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　内政部十　吏胥附幕友

译说：“尚书五都的官员，职责参与政事要害，不仅总管各个局署，而且地位与左右丞相当。近来虽然寻求人才未能达到精妙简拔的标准，可以改革任用士人阶层，以尽用当时的俊彦。”于是让都令史以视奉朝请的身份参与朝会，他看重都令史到了如此地步。那所谓的都令史，不过是二百石的官阶，却偶尔任用士人来担任。然而南齐陆慧晓担任吏部郎时，吏部郎的令史自历代以来，都参与执掌选拔官员的事务。陆慧晓任职后独断专行，从未与令史商议。皇帝派人告诉陆慧晓说：“都令史熟悉旧例惯例，可以共同商议。”陆慧晓说：“我年已六十，不能再咨询都令史来担任吏部郎了。”所以当时担任吏部官员的人，大多能胜任举荐任用人才的职责。自从隋朝以来，令史的职务，处理文书案卷繁琐细碎，逐渐变得地位低下且冗杂，不再参与官品评定。到了当今世道，则品级更加卑微，权力却更加重大。驾驭臣下的八种权柄，竟然不在官员手中，而在吏员手中了。

译《金史·皇统八年》记载，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正隆二年废除。世宗《大定二年》恢复，任用周进士为尚书省令史。二十三年，世宗对宰臣说：“女真进士可以依照汉人进士的例补任尚书省令史。儒者操守廉洁，不合礼义的事不做。由吏员出身的人，从小做吏，习染贪污，等到做官，本性不能改变。政治的兴衰，确实由此产生。”章宗《明昌二年》下诏：“御史台令史全部由终场举人充任。”李完传中谈到尚书省令史，正隆年间任用杂流，大定初年因太师张浩奏请，才开始统一选取进士。天下人认为这是当今的良法，请求任用三品官的子孙及终场举人，委托台官征辟任用。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选举志》说：“整个金代，科举选拔的人才最为兴盛。诸宫、护卫以及省、台、部、驿、史、令史、译官的仕进，都列入正式官阶。这是唐、宋以来所没有的，难道不是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吗？”

天子所依赖来平治天下的，是百官。所以说：“臣子是我的股肱耳目。”又说：“天工之事，由人来代替。”现在剥夺百官的权力，而全部归于吏胥，这就是所谓的“百官是虚名，而执掌国政的只是吏胥罢了”。郭隗告诫燕昭王说：“亡国者与役人相处，唉，这多么可怕啊！”秦国因为任用刀笔吏而亡天下，这本来就是明显的例证。然而胥吏的权力之所以日益加重而不可拔除，是因为任用法令的弊端造成的。开诚布公地任用大臣，用简略的纲目来治理庶务，那么文书法令就会减少而旁门左道就会清除，平庸的人才就会退隐而狐鼠之徒就会消退了。

谢肇淛说：“从来仕宦法网之严密，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上自宰辅，下至驿站、仓巡，没有不以虚文互相应酬的。而京官还可以，外吏则更加严重了。大体上官员不留意政事，一切交给胥吏；而胥吏所奉行的，不过是以往的旧案、历年的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面的人既然以此责求下面，那么下面的人也不得不以旧例虚文应付。一旦有不应付的，那么上面的胥吏又乘隙用法律来制裁他。所以郡县的官吏，日夜奔波，惟恐时日不足，而吏治最终不能振作，原因就在于此。明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员不许苏松、浙江人担任，因为那些地方赋税繁重，恐怕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然而弊端的漏洞，都是因为吏胥和堂司官员迁转不常，他们哪里知道实情呢？现在户部十三司的胥吏，都是绍兴人，可以说是目察秋毫，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了。”

限制吏胥

现在天下吏胥的横行，多么厉害啊！即使人数少，还应当有所限制，何况人数众多呢？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朝夕讲求的法度，日夜安抚的百姓，励精图治地施行，踮起脚跟盼望治理好，却一旦被吏胥蛀蚀败坏。朝廷之上，大声疾呼，三令五申，却熟视无睹而无能为力。这是什么原因呢？违抗命令的惩罚不严厉，而容匿罪人的巢穴没有被打破。苏轼说：“天下的人，有甘于自弃，为恶极毒而不可解救的，说的就是吏胥。”古代驾驭吏胥，一定有选拔任用的方法，所谓掾属就是如此。学习之后才进入，有才能之后才试用，他们的贤能大致与长官相当，不是乡里推举的，就不能担任。所以他们的途径不混杂，人数不能多设，他们自己也爱惜自己，在功名之路上勉励奋发，有士君子之风。现在却不是这样，奸猾的人做，无赖的人做，犯罪的人做，缙绅豪强的仆役，逃亡叛变的奴仆做，吏胥的子孙相沿袭，亲戚朋友，互相援引更迭做。凡是像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丝毫的余地呢？所以鸡鸣而起，勤勉地做坏事，不择人而食，不择科目而犯法，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唉！吏胥的固结，已经很久了！担任长官的，精明强干的少，庸碌贪利的多。刚听说他们的危害，也没有不震惊愤怒的，不久就玩忽了，认为这本来是我的左右亲信。渐渐地备为顾问，渐渐地寄托腹心，依托爪牙，借以经营私囊。于是四顾踌躇，认为我没有吏胥，谁与我治理呢？因此一郡曾经有几个太守，一县曾经有几个县令。既然已经有吏胥了，而吏胥又各有副手，或者一人担任两职，或者一职有数名，无不亲近长官，而在乡里招摇说：“我是吏胥。”县有吏胥，郡有吏胥，郡县的佐贰有吏胥，郡县的人，又有在各道丛集弊端而做吏胥的，纵横于巡按的衙署，盘踞于督抚的衙门而做吏胥的。唉！天下的官员冗杂，而吏胥日益增多，每县几乎不止千人。以三百计算，一座城社之中，就有三百只狐狸和老鼠，一片郊原之中，就有三百只老虎和狼。他们的灾祸所波及的，或者代替服役，代替纳税，或者无故鱼肉百姓，有事勾摄拘捕，头痛心痛的有多少人？吞声饮泣的有多少家？这是一个吏胥，而受其害的，就有上百人。现在天下大县有几十个，县吏胥三百人，那么一千个县就是三十万人。一个吏胥使百人受害，

译三十万吏胥，是祸害三千万百姓啊。天下幸好没有盗贼的骚扰、水旱的灾害，安宁无事，却每天有千万人不得其所，唉，这真令人寒心啊！这都是没有定额限制的过错。近来多次有裁减革除的诏令，也稍微奉行了一些，然而今天淘汰了明天又恢复了。巡按的官署被撤除，而督抚却取来使用。吏胥中有罪的人，县里发觉了，就逃到府里；府里发觉了，就逃到道里；道里发觉了，就逃到院里，而人们不敢再追究。以前那些做府官、县官的人，转而与他们平起平坐；道官降低身份，用温和的脸色接待他们，这是他们不可接近的态势。起初还处在降职减薪之间，后来反而把他们驱赶到积重难返的地位。那些不贤能的大官，不用说；贤能的大官，虽然自身有节操，但驾驭下属没有方法，吏胥趁着他们严厉苛刻的作风、威猛的性格，来炫耀自己的权势，从而索取民间的钱财，甚至有超过往昔数倍的。唉！从来天下的动乱，固然由气运造成，有洪水的祸害，有猛兽的祸害，有暴君的祸害，难道现在的气运在于吏胥吗？凭借朝廷的尊贵，立志要革除一件事、罢免一个人，更换大将如同呼唤小孩，罢免遣散卿相，早上下令晚上就出了城门，唯独对于吏胥这样极其微贱且有限额限制的人，限制他们容易得像举手一样，却像泰山一样不可拔除，像决堤的水一样不可阻挡。天下的祸患，没有壅塞蒙蔽、因循守旧、懈怠荒废到这种极点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不彻底了解没有定额的弊端和必须定额的方法，虽然想要定额也不可能。没有定额的弊端，在于官员而不在于吏胥；必须定额的方法，也在于官员而不在于吏胥。没有定额的弊端有三，而定额的方法只有一个。官员不能胜任且畏惧事端的人，认为吏胥众多，不是从我开始的，我暂且沿袭旧制，并且观望其他人没有完全淘汰，互相观望而吏胥最终安然无恙，这是弊端之一。每月查阅他们的账簿，初一十五核查他们的名册，奉行命令裁减他们，张榜公示他们，表面上用虚文搪塞责任，而私下挟带金钱让他们恢复原状，这是弊端之二。离开的人离开了，而留下的人没有离开，彼此营私护短，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他们的长官，像有三窟的兔子、百足的虫子，一定要成全他们党羽的私利才罢休，这是弊端之三。如果朝廷不知道吏胥的弊端，倘若知道了并下达命令说：“凡是超过定额三人以上的，他们的官员贬谪超过十人的，他们的官员杀无赦。”那些吏胥作恶而不顾死的人，固然有，也有官员代替吏胥死的吗？《周书》说：“刑罚有时轻有时重，当积弊深重时，不用重法无法制约。”杀一个人，而让天下三千万人都受到福泽，即使尧舜用心也不过如此，这难道是商鞅韩非的严酷吗？

译吏胥议

储方庆

如今聚集上百个奸邪之人，日夜谋划行事，又赋予他们得以施展的权势，且毫无畏惧顾忌。其中谋划事情日益精巧，而造成的祸害也日益严重。宜邑向来有吏胥为患，但祸害未曾像今天这样猛烈。二十年前，奸邪之人分散在豪强之家，或偶尔混入军队，所以他们肆意害人的智谋，各自有施展之处，而吏胥不至于非常毒辣而难以控制。如今豪强之家都破败了，慑服于法令，而武夫的气势也稍显衰弱，只有吏胥这一条路，可以凭借官府的威势，肆意放纵，所以全邑的奸邪之人都起来投奔他们。然而庆幸的是他们有所畏惧，那么想干却不敢干的事，或许能在千百中占得一二。而宜邑在朝廷显达的人，士人中刚毅有志节的人，很少有不被吏胥摧折的。因此吏胥的心更加无所顾忌，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吏胥的心既无所畏惧，吏胥的奸邪又日益增多。吏胥即使万次获罪，吏胥又怎会后悔呢？只是可惜那些出身仕途治理百姓的人，有幸得到一个官职来荣耀自身，却不幸在宜邑被吏胥严重误导，从而陷入罪责而不可挽回。为什么呢？凡是人初入官场，没有不认为吏胥可恶的，但等到与他们相处久了，吏胥的话都顺从迎合我的心意。人情没有不喜好顺从而厌恶逆耳的，所以对吏胥容易亲近。而士民遭受吏胥毒害前去申诉的人，往往被当作攻击我的私敌而树立仇人，甚至有人不惜牺牲自身来迎合吏胥，以此摧抑士民的气势，而后只听信吏胥的话。吏胥的职权既然专断，士民的情况更加壅塞，吏胥的毒害更加深重。毒害发端于官长身上，而引发毒害的必定是士民中的桀骜狡黠之人；祸患成于吏胥之手，而经营祸患的又是同患难的吏胥。以至于与吏胥同患难而仇视士民，所以即使陷入刑戮最终也不醒悟。唉！也只有在开始时谨慎罢了。在开始时谨慎，那么吏胥的言论就不能进到我面前以通达士民的情况，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士民的情况各不相同，不能强求一致。愚懦无知的百姓，不能向太守县令自己诉说；而士人中坚守廉隅，不肯与吏胥勾结的人，又多落落不合，招人憎恨。所以士民的情况，恐怕被胥吏利用，而吏胥隐藏在士民中极难分辨。我认为长官如果有抑制吏胥的心，不必全部置于法办，但应当孤立他们的党羽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寻求正直的士人咨询，接见无告的小民询问，使吏胥没有阻碍压抑而有畏惧之心，那么吏胥的奸邪可以逐渐平息，而吏胥的毒害不至于波及自身。务必不要将吏胥当作私人，而将士民当作仇敌。

驭吏论

储方庆

如今天下的祸患，唯独在于胥吏。吏的骄横与官长相同，缙绅士大夫低头屈志以顺从他们的欲望。小民遭受他们的掠夺，无处控诉，而转死在沟壑之中。怨恨谩骂深入人心了。推究其所以然，是因为驾驭吏胥的方法不得当，而吏胥的心无所畏惧。凡是以吏胥为业的人，大都是乡里桀骜狡黠之流，不肯安心于耕种劳作，然后受雇于官府而成为吏。吏所做的，本来就已经不同于常人了。所以先王驾驭吏胥的法度，比驾驭百姓的法度加倍严格。如今的吏，如果触犯科禁，上比之于官长。官长有罪叫革职，吏胥有罪叫革役。吏胥的役职，怎能与官长的职位同日而语呢？官长接受职位，有的继承先世的勋业以袭取荫庇，有的积累数十年的劳苦才得到一个官职，取得极其不易。不幸而跌倒，那么以前的劳苦全部废弃而不可再振兴，所以官长都有非常爱惜职位的心，而朝廷也能凭借此威吓天下。至于吏胥的役职，不过向官府投入数十金、数百金的资财罢了。不幸而有祸败，不过损失这数十金、数百金的资财，而侥幸不至于获罪，就可以横行无忌，耗尽百姓的脂膏来肥己的家。而他们所说的祸败，又没有不可再入的禁令，像官长被除名那样。所以吏胥都有不太爱惜役职的心，而朝廷想以此制约他们的为非作歹，怎么可能呢？从前朝廷也曾担忧吏胥盘踞，思考有办法禁止他们，也已经设立年限来规定他们供职的岁月了。然而吏胥的姓名，不像士人登天府、列贤书那样可以一一查考。早上革除，晚上又复入，在这里革除，又转移到那里，到了万不得已，又让他们的子弟担任。担任官长的人，只是选取敏捷可供事左右的人罢了，本来无暇考察他们的来历。朝廷虽然设立重法纠察他们，而人们也不敢揭发他们的奸邪，所以革役的说法极不足以震慑豪吏的心。我认为吏胥的役职既然不足以革除，而吏胥的奸邪又不可制止，用赃罪来惩治他们，又足以拖累法司的考核成绩，而没有人严厉诘问，那么吏胥的心还有什么畏惧而不做呢？小民爱惜身家、顾念妻子儿女，唯恐触犯他们放纵的怒气，所以拱手听命都来不及。我认为吏胥的心所畏惧的只有一死，他们所凭借来欺凌百姓的，也是认为即使犯下赃罪，也不能置我于死地，所以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朝廷想要禁止他们

译对于犯有奸罪的人，应当选择他们所畏惧的刑罚明确告知他们，这样他们心中或许还会存有一丝不敢犯法的念头，而且也不可以一概用死刑来责罚他们。不如宽恕他们的小过错，以保全这些品行不端之人的性命；对于那些罪行严重、不可宽免的人，则将其置于法律制裁之下，以警示其他人。即使遇到赦免，对于吏胥的罪责也绝不姑息。吏胥虽然大多没有良善之心，难道全都像那些凶悍不怕死的盗贼一样吗？

译再次陈述书吏衙役不必限定额数的奏疏，雍正七年。

河东总督田文镜

臣查核条奏中称，杜绝盗贼的方法，首先要严厉惩处窝藏盗贼的人家，而窝藏盗贼的人有一半属于挂名的书吏衙役。查核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其书吏衙役都有经制规定的定额，不容许冒名充数，但有一类游手好闲、没有职业的贫民，常常在定额设置的书吏衙役之下空挂一个名字，书吏则称为贴写、掌案，衙役则称为帮役、白役。小的方面是希望免除差役，大的方面是借端生事，自恃熟悉衙门情况，因而包揽钱粮，把持市场，藏匿娼妓、窝藏赌局，无所不为，然而还不满足其欲望，常常与捕役上下勾结，窝藏盗贼，发踪指示，名叫放线。所获得的赃物，盗贼得三成，他们得七成，并且用言语恐吓事主，令其不要报官，即使事发，而州县捕役向来串通一气，或者将强盗说成窃贼，或者故意纵放，主管官员被其牵制，百姓被其骚扰侵害。请求此后各省挂名的书吏衙役严格禁止革除，按照定额设置的数量，每名只允许添一人帮办，一正一副，可以不误公事。现在挂名的书吏衙役全部令其归农，那么窝藏盗贼的人就少了，而盗贼藏身之地也少了等语。臣查核挂名的书吏衙役各处都有，如科臣顾祖镇所奏的贴写、掌案、帮役、白役等名称，则都不是挂名的书吏衙役。贴写是刚刚学习帮写公文的人，掌案则是久在衙门，熟悉章程，办理稿件案卷的人，帮役、白役即是各衙役中的副役，跟随正役奔走的人，都不是徒挂空名的人。所谓挂名的书吏衙役，是足迹不到衙门，经年不见本官，不知道办案是什么事，按册有名，服役无人，只津贴纸笔的费用以帮办事的书吏衙役，这才叫做挂名的书吏衙役。查核各衙门书吏衙役，除州县书吏衙役近在本处，向来不换班外，其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府书吏衙役都散处各属，大都是分上下班轮流办事。如果按经制定额的数量，每名再添一人，那么各衙门不过寥寥数人，怎么能办公无误？就像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人，共二十人，现在办事的书吏头班、二班都有百余人，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繁多，苦于赶办不及。如果以一正一副计算，每班不过二十人，用百余人办理不及的事，而想要责成于一二十人，那能行得通吗？由此推论各衙门书吏，以一正一副留用，是万万不能的事。那贴写一项，跟随学习帮写，就是将来办事的经承，而且书写需要人，不能革除的。经制典吏役满出缺，新招募的典吏怎么能办理文案？所以必需熟谙书办职掌。稿件案卷没有掌案，那么事务就茫然无措。这是掌案不能革除的原因。至于帮役、白役，专看差遣的简繁，如果差多事正役不能亲身出差，因为有帮役、白役代为劳苦。上司稽查不严，本官有意徇私纵容，那么一张票到手，便成为利源。所到之处，似狼如虎，恣意勒索，正反分肥。臣深知其弊端，所以严禁司道之差，不许下到府州；府州之差，不许下到属县。有万不得已的事，必须差提的，则令所差的衙门将差役姓名报臣查考。如果犯有需索的弊端，必定痛加惩处。所以一年之内，各衙门的差提很少。差既绝少，利从哪里找？正役的盘费尚且拮据，怎么能更养副役？这是帮役、白役不禁而自除的原因。至于挂名的书吏衙役，既不在衙门服役，他们之所以挂此空名，也有缘故。或者家有田产，借此支持门户；或者居乡被人欺凌，借此抵御外侮。具呈投认之后，必定由地方官查其身家是否殷实，有无过犯违逆，取具印甘各结，才准许注册。虽然人的诚实虚伪难料，大抵都是有产业的人。如果科臣所奏，那是市井无赖，一无恒产的穷民，不但不能在官府挂名，并且书吏衙役也不肯与他们为伍，又怎么能把持市场，窝匿娼赌，使令盗贼，其他包揽钱粮等事，更不必说了。总之，窝盗通盗，第一是不法捕役，其次是不肖营兵与势豪土棍。臣虽然不敢说挂名的书吏衙役中必定没有窝盗的人，然而如科臣所奏，窝盗的人一半属于挂名的衙役，去掉挂名的衙役就少，窝盗的人家实在不是确论。臣愚以为，只应当严查其行止，以分别去留，如果平时果有生事把持等类，不但挂名的书吏衙役急当革究，即使现在办事的书吏衙役也当革究。如果实系安分自守，借此支持门户以抵御外侮，虽有书吏衙役之名，实与农民无异，似乎不必全部革除。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来没有定额设置工食，又有纸笔等费。既然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作弊。如果连这挂名的津贴也革除，那么纸笔的费用也无从有了。况且各衙门书吏衙役，实在不是一正一副所能办理的。所有科臣顾祖镇条奏，全部革除挂名的衙役，只留一

译正一副的处置，应当不必再议。

译觉察奸蠹内外画一疏

李之方

臣认为，吏员书吏作弊败坏法纪，处处都是这样，但实在没有比京城各衙门更严重的了。所以整顿弊端、剔除蛀虫，应当先从京城各衙门开始。京城的蛀虫消除了，天下的蛀虫也就消除了；京城的弊端铲除了，天下的弊端也就都铲除了。无奈各衙门事务繁杂，容易滋生奸邪和弊端。主管官员一旦有所疏忽，就会招摇撞骗，无所不为，而且交接隐秘，难以揭发。与受贿同罪的赃款，出钱的人必定不肯自首告发，即使旁人告发，也必定不会如实供吐。那些负责审讯的官员，也不过以夹讯不服为由，含糊其辞地结案。所以朝廷清理各项政务的弊端，都容易铲除，唯独这胥吏的奸邪，牢固得不可打破。就像现在各衙门的书吏，难道真的个个都奉公守法，没有作奸犯科的人吗？然而数年以来，没听说哪个衙门清除过一个蛀虫，哪个衙门揭发过一种弊端，即使是平常的责罚革职，也属于罕见之事。可见向来书吏作弊，都是主管官员因循守旧、纵容放任，置若罔闻，并且认为即使事发自己也不承担责任。臣想，衙役犯赃而失于觉察，本官就要革职，这是光辉显赫的功令，全国上下都敬畏遵行，唯独京城衙门不沿用这个例子。比如往年门文秀一案，书办犯赃多达数千两，主管官员竟然不以失察定罪，这非常不符合公平的法度。无论是在内廷还是在外地，都是朝廷法纪之地；无论是内廷还是外地的官员，都是朝廷揭发弊端的人。况且部院的书办事务关系更重，部院胥吏作弊贿赂更多。如果说衙役犯赃难以觉察，难道外官偏偏有过人的精明，而京官都应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对内宽容而对外严厉，凭什么去压服郡县有司的心呢？臣请求兵部确切议定，此后在内廷的蛀役犯赃，本官失于觉察的，一律照例处分，那么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必定会自觉觉察他们的胥吏，而奸邪蛀虫收敛行迹，内外就肃清了。

访惩衙蠹之法疏

张惟赤

自古以来，欺压小民，没有比衙门蛀虫更恶劣的了。皇上严令申饬，不止再三。禁止旧役，革除顶替首犯，有犯赃十两的明确刑罚，又有犯赃一两的新法令。然而立法虽然严厉，但蒙蔽的局势却愈发不可打破。究其根本，残害百姓、中饱私囊，成千累百，却未曾发觉；即使发觉，又有多种巧妙手段，打点弥缝，最终漏网。所以肆意虐待百姓，毫无顾忌。而且从郡县到督抚衙门，串通成一片，互相救援。虽然有三年更替的法令，但改姓换名，出此入彼，引荐接手，不是他们的亲族，就是他们的子孙。盘踞日益加深，线索日益熟悉。在内则窥探本官的性情，寻找打点的捷径；在外则勾结唆讼的积惯之徒，结交不肖的绅士。因而瞒官欺民，无所不至。近日看到浙江巡抚佟某的奏疏，自巡抚三省以来，恪遵功令，只要有蛀役，凭民间告发，然后访查捉拿。对于巡抚大臣来说，清理剔除有方，自然应当一清蛀虫。但恐怕这类人常在上官左右，声势显赫。如果督抚按三衙门的各役，郡县还在曲意逢迎，唯恐得罪小民，怎敢贸然揭发告发？即使巡按访查属实捉拿审讯，捉拿之后，必定向臬司索取；臬司转而向刑厅索取；刑厅无从得知，必定询问本厅的书役。然而本厅书役必定与这类人结为心腹之交，因此秘密互通消息，即使让本人自行造报款项，也将真实恶迹一字不提，反而假造无影无据的款项上报以塞责。蛀役作恶，必定名闻全国，才会被巡按访查捉拿。在访查捉拿之时，并非不真知灼见；等到公堂质审，大多都是伪款，或者姓名不对，或者被证差讹，一无实指。无论问官庇护，即使执法者想要彻底查究，而其事实属无关，无从定罪，侥幸免罪以后，招摇得意，自夸打点神通广大，人人畏服。所以访查捉拿一次，就增加一次威名。在初访之时，并非不出示告示让人告发；但近年巡按所访查的人犯，往往发下府县监禁，以至于托情保释，盛装逍遥游逛市上。愚民看到，认为他们虽然属于访查捉拿，现在安然无事，又有谁敢触犯他们的凶锋呢？唯恐补状揭发，而这类人弥缝之术巧妙，日后仍在衙门，就会借端报复，身家立刻破败。况且常常见到县里的各蛀虫，访查捉拿问罪革职后，反而买通府厅顶替首犯。府厅各蛀虫，访查捉拿问罪革职。后反而买通道、抚、按顶替首犯。衙门越大，则肆恶越深。至于种种赃私，告发出来的不到十分之一二，而审问时且尽付子虚乌有，或者不过问成八九钱赃银而止。为什么呢？上谕有一两籍没流徒的新例，所以必定不满一两之数。上下蒙蔽，打成一片。总之，这类人的身家必定不至于败坏，那么小民的苦难必定不敢自鸣。臣请求饬令兵部严行各省抚按，以后必须严拿，不要等待告发。捉拿到的日子，先责打迎风，然后发下按察司监禁，不允许转发府县以致保释。仍然立即出示招人补状，其采访各款务必开列实迹。如果造报塞责，以致审质全虚的，就追究造款之人，治以扶同党恶的罪。

译查访捉拿衙门中的蛀虫，必定没有滥捕无辜的情况，查获的赃物一定很多，受害的百姓一定众多。首先依据真实的案情，其次依据他人的告发，秉持公心严厉审讯，依照法律定罪。被捉拿的蛀虫，决不允许继续留在当地，这样小百姓知道蛀虫般的差役可以被铲除，自然无所顾忌而敢于伸张正义了。除了巡抚、巡按不时查访捉拿之外，各级大小官员更要自行察觉本衙门中的蛀虫差役。各府、厅、县每季都要编制本衙门人役的花名册，并附上没有查访过却再次进入衙门的印信甘结，移送给刑官。刑官不时严厉督察，如果有违法者，立刻揭发并移送巡抚、巡按，判处该官员徇私包庇的罪责。倘若刑官隐瞒不报，巡抚、巡按查访属实后上奏弹劾，刑官一并治罪。倘若巡抚、巡按隐瞒不弹劾，科道官员听闻风声后一并参奏，治以徇私纵容的罪责。这样积久的蛀虫就可以铲除，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

译剔除衙门蛀虫应从源头疏浚

孙光祀

剔除弊端、整顿奸邪的典章制度，朝廷内外官员都有参劾，府县吏胥也有考察，唯独京师的衙门蛀虫与外省抚按司道的衙门蛀虫，没有一定的法度可以揭发他们的奸恶，这就是玩弄文字、丛聚弊端之所以日益严重的原因。就像各部衙役，天下官职、财政、兵刑、工役等大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倚仗法律作奸犯科，上下其手。外省官员中不贤良的人，攀附钻营，先与这些人勾结沟通，共同行贿，使得仕途上的功过没有凭据，钱粮的多寡容易混淆，公文的迟速由他们决定，财政用度的侵吞不清。他们的手段遮天蔽日，他们的赃款成千上万。该衙门的官员有的被他们蒙蔽而没有察觉，即使察觉了也掩饰庇护，不肯搜求。这些人积弊相沿，更加肆无忌惮。至于抚按司道的衙役，全省的事务都经过他们的手，欺诈官员、祸害百姓，弊端难以尽述。下属官员不敢过问，上级官员又庇护短处，只恐怕发觉后影响官声，因此因循容隐，愈发难以禁制。况且这些人狡兔三窟，在州县作恶到了极点，就转投司道；在外省罪迹已经暴露，就潜入京师衙门，地位越高越成为他们藏奸的渊薮。不急于厘清剔除弊端的源头，从哪里开始澄清呢？恳请从今制定法度，令各衙门每年自行察核，那些有奸恶行为昭著、犯赃有据的蛀役，如果是部司衙门就列名呈报堂官，如果是司道衙门就据实上报抚按，以便汇总奏报，不许像老鼠同眠那样曲意庇护。等到审实赃罪，按照原定衙役条例按律发遣，重者处以死刑，这样大蛀虫不至于漏网，而衙门难以容奸。如果年终该衙门不肯开列衙门蛀虫，就让本官注明结报，日后如果被其他官员指参，仍要查究犯事年月以追究徇纵之责。每年实行一次像甄别那样的法度，使得大奸容易揭发，狡猾的胥吏知道警戒，扰乱法纪的人减少，而京省内外各衙门肃然归于治理。这件事看似微小，但关系实在重大。

寇永修日记：“治道的衰败，起于文法的兴盛；弊端的滋生，几乎在于簿书所谓的。文法簿书，不但经生百姓懵然不知，即使有司专职，也不曾一一检阅校勘。为什么呢？千宗百架，老鼠蛀蚀雨水浸湿；或者一事反复异同，或者一时互有可否。后来想要遵守，从何适从？徒然成为积年老猾谋取利益、操纵权力的资本罢了。其实对事体没有裨益，对弊端没有损害。唉！百家之言不焚毁，而道终究不明；后世之文法不省减，而世终究不治。”

上玉抚军条议

周镐

书吏的弊端，到现在已经极点了。然而我认为，州县的书吏容易治理，而上宪的书吏难以治理。为什么呢？州县的书吏，弊端在于虐待百姓，对富人百般勒索，对穷人任意刁难。或者勾结讼棍，借事兴波；或者授意罪人，诬陷嫁祸。甚至藏匿旧案，抽换卷宗，使得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末无从考信。他们的弊端确实不胜枚举。然而州县是亲民之官，统驭少而耳目近，少就容易遍及，近就容易知晓。只要担任州县官的人，确实能以民心为己心，视民事如家事，每天坐在大堂与百姓相见，表里洞达，无阻无隐。那些勒索而留难的人，允许百姓当面诉说，立即提审追究，那么弊端就消除了。那些被诬陷牵连的人，就从诬陷牵连的原因讯问出来，勾结授意的缘由，立即责罚革职，那么弊端就消除了。况且藏匿抽换，必定趁着新旧交接之际，或者数年、数十年后才发觉，防范最难。然而如果钤印卷宗，又令各书吏将经手案件登记号簿，官员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遗失，只追究最后接收的书吏，那么弊端也可以肃清。所以说：州县的书吏容易治理。至于上宪的书吏，则鱼肉州县的书吏，而且能挟制州县官员。州县上任先索要到任陋规，其后交代有费用，盘查有费用，经征有费用，奏销有费用，滋生户有费用，赋役全书有费用，蠲除有费用，工程有费用，恩赏有费用，领取有领取费，解送有解送费，划扣有划扣费。举凡州县毫毛之事，没有不有费用的。诚如宪札所说：“动笔即索，事无空过者。”稍微不遂意，就驳换捺延，处分降罚，祸患立至。所以州县畏惧他们如虎，而奉承他们如神。州县的书吏，也不得不多方搜索以求解免。这就是吏治之所以日益艰难，而亏空之所以日益积累的原因。况且州县的书吏，上司可以惩治；上宪的书吏，州县不能约束，而且不敢公开议论。譬如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微非议，不认为是去除狐鼠，反而认为是攻击城社。所以说：上宪的书吏难以治理。其难以治理的原因，有二：一是书缺买定。某书吏管某县，某吏值某科，都量其出息的多寡以为授受，州县只是他们的佃户罢了。买定之后，就把这个缺位作为传家之宝，官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即使因事革除，而易名顶替者，仍是同一个人。所以州县宁愿隐忍以免目前，不敢触犯

译从而留下后患。第一点是权力从文书中产生。幕僚处理公文，既然所有的草稿，多半由拟稿人送审，稍有出入，便已高低分明，虽然有审核裁夺，难道没有疏忽吗？确实如上级公文所说，高低轻重全凭心意。更有不可理解的是，比如户口的增减、仓库的盈虚，只有州县知道确切数目，如果认为是形式上的文书，那么按形式办理也可以；如果认为是如实上报，那么如实上报也可以。而掌管文书的吏员却说：“他们有规定的程序。”所谓的程序，又不肯公开颁布给下级，屡次报送屡次被驳回，让人无所适从，等到费用耗尽，册籍才最终确定，其实上下仍然互相蒙蔽。这弊端，大约有三方面：第一是淘汰冗滥人员，根据公事的简繁，确定书吏的人数，选择那些勤勉谨慎、廉洁能干的人留在房中办事，其余的全部裁撤，让他们回归民间职业，如果敢挂名牟利以及私下顶替，要重治其罪；第二是定额费用，让各衙门的书吏开具实际必需的费用，详细呈报院司核定，通知州县遵行为定额，上下都清楚明白，如果有额外滥索以及借事刁难陷害的，允许州县据实指认禀报，违者则参劾治办。又如处州在全省最为贫苦，甚至有年收入不足千金的，日常用度尚且担心不够，哪有力气应酬各种费用？应该请求全部删除，而将该县应办的事务并入由管理大县的书吏兼办，这样公私两方面都不会造成延误；第三是颁布册籍格式，所有造册的章程，县里书吏没有亲眼见过的，就请求颁布一样本，命令县里书吏按照格式照造，以免被驳回更换。这样那么上级文书的事务就简化了，而其权力也减轻了，大概就没有地方容许他们行奸作伪了。至于州县的书吏，前面的论述已经详细，如果有昏庸不称职的县令，任由他们舞弊的，自有上级的治法，不难立即断决。虽然如此，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在高位的人如果能端正自己率领下属，剔除蛀虫铲除奸邪，那么书吏自然会收敛行迹，否则防止一个弊端，又产生一个弊端，州县尚且补救过错都来不及，哪敢与他们争夺费用呢？

译请杜书吏舞文疏 嘉庆六年

御史乔远煐

臣查各部委办理题奏咨报事务，只以条例成案作为依据，而书吏便借此与外省勾结，串通舞弊。上年恭敬奉到谕旨严厉申饬禁止，如今内外奉公守法的官吏胥役已不敢营私舞弊，但积习沿袭，其弊端或许还有未能彻底清除的。这是因为条例有明文规定，遵循已久，而成案没有固定标准，出入变化多端。这是由于从前办理事务时夹杂私意，随意抬高或压低，导致事务没有明确区分，同一部内彼此说法不一，同一司内前后意见相异。因而书吏借机影射、行贿，已经办成的就援引旧有成案批准，有意钻营；尚未办成的就援引旧有成案驳回，多方勒索，难以公开干预。司员及持正堂官大多被其欺骗蒙蔽，也有堂官与司官意见抵触，偏执一端无法决断的情况，这是难免的。

臣想，各部遵循旧章，都有则例奉行，又每逢五年就将该衙门的则例续纂一次，由堂官挑选熟练的司员，对随时修改的事宜，分别增删校对缮写黄册，恭敬呈送御览刊行，各直省一体遵照执行，立法极为详备。那些已经载入则例的，自然是通行的成案；如果已经续纂但未载入则例的，就是不通行的成案，显而易见。哪有舍弃定例、近例不遵，反而远取十几年前的成案作为依据的道理？况且在条例之外寻求成案，部中或许援引成案议驳，而外间也可以援引成案请求批准，往返追究诘问，最终导致部中驳斥时没有理由，违背条例予以批准，这实在不成体统。这无论批准还是驳斥，都中了狡猾书吏舞文弄法的弊端，不可不大力防范。

臣愚以为，想要杜绝弊端根源，不如明确申明条例禁令。各部既有钦颁则例，无论批准还是驳斥的事务，都应当援引条例遵照执行。除了没有条例可援引的，自然应由部臣随时条陈议奏请旨遵办外，其余一切远年成案，凡是原刊则例及续纂则例不予采纳的，一概不允许附会援引，以杜绝书吏蒙混舞弊的弊端。至于按款查核，因何与条例相符或不相符之处，有应当明确指明条例文句的，就明确指明条例文句，不允许批准驳斥含糊其辞；有应当完整引用条例文句的，就完整引用条例文句，不允许删节省略要义。有条例涉及两种可能，应当折衷至当的，就悉心稽核，回堂禀报公开斟酌办理，不允许比拟失当。更有在条例之外苛求，甚至声称不便仅按常例办理的，也应当一概禁止。如此详慎综核，诸事依靠实用以确立定例，从而昭示法度操守，即使有狡猾书吏取巧尝试，也将无所施展其伎俩，这也算是剔除整顿积习的一个方面。

亟更役法疏

傅维麟

臣认为，当今败坏严重且难以扭转的，没有比役法更甚的了。现在实行的是雇役制。雇役，就是《周礼》所说的游手好闲的百姓。其弊端无穷，列举起来难以穷尽。官员聪察，就借官员的威严来害民；官员贪婪横暴，就张扬官员的威势来害民；有的暗中利用官员的能力来害民，有的公然窃取官员的权力来害民；有的害民以奉承官员，有的害民以败坏官员。官员落入其圈套，百姓遭受其痛苦，役人获取其利益，以至于钱粮被其侵吞欺诈，是非因此颠倒，刑罚因此不平，诉讼案件因此反复变化。地方官员频繁更换，朝廷的选拔任用因此更加混乱，人才的摧折因此更加严重，大抵都是由此造成的。苏轼说：“数十万虎狼在民间，能容忍吗？”皇上赫然下达明谕，对蠹役按赃物定罪量刑，不允许援引无俸禄者从轻处理的条款。凡是情罪重大的，分别判处绞刑或斩刑，其余的都流放迁徙，而且遇到赦免也不赦免，也可以说是法律严厉且执行果断了。然而执行后弊端反而更多，为什么呢？其他的不详细论述，仅就流放迁徙而言，势必使用两名解役。无论南方数千里，即使是近处数百里，这两名解役的盘缠费用，是自备呢？还是需索呢？必定是需索百姓之物。这两名解役又应当对流放迁徙过程中的需索行为不予追究，这是纵容蠹役；如果追究需索行为，又将如何收场？况且一名役人的工食，每年最多不过十二两，或者七两二钱，每天不过三二分，只够夫妇一餐之用。古人说：“百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这数十万游手好闲的百姓，肯空腹站在堂侧，在阶前奔走吗？必定不能。穷则变，变则通，现在正是变革的时候了。

臣请求逐一陈述古代的役法：《周礼》小司徒的职责，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将其余的人作为储备。汉代的办法是二十岁开始服徭役。唐代建立租庸调法，有丁口就有庸役，每丁定役二十天。宋代有衙前等役，韩绛任三司使时，曾言衙前之害，而王安石实行新法，则改为雇役。应当服役的人按等级出免役钱，一切如单丁、女户都出助役钱。司马光非常认为这不对。从古代到宋代，实际上都出自里甲，只是名称不同，方法各异，然而何尝没有变革呢？臣认为，想要彻底清除蠹弊，不如仿效古制实行里役之法。以一个州县计算，裁去冗杂的役人，只酌情保留必须使用的役人，然后以里甲顺序排列，从书吏、门子、皂隶、快班所用开始，如果按丁口计算，或许百丁出一人，或七十丁出一人；如果按田亩计算，或许五百亩出一人，或七百亩出一人，每三年审查编定一次，某里某人至某人出一役，或者某人的田亩至某人的田亩出一役，临

译当时，由父老和里长自行推举，便让他们负责检举、约束众人，其余的人每人出资一两二分作为日常费用，州县根据他们的才能分配差役，每年更换两次，大约数年轮转一周。督抚、道、府则从州县中选取，每州县推举并酌情授职，先拨出若干人充当上司的差役，这样他们时而身为衙役，时而回归乡民，怎敢害民？怎敢害民？即使想让他们中有害民的蠹役，也不可能了。原本设置的工食银，扣除冗杂差役后上缴充作军饷，每年可得到数十万两银子，而留下的人仍发给在役者，也可稍微帮助财政解决困境，况且朝廷又没有抽扣的名目，这真是上下两全的办法。如果有擅自使用旧雇役的，官员以参军役论处，立即严惩。假设有起来诘难臣的人说：“从前乡户衙前往往破产，宋朝吴充对此论述得很详细。”里役难道不类似吗？臣认为，宋朝乡户掌管官府物资，衙前负责押送纲运，乡户就是现在的收头，衙前就是现在的解户，现在并非没有这些。里役只是让他们奔走服役，又不像宋朝那样上门登记造册，怎么会有破产的事？诘难臣的人一定会说：“每年更换两次不会滋生骚扰吗？”臣认为，现在的里长、甲首大多按季度或按年轮值，百姓也不受骚扰，为什么呢？因为丁口田亩有固定的编审，没有挪移，怎么会有骚扰？诘难臣的人一定会又说：“宋朝司马光不是说山野愚笨的人不能办事吗？”臣认为，这是针对损坏官府物资的人说的，如果只是奔走服役，何必需要他们能办事？况且现在各处的衙门蠹役，大抵都是向来所称能办事的人。又一定会说：“门皂等差役可以，但书办不熟悉公文怎么办？”臣又认为，书办实行缴纳吏员及五年起送的法令既然已经施行，那么各衙门的房科就有主管公文的人了，其次不过是誊写，况且现在巡方都不使用旧役，既然已经可行，怎么各衙门不可行呢？先前规定书办五年起送，在衙门待五年就会成为积弊，不如将法令改为三年，每个房科应以两名吏员为定额，旧府州县有司吏、典吏的名目，大衙门有掾吏、都吏的名目，可以一一统理。考察宋朝的雇役，苏辙的奏疏称：“用坊场钱雇佣衙前及其他各类役人，只如旧法，未曾说所有差役都雇佣，这也是明朝变法的事。”臣不敢勉强做难行之事，使百姓受累。只是认为衙役之法一天不更改，衙蠹之害一天不消除，导致皇上日夜操劳，审阅案卷，不胜其烦。臣请求皇上趁此盛世开创之初，创立制度彰显功业，这是其中一端。恳请敕令廷臣集议，是否可行，等候皇上裁决。

译胥吏论一

鲁一同

天下那些决然自甘堕落于恶行，却又不得不任用，任用他们最终必然有害，必定没有好处的人，在朝廷内部是宦官，在地方上是胥吏。当宦官专横的时候，天下的士大夫曾经共同对他们痛恨至极，环顾四周却无计可施；而我们国家两百年来对宦官俯首帖耳，在宫廷内外周旋应酬，静悄悄地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这确实是驾驭他们的方法得当。现在天下人对胥吏，也是痛恨至极，环顾四周却无计可施，难道真的无法制服他们吗？还是驾驭他们的方法不对呢？现在制服胥吏的方法，一是用严刑来威慑他们，二是用定额来裁减他们，只有这两条罢了。人如果真的爱惜身体、顾惜耻辱，必定不会去做胥吏，胥吏不畏惧刑罚是显而易见的。而胥吏却必不可少，为什么呢？因为法令繁密。法令繁密，官员不能全部知晓，必定要询问胥吏，胥吏怎能不专横？法令怎能不歪曲呢？法令为什么繁密？因为事务繁多，法令不得不繁密。事务为什么繁多？因为官员太多。是官员多呢？还是事务更多呢？天下的祸患，在于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少，管理官员的官员多。州县的长官、县丞、主簿、县尉，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州县以上的官员都是管理官员的官员。天下的事务没有一丝一毫不起源于州县，像府、道、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他们所处理的也就是州县的事务。而这两类官员中，从府级以上的官员地位尊贵且显赫，事务不足以分担州县的一丝一毫，州县必须通过公文上报给他们，如果不合意就立刻推辞，仍然归属州县处理，所以一个县的事务传到府、道就增加了几倍，传到布政使、按察使又增加了几倍，传到巡抚、总督又增加了几倍。县令一个人两只手，除非有奇才异能，否则常常要独自承担几十倍的事务，势必应付不过来，不止如此，胥吏才开始捋起袖子纵横其间。从州县以上没有哪个机构没有胥吏，所有文书都由胥吏处理。胥吏接受这些权力，不是因为胥吏强悍而官员不勤勉。胥吏处理事务而胥吏接受权力，州县的事务已经混乱而无法理清了。所以官员多并不是对事务有利，而是对胥吏有利。从知府以上减少管理官员的官员，从州县以下增加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管理官员的官员少则事务少，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多则事务都能自行处理。那些胥吏还能捋起袖子来夺取权力吗？这样胥吏必定大大减少，而事务就能理清了。

胥吏论二

鲁一同

所谓减少管理官员的官员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加重府的权力，来统辖州县，而废除道员和按察使，让布政使能够详细考察所属地区，直接通达于天子。对于盐政、漕运、军政等重大兴革事务，设置总督或巡抚一人主持，而地方事务不得干扰布政使的权力。布政使也不得越过府级而苛责州县，那么州县的事务就会减少。总督和巡抚同时设置，是为了相互制约吗？还是因为大事繁多而分任呢？那个人如果既有才能又能干，一人足以治理天下；那个人如果没才能，两人同心同德，又怎么能制约呢？巡抚和总督，就像弟弟和哥哥一样。平民百姓的家庭，哥哥和弟弟共同治理，这个家庭必定败坏，权力可疑、地位逼近，即使是君子，也会有意见分歧，何况不是君子呢？所以应该一并废除道员和按察使，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把事务归属给府，把权力归还给布政使，布政使的事务不是太繁重了吗？回答说：州县治理，府统辖，布政使总其成，有什么害处呢？过去汉朝兴盛时，太守上面有刺史，以六百石的俸禄去监察二千石的官员，接近于小官监察大官。现在如果仿照州牧的制度，赫然伸张方伯的权力，府中有不称职或不守法的，升迁或降职都由他决定。如果有疑难诉讼或大案，府中不能决断，然后上报，小事不要听信。对于钱粮和国家利益所储备收纳的，不要更改。知府的权力不是太重了吗？回答说：现在天下的弊病，在于知府拥有虚名，在属吏和上官之间优游度日，实际上无所作为，法令不能执行，吏治不如古时，就是由此造成的。知府是亲近百姓的首长。如果真的加重知府的权力，来制约所属的长官，又因为他的统辖范围不太辽阔，耳目容易周全，真假情况已经详尽知晓，赏罚与剥夺，早晨发出晚上就能到达，城门钥匙尚未关闭，百姓愚民的呼号就能轻易传达，佐贰官、县丞、县尉详细考察而周知。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委托他治理数百里的土地，事情必定能办好，又有大吏镇抚在他上面，直接通达于朝廷。这样，府距离朝廷，只有一阶之差罢了。天子一旦下诏书，询问贤良与否，立刻就能清楚明白，没有抵触隔阂的痛苦，符合古代重视二千石官员的本意，在法律上确实便利，而制度也适宜。

胥吏论三

鲁一同

管理官员的官员少了，那么州县就不会被无益的事务打扰，能够集中精力来应对我们的胥吏了。然而胥吏还不能立刻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官员不亲自处理事务，事务不在官员手中。现在从县令以下，像县丞、主簿、县尉这些人，处理什么事务呢？催缴赋税问胥吏，刑狱案件问胥吏，盗贼问题问胥吏，现在连仓库监管、驿站传递都问胥吏了。那些县丞、主簿、县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专横的胥吏。做州县长官的，宁愿把权力给胥吏，不给县丞、主簿、县尉？他们的想法是县丞、主簿、县尉容易牵制我的手脚，而胥吏只按我的意愿行事。县丞、主簿、县尉这些人，也自认为不像胥吏那样。平时互相勾结，仰面等待意旨，饮食欢呼，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像对待弟弟一样豢养，比比皆是。百里之地，知府一人，耳目精神纷乱匆忙，

译独自坐在穷山之中，与狐狸为伍。不如寻求两三个兄弟，勤勉努力共同做事，或许能有所成就呢？况且法令、刑名、钱粮、盗贼等重大事务，以及民众诉讼中重要的案件，副职官员不得过问。意图将一州县的权力，不知反而分散给千百个如虎狼般的人手中。现在的计策，不如在州县之中，酌情增加两三个副职官员，稍微分给他们一些权力，左右协助，而长官督促他们完成。那些州县的胥吏、副职官员得以指挥驱使，如果有不自我尊重或与胥吏勾结的，立即削职夺权。胥吏、副职官员如同长官，呵斥鞭打，随心所欲，上下清明肃穆，门户通达，官员都亲自处理事务，事务都由官员亲自处理。那些州县，上面没有上级官员驳斥、审查的烦扰，下面有丞、尉同心协力的帮助，文书减少，考核有余，然后胥吏的数量就可以减少了。成周时期，闾胥、比长、酇长、理宰以及掌囚、司隶等属官，都是由中下士担任，都不是胥吏。计算《周官》一书，胥吏的数量不超过十个，现在却有千百个，甚至无数，难道不荒谬吗？有人说：丞、尉果然一定贤能吗？回答说：丞、尉未必贤能，但毕竟比胥吏贤能。胥吏容易受辱而无耻，丞、尉是正式的官员，爱惜名声、追求晋升的心，比胥吏更重，为什么不做这个，却让那个长久实行？如果真的使一个县之中，长官以下常有十余人，亲近百姓、审理诉讼、侦查盗贼、刺探奸邪，长官可以有空闲时间劝课农桑、兴办学校，从容不迫而有余力。那些胥吏，留下今天的三分之一，制定为定额，足以处理事务。这样，那么从宋朝以来七八百年的积弊和错误政令，一旦改变，根源就断绝了。

译胥吏论四

鲁一同

有官就有吏，二者不能分离。多设置丞、簿、尉等佐官，难道吏员就不会过多吗？丞的吏员与令的吏员，其实相差无几。有人说不是这样，吏员本身并不能害人，必定是借官的权势来害人。官位尊贵，吏就横行；官位卑微，吏就软弱。用现在的话来说，州县的吏员只是危害百姓罢了，司道的吏员能够危害官员，督抚的吏员危害大官。除去大的祸害，小的祸害就容易治理。如今人们读书考取功名，亲自接受天子的选拔，冢宰的铨选，寄托以百里之地的宠信和章服，却要与上官的奴仆分庭抗礼，这确实是士大夫所悲愤的，也是庸劣吏员之所以苟且而无耻的原因。那些做州县官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耻辱吗？而做大官的人，何尝不曾申诫约束他们呢？然而不能做到的原因，是吏员借官的尊贵，即使强令也无能为力。现在假如督抚不直接控制州县，而将重任委托给布政使，布政使又不越过府而苛责。府的权力加重，那么对上足以抗衡司道的吏员，州县距离府近，必定没有畏惧其胥吏的道理。况且州县的吏员与督抚司道的吏员，其势必互相首尾呼应，勾结牢固，通过姻亲关系往来。所以裁撤道与按察使而减轻督抚的权力，不仅仅是为了节省官员和减少事务，而是为了挖掘豪强胥吏的巢穴，使州县的吏员暴露其过失，都依靠这个而后可以独断专行有所作为。那么如果真的去除了督抚司道的吏员，即使是州县的小丑，我已经不畏惧了，何况是佐贰的徒隶呢？那些丞尉，他们的官位很低，他们所用的吏役不过是乡里的愚民，欲望少而容易满足，才能平庸而容易控制。丞能控制他们，尉能控制他们，县令能控制他们，府能生杀他们，他们能造成祸患的也很少了。十个丞尉的吏员，抵不上州县一个吏员；十个州县的吏员，抵不上司道一个，尊卑的形势就是这样。天下没有比用地位最轻的人而寄托最重的权力更令人担忧的了，早上鞭打晚上侮辱，颐指气使，那人本来就已经轻贱了，而他的权力却能操纵开合一县的事务，所以作奸容易而畏罪难。现在既然设置了州县佐贰胥吏多寡的额外名额，而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妨稍微宽容，不要轻易鞭打责罚，重视他们的颜面，他们中有不道不法、欺上作奸的，赫然报告给太守，请示方伯，杀一二人以儆效尤，其余的则内外肃然了。

胥吏论五

鲁一同

有人说：去除了道与按察使，合并督抚而将权力交给府州县以减少胥吏，这样就对了。这样州县专行自恣，法令必定偏颇，百姓必定多有冤屈。回答说：百姓之所以多有冤屈，是因为州县吗？是因为大吏吗？必定说是州县。百姓对于州县，就去府里申诉。府仍然饬令县，就去司道申诉。如果司道仍然饬令府，就去督抚申诉。督抚仍然饬令司道，转饬府。府于是亲自提审讯问，其审判必定与县断略相等。百姓于是不得已控诉到部。部饬令督抚，督抚不得已，让省会州县杂治。地方州县又先前往铺路，曲意徇私锻炼，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得以伸冤的，百中有一二。而当事者的身家，局外者的株连，证人的旁逮，奔走道路，经年累月，冒着寒暑，死丧相继，财尽身痛，入心髓。所以能百姓能不冤吗？百姓的冤，是州县造成的。不能百姓的冤，也不能雪百姓的冤，是督抚造成的。一案下到司，动辄花费千数，转相研驳，毫发皆病。贿路一到，纤悉吻合，徒伤我百姓的肌肤，而倾州县的囊橐。囊橐一尽，又将剥削其其大奸巨贼，州县畏惧到司的费用，匿不成案，不在此数。何取上司的累累，名为详慎，实漏吞舟？况且州县冤民与否，本心自然，必定不是大吏所能检制。太守耳目最近，喘息必闻。苟畏上司，莫此为甚。现在不责之府，而责之司道，为什么天下的府都不肖，而司道都贤？这是愚者所谓舛误的。真能使一廉平公正的方伯，正身率属，府必得其人。得其人，州县莫敢为奸。天下不过需要数十辈。圣天子详察于侍从公卿之中，亲择其可信风裁素着、宽重有体的，付以一面之事，久任而责其成功其视督抚司道丛治一方的，功相迈也。嗟乎！上寄托地方于方伯，下寄托百姓于州县，以知府转输其间。亲民的官多，治官的官少。胥吏的数量减少，长吏的权力伸展。那些州县，以趋承上司的力量，治我百姓以申详反复的精明，治我吏，必将公务修举，耳目清明，文法简，然后议久任之法，复代耕之制使民庶烝烝，三代的法不难再见，岂徒汉文景、唐贞之间？云尔哉。

易吏胥议

冯桂芬

后世的流品，没有比吏更贱的，到今天等于奴隶了。后世的权势，又莫贵于吏，到今天而驾于公卿了。《册府元龟》：唐元和中，曾担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与亏礼教的，被科罚的，都谓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吏胥的心术已坏，不许应

译吏员地位低贱，这是自古以来的旧习。到了近世，江苏州县的漕运书吏和门房更替担任此职，士大夫阶层不与他们并列。他们的地位如此低贱，然而权势之盛，却莫过于今天。州县官说可以，吏员说不可以，这事就不成了，这还算小事。尚书、总督、巡抚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这事就不成了，这也还算小事。天子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其中有一半也是办不成的。于是他们的权力竟然超过了宰相大臣，他们的尊贵又如此。所谓可不可，关键在于部费是否送到。《汉书》说：“想要让人活，就与主张活的人结党；想要让人死，就与主张死的人结党”，这是专门针对廷尉而言的。如今这种情况在吏、户、兵、工四部更为严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利益所在罢了。每个部不下千人，其中的头目有几十人，他们的车马宫室、衣服妻妾的供养，堪比王侯，内外勾结，用隐语传递书信，往来频繁，运送金银络绎不绝，深夜行动诡秘，没有人能查清他们贪污的总数。我曾与一个绍兴人商议，吏部四司每年大约贪污三百万两，兵部官员少但费用更巨大，户部有盐税漕运，工部有河工，计算四部每年贪污不下千万两。外省大小衙门人数更多，贪污更甚，更不止千万两。追究银两的来源，国家国库占三成，百姓的血汗占七成。今天下的混乱，是谁造成的？也就是官员和吏员，而吏员比官员更甚。顾炎武称之为“在民间豢养百万虎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虎狼懂得什么？只知道捕杀吞噬，吞噬百姓不止，接着就吞噬国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只奇怪国家一定要豢养这些虎狼是为什么？正名定罪，不全部杀光不行，然而也不只是杀一次就完了。即使杀了一个虎狼，又豢养了一个虎狼，他们吞噬人的本性依然如此。如今吏员不可再任用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考查《周礼》：太宰陈列其众多人员，设置其辅助人员。郑玄注：“殷，众多。指众多士人。辅，指在官府任职的府史庶人。”可见“辅”并非低贱简单的名称，又与士人同列。可知古人不把吏员当作低贱的差役。汉武帝时，卒史都任用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人。唐高宗下诏各司令史考满者，令其试经一部，吏员应当通晓经书。这是古来的道理。元代小吏可以升至宰相、台谏，明代也有吏员累官至卿贰的，况钟任郡守，尤其有贤名。明代中叶以后，才开始轻视吏员不予任用，这不是最初的制度。钱大昕说：元代士人都乐于做吏，而吏员也知道自重。自从士大夫对待吏员，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像对待盗贼一样防备，而吏员就无所顾忌了。这话妙啊！如今任用吏员，大概是将国家大计和民生完全托付给奴隶、盗贼了吗？既然不能不用他们，就应当有办法尊重他们。只是如今吏员的低贱，已深入人心，突然尊重他们，清流之士尚且不愿就任。我私下认为，既然如前议更改条例之后，案牍减少大半，外官可以将事务合并到幕府，命名为幕职，大致仿照唐代制度，给予入仕的途径，不能让游手好闲的人担任。由郡县学山长选拔诸生中有才德且文学中等、经历三次考试未中者，送往郡县充选，同时允许他们应试。九年无过失，叙任丞簿官候选，这才脱离试籍。丞倅佐贰等官，在郡县分别聘请一人，大吏及部院都由郡县选拔优秀者上报。如今制度只有军机处不设吏员，由章京处理文书，苏拉只供奔走之役，所以流弊较少，这也是部院可以用幕职代替书吏的证明。这幕职一途与科举、荐举二途并用，只是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作区别，其余提拔没有偏颇。又荐举可以不从诸生中出，而幕职必须从诸生中出，著为法令。这样人们就知道自重，舞文弄墨、贪污受贿的风气，或许能稍微衰息吧？

译致鄂垣司道言差役

胡林翼

我泛舟于黄州，读《诗经·小宛》第五章，怀疑传笺的释义未尽妥当。《传》说：“交交，是小小的样子。”应当解释为飞翔的样子。《笺》说：“窃脂（一种鸟）不吃肉，只吃粟米，失去了它的本性，不能养活自己。”这也未尽恰当。“交交桑廌，率场啄票”，比喻今天的差役，在民居周围啄食百姓的人。“交交”比喻结党营私的意义，“窃脂”比喻贪婪剥削的状态。“哀我填寡，岸宜狱”，诗人自知孤弱，无处申诉，认为应当通过诉讼来伸冤。其忠厚悱恻，哀伤而不怨恨，也令人伤感啊。呼唤上级长官而不能伸张正义，即使占卜鬼神，也没有吉兆。诗意尤为沉痛。我浅陋的看法，记录呈上供您鉴正，或许也是盲人赋诗、蒙昧诵读中的一得之见吧？经典在于致用，政事贵在安民。恳请您函告勉令各府州县按时省览并引以为戒，遏制差役贪婪暴虐的风气，或许能稍加收敛，百姓将受无穷恩赐。

请惩治贪残吏胥疏

游百川

臣私下认为，祸患没有比营私舞弊更大的，弊端首先要去除其过于严重的部分。国家设立官职政令，定额设置府史胥徒，借以协助办公，不过是取他们掌管文书、供奔走服役罢了。然而自从这些人盘踞把持，遂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议论者说天下大权归于胥吏，这确实是沉疴痼疾，不能立即根除，但实际上不可不除啊。从京城到各直省，有不营私的官员，却很少有不经私的胥吏。大致上司衙门的胥吏，对官员有害；各职能部门衙门的胥吏，对百姓有害。他们善于谋取利益，大多暧昧不明；他们敢于逞行奸诈，实在难以悉数列举。就像吏部掌管选拔官员，仕途赖以清明的地方。然而听说外省每当有空缺出现，书吏就悬挂诱饵诱人，有的多引用旧例案例来遂其招摇撞骗，有的暗中送信来行其恐吓诈骗。保举的批准或驳回，处分的加重或减轻，既然已在心中有所偏颇，就不难上下其手。吏部如此，其他部门可以类推。成案既多，援引各异，书吏先在内部深入其中加以操纵，司员才从外部泛泛地进行纠察，已是来不及的局面，何况还有纵容他们的人呢？这是京城各衙门胥吏舞弊的大致情形。而外省胥吏的危害，更有不可胜言的。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所用的吏胥本有定额，然而有的贴写，有的挂名。大县多达二三千人，次等的六七百人，最少的也不下三四百人。这几千几百人，是政治的蛀虫，百姓的祸害。百姓含冤呈诉等待长官审理，如同婴儿依靠父母，而吏胥却趁机欺凌他们，剥削他们，逼迫勒索他们，颠倒拨弄他们，以钱财的有无多寡来决定事情的曲直是非。总之，吏胥视百姓如鱼肉，百姓畏吏胥如虎狼。然而百姓甘愿遭受吞噬而不敢告发，当前是因为投鼠忌器，既担心自己力量不敌；日后或许借虎威以逞凶，又担心他们心中不甘。臣每次恭读朝廷恩诏，必定说“不要让吏胥舞弊，不得假手于吏胥”，告诫至为严切。只是恐怕有司奉行不力，因为吏胥供给使令，就倚仗他们为爪牙；因为吏胥善于趋承，就引为腹心；因为失察吏胥关系到自己的考核成绩，而且巧加弥缝，曲加袒护，不说吏胥狡猾，却说民俗刁顽，何其不仁之甚啊！臣愚以为，今天刚脱离战乱之祸，百姓庆幸保全身家，如果再遭吏胥伤害，何以保全人口和积蓄？相应请求圣旨谕令中外大臣，严令所属，振作精神，破除弊窦。所有文案，悉心稽查，限定时间清理。吏的名数过多的，务必加以裁汰；吏的情弊既已暴露的，立即严惩，开启人们告发的途径，不要蹈袭徇私包庇的习气。危害政治的是吏，而足以治理吏的是官。官员真正得人，吏自然收敛行迹。至于家丁串通书役，绅衿包揽诉讼，一并责令地方官全部屏除，不要宽纵。这样妨害政治的弊端逐渐去除，而百姓的困苦可以稍加缓解。

幕友论

韩振

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求助于人的。上等的人辅助德行，次等的人辅助事务。天子的事务，谁在治理？回答说：二显二隐。什么是显？回答说：三公统领六部，六部各自统领其下属，这叫内朝的显性治理。以司道监察守令，以督抚监察司道，这叫外朝的显性治理。什么是隐？回答说：在内掌管曹郎事务，代替六部治理的，是胥吏。在外掌管守令司道督抚事务，代替十七省治理的，是幕友。这些都是在上辅助天子治理民事，而踪迹不显露的人。现在有强有力超过常人的才能，总领一县的赋税、狱讼、公文往来、簿籍、仓库、差役驿站，而责成于一人之身。说：顾此不失，彼详细毋略，大的方面眼睛不能同时看而明，耳朵不能同时听而聪。在这种情况下说我只靠自己承担，而生民的命运就汇聚在我自己的承担中了。又说我没有吏胥吗？没有仆从门人吗？而生民的命运就汇聚在吏胥仆从门人中了。人有可驾驭不可任用的，有可任用不可托付的。可托付的人，必定寻求朋友而得到士人。而只说我有

译幕友啊，百姓的性命又都汇聚在幕友身上了。为什么呢？倚仗自己而轻视他人，轻视之中就没有贤士了。顺从请托而滥收幕友，滥收之中就没有贤士了。容易相处而图自己便利，便利之中就没有贤士了。寻找贤士了，得到贤士了。教导玉匠雕刻，离开的人占一半；给予庸人同等的待遇，离开的人占一半；严守贞女的防备，离开的人占一半。得到贤士却不能任用他们，就像没有贤士一样。然而有人说识人的明察无法学习，那该怎么办呢？然而有人说用人容易，求贤困难，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腥膻之物为何能招来蚂蚁？磁石为何能吸引铁针？腐烂的老鼠难道能招来凤凰吗？干涸的沼泽难道能让鱼龙栖息吗？有整天练习事务的人，反而不能明白事理吗？有透彻明白事理的人，却分不清哪件事该办吗？治理事务，谁不能治理呢？六部官员勤勉地每天处理自己的职责，而吏胥无法作奸犯科。监察御史和州县官员勤勉地每天敬重自己的职业，而幕友都竭尽他们的才能。因此即使经历争执和困难，不同的意见也不会产生，这是因为追求公正的是非，而不是追求自我的是非。参用亲戚故旧，而旁人的肘腋不会牵制，这是因为决断壅塞蔽障而去除偏听。设置关卡防备以保全不贤之人，而贤者得以自安，这是因为保存他们的意图而不留下痕迹。难道会有逆耳之言不听，各种事务杂乱无章的情况吗？难道会有政令委托给仆从，权力归于令史的情况吗？所以说：选取人才以自身为标准，修养自身以勤勉为准则，所以光明磊落。所以知人善任，而没有事情不能成功。

译佐治续言

汪辉祖

“关防”这个名目，绝对不可以接受，但也确实可以不接受。关防的根源，全在于谨慎自律。朋友是五伦之一，主宾关系又是朋友关系中特别重要的一种。如果一个主人对宾客处处疏远防备，这本来就不是正派人应有的处世态度。然而，如果因为主人不防备我，我就放松对自己的约束，导致名声受损，被主人轻视，最终还是会落到不得不接受防备的地步。所以，亲友往来，必须让主人知道；有事走出宅门，也必须让主人确切知道去向。事事光明磊落，主人察觉到你值得信赖，自然不敢流露出防备之意。否则，主人将全家性命托付于你，怎么能禁止他不暗中考察呢？想要不受防备，应当先做到谨慎自律。

我说如果意见不合就离开，并不是意气用事。人的才能和资质各有偏颇，宾客对于主人，贵在观察其偏颇之处并加以弥补。懂得韦弦、水火互补的道理，才能尽到辅佐治理的责任。所谓“不合”，一定是公事上确实有不便之处，不能全凭意气逞强。主人做事尚有欠缺，本分上应当引导他向善，如果不能使他就范，就引身退去，这就叫“不合则去”。如果我的主张虽然正当，但主人另有善意的想法，这就必须反复筹划以成就他的美意，才对百姓有益。绝不应该坚持“不合”的原则，冷漠地舍弃离去。正如谚语所说：“公门之中好修行。”必须成就主人的美名。

人们知道宾主初交不易，却不知道交往久了更难。刚到馆舍之初，情谊尚未深厚融洽，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如果相处多年，交情已经投契，那么议论必须有裨益，事事必须谋划周全，承担劳苦、分担谤议都是义理上应当做的。如果避嫌躲怨，就失去了朋友之道。只是不可倚仗主人的倚重，挟持权势来谋取私利罢了。相处久了，交往更难。

交往到不拘形迹，才算是亲密契合。唯独我们这类人对于主人，宾主之间的形迹断不可忽略。幕客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实现志向，全在于主人以敬重来建立信任。一言一行，必须让主人有不敢简慢怠惰的意思。不拘形迹就容易轻狎，轻狎就会产生玩忽之心，那么言语就不被听从了。我与光山刘仙圃交情很深，刘仙圃任平湖知县时，想以平辈相称来叙旧欢，我说：“等离开馆舍之日再说如何？”同事们大多嘲笑我，我不予理会。所以我赠别诗中有“形存宾主分，情怀雅逼弟兄真”的诗句，这是纪实：宾主之间不可不拘形迹。

官署中银钱的出入，责任很重，事情很琐碎。不仅是刑名幕友不可越俎代庖，即使是主管钱粮、负责会计的职官，也只是掌管账簿的完成，核算盈亏的数字罢了。经手银钱的出入，不是他们的本分。既然经手了银钱，势必不得不计较节省，日后必然成为怨恨的根源。况且权力所归之处，会有窥探脸色、迎合意旨的人，而公事多会妨碍人品，因此容易败坏。而且出入的账簿记录，一时难以交接，即使有意见不合，也不能离去。这样怎么能够自立呢？不宜经手银钱。

入幕以宾客的名义，主人礼貌的盛衰，就是恭敬与放肆的区别。大体上的礼仪，怎么能不讲求？如果诚意不变，那么小节也可以从简。饮食之类，应当看主人自己的供养如何？如果主人自己供养向来丰厚，却对我节俭，这叫不诚。如果对我虽然节俭，但比我自己的供养还要丰厚，这就是加礼，更不应该琐碎地追求完美。以前在胡文伯观察处做客，因为说肉坏了而斥退厨师，常常引以为悔。所以后来历任幕职，从不因口腹之欲责备别人。至于主人所用的仆从，大多不知大体，万不可稍微显露辞色，或者开启他们谋求私利的端倪。如果有些小过失，酌情包容，也是远离怨恨的一个方面。不要在小节上追求完美。

靠卖文为生，不是痛快的事，固然不能有寒酸乞怜的样子。如果主人菲薄，而本来面目却……（此处原文似有缺漏或语意未尽，依上下文推测意为：如果主人待遇菲薄，而自己的本来面目却……须时时自念）。吃着丰盛的粱肉，想到家里有应当赡养的妻儿，自然不忍心在粱肉之外再计较肥甘美味以及赏赐优伶。想到家中有等待救济的亲戚朋友，自然无暇向优伶中妄求欢笑。而且在客中节省一钱的费用，家中就赢得一钱的资财。家中衣食无缺，行装可以卸下，又何必以衰年的心力长期为他人承担忧患呢！不要忘记根本的打算。

前面说就职馆舍应当谨慎，这还是从在馆舍处世来说的，实际上关系到人品的成败更为重大。普通的友朋，很少能长年聚集在一起，只有幕友与主人，朝夕相处，性情气质最容易相互影响。所侍奉的不是好人，往往背离本性。从前我刚入幕时，懵懂无知，在外舅官署两年，没有太多参与官事。等到在常州侍奉海阳胡公，举目生疏，才开始警惕自励。胡公担任太守，但自己供养俭约，超过寒士，没有声色嗜好，没有游谈诳语。太阳未出就先于仆从起床，坐在书房处理文书，夜里一定要二更以后才进入内室，风雨寒暑没有间断。每办一件事，必定从头到尾，反复推敲难以求其正确。曾说：“心的职责是思考，越用越出。‘思’字的含义，心心为田，田中横竖两画，四面都要到，缺一面不可。所以对于事情的过去、现在、未来，无不周密计划。”我担任书记，而胡公赞许我的议论，遇到刑名、钱谷大事，必定召我共同商议，很多建议被采纳。我因此乐于成为他的知己。因为胡公正直廉勤，又因为胡公的生年月与先父相同，仅比先父晚一天，更加严敬地侍奉他。胡公也雅量器重我，有国士之目，礼貌视他……

译朋友中，公的品级更为超群。因此其他朋友都苦于公的琐碎细致，不愿长久居住，唯独我与他相依相伴六年，觉得他在确立制度、处理事务方面的道理，给予我的教诲不少。此后，我选择与公行事风格不同的主人，便不再前往。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其中贤良的大夫，怎么可以马虎了事呢？”选择主人从而获得益处。

译我安于贫困并坚守节操，这固然秉承了母亲的教诲，不敢有丝毫懈怠和败坏。然而我之所以能成就德行，确实有其内在的原因，只是别人不了解罢了。

往年庚辰年二月，我在长洲担任幕友，有个满脸胡须的人用利益来诱惑我，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救济贫困，并且诡称连前辈中知名的人士也受其玷污，以此来引诱我，还引导我接受贿赂的方法。我表面答应实则不答应，那人以为我同意了。他按照那套方法前来，我严厉斥责他，他增加贿赂再次前来。我非常恐惧，打算批示提审诉讼当事人。那人来拜见，大为惊诧。我推辞说：“这是主人的意思。”于是断绝了与他的往来。到了七月，我回家参加乡试，代理我职务的人误被那人迷惑。等到九月我回到幕府，刚过三天事情就败露了。桂林中丞下令查究，那两个人惊慌失措地逃跑了。于是我暗自庆幸，更加敬畏法律不可试探，利益不可接近，坚守最初的志向直到今天，不曾被德高望重的人所抛弃。几十年来所依靠的，全在于“怀刑”这两个字。成就德行是有其根源的。

佐治药言

汪辉祖

读书人不能亲自出来治理政事，而是辅助别人治理，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的。每年幕友的报酬，实际上是分得官员的俸禄，也是属于官员俸禄的一部分。吃了别人的饭食却不为别人谋划，就是不忠，上天怎么会赐福给他呢？况且官员与幕友，并不都是同乡亲戚，也没有亲友故旧的欢情。丰厚的俸禄并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比同乡亲友故旧厚上百倍，说是因为职责所在，倚重他们为左右手。如果对他们主人的安危祸福漠不关心，心中毫无触动，即使没有上天的谴责，难道能免除人们的指责吗？所以辅助治理要以尽心为本，尽心。

所谓尽心，并不是顺从主人的意思去左右他。凡是做官的人，他的至亲骨肉未必都通晓事理，而随从仆役和胥吏之类的人大多颐指气使，无论利害关系如何，这些人不能进言，即使有想效忠的人，或许能进言，但地位低微言论轻贱，一定不能打动主人倾听。甚至可能碰上主人的怒气，谴责随之而来。只有幕友处于宾客和老师的地位，对事情的曲折既了然于心，又依礼与主人抗衡，可以恳切地陈述意见，能够辩论明确，自然有引导源头、挽回波澜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尽自己所想说的，然后才算是能尽心尽言。

唉！尽言太难了！公事公办，那些可以用道理争辩的，言论还容易尽。对方正想满足私欲，而我用公理来坚持，很少有不相抵触的。所以那些委曲求全做事的人，动不动就说：“工匠制作要揣摩主人的心意，有时还要顺势引导。”又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唉！这是什么话！人跌倒却不扶持，哪里还用得着那个相？利益虽然是人容易贪恋的，祸害也是人共同恐惧的。如果能根据情理反复论证事情应当如此以及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剖析利害并极力争辩，没有不醒悟的。况且宾客与主人，并没有权势地位的压制。合得来就留下，我本来就不辜负别人；合不来就离开，我自己也不愧疚于内心。如果以去留相争，而他始终不醒悟，这确实是不可与他一起行善的人。我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所以想要尽言，非容易退让不可，不合则离去。

有人说：“贫寒的读书人以砚台为田产，早上得到一个主人，因为进言而离开；晚上得到一个主人，又因为进言而离开。将来到哪里去找做主人的人呢？”唉！这又是目光短浅的论调。幕友依靠别人做事，没有功业可见，言行就是道行的体现，只以主人的贤与不贤来决定自己的贤与不贤。主人不贤，那么受治理的人没有不受累的。官员的俸禄，是百姓的血汗，而幕友的报酬出自官员的俸禄。我留恋一个幕职，却坐视官员虐待百姓，忍心吗？不忍心！况且当世本来不乏贤能的官吏，如果能卓然自立，声望日益显著，不善者所厌恶的，正是善者所喜爱的。所以留恋幕职的人或许困顿潦倒，而坚守正道的人终究到处受人敬信，得失自有定数。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言论，弊端或许流于自以为是，这又不可以。宾主之间的道义，完全以公事为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况且幕友的智谋，不一定比官员贤明，只是官员被利害所拘束，不免在当局者迷中动摇；幕友则论理而不论权势，可以不迷惑罢了。然而隔墙听声，或许不如当场辨别神色，也有官员胜过幕友的时候，只听从正确的，原本是因为声望无损，意在坚持，随意附和也会败坏事情。所以读书人在知己面前伸张主张，尤其不可以不虚心，虚心。

取得信任然后进谏，只有朋友也是这样。想要主人一定采用我的言论，必须先让主人不怀疑我的品行。为主人忠诚谋划，大抵顾及名声而不计较利益；而其他人效忠于主人的，大率只看利益，不能遂其欲望，往往容易成为挑拨离间的人。形势既然孤立，其间容易产生猜忌，稍不自检，毁谤随之而来。所以想要实行我的志向，不可不树立品行，树立品行。

幕友靠力气自食其力，名义上是受雇写书，早晚筹划，都是胥吏的事情，而官员名声的好坏系于其中，百姓生活的利害取决于此，如果不是与官民都有宿缘，必定不能长久坐在这个位置上，自己看待自己不可过高，高了就会气质用事，也不可过低，低了就会与休戚无关，平时就要树立。

谚语说：“官断十条路，幕友制定事情也是如此。”拿着三寸笔，主观揣测官事，得失各半。所争的，只是公私的区别罢了。公则无心之过，终被舆论宽恕；私则循例之狱，也遭天谴所及。所以立心不可不正，立心要正。

正心的学问，先在廉洁操守。操守不慎，心就会偏颇。我们从事幕友工作的人，大抵

译他们都是那些只知章句训诂的儒生，担任童蒙教师，每年的俸禄不过几十两银子。而在幕府中任职所得的收入，有时是教师的几倍，没有不充裕足以应付日常开销的。况且官员有应酬的费用，而幕僚无需向外索取，这些人还等待另谋出路，那又是为什么呢？从前有人替我推荐幕僚说：“这位先生的操守可以信赖。”我听后很不高兴。那人说：“这是了解您的人说的话，您何必责怪呢？”我回答说：“现在有人为淑女做媒，却称赞她不知淫乱，可以吗？”那人笑着离开了。自己安身立命，应当保持高洁。

译古书上记载，节俭可以培养廉洁。我们这类游幕的人，如果家里本来就很富裕，一定不忍心离开父母、抛下妻子儿女，寄人篱下，靠卖文所得的钱来供养家畜和资金。有的人却强行效仿豪华，任性挥霍，炫耀皮衣骏马，美化行为，已经失去了寒士的本色。甚至宠幸优伶童仆，亲近娼妓，一次宴饮的费用，赏赐也要几两银子，剩下的钱供给家用，家中嗷嗷待哺，却置若罔闻。当他得意的时候，已经被有识之士所鄙视；如果一旦失去幕职，典当变卖不够，接着就要借贷，负担沉重，受恩渐多。得到幕职之后，情势牵绊，想要保持操守，终究难以自主。习惯成为本性，导致身败名裂。所以我们这类人丧失检点，并非全是本意，想要保持我们的真性，首先应当崇尚节俭，节俭用度。

自身不节俭，绝对无法规范家庭。家庭不节俭，必定会拖累自身。寒士在家教书的，几个月的薪水，少的只有几两银子，多的也不过十几两银子。家人亲眼看到他的艰难，因此互相节制节省来辅助。游幕的人，每月薪水有时达到几十两银子，积累几个月寄回家，数量就比较多。家人因为觉得他赚钱容易，起初不太爱惜，后来甚至浪费。得到幕职仅仅够维持生计，失去幕职必定导致亏空。谚语说：“搁笔就穷了。”所以必须让家人都知道收入来之不易，然后才能一起走向节俭。那些不自爱的人，收入更容易，所以消耗更快。这不仅仅是人事的问题，还有天道的因素。规范家庭。

衙门一定有六房，书吏中刑名案件由刑书掌管，钱谷案件由户书掌管。并非没有熟悉业务的人，却只依赖幕友。幕友的职责，是用来辅佐官员并检束书吏的。谚语说：“清官难逃猾吏。”官员统领书吏，而书吏各自用他们的精力来利用官员的空隙。官员处理事务非常繁忙，不能一一察觉。只有幕友各有专职，可以察觉书吏的弊端。书吏没有俸禄收入，他们沿袭的陋习，作为谋生的手段，原本不必过分搜求剔除。如果是舞弊害人的事情，绝对不能不杜绝其源头。总之，幕友和书吏，选择的道路相差悬殊。书吏乐于扰民，然后借此获利；幕友乐于百姓和睦，然后才能安于无事。无缘无故书吏献上一策，事情看似对百姓有益，说法往往很正当，如果不彻底深思熟虑，轻率听从执行，百姓必定受害无穷。所以约束书吏，是幕友的第一要务。检点书吏。

谚语说：“衙门六房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定是说官员必定贪婪，书吏必定贪污。一旦词状符合情理，差役到家，就有饮食馈赠的费用；探信入城，就有舟车费用。等到告示审判日期，讼师、证人以及关切的亲朋好友，相继前来，无不从呈状人那里索取费用。如果审判日期更换，费用将要重复支出。其他差房的陋规，名目不一，有官方法律不能禁止的，索取欺诈的赃物更不用说了。我曾经说做幕友的，对于斩绞、流徒重罪，无不加倍检点。那些累人造孽的，多在词讼之中。比如乡民有十亩田，男耕女织，可以养活几口人。一旦诉讼拖累，花费五千文钱，就必须借高利贷来救济。不到两年，必定卖田。卖一亩，就少一亩的收入，辗转借贷售卖，不到七八年就无法生存。他的贫困在七八年之后，但致贫的原因，实在在于批准词状之初。所以事情如果不急切，适宜批示开导，不宜传唤差役提人；如果不紧要，适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不妨摘取关键证人传唤，分别列案自然可以删减。少传唤一人，就少拖累一人。堂上一点，民间千点血。下笔时多花一刻心思，涉讼者已经受到无穷的好处。所以幕友中的存心，以省事为上，省事。

听讼是主人的事，不是幕友所能专断的。而权衡事理的缓急，计算道里的远近，催促差役集合审判，则是幕友的责任。告示审判日期，最须斟酌，适宜衡量主人的才能，使他宽然有余，而不致畏难自沮。既然告示有审判日期，双方已经集合，断不宜临时更改。万一到期另有他事，他事一了，就完结此事，逾期的原因，也可以明白，让人共知。如果无故更改，那么双方守候一天，多一天的费用，浪费钱财荒废事务，民怨必定沸腾。与其批准而不审判，不如在批准词状时郑重；与其告示而改期，不如在告示日期之初郑重。所以便民的事，没有比听讼速结更好的，词讼速结。

词讼中应该审判的，十中没有四五。那些邻里口角、骨肉不和、小事不过一时争气、冒昧起诉，否则有不肖之人在中间挑拨。如果能审理平情、明白切当地晓谕其人，这类人大多能悔悟，都可以随时消解。偶尔有批准词状后亲邻调处、请求息销的，双方已经回归和睦，官府应当予以保全，可以息讼便息讼，也是宁人的道理。断不可执持成见，一定要使诉讼到底，伤害乡邻的和睦，来满足差房的欲望，息讼。

求生，是千古法家的要诀。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本不是幕友所敢曲意纵容的。那些介于可轻可重之间的事，所争的只是词句，但出入却关系重大。这里如果不是设身处地，真诚求索，是不行的。真诚反复求索，必定有一线生机可以凭借。我治理刑名辅佐官吏，共二十六年，判入死罪的只有六人而已。

译仁和的莫氏因通奸而谋杀亲夫，钱塘的郑氏谋杀一家中非死罪的两人，起意及同谋加功的两人，平湖犯盗窃罪而故意杀害其妻的毛氏一人，盗窃时临时行强而杀害抗拒事主的唐氏一人，其他没有入情实的人，都在初次上报时与主人再三审慎，因此秋审之后都得以蒙恩缓减。由此可知，生存本来并非不可求得，求生。

译审理案件贵在查明初始实情，县里最初的呈报最为关键。遭受驳斥诘问的累赘，官员和百姓都因最初呈报不谨慎所致。最初呈报以简明为上，与罪名无关的情节，与案件出入无关的人证，都应当详细审查并删减。多一个情节就多一个疑点，多一个人证就多一个拖累，怎么能不谨慎呢？办案的方法，不仅定罪应当谨慎，即使出罪也非常不易。那人应当抵命却故意让他出罪，那么死者就含冤了。每当想要出入人罪，必定反复推敲案情，设想死者与之对质，如果有话可以应对，才下笔办理详文，否则不敢草率动笔。所以二十多年来，可以质问鬼神的是，这颗心始终如一。要谨慎最初呈报。

命案的出入，全在于情形。情，是起因；形，是争斗殴打的样子。起因的曲直，在秋审时作为“情”，实际是区分缓决、可矜，以此区别开来。争斗殴打时所持的器具，与所伤的部位，可以判定是有心还是无心。有心的是故杀，必定判处情实；无心的是斗杀，可以归入缓决。而且如果殴打状况不明，那么案件实情容易混淆，此时出入人罪是最关键的地方。审办时必须让仵作与凶手按照供词比试，所叙述的详细供词宛然呈现，有争斗殴打的样子，确凿地摆在眼前，才没有游移不定被驳斥的祸患。命案要察明情形。

赃物真实则盗窃确凿，窃贼也是如此。正盗、正窃，罪无可宽。应当谨慎的，在于指使牵连的人与寄卖赃物的家庭罢了。指使牵连的人，固然需要质询审问，那些没有实据的，也可以摘除释放。至于不知情而购买寄放赃物，律法本无罪，但不得不根据供词查访吊取证据。过去从不差遣捕役，只让地保传谕，檄文中注明：有赃物就交给地保，不需要投案；没有就呈报剖白，不允许带人审问。也从未有过隐匿赃物不缴纳，自己招致差役提审的。这也是保全善良百姓的一种方法。一旦被差役提审，不仅多费钱财，而且被窃盗案件拖累，几乎被乡里所不齿。让无辜的良民与盗贼在法庭对质，不是贤良官吏所忍心做的。盗案要谨慎株连累及。

吏治以安抚善良百姓为本，而安抚善良百姓没有比去除暴徒更重要的。乡里有地痞流氓，邻居家都因此不得安宁。讹诈借贷不遂，就制造事端诬告。其中尤其严重的，莫过于首告赌博、首告娼妓。事情本来没有凭据，可以将有旧怨的家庭一网打尽。无论是否立即洗雪冤屈，即使到了审明诬告的地步，破家荡产，也接踵而至了。只有专门惩处原告，不提审被告，善良百姓才有依靠。只是这类人倚仗胥吏作为爪牙，胥吏倚仗这类人作为心腹。如果不是贤明的长官与他们信任有素，逆水行舟的船不容易用百丈纤绳拉动了。要严厉治理地痞流氓。

幕僚辅佐官吏全在于明习律例。律法作为书籍，各条都有精深的意蕴，仁至义尽，理解领悟不容易，如果不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很少不出现毫厘之差，却导致千里之谬。幕僚运用律法，就像秀才运用四子书一样。四子书理解错误，祸害只在于考列下等；律文理解错误，祸害甚至延及生灵。过去有位友人办理因奸拐逃的案件，意在开脱奸夫，说是奸妇在逃改嫁，并非因奸而拐骗。后来因为妇人背夫自嫁，罪当绞首，被驳斥平反，大费周折，这是宽免了奸夫的遣戍，却几乎让奸妇陷入死地，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通晓律意的人，在于能规避律法的陷阱，而不仅仅在于引用律法。如果仅仅能引用律法，那么悬挂一条律法来比附定罪，一个刑胥就足够了，哪里需要幕僚来研读律法呢？

学习古代经典进入官场，不是可贵的幕友。然而幕友辅佐官吏治理，实际上与主人有议论参互的责任。遇到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用经典来断案的，不读书不行。过去在秀水时，有陶氏某人，以长房独子过继给叔父，生了五个儿子，而长子去世绝后，按例可以用次子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他的三子谋划用自己的儿子继承伯兄，于是趁着父亲去世，假托遗命，让仲子归宗继承。本身袒护次房的，说用孙子祭祀祖父，礼法上难以归宗继承；袒护三房的，说本生有儿子却没有后嗣，在情理上不顺。归宗继承的说法并非不可，荐绅先生纷如聚讼。上级官府檄文下达县里商议，我也无法执中。长夜求索，忽然想起礼经中“伤与无后者祔食于祖”的文字，于是辅佐县令持议，说祢祖的说法必不可行。陶某既然过继给叔父之后，断难让儿子归宗继承本宗。本宗有儿子却绝后，情理上难以安宁，请求让他的主位附祭父亲，听任陶某子孙奉祀，大为上级官府所赏识。后来在乌程，有冯氏儿子，因为本宗无可序继，自己抚养姑母之孙作为后嗣。等到他去世，同姓不宗的冯氏出来争继。太守允许了，我辅佐县令持议，根据宋儒陈氏《北溪字义》的义理，重视同宗同姓不宗，即无异姓无别的说法，断绝了争端。过去如果不是旁通典籍，几乎就要坐困愁城了。常常见幕僚公事闲暇，往往饮酒围棋，闲谈打发日子，或者用稗官小说消遣自娱，终究对身心无益，对世务无关。不如屏除一切，读有用的书，用它来处理事务，所裨益岂是浅薄的呢？要读书。

提人不可不谨慎，固然如此，事情涉及妇女，尤其应当详细审察，非万不得已，断断不宜轻易传唤。对簿公堂妇人犯罪，则坐男夫，具词则用代告，律意何等谨严，何等矜恤啊！幽娴的女子，保全她的颜面，也就是保全她的贞操；而悍妇，

译保留他们的廉耻之心，也可以杜绝他们的蛮横无理。我的老师孙先生，字尔周，在担任吴桥县令时聘请的刑名幕僚叶某，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有一天晚上，他正饮酒时突然昏倒在地上，口水横流，气息微弱如游丝，过了两个时辰才苏醒过来。他请求搬回外面的寓所居住，询问他缘故，他说：“我八年前在山东馆陶县做幕僚，有一位读书人控告恶少调戏他的妻子。在审核文书时，我想让主人只惩罚恶少，不必传唤妇人当堂对质。友人谢某说：‘这妇人应当有姿色，何不顺便看看？’我认为依法应当传唤妇人到官府，于是便传唤了她。不久，妇人上吊自杀，恶少也因罪被处死。”如今恶少在阴间控告，说如果妇人不死，他就不会被判死刑，而妇人之死实际上是因为幕僚的传唤，馆陶城隍神把关审查质询。我说妇人被恶少调戏，依法应当传唤，而且传唤妇人的主意是谢某出的。神说妇人被调戏之后，丈夫已经告官，她原本没有求死之意，等到官府传唤对质时，才愤激而死，而传唤对质的意图在于窥探她的姿色。虽然这个念头起于谢某，但执笔定案的是叶某。谢某已经被拘捕，叶某不能宽恕，我也必然不能幸免，于是便搬到了外面的寓所。过了一个晚上就死了。那妇人本是依法应当传唤的，因为起念不端正，尚且不能侥幸逃脱阴间的谴责，何况是依法可以不传唤的人呢？妇女不可轻易传唤。

译我们家族居住在偏僻的乡村，常常见到地方总领派遣差役拘捕应当受审的罪犯和证人，其气势如同狼虎一般凶恶，即使是读书人也不敢与他们对抗。遇到懦弱善良的百姓，他们的勒索尤其严重，如果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就会厉声呵斥辱骂，甚至自己撕毁官府文书来抗拒逮捕和控告。人们都看见他们而畏惧，没有人敢公然与他们冲突。那些凶恶的盗贼和重犯，因为自知必死而抗拒逮捕的事情，偶尔会有。如果是户籍、婚姻、田产、债务等细微小事，双方都是平民，必定没有人敢撕毁文书来抗拒逮捕。关于抗拒逮捕的禀报，多半是由勒索欺诈引起的。然而一旦以抗拒逮捕为由传唤质询，即使最终查明是虚妄，百姓也受不了这种折磨了。我在幕府中任职时，遇到这类事情，直接将撕毁的文书存档注销，改派其他差役承办，只就原案办理。至于是否真的抗拒逮捕，嘱咐主人秘密确切地查访，而在改派的文书中不涉及抗拒逮捕的说法，以避免串通欺诈。然而这类事情每次查访结果都是虚妄，所以差役禀报的抗拒逮捕，绝对不可偏听。差役的禀报应当仔细考察。

亲近百姓的官吏，理当与百姓同心同德。况且我们这类辅佐官吏治理地方的人，自身也是百姓啊？曾经见过幕僚地位过高，俨然以官员的姿态自居，衣着华丽，渐渐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一件事到手，不免任意抬高或压低，甚至所持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却强词夺理，主人也曲意顺从他们，恐怕其中造下的罪孽不少。我在幕府中协助处理文书，无论事情大小，先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处地着想，并为其父母亲人通盘筹划。起初愤怒，接着平静，时间久了便觉得他们值得怜悯，然后与主人商量，细心推究审讯，从不轻易使用夹棍，而真情自然显露，所以定案的案件很少翻案。所以辅佐治理最忌讳的，没有比于心浮气躁和拘泥成见更大的了，必须为犯事者着想。

成案就像科举考试的范文，只保留其体裁而已，如果必定援引它作为标准，就像刻舟求剑一样，很少有恰当的。同样是贼盗，但纠集团伙作案，事态多有不同；同样是殴打引起，下手的情形截然不同。由此类推其他案件，无不如此。人情千变万化，总没有完全吻合的事情，稍有差异，就会大费周章地斟酌审理。求生的道理，就在这里；造成冤狱的原因，也在这里。不精于辨别这些，却援引成案，小的会导致翻供，大的会导致错误定罪，不可不慎重。不要轻易援引成案。

倚仗才干的官员，喜欢以私人为耳目，查访公事。他们所依赖的人，有的动摇于利益，有的蒙蔽于见识，未必都可以深信。官员的听信，原本不可依赖，全在于幕僚坚持正道不弯曲，不被所左右。如果官员以私人为先，入幕的幕僚又以流言作为确凿证据，很少有不败坏事情的。官员处理事务，妙在置身事外，所以能虚心听断。一旦以先入之言为主，则成见在心中，行动多有挂碍了。所以查访案件不要轻率办理，查访案件应当慎重。

办理幕府事务，最要紧的是勤勉。一件事进入公门，伺候的人不止几个，多拖延一刻，就多拖累一刻。比如乡下人进城探听事情，上午得到了消息，就可以回家；如果拖延到下午，必须在城里寻找住处，不仅费钱，而且耽误了一天的事情。小民以劳力为生，耽误了他们一天的事情，就缺少了他们一天的生计。那些被羁押监禁的人，更是受不了了。怎么能不念及呢？况且事情到了就办理，那么头绪清楚，稽查比较容易。一天积累一件事，两天就积累两件事，积累得越多，处理得越难，势必要草率塞责。讼师和狡猾的吏员，各种弊端丛生，其流毒有说不尽的。好比船在市中河流里行驶，来的自来，往的自往，本来没有堵塞的祸患。一只船滞留，那么成百上千只船相继受阻，而河路有拥挤到终日的情况了。所以能勤勉，那么辅佐繁重的事务也有闲暇，闲暇自然心境清明；不勤勉，那么辅佐简单的事务也忙碌，忙碌先使精神混乱。要勤勉办事。

官员能给予百姓信用，百姓自然顺服。我们辅佐官员，必须先要求以信用。凡是批发生呈状，告示审理诉讼，其日期的早晚都有确定的准则，人们可以按期等候，没有浪费时间、荒废生计的忧虑。日期快的，必然得到人们的称颂；即使稍微延缓，也不会产生怨恨。只是想要官员能守信，必须先幕僚不失信。官员如果失信，幕僚可以力争；幕僚自己失信，官员或许乐于顺从。官员的公事偶尔偷安，就会超过期限，全在于幕僚随时劝勉。至于幕僚不能按期，而官员且以此为借口，那么官员的不信，过错有一半在幕僚。要向百姓展示信用。

条教号令，是道德教化中的一项，告示原本不可缺少。但必须事实有关联，须得指出利弊，与众人共同明白，或者劝勉或者警戒，不是空话，才有益处。如果书吏视为旧纸，士民视为常谈，抄录旧的，随意涂饰的，尽可以不必。不仅省事，也可以积福。常常见到贴告示的地方，墙下多有阳沟以及安放粪缸、溺桶的地方，风吹雨打，告示纸落入污秽中，亵渎文字造孽，所损失的正当不小。不要轻易发布告示。

广泛交游，沟通声气，世人所说的谋求职务的方法。但不可依赖，得到一个知己可以不遗憾，同心之友怎么能轻易得到？往往所交太滥，费用多力量匮乏，导致有不能自立的趋势。还不如坚定自守的人，反而得以保全。而且善恶分明，以直道待人，如果律己无愧，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也未尝不互相推重。至于寒士声名所系，原本不能不借助在上位者的称赞提携。但如果有相赏的实情，自然能说项如攀援授受，依附终究无补

译况且上位者即使非常虚心礼贤下士，但公务繁忙，客观上不可能做到悬挂床榻、倒穿鞋子那样急切地迎接宾客，守门人大多不能领会主人的心意，带着名片去拜谒，只会遭到这些人的轻慢，非常没有意义。总之，如果对方需要我，自然能来寻找我；如果我主动去求对方，反而变得没有用处。所以我们的处世之道以自立为主，不要攀附权贵。

译州县的幕僚，其名目有五种：叫刑名，叫钱谷，叫书记，叫挂号，叫征比。事务繁重的衙门需要人才多达十余人，事务简单的则有时由两三人兼任。他们各自负责不同的事务，而刑名、钱谷实际上总揽其要害。官员的考核成绩依赖他们，百姓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他们。身居此位的人，必须把官方的事务当作自己的事务，不分彼此界限，知道的无不直言，说的无不详尽，这样才可以。官宅以内，职责分为两项；而官宅以外，官员只有一人。谚语说：“一个人的谋划，比不上两个人的智慧。”如果因为事情不切身，就坐视失误而一言不发；或者因为是自己专门负责的领域，就不允许旁人再发表见解，这都不是敬奉公道的义举。特别要舍弃己见听从他人，主动权在我，而以局外人的身份贡献千虑之一得，那么是应当委婉还是应当直率，必须观察当权者的性情而善于运用，否则贤能智慧先于他人，反而容易激起抵触违逆。办事不要划分界限。

幕僚的学问，研读律法已经很好了。其运用之妙，尤其在于善于体察人情。各地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察询问，顺应当地习俗所适宜的方式，随时进行调节，然后辅以律令，这样上下才能协调，官员的声望得以树立，幕僚的威望自然崇高。如果一味我行我素，或者甚至招致怨恨和诽谤。古人说：“利益不到百倍，不兴起；弊端不到百倍，不废除。”这是真正的阅历之语，不可不铭记。必须体察世俗人情。

我从前在胡公的幕府中，初次研读律法书籍，惶恐不安而不能熟习。幕府中的友人骆君炳文，端正方严且熟悉练达，我独自对他严加侍奉。他曾对我说：“以你的才能和见识，为人辅佐治理，所谓用儒学来医菜做酱的人，不是不能做的担忧，正恐怕太能干了。”我询问其中的缘故，他说：“衙门中的事情，可以了结的就了结，情节没有重大关系的，不必深究。往往自恃明察秋毫，一丝不肯放过，那么枝节横生，连累人没有止境。这叫做过分，是圣贤所警戒的。”我内心记取，不敢忘记。几十年来，觉得受这句话的益处很多，要警戒过分。

幕僚辅佐主人所办理的，无非是公事。端正贵在同心商酌，不可稍微夹杂私心。私心的说法，不一定是自己有不肖之心。持论本有依据，但因为主人意见不同，稍微加以迁就，便是私心用事。一旦存有迁就的念头，对事情必定耗费周旋，不能恰当地达到公平。出于此的，大概是被幕馆所牵绊。不知道我们身处幕馆，不仅是宾主有缘，而且对所处的地方，必定有因果。千虑之得，有所利益；千虑之失，有所连累。小的还只是一家，大的或许波及全邑。施予者没有恩怨的旧情，接受者忘记报复的缘由，这就是所谓的缘。宿缘存在，虽然非常抵触，未必会解散。至于缘分尽了还留恋，也属于无益，而且辜负良心与失去幕馆，轻重悬殊。哪里比得上秉持正道自我持守，不失去本心来得得当呢？公事不适宜迁就。

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这是身处幕馆的要义。然而有不能立即离开的，不仅仅是留恋幕馆的意思。平日过于接受主人的情分，往往一时难以割舍，岁修无论多少，俸禄称职，总是分内应得的。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上接受了非分之情，或者不得不辩明非分之事。所以主宾虽然非常相得，与受必须分明。即使预支岁支，也应当有节制。预支过度，那么遇到不合时，势必不能洁身而去了。不要过于接受主人的情分。

官员是否得民心，在离任那天见真章。幕僚是否自爱，在离开幕馆那天完全暴露。辅佐主人必须考虑到离任那天，不可让恶名传到耳中。与主人相处必须考虑到离开幕馆那天，不可有遗留的议论败坏名声。总之，官员得民心，关键在于清廉勤勉慈爱恩惠，所以苛刻琐碎者与庸碌冗杂者同样被讥讽。幕僚自爱，关键在于廉洁谨慎公正勤勉，所以依附回护者与刚愎自用者同病。离开幕馆那天，不要使有指摘。

幕僚的作为，善与不善，各自取决于他们所辅佐的主人。幕僚利于主人修养，主人利于幕僚才能。起初本以利相交，只是宾主相得，没有不以道义亲近的。薰莸强行结合，必定能长久吗？与其在不合之后决绝，不如在未就职之前先慎重。彼此同心，自然没有掣肘的祸患，越久越牢固。异己者，也不能离间。我自忖朴实愚直，所以就职最慎重，然而从未有半途割席之事。就是这个缘故，就职应当慎重。

卷三十七 内政部十一 议院

中国应当立即设立议院的论述

天地之间，是一气所流行的。日月得到气而升恒，山川得到气而停峙，鸟兽草木得到气而动植物。如果气有所偏颇而不完备，凝滞而不通畅，那么日月就有晦蚀的现象，山川或许有崩竭的祸患，鸟兽草木也有灾异的呈现。人身是一个小天地，人得到天地之气作为气，其气偶尔有失调，将导致营卫之间正气亏耗，阳愆阴伏潜藏于内，一旦感染外来的疵疠，那么病必定猝发而不可救药。如霍乱则吐泻昏厥，中恶则昏瞀仆地，中风则萎痹不仁，都是这类情况。中国被外侮所乘，一年之间，兵饷不支，于是到割地求和，赔偿巨大，这就像病的猝发。而正气的亏耗则由来已久，追溯自粤匪乱后三十余年，海内升平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