谓的规矩有摹本而水有波纹。唉！现在对供养读书人宽泛的人，既把他们看作像无依无靠的穷民，而严厉的人，又把他们看作低于士兵，而且不知道自己先要懂得识人，这就是我叹息的原因。不然的话，书院到处都有，却听不到受到他们好处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征滇士入书院敕

云南通志

国家最重视的只有人才，臣子最急迫的也只有人才。使者奉命，总制三省，凡是三省文武官吏中贤能的人，一定要上报朝廷，提升他们的官阶，厚待他们的俸禄，把他们当作得力助手，托付以心腹重任。人才非常重要了。举人上公车赴京的，使者一定资助他们的路费，命令有关官员加快他们的行程。士子进入考场考试的，使者一定省视他们的号舍，供给他们的卷资，丰富他们的供应，优待他们的礼遇，以鼓舞他们的气概。而一时登科中选的，都是知名士人，赴礼部考试的十人中选，选任大令就任博士的又有几十人，都是以前云南所未有的。而使者不惜费用，不怕辛劳，孜孜矻矻不停止，都是为了人才考虑。书院是储备人才的地方。使者初到云南，云南旧有书院，使者将其分为三舍，考核他们的优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