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文教部六　译着

译忠

我私下认为，当今的中国，被外国人欺骗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自道光末年以來，他们与我们签订的条约税则，就是把以前用来欺骗东方各国的做法转而用来欺骗我们。于是，他们的公使在京师傲慢亲昵，以此凌辱我们的政府；他们的领事在口岸强硬蛮横，以此对抗我们的官员；他们的大小商贾盘踞在租界，以此剥削我们的工商业者；他们各色各样的传教士散布在内地，以此迷惑我们的百姓。他们之所以如此悍然不顾，敢于这样做，是因为欺骗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真假虚实。然而，他们的真假虚实，并非不让我们能够知晓。外国各国，他们政令的宽严、国势的强弱、民情的顺逆，以及上下同心相互维系，从而形成风俗以抵御外侮的情况，大抵都通过本国的语言文字，不怕繁琐地记录在书中。该国的人人都能知道，其中没有丝毫隐瞒。中国的士大夫，那些拘泥古法、守旧的人且不说，而一两位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通、文字不懂，不能广泛阅读他们的书籍，于是就不能全面了解他们的风尚，想要不受欺骗，怎么可能呢？虽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那么，想要让我们士大夫中在位的人完全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完全打通他们的壅塞蔽障，从而参观互证，完全掌握他们软硬兼施手段的原因，那么翻译书籍这件事，难道不是当今的急务吗？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战场上战胜是这样，在朝廷上战胜难道就不这样吗？泰西各国，自从明朝通商以来，他们的传教士已经将中国的经传纲鉴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康熙年间在巴黎、伦敦设立汉文书馆，近来各国都会不惜重金，都设立了汉文馆。有能将汉文书籍以及古今小说翻译成他们本国语言的人，就给予丰厚的俸禄。他们的使臣来到中国使馆，都用重金另外聘请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彻底通晓其中的底蕴不停止。各国对求知汉文如此重视，而对于翻译书籍这件事，其重视且持久又如此。近来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然设立了同文书馆，招收学生来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但开始做事的意图只求通好，不专门翻译书籍。即使有翻译成的几种，或许仅用于一事一艺，没有将政令治教的根本条理贯通翻译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那些律例公法之类，偶尔有摘译，或者文辞艰涩，失去了原书的面目，完全丧失本来面貌，或者挂一漏万，割裂重复，不足以作为考订的辅助。翻译这件事，很难啊，翻译将怎么做呢？平时潜心考察，必定先将所翻译的与用来翻译的两国文字，深深喜爱，逐字逐句比较，以考察彼此文字衍生之源，同异的原因，所有相当的实义，委曲推究，务必审慎，声音的高低，分析字句的繁简，穷尽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深奥折的原因。像这样，那么一本书到手，经营反复，确切知道意旨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里领悟神解，挥笔书写，翻译成的文章，恰好符合所翻译的内容而止，而没有丝毫出入于其间。像这样，才能使读者得到的益处，与观看原文没有不同，这才算是翻译。

译如今的翻译家，大抵对于外国的语言，或许稍微触及皮毛，但对于文字中细微深奥的含义，以及各国所谓的古文辞，大都茫然不知其名称；或者仅仅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而汉文却粗陋鄙俗，未曾窥见门径。让他们从事翻译书籍的工作，读者翻开书卷还没读完，那种俗恶的气息就令人作呕。又有的转而聘请稍通华语的西方人口述，旁边听写的人只是大概摹写，其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未能传达清楚的，又掺杂自己的意思武断地加以判断。通晓洋文的人不懂汉文，通晓汉文的人又不通洋文，所翻译的书籍驳杂迂曲讹误，被天下有见识的人鄙夷嘲笑，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中国对于应当翻译的书籍，既然没有全部翻译，所翻译的一两种，又都驳杂迂曲讹误，而想要寻求一位精通洋语洋文、兼通华文并能深入堂奥、足以担当翻译重任的人，纵观中西，同心者少，那么翻译书籍不容稍缓，而翻译人才不得不及时培养，是不用说的了。我生得晚，外患正兴起，内乱接连发生，东南沦陷，科举考试除了汉文之外没有别的途径，于是我在拉丁文字上肆意钻研，以及希腊和英法语言。拉丁是欧洲语言文字的祖先，不懂拉丁文字就像不懂汉文的小学一样，字义不能完全通晓，所以英法国的通儒每天学习拉丁古文辞，转译为本国文字，就是这个原因。年少时又旁涉万国史事、地图、政治教化、历法算术、度量衡，以及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像这样五六年，进而研读他们所谓的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然后对于他们国家的一切书籍，几乎能够贯通融合，怡然理顺，涣然冰释，于是与汉文没有区别。先前郭侍郎出使，我随往英法，闲暇时因为举出过去所学习的，在法国考院参加文字和格致两科的考试，有幸考中，又进而参加律师、政治、出使的选拔，也都考中了。曾经打算将各国政治教化的源流、法律条文的同异，以及教养的方法、制度应用的准则、古今沿革的大概、财物聚散的原因，翻译为一本书，但被事务牵制，志向未能实现。近来又遭受世人诟病忌恨，被排斥在家，幸好有空闲时间得以重新整理旧业。如今日本局势不安定，而对外防御没有策略，没有人不追悔在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两个人深知外洋的真实情况，而早点为之改变计划，应当不至于有今天。我目睹时局艰难，私下认为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因此不惜笔墨，既在左边详细陈述翻译书籍的难易得失，又在右边列举书院条目与书院章程。倘若士大夫有志于世道的人，看见后心中赞许，采纳施行，那么中国就幸运了。

一、翻译书院的设立，专门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入院的诸生，打算选拔分为两班：一班选拔已经通晓英文或法文，年龄接近二十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他们所掌握的英法文深浅程度，酌情补充学习，而每天翻译几篇新事作为功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的文章，而上溯到周秦汉诸子。每天功课写论说文，务必追求文辞通达而道理显明。像这样一年，就可以从事翻译，而行文可以避免壅滞艰涩的弊病。

一班选拔擅长汉文，年龄接近二十岁而天资过人者，也十余名。每天限定时间学习英法文字，上溯到拉丁、希腊语言。如果真能功课不辍，用心不分散，而又得到循循善诱的老师指示，不过两年，洋文就可以通晓。然后全力从事翻译，收效一定很快。先通晓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因为文理没有间隔，中外不同的，只是事物的名称罢了。

一、打算聘请一位兼通汉文、洋文的人担任书院监理，并充任洋文教习。凡是诸生应当阅读的洋文书籍，与每天翻译书籍的课程，都由他安排确定。应当翻译的书籍，也由他选择。而考核诸生的勤惰进退，以及学习是否有成效，都责成他负责。

一、打算聘请擅长古文辞的人四五人，专门润色已经翻译的书籍，并充任汉文教习，修改论说文。闲暇时商定所翻译的名目，一定选取雅正驯良不违背当今，而有证据于古代的，一一编录，就可以作为同文字典的底本。又打算雇用抄写员五六名，以备抄录。

一、院中有执事的人，必须常年住在院内。诸生则每十天休息一次，准许请假一年不超过一个月。年终，诸生的勤惰由监理禀报，批示榜示。

一、应当翻译的事情，打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国外洋的时政，各国内治的政治，如上下议院的言论，各国交涉的文件，如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约，信使公会的议论，其原文都有专门报道，这需要随到随译，按旬印报，书院刚设立，就应当举辨的。第二类是居官者考订的书籍，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等大事所必需的，书籍很多，现在姑且举出尤其应当翻译的几种，如《罗马律要》是各国法律的祖先，《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异同》《民主与君主经国之政》《山林渔泽

译《邮电铁轨之政》《公法例案》，详细记载了一切交涉事件的来龙去脉；《条约集成》从古至今，天下各国凡是有条约的，没有不全部收录的，其卷帙极为丰富，翻译出来大约有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生财经权之学》《国债消长》《银行体用》《方舆集成》，凡是五大洲的险要之地都有详细的地图，绘图三千多幅，是地图类书籍中最详尽完备的；《罗玛总王责撒尔行军日记》《法皇拿破仑第一行军日记》，这两位君王被西方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的将才，书中所载的攻守之法极为详尽完备，其他应当翻译的书籍多得记不完。而这些书大多是用英法文字写成的，选择其中的重要者进行翻译，书院开办后一年，那些已经通晓洋文的诸生就可以将前述书籍分科翻译，两年后新学习洋文的诸生也可以协助翻译，那么出书自然就容易了。第三类是外国学堂中应当阅读的书，应当依次翻译出来，对于那个国家的事情才能有根本的了解。例如《万国史乘》，记载历代兴衰废替、政教相互关联的渊源；又如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以及关于飞禽、潜游、动物、植物、金石之学，探究事物本性、格物致知的书籍，都选择其中特别重要且可供研讨的，列为每日的课程，一两年后就派遣诸生轮流翻译旬报并印发赠送，以供阅览。

译一、书院中计划设立书楼，除了初建时已购买的中西书籍外，新出版的书籍应当随时添购。这些书籍必须派人专门负责每日的开启与关闭，每月按类别清点核查。初期应购书籍的价值约数千两，每年增添费用数百金，可以弥补其不足之处。

一、一两年后，计划在院内自备一副活字版，雇佣几名精于刻图的刻工。起初翻译的稿件不多，可以请书坊代为印刷。

一、书院的房屋总体宜宽敞整洁，其选址宜靠近通商口岸，取其传递便捷、消息灵通，而外洋各报纸公司的船只随到随送，即可分别翻译，不至于稽留延误。

一、书院的费用皆有定额，计划派一名支应者专门负责收支，按月呈报。至于书院内各项额外开支，都应当预先筹措经费，按年拨给，以作为书院稳固不变的基础。

论译书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话确实可信啊！中国失败的原因有二：起初是因为不知道敌人的强大而失败，接着是因为不知道敌人强大的原因而失败。起初的失败还可以说，那只是单纯地不知道罢了。一旦情势显露、局势紧迫，幡然醒悟，奋起振兴，并不难。以前的日本就是这样，尊王攘夷的论调兴起，闭关自大，既然受到俄、德、美盟约的威胁，便忍辱变法，尽取西方人的学问来学习，于是有了今天的局面。接着的失败则无法辩解，中国既然屡次遭遇挫折，魂悸胆裂，官员接待西方官员像老鼠遇见老虎，商人巴结西方商人像飞蛾扑向膻味。那些在上位显赫、在下号称名士的人，没有不以通达洋务来自我标榜的。探究他们每天拍案叫绝、鼓舌如簧的话，如果让西方通达事理的人听到，恐怕没有一句话不足以引人发笑。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起初不采用这些话而失败，接着采用这些话也失败。所以，不知道的人，其祸害小；知道却不完全知道，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的人，其祸害大。中国效仿西方方法三十年了，说它不知道吧，那么它确实孜孜不倦地效仿别人；说它知道吧，那么为什么效仿得越久，离目标却越远呢？甲自以为知道而诋毁别人不知道，从丙的角度看，那么乙固然错了，甲也未必对。现在的人自以为知道而诋毁前人不知道，从后人的角度看，那么昨天固然不对，今天也未必正确。三十年的失败，就是坐实了这一点啊。

有人问：“您说这些话，那么您是知道了。”回答说：“唉！我哪里足以知道呢？况且难道只是我不足以知道而已吗？恐怕天下之大，真正知道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凡是论述一件事，研究一门学问，就一定有其中的层层累积和曲折，不深入其中就不能完全了解，不阅读其专门的书就不能明白。譬如平常谈论经济的人，如果不研究经术，不诵读史书，不阅读律法，不讲求天下郡国的利弊，那么他的话一定没有恰当之处。西方人达到强大的方法，条理繁多，相互牵引，互为根本，历时千百年去讲求，聚集千百人去讨论，著书千百种去发挥。如果不读他们的书，而想根据表面看到的粗略现象，来推测其长短优劣，即使是圣贤也不能做到。那么，如果不是通晓西文、研习西籍的人，即使想知道，谁能从而知道呢？不仅如此，在当今的天下，想要参酌西方方法来拯救中国，又必定不是仅仅通晓西文、研习西籍就可以从事的。必定是这个人本来就深谙经术，熟读史书，明晓律法，熟悉天下郡国的利弊，对于我们中国治理天下的道理，无不把握关键、提纲挈领，而深知其意。对于西书也是这样，深入探究其所谓相互牵引、互为根本的地方，而得到其立法的来源，通变的缘由，并结合我们中国古今政治风俗的差异，融会贯通以求其可行，这才叫做真知。现在人一生不过几十个寒暑，自从他研究经术、诵读史书、阅读律法、讲求天下郡国利弊，等到他稍有所得，他的年纪已经壮大了。当他孩提时，未曾接受他国语言文字，等到他壮年，即使有志于此，但妻子仕宦，事事逼迫，其势必不能像学童那样挟书伏案，而且往往追求见效太快，不能俯首忍性，致力于初学蹇浅之事，因而懈怠因而放弃。中年以后，想在西文上有所成就，确实难啊。既然中国西学不能偏废如此，而其难以兼顾又如此，所以天下之大，能真知的人大概没有几个。”

假如使我们不知道对方，而对方也不知道我们，还不至于为害。西方自从明朝互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翻译成拉丁、英、法各文。康熙年间，法国人在巴黎都城设立汉文馆。到了近年，各国相继效仿，都会之地，都建立一处，收藏汉文书籍，无虑千数百种。那些翻译成西文的，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无不各自以其本国语言翻印流布。其他种类更不用说了。乃至我们中国人想要自知国家的虚实以及旧事新政，常常反而借助他们国人所著的书重译归来，才知晓一二。以我所见，日本人的《清国百年史》《支那通览》《清朝工商业指掌》其中，已多有中国人此前不及自

译有智慧的人。西方这类书籍，应当还不少。从前辽国的耶律德光对臣下说：“中原的事情我都清楚，我们国家的事情你们却不知道。”凭借小小的辽国，尚且凭借这种手段来图谋中原，而中原的文明教化、典章制度，远远超过辽人万倍的，难道还会不知道吗？

译想要挽救这种弊端，有两个要点：第一，让天下的学子从小都学习西方语言；第二，选取西方有用的书籍，全部翻译成汉字。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按照前一种说法，其成效必定要在十年以后才能显现。如今那些年龄已超过二十岁且已精通中国传统学问的人，大多不能专心致力于西方语言，所以必须选取少年加以培养熏陶，不到十年之后不能有所成就。按照后一种说法，则一种书一旦出版，天下所有有志之士都能从中受益，在几年之间，良好的风气就能广泛传播，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如今的中国急切地关注自身处境，深入思考治标的方法，不得不先选取已经精通中国传统学问的人才来教导他们，培养他们的宏大器量，以便在拯救危难时使用。况且关于学校科举制度的建议已经提出，全国人心向往，如果各种重要典籍都不具备，万一到时候将凭借什么来教育士人、选拔人才呢？所以翻译书籍实在是根本中的根本。

圣人的事业真是伟大啊！太祖高皇帝命令子弟和近臣学习唐古忒文，诵读蒙古记载，于是得以安抚蒙古；太宗文皇帝受命建立国家，首先用国书翻译史鉴，于是完全了解了九州险要关塞以及古今用兵的道理，于是得以推翻明朝建立清朝；圣祖仁皇帝在万机政务之余，每天花两个小时跟随西方人士学习拉丁文，任用南怀仁等人到卿贰职位，采纳他们的书籍来制定历法；高宗纯皇帝开设四库馆，翻译出西方书籍四十一家，全部予以著录；宣宗成皇帝时，俄罗斯进献书籍三百五十多种，下诏收藏在秘府，选择重要的翻译颁布。既然在祖宗的时代，边境的祸患尚未显现，外敌的侵扰尚未紧迫，尚且如此重视翻译，如果处在今天的天下，必定会把翻译书籍作为强国的第一要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议论的人也知道，泰西各国之所以强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泰西探究事物原理的学问源于希腊，法律政治的学问源于罗马，欧洲各国各自用本国的现代文字翻译希腊、罗马的古籍，译成的书籍设立在学官，列入考试科目，全国学习这些书籍，得以神妙地运用其方法并损益其制度，所以文明的成效在今天达到了极致。俄罗斯地处崎岖遥远的北方，受蒙古管辖将近几百年，典章制度荡然无存，大彼得亲自游历各国，尽可能收集书籍，将其翻译成俄文来教育他的百姓，俄罗斯强大至今。日本自从杉田玄白等人开始用日文翻译荷兰书籍，等到尼虚男独自逃往美国归来后大力倡导这一宗旨，至今日本书会凡是西方人致用的书籍没有不有译本的，所以他们变法能看清根本，一举即中，于是成为强国。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那些民族知道是这样，所以每本书一旦完成，辗转互相翻译，英国著作早上脱稿，法文版本晚上就在巴黎的书店陈列了；法国书籍昨天刚写成，德文编本今天就收藏在柏林的图书馆里了。世上守旧的人只认为读别人的书、学习别人的方法是可以的，哪里知道别人之所以有今天，没有不是从读别人的书、学习别人的方法来的呢？

有人问：“中国自从通商以来，京师译署、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以及西方教会医院，凡是翻译出来的书籍不下数百种。让天下有志之士读完这数百种书，所听到的难道还不多吗？”回答说：“这真是迂腐学者一孔之见的议论，而我之前所说的‘知道却不算真知道，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就是这种情况。假设有个人，拿着《仪礼》、节本《左传》就自命精通经术，抱着《纲鉴》、《易知录》、二十一史、弹词就自诩有史才，稍有见识的人没有不嘲笑他的。如今西方人每年每国新出的书籍，动不动就有数万卷。英国伦敦藏书楼，光绪十年一年中新增加的书籍有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其他年份也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则是四倍，日本也每年有数千卷。把我们翻译的这点书放在其中，比起一与十之比还不如了。所翻译的未必是西方原本，即使是原本，而西方的学问日新月异，新法一出旧论就废弃。那些我们正视为珍宝，而西方早已吐弃不屑一提的，比比皆是。即使不是这样，口头传授的未必能不失去原意，笔头记录的未必能不武断其词句。马君眉叔说：‘现在的译者，大抵对外国语言稍微涉猎其皮毛，而对于文字的微妙言辞深奥旨意，以及各国所谓的古文辞，大多茫然不知其名称，或者只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俗，未窥门径。让他们从事翻译书籍，读者翻开书卷还没读完，俗恶之气就让人想吐。又有时转而请稍微通晓华语的西方人口述，而旁听的人就大概摹写，其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未能表达清楚的，就又参杂自己的意思武断地夹杂其中。’通晓洋文的不通晓汉文，通晓汉文的不通晓洋文，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所翻译的书籍都驳杂迂腐错误，被天下有见识的人鄙视嘲笑。《适可斋记言》第四篇说：‘唉！中国旧译的弊病都在这里了。虽然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驯的并非没有，但驳杂繁芜、错误俚俗的占十之六七。这三百多种书中最初保存下来的，不到一半了。而又给守旧派提供了借口，说西学的书籍都出自猥陋俗儒之手，不值得看，这更加成为西学的弊病。’所以今天谈论翻译书籍，应当首先确立三个原则：第一是选择应当翻译的书籍，第二是确定公正翻译的体例，第三是培养能够翻译的人才。

请谈谈翻译的书籍。中国官方机构旧译的书籍，兵学几乎占了一半。中国向来没有与西方人接触，接触的只是军事罢了。

译于是被屡次惨败的剧烈震动所惊动，惊恐地认为西方人的兵法值得畏惧，说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我们的，在于军事。我们只要能效法这种长技，其他方面就不难战胜他们了。所以他们翻译的书籍，专门以军事为主。其中涉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等门类，也都是为了辅助制造，作为强兵的手段。这是宗旨错误的第一件事。起点既然错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错误也就多了。现在如果要选择书籍来翻译，应当知道西方人强大的地方在于军事；而他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并不在于军事。不效法他们强大的根本原因，却想效法他们强大的表象，这就像想要前进却向后走一样。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军事类的书籍，即使不翻译也可以了。

译中国的则例律案，可以说是非常繁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他们的繁杂程度十倍于我们，而且还没有止境。只是中国的例律一旦制定就不可更改，刻在金石上，悬挂在国家城门上，就这样罢了，可行与否，不去过问；官吏奉行与否，也不去禁止。西方国家则不然，议论法律和执行法律由不同的人担任，法律既定，交给有关部门执行，毫厘之差，不容许假借。如果不可行，立刻交付讨论并加以更改，所以他们的律例没有什么时候是不变的，也没有什么时候是不执行的。各省衙门的章程就是如此。《礼记》说：“不知道未来，就看看过去。”西方各种章程，大都是经过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件事的阅历，而讲求增减，从而渐进到完美完备的。中国仿行西法，往往多有阻碍，开始时的困难，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件事的层层累积和曲折，就无法认识它，那么不如借用他人所阅历有得的东西而加以使用。日本就是这样。日本的法规书籍，极其细微详尽，都是依据西方人的成法而加以增减的。所以今天要想振兴各种废弛的事业，革新各种政务，应当以全面翻译西方的章程书籍为第一要务。最近翻译出来的有《水师章程》《德国议院章程》《伦敦铁铁路公司章程》《航海章程》《行船免撞章程等》，然而这些书已经非常细碎了。

现在振臂高呼要办学堂的人纷纷出现了。中西书院的建立，也几乎遍布行省了。询问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却茫然不知道从何做起。上面没有老师，下面没有书籍，中学已经被束之高阁，西学也无人问津。究其根本，用数年的功夫，所教授的不过是西语西文。仅仅能说话能写文章，怎么可以算是学问呢？西方人的学堂都有专门的书籍，每年编成一册，每月编成一卷，每天编成一课。小学有小学的课，中学有中学的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的课。这些课程，全学堂的学生没有不相同的，全国各地的学堂没有不相同的。计算日期来考核，按顺序而前进。所以老师教导不劳累，而学生成就很容易。现在既然知道学校是立国的根本，就应当选取他们学堂规定的课本，翻译成浅显的语言，颁布给各所学校，让他们依照文字按日教授，那么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胜任教习的任务。课程既已完成，学问自然成就。数年之间，人才就会彬彬有礼了。旧译这类书极少，只有《启悟初津》是幼学极浅的书，《幼童卫生编》《笔算数学》接近这类书。

国家与国家并立而有交往，人与人相处而有约定，政法就是由此而建立的。中国只因为不讲究这门学问，所以对外不能与友邦争夺生存，对内不能使百姓得到安身立命之所。政法，是立国的根本。日本变法先抓根本，中国变法却致力于末节，所以事情虽然相同而效果却大不相同。所以今天的计策，没有比改宪法更紧急的了，必须全面选取他们的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籍而广泛翻译。如《罗玛律要》，是各国定律的祖先；《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论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公公法例案》详细记载了一切交涉事务的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至今，天下各国凡是有条约的无不详细记载，翻译出来可达三四百卷等书。以上这些书，都是马氏所编制的，全部由译局翻译。《各国交涉公法论》似乎就是《公法例案》的节本，都应当迅速翻译。中国旧译只有《同文馆本》多说法家言论，丁韪良不治理这门学问。然而当时笔录的人都是馆中新学的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不能深知其意，所以意义大多晦涩难懂。就像《法国律例》一书，欧洲也把它作为根本，而馆译的本子往往不能表达其意，而且常常有一字一句的颠倒遗漏，甚至与原文相反的。又律法之书，尤其重在律意法则，有时与各地的情况不相适宜，但意义则是古今中外所共同的。现在想要变通旧制，必须全面阅读西方人的律意之书而斟酌增减，通晓历代变迁的来源，按照今日时势的可行性，那么体用就完备了。旧译没有政法类的书，只有《佐治刍言》一种而已。

史书，是用来通晓古今，作为国家的借鉴的。中国的史书，擅长叙述事件；西方国家的史书，擅长叙述政治。叙述事件的，所重视的是一朝一姓兴亡的原因，称为君史；叙述政治的，所重视的是一城一乡教养的起源，称为民史。所以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所谓格致等新理等，名称确实是史书体裁的正轨。其新政史，十九世纪史，西方人以耶稣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一千九百年，称为十九世纪。凡是欧洲一切新政，都在这百年内兴起，所以百年内的史书最可观。最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就是这类书。只是其中并非都是彼中本等撰记之家，不一而足。选取要点广泛翻译，以观察西方人变法开始时的状况如何，这也是所谓借用他人的阅历而加以使用。旧译这类书，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等，然而太简略，不足以作为考察借鉴。所以史学书籍尚

译应当跟从广译。

译西方人每年必定出版一种书籍，记载其国家的重要政务大事以及议会的言论。近代的译者将其命名为蓝皮书。〇国情的真实状况及其施政举措，大致都包含在这类书中了。应当每年选取各国的这类书籍进行翻译，这样就能了解他们当前的情况，没有事情时可以借鉴，有事时可以提前防备。如果因为繁重而难以全部翻译，就选择最重要的几个国家进行翻译，其余各国，则西方每年有将各国实情编纂成书的，制造局以前翻译的《列国岁计政要》就是这类书。可惜只得到了癸酉年以后的，〇此处缺失。

如果能够继续翻译至今，那么二十年来西方的形势都能了如指掌。中国的学者或许不至于如此闭塞无知，就是这样的道理。想要开发自然的利益，就必须以农学为根本。如今西方人的种植方法、施肥灌溉方法、畜牧方法、渔猎方法以及各种农具，都在日新月异。李提摩太说中国想要开发地利，如果参用西方的方法，民间的收入可以突然增加一倍，补益可以说是极大的了。然而旧译的农书不过几种，而且都很简略，无法从中获取借鉴，所以翻译农书是当前的急务。

翻译出的矿学书籍，大多谈论炼矿的方法，没有涉及〇采矿的方法，现在适宜补译。然而这件事如果不学习西方语言、进入专门的学堂，并且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验证，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人能吃苦耐劳，而且工价低廉，将来必定以工业立国。应当广泛收集西方各种工艺书籍，翻译成浅显的语言，用来教导平民，使他们能够了解其方法，通晓其用途。如果能让中国人人都学习一门技艺，那么国家就强大了。旧译中有《西艺知新》等书，讲述小工匠的学问；《工程致富》《考工记要》等书讲述大工程的学问；《格致汇编》中也多谈论工艺。只是西方人的这门学问每天进步没有止境，如果能够广泛翻译，越多越好。通商以后，西方来的商品成为我国巨大的财富流失，华商之所以不敌洋商，是因为洋商有学问，而华商没有学问。西方有富国学（经济学）的书籍，日本称为经济书，都综合地球万国的民情物产，以及盈亏消长的规律，其转运的方法、销售的方法，孜孜不倦地讨论，精益求精。如今中国想要与西方争夺利益，如果不完全通晓他们的学问是不行的，所以商务书籍应当广泛翻译。旧译中有《富国策》《富国养民策》《宝富述要》等书，《佐治刍言下卷》也谈论这门学问。

西方自从希腊强盛时，文化就已经大开。泰勒斯等七人，号称七贤，专门以穷究事理、探究事物的学问，倡导一世。而阿那克西曼德、留基伯、苏格拉底、柏拉图、芝诺、安提西尼、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芝诺、阿那克萨哥拉等人，先后以理学闻名。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提马乌斯等人，阐发物理，所著各书，玄奥深微。近代的格致学家言论，都推崇他们为始祖。后来果鲁西亚、士白分、道弗等人，以平民身份发明公理，成为后世公法的始祖。所以想要通晓西方学问的人，必须追溯源头于希腊罗马的名理诸书，就像想要通晓中国学问的人，必须追溯源头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一样。旧译这类书很少，只有名人翻译的《名理探空际》《格致》等书。然而没有尽得其精要，而且语言多诘屈聱牙。近代的译者有《治功》《天演论》《辩学启蒙》等书，《几何原本》《奈端数理等是算理之书，算理是理学中的一种。

以上各门略举大概，旧译中已有的略去，旧译中稀少的详细列出。实际上西方政学百新，没有一本书没有独到之处，即使把他们所有的书都翻译出来，难道还担心太多吗？只是在草创之初未能广泛翻译，那么先后缓急也应当有次序。我既然没有学习西方语言，没有窥见西方书籍，凭着自己的臆见，哪里有什么恰当之处？只是保留这一种说法，以备有力者采择而已。至于同一类书籍，应当在几本书中选择好的。比如记载西方百年以来事实的，西方不下几十家，近代人所译马恳西氏的书，听说不是原本。或者选择后来出版的，那些已有译本，而近年有续编及驳议等编的，都应当补译，以成就一家之言。这也是谈论译本的人所应当留意的。

请谈谈翻译的条例。翻译书籍的困难，没有比名称不统一更严重的了。同一事物，同一名称，这本书与那本书不同，一本书之中，前后又互相不同，那么读者眼花缭乱，不知道听从哪个。道光、咸丰以来，考据金元史、杂说西北地理的学问，蔚为大观。究其根源，天天在纸上争辩的，大率不外乎人名、地名、对音、转音的异同。假如当时先有一部像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类的书，确定统一的标准，凡是撰写的人，无不遵守，那么后人研究这门学问的，就不会喋喋不休了。如今想要整顿翻译事务，没有比编定这本书更急迫的了。从前傅兰雅在制造局所译化学、汽机等书，都列出中西名目表。广州所译各名，也在卷末附中西文合璧表，想要让后来的读者知道我所译的名称，就是西方人的某个名称，如果有错误可以更正，如果没有错误可以沿用，这是整齐划一的方法。可惜没有悉心考〇〇尻，未能作为

译审定定本。制造局这一名称的表意确实很好，日后可以沿用。现在区分它的门类，大约有以下几件事。

译一曰人名地名。高凤谦说：“西方人的语言拗口难读，急促地读是一个音，缓慢地读则是两三个音。况且齐国人翻译就用齐地的口音，楚国人翻译就用楚地的口音，所以同一个名字读音也不同。一百个人翻译就会有一百种差异。《瀛环志略》中所记载的国家名称分歧，多到无法统计。应当将罗马字母编成一本书，从一字到十数字按列排列，每一列标注中文读音。外国以英语为主，因为此前翻译书籍多采用英文。中国以京语（官话）为主，因为它是天下通行的语言。从此以后，无论是中译西还是西译中，都以此书为根本。”这话见于二十六册《文编》中，可以说是精当的论述。只是以前已经翻译过的名称，则应当以通行与否为主要标准。旧译本多出自福建、广东人之手，虽然其中名号参杂了方言口音，现在也不宜全部更改，即使偶尔有读音错误，也应当沿用。旧的地名人名只是作为记号而设，只要提到这个记号，听者知道是指何人何地，就足够了。近代人著书，有的夸耀自己加以厘正，比如有人说“英吉利只是一个岛屿的名称，称呼其国名则应当说白尔登”，有人说“西伯利亚的读音不合适，应改为悉毕尔”之类，只是扰乱人心，毫无可取之处。现在应当选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读的书，摘取其中的译名，刻定为标准版本。那些后续翻译的书籍，有名目是旧译本中没有的，然后再一律以英语、京语为主，这样就完备了。

二曰官制有含义，可以翻译含义的就翻译含义，含义无法翻译的才翻译读音，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人名地名不过是记号的作用，翻译读音就足够了。至于官制这一方面，等级差别很大，各自掌管不同的事务。如果仅仅翻译读音，就无法看出其职位如何，以及掌管什么事务。比如《水师章程》等书，满篇都是不相关联的字，拗口难懂，极难强行记忆，这是第一个弊端。如果一律用中国官职来类比，则有很多西方官职是中国所没有的。郑玄注释经典，用汉代、周代的制度来解释，尚且被讥讽为不符合习俗，何况制度沿革相差悬殊。况且中国官制名实不符，宰相不参与机要事务，兵部不掌管军权，其余一切无不如此。那么用中国制度来类比西方，即使品位和职掌，也未必完全吻合。比如地方长官，大多加上督抚的称号；统兵大员，一概采用提督、总兵的名号。指鹿为马，怎么能说恰当呢？至于中国本来没有这种官职，强行附会的，其荒谬之处，更不必说了，这是第二个弊端。现在应当广泛采集各国官制的书籍，翻译一份通表，先用西文，列出西名，详细记载其处于何种官阶，掌管何种职守，然后摘取古今官制中与之相当的，确定一个译名。现在有这种官职，就用现在的名称；现在没有这种官职，就用古代的名称；古今都没有，才用西音翻译出名字。中国官称喜欢沿袭古号，比如巡抚兼有副都御史的衔头，于是号称中丞；知州并非司牧的职务，却沿称刺史。这类情况，不胜枚举，都与正名的道理相违背。然而人人都知道它们是同名异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用西方官职沿袭中国名号，则人们会根据所定的名称，去探求其掌管的职务。如果定名不慎，则读者很少不产生误解的。比如英国印度的长官，与威尔士的长官，译者都称为印度总督，却不知道他们的权力不同。这类情况，极多不可枚举。选取参差错杂的名称进行比较以确定译名，这件事最难。比如《历代职官表》，可以说是近代宏大完备的书籍，然而它定例以本朝官职为主，而将历代名称列在下面。前代有这种官职而本朝竟然没有的，已经多有遗漏失载；而其中用古代制度勉强牵合现代制度，实际上职掌完全不相似的，尤其不少。同在中国，数其沿革，尚且如此困难，用中国制度来类比西方呢？所以如果其职务是古今都没有的，切不可勉强牵合，宁可翻译西音而注明其职掌。此后凡是翻译书籍的人，都应当按照西文查表，统一规范，则耳目不乱，制度清晰了。如果未能成就这项盛业，也应当在翻译出的每个官职名下详细注明其品阶职掌，不要让学者产生疑惑。日本近代的官制，全部模仿西方方法，而其官名大多沿用汉唐遗称。如果有中国古今都没有的官职，则使用日本的称呼，也是很好的名称。

三曰名物。高凤谦说：“西方与中国，古代互不往来，即使是一器一物这样微小的东西，也各自形成风气。有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有中国有而西方没有的，有中西都有但用途不同的。至于名号则完全没有相通之处，译者不能知道详情，凭主观臆断，往往同一个东西，两本书有不同的名称。况且那些中国本来有的东西，也不能举出中国的名称来对应。现在对于西方所有的东西，比如六十四种原质之类，以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证其为中国所具有的，用中国名称来命名；中国所没有的，则考证已翻译的书籍，选择通用的名称使用；那些从未见于译书的，则斟酌其物的原质与其功用，另外创造一个名称。”见同上，他的论述是正确的。自生命诞生以来，万物更替演变，从大草大木大鸟大兽的世界，变为人类的世界；从石刀铜刀铁刀的世界，变为今日的世界。

译其间万物产生与消亡相互更替，其种类并非单一，有的古代有而今已无，有的今有而古代无，有的古今都有，但古人未能分别解析它们的名称。例如六十四种原质，从古人看来，只是统称为气、为土、为石罢了。至于人造之物，日新月异，其名称的增加尤其无法统计。西方人因为文字与语言合一，所以既有一物，就有一个读音，有一个字形，有一个名称。中国因为文字与语言分离，所以古代有而今已无的事物，古人造一个字来命名它，现在那事物既然已经不存在，那个字也就成了无用；那些今有之物既然没有对应的字，就不得不借用古代有的字来勉强命名。这就是借用的字之所以繁衍增多的原因。然而用虚字借作实字使用，沿用已久，尚且没有不可之处，如“不”字、“字哉”字之类。如果是实有的事物，却再借用其他实字来使用，那就很少不令人眼花缭乱了。况且新出现的事物日益增多，难道能全部借用古字吗？所以对于当今的计策，必须以创造新字为第一要义。近来翻译的各种名称，如“汽”字之类，是借用的字；如六十四种原质、锌、铂、钾等之类，是创造的新字。传教士兰雅翻译化学书籍，选取各原质的本名，选择其第一个音节译成华文，并附加偏旁，属于金属类的加金字旁，属于石类的加石字旁，这种方法最适宜日后翻译名物时通用其例。至于属于鱼类的加鱼字旁，属于鸟类的加鸟字旁，属于木类的加木字旁，属于器物的加匚字旁，其余一切无不如此，既没有繁琐命名的痛苦，又得到观察类别辨别事物的益处，确定名称之后，仍然使用名目表的方法，并列两种文字以供查证引用，这是翻译家正名的宏大规范。

译四、律度量衡。列国并立，则度量衡必然不统一；列国既然互通，就必然对那不统一之处思考如何使之统一。李斯制定秦权、秦量就是如此。如今将要翻译通晓万国的典籍，亟宜将万国的律度量衡列为一表：一英尺相当于中国多少尺，一英里相当于中国多少里，一磅、一佛郎、一卢布等相当于中国多少金。那些西方国家的名称，都应当划一，比如有的称佛郎，有的称福兰格，有的称罗卜，有的称卢布，有的称留之类，各国的类别不要有遗漏。四明沈氏有《中国度量权衡表》，可惜不够完备，加以搜集补缀，这就成为宏大的观览了。

五、纪年。以孔子出生年份为主，其次排列中国历代君主的纪年，其次排列西历纪年，其次排列印度旧历纪年，其次排列回回历纪年，其次排列日本纪年，通为一表。那些小国，虽然纪年不同，但没有大事可记载的，暂时省略。日后翻译书籍，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凡是记载某国之事，就用该国的纪年作为正文，而将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在下面。

翻译书籍有两种弊端：一是迁就华文而丢失西义，二是迁就西文而阻碍华人的阅读。既然已经说了，翻译之事，没有比佛典更早的；翻译的根本，也没有比佛典更深的。所以今天谈论翻译条例，应当效法佛典。自从鸠摩罗什、实难陀都深通华文，不采用口述笔受的元装翻译《瑜伽师地论》等，而是先游历身毒（印度），学习其语言，接受其语言，归来后记忆所得，从而笔录下来。谈论翻译的人，应当以这种意义为最高。通译相继传承，这就次一等了。凡是翻译书籍的人，将使人深知其意，如果其意没有丧失，即使取其文而删减增加、颠倒次序，也没有妨害。然而必须翻译者的学问，与著书者的学问相去不远，才可以谈论这个。近来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即《天演论》），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凡是义法深奥、条理细密的书，必定要就其本文分别标识，那么读者容易明白。经学以《仪礼》最为细密，所以研究《仪礼》的学者分章节务必极其细致。佛学以相宗最为深奥，所以研究慈恩学的学者修科文务必极其详细。如今西方人的格致、律法等书，其深奥与相宗、礼学相当，凡是翻译这类书，应当全部仿效佛典分科的条例，条分缕析，才容易晓畅，节省读者的心力。英国人潘慎文新译《格物质学》，很懂得这个意思。

那些好书旧有译本，而译文诘屈聱牙成为弊病，不可阅读的，应当取原书重新翻译。南朝谢灵运再治《盘经》，而大义完全显现；《华严》《楞伽》都经过唐代翻译而可读。这是前事。如同同文馆旧译的《富国策》，而《时务报》有重新翻译的版本；广学会旧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而湖南有删节的编本，都比原书晓畅数倍，这也是一个道理。

通译的身价日益增重，译成一本书，费用已经不菲。而译局四处设立，各不相同，往往有同一本书，彼此同时翻译。昔日制造局所翻译的《化学鉴原》，同时翻译的共有四本，黄金虚掷，实在可叹。如今应当定下一个通例，各局拟翻译的书，事先互相告知，各自回避，没有多余重复。然而这不是有司的力量，大概不容易整齐划一。

请谈谈翻译人才。凡是翻译书籍的人，对华文、西文以及所译书中所述的专门学问三者都精通，这是上等人才；通晓两者是次一等；仅通晓一者，不能称为人才了。近来翻译西书之中，书最好的而《几何原本》尤为魁首。利玛窦、徐光启、伟烈亚力、李善兰都深通其学，而文辞足以表达。所以三者之中，又以通晓学问为上，而通晓文辞是其次。如今国家设立方言学堂，其意图并不是教以学问，不过是借为使馆、译署的通事而已。所以那些学生也很少以学问自我勉励，学习几年，粗略认识蛮语，一本书没读，已经出学。像这类人，大概十有六七。拿着解华文、能操华语的人，而授予先秦、两汉旧籍，想要他们索解，是得不到的。如今责成这些人翻译西文，大概也是这样。所以想要寻求翻译人才，必须从设立翻译学堂开始。马建忠说：“翻译书院的学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龄近二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英法文的深浅，酌情补读，而每日翻译新事数篇作为功课，加读汉文，由唐宋八家上溯至周秦诸子，每日课论说，使辞达理举，如此一年即可从事翻译。一选长于汉文、年龄近二十而天资绝人者也是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至拉丁、希腊语言，果真能工课不辍，不过两年，洋文即可通晓。”《适可斋记言》卷四，他的话是对的。入学堂一二年以后，就以译书为功课，译材成而译出的书也已经充栋了，这是最美的道理。只是翻译天算、格致、声光、化电、法律等专业书籍，则又非分科学习，潜心数年不能成功。

日本与我同

译日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一直使用汉字。自从日文兴起，平假名、片假名等才开始与汉字混杂使用，然而汉字仍占十分之六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致力于学习西方学问，所翻译的西方重要书籍大致齐备，其本国新著的书籍也很多值得阅读。现在如果能学习日文来解读日本书籍，虽然费力很大，但获得的益处也极大。估计日文容易掌握，大约有几点原因：音节少，这是第一点；音节都是中文里有的，没有艰涩难懂、格格不入的音，这是第二点；文法宽松疏略，这是第三点；名物事物大多与中国相同，这是第四点；汉字占十分之六七，这是第五点。所以黄公度说可以不学而能，如果能够强记半年，没有不能全部精通的。拿日文与西文相比，更是事半功倍。

译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

高凤谦

有了声音才有言语，有了言语才有文字。然而各地的声音，高低长短、清浊快慢，既然千差万别，言语和文字也就随之各不相同。有王者兴起，担忧天下不统一，把统一文字作为首要任务。于是读书的人，拿着方寸大小的竹简，上溯千年，纵横万里，没有不能沟通的。从此中国的文字汇聚为一，那些环绕中国居住的，如日本、朝鲜各国，虽然使用中国的文字，仍然不能没有差异。西方遥远隔绝数万里，千年未曾相通吗？通商以来，天下竞相崇尚西学，竞相学习西文。然而语音意义怪异，则学习困难；缺乏教师，则聘请老师困难；由官府设立学校，则普及困难；由百姓自学，则经费困难；文义深远，则成功困难；国家不止一个，则兼通各国语言困难。只有用翻译书籍来补救，那么承担艰难不过数十人，而受益者将达千万人且不止。西方有用的书籍极其繁多完备，大致不出格致（自然科学）、政事两个门类。格致之学，近人还知道讲求，制造局所翻译的大多是这类，而政事之书则很少有人留心，翻译者也少。〇中国人震惊于格致之学的艰难，共同推崇为西方绝学，而政事之书则认为我国本来就有，无需向外寻求，不知道中国的祸患，在于政事没有确立，而西方之所以治理太平，本来不仅仅在于格致。格致之学各有附属，不是专门从事制造的人不能学习，即使学习了也没有用处，而且需要仪器来资助检验，不是仅仅依据纸上的空谈。至于政事之书，剖析事理，议论时政，只要通晓汉文的人没有不能学习的。如果能够全力考求各国政事的得失，兵力的强弱，邦交的合离，风俗崇尚的同异，哪个国家应当疏远，哪个国家应当亲近，什么事值得效法，什么事值得警戒，没有不了然于胸中的。遇到交涉之事，办理比较有把握，即使想推行一种新法，也不至于事事仰人鼻息，或者反而被其愚弄。这就是翻译政事之书尤其迫切的原因。翻译书籍的要领有二：一是辨别名物。西方对于中国，古代不相往来，即使西方有一物一器的微小差别，也各自形成风气。有西方所有、中国所无的；有西方所无、中国所有的；有中西都有但用途各异的。至于名号则绝无相通，翻译者不能知晓。其详细情况凭主观臆断，名称往往相同，同一物，两本书名称不同。而且那些中国本来有的东西，也不能举出中国的名称来证实。更有喜好更新名称，强行解释文义以显示博学通达，令人耳目眩晕，不知听从谁。应当将西方所有的物品，如六十四种原质之类，以及一切日常用品，一一考据其为中国所有的，用中国名称命名；中国所无的，则遍考已翻译的书籍，选择通用的使用；那些并未见于译书的，则斟酌其物的原质与其功用，而另外定一个名称。凡是西方所用的物品，用中文字、西文字，详细罗列，刊印为一书，颁布通行。后来的翻译者，以此为准，不得更改。其他权衡度量，各国不同，也应当定为一个表。如英磅折合中国权制多少，法迈折合中国尺制多少，详细条列，附在前书之后，《中西权衡度量表》一书，金陵也有刻本，但考据未尽精详。二是谐声，音名物制度，有意义可寻，虽有差异，仍可查考。地名人物，有音无义，尤其混杂。西方人的语言，曲折难读，快读为一个音，慢读为两三个音，而且齐人翻译为齐音，楚人翻译为楚音，所以同一个名称，百人翻译有百种差异，一人翻译前后也可能互相差异。《瀛环志略》中所载国家名称的差异，多到无法统计。应当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从一字到十数字，按子排列，标注中国读音。外国以英语为主，因为此前翻译书籍多用英文。中国以京语为主，因为天下通行。从此以后，无论以西译中，以中译西，都视此为本，即使一两个音不尽符合，也不得擅自更改，以归于划一。此书若成，可与名物之书相辅而行，翻译者、读者都有依据。若将此二书呈送译署，请旨颁行，命令各省译局及私家撰述一体遵照，尤为便利。这两者，是翻译书籍的根本。如果翻译书籍的人，必须兼通中西文才可以。那些专精西文的人，可以用文字辅助。《传》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不远。”必须使所翻译的书籍，质朴而不流于俗，广博而不伤于虚妄，文义可观，又不失去原书的意思，或许也是启发人心、开风气的一种帮助吧。

译书篇

孙学修

考察我太宗文皇帝，开国首先将国书翻译成纲鉴，然后才知道中华扼守古今政俗的缘由，用来制约明朝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全书，翻译出西书四十一家，全部予以著录。宣宗成皇帝时，俄罗斯进献书籍三百五十

译我的著作，也被命令收藏在秘阁，挑选重要的部分进行翻录。伟大的圣人的道理，难道是追求新奇怪异吗？大概是为了周知敌国的情况，广博天下的师法资源，从而普遍地教化思想于无穷尽。世间的变故，越久越能匡正时弊、应对变化，这不是固守古法的人所能做到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么他们知道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以大量翻译西书为根本。泰西各国的书籍分类最为详尽，有的总括有的分列，并且都有专家。异国的文字，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读书人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译本，现在通晓的人难道他们的所有著述都完备了吗？灿烂的中国，三十年来，开设宾馆、传授简策、翻译书籍的地方，仅有京师同文馆、天津学堂、上海制造局这三处。至今合并中西人士官修私修的可以阅读的书，大约只有三百种而已。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除去报纸和经书外，凡是法律交涉、历史掌故、天文地理、矿务船政、算术格致、启蒙战法、农渔汽机、测绘工程、各家论说，不下万余部。著名都市的书库收藏万国书籍多达一百一十万种，与我们固有的相比，简直是大仓中的一粒米罢了。而且他们那里的政治学问每年每月都有变化，距今已经陈旧，士子们有志向，除了这个之外，竟然没有可以仰赖钻研的。一知半解，被有见识的人嘲笑。现在用我们简略的知识去对抗他们，用我们愚昧的习俗去揣测他们灵动的智慧，这正是焦氏《易林》所说的“贩卖老鼠购买青蛙，无法成家立业”啊。而想要他们闭门造车，出门却能与车辙吻合，这也太难了，太难了！千人仰头汲水抱着瓮的人不已经劳累了吗？万仞高的山想亏损携带的人不留下笑柄吗？按照他们每年出版的数量，即使删去芜杂，汇集精华，拔十得五，也应当每年出版一百种。仅仅依靠上海制造局和天津同文馆，确实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曾经私下认为中国十八行省有官办书局的地方很多，推究他们的本意无非是流传实用学问，惠及士林，起初并没有中外之分。那么为什么不除了翻译中国书籍之外兼译西书呢？不麻烦筹集资金，无需上奏请求，这边倡导那边响应，著述日益广泛，多印便宜出售，祈求开风气。至于应该翻译的各种书籍，应当先延请访求通晓的人士，识别其路径，或者由出使大臣嘱托通晓洋文的随员，在各国藏书楼专心浏览，撮取其宏大意旨，翻译为提要。让他们知道什么为急，什么为缓，审慎谋划，那么书籍都切合要害，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以此为快。书局每年的收入因此增多，事情非常便利，为什么至今不过问呢？南徐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载设置翻译馆的议论，还不如这个容易推行。有人说：中西文字不同轨，多次经过笔译口译，已经失去了原意。探究本源确立论点，应当从学习拉丁文字开始。你小子对此喋喋不休，是次要的。孙学修说：今天不是西文不兴盛为急，而是西学不兴盛为急。如果用西学来责备，必须先以西文来责备。老了才羡慕，那么剩余的光阴无几；小时候学习，那么成效已经迟缓。趁现在以外，资助出洋，在国内建立书院，然而胜过翻译人才的人，仅仅像凤毛一样。能和他们相比论今道古、中西名家的人吗？收效之难如此！有人在这里，心里想着春天一定会暖和，却忍受寒冷；眼睛看着禾苗一定会成熟，却忍受饥饿，那么哗然说：这是大迷惑的人！想着成材有日子，说翻译书籍可以暂缓的，就是这个了。假如使列圣的典章不遵循，推广的道理不筹划，只读古书，得不到新意；耳目废弃，事势寂静。先王的治理，没有新的简书，韩非谬种所不乐意听到的。

译论著书

有西方人问道：“我见中国士农工商四民中，最推重的是士人，而士人的身份也总是自视贵重，认为通过读书入仕的人，官职都是清贵显要的。然而在四民之中，也只有士人最为贫穷。读书而能显达的，百人中不过一人，其余的人都刻苦用功，谈论货利，如果不上进，就终身以教书为业。而他们的子孙，仍然世代坚守这一行当，竟然不知变通计策，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请你试着说说看。”中国士人，靠什么来谋取利益呢？有几条途径？我说：“士人只有在入仕后，才与杂流出身的人不同，所以不得志的人常常羡慕得志的人，因而坚守本业至死也不后悔。至于谋生的技能，教书的人如果精通自己的业务，名声传到天下四方，追随求教的人争相赠送酬金，也有每年获得千金，积累几十年而家境达到素封（富庶）程度的。除此之外，国家设立书院，提供膏火（生活补助），只要文理优秀，考试必定超等，也借此获得数百金，可以养活家室，可以教育子弟，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至于游历于卿相之门，作为幕府宾客的，也大半是读书人担任，他们的收入也达到千金或数百金。有了这几条途径，士人又何须另求他途呢？西方人说：“我生长在欧洲，语文风俗与中国大不相同，不敢妄提建议以强迫中国，顺从中国的崇尚，但有一点，还可以为中国士人代为筹划。西方国家的士人，凡是著书立说，不论什么类别，每完成一本书，出版问世，如果得到士林认可，就会风行海内，阅读的人一定很多。而朝廷本来有禁令，凡是某人的书初出，或十年内，或二十年内，必须归作者自己印发售卖，翻印者要受到查究，所以著书的人在书成之后可以坐收其利。如果印板精工，其书对人心世道有益，以及足以提供掌故、擅长辞藻，价格虽然高出数倍，但闻风响应，争相购买，二十年中销售万部，就能获得数万之利。”自身不得志，则一身的衣食充裕；子孙能继承，则数代的享用不尽。这难道不是士人致富的途径吗？如果真的赤贫无力，书既出版，官府出资印行，而让作者收取剩余利润，立法尤为详尽。现在看中国士人，终身著述，而书有时没有资金刊印，即使几代都不出版，如果出版了，而书坊翻版同时发售，自己耗尽精力，却将利润授予他人，或者竟然将原稿卖给书坊，全部归他人所有，用几十年的辛苦，换取几十金的笔墨之资，难道不可惜吗？中国人不知道这样算计吗？每见书肆所卖的书，其首页间有“翻刻必究”字样，而从未听说因翻刻书籍而引发诉讼祸患的，难道本来有例禁，而后世虚应故事，于是不再追究吗？我说中国士人，文才优秀的，代有千百人，无论是自己撰写，或考证文献，集古而成，或时艺古文，精选一部，如果不愧为本，问世可行，为什么不也自谋其利，反而搁置不刻，任由他人翻刻呢？而且希望国家申明一禁，严究翻刻，或者设立官书局代刻，等到畅销，收回成本，虽然极琐碎，应当也不损害为政的体统，士人通达于官吏，官吏上奏于朝廷，有什么困难呢？严定其例，申明此禁令之后，士人中不能早得志的，都肯退而著书，闭门自精，殚毕生之力，从事于撰述，将来有用的书，而且一天比一天多，不徒然夸耀记问之博，炫耀词华之富而已，又知道仕进之外，尚有著书致富的一途，那么一切钻营苟且之习，如谋求局差，如荐地，如教唆词讼，如出入衙门，如招摇撞骗，如武断乡曲诸事，都可以不做，难道不安贫乐业，都成为敦品励学的儒者吗？

况且你不看见世事的转移，现在已经更加严重了吗？从前中国有刻板之书，无排印之式。现在西方人以印字机器来华，华人铸造铅质之字，排印各书。起初教会用之，继则以印说部，又继之以印诗文。就上海而论，《申报馆》印新闻兼印书籍，搜罗旧人佚稿，近儒著述。而机器印书局接踵而起，又将书式加精，书类加广，选印有圈点的时文，代印诗赋，又缩为袖珍，几乎无所不备。此外如波之茹古斋，又湖南一家，也都仿行，工较刻板为速，费较刻板为贱。东南数省争先快睹。如果全国士人拿出所著以问世，即使沿板为之，书局已不必如从前那样耗费巨资。又得到禁令一申严，究查翻板，那么将来士人致富，岂可限量哉！

著书益世论

从来著书立说，作之而流传的，难道只是为了天下法则而已吗？固有千古不朽，百世可师的。有如三坟五典，都遵循前圣的真传；七纬九经，都信服先贤的遗训。卦参周易，而彖系象�之阐发，实在依靠后有姬孔，前有羲文。政载尚书，而�谟训�之精详，无不近鉴夏周，远宗唐虞。这是古昔圣贤绝大的著作，足以有益于天下，也足以

译他们的著作对后世有益，而且都怀着造福他人的心意，起初并没有“对我自己有益”的念头存在。等到两汉时期，经学大师辈出，著作如森林般繁盛，借此阐发古代圣贤的深奥旨意，有的进行删订，有的进行注释，有的进行传述。它们足以造福世人，这是肯定的；而其中造福于我的地方，也包含在其中了。然而自从隋唐到两宋年间，以策论诗赋作为选拔士人的方法，凡是做士人的，只求在这些方面精工以猎取功名，想要他们安于隐居，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的，极少见到。前朝明朝嘉靖年间，八股时文这一门道日益铺张华丽，竟然让儒学诸生除了四书之外只学习一部经书，认为这样也就足够了。因为乡试会试开科，第一场写四书文七篇，第二场写经文五篇，而题目则是五五二十五，诸生们认定学习哪部经，就选择做哪些题目，所以五经不必全部读完。而所谓的十三经，几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至于诸子百家和历史书籍，则互相告诫不要阅读，恐怕荒废了时文的功夫，竟然把它们束之高阁任凭灰尘封存。父兄师友互相防范，所谓的儒者不过如此，而翰林院和六部的官员都由此出身。凡是汉儒实学的学问都被抛弃，大体上用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言论，勉强应付差事，而处世立身的道理，也沾沾自喜地从语录中得来。外表迂腐，内心空虚，又有什么广泛的著作可以造福他人、造福世人呢？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有损害。只崇尚文词的炫耀，以希求荣华富贵，并没有道德的至理名言来感化信服众人，有造福自己的心意，毫无造福他人的念头。问心且自愧，还可以造福人世吗？如果西方国家的士人则不然，有人说西方人不追求做官而乐于隐居乡野，大概有深意存在。常常见到他们著书造福世人，书坊购买印刷销售，国家给予优厚的礼遇和奖赏，贫寒的士人也能够丰衣足食，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如果出仕做官，则案牍文书劳累身心，即使有这样的志向，哪里有空闲顾及呢？所以西方国家朝廷和民间获得利益，难道不是隐居士人著作丰富的功劳吗？就像《万国公报》七百二十七卷《各国近事》中记载，英国杰出学者著书，竟然有四百二十三万九千本之多，足以证明他们的书对人有好处，对世人有好处。确实条条都可考证。捧读之余，我忽然明白著书造福世人，立法的书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上面既然不开科举来选拔士人，下面自然没有应试来求取名声，而做士人的都能从容闲暇，隐居山林，凡是有关世道人心、民生国计的事情，不惮于详细明白、精当切实地记载在书册上，都对世人有好处，这确实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读他们的书而获得好处，功夫深于考究古事，广泛采集旁搜博引，难道不是自己和别人都受到好处吗？

译就像我的朋友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林乐知、韦廉臣等人，都是西方博通古今的学者，来到中国已经很久，闭门著书，无论寒暑都不曾停歇。他们的文辞崇尚质朴丰茂，不崇尚浮华，所著的各种书籍，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不待奔走而自行传播，不待插翅而迅速飞传。我与他们相识，将近三十年，欣赏他们的奇论，辨析我的疑惑，获益匪浅。虽然我不熟悉他们的语言文字，但能深入理解他们的道理，透彻洞察他们的情意。因此，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学问，我也略知真谛。可惜我年老力衰，不能环游世界以拓宽见识，这是令人遗憾的。有人说，中原的寒门儒生，一旦科举不第，就另谋生计，导致空怀才智，埋没无闻，实在令人感慨。当权者尤其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潜心著书，对国家有益。如果有值得采纳的，或者赐予功名，或者资助经费，这也是激励人才的一种方法。虽然有的人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用就隐居，各自有不同的志向，但都对国家有所裨益。从此风俗为之一变，政治为之一变，世道人心也为之一变。我们中国蒸蒸日上，可以立刻期待。我陈述他们的意思，推广他们的学说，敢向当今识时务的人请教。

卷七 文教部七 礼乐

天地合祭辨

秦蕙田

天地合祭，始于王莽，后来就沿袭实行。从汉朝到唐朝，一千多年间，分祭的只有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宋神宗元丰年间、元文宗至顺年间、明世宗嘉靖年间，其余都主张合祭。儒者大多反对，其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初次议定、元祐年间的再次议定、绍圣年间的第三次议定。元丰年间主张合祭的，是王存、曾肇。元祐年间主张合祭的，是顾临等八人，其中苏轼的六条议论最为辩驳有力。现在考察苏轼的议论，公正地评论，他的错误有十点。苏轼的议论说：“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那么天地百神没有不跟随祭祀的，皇地祇也应该跟随上帝在南郊合祭。”古代祭祀天地，只用单一牺牲，从来没有百神跟随祭祀的。百神跟随祭祀，是后世亵渎混乱的做法。苏轼却引用“舜接受禅让告祭群神”作为证据，不知道这正好是专门祭祀上帝的明证。如果百神跟随祭祀，那么在类祭上帝之下，不应该又禋祭六宗，望祭山川群神了。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苏轼又说：“古代秋分在西郊祭祀月亮，也可以说是阴时阴位了。至于跟随祭祀上帝，那么在冬至时在南郊礼祭月亮，议论的人不认为可疑，以此破除阳时阳位不能求阴的说法。”既然不因为配祭月亮跟随祭祀的缘故，而废除秋分的夕月祭，怎么能因为地祇跟随祭祀的缘故，而废除夏至的方泽祭呢？这是他的第二个错误。苏轼又引用《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作为合祭的明文证据，说《诗经》全篇言天而不提及地，颂歌用来告祭神明，没有歌颂所不祭祀的，祭祀所不歌颂的。现在在北郊祭地，只歌天而不歌地，哪有这种道理呢？这是不知道圜丘、方泽正需要两种不同的祭礼，所以说天地如果合为一祭，那么只说郊祭就足够了，不必特别标举天地。孔颖达疏说：“经文不言地，序言知道因此二祭而作，所以详细言之。”意思很明白。如果说歌天而不歌地，考察《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句后受之，意思是“我周受命而为天子，应当主持天地之祭”，这就像说其命维新，天作高山一样，不是专门指天的功德而歌颂它。而且天又怎么可以用功德来颂美呢？所以全篇虽然没有歌颂地，也没有歌颂天，苏氏却指着“天”字，就说是歌天不歌地，太过分了。这首诗只是不称颂所祭祀的功德，“而成王不敢康”以下，只说主祭的基命缉熙严恭寅畏，那么用来祀天，可以用来祭地，也可以。当时刘安世已经驳斥他说：“序是后儒的话，也是说成周之世各歌此诗作为乐章罢了，不能依据作为合祭的证据，这是他的第三个错误。”苏轼又说：“议论的人说合祭天地始于王莽，认为不值得效法，礼应当论其是非，不应当因人废言。光武帝亲自诛杀王莽，曾经采用元始合祭的旧例。唉！谄媚侍奉元后，同席共牢，亵渎混乱大典，而认为是礼的正确，那么天下什么事是错误的呢？而且沛公亲自灭秦，而所用的都是秦法，不是秦法果然值得崇尚。武王未受命，来不及制作，必须等待周公。现在因为光武帝袭用元始旧例，就认为王莽本来值得效法，这是他的第四个错误。”苏轼又以汉、魏及唐都合祭作为证据，汉、魏及唐，谁又能恢复古礼呢？不以三代圣人为法，而以近世一切苟且的治理为法，这是他的第五个错误。

苏轼又说《周礼》一年祭祀天享帝，四时迎气，祭地享宗，总共十五祭，都是天子亲自祭祀，又有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五祀及小祀。宋朝的礼仪，先享宗庙，然后祭祀天地，三年一次郊祭。又说现在所行的都不是《周礼》，唯独在祭地祇想要遵从《周礼》是不义的。不辨明《周礼》的是非和现在礼仪的错误，而只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