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九　格物部五　医学

译医术的起源就在这里。然而纵观古代医学家的言论，都探究疾病的根源，论述治疗的方法。所谓医就是理，理就是意，药就是煮，煮就是养。所以古代的良医只观察四种常理和两种反常，进行诊断和治疗，并没有所谓固定的方法，也没有所谓专门的科室。自从明代王肯堂撰写《六科准绳》，科室的名称才开始出现。推究他最初的意图，不过是粗略地分类，起初并没有规定哪个科室传授给哪个人。后世医学日渐衰微，不能融会贯通，好像选择一门跟随，想要以专科名家自居。于是有大方科、外科、女科、幼科、眼科、喉科、疯科、针科，名目繁多，互相炫耀，实际上并不是古代的方法。名医如张巢、朱喻等人，立说著书，广泛引用，有的正确有的错误，经验丰富的人自然能洞察。但是制定方剂用药，也已经不是古代方法所具有的。比如张仲景的《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金匮要略》一百四十三方，后世医家观察疾病所在，遵循使用，虽然也时常有效。但是像唐代的许〇〇月宗，医术非常神奇，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著书，他说：“医就是意，在于人的思虑，脉象幽微，苦于难以辨别，心中所理解的，口不能表达，虚设经方，怎么能比旧的好，所以不能著述。”又《吕氏春秋》说：“病千变万化，药也千变万化，病变了药不变，以前长寿的人，现在就成了夭折的孩子。”由此看来，治病的人不在于只效法成法，应当自己出心裁。从前吴门叶天士曾经用一片桐叶治疗产妇的危难，沈鲁珍用辱骂激怒一个女子，使患闷痘的立即发出，病于是好了，神妙的思虑让人莫测其妙，记载在各家医案及小说等书中，确实有可查考的，并不是用虚无缥缈的话来吸引人听。那些仅仅拘泥于古方，而参酌白虎、青龙二神降气诸汤的人，未免固执不通，无法运用神妙而明白的方法。虽然如此，这还是医家中的上品。如果近世从事医学的人，则更仅仅以此为糊口之计，所看的不过是汤头诀，所读的不过是本草从新，只要能了解皮毛，就想悬挂长房的壶，来出售他的技艺。问起王安道、赵嗣真、赵养葵等名流，都瞪眼直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难怪像《灵枢》、《汤液》等经典，从未有一天浏览，不认识其中记载的是什么话，所载的又是什么事？即使偶尔有病的人请他治病，温凉杂进，攻补兼投，胡乱开药方，不管死活。侥幸命不该绝，就洋洋自得，说：“某某的病，本来服我的某药而痊愈的。”如果误在庸医手中，因此致命，也就只是互相推诿，终究不能实指其致死的原因。谁肯能像泰西的方法，剖开肠子来论述呢？唉，医道如此，难怪人们以不服药为中医，不肯以自己的身体轻易尝试。自从周礼医师的职务废除，而医学于是就不端正，而从事医学的人以至于比比皆是，为什么呢？国家没有端正的职务，那么优劣无从考核，人得以自托于医来谋求衣食，于是人们看待医非常轻视，列在方技之中，自好之士竟然耻于与他们同类，而医道于是日益不振。泰西从事医学的人，必须先入医学院学习，学有成就，在国家考试，如果优秀，由国家给予文凭，然后才能行医于世。否则即使学习医学而不得文凭，像中国的疡医之类，被众医所不齿，也被众人所不信。让我们国家没有考察医学的官员，而周官的遗意却在泰西得到了。前者和国国家创设医会，专门讲解防疫的方法，设立体察瘟疫流行的新报局，由和国驻华公使照会总署，传谕中国医士及在华西医，考察瘟疫的缘由以及预防的方法，随时寄函到局中，就可以荟萃成编，以供医士采辑之用，而各国的百姓也得以借此避免浩劫。这确实是方法良好、意图美好的举措。我们中国医士大都各自为学，没有人起来考核，得到这个来互相研究，未尝不是互相促进的方法。何必因为中西医药不同而说不能一贯，不可强求相同呢？况且我还有话说，医疫既然可以设会，无论什么病症，都可以让会中人考究疾病的源流，以及医治应用什么方法？那么中国虽然没有掌管医学的官员，而各出言论来互相印证，这也是医学中的一种帮助。那些一知半解，仅习汤头歌诀、本草丛新的人，都无从插嘴，而不敢以性命为儿戏，难道不可以称为仁术吗？当世的君子，也会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吗？

译论医

邪说危害正道，自古就有。而支离破碎、琐碎杂乱，荒诞虚妄、浮夸不实，对医道危害之大，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〇轩辕、岐伯的道统，可以说已经沦丧到极点了。偶尔有客人来访，谈及此事，客人说：“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情况暂且不论。等到飨庭氏讲授《素问》《灵枢》时，四方的学生像刺猬聚集、蚂蚁依附一样云集，医道大加阐发。接着到了元代，并河氏出现，这才开始揭示长沙（张仲景）的著作。后来〇山、胁香川、吉益等人，陆续兴起，各自发表学说，来诱导后学。从此世间不乏人才，而近代又有宣扬西洋学说的人，翻译彼国所传的阙儿、武思、我儿、德儿等人的书籍，写成《解体新书》《内科选要》以及《公私布律》。ㄔ〇屈羽等人，以致解剖尸体来校核验证。其他本草、经络家有论述有解释，作为辅佐。医道的兴盛，〇是古代所没有听说过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我说：“唉！你所认为的兴盛，正是我所悲叹的。当今医道分派立家，有的叫古方派，有的叫后世派，有的叫西洋派，有的叫汉兰折衷派。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就喜好，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就厌恶，互相诋毁讥讽，水火不容，于是迷惑扰乱病人家属，随意断送人命，使有见识的人士不堪愤慨惋惜。”

病人，是百姓所不能避免的。中国先王设立医职来救济他们，《周礼》所载就是这样。到了战国、秦汉之际，有和缓、扁鹊、仓公等人相继传授，来攻研医术。到了汉末，有张仲景以名世的才华，甄别选择遗留的经典，论述法则方剂，现在的《伤寒杂病论》就是这样。所以皇甫谧在《甲乙针经》序中说：“伊尹以元圣的才华，撰用神农本草作为汤液。张仲景推广汤液为十数卷，应用很多。”〇汉代相接，皇甫谧的话必定有所依据。吴澄、王履的话，先契合我的心意。他的书语句深远，有法律般不可侵犯的威严。机变运用，没有一处不是治法。就像兵家对于孙武、吴起，舍弃这些而另求他法，就像舍弃规矩而制作方圆，未免乖谬错误。我曾经说，医作为一种技术，关键在文字之外，用文字记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务必简化言辞，而在字句之间寄托微妙的意思，想要让读者留心于灵活的手段。因此他的文辞深远，如同《诗经》的比喻，《易经》的卦象，句外有义，字外有意。有的在此处详细而在彼处简略，有的互文见义，有的混同几种病症而治法只举一端，有的有方剂而病症简略，有的有论述而无方剂，有的举〇而病症自然不同。推究文字寻找法则，根据病症对照条例，不能领会深意。所寄托的，而注释家琐碎地，务必逞示一己之见。总之，门外揣摩，没尝过肉块的味道，所以他们的说法不是用五行配属，就是武断臆测，不免牵强附会。自认为能得古义，等到施用于治病，竟然不见其正确，怀疑与相信参半，心中困惑，于是沾染西洋异说，而又苦于其言论泛漫无统纪，只举其荒谬无据之言，鼓惑世人，这是当今的一大害，不可不禁止遏止。

我认为医事的关键，必须察看病证以知晓疾病，推究药物以考校方剂。疾病生于天，药物生于地，对症施药的是人。人与万物都生于天地之间，所以消长存亡，没有一样不是由天地鼓铸而成的。古代圣人，包罗天地之道，来确立医道，从而养育万民之病。现在幸好方法没有亡失，虽然千秋之后，可以据此知晓天地的体性，通晓古人的心意，然后施用于今日，因此观察病症，也必须竭尽心目之力，然后才可能做到。考究方药，也必须观察成败之〇，然后才能得法。至于其活泼的妙机，则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只能意会而不能用笔传述。然而其所教学，在于闻望问切，求之于载籍，但也未必拘泥于载籍。上载籍如同规矩绳墨而已，活人手段则适宜变通无穷，怎么能用一定之法应对无穷之变呢？世医说：“对症处方者，仲景有明文。”又说：“见证末也，不如据腹候为得其本也。”相信洋说的人说：“莫如缘内景以探病因。”斥责的人说：“疾病万变不可测，不如多集治择良方。”他们的话人人不同，各有所主，就而叩问之无一确据，要皆饮河之鼠。说：“那么法方不足以用吗？”说：“不，非法方则不能得道。”学者只应当以法方为主，习熟之久，得机应变，自然合乎古人的途辙。因此所主既立，则不可不旁取诸书，作为讲习的资材。请言其一二。

那九灵素问，阐发造化的蕴藏，审察府藏的机理，探索病源，推究虚实，真是圣人神智所寄托的地方。但历经世代之久，屡次经过后人诠次，所以其文有诘屈的，有平正的，似典谟，似国策，又或许似淮南。要其词气，不低于东汉明训格言，不堪搂数。本草虽不详其所肇，也未必成于圣手。古者三百六十品，应周天之数，推药性，审功能，一草一木，无不奏效。汉有方士之说，梁有诠次

译对各类物品的辨别，直到金源时期，五行相配、六气药剂的说法，已经冗杂泛滥到了极点。然而在有见识的人看来，谁是纯正良善，谁是驳杂不纯，就像明镜分辨美丑、秤杆衡量轻重一样清晰。其他如《肘后方》《千金方》以及《翼方》《外台秘要方》《本草别说》《病源候论》，都是名医的著作，功效显著，可以辅助补充经典医方。乃至宋、元、明、清著书的人，多得几乎堆满屋子。在这些书中讨论，严用和采集古今医方，汇集已经验证有效的药物，根据时代变化制定适宜的方法，可以说是在变通方面做得很好。张戴人的治疗技术超出常规，加以攻邪治疗，不是平庸医生所能企及，可惜还保留着刘完素的一些习气。王好古也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在战乱期间施治并著书，排斥运气学说，仰慕长沙（张仲景），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见解，一定不会达到这种境界。金元医流中，应当以这位老前辈为杰出代表。王履博览群书且有独特见解，议论恳切，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往往失之于穿凿附会。戴思恭的方论端正，严格遵守古方，不失典范，有古代名医的风范。吴有性见识卓越精深，前人很少能比得上，他的治疗技术，全都出于实际经验。方舟称吴氏为张仲景的功臣，大概不假。只是有些言论过于激进，这是提出建议者的通病，不值得深责。徐洄溪悟性超人，无所不通，他治病往往在满清医流中，屹立为名手。他的六部著作，最称不可磨灭。

后世嗜欲日益增多，疾病日益繁杂，那么就不能不广泛采纳各家学说，兼收良方，运用张仲景的意旨，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才是善于运用古法。但是如果不是有眼力的人，也不容易辨别了。考察本朝医籍既然毁于战火，没有可依据的典章法则，不得不以汉代医籍为根本。既然以汉代医籍为根本，那么药品也不得不取自那里。既然已经阅读汉地医籍，那么也不得不阅读经传子史。然而阅读这些，主要在于甄别明白古代医经，沉溺于辞赋，驰骋于空泛的理论等。所谓席上的陈腐言论，对我们的医道没有益处，就舍弃它们罢了。郭象说：“言论如果不涉及具体事物，那么即使高深也无法实行。”如今生长在都城之下，周旋于高门大户之间，动不动就被乡村医生所轻视，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用心不专一罢了。

问：“您所说的以诊察为先，治疗为急，我已经明白了。请问西洋医学怎么样？”答：“西洋学说所说的研究事理的学问，只有解剖人体才能知道病因，能察知病因才能施治。不知道人体是活动的物体，脏腑相关联，关节相通，水谷输布，气血运行。疾病的发生，表现在诊察的征候上，参考四诊，就可以知道病在哪里。现在对着尸体，剖开腹部，吹入骨髓，梳理脉络，挑开孔窍，只不过知道它的形状是这样罢了。”越人（扁鹊）说：“疾病应当表现在大的表象上，可见依靠外在征候来了解内部变化，是我们医道的首要任务。”如果西洋学说抛弃证候论，因此就像抛弃阶梯登屋，抛弃船只渡江，太难了！长沙的书说：“心下有水气，说胸上有寒，说胃中有邪气”，这不是说病因吗？然而它说病因，必定兼带证候。如果只论病因而疏漏证候，不是张仲景的本意。

问：“那么西洋学说就没有可取之处吗？”答：“是的，西洋的学问，以穷究事理为名，然而所穷究的事理，都是器物数量的末节罢了。所以像舟车器械，没有不精巧的，至于人体的事理，则支离破碎、怪诞不经，不可究诘。用于外治，还可以；用于内治，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为什么呢？我们东方与西洋隔绝，禀赋本来不同，饮食养生的方法也不同，那么疾病也不能没有差异。所以本国的病，那里可能没有；那里的病，本国可能没有。各地疾病既然不同，那么药物也不同。《礼记》说：‘中原和戎狄，五方的百姓，都有各自的习性，不可改变，于是顺应他们的习性来施治，那么事半功倍。如果违背他们的习性，那么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况且天地生物，有某地的病，那么那地方必定生长救治它的药石。现在不测度风土，不辨别体质，一概施用于本国之人，方枘圆凿，不合窍穴的，一定会有。为什么世上被西洋学说蛊惑的人，好奇眩异，毫无顾虑呢？从前赵括善于谈论兵法，却不能统领军队，因为不实际亲身尝试。橐驼种树，佝偻捕蝉，小小的技艺，尚且成就于长期练习，何况阅读黄帝岐伯的书，通晓天地的体制，穷尽人体的事理，必定要验证于实际，寻求于亲身练习。磨练岁月，才可以谈论医道罢了。”

译西医

如今西医的技艺，也不止一个方面。第一是卫生学，人在没有疾病的时候，身体康健，精神充足。然而如果日常起居不谨慎，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居住的地方必须通风，饮食必须有节制，穿衣要适中，不要过冷过热，做事要有时节，不要过逸过劳。早晨起床就到郊外散步，以呼吸清新空气，晚餐时稍微喝点美酒，以舒畅心神。凡是酗酒、荒淫、忍饥受冻，以及工作过久、闷坐在暗室、吸食鸦片、饮食粗糙之类，都是医生所忌讳的，认为这些不符合保养身体的道理。第二是全体学，人如果不明白身体的筋骨脉络以及脏腑的源流，就不能谈论医学，也就不足以治疗疾病。所以西医必须先透彻地了解人的全身。当幼年进入医学校时，就由老师引导解剖尸体，一一指出说明，清楚得像看火一样，使人知道大脑如何产生灵明知觉，脑神经如何散布，心脏如何分为四房，如何使血液有规律地收缩舒张，血管如何使血液循环运动，如何转入静脉，使血液混入二氧化碳而变成青紫色，如何由肺将二氧化碳呼出，仍变成鲜红色而回到心房，胃如何将食物转运成糜状，肺如何有呼吸之气，以及脾如何储藏肝中多余的血液，内外肾如何分别主管尿液和精液，大小肠如何承接胃来消化食物，骨骼有多少块，如何咬合，如何支撑，以及皮毛腠理、汗管、油管等，一一心领神会，随即对答如流，遇到疾病才不至于有错误。否则就像中医那样承袭错误，不深思研究，只在故纸堆中寻求，这也太荒谬了。第三是治病学，卫生偶尔不合宜，疾病就随之而起。然而人性不一致，病症就有万端，必须先对全身了然于心，然后遇到疾病才不至于茫无头绪。中医本来以望闻问切四字来判定病症，到了近代学问没有根基，只凭切脉辨舌来分病的虚实寒温，难怪其影模糊、模棱两可。西医则有寒热表来测量身体发热是否过度，有听诊器来听心肺的运动是否合度，有叩诊听声法来探明疾病滞留何处，有脉表来测脉搏的浮沉迟数，此外更察言观色，随时留心，所以能辨认得独真，不至于像中医那样攻补兼施，温凉互进，虽然没有望闻问切之事，但比起望闻问切，更加详明，这样用药才能独切病机。第四是本草药学。本草并非始于西医，中国古时神农尝百草以治疗百姓疾病，到了汉代长沙国崛起，更制定汤剂来斟酌其中，后世于是越阐发越精微，也越推广越广泛。到了明代云间李氏，著成《本草纲目》，而搜罗于是大备。西医则认为中国药品虽然多，但考核不精，徒乱人意，于是用心化学取金石草木中有用的，化分化合，撷取精华，每用一厘半厘即可治愈沉疴而起废疾。因此制药的人也必须入学研习，习成而试列高等，领有文凭，才可以制成丸散膏丹，以供医生使用，不得随意从事，以致贻害于人。以上四端，是医家的本分，如果不明白这些，虽然医学被称为小道，也一定会被西方人耻笑。我们中国如果想要造福世人，何不在这方面多加注意呢？

医通儒术论

医这个字的意思是意，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测病人的心意。《曲礼》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孔子转述南方的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范文正公说：不做良相，就当良医。这话慎重啊。董仲舒说：通晓天地人，叫做儒。我说：通晓天地人，才可以谈论医学。医生是病人的主宰，得其意则病退而回生，误其意則病增而致死。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没有不通儒术而能通医术的。儒者读书养气几十年，有才无命，不能得到一点权力，使百姓登上仁寿之境，于是拿出心智才力来从事医学。得行其道，即使不能兼善天下，也可以造福一方。医学难道可以轻言吗？自从庸医杂出，医道晦暗，医名轻视，而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从浅显的方面来说，病有病机、病原、病情、病候、病脈、病证，阴阳消长之机，五行生克之理，五运六气，种类很多。脉有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弦、革、牢、濡、弱、散、�、伏、动、促、结、代之分，各自随才关尺脏腑按之，元气之力和缓，邪气之至力强峻。经络则手有太阴、少阴、�阴、太阳、少阳、阳明，足有太�、少阴、�阴、太阳、少阳、阳�之异。此中消息，微乎其微，如果不是融会贯通，怎能得心应手？又有在表、在里、半表半�，六淫七情，内伤外感，�因热治，热因�治，以寒治

译寒证用热药治疗，阳病从阴论治，阴病从阳论治，这是正治与反治、取上与取下的区别。医方之书流传自古人，运用之妙在于一心。历代名医大抵都是通晓经史的儒者，所以能够著书立说以垂范后世。王太仆注解《黄帝素问》二十四卷，《难经》二卷（传为秦越人所撰）。长沙太守张机著《金匮要略》二十四卷。自宋代以来，医家奉其为典范，与《素问》《难经》同等重视。若能对其有一知半解，便可起死回生，那也就是岐黄的正统传人、华佗扁鹊的嫡系后裔了。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八卷，有方剂而无理论，不使用难以获取的药物，也是简明易懂的作品。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以及《苏沈良方》（由沈括所辑，方书中附载苏轼的论述，因此得名）。至于韩祇和的《伤寒微旨》、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朱丹溪的《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戴启宗的《脉诀刊误》，对脉学颇有裨益。王安道的《医经溯洄集》，确实能贯通医学源流。薛氏《医案》由薛立斋所撰，他治病务求探求本源，虽使用古方，但加减变化，蕴含至理。王肯堂撰《证治准绳》百二十卷，其方剂皆列于各证之下，与杂证的体例稍有不同。史书记载王肯堂喜好读书，尤其精通医学，所著《证治准绳》广博精详，世人竞相称颂。他所著的《郁冈斋笔麈》，论述方药的占十之三四，于此道用力尤深，理应成为医家的准则。《本草纲目》，是李时珍汇集神农氏以来各家本草而成，搜罗典籍贯穿百家，对阴阳标本、君臣佐使的论述最为详尽清晰。他的《濒湖脉学》，廓清医学迷雾，功劳也不小。张介宾著《景岳全书》，统论阴阳六气及前人的得失，他的观点认为刘守真提出“诸病皆生于火”的论点，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后人拘泥于成法，不能审察虚实寒热而妄用攻伐，动辄造成危害，因此他极力纠正这种偏颇，认为人的生机以阳气为主，难得而易失，一旦失去就难以恢复，所以主张专以温补为主。其他如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张诞先的《伤寒舌鉴》、张飞畴的《伤寒兼证析义》、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兰台轨范》《伤寒论类方》《医学源流论》、李中梓的《雷公炮制药性解》、张石顽的《医通》、武叔公的《济阴纲目》、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都是人们熟记于心的著作，若非潜心钻研数十年，不能探求其深奥之处。那些胸无点墨、浅尝辄止的人，怎能知晓其万一？势必会拘泥于古方来治疗当下的疾病，执守死法来治疗活人，这难道不是草菅人命吗！所以我常说：人如果不是通儒就不该谈论医学。那些略知汤头歌诀、本草药性，竟然就挂牌行医设店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这种地步的？唉！

译古代医学失传论

医学失传了吗？未曾失传。只是如今学医的人，都是平庸浅薄的庸医，没有一个人能继承古人的衣钵，为什么呢？先哲曾说：“不能做良相，就当良医。”唉！这句话，大概就是医学失传的原因吧？为什么呢？良相的学问，辅佐圣明的君主，调和阴阳，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一个人不蒙受他的恩泽，这是学问的极致，功业的崇高。而医学则是小道，每天治疗几个病症，每月治疗几个人，即使门庭若市，手到病除，但在同一地区，相距几十里，恐怕已有来不及救治的情况，更何况顾此失彼，有的病根本无法治疗？况且，医生即使技艺高超，道行广布，但其为人，职位或许是通过捐纳获得的，并没有爵位的尊贵；即使年高德劭，也很少受到师保般的敬重；身份卑微，一声呼唤立刻就到，一点敬意，随即延请。他们自己看待自己，也不过是为了谋求生计，筹划身家。唉！用这种态度来谈论医学，医学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又怎么能与良相抗衡呢？

虽然如此，人所系念的，没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了。尊贵如王公，崇高如贤圣，才能经天纬地，功业扭转乾坤，但一旦有了疾病，没有不听从医生摆布的，医生能救人，也能杀人。医生以一人之身系天下之重，生杀大权掌握在医生手中。那么，遇到良医而得以生存，我固然为这个人庆幸；万一遇到不良的医生而竟然被杀死，我不只为这个人惋惜，也为天下人惋惜。医学难道可以失传吗？

况且我说医学不能与良相抗衡，是说医业不如相业，并非真的认为医学不可学习，而忍心让医学失传，以至于流变为平庸的庸医，杀人如割草一般。古代名医数不胜数：伏羲、轩辕、歧伯、尹、咸、长桑君、仓公、扁鹊，这些医中至圣，无人能比。到了东汉张仲景先生，实为千古集大成的圣人，犹如儒宗之于孔子。其他如华佗、孙思邈等人，也各有师承，各持绝技。后来到了河间、洁古、东垣、丹溪等人，虽然都能遵循他们的遗法，但已沦为一偏之学，开启了后世走捷径的门路，医学逐渐淡薄，医道也晦暗不明，到了今天已不可问了。人人自著其书，家家自成一说，暂且不论。其中有的欺世之医，有的惑人之医，有的墨守成说之医，有的荒诞不经之医。比如司天运气之说，认为何气司天，那么这一年百姓应当患什么病，就应当用什么方法治疗。比如厥阴司天，百姓必然都患肝病，这是欺世之医。某种药应入某经，临症时必然援引其说，并且拿着书来证明，不知道药入脏腑无所不到，谁能洞察而为之分疆划界呢？不明白感通之理，而肆意发表无稽之谈，最终导致药不对症的情况，这是惑人之医。药不至于立刻杀人，胸中本来就不甚明了，却固守秘密的师传，轻率尝试，偶尔侥幸成功，自认为功劳极大，万一误投而拖延难愈，不知道变更方法的，这种墨守成说的医生，祸患还小一些。最奇怪的是，药瓶堆积如山，医室辉煌华丽，人如同秃鹫脱胎，不禁信口雌黄，字迹如同涂鸦，大抵满腹漆黑，大言不惭，荒诞不经，这种医生遍布街衢，然而功绩等同于良相，竟然在门上悬挂匾额，我不知道他们的医学究竟是什么意思。

上古圣人通晓天地之道，探究性命的本源，对于医学，凡是经络、脏腑、气血、骨节，毫厘不差，所以治病实能洞察秋毫。如《内经》《灵枢》等书，每每重视刺法，而其所用的药物，往往亲自入山采择，绝非今世的药铺可比，所以投药辄效。后来秦越人用寸口脉决断人的疾病，而《金匮》《伤寒论》等书对于脉理方药开始详细论述，确实是后人切脉识病的祖师。由此而有通过舌苔辨别病症虚实的，由此而有通过面色辨别病症寒热的，由此而有通过目睛辨别病症生死的，由此而有通过声音辨别病症轻重的。那么古人对医学何等审慎？古人对医道何等精详？

如今从事医学的人，都无聊到了极点，并非都是聪明巧智的人，并非都是读书强记的人，并非都是虚怀好问的人，并非都是精思卓识的人。凡是这些通儒硕彦毕生不能穷尽，终身不能精通的技艺，竟然被全无道理的人，得意洋洋地向众人号称“名医”。名医的学问，果真如此吗？唉！医学的失传，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说：“你知道医学失传，却不知道医道与相道相通吗？”风寒暑湿燥火，是外患；喜怒忧思悲哀惊恐，是内忧。治疗外患以攻伐取胜，治疗内忧以补益取胜，间或有攻中有补，补中有攻。治理天下用全力，所以大病用大药制约；安定天下用从容，所以小病用大药施行。所用的药物，各自得其理；犹如所施行的政治，各自得其道。良医能做到安定，难道良相做不到吗？然而良相，我知道了；而良医为何……

译难道是因为年少吗？我因此追思古代的医学，却始终不能容忍它失传。

译中西医学浅说

医学这一门道，最关乎人的性命。安危生死的关头，往往在顷刻之间决定。古人说用药如同用兵，然而那种不可挽回的局势，比用兵更为严重。怎么可以把病人的性命，托付给那些可信或不可信的人手中呢？近来医术精明的医生固然很多，但那些拿着刀剪、学习西医，急于谋取利益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辈。古语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又说：“不可信的医生，不要因为私情推荐他。”让人把性命托付给他，这话真是可信啊！中国向来把医学视为小道，对待它不重视，要求也不严格，苟且从事，成为惯例而不禁止。即使有医疗失误的罪责，也只是枷刑杖责，并且允许收钱赎罪，所以这些人坦然行事，毫无顾忌。只有聘请医生的人自己谨慎罢了。评论的人说，古代医生用药，不治好病就是杀人。现在则是杀人者为庸医，治不好病者也被视为时医。安心收取高额聘金，勉强开出一个方子，期望病情没有变动，就算是有计谋了。这也是拿人命当儿戏啊。医生诊脉，是为了探测病因。脉象与病症相符，就治疗表证；脉象与病症不符，就攻治里证。之所以不能识别病因，是因为没有审察真实的脉气。然而脉气不足的问题，西医曾屡次提到，而追根溯源，终究有头绪可以分辨。如果真的能静心凝神，以求脉象与病症相合，也未尝不能得到大半的疗效。现在的时医，临诊稍有艰险，就说：“另请高明。”庸医临诊，病症虽然平常，却喜欢标新立异。不知道诊视的方法，只在于体认真切，在难处见长，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不能因为求名的缘故，反而违背众人的做法，以求侥幸一试。西方人曾说：泰西的医生，清高尊贵如同中朝的翰林院，是王家尊礼的人士，百姓敬重信任他们。坐下必定首屈一指，说话必定如命令般听从。医生也重视自待，声价极贵，而举动极辛劳，智识极高，而身体极细致。如果有不能自信、没有依据可持的情况，必定请教高于自己的人来处理。在学习时，先认识药品，其次通晓医理，其次认识人身全体内外，然后观察一切疑难怪险、刀割针刺等大病症。熟练之后，等待考验，没有品级不准行医。有私自行医的人，按国法惩处。虽然偶尔有一二心气不纯的人，也不敢冒昧行事，所以病人最终没有屈死在他们手中的。我认为西医的精妙，固不必说。只是他们治疗内症多用金石类药物，华人不仅气质不同，平日居住、饮食、服御也不能像他们那样精细讲究，多有不胜药力而欲益反损的情况，所以华人看西医，应当以酌情轻减为要务。这在就医者自己细心留意，不能专门责怪施治者。从前有一个华人患心悸症，留在西医院诊视，几天后实在不胜药力，不仅病势不减，而且心力日渐消耗。告诉医生，医生说：“这是最贵的药品，治疗心疾最为得力，只当顺受，切勿生疑。”病人听从，终觉不合，于是私自减药，病症仍同前，但轻重顿时不同。于是决意不服。这个人也颇懂西法，知道医生无非留院以待，见有同病者也服此药，药至病舒，偶尔失节，便呼喊跳舞，种种吵闹言语都是妄思功名富贵，求逞私欲。于是知道流异源同，正在思议，忽然想起《左传》中关于淫心疾的言论，于是出院，完全违背医生所戒及平日所为，专服调补药剂，放浪形骸，搬去心思，病于是顿时减轻，渐渐恢复。后来同病而死的有两人，而他得以无恙。这就是不依赖医生而能自我治疗，所谓看西医的，仍须自己细心留意。又有一位名医诊视两人，一人伤肠胃，一人伤肺管，病都治不好。再三哀求，才留下他们。三天后，命家人煎水三锅，上面放置蒸笼，架上棕榻在上面，绑住伤肠胃的人躺着蒸他，大约半小时后才下来，投以泄泻的药，腹痛而下，颜色白如蜡油。告诉他：“这是多吃水果冷结不化，填塞肠中，不用此法不能治。”那人躺几天就好了。再治伤肺管的人，每天饱食肉食，半年后，正值炎暑，叫来告诉他：“你的病要好了，不是我所能强为的，能听我的话可不死。”于是命他出外绕宅而行，不得停步。命家人盛水一筐，等在门侧。三天后出其不意，将水向脸泼去，那人呆立如痴。医生命人扶入，药已煎好，服之，腹痛下无数小虫，颜色各异。告诉他：“这是因为多吃臭秽不洁之物，淤血停滞，逐渐积累而生，深入肺管，使之不及饱。你用肉食培本力，出外绕行张肺叶，热气逼入，虫游肺面，一经水击肺叶即闭，虫不能入，随药而下，不用此法不能治。”那人也卧病半月好了。西医的神奇如此，至于治疗外症，则子弹由肋而入，可从背后下键出腰瘤，拳头大垂二十多年，可一割而愈。这都是认识得真，把持得定，以救命为心不存名利之私见，故有识有见，有力不以性命为儿戏

译人们也可以把性命托付给他们。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庸医比比皆是，死去的人无法复活，活着的人更应当珍惜生命。那些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难道能不考察医生的优劣，斟酌他们的去留，以此作为百姓选择听从或背离的标准吗？

译在《西医学浅说》之后

如今中医之所以不能凌驾于西医之上，是什么原因呢？〇泰西（西方）的医学设有学院，经过考官考核录取之后，才准许行医，这种良好的制度和方法，颇与中国上古时期相似。中国自从秦朝废除封建制度后，这种方法就不再实行，但此后历代也不乏人才。像张仲景这样的医圣，华佗、孙思邈、王叔和、刘完素、李东垣这样的大师，朱丹溪、张子和、喻嘉言、吴鞠通、叶天士、徐灵胎这样的名家，以及近代的王士雄等人，无不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著书立说，对世间有功。然而近日上海行医挂牌的人，统计不下百十人，其中博学精明的人固然很多，但只略识汤药，就草率行医的人也很多。大抵互相标榜，就成了当时的时医。他们所拟定的方剂，十有八九相同，无论湿热、风温、伏暑、伏寒、阴虚、痰〇、疹，每常把大豆卷作为主药。查考《神农本草经》，豆卷的功效很浅，现在药铺所卖的，都用麻黄等药炮制过，药性已经改变，效力比麻黄加倍。如果是伤寒表证使用它尚且适宜，其余情况则禁用。苏州近日有个某家的儿子患肠红症，时医误认为是伤寒发疹，一味攻表，导致冷汗不止，几乎丧命。又有一个元和阳邑尊的儿媳患产后血症，时医大剂量使用发表药，导致大汗而亡。由此看来，表剂怎么可以常用呢？查《湿热论》中说，产后血脱，孤阳独旺，阴气无所依附，即使是石膏、犀角还可以对症。世间的庸医不明白这个道理，误信产后温补的说法，一概使用辛热的药物，于是助长了火气而损伤了阴气，无不立即致死。只有叶天士医案中这种弊端极少，足以看出他学问有渊源。还有一种时医，喜欢用附子、肉桂，他们开方就说“命门火衰，引火归原，补火之类的话。所谓命门，《难经》称左边为肾，右边为命门，赵养葵、张介宾起来反对这种说法。据他们说命门在两肾中间，李时珍又证实了这一点。命门，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如果没有这个火，人的生气就会消亡等说法。而西医所著的《全体新论》中并没有这个穴位。《〇内肾与膀胱主管排尿，外肾盛精较为可信》《内经》《灵枢》根结篇中说，太阳经根起于至阴穴，结于命门，名叫阴中之阳。王太仆注释说：“命门，就是眼睛，是藏精光照的地方，可以开合。”与“命门”二字的音义切合。《刺禁论》中说“七节之旁，中有小屋，顺从它就有福，违背它就有祸”，下文“刺中小”星一日，死，仔细品味经文，明白是指心包络而言，所以刺中有害，又不是命门，况且附子、肉桂性热力猛，确实是直接针对阴经阴证，投用有效，除此之外就是禁药，不可随意使用。最近举一件事来证明，本地老北门内吴家巷有个黄姓的儿子，长期嫖娼纵欲，患滑精症，他的亲戚推荐某位时医诊治，投用附子、肉桂、人参一方，五帖只服了一半，就已经鼻血眼花，身体瘫痪，大便闭塞，他父亲千方百计调治，直到没有效果，友人劝他拿出千金助赈可以治愈疾病，他父亲竟然有吝啬的神色，现在还在床上成为废人，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在痢疾这一门类中尤其不可轻易尝试。〇痢疾就是古代的滞下，《内经》所说的各种呕吐、酸水、暴注下迫于热，张仲景有黄芩芍药汤，刘完素用辛苦寒三法，这个病初起最宜推荡，切忌温补闭塞。又举一件事来证明，今年夏天松江蒋姓的儿子初患下痢，有侯姓时医用人参补塞导致腹胀大便闭塞而亡，他父亲痛愤交加，几乎兴讼。再说到切脉这一道，西医常称中国脉理难以凭信，不知道中国望闻问切〇在四诊之中排在最后，《内经》说能结合神色和脉象可以万全〇《要精微论》，黄帝问切脉怎么样，岐伯回答说：脉是血的府舍，脉长则气治，脉短则气病，脉数则烦心，脉大则病进，上部盛则气高，下部盛则气胀，脉代则气衰，脉细则气少，脉涩则心痛。又说：脉有阴阳，所谓阳脉是胃脉，阴脉是真脏脉，见到真脏脉就是败象，败象则必死。《金匮要略》又说：阳病得到阴脉者死，阴病得到阳〇者生。经文多么详明，为什么世人竟然说某人六阳脉，某人六阴脉，创立学说矫揉造作，其实并没有这种独阴独阳的怪脉。切思医学虽然是小道，关系却很大，生死的契机在顷刻间判定，全在于临症时能识破病源，用药得当，这是医家第一要义。总之，病源精求《灵枢》《素问》，药味全凭《本经》，方法悉遵《金匮》《伤寒》等书，就可以没有遗误了。

中西医学源流先后考

中国医学起源于神农，而后世的医生都以汉朝的张仲景为医家经方的祖师，并推崇他为医圣。固然因为《难经》《素问》等书，只有论述没有方剂，而有论述又有方剂，是从张仲景的《伤寒论》开始的。自从周秦以来，像和缓、卢医、扁鹊，历代都有名医，但他们的书都没有流传到后世，因此有人怀疑是伪作。即使是《黄帝素问》《神农本草》这些书，也难以完全相信。《古今伪书考》说：《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书·经籍志》才开始有《黄帝

译《素问》九卷，《灵枢经》九卷，应当是附会《内经》十八卷而成的，所以后人将《素问》系于《内经》之下是不对的，或者后人得到了《内经》而衍生其学说成为《素问》，也未可知。《素问》这个名称，人们难以立刻明白。我私下考察《汉书·艺文志》中阴阳家有《黄帝泰素》，这一定是取用了这个“素”字，又因为是与岐伯对问，所以称为《素问》。然而其中的言论实在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无论隋代《隋书·经籍志》中的《素问》，即使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内经》《外经》也都是依托伪托之作。其他如神农、轩辕、风后、力牧等人所著之书也都是这样，难道真的有其书吗？有人说这本书中有“失侯”“失王”的话语，秦灭六国，汉代废除五个诸侯国，才开始有“失侯”“失王”的说法兴起。考察其中提到“黔首”，又说藏气发出的时间叫“夜半”“平旦”“日中”“日昳”“下晡”，不提及十二地支，应当是秦人所作。又有提到“岁甲子”“寅时”的，则是汉代以后的人所作，所以其中所言有接近古意的部分，不能一概而论。又考察《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汉平帝诏》中要求天下举荐知晓方术《本草》的人，《本草》之名才首次见于此处。梁代《七录》记载《神农本草经》三卷，隋代沿袭其说。书中又有汉代郡县人名，应当是东汉人所作。其后时代日益增加，现在混杂在一起，无法详细追究了。《陔余丛考》说：医家的《本草》，历代所增补的各版本原本不同，现在合并为一，不是古本。又考察《唐书·方技传》说：班固《汉书》只记载《黄帝内外经》而没有《本草》，直到齐代《七录》才出现。世人说神农尝药时还没有文字来记录，相传到桐雷才记载在篇章册籍中。然而所载郡县多是汉代地名，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等人窜改记录其言语。因此《本草》原书始于后汉，到唐初尚有其本。援引孔子删修《尚书》，断自唐尧虞舜的例子，中国医学实在到汉代才大体完备，这就是张仲景“医圣”名号的由来，以及西方文化开启晚于中国。而医学的精妙，如今称盛。〇自从格致化学兴起以来，凡是一名称一事物，必定考究其义理，探究其底蕴，穷尽探索幽微渺远之处，辨析毫芒细微，对于病症的凉热，药性的寒温，精心选择详细论述，确有心得。〇其登峰造极，是有来历的。每次阅览泰西各国医书已译为华文的，书中往往称引希腊古书作为证据，那么泰西医学应当起源于希腊，可以知道。泰西古时，不乏精通医理的人士，这些人固然难以全部列举，而从译出的各书来看，其所称引借以考察借鉴的，必定是西方古时通晓医理的人，可以知道。而其中尤其以医理著名的，首推希波克拉底。考察希波克拉底，是希腊国人，生于西历公元前四百六十年，是西方古时著名医家，其书有六十多种流传至今。现在中国从汉代上溯到神农，大约相距三千多年，才开始有张仲景辈出而昌明其学说。由此类推，泰西医学的兴起，应当在希波克拉底三千年之前，固然可以推测而知。然而自从耶稣降生以来，到现在已经历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而希波克拉底实在生于西历公元前四百六十年，其经历的时代不可说不早。所传医书多达六十多种，其著述不可说不丰富。那么泰西医学昌明，追溯本源，不妨以希波克拉底为断，那么即以希波克拉底为汉代的张仲景也可以，为西方的医圣也可以。而在希波克拉底之前，虽然有名医，或者没有专书，或者有书而没有流传到后世。而其中精义奥旨，都要概括参互于希波克拉底的书中，而集其大成，固然无需用来旁搜远绍了。而且考察耶稣降生的年份，实在相当于中国汉哀帝的元寿二年，再往上推四百六十年，实在相当于中国周贞定王的八年。而张仲景生于汉献帝之世，与希波克拉底先后相距约七百年。中国医学到汉代才开始焕然大明，而泰西在我们周贞定王时已有人著书六十多种，其医学的兴起，固然未曾大大落后于中国。这中国医学源流先后的大略可以知道了。夫中西医学虽然各不相同，然而道理本是一贯的，源头相同而支流不同罢了。以理论而言，中医为优长；以方法而言，西医为简捷。所以治理内政则西医难以为功，治理外症则中医难以为力。这是各有所失，各有所偏。如果能够各自舍弃其所短，各自遵循其所长，集中西之大成，或许医学大明，可以媲美隆盛的古代了？

译中西医学溯源论

中国的医学起源于神农氏，他尝遍百草以治疗百姓的疾病，于是撰写了《本草》三卷，世间流传的《神农经》就是这部书。等到轩辕黄帝兴起，他运用调理自身的余绪来治理天下，坐在明堂之上，俯瞰八方极远之地，考察并建立五常之道。他认为人的生存，背负阴气而怀抱阳气，摄取五味而呈现五色，外部遭受寒暑的相互激荡，内部受到喜怒的交替侵袭，早夭、昏乱、瘟疫、灾祸，历代国家都有发生。于是黄帝与天师岐伯以及鬼臾区，向上穷究天道的纲纪，向下极尽地理的规律，从远处取象于万物，从近处取象于人体，互相问答辩难，垂示法则以造福万世。于是雷公等人接受学业，而《黄帝内经》便诞生了。历代未曾失传，周朝兴起时，秦和、秦缓阐述了六气之理，详细记载在左史之中。战国时期，越人扁鹊得其一二精髓，推演成《难经》。西汉仓公传承其旧学，东汉长沙人张仲景出现，撰写遗论，作《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阐发《内经》的深奥旨意，道理没有不涵盖的，法则没有不完备的。在此之前只有法则没有方剂，到此时才开始既有法则又有方剂，开启了万世的法度规程，确实是医门的圣钥。自炎黄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此后皇甫谧编次为《甲乙经》，隋代杨上善编纂为《太素》。当时有个叫全元起的人，开始为之训解，缺失七卷为一通。到了唐代，应中太仆王冰从师氏那里得到缺失的卷本，于是大力加以编次和注解。三皇的遗文，灿烂可观。君主百姓没有早夭枉死的期限，华夏夷狄都有延寿的喜庆。千年之后，才知大圣的慈惠无穷无尽。这本书就是《三坟》之一。张仲景以下的人，终身钻研仰慕，也无法穷尽其蕴藏的精奥。此后历代各位大家著书非常丰富，各有发明。本朝医学的兴盛，远远超过前朝明朝。医书创始于《灵枢》《素问》，方药著录于汉唐。仓公、扁鹊以前，禁方大多有不传的秘密。宋元以后，著述都是补救性的文字。于是法则确立道理明了，往昔的哲人展示了圆机妙用的奥妙，而拘泥于方剂废弃法则，后世很少有贯通的儒医。如果没有明镜来照亮其源流，万物怎能都归于仁德长寿？我高宗纯皇帝怜悯百姓疾苦，天时寒暑不齐，人事起居难以节制，将要端正医门的宗旨，以昭示爱护养育的方法。于是发布内府藏书，汇集古今典籍，特别任命和硕和亲王、大学士鄂〇〇、小泰为总裁，率领太医院院使徐斗保、右院判王炳、御医吴谦等人开馆，《御纂医宗金鉴》各科齐全。经过数年的辛劳，才使全书完成，颁行天下，堪称医学的大成。其余有益的书，如周扬俊补著的《金匮玉函经》、金元时期的《本草三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张隐庵的《温热论》、马元台的《注解灵枢素问》、叶天士的《景岳发挥》、《伤寒来苏集》、徐灵胎的八种著作、薛生白的《温热章》、虚谷的《医门棒喝》、陈修园的十六种著作、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书，阐明医理，对世间有功，也不浅薄。无奈近来医家所重视的，只有《临证指南》、《景岳全书》、赵氏《医贯》。不知道《临证指南》一书，乃是叶香岩的治病方案，死后门人辈编辑而成书，不如《景岳发挥》与《伤寒全生集》是先生亲自定稿的真实。至于《医贯》一书，赵养葵首先开辟《内经》书中，独讲太极与命门，无益的虚文，实在与病情无关，而治法宗法薛长洲，用六味、八味两方加减统治各病。但六味中的熟地、萸肉腻滞温涩，八味中的附子、肉桂辛热，岂可常用？所以徐洄溪诚恐贻误后学，作了《医贯砭》来惊醒世人。再如《景岳全书》，张介宾割裂经文，反对朱丹溪的做法，强行以阴有余阳不足等文，其新方八阵多温补烧热之品，一味扶阳抑阴。阴血为气，气有余即是火，阴不足则生病，阴竭则死亡，所以人多留一分津液，即多延一分性命。比如灯盏之火，油干则火息，道理很明白，因此医家以“存津保液”四字为最要，实在是因为热药耗气液。经文说：“必先岁气，毋伐太和。”又说：“一水不胜两火。”统观《内经》病机十九条，火者五，热者四，寒的只有一条罢了。就以伤寒而论，初感是寒，传经即化热。“黄帝问曰：‘人之伤于寒，传于热，何也？’岐伯对曰：‘寒盛则热生。’”又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〇冬月感寒即病者为伤寒，不立即发病入春发者为春温。令人一见伤寒，不分是否传经化热，只记寒字，乱投豆卷、桂枝、牛膝、蝉衣等味，以致人命非浅事，可叹也。更可笑的有两感伤寒，一诊此乃足太阳膀胱经与少阴肾经同时受病，内外相应，症状本危险，所以仲景有附子理中汤、真武汤、四逆汤、白通汤等汤，实在是因为寒邪直中阴经，非用附子回阳的重剂不能挽回，可见古人药到病除，效如鼓响，后世不能出其范围。现在如上海人患此症，医家即指为花柳场所房事所得，其为夹阴无疑。治法用一只活鸽，破腹置麝香于中，纳入病人脐上，鲜血淋漓，秽污不堪，腥臭扑面，直入脑

译门。他们以为这是家传的秘诀，却不知道这个秘诀出自哪部典籍，又依据什么义理？唉！医家怀有割股救人的仁爱之心，所以与贤良的宰相同等重要，既有的法则清晰明了，何必舍本逐末，先去伤害生灵？仁爱的人果真会这样做吗？这都是因为少读经书，所以不学习而没有方术的缘故。如今气候反常，春季温热燥热的病症非常多，一切攻伐体表、芳香燥烈、发汗的药物不可轻易使用。我不怕繁琐，曾在去年冬天将伤寒的新感邪气与温病的伏邪分辨清楚，刊登在文集里。实在担心两种病症被误解而用反治法，现在再摘录《内经》中关于病机的一两条，来明确地说明，是否妥当？恳请高明的人指教。

译中西医学异同考

有人曾说：“不做贤良的宰相，就做贤良的医生。”宰相有调和阴阳的责任，医生有挽回造化之功。虽然职位不同，但权柄却是一样的。追溯自神农尝百草，医学由此兴起。此后历代都有名家，探究源头穷尽流变，无微不至。我曾读《史记·扁鹊列传》说：“我听说上古之时，医生有俞跗，治病不用汤药，而是割开皮肤解剖肌肉，清洗肠胃，洗涤五脏，提炼精气改变形体。”等等，由此可知今日西医所擅长的，中国自古就有。如《列子》所说，扁鹊治疗鲁公扈、赵齐婴时，给他们喝毒酒，两人昏迷死去，于是剖开胸膛探查心脏，互相交换位置，投入神药，两人醒来后如初。《抱朴子》说，张仲景行医时，曾剖开胸膛放入赤饼。《后汉书》说，华佗精通方药，病结在体内，针药无法到达的，先给病人喝麻沸散，醉后毫无知觉，于是剖开腹背，抽取割除积聚；若在肠胃，则切断清洗，除去疾病污秽。随后缝合，敷上神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中完全恢复。其他如太仓公打开颅骨调理脑部，《抱朴子》有记载；徐子才剖开脚跟取出蛤蜊，《北齐书》有记载。此类例子，数不胜数。可惜华佗被曹操所杀，他的著作付之一炬，至今剖割之法，华人不再传承，而西方人航海来到东方，却以医术在当时盛行。产妇难产几乎死亡，剖开妇人腹部取出婴儿；小便结石淋病，剖开小腹取出结石；以及割除肿瘤赘肉、截去脚部换上木肢之类，一一都在人们耳目之中。这些都是中国的古法，西方人颇能运用。于是中西医学截然不同。有人说西方优于中国，有人说中国优于西方，有人说中国长于内科，西方长于外科。中国人治病，只凭借望闻问切，而西方人则能用听诊法来知晓心肺之病，用仪器来测量肺容纳气体的多少，用化学方法来分析尿液中的各种物质，而且对脑髓血管确有把握，这是西医的长处。然而中国医学，源头远自岐黄，以下至汉、唐、宋、明，四千年间，著书之多几乎堆满屋子。熟悉明堂、甲乙、玉册、元珠，博通三部、九候、五连、六气，因此归于平淡，不崇尚新奇。那西医不然，筋骨只主张脑筋，不知道十二经络的差异；疾病统称为炎症，不知道有表里上下的区别；脉象只辨别其至数，不明白结代脉的不同。脉病相反的道理，何况南北体质不同，中西适宜不同？西方人只执着一成不变的方子，来治疗中原虚弱体质千差万别的疾病，难怪他们能杀死活人而不能起死回生。这是夸耀中医长处的观点。总之，平心而论，中西医理各有所长。从内外来说，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外科诸病有形可察，内科之症无形可察。从内科来说，中医长于伤寒，西医长于杂证。杂证的病势一定，可以用一定的方子治疗；伤寒的传变无定，则必须加减温凉攻补进退，药也没有定法，才可以治疗。而且中医的药多平和，西医的药多猛烈。那么治疗富贵之体，是中医的长处；而治疗贫贱之躯，则是西医的长处。为什么呢？富贵之体，攻伐难以承受，必然导致变端百出；贫贱之躯，病邪一去，精神渐渐可以恢复。此外，缠绵久疾，是中医的长处；危急暴病，是西医的长处。为什么？久病宜用和剂，王道不贵在近功；新病应当急攻，金石药可以期待其速效。这是中西医理各有所长。凡是服用西医药物的人，宜少不宜多，可暂不可久，毒性猛烈伤肠胃，轻浅不急的病，多服往往导致暴亡。金石药多燥烈，阴虚内热的人，久服必遗下大患。西方人吃牛羊，嗜火酒，不是中国人可以相比的。所以大黄、黄连，他们认为补剂，我们认为泻药。中国的轻粉，我们认为药剂，他们认为力量薄弱。硫硝等强水，我们认为毒药，他们则是常用之药。同一蒲公英，他们认为性轻功小，我们认为消散乳痈的神药，这就不同。同一苦杏仁，我们认为止咳下气，他们认为毒药，吃了或许致死，这就又不同。中西医药不可强求相同，就是这样。至于牛痘可以免除天花，金鸡纳可以治疗疟疾，西法在中国行用的，这是最灵验的。西医善用利器施毒药以奏速效，他们的长处在此，过失也在此。所以中医的过失，在于不能治病因循坐误；西医的过失，一旦不当，祸患随即而至。中西大体不外乎此。世上求医的人，应当知道这些。

论中西医学之不同

自神农尝百草，药物辨别君臣，表圣作《内经》，治疗区分寒热，实在是万世医学的宗师。等到卢扁诞生，岐黄继起，后来学习医学的人，渊源相接，宗派各分，延续至今，医道于是盛行于天下。加上华洋互市，万国通商，西学流传，西方医生到来，华人得到他们传授的，又

译又分别户分门。当时医学昌盛明达，固然既有利于世道，又有利于世人，良医与良相没有区别了。只是华人医学与西方人不同，华人治病，都凭借两手六脉的浮沉迟数来分辨五脏六腑的寒热盈虚；西方人则只是将听诊器放在病人胸前，听其呼吸的次数，自然能辨别其患病的根源。不了解的人正认为他们的医术既然不同，那么其中的道理也各异，却不知道虚实寒热是辨诊的大宗，汗、下、补、攻是治病的定法，不仅中西没有差异，而且古今也没有不同。只是华人学医，有的得自祖传，有的获得秘授，终究不外乎口耳相传之学，拾取拼凑之功；否则就是学儒学不成，因而涉猎熟读歌诀，就挂起招牌。这不仅不能领会医理的精微，就连脉理的虚实也不能分明。如果西方人则学业有专门，功夫不泛泛追求，每件事都依靠考察验证，每件事必定亲身实践，从小学习，成年后行医，又由医院考试而来，兼有医生推荐信为凭据，所以他们的权力很大，声望极尊，不像华人医生那样谁都可以做。试看西方人患病而死，无论人的贵贱，罪过的有无，都抬到殓房，剖腹查验，无故而加以刑罚，只是想知道死者因何病而死，使后来根据病症开药的人知道所遵循的准则罢了。所以华人学医，没有形图可以查考，贴说可以考证，但其中口述的度数稍有毫厘之差，谬误就会千里，哪里比得上西方人学医，一经剖视，凡是脏腑的部位，筋络的度数，骸体的轻重，骨节的短长，以及患病的根源，致命的缘故，都可以一目了然，无需按图索骥呢。因此西方人治病，不仅有病能知道轻重，即使无病也能知道将来。比如痨病，是顽固的疾病，多由房事不节，以致血气亏损，然而患病的人必定是病态已经显现，然后才开始察觉；如果病态未显露，就不能预先知道，即使治疗的人也必定诊其脉，然后才能知道，如果不诊其脉，就无法推测。而西方人则不然，只凭此人身体的轻重，其分量的盈虚，以及此人肢体的短长，量其容纳气息的多寡，便可知其是否有病及其病情的增减。人的身体分量，各自视其身的大小轻重为宜。如果忽然失去其常数，这就是成痨的渐兆。比如人身中等者，大率身长五尺一寸，应当重一百二十磅，胖的可增至一百二十八磅。身长五尺二寸，应当重一百二十六磅，胖的可增至一百三十五磅。推至身长六尺者，应当重一百七十八磅，胖的可增至一百九十磅。如果在应当重的分量上日渐减少而不见增加，这就是成痨的渐兆。又如人身高五尺至五尺一寸者，以肺气量得一百七十四度，即为无病。如果减至一百十七度，则痨渐成；又减至99度，则痨已深；倘若减至82度，则病更急迫了。推至身高五尺一寸至六尺者，能容肺气262度为无病。如果减至176度，则痨渐成；又减至149度，则痨渐深；倘若减至123度，则病更急迫了。这都是西医中以人身肢体的轻重与容纳肺气的多寡，来分辨病的有无与病的增减。由此看来，西方人虽然不切脉，而人的病症也确实有可凭据的，比起华人能切脉而不能辨证者，相差多少呢？自古以来时症流行，西方人治疗，说应当去除秽气，远离病人以杜绝传染；华人治疗，说应当服用银散香苏饮以清除病源。二者都各有道理，然而行医的人尤其须小心谨慎，根据病情开药罢了。

译论中西治疾之法不同

养生不得其宜，疾病便由此产生。人生病后寻求医疗救治，这是中西方人所共同的。然而医学的技术既然不同，那么治疗的方法也就大相径庭。中国人用药治病，始于黄帝与岐伯，其著作即为《本草》。只是用某种药治疗某种病，尚未有君臣佐使配合得宜。等到汉代张仲景在长沙崛起，被称为医圣，才开始撰写成方论，每以数种药合煎后服用。此后唐宋医家沿袭并加以发扬光大，越推越广，方书层出不穷，几乎多得充塞屋栋、汗牛充栋，而病名既层出不穷，药剂也多有增加，以至于各树一帜，互相诋毁。到了今天，古法渐渐失传，行医的人只熟读《医宗必读》《王叔和脉诀《雷公药性赋》《本草备要等书，就洋洋自得地自命为扁鹊、卢医复生，出来在市上悬壶行医。那些稍有名气、号称时医的人，声价自然高昂，非重金聘请不至。平日生活安逸改变气质，养尊处优改变体态，昂首阔步无异于达官贵人。然而问他们脉象的浮沉迟数却不知晓，问他们药物的攻补寒凉也不明白，只靠十年运气得以坐享万金。唉！这种医生，不仅是黄帝、岐伯的罪人，即使放在张仲景的门下，也应当被斥为小子，鸣鼓而攻之，列入不屑教诲的行列。至于西医则不然，他们学习医学必须从小学逐渐升至中学，等到进入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然后授予凭证让他们行医济世。刚入学之初，医师先传授解剖尸体的方法，使人对人体的脏腑、骨骼、气血、筋骸了然于心，如同指掌般清楚，然后让他们辨别药性，分析到毫厘细微，必须学业有成，才传授诊治之术。所以常有青年拜师学习直到胡须如雪，仍处在弟子行列，只因为想要学得精通，所以学习不得不谨慎。至于病人，既然延请了某位医生，就深信其说，从未有今天请甲医生治疗，明天又请乙医生诊治的，诚然因为医派既同条共贯，即使经过多位医生辨析药方，终究略无差别，又何必徒然扰乱心神，把病人当作练习射箭的靶子呢？然而中国人却不懂这个道理，每逢小病初起，必定延请近处的医生切脉开方，说是可以节省医药费、免去周折。等到药物不效，就改延有名望、曾治愈过数人的医生，或者同时延请两三位医生，让他们将药味病情互相商量，直到病已危殆，诸医都束手叹息，于是不惜重金，遍请学有根基、名不虚传的医生治疗。然而病已入膏肓，终究苦于无能为力，唉叹晚了，后悔莫及。我喜好与西医交往，略微涉足其中门径，见到亲戚朋友抱恙，劝他们求诊于西医，而人们常指责西医多用霸道之功，或者有人畏惧他们以刀针从事，殊不知西医的猛烈确实存在，但使用得当，断不至于败事。华药虽然一味王道，然而以时疫而进参芝朮，以虚弱之用芒硝大黄，又怎见得没有一试无功，反而因用药而致毙命的？确实不如西药切中病源，辄见效。至于刀针一切，西医也万不肯贸然动手，必定等到病人允许，或刺或割，如法以展示其所能。那么病人心中又何必惴惴不安，而如此迟疑畏惧呢？于是又有人说中西人的体质不同，那么疾病也各不相同，所以以西医治西人，往往动中肯綮；如果让中国人服用西药，病即使不至于加剧，也断难起死回生。我认为中西人形貌虽然不同，脉络却总归一致。试看穷苦无聊之辈，偶尔被病魔所扰，无力延医，必定匍匐前往西人所设医院中，乞求施诊，如果不致于太严重，没有不日渐痊愈的。如果说穷苦者果然能痊愈，而富贵者恐怕无效，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或者更有强作解事的人，说中西医术不同固然如此，如果能在不同之处合而为一，使西医使用中法，去除偏倚，以达到平和，或许病人可以释然于心，渐渐肯延请西医施展其术。我则正言告之曰：这必定不能。中国人行医，纵然已读书破万卷，然而从未有取死尸而解剖详辨的，所以对于脏腑部位终未明了。比如肝在右边，却必定认为在左边；心偏于左边，却必定说在中间；思虑智慧出于脑，却必定以心为主宰。他们墨守旧法，不再体察精详，久而久之且以误传讹，即使旧法也渐渐湮没。如果西医也改弦更张，必定导致西法既难合乎中法，更无可折衷迁就依违，怎望其能挽痼疾而起残废？唯独不解通商已五十余载，中国人喜好新法的，大抵都是抑中扬外，举本来面目而尽忘。唯独在医学上略不变通，宁愿甘守旧说而用药戕害生命，断不愿用新法而期望奏效。难道人的生命果真轻于泰西的玩好物具以及有损无益的吃番菜、打弹子、坐马车吗？这真是所谓愚不可及了。

中西医理优劣论

人生天地之间，不能没有六气的侵袭，于是疾病就产生了

译对于外感疾病，人难免受到七情六欲的干扰，而疾病往往因内伤而起，这就是医学得以建立的原因。这难道会因为中西方的不同而有差异吗？只是中西方的医学理论各有不同罢了。我曾考察中国的医学，始于神农氏，他尝百草辨别药性，用来治疗百姓的疾病。后来黄帝与岐伯共同阐发医理，《内经》《难经》《素问》等书籍相继问世。其间神圣相传，奥妙精微，确实有开启天地未曾传布的奥秘、参赞造化之功的地方。到了周代，特别设立了医官，虽然不经常进行考试，但也必定加以甄别选拔。春秋时期，秦国有和缓这样的名医，颇被称为灵异。直到战国时期，只有扁鹊最为著名。《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遇见长桑君，长桑君给他药喝，并给他禁方书，过了三十天，扁鹊能看见人五脏的症结，治病只以诊脉为名。至于鲁公扈、齐赵婴两人互相交换心脏的事，见于《列子》，其中说“用毒酒使他们昏迷三天，剖开胸膛交换心脏，再投以神药”等话，后人大多不敢轻易相信，恐怕也不是学问所能达到的境界。张仲景穿胸放入赤饼的事，见于他的本传，而他所著的医书如《伤寒论》等类别，都没有见到这类文字，或许是秘而不传呢？还是后人多疑而删去了呢？与后汉《华佗传》所说：“疾病发于体内，针药所不能及的，先让病人服用麻沸散，剖开腹背，割除积聚，如果在肠胃，就切断清洗，除去积秽，然后缝合，敷上神膏，四五天就痊愈。”这也与扁鹊换心的事相似，人们都把他视为神医。没想到西医传入中国，竟然有给病人喝麻醉药然后割开查看脏腑，去除肿瘤、取出寄生虫等事，这几乎与古代的扁鹊、华佗没有区别。但是所割治的疾病，终究不能全都奏效，如《西医割症新书》所记载，割取肝瘤八人，只痊愈了四五人这类情况，由此可见。然而泰西各国对于医理极其重视，朝廷设有专门官员，所招收的学生从小进入学校，学习专门知识，必须经历十年之久，又必须先经过考试，屡次列为优等，然后发给文凭，才可以出去行医。等到他们治病时，病情诊断如何，施治方法如何，必定刊登在医报上，彼此传阅观看，以增加见识。近年来进入中国行医的，如上海的颉、广州的合信、京师的德贞，都是门庭若市，这是西医中最著名的。考察西方医学的精妙，近来比过去更胜一筹，如合信的西医五种、嘉约翰的内科全书，以及柯良为所翻译的《全体阐微》等书，都是近来出版的。可惜目前中国的医生，都以谋利糊口为务，而不能对古代医书精益求精，致使西医日益兴盛，而中国医学不能日新月异，这是令人遗憾的。虽然就目前的医学而言，西方确实有优于中国的方面，中国也有优于西方的方面，其间相互补充、相互成就，都不能偏废。中国优于西方的有三点：第一在于治疗脏腑，中医以脏腑配合五行，以五行相生相克为用，而在五行之中，又以一脏配一腑，称为相表里。比如肝强则脾弱，脾不受补，就用补肺的方法来平抑肝气，取的是金克木的道理。比如肝虚则心火旺，心火不受制约，就用补肾的方法来滋养肝木，取的是水生木的道理。又如肺病咳嗽，容易导致大肠泄泻；脾病湿困，就难以胃口如常，这是表里相连的明显证据。

译况且邪气侵入人体，必定先在一经，由表传里，由阳传阴，传到厥阴，成为直中里症，那么病就难以治疗了。这是中医所说的脏腑之火，而西医则将肠胃分为一部，肝、心、脾、肾分为一部，肺分为一部。肠胃主管饮食，肝、心、脾、肾主管血液，肺主管气，而在各脏器相连合的地方，有总血管、小血管、气脉管、微丝血管。这三部之中，肝的总血管与小肠上口相通，心的气管与肺相连，所以三部仍然合为一部。而其病症则有肝生瘤、脾生火、肺生脓窠、胃生坚皮等证，这些状况都是依据解剖而得知的，但对于五行生克的道理则茫然不知。他们因为生成之理没有凭据，不如解剖可以依据，于是将天地生成的妙用弃而不讲，这是西医不及中医的一点。

一点在于经络，中医的经络分为十二脏腑，以手太阳、足太阳、手阳明、脚阳明等作为妙法。比如手太阴肺脉起于中焦，横向出于腋下，沿着手臂内侧，出手大指，经过次指而交于手阳明大肠。由手阳明大肠脉络交于足阳明胃，如此递相交接直到足厥阴肝，又交于手太阴肺，这就是一周。十二经络之外，又有奇经八脉：冲、督、任、带、阳跷、阴跷、阳维、阴维是也。至于某经有病，那么该经所连带的经络必然显现病状。而且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肝主管筋，肾主管骨，观察其显现病症的地方，就知道病在何经，这是中医经络的妙谛。西医则不称经络，而称脑筋，以脑经为周身经络的主宰，脑即是中医的督脉。譬如手足麻木，或者口眼歪斜，西医说是由于脑经不安，脑病的症状极多，如中风、中气、癫狂、半身不遂、失音、惊悸、怔�等症，都是脑部受病所致。凡是经络的症状并不区分脏腑，而一切都以脑筋为主。虽然脑筋之中也有极细致的分别，病在何处，即何处脑筋有症状，但最终不能知道脑部受病的原因，这是西医不及中医的一点。

一点在于针割，中医自古流传《内经》一书，一半讲针灸，以弥补药物所不及之处。针必须揣测穴位，而穴位也分属脏腑，如足阳明的穴位就在两足的外侧，足太阳的穴位就在两足的内侧，其余各经的穴位，以经络阴阳为准，也都依照此法来用针，没有不中窍的。而且针时并不疼痛，也不流出所揣测处的血，这是精妙之处。虽然割治的方法，如今已经失传，而古代神医也不过偶尔为之，从未听说在病死的人身上解剖观察才开始得到其奥妙的。然而西医遇到有红肿之处，动不动就用麻药灌下，用刀割去毒肉，甚至妇女子宫也用割治之法。如《西医妇科精蕴》中颇为明确，在西医本习以为常。泰西之地，接生产用女医，验尸用医生。试问中医的职业，何等郑重，而竟然责令其做稳婆、做仵作，可以吗？况且中国人以廉耻为重，可以让妇女做割医吗？即使如脏腑生疮，或生瘤、生血袋等事，富贵人家的子弟肯让他们剖治吗？又未能十治十愈，假设有变故，那怎么承受得起？况且近日中医用针，在虚弱的人身上，尚且担心泄气，而说将肚腹剖开，能不伤正气吗？这是西医不及中医的又一点。

而西医优于中医的也有三点：一点在于诊法。中医向来以望、闻、问、切为四诊。望，是观察其气色；闻，是听其言语；问，是询问其饮食、二便；切，是诊察其脉象虚实。四者之外，别无他法。然而近日医生不虚心于望、闻、问三字，而妄谈脉理，作模糊影射之谈。殊不知人身之气脉到处都有，只是此处肉薄容易诊察罢了。若将五脏六腑分按在两手之中，而说某部有病、某部无病，都是欺人之语。西医诊脉必看时辰表，每分钟至几次，常人的脉搏约在七十五到八九十之间，过多或过少都不适宜。寸口的脉息只分有力、无力，或不断、或数、或急、或急促。遇到发炎大热症，则用寒暑表夹在腋下以察其轻重。如常人约在九十八度的，到百度就有病，病的增减率以此表为判断。若腹内有疼痛之处，则必用叩听之法以察其声音，用揉擦之法以辨别其虚实。而且病是由于祖传、由于传染，一一都详察其形状，辨别其疑似，不像中医的视诊毫无把握，而仅在医案中注“防变”等语，就以为小心，这是中医不及西医的一点。一点在于治法。中医大致分内外二科，内科治病只用汤药，每日一服。在精于医理的人尚知地有南北之异，人有肥瘦之异药有君臣佐使之异，症有表里阴�之异。若希图射利的人，则仅

译对待一方百姓草率从事，就自以为尽了职责。至于外科，大多不了解药性，只凭提毒、生肌等散剂随意应用，便自夸技艺高超。当疮疡熟透时，虽然也用刀切开，用药物引流，但所说的话都是揣测不定的言辞。况且不论内科外科，动不动就三四个医生共同治疗一个病症，治好了就显示功劳，治败了就推卸罪责，将古人治病时苦心钻研的态度完全置之不理。

如果西医治病，则必定专责于一人，富人请医生到家，穷人则住在医院。医生诊治这个人的病，就必定时时诊察，服药时，每天不止一剂，有时一小时服两次，每次只进少许。病情有变化，药物随即增减。如果遇到需要手术的疾病，必定另有密室，没有风气流通，才敢医治，日益精进。在使用器械方面，如注射器、注射吗啡的针筒等，都必定精良。或者对于疮疖、痈疽等病症，必定用显微镜观察，这是中医不及西医的又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于辨别药物，中医对于药物，古书也可以说极为详细了。自《神农本草》以外，如陶宏景、陈义恭等人论述药物辨别药性的书籍，不可枚举。到了前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作为大全之书，对于药物的气味、治法、产地，都一一发明考究得当。然而所说者以讹传讹，书上所说的与药铺所购买的，有同名而异物的情况。况且近代医生不识药的，十有八九，即使外科用药，也多伪称贵重品种，而实际上完全不相符合，与古圣人尝药的意义，不是大大相违背吗？

西医则不然，西药不及中国之多，但必须经过化学家屡次试验，才敢疗病。现在如鱼肝油、牛精粉金鸡纳霜等类，中西药房中都可以购买辨别。而且化学能取空气中的氧气装入瓶中以为用，而且能取铜、铁、磷、硫磺等物的精华作为药物。如铜磺养四一药，铜是一物，硫磺是一物，氧气四分为一物，化合而为一药。其方法见于《化学初》《西药释》两书中。其形状性质功用，作为医生必须先考究。所使用的药剂，都取新鲜真材，所以分量轻而见效快，不像中华的药物陈朽霉烂，而医生却装作不知道。这是中医不及西医的又一方面。

译总之，尽心竭力地探求，医道何必区分古今？殚精竭虑地探讨，学问何必割裂中西。中国从事医学的人，如果能够融会其变化而破除其拘泥，那么运化之理就可以推演，不必执着于司天学说；生死之判就可以决断，何须借重节气作为宗旨？只要对部位精详了解，依据气色来辨别阴阳；细致观察语言，凭借神气来推断虚实。舌苔与肺部的征象，务必探求确实的根源；饮食与起居，可以考究眼前的变化。然后再参酌西医知识，筋络与血管，就能知晓通达的方法；内脏与皮肤，自然能识别发炎的部位。时邪瘟疫，寒暑针砭，都精微细致；痞闷酸酥，射水关节，也都灵敏可征。起初不必以手术为擅长，却几乎等同于手术了。西医的道理，何尝不是中医的一种辅助呢？更希望泰西撰写医书的人，也能探索五行生克的根本真义，六气流行的关键要点，那么岐黄之道的妙理，就不难遍及全球。炎帝的精心医术，也可以通行于海边。从而知道中国圣人、西方圣人，其道理本来是一贯的。古人说：“不能做贤相，就愿做良医。”医学虽然是小道，但既可以济人利物，也可以造孽遗祸。它所关系到的，难道轻微吗？我不揣浅陋，将中西医学探究其优劣，论述其得失，写成篇章，向世上精通医道的人请教，认为如何？

写在《中西医学论》后

综观前后各篇论述，首先破除对豆卷的迷信，尤其觉得不遗余力。文中称大豆卷，《本经》记载的功效非常浅近，而用发表药制过的芜拌黄，不可轻易使用。又说四五分的黄芩，人们共同畏惧，医生也害怕使用；六七钱的豆卷，反而作为常用药品，以致酿成非浅薄的小事，论述最为切中要害。至于论述切脉，则称望闻问切，脉诊排在四诊之末，能够结合神色与脉象才可以万全。脉有阴阳，所谓阳脉，《内经》指的是胃腕之阳；阴脉，是真脏脉，见到则败坏，败坏则必死。世间断没有全是六阳脉，或全是六阴脉的人。世俗医生立说欺世，实际上并没有独阴独阳的怪脉，斥责其谬妄，破除得更为切中要害。其论述药性，如细辛芳香，并非闭塞之品；白芍苦平，没有酸收之味；熟地腻滞，不寒凉就失去了本性；人参长于补虚，短于攻邪，使用违背其才能则危害立现；附子性热力猛，除直中阴经的阴症外不可妄用；鹿茸常服，热毒蕴结，将来的祸患不可言说。又如大黄的功用，独生石膏泻火最效；天生野术，全赖脂液，不可炒焦；柴胡并非少阳经的主药；麦冬不当去心；贝母并非治疾之品。又如僵蚕因感风而僵死，所以能祛风攻毒；蚕禀受金气，若用火炒则金体消败，怎能奏效。这些都是不体察物理，不考察物性，妄施炮制，足以害人等语，确实是精当的论述。其论述温病，则称伏邪与新邪两症判若天壤，伏邪宜清，新邪宜表，两症治疗相反，即使扁鹊复生也无能为力。再如论述两感伤寒，有张仲景成法可考，何必舍本求末，世俗使用活鸽置麝香纳入病人脐上的错误做法。其余如西法治外症神妙无比，种牛痘有益无损，可惜内地未能推广等语，这也是仁人的言论，不易的道理，可效法可嘉许。回忆同治建元那年，我在申江避暑，一家及亲戚十余口被时疫感染，请医生调治，只见方方不离大豆卷，也不在意，服用后大半都因汗出过多而死，当时归之于天命，并不怪罪医生。后来金陵肃清，携眷返回故里，弃儒习医，稍知此道。因为上年法越交战，想寻找上海报纸而不可得，信寄到镇江，托亲友觅得旧报一束，见到《中西医学浅说》一篇，分门别类，条理精详，不胜欣喜。反复推寻，又获得数篇论述，于是恍然大悟。才知道上海的大豆卷，竟是用麻黄等发表药制过的，其性发表，与我们家乡药铺所用的豆卷不同。〇往年一家数口，并非死于病，实死于医生执迷死法而使用豆卷。今看这篇论述，追念往事，能不痛心？私下认为用药如用兵，药性不明，举手杀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愿后来的医家，将《本草》、《内经》、《金匮》、《伤寒》等书，用心研究，神而明之，然后拿出问世。否则治病不求根本，用药草率，无君臣佐使，不遵从先圣法度，任意固执，妄立汤药，错误地称为家传。所谓拿人做试验，无不草菅人命。唉！病家将性命托付给医家，用药难道可以轻率对待吗？

写在《中西医学并重论》后

有沧海客论述中国一切仿效西法，蒸蒸日上，可以与泰西抗衡，唯独对于西国医道尚未能悉心仿效，逐步推广。适宜在各口岸制造局中设立西医学堂，选拔聪颖子弟，聘请西国名医教授简便急救之法。假如一旦国家有事，陆军每营拨派两名，水师每船拨派两名，从此遇到伤者有恃无恐，未伤者乐于效命等话。这仅仅是说临阵时为敌人枪子刀矛

译对于外伤，采用西方国家的急救方法，确实是当务之急。如果军队驻扎时受到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的侵扰，治疗内症的方法此前尚未论述，因此我不揣浅陋，再次推广阐述这一观点。行军的士兵，以军营为家，长期戍守在外，风吹雨打，以天为幕，以地为席，饮食起居，哪里能选择地点？而地气的湿邪最容易使人致病，所以军队中的疾病，以湿热交蒸、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者居多。其余如春温、夏暑、秋燥、冬寒，以及山林瘴气、厉气、时疫、霍乱等症，更是所在难免，而且比居家更容易传染。

回想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生番之事，朝廷命令船政大臣沈文肃公经略台湾、澎湖，奏请调派江阴唐军门所率领的淮军步兵留守办理抚番事宜，军中皆因水土不服，感染瘴气，时疫大爆发，早晨发病傍晚就死亡，官方医生束手无策，莫名其妙，人人寒心。

军队中的官方医生，只有外科和伤科较多，精通内症的，实在罕见。按照治疗瘟疫的方法，本来应先医治所患之症，其中最好的有《温热经纬》一书，阐明了条理，治疗起来立见功效。然而想要选拔官方医生以利行军，不创立考试的方法就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所以我在去年冬天在《中西医学辨明药性论》中曾经提议，希望当权者采纳。至于仅从医理来说，中西各有专长。比如华人患一切内病及伤寒六经传变等症常常见西医治疗无效，为什么呢？因为中西体质不同，用药各异。西医善于用药水，其中金石铁质之品熔化的居多，所以治疗华人不太适宜。虽然这种药水，起初尚有助阳固肾的功效，但长期服用则难免水竭肾衰、相火上越的祸患。而且一应药味均由医生备置，华人不能辨别其性道，不如华医开方立案，一目了然。所以治疗内病而用汤剂，华医实在擅长。

西医至于论述人的五脏六腑究出于脑，气一经此经主宰一身之功用。如果心房之血出入有准，肺中排出浊气，吸纳清气，心跳与脉搏时刻不差。又人患肝气，肝叶积血停滞运行，疟疾发作时，脾经为之肿大。以及胃液与胆汁磨消肉食五谷，外肾盛精与内肾主管排尿的不同，都是一定不易之理。其方法用机器急救人吞生枪子，由入腹可以钳出无虞。至于割瘤挖肉，截手断足，镶牙装假，死腹中医生犹能使胎儿出生，保全产妇生命。这些神技实在为西医所长。

还有西法中最玄妙的，莫过于传种牛痘法，功效稳妥良好，提浆时绝无危险之虞，收痂后能够避免麻面之嫌。可惜内地尚未实行罢了。查上海有牛痘局，由制造局总办冯竹儒观察创立，由应敏斋方伯完成，一两年内试种者多为孩童，本地人尚且疑信参半。而且有人说种牛痘后若再出天花更为危险，又说痘浆刮去日后小儿不能肥胖等话。殊不知牛痘种后毒轻者永远不再出天花，毒重者不妨多种一二次，对孩童毫无损害痛苦。即使偶尔有一二再出天花者，也是稀疏而不密集，十余年来从未见过种牛痘后复出天花而死亡者，这是共见共信之事。

追溯此法未有之前，由本地痘师选苗传种，方法虽然尚好，终究未达十全。曾见无知乡愚惑于求神问卜，轻信方士，以为本年痘关不通，迟疑不种。等到一旦遭遇天花，大家小户无不传染，想躲避也无门，凶多吉少。如同治初年苏杭遭兵燹，四方避难者云集上海，时值夏令，秽气熏蒸，河水臭浊，导致时疫天花大爆发。那时死于时疫者十之六七，死于天花者百患百死。假使当年早行牛痘法，那么数千婴孩未必都遭受此死。至今思之恻然。所以上海自有牛痘局以来，前后保全婴孩性命实在难以数计。如果有人垂念婴孩，难免痘险，能推广于内地，设局试種，不仅保全者实多，而且节省贫人钱财无数，这是第一阴功。况且其法最容易传授，聪颖子弟不出半月可以尽得其妙，痘浆器具，上海西药房中均可购用。痘浆只购买一次，日后自收之浆传种更为饱满绽开。

或许怀疑方法虽然极好，恐怕无人传授。我想西人都以利济为怀，凡有益于华人之事，无不尽心教导，岂独牛痘一门呢？我尤其希望各口岸制造局设立医学堂，而后中西并重，内外兼習，使学者全得其妙，尤为当今要务。愚昧之见，是否有当，希望进一步教导我。

译医学亟宜讲求说

朝廷开设科举选拔人才，大体上以策论文章作为提拔英才的根本，而对于医学则不予涉及。难道是因为医理精微深奥，不是浅尝辄止的人所能窥探其奥秘吗？还是认为这是偏门末技，不必特别效仿呢？不知道医学虽然被视为小道，但实际上对百姓大有裨益，能够挽回天地的祥和，弥补造物的缺憾。古人说：“良医与良相功劳相同”，确实不错。为什么呢？良相治理国家，必定以调理阴阳作为急务。丙吉在路上看见死人不过问，却特意询问牛喘气的事。有人讥笑他，他说：“这不是宰相该管的事，只有当疾病灾祸发生，四时气候不调和时，宰相才开始承担责任。”听到这话的人，都一致认为他识大体，由此可知良相救世的用心，与良医是一样的。良相决不能分身亿万，散布在天地之间，来扶持病人、挽救衰败，那么必定还要依靠良医。这是显而易见的。审视这些，那么各省设立医馆以及考究医学，哪里可以延缓呢？于是有人说，从事岐黄之术的人，历代都不缺乏，无论大城市还是偏远山区，到处都是，似乎不必多设医馆，延请名医，招收徒弟教学。却不知道如果缺乏真传，药物必然导致误用。姜桂草木之类的药材，可以治病，也可以加重病情。如果调配不当，几乎不会不坑害百姓！常常看到市井中的庸医，对于《素问》《景岳全书》《伤寒论》《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书，未能深入探究其内涵，只凭借几十张药方，就洋洋得意地张贴医贴、医招，来赚取人间的财物。他们不草菅人命的，又有几个呢？古人有句话：“杀人如割草，听不到声音”，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人吧？然而造成这种祸害的原因，必须归咎于各省不设立医馆、不考究医学。如果各省的父母官与省内各位绅士协商，捐资设立医馆，延请名医，招收徒弟教学。凡是父兄愿意支付薪水，带领子侄来学习的，无不开门接纳。并且每年规定时间考核，凡是学业有成、在这门道上经验丰富的人，发给凭证允许其行医。这样，那么几年间，医学必定会在中原日益兴盛。虽然如此，如果委任不专一，不能开始谋划；制度不确立，也无法善始善终。医馆必须由各位绅士捐资建设，医士必须由各位绅士推荐，俸禄的发放，或由上级官员，或由绅士，都可以因时制宜。至于子弟来学习的，也必须让其父兄支付薪水，以杜绝滥送子弟的弊端。像这样，花费少，收益多，正不像那些盼望丰收而祭祀田祖的人，拿着猪蹄去祈祷说：“装满竹篓，装满车子”，让旁观者嘲笑他们所持的祭品微薄而期望奢大。近年来，国家的战船、民间的火船不断增加。将来或许前往各国贸易，船上必定要用医生。即使将来发生战事，互相攻击，士兵遭受创伤，也必须由医生调治。所以医学不可不急于讲求于今日。

论医术时弊

沪北中外杂处，良莠不齐，习俗影响人，贤者也不能避免。近来听说有时行医的人，轻视名声重视利益，计较细微的得失，竟然有病家邀请，不论病情缓急，即使非常空闲，也故意拖延时间，往往午后才到。到了之后草草诊脉，急忙开方，做出种种忙碌的样子来抬高声望；又有病家邀请，先比较诊金，不分贫富，务必满足自己的欲望，贫苦人家不能丰厚准备，又找借口推辞，说没有空闲，竟然不来的；或者在病家邀请时，不分远近，规定诊号金，钱如果不按数先准备好，势必迟迟才到，到了也勉强做事，只计较诊金的轻重，不顾病情的缓急；甚至病家邀请时，如果遇到他人搭诊，必须另外准备诊金，按数增加，如果贫苦人家不能多准备，图方便搭诊，竟然以事忙推辞，匆匆离去不顾。以上这四点，都足以误人。虽然行医的人未必都沾染这种习气，但也耳闻不少。大概相沿成风，导致辗转效仿。因此想到天下的病，被病家耽误的固然多，被医家耽误的也不少。过去徐灵胎先生所著的《病家论》，厘定了十种错误，专门针对病家而言。其大略说：有不问医生高低，就请他治病的，这是错误之一；有以耳代目，听说某人称赞某医生就相信是真的，不考察实际情况的，这是错误之二；有平日相熟的人，务必取其方便，又恐怕另外请别人，有碍情面，而那个人又推辞不掉，希图厚谢，古所谓拿性命当人情的，这是错误之三；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于是来不及详细考察，相信其欺骗妄言的，这是错误之四；有因为至亲密友及有权势的人推荐，受人情分难以勉强请延的，这是错误之五；有病家亲戚朋友偶尔阅读医书，自以为医理颇通，每次看到处方，妄加议论，私自更改药味，无知妄为，过错归咎于人，好处归己的，这是错误之六；又有各自推荐一个医生，互相毁谤，于是结成党援，严重的各自立门户，如果不顺从自己，反而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人死活的，这是错误之七；又有病情刚好转，未收全功，病人怀疑见效太慢，忽然谗言蜂起，中途变更，又换其他医生，反而造成危笃的，这是错误

译八；又有病情变化无常，早晨应当用附子、肉桂，傍晚却应当用茯苓、黄连；更有纯虚之体，其病症反而适宜用硝石、大黄；大实之人，其病症反而适宜用人参、白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听从医生的说法，反而相信庸医，这是第九种错误。又有吝惜钱财，只取廉价药物，名医都自行作主，却厌恶他们不肯顺从自己，反而不如某某医生那样和蔼可亲、柔顺听话。这大概如扁鹊所说，轻视身体而看重钱财的人，这是第十种错误。此外更有用参附则欢喜，用攻伐之剂则恐惧，服参附而死则归咎于命运，服攻伐之剂而死则责怪医生。又或制药不合规范，煎药不合标准，服药不合时机。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言语不节制、不及时，都足以导致错误。而尤其重要的是选择贤良的医生。选择贤良的方法是怎样的？回答说：选择医家人品端正、心术纯正、存心济世、行道活人。又询问其学问有根基，医术有渊源，历考其所治之病果然能十全八九，然后延请施治。更应考虑到我所患之病并非其所长，必须仔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论定然后立方用药，才能命中病机等等。我认为病家的各种错误，是人情的常态，固然应当时时省察，而选择贤良医生这一说尤其切中要害。世上固有轻视身体而看重钱财之辈，孜孜以求利益，百计钻营，偶遇疾病发生，身在床褥而心营万方，失去天赋的天真，以致病邪深入，正气枯竭，虽有良方，势难疗治。又或吝惜钱财，不敬医师，服药求医，只取廉价，这是自找烦恼，本无足惜。若夫贫家寒士，饭食尚且担心接续不上，药饵常苦于筹措。作为医家，既以济世为心，以活人为重，自当体谅我师伤横夭之莫救，以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心，大行其道。如果囊中尚有积蓄，尚宜赠送药饵之费，何忍计较诊金？既然不计较诊金，必不犯四端之弊，病家即使有各种错误，也不妨恳切明陈。唉！现在所谓名医，以医为名，以利为心，没有前人的妙技，而仅盗前人谋利之法，抬高身价，蛊惑愚人，违背师训之深啊！即或不事射利，而匆匆诊脉，草草開方，相对片刻谬用药方，岂知立方如列阵，用药如选将，即使裨偏士卒，也不可紊乱。乱则败，败则难挽。知道人命之至重，即不敢于片刻之间率用方剂，而不得不细心讲求，刻意揣摩。至于假冒医名，藉端射利，本无实学，四诊茫然，图利于片刻之间，害命在俄顷之际，只以巧言迎合人意，或以假药索取重资，势必蹈四端之弊，与草菅人命同科。这何异于勾魂使者呢？所愿医家以济世为心，以活人为重，不蹈各种弊端，以实学保全令名；而病家又时时省察各种错误，不要将百年之寿命，轻授于勾魂使者之手。我向来读《难经》，略知医理，实因杞忧所激，势难缄默不言，不避好辩之讥，不避多言之责，谨陈所见，以正有道。凡百君子，不可不知

译医学救弊琐言

我私下认为，医生凭借名声取胜，而非凭借学问取胜，这确实是因为医学深奥微妙，学习的人不容易掌握其中的最高道理，患病的人也难以分辨医生的优劣。正因为无法分辨优劣，人们只以追求名声为急务，从而逐渐忘记了真正的学问。我见到上海的名医所治疗的杂病，无从辩论其优劣，而对于时行疫病这一方面，尤其没有深入探究。

天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区别，人有阴阳燥湿、强弱老幼的不同。外感邪气所致的疾病，用药一旦错误，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强壮之体，也会由成功转为败症。然而本地当时的医生中，竟然有人常用家传的传统方法治疗伤寒，并以此作为秘诀，认为可以应对万病。又有时邪与阴寒混杂，不明白表里不同治法的情理，且见市面上流行的时方不用豆卷，便认为不是时医；又每每将桂枝、附子、细辛等药同用。哪里知道豆卷是马元仪治疗伤寒，适宜用桂枝汤而加麻黄、杏仁的证候，见世人畏惧麻黄，而制成此药，名为大豆黄卷，作为温散寒邪、损伤营血的必用药。至于春温、温热，是木火内应的疾病，上海人发热，无不发痧、发疹的，都是误服豆卷兼用温热药物所致。

痧疹，乃是天行疫疠之气，症状家家户户相似，常常流行于一方，数年之间偶尔出现一次，难道上海人一年四季常有发痧、发疹的症状吗？《内经》中黄帝向岐伯询问热病，岐伯回答说：“热病，是伤寒一类的疾病。”如果热病与伤寒没有区别，黄帝也不必有此问了。寒与热，相差天壤，所谓“类”，是指明辨六经，调和营卫，从未有过两种不同的道理。所应分别的是，伤寒是寒邪损伤营血，春温多是木火内升，夏热有暑浊弥漫，秋病有燥气外侵，不仅四季不同，人的体质不同，即使天地运行的气，也没有一年是相同的。

我亲眼见到上海辛巳年，遍地春温，豆卷、桂之方在市面上盛行，不出一个候（五天），无不发痧而死亡。我说医生都有救人的心，确实是因为没有掌握其中的道理，不知道药物误用，只有申明绝症，病症败坏，人们没有怨言，反而佩服他有先见之明，名声更加显赫了。悲惨啊！今年少阳、厥阴司天在泉，木火掌权，而木火不得发泄，应当出现疫瘟的症状，其原因在于去年冬天极少严寒，天地之气冬天失去了收藏，失去收藏，则春气匮乏，无法发泄，所以从春天到初夏，天气寒冷而少温。温和且一旦热起来必下雨，雨后仍冷，冷则晴朗，东南风，是春夏的正气；急则必下雨，西北风，是春夏的贼风，出现则反而晴朗，天地之气，春天行秋天的令，可以知道人身有阴阳不和的疾病。况且近日天时骤然炎热，热病比三春更严重，再遇到豆卷等时方所误，悲惨得无法言说。

医学是仁术，君子寄托它来施行不忍之心，不可不探求最高道理，而最高道理终究出于辩论。如张景岳批评朱丹溪，陈氏又批评张景岳，徐氏批评《医贯》而批驳叶天士医案，章虚谷作《温暑论》，寄给吴鞠通，斥责其立法的疏漏，难道各位贤者胸中有争名逐利的念头吗？确实是因为医生掌握生杀大权，不得不探求正确而明辨错误。

我年纪已经七十岁，如果因为徇私而妄议他人，我愚笨不至于这样。至于谈论医术，我朝在康熙、乾隆年间，国运昌盛，人才众多，古代罕见，因此医道中英才辈出，岐黄之道从此昌明。所有黄氏、陈氏、徐氏、王章氏等人的全书，薛氏、叶氏、吴氏、王孟英等人的论说，通商以来更有西医五种，人身经络脏腑，绘图立说，因为西法可以剖视，开卷一目了然，且将中法之书刻印在集内，互相贯通，无所不备，从此可以没有医道失传的担忧。后来的学者，对此刻意精求，自然知道我说的话不是谬误。黄氏著书十三种，其中有《易经》《道德经》悬解两种，未在坊间发售，医书八种，前年增刊《灵枢》《素问》《难经》悬解三种，书版存在京城。我说船只在江河中航行，所依赖的是轮子与舵，能读王氏的书，可以掌管轮机而做舵工了，且得其奥妙，而诸书之说不会被混淆，反而为我所用。临症之时，如船师详细探求水道，避开沙碛礁石，而风帆没有不成功的，可成为一代名医。但黄氏因为世上多有每方治每病的书，误导后人进入取巧之门，无根之学，害人确实严重，所以立方略示端倪，而辨症则不厌其烦，另外作药解以明其义。只是初学者读之，假如只得到皮毛，食而不化，未尝不足以误人，请教高明之人，自有定评。曾读各种报刊论述，无非是忧国忧民，而此言，或许也对民生有益，想必不会因为我言语狂谬而埋没我救弊的苦心吧。

考医说

近日评论时事的人，往往想要推崇西法而压抑中法，并非心意有所偏颇。确实见到西法的优点，有超过中法的地方。比如医生这一项，是民间疾病所需，是治理民事的人所应当关心的。而中国的医生，常常不及泰西的

译精。西方国家的医生，都由国家考核录用，没有通过考核并获得官方颁发执照的人，就不能在繁华的大都市中行医。而且西医与药房兼营，医生能治病，就能制药，药物有效，必定呈报给官府以获得奖赏牌匾。医生知道病因便自行制药，对于疾病属于哪条经络、哪个脏腑，以及药性的辛甘苦涩，必然两方面都仔细考究，配合成方剂，所以能够药到病除。医生兼开药房，又可以用药费来补贴诊费的不足，这与经营其他生意是一样的。药物灵验有效，购买服用的人多，药房也有发财的一天。因此，做医生的，不亚于掌握稳定的职业以致积累稳定的财产，心思不旁骛，技术号称专门。这就是原因所在。

如果中国的医生就不是这样，无论是世医、儒医以及精通方脉的医生，都不是由官方考核录用后才行医的。世医是传承自祖先，祖孙父子各自以此为业，江浙之间如常州的孟河、越州的下方桥，名声显赫。《礼记》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传承，就不服用他的药。”意思是行业传承越久，技艺就越精湛。然而也有不可依赖的地方，祖先传给子孙的，或许不能世代坚守，何况人的性情有纯正与驳杂之分，学问有高下之别，不能保持一致呢？儒医没有师承，读书有所心得，深通医理，也可以成为名医。至于精通方脉的人，是由名医传授，从小学习以此作为专业的。这两者都不能与世医相比，但平心而论，儒医更值得信任。因为儒医不想以行医闻名于世，就其学力所及，兼通其他学问而旁骛。然而《灵枢》、《素问》、《脉经》、《本草》等书，都在他必须阅读并深入研究的范围之内。如果从小学习老师所传授阅读的，不过是《汤头歌诀》之类的大旨罢了，本来就不是通晓医理的人。即使读了那些书，也不能讲解。老师负有盛名，求方的人接踵而至，没有空闲执笔，他的学生坐在角落听老师讲解几句脉案，用八九味药作为简练的方子，揣摩这样几年，自认为懂医，辞别老师而去，挂招牌卖艺，居然又成为一名医了。曾经见过方子中脉案的词句断续不成文理，这都是由老师传授的医生。这三类人，未曾没有一两个精通的人。但是看他们行医之初，都不必由官方考核。不经过官方考核就贸然行医，那些只有一技之长的人，不犯庸医杀人的罪过。至于药铺，是生意的一种，与医生互不相干。药物的好坏，医生不知道。甚至有捧起药给医生看却不知药名的。这与西医自行制药相比，差距何止数倍呢？这样想要医生精诚，太难了。

有人说：中国的医生，古代未曾不考核。演变到现在，都是由于中国世道变迁相沿成习而不察觉，而古代圣人制定的遗意，反而流传到外域了。试想《周礼》天官中疾医等职位，内外科都具备，担任这些职位的是下大夫、上士、中士，根据能力授予官职，哪有不考核他们的医术的？《天官》记载的王国的制度，京城内的百姓，如果有疾病，各种医生诊治，推广到诸侯国，也有医官。秦国的和缓，是最著名的。其他以卜筮巫师为例，桑田巫、锺巫、卜人、筚人之名，屡次见于传记，可知医也有专门的官员了。自从封建制度被暴秦废除，后来诸侯国不再设置官职，仅保留王朝的制度，所以历代沿袭有京师的太医，而民间没有官方设立的医生。官方不设医生，那么行医的人就不由官方考核，而医道更加纷乱，医术更加败坏。虽然近日官署中还有医师的称呼，但都是医生在官衙当差，如囚犯有病就让他们诊治，这些人大多行医不太著名。如果人们议论纷纷，只有当时的名医不屑于担任这种差役。即使衙门中从官眷以下有病求治，也必定另外出重金用安车，拜访当时的名手，而不轻易让官医充数。

我认为民间的疾病，往往不懂医理，出资请医生诊脉开方，大抵奉为神明，希望病人喝下去立刻痊愈，这是人情所共有的。病情稍轻，没有性命之忧的，药也不必大寒大热，喝与不喝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是时令的瘟疫，发病就剧烈，性命就在呼吸之间，如果仓促请治，必定要用一剂药挽回，苦寒辛热，一旦不慎，不啻于操刀杀人。当时的医生很多，在当时的医生中求名医则很少。病家如果自知医的人，或许能辨别好坏，斟酌服药，但病人神志昏乱，往往不能自主。其妻妾子女，希望他迅速痊愈，恨不得一口喝完，此时此心有不奉医生为神明的吗？而学术浅薄的人轻率行医，又复性情固执，见识卑陋，岂不是以性命为儿戏吗？此前海关道沈仲复观察特为考试医生的举措，现在很久没有实行。以前考核名列前茅的人，固然还有人在上海行医，但年代久远，人已逐渐死亡，挂招牌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夏秋之间，突然生病突然死亡的每天都能听到，固然由于时疫的流行，也由于医生没有医术。我认为考试的方法，应当趁着今天医生众多、医术庞杂的时候，严格甄别，张榜公示在通衢大道，使求医者不至于无所适从，而病人不苦于死亡。

译这是极其重大的政令。

译关于全面考核医家以挽救生命的论述

我年轻时学习中医，足迹遍布天下。所见各地的名医，不了解三关九候的奥妙，不懂阴阳变化的细微之处，只熟记几条古方，就自以为懂医，把招牌挂得很远，求人吹捧，炫耀名声，有的用病人来试验药物，偶然猜中病情，就议论是非，评论人物，竟然自鸣得意，勒索钱财越来越多。出门就先索要谢金一元到四元，进门就先要求挂号费五十到八十，轿费至少一千，至多七百，跟班的没有三钱也要二钱，无论贫富都一样，亲戚邻居也不减免。偶尔遇到一个病症，就产生见利忘义之心，甚至认为这是奇货可居，因而暗中受害的人，多得数不清。有谁博览医书渊源，精通《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三经脉》《三部九候》《五脏表里》《七十二穴》《本草药对》以及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巧妙理解阴阳禄命相法及灼五兆、《周易六壬》的奥秘，安神定志，首先发起大慈大悲之心，誓愿普遍救济众生的痛苦。有人遭遇危难求救，不问其贫富贵贱、长幼美丑、怨亲善恶、华夷愚智，一律平等对待，都视为至亲，不瞻前顾后，自己顾虑吉凶，即使遇到昼夜寒暑、饥寒疲劳，也急切前往救助，没有那种拖延工夫的样子呢？医学是极其精微的事情，而病症有内部相同外部不同，也有内部不同外部相同的情况，所以五脏六腑的虚实，气血营卫的通塞，本来不是耳目所能观察到的，必须先通过诊察来审明。而寸口关尺有浮弦紧的混乱，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的差别，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的不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现在把极其精微的事情，交给极其粗浅的人去做，道听途说，不涉猎书籍，没有领会其旨趣，竟然在实证时反而补益，虚证时反而损伤，通畅时反而刺激，闭塞时反而壅塞，寒证时反而用寒药，热证时反而用温药，头痛医头痛，脚痛医脚痛，这样加重了病情，却希望病人能活，我看他只会死，难道不可悲哀吗？难道不可痛惜吗？我如今为了天下百姓的生存，只有哀告王公大臣，创立千古的良规，做无尽的功德，上表奏报朝廷，命令各督抚，将各省的医生设法考核，如果有明白医理的人，给予凭证文书，如果是假冒懂医的人，就按庸医杀人的罪名治罪，这是第一个办法。或者在各处名郡大邑各自创立规章，都设立大中小三等医院，让各城镇共同商议聘请若干名医，而延请博通医经、通晓脉理的医生主持。遇到疑难杂症，共同拟定良方，而请名师鉴定，就不会把人命当儿戏。这样之后任凭病人各自安于天命，心里难道不是稍微安定一些吗？我不聪明，敢记录这两条个人见解，来向有道的君子请教。

论药性

按中风症虽然危急，终究不是不治之症，只适宜疏风散邪，不应当轻率地使用峻补药。假如穷人患此病，无力医治，未必就会立刻死亡。再如大黄是药中的将军，近来方剂中所见很少。考查《本草》记载大黄气味苦寒，无毒，主治下淤血，血闭寒热，破除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安和五脏，有推陈致新的功效。所以三承气汤全靠此药，如果伤寒传至阳明经，胃燥结，大便闭塞，邪气没有出路，非此药不能通下，实在是拨乱反正的圣药。《辽史》称耶律楚材征伐西夏，诸将争相夺取金帛，只有楚材只取大黄。后来军中患瘟疫，得到此药治疗。兀良哈将军伯颜平定宋军返回姑苏，收取大黄很多。后来经过两淮，北来的大军患瘟疫，又借此药救治，所以军中称大黄为起死回生丹。目前泰西通商各洋行贩运出口，销往各国很广，因为西医精于格物致知，深知有益，毅然使用而不怀疑。没想到中国反而不敢轻易尝试，难道不可惜吗？再如石膏价值很贱，功用很大，味淡气薄，能解肌热，体重性降，能泄实热，生用治疗阳明火升，舌绛唇焦，与知母竹叶同煎，名叫白虎汤，百发百中。但只适宜生用，不可煨热。石膏一经火煨，就变成死灰，无用之物。无奈近来医家不体察物性，借口稳妥，就用煨熟的，难怪投之不效，以致误人非浅。陈修园指责其谬误，确实是确切的论断。又如白术，浙江产的叫于术，徽州产的叫云头术，终究不及天生野术的高贵，这是补脾土的正药。考查术的功用，妙在多脂液，《本经》气味甘温，又作煎饵三字，先圣费了大苦心。张隐庵说：“土有湿气，才能灌溉四方，如地得雨露，才能发生万物。”如果专门务求土炒及炒焦，失去其本性，大违背经旨。其余柴胡不是少阳经主药，栀子不可炒用，麦门冬不当去心，贝母不是治痰之品，不辨气味，妄自炮制，正好害人。医学之道，确实不深明五运六气，不可以谈论，这都是不经考试的弊端。近来阅读

译报纸报道美国蓝医生在苏州葑门内购买土地建造中西医院，建成后提供诊疗服务，不仅苏州百姓受益无穷，就连三吴地区的学子，也可以在此学习。而且各种西医器械灵巧便捷，将来学业有成，即使是华佗也无法独占前人的美誉。倘若我国官员和士绅效仿这种做法，创建医院，或者借助善堂，多购置医书，招收子弟入院学习，聘请名医进行教导，严格规定功课，确定去留标准。内科的方脉汤剂，全部遵循中医方法；外科不妨参考使用西医方法，选择好的加以采纳。必须用《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扁鹊难经》、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本朝的《御纂医宗金鉴》和各大家著作来测试，使其精通明白。每年由官府考核，必须面试对答如流，所拟定的病因和方剂，分析清晰明确，一目了然。选拔出成绩优异者，才允许行医为人治病，这也是当今仁政的一个方面。

译再论药性

司马温公说：“不能做好的宰相，就做好的医生。好的宰相治理国家，好的医生治疗疾病，他们的功劳是一样的。”医生这一行，病人把生死托付给他，全在于临证时仔细探究生病的根源，谨慎用药，使重病之人立刻好转，然后才配得上这个名号。如果医术不精，辨别病症粗疏错误，用药失当，固执己见，拿人来尝试，不仅害人性命，而且也会伤害自己，阴间的报应难道不严重吗？试举一件事来证明：扬州人高某，寓居在本城彩衣街，只生了一个女儿，父母疼爱她，女儿也聪明灵慧，年龄已到十五岁。上月恰逢患上冬温之症，先请城里一位时医诊治，不辨别虚实，接连使用解表药，以致病情危重。又邀请一位年老的时医复诊，谁知依照前医的法则，用药雷同，导致这个女孩病情加剧而死。她父亲不胜悲痛，悔恨交加。友人劝他“生死有命，不必仇视医生”。后来取出原来的药方，托朋友嘱咐我评阅。看那初诊的脉案，上面写着“冬温伏邪，身热九天，疹子隐隐，忽冷忽热头疼，胸闷口燥，烦躁呕吐，神疲无力，脉数舌焦，病症不轻，恐防内陷”等语。所开的药味，都用了黑豆卷、大力子、炒天虫、蝉蜕、蔓荆子、前胡、桑叶、荆芥防风、建枳实等药，接连看了几方，前后一样，如同刻印的刻板。不考虑久温伏邪，与外感伤寒两种病症判若天渊，一种适宜清里，一种需要发表。伏邪，是邪气伏在体内，蒸化热由里发出，血分转出气分。所以出现头痛、口渴、舌脉数等象。古代治法用栀豉汤，不好的用甘桔汤、黄芩芍药汤。内邪触发，其势迅速，先用甘草，用甘味来缓和，而且生甘草能泻火，而桔梗引导邪气外出；继用黄连、黄芩汤清里的热，芍药除邪，最忌燥药。这是治疗冬温、春温伏邪的正法。至于外感新邪，就是寒伤营的病症，这是冬月的正伤寒，足太阳膀胱经受病。如果传变由表达里，营分传足太阳进卫分，就是《伤寒论》中称太阳传阳明、少阳、太阳、少阴至厥阴肝经。脉静的为不传，其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定法。总之见症施治，如果寒邪尚在营分，未离太阳，必然出现头项痛、腰脊强、发热、恶寒等症状。太阳主表，犹如一身的外藩，所以伤寒初感，喉不痛，口不燥，舌不红，面色不赤，这是内无热外有寒的缘故。其治法遵循仲景麻黄桂枝汤，服药后辅以薄粥，盖被，微微发汗，使邪气从汗解，一服药即愈。这是治疗外感伤寒的成法。这两种病症一旦误药，即使扁鹊复生，也无能为力。最可奇怪的是，四五分的麻黄，人们共同畏惧，医生也害怕用；六七钱的豆卷，反而作为常用之品。殊不知上海豆卷用麻黄等表药制过，其发表之性甚于麻黄。所以在十月初十日及上月初一有登《医学救弊赘言》，劝医生慎用，都伸述其说。汗就是血，经书说：夺汗者无血。如果发汗太多，心血为之摇动，所以表剂最不可常用，故慎重而明白地指出，不敢扬人之短，夸己之长。读者鉴之。至于炒天虫，就是白僵蚕。本经气味咸辛平，无毒。主治小孩惊夜啼，去三虫，男子阴痒等病。徐洄溪说：僵蚕感风而死，凡是风气之疾都能治它，借其气以相感。张隐庵说：僵蚕色白体坚，气味咸辛，是金水之精，东方肝木，其病发惊恐，金能平木，所以主治小儿惊。金干而主天，天运循环。则昼开而夜合，所以主治小儿夜啼。金主肃杀，所以去三虫；金能制风，咸能止痒，所以主治男子阴痒之病，阴即前阴。又说：蝉蜕、僵蚕都禀金水之精，所以本经主治大体相同。但蝉饮而不食，尿而不粪；蚕食而不饮，粪而不尿。又说：色白金气之品，不宜火炒。僵蚕具坚金之体，所以能祛风攻毒；如果用火炒，则金体消败，怎能奏效。后人不体察物理，不知药性之源，拘泥于习俗罢了。忆及今年春，我因事回荆德原籍，有族戚患咳血之症，邀我诊治，服药稍愈。后来复诊，据称病已去半，只有头风未除，我加白僵蚕一味，服后其病大作，危急异常，延我复视，不知所措。细检药渣，又无错误。回到本村药铺中，只见店主将病蚕用石灰拌干，当作僵蚕售卖，我恍然大悟，即将僵蚕去掉，仍照原方煎服，渐渐痊愈。后来返回上海，看日报有旗昌缫丝栈西人上报蚕事一则，据称今年到处蚕遭大瘟无蚕不病，以致湖丝失色等语，因想上海药铺所用僵蚕，不知是否他蚕，抑或是今年所患之病蚕，未敢逆料。只是小儿痘疹惊风，以僵

译蚕是令人烦扰的药物，如果适用，病蚕的情况恐怕不浅，从事这一行的人还是应当避免它。

译论西国医药

自从中西通商以后，凡是泰西各国的医生接踵而来，药材也齐全地运到。就像上海这一地区，西医设立的医馆已经有好几处，都是由中西方的富商捐资建造，聘请中西医士，购买泰西药材，充实其中。无论富贵贫贱的人，都可以到各医馆就医。富贵的人只求医生而不求药，贫贱的人则医药都由医馆提供。甚至穷苦无助的人，患有难以治疗的病症，医馆还让他们住在馆内，供给饮食，派人扶持，病愈后就可以离开，不花一分钱。这种立法的善举，确实没有能比得上的。然而有人说：西医治病，外症是他们的长处，内症则是他们的短处。泰西的各种药物，中国人服用，终究不太适宜，怀疑它们过于迅猛、利泄、寒凉，恐怕体质无法承受。唉！这是什么话呢？如果说西医不善于治疗内症，西药不适合治疗华人，那么为什么中国贫穷的人患有内症，到医馆求医问药，痊愈的也很多，没听说他们有九死一生的危险呢？而中国富贵人家患有各种病症，请中国的医生，服中国的药，不痊愈的也很多，没听说他们能起死回生呢。所以谚语说：“药医不死病”，可见药物没有确定的凭据；又说：“趁我十年运，有病早来医”，可见医生也没有神奇的技术。又何必怀疑西医而信任华医，轻视西药而重视华药，固执于这种片面的见解呢？以前有位朋友在八月间患虚寒症，上吐下泻，出汗如雨，才片刻功夫，短袄衫裤都像在水中浸湿一样，淋漓不止。各位医生认为是寒痧，这确实是九死一生的病症，都已经束手无策，形势危急，岌岌可危，不可救药了。后来包莕洲、黄春甫两位先生到来，诊脉后说这不是寒痧，而是虚弱寒症，不用桂附等热药不能救治，而且恐怕会出现寒脱。但是煎煮各种药物还需要时间服用，药力也需要片刻才能见效，只怕缓不济急。莕洲于是定方煎药，春甫精通西医，便说：“中国药见效慢，我试试用西药治疗。”于是取西国药水，刚服下两匙，喉咙间感觉像开锁一样，寒痰略微排出，大汗逐渐停止。服完半酒杯，让他稍微休息片刻，又按前面的数量服用，手脚回暖，不再寒冷，汗也不再出，真可以说是起死回生了。于是再进中国汤药，便觉得味道淡、药力少，由此可以看出西医不仅擅长外科，西药也不仅专美于外症。中国的药材，虽然经过昔日良医的品定，但药铺所卖的，既没有上品，而且炮制也不能合乎法度，更有多年陈旧的物质存而性亡的。西药则不然，就以大黄这一味药来说，一经西人炮制，格外精良，所以服用一分可以抵得上药铺所卖一钱的效力。其他类似的情况更多。西药不能多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朋友谈及西国医药的事情，所以作此论述，不是我偏私喜好。可知中西各种事情，都有各自尽善尽美的地方。那些偏执一定见解的人，怎么能和他们谈论天下的大事呢。

论设局翻译西国医书以便服用西国医药的事。

曾经听说往年应敏斋廉访担任上海海关监督时，与现任监督冯竹如观察商量说：“我愧任此关监督，想做一件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并且可以长久实行的，请你为我筹划。”冯公说：“民间婴儿出痘一事，往往因此夭折，这对百姓的危害大而且久。西方人传来的牛痘之法，我们家乡实行已有多年，从未见婴儿因此夭折，这确实可以大有益于百姓，并且可以长久实行。现在上海西医局也有施种牛痘的举动，华人也有学习这门技术的，可惜在上位的人没有倡导实行，所以民间尚未深信。您如果能设局施种，对百姓的益处岂止轻微！假如日后接替您监督此关的人不废除这个局，那一定能长久实行无疑。”廉访非常认同他的话，于是在戊辰年在邑庙的豫园设立牛痘局，施种牛痘。头一两年，民间去种痘的每年不到两千人，后来每月增加，逐年增多，现在竟然每年将近四千人。虽然其间有接种后再次出天花和接种后因其他疾病夭折的，但必定数量寥寥，所以相信的人众多，因此一年比一年多。统计设局八年，接种的人将近两万，保全的婴儿如此之多，功劳也可以说是巨大。这件事虽然由应廉访完成，但其建议实际上是由冯观察创立的。又前年英国领事麦君提议在上海创立格致书院，希望广泛传播西学，而华人则推举徐君雪村为董事。今年打算先购地建房，因为费用不足，恐怕半途而废，被人嘲笑，所以迟疑不敢动手。冯观察听说后，催促徐君赶紧办理，不足的费用他一定承担，于是在以前捐款数额之外，又捐银两千两，书院的房屋于是建成。这件事捐助的银两，中外统计，应当推冯观察为首。与身份官职和冯观察相同，却见义不为，甘愿做守财奴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冯观察对于西法，本来就已经深信不疑，所以力所能及的事情

译如果尽力去成就它，对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也倡导推行，真可以说是勇于践行道义的人了。只是我还有期望于冯观察的地方，那就是关于西方国家的医药一事。西医的精妙，西药的简便，很少学习西学的华人都没有不知道的，而唯独斥之为不可信、不可用的，则是中国的医生和药铺居多。常常看到上海各处，遇到疑难重症，中医束手无策，一旦请西医使用西药，就能立刻痊愈的，数不胜数。如果华人果真能学习西医，购置西药，确实对世间大有功德。我曾与中西方的各位士人商议此事，认为想要通晓医药，必须先翻译医书，应当设立一个机构，聘请西方著名的医生，每天除了翻译之外，仍允许他们在外面行医，每月酬金一百两银子就可以了。那些愿意学习西医的华人，就让他们进入机构共同办理翻译事务，只需供给饮食，不必另外支付酬金，每年机构经费四千两银子就可以维持。至于筹集经费的方法，凡是上海的绅士富商，以及各地的士人商人，曾经得益于西方医药的，没有不乐意捐资共同完成此事的。如果经费不足，就在生意最大的商家中，每年抽取若干资金，以辅助善举。上海地区每年仅四千两银子，似乎不至于难以筹集，然而如果没有在上位的人倡导，恐怕此事仍然难以成功。牛痘局的议定，虽然出自冯观察，但执行者却是应廉访。格致书院的成功，虽然归功于冯观察，但创始者却是麦领事。这两件事，随着时间流逝，民间传颂的只知道有应廉访、麦领事，却不知道有冯观察。如果这个机构果真能办成，那么后来学习西医、使用西药的人，固然都会追溯其起源，说这是冯观察的功劳。即使后来服用西药而治愈疾病的人，也都会追本溯源而颂扬说这是冯观察的恩德。那么，西方医药得以在中国推行，应当都会尊崇冯观察为不迁祧的始祖。这样，日后这个机构就与牛痘局、格致书院在上海鼎足而三立。况且此事如果在其他地方则难以办理，而在上海则容易成功，为什么呢？相信此事的人很多，所以此事容易成功，筹集资金也容易。如果冯观察肯出面劝导，此事当天就可以成功，所以我深深期望冯观察设立这个机构，不仅可以拯救中国的病人，冯观察也可以因此成为中国西医学的传人。

译朝廷设立译局翻译西方国家的医书，以便于服用西方国家的医药，这是后来的事。

通晓西医的中国医生很少，所以人们往往害怕服用西药，认为中外体质不同，不可尝试。却不知道自古以来各家本草所载产自外国的药材很多，即使现在习惯使用的也不少。如果它们毫无功效，何必从异地借来药材呢？暂且不谈其他的，就像西洋参，明明有“西洋”二字，却常用来生津液，这难道不是西药吗？西洋参不过功效略强，西药中更有比它强十倍百倍的东西，反而弃之不用，为什么呢？东方人储存西洋参也使用，那么不仅是使用西药，而且使用东药。四海本来就是一个海，由此可知药只要能治病，就不分东西南北，都应当兼收并蓄。难道只是西药吗？西方考察得到的生物、植物、矿物等统计有二十多万种，入药的约两千种，常使用的三百多种，辨别各种性质都依据科学，而不仅仅是以颜色和味道来分配脏腑。比如补脾的药用地炒，说土味甘、色黄，所以借它的气味引入脾经。推而广之，入肝用酸木，入肺用辛金，入肾入咸水，没有不可以的。推而广之，入心的药引以苦味之火，恐怕就不合理了。如果说煅药成炭便有火气，那么经过炒制的药难道都入心吗？况且土的味道不一定是甘，请试着尝一尝，味道如同嚼蜡。《洪范》说：“稼穑作甘”，是土中生长的粮食才甘，而不是土的本味就是甘。《禹贡》九州的土，颜色不同，不一定黄土就培脾，这不是可疑的吗？又如羊腰滋肾水，虎骨壮力，也是臆测之说。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吃兽角可以补角，吃兽尾可以补尾，而人没有角没有尾，饮血即补血，如服阿胶，它的补益在哪里？孕妇吃姜，孩子生下来手指分叉，吃胎儿就会横生。那么吃萝卜的人，出生的婴儿必定长出胡须；吃鸟雀的人，麒麟就飞走了。妇女月经不调，加用月季花，因为这本来名叫“月月红”，颇有调经之意。如果用千日红，那么月经两年多才来一次；如果用万年青，那又怎么说呢？梧桐叶落，天下知秋，遇到这一天难产的人，煎服一片叶子就先生产。如果达到凤仙花的果实，名叫“急性子”，它的壳子立刻弹出，服用它也是这样。如果饮食中误吃冬瓜，那么子宫就胀裂了。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略举一二，听者都会笑破肚皮。这些都是凭主观臆测，不寻求实际道理，所以有弊端。听说，中国的医学，现在不如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古代不如现在。《素问》《灵枢》，已经是战国时人所作，而不是黄帝、岐伯的本经。六经以《易经》为最古，而一画开天，起初没有爻象的言辞。知道唐虞以上的文章，后世没有流传。只有秦始皇独留医药之书，那么时代还接近古代，虽然是伪托，但道理有值得凭借的。后来名医著述的书，有的偏于凉，有的便于温，有的惯于投用峻补，有的专重命门，各执一端，没有折衷。甚至每定一方，罗列多种药物，杂乱无章。试看仲景《伤寒论》，有几十味药的方子吗？万事贵在贯通，用药如同用兵。如果一定要执守古方来治今病，这和熟读孙武、吴起的兵法，却仍然用干戈矢石来抵御枪炮有什么区别？也太拘泥牵强了。以前海禁未开，万里重洋，波涛浩渺，各国医生虽然时常得到新法，但中华博物之士无法通过翻译得知。现在中外一家，永远和睦友好，凡天文地理、算法、格致等有益之学，都已经各取所长，医学也将振兴。京师为首善之区，就设有同文馆；在福建则有船政局；在广东则有同文馆；在上海则有制造局、广方言馆。国家崇尚西学，可以说到了极点。西方医学虽然尚未流行，但航海来华的西医，无不拿出他们的底蕴，以供参考。看他们所译的书，虽然卷页不多，但吉光片羽，已可略见一斑。即使所说的未必全对，难道不足以弥补千虑之一失吗？仁济医馆，英国医生合信的书，久已脍炙人口；德贞继任，更加完备。羊城博济医局，美国医生嘉约翰翻译了几种书，都有发明。只有法国医学极盛，却不翻译一本书，实在不可理解。难道法国医生中能通中国语言文字的人还很少吗？上海为互市之地，外国医生游历居住的有数十人，如英国、美国、法国，都开设医院，送诊送药，就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无论内外大小男妇各科，自然能调治。中国医书汗牛充栋，年老的世医尚不能遍读，不知西医曾经翻译了几部？学问之道，贵在互相考镜。西方国家应当多译中国书籍，西方人应当兼服中药，不要只是赞叹美好。四川所产的能补能敛能润能泻的，是大黄。用药，是末节；审症，是本源。想要审症，必须先深明脏腑功用，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自古以来医中的圣人，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伯牛有病，孔子一望就断定他将死。

译望而知之，称为神；由此而询问，问而知之，称为圣；有问必有答，闻而知之，称为工。等到握住病人的手，进而切按他的脉搏，切而知之，称为巧。将神、圣、工、巧合于一手，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先儒说伯牛得了癞病，孔子从窗户执手探视，或许是担心传染，这与前文或许是一种说法。康子赠送药，孔子没有尝过就不服用，由此可知孔子对药性的考究。至于世上所谓的秘方，难道可以购买服用吗？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这大概是孙思邈祝由科之类吧？难怪圣人不采纳。只是子路爱戴老师的情意深切，所以委婉地这样说罢了。至于《乡党》这一篇，养生的道理尤为显著。上等医生治疗未发生的病，说的就是这个。由此看来，人成为圣人，医术也就成为圣术，难道没有明显显著的效验吗？然而生死有命，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只有善于保养身体的人才能终享天年。颜子居于德行之首，也不长寿，背着手拄着拐杖，逍遥地歌唱。大圣人尚且不能达到百岁之寿，何况普通人呢？所以仁者长寿，而长寿者未必都仁。有人说，人成为圣人，医术也就成为圣术，那么在修删订正时，为什么不更定医经，以使百姓达到仁寿的境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六经可以变成七经，良医的功劳不如良相。孔子立志想要推行道义，劳碌于车马之间，无非是深切怀念百姓的疾苦。停下车轮，圣人已经老了。只要使六经的道理流传万世，那么病人自然减少，就没有空闲去另定方书了。百姓有饿死的，医生不能把食物推给他吃；百姓有冻死的，医生不能及时赠送棉袍；百姓有因凶狠而死的，医生不能陶冶性情；百姓有因赌博丧身的，医生不能令行禁止；百姓有因犯罪被刑杀的，医生不能移风易俗；百姓有因贫苦自杀的，医生不能恩泽遍及民间；假如遇到战事，两军对峙，疆场丧命，医生不能止戈为武。这些都依赖治理百姓的人来调剂，而医生对此无可奈何。良相的功劳占九分，良医的功劳只占一分罢了。然而良相和良医的功劳，有大小之分，不分彼此。两者必须相辅而行，才没有遗憾。疲弱、衰老、残疾，也不是调理阴阳所能治疗的。往年应敏斋廉访担任上海海关监督时，与现任监督冯卓儒观察商议，在邑庙豫园设立局所施种牛痘，保婴功绩深厚，颂扬之声充满道路。由此设立局所，翻译书籍越推广越广泛，不但婴儿不至于夭折，而且熙熙攘攘的抱病者都能受到恩赐，那么冯观察的功德不是非常大吗？有人说：中国历代医书层出不穷，见了还想翻译西书，难道认为中国的医学不如西方吗？假如中国至今尚未与西方往来，那么患病者大多不可治疗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西书如果一无用处就算了，如果有片长值得记录，就可以采纳效仿。别人的技艺，好像自己拥有的一样，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不但医书适宜翻译，即使一切有用的书也是多多益善。曾听说西方医生极其尊贵，必须经过合乎规范的考试，才准许行医。每年总核全国丁册户口，增加则医生有赏，或用温和的话语褒奖他，用爵位俸禄荣耀他；如果户口减少，那是医生的过错。假如遇到瘟疫流行，医生巡视乡村，命令疏通沟渠，并清除污秽，事先预防，以消除疫气。在路上遇到病人，就可以随地施诊，病症重的载回医院治疗。治愈的病人越多，名声越响，不仅是为了图利而已。这是医生与病人确实痛痒相关，无不周知。凡是遇到绝症不可救药的，多方调治，以希望万一能活。各种方法无效，还是用药以减轻痛苦，使逝世如同入睡。如果病人自己忧虑不起，就用好话安慰他，不使他惊恐。马行走不可太劳累，鸡鸭不可倒挂。天地间一物失所，无不触目惊心。正因为用心良苦，所以医术更加精湛罢了。

译血症无死法论

气属阳，血属阴。没有阳，阴就无法化生；没有阴，阳就无法转化。因此阴阳二者不可偏废。然而男子以气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女子在血症方面尚有致死的可能，比如产后血冲、血晕，拖延日久形成的干血、劳损导致的血崩、鼓胀癥瘕等症，只要诊断治疗明确，就可以远离死亡了。男子以气为主，他在血症方面，如血液妄行于上导致鼻衄，妄行于下导致便血，积热于膀胱导致尿血，渗透于肠间导致肠风等症，人人都知道这些没有致死的可能，不值得深入讨论。只是列举现代人最畏惧，且都认为是接近死亡、几乎死亡的病症，没有比得上吐血、呕血的。吐血者，成盆盈碗，乍一看确实令人畏惧，殊不知这是实证，是瘀血，是火邪，并没有致死的可能。虽然也有因忧急伤心，或大怒伤肝，一时呕血而身亡的情况，但这只有身负重任的人才有，普通人是没有的。唾血者，就是虚劳门中的咳血、咯血，现在也不必分别论述，只以唾血来说明。如果先唾血而后身体虚弱，也较容易调治，常常可以存活；只有先成虚劳而后唾血的，往往难以治愈。然而这种死亡，血并不承担罪责。为什么呢？当还没有见血的时候，虚弱则血衰，气也衰；虚弱则脾胃弱，虚弱则火旺，火旺则肺金受伤。在此时调和阴阳，调理脾胃，使血气融合，生化有源头，又怎么会见血呢？可是病人和医生，常常喜欢用寒凉的药物，摧残生机，那么火邪越是遏制越炽盛，于是血就出来了。即使已经见血，如果能够兼用理脾补肾的方法，遵循古人“土旺则金自生”的原则，不要拘泥于保肺；“水壮则火自息”的原则，不要急于清心，使病人胃气常存，那么调理得当，自然能缓缓见效，决无致死的可能。然而现在的医生，每每见血就投用寒凉药，见症就治肺，治肺则必然妨碍肝，不知道胃口一旦败坏，大多难以救治。我想古代贤人在血症这一门，治法很多，一是说“宜温养脾胃”，二是说“不要用寒凉药来摧残生气”。况且李东垣说：“血脱者益其气”，又说：“独阴不长”。这说明治疗血症不专门在于滋阴降火。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一定要佐以阳药如生姜、肉桂等，恐怕寒凝反而产生肿胀。为什么现在的方药，好像除了沙参、麦冬之外，别无他法呢？所以血症的死亡，不是死于血，而是死于医生。然而这又不是医生的过错，也有失血之人的原因。如果医生给以升阳益胃等汤剂，病人就弃之不服；给以地黄、阿胶，就欢喜地服用。又一直服用直到腻膈不顾，这是血症本来没有致死的可能，实在是病人自寻死路。总之，血病则缓，还来得及施治；气病则急，来不及医疗。血病可以补正气来扶持，健脾胃来生化；不像气病那样变端百出，难以控制。血病为什么一定要以照顾脾胃为主？“自上损下者，一损肺，二损肝，二损脾，超过脾则不可治；自下损上者，一肾，二损心，三损胃，超过胃则不可治。”因此只有燥热很盛而能食不泻的人，自然适宜润肺而补脾的药，也不可缺少。如果虚得很厉害而食少泻多，即使喘促不安，也应以补脾为急，一切清润的药物在所切戒。所以治疗血症的人，如果能够明了经络，辨别五脏，知道病在气在血，而不只是以凉血补血为事，从而阻碍气机，妨碍脾胃，自然不至于胸闷腹胀，气竭喘逆，以至于陷入不可救治的地步。所以说：血症无死法。我只是一个书生，世代承袭医学，现在在临诊之时，见到血症无死法的话，不觉与心意相合，为此陈述几句。字里行间，既肤浅得可鄙，瞻前顾后，也不知道忌讳什么。希望各位道长明察并教导我。

原风

天地之气鼓动旋转八方而不停止的，就是风。有时冲扬激厉，有时惨凄战栗。没有地方不生风，四季都有。顺应它则身体安宁便利，违背它则变幻莫测。常常充塞于太空之内，盘旋于咫尺之间，而人察觉不到。因此圣人避风如同躲避矢石，把风列为六气之首，百病之长，它乘虚而入容易致病，也容易因多变而不可穷尽，作为其他病症的根源而不可穷尽。风的祸患，难道不大吗？然而风不中人，是人自己中风的。追溯其中风的缘由，难道没有原因吗？《内经》说：“风者，百病之始也。”清净则腠理闭拒，即使有大风苛毒，也不能伤害。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根据这几条，就知道人的原气先虚，然后外邪才得以侵入。试言其原因，有数端：或者卫阳不固，或者寒暖不节，或者醉酒入房以竭其精，或者劳役过度以耗其神，或者七情结于内，火邪燔灼，或者甘甜肥腻，湿痰壅阻，元气先亏，风邪火邪必然旺盛，内火暗起，所以外邪得以入中。审视风的变幻，虽然有雌雄之辨，不过寓

译谈论中风，只是把症状描述得详尽透彻罢了。却不知道实际上有阴阳的区别、轻重的不同，这关系到百姓疾苦，不能不首先加以论述，以阐明风邪产生的根源。

风邪属阳的，其性质流利，善于流窜到四肢；风邪属阴的，其性质晦涩阻滞，多停滞在九窍。阳邪亲近体表，所以侵犯四肢，四肢是六腑的根本；阴邪亲近体内，所以停滞在九窍，九窍是五脏的源头。侵犯阳经的多属实证，实证必然兼有虚证；侵犯阴经的多属虚证，虚证必然连及实证。总之，没有虚损就不能受邪，就像没有邪气就不能致病一样。所以治疗风病必须兼顾治血，补虚必须兼顾攻邪。古人寒热并用、补泻兼施，确实是有道理的。

古代治疗中风，首推侯氏黑散，以及风引汤等方剂。后来的贤者中，李东垣主张治虚，刘河间主张治火，朱丹溪主张治痰，理论既然不同，方剂也各不相同。后人尊崇他们，却很少应手见效，往往归咎于这三家。不知道李东垣是举出根本，刘河间和朱丹溪是举出标象罢了。没有患中风的人，不是由于痰火暗中发作引起的。所以治病应当灵活，不应当拘泥固执。有火就清热，有痰就化痰，虚就补，实就泻，外风就疏散，内风就平息。

其中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症状可以探寻，如中风入五脏：口唇松弛、大便闭结，属于脾；不能说话，属于心；耳聋，属于肾；鼻塞，属于肺，视物昏花，属于肝。中风入六腑：则有半身不遂，手足抽搐，痰涎壅盛，气喘有声，眼睛能看，嘴巴能说，大小便不闭结等症状。此外也有六经的症状，如头痛身热、颈项强直，是太阳经病；目痛鼻干、不得安卧，是阳明经病；口苦、寒热往来、呕吐，是少阳经病；腹部胀满、自利、咽干，是太阴经病；舌干口渴，是少阴经病；腹部胀满、睾丸收缩，是厥阴经病。

又有中风因极度虚弱导致阴气脱失的情况，不可不知。《内经》说：口张开是心气绝，手撒开是脾气绝，眼睛闭合是肝气绝，遗尿是肾气绝，打鼾是肺气绝。五绝之中，如果没有遗尿、口张开的症状，急忙用大剂量的参附汤，还可以救活十分之一二。

再有中风发作，忽然牙关紧闭，两手握固，汤药无法进入，这是风痰壅塞在咽喉，先用芳香开窍药，如牛黄至宝丹之类，以紧急开窍为主。窍开之后，再根据症状用药。

至于类中风，有类似中风的病症。其症状为眩晕突然昏倒，痰涎壅盛，气促厥冷，这叫做类中风，都是由中气虚惫、精血亏损，所以虚风在内煽动而导致此病。方剂宜在益气之中，佐以治风清痰，最为稳妥。至于兼有痰迷心窍的，宜涤痰；有风热的，宜清肝火；有火炎上的，宜滋阴；有虚寒厥热的，宜温补，各自随其症状而兼顾治疗。

然而除了真中风、类中风外，前人又分中风有三大症：一是偏枯，即半身不遂；二是风懿，猝然昏倒，舌强不能说话，喉中窒塞，发出噫噫的声音；三是风痹，虚风邪气中于脉络，手臂酸痛就是。三大症之外，尚有暴仆、暴哑、蒙昧以及中风、热风、虚风等症，都是中风的流派，在各症中兼见。至于杂类中风病，《内经》记载完备，因为不列于真中风、类中风之内，所以没有一并列举。

如果中风的脉象浮迟，容易治疗；脉象大数，难以医治；兼见弦脉则营分亏损，兼见滑脉则湿痰旺盛。大致中风猝然昏倒昏迷不省人事，外治宜顺气，佐以治风，气顺则痰不上升，风治则邪难侵犯正气。尤其须辨明气血，见右手足不用，虚实如气虚挟痰，左手足不用，血虚挟邪风，因其不用，已知气血、痰与风的虚实了。再结合司天运气所在，四时客气加临，精心从事，难道没有黍谷春回的道理吗？

现在您得的病，在于湿而不在于风。只要以后戒除醇酒，节制厚味，不让它们助长湿气。风从哪里产生？又有什么可过分忧虑的呢？

译肺痈与肺痿治法各异的论述

西医说：肺痈分为结核（牛乳饼）和粟粒性结核（多比加力）两种。大抵这类人原本患有瘰疬，或者饮食起居不当，一旦感受风寒，肺体发炎，脓液不散，便形成了结核。或者由于父母遗传，以及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劳作过度，饥饱无常，也有逐渐形成这种病症的。然而这种情况多见于年轻人，到了三十五岁以后就很少见，男子比女子更少。病症多起于肺尖，即两肩胛骨下方，或者一边先腐烂穿透一个小空洞进入气管，由此日渐增多且变大，久而久之众多小空洞合而为一，病情就已经很深了。结核起初没有腥臭的气味，等到空气进入内部则气味恶臭，颜色灰黄混入痰中，咳嗽时咳出。其表现的症状是：伤风较重，胸前疼痛，高热咳嗽，夜间盗汗，肌肉日渐消瘦。用手指敲击肺部，声音沉闷而坚实，用听诊器听诊可听到捻发音（夹格林声）。病症轻微的，体温表仍显示九十八度半，严重的则高达一百零二三度，不久就会精神疲惫、体力衰竭而失去生机。然而也有拖延到两三年或四五年的。按常规来说，一年内就会死亡，所以西医称之为“对年症”。所谓粟粒性结核，就是极细如沙粒的东西。胸部各个部位都可能患病。如果生在肺里，其质地几乎不能用肉眼看见，用显微镜观察呈暗黄白色，或者像结核的小块。通常都在肺的上叶，而且右侧多于左侧。路易曾论述说：粟粒性结核有小腔，最大的也不及脓腔的体积，颜色灰暗而微微透光，取出后放置一段时间就变成脂肪粒，颜色转为淡黄。也有因牵连组织生长，其性质像脓的。患此病的大多是中年男子，颈长肩耸，胸廓狭窄或胸廓发育不良，手指瘦长，牙齿白而整齐，牙龈有深红色的边缘，上唇薄，皮肤清细，面貌格外清秀，头发细软。如果不是因为肺本体发炎而起，必定是工人在做工时吸入微细之物以致中毒而患此病。从发病到死亡，中间大约两年，也有只有十多天或一个月的。治疗的方法，最适宜改变空气环境，游览名山胜地以舒畅情志。鱼肝油是治疗此病的圣药，每日服用一钱，逐渐增加到四钱。病人身体必定枯槁，需要借助含油之物来滋润。然而含油之物大多不易消化，服用后反而可能停滞胃气。只有鱼肝油极易消化，且内含肝脏的营养物质，对身体特别有益。只有肺生粟粒性结核的专用此药。至于生结核的，则需要配合碘酒，从二十滴到一钱，或者与石炭酸乳剂及各磷杂质同服。想要消散结核，则用车前子淡盐水或炭酸氢钠与车前子碘相混合。一方用车前子炭酸氢钠八厘半，车前子炭碘八厘半至一分七厘，用开水送服，每日服两次，连续服用一礼拜多至数月也无妨。如果有腹泻的，可用信石水二滴，阿片酒十滴，混合开水一钱至二钱服用，每日三次。发热的，每日服用金鸡纳霜可以退热。至于肺痿，西医称之为肺收缩症，其原因是肺管中的小泡像小珠子一样可以吸气，现在都收缩坚实，没有气体可以出入，肺体逐渐收缩到与小儿的肺无异，也有肺变死肉症，说的是肺的一处变死，变死的部位宽窄不等。此病是由于肺本体发炎，或者应当吐出的血充塞肺管，或者因为肺体与气管同时发炎，以及逐渐累及所致，绝无初起就形成此症的。西医向来没有治疗方法，近日英国人梅腾更著《医方汇编》，才开始详细记录各种方剂，但也说治疗非常困难，只以解除臭气为要。如几阿苏，每次服用二滴至五滴，松节油、末耳多郁加利达油、薄荷油也都可以服用，或者用郁加利达油、薄荷碘剂、氯气、几阿苏加播慝酸之类的喷吸其气，或者用双汞绿一二厘化水十两，或者鉐绿一化水二十倍，或者鏀绿一化水二十倍，或者磺养酸一化水二十倍，或者金灰碘二厘加少许汞碘化水十两，趁热吸入其雾气。然而我认为，虽然有各种方剂，治疗有效的终究很少，只有在病未形成时阻止它不使其形成才可以。

时症论

人体就是一个小天地。其中流动的，是经络吗？其中耸立的，是骨节吗？其中块状显现的，是牙齿吗？即使那繁茂遍布的，是毛发吗？人凭借血肉之躯，寄生于天地之间，风寒的侵袭，湿暑的侵扰，燥热的伤害，疫气苛毒的侵袭，如果不是善于养生的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保养精气，调和营卫，与岁序相始终，与运会相循环，怎能不生病，不遭灾祸呢？现在的人自我摧残也太严重了。年轻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用淫欲耗尽精气，用嗜好消耗真元，美酒美味损害元气，虽然持药饵作为养生，服金丹作为活命，也只是苟延残喘罢了。至于贫困饥饿的人，常常饥饿常常饱食没有节制，暴寒暴暑没有躲避，劳苦勤作损伤阴气

译体液因悲愁抑郁而耗损形神，所以在疾病尚未发作时，精气已经消亡了。掌握司命之术的人，应当如何呢？要审察时令、辨别病症，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拘泥于成方，不要倚仗师傅的权威，不要迎合世俗的喜好。对上体察苍天好生之德，对下怜悯万世疫病之苦，却不去询问虚实，不拘泥于表里，不分辨阴阳，不审察寒热，想要执持一方来统治千万人的病症吗？或者用普济消毒饮作为清热解毒驱邪的方法，或者用人参败毒散作为扶正托邪的方法，或者用藿香正气散作为辛香化湿解秽的方法，或者用防风通圣散作为内攻外攘的方法，甚至用硫磺麝香来炽燃隧道中的火焰，用三棱大黄来竭尽肠胃中的阴津。治疗无效，就推诿为不可救药，这难道能胜任职务吗？大凡瘟疫伤害人体，从鼻子进入则沿着喉咙到达上焦胸膈部位，从口进入则进入胃脘而灌注于下焦腹脐之中。究其根本，气道相互周流，经络相互联结，一处生病则无处不病，一处受伤则无处不伤。上部清阳之气结聚，心下气机不通；下部浊阴阻滞，两便开阖不利；中部阴阳混杂，升降的机制已失去常态。现在的时症却不是这样，邪气侵入的部位是背部的俞穴，邪气盛实的部位是经络，侵犯阳分则外部闭塞孔窍，表现为身体发热、肢体疼痛、头痛；扰乱阴分则内部逼迫脏腑，表现为烦躁不安、大便闭结、胡言乱语。更严重的情况，阴阳之气都浮越于外，自汗出、身体沉重、多眠嗜睡，呼吸必然打鼾，言语难以发出，这明显是风温之病，毫无可疑之处。要知道这种病症，邪气随着正气而内外变化，正气依随邪气而升降起伏。打算从外部发散，但内部邪气搏结，无法铲除；打算从内部攻逐，但外部邪气留滞，无法消散。有人轻率地议论攻下，导致脾气下陷；有人急于发汗，导致心液外脱；有人峻用苦寒药物，导致肾关失守。我的意见认为，治疗风温之症，应当遵循张仲景的告诫：不要妄用攻下，不要误用火灸，然后以六经兼证作为准则。审察邪气在太阳经，就分辨营卫来解散它；审察邪气在阳明经，就辨别血气来治疗它；审察邪气在少阳经，就剖分内外来调和它；审察邪气在太阴经，就详明寒热来治疗它；审察邪气在少阴经，就辨晰水火来泻治它；审察邪气在厥阴经，就察识虚实来救治它。真能在治病之中，以保全津液、护卫真元为第一要义，那么说沉疴奇症不能起效的情况，就不会有了。

译论时痧

从前许学士辞官归隐田园，恰逢真州发生大瘟疫。学士每天拄着拐杖走在街头，看见地上有药渣，必定俯身注视很久，然后叹息说：“这是药渣啊！”随即敲开病人的家门，自己陈述事情的始末，为他们诊脉开方。像这样做的，救活的人非常多。镜枢子大概也是学士这一类的人吧？西方人在医学上专门研究实证原理，追求灵验的缘故，医学也有日报。每当诊治一种病，使用一种药，必定刊登在报纸上，供大众阅览。假如在道理上不当，任凭别人来辩驳纠正，只希望事情有所帮助，毫无嫉妒之心。我不禁对镜枢子的方论，觉得还有未尽之意，因此不揣冒昧，仿照西医日报的例子，抒发一点浅见。考察龠螺痧这一证，就是霍乱转筋、指甲干枯、螺瘪、声音嘶哑的坏症。甲午、乙未两年，大江南北都患有此疫。起初得病不过呕吐腹泻几次，或者只腹泻不呕吐，心腹并没有痛苦，顷刻间便眼窝凹陷声音嘶哑，形体消瘦肌肉削薄，四肢冰冷如同出汗如水，四肢像久泡在水中提起的样子，直到死时神志不乱，完全是寒疫合痰浊伤害水土真元，纯阴无阳的症状。有服用大温药而痊愈的，有重服飞龙夺命丹后烦渴大发，周身亢热谵语发狂，服用白虎汤而痊愈的。更亲眼见到饮用冯了性药酒而好转的。大抵痰豁阳通，阳化火，由此看出真元的消亡，不是亡于虚，而是亡于闷绝。救急症如同救火，不用峻猛快速的药物去驱逐它，是不行的。所以知道不是寻常辛通药物所能了结此事的。况且气闷在里而不行于表，最忌用风药攻伐体表，更不同于乌痧胀必须刮刺而后通。我治疗此证初起，用通四逆加人尿汁汤加白矾金十，常能治愈其中的六七成。药汁进入腹中，必定依靠中气来运行。现在中气闷绝，怎能运药？必须思考一种不依靠气运而自行最快的东西。自行最快的，没有人尿汁超过。区分水土清浊而不假借气运的，没有白矾超过。所以用这三味作为先锋，使清浊分开而闷绝通畅，那么四逆温品得以充分发挥鼓舞水土真阳的作用。金逐步开通，而人尿汁又能清除阳所化之火。以上都是指甲午、乙未两年的瘪螺痧而言的。至于今年秋疫则不然，现在正值四之气主湿土，而客寒水，加上春寒夏旱，小暑太亢，大暑却不热，阳伏阴霾，火不伸炽，以及阴血秋燥，亢起则吐血喉痧，毒疡痢疫，暴死的病症必然很多，而暴死这一症，贫苦之人尤其多。为什么呢？贫苦之人白天辛苦奔驰，饮水吃冷食，夜晚当风露而卧，导致伏阳触机暴发，风寒冷食得以遏制它，内外不通，突然断绝而死，并没有吐利肢冷汗出螺瘪等症状，往往行走自如，忽然一阵心嘈而昏倒即死。如贵报二十八日所载，沪南董家渡码头上有年约三十多岁的卑田院中人，忽然昏晕倒地而死就是如此。然而既然昏倒之时，急忙施以针刺，再继之以药物，死而复苏的也不难。事先宜针挑顶心百会穴出血，只挑去其皮，切切不可深刺，即用真莱子油二两和原寸麝香五分灌下如口噤者，先针人中出血，继用这麝油擦牙，牙开而后灌之待其苏醒后，再看青筋暴极之处，针刺其筋放出恶血，然后因证用药，最为恰当。此证由于伏火壅于营总管，痰浊雍于卫总管，导致心之左右气门骤闭，暴仆如死，并非真死，稍迟则真死矣。如速饮麝而苏，苏后必见斑疹。在我愚见，今秋应无瘪螺之症，然而天道难测，人事宜尽。镜枢子所拟定之方，尚未尽善，将来恐蹈实实虚虚，病重药轻之弊，反辜负镜枢子一片济世婆心语云：事师无犯无隐，我不敢不申明其义。夫瘪螺痧汗如流水何堪再与细辛荆防活水土之机皆呆则槟榔乌药青皮恐沈降有余而转运不足乌梅未免酸敛太过与白矾之分水土清浊者大相径庭黑豆虽解白毒而最善壅气虽方中有砂仁附子木香雄黄不足以敌黑豆乌梅之滞敛且内闭外脱此种丸药入腹亦复而不化与痰相裹结耳夫救急如救罹罗之雀惟恐开之不速是耶否耶尚希贵馆与镜枢子指示方斟酌尽数以成活人无已之大功德至于冒昧妄议之咎则仆所不敢辞也

瘪螺痧论

霍乱一症，俗谓之瘪螺痧。古代罕见，近代年年都有，这是时运使然。从前没有成书，张长沙论述的是伤寒所转的霍乱，不是今时疫的霍乱，所以药用桂附五苓。淮阴吴氏沿袭旧说，曾被章、王二君所讥。因为今之时疫霍乱，热症多而寒症少浅学者以其手冷过肘、足冷过膝遂认为极寒之症辄以桂附、干姜治之而又炙

译用艾草灸治，再用回阳膏贴敷，导致药还没吃完，性命就已立刻丧亡。大家都认为像这样热性的药尚且难以救治，竟然把霍乱看作是不治之症了。却不知道凡是疾病，有寒热虚实、天时、国运、人情、体质的不同，如果抱着胶柱鼓瑟的固执见解，去治疗千变万化的疾病，不损害人命的，是没有的。这就是张仲景所说的“热深厥深，是大热的病症”，夏天发作的，邪气潜伏在春天；秋天发作的，邪气潜伏在夏天。或者是感受秽浊厉气，或者是被尸气传染，人口稠密的地方，热毒最盛，所以城市里多见。邪气从口鼻进入，起初潜伏在膜原，接着传变到脏腑，虽然饮食起居像平常一样，但已经受到病邪，如同放置了炮药一样。或者是感受外寒，或者是触动暑热，引动了内伏的邪气，就像炮药的引火，轰然暴发而无法抵御。上吐下泻，是伏邪与正气交争而自寻出路。所以肛门如火，而所泻出的东西臭秽难闻；舌苔必定焦黄而收敛紧缩；口渴如焚，想要喝水；脉象伏匿的，是热邪遏制而闭塞了枢机。手足冷的，是真阳被浊邪闭塞，而不能向外通达。火炽盛损伤肺金而声音嘶哑，肝木横逆克制脾土则腹部凹陷肌肉消瘦，火动生风必定筋脉扭转抽搐。看他的面色，必定红滞垢浊。在这个时候，性命悬于一线，药来不及煎煮，先用锐针刺少商、臂弯、曲池、膝弯、委中的黑筋，挤出毒血，先泄去血分的邪气；接着用辟瘟丹、行军散或飞龙夺命丹之类，来开通气分的闭塞；然后用黄芩黄连来清热降火，栀子豆豉来宣散解毒，蚕沙、滑石来降浊，桑枝、薏苡仁来熄风，可以使一剂药见效，两剂药痊愈。这是热邪内伏的霍乱的治疗方法。也有夹湿的，舌苔白腻而厚滞，边缘和根部深红绛色，口虽然渴但喝不多水，胸腹满闷，这是湿阻气机，热邪内伏，前面的方子加厚朴、半夏来开通湿气，希望伏热得以透达。也有热邪深入营分的，舌必定深绛无苔，前面的方子宜加地丁、益母草、鲜生地之类，来解除营分中的热毒。像这样多见斑疹伏热，从里面达于外面。至于虚寒的病症，这不是时疫，而是夏天寒邪直中三阴，与时疫霍乱正好相反。其病症多见于膏粱厚味的体质，阳气深藏，本来不足，或者是损伤瓜果生冷，或者是外感凉风，以至于脾伤而泄泻，胃寒而呕吐。它与时疫不同的地方，脉必定沉弱细微而不伏，舌苔淡白滋润而舌体胖大，口不渴饮，畏冷而极喜欢热汤。所吐泻的是清水而不臭秽，小便也不浑浊，面色必定青白淡黄。这是阴寒直中的类似时疫的霍乱。如果用世俗的挑痧、刮痧以及一切痧药治疗，没有不阴阳立刻枯竭的。而说世上多误治，必定用辛温大热的药剂回阳以固阴，肉桂、附子、生姜、丁香在所必用。虚极的加人参，外寒的加桂枝，或者用艾火灸治，回阳膏贴敷，总使阴阳相抱而不分离，没有不痊愈的。

译续瘪螺痧论

吴江徐氏说：医学，是小道，是低贱的役事。然而天下有安危关系的人，一旦生病，必定借助医生的手，一剂药治愈他，那么天下暗中承受他的福泽。由此说来，医学所关联的，难道浅薄轻微吗？只是世上做医生的，不知道人为什么生，知道人为什么死？不知道病从哪里来，怎么知道药为什么能治？就像时疫霍乱中，有干霍乱这一症，胸腹绞痛，胀闷难以忍受，想吐却吐不出，想泻却泻不出，脉搏伏匿，形体脱败，危急到了极点。这是毒邪不能向外发泄而向内攻伐脏腑，神机将要断绝，病症极为凶险。然而并非不可治疗。给他喝矾水，或者用盐汤，用手指探喉让他呕吐。呕吐后就能泄泻，上窍开了而下窍自然通畅了。吐泻之后，毒邪得以向外发泄，气机就能运转，必定不会死。那霍乱之所以不可治疗，竟然没有灵药可以挽救的，只有勤劳辛苦的人，在烈日下奔走，伏毒已经深重，热极就频繁饮用冷水寒泉来遏制它，所以毒邪更加固结而正气更加衰弱。真气既然虚弱，怎么能驱赶邪气向外通达？所以他发病时，或者吐一两次就停止，或者泻四五次就停止，症状不见严重，而人不关心。哪里知道他的神情昏乱，困顿难以支撑，而且绝汗不止了！这时候补益他反而更加固结邪气，攻伐他则正气必定断绝。针刺怎么能泄出血中的毒？痧药难以开散气分的邪，和缓再生，也难以设法。子时发病的不过午时，午时发病的不过子时，他的死亡可以坐着等待。所以俗称为子午痧，是霍乱不治的绝症。霍乱之所以可以治疗，是吐泻之后，气壮神清，危急的症候虽然具备，而口渴特别严重，饮水不停，随喝随吐，随泻，这是正气坚实而能逼迫秽浊从吐泻排出。伏邪逐渐减轻，吐泻也减少，从未见过能吐泻而神清却死去的。这正与西法救吞生灌药水，以荡涤其毒，毒素干净自然生存相同。倘若毒传脏腑，不能普遍荡涤，那么仍然死去的，一律用望问闻切来定证，但这疹其多伏无凭，悬度只望其形色的盛衰，闻其声音的衰旺，就知道正气的强弱，伏邪的深浅，以决断死生，百不失一。然而吐泻已经停止，人以为痊愈了，殊不知余毒未清，逗留在中，不久变症而死去的，不可胜数。毒留于血分则发疹。或发痈疽，留于气分则或呃逆，或为癃秘，胸腹胀满，大便燥结，或发疟痢，种种变化，难以详尽叙述。所以治疗此症的人，务必尽除热毒浊邪，如果留一分之邪，必变十分之病，逐渐蔓延，真元日渐削减，星火可以燎原，所以后法非易易。然而霍乱又为世运使然，自从叶肇生以来，水旱几乎无人不嗜。等到鸦片流入，鸦片盛行，呼吸霞熏，烧脏腑，更华洋互市，风气大开。如今的地，火也，电灯也，凡百机器也，枪械火药也，火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开辟天地未有之，启神鬼不知之秘。所以前世所无之症，而今有之，烂喉痧亦然。况且人心不古，阴阳失调，疠疫丛生，上天降下的惩罚，上有圣主而不能呼免此灾，下有良吏而不能保全百姓生命，不是国运天时之适然会合吗？所以今之时症都宜清降，而当时贤人多指责薛立斋、张景岳温补的错误，殊不知二公生当明末，国运衰微病多不足，所以温补为多，这就是运会使之然。然而以二公的聪明，如果遇到今时的实热症，必用清降，岂如今时见手足冷，就说是寒症？即使我说：辨何症何病，而后用何药？那么刘朱也无所谓好，薛张也无所谓恶，无好无恶，只求其恰当而已。孟英王氏诚为今时之冠，等到时转运迁，那么所论时症又为陈腐无用，坐遗后人之讥，可以肯定地等待了。

霍乱论

客人说：“你前面所说的药品，都出自化学家炼制而成。虽然各药房可以购买，但门外汉终究不敢轻易尝试。请问还有简便的方法，可以人人都能做的吗？”回答说：“我向来不从事轩岐业，怎么敢强不知以为知？然而曾经听四明王君惕斋说，此症由于春雪过多，积寒未散，加上时逢小暑，天气过凉，以致所积的寒骤然发泄，酿成疠疫，一发不可收拾。方法适宜用芥辣粉若干，温水调匀如糊，铺在布上，贴在病人胸腹间。等到病人知道皮肉发烧，立即揭去，否则恐怕烧坏皮肉，疼痛难忍。”客人说：“怎么知道病起于积寒？”回答说：“你试试用西医生所用的法伦寒暑表，放在病人舌底或腋下测量。正常人水银高至九十八度或九十八度半，患此病的人则由九十二度到八十度，也有低至七十五度及七十二度的，说不是病由寒起的明显证据吗？病既然由于寒起，难道不可

译用性热的芥末粉来治疗吗？况且王君也曾治愈过数人，才敢对我说起，我才敢相信并转述给你。你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而且本报曾经刊登过几个方子。本月初一日登载一个方子，用肉桂末，取膏药一枚放上，贴在肚脐上，另用艾叶、蓬蒿、烧酒、木通煎水洗全身及手足、手足弯处。二十日又登载一个方子，用猺桂、吴茱萸各三钱，木瓜、白芍各三钱，半夏、陈皮、广藿香各一钱半，木香一钱半，桑枝五钱，厚朴七分，荷梗一尺。还有一个方子，用猺桂心八钱，母丁香一两二分，倭硫磺一两五钱，生香附一钱八分，当门子四钱，研成粉末，每次取三分纳入肚脐内外，用膏药封贴。症状严重的，用生姜放在肚脐内外，用食喷酒炒热后在膏药上摩运按压。本草中如肉桂、烧酒、桂枝、吴茱萸、生姜、丁香、硫磺之类的药物，有的辛温，有的大热，都不离开以热拒寒的道理，大致如此。如果不见效，怎敢贸然函请录登呢？为何还要被无知妄作之流迷惑，说有热痧、寒痧之分，以致畏首畏尾呢？”客人说：“根据你所说的，霍乱都是寒症而不是热症了。然而我曾见过有人在烈日下行走，忽然气厥倒地，给予清凉之剂，转危为安的，这又怎么说呢？”我回答说：“这是触暑而不是染疫。人偶尔触到暑邪，自然得到清凉之剂而痊愈。如果与疫病同日而语，那不至于害人性命的，几乎没有。客人说：“那么为什么叫瘪螺痧呢？”回答说：“瘪，是收缩的意思。螺，就是指手指上的螺纹。人在冬日严寒时，用手捧雪，或伸手探入寒水中，手指上的螺纹立即收缩。那么以此类推，瘪螺痧这一病症，是因为寒冷而发作，不是更不用多说就明白了吗？”客人说：“我听说泰西医生讲，霍乱常说有微细虫在肠中作祟，以致来不及救治而死。你能给我详细说说吗？”回答说：“我曾听说过，这种细微虫随风飘荡，用一千二百倍的显微镜观察，其大小只如半粒胡麻。不仅疫病有这种虫，其他能传染的病，如烂喉痧、时行伤寒之类的，也都有。西医虽然知道，但没有详细考察。等到去年夏天香港时疫流行，死亡相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教授北里氏，偕同他的朋友青山氏航海前往，仔细考察病原。后来青山氏因解剖尸体，伤了手，毒由血入，几乎死在港中。北里氏则仔细考察了一个多月，才知道疫虫的来历，曾写成论说，刊登在报章上。大意是说五百年前欧亚两洲曾有这种毒虫之症，西历一千六百六十五年伦敦也有。现在广东人所说的鸭子瘟，与此症相类似。过去云南各地，今年广东的琼州也都蔓延难治，十死八九。推究其初必由传染所致，如果没有根苗传染，即使极污秽的地方，也必不能不召而自来。只因这种虫性本污秽不堪，一到洁净的地方，就不能作祟，因为其性不能离开污秽，而且一见日光就死。强壮的人受此，或许不至于遭殃，但一旦落到孱弱的人身上，则必然逐渐滋生，必至病毙。要想筹划避疫的好方法，必须将污秽房屋全部拆毁，患疫之地的沟渠泥土务必挖掘干净，垃圾则扫除一清，将来重新建房不要让人过于稠密，否则过段时间再发，其祸之惨烈与眼下无异。虽然有辟疫的药水、药粉四处洒布，恐怕也无济于事，徒劳无功。必须使秽物无一毫留存，才使这种恶虫无处容身，而疫气不再为害，而尤其重要的是，凡有疫虫之处，外来船只切勿驶入港口，以免带入人身及行李中，将疫虫带至他处，蔓延无边，贻害于人。北里氏的论述如此，结合前论所引西医之说，不确实可以互相印证吗？”客人说：“以你看来，治疗此疫，是遵循西法呢？还是遵循中法呢？”我整理衣襟告诉他说：“治疗得其道，则遵循西法可愈，遵循中法也可愈；治疗若不得其道，则用中法固然足以害人，用西法也不足以救人。”我不是从事医业的人，不足以与你谈论此术，只是与你略说医理，济人利物，在于你谨慎选择罢了。

译论治霍乱

霍乱大规模流行时，救治迟缓则无法挽救。琴川城乡因患此病而死的人不少。即使将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丹平丹乃至回生丹恭敬地赠送给患者，病情轻重的，仅用丹平丹十人中能痊愈五六人，这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仔细思考其根源，考察《内经》：今年癸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阴寒水在泉水，火运不足，土胜水衰，皇极木运正值潜伏，明年火运不及，寒气盛行，其邪气对于火征音来说是虚弱的。四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是三之气，太阴湿土为客气；六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七日，是四之气，太阴湿土为主气，这与湿土司天暗中契合天符。水气受到邪气侵袭，雨水湿气大行。《内经》说，在伏明之纪，长气不能宣发，藏气反而布散，火之长气不能施化，水之藏气反而布散于当时，阳气屈伏，阳气不能发挥作用，阴气反而胜过阳气。《内经》说，上下之位，气交之中，是人居住的地方。天化以湿为主，运统不足的火；地化以寒为主，寒湿相互遏制，中焦阳气不能上升，清浊之气混淆，霍乱就形成了。仔细考察《巢氏病源》，都是因为当风取凉，露宿湿地，酷暑时用凉水沐浴，寒冷之气归于三焦，传入脾胃，胃冷不能消化谷物，阳气阻滞不通而成为霍乱。《内经》说：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势而行，卫气逆向而行，清浊二气相互干扰，扰乱肠胃，就成为霍乱。霍乱由湿土被风木所吐泻的，是肠胃清浊混淆，湿土的变化；转筋的，是厥阴风木的变化。今年的霍乱，是太阴湿土的症状，也就是伤寒直中三阴的症状。一旦四肢冰冷，冷汗出如吐泻不止，手足转筋，一旦使用寒凉药物立即就会死亡。霍乱之后，津液大量亏损，脾胃正气受损，一旦使用苦燥破气消导攻积的药物，苦寒也会导致不起。今年治疗霍乱的人，使用温药都可以挽回，首先以通阳、通脉、回阳存液为紧急任务。先将仲景理中汤条下的加减法，再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五苓散等方的，将仲景三阴症条下的治法细细玩味，就像在指掌之中一样清楚。方法不敢分条明确说明的原因，是医生像上马的将领，操舟的子弟，病情像乱丝，方剂像盘珠，不是一定的方法可以治疗人的。我治疗今年霍乱用温药取得效果，所以叙述这些。有朋友问我：“同治二三年疫病，服用凉剂而生存，投用温药而死亡的，为什么呢？”我说：“癸亥年风木司天，相火在泉，火运不足，风化三，热化二，是风火二字所化。甲子年君火司天，燥金在泉，土运太过，热化七，燥化九，是热燥二字所化。阴气不足，阳气有余，加上天气不正，亢旱少雨，熏蒸秽浊之气،以致中宫闭塞而成为霍乱，这是中秽中热的霍乱。现在人们都安居乐业，而感染这种病的，是六气病，不能与同治初年一概而论了。通晓医学的人，临症时胸中自有成竹，而拘执成见的人，必须细细玩味仲景、黄帝诸书，这样才能使过去的不后悔，未来的还可以补救。我粗略认识医理，而发表这些议论，未免被大方之家取笑，但想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不怕烦琐而言，作为识者的借鉴。

霍乱吐泻阴阳寒暑辩

夏季阴气潜伏在内，脾是至阴之脏，喜欢温暖厌恶寒冷。人如果饮食不节制，起居不按时，内伤生冷，外感风寒，日积月累既深，一朝发泄，上吐下泻，腹部满痛，甚至筋挛肢逆，这就是霍乱。这个时候，脉必伏，舌必白，这是阴，是寒。阴寒之气内犯土脏，又经过吐泻，脾阳更加败坏，不用附子理中汤，那么阴寒如何能散，阳气如何能复？阴寒散，那么吐泻就安定；吐泻安定，那么阳气就回复。然而必须在病起时即治疗，尚有希望；迟了阳气将绝，虽用回阳药剂，也没有益处了。又有劳役辛苦的人，奔走过度，冒受暑气，并吸入秽邪，干犯清阳，一时吐泻，也成为霍乱。其病腹痛虽然轻微，而腹满颇盛，口大渴而喜欢冷饮，唇裂目赤，舌黄芒刺，四肢虽然逆冷，而胸中燔热如火，脉虽细涩而按之急疾。无论这是阳，是暑。然而病既属阳暑，既吐且泻，中阳没有不败坏的。治疗忌用大凉，以犯虚虚之戒，先用香薷饮，清和和中；辟瘟丹，芬芳逐秽。只有临症时，全在变通，不可拘泥于某症须某方，某药治某症，但凭脉症相参，那么在阴阳寒暑之间，思过半矣。我不解医理，无从与医生辨证得失，只以沪上居民论，则有受病之原，有可以约略道出的。城厢内外，房屋稠密，市场所在，低洼狭窄喧嚣尘土。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天为气息所熏染，即使保身节欲，已经足以酿疾于不自知，何况习俗移人，纷纷不是议论酒食，就是耽溺花柳，恒舞酣歌，兴致常不浅。一到炎夏，更以征凉消暑为务，高车骏马，彻夜

译奔波劳碌，口腹之欲到了这里更加放纵，所以他们的病症，大抵是体内蕴积暑热而体表感受寒邪，寒与暑在体内相互交争，等到病势极盛时才发作，导致难以救治。至于那些从事手艺的工匠、推车的夫役、肩挑货物做买卖的人，从早到晚，在路上奔波忙碌，即使气喘吁吁、汗水淋漓，依然手不停歇，脚不驻足。他们遭受暑热的程度，绝非其他人可比，而在积热之后，口渴就随意找水喝，困倦就随意休息，生冷之物停滞在体内，污秽臭气侵袭在体表，突然发作，多有倒在路边死亡的事情。流传下来的道理说，物体一定是先自身腐败然后才生出虫子；人一定是先自身有缺憾然后才会产生妖邪。如今本地痧疫盛行，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虽然如此，天命固然可以胜过人力，但人力也完全可以胜过天命。寒暑的变化，是天道的规律，不是人力所能躲避的；而能够抵御阴阳、控制寒暑的，是人道的作为，也不是天命所能禁止的。天命并没有禁止人去抵御，却强行让人遭受痧疫，人就应该顺应这种天道，来妥善施行抵御和控制的方法，那么寒暑阴阳也就自然会退居到没有权力的地位，痧疫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至于已经患上痧疫，自然应当详细辨别寒热，针对病症开药，然后才能收到疗效，而不必担心误治。近来听说路上流传的田螺等治疗方法，有的偏寒有的偏热，大多不可依赖，全在于病人自己谨慎对待。因此借着封君这篇辨析，一并抒发我的浅见，附在后面，向精通养生医术的人请教，想必不会认为这些话是荒诞不经的吧。

译重新辨析霍乱，确实有寒热之分，有的版本写作“重新辨析霍乱，确实有阴阳之分”。

霍乱的寒热，就像日月有阴阳一样。人们都知道太阳属阳，月亮属阴。却唯独不知道霍乱既有寒证又有热证，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医生不明白这个宗旨，拘泥于世俗的见解，看到患者上吐下泻、腹痛转筋、四肢厥冷等症状，就认为是阴寒所致，动不动就用肉桂、附子、干姜作为回阳的方法，于是就不去考察患者吐出物的酸浊、泻出物的臭秽、口苦口渴、胸中烦闷，以及舌苔黄腻、小便赤红如沸等许多伏热的征象，一概抹杀，竟然用几味辛温燥烈的药物来统治一切霍乱病症，置生死于不顾，实在令人浩叹。

我早年曾撰写《霍乱寒热症辨》，发表在报刊上。今年大暑之后，天气突然酷热，霍乱大规模流行，死者载道。偶尔翻阅各报，看到有行善的人施送霍乱痧气等药，不分寒热轻重大小，一概使用附子、肉桂、硫磺、吴茱萸、川椒等腥燥有毒劣质的药物，寒证服用果然立竿见影，热病误服顷刻就会毙命，不考察病情，一概胡乱投药，未免被好施仁德所拖累。

试看张仲景是医中的圣人，他治疗伤寒霍乱，首先以热多寒少来分别治疗，这说明霍乱原本就有寒热的区别。他用药方，热多的用五苓散，寒多的用理中丸。为什么后人不去仔细考察，指鹿为马，而喜欢说大话来欺骗人呢？一开口就说阴寒，一动手就用附子、肉桂，卤莽灭裂，似是而非，更令人叹息。

况且这种病症常常发生在夏秋之间，严重时流行成疫，整个地区都是这样，如果说不是暑、湿、热三气酝酿而成，怎么会达到这种极端呢？如果说阴寒不在春冬发作，却唯独在夏秋盛行，一句话点破，应当也会哑口无言。然而阴寒的病症，难道说没有吗？有的人中焦素来虚弱，寒湿自然旺盛，加上深居安逸，恣意饮食生冷，于是阳气被阴气遏制，霍乱突然发作，这是自取之道，不能因此一概而论。

所以我所说的霍乱热证，多出于长途劳役、粗食之人；霍乱寒证，多出于安享安乐、饮食精细之躯。然而热化，是天运的自然规律；寒化，是地气的逆乱。懂得常理与变数，才可以治疗霍乱。

现在举《内经》论述霍乱热证的话来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土气发作，表现为呕吐霍乱。”按土气发作，必然从热化，如寒化热、湿化火之类。土性本湿，湿盛则阻滞升降之机，其发作，往往因为吸受暑热，或饮食停滞，遂致清浊相互干扰，乱于肠胃，而形成上吐下泻的病症。又说：不远离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呕吐霍乱。这明确指出了霍乱因热而形成的情况。不能迅速散热，则热气日益逼近上焦，灼伤肠胃，暗中损伤导致霍乱。

无奈薛立斋、张介宾等人不尊崇《内经》，偏从《诸病源候论》《三因方》等书，专主于寒，信手温补动不动就残害生命，这确实是千古罪人。

至于霍乱的寒证，《内经·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百姓患病飧泄霍乱。按岁土不及，这些人中阳素来虚弱，因天运而更显其虚，即医书所谓气盛则多火，气虚则多寒。中焦既然虚寒，运化失职，所以早晨吃的晚上泻出成为飧泄，严重加上呕吐成为霍乱。审察没有热象，可以用理中汤、四逆汤治疗。

至于病情较轻的，也不外乎辛温化湿、芳香泄浊的药物。病情较重的，如原本沉势，汗出如珠，腹痛喜按，泻出不臭，吐出清稀，如果口渴但不多饮，或恶寒战栗，手足厥冷，或烦躁发燥，揭去衣被，只要察其泻出不臭，乃是内虚阴盛格阳，宜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治疗。

以上两条，是举《内经》论述霍乱分别寒热的情形。后贤中只有王孟英先生独得精秘，看他治疗霍乱，热证多而寒证少，一经他手，无不立即痊愈，著书立说，最堪为法。无奈近人从未议论霍乱的热证，动不动就用温热药物，以为功高出于圣贤之上，而不知道自陷于井中矣。

针灸论

过去范文正公说：“不做良相，就当良医。”有圣君不可无良臣，有危症不可无良药。那么医道，怎么可以忽视呢？五方的风气不同，人身的强弱也不同。医治的方法，或用饮片汤药，或用丸散膏丹，或者用推拿针灸。所以《内经》论病，必定说“刺某某处”。

医法没有比针灸更优先的，也没有比针灸更难的，更没有比针灸更神奇的。只是现在不求甚解的人，大多认为针灸只能治外症，都把它看作外科，却哪里知道古代圣人设立针灸为第一科，正是为了治疗内症，不仅仅是为了治疗外症。

就像《内经》说：“腹部突然胀满，按压不下，刺手太阳经支正穴，足少阳俞穴来泻之。”霍乱，刺足少阳俞穴五纳而至骨来补之，又刺足阳明俞穴三纳至肉分和之。腹满

译难道是外症吗？霍乱难道是外症吗？又说：“惊刺〇。”五惊难道是外症吗？况且说：“疟疾发作身体正发热时，针刺冲阳穴出血立刻就会寒；疟疾正要发寒时，针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疟疾又难道是外症吗？甚至头痛、腰痛、心痛、腹痛，以及咳血痰喘、中风不语、癫狂、瘫疽、臌膈、疯痨等一切疑难杂症，无不各有适宜针刺的穴位，而可以用针灸治愈。为什么当今世人竟然轻视针灸呢？然而这也不足为怪，如今的医学专门论述方药，而针灸的传承一概搁置不讲了，已经很久了。偶尔有一两个人从事针灸，世人又用管中窥天、用瓢测海的眼光看待他们，不让他们与内科专门名家并列。而这一两个人也自己安于技艺的小道微末，不求精深义理，而苟且应付以完成学业。起初只是徒有针灸的名声，而没有针灸的实质；接着因为没有了针灸的实质，而连针灸的名声也丧失了。又何必奇怪世人多把针灸当作外科呢？况且人之所以生存，是承受了天的气。天有四时、五行、九经、九纬，来成就三百六十周天的数目，而人也有直经横络，经脉八十，来具备三百六十周天的穴位。善于观察天象的人，必定考察其运行次序，斟酌其分野，然后岁差分至的道理，不通过察知细微迹象和鉴察毫末细节就无法明白。医生对于人，也是这样。所以古人精求水土燥湿的道理，熟悉天时令生的缘故，聆听声音观察气色，表里洞然明了，凡是在举止咳嗽之间，都能看出其肌理。从而得知病源所在，适宜针刺就针刺，适宜艾灸就艾灸，适宜补就补，适宜泻就泻，有时也补泻兼施，针灸并用，得心应手，使几十年的沉疴痼疾，一旦霍然苏醒，猛然起来而不知道自己疗效的神奇且迅速。追溯自黄帝、岐伯以来，代代有传人，秦越人祖述黄帝，著有《难经》十三卷，又有《子午经》一篇，论述针灸的要旨，撰成歌诀，有人怀疑是后人伪托，暂且搁置不论。唐代孙思邈、王焘等人，著有《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宋仁宗下诏王维德考证针灸的方法，铸造铜人作为法式，著有《铜人针灸图》三卷。历代针灸的书籍，原本难以一一列举，但都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只是在从事这一行的人，精心观察，虚心领会罢了。如果粗心浮气，粗略阅读几本书，略知几个穴位，沾沾自喜于一得之见，悬壶问世，难道能指望他救人吗？经书说：“刺中心脏的人一天死，刺中肺的人三天死，中〇的人一天半死，中肾的人六天死，中脾的人十天死，中膈的人一年内死。”而且有数十个穴位适宜禁针，数十个穴位适宜禁灸。如果不细心考究，而一旦临症，不认识病产生于哪条经脉，注入哪条络脉，适宜遵循哪条〇，适宜针刺哪个穴位，或者适宜补适宜泻，问以夺济迎随五门八法的方法，茫然不知其边际，又怎么能不误人的性命呢？草菅人命，残忍到了什么地步！至于父亲传给儿子，老师传给徒弟，无非是以讹传讹。唉！针灸学科如今到了什么地步呢？试想经书说“纳针之后，安静地长久留针，以气候到来如同等待所说，不知道天已晚”。又方书教人持针时，必定精神专注面色庄重，手像握着老虎，气势像抓着龙，心中没有其他杂念，如同等待贵人，仅这几句话，推测不是庸夫俗子所能理解的，也不是面壁功夫不深、涵养不纯的人所能做到的。况且其中的奥妙，又怎么能用常理推测呢？想要认识此道的深奥微妙，必须依靠高人的指教。只有能先探究病源，后观察穴道，使得随手见效，应针显效，能知晓元里的根本，更通达妙中的妙，或许可以济世救人，而百姓蒙受福泽了。只是古人已经逝去，古人的真传失传了。我生得晚，不能承受古人的教导，只能阅读古人的书，才疏学浅，恐怕难以运用得当而通神，只希望能遇到一位有道之人来纠正我，这就是最大的快慰了。

译总体概略

人的身体各个部分，各有专门的职司。有坚硬如骨骼和牙齿的，有柔滑如肌肉和筋腱的，也有流动如血液之类的。全身的骨头共有二百多根，方圆长短各不相同，其形状连接处都有胞膜包裹，并覆盖着肌肉，以便发挥舒展收缩、开合张弛的作用。人体可分为三大部位，即头部、躯干（从颈部到大腿为躯干）、四肢（手和足）。头部是脑居住的地方，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器官也都在这里。至于心、肺、肝、胃、大小肠，以及两个肾脏（作为排泄尿液的器官），则都位于躯干部位。四肢部位则有手和臂来主导工作，小腿和足来主导行动。至于消化食物、运行血液、呼吸、排泄尿液这四项重要事务，都是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如果食物不消化，人就无法去除旧的而接纳新的；如果血液不运行，四肢百体就无法得到滋养；如果不呼吸，血液就会浑浊不清；如果不排泄尿液，就无法消融渣滓而荡涤邪秽。皮肤是用来保护身体的。皮肤上有膜，膜上有很多孔，汗液就是从这些孔中排出的。养护身体的事物，以空气、饮食、衣服、清洁、运动这五样最为重要。我们承受了父母留下的身体，固然不可不加以精心调护。虽然如此，我们的身体中有心，人可以使身体成为心的奴役，不可使心成为身体的奴役。如果放纵口腹和身体的欲望，而置心于不顾，这难道能算是善于养护身体的人吗？

论脑

中国人常说人的知觉和运动都源于心，所以宋代儒者称心为“天君”。《礼记·大学》的疏解说“总包万虑”称为心。《释名》说心，意思是细微之处无不贯通。唯独西医则认为人的灵明不在于心，而在于脑。心是运行全身血液的府库，其位置偏于左侧，位于第五、第六肋骨之间，在左乳头旁约一寸处，每分钟大约跳动七十五次，每次跳动泵出一两六钱血液，用听诊器听诊，其声音像“得”字。而脑则位于头颅中，位置最高，是全身的主宰，在前面的叫大脑，在后面的叫小脑，中间联络的部分叫脑桥。脊髓由大小脑直接向下延伸，承受脑的驱使，分为脑神经遍布全身，使人产生知觉和运动。脑神经共有四十对，九对从脑发出，三十一对从脊髓发出，分支分布遍及肌肉、骨骼、筋腱和骸骨。简而言之，第一对叫鼻脑神经，主管嗅觉；第二对叫眼脑神经，主管视觉；第三、四、六对叫运眼脑神经，主管眼肌的运动；第五对叫三叉脑神经，主管面部的知觉、舌头的味觉以及肌肉的伸缩；第七对叫面脑神经，主管面部表情的舒展与愁苦；第八对叫耳脑神经，主管听觉；第九对叫喉舌脑神经，主管喉部的开闭以及舌头的味觉。以上都是从脑的本体发出的。从颈部脊髓发出的计有三对，先是第十对叫长脑神经，主管心、肺、胃三个部位，或感觉或运动；由此而来的是第十一对叫迷走脑神经，主管声带肌肉的运动；第十二对叫舌下脑神经，主管舌头的运动。以下则都出自脊椎之间而分布于全身四肢。西方书籍曾经说脑不是灵魂，而是灵魂所使用的机器，借以显现其行为和思虑，这话真是精辟，足以破除中医认为心是灵府的错误。美国旧金山人麦的，为非作歹，无所不至，前几天又犯下一案，经地方官设法拘捕，判处绞刑。某位医生听说后，便请求在行刑后剖开他的脑以探究其意，说像这样神奸巨恶，他的脑必定与常人不同。地方官不允许，麦的慨然说：“我自我揣度生平所为，实在不知是何缘故，如今将死，身外之物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头颅？”这位医生想在脑中找出我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地方，日后用药水浸泡置于瓶中，让天下人共同知道我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地方，这确实是有益于人的事，我又何必吝惜而不给予呢？还记得三年前比利时京城开设脑会，聚集各国从事医学的人，互相评论。唯独一位医生说娼妇和强盗的脑，其顶部都凹凸不平，与常人不同。其他医生都嘲笑他，说娼妇虽然甘愿下贱，强盗虽然逞凶作恶，但也只是受习俗影响罢了，难道怀胎时就注定成为娼妓或强盗，而脑体与常人各异？这位医生则坚持不移，说我从学习医学至今，曾剖开许多做娼妓和强盗的人，他们的脑天生就有区别。那么现在请求剖验麦的脑质的人，大概曾听说过这话吧？所以想要验证一下以增加学识而广见闻。但我还有疑问？小时候看小说类书籍有记载《天台齐次风宗伯佚言》的，说宗伯在晚年策马出东华门，马突然跌倒，他的头撞在石头上，脑浆流出，气息断绝。家人随即请蒙古医生治疗，医生让人杀一匹马，取马脑填入宗伯的颅中，用药封住。后来虽然痊愈但记忆完全丧失，平时所交往的朋友，所读的书，全都茫然不知，无异于孩童。如果是这样，那么脑主管知觉运动，中国人也有知道的，只是西方人说脑有脑神经以贯通全身，各司其职。宗伯既然换上了马脑，那么脑神经已经不能与脑的本质相连，按理推断，不仅记忆茫然，连肢体恐怕也不能

译（既然）有所行动，为什么书中却不曾提及？恐怕这种说法也像《齐东野语》那样，不可轻信为真。至于近代人所著的医书，有一种名为《中西合》的，其中论述大脑时，说西医关于大脑的说法半对半错。那些人只知道有脑汁，却不知道脑汁是从哪里产生的。究其根本，肾精向上化为脊髓，沿着脊柱上行进入大脑，这就形成了髓海。又说西医治疗大脑没有药物。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难道真的是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人吗？西医认为内肾主管生成尿液，有两条输尿管通向膀胱；外肾主管生成精液，用于生育。而且不论外肾还是内肾，都有神经（脑气筋）来统摄它们。在治疗大脑方面，西医使用阿摩尼亚来补充其亏耗，使用金〇灰、溴告鲁利来安定其妄动。此外，平脑、补脑的方法，更不是我所能完全知晓的。作者全然不了解这些，却轻率地撰文驳斥，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篇《说脑》。

译论脑质

《纽约格致报》说：人的聪明在于大脑，男女都有。几年前已有人对此进行过考察，如今俄国又有医生细心考究，经常与人讨论此事。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聪明吗？还是女性比男性更聪明吗？有人说女性比男性更聪明，又有一位医生说：聪明源于教化，并非完全取决于大脑。奥地利地区在归属英国之前，人们都野蛮落后；接受英国教化之后，人们逐渐变得智慧了。可见一半源于教化，一半源于天生。曾经考察过该地男性的脑容量比女性大481.5单位。古代埃及人最推崇教化的美好制度，人们都能学习，然后才衡量其大脑与奥地利人的差异有626.5单位。即使波斯人的脑容量也比奥地利人大699单位。据此推论，似乎可以辨别人聪明的高下。所以俄国医生特别致力于研究人物之间，考察其大脑的大小，从而得知人的大脑实在比万物都丰满，因此人的聪明也胜过万物。只是奇怪的是，万物中如猫的脑重约二两八钱，狗的脑重约八两，羊的脑重约十二两，狮子的脑重约二十五两，人熊的脑重约四十两，大牛的脑重约五十两，马的脑重约六十五两，人的脑则重约一百三十六两。将以上各种动物的脑与人的脑比较，则不能胜过人脑。只有两种大型动物，如海鳅的脑独重二百八十两，象的脑则重四百六十两。这两种动物的脑比人大数倍，而聪明却不能过人，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说男性一定比女性聪明，也不甚恰当。医生说：男女聪明既然不能偏胜，其中也有分别在于是否学习。有时有学问的人偏偏不能通晓人情，没有学问的人反而能透彻理解人情。可见从大脑上分别聪明与否，也有难以言说之处。看俄国从前有一位武官，精通用兵，而他的脑极小；又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深明天道人道，而他的脑也极小。可见聪明的优劣似乎不能专门以大脑的大小来决定。推而广之，有人说凡是大脑壮大的人身体就强固，大脑细小的人身体就薄弱，这也不足以成立。只是有时人的体貌魁梧，其大脑也随之增大，这也如同海鳅和象体大且脑也随之变大一样，不能相信其聪明就一定大。观看这些论述，说法纷纷，没有统一的标准。我想从事医学的人，尚须许多观察，才能知道其明确之处。前面说判断人的聪明优劣，不能专门以大脑的大小来辨别。然而有时观察大脑中所见的神经纤细明朗的，人一定聪明；如果大脑神经显现粗大而无灵秀之气的，人即愚蠢，这又不可不知。至于论大脑的生长，如鱼鸟没有大脑而一味柔滑，固然不值得与人比较。即使如海鳅和象的大脑神经缠绕很多，其生长与人不同，也不能与人比较。至于男女的大脑，其生长也有不同，因为其大脑神经位置总有差异。更奇怪的是，鱼鸟既无大脑神经，一味柔滑，却有一种海物，名为海螺的，独精强捷巧，越山超海，尾巴能锯木架屋而居，智慧几乎与人相同。这种动物如果以大脑考察其聪明，又让人难以索解了。曾经考察过，愚拙的人其大脑神经常多于智慧的人，那么专门以大脑区分智愚，也不对了。又有一位医生考察得知大脑分前后，合并男女两脑旁的前部，其脑常重于女性，所以说男性独大脑明过于女性。只是俄国医生考察的方法独与此不同，是先考察其大脑的轻重，再将其腰骨内的髓肉考察，说人一身筋骨概从腰骨的髓肉处鼓舞运动，想要考察人的聪明优劣，应当一并考察腰髓肉才能分辨。所以该医生又曾经即鸟兽等物的腰骨髓肉而考察：如生鸡腰髓仅得本身脑肉的一半，白鸽、牛、羊、马仅得本身脑肉的二分之一，猫仅得本身脑肉的三分之一，狗与海狗仅得本身脑肉的第五，鼠仅得本身脑肉的六分半，海鳅得本身脑肉的十分，象仅得本身脑肉的十八分之一，只有人则多得四十九分之一。以此数计算，适宜乎人首出万物了。天地间之物，鸡能司晨，猫能捕鼠，各种动物各出其知觉以用于人，天的赋予也足够了。凡此论人聪明之所由生，俄国医生考察论述为详，而缘其所得之理，固然在俄国前武官精明强干，脑小智大，也在于考察腰髓之一道。按其考察得知该武官脑肉重得一百三十九两，其腰骨髓重二十两八两，实在得其本身之脑肉四十九分之一零，又女子之脑重得一百三十两，其腰髓重二十两六两，实在得其本身脑肉二十六分之一零。是男女所受既殊，故聪明亦因之而异。俄国医生其考察之详，宜其识之卓也。

人身藏府支体相应说

将天下的人分为三等，曰君，曰臣，曰民。这是自古迄今的常局。譬如人身，君是头，在内为心，以君统领臣民。而臣则是内脏器官，民则是外在肢体。人的一身，内脏器官小，

译人遭受疾病，不会立刻表现在外部形体上；如果脏腑受到严重损伤，那么外在的征象就会显现出来。有的表现为痈疽，有的表现为肢体消瘦、软弱、疲乏、痿痹，这些都是外在的征象。所以百姓的肥瘦甘苦，都取决于上位者的作为。如果某个脏腑有了疾病，失去了它所主管的功能，那么相应的身体部位就会有所反应，严重时其征象就会非常明显。从来没有脏腑失去主管功能，而肢体却能充裕肥大的情况。人的饮食，从口中进入，在五脏中消化融化，然后外部形体才能充实壮大。这好比国家，用丰厚的俸禄供养官员，百姓才能得到治理。所以医生虽然治疗外部的疾病，也一定要诊脉开药，通过调理脏腑来发挥作用。治理百姓的人也必须先审查上位者的政令，了解他平日的作为，然后才知道百姓遭受苦难的原因，从而可以进行补救。那么臣与民相互关联，没有脏腑病变而肢体不产生反应的；即使百姓之间相互照应，也没有手脚病变而肌肤不产生反应的。民间有互相救济的道义，就像身体有了痛痒，就知道去按压抓挠。左手有了疾病，右手就保护它；右手有了疾病，左手就代替它。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人在世上所见所闻，无论是否认识面目，是否知道姓氏，只要是同类，就如同手脚一样亲近。如果有祸福，没有不同享的。因此从古至今，圣贤教导人也一定互相劝勉行善，沿袭为阴德因果的说法，话语越是恳切，道理就越发明白。人感受戾气而生，本性险恶，嫉妒忌恨，心存机巧，有的人想让自己享受福分而让别人承受祸患，却不知道这在道理上悖逆得很厉害。有庆幸别人灾祸的心理，那么看到别人处于危险，不仅不救援，而且忍心看着，甚至趁机加害。然而别人处于危险，自己断不能因此得到安宁。就像脚有了疾病，手不能比平时更加舒展；肚子有了疾病，背也不能比平时更加舒适。总之，人的身体内外是一个整体，都是互相滋养生长的。如今几个省份的灾祸，说是天道使然，实际上是秦、陕、豫等地平日积累恶行以致遭受如此深重的凶灾。这就像人的身体无故被毒物咬伤形成疽疮，或者跌伤殴打损伤，逐渐肿胀溃烂流脓发臭，疾病不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然而我认为通盘考虑各省的大局，比如水利不修、灾报不准等事情，虽然是脏腑失去主管功能的原因，但疾病的征象实际上是由内部形成的。命令官员设立赈济局来拯救这些百姓，各大官员中像李庆翔、刘齐衔这样的人，则获罪被罢免。又特派本省的乡绅长老辨别赈济事务，严格考察经办赈济的官员，以及筹划捐款、筹借等各种事情。这是在已经生病之后，调理脏腑的气机，并分别投药治疗。如果乡绅富人捐款输助，那就是手脚肢体之间的自我保护。现在捐款户的踊跃，捐款数量的多，以及捐款章程的完善，没有超过江浙地区的。总共汇集起来的数额，已达数百万。这对于秦、陕、豫的百姓，不愧有手足之情了。以往办事的各位先生，不仅筹划他们眼前的食物，而且想要谋划他们以后的事情。深深担心家人离散，妇女被贩卖殆尽，将来河北一带人烟断绝令人担忧，急切地筹划一个良法，但还没有得到。各位先生为百姓着想，无微不至了。只是人心如同面貌，自然有所不同。同样是江浙的人，而金陵的乡绅百姓却唯独不乐意捐助。救济饥荒的方法，看百姓遭受的苦难比战乱更严重，所以捐款章程层出不穷，不能超出“多捐一分，多救一命；早捐一日，救一人”这两句话。而金陵的人却拖延时间不肯为人先，所以保留余财不肯居于人上。唉！这是什么事情呢？竟然如此苟且取巧，这大概不是诚心行善吧。还记得粤匪之乱，所经过的地方都是随即失去随即收复，虽然起事的地方不过三四年，而金陵唯独占据长达十二三年之久。自咸丰三年以来，办理军务的人锐意专志，都针对金陵老巢。虽然是由天意地势使然，但当时江宁人逃难到杭、嘉、湖、苏、松等郡县，人们都怜悯他们遭受祸患，唯独希望早日肃清安静。于是两湖、两皖的人拿出死力，而江浙的富户踊跃输助以资助军饷。不知道伤了多少性命，费了多少钱财，然后贼势日益紧迫，大功告成，金陵的人得以平安返回故乡，重新料理生计。这时候出钱出力的人，虽然说报答国家，也是只有手足相顾的道义自在人心，然后出于至诚。那么人们为金陵所做的，也算到了极致了。而今天因为北方省份的灾祸，烦劳金陵的乡绅富人出资，他们的情态竟然如此，这又是为什么呢？大难刚刚平定，元气尚未恢复，自顾尚且不暇，哪有空闲顾及别人？然而金陵与苏、杭等府收复的时间，也不过相差一年半年。纵然贼人占据时间较长，而苏、杭遭受战乱伤害也不轻微。到今天说江南必定多富户，而金陵唯独少，这又是欺骗谁呢？只希望急发天良，各自协助善举，不要让好善的名声让他人共同享有，而自己独自不参与。总之，人的一身，内外相应而肢体，又自我互相调护，这个道理本来极易明白。试着抚摸头顶到脚后跟之间，我知道行善之心会油然而生。我执笔于海上，目睹时局艰难，可惜不能效微薄之力稍尽心意，所以不避笔舌之劳，为此亲切明白地阐述，希望读者通过比喻而明白。倘若捐款数量增加，饥民得以保全性命，也聊以慰藉罢了。

译论胃与四肢有相互助益的好处

从前罗马，是欧洲的古国，即现在的意大利。当时罗马将国民分为两类：平民为一类，绅士富豪为一类。充当士兵的，都是平民。他们与绅士富豪意见相左，声称平民都相继出城，驻扎在几里之外的小山上，暂时不再为绅士富豪卖命出力。上议院对此感到忧虑，派遣阿格里巴去劝谕平民。阿格里巴能言善辩，又享有当时的声望，于是对他们说：“从前四肢聚集在一起商议说：‘我们为了供养胃，辛勤劳作不得休息，而胃只是袖手旁观，安坐进食。为什么我们如此辛劳，而胃却如此安逸呢？’从今以后，食物虽然摆在面前，手不去拿，口不吞咽，牙齿不咀嚼，胃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大家照此行事，胃果然陷入极大困境，四肢也疲惫不堪无法振作，这才醒悟胃本来并非无所事事。〇它既然接受了食物，随即将其转化为血液，以流通于四肢百骸。那血液，是力量产生的根源，也是性命所依赖的东西。平民听了阿格里巴的话，都恍然大悟地说：‘如果我们执迷不悟，不仅对绅士富豪有害，对我们自己又有什么利益呢？’于是彼此和好如初，从此国势日益强盛，所向无敌。”

论消化食物

消化，是用来吸取滋养生命物质的过程。而主持这消化事务的关键器官，则是口、胃、肠。食物进入口中，用唾液润湿，用牙齿咀嚼。嚼完后，便经由食管——位于喉咙下方——进入胃的上口。胃有上下两个口，胃的形状像口袋，由薄膜构成，可以伸缩，横置于小腹的上端。食物进入胃后，被胃中的热量和胃液蒸腾润湿，随即变成黏性的流质，称为胃养汁。然后从胃的下口流出，这个口像〇的守门卒，凡是未经消化的食物，禁止其进入〇。食物进入〇后，又由胃养汁变成白色的液体，称为〇养汁，构成血液的材料大半在此。肠养汁通过养汁管，这些管子由微管合并成大管，又由大管汇成总管，所吸收的物质进入回血管（见后），从而变成红血。那些不能成为血液材料的物质，则由大小肠引出体外，这样消化过程就结束了。食物在进入食管之前，既需要唾液润湿，牙齿咀嚼；进入胃后，又需要胃中的热量和胃液，将其变成胃养汁；进入肠后，又需要肠内的各种器官将胃养汁变为肠养汁，并从有用材料中剔除无用材料。唉！消化的事务，难道不繁重吗？观察于此，更加感叹自然造化的巧妙。

卫生说

当今世人竞相谈论医药。玉函金匮（指珍贵的医书），探索得越来越精深。从事中医的人，每天在望、闻、问、切中勤奋钻研，自夸拥有久经考验的良技。就连病人也常常喜欢服用人参、茯苓、灵芝、白术等药，认为可以起死回生。唯独我认为，生病后再求医，哪里比得上未病时先进行诊断和调养？那么卫生之术确实是我们应当讲求的了。然而世上讲究卫生的人，常说衣服应当温暖，饮食应当精良，做事不要过于勤劳，应当安逸居住；居家不要过于俭朴，应当舒适得体、满足情感。我却认为并非如此。我曾听善于讲究卫生的西方人士说：“天下的人，没有不喜欢生而厌恶死的，然而一生无病的人，实在绝无仅有。这是什么缘故呢？”〇由于不明白饮食的道理，或者吸入污秽之气，或者食用有害之物，或者常居暗室之中，或者久坐不动，或者让身体过于安逸，或者常劳神思虑，或者喜欢从事邪淫游荡，种种行为不符合养生的道理，就无法避免夭折。所以谈论保身的方法，住在城市不如住在乡村，寻求医生不如自行调养。其中最为切要的关键，有五点：一是光，二是热，三是空气，四是水，五是饮食。什么是光？人居住在幽暗的屋子里，索然无味，时间久了血液的红色逐渐变淡，肢体就会颓废懒惰。必须使人早晚都能得到日光，并常到屋外呼吸清新空气。婴儿生病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病势沉重，应当每天抱到中庭行走。卧室也应当让晨光透入。试看园丁培育花木，务必露天放置在庭院中，如果移入密室曲房，那就无异于白菜豆芽，不再有绿叶青枝繁荣滋长了。借彼例此，其中的道理不就很清楚了吗？什么是热？格致家（科学家）说，热由动荡产生，其动荡虽然与光的动荡不同，但也必须以太阳为根本。人体必须热到法伦海表九十八度，才能不产生病害。无论天气冷热，绝不会改变，诚因身体内部的功能必须依靠热才能完成。所处的地方越冷，则需要补充的热就越多，必须依靠衣服保护身体，不让外部的寒冷与体内的热量相互冲突。只有夜间的温度应当比日间稍低，所以睡觉时既然已有被子盖在身上，就不妨稍微冷一些。英国夜间没有毒气，有人打开门窗通风，这也是保护身体的大致方法。什么是空气？即氧气、氢气、氮气和二氧化碳等。动植物的各种物质大致由空气变化而成，人又怎么会例外呢？如果人居住在一间屋子里，毫不通风，必然导致逐渐肺闭而死。所以卧室的容积，每人以一千立方尺为最小限度，医院等处须加倍。〇以

译室内保持空气流通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其方法以开窗为最佳，开门次之。因为开窗能够引入室外的新鲜空气，而开门则只能流通房间内已经浑浊过的空气。而且空气必须追求极其清新，如果吸入动植物排放的二氧化碳，或者动植物腐烂蒸发的毒气，必定会导致生病伤身。然而，打扫房间角落，难道不比通风更为紧要吗？

什么是水？水是由轻气（氢气）和养气（氧气）结合而成的。普通的水有多种，只有蒸馏水较为洁净，味道清淡；山泉水次之。西医中有专门用水来治病的方法，让病人在气候温和的时候，到乡下或有山泉的地方，早晨起来随意散步游览，饭后多喝凉水。如果水中含有矿物质，饮用它更能大大补益身体。唯独稍微有一点污秽残留，脏腑就容易致病。由此看来，水这种东西，怎么可以不仔细研究探究呢？

至于饮食的道理，更是普通人应该考究的。人体的骨肉组织，时刻都在分解消耗，全靠食物来补充。食物入口，经过牙齿咀嚼之后，依靠唾液调和，才能送入咽喉，通过胃的上口进入胃中。胃随即分泌淡酸性的胃液来消化它。那些没有被完全消化的食物，则通过胃的下口进入小肠，又遇到一种液体分泌物，其力量比胃的淡酸汁更大，能够吸取食物的精华，渗入血液中，而人体就依靠它来滋补。如果所吃的食物不符合养生之道，就不能借此补充血液，人就会逐渐消瘦，以致疾病丛生。因此饮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虽然一天吃三顿饭，但午饭应该稍多吃些，早晚饭应该稍少吃些。饭后不要立即做事，必须活动一个小时左右，或者稍微喝点美酒来帮助消化，这样才能使腹部安适舒适。否则食物凝滞在肠胃之间，就无法避免胀闷了。

以上这五点，就是未病先防的方法，那些像爱护宝玉一样爱护身体的君子，不可不遵循实行。至于那些年少无知的人，整天沉溺于酒色之中，夜间则纵情驾车骑马，彻夜不停地互相娱乐，或者被洋人拖累，在密室中高卧，窗户全部关闭，在娼楼妓馆流连忘返，不仅完全不懂卫生之法，而且是在自残身体。等到病得骨瘦如柴，才开始找药求医，希望万一能够挽回。唉！太晚了。因此写下这篇论述，来告诉世上那些想要长寿的人。明眼人看到后，希望不要嘲笑我偏信西医方法。

译续卫生说

有人问道：“先前读您写的《卫生说》，将光、热、空气、水以及饮食反复推究阐发，可以说透彻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详尽无遗。但是，您所讲的是西方的方法，西方方法不是华人所能完全知晓的；即使知道了，想要让那些经商的人、靠力气吃饭的人，每件事都务必追求完美，才开始能避免生病而延长寿命，试问能做到吗？难道不使得您的一片好心，等同于空话而无益吗？”回答说：“唉！你的见解多么浅薄啊！现在有这样的人，虽然依靠自己的一手一足去劳作，以求得早晚的饭食，但是从早到晚，哪里有一刻的闲暇？等到这闲暇的时候，或者在树下行走吟咏，或者在溪边徘徊，枕着石头，看着流水，各自安适自得，不仅天光可以常得，而且借此来呼吸空气，时时得以推陈出新，就像花木一样，又何必担心绿叶青枝不能使它们繁荣滋长呢？贫穷人家冬天没有煤火，不能使满室温和，又不能穿着狐裘黄衣，装饰身体、适应体肤，但是只要棉衣棉被，年年把旧的换成新的，花费几千文钱，尚且不觉得拮据困苦，以此来说热，应当不至于热气不足了。至于水，乡间所饮用的比城市更加清澈，取来饮用，应当不担心肠胃受到污秽，而且夏天则入河游泳，使体内的渣滓排出而清水本源得以保持，不难强壮筋骨，完全没有疾病。只有饮食这一道，贫穷人家常常从事俭省，万万不能像富贵人家的子弟那样饱食肥甘，但是只要按时进食，不让过饥过饱，即使几天不尝肉味，而春天的白菜、秋天的韭菜，烹饪精良，没有生熟失调，没有腐败变质的食物入口，用来填饱肚子，确实胜过海味山珍。那么，所论述的光、热、空气、水、饮食，难道只有富人才能够调护得宜吗？即使是穷困之家，又何至于因为口袋里空空，就使得卫生失去其道呢？”客人说：“确实如您所说，那么每当上海时疫流行时，为什么上等人家很少被传染？那些遇到疫病而死、药物无效的，唯独是那些肩挑背负的小贩以及车夫、船户等人吗？”回答说：“这也有说法，那些肩挑背负的小贩以及车夫、船户等辈，只要卫生合乎法度，断不至于遇到疫病而丧命，而且平日劳作辛苦，四肢时时运动，按照道理推究，应当比富人筋骨更强壮。只是这些人不懂得保养身体，吃饭则饥饱不均，睡觉则枕席污秽，把鸦片当作性命，一盏灯相对，房间狭小，像蜗牛壳一样臭味蒸腾，不想洗澡清洁，得到钱财则更消耗在花街柳巷，云雨之地，耗损精气、败坏精神。凡是关于卫生的一切事宜，不仅完全不讲究，而且事事与之相反，想要不缩短他们的寿命，唉！也难了。况且您难道没见过农家子弟吗？平时无知无识，顺从自然的法则，他们哪里知道讲究卫生的方法？而早起晚睡，习以为常，粗茶淡饭、布衣粗服，只求温饱。当他们在云锄雨望，东张西望以观察农事时，肩挑背负的小贩以及车夫船户等辈，他们的辛苦大概又超过他们，而终身勤劳，很少有疾病。老之将至，依然晒太阳取暖，其乐融融！一个率真自然，一个多所耗损。那么，卫生固然人人皆能，又何必处处仿行西法呢？另外我还有话说：大凡街巷之间，秽气熏人，接触它确实容易致病，而鱼肉之类，偶尔经过一夜，不应该交给厨师。现在中国在清理街道等事情上，视为具文，不再有专人悉心整顿，而鱼肉的市集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责成专人管理，任由过夜的东西出售给人。那么，人在居家时，即在光、热、空气、水、饮食这五端，随处考究，务必合乎法度。而在外行走的时候，果腹的生计，其余保持没有接触秽气中邪以致生病的吗？希望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以西方的方法为法，街巷则勤于清扫，市集则严格稽查，或许民间祸害不生，都能登上长寿的境界呢？至于卫生偶尔违背法度，以致遇到疾病而求医，凡是医生大多遇事模棱两可，时常把病人当作射箭的靶子，胸无主见，信手开方，治好了就归功于自己，治不好就被人归咎。医学不明已经很久了，一半死于病魔作祟，一半死于医者无能，对此实在深深叹息。这应当效仿西方设立医塾的例子，以及考试医生的章程，当权者尤其不可不急于兴办。”

论养生

止虚居士隐居在逍遥的野外，销声匿迹在寂寞的水边。谢绝浊世而长久离去，与古人结为伴侣。轻视俸禄、傲视权贵，内含光华、保持真性。世俗之士不敢窥探他的居室，庸俗之人未曾经过他的家门。于是耀华先生听说后前往拜访。寒暄完毕，一起谈论养生的方法。止虚居士说：“养生，就是适应生活。凡是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依靠人来供养的，无不预测过去，不留恋，随遇而安，各自安适自得。不像学问文章，各有宗派，各有师承，互相效仿。乐水乐山，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罢了。现在我与您的境遇地位不同而同，何不各自说说志向，以观察我们两人的喜好崇尚呢？”耀华先生说：“

译只有得道的人不被外物所束缚，能够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推移。我将为你驰骋于域外的景观，拓宽你狭隘的见识，穷尽耳目的所见，满足服饰车马的愿望，你听到了吗？”止虚居士说：“如今您出入风雅，通达本性，放任情感，远途光辉灿烂，我恭敬地聆听您的金玉良言。”耀华先生说：“拘泥于时俗的人难以与之交谈，见识短浅的人难以与之观海。你沉溺于静居蓬门荜户之中，还没有让心志翱翔于广阔无垠之处以颐养你的真性。我将与你向东踏足日观峰，向西拜会玉女峰，居中登上少室山，向南凌越天柱山，近在咫尺天门，呼吸间可触及帝座。五岳归来泛舟于四海，浩浩荡荡，万物瞬息万变，洗涤尘世的矜持，清洗五脏六腑。即使有压抑阻塞、愁苦郁结之苦，也足以荡涤消解而毫无残留。你能跟随我一同去观赏吗？”居士说：“登山涉水的辛劳，哪里比得上安居的欢乐？我有十亩的园子，五亩的宅院，前面面临清澈的流水，后面背靠城郭，堆叠石块形成山峦，山冈峰峦一应俱全，挖掘池塘蓄积水流，简易的小桥可以通行，可以涉足寻趣，可以节制劳顿。这也是山水的幽居之处，何必奔波劳碌呢？”耀华先生说：“幽静的宫室，隐秘的屋宇，雕饰的厅堂，宽敞的廊屋，温暖的房间冬天暖和，清凉的房间夏天凉爽。珍贵的玩物罗列在几案席上，芬芳的树木交错在台阶之间。除了这宫室的妙处，你能跟随我一同居住吗？”居士说：“高门大户之家有鬼窥视，宰相的门庭不容车马。我有祖先留下的破旧房屋，用编结的木槿做篱笆，用绳索茅草代替瓦片，井臼粗陋但完整，琴尊古雅，悠闲自在，姑且以此度过岁月。宽广并非贪婪。”耀华先生说：“隐居岩穴可以延年益寿，服用丹药也可以驻颜。那么我将为你准备白熊的脚掌，赤豹的胎，丹山的鹨鸟，黄邑的鲐鱼，调和以芍药，佐以青梅，水陆珍馐纷纷陈列，菜肴果核交替出现。丹荔、黄柑、金橙、碧榛，龙眼的果实。剥开房梆子的瓤，剖开壳还有竹叶清酒，葡萄甘甜，盛在翠绿的勺子里，用羽觞斟酒，极尽人间美味，我能与你共同品尝。居士说：“爽口的菜肴，是甘腐的药物，哪里比得上永远坚守粥食？长久甘受藜藿之味，萱草可以忘忧，生姜能祛除恶气，菊花和昌阳能强健我的腰身。”耀华先生说：“绮罗的衣裳，轻如雪；纱縠的裙裳，花纹绚丽，披在身上合身，消解烦热。”于是越女侍立在前，燕姬奉侍在后，出门陪同乘车，入室共享华宴，飘动轻裾，拖曳长袖，粉白黛绿，捧着盘匜拿着巾栉的人，无不言语媚人，仪态艳丽飘逸，擅长歌唱，偶尔娴熟琴瑟。于是酒酣耳热，弦管杂陈，歌声遏云，声音激扬尘土，按节拍起舞，身体迅捷如飞，惊心动魄，色授神输。这也是声色的全盛美丽，你也能在此怡神吗？居士说：“素来安于粗布，不习惯繁华，偕老有椎髻的妻子，下有赤脚的婢女，安步当车，晚食当肉，俯仰自得，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罢了。得到它而成声，目光寄托它而成色，又何必忍欲抑情，矫强自克呢？”耀华先生说：“四库之书，坐拥百城，牙签如山堆积，玉笥充满栋梁，又有锦贉绣褫，玉金题署，法书满架，妙绘盈缇，裱以云锦，轴以文犀，上下千古，早晚考究，南面称王，富贵莫能相比。”话还没说完，居士掀髯而起说：“近来您引我进入疲神的境地，栖身于蔀家之屋，饱食吐弃之味，引导无等之欲，想要磨砺我，只扰乱我的心。直到听到正论，或许算是知音。”嵇叔夜《养生论》有云：“在汤世耕作，偏有一溉之功，虽然最终归于焦烂，但有一溉者后枯。”那么我与您致力于这一溉之功也可以。

译论养生

人降生于世，禀受天地之气，承继父母之体质。有生却不知如何调养，这是辜负了天地赋予的深厚恩德，也是忘记了父母培植的恩情，怎么可以呢？只有能够调养生命，然后精神才能完满坚固，神识才能清明透亮。上等的人，可以担当重任，出仕为国家效力，即使身处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也毅然拥有百折不回的气概。中等的人，也能凭借经术文章、名物象数，使信令流传后世，成为宇宙间屈指可数的人物。下等的人，也能在优游自在的高厚境界中，俯仰无愧，与家人共享欢乐。养生所蕴含的时势意义，真是伟大啊！古人说：“人在世间就像蜡烛一样，放在有风的地方，蜡烛熄灭得快；放在无风的地方，蜡烛熄灭得慢。”人生只有这点精力，不善加调养就容易消亡，善于调养就愈发完满坚固，这是没有两样的道理。自古以来善于养生的人，没有比得上孔子《乡党》篇所记载的，言语沉默、行动静止，起居饮食，自然合乎法度，虽然没有直接谈论养生，但养生的道理就蕴含在其中，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自从老庄的门徒，喜好以清净无为为事，相信他们学说的人从而推波助澜、扩大其影响，于是就有断绝人类交往，隐遁山林，吃术草、餐灵芝，希望长生不老的人。更加严重的，炼制金石药物，尝试导引方术，期望不死反而加速死亡，想要养生反而丧失生命。从古至今，被方士所欺骗的人，几乎像同一丘墓里的貉子一样（意指同类），正不只是秦始皇、汉武帝给人留下笑柄。白居易说：“元元圣主五千年，不言药，不言仙，不说白日升青天。”〇他深刻洞察到求仙的无益，所以大声疾呼。春天生长而冬天肃杀，是自然的规律。人以渺小的身躯，处在天地之间，即使真的有延年益寿的方法，知道衰老的方术，也不能脱离世俗独立存在，与造物主争辩寿命的长短。所谓养生，只是让人不从事伤害自己的行为，不加以摧残，没有灾难没有祸害，完整地接受生命又完整地归还，就已经不辜负造物主厚待生命的心意了。养生的方法，首要在于减少恼怒，保养精气。《易经》说：“君子因此惩戒愤怒，抑制欲望。”与此志向相同。其次则是一言一动，一饮一食，都应当顺应自然，持之以恒。我〇观察西方人的养生方法，私下有所取法。房屋一定选取高敞明亮，身处其中的人胸怀豁然开朗。室内几案床榻盆罐等物，每天一定让佣人擦拭洁净，不染一点灰尘。每间屋子一定有通风的孔洞，一方面用来吸纳养气，十方面用来排出炭气。前面的空地绿草如茵，间杂种植奇花异草，不仅早晚相对，足以抒发高雅兴致，排遣闲愁，而且可以借助其吐纳之气来养生。人的衣服更换一定勤快，洗涤一定干净；饮食选择一定精美，烹饪一定精细。他们习惯劳作有固定的时候，行乐也有固定的时间。每当休息的日子，或者在郊野策马，或者呼唤朋友畅饮，或者在人群聚集的场合，弹奏一曲琴；或者在幽深密林之地，与同伴一起猎鸟。像这样，无非是为了顺应适切人的性情，活动肢体，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优游自在的乐趣，才开始不辜负大自然生育人的心意。所以我曾经说，中国与西方，风俗崇尚不同，嗜好也不同，但他们的养生方法实际上比中国人高明，因为他们取清洁而去污秽，非常符合日日更新的意思。再推广到街道，一定选取宽阔平坦，使往来的人都有走在平坦道路上的快乐，与中国街道狭窄，两旁还设置地摊，动不动就阻碍交通不同。道路上的污秽之物，每天一定命令人役打扫清洁，大小便都有固定的地方，不得任意污秽，与中国商铺居民随地倾倒垃圾粪便，乱七八糟无人过问不同。所使用的打扫人役，确实遵守规定核实办理，不敢稍微超过时刻，与中国清洁局有名无实不同。遇到疾病瘟疫，不仅每个人自己谋求医治，自己保卫，地方官府尤其一定代为谋划，使全境的人都登上长寿的境界才停止，与中国施医设局，任人自便，来的听之，不来的不强求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人看待生命特别重视，所以能合众心以为一心，做应当做的事，做想要做的事，而没有抵触难行的忧虑。中国人虽然也重视生命，但地广人稠，官府既不能一一代为谋划，而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以不能勉强做难以实行的事。看香港患疫时，华人中传染的人不愿意进入西医院居住，就可以知道界限未化；而且街谈巷议，更有认为逐户查视为不便的，就可以知道性情的差异。总之，王道贵在顺应人情，原本不必勉强人做难以做到的事，而养生之法是人生所必不可废的，概括成一句话，也不过是去除污秽而趋向清净而已。似乎对于西方的方法，不妨有所节取：在瘟疫传染时，固然可以借此辟疫；即使毫无疾病时，实行它也有益。拿这话去问那些安于平易、等待天命的大丈夫，应当不会认为这些话是空谈。

论中西养身之法不同

有病才寻求医药，哪里比得上未病时谨慎起居？这本来是尽人皆知的，不需要多说了。然而养生的道理，没有比养身更重要的了。中国人讲究养身的，认为是节制劳苦，减少思虑，饮食精美，衣服厚实。那些富有

译所谓富贵之人，甚至吃饱穿暖，无所事事，整年只是闲步，不离开庭院门户。吃饭则追求肥美甘甜直到饱足，不是鱼翅就是燕窝；穿衣则用华丽的刺绣装饰身体，不是绫罗绸缎就是狐皮貂裘。肚子已经饱了，还有人劝告要多吃；身体已经暖和了，还有人劝告要添衣。问他们原因，回答说：恐怕你会挨饿，或者受冻。愚蠢到极点的人，更在没有病的时候经常服用滋补的药方，灵芝、茯苓、人参、白术，几乎像饮食一样一天都不能离开。冬天必定请医生开膏方，杂用浓腻的补品，务求让自己肠肥脑满，然后才心安理得。等到疾病来临，遇到小病又害怕医药，畏难苟且求安。等到病情严重，就攻补兼施，温凉药物一起用，以至于早上求问名医，晚上拜访良医，议论纷纷，不能确定哪种是对的，用药物来试探病情，茫然不知所措。唉！这既然是养生，怎么能如此粗疏草率呢？

西方人却不是这样，平时习惯劳动，谨慎言语。早晨起来必定在花间散步，以舒展筋骨；晚上必定喝美酒，以通畅肢体。从孩童到少年，读书之余，必定让他们踢球荡秋千，骑马划船，使全身四肢不至于因为懈怠而逐渐衰颓。饿了就吃，冷了就穿，务必适度，没有过饱过暖的弊端。遇到疾病就立即请医生，病治好退去后，从来没有过多服用补剂，导致肠胃堵塞不通的。而且他们精通格致之学，使日常起居，事事有益而无损。

然而我曾从事医术，听西医说：养生的方法，大概有几条。一是多接触日光。富贵人家，曲折的居室深房，往往日光苦于不足，不如农夫老翁整天在南来北往的道路上劳作，得到空中的清气来护养身体。所以富人大多面色苍白而身体虚弱，穷人反而面色红润而身体强壮。这必定是每天要有若干时间在旷野行走，安步当车，或者拄着拐杖偶尔吟诗，或者看山寻找诗句，或许这才是延年益寿的方法吧？二是预防染病。人生在世，无处不应当顾虑病魔的侵扰。然而由于体质原因生病的少，由于传染生病的多。如果遇到瘟疫流行，麻疹天花时常发作，或者赤白痢疾，或者烂喉丹痧，以及呕吐腹泻霍乱之类，偶尔沾染其毒气，就会致病难以医治。西方人只注意防范，不让稍有传染，疾病就可以免于蔓延了。三是谨慎饮食。谚语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西方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在饮食方面，必定询问是否与胃相适宜，断不肯放纵贪吃，以致招致病源。这就是圣人“粮食不嫌舂得精，肉不嫌切得细”，以及“鱼腐烂肉变质，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的遗意，特别明了化学的道理，所以格外谨小慎微。四是运动血气。人如果能够常使肌肉筋骨出力，呼吸间多排出二氧化碳而吸收氧气，那么脏腑壮健，血气自然有运行而无停滞。由此胃能产生津液，肝能产生胆汁，肾脏能排尿进入膀胱，而血气流行，整年可以没有疾病。反之则精神疲倦，血气逐渐衰弱，而各种病患接踵而至了。五是追求清洁。西方人在住宅外面必定不让有死水停留，屋中桌椅窗棂必定按时擦拭。如果衣服鞋子，夏天不勤于更换，就会致使汗气熏蒸；冬天也恐怕虮虱附着身体导致癣疥，所以必定时时洗涤，或者用熨斗熨烫，或者用硫磺熏蒸，或许能免除上述各种疾病。六是勤于洗澡。人身上的皮肤大约有两千五百平方寸，每一平方寸有汗管二千八百条，这样全身汗管的数量多达七万多了。洗澡勤快，热气蒸腾，能将体内不洁之物通过汗管排出，而疮疡就可以避免了。七是勤于活动。西方人常说人如果无事闲坐，就是受病的根源，所以每天必定有两个时辰外出游览，借此舒展筋骨，让全身血液得以流通，并多吸清气以强健精神，避免终日昏昏欲睡。

这些都是养生的妙诀，与华人只沉溺于安逸，凡事不肯用心的人，固然已经相差如天壤之别了。至于纵情狂饮，以及吸食鸦片，一则让脑体受损，以至于发狂；一则让人整天安逸，精血逐渐枯竭。这是华人稍微懂得自爱的人，也不肯做的。此外如借酒眠花，乐而忘返；赌博无休，不分昼夜，这就无异于斧斤的残害，都与养生之道相反。久而久之，不仅身体不能强壮，疾病还会随之丛生。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

译关于在中国设立医学堂的议论

金陵向来有两所西医院，一处在旱西门内，一处在鼓楼大街，都由美国人主持，为百姓治疗内外科各种病症，功效显著。花牌楼又设立了贵格医局，就诊的人非常多，十分拥挤。如今干河沿文汇书院的院长另外创办了一所西医学堂，聘请精通医术的西方教习，引导中国良家子弟学习医学，入学的人每年需缴纳五十元洋钱作为学费。我读到这个消息，不禁欢喜得跳起来说：“中国的医学，大概将从此振兴了吧！”

我向来认为，中国内外科医生治病，常常不能见效，并非药物没有效用。中国向来不准解剖尸体，医生对于人体的脏腑、脉络、筋骨等，都是道听途说，未能熟悉，所以每当遇到一种病症，只是用三根手指按按手腕，稍微辨察一下舌苔，就胡乱揣摩，开方用药。比如肝脏位于胸膈右侧，而中医却说它在左侧，左侧其实是脾脏，却把它当作肝脏，难怪遇到脾病就说是肝病。心脏位于左乳旁一寸左右，而中医却说它在中间，所以俗名胸口为心潭，也叫心口，胸口中间其实是胃，却把它当作心脏，难怪遇到胃气、脑气筋不安就说是肝气。其他如脾脏主管储藏肝脏的余血并生成津液，而中医对于泄泻病症，必定说是脾胃不和，难道他们不知道泄泻是由于肠中有刺激性物质吗？痰液停留在肺部，通过气管咳出，而中医说各个脏器都有痰，而且身上长痈疽未溃烂的称为痰块，已溃烂的称为痰毒，看见大便中有胶状黏液，就说是痰已经泻出。唉！难道痰也随着血液流动吗？为什么身体内外都有痰积聚呢？种种模糊不清的说法，都是由于不了解各个部位所致。那么，中医即使不效仿西医解剖尸体，难道可以不仔细研读西医所著的解剖图说，以期逐渐弄明白吗？

然而想要弄明白，非在医学堂学习不可，仅仅阅读翻译的书籍，还是不够的。如今金陵文汇书院的医学堂，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经费有限，势不可能遍招天下的人才。只有天津北洋医学堂由官府设立，招收聪慧且精通西语西文的子弟在其中学习，试验可行后才得以推行其道。然而规模虽然扩大，还嫌局限于一隅。我认为想要振兴西医，应当奏请朝廷批准，在二十一行省中各创设数十所医学堂，起初聘请西医担任主讲，等到学生已有心得，就可以互相传授，无须再向西医学习。实行多年，医学日益兴起，还担心什么药物无效，百姓苦于沉疴呢？

然而还担心乡村愚民固守成见，不肯相信西法，有病仍然向中医求诊。办法应当在医学堂中印刷医报，或每天出一张，或每月出一册，凡是泰西新出的药物及新得的治病方法，罗列在报端，使读者能够通晓。医生如果治愈了一例疑难病症，也可以登报以扬其名；如果治疗不当，报中的执笔医师可以秉公评判。这样，做医生的可以逐渐增加学识，即使不做医生的人也都知晓西医确实有效而渐渐相信，这难道不是使百姓走上仁爱长寿的道路吗？

况且西医必不可少的地方，有几点：两军交战，血肉横飞，百万生灵大半断颈折腿，得到西医为他们敷治，功效可以比中医高出十倍，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点。大饥荒之后，必定有瘟疫流行，寻常汤药方剂未必果然灵验，得到西医悉心诊视，往往能起死回生，如法医叶丽文治疗时疫，日本医生北里氏治疗烂喉痧，记载在报章上，有目共睹，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二点。接生这一技术，华人都依赖稳婆，妇女无知，容易坏事，得到西医为他们接产，手法灵敏，母子都庆幸平安，曾有华人生产危险，几天不能生下，不得已改请西医动手，顿时风浪平息，这是明证；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三点。至于官吏尸体有仵作来供役，然而除了杀死、殴死之外，众目昭彰，其余或下毒，或用绳勒，或设法闭气，或暗伤致死，仅凭《洗录》一书未必能知道详细情况，得到西医反复勘视，指证确凿，疑义全无，生死都免于含冤，案情无处隐藏，这是必不可少的第四点。这些显而易见，其利益人所共知。

至于医法的精妙无穷，不是埋头其中的人难以一一了然于胸。那些抨击西医为霸道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西医治病的办法，而且从未见过西医书籍。希望各位尽心谋国的公卿，熟知西医有利无弊，逐渐将学堂扩充充实，不让传教士独占美名，或许大地皆春，人民共登长寿，我不禁拭目以候。

论中国适宜设立官办医院

去年冬天寒冷太久，有人说今年夏天的暑气也必定更甚，果真如此，那么今年夏秋之间患病的人必定很多。患病的人越多，医家越显得忙碌。因此想到上海一隅，医室林立，其中略懂医学的人固然不少，但名为医生，视人命如草芥的也不胜枚举。

译从前范文正公说过“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话，确实是认为医学足以养生济世。然而现在所谓的名医，只读一两种医书，跟随一两个当时的医生，就挂牌行医；至于问到《内经》《素问》等书，却茫然不知是什么东西，却厚着脸皮告诉别人说：“我是当今的缓和。”难道缓和也是这样不学无术吗？这就是我常怀愤恨，认为害人最严重的没有比医生更甚的了。人们不懂医，不过是坐视人死；现在因为懂医的缘故，反而残害人的性命，这是救人的人反而成了杀人的人。人们为什么不恪守“不药中医”的说法，而自投死地呢？《礼记》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这话应当深思。然而世间有追逐恶臭的人，常常不顾人的生死，而博取自己的名声；偶尔有一万分之一侥幸猜中，就志高气扬，夜郎自大，请求封赏必定要几枚番饼，轿金则要求几百文制钱，任意索取，还不时到来，必定等到夜深人静，才慢条斯理地来，身子还没坐定，就连声催促，认为先生很忙，不能为你久等。可是为什么整天在家，又好像非常空闲呢？唉！病人盼望医生，超过农夫盼望丰收，盼望得非常殷切，回报的却非常悲惨。一经医生之手，往往导致断送余生，他们甘心做勾命使者的奴隶，真像与人有不解之仇。望、闻、问、切这四种方法，没有一种能让人不疏忽，强弱病不察虚实，药物胡乱投用，总是拿人命当儿戏。况且世间多懦弱善良之人，死了就归咎于命运，好了就归功于医生，所以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不再细心体察。他们所倚仗用来欺骗人的工具，不过是伸出三根手指，稍微按按手臂，睁大双眼，看看舌苔，草草开方，拿着给人说：“这药一帖，明天就能起床了。”等到第二天，果然从床上起来了，却是被抬进棺材了。呜呼！古人比作良相的，现在却是所谓的民贼。律法规定杀人者死，庸医杀人，治罪也有专门条款，现在却一概置之不问，从未杀一个以警示百人，这难道是因为地狭人稠的祸患吗？不然为什么任由这些人横行呢。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就不流动，不停止就不前行。想要正本清源，不如设立官医院，参考京师大医院及西方国家医院的方法，作为储备人才的地方。院内储备一切书籍，招收聪慧子弟入院学习。不是从院中出身的人，由官方考试，选择医理精通、医书纯熟的人，录取进入官医院，让他们临床实践一两个月，看其究竟如何，然后发给执照，允许其行医。院中众人，也允许他们外出诊病以资助津贴，只是不准抬高身价，以体恤贫民。而施医局的官医生等，就由教习学成的学生兼任，既可以节省有名无实的费用，又可以资助学生积累经验。不出十年，良医必定日益兴盛，而百姓没有不蒙受其恩泽的了。然而有人说：官医生兼看囚犯，恐怕人们不屑于做。不知道犯人尚未定罪，还是平民。即使罪无可逃，如果不打算让他死，怎么忍心不给他治病？既然想让他死，不如不医。名义上给他治病，实际上仍听任其自生自死，这不是仁者的用心。又有人担心经费不足。那么以上海为例，绅士富人云集，好善者多，施医施药，每逢夏秋之交，各善堂也有举行的。虽然资金多被中饱私囊，毫无实效，但所费终究不赀。为什么不将经费与施医局的经费，全部移作官医院的用度？大约计算所需，除学生自备资斧以节省开支外，其余只有药本较大，似乎应当量力而行。至于杂用，每年不过千余金，加上官款可借、可拨、捐输可劝，不必担心不够。最难之又难的是，没有公正廉明的人做董事罢了。然而不这样做，恐怕其害没有尽头。读《论语》“南人有言”一节，知道巫医同道等用于古已然。然而巫不足以生杀人，而医生确实掌握生人杀人的权力。天道好生，人命至重，名义上都有割股之心，及至出手，却比刽子手更狠，民命怎能承受？我写这篇论，不仅为苍生乞命，而且想为这些人造福。今日进献百金的人看到，或许会猛然醒悟，然而返回正道吗？

译微虫医学新法考

关于微虫致病的学说，每日都有新的发现。各国精通格致之学的士人，考究疾病的根源，获得了这一新的理论，而病理也因此得以阐明。治疗疾病的方法，完全改变了旧有的章程。例如产后热症与鹅喉等症，都得以用新法医治。而且瘟疫症、牙关紧闭症、天花症、黄热症以及一切因微虫侵犯而得的病症，也多创新了治疗方法，有的在病症未显现时加以预防，有的在病症已形成时加以治疗。又如癫狗咬伤、肺生牛乳饼（结核）、头面肿胀，过去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现在用治疗微虫的理论来治疗，非常有效。将来推广开来，哪里还难得到万全的方法呢？近来自从人体自身具有抗拒疾病的道理被提出后，医学也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机。起初人们认为这是虚妄的理论，现在则是确凿无疑、不可磨灭的真理。曾经有轻症不吃药而痊愈的情况，这是因为肌肉、脏腑与病虫相争，往往脏腑获胜而病自然痊愈。〇能够医治人的，并非医生自己能把病治好，而是帮助病人来治病。如果说不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向来以治疗某种病症为擅长，到了这种病症上却也没有效果呢？难道不是因为病人的脏腑太虚弱，即使得到帮助也不能取得全胜吗？所以知道病人自身能够抗拒疾病的道理，比微虫为患的道理更加明白且切要。这叫做返归根本。如果已经遭受微虫的侵害，而想着用猛药去杀灭它，或者设法阻止它的生长，或者减轻它的烈性，这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凡是致病的微虫，不论其性质猛烈还是有毒，也不论它如何暗中滋长。〇想要制止它，不用淡汞、绿毒水或含铅的水就无法成功。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汞药的人，一旦遇到肺炎或小肠发热，或者瘟疫以及各种微虫为患的病症，其病情势必比不习惯使用汞药的人更加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把虫子放在筒中，用毒药杀灭它，与人遭受虫患而投药杀灭它，都是用毒药来制服毒虫，为什么这里能杀毒而那里反而助长了毒势呢？不知道筒中只有毒药与毒虫相对，而脏腑中则有生命存在于其中。这生命能够抗拒病毒药的毒性，既然能够杀灭毒虫，也就能够伤害这生命。生命受到伤害，那么抵御外侮的力量也就丧失了。有人问这种守御的力量从哪里获得？回答说：人身血液中的白汁、白轮都能杀灭虫子，而且能吞噬虫子。那白轮守卫身躯，可以比作军队守卫地方，假设有外患侵犯，是不相容的。又有一种病质的名称叫晏地铎善士，由脏腑肺中生出。凡是毒虫所遗弃的毒素，都被这种物质化解。根据亚门歌沙及傅兰昔士哥舍路美的证实，病虫的毒素首先在于它所遗弃的物质。晏地铎善士这种物质如果不能消化病虫所遗弃的物质，就一定不能改变其毒性。而且脏腑因为与病虫相争，其功能忽然改变，并且必然产生一种毒物，作为病虫助虐的工具。想要摆脱病虫的危害，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将其毒素通过正道驱逐出去，或者将其毒素改为无毒。浅显地说，就是或者驱逐它或者焚烧它罢了。这种毒素焚烧之后，其余烬毫无恶性。所谓焚烧它，乃是用养气充满其内，譬如炭得到养气而焚烧的意思。至于这养气从哪里来，〇犹如血液中的红轮经过肺管而吸收得到的，护卫脏腑，驱除虫毒，以这种气的力量为最强。凡是讲究药性，必须以培养养气为主。试举调治小肠发热为例，近来人们知道这种病症的危险，多用冷水沐浴身体，并频繁饮用清凉的水，就能减轻病情以至于不用吃药。过去一百人染此病而不能痊愈的，有十九人；现在一百人中只有四人。实在是因为使用冷水则红轮中的养气可以焚烧血液中的热毒，而这热毒实在是致病的由来。又内伤之症尤为厉害，染上而能痊愈的很少。欧洲医生讲求新法，想要杀灭肺中的病虫，其方法有用制成的淡血汁导入体内，不料没有得其正道，反而加速了死亡。总之治疗内伤的方法，比起三十年前没有进步，即使说新的理论没有所得，也可以。为什么呢？内伤的病大多生于虫，如果用外法治疗，不至于害人，不止是我所说的，不如仍然使用旧法，听其自然，将肺肉的元气功用随时保养，使其自生守御之力，从而驱除病根更为得当。西国老人院的医生剖验死尸，往往遇到内伤复愈的痕迹，在肺上，因而感到诧异。那么内伤可以痊愈，明显而有证据，而且其痊愈出于自然，并非由外力的帮助，实在是由其肺自强而病至。问其肺为什么能自强，其力为什么能自生，医生怎么能追踪其踪迹？而且究竟如何使其必然自强，现在还不知道。敢留如此多的新义供后学讲求，如果得到此法，确实对人寿大有造益。由此观察考察。微虫细病，杀灭虫子的方法，未能穷尽医理的要旨。向来人们都将心力致力于此，又不允许脏腑自强，实在是误入歧途了。从此格致之士学习并练习，讲求人体自然抗拒疾病的道理，那么驱除微虫的方法就完备了。这门学问正在萌芽，如果成功，将成为后代专门技艺之一，其益处之大，正不可限量。

论脑

美国人晏地臣

译这里所要论述的，既不是特异的新奇事物，也不是古人未曾阐发过的新道理，而是想要搜集远近的证据，来阐明近代关于人性疾病的学说。人的行为举止，源于本性，而本性又受制于大脑。道理出自自然，并非没有缘故。柏林有傅烈、士治、并歇、色二人，著书创立理论，认为大脑的部位与功能关乎品性，从而进行考究试验的人，名叫花利亚，极力证明那两人的说法并非虚妄。关于本性受大脑制约的道理，近来已有人信服。〇用健康人来验证，用病人来验证，更用牲畜禽兽来验证，都有凭据，表明本性自有其根源。凡是人的动静，大脑内的质点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乞治士是格致（科学）名家，曾考究过因过度劳累而困倦的人，发现其脑管确实发生巨大变化，休息之后，脑管又恢复原状。有人不肯信服这个新道理，但既然诚实的人历数证据，那就不得不把这个道理与其他道理相提并论了。古人只相信邪恶的情思、念头只有人类才有，但细读罗文士、立薄、打云诸位先生的著作，发现禽兽也都有这些情思。所以近代人多认为，禽兽的本性、儿童的本性与成人的本性，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罢了，并非完全不同。又人心思所受的规律，也与禽兽所受的相同。人与牲畜的大脑，都同样发生变动。如果这件事确实如此，那么人为什么敢触犯国法，以及人的本性像父母，也就有可以探寻的道理了。这个道理首先分为两个纲领：一是仔细考察微细物质相互作用的原理；二是灵魂特异的原理。有林布罗扫者，留心这两件事，考出犯法与癫狂的人都是由脑病所致，写成书籍论述，读来意味深长。他考得凡是相貌不合常规的人，多犯法，头面不合常规的人尤其严重。五官端正，骨骼合乎法度，很少有犯法的人。查考那些不畏国法的人，其头面多是太大或太长，牙床骨外露，两耳横向伸展太过，很少合乎法度的。英国医药会曾命令办事人员查察学堂中的学生，发现性情质朴、感觉迟钝的人，其两耳有偏薄不足之处，那么其脑力也不足，而才智也甚弱。有凌顿当医士考知愚笨鲁钝的小子，与蒙古人以及黑人的骨骼非常类似，暂且不论前人如何论述，且以亲眼所见的事实为证。凡各种人类自有一种性格面貌，自然不同，各种疾病也有面貌不同的。这都是因为内外骨肉改变而成，一种骨骼，或形成一种疾病。但阅人既多，就知道犯法者、癫狂者、愚蠢者、无志者，其骨骼面貌多不端正，而且越久越严重，比起端正明智的人，自然更加严重。更新一层道理，在考究骨骼面貌之外，添入考究灵魂的方法，分辨好人与癫狂者，或犯法之人，最难把握适中的界限，犹如分辨有病无病的肌肤一样。如麦士那多所说，有病与无病所差的，仅在强弱之间，而非异类。肉管之内，以及脏腑只存在一种生命力，病之有无，生命力是一样的，这生命力或强或弱，如果不遵循生理规律，以至全身脏腑失职，这就叫做病。犯法之人，也可以同样理解。善恶的部位，都难以划分界限，各类心思意念，同受一种纪律治理。人活久了，断无不曾荒废其意向而想要作恶的，但那时必定因为我的恶部位与灵心相互感应，遂成恶念罢了。前人只认为人类能行凶杀戮、偷盗各事，现在试举证据来驳斥此说的不周全。虽然下至昆虫鳞介之类，与禽兽同样没有不可行凶为盗的，蛇类常常吞食自己的孩子，蜜蚁常常将异族杀害而侵夺其产业。罗文士著有一书，名《生物勤敏考》，记载生物作奸犯科的证据，其论述非常完备。他曾论述蚂蚁的本性有几类，其憎恶超过爱情，但也有仁慈极其显著的。有阿道品者，考知雀鸟中有具备盗贼能力的，有几类鸟惯于偷盗，所以常常行踪令人不解其故。

译大鼠、小鼠、豹、狼、兔、鸟等，都有杀害同类的情况。狗中有被主人用绳索系住脖子的，夜间狗自行挣脱颈上的绳索，跑了几里远，捕获羊来吃。吃完后，跑到溪涧清洗血迹然后返回，再次系上绳索以欺骗主人。猴子常常嫌弃孩子负担太重而将其杀死，猴子又喜欢行骗并偷盗。还有禽兽凶暴不受控制，一旦被激怒，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同类，也会遭受其毒害。由此看来，禽兽也有七情六欲，与人没有区别。还有禽兽充满爱心和慷慨，能舍生救同类，甚至救济异类，也有这种情况。上文说禽兽杀戮同类、偷盗掠夺，都是为了自我保护。但有时所作所为都出乎意料，不合常理，那一定是因为脑部疾病所致。试着反观没有教化的人，就会发现作奸犯科的事情更多。这些人大多轻视人命，贱视妇女儿童，更贱如草芥。活地君搜集天下未开化种族的事迹并记录在书中，详细记载野人残暴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淫祀鬼神所致，有的是放纵本性而为。在我们美国埃大荷省，有人与当地人长期居住并了解情况，那里残杀婴儿的事情非常平常。如果仔细考察小儿，也能彰显格致之学的妙处。小儿的灵性介于禽兽与成人之间，用小儿比喻禽兽似乎不太雅观。但仔细考察人类的灵性，自然会发现小儿的灵性与禽兽的灵性完全相近。小儿刚出生时，类似禽兽的特征最多，其手脚的动作和啼哭的声音很像猴子。小儿逐渐长大，其恶性也必然先增长，其意念比起成年的正人君子更加自私自利。小儿的意念比成人更容易激动，而且不像大人能控制自己的心志。小儿被人激怒时，常敢算计伤害激怒他的人，或者仗着宠爱偷取好吃的食物，或者偷取玩具，自己昏倒不起，尽情施展顽劣本性，这都是平常之事。即使是向来有教养的家庭，也难以避免如此。小儿触犯国法而获罪的常有，有的杀人，有的凌辱他人，实在是不懂管教与责任两件事。并非小儿的意见能分辨，欺骗、矜夸、骄傲、残忍，都是少年容易沾染的习气。这些劣品虽然是大人们最忌讳的，但小儿却习以为常。凡是小儿有这些恶品，自然不是善类与之亲近的人，难免有被害的危险。凡是童子脑汁缺陷，智力弱、口角流涎，像傻像痴，加上灵性日渐降低，每每变成作乱犯法的人。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脑部脑质，或缺乏，或受伤，或患病，所以心性失职。犯法的人，心神无力不能自主，即使在牢狱之中，也觉得其狂妄之性日益严重。那些定期发作的羊癫疯患者，也是如此。有一位看守监狱的人，考察得知监狱中犯人心性自乱的，占十分之四。妇女则以行经之年为多。林布罗考察得知，在监狱中，凡是羊癫疯盛行的地方，杀人的案件也越多。癫狂与作乱犯法两件事之间，差别不大，极为要紧。凡是做事成为癫狂基础的，也可以成为犯国法的基础。譬如狎邪饮酒过度则癫狂，也可以乱性而杀人，或者因贪心而偷盗，不由自主，实在可怜。监房之内，癫院之中，多是酒色过度的人。则急备说：犯大事的人必然从犯小事开始，犹如病症必然从抽筋开始。又说：癫狂的人与犯人本来没有种类之分，人人都可能成为他们。凡是心性失职，道德淡忘，而又脑力受侵，就极易成为这样的人。林布罗所著的《正人君子》和那多所著的《遗传后世篇》两书，引证很多，表明男女劳心过度伤害脑筋，以致灵性改变。那多的书最详细，且从古诗、古史、古画、古歌中得出，常见男女发狂作乱的情景，或由父子遗传，或由病害，或由过劳。曾经有人说过，作乱犯法的人变成癫狂，必然比普通人多四十倍。凡人从幼年到成年，依次发现其性格，可以追寻其踪迹。初生时发现的是本性，次后发现的是才能，最后发现的是道德，于是即成大人性格。其发现的事情应当有进步，不应当有阻碍。如果有阻碍，那就无异于草芽初长而被伤害。所以人性的发现，如果在两三岁时受疾病侵害，那么所存的只是本性，知识道德全无，长成愚蠢的人。如果其发现到八九岁为止，那么长成之后，知识欠缺，志气不雄。如果人性发现到十五六岁为止，那么此后此人虽有才干，必无道德，世上这种人最多，自恃才干，最终导致坏事败名伤节。必须人性的发现长进不已，才能自成出类拔萃的人，然后才德兼优。又人的恶性，大多与父母遗传有关，无异于肥壮的人，就生肥壮的儿子，有才能的人，就生有才能的儿子，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此父母或善良或愚顽，儿女也就相似，人们认为儿子像父亲，是由于习染，细思

译上述观点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遗传自父母本性的情况占多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父母杀人盗窃，儿女就一定会杀人盗窃，而是说他们的儿女本性中就敢杀人盗窃。凡是父母嗜好饮酒，或者患有癫痫，或者精神癫狂，或者性情凶恶，所生的儿女性情必定偏激，容易做出横逆犯法之事，无需后天习染。有笃地路的人叙述竹士氏一族，足以作为遗传性的证据。其始祖名叫麦士竹士，属于酒徒一类，终日沉醉于酒乡，在七十五年之间，共生出二百名凶恶盗贼的后代，又有二百八十名后裔，有的失明，有的痴呆，有的内伤，都成了废人，又有九十人沦为娼妓，又有三百名少年夭折，男女孙子共七百零九人，真正诚实的不过三四个，男子中能从事手艺工作的仅得二十人，其中有十人是在狱中学习了这门手艺。那么，因酒成癖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又有人考证发现，匪类也多以痴呆遗传给后代，而遗传给长子的情况尤为严重。有么利士的人考证发现，某人连续四代明显有遗传罪孽的证据，其势越推越下，到第四代就断绝了。再仔细考察做父母的，有的患有花柳病，有的患有肺结核，有的患有乳腺疾病，有的患有酒癖，有的患有脑膜炎，那么子孙必定多生妖孽。历查做匪作孽的人，发现他们有的承受了父母的遗毒，有的自己得病损伤了脑力功能，以致德性亏损。然而，交往习染、教育栽培，以及环境气候，都可以塑造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以父母遗传为基础，以交往为习染，以教育为栽培，这三方面都优秀为上上，三方面都差劣为下下，总在于衡量这三方面之间，那么人的造就如何就可以知道了。古人愚昧，不明邪说充塞，凡是见到有人癫狂，或者手足抽筋，或者染上同类疾病，就指责为被鬼迷惑，即用严刑惩治，或者囚禁于狱，或者绞死于架，或者焚死于炉。史传所载，我国昔日纽英伦地方有迷人之鬼艇，就是这类事情。今人听闻此事，无不怨恨古人愚昧，而怜悯这些无辜之人。于是凡事改变，设立癫狂医院以调治，凡染此症之人均聚居于一处，以资调治。又设立义堂，以收容愚钝之人，志在挽救这些不幸之人，使其变为有用。不知为非作歹之人，有的出于不幸，由父母相传，有的脑力失养，乃成性病。善士仁人，为什么不设法消除父母遗传罪孽之事呢？此论大有关于国计民生，希望习医之人留心考究其理，使天下之赤子无不均沾其益，那就太幸运了。

译卫生新法

美人佚名

美国农务局现在考察人的饮食以何物为适宜？其方法先制作一个大箱子，让人坐卧在里面，或数小时，或数日之久。此人的饮食、呼吸、大小便、汗垢等，都可以测量其多少。箱子长七尺四寸，高六尺五寸，能容纳一人在内，里面用铜镶衬，顶部有进出空气的装置，以研究其呼吸的多寡。箱内设有台、椅、床、桌等，其饮食、呼吸、大小便都用化学方法考察，就能辨别其中所含各种物质的多少。又调节室内的温度，用管子通冷水到进出空气的装置，这冷水能散发箱内人身发出的热气，使室内的温度保持不变，所以人久居箱内不会感到烦恼。考察的人须常在旁边，供给其饮食，并细心称量其食物的轻重。曾将人试验两次，一次是二日半，一次是十二日。第一次则将瑞典人置于箱内，除衣服不算，称其体重一百四十八磅。此人性格非常贪吃，留在箱中二日，每日所吃的食物：熟肉四两，鸡蛋三个三两五，山芋五两，面包八两八，牛乳饼干三两五，黄油一两一，奶酪二两七，牛奶三十五两一，白糖八钱，咖啡十两五，每两合华权七钱五分（注：此处原文“架非茶”应为咖啡，“华权”应为华权即中国重量单位）。以上食物共重七十五两六钱，另外渴时饮水不计。所吃的食物都很清淡，不加香料、油、盐等味道。查食物中能起到卫生作用的物质有三类：能补充脂膏的，一是肉味、牛奶、米、麦、豆、菜中所含的油，能补充人身脂膏；二是瘦肉、蛋白、乳粉、筋等物，能补充人身肌肉丝血脑；三是糖质、淀粉、酒类之类，能补充人身暖气膏油。这类物质虽有助暖之功，但所供暖气甚微。能补充肌肉丝的物质名为蛋白质，此物能生成膏脂，能助暖气。若净油与淀粉糖质不能具备这三者功效。所以计算食物的精质，宜知道蛋白质与炭粉即供暖气之料。考察箱内之人每日所食之物内含蛋白质四两八，又含炭料，能使六百五十余磅的水从三十三度热至滚度。所饮的咖啡毫无养生之计，如有则来自所加的糖、乳、细核。其所饮食又仔细核算其所遗弃，则知每日能长血肉多少。考察此人每日长蛋白质约半两又。长肥膏约二两，可见他所吃的食物内含养身之料有余了。然而也无足诧异，因为他平日操作甚劳，而性格又贪吃。现在则饮食相同，而劳逸不同，所以能长血肉。再将此人试验，将所食牛奶减少一半，由此见其饮食之物只含蛋白质三两九，又含炭料，比较前次减少了二百六十九分之十一。连试二日半，考察得此次此人每日身中的蛋白质无增减，惟肥膏每日仍长多半两，所以知道此人若安逸无劳，他所吃的食物仍得养生之料太多了。由此推得他初次所吃的山芋、牛奶、牛油三物各减半数，则适当其肠胃所需。**

**其次又另试一人，年二十三岁，比前次的人更高，不穿衣服称其体重一百六十八磅。此人惯在学堂习读，作工于书院，筋骨颇劳，而饮食很节约。初试之日，饮食之物皆其自择，计算所吃的熟牛肉三两四，山酱三两五，白面包五两四，黄面包八两八，豆四两八，黄油一两六，牛奶二十二两九，糖六钱半，咖啡四两三，共重五十六两三。考察此人每日消化得蛋白质三两三，所含炭料能使水五百五十磅升高科伦表一百八十度（注：此处原文“科伦表”疑为温度单位误译或特定仪器，暂直译）。试验之时分为五次，第一次值一日三分之一，第五次值一日二分之三，第二、三、四次均以三日为一次。初入箱內略读片刻，筋骨脑力皆不过劳。第二次或读德文、物理事物，劳心思脑力甚多。第三次则或坐或卧全然安息。第四次则劳动筋骨，每日动作八小时之久，皆以手举重物一上一下。考察其安息的一次，每日长蛋白质半两，亏损肥膏半两。未试之初认为饮食之物适当养身于闲暇之时，今得蛋白质有余，炭料略不足。其专劳脑力的一次所得安息与炭料息一次相同。至大劳筋骨的一次，则所饮食之物不足供其身之所需，每日损耗蛋白质六分两之一，又损耗膏肥六两九，因劳动筋骨之日比安閒之日多耗炭料百分之五六十分，是以多耗蛋白质半两，并耗七两之外以补之。若将其所食牛奶、油与牛奶二物加倍，另多食干肉，其损耗必不甚然。上文只论炭料能供人身之暖气，其实人身所发之力亦耗炭料，但量度人力之事精微，须更有至精之机器始能适用。故试演以来，渐觉初时之器**

译完备的尚未齐备，此后或许增加或许修改，追求更加完美。卫生的宗旨，或许因此更加明白了。

译养生论

美人阙名

养生与饮食的关系，由来已久！近来考察名医的著述，发现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人最适宜的，不过是回归本原罢了。所谓回归本原，就是回归上古之人所吃的食物。上古之人，喜欢吃新鲜水果、果仁、肉类和蔬菜，这些是后来才兴起的。橙子、橘子、苹果、梨、葡萄、香蕉，以及番茄等所有成熟甘甜的水果，土质和盐质含量较少。果仁如杏仁、榛子、胡桃等，都极其滋补，能激发体内的元气。至于鱼、鸡蛋、牛奶和奶酪等，只可作为菜肴的点缀而已。其次，像奶酪的渣滓和家禽肉，只是勉强凑数，并非上佳选择。干燥的饼饵，比果肉更难消化，且容易胶结堵塞，导致肠道干燥，所以多吃烤焦的馒头，常常会导致身体虚弱。因为干燥坚硬的食物，经过腹中的热气，先变成胶状物，等到胃火将其转化为格罗考司（胃酸），甜果和蜂蜜中的糖分才容易消化。茶、酒、咖啡、大麦水和烈性酒，不过只是刺激神经，纵然能滋补，也极其微弱，所以以少喝为宜。如果非要喝，只有牛奶较好；但如果进食时慢慢咀嚼，津液自然产生，即使不喝水也可以。只是吃水果的人，水果也可以代替饮水。米、麦等干燥的食物都会使血液燥热，得到水果中吸收的天然清露来调和，则血液清爽而肠道滋润，所以它们是上佳选择。吃干燥食物会使血液燥热，而吃蔬菜又难以养生，必须戒绝干燥食物，少吃米，每顿饭必须以新鲜水果、果仁为主，辅以羔羊、小牛和一切肉类。幼年养育幼儿时，土质和盐质摄入较少，然后才能收到滋养的全部功效，宣发本体元阳的妙用。如果新鲜水果不能常得，就用热水浸泡果干，使其恢复原状再吃，也很好。世俗喜欢吃的麦片粥，虽然难消化，但能磨去胃中的污垢，也有可取之处。至于糖类，由果汁凝结而成的，一到胃的上层就化为甘蔗、苋菜、黍米、萝卜等制成的，必须经过胃的内层才能消化。又盐与胡椒类，凡是辛热的物品，都是用来震荡血液的，调养不当的人不用为贵。听说，住在法国的一位先生，效法猿猴，不吃血食，也不吃谷物，专门吃水果和果仁。当时的动物学家非常赞同，认为人本来就是食果的动物。医博士汶司所著的《延年益寿编》（见第五年《格至汇编》），将食物分类，研究其利弊，列了二十多页的表格。土质和盐质以果肉、果仁为最少，畜肉次之，蔬菜又次之，五谷、豆类最多。水果中不含养气的蛋白质，即胶质与微丝质，这种物质积聚在血管中，容易致人衰老，且多年含有酸质，如柠檬酸、苹果酸等，这些酸能消除胶质与微丝质，能使血液不浑浊而帮助消化，人年纪越大，血管的功能越衰退，血液不浑浊则畅通无阻，循环更快，兼能凉血，不让血液的温度与天气相差太大，遇到寒冷不会畏缩，养气和有益的营养消耗自然就少，米饭也容易消化，但含有土质、盐质也多，果品不仅到胃即化，而且所含的营养大多到胃即化入血内，不像五谷的饼饵，必须经历胃的上中下三层，才能将养料化入血内，所以养生家认为吃果品、瘦肉最适宜，空腹切勿过劳，凡事量力而行，不要损伤筋骨，平时多准备汽水，蒸白水为汽，收集其露水作为饮用和烹调之用，沙漏过滤的雨水虽然不是很清洁，也很好，矿泉水很贵，只有葡萄的功效与之相似，历久不衰，而且葡萄尤其能滋补培精血、生津液、平肝益肾，宽肠利气，且磷酸极多，利于补脑脑气流行则机体灵动，其糖分入胃即化于血内，膏料又能产生胃汁，帮助胃消化，吃蔬菜的人每喜欢葡萄，这就是证明，其他助火的物品，虽然帮助消化，不如使胃火常足，而不依赖这些，尤为养身的上策。

卷一百 通论部一

致直隶讷制军书，金壶浪墨摘录。

浙江巡抚刘韵珂

浙江自战事兴起以来，商民捐助军饷，数量已经很多。宁波府是全省的精华之地，被侵略者搜刮一空。去年秋天歉收，饥民闹事，筹集资金赈济，实在已经穷困潦倒。再加上贿赂侵略者的银子，劝令捐输，势必不会答应。如果像四川那样提议增加粮赋，万万不能实行，必定导致忠义之心变为怨怒之气。所以剿灭侵略者的银子可以劝捐，而贿赂侵略者的银子不可以劝捐。我只据实陈奏，不敢稍有欺瞒。愚钝之言，希望大君子包容并教导我。就近看天下大势而言：文官爱钱而贪生怕死，武官既惜命，又爱钱，导致国库空虚，民脂民膏耗尽。军队没有斗志，百姓有叛乱之心，战固然败，守也败，和更败。然而战守的失败，败在无人；和谈的失败，败在失策。侵略者是否反复无常，暂且不谈。即使目前的善后之计，已有朝不保夕之势。因为帮助侵略者作乱的是汉奸。除了寻常的侦探、放火各犯外，那些为侵略者出谋划策、执戈相向的人，何止万人？侵略者虽然停止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