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文教部十四　教法

译知道他们必定无法理解，却仍然把那些内容教给他们，这是驱使他们的子弟把求学当作苦事，从而憎恨他们的老师。学究们说：“儿童刚入学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诵读经典，使他们懂得圣人的教化。”按照梁氏的说法，这是轻视经典，不尊崇圣人。我暂且不与他们争辩，我只向天下的学究以及偏袒学究的人发誓：任凭在千人中寻找一个能把经典作为教育核心的人，有这样的吗？那么这不是我敢断言的。他们诵读经典，只是因为考题出自那里，科举功名也由此而来。假如用佛教来选拔人才，我恐怕“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样的话，将会充斥在私塾中；假如用基督教来选拔人才，我恐怕“天主创造万物，七天完成”这样的话，将会充满在官学中，而四书六经就没有人过问了。这不是我刻意深究的言论。那《仪礼》也是六经之一，是古代圣人雅正的语言。问现在的学子，曾经完整读完它的人有多少呢？同样是《礼记》，而关于丧服的那些篇章诵读的人几乎绝迹，难道不是因为应试不考查这些吗？就是这样啊！凭借古代圣人制作的精妙，经纬的详尽，却只供这类卑劣的儒生，用来窃取科举功名，武断乡里。那么谁是轻视经典，谁是不尊崇圣人呢？古人进行教育，是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现在却不是这样，先后颠倒，进退逆行。所以四书六经，是大道的所在，终身遵循它也不能穷尽。而麦子和豆类刚开始辨别的时候，就把它们教给学生；等到他们长大了，就教给他们八股文和试帖诗，这只是文人的残余罢了；再等到他们更大一些，就教给他们大卷白折，这只是抄写吏员的差事罢了。荀子说：“开始做士人，最终成为圣人。”现在的人却不是这样，开始就做圣人，最终却成为抄写吏员，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然而拿这个来责备卑劣的儒生，卑劣的儒生必定不会信服接受。我只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为他们科举功名打算，而一定要教。求学之初，要求他们的子弟学习必定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对于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反而排斥它，他们的方法多么笨拙啊！而选取的途径多么迂回啊！

译人出生时，有大脑有小脑，这就是魂魄。西方人把整个身体称为“魂”，翻译过来就是大脑；把“魄”翻译过来就是小脑。大脑主管悟性，小脑主管记性。佛家说有八种识，以眼、耳、鼻、舌、身作为前五识，意识作为第六识，意根作为第七识。第六识就是小脑，第七识就是大脑。小脑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大脑则越开掘越深。所以教导儿童，引导他们发挥悟性很容易，强迫他们增强记性却很难。为什么呢？悟性主向前进取，以敏锐深入为主，事情顺遂，道路通畅，通畅所以灵验；记性主回顾回忆，如同返照一样，事情逆反，道路阻塞，阻塞所以迟钝。因此，生来两种本性都具备的是上等人才，如果不能兼得，那么与其强迫记忆，不如启发悟性。为什么呢？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拥有大脑，所以能够领悟，这是做人的极致。凡是有所记忆，也是为了追求领悟，因为如果没有记忆作为基础，就无法产生领悟。悟性有余而记性不足的人，他所记忆的往往足以辅助他所运用的悟性。我所说的悟性，是指这个意思，并不是完全抛弃记性；然而他所记忆的，实际上大多是从追求领悟中得来的。无法领悟，记性有余而悟性不足的人，积蓄再多，都成了废弃的材料。正因为悟性顺遂、通畅、灵验，所以专门用悟性引导人的人，其记性也必然随之增加；正因为记性逆反、阻塞、迟钝，所以专门用记性强迫人的人，其悟性也必然随之减少。西方国家的教育，偏向于悟性，所以观察烧水而领悟蒸汽机，观察芥子而领悟重力，侯失勒约翰近译的《谈天》一书，就是他所著的《畴人之良》，他自己说得力之处在于树叶、石子等比喻（见《谈天》开头，侯失勒约翰传）。中国的教育，偏向于记性，所以古代地理、古代宫室、古代训诰、古代名物，全都进行考据，字字都有来历。他们考核学生，不顺着趋势去引导，不引用比喻来说明，只是苦口婆心地死读，一定要背诵下来才罢休。所得到的知识并非不牢固。虽然如此，人的资质英异而不擅长记诵的，也是有的。我认为如果让他记忆，那么上口十次，或者二十次，没有不能背诵的。如果超过这个次数还不能，那么督促他上百次，也没有益处。试着改变方法，或者给他展示书中的事物，或者给他阐明篇中的义理，等待他豁然开朗，帮助他默默识记，那么没有不能记住的。人生五六年时，大脑刚刚闭合，思囟、心囟、象脑刚刚闭合，形脑筋刚刚活动，应该顺势引导，不要从而阻塞，就着眼眼前的事物，随手指点，每天教几件事。几年之间，对于寻常天地人物的道理，可以完全认识其大概了。而且这种趋势很顺，是儿童非常喜欢的。现在舍弃这些不做，却一定要选取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逼迫他们强行记忆。这正是《学记》所说的“苦于其难而不知道其益处”。按照前面的说法，叫做引导大脑；按照后面的说法，叫做阻塞大脑。引导大脑的，大脑日益强壮；阻塞大脑的，大脑日益受损。这就是西方人创造新法制、新器物的人车载斗量，而中国几乎断绝的原因。虽然如此，近代专门用记诵来教育人的，也有原因。他们读书，本来是为了科举功名；诵读经典，本来是为了应付考题。自从考试院规定搜检的条例后，私塾中咿咿呀呀诵读的声音，害怕遗忘一两个字，而毕生的愿望将遭受重大损害。这也不是我深文周纳。我看学子考中之后，没有一个人再从事记诵之事，所以知道他们最初的意图专门是为了这样。有人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展示事物，告知义理，来辅助记忆呢？”回答说：“他们所诵读的书中的事物义理，不是几岁的儿童所能理解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换一本书来教呢？回答说：“凡是书中没有考试所要求的内容，可以不读。”所以“阻塞大脑”的祸害，是从考试开始的。

古人的言语，就是文章；文章就是言语。自从后世语言和文字分离，才开始有脱离言语而称为文章的情况。然而一定要言语能够表达，然后文章才能写成，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学习写文章的人，必须先造句。造句，就是用古人的言语替换今人的言语。现在的教育者，没有传授训诂，没有传授文法，突然就让代替圣贤立言，早上刚听讲，晚上就拿起笔写作。顾野王记录建安，李长吉赋写高轩，如果不是早有根基，难道可以越级进取吗？又限制其格式，诡谲其题目，用上下相连的规矩来约束，用擒钓渡挽的手法来雕琢。意思已经穷尽却还要敷衍，不到三百字以上不予录取；意思没有穷尽却加以桎梏，超过七百字以外不予采用。百家的书不必读，害怕他们使用冷僻的书；当世的政务不必讲，害怕他们触及时事。用这种方法教育人，所以学习写文章几年而下笔不能写成一个字的人，比比皆是。

《论语》说：孔子循序渐进地诱导人。《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法。所以老师，是用道来赢得民心，不是用武力使人屈服。现在的教育者，孩子换牙时就开始从业，鞭打杖击，有的打破头颅，有的溃烂血肉，饿了不给吃，冷了不让休息。国家立法七年，说哀悼罪过且减轻刑罚，什么小孩子受这种苦刑？所以中国人有两大灾难，男女遭受毒害，都在幼年。女子毁坏其肢体，男子鞭打头部损伤其脑气。引导他们不用正道，抚育他们不用方法。

译地方官不治理学校，每天只听到鞭打的声音。教化匪徒的宗派风气，只凭借棒打呵斥，于是使得学生把学校看作像猪圈草帽一样的苦处，对待师长如同对待狱卒一般威严。《学记》说：施教违背常理，求取违背正道。因此学生隐藏学问而憎恨老师，觉得艰难而不知道其中的益处。这难道仅仅是憎恨和痛苦而已吗？古代审理诉讼，还禁止鞭打，是为了培养廉洁、远离耻辱，不让人自暴自弃。现在在刚入学的时候，就每天用对待囚犯俘虏的方式对待他们，难怪世上那些容貌像妾妇一样柔顺、应对像奴隶一样顺从，为了科举求取富贵的人，每天出现而不可制止。

译《礼记》说：“只拉紧弓弦而不放松，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做不到。”又说：“收藏起来，修习起来，休息起来，游玩起来。”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常理。西方人读书做事都有固定的时间，到了那个时间，即使有重要的客人或紧急的事务，也不会因此废弃；过了那个时间，就一起嬉戏，喝酒踢球，也不禁止。西方人比较每年人口生死的数字，每百人中，英国死亡的人数总是比美国多两人。医生推究其中的道理说：“美国的工人每天工作三个小时，英国的工人每天工作四个小时，这种比例的差异实际上就源于此。”那么，工作时间的多少，与人的身体关系竟然如此重大。中国人不讲求这个道理，懒惰的人早晚嬉戏游玩，甘愿做游手好闲的人；勤奋的人整天忙碌，不知道节制，来往参加宴会没有固定的时间，应酬没有限度，整天坐在人群中，这担忧确实是必然的。至于学生，大脑尚未充实，筋骨尚未强壮，学习的时间更应当减少。《论语》说：“学习并按时温习。”《礼记》说：“蚂蚁按时学习筑巢。”只要教导得法，每天伏案学习一两个小时，所学到的也已经不少了。其余空闲时间，或者游览园林以观察生物，或者练习体操以强健筋骨，或者演奏音乐以调和精神，什么事不是学习，什么学习没有用处，其益处广大啊。却一定要设立监工和史官，让他们正襟危坐以约束他们，庭院狭窄，养气不足，圈禁拘束，如同重囚，面对书卷茫然无措，更没有生活情趣，用这种方法来要求他们成就学业，所以老师劳累而功效只有一半，进而又抱怨他们。

《礼记》说：“凡是入学的人，一定要向先圣先师献祭，用来统一志趣，确定方向，尊崇教化而引导正道。”现在的学校，在孔子之外，竟然兼祀文昌帝君、魁星等神。我们广东则是文昌、魁星独占席位享用祭品，而祭祀孔子的几乎断绝了。文昌帝君，是焚烧柴草祭祀的司命神，有人称为天神；张仲孝顺友爱，有人指他为人鬼。魁星，袭用奎宿的名号，依照“魁”字的形状，造作幻象，描绘成奇异的鬼怪，矫饰诬蔑荒诞，无法穷尽诘问。提倡并尊崇他们的人，应当归入左道惑众的条目；沿袭并供奉他们的人，也在淫祀无福的例子里。于是入学之初，把他们奉为神明，反而对于垂范世间、确立教化、大成至圣的孔子，香火断绝，祭品萧条，出生死亡的年月日子，几乎没有人知道。所以父兄互相告诫，师长互相督促，朋友互相勉励，说到追求科举功名、博取高官厚禄，就安然认为理所当然，不觉得奇怪；说到学习圣人之道、拯救天下，就脸色惊异，私下嘲笑，认为这是狂妄的人。孟子说：“修养天爵以求取人爵”，现在又更严重了！明目张胆，以小人自居，那些不这样做的，反而被非议嘲笑，流弊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是人的本性恶劣，他们在接受教育的开始，用来启发并作为榜样的，本来在于彼而不在于此。他们如果不这样，那就是改变初衷而背叛老师了。唉！与佛教徒每天念佛号、基督教徒每周礼拜相比，相差又有多么远呢！

以上这几方面，其积习在十年以前，其流毒遍及九州之内。有人安于现状而不知道错误，有人知道了却害怕改正，有人想改正却找不到方法，有人知道方法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因此谬种流传，一天比一天败坏，而儒者于是以无用闻名于天下。至于那些想要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的人，他们的意图本来不是为了科举功名；而他们的形势又不能终身局限于此。经过阅读所谓的帖括、考据、词章，来寻求大道。七八岁时，家境贫寒就拜师，启蒙增加智慧，依靠这数年，过了这个年龄，就与学问断绝了。做老师的，应当如何悉心诱导，快捷地去除阻力，以求他们有所成就。却抛弃天命，认为性无声无臭之外，没有所谓的读本；抛弃破承起讲对偶、声病之外，没有所谓的文法。那些鄙陋儒者的学问就是这样，虽然说是无用，但能借此窃取功名、在乡里专横跋扈，一生吃穿不尽，他们自己认为受用极大。至于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的人学习这个，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更加显而易见。历经数百千年，数万万人因循蹈袭其覆辙而不知道改变，等到成年以后，才开始以不学无术自怨自艾，而这数年的功夫，若有若无，如烟如梦，竟然没有毫发能受到益处。大概没有不自责以前懒惰于学习的，却不知道都是愚蠢粗陋、野性悍戾、迂腐谬误、卑贱的学究祸害天下。这就是识字的人不及西方国家的一半，而农民、工人、商人、士兵中成为士人的，千万中得不到一二的原因。

那么怎么办？回答说：不是把天下的学究全部重新教育不可，不是把天下的启蒙书籍全部重新编纂不可。大致从五岁到十岁是一种教法，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是一种教法。如果不是项橐那样的聪慧，也不是周子那样的愚钝，都可以遵循这条道路，共同有所成就。第一是识字书。现在的《说文解字》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加上徐锴的新字以及近人辑录的逸字外编等，大概有一万多字。与西方文字相比，不算繁杂。虽然如此，那些见于经典的字，才两千多个罢了。汉朝初年的儒者作《苍颉篇》，合并秦

译《苍颉》《爰历》《博学》这三本书，每六十个字分为一章，共五十五章，总计三千三百字。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都是取材于这三本书。那么，西汉以前的文字，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个罢了。《说文解字》招引了扬雄、班固的续作。元始年间，王莽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在朝廷上解说奇异文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写成《训纂篇》，续接《苍颉篇》，共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作《太甲》等篇，以续扬雄之作，共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从而增加了字数。这些字是否真正出自古代，不必深究。总之，今天通行的文字，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个。如果认识这些字，用来参悟天地人伦万物，绰绰有余了。西方文字以声音为主，所以字虽然多但识字容易；中国文字以形体为主，所以字虽然少但识字困难。虽然如此，也有方法可循。以声音为主的文字，必须先学字母然后拼读；以形体为主的文字，必须先学独体字然后学合体字。古人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的字，象形、指事居多；合体的字，形声、会意居多。王菉友著《文字蒙求》，条理颇为清晰，自称用来教导儿童，一个月内就能识尽有用的字。然而他的书在形、事两方面有所欠缺。而古今文字，除了独体字外，形声字占十之八九，必须得到简便的方法来驾驭，才能方便易学。我最近在澳门，有葡萄牙人来跟随我学习，有的不识字，有的识字但不能写。我先用《文字蒙求》中象形、指事两类的独体字教他们，接着编了《形声字表》，以偏旁为纬，以声音为经，专门选取有用的两千多字制成表格，一张纸挂在堂中，用来教授他们，十多天就全部认识了。中国文字虽然不以声音为主，但声音中的含义很多，所以形声这一类中确实有妙理可寻。黄公度、汪穰�都阐发了这个道理。黄公度说：如“天巅”等音都有高的意思，“地底”等音都有低的意思，“圆全完旋运环”等音都有圆的意思。汪穰卿说：如“古”有旧的意思，而“枯故沽固楛”等也都有旧的意思。黄公度的说法源自《释名》的推演，汪穰卿的说法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偶有阐发。两位先生都将专门著书来阐述这个道理。又按，凡所论述，引用古今人说法的多数注明，只有引用老师说法的不注明，因为所有文字都是陈述老师的教诲。附标其例。然而这是教字的本义，如果引申、假借、孳乳越来越多，还不足以驾驭。西方人教儿童，先教实词，再教虚词，再教活词，现在也应该采用这种意思。魏默深有《蒙雅》一书，分为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诂天》《诂地》《诂�》《诂物》《诂事》共十门，四字韵语各自分类，与《急就章》相同，很便于上口。只是所载字已太多，有无用的，《文字蒙求》也是如此。而且虚词也不是韵语所能表达的，韵语只能承载同类意义，如“不也焉哉”等虚词都是借义，而且意义各不相同，难以用韵语排列。现在应该用实词、活词等篇，虚词则先认识字形，等到教文法时再详细讲解其用法，这样事情就顺利了。学者自从离开经学、辨别志向以后，也就能读一切书，能写一切文章，幼年时的事不再记忆，现在却担忧识字，没有不暗自发笑的。然而中国识字的人少，确实是因为这个弊端。而且既然没有字书，依靠世俗老师，当刚开始学写字时，只让他们识字，不让他们知道字义，等到稍进一步再用字义教授他们，所以开始时难记，后来更加繁杂。那些西方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书，选取眼前事物中最粗浅的，既加上解说，又配上图画，其繁琐笨拙难道不可笑吗？然而那里人人识字，确实依赖这个。又听说西方人在三岁孩童想教他们识字时，就把球分成二十六份刻上字母，让他们当作玩具。今天给他A、B两个球，明天向他索要A球，又明天向他索要B球，二十六天字母就全部记住了。中国文字教授独体字，也可以效仿这种意思。

译第二是文法书。中国以文采闻名于天下，而教授文法的书籍却没有流传下来。大概是因为古人的语言与文字是合一的，像《仪礼》《左传》中记载的辞令，都是出口即成文章的。所以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传记中也多次提到传达命令、应对答话的事情。大概学习说话就是学习文章。后世说话与写文章这两件事既然分开了，这种道理就不被讲求了。自从魏文帝、刘彦和开始有论述文章的作品，但大都是为擅长写文章的人说法，而不是为学习写文章的人指引门路。所以后世常有读了万卷书，但下笔却冗长、晦涩、浅陋、俗气，不值得看的人。至于那些半途辍学的商人等类人，他们在学校学习几年，却连一个字都写不通顺的，更是不知有多少。西方人在识字以后，就有专门的文法书，讲如何连接几个字成为句子，如何串联几个句子成为篇章，深浅先后，条理井然。我所见到的，马叔眉最近撰写《中国文法书》，还没有完成。我过去教孩童，曾经口头传授通俗的句子，让他们用文言表达出来，表达不通顺的就删改。起初教授粗略切近的事物，逐渐教授浅显近便的议论。起初教授一句，逐渐增加到三四句，以至十句。两个月之后，甚至达到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几乎就成文章了。学习者很容易，而教导者也不劳累。比起那种破题、承题、起讲，支支节节地拼凑而成的文章，简直有天壤之别。至于其中的条理，就等马氏的书完成后再来论述编排了。

第三是歌诀书。汉代的小学书籍，如《苍颉》《急就章》等篇，都是韵语。向上推溯，《易经》《诗经》《老子》以及周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是为了便于背诵，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近代通行的书籍，如《三字经》《千字文》，事物记载不齐全，义理也很少。现在应该选取各种学问，就其中切要的部分编成韵语，或者三字，或者四字，或者五字，或者七字，或者三字七字相间成文。这种体裁起源于《荀子·成相篇》：“请成相，身之殃，愚闇愚闇堕賢良。”后世的弹词源于此。我们广东称之为南音，对于学童上口非常便利。已经成书的，如通行的《步天歌》《通鉴韵语》《十七史记弹词》，近同县陈庆笙的《直省府厅州县韵语》，广东某君的《历代纪元歌》，仁和叶浩吾的《天文歌》《地理歌》，都是有用的可读的。现在应该补编的有：一是经学，有四篇：一《孔子立教歌》，二《经传名称目篇数歌》，三《孔门弟子及七十后学姓名歌》，四《历代传经歌》。二是史学，有七篇：一《诸史名目种别及撰人歌》二《历代国号及帝王种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历代官制歌》六《历代兵制歌》七《中外古今名人歌》。这一篇又分两章：一“民功”，二“民贼”。三是子学，有三篇：一《周秦诸子流派歌》二《历代学术流派歌》。这一篇又分四章：一“汉”，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国朝”。三外教流派歌。四是天文，有四篇：一《诸星种别名号歌》，从行星、恒星直到星云、星气、双星、变星，都讲述其道理。二《八星绕日及诸月歌》这两篇因叶氏的书而有所增减。三《测候浅理歌》，专门讲述潮汐、空气、风云、雷雨等事情，也称为地面学。四《古今中外历法异同歌》五是地学，有七篇：一《五洲万国名目歌》二《中国内地属地名目歌》三《中国险要各地歌》四《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历代都邑万国京城名目歌》六《中国大都会外国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质浅理歌》，专门讲述地中金石各事。六是物理，有四目：一《原质名目歌》二《动物情状歌》三《植物情状歌》四《微生物情状歌》以上各门列举大概，至于详备的内容等待编撰时，又另外编有劝学歌，赞扬孔教歌，爱国歌，变法自救歌，戒鸦片歌，戒缠足歌等，让学子从小诵读，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人心自然更新，人才自然兴起，国家没有不强大的。

第四是问答书。古人谈论学习，都把学问并举。孟子说：有回答问题的。大概学习是从外部进入，提问是从内部产生，它们的效用是有区别的。然而听说，记载说：提问的人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后砍节疤。不提问的人与此相反。大概提问也不是容易说的。古代的教导者，担心人们不提问，所以传记的体裁，代替他们提问而自问自答。像《春秋》的《公羊》《谷梁》传，《易经》的《文言》传，《大戴礼记》的《夏小正》传，没有不是这样的。《管子》有《问》篇，都是代人设问。西方人的启蒙书籍，专门使用问答。其余一切书籍，每篇的末尾，也多附有习问。近翻译的《笔算数学》《数学启蒙》《代数备旨《幼童卫生编》《圣会史记》

译各类书籍，都有这种情况。大抵人们读书，客观上不可能把所读的内容全部记住，那么就必须提取其中的要点。然而书中的重要义理，未必每个人看过就能立刻提炼出来，所以不如由作者代为摘录，而由读者自行记忆，这是著书的优良体例。西方人的问答专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卜舫济的《启悟要津》，讲述天文地理的浅显道理，次序井然有序，看一遍就能理解。可惜这类书很少，对于其他种类的学问尚且缺失，而且其中也多包含基督教的话语。现在适宜依照歌诀书的门类，分条缕析，由浅入深，由繁返简，一一设计成问答形式，来阐明义理。以歌诀为经线，以问答为纬线。用歌诀来帮助记忆，用问答来引导领悟，记忆与领悟并进，学习者的能力就充分发挥了。凡是著书的人，选取的义理无不宏大丰富，但既然讲究体例，又讲究文法，所以条理隐含其中，读者容易感到迷惑。如果将其采摘并剔除枝蔓，不值得深思苦索就能明白。我认为，即使是像《古文尚书疏证》《明堂大道录》这样繁重详博的书，如果改用问答形式来演绎，每本书不过千字，其义理就已经可以大明。凡是所说的问答书，都只列出结论而不引用证据，所以囊括天下有用的学问，编成问答书，不超过三十本，就已经完备。这是针对粗略通晓一切学问而言的，如果想要成为专门名家，应当继续引用证据的书籍。学子即使资质平庸，十五岁以前，这套书应当可以读完。即使是魁梧高大的老学者，没有谁能不因此而渊博通达。又因为师范学校尚未建立，求师很难，既然有了这套书，那么即使是迂腐的学究，也可以按图索骥，依据书中的问题来考核他的学生。我所说的让天下所有的学究都能接受教育，这也是其中的一件事。

译五、说部书。古人的文字与语言是合一的，今人的文字与语言却是分离的，其中的利弊我已经多次论述过了。今人说话都用当时的口语，但下笔写作却一定要模仿古人的语言，所以妇孺农人没有不认为读书是难事的，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的小说，读者反而比读六经的人多。寓居在华的西方人也以读《三国演义》为最多，因为它的文字容易理解。小说这一类，《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九流，古代的士大夫未曾轻视它。宋代贤人的语录满篇都是“恁地这个”这样的口语，不仅不讲究修饰，而且其中也存有微妙的意味。日本创制了伊吕波等四十六个字母，另外用平假名、片假名来记录本土语言，以辅助汉文，所以识字读书看报的人日益增多。现在即使不能做到这样，但只要使用当今有音有字的俗语来著书，那么理解的人必定很多，而读者也应当更加众多。自从后世的学子追求文采而抛弃实学，没有人肯屈尊降志去弄这些笔墨，而那些小有才华的人便借此游戏恣肆地写作，不是教人偷盗就是教人淫乱，不出这两种情况，所以天下的风气在这里像鱼烂一样败坏，而人们却不知道，这不是小事。现在应当专门使用俚语，广泛著书，向上可以借此阐发圣人的教化，向下可以杂录历史事件，近处可以激发国耻感，远处可以旁涉人情，乃至官场丑态、考试恶习、鸦片顽癖、足部虐刑，都可以穷尽其各种形态，振奋激励末世的习俗，它的补益作用，难道有极限吗？

六、门径。读书的人，在上述五种书已经致力学习之后，就可以深入钻研六经，广泛涉猎群书了。然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已经像烟海一样浩瀚，加上古代散佚的书籍，加上近代的著作，再加上西方书籍，汗牛充栋，填满亿间屋室，几十年的寒暑，能读多少呢？所以没有引导的方法是不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各学问的门径已经具备，只是书籍颇为繁重，儿童害怕它。于是我这个乡野之人，懵懂不懂学问，十一岁时，在书坊间游荡，得到了张南皮老师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回家后阅读，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学问。稍大一些，拜入南海康先生门下，得到了《长兴学记》，于是勤勉不懈地从事学习。南海先生又有《桂学答问》。甲午年游历广西，告诉广西人士的话，比《长兴学记》更为切近。甲午年，我在广东授学，曾经制定读书分月课程来训导门人，近来又制定了阅读西学书法来回答提问，都是演绎师友未尽的学说，没有自己的心得，对于儿童求知的要求，我不推辞。仁和叶瀚写了《读书要》，条理井然有序，大概是为了方便初学者。学童刚开始读书，依据这几本书，应当有入门的路径。以前常常想荟萃中外古今的学问源流写成一本书，以教导学者，遗憾学识浅薄才能薄弱，只完成了几篇。海内的君子，希望有人能完成它，以嘉惠后来者。

七、名物书。西方有一种书，本土译者称之为字典。其中最完备的，多达几十本巨册，以二十六个字母编排次序，古今万国的名物都具备。所以通晓文法的人，依据这本字典来阅读一切书籍，没有不通畅的。中国历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书，杨雄的《方言》用意，大概接近它。现在应当采用它的用意，尽取天下的事物，全部编定，以辅助学者翻检使用。比如“君”，天下的人，三皇称为皇，五帝称为帝，三代称为王，秦以后至今称为皇帝，都称为君，也称为后，也称为辟，也称为上。蒙古称为汗，或者称为贝勒。回部称为沙，俄国称为沙，突厥称为苏鲁丹，日本称为天皇，西藏称为赞普，欧洲各国称为木那克，也称为爱伯劳，也称为塞佛伦，也称为尔路漏，也称为金，也称为伯理玺天德等等。其余一切也都同这个例子。大体上官制、地理两件事最为繁博，其余各门大概容易一些。学者既通晓文法，明白大义，如果得到这本书，就可以尽读群书，没有不能理解的。它所译定的西方名称，就可以作为日后国语解释之用。翻译西书名号参差不齐，应当仿照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释的例子，整齐划一，公定译名。日后续译的人，不允许擅自更改。虽然不仅仅是对蒙童拾遗的帮助，而学童得到这个，其成学更是事半功倍。以上各种书，同辈中多说不容缓办。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就命令我们编纂，已经五年了。虚度时日，杀青没有期限。顺德何穗田君，是义士。近来集合义士，在澳门开设幼学书局，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完成这件事，打算先完成识字、文法、歌诀、问答四种书。今年夏天，就应当脱稿，由澳门《广知新报馆》印刷发行。其名物一书，也已经开始编纂了。

西文西语应当学习，现在谈论洋务的人没有不说的。虽然如此，有想学习而成为通事、买办以谋求衣食的，有想学习而通晓古今中外、穷究事理极致、强国保教的，开始求学时不可不自我审视。现在沿江沿海各省，那些标榜中西学馆、英文书塾以进行教授的，多到不可胜数。他们的用意，大体如前一种说法而已，由后一种说法的，则大概未曾听说。愚昧的人认为这是西学将兴，我认为这些人所做的，对于灭亡中学则有余，至于西

译学问能否兴盛，我不敢断言。我听说西方国家的学者，不通拉丁文的人不能参加考试，大概是因为拉丁文是英、法、俄、德等语言的发源。那里治学有成的士人，他们在著书立说时，文中常夹杂拉丁文法，就像中国擅长写文章的人多用先秦、汉、魏时期的语汇，如果未经学习的人读这些文章，大多无法理解。圣祖仁皇帝每天召见西方人进宫，讲授两小时拉丁文，拉体诺就是拉丁文。现在的学者往往在即将学成英、法文时，才开始学习拉丁文，然而听说从英、法文向上追溯拉丁文，学习非常困难；从拉丁文向下贯通英、法文，学习则非常容易，所以儿童开始求学时，主张先学习拉丁文。我又曾见过西方人学习汉文的书籍，大致都是日常应酬、口头常用的话语，其中深入研究训诂义理的极少，所以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大多能说汉语，至于能读书的很少，能用汉文写文章著书的就更少了。这虽然是因为汉文繁难，也是因为他们的学者得不到合适的书籍。现在教授西方语言的人，弊端也在于此，所以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绰绰有余，培养真正的人才则不足。有志于此的人，应当学习他们国家中学者所学习的，不要学习这里市井洋佣所学习的，先学习书面语，后学习俗语，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译《礼记》说：“十岁出外就师学习，学习书写、计算以及六艺的名目，即礼、乐、射、御、书、数。”由此可知，古人对数学计算这一学科与书写同等重视，没有人不学，也没有人不会。后来世俗的儒生鄙视为小道，不再在意。近代有专门以此成名的人，却又推崇为绝学，这都是非常浅陋的看法。现在应当让八岁以上的学童，就教给他们心算，逐渐涉及笔算的加减乘除、通分、小数、比例、开法等，以及浅显几何的浅显原理，让他们演练得非常熟练。稍大以后，依次教授代数、微积分稍深的方法，这样事半功倍，年纪未满二十岁，就可以作为精通历算的人闻名于当时了。

我曾见过西方人幼学的书籍，将功课分为一百分，其中由家中教授占七十二分，由同学熏陶学习占九分，由师长传授的不过十九分罢了。儿童年幼时，母亲在父亲日常饮食、歌唱、嬉戏中，随机指点，因势利导，哪里不是学习？哪件事不是教育？孟母三次搬家，教导儿子祭祀礼仪，就是前例。所以美国婴儿学堂，近年来的教师都改用妇女，因为她们闲静细致，而且能与儿童亲近。中国不讲究妇学，做母亲的有一半不识字，怎么能教导人？基础的败坏，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这件事既然不能突然改变，至于他们入学之后，一切教学方法也应当稍作改变，不要让这么多人才都沉沦在迂腐学者的手中。《礼记》说：“八岁进入小学，又说十岁出外就师。”现在将八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考察中等资质的人所能从事的内容，拟定了一份功课表。世上爱护子弟的人，或许会采纳。实行这份功课表几年，就能阅读经史、格致等书籍，其功课详情另载他篇。

每天八点钟，上学，师生合诵赞扬孔教的歌一遍，然后开始学习。

八点钟学习歌诀，每天读完一课。每课二百字，每课以诵读二十遍为标准。

九点钟学习问答书，每天读完一课。凡是问答书，都是歌诀书的注释。问答书的第一课，就是解释歌诀书的第一课，其余相同，不必背诵。老师讲解其含义，第二天按照所问让学童回答。回答完毕，就教授下一课。

十点钟，单日学习算学，双日学习图学。

凡是学习算学，先练习笔算一年，以后逐渐涉及代数。每天由老师出两道题，让学童演算。

凡是学习图学，先练习简明总图，逐渐涉及各国各省县的地图。用纸摹印书写，每天大约完成一县，印完为止。由老师随意举出已学过的内容，让学童指出其所在的经纬度。

十一点钟，学习文法，老师用通俗语言叙述意思，让学童用文言表达出来。每天五句，逐渐增加到五十句。

十二点钟放学。

一点钟，再次集合练习体操，依照幼学操身的方法，或一个月，或两个月，完成一课，由老师指导，操练完毕听任他们玩耍，不加禁止。

二点钟学习西文，依照西方人教学童的书籍，每天读完一课。

三点钟学习书法，中文西文各占一半。每天每种各写二十字，逐渐增加到各百字。

四点钟学习说部书（指新编的书籍），老师进行解说，不限多少。那些学童想要涉猎其他种类书籍的，也听任他们。

五点钟，放学，师生合诵爱国歌一遍，然后各自回家。

每十天休息一天，到了这一天，师生早晨在堂中集合，祭祀孔子完毕，合诵《赞扬圣教歌》一遍，各自散去回家。

凡是孔子生日、忌日以及万寿节，各休息五天。

《礼记》说：少年养成习惯就像天性一样，是因为他们的耳目没有受到杂染，习气没有侵入，心地纯洁，接受教育很容易。所以《曲礼》《少仪》《弟子职》等篇章，详细规定了洒扫应对，引导以忠信笃敬，大体上熏陶其德性的事情，占了十之八九。朱子说：小学是做人的样子。陆子说：虽然不认识一个字，也必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人如果没有教育，那么做人的道理尚且自己不知道，虽然称他非人也可以了。现在的学童，那些生长在富贵之家的人，常常听任他们骄奢淫逸，每天与轻浮的朋友狎客相随，而不加禁止；那些乡野村夫，又听任他们跳野顽劣，粗俗破烂，而不加教导。学校如厕所，一片污秽；学童如乞丐。等到他们稍大一些，就教给他们高头讲章、翰苑楷格，告诉他们：这样就能获取高官厚禄，这样就能攫取钱财。学者从幼年到壮年，除了侥幸、苟且、欺诈、卑贱之外，再没有听到别的，就认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我的朋友严又陵说：八股的危害，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生游手好闲之人。当他们做秀才的时候，务必让他们习惯于抄袭、诡随之事，致使羞恶是非之心，早晚被禁锢消亡，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昏昧之中，使人虚骄，使人神智昏聩。唉！这几乎是将四万万人全部引入无耻的地步啊！我听说西方各国，即使是皇子这样尊贵的人，也进入兵船充当水手，循循善诱，听从教导，侍奉老师如同长官，比起我们那些骄奢淫逸的人，怎么样呢？又听说各国即使是孤儿罪童，也设立学校来教导他们，无不衣服整洁，礼仪完备，比起我们那些粗俗顽劣的人，怎么样呢？又听说美国学童，每一步都严肃，言笑不

译苟，询问他其中的缘故，他就说：将来我要当总统，统领国家，恐怕有失德行，名声败坏，被大家所排斥。美国的惯例，凡是被人控告诉讼的，就不能被推举为总统，他看待我那些诵读讲章、临摹楷字，以此侥幸求得富贵、在乡间专横武断的行为，又怎样呢！

译古人有话说：“人如果不早婚，情欲就会减少一半。”这是极有道理的话。《礼记》说：“男子三十岁才娶妻。”又说：“三十岁称为壮年，有了家室。”现在西方风俗也是这样，男子成年以后，父母就不再供养他，让他自己谋求衣食，足以维持生活，然后才敢考虑婚事。大概人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体力强盛、年富力强，正是求学的时候，如果把这十几年的功夫，全部用于向学，那些高才的人可以通晓古今，经营四方；中等以下的人，也能谋生求取俸禄，没有饥寒的忧虑了。现在却不是这样，嘴里还带着奶腥味，就早早就想结婚，日夜思念，睡卧不安，即使偶尔翻开书本，心思也不在上面，年纪十七八岁，竟然已经成家，日夜缠绵歌泣，在妻子身边耗尽精力、损耗神魂，不到三年，儿女成群，家庭负担日益加重。于是忽然抛弃了以前想要学习的东西，转而算计家务，说些家长里短的话了。所以早婚的大害有三：放纵欲望、沉溺意志，这是第一；损害本性、折损寿命，这是第二；加重负担、荒废学业，这是第三。全国的人才，在这其中暗中消减、侵蚀的，哪里能说得完？积重难返，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这不是小事啊。《传》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做父母的，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现在教育子弟，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士人，和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农民、工匠、商人、士兵，教育的方法大不相同，这是最可笑的事情。那些成为士人的，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白折之外，就没有所谓的学问了。不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白折的，也不能被看作是士人。因此教育的方法，截然分为两途。现在那些成为士人的，不教他们明辨万物、通达世情，所以穿儒服的数以亿计，行动却像木偶一样。因为这样而登上显赫职位、获得丰厚俸禄的，千人中不过一两个人；稍微得志、在乡里荣耀的，不过十个人；仅仅有个秀才身份、勉强能自养的，也不过几十个人。其余九百多人无法自给，想务农却不会使用农具，想经商却不会算账，即使不流落沟壑，也无人问津了。成为农民、工匠、商人、士兵的，不教他们识大体、通文法，那么愚昧的人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粗野强悍的人像野牛一样凶猛。计算百十的数字，艰难地演算微积分；听到孔孟的名字，惊讶得像在说鬼狐。名义上不是野蛮人，实际上连一寸的文明都没有。所以从事教育的人，必须让全国的人，无论贵贱都学习，学习的人从十二岁以下，教育方法没有不同。入学之初，教他们识字，聪慧的到八岁，迟钝的到十岁，中西有用的字都认识了。苏州彭君新三拟定创造识字法，在方格上写字，字下面注西文，旁边加圆圈。字有一个意思的识一个圈，有几个意思的识几个圈。老师教他们读音，解释意思，让学童按圈复述。中文既已认识，接着学习西文，确实是简易的方法。然后按照前面所列的功课表来教授，聪慧的到十二岁，迟钝的到十五岁，那么一切学问的大纲节目都有所听闻了。从此以后，那些想要学习专门学问的，可以再进入中学、大学，钻研几年，以求大成；那些想要改行从事其他职业的，也已经饱受教育、浸润文教，大的方面必定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小的方面也能做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谋划。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成为盗贼、奸细的吗？没有了。还有成为游手好闲、饿死的人吗？没有了。衣食充足，礼义兴起，用这个来引导百姓，什么百姓不聪明？用这个来保卫国家，什么国家不强盛？孟子不说过吗：“安逸居住而没有教育，就接近于禽兽。”现在把全国子弟，委托给蠢笨、野悍、迂腐、卑贱的学究手中，想不说是没有教育，可以吗？以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民甲于天下，却难免接近于禽兽，这是谁的耻辱呢？顾亭林说：“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人人都认为我没有责任，那么灭亡就忽然到来；人人都认为我有责任，那么兴盛就勃然兴起。现在与天下人谈论变法，唇焦舌敝，听的人必定说：“这是当权者的事，我虽然有志向，却达不到。”至于我有子弟，我自己教诲他们：“当权者说可以，我不能；当权者说不可以，我不能。”阻碍我转圜之间，天下改观。那么谁是无责的，谁是有责的呢？《康诰》说：“创造新国家的，是民众的积累。没有民众不革新，而国家能建立的。”那法国、日本维新的治理，其本源所在，清清楚楚了。《诗经》说：“只有那些哲人，告诉他的话言，谨慎德行的实行；至于那些愚人，反而说我僭越。人各有心。”这真是让人痛哭流涕的。

童蒙艺塾说

韩文举

责备别人制造八万墩的船、一百五十墩的炮、二十五万金的镜子，而人必定惊慌失色，规规矩矩地失态，说：“我能做什么呢？这是西方人的事罢了。”谈到算学就不精通，谈到光学就不明白，谈到重学就不理解，哪里有空闲来谈论制造器物呢？不是西方人聪明而中国人愚笨，不是西方人灵巧而中国人拙劣。创造有开始，教育有方法，学习有基础，目

译触摸它、手持它、用心感知它、将其融入血肉，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坚守原则却抓不到要领，沿袭旧法却只拾取皮毛，这样的人称为拙劣的工匠。通晓法则却不领悟其精微之处，遵循旧例却不认识其创新之处，这样的人称为中等的工匠。今天开辟一种方法，明天又开辟一种方法，不知道这是外物的规律，也不知道这是自身的道理，这样的人称为巧妙的工匠。

擦拭琥珀而知道那是电气，验证落叶而知道那是吸力，观察蒸汽而知道制造轮船，了解地球是圆的而知道它是运动环绕的，观察钟摆的摇动而知道地力的大小，相信地动说而知道行星彼此相似，石头中存有虫迹而知道生物种类的起源，地下藏有巨大的骨头而知道人的形体逐渐缩小，洞穴中有宫殿房屋而知道那是古代遗留的国家，地下有煤层而知道那是昔日的木材。

眼睛在夜晚看不见，知道是因为需要借助外部光线；虽然耳聋却能听见，知道是因为专门依赖脑气。物体能触动而知道神经的灵敏，视力常常不足而知道光气的差异，领悟反射的道理而知道回声和回光，穷究阴阳的缘故而知道草木的雌雄，声音和光有波浪而知道空气的动荡流动，人物衰老僵硬而知道养气的剥蚀，物体可以膨胀收缩而知道冷热程度，物体可以互相均衡而知道轻重的平衡，物质可以分解化合而知道化学的根源，植物转化为动物而知道变化的道理。

检查大鸟大兽的骨头而知道某些种类已经不存在，从根茎胚胎的初始而知道形体早已具备。什么变得深？什么变得浅？什么变得大？什么变得小？什么变得微？什么变得显？什么变得精？什么变得粗？未成形与已成形，循环相互成就。我掌握了其中的道理，怎么会不明白呢？

虚虚子问实实子说：“人们都描绘其形状，表现其颜色，界定其物体，我和你在无形、无色、无物的境界中遨游，可以吗？”实实子说：“我有显微镜，你怎能逃避它的观察呢？”虚虚子说：“蜻蜓有千只眼睛，你能用显微镜观察吗？菜叶上有千只虫子，你能用显微镜观察吗？空气中的微小生物，你能用显微镜观察吗？如果我在没有迹象的境界中遨游，出入没有端点，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微妙之又微妙，深远之又深远，神奇之又神奇，幽暗沉默，模糊朦胧，你又怎能窥探呢？怎能窥探呢？”实实子说：“是的。”

那么显微镜可以废弃吗？虚虚子说：“观察无形之物，通达阴阳，遨游于统一元气之中的人，能做到；观察有形之物，这是西方人的长处，不是我所说的。”观察水族，观察地族，观察星族，现在西方人还没有做到，哪里有空闲与你谈论无形之物呢？

实实子说：“我既然已经被西方人泄露了秘密，窥探了奥秘，无处可逃了。声音是虚空的却能传播，影子是虚空的却能脱离，骨头是隐藏的却能照射出来，你为什么不自我估量呢？”虚虚子说：“你的技艺浅薄了，你的技术渺小了，怎么会不穷尽呢？我的话不是你所能听懂的。”实实子说：“你的话荒诞了，错误了，过分地自大了。请问你身处亚洲大国已久，那里号称有两万里之地，四万万人之众，能制造一件新器物吗？”虚虚子说：“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什么物体，知道是什么颜色，西方人有吗？形象与影子相互关联的道理，西方人能知道吗？你为什么只拿西方人来谈论呢？”

译实实子说：我不跟您谈深奥的道理，请让我谈谈浅显的。西方人教育幼童，课程有固定的进度，学习有根本和枝节，制定时刻表来舒缓安排，绘制图谱解说来愉悦他们，制作器具技艺供他们玩耍，甜美而不苦涩，缓慢而不急促。从孩童时期就是这样，何况成年之后呢？愚笨的人尚且能够成才，何况聪明的人呢？如果只知斤斤计较地诵读，辛苦而没有功效；沾沾自喜地拘泥于八股格式，虽然成篇却毫无用处，还能施展他们的技能吗？

虚虚子说：您不要害怕。对于西方人，我有一个办法，让所有的器具技艺缩小、缩短，制成小物件，作为玩具，在市场上售卖，陈列在博物院里，收集在学校中，降低它们的价值，使物品变得廉价，眼睛有所看见，耳朵有所听见，使心与物相合，物与心相化。创办儿童工艺报，以拓宽他们的见识；编写儿童工艺书，以启迪他们的思维；绘制儿童工艺图，以愉悦他们的耳目；制作儿童工艺器，以确立他们的规范。将这些物品分开、合并、颠倒、翻转，时间久了就会领悟其中的方法，时间久了就会洞察其中的精微。开始是一个孩童学习这种器具，使他们专心；接着是两个孩童学习这种器具，竞争他们的智慧；接着是三个孩童学习这种器具，鼓舞他们的勇气；接着是十个孩童，接着是百个孩童，接着是千个孩童，接着是亿万孩童。今天与这个孩童学习，明天与那个孩童学习。如果有十个孩童，从一到十，相互始终如一，上等人才与中等人才学习，让上等人才教中等人才学习，让中等人才教下等人才学习，使他们接近、参与、编入、交错、综合，时间久了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有这样的道理吗？

实实子说：既然没有机器，还谈什么制造？回答说：您太拘泥了。从别人那里购买，从我这里仿制，开始是旧的，最终变成新的，时间久了变得神奇，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遵循这种方法来训练孩童，快的话三年五年，慢的话八年十年，还没有小的技艺，创造出新式样，谁会相信呢？庄子说：开始时简单，将要完成时巨大。又说：粗略但不可不陈述的，是法度。不看看欧洲西方吗？有儿童启蒙工艺学校吗？我将规划它、规范它。

实实子说：您所说的，不过是欧洲西方的残余罢了。虚虚子说：您不明白道吗？没有创作，哪来的阐述？通达道的人，技艺与道是合一的。驼背老人粘蝉，梓庆制作鐻，大马捶钩，这类事情不就是如此吗？

治理始于乡间学说

韩文举

治理心灵没有学问，就会动荡不安，就会污浊郁结，就会陨落丧失；治理身体没有学问，就会越轨放荡，就会夭折灾祸，就会颠覆灭亡；治理家庭没有学问，就会互相指责，就会分离背离，就会欺凌超越；治理乡间也是如此。乡间，是家庭的积累；国家，是乡间的积累。积水成为河流，积土成为山岳，积木成为森林。河流从水开始，山岳从土开始，森林从木开始，国家从乡间开始。家塾、党庠、术序，是从乡间衍生出来的；党正、闾帅、里长，是从乡间选拔出来的。礼仪中有乡饮酒，礼仪中有乡射，礼仪中有乡先生、乡大夫。管仲有乡长、乡师；郑国有乡校；《王制》中有乡士。日本有乡塾五万二千多所，德国乡间孩童学费仅缴一辨尼。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舍弃乡间就没有途径。在乡间钩考，才能可知；在乡间分部，恶行可知；在乡间按察，德行可知；在乡间稽查，艺术可知。所以观察天下的人观察国家，观察国家的人观察乡间。汉朝的三老、啬夫，不是三代遗留的法度吗？自从隋朝设立进士科，就把乡间视为赘疣，把乡间视为脓疮了。从此家庭与里弄分离，里弄与乡间分离，乡间与国家分离，人在家庭中不修身，家庭在里弄中不修身，里弄在乡间不修身，乡间在国家中不修身。士人称为游士，工匠称为游工，农夫称为游农，商人称为游商。什么是游士？没有才能品行，乡间不责备他；工匠没有技能，乡间不责备他；商人没有筹算，乡间不责备他；农夫没有恒产，乡间不责备他。泛泛无所依靠，漂浮无所停泊，于是乡间与国家就像胡越一样疏远了。那么如何让国家与乡间连接呢？管仲说：乡间设立老师，以完成他们的学问。士人有乡师，农夫有乡师，工匠有乡师，商人有乡师。学习士业的是乡士，学习农业的是乡农，学习工业的是乡工，学习商业的是乡商。名叫士乡，名叫农乡，名叫工乡，名叫商乡。不是迁徙这些人来作为乡间，而是士农工商各自有所学习，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俗，于是以此命名。而且工匠必须向士人学习而后在乡间尊贵，农夫必须向士人学习而后在乡间尊贵，商人必须向士人学习而后在乡间尊贵。工匠成为士人，商人成为士人，农夫成为士人，行为无法掩盖，才能无法隐藏。自从有了乡士，鄙陋朴拙的乡间，变得文雅而光明；自从有了乡农，荒芜秽杂的乡间，变得肥沃而广阔；自从有了乡工，艰苦恶劣的乡间，变得坚固而美好；自从有了乡商，寥落寂静的乡间，变得繁荣而充盈。谈论道术、议论政事、精通格致的是士人的乡间；观察寒暑、辨别肥瘠、勤于播种的是农夫的乡间；制造器具、辨别工苦、衡量轻重的是工匠的乡间；核算多寡、计算贵贱、贸易有无的是商人的乡间。

这样编为士户，编为农户，编为工户编为商户。一个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十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千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万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士人繁多，道就不担心不流传；农夫繁多，田地就不担心不治理；

译工匠技艺繁多，就不必担心技艺不精良；商人众多，就不必担心货物不流通。因此，读书人与读书人谈论道理，农民与农民谈论作物，工匠与工匠谈论技巧，商人与商人谈论算计。师傅没有数量限制，徒弟没有数量限制，新的道理没有数量限制，新的方法没有数量限制，新的技艺没有数量限制。读书人不假借他人的才能，农民不假借他人的粮食，工匠不假借他人的器具，商人不假借他人的货物。即使有一百种不同的教派，也没有办法夺取他们的地位；即使有一百种不同的物品，也没有办法掺杂其中；即使有一百种不同的货物，也没有办法损耗它们。何必担心读书人不理解道理？百里之内没有读书人的老师；农民不种植？百里之内没有农民的老师；工匠不制造器具？百里之内没有工匠的老师；商人不做买卖？百里之内没有商人的老师。老师教导学生，十个人中成功八九个为上等，成功五六个为中等，成功两三个为下等。汇集一个乡的老师来考核，汇集十个乡的老师来考核，汇集一百个乡的老师来考核，汇集一千个乡的老师来考核，汇集一万乡的老师来考核，汇集亿万乡的老师来考核。在一个乡中居首位的担任一乡的老师，在十个乡中居首位的担任十乡的老师，在一百个乡中居首位的担任百乡的老师，在一千个乡中居首位的担任千乡的老师，在一万乡中居首位的担任万乡的老师，在亿万乡中居首位的担任亿兆乡的老师。监察他们的真假，评定他们的优劣。读书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农民没有虚假的功劳，工匠没有伪劣的物品，商人没有虚假的货物。像这样，在一个乡之内，善恶如何知晓呢？勤勉与懒惰可以知晓，智慧与愚笨可以知晓。读书人、农民、工匠、商人没有隶属于各自行业的，就惩罚他们，罢免他们，羞辱他们，告诫他们。读书人阐发新道理的给予奖赏，农民创新方法的给予奖赏，工匠制造新式器具的给予奖赏，商人推行新策略的给予奖赏。奖赏和惩罚由大士师、大农师、大工师、大商师掌管。怎么样才能成为大士师、大农师、大工师、大商人呢？精通经典、史书、掌故、律例，且中外兼通的，公选为士师；精通电学、化学、热学、种植学的，推举为农师；兼通艺学、重学、算学的，推举为工师；通晓各口岸兴衰、各货物输运滞涩及其源流的，推举为商师。土地没有荒废的，百姓没有游手好闲的。起初设立制度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设立士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农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工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商学院来教导他们。学业有成就去各乡教导。等到那乡的百姓学业有成，就再去教导那乡的百姓。像这样，百人、千人、万人、亿人、无数人依次相传学习治国之道。怎么能不富强呢？经费从哪里出？回答说：像义堂、义学那样集资，这是民间创办的。如果由国家举办，自然有条理，何必多问呢？有人说：这件事恐怕只是空谈，实行起来多有阻碍。回答说：征召百姓为兵，西方也可以实行。哪有让百姓隶属于士、农、工、商而不能成功的呢？所以说：治理家庭不如治理自身，治理自身不如治理内心；治理天下不如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不如治理乡里。

译乡学篇

孙学修

古代的教化制度，二十五户人家设立一所塾，五百户人家设立一所庠，一万二千五百户人家设立一所序。农具收藏完毕，祈求丰收的祭祀结束，由里胥和里长分别担任教师。中年时进行考核，评定优劣等级。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就汇集贤能之士，推荐给国学。朝廷将其定为常制，每年实行一次，没有人敢废弃。所以同样是人，役使他们就成为百姓，任用他们就成为官吏，教育他们就成为士人。文学在上层兴盛，才智在下层滋生。上古三代之所以兴隆，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设立了郡国学、党庠、术序，任由百姓自行处置，先王教化百姓的法典，大概仅存留了一些。《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三年，设立学官，乡里称为庠，聚落称为序，设置《孝经》教师一人。然而当时政令出自王氏，只是模仿《周官》，没有实际效果。西方各国建国治理民众，以教学为首要，国家无论大小，民众不分男女，地方无论城乡，只要有三十户人家，就按规定设立一所小学堂。国家更加严格，制定不入学堂的科条，议论处罚的条例，全国通行的惯例以英国、德国、奥地利最为严格。设立文学部的专职官员，文学部相当于我国的国子监祭酒，其权力等同于礼部。即使是很小的国家，启蒙的塾学，往往有两三千所，在册的学生，有三四十万人。国家拨付的经费，学生缴纳的学费，无力承担的免除，绅士富豪的捐助，总计起来，不下数十百万，甚至数百千万也不吝惜。此外，盲人、聋人、疯人、哑人、孤儿、罪犯子女，没有人没有学校。礼拜、夜会，没有时候没有学校。唉，多么兴盛啊！又听说西方人入学的年龄通常是六岁到八岁，出学的年龄通常是十三岁到十六岁，平均每人还要多学八年。贫困严重的，计算半天在家，只是为了帮助父母罢了。规定的期限届满，教师挑选其中的俊秀者，升入大书院，国家需要的人才，这里都具备了。那些不愿做官的，也让他们学习专门技艺，选择道路自行安置。那些学习了八年的人，无论出来当兵、务农、从事工商业，与一个不识几个字、没读过书的人相遇，谁智谁愚，谁强谁弱，大概很明显了。我不敢知道。说：如今中国的郡县，并非完全没有书院，乡村也非没有私塾。然而浏览四千三百万方里内的书院有多少？四万万人口中能入书院肄业的有多少？私家力量能聘请老师并能得到引导之师的有多少？而在穷僻角落，愚昧如鹿猪，连名字都不会写，条令教化都不会读的，我反而看见他们像树林里的鸟、池塘里的鱼一样多。我们黄种人四千年来一向以文物甲于其他种族，如今核实十岁以上识字的人数，百分中不足十分，与欧美相比相差六十到八十分。读书写字、算学勤敏的学习，仅仅不能相比，难道是过去文明而现在愚昧粗野吗？是因为没有引导他们的人啊。孔子说：“有所赞誉，必定有所试验。”远看殷周，近看西方，都是已经试验过的效果。如今京师内外推崇隐微的学问，也以推广学校为自强的第一要义，比起那些在海舰铁轨上斤斤计较的人怎么样呢？然而所议论的是国学、郡学，议论乡学的为什么寥寥无几呢？郡国学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其根本在于乡学。乡学兴盛，郡国学也就兴盛了，这不讲求，坐视那些所谓的教堂广泛设立义塾，向我们的民众施行异教。我们的民众中无依无靠的人争相亲近投靠，习惯成为本性，将要以荒原替代故乡。十诫取代六经，唉！父母流水归宗的归属，螟蛉视如己出的祝愿，就不担心废弃人才，而更担心废弃民众。

除无教之害中国除害议四

徐勤

为什么说没有教化的危害呢？凡是圆头方脚的人，没有不以君主和师者为治理根本，而议论的从违都由此产生。师者的大统尤其重大，所以沿着大地居住的国家，除了苗、黎、獞、猱、狆、狒、水、求野人生番、日本的虾夷、美洲的红皮土番、吉林库页的费雅喀，就没有没有教化的。自大地九大洲之内，有佛教、婆罗门教、犹太教、耶教、火教、回教。从王者到庶民男女，没有不以七天早晚拿着经书礼拜他们的教主。所在的城邑村落，都繁密地建立他们教主的庙宇，穷极奢侈，有的建造数百年才完成。奉行他们教主的纪年，尤其严密的，衣服帐幕、宫室都悬挂他们教主的像，举动如同看见，饮食必定祈祷，唱歌跳舞都颂扬他们的教主。他们的教主去世很久了，就尊崇他们教主的传统巨子，不必有大德行。尊奉他如同教主，愿意为他死，愿意以他为主，见到就嗅他的脚，行走就铺上衣服。他们诵读捧持他们教主的遗文，用绣品包裹，跪坐取用，弹琴击鼓，张口吐舌吟诵，身体环绕手掌合十，终身如此。他们传播他们教主的道，跨越重洋大海，越过数万里，风灾火难，深山旷野，野蛮人生番，道无宿处，饥渴杀戮侮辱，坚忍诚笃，无论男女，都以承担道义自我约束。而我们四万万的民众，则没有不自称信奉孔子教化的。而以传播教主之道自任教育乡里，言行必定称引孔子，不畏惧诽谤嘲笑讥辱，大概也很少了。如果以孔子的道自任自行，其国过都

译在越地，聚集门徒、招揽党羽，大声疾呼以弘扬其教义的人，即便在万里疆域之内，竟也未曾听闻有这样的人。至于那些拼死效力、舍弃妻儿，冒着风雨、冲犯瘴气暑热，深入蛮荒之地、跨越山海、穿越异国去传播孔子教义的人，难道听说过吗？至于郡县之外没有孔庙，致使佛寺、教堂、清真寺的地位超越了孔庙。御史吴培请求禁止妇女拜谒孔庙，甚至除了郡县官员在初一、十五行香之外，上自士绅下至百姓，如果不是入学考取功名，终身没有一次拜谒孔庙的。士人自从学习科举业之后，工商贾人自从改行之后，没有人再诵读儒家经典。诵读遗留的经典时，则是卧床散乱、笔墨淋漓，哪里还有跪诵的礼仪、锦囊收藏的典籍呢？文翁是汉代大儒，刻制七十子像是为了形象化展示，必定是遵循孔子口传心授的方法，而张孚敬竟敢废除它，转而推崇那种做法？难道不知道《公羊传》中大夫士没有主祭者吗？哪里会有衣服帐幔、宫室悬挂、饮食祈祷呢？儒家没有教主，即使有也不像对待教主那样恭敬。君主各自纪年，难道听说过统一于一位老师作为纪年依据吗？如果有提出纪年高义的人，那么大儒硕学惊恐缩舌，唾骂侮辱，认为怪异，反而凭借强大力量互相攻讦，暗中助长异教，倒戈自攻罢了，哪里还能实行呢？至于淫祀杂神，吕祖、天后、观音、魁星、关羽、文昌与孔子争席、分享庙食的人无数。如果中等人在寓所中践行，海外商工妇孺盛饰庙宇、严肃祭祀的，都在关羽、天后，与孔子无关，不过是用空言表示尊敬罢了。所以泰西人说我们是半教，我们则没有，哪有半教呢？

译这还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尊重教主罢了。”教主的大道，本来就在教中，本来就有。四万万人中，妇女占了一半，却都不读先圣的经典，都不识字，哪里知道培养德性的根本、变化气质的源头、讲求仁爱的道理、保守神气的智慧呢？所以人的质性大多偏僻乖戾，或者阴险邪僻，以此作为胎胚的种子，作为母教的先声，作为内政的根本，这已经拨乱了，那么末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泰西的农工商贾、仆役走卒，都手不释卷，或者翻阅新闻报纸，舟车道路所经过所看到的，都是这样，都知道天下的事理。这些愚昧低下的人，勤奋学习、见闻广博竟然如此。我们士大夫应酬交际、追逐名利来打发日子，那些每天手捧一卷书的，很少，何况是农商呢？他们的工商、妇女言语有分寸，起居有节制，行走有伴侣，饮食交往有时节，都有一定的准则，没有高声喧哗大笑、袒露衣体、胡乱舞蹈翩跹的人。大概从幼童开始学习琴舞，使他们的肌肤协调于律则，这都是先圣礼乐的精髓。如果快步符合《采齐》的节奏，行走符合《肆夏》的节拍，俯仰之间铿锵有声，没有怠慢的容貌和急躁的气息，安放物品南北有序，陈列器物东西得当，揖让时手脚动作、吐纳时喉舌发声，那十七篇的礼制，《少仪》《内则》《曲礼》《容经》，都是实现太平盛世的书籍。而泰西却纷纷具备这些。他们的法律，杀老鼠时，可以钉住老鼠的四足，违者有罚；他们的军例，杀敌时，可以放下武器站立，在市场上贩卖的人不杀。这是不重复伤害、不俘虏头发花白老人的道义。三军的武备，如果不是孝子顺孙，就有教士宣讲法理。两军对垒时，就有红十字医会的士人出入其间，来救治死伤的士兵。他们的医院学堂林立，大多由一人捐出数百万家产来建立。其他聋哑盲哑的人，教他们识字习艺；监狱修缮整洁，饮食充足，督促劳作，又有教士宣讲法理来感化他们。近来甚至废除了死刑，用来教导百姓培养仁爱之心，成就君子的行为，大概都是经义的美好之处，而中国都没有。士大夫知道高谈经义，培养仁心，笃行礼法，已经没几个人了，有的话大家都嘲笑他们迂腐。都会中的士大夫和长官如林般众多，而死人躺在路上没人收殓抚恤，对待囚犯用酷刑审问，狱室饮食臭秽，病死狱中的每年不知有几千万。杀敌取胜，连坐诛杀，像剪草除害一样，哪里有教士宣讲法理、医士包扎伤口呢？却都习以为常。然而在中日战争中，误杀了红十字会的人，于是大大触怒了泰西，认为我们是野蛮人。我们的将卒，都是用不识字的野人来担任，粗野强悍如大兽的，被视为桀骜雄健，哪里有所谓宣讲礼乐、敦厚诗书的人呢？士大夫的职业，则是奔走钻营，饮食征逐，袒露嘲弄诽谤，没有片刻空闲可以读书，讲求天下的事理。他们的心机则险恶狡诈，荒诞狂妄厚重而没有丝毫空隙可以触动他们的良心，互相倾轧排挤，老谋深算设下陷阱，流言蜚语，巧言令色。那些不通过这种方式就无法在人间立足的，何况是攀爬富贵呢？那些资质良善的，畏惧缄默，安分谨慎地依附于老成之人，安静地力求少有过失来祈求福报，这种风气荡然成风，摩擦成俗，形态不同但气息相同。至于那些天才特别、不被世俗所局限、刚劲挺立自立的，即使像百炼之钢也会变成绕指之柔。于是寄托于词章考据的无用之学来隐藏自己，孔子的恩泽尚未断绝，也有坚强独立的儒者，毅然以教化为己任。在乡里就讥笑他们，在县城就诽谤侮辱他们，在国家就控告驱逐他们，表面上以讲学为名禁止禁锢他们，暗中诬陷他们暧昧不明而毁谤他们，散布流言说他们乌有，就囚禁杀戮他们。所以古代有伪学者，现在连承担道义的儒者也伪装邪恶而不敢说话。至于把道学当作嘲戏，把讲学当作禁忌，天下的风俗就可以知道了。致力于背离道学，就一定是凶恶奸佞贪婪鄙陋的人；致力于避开讲学，就一定是粗俗辱骂无耻的人。

因此，天下的士人，知道羡慕权势而不知道羡慕道义，敢于谈论利益而不敢谈论道义，知道富贵而不知道学术，知道国家而不知道有教化，知道君主而不知道老师，知道法律而不知道经典，培养卵生盲者，浸染荒淫成为习俗，挟持那些贪婪狡诈鄙陋粗俗的人，羡慕利益而不知道经教的一类，作为风俗的主宰，却要求他们变革行为、推行新法，保卫国家、养育百姓。唉！这就像要到楚国却向北走，怎么能到达呢？我们自鸣得意、自尊为中国而斥责万国为狄夷，难道不是因为礼义教化的缘故吗？却竟然毁坏为无教化，等同于野蛮，能不悲哀吗？国家势力衰弱，是因为秉持礼制的鲁国，是因为讲理学的宋朝。国家虽然不存在，但能用儒书理学改变天下，那么消灭其外在而增长其内在，失去那边而得到这边，又有什么妨碍呢？而用这种败坏的风俗对抗泰西强盛的教化，怎么能说呢？怎么能说呢？唉！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而没有不灭亡的教化。所以自黄帝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教化灭亡的大变奇哀。还存有纲常伦纪，以此作为区别于狄夷风俗的依据，那么中国人本来自以为这是二帝三王所传承的；西方人又认为这是五洲万国所共有的。人情的自然不足以成为教化，那么孔子的道大概就完全灭亡了。然而即使以纲常伦纪的道义来考察，中国的习俗：侍奉君主就拳跪鞠躬，外表显得恭敬，而实际上狡诈欺骗以卖国，

译哪里还能看到激发忠义愤慨、日夜想着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人呢？结交朋友则口蜜腹剑，当面谄媚背后诽谤，以此互相戏弄，最终像刀刃相向般互相出卖。其他诸如同室操戈、孤寡被遗弃、正妻受虐待、众妾被休弃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父子天性本不需要教化，然而能反哺奉养父母的，在四万万人中，也不过千万分之一罢了。那么所谓的纲常伦理，也是名存实亡了。人心尚未完全死绝，那些工商阶层或许还能做出堂上赈济的善举，而士大夫却都冷眼嘲笑并鄙视他们。于是仁爱之心断绝，信义之根本动摇，廉耻之道堵塞，伦理之实质丧失。既丧失了教化，又丧失了人心，自我断绝于天道，即使想不遭受欺凌割裂、崩溃灭亡，怎么可能做到呢？孟子说：“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那就接近于禽兽了。”既然沦为禽兽，那么宰杀烹煮、割肉剔毛、切块分割就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内部招致发匪之乱，外部招致泰西列强来袭，用水火之灾，用奴役之祸。唉！谁知道没有教化的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我曾推究中国丧失教化的原因，第一次败坏在于刘歆伪造经书，攻击今文经学，导致孔子微言大义失传。第二次败坏在于六朝隋唐崇尚辞藻文章，抛弃义理之学，导致浮华空虚的习气盛行。第三次败坏在于宋儒专门谈论减少过错，极力攻击事功之学，导致孔子“己饥己溺、道济天下”的大义废弃。到了后来，称霸天下的心既强横又勇武，严厉禁止讲学，束缚天下的议论，钳制蒙蔽天下人的心思，铲除扫荡天下的廉耻，愚弄遮蔽天下人的耳目，驱使天下人以官吏为师，以权势为趋向。然而国家终究变成了废墟。唉！霸者拥有天下，是靠武力把持的。然而秦政、隋炀帝、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难道能长久占据吗？也是窃取圣人的大义，忠孝的道理，然后才能暗中维持。然而教主的尊贵，仁爱的实质，太平的法度，都对霸者不利，于是他们选取专门强调忠顺以利于自己的部分，而抛弃仁智廉耻，抛弃对教主的尊崇。仁智廉耻被抛弃，教主不被尊崇，那么百姓就会愚昧凶悍不知羞耻，沦为野蛮人、生番、禽兽，等待被猎杀分割。孟子说：“沿着现在的路走，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也不能居住一朝。”唉！如果不尊崇教化，不专门尊崇孔子为教主，不使天下人逐渐浸润于孔子仁信礼让的教化，确实不能居住一朝啊！

译万木草堂小学学记

当今中国的弊病，在于人才匮乏。人才之所以匮乏，是因为不注重讲学。你所说的变法，如同捕捉风影，如同谈论食物充饥，能有多大补益呢？你何不挺身而出，致力于讲学呢？然而你说：面对瞿四库的浩瀚典籍，百本中竟无一本翻阅；对于五大洲的广阔地域，连梦中都未曾涉足。若将终身作为求学童子，尚且担心学问不能增长，哪里还谈得上讲学？回答说：虽然如此，你应当阐述你所学习的学问，有可以教导东方的内容就把它讲述出来。于是依据南海先生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阐发其中关于初始教育的言论，用来互相告诫。

立志。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它。”佛家说：“不普度众生，誓不成佛。”伊尹思念天下的百姓，若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之中。孟子说：“如果想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种志向宏大高远，是先代圣贤所赞许的。朱熹说：“只有志向不确立，天下就没有可以做的事。”求学的人应当思考：国家为什么衰弱？教化为什么衰败？种族为什么微弱？生活为什么痛苦？这都是因为天下的人没有人把这些责任承担起来。我们只知道责备别人不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自己承担起来呢？《论语》说：“立志于仁。”又说：“把实行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求学的人如果对此没有志向，那么所有的学问都没有地方先确立其根本，那么那些细枝末节就不能动摇根本。这个志向一旦确定，就颠扑不破。阅读一切书籍，做一切事情，都依据这个宗旨，自然没有阻碍，自然没有恐惧。

养心。孔子自我修养的学问，在于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孟子自我修养的学问，在于不动心。后人谈到心学，就指责它是逃避世俗、遁入禅门，这是大错特错了。天下的学问，不外乎成就自我、成就万物两个方面。想要成就自我，却不讲究养心，那么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与外境相互牵引，习气相互熏染，必然导致堕落；想要成就万物，却不讲究养心，那么利害、毁誉、称赞、讥讽、痛苦、快乐，随时随地都足以败坏事情。所以养心是学问中第一重要的事。养心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静坐来养心，二是通过处理事务来养心。求学的人初学时，大多属于伏案读书的时候，遇到事务的情况较少，只要每天静坐一两个小时，寻求收回放纵的心，常使身心清明，志气如神，梦境纷乱也不扰乱心神，受宠或受辱都不惊动内心。日后的所有成就，都基于此，不要说这是迂腐遥远的事情。

读书。当今那些衣冠整齐、行为端正的人，无不以读书自命。然而下等的人沉溺于科举应试文章，中等的人追求辞藻华丽，上等的人困于考据训诂，劳而无功，广博却缺乏要领，白白摧残人才，对道术毫无补益。当今读书，应当扫除杂草丛生的谬误，标举大义，专门追求实用，不取那些华而不实的技能。正经正史，先秦诸子，西方传来的学问，凡是这些方面，分日讲习，确定其主旨趣味，撷取精华。其余的书籍都供泛读浏览，凡是有心得体会以及疑难之处，都写成札记。至于读书的先后次序，我有《读书分月课程》《读西学书法》这两本书，都是过去回答门人提问的作品，虽然非常粗浅，也是初学者的路径。

穷理。法律必然要变革，但制定法律的原因是不变的。六经诸子，古人统称为道术。之所以可贵，只在于其中的道理。所以说：效法先王的人，是效法他们的意图。西方人自从希腊古代贤人开始，就讲究穷究事理，积累到近代，更加昌盛光明。探究其实际应用，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制定宪法，以产生政治；二是阐明格物致知，以振兴技艺学问。近来公理之学盛行，将天下的事物，古人的言论，都要加以权衡、度量，以确定其是非，审查其可行与否。地球大同太平的治理，大概将要萌芽了。求学的人如果用心研究这门学问，就不会有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被古人欺骗，不被世俗法律扰乱。这就叫做实学。至于孟子所说的深入钻研而自然获得，左右逢源，又是其中更大的成就了。

经世。庄子说：“《春秋》经世，是先王的志向。”做学问如果不以治理天下为事，那学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胡瑗有治事的斋舍，而西方人最重视政治学院。上依公理，下切时务。不得志时就提出建议，得志时就担任事务。这种做学问，具有专门知识，不是可以空腹拍掌，拾取尊王攘夷的说法来谈论经济政治的。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即使匹夫这样卑微的人，也有责任。”范仲淹做秀才时，就把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后世这个道理不明，即使是好学的人，也常常以独善其身为主张，而世道的变化更加没有人振救。不知道栋梁折断屋瓦崩塌，谁能幸免？即使不考虑大局，难道不想自我保全吗？

传教。孔子改制立法，创作六经来治理万世，光明正大不可超越。然而异端邪说来侵犯，被篡夺取代。如今基督教流行，挟持国家力量，奇特强悍无与伦比。而我们的儒家六经，除了科举命题之外，诵读的人几乎绝迹。将来依靠什么而不一起沦亡呢？虽然如此，《中庸》叙述祖先功德，就说“施及蛮貊”；《春秋》致太平，就说“大小若一”。圣教不仅不会灭亡，而且将更加昌盛。圣人已经说过了。《礼记》说：“那个人存在，那么他的政教就能推行。”佛教、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东方流传，是因为有传教的人。我们儒教衰微，是因为没有传教的人。教化，是国家得以治理的原因，百姓赖以寄托生命的根本。我们这一党人处于这个世变之中，听到

译孔子的微言大义，应当乘船渡海，在夷狄之地共同弘扬昌明。如果不通晓整体宗教，就无法通晓某一具体宗教，因此，其他宗教的典籍，也不可不读。

译学习文章，仅仅擅长辞藻章句不能称之为学问。虽然如此，言语如果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广远。阐述理论、议论事理，务必追求透彻通达，也应当用心构思。至于那些对偶华丽的篇章、歌曲之作，用来娱乐性情，偶尔为之即可，不要让它沉溺意志。西方的文字和语言，也附属于这一门类。

保养生命，只张不弛，即使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也不能做到。西方人各种行业都有休息七日的制度，这与《周易》中“反复其道”的道理相同。学习贵在把握时机，不要让身体劳累过度，更要练习体操来锻炼筋骨皮肤。

学习纲要

早晨八点钟起床，静坐一刻钟，然后开始学习。

九点钟、十点钟，诵读经学书籍，先读《公羊传》、两《戴记》，其次再读其他经学；诵读子学书籍，先读《孟子》、《管子》、《荀子》，其次再读其他子学。

十一点钟、十二点钟，阅读史学书籍，先读《三史》、《通鉴》、《通考》，然后及其他史书。《史》、《三史》、《通考》中，也有某些篇章适宜先读，某些篇章适宜后读的，另行在纸上开列。

午饭后一点钟练习体操。体操结束后，静坐或阅读心学各类书籍，如《明儒学案》或佛家经典。

两点钟、三点钟，阅读西方书籍，书目另行开列。

四点钟以后停止学习。

晚上七点钟，学习西方文字。

九点钟以后，阅读辞藻章句类的书籍，或泛览杂书。

十二点钟就寝。

凡是学习者，都要设立日记，学习有所心得，或者有疑问，都详细记录在其中。每五天上交一次。

凡是每五天举行一次讲学，学习者都聚集在堂中听讲。在每月的三日、八日讲学，讲学的日子则停止阅读西方书籍一节课。

凡是每十天进行一次课文考核。考核的日子，则停止读书。各自考核。

凡是初一、十五的日子休息，停止全部课程。

凡是孔子生日和忌日都停止课程三天。

六朝论

六朝的风气，评论者认为它浮华轻薄，败坏名声和节操，伤害风化，这确实存在。然而我考察实际情况，有几件事是后世无法企及的：即尊重家讳，崇尚门第，慎重婚姻，区分流品，主持清议。后人只看到它的过失，却不知道它值得推崇的地方，岂不是疏忽了吗？请逐一列举。

桓玄停船在荻渚，王大去探望他。桓玄为他摆设酒席，王大频繁地对左右随从说：“把酒温一下拿来。”桓玄因此流泪呜咽说：“触犯了我家的忌讳。”谢超宗父亲名叫凤，齐武帝称他为“凤毛”。右将军刘道隆不知道，向谢超宗索要观看说：“听说你有凤毛。”谢超宗流泪进入内室，不再出来。这是尊重祖先忌讳的说法。

王大将军给丞相写信称述杨朗说：“杨朗是世间的彦国器量，而且是杨侯杨淮的儿子，地位声望非常显赫。”宋武帝看谢景仁说：“这是名门公孙啊。”王僧达得罪了太后，他的哥哥王路琼之，太后哭着向皇帝诉说。皇帝说：“王僧达是贵公子，怎么能因此加罪。”梁武帝任命张率为秘书丞说：“宰相不是从天上降下的，也不是从地下长出的，你是名家的奇才，如果再以礼律为意，就是那个人了。”陈宣帝想任用义兴主钱肃为黄门侍郎，询问济阳蔡凝。蔡凝严肃地说：“黄门侍郎的职位，固然需要人才和门第都美好。”这是崇尚门第的说法。

王文度担任桓温的参军，桓温为儿子向王家求婚，女儿答应了，咨询父亲王蓝田。王蓝田愤怒地说：“你害怕桓温的面子吗？兵家怎么可以嫁女儿给他！”最终没有答应。东海王源把女儿嫁给富阳满氏，沈约上弹劾奏章说：“王源虽然人品庸俗鄙陋，但确实是参军满璋的族姓，士人和庶民无法分辨，潘阳的和睦不同于此，应该置于明确的科条，贬黜到流伍之中。”侯景刚入朝，向王、谢两家求婚，梁武帝说：“王、谢门第太高，不是配偶，可以向朱、张以下寻求。”这是慎重婚姻的说法。

宋元嘉年间，中书侍郎宏兴祖被文帝宠爱，常常请求做士人。皇帝说：“必须得到王球的认可，才能判定。”宏兴祖称旨，去拜访王球，王球举起扇子说：“如果不得到这样（的认可）。”宏兴祖回去依事禀报，皇帝说：“我就拿他没办法。”纪僧真得到齐世祖的宠幸说：“臣没有其他愿望，只求陛下让我做士大夫。”皇帝说：“这由江、谢决定，我无法置意。”纪僧真承旨，去拜访顾、谢，左右侍从让他远离客人，纪僧真丧气而还。世祖说：“士大夫固然不是天子所能任命的。”而在此之前，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去拜访同省的张敷，也不能坐下。后来羊侃担任尚书令，梁宦官张僧允常去拜访羊侃，羊侃说：“我不是宦官，坐定后不再前进。”这是区分流品的说法。

陈寿在父亲丧期生病，让婢女丸药，客人去见他，乡党认为这是贬议，因此沉滞多年。温峤作为刘司空的使者，劝进，母亲坚决挽留他，温峤扯断衣襟离开，直到显贵，乡品仍然不过。谢惠连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居父丧，赠送十首五言诗，流传于世，因此被废黜，不参与荣伍。刘整派遣婢女采音，骂他的嫂子范，又杖打哥哥的儿子迻。任昉看到后，弹奏请求免除刘整的官职，交给廷尉查验治理。任昉的儿子西华、东里流落南海，任昉的老朋友到溉等人不能收恤。刘孝标写《广绝交论》来讽刺他们，这是主持清议的说法。

当时，士大夫虽然崇尚玄虚，师心放达，但以名节相高，以风义自矢的人，都能直接实行他们的志向。至于冗杂末流的品级，凡琐的才能，即使有陶、猗那样的财富，也不敢妄自参与时政。

译彦；即使拥有像董贤、邓通那样的恩宠，也不敢在清流人士面前肆意妄为。而朝廷议论所顾及不到的地方，乡里街巷的舆论，仍然足以凭借它来决定人的轻重地位。

译所以虽然身处偏安一隅的地域，处于国家沉沦之后，但人心和国势依然能够有所依托，这未必不是这几项措施补救的功效、维持的效果。自从这种意旨逐渐丧失，而纲常名目越来越细密，名义的防范和礼法日益严苛，廉耻的道路日益狭窄。祖先的名讳不再被严格尊重，后辈轻薄蔑视前人，于是出现买卖宗族成员、冒充扰乱族姓、对着儿子辱骂父亲的现象，却没有像陈元方那样责备他们；说到数典忘祖，大多是因为谈论祖先事迹的流失，实在令人叹息。门第地位不再被崇尚，而有名望德行的后人，降为奴仆、菜贩、市侩的儿子，一旦得志，就可以欺凌士人；而清高门第的旧族衰落不振，以至于无法庇护子孙，实在令人痛心。婚姻不再慎重，而夫妻失却伦理，泾渭不清，比较财产的轻重，那么谭、邢这样的家族或许还不如抱着布匹交换丝线的平民；趋附一时的权势，那么子南左右的随从乘车，一定不如子之出入携带布币，尤其令人羞耻。流品不再辨别，而士气不能伸张，正直的节操多受抵触，于是有寡廉鲜耻之辈，在阉宦门前望尘下拜，在权幸家中屈节奔走，认贼作父、认贼作孙，厚颜无耻，气节的丧失从此开始了。清议不再被重视，而小人无所忌惮，君子无所坚持，被乡里所不齿却担任民社之职，为名教所不容却出入掌握教化权柄，违背父母桑梓的道义却自以为砥节奉公，甘愿承受嘻笑怒骂而只知道固宠求进，心术的败坏至此达到了极点。假使六朝各位贤人的遗风未灭，还足以振奋末流的委靡，挽回既倒的狂澜，这也是人心风俗的一种挽救。后世有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的责任，移风易俗的志向的人，也应该稍微留意于此吧。

告诫子孙

李光地

从前我的祖父念次府君，起家艰难，十三岁就能使父亲脱狱，于是中止学业，经营生计以供养双亲。在溪谷林麓之中，颠沛流离，状况万千。到了壮年，渐渐富裕，但五十岁以前，通常百里徒步，不坐轿子，说：“不是力气不能乘坐，是念及双亲的辛苦。”因贫困而失去学业，督促子孙求学，非常谆切，期望殷切，常常流露忧虑叹息。尊敬师长，笃念旧情，乐于分担灾祸。这是我祖父之所以能在中道衰微时崛起，庇护我们后裔的原因。前乙未、丙申年间，家里遭遇大难，被贼人俘虏的有十多人。渔仲府君因为心中遵循友爱的道义，不返回军队，毁坏居室又修复，于是歼灭了大恶棍。改朝换代之余，接着是寇乱，祖籍之地荒芜，坟墓庙宇毁坏遮蔽。只有念次府君继承先人的志向并加以修治，停止自己的饮食，侍奉宗族，焕新旧址，披荆斩棘识别荒丘。即使是袒免以下的亲属，也不让他们有骸骨暴露的遗憾。忽然之间的遗憾，形神涣散，又收殓西冈府君，继承惟念府君的后代，整肃宗族规矩，修明世系谱牒。春秋朔望，疾病必定亲自照料。甲寅、乙卯之年，福建大乱，我既隐居孤危，也关系到家门的祸福。属于垣，无法计议。白轩叔父避世假装疯狂，暗中谋划，用蜡丸通过赣岭，向西江拜表。诚意已经传达，臣节没有毁坏，朝廷官吏南征，余孽依然猖獗，手持锐器披着坚甲，扶持我渡过难关。家世旧事，这就是大概。世间没有百年全盛的家庭，人没有几十年平顺的命运，兴衰激变到了极点，取决于其人。从前家道单微，而祖父在中道振兴；遭遇更大灾难而伯父平定；宗法衰落，而父亲和季父修治；天狼星、天星，侵蚀太阳，而六叔父和我艰难贞正从而侥幸度过。这些都是兴衰存亡的关键，间不容发。推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难道说有其他原因吗？谬巧也算吗？孝友没有流失，根本存在，所以枝叶没有被砍伐。三十年来，颇为安定且食禄通籍，于是称为宦家。你们生得晚，都在这三十年之后，亲身不参与忧患艰难之事，耳目不接触官吏呵斥辱骂的声音，贵强桀大倨侮侵凌的状况，渐渐习惯骄惰，这是势所必然。既然先世因为孝友勤劳而兴盛，那么将来也一定因为乖离放纵而败落。我生七十年间，所阅览的乡邦旧家、朝廷显贵，很多了。荣华枯陨，曾不须臾，天命侥幸可以求得吗？祖辈恩泽可以依赖吗？譬如花木，不冲寒犯之，那么根可以保护；譬如炉火，不当风扬之，那么火可以留存。收敛约素，和顺谦卑，是用来保护根本而留存火焰的。况且桑树和梓树，古人必定恭敬。巷路乡邻，谁不是亲戚？侮辱老人冒犯上级，称为鸱鸮；贪利夺食，称为虎狼。我们老成尚在，必定不容忍你们；即使祖宗神灵在家，也必定不保佑你们。对于不肖子弟，又常常借我的影子来触犯理法。你们不为我的名节爱惜，我岂能为你们爱惜身命？国家法律严厉，也必定不为你们宽恕。

僮仆日知录

顾炎武

《颜氏家训》说：“周公洗一次头要握发三次，吃一顿饭要吐哺三次，以接待平民士人。一天所见七十多人，门不停留。这是古代所看重的。”失教的家庭，门房无礼，有的因为主人寝食嗔怒，拒绝客人不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称待士，有这样的人，对着杖打他。他的门生僮仆接待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无不肃敬，与主人没有区别。《史记》郑当时告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门者。”《后汉书》皇甫嵩折节

译下等士人，门前不留客。而《大戴礼》中武王门上的铭文说：“恭敬地接待客人，无论贵贱没有区别。”这在古代就已经说过了。看那后汉赵壹对待皇甫规，高彪对待马融，一次拜见都不肯见面，终身都不相见。身为士大夫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孔子说：“在家能把家务治理好，所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官职上去。”子木向赵孟询问范武子的德行，赵孟回答说：“范武子把家事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国事上直言不讳没有隐瞒，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诚信，没有惭愧的言辞。”子木回国后把这话告诉楚王，楚王说：“他适宜辅佐五位国君成为盟主啊。凭借一个人治理家事的道理，而达到国家的霸业，士大夫治理家庭，难道是细微的小事吗？”《史记》记载：“宣曲的任氏说：富人们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克制自己崇尚节俭，致力于耕种和畜牧。任公规定家规：不是耕种畜牧所得，就不穿衣吃饭；公事没有做完，自己就不饮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富有而受到君主的重用。”《汉书》记载张安世说：“张安世尊贵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而自己穿着粗布衣服，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家中的仆人都掌握手艺做事，内部治理产业，积累细微之物，因此能够增殖他的财富。”现在的士大夫懂得这些道理的很少，所以富贵往往传不到两三代就衰败了。两家奴仆争路，霍家的奴仆闯入御史府，想强行通过大夫的门，这就是霍家灭亡的原因。奴仆跟随宾客，把酒当水喝，把肉当菜吃，这就是董贤败落的原因。那么今天的官员，难道是在评价他们父亲留下的奴仆契约吗？

严嵩的仆人永年号称“〇〇(隹〇鸟)坡”，张居正的仆人游守礼号称“楚滨”。古诗中从前有霍家的奴仆，姓冯名子都，而灼引用汉代的说法认为是冯毁，那么子都也是字。他们不仅招揽权柄、收受贿赂，而且朝中许多人赠送他们诗文，俨然与士大夫并列，名号的轻贱，文章的耻辱，到了这里就达到极点了。《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和寿共同乘坐辇车在府第内游览观赏，敲锣吹管，有时连续日夜不停，客人到了门口不能通报，都要向守门人请谢。守门人积累千金，今天所谓的“门包”，大概起源于此。

训子琐言

牛作麟

士人凭借文辞显达的，依仗有才学来迎合世人的喜好。然而我曾经读古人的书，看到他们忠孝节义有大大超过常人的，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被人看重，并且连带看重他们的文章；或者大节有亏缺，就因轻视他们的人，连带轻视他们的文章。唉！用我一个人的心去衡量天下后世人的心，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士人想要凭借文辞显达的，难道也知道根本所在吗？

“不妨”这两个字最害事。现在的人丧失品行、败坏家业，起初并非不辨别事情的是非，只是心动于自己所喜好的，又以偶尔做一次、稍微做一点不妨事为由，于是渐渐泛滥成灾而无法防范了。即使是夏桀、商纣的恶行，难道知道必然灭亡而故意去做吗？起初也一定以这两个字自我宽恕，而后来就以至于不可救药。唉！一念头的发动，一件事的举动，凡是关系到身家名教的，只要审查它可以不可以罢了，难道可以用“不妨”来自我宽慰吗？

程子教导学者一定说“敬”，这个字无论长久短暂、动静之间都没有间断。愿体集说：“一生做人的诀窍，被孟子一句话道尽，说‘君子实行法度以等待天命罢了’。又说：古人教人听言，没有比伊尹二十一个字更精辟快捷的，说‘有言语违背你的心，一定要求之于道；有言语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求之于非道’。这三者，是处心、处世、接人的方法。”父亲在接人听言的地方，不考虑儿子知道这是对的，就抑制自己的欲望而不听从；考虑儿子知道这是错的，恐怕违背人情而勉强听从。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柔弱之处，遇到这些地方，必须外表更加温和而内心更加刚强，不可改变所坚守的原则。从前唐太宗和魏征说话，有时有不恰当的，魏征甘愿不说话，不轻易应诺。普通人能做到吗？

骏马每天奔驰千里，如果有失误，损失一定很多。人家子弟也是这样。所以天生庸才，没有能力，也没有能力作恶。只有大有才华而误用的，追求外在的一定行乱臣之事，历代乱臣就是这样；追求内在的一定败坏天理常道，历代邪教就是这样。所以父母生下才子，可喜也可忧。

送弟之江序松陵文录

庄庆椿

王君某将要治理江邑，聘请我的弟弟到幕府中。弟弟将要出发了，我能没有话吗？从前范雎回答秦客，知道武子击打他是因为他掩盖别人的过错。掩盖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盖他。所以告诫他第一点说：“希望不要夸耀。”蓬草生长在麻丛中，不扶持自然挺直；杂草混杂种植，随风一起倒伏。所以告诫他第二点说：“不要亲近淫邪的朋友。”学问的道理无穷无尽，柳子厚所说：“像器物一样，一定要高大而后才能有所容纳；像墙一样，一定要基础宽广而后才能有所出入。”所以告诫他第三点说：“凡事贵在自我选择而取资。”传曰：“宴安是鸩毒，不可怀恋。”怀恋安逸，不仅能败坏名声，也能败坏本性。君子尤其厌恶它。所以告诫他第四点说：“在职务上应当思考自己所主管的事。”我家祖先世代有冠冕，子孙却不振作。像这样衣食奔走，甚至枯槁憔悴，名声不出乡里。所以告诫他第五点说：“孝没有比显扬父母更大的了。”富贵声名，是人们共同想要的。知道想要而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想要的。弟弟你要谨慎啊！况且我深有感触。司徒文子问子思说：“父母丧期三年，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而没有安葬，丧服不除。”现在我的弟弟正服府君的丧，然而母亲孺人去世已经六年，安葬迟缓的罪过，怎么掩饰忍心？告诉我的弟弟吧！只有互相勉励罢了。

笔记十二则

译士大夫的志趣和学术如果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那么修养自身，为家族树立典范，必定会有良好的风气和余韵流传给子孙，教化施行于乡里。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泽，其中最为突出的，大约有三类：叫做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比如韦玄成议定礼制，王吉传授经学，虞氏、魏氏的后代，顾氏、陆氏的子孙，代代都有名家，无法一一列举。我朝如桐城张氏，从文端公张英以下，高官和大学者，世代继承其美德；宣城梅氏，从定九征君梅文鼎以下，世代精通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即梅曾亮），自认为未能发扬先人的事业，但他所写的古文和诗篇，当时被推举为首屈一指；高邮王氏，从文肃公王昶以下，世代都是著名儒者，而怀祖先生王念孙的训诂之学，实际上集古今之大成。国藩对这三家，常常徘徊赞叹敬仰，认为他们的高深境界是难以企及的。

礼让之泽，比如万石君石奋的廉洁谨慎，富平侯张安世的恭敬慎重，唐代的河东柳氏，宋代的蓝田吕氏，门庭之内，文雅有礼，充满君子之风。我所见到的近代官员，没有崇尚礼法而不兴盛的，也没有习于傲慢而不败亡的。

稼穑之泽，只有周朝开国时，《豳风》陈述农事，叙述谋生的艰难，引导民风趋于淳厚，话说得意味深长。近代张敦复的《恒产琐言》，张扬园的《农书》，用意极为深远。国藩私下认为，稼穑之泽，比起诗书和礼让之泽，尤其可以宏大且长久。

我的祖父光禄大夫星冈公曾经说：“我的子孙即使做到大官，家中也不可废弃农耕园艺的旧业。”多么美好啊！这是至高的教诲，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译吉凶悔吝，这四者相互循环。吉并不是指有什么祥瑞可言，只是行事举措全都适宜，没有人的非议和鬼神的责罚，这就叫做吉。超过这个限度就变成吝了。天道忌讳满溢，鬼神损害盈满。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了就会亏损。《易经》的爻辞多讲“贞吝”，《易经》的道理应当随时变易，以保持中道。应当变易却固守不变，那么即使正固也会招致吝惜。凡是行事过了头，无论它是否合乎道义，即使是极尽盛德之事，稍有过分，吝惜就会随之而来。我在京城做官时，把自己居住的房间命名为“求阙斋”，是害怕因为满盈而招致灾祸。人无论贤愚，遇到凶险都知道自我悔改，悔改就可以免于灾难。所以说“震动而没有灾祸在于悔改”，磨练意志、忍耐性情，这是承担大任的基础；端正身心、修养德行，这是中兴的根本。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没有不是从内心困苦、反复思虑，觉悟并认识到错误而来的。吝惜会逐渐导致凶险，悔改则会逐渐趋向吉祥。所以《易经》的道理，没有比悔改更重要的，也没有比吝惜更不好的。我家子弟想要自我修养而避免过失，有两句话：一是“不要喜好痛快淋漓的事”，二是“常存反省过错的心”。

《论语》两次提到“敏捷则有功绩”，“敏捷则有收获”。所谓天赋的敏捷，是指才艺丰富充足，裁断如流水般顺畅，这种人不常见。所谓人事上的敏捷，是指别人做十分，自己做千分，勤奋学习不停止，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可以勉励做到。而我几余天性愚钝，别人一眼能看二三行，我即使快速阅读也不能看完一行；别人顷刻间就能分辨清楚的，我有时沉吟数小时也不能明白。友人阳湖人周弢甫（名腾虎）曾经对我说：“儒者迟缓，来不及做事”，我也深深以儒者迟缓自愧。《左传》中齐国人责备鲁国国君不回答稽首之礼，于是唱歌说：“鲁人几年都不觉悟，使我高高跃起。只因为鲁人喜好儒术，成为两国的忧患。”意思是鲁人喜好儒术而失之于迟缓，所以两国兴师来问罪。《汉书·朱博传》记载：“齐地风俗舒缓，养名。朱博捋着胡须拍着桌子说：‘看齐地的人想以此作为风俗吗？’于是斥退罢免了各位官吏。门下掾赣遂，是位年长的大儒，拜起动作舒缓迟缓。朱博说赣老生不熟习官吏礼仪，让主簿教他。拜起动作熟练后，又因为功曹官属大多穿着宽大的衣服，不合节度，命令掾史的衣服都离地二寸。”这也是厌恶儒术的舒缓不足以处理事务。《资治通鉴》记载：“凉州骠骑大将军宋混说：‘我弟弟宋澄处理政事比我强，但恐怕儒者迟缓，应对机变之事不相称。’”胡三省注说：“凡是儒者大多追求舒缓，而不能顺应机变以趋事赴功。大体上儒术本身不是弊病，而失之于迟缓，那么从政就会积累许多琐碎之事，治军就少有可趁之功。”

古代英雄建立功业，一定有基业。比如高祖的关中，光武的河内，魏的冀州，唐的河东，都是先占据这些地方作为基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学习道义，也一定有所谓的基业，大体上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根本。就像建造房屋一样，宏大则居住的地方广阔，寄托庇护的人多；诚信则根基稳固，架构牢固。《易经》说：“宽以居之”，指的是宏大；“修辞立其诚”，用来安守基业，指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义浩瀚，从哪里下手？只有确立诚信，才有可以安身之处。诚信就是忠信，修饰言辞，就是要确立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会被淹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语：“立得住，就是所谓的安守基业。现在世俗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持守德行不宏大，信奉道义不笃实，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也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在我身上的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所有的，也不可以；指为我所无的，也不可以。既然这样，那么终身就没有可以安守的基业，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

古代的英雄，意量恢弘开拓，规模宏远，而他们训诫子弟，常常有恭谨收敛退让的样子。刘备临终告诫太子说：“努力啊，努力啊！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只有贤德，才能使人信服。你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与丞相共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西凉李嵩手令告诫诸子，认为从政者应当审慎赏罚，不要任由爱憎，亲近忠正，远离谄媚，不要让左右之人窃取威福。毁誉到来，应当探究真伪。听讼断狱，必须和颜悦色，依理行事，千万不要预设欺诈、主观臆断，轻易施加声色，务必广泛咨询，不要独断专行。我任职五年，虽然未能使百姓安息，但包容污垢、隐藏瑕疵，早晨还是寇仇，晚上就倾心托付，大体上没有辜负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没有偏私，有所损益，计近则似乎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大概也可以无愧于前人。宋文帝因为弟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军事，写信告诫他说：“天下艰难，国家事务繁重，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上也不容易。兴衰安危，在于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感念王业，深惧负荷？你性情褊狭急躁，意志所滞碍的，一定要实行；意志所不存的，随物改变，这是最大的弊病，应当想着裁抑。卫青对待士大夫以礼，对小人有恩。西门豹矫正性情以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事举事，深宜鉴此。如果事情不同于今日，嗣子幼小蒙昧，司徒当周公之事，你不可不尽祇……”

译顺应事物的常理。那时天下的安危，全在于你们二人。你们每月自己使用的钱，不可超过三十万。如果能节省这些，那就更好了。西楚府舍的情况你已熟悉，估计不需要改作，每日追求新奇怪异。凡是审讯狱讼，大多当时难以预先料到，这确实很难。到了审讯之日，要虚心广泛听取，谨慎不要将个人的喜怒加诸于人。能够选择他人的意见而采纳，美德自然归于自己，不可专意自恃，以独自决断为明智。名位和器物应当慎重珍惜，不可随意假借给人。〇近来爵位的赏赐尤其应当裁度衡量。我对于身边侍从虽然显得少恩，但听说外界舆论并不认为这是错的。凭借尊贵欺凌他人，他人不会服从；凭借威势压制他人，他人不会厌恶。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音乐歌舞嬉戏游乐，不应当让它们出现，赌博饮酒捕鱼打猎一切都不要做。供给使用、奉养自身都要有节制，奇异的服饰器物不应当兴起滋长。又应当多次召见佐吏，相见不频繁，那么彼此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没有缘由能够尽知人情。人情不能尽知，又从哪里知道众人的事情呢？这几位都是雄才大略，大有经营天下的志向，而他们教诲子弟却旨意简约、思虑谦卑，收敛抑制自己到了极点。伏波将军马援，也是旷世的英杰，而他告诫兄长的儿子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可以听到，不可以说出。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胡乱评判是非政令，这是我最厌恶的。死了也不愿意子孙有这样的行为。”龙伯高敦厚周慎，出口没有不当的话，谦约节俭，廉洁公正且有威严，我喜爱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仿他。杜季良豪侠好义，担忧别人的担忧，快乐别人的快乐，父亲丧事招致宾客，几个郡的人都到了，我喜爱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仿他。效仿伯高不成功，还算是谨慎严谨的士人，这就是所说的雕刻天鹅不成功，还像鸭子一样。效仿季良不成功，就会陷入成为天下轻薄之人，这就是所说的画虎不成功，反而像狗一样。这也是谦恭谨慎地对待自己，收敛那高远的胸怀，即在于谦卑近人的道理。大概不这样，就不能够使自己达到长久和宏大。收藏得不严密，那么释放时就不准确。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

译品行高洁的人士大多讲究气节，但如果讲究得不精纯，就会流于傲慢而自己不觉察。风节是约束自己的，而傲慢则是施加于他人的。汉朝萧望之初次拜见大将军霍光时，不肯解开衣带，他挟持着王仲翁，讥讽他。萧望之说：“各人遵循自己的志向。”魏国孙资、刘放掌权时，辛毗不与他们往来，他的儿子辛敞劝谏他。辛毗严肃地说：“我立身自有根本和末节，即使与孙资、刘放不和，也不过是让我不能做三公罢了。”宋朝顾觊之不肯对戴法兴等人降低身份，蔡兴宗嫌他的风节过于严峻，顾觊之说：“辛毗说过，孙资、刘放不过是不让我做三公罢了，人的命运有定数，不是智谋力量所能改变的。”于是命令弟子顾原著《定命论》来解释这件事。这三件事，都是将风节约束在自己身上的表现。至于汲黯不向张汤低头，宋璟不礼遇王毛仲，这是因为他们地位高、声望尊，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已经不能用风节来衡量了。然而这还不能称之为傲慢。将傲慢施加于他人的，像盖宽饶对待许伯，孔融对待曹操，这是言语言辞上的傲慢。嵇康对待锺会，谢灵运对待孟顗，这是神态情理上的傲慢。殷仲文对待何无忌，王僧达对待路琼之，这是礼仪节度上的傲慢。息夫躬逐一诋毁各位公卿，暨艳弹劾攻击百官，这是奏章议论上的傲慢。这几个人，都没有得到善终。大体上，人道厌恶盈满，神道福佑谦卑；傲慢的人，内心倚仗自己的才能，外在流露骄横之气，他的心志已经不稳固了。像盖宽饶、孔融、嵇康、谢灵运、殷仲文、王僧达等人，仅仅将傲慢施加于一两个人，尚且没有德行不被报复，有毒必会发作。像息夫躬、暨艳那样普遍冒犯同僚，哪里有幸免于祸的道理呢？

裴子野说：“拥有超逸才能的人，必定想着冲天而起的凭借。如果超越世俗的度量，就会在平常的均衡之下倾覆。能够用道来坚守，用礼来引导，大概很少见吧？大体上，怀有才华、身负奇能的人，总是希望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如果一概用平等的态度看待，就不是他们所愿的。韩信在樊哙等人面前感到羞耻，彭宠对无异积怨。他们平时所倚仗的地位很高，确实不想与平庸之辈并列。君子的道理，没有比能谦下于人更好的了；没有比自矜更不好的了。凭借齐桓公的盛大功业，在葵丘会盟时，稍微有一点振作自矜，就有九国背叛。凭借关羽的忠勇，因为一念之间的自矜，就在徐晃手下身败，在吕蒙手下失地。凭借大禹的圣明，伯益还赞颂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凭借郑伯的弱小，楚庄王却说：‘他的国君能谦下于人，必定能取信于他的百姓。’不自我倚仗的人，虽然危险却能获得安宁；自我倚仗的人，虽然安宁却容易陷入危险。自古以来的国家，往往就是这样。所以，倚仗尊贵、倚仗年长、倚仗贤能、倚仗旧有的功勋，都是孟子所不回答的；而倚仗宠幸、倚仗奢侈、倚仗错误、倚仗作乱，都是《春秋》中士大夫所深深讥讽的。”

陈容有话说：“仁义难道有固定的标准吗？践行它就是君子，违背它就是小人，这话真是伟大啊！仁，是指物我之间没有隔阂。一旦有了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了。义，是指无所求而去做。一旦有了自利之心，就是小人了。同一天，早晨公正就是君子，晚上追求私利就是小人。同一件事，起初念头公正就是君子，转念追求私利就是小人。只有圣人，不思考就会狂妄；只有狂妄的人，能思考就能成为圣人。所争的只在细微之处。君子没有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仓促匆忙时必定如此，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一旦不如是，就会流入小人而自己不觉察。所谓小人，就是见识短浅罢了，度量狭小罢了。井底的青蛙，所窥见的几何，却自以为有绝伦的学问；辽东的猪，所不同的几何，却自以为有盖世的功勋。推而广之，以琐碎为义，以固执为信，以拘谨为廉，这都是见识浅薄而容易自满的人。君臣之间的相知，需要积累诚心来互相感动，却动不动怀疑君主恩惠过于微薄；朋友之间的交往，贵在逐渐积累来互相信任，却动不动埋怨知己难得遇见。至于兄弟不相亲，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谅解，这都是度量狭小而容易滋生猜疑的人。君子则不然，拓宽他的见识，那么天下之大，弃之如破鞋；尧舜的功业，视之如浮云。宏大他的度量，那么行为有不反复求诸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里还有所谓的自私自利呢！不追求这些，却洋洋得意地号称：‘我是君子。’当他自诩为君子，深信不疑的时候，有见识的人已经嗤笑他是小人了。”

司马温公说：“才能得以完全发挥，称为圣人；才能和品德都缺失，称为愚人；品德胜过才能，称为君子；才能胜过品德，称为小人。”我认为品德和才能不可偏重，拿水来比喻，品德在于滋润向下，才能就是它承载万物、灌溉农田的作用；拿树木来比喻，品德在于弯曲直顺，才能就是它作为舟楫栋梁的作用。品德像水的源头，才能就是它的波澜；品德像水的根本，才能就是它的枝叶。有品德而没有才能来辅助，就接近于愚人；有才能而没有品德来主导，就接近于小人。世人大多不甘心以愚人自居，所以自命往往愿意做有才能的人；世人大多不想与小人结怨，所以观察人往往喜欢选取有品德的人。大体上都是这样。既然两者不能兼得，与其没有品德而接近小人，不如没有才能而接近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观察他人的技巧，都以此为标准就可以了。我平生短于才能，爱我的人或许错误地以德行器量来赞许我，实际上虽然曾经

译承担艰巨的任务，我自知不过是一个愚钝之人，庆幸的是没有用私人的智巧和诡诈来破坏这份愚钝罢了。

译开国之始，如同汉、庸初建之时，那些杰出的人才和非凡的功业，如同云气般兴起，这完全取决于天时的运转，人力是无法介入其中的。到了国家中期以后，君子想要有所建树以救世济民、安定时局，那么天命占一半，人力也占一半。用人力与天命抗衡，没有比“忠”和“勤”这两个字更重要的了。世间多崇尚巧诈虚伪，只有忠诚可以革除这种习气；末世的习俗多趋向于苟且懒惰，只有勤勉可以遏制这种流弊。忠诚不一定需要超过常人的才智，只要竭尽自己的本心罢了；勤勉不一定需要超过常人的精力，只要耗尽自己的力量罢了。能够剖开肝胆来侍奉至尊的君主，忠诚到了极点，智慧也就随之产生了；能够劳苦筋骨来抵御巨大的祸患，勤勉到了极点，勇气也就随之显现了。我观察近世的贤人哲士，在这两个字上得力的人颇为不少，我也惭愧地附在这些贤人之后，但在忠勤二字上，自愧十中不及其一。我家的子侄，如果将来有承担艰巨任务的人，应当勉励他们做到忠勤，来弥补我的缺憾。忠诚在平日里的积累，是从不说谎话开始的；勤勉在平日里的积累，是从不晚起开始的。虽然有良药，如果不适合病情，还不如劣药；虽然有贤才，如果不适合平庸的时局，还不如平庸之人。巨大的梁木可以用来撞击城门，但不能用来堵塞洞穴；马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骏马不能用来看守里门。千金的宝剑，用来劈柴，还不如斧头；三代的宝鼎，用来开垦田地，还不如犁头。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那么普通的材料也能发挥神奇的功效；否则，即使努力耕耘也终究一事无成。所以世间不担心没有人才，担心的是使用人才的人不能量才录用、使之适宜。魏无知评价陈平说：“现在如果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但对胜负的局势没有益处，陛下哪里有空闲去任用他们呢？”在战争的时代，如果对胜负的局势没有益处，即使有崇高的德行也没有用处。我生平喜欢任用忠实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药物大多不适合病情。

魏安厘王向子顺询问天下的高尚之士，子顺用鲁仲连来回答。魏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不是出于自然的本性。”子顺说：“人们都是勉强做出来的，不停地做下去，就成功了。君子坚持做而不改变，习惯成了自然，那就是天性了。”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大多是由勉强努力而达到极高的造诣。《淮南子》说：“功业可以勉强成就，名声可以勉强树立。”《中庸》说：“勉强去做，等到成功了，也就一样了。”近世评论人的人，有的说：“某人，以前所做的不是这样，现在勉强做成这样。”这种说法不可信，阻碍自我更新的途径，助长苟且懒惰的风气，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卷十五 文教部十五 报

论报有益于国事

观察国家的强弱，只看其是否通达罢了。血脉不通，就会生病；学术不通，就会浅陋。道路不通，所以秦地和越地看待彼此的肥瘦，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所以闽粤地区对于中原，遥远得像异域一样。国家也是如此，上下不通，所以没有宣扬德行、表达民情的效果，而玩弄文法的官吏趁机作恶；内外不通，所以没有了解敌我情况的才能，而守旧的儒生便鼓动其舌。中国遭受侮辱几十年，就是坐视这种不通畅造成的。

去除阻塞追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刊是引导开端的关键。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废弃官职。现在万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天下以内，就像同在一室一样。邻居的情况我们不知道，甚至同在一室的行为，也不互相听闻询问，这就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安排，不能晓谕百姓；下面有所苦难，不能告诉君主，这就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那些有助于耳目喉舌的作用，从而兴起天下废弃的弊病的，就是报刊的作用。

报刊在古代有证据吗？古代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歌唱他们的食物，劳累的人歌唱他们的劳作，派遣使者乘坐轻车去采访。从乡传到邑，从邑传到国，从国传到天子，这就像民间的报刊。公卿大夫宣扬君上的美德，评论政治，皇帝派遣使者，在江汉记录功勋，在斯干考察宫室，在駉马记录畜牧，君主以此告诉臣下，上级以此告诉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刊。又如诵训掌管道义，方志用来告知观察事物，掌管道义和地方的恶习用来告知禁忌，以了解地方风俗。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传达文书使四方明白。撢人掌管诵读君王的意志，陈述国家的政事，巡视天下的邦国并告诉它们。所有用来宣扬君上美德、沟通下级民情的，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掌。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室而知晓四海，士大夫可以诵读三百篇而知晓国家政事。三代兴盛强大，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西方人的大报刊，记录议院的言论，记录国家财政的会计，记录人口的生死，记录地理的险要，记录民业的盈亏，记录学会的课程，记录物产的品类，记录邻国的举动，记录兵力的增减，记录律法的改变，记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记录器械技艺的新发明。其分类报刊，谈论政务的可以阅读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阅读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阅读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阅读农学报，谈论商业政治的可以阅读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阅读医报，谈论工程的可以阅读工程报，谈论自然科学的可以阅读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的报刊，有一门学问就有一种报刊，某门学问获得一个新义理，某报刊就增加一条新闻。内容繁杂的用图书来证明，深奥的用表格来排列。早上刊登一张纸，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