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　内政部十三　八旗生计

译生计

根本四项计划疏乾隆十年

译御史调和其内心

臣自从奉命稽查盛京事务以来，已经历了两年。凡是地方的情形、旗人和百姓的生计，一旦有所见闻，必定广泛咨询、多方访求，用心体察，希望贡献一点浅陋的意见，以仰承圣主采纳刍荛之见的深意。

一是重视边疆以加强防范。查考山海关外向北向东一带，共设有七处边门。边门之外，则是各蒙古部落。从七边向东向南，直接连接到凤凰城，称为六边，是奉天、宁古塔的六处边界。这是盛京东北两面的屏障。向来各边都编木为栅，以限制内外通行。栅外挖掘壕沟，以禁止越界。负责管理的官员勤于防守，随时修缮疏浚，边防确实严密。然而听说近年以来，总理大臣漫不经心，不加稽查，负责管理的官员于是因此懈怠玩忽。靠近边门几里处还有壕沟木栅，离边门稍远的地方大多成了平坦的道路。不仅大量私参容易泄露出去，也恐怕违禁货物任意出边。虽然最近将军特意办理，比以前已觉得改观，但积弊已久，若不大力整顿，严格确立章程，诚恐将来日久天长视为具文，仍然废弛。请交由将军达尔当阿在今年修边之时，亲身巡视，详细考察。木栅务必使其坚固严密，土壕务必使其深邃通畅，以恢复旧制。并将此后总理大臣应如何轮值，查阅负责官员应如何交替巡视，以及土壕木栅应如何随时修缮疏浚的地方，详细商议，上奏请求施行。再查熊岳所属旅顺海口，设有水路营官兵，作为防守之用，与天津水师营声势遥相呼应，是奉天南面的保障，关系极其重要。然而听说沿袭日久，也都废弛。负责管理的官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逻不过掩饰虚文，即使军装器械大半都朽坏。像这样懈怠玩忽成风，凭什么巩固疆界而资于弹压？也请交由将军达尔当阿将自今以后如何整理，此后如何稽查的地方，一并详细商议，上奏请求施行。这样边海要区防范既严，对于消除盗贼、稽查匪类之道不无益处。

二是广泛积蓄粮食以充裕百姓饮食。奉天土地肥沃、泉水甘甜，非常适宜耕种，收获的粮食，既比别的省份多一倍，粮价之便宜，也比内地低一半。所以每逢丰收之年，反而有粮食过剩的忧虑，况且小民只顾眼前，很少懂得储备，偶尔遇到局部灾荒，就束手无策。这都是应当预先筹划的。查考乾隆八年、九年，仰赖圣主洪福，连年丰收，今年春雨雪调匀，民间都已及时播种，将来接连得雨，大丰收有望。请交由奉天将军、府尹，将旗民各仓现在实际存粮是否足够使用，是否应当购买储存的地方，详细审查收成比例，商议上奏。如果需要添补，则动用备用银两，挑选廉洁干练的官员，分头购买储存，以充裕仓储，仍按常平仓的惯例，每年在青黄不接之时，或借或卖，以救济百姓。如果仓粮足够各项之用，无须添补，则请将海口的禁令适当放宽，使内地商贾源源流通，以免伤害农业之患。如此通融办理，对于内外百姓的粮食储备均有裨益。

三是振兴纺织以救济百姓日用。想小民生计，衣食为先，务本的根本图谋，耕织并重。唯独奉天各处，土地多适宜种棉，而布帛的价格反而比内地高一倍。推究其缘故，大概旗民种棉的虽然多，但不知纺织的利益，都卖给商贾，转贩到别的省份，既没有得到种棉的用处，而又每年有买布的费用，这也是应当急迫管理的。臣愚见，似乎不必用官法约束，用禁令禁止，只交由奉天将军、府尹，加意讲求，实心劝谕，多制造纺织的工具，颁发给各属，令有司依照样式制造，酌情发给种棉的旗民，仍雇觅善于织布的工匠数人，令他们因时随地，多方教导，就以民间纺织的多寡作为负责官员的功过。这样实行几年之后，人们获得利益，必定竞相趋向，辗转仿效，不烦督促，而各自勤勉其事，出产逐渐兴盛，布价自然平稳，对于旗民生计不无裨益。

四是广泛开采以利于百姓日用。奉天各属山多树广，木材柴薪用之不竭。近年以来，人口日益繁多，取用者越来越多，附近山林树木逐渐减少，而市价因此更加高昂，民间日用颇有艰难。查锦州以西、宁远一带多山产煤，现经封禁，向来地方官员只顾考核政绩，惟恐生事，虽然屡次有人奏请开采，而最终阻抑未行。想奉天东南的北西湖一带，逼近盛京，因地多产煤，现在已经开采多年，附近旗民确实依赖其利，也未听说有聚集匪类生事的情况。现在宁远的煤事同一体，且离奉天很远，较之北西湖更为不同，却将此天地自然之利，当作因噎废食之计，置之不问，则深感可惜。恳请皇上交由奉天将军、府尹确切查明，如何招商开采，如何设法稽查的地方，查照北西湖的惯例，斟酌商议，上奏办理，对于旗民生计也有裨益。

满洲兵民生计疏 顺治十二年

户部尚书陈之遴

私下认为满洲兵

译百姓实在是国家的根本，近年来穷苦日益严重，关系非同小可。但是富国强兵的权术，利害相互夹杂，救济的恩惠长远难以依赖。臣恭敬地以根本的大道作为长远的谋划，向皇上陈述。

译第一条是振兴农业。过去周朝的好制度，是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本朝统计丁口分配田地，兵马器械都由此产生，这种制度实际上与周朝相合。然而连年饥荒，田野荒芜，虽然属于天灾流行，也有人为的怠惰。应当请皇上紧急挑选每旗有才干的大臣一人，并熟悉农事、通晓水利的官员两三人，让他们亲自逐一视察本旗的土地，招集当地百姓，讲求哪里的河流堤防应当修缮，积水用什么方法排出，中间的堤防缺口一一仔细审查，预备应对淫雨，兼防大旱，计算工程估算费用，命令有关部门迅速筹措钱粮，佃户酌情出人力，及时修筑，限期完工。虽然花费必定很多，但确实是一劳永逸，丰收之年必然获得厚利，灾荒之年也不会大受损失。这是务求根本的大道。

第二条是宽恤兵力，这是天下的经制。汉朝军队每年花费钱粮，不少于千万，然而防守大多不稳固，作战大多不能取胜。一旦有紧急军情，就劳烦满族军队远行跋涉，有时数千里长途征战，在一两年出兵的时候，购买马匹置办器械，筹措费用非常困难。凯旋归来之日，马匹倒毙器械损坏，又须购买补充。满兵每月的口粮是多少？竟然这样耗费巨大。应当请皇上严厉命令各督抚提镇，将所统辖的将士全部按照满洲兵法训练得精锐强大。如果有弃城逃阵的，也按照满族惯例依法惩处。如果失事重大，文武大吏都依照法律治罪。这样人们知道警惕畏惧，自然奋力作战坚守。满兵可以养威省力，省力则财力充足，财力充足则军队精锐。如果有强寇大敌，一出兵立刻可以扫除，不至于长期征战耗费多了。

第三条是节省财用，大凡花费多就贫穷，花费少就富裕。治国治家，总是一个道理。满洲兵民向来以朴实著称，没有骄奢，但吉凶各种事情，有时沿袭旧例，有时用情过厚，不免花费过多导致窘迫。请皇上考察古制斟酌今情，裁减私情遵循礼制，将满洲兵民的各种事情制定为典章条例，务必崇尚节俭。比如吉庆宴饮，财物不要过于丰华；敬礼神祇祭祀，不要倾家荡产；送终尽孝，珍贵物品不要过多焚烧。其余可以类推，仍然需要深入晓谕。革除习以为常的做法，每月有所节省，每年有所节约，眼前可以缓解窘迫，积累久了自然能丰饶。这不仅是充实兵力的治理之道，也是治世的长远谋略。

八旗开垦边地疏 乾隆二年

御史舒赫德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由亲近到疏远，由近处到远处。果真能使根本绵延稳固，那么枝叶自然茂盛。臣愚昧地认为八旗是国家根本。我皇上对此有深刻见解，体察列祖爱护养育旗人的圣心，凡是有利于救济的地方，无不全部推行。两年以来，益处很多。然而从长远考虑，还看不出可以无忧无虑。大概养育人的道理，在于利用天地自然的利益来造福于人，一定要让人自己养活自己，这样才能无不养活。如果按人按户供给衣食，即使一个州一个县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八旗众多人口呢？我朝定都之初，八旗生计颇为丰厚，是因为人口不多，房地充足的缘故。如今百年以来，感到非常穷困的，是因为房地比从前减少，人口增加十倍百倍，加上风俗崇尚奢侈，不推崇节俭，所以生计日益消耗，习俗日益败坏，没有止境。旗人所依赖以为生的，只有房地，没有其他项目。如果房地不充足，即使百计养活他们，终究不过是眼前的计策，终究不是长远的谋划。我圣祖仁皇帝爱护养育旗人，不亚于父母对待婴儿，休养安全，历经数十年，可以说很深了，可以说很厚了。而近年以来，尚且达到如此地步，这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谋划考虑吗？只是京师房屋尚可通融，而地亩则过去所说的近京五百里的土地，已有一半属于民人。先前经过臣工条奏，动用国库收赎，奉旨慢慢办理，尚未实行。臣愚昧地认为即使实行，而八旗人口太多，也未必都能有济。所以臣深思熟虑长远谋划，势必要变通布置，只使不聚集在一方，或许可以兼得其利益，如果能日后收到成效，何必畏惧眼前的困难？回想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是我朝兴隆之地，土壤肥沃美好，地气肥厚，听说其闲旷之处很多，都可以开垦。虽然八旗满洲不可分散在其他地方，但在这根本之地，似乎不妨迁移居住。而且八旗定额兵将接近十万，又有成丁闲散数万，老者不在内。如果让他们分居三处，不仅京城劲旅原本没有单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增添强壮士兵，事情两便。由此合计京师及三处地亩，均匀摊派给予，务必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导他们俭朴，恢复初始风气，那么根本绵延稳固，长远可以谋划了。但是安土重迁，是情理所固，然而就易避难，确实是事势所有。迁移的方法，必须先在数年之前料理，等三处一切规模既定，然后对于八旗中愿意前往的人及生计极穷的人，一一筹划其起身安家等事，明白晓谕，厚加奖赏，使他们各自欣然上路，不知道有迁徙之苦，才可以不违背事理。如果料理稍有不合宜，导致有仰赖或遗漏，就徒生一番扰累，反而伤害旗人依恋之心，更有什么益处呢？在于皇上挑选忠厚

译明干的大臣在临期悉心料理，或许可以使之没有弊端罢了。至于预先筹划的方法，请秘密饬令三处将军等人，让他们踏勘所属地方，那些可以开垦的地方，应当得到多少地亩，可以驻扎多少兵丁，如何建造城堡房舍，有没有禽鱼水泉的利益，逐一仔细审度，根据实际情况上奏。等到批准实行之后，广泛招募百姓，选择土地开垦，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由官府供给牛具和籽种，而不立即登记升科征税。等到土地已经熟化，确实有了收获，就动用国库资金建造城堡以安置百姓和商贾。该将军衡量情势，如果认为可以迁移的时候，就上奏动用国库，酌情确定迁移居住的人数，一方面改造房屋，划分区域，然后从京城派遣前往，等到到达那里时，就将所开垦的土地按户分摊给予，或者仍然让百姓耕种交租给士兵，那么旗人不过有一趟往返的辛劳，而比起京城已经得到了世世代代的恒产了。再恳请皇上仍然按照旧例开设公库，将各省税务归并由旗人官员管理，并将旗地典当给百姓的收购归还给本人，那些现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给穷人的土地，一并分给没有土地的家庭。臣请求以十年为期，将前项事情依次举行，将会看到满洲生计一天比一天增加，仍然恢复其初始状态，廉耻的风气既然振作，强健的气概自然产生，纲纪更加张弛有度，根本更加稳固，然后更加因事制宜，那么长远的谋划更在于此了。

译乾隆十年《复原产筹新垦疏》

奏为恭敬筹划恢复八旗原有产业，试开尚未耕种的闲田，以资助兵民建立万世无穷的基业，仰乞皇上明察此事。臣私下认为，我朝在东土创业，统一天下，以八旗为根本，以四海为家。四海之众，是百姓；而八旗之众，则是士兵。百姓之所以求得安定，与士兵之所以需要供养，这两者常常相互依存，而关键在于，保卫百姓必须先要供养士兵。国家定都以来，布列八旗，分设参领、佐领进行管辖，犹如天下的省、郡、县作为层级。八旗的设置，参领、佐领也隐约以一旗为一省，一参领为一府，一佐县为一县。每一佐领下管辖的不少于数十家，每家大约从数口到数十口人丁不等，却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因此一名马甲每月发给银三两，护军每月发给银四两，都每年发给米四十八斛。计算其数额，核算其数额，数口之家可以充足。并且在京城内外按照旗分地方赏给房屋，又在近京五百里内拨给地亩，良好的法度美好的心意，怎能再增加呢？但是考察从前八旗刚到京城的时候，以及今天一百多年，祖孙相继，有的已经六七辈。试着取各家谱牒来验证，当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此时几乎成为一个家族，用那时所给的房地供养现今的人口，是一分的产业而供养数倍的人。皇上洞察其中的缘故，多方筹划，添设马甲、护军、领催，以及养育兵丁饷项所需，每年不下数百万。国家恩养八旗极其优厚，而旗人生计仍然未见充足，所以从前曾谕令八旗大臣各抒己见为之筹划经营，等到八旗大臣只不过就眼前的事为之请求。皇上因为事关重大，料理确实困难，将从容办理以期尽善，这是慎始慎终的至意。臣愚昧地认为八旗恒产的设立，必定圣天子在位尽心尽力坚持二三十年之久，这件事的始末才能收功。方今天下清平，四海无事，又正值我皇上仁明天纵，且英年登基，值此从容闲暇之时，正可依次举行这种经年累月的事，不然日子愈久而人愈增，人愈增而事愈难，让数十万众生齿日繁，聚集京师，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商业，都束手待养，难道是长久之策吗？臣反复思考，那么清查旗人户籍为先务了。旗人散处京城内外，都有档案可查。先宜查出人口数目，实有多少？除去现在官员兵丁支领俸项钱粮足以供养外，其余不能尽养的人，必须立有恒产，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然而恒产的设立，不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从前原有老圈地亩和京城内外所有房屋以资供养的，沿袭日久。如房屋一项，有的本家遇有急需无处筹措费用从而售出的，有的因拖欠钱粮无力加倍偿还从而入官的。彼此交易其产业犹在，旗人一经入官之后，就由内务府取租入充公用。即使偶尔有将住房卖给旗人的，也极少。又有每旗生息十万帑银，管理之人认为借给旗人恐怕导致牵累，于是多扣二分半钱典卖房店作为利息。所以京城内外可以取租的房屋现今为官产的很多。臣请求将八旗之官现在各旗内务府取租的房屋彻底清查，酌定官价，或扣俸饑，或定限交银卖与旗人，那么旗房可恢复原业了。

至于在旗地亩，向来不许卖与民间，都有明令禁止。因为旗人时有急需，借贷无门，不敢公然契卖，于是变名为老典，其实与卖没有两样。到现在旗地在民间的，十之五六了。所以前蒙皇上天恩，交直隶总督清查议赎。去年查明，霸州等五十六个州县卫民典老圈旗地，仅九千多顷。但各州县畏事，惟恐赎地一件事纷繁拖累，所以奉行不无草率。而民间又没有不想隐瞒旗地为自己恒业的。臣担心八旗老圈地亩典在民间的，未必止于九千多顷。为什么呢，近京五百里之内，大概多是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间，直到今天，陆续典出的多，购回的少。数十年来，断不止于此数。这次清查，就是定案。如果稍有隐匿，那么旗人的产业就永远成为民人的产业了。臣请求特派大臣，将户部圈占地亩原册及陆续给的亩档案逐一查出，令各该旗按册查对，分别交给各佐领，传唤原业主询问这项地亩曾否典卖，以及已经典卖的在旗在民共多少亩。其在旗的，令原业主辗转查明现在何旗何民名下作为产业。其在民的，从前在何年月日典与何人作为产业。如果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以及原业主无人，都照部册开明咨送，以便查核。除去在旗地亩毋庸置议外，其在民的奏派八旗谙练的参佐领前往会同各核州县，将民

译核查州县的地亩，若该州县所呈报查出的旗地数目中竟没有这项地亩，就应在本州县的地丁红串内查对。如果是自开国以来就在百姓名下交纳钱粮的，才是民地。如果从前并无红串，忽然在康熙年间借故造出红串，而其地亩地段又与部册记载大致相同，那就是隐瞒的旗地无疑了。如此清查之后，再命令八旗大臣会同户部、直隶总督详细商议动用款项，陆续由官府购买，并让原业主向官府领取购款，或者按期限交银，或者从俸饷中分期扣除。如果原业主无人继承或无款项可供购买，就命令在旗之人认买。在旗之人得到土地可以收取租子，在民间出租土地的人就仍然耕种土地，双方都没有损失。以后将百姓典买旗地的弊端，永远严格禁止，那么从前旗人原有的房地，就全部归旗人了。至于八旗的生息银两，是世宗宪皇帝为了赏赐兵丁婚丧等事之用，所以每旗发放国库银十万两，交给该旗王大臣酌情经营，按一分起息，并不是命令典买房地，占据旗人的恒产，作为滋生银两的办法。查康熙年间，宗人府就有生息银两这一项，几十年来，滋生银两的多，拖欠的少，而且利息微薄，对旗人有利。此后各旗料理生息银两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愚以为，如今各旗的生息银两，都应当照宗人府的例子，也改为按一分起息，借给旗人，所得的微薄利息，自然足以充作赏赐之用了。

译国家为八旗谋划长远之计，房地两项如今已全部赎回，再加上历年增加的饷银，因此供养旗人的策略，本来已没有可非议之处。然而在京城的房屋和近京的土地，不过只有这么多，即使人口繁衍加倍众多，也绝不可能在原有的数量之外，使恒产倍增。如果真的想为旗人做万年的长远打算，那么不如开垦沿边地区，让百姓有可以耕种的田地，作为八旗取之不尽的产业，一地两用，这尤其是国家最好的办法。

臣最近阅读邸报，看到大学士伯张廷玉等人议复御史柴潮生奏请开垦奉天等地屯田的奏折，其中提到：查沿边一带，先前据调任直隶总督孙嘉淦上奏称，独石口气候非常寒冷，不适合种植五谷，只有独石口外的红城子、开平城以及张家口外的兴和城、北城子，可耕种的田地很多，大约可以驻扎满兵一万人，曾经特别简派王公大臣前往那里详细勘察并妥善商议，具本上奏。后来据称口外地方寒冷，霜降来得早，所耕种的大半都是糜子、黍子、荞麦，耕种五谷的很少，即使尽力耕种，也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而且每年所获是否足以供给士兵食用，也无法预先知道。关于开垦驻兵一事，应当请求停止，已有案可查。

臣查考从前孙嘉淦所奏，只有独石口一处气候寒冷不适合种植五谷，而独石口向北走三十多里，就是平原旷野，再走五十多里是红城子，城墙遗迹还在，依山傍河，平坦肥沃；再走一百多里是开平，即元朝的上都，其间可耕种的田地不少于数万顷。再张家口向西走七十里是兴和城，向北走一百多里是北城子，河川平原非常广阔，一望无际，土壤的肥沃程度超过开平，其间可耕种的田地也不少于数万顷。

又说，有人担心口外聚集多人，恐怕会骚扰蒙古，各城左右都是各旗王公大臣牧马的牧场，现在开垦为田地，恐怕旗人会有不便。又有人担心天寒霜早，恐怕难以获得收成，山中少树木，恐怕难以获取柴薪。所有这些疑难之处，臣都广泛观察并仔细探访。口外的山绵延一千多里，名叫大埧，凡是埧内的田地都已经招募百姓开垦耕种，现在正在征收钱粮。这些城池的土地紧挨着大埧，都是旗人的牧场，与蒙古无关，旗人牧场之外是太仆寺的游牧地，游牧地之外，是察哈尔居住的地方。察哈尔之外，是内扎萨克地区，彼此相隔遥远，没有理由产生骚扰。八旗牧场所占面积很大，大多有空闲余地，可以合并节省。至于游牧的地方有数千里，割让一角就可以交换给旗人。至于柴薪稍远，也并非缺乏。况且埧内各山多有产煤的地方，如果招募百姓开采，自然可以满足需求。

臣在三月位于独石口时，草芽还未变青；十四日在红城子，青草已长到一寸，气候适合春耕。开平城外田垄依然存在，碾磨还在，如果不是种植作物，怎么会有这些？兴和的气候比开平温暖，其可以耕种是毫无疑问的等等。由此可见，孙嘉淦从前所奏，开平、兴和等地可耕种的土地，是他巡视边关，亲自勘察测量，不仅对地方的冷暖、霜降的早晚、谷种的适宜性一一筹划详尽，而且将日常使用的水火煤薪、旗民之间的相安无事、蒙古旗厂的不受骚扰，以及山地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狩猎，都无不细心区分并声明清楚。

而原任大学士伯鄂尔泰等人议称口外地方寒冷，耕种五谷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请求停止，这是出于慎重的言辞，只怕见效不易而耗费极大，固然是“利不十不变法”的意思。然而旗人的繁衍无穷无尽，国家的国库资金有限，沿边既然有天地自然的利益，与其让它荒芜，何不开垦为田地？如果担心不能见效，何不稍微小试一下？如果无益，就请求停止；如果有益，自然应当另行筹划。

只有孙嘉淦从前所奏关于区分公田、民田的方法，有不可行的地方。他说：“兴和、开平等处地亩，让百姓开垦耕种，选择靠近城池、地势平坦宽阔的地方划为公田，其余都作为民田。每开垦民田二顷，必须让开垦公田一顷。民田作为世业，公田分给旗人，酌情确定租粟加以征收。朝廷每月供给钱粮，那么旗人的衣食自然更加宽裕。”等等。旗人原本不善于耕种田地，想要开垦荒地，必须招募百姓佃种。如果在三顷中取二顷作为百姓的世业，一顷作为旗人的公田，不但供养旗人的田地不多，况且此地既有百姓的产业，而旗人又不善于耕种，地界相连，容易混淆，不到一二十年，百姓典当旗人土地的风气又将与京城五百里之内没有区别了。至于每月供给钱粮一说，尤其不可行。钱粮是国家的经费，自有定额，理应统合天下的收入，通盘合计，绝没有随着无限增长的人数，屡屡增加的理由。有这两个不可行的地方，那么其处理方法自然应当另行筹划。臣请求皇上逐渐派遣干练的臣子，带领善于农耕的百姓，在兴和、开平各城境内，每处分发数十人，酌情开垦田地数顷，根据那里天气的冷暖、地脉的肥沃程度，相

译应当进行种植，切实按照孙嘉淦先前所奏请的办法去施行。如果一年果然取得成效，明年就将那里凡是能够兴修农业的土地逐一查清，由官府准备耕牛农具和种子，招募关内附近愿意前往那里耕种的居民，命令给每个成年男子拨给上等田地五十亩，中等和下等田地酌情拨给，每十个成年男子编为一牌，编为一甲，甲编定名号，牌编定次序，让他们根据土壤性质选择适宜的谷物种子，随即开始春耕，并与他们分配粮食。如果一年取得成效，明年就可以推广，将范围加倍施行。明年再次取得成效，三年后更要再扩大十倍施行，推广到更远的地方，其利益无穷无尽。所收获的粮食运到关内，在歉收的地区平价出售，所得米价用来抵充牛具、种子的公共开支。施行久了，公共开支抵清之后，每年所收获的粮食在关内平价出售，而在关外适量储存，出售粮食所得的价钱也储存在那里。积累几年，足以分拨给旗人之后，就动用这笔银两，在那里建造房屋，根据当地的大小、出产的数量，酌情确定拨派兵力的多少，将京师旗人中无固定产业的人陆续拨派前往驻防，即将那里的田地酌情拨给他们，愿意自己耕种的听其自便，不能种植的人让他们租种民田，分得粮食租税来供养。这样施行既然有了成效，然后将奉天一带可以耕种的地方也照此陆续开辟，拨派士兵居住，使他们春夏秋三季努力耕作，岁末讲习武事，分散时是农民，聚集时是士兵，不但八旗可以谋求长远的生计，而百姓赖以供养的也不可胜数。不用一二百年之间，从西到东绵延数千里，形势如长蛇，可以南望九省，北镇诸狄，威震西陲，势力连接东土，实在是天下的屏障，神京的保障，这是亿万年的大计，千载难逢的时机啊。

译恰逢筹议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道光五年，由大学士英和主办。

臣等承蒙皇恩，分任八旗事务，各自负有教养旗人的责任。臣等看到朝廷豢养旗人的恩惠，已经极其优厚了。自皇上登基以来，体恤旗人生计，普遍加以赏赐，又经过各位大臣多次条陈奏报，如准许旗人屯居种地、增加官地官房、清查入官地亩、移住双城堡屯田、外任官员准许携带族亲随任等各项大政，陆续施行。凡是能够给旗人带来利益的事情，没有细微不到之处。现在臣等共同悉心筹议，认为本朝制定的制度已经极其完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后人不能深入了解立法本意，往往执行不当：有的苛求过度，该宽缓的反而严厉，导致束缚而不得疏通；有的日久懈怠，该严厉的反而宽缓，导致姑息而无所惩戒；有的应当统一标准却反而区别对待，有的应当推广却反而拘泥限制。臣等认为，学习其表象不如学习其本意，有的恢复旧制，有的酌情符合时宜，总期望与前人立法本意相辅相成，大概才能可行可久，传之万世，永远没有流弊。谨就臣等智虑所及，列举四条，向皇上陈述。

一、旗人告假闲散与兵丁官员，定例原本就有区别，不应一概严禁。查《兵部处分则例》记载，旗人有事告假前往顺天府所属地方，兵兵由参领呈报都统存案，发给参领关防；闲散由佐领告知参领，发给图记。这说明兵丁与闲散本就有区别。如果前往外省，需咨报兵部发给路引，因为旗人不应直接到达外省，所以由兵部发给路引，并非不准前往外省。其告假只说有事，并未像官员那样指明修坟、省亲等具体事由；其限期只说去来，并未像官员那样指明严格期限。如果告假前往外省，承办官员不报部请领路引，按例只罚俸三月，处分很轻，可见并无大碍。又规定旗人私自出境，主管官员分别知情、失察，定有处分；闲散的处分轻于官兵，取债、探亲的处分轻于挟诈、扰害，可见并未滋事。其有缘故而离开的，情节更轻。又各省驻防只有官兵私自出境的条例，并无闲散私自出境的条例。又护军逃走等事，主管官员按例只罚俸；兵丁闲散逃走并无处分，私自出境与逃走无异，为何兵丁闲散逃走俱无处分，而私自出境处分为甚重，条例文字实在矛盾。臣等查官员兵丁各有职守，原本就不应听任其任意告假外出，自应限定期限回旗；其私自外出的，处分也应当从重。至于闲散并无差使，也无粮饷，哪有与官兵一样严禁的道理？该旗承办人员因不熟悉条例本意，只见到私自出境滋事例有处分，于是对并未滋事者也加以禁止，每当旗人告假，无论官员、兵丁、闲散一味刁难勒索，致使无钱粮的闲散困守京城，仰赖父兄供养。臣等每次在挑选缺额时，见一个缺额常有数十人竞争，国家经费有限，无法调剂。因而原任大学士伯麟有令京畿五百里内谋生的奏议，殊不知仔细推敲条例本意，原本未曾禁止其外出，只是要求告知佐领发给图记罢了。臣等认为闲散与兵丁不同，既无钱粮，怎能禁止其自食其力？我国家一百八十余年，旗民早已融为一体，毫无界限，汉人游学、游幕、外出经商并无限制，驻扎防地的闲散也无条例禁止。为何唯独在京城禁止？如果担心其外出滋事，何不严厉办理？旗人之所以容易滋事，原因有二：因为回京有规定的期限，外人明知其不能久留，即使是家奴佃户应交地租，也往往拖延挟制，导致旗人虽有产业，不能得到租金；等到告官处理，又不能久等，终究无益。现在如果放宽条例禁令，限定回京日期，则收租者得以从容索取，遇到霸占田产、拖欠租金的，得以收回自种，那么恶佃刁奴无可挟制，有地的旗人能获得实际利益。又旗民交涉案件，按例由理事厅审理，军流徒罪都折成枷号、笞杖、鞭责，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办理，因此骄纵，地方官也难以约束，因此滋事常见其多。查屯居原本有照民人问拟的条例，现在外出者既然不在京城，所有笞杖徒流军各条例，自应当与民人一体办理。这样地方官易于管束，与蒋攸铦先前奏请革除屯领催守堡名目、交地方官一体管束的条例相符，并使旗人断绝其所恃，那么滋事者必然减少。名为严办，实乃保全。应请此后除官员兵丁告假及私自出境均按旧例办理外，所有闲散告假，无论前往何地，只令按例报明佐领，告知参领注册，由佐领导给图记，即准许前往外省谋生。该参领随即呈报都统存案，年终会同咨报户部、兵部。倘若该参领、佐领有勒索情事，或经控告，或经查出，立即参劾处分。其回京不必限定期限，如在外有事逗留，准许其报明

译地方官行文该旗回京之日，仍准许挑选差事。倘若出京已超过一年，且没有地方官延长时限的文书到达京城，就立即注销该档案或将其存留在外，若发生事端，就按照平民的条例定罪量刑。若是申报前往亲属任职的地方，自恃资历老而借机请托、勒索财物，准许外任官员呈报上司追究惩办。若是在外居住年久愿意改为民籍的，按照汉军的条例呈报当地地方官，准许其改入民籍。那些私自出境的人，就按照逃走的条例处理。所有分别以挟诈扰害、取债探亲为名的行为，以及主管官员知情不报或失察的各等处分，均予以删除。那些被降职、革职或退休的官员，已经退还钱粮的士兵，尚未领取钱粮的举人、贡生、生员，都按照闲散人员的条例统一办理。各省驻防也一律如此办理。治理应当严厉的地方就严厉，应当宽大的地方就宽大。主管官员既然没有刁难的理由，闲散人员自然不至于困守无策。有才能可以任用的人，学习文武之道，仍然不妨碍他们上进；平庸无能的人，从事农工商贾，也可以任由他们谋生。即使让亿万人口日益繁衍，定额的兵额也不会增加开支。生计有了出路，那么旧例的本意就应当讲求其初衷，而不应当一概只知严厉。

译凡犯盗窃罪而刺字者，因寡廉鲜耻，甘心下贱，应销除旗籍档案，宜遵照成例切实执行。清初定例，旗人犯罪，军刑、流刑、徒刑均折算为枷号，不仅是正身旗人，即使是满洲、蒙古的家奴犯徒刑也折算为枷号，其用意可想而知。乾隆年间定例，犯盗窃罪者销除档案，凡刺字者销除档案，寡廉鲜耻、有玷污旗籍者销除档案，诬告讹诈、行为如同无赖者发遣，赌博生事的匪类发遣。又乾隆十八年定例，旗人首次逃走，一个月后无论主动投回还是被抓获，即销除档案发往黑龙江。又乾隆三十九年定例，没有差事的旗人犯徒刑、流刑不准折算为枷号，其用意可想而知。清初旗人尚少，希望他们团聚在京师，即使有罪也不肯轻易抛弃。乾隆年间人口日益繁衍，担心他们败坏风气，将不肖之徒逐渐淘汰。这在乾隆年间是因时制宜的变通，而在今天则是遵循旧例，无奈后来的大臣们往往把姑息纵容当作慈祥。自嘉庆二三年间，刑部将逃走后发遣的成例改为主动投回可免罪，仍允许挑选差事，此后各项成例逐渐废弛。犯盗窃罪者则按“百检十”的惯例，一切应刺字者都为其曲解法律开脱，以致旗人肆无忌惮，窝藏盗贼、娼妓、赌徒，或棍徒无故扰害百姓，或教唆引诱宗室子弟为匪，种种不法行为皆因法律松弛易被玩忽，犯罪者越来越多，甚至借口谋生，廉耻尽失，登台唱戏及表演十锦杂耍，习以为优伶等下贱职业，接受赏赐请安叩头，上辱祖先，下辱子孙，实为旗人败类，有伤体制。虽在嘉庆十一年一经查办即行发遣，但此事仅将本人销除档案，子孙仍在旗籍领取俸禄，此等人家子弟耳濡目染，从小养成习性，怎能光宗耀祖、改务正业。近年沾染恶习者更多。臣等认为，杂草不除，嘉禾不生，与其姑息纵容以助长浇薄之风，何如逐渐淘汰以安定良善之人。应请此后旗人犯盗窃罪即销除旗籍档案，如罪行仅止于笞刑、杖刑，姑念初犯，免其刺字，仍允许恢复良民身份。若改入民籍后再犯，以及罪行仅止于徒刑、流刑以上者，再行刺字。逃走首次或确实因病迷乱，仍允许投回挑选差事，如超过一个月期限，无论投回、抓获及二次逃走者，均即销除档案。若官员有心逃走，一次即行革职销除档案。旗人登台卖艺、寡廉鲜耻者，免其发遣治罪，连同子孙一并销除档案。该管参领、佐领限三个月内据实上报，所有以前失察的处分一概宽免。如超过期限不报，仍照例分别议处。至于窝藏盗贼、窝藏强盗及一切诓骗之类，均销除旗籍档案，照民人例一体定罪，不准折算为枷号。这是旧例中应切实执行，而不当有意从宽的部分。

汉军有考职、捐职的成例，满洲、蒙古应统一办理。恭照道光元年五月谕旨：“佐杂之职虽微，也是因佐理民事而设，与其兼容并进而听任其壅塞，何如严格审核、公平选拔而使其疏通？直省督抚详加甄别，实在庸俗鄙陋不堪造就者，一概淘汰，才能出众之员，自可及时效力。”钦此。查佐杂一官，职分虽低，但最接近百姓，向来没有正途出身，不是书吏就是捐班。书吏虽熟习例禁，但舞弊实为其长技；捐班流品尤其杂乱，谋利是其本心。一县之地，即是古代诸侯之国，知县一人耳目难周，不得不依赖此辈，民生何以日益富足？吏治何以日益清明？各省佐贰杂职，除教职三千余缺不算外，尚有三千八百余缺，盐课、漕粮、河工均关紧要，却无一满洲、蒙古人员。推究其故，当年八旗人少，即使文职州县、绿营武职也是逐渐增添。如今八旗人多，马兵、步甲尚准挑选充任，何妨先给予小官试之？民事方面汉军本有考职、捐职的成例，实行百有余年，并无阻碍。官小易就，出京者多，对生计大有裨益。满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过十之二三，丞、倅、缘有理事旗缺，合计尚及四分之一，州县不足十分之一。如今满洲、蒙古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中，不乏品学兼优、谙练事务之士，应请即照汉军之例，一律允许考职、捐职。其班次无需另议，应请即在捐班应选班次内相间轮用。如此则对其他班次并无妨碍，而满洲、蒙古晋升之路逐渐宽广，逐步加以历练，皆能成为有用之材。佐杂中得正途出身的旗人，可逐渐扭转捐班、书吏的积习，对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这是旧例中必须统一，而无需另立章程的部分。

双城堡屯田经开始维艰，宜推广以竟成功。查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奏请经理数年，耗费帑银数十万两，实在不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一户，本年移驻七十六户，总计未及一百户，诚恐此后愿意前往者少，又不便强行摊派，虚费以前经始之力，致使善政无成功，实属可惜。伯都纳等地亦多可垦之地，如能

译如果按照这个办法推行，那么京师贫苦的旗人就能获得产业以维持生计，而那个地方也能由荒僻之地逐渐发展成为大镇，这确实是法令良善、用意美好。查考各旗满洲、蒙古原本就有屯居的成例，在数百里之外居住百余年、数十年的人，在道光元年臣等议覆原任大学士伯麟奏请的案件中，曾准许旗人屯居种地。几年来，申请的人尚少，主要是因为原有土地的人必须先亲自前往清查，而请假很难，回京又很紧迫，以致如前条所陈述的，刁奴恶佃借机挟制，旗人无法亲自耕种。现在请假的期限放宽了，那么前往清查就能自由行动。此后申请的人必定众多，臣等分别命令下属，再将以前的成例切实申明：如果在近京以及盛京等地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准许请假亲自前往清查，如果愿意亲自耕种，准许申报迁徙居住，或者与原佃户合伙种地、分配粮食，或者撤出一半土地自行耕种，仍留一半给原佃户耕种。这样则旗人的产业可以获得实际利益，而百姓也不会失业，以示公平并杜绝诉讼的根源。那些土地长久典当变卖、无力赎回、没有土地可种的人，臣即命令下属参佐领将移驻双城堡的好处细细开导，晓谕说：“你们贫苦难以度日，皇上施恩将双城堡的土地赏给耕种，你们原本没有产业，现在得到土地两项，又有房屋、家具、牛种、临行路费以及沿途供应，这是多么深厚的恩德？你们到那里安分种地，可以丰衣足食。两年前移驻的人现在都有信来京，称那里为乐土，你们为何还犹豫？现在奏请已获批准，一切不安分的人，将来滋事都按照乾隆年间的成例注销旗籍档案，你们如果有不安分的人，倘若被参佐领查出送交兵部注销档案，岂不后悔？”现在将利害关系明白宣示，刊印成谕单，将家无产业、已成丁的闲散人员，以及三两以下钱粮、实在贫苦的人逐户告知，此后每年移驻务必达到原奏二百户的数量，如果有多余的，陆续分年移驻，仍命令每年将移驻的数量提前通知该将军，预先办理，这样则善政可以宣告成功，旗人永远享受安乐利益之福，而双城堡的土地、房屋、官款都归于实用，借用人力以尽地利，即借用地利以养活人口，我国家亿万斯年户口日益增加，土地也日益开拓，这是旧例必须推广而两全其美的做法。

译以上四条都是遵循旧例的意思，将后人执行不当之处，有的力求恢复旧制，有的酌情合乎时宜，实际上对旗人很有益处，详细陈述如下。如果蒙皇上批准，由值年旗移文通知各该衙门遵照切实执行，以仰副我皇上惠爱旗人、恩泽有加无已的至意。

旗户分居议

李祖陶

八旗是“国家的爪牙”。我朝兴起于东土，虎视中原，一时依附风云、追随日月的，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些人都是上天所生、人所选拔，用来作为亲附先后、奔走御侮之用，大多汗马功劳高，旗帜常显业绩。与汉高祖的丰沛子弟、光武帝的南阳宗亲、唐太宗的太原义从、明代的徐达、凤英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酬谢功绩，设立五等爵位，而不分三等土地”。圈占京城五百里之地让他们居住，以此形成居重驭轻的态势，也比汉代迁徙郡国豪杰以充实关中、明太祖选取江南富户居住凤阳，其意义更为进步。但是五百里之地虽然都是肥沃之地，但土地无法再开辟。八旗之人虽然都吃俸禄，但人口逐代增加。恭逢“神功圣德”，累世承平休养之余，逐渐产生奢侈之风，以至于雍正末年，八旗生计逐渐窘迫。于是“圣天子在上咨询，诸臣在下建策”，大多谋略深远，为十世百世做打算，而不在于取济于一时，以此来补救。据我所知，乾隆二年监察御史舒赫德就有密陈愚虑的奏疏，说旗人赖以生存的，只有房地，没有其他项目。房地不足，虽然百计供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让他们不聚集在一方，或许可以兼得其利益。我想，“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是我朝兴隆之地，土质肥沃美好，听说其闲旷之处很多”。虽然八旗满洲不可散处他方，但此根本之地似乎不妨迁移居住，务必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导以俭朴，恢复其初始风气，那么根本“稳固久远可计矣”。但须在数年之前进行筹划，然后对八旗中愿意前往者及生计极困者，逐一筹划其起身安家等事，那么大家就会欣然上路了。这是一种说法。至于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又有军国大用不敷敬陈变通之法的奏疏，说臣蒙恩简任协助计部，详细查核每年经费收入不敷支出，是因为八旗兵饷浩繁，所以支出往往较多，各省绿营兵饷日增，所以收入逐渐减少，如果有额外费用，就不免左支右绌了。查八旗人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听其屯种外，其余都随旗居住，聚集京师，没有农工商贾之业，大多依赖官府供养。我皇上仁爱加于天，在正赋俸饷之外，增设佐领名额，优给养育之粮，而旗人仍然穷苦如故，因为不让人自谋生计，而常想以官府供养他们。我私下认为，不实行屯田，断无供给之法。现在内地已无闲旷之田，世宗宪皇帝想在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别安置旗人居住耕种，但未及实行。我皇上登基以来，臣下屡次以此言进谏。如果担心难以实行而不及时早做打算，那么数十百年之后，旗户必十倍于今，用有限的钱粮供养无数的人口，如果仅从额饷内取给，那么兵弁的关支不足以供给闲散人员的坐食，旗人的生计必日益窘迫。如果想在额饷之外增加供给，那么民赋的常制断不可增加，而国用所必需又无可缩减，即使竭尽度支之力也不足以供给，不将上下交困吗？只有酌情派遣丁口，分散列于边屯，使他们自食耕牧之利，并时常讲习武事，那么旗人有生聚之资，国库也无匮乏之虑了。这又是一种说法。

到乾隆十年，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又进呈筹理财之长策：一是开边外之屯田，以供养闲散人员；二是给数年之俸饷，以遣散汉军。为什么呢？臣听说宋太祖拥有天下时，举中国之兵仅十六万，等到英宗治平年间，多达一百二十万，国力因此耗竭。明朝的宗支不事农不事士，依赖宗禄，到中叶以后，竟然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子四十不得娶，女子三十不得嫁。为什么呢？财力不足以供给他们。现在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人口繁衍昌盛，与顺治时相比大概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与康熙时相比已十不及五，而且依赖官府供养不止，局限于五百里之内而不让他们出去，那么将来上之弊端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端必如明朝之宗室，这是不可不筹划变通的。臣私下认为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都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地，多水泉肥美之地，请派遣有才干谋略的大臣前往经理。如果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他们建堡墩、立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

译从事耕种的人，一并前往定居。所耕种的田地即作为他们的本业，分年扣除工本费用，此外不再增加赋税，只令他们在农闲时进行操练，那么数年之后就能成为精锐部队，这是安置满洲闲散人员的办法。至于汉军八旗，已经奉有允许他们出旗的旨意，因为旧例过于拘束，所以出旗的人很少。现在请求不论其家中是否有人做官，都可以出旗。现任官员每人发给三年的俸禄，没有官职的人发给六年的俸禄，家产允许他们带走，任其自便，那么贫富之人都不致失所，五年之后国家财政的节省将无穷无尽，这是安顿汉军旗人的办法。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三种说法大同小异，而柴说还筹及遣散汉军，尤为胆识双绝。汉军都是中原之人，起初听闻朝廷恩泽而依附，有勋劳被豢养了二百多年，封公封侯，报答已经很丰厚了。积久繁衍而生计日益窘迫，那么与其坐困无聊，不如放他们到江湖，任其浩浩荡荡地生活更为妥当。我看魏叔子《封建论》后附带提及明代制度的弊端，说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了，即使是宗室也应该有限制。制度规定开创天子的儿子封为王，嫡子世世代代继承王爵，庶子则每代递减，五代之后成为平民；继位天子的儿子封为公，其递减也照此例。五代之后都成为庶宗，各自从事士农工商的职业，谱系登记在国家，而免除他们的徭役。他的话曲折而有条理，以天潢之亲，尚且为之区别，不让他们全都吃国家的俸禄，满洲闲散与依附的汉军又何况呢？这确实是救贫的长策，不仅救国，兼以救人。

译如果真能如此，黄河改道向北流，顺应它原来的水性，就不会年年发生决堤，每年可以节省防汛的费用数百万。两淮的盐价卖给商人，私盐全部转化为官盐，每年可以增加赋税数百万。漕粮在当地屯田种植，官府和百姓的困境都能得到缓解，而国家也没有治理黄河、修建水闸、制造船只、征发军役等各项费用，每年节省的费用一定不止数百万。旗人分居各地，自食其力，太仓的粮食依然充盈，每年节省的费用也不下数百万。合计节省的和增加的，大约接近二千万。去年阅览邸报，看到卓中堂统计户部收支的数目，经费年收入四千四五百万，支出三千八九百万。如果收入年年不缺，支出不年年增加，自然足够应付。只是水旱天灾，即使是尧、汤那样的圣君也无法避免，收入怎能年年不减少？大规模的战争和劳役，在太平时期也无法避免，支出怎能年年不增加？因此必须有根本的大道，来生产财富、节省开支，使国库长久充实，粮仓长久丰足，那么在突然遇到收入减少或支出增加的时候，也能从容应付，不至于实行琐碎的政策，沿袭苟且的成例，而被后世的史家所讥讽了。

请求变通旗民土地交易章程的奏疏

直隶总督 刘长佑

我查得同治二年四月接到户部咨文，复议御史裘德俊奏请仍然允许旗民土地交易的一折，抄奏内称：咸丰二年会议规定，顺天、直隶等地一律允许旗民土地交易，按照惯例纳税立契、登记赋税，奏请后奉旨准许实行。后来因为解除禁令后，各州县申报登记赋税的非常稀少，而盗卖、隐瞒占有的案件层出不穷，虽然有登记赋税的名义，却没有缴纳赋税的实际。于是又在咸丰九年奏请恢复旧制，仍然禁止平民典当购买旗地，遵照奏议办理在案。现在根据御史裘德俊以旗人生计艰难为由，请求恢复旗民土地交易的惯例，应请求准许如所奏，顺天、直隶等地无论老圈地、自置地，也无论京旗屯居地及何种平民，都准许互相买卖，按照惯例纳税立契、登记赋税，一切章程照案办理，这样旗民有无可以互通，对八旗生计不无益处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咨文传到臣这里，当时已经命令布政使司通令各属遵照办理在案。后来根据调任布政使王榕吉呈报称：根据前任清苑县知县朱溥禀报，遵即出示恳切晓谕，并召集乡地限期查报。如果各村民人买卖旗产互相掩饰隐瞒，不纳税立契、登记赋税，偶尔有屯目、社书禀报某村某户隐匿旗地数亩或数十亩，如果据此纷纷传讯质对，人数繁多，不免扰累百姓。咸丰二年解除禁令后查办登记赋税毫无成效，这次准许旗民土地交易奉文已久，查办仍然没有头绪，那些借端生事之辈反而得以借口，肆意指控，案牍日益繁多，只见粮租毫无实际收益，利益未能兴起，弊端不堪列举。与其让法律存在却无法执行，何不变通办理，使农田和税课两方面都有益处，悉心斟酌商议，不必责成乡地等人按亩查造画清地界册籍。凡是购置旗地的，无论远年近年，就以同治三年为期限，按村出示晓谕，命令平民自行前往州县呈明地段亩数，有原契约的连同原契约查核相符，立即查照章程，分别约定应缴钱粮数目，即从同治三年起征，粘贴发放旗产契尾给收执，无需等候复核勘丈。再商议科则以求迅速，既不许差役下乡借端勒索，也不烦劳弓手等人赴地勘丈。所征粮银按季度造报，等一律报完汇总归入旗产奏销册内上报户部。如果有意故意违抗超过期限，拖延不呈报，一经查出，或被被告发，即地亩收归官有，并治以隐匿不报的罪责。这样酌量变通与原奏章程，并无阻碍，而且可以快速收到实际效果。至于咸丰元年查办案内，偶尔有已经报出地亩，尚未议定科则的，随即奉文停止。此时如果仍然命令按年补征，未免让人失望。九年以前平民拖欠的粮银，曾有奉旨豁免的明文，这项事情同一律例，应请求即以此次查办为始，充实从同治三年起征，以缓解民力等情，由布政使司具文详报，经臣咨文户部核复，随即准许户部咨复此案章程酌量变通，应由臣奏明办理等因而，立即命令前署布政使李鹤年复核详报请求具文前来。臣查平民既然准许购置旗地，自然应该按照惯例纳税立契、登记赋税，不便任令隐匿拖延不首报。该司等人所议变通办理，法度是为了纳税立契、登记赋税不至于有名无实起见，拟请准许如所议，分别办理。

请求酌情变通调剂宗室支系的奏疏，光绪五年。

戈靖

我思忖恩惠由近及远，法度因时制宜。我朝深切眷念懿亲，敦叙亲情的典礼，远超过往历代，列圣相承，有加无已。咸丰年间，又开设道府之例。最近奉恩谕，怜悯闲散宗室、觉罗等人生计艰难，加赏两个月钱粮。凡是用来为宗室谋划的，周全且完备了。只是子孙繁衍，日益繁盛，固然系功德垂荫的灵长，但枝分派远，不免饥寒，实在深为祖宗在天之隐痛。诚然闲散宗室的钱粮，则限以岁时；仕进也定为专缺。既不如觉罗、满、蒙、汉族道路宽广，也不如

译士、农、工、商得以各自谋求生计。这难道是圣朝亲睦宗族的根本宗旨吗？受限于既定成例，没有人提出变通之策来为国家谋划长远。臣亲眼目睹这种情形，难以安心沉默，请求在现行规定之外，酌情进行调剂，使皇室旁支都能（仰）仰蒙恩惠。恭敬地拟定七条建议，向皇太后和皇上敬陈。

译一、宗室二两钱粮，应当请求恢复旧制。以往的惯例是宗室子弟十岁就开始发放二两钱粮，这是为了供养他们，并希望在他们年幼求学之时，能够聘请老师读书。自从改为十五岁才开始补发二两钱粮后，宗室子弟中有能力读书的人很少，这五年间节省的经费有限，却在启蒙教育之初就让他们不学习，最终荒废学业，实在可惜。现在请求仍然从十岁起就补发二两钱粮，以资助他们的教养。

一、宗室官学生，应当请求增补进入《咸安宫国子监》。查得觉罗、满、蒙、汉各族子弟各有官学，然而又挑选补充《咸安宫国子监》的官学生，以此来教育培养他们，用意极好，方法极善。宗室子弟只有两翼宗学，虽然同属宗族，不足以互相观摩切磋；不出家门私塾，不足以开阔见闻。我私下认为教育不分贵贱，请求在两翼宗学之外，依照八旗章程，增补《咸安宫国子监宗室官学生，以广泛造就人才。

一、宗室笔帖式，应当请求分别补充到各部院学习。查得宗室笔帖式，只有宗人府这一条途径，外衙门并没有空缺。但是宗人府缺少的人多，补缺实在显得壅塞停滞；而各部院笔帖式的空缺还比较宽裕。即使拨出各处满缺二三名，作为宗室专缺，依照宗室郎中、员外郎、主事的先例，似乎对满缺不会造成妨碍。这样宗室笔帖式的补缺就可以疏通了。

一、宗室举人，应当请求酌情补充中书小京官。查得旗人平民文举人在会试三科后，有拣发知县以及大挑的先例。宗室举人如果没有在会试中中式，大多被废弃。虽然有选任宗人府笔帖式这一途径，但得选并不容易。同样是举人出身的宗室，却报国无门，实在可惜。请求将宗室举人在三科后，酌情选任中书小京官，以实现他们向上进取的志向。

一、宗室读祝官、赞礼郎，应当请求增补。陵寝缺额，查得条例记载宗室有京读祝官、赞礼郎各缺，并没有陵缺。现在只有赞礼郎一个缺额，近来文武两途都显得阻滞，致使有才能的人无法施展，反而生出枝节。不如将各陵读祝官、赞礼郎的旗缺改增为宗室专缺，似乎对八旗缺额不甚妨碍，并请求仍然增添京缺读祝官，那么宗室晋升的途径就稍微宽泛了。

一、宗室武乡会试，应当酌情取中。查得宗室文科乡试，每次取中六七名，会试每次取中一二名。唯独到了武科，即使有精于骑射技艺的人，也不能参加考试，未免令人失望。应当请求仿照文科乡会试的先例，酌情取中数名，以备选拔干城腹心之才。

一、闲散宗室，请求准许游幕屯居。前任山西巡抚、现任大学士沈桂芬条陈八旗准许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等事，曾经议定在案。现在宗室人口日益增多，食三两者，按照现行章程支领，每月不足二两，自我供养大多不能自足。现在经费短缺，兵饷难以恢复旧制，宗室怎能商议增加？与其让他们困守京师，不如让他们自求生计？如果有愿意游幕屯居的，准许他们由旗报府，发给执照，注明去向。倘若在外滋事，即准许该地方官详细解送宗人府，严加管束。这样宗室就不会陷入困苦了。

卷四十 内政部十四 正俗

拟言风俗书异之文集

管同

臣听说，天下的风俗，每个时代都有弊端。夏人崇尚忠诚，其弊端是粗野；殷人崇尚恭敬，其弊端是迷信鬼神；周人崇尚礼乐文饰，其弊端是文饰过度而人们追逐末节。三代以后难道就比后世好吗？虽然如此，承接弊端而善于矫正，这是三代、两汉风俗日益美好的原因；承接弊端而不善于矫正，这是秦人、魏晋、梁、陈风俗日益颓败的原因。风俗美好则世道安定且太平，风俗颓败则世道危险且混乱。以古代来说，大概有历历分明毫不差错的例证。清朝兴起，承接明朝之后。明朝时，大臣专权，现在内阁、部院、督抚大多不过是奉行诏命。明朝时，言官争竞，现在给事中、御史都不能大有论列。明朝时，士人多讲学，现在聚徒结社的人渺无踪迹。明朝时，士人持清议，现在一旦涉及科举，而考场策士的文章及时政者都不被录取。大体上明朝的风俗，官员横行而士人骄纵，国家知道其弊端而一切加以矫正，因此百数十年间天下纷纷扰扰，也多事啊。然而那些困难都起于田野间的奸邪、街巷间的侠士，而朝廷、学校之间安定且平静。但是臣认为明朝风俗虽有弊端，其初始意图则是为了培养士气、蓄积人才。现在鉴戒前代的人，鉴戒其末流，但一定要观察其初始意图。所以三代圣王相继，对于前世都有变革有因袭，不极力举发而全部改变它。极力举发而全部改变它，那么在道理上不能得到公平，而更会兴起其他祸患。为什么呢？祸患常常出于所防备的地方，而弊端每每生于所矫正之处。臣观察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大多因为畏惧台谏；不争辩而习惯于缄默，门户之祸不在当时发作，而天下于是就不谈论学问、清议的持守，在下层没有听闻，而致力于科第、营求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不关心。大概自秦人、魏晋、梁、陈诸君主，都因为不知道矫正前代的弊端，国家对于明朝，则是鉴戒其末流而矫正它到了极点，所以形成了今天的风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