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九　理财部四　钱币

译使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年间，天官寺铸造释迦牟尼立像，高四十三尺，使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南齐书·东昏侯本纪》记载：后宫服饰器物极力挑选珍奇之物，府库旧有的财物不再够用，导致民间金银珠宝的价格都上涨数倍，京城酒税都折算成黄金缴纳，即便如此，用于金涂饰的费用仍然不足。《唐书·敬宗纪》记载：下诏让度支进献铜三千斤，金箔十万张，用来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的壁画屏风。《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昶建造三清台三层，用数千斤黄金铸造宝皇以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的塑像。《宋真宗》建造玉清昭应宫，屋脊、斗拱、梁柱全部用黄金装饰，耗费数以亿计，即使使用的黄金数量也无法完全统计。《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宫殿装饰铺满黄金，之后间杂五彩，金屑飞扬空中如同落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建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户墙壁都用黄金装饰，总共耗费黄金五百四十两有余，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说缮写金字藏经，总共耗费黄金二千二百四十四两。《吴澄传》说：将黄金磨成粉末做成金泥，用来抄写佛教藏经。《泰定帝纪》记载：泰定二年，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停止抄写金字藏经，当时在云南设立制造和销售金箔的筹措机构，这些都是耗费黄金的原因。杜镐的话颇为不假。《草木子》说：黄金一旦制成金箔，就无法再恢复原状。元代如此，所以《南齐书·武帝纪》记载：禁止不得用金银制作金箔。《宋史·真宗纪》记载：大中祥符元年，重申不许用金银制作金箔的法令。《仁宗纪》记载：康定元年，禁止用金箔装饰佛像。《哲宗纪》记载：元佑二年，禁止私自制造金箔。《刘庠传》记载：仁宗外戚李珣触犯销金法，刘庠上奏说：法令执行应当从权贵近臣开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七年，禁止服用金丝，那些织造贩卖的人都被治罪。《元史·仁宗纪》记载：至大四年，禁止民间制造金箔、销金以及织金。而《太祖实录》说：皇上拿出一锭黄金给近臣看，说：这是表笺包袱上的盘龙金，让宫人洗涤熔化后得到的。唉，节俭的德行真是深远啊！

译日知录

顾炎武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只用铜钱，未曾使用白银。《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后，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和宝藏，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不久就废止不再实行。谢肇淛说：“汉代白银八两价值铜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现在白银一两就价值铜钱一千了。”《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诏书说：“天下有银矿的山，必定有铜矿，铜矿可以用于鼓铸钱币，银矿对百姓生活没有益处。那天下自五岭以北现开采的银矿，应当禁止。”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时，上奏说：“去年二月奉旨令进献录子，计算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当时储备都没有二三百两。”然而考察《通典》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师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地区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混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易，交广地区则完全用金银作为货币。”而唐代韩愈的奏状也说：“五岭以南的买卖，一律用银。”元稹的奏状说：“自岭以南用金银作为货币，自巴以外用盐帛进行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彩绘巾帽互相交易。”杜佑《通典》记载：“唐代度支每年的财政预算，粟米为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为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铜钱为二百余万贯，未曾有白银。”其土贡方面，贵州贡银一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量，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这是唐人将银作为贡品，而不作为赋税。《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输送铜钱，福建、两广改用白银，江东改用布帛。”于是有了用银抵充铜钱的情况。《金史·食货志》旧例白银每铤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旧唐书·哀帝纪》宫内库拿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供给现任文武常参官救济接济。由此可知前代的银都是铸造成型的。民间或许有截凿的，其价格也随之高低变化，于是改铸银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铜钱二贯，公私都同现钱使用。又说：“又铸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用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其他钞票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以银论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以银进行交易，这是今天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现在民间缴纳给官府的物品都用银，却还称之为钱粮，是承袭宋代的名称。当时上下都用铜钱。然而明初征收天下田赋，未曾使用银，只有矿冶的税课有银。实录在每年年终，记录收入的数量。而洪武二十四年，只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到宣德五年，则是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每年办理以此率为标准。按宋代苏辙《元佑会计录》，每年收入银仅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说，每年收入银仅六万两。而宣德五年上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的银额达到八万七千八百两。所开的矿冶逐渐增多。当时国家固然不依赖银作为用度。到正统三年，因采办扰民，开始罢免银课，封闭矿穴，而每年收入的数量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重新开放福建、浙江银场，这一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于是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来遂成为常例。货物市舶来的多了。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作为货物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的就以其物给予告发者。其立法如此严格。九年，允许百姓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下诏每年解送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以送达的，允许兑换金银进献。五月，下诏户部将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存的汇总，其数量除存留外，全部折收金银布绢纱定输往京师。从此交易之禁稍为松弛。正统元年，命令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在此之前，副都御史周铨上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的，派官支给，本为便利。但派来的人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高价买低价卖，十不及一，朝廷虚费俸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求令有关部门会议岁禄之数，在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算收取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的侍郎赵新也说：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每年携带金帛到通津之处换米上纳南京。若遇米贵，其费用不可计量。现在行在官员俸禄在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求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熔铸成锭，运往京师以抵充官员俸禄。户部尚书黄福也有此请求。到这时，行在户部又

译重申先前的建议。皇上问：“祖宗曾经实行过吗？”尚书胡等人回答说：“太祖皇帝曾在陕西实行过，每钞二贯五百文折抵米一石，黄金一两折抵二十石，白银一两折抵四石，绢一匹折抵一石二斗，布一匹折抵一石，各自根据当地所产折算，百姓认为便利。后来又在浙江实行，百姓也认为便利。”皇上于是采纳了他们的请求，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无论远近都称其便利。然而从此以后，粮仓的积蓄就减少了。洪武二年，命令两广、福建应当输送到南京的税粮全部缴纳白银，有愿意缴纳布绢的听任其便。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的工部侍郎周忱上奏说：官仓积蓄有余，派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前往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将存留的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出售，用所得银两折抵官军的俸粮。洪武三年，命令收购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的仓粮，于是让军民没有转运的劳苦，而粮仓也免除了粮食陈腐变质的祸患，这都是一时的便利之计罢了。

译自从实行折银制度之后，不过两三年，便频繁发生水旱灾害，而设法劝借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人，被称为义民，朝廷下诏免除其家庭的赋役。到了景泰年间，纳粟授官的条例纷纷出台，一直流传至今，而国家所征收的银两，不再知道它原本是粮食了。《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天下富足，州县的粮食布帛动辄数以万计，杨国忠掌管度支，于是说古代耕种二十七年，剩余九年的粮食，如今天下太平，请将在各地积压的物资，换成轻便的资财充实京师，又命令将天下的义仓以及丁租地课都换成布帛，来充实天子的内库。当时诸侯的议论，与此类似，沿袭旧事而行，不免做得太过，沿袭日久，导致内部空虚而外表虚华。到了崇祯十三年，各地发生大饥荒，仓库里没有现存的粮食，百姓想要跟随叛乱，于是导致国家灭亡，这难道不是百世的鉴戒吗？正统十一年，巡抚直隶的工部左侍郎周忱说：“各地遭受灾害，恐怕预备仓储赈济不够，请将折银的粮税全部征收实物，在各仓收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给百姓，用所得的银两上缴京库，这样官府既不损失，百姓也能得到救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是周文襄权宜变通的方法，所以他成为一代能臣。

《日知录》

顾炎武

铜材匮乏的祸患，前代已经说过。江淹说古剑多用铜，像昆吾、欧冶之类，都是铜。楚子赐给郑伯金，盟誓说：“不要用来铸造兵器”，所以用来铸造三口钟。杜氏注解说：“古代用铜做兵器。”《汉书·食货志》中贾谊说：“收铜不要让它在市场上流通，用来制作兵器。”《韩延寿传》记载：“他担任东郡太守时，取用官府的铜材，等待月食时，铸造刀剑钩镡，仿效尚方署的做法。”古代金属有三类：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子。夏朝时，九州牧守进贡金属，在荆山下铸造九鼎。董安于治理晋阳公宫，命令宫室堂屋，都用炼铜做柱基。荆轲刺杀秦王，击中铜柱，而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铸造十二个金人，就是铜人。《三辅旧事》说：“聚集天下的兵器，铸造铜人十二个，每个重二十四万斤。”汉代时在长乐宫门。《魏志》说：“董皁毁坏它们来铸造小钱。”吴国阖闾家的铜椁有三层，秦始皇的坟墓也用铜做椁。战国到秦代，攻战纷争混乱，铜材不够用，所以用铁来补充。铸造铜器既然难以求得，铁很容易得到，因此铜兵器逐渐减少，铁兵器逐渐增多。一年比一年严重，一年比一年厉害，逐渐形成风气，于是成为风俗。所以铁匠比肩而立，而铜匠消亡绝迹。两汉时期，铜器更加稀少。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造三宝刀、二匕首，是天下百炼的精良利器，而全部是铸铁，不能再铸造铜器了。考察史书，自汉代以后，铜器极少。只有魏明帝铸造铜人两个，号称翁仲，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而武则天铸造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唐代韩滉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用佛寺铜钟铸造弩牙兵器。除此之外，寂静无闻，只有铜马、铜驼、铜匦之类。昭烈帝进入蜀地，只铸造铁钱，而现存于今天的，如真定的佛像、蒲州的牛、沧州的狮子，没有不是铁的了。

唐代开元年间，刘秩上奏说：“铸造钱币用铜不足的原因，在于铜价昂贵。铜价昂贵则采用铜的人，如果用铜做兵器，不如铁；如果用铜做器具，不如漆。禁止它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禁止人们使用铜？在人身上禁止，铜就没有用处。铜更加便宜，那么钱币的供应就充足了。”《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文宗在紫宸殿，对宰臣说：‘物价低廉钱价昂贵，怎么办？’杨嗣复回答说应当禁止铜器。”《文宗纪》。考察禁止铜器的法令，古人有实行的。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禁止人们车马及酒肆器具使用铜。《南史》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七年，禁止私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做器具。代宗大历七年，禁止铸造铜器。德宗贞元九年，禁止买卖剑和铜器。天下有铜山，任凭人们开采，铜由官府购买，除了铸造镜子外，不得制造铸造。宪宗元和元年，禁止使用铜器。”《各本纪》记载：“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止百姓制作铜器。”《通鉴》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令取用公私铜器，全部交给铸钱司，民间不缴纳的治罪。”《宋史·本纪》记载：“然而今天实行这些法令，不免更加成为欺骗百姓的事情。只有销毁钱币铸造钱币，上下互相蒙骗，而今天的钱币，本来就没有长久保存的方法了。”

《南齐书·刘悛传》记载：永明八年，刘悛启奏世祖说：“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座城，名叫蒙城，约两顷地，有烧炉四座。从蒙城渡水向南百余步，平地掘土深两尺得到铜，有古代掘铜的坑和居住的地方仍然存在。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给邓通严道县的铜山铸造钱币。现在蒙山在青衣水南，所以是秦代的严道县。蒙山距离南安二百里，这一定是邓通所铸造的地方，很值得经营谋划。”并献上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造的铁刀一口。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入蜀铸造钱币。《魏书·食货志》记载：熙平二年，尚书崔亮上奏：“恒农郡铜青谷

译有铜矿，计算一斗矿石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计算一斗可得铜五两；鸾帐山计算一斗可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计算一斗可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的铜矿，是过去铜官署原本就设有冶炼厂，应当开采铸造以获取利益。」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旧唐书·韩洄传》记载：韩洄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时，上奏说：「商州有红崖冶出产铜，又有洛源监长期废弃无人管理，请求开凿山岩开采铜矿，设置十座炉子铸造铁器，并撤销江淮地区的七座铸钱监。」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册府元龟》记载：元和初年，盐铁使李巽上奏说：「郴州平阳、高亭两县交界地带，有平阳冶以及马迹、曲木等古铜矿坑，大约二百八十多处，一并请求在郴州原有的桂阳监设置两座炉子，开采铜矿铸造钱币。」《宋史·食货志》记载：过去饶州永平监每年铸造钱币六万贯，平定江南后增加到七万贯，但是铜、铅、锡常常供应不足。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的承旨丁钊，他了解饶州、信州等州山谷中铜、铅、锡的产地，于是酌情调动百姓开采，并且询问过去的铸造方法。只有永平监使用唐代开元钱的标准用料最为适宜，张齐贤便前往京城当面向皇帝陈述。皇帝下诏增加收购铅、锡、炭的价格，于是得到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斤，每年铸造钱币三十万贯。这些都是前代开采矿产的例子。

译论钱币

陆世仪

古代有三种货币，现在也有三种货币。古代的三种货币是珠玉、黄金、刀布；现在的三种货币是白银、铜钱、纸币。古代进行市场交易的人，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交换所没有的东西，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粮食和器械，在携带转移、计量计算方面有所不便，于是就用黄金来代替。黄金，是用来解决粮食和器械流通困厄的，这就是所谓的大宗不如小额方便。物品有极其微小的，毫厘之间的交易，那么黄金又有所不便，于是又用铜钱来代替。铜钱，是用来解决黄金流通困厄的，这就是所谓的大额不如零散方便。千里迢迢携带，遇到盗贼和险阻，那么黄金和铜钱都同样有所不便，于是又用纸币来代替。纸币，就像唐代的飞钱，现在的会票，又是用来解决黄金和铜钱流通困厄的，这就是所谓的重物不如轻物方便。明白了三种货币的情况，就知道使用三种货币的方法了。

铜钱的轻重，自然应当以一钱为标准。铜钱的价值，断然应当以每一文折合白银一厘为标准。如果铜钱太轻，那么铜的价值抵不上白银；铜的价值抵不上白银，就会多耗费成本。如果铜钱太重，那么白银的价值抵不上铜；白银的价值抵不上铜，就难以使用。现在那些薄小劣质的铜钱，固然不符合法度。至于京师的黄铜钱，每六文折合白银一分，也没有得当。

现在朝廷使用铜钱，往往便于发放，却不便于回收；往往便于向下流通，却不便于向上缴纳。这是因为纯粹使用小钱，没有大小钱相互权宜调节的方法的缘故。天启年间，曾经铸造当十钱，每一个大钱，相当于十个铜钱，其重量以一兩为标准。我认为今后凡是遇到官民交易，势必要用铜钱的时候，小钱难以清点个数，干脆使用当十的大钱，出入账目清晰明了，没有损耗兑换折算的弊端，也是一种方法。

自古以来三种货币都使用金或铜，没有使用纸币的。唐宪宗时，命令商人到京师，把钱委托给各路进奏院以及各军各使的富户，以便轻装前往四方，凭券取钱，叫做飞钱，这是纸币制度由此起源。然而这只是用纸币代替钱，而不是直接把纸币当作钱。宋代张咏镇守蜀地，担心蜀地人使用的铁钱沉重，不便贸易，设立质剂之法，叫做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开始把纸币当作钱，但仍然用官方的铜钱作为准备金。到了金元时期的纸币，就直接向百姓收取物料，不再用官方的铜钱作为准备金。它所花费的成本不过三五钱，却想让人家购买价值千钱的东西，百姓虽然愚昧，难道会被欺骗吗？况且纸币容易模糊破烂，不久就废弃了，那么纸币的无用就可以知道了。一定要推行纸币的制度，必须像唐代飞钱的制度那样，然后才可以。现在人家多有携带重金到京师的，因为道路不便，把钱委托给京师的富商家，取票到京师取钱，叫做会票，这就是飞钱的遗意。应当在各地布政司或大府的地方设立银券司，朝廷拨发官本制造号券，让往来客商缴纳白银领取号券，凭号券领取白银，在出入之间收取少量的路费利息，那么客商没有道路的忧患，朝廷有每年的利息收入，似乎也很方便。

铜政议上

王太岳

我私下看到滇南地处荒远边陲，谈论政事的人必定把铜政放在首位。然而自从官府设置铜厂以来，不到六十年，官府和百姓都遭受痛苦，进退两难。有人把它比作救荒没有奇策，为什么呢？今天铜政的困难，在于采办方面有四点，在于运输方面有一点。第一是官府给定的价格难以再商议增加。乾隆十九年之前，巡抚爱必达因为汤丹铜价实际少了八钱有余，上奏蒙受恩准半额给予，于是增加了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过了两年，巡抚郭一裕请求用东川铸息的盈余来充补铜本，于是又增加了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过了六年，总督吴达善统筹各局增加铸造，再次请求增加铜价，于是又逢特旨增加白银四钱。又过了六年，巡抚鄂宁遵旨陈请，于是又暂时增加六钱。过了三年才停止暂时增加的价格，于是汤丹大水、碌碌、茂麓等铜厂就以六两四钱作为定价。而青龙山等二十多个小厂，旧时定价三两八九钱、四两一二钱的，也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巡抚刘藻上奏奉谕旨，既然按照汤丹旧例，每铜百斤定为五两一钱五分有余收买，即使是金钗最劣质的铜，也以四两的旧价增加白银六钱。朝廷的恩德心意非常深厚了，然而实行几年就以困顿疲敝报告，难道完全是人情不知满足吗？是因为旧定的价格过少，虽然多次增加也不能补偿。广东、四川与云南毗邻，而四川的铜以九两、十两购买百斤，广西以十三两购买百斤，为什么唯独云南有节制缩减呢？江阴杨文定公名时担任云南巡抚，上奏陈述铜厂利弊的疏中说：“各厂工本多少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分。其后凡有计算利息商议赔偿，无不以此为常规标准。至于买铜则定为四两到六两，然而还要从中扣除铜税，养廉公费从中扣除，转运耗损从中扣除，捐输金江修费从中扣除。即使所谓六两，实际得到的只有五两一钱有余。不仅比较四川广东的价格几乎减少了一半，即使按照云南本地价格也特别只有十六七。”这都是因为旧定的价格过少。然而在当时没有人有异议，现在却抱怨它少，为什么呢？旧时滇铜听任人们取携，自从康熙四十四年开始请求官府经营管理，每年有固定的赋税。不久官府给定的工本拖欠稍多，于是又收铜归

译铜本，由官方自行售卖而来。雍正初年，开始商议开设鼓铸莲京局，以疏通销售积压的铜。实际上每年征收的铜不过八九十万斤，又过了几年也不过二三百万斤。与今天相比，才只有十分之二三。这名义上归官，而厂民私下牟利的，仍然占十分之八九。官价的多寡本来就不计较了。此后讲求更加详细，综核更加严密，以前暗中盗窃的人到这时被彻底清理剔除。于是厂民不再有丝毫的盈余，而官价不足的部分开始没有来源可以补偿。这就是它造成弊病的原因。现在矿洞已经挖得很深，靠近山林的地方尚未完全开采。人工和炭价全都比从前贵了好几倍，再加上课长的搜刮，地保的摊派，官吏差役往来的供给。于是以前所说的本金、利息、课税、运费、役食、杂用，以及厂次路途损耗，计算其中之后还有九两二钱实际价值的，现在则只计算工本而已。几乎在这厂民实际收到的六两四钱之外，尚须贴补一两八九钱才够。问这些钱从哪里出，不过是挪后补前，支左绌右。日后的积弊有不可胜言的了。铜价不足，厂民困顿疲惫到了如此地步，然而没有人请求加价，为什么呢？确实知道度支的账籍制度有定规，不可以像请求开仓赈济那样，屡次试探。况且即使加上四钱六钱的价格，积久的困顿仍然不能立刻缓解。所以说官方给定的价格难以商议增加。采办的困难，这是其一。

译第一条是取用的数量，无法商议减少。云南铜矿供应京城及外地的铜，也曾一一商议过减少。乾隆三十二年，云南巡抚鄂宁因为各矿开采的铜仅得五百多万斤，不能再供应各路的采买，上奏请求自行筹划。户部议定，这一年加运到京城的铜以及明年头纲的铜，以及各路的采买铸造。于是云南减少了二百六十多万斤的运量。三年后，云贵总督明德又因为去年获得的铜虽然接近千万斤，但除去运往京城局库及云南本地铸造外，仅剩余铜一百三十万斤，用来偿还连年积累的欠款九百二十多万斤，仍然不足，难以再普遍满足八路的需求，因此请求全面停止各路的采买。户部议奏批准，允许暂缓补解京铜，酌情停止江南、江西两道的采买。于是云南减少了五十多万斤的采买。半年前，巡抚明德又因为各路委派官员在云南等候领取铜四百一十余万斤，以去年云南铜剩余一百多万斤计算，需要四年才能足够供给。在这四年之中，不仅截留及短缺的京铜无法补运，而且各省每年采买云南铜二百多万斤，积累数年将达到八九百万斤，更加难以筹划。因此请求裁减云南铸钱及各路采买铜的数量。户部议奏批准，允许停止云南临安、大理、顺宁、广南四府以及东川新设各局的铸钱，又暂时减少陕西、广西、贵州、湖北采买铜六十三万斤。于是云南得以减少办理二百多万斤，总计前后暂缓减少五百多万斤，矿民的气力才稍微舒缓。当初云南铜归官府采买时，每年供应本路铸钱九万余千，以及运往湖广、江西的钱四万串，计算下来仅需铜一百多万斤罢了。到雍正五年，云南矿厂获得铜三百多万斤，才开始商议发运到镇江、汉口各一百多万斤，听任江南、湖南、湖北采买。到雍正十年，发运广西钱六万二千多串，也仅需铜四十多万斤。第二年钦奉世宗宪皇帝谕旨，商议在广西府设局开铸，每年运往京城钱三十四万四千六十二串，计算也只需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多斤。乾隆二年，总督尹文端公尹继善又因为浙江承买洋铜拖欠积累，京城局库每年需要洋铜、滇铜共四百万斤，请求敕令江浙赴云南采买铜二百万斤。云南依照户部文书，在解运京城钱之外，仍解送京城钱三十多万，以凑足二百万的数量。而直隶总督李卫，又因为其他地方远购云南铜转解，哪里比得上云南直接运往京城局库？由此各省供应京城的正铜及加耗，全部归云南办理解运。然而尚且只限于四百四十万斤。不久又商议将停运京城钱的正耗铜，改为加运京城铜一百八十九万多斤。又不久福建采买二十多万斤，湖北采买五十多万斤，浙江采买二十多万斤，贵州采买四十八万多斤。接着广西以盐换铜十六万多斤。接着陕西停止采买四川铜，改采买云南铜三十五万斤，不久又增加到四十万斤。于是云南每年需要备铜九百多万斤，然后才足够供应京城及外地的取用，而云南局库的鼓铸还不包括在内。天地的物产，常须有剩余以等待滋生繁衍。唯独云南铜率用一年的收入供给一年的使用，好比竭泽而渔，很少能持续。而且一年的使用几乎超过一年的收入，这是凶年取盈的方法，都是因为取用的数量过多。曾经考察云南铜的产量，起初的一二百万斤，不论了。自乾隆四五年以来，大抵每年产量六七百万斤，多的八九百万斤，最多的一千多万斤，到一千二三百万斤为止。现在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都以一千二百多万斤上报，这是云南铜极盛的时候，未曾少于往日。然而不能供给的，只是因为取用的人多。从前江安、闽浙采买云南铜以代替洋铜，议论者认为云南铜衰盛无常，应当多做准备，仍然责成江浙官员收购商人购买的洋铜，以期望充裕。等到请求云南铜直接运往京师，将剩余部分溢出到湖广开铸，而商人办理的洋铜则听任江浙收购铸钱。议论者又认为云南铜虽然有余，尚须筹备以供应京城局库，如果立刻留在楚地供应铸造，假使将来京城铜有短缺，关系不小。又商议浙江收购洋铜，也须存贮云南铜，若有短缺仍可运往京城接济。即使近年截留京城铜的部议，也因为云南铜确实有缺乏的情形，当即通盘筹划酌情调剂。这都是以三十年通制国用来为天下考虑，并非只为云南考虑。至于今天，京师的运额既然无可短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还有浙、闽、黔、粤、秦、楚各路开铸纷繁。举一例说：这是民用的，饷钱也不可少。再举例说：“炉子将要停了，等待铸造到了极点，不可迟缓。”于是云南的铜政，骚然不安了。以云南的产量，不能供应云南的使用，而裁减铸钱以供给各路，各路使用铜的都蒙受其利，而产铜的云南独自遭受其害。产量越多，则求取越甚而责求越急，那么云南的铜何时才足够呢？所以说：“取用的数量，无法商议减少。”供应办理的困难，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是大矿的拖欠积累沉重无法复苏。谨按杨文定公奏陈

译《铜政利弊疏》中说：运输铜料的户民大多来自夷族和猓族，他们有时在山中行走、野外露宿，在半路上被盗窃；有时马牛病死，便抛弃铜料逃跑；有时奸民盗买铜料，无法追偿损失。此外，矿洞里的百姓都是来自各地的无业游民，领到官本后，往往私自花费，无力开采；也有开挖矿洞却无成果，白白浪费工本的情况。更有甚者，采到铜后偷卖私销，因贫困而逃亡，欠债累累，这被称为“厂欠”。由此看来，自从有了官办矿厂，就有厂欠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当时凡是无法追回的厂欠，可以请求恩赐免除，所以每年采铜的数量比从前增加了好几倍，而厂民的拖欠也增加了好几倍。管理矿厂的官员害怕遭受严厉的谴责，便少报数字上报给上级，而每过几年就有数以万计的积欠，这时就无法请求豁免了。上级官员因为实际欠款无法豁免，于是采取变通迁就的方法来弥补缺口。乾隆二十三年奏请预备汤丹等矿厂的工本银十二万五千两，用来偿还厂欠。三十三年逮捕治罪管理铜政及矿厂的官员，责令赔偿银七万五千余两，用来清理厂欠。三十七年废除豁免的命令，而在发放工本银时，每发一百两收取一两，大约每年发放七十万两，可收取七千余两，借此储存起来以备逃亡之需，这也是为了减少厂欠。至于开采地点遥远、工费繁多、官本不足，则没有人想办法解决，所以没过几年厂欠又恢复原状。三十七年冬天核查矿厂库藏以稽查厂欠，前后矿厂官员赔偿补交数万斤铜之外，仍有民欠十三万余两。再次蒙受皇恩特别下达指令，让筹划有利便捷的方法，然后矿铜得以十分之一通商，用铸币的利息代替偿还欠款，现在的东川局加铸就是如此。然而加铸的利息全部用来偿还厂欠，通商的铜又输送到铸币局供铸造使用，至于不足的工本，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因此旧的拖欠刚去掉，新的拖欠又来了，两年间又不可胜数了。自从最近定下章程，每年年终要求出具无欠结状，由所属上级加以保结，因此连年没有厂欠的名目。然而工本不足，厂民不能徒手空腹去采矿，于是为他们量借油米炉炭以资助工作，并责令他们向官府缴纳铜，以此来笼络厂民，说：“你们只管尽力开采，我能救济你们。”厂民也以此引诱上级说：“官府幸好养活我，我将尽力开采以赎前债。”上下互相欺骗，不过是侥幸期待万一遇到恩赦，虽然忌讳回避厂欠，但积累未归还的油米炉炭借款，价值也不下数万，总之都出自公款。愚昧的百姓哪里懂得大义？他们之所以低头服役，劳损身体也不推辞，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罢了。至于利益无法图谋，而公款的拖欠又日益紧迫，后来厂民才开始绝望。矿厂靠出产铜，百姓靠矿厂谋生，百姓无所指望，矿厂还有什么呢？区区三五个官吏的讲求，对于铜政有什么帮助呢？所以说：大厂的拖欠累积沉重，无法复苏。采办的困难，这是第三点。一是小厂的收买涣散，无法统纪。云南矿厂中旧且大的，汤丹、碌碌、大水、茂麓最为著名，而宁台、金钗、义都次之。新厂中大的，狮子山、大功最为著名，而发古山、九度、万象等厂次之。至于青龙山日见汛、凤凰坡、红日岩、大凤岭等厂，地处偏远，矿洞深邃，常在丛山乱箐之间；而大屯、白凹、人老、箭竹、金沙小岩等厂又都连接黔蜀，道路杂乱，奸顽无赖、贪图小利的百姓往往潜伏其间，盗采盗铸，占据高冈深林，预先准备逃跑路线。一旦地方兵役追踪勾捕，就纷纷惊散，无法追寻。在矿地采矿的，也都是游手好闲的穷民，只求谋食，既无财力深开远入，只在山表寻找矿苗取矿，经过开采的地方，相比鸡窝采获的矿，称为草皮菜石。虽然名为采铜，实际上都是侥幸尝试，一处矿脉断了，又寻找别处，一处没收获，又换别处，往来纷杂，没有固定方向。因此一个矿厂所开采的地方，动辄有数十处，地方相距近的几里，远的一二十里，或几十里，即使是善于察访的官吏，本来也不能周遍尽知。加上这些人不领官本，没有统一指挥，他们自己打算，出于无聊，既非恒业，有什么顾惜？有就取，无就走，方便的就取，不方便的就走。这样用官法约束，用常规考核，只会分散逃跑，怎么能束缚他们呢？官厂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常常无可奈何，只依赖一二个客长、锡头。厂民得到矿，都由客长评定多寡后输送给锡头炉房，根据矿质经过几锻几揭而成铜。每用一炉铜缴纳官府二三十斤，酬谢客长锡头几斤，剩下的任凭他们携带，远行到地方贩卖，核算实际数量，还不及汤丹厂的百分之一。以滇南矿厂之多，各路取求之广，只依靠二三大厂，其余小厂环绕分布，以几十计，而合计几十厂的铜，相比二三大厂不能达到一半，那么大厂怎么能不困顿呢？所以说：小厂的收买涣散无法统纪。采办的困难，这是第四点。

译至于转运的艰难，也可以略加说明了。云南是偏僻的边远之地，登记在册的户口才四十万，其中饲养马牛的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这四十万户分属八十七个郡县，而在交通要道上、作为转运必经之路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由此说来，云南的马牛不过六七万头，而用于运铜的马牛不过二三万头，这是大概的情况。云南既有每年运往京城的铜六百三十万斤，再加上各路采买的铜和云南本地铸造所需的铜，每年运铜达一千二百万斤。计算马牛的承载能力，牛能载八十斤，马的力气是牛的两倍。一千多万斤的铜，没有十万匹马牛是办不到的。然而民间的马牛只供农田耕作，不能多养来等待官府征用，每年受雇运铜不过三四百万斤，其余八九百万斤的铜，还需要七八万匹马牛，而云南本来就已经穷困了。乾隆三年，朝廷商议广西府局发运京城铸钱用的铜，陆路用牛一万四千头，马九千匹，水路用船三千只。考虑到征集不易，恐怕更加扰民，就允许停止铸造。这一年云南上奏说，云南铜运往京城的事正在开始，江安、福建、浙江两地的二百万斤铜不能一时发运，批准户部的意见，运往京城的铜允许推迟到明年。而江浙等路的铜还需等待后续命令，这都是为了审时度势，不想勉强去做必然做不到的事。又之前的奏议说，户部有现铜三百万斤，工部稍显不足，可以暂且借拨。又乾隆三十五年的议定说，户部、工部两局库中有现铜四百五十万斤，云南还有两年运铜的额度，预计可以衔接抵补局库的，仍有八百多万斤。此后云南的发运源源不断，以供京城铸钱，有余而不足的情况没有发生。那些截留未发的、拖欠的铜三百五十多万斤，都可以着令缓期补解。这为云南的官民考虑，议论是多么宽厚；而为国家用度考虑，论事又是多么详尽啊！现在却不是这样，户部局库有铜二百五十万斤，加上工部的铜三四百万斤，云南铜的发运在途中、年内都可以相继到达的，有一千多万斤。比起以往略微没有减少，而议论的人却深切地担忧铜源不继。于是云南每年又增加运送旧欠铜八十万斤，连同以前的共七百一十余万斤，而云南更加困顿了。况且转运的方法，法令本来已经非常详尽了。起初京城用铜改由云南运送，起运之日必定咨文经过的地方，令其防卫催督稽查，守风、守水、守冻，又令所在官府核实转报咨文户部。后来因为运官有时买货重载而淹留迟滞，迟滞也连坐沿途官员。军官驱策催促快速行进，徇私隐瞒的有罚。后来又因为交纳的铜不如原定数量，议请沿用雍正二年采办洋铜的例子，运铜不依期限的免职定罪。管运委解的上官剥夺官职，领职如故。如果有盗卖等弊端，本官按律治罪，责成上官分担赔偿。又改定运限：从永宁到通州，限以九月；在汉口、仪征换篓换船，限以六十天。除了守冻、守风、阻水的期限不再计算。除了运铜入境，由所在官弁按期申报奏闻，而云南、四川也再次会商：以永宁、泸州搬铜打包，限以五十五天。从永宁到合江，从重庆府到江津，听任所在镇道稽查委官催督。如果有无故逗留，地方官弁隐瞒不实报的，予以纠劾。后来因为铜船停泊阻塞漕运，又议定沿江道路，委派游击、都司押运。从仪征以下，听任巡漕御史催赶。运官即使想掩饰欺诈拖延，本来也不能做到了。又在积弊疲敝之后，户部正按日按月考核，于是巡抚与布政使亲自巡视各厂，以求采运的适宜，而责成巡道周环巡视，以考核转运的勤怠，并察其停寄、盗匿。从守丞以下州县的长官与簿尉、巡检之官往来相继，符檄交驰，军官役卒四处出动。所在官吏日夜恐惧，补救过错尚且来不及，而驿站骚然了。曾考查乾隆二年，云南有余铜三百七十四万斤，所以能筹划停止购买洋铜。十七年有积铜一千八九百万斤，所以能满足各路的取求。二十四年以后，有大兴、大铜两厂，骤然增加铜四百多万斤，所以能贴补运往京城铸钱，每年没有缺滞。这就像水利，积蓄不厚而日日疏浚挖掘，那么干涸可以立刻等待，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现在主管转运的官员害怕遭受罪责，都已经增价雇募，然而还是不免用人代替牲畜。官府责成吏役，吏役责成乡保里民，每用数日的粮食来应付一日的役使。中间科索抑派，严重扰民。好事的官吏驱赶老幼，横施鞭打，摧残民生而亏损政体，不是小事啊。所以说转运的艰难，这是第五点。

铜政议下

王太岳

具备这五种艰难，所以云南的铜政有“救荒无奇策”的比喻。虽然荒年固然不可不救，而铜固然不可不办，不可不运。我私下曾寻求前人的论议，安置得失的原因，其中有已在过去有效而可以试行于今天的：说多筹钱息以增加铜价，通计有无以限制买铜，稍宽考核以舒缓厂矿的困顿，实给工本以扩大开采，预备雇值以聚集牛马。云南的铜，供给户部、工部两部门，供给浙江、福建等路，供给本路州郡的饷银，它的用途很大了。所以铜政的要务，必定宽给价格。给价充足，而后厂矿聚集；厂矿聚集，而后开采广泛。广泛开采则铜多，

译铜矿丰富，则用度充裕。前任巡抚爱必达上疏说：“汤丹等大小各厂，在开采初期，所产铜不多，后来每年产铜六七百万斤，甚至八九百万斤。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扣除课税损耗后的盈余不下数百万两银子。近年来矿砂逐渐变薄，矿洞道路日益深远，靠近矿厂的柴薪砍伐殆尽，木炭价格翻倍，聚集的人多，油米更加昂贵。每年京城和各省铸钱需要铜一千多万斤，炉工和资本不足，每年产出的铜势必日渐减少。洋铜既然难以采办，云南的铜如果再短缺，京城和各省铸钱从哪里获取原料？”前任巡抚刘藻因为汤丹、大碌两厂不足以支付工本，两次上奏请求加价，都获批准，矿民感激振奋。大铜厂今年产铜六十万斤，大兴厂因夏秋雨水集中停工，还有铜三百七八十万斤，各厂总计产铜一千二百多万斤，历年产铜之多，没有超过这一年的，实在蒙受特别恩准，起初并没有不允许的情况。现在与过去相比，近的十年，远的二十多年，所说的矿洞日益深远、改采日益困难的情况，又更加严重了。然而却说“请求发放棠邑之粟的请求不能屡次尝试”，这是为什么呢？有铜本才有铜息，有铸钱才有铸息，所以说“对下有益而对上不损害的事情，不可不加以讲求”。查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铸钱局五十座，加铸钱二十二万余串，在备给银铅工本之外，每年盈余利息银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于是积累利息四十余万两。从此以后，云南才开始有公存的铸钱利息，而铜本不足，也稍稍知道从中取给。二十二年，东川增加半卯的铸钱量，每年收利息银三万七千余两，用来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的不足。二十五年，因为东川铸钱利息不足以支付加价，又请求在会城、临安两局各加铸半卯两次。十八年，再次请求增加铜价，于是又在东川新旧局冬季三个月，每旬加铸半卯。三十年，又因为铜厂采获增多，东川铸钱利息尚少，于是又请求每月每旬各加铸半卯，以增加汤丹等厂的铜价。而大理也开设铸钱局，每年获利息八千余两，用来资助大兴、大铜、义都三厂排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加铸增设铸局达到五六次而没有停止。云南的铸钱法与铜政互为表里已经很久了。用矿民的铜来铸钱，就用铸钱的利息来支付矿厂费用，不再另筹他款，恩泽不泛泛而及。而这几十个矿厂，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办法缓解困穷而谋求温饱，积累他们欢呼雀跃的气氛。铜即使不增加，也绝不会减少，以此来维持铜政，延续钱币流通。所谓多铸利息钱以增加铜本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所需铜数的供给，确实不可商议减少了。各路的自有储备及其缓急的实际状况，不可不加以考察。过去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这九路的铜，都从云南购买，接连不断地到来，因此云南日益供应不及。圣朝天下本是一体，各路储备与云南储备，本来没有区别。我私下看到去年陕西奏请开采宁羌矿硐，过了两个多月，已获得现铜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还可炼铜五六千斤，由此继续深入开凿，真正的矿脉显露，长久的大丰收可以期待。又湖北奏请开采咸丰、宣恩两县的矿厂，先后炼铜已得一万五千多斤，将来获利必定加倍。从邮报上看到的如此情况，如今陕西、湖北开采都已一年多了，其获得的铜虽然少，也应当有数万斤，而向云南采购的铜却依旧，如果核算其自有的数量，那么这两地本来就可以减少购买。贵州原本设有二十座炉，后来减少铸造二十三卯，向云南采购的铜也减少了十万斤。近年又减少了五座炉，议定每年以铜四十四万七千斤为常规定额，而云南的铜仍然实际购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贵州本地的铜则减少了七万斤，将安逸且方便的留给自己，而将劳苦且耗费的分给云南，这不是公平合理的议论。因此贵州的采购也可以减少。又今年陕西奏报局中现有铜二十五万一千四百多斤，加上商人运来的洋铜五万斤，应当有三十多万斤了。委派官员领买的云南铜六十二万六千二百斤，且将陆续到达，以此计算，陕西已有铜九十多斤，又有新开的矿厂产铜正不可限量，这一路的采购不仅可减少，甚至可以停止。又福建、浙江、湖北以及江南、江西旧时购买洋铜，每百斤价格都是十七两五钱，而云南铜价格只有十一两，少六两五钱，改买云南铜是适宜的。然而这些路，其运费杂支每百斤铜按规定消耗的银也达五六两，合计买价常有十六七两，与洋铜的价格相比未见有很大差别，加上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到五六千，那么已与洋铜等价了。以此权衡，云南铜实在不如洋铜便利，那么这几路可以停止购买。如果确实核算其实际用量，那么每年可减少拨给一百多万斤，而云南铜必定日益充裕。所谓通盘计算有无以限制购买铜的，就是这个意思。

厂欠的实际状况，从杨文定公开始筹划厂务的年份之后，便日益增加不止。等到积欠已经很多，才依照惯例请求免除。那被免除的，又只是逃亡死去的百姓，而身上有厂欠，领取现钱采购现铜却缴纳不足数额的人不在免除之列。因此免除的常常很少，而总欠常常很多。乾隆十六年，议定由官府发放铜本，依照征收盐课的惯例，以完成欠款的分数考核厂官，怠惰征收的惩罚只限于扣除俸禄，厂官尚能凭借实际欠款的数额，来要求一年的收入用于采购，本来没有害处。后来因为厂欠积累到十三万，而督理的官员自监司以下，都被逮捕治罪追偿。不久因为铜少不能供给各路的采购，于是借用拨运进京的定额铜二百六十多万斤，计算其虚值，而议定对诸厂官员实际罚款，罚金多达十四万。不久因为急需铜，严厉责令厂官限期办理铜，其限期多而获得少的，既给予削职夺官，有的甚至因害怕遭受纠劾，多报铜斤，那么又因虚报通关，按律治罪，罪至于死，这确实是铜厂的厄运了。大小诸厂炉户砂丁之类，多达千万人，依靠他们来调节其甘苦，把握其缓急的，只有厂官罢了。况且让他们进退狼狈，无所适从，到了如此地步，铜政还值得期望吗？从现在计算，想要谨慎核实名实，规划长远，希望振兴铜政，裨益国家大计，那么不放宽对厂官的考核就不行。为什么呢？近年的法令，既在年终索取其所欠的结状，而所辖的上司，又按月计算并季度汇总，厂官不敢再多发钱，必定按照缴纳铜的多寡，一如预先给予的数额而后给钱，接着采购，这确实可以杜绝厂欠了。然而采购铜的费用，每百斤实际少一两八九钱，这钱从哪里出呢？给予不足，那么民力不能支撑，将离散而停止开采；想要充足给予，而欠款仍然不止，必定不被上官允许，这是又一个困境了。那么现在每年有铜千万斤的，依靠什么呢？预先借给的底本与所谓接济的油米，本来是依靠它们来供给厂民的匮乏，而疏通厂政的困窘的。谨查乾隆二十三年，预先借给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元，以十年限完，都在季度发放铜本之外，特别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裕，从容开采，所以能多得铜以偿还旧债。三十六年又请求借发特奉谕旨，认为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现在借数既少，扣数转多，而且分限三年，较前更加紧迫，恐怕承领的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拖延，更是难免。仰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放宽期限，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而由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到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但还

译依靠预借的本钱来维持延续，已经三四年了，这是预借底本的功效。又自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上奏请求借给储存的油、米、炭、薪，用来资助厂民，厂民于是能够把每月领取的铜价全部用来雇佣砂丁，而用官府借贷的油米来供给日常使用，所以没有懈怠开采，这又是所谓接济的功效。如今每月扣除的借本几乎消除殆尽，唯独油米的货款应当用铜价来偿还，却迟迟未能做到，反而逐年累积，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万一上级官员不理解，指责我们拖欠怠慢，判我们亏空挪用的罪名，那么厂官如何能逃避罪责？这又是日后无穷的祸患，也是今日的隐忧。前年云南新开设七座铜厂，分条陈述了四件事，户部议论说：“炉户和砂丁大都是贫民，无法自行筹措工本，依赖预领官银来资助他们开采矿洞，盈亏不均，不可能完全没有逃跑欠账的情况。如果让发放银两的官员按数完全偿还，恐怕预支银两的官员会害怕发放，反而妨碍铜政。”这话确实可信，可以说是通晓大局的人所说的。现在如果放宽对厂官的考核标准，使他们能够随时借贷油米，而没有日后因亏缺而受罚的担忧，又仿照二十三年预借的方法，增加借贷数额并放宽偿还期限，那么厂官就没有被迫挟持、畏惧阻挠的心理，厂民也有日子宽裕舒适的感受，上下同心协力致力于矿厂开采，铜政不振兴、采办不增加的情况是没有的。所谓放宽考核以缓解厂矿困境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小矿厂的开采，已经涣散得没有条理了。寻求统一、整顿的方法，不能不紧急进行。我私下看到乾隆二十五年，前任巡抚刘藻上奏说：“朝廷内外铸钱所需的铜，从汤丹、大碌两厂取得的，占十分之八九；其余各小矿厂零星凑集，不过占十分之一二。然而地下矿脉的兴衰没有定规，必须开采新矿作为预备，这样才能做到此处缩减彼处充盈，源源不断而不匮乏。”如今各小矿厂附近的地方，并非没有矿苗，只是因为开挖大矿，通常需要经年累月，矿民们需要成百上千地通力合作，借垫的费用极为庞大。侥幸获得了矿，炼成铜输送给官府，所给的铜价却很低，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不免损耗本金，实在难以竭尽全力去从事。又上奏说：“青龙等矿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共十三个月，共获得铜四十八万斤；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到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也经历了十三个月，共获得铜一百多万斤。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在加给铜价之外，实际存留银二万九千多两，比二十四年多出利息银一万多两，而各矿厂的矿民也多得了价银一万二千多两，感激皇恩，这确实是施惠而不耗费。”又三十三年，前任巡抚明德上奏明确说：“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只要管理得当，不仅有利于铜务，而且数百万谋生的穷苦百姓，也能借此维持生计。”由此看来，小矿厂并非没有利益。如果确实投入人力，开凿峡谷建成矿堂，那么新开辟的矿洞入口必然不深，而工程也不必耗费太多。而且那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树木茂盛，采伐方便，木炭也容易得到，与大厂开采的费用相比，应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不能不紧急谋划。现在矿民既然都是徒手掠夺式地开采，而完全出于侥幸尝试的做法，而作为矿厂官员的人，除了在坐守抽税之外，对此已没有其他要求。因此，各小矿厂并非没有矿，而是货物被丢弃在地上，没有人惋惜。又有盗卖、盗铸的情况，其造成的流失又不知有多少呢？小矿厂的铜，每年不及汤丹、大水等大矿厂的十分之一，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确实在矿厂附近的县邑，招徕当地居民，编入什伍户籍，又选择其中质朴稳重的人作为头领，于是借给他们本金，增加供给油米薪炭，那么涣散的人就都有了归属，久而久之就会将其作为恒久的职业，即使驱赶他们也不愿离开。然后向他们展示约束，督促他们完成定额，激发他们刚振作起来的气势，厚待他们已经聚集的力量，使他们都能穿石破峡以求深入山中开采矿藏，而没有半途而废的情况，即使有不成者也是少数。如果再开设曲靖、广西的铸钱局，并用利息钱增加铜价，那么宣威、沾益等山的铜就不再走贵州的路，南边建水、蒙自等山的铜也不再走广东的路，怎么见得小矿厂不能转变为大矿厂呢？所谓实际供给工本以扩大开采的，就是这个意思。

云南的牛马确实少了，云南的储备又空虚了，而户部尚且以等待铸钱为由，发公文催促运输，急如星火，大概没有权衡缓急的实际状况吧。铜运在云南境内，前后相继，依次抵达泸州，既用乙年的铜弥补甲年的运输，又将用乙年的运输等待丙年的铜，而泸州那边随收随兑的，也几乎没有停息，那么最终就没有储备的日子了。只有放宽半年的期限，然后泸州才有三四百万斤的储备，储备多了，那么兑铜的人刚走而运铜的人已经来了，这是经常有剩余存储。像这样凡是运铜官员到来的，都可以按时兑发，依次启程，在泸州没有坐守的劳累，在途中也有催督的命令，运输怎么会迟缓呢？至于筹划运输的方法，固然不能以云南缺少马牛来自我推脱，那么我曾私下查阅过往典籍来考察。起初云南铸钱运往京城，由广西府陆运到达广南的板蜂，水路行船到达粤西的百色，然后蜿蜒进入汉水，而广西广南之间，经过十九个厅州县，各自根据地势的远近大小雇佣牛只递运，少的几十头，多的三五百到一千二百头，以预先给价雇佣招募，每到夏秋，触冒瘴气迷雾，人和牛都生病，所以常常畏惧阻碍不前。后来官府购买马牛，制造车辆设立驿站，用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个驿站，又用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个驿站，递供转运。恰逢户部商议改运滇铜，于是停止广西的铜，而将江安、浙江、福建以及湖北、湖南、广东的定额铜停止购买归入云南运往京城，于是云南征收的耗铜四百四十多万斤，全部由东川直接运往永宁。后来因为寻甸、威宁也可以到达永宁，于是分二百二十万斤由寻甸转运，而东川由昭通、镇雄到达永宁的还有二百二十万斤。后来又将广西停铸的钱合其正耗余铜，总共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四十斤，命令按数解往京城，这是加运的铜，也由东川、寻甸分运。到乾隆七年，昭通的盐井渡才开始通航，那么东川的运铜一半由水路运抵泸州，一半由陆路运抵永宁。十年，威宁的罗星渡又通航，那么寻甸陆运的铜既已过威宁，又可以水路行船运抵泸州了。十四年，金沙江工程完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的水路也适合运输。于是东川到达昭通的铜，都分出于盐井、黄草坪这两条水路，与寻甸的运输

译铜就可以直接运抵泸州了。然而东川、昭通的马牛，也并非全部出自其辖区，贵州、四川的马以及邻近郡县的牛，常常占其中的大半。雇募的方法是，先由官府查验马牛，烙上火印，借给买价，每匹马借银七两，四头牛、一辆车借银六两。等到它们载运货物时，就支付一半的官方运费，而扣留另一半来抵销之前的借款。扣销完毕后，又再借给，如此往来循环，像圆环一样没有尽头。因此，受雇的都是熟识的户主，领受运输任务都有固定的期限，互相担保都有固定的同伴，经纪交易都有固定的规矩。时间久了，官府和百姓彼此熟悉，虽然有时资金匮乏，却没有拖欠逃跑的现象，这也是雇运的一种策略。现在宣威已经沿袭这种方法试行了，如果让寻甸以及在威宁负责运输的部门都实行这种方法，用每年领取的运费，向上级官员申明，预先借给运户资金多买马牛，常使它们供应运输，即使云南产的铜少，大概也能有所补救吧？然而还有困难的地方，就是各路采买雇运常常迟缓。前年定下的议定，滇铜每到冬夏交替时计数分拨，大小各厂根据距离的远近、铜产量的多少来分配。采买委派的官员远至东奔西跑，荒废耽误了数月，因此今年才议定得胜、日见、白羊等远厂的铜，都从本厂运到下关，由大理府转发，贵州、广东买铜的人很少再长途跋涉了。而义都、青龙等近厂以及云南府以下的各厂，仍然需要各路委派的官员前往买铜，自己雇人自己运输，全都汇集到百色，然后上船。主客双方呼应困难，又因为农事、牛马无暇，夏秋季节瘴气盛行，更多阻隔。所以部里的公文多次下达，而云南上报铜出境的情况常常担心迟缓。过去临安、路南的铜都运到弥勒县的竹园村，等待各路委派的官员买运，后来因为委派的官员等待时间过长，于是有了赴厂领运的提议。然而当时实在是因为云南缺铜不能按时供给购买，并不是运贮竹园村的失误。如果真的减少各路的采买，而把迤西各厂的铜全部运到云南府，由知府总括发运，又把临安、路南的铜全部运到竹园村贮存，把收发责任交给巡检，这样各路委派的官员到了就买运离开，哪里还会有奔走荒废的时间呢？如果再仿照运钱的制度，把各路陆运的费用分发，沿途郡县各自招募运户，借给官本多买马牛，按驿站接运，好比设置邮驿，夏秋季节全部撤去马牛归农，停止运输则人马没有瘴疠的担忧，委派的官员有安闲的快乐。在空闲时，又分寻甸运铜的一半，由广西广南到达百色，像运钱的老办法。即使运往京城的铜，也将加速，一举而三善具备。只选择可以采纳的意见而采纳它。

译再次呈上关于矿厂事务的奏疏

倪蜕

凡是开采五金的地方，古代都称为冶场，现在读音讹误称为厂。查考《周礼》中司徒的职掌，矿人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的地区，并设立严厉的禁令来守卫它们。如果按时令开采，就核实其地图并授予开采权，巡视其禁令的执行情况。这就是古代冶场的起源，也是现今矿厂名称的由来。然而当今天下的矿厂，以云南为最多。除了五金之外，还有白铜、朱砂、水银、乌铅、锡母、硝磺等矿厂，大小不止一百多处。现在请谈谈银矿厂。历考记载，云南的矿厂始于明代，管理者是镇守太监，其贴差的小太监都分别负责知晓各厂情况。如今迤西、南北衙的矿厂，还是其遗留。起初也不设立税额，逐渐增加到三万多两。等到矿洞老化、山体空虚，矿脉完全断绝，凶恶的太监因此将税款逼迫摊派到民田上，矿厂都封闭了。此后有时开放有时封闭，听任百姓自行决定。到康熙二十一年，云南全省平定，矿厂于是兴盛。贪图利益的人、游手好闲之辈，向地方官呈报，查明没有妨碍，就准许开采。由布政司发给印牌，称为厂官，佩戴繁缨、垫坐高椅，前有马匹引导，手持殳杖，俨然像官员一样。于是选择吉日出示告示，开炉试煎。每次使用矿砂，不计多少，在煎炼覆盖的时候，厂官、课长、硐领各自私自投入块银在里面，以获取厚汁的名义。于是随即宰牛祭祀山神，上文书报告矿旺。这个名声一传开，带着资财来分红的，远近纷纷而来，这就是米分厂的客商。有的独自一人，有的联合数人，认定矿洞入口，每天需要硐丁若干，进入开采每天应用的油、米、盐、菜若干，按数供给支取。获得银两，除了缴纳官课外，分成十分：镶头、铜领共得一分，硐丁没有定数，共得三分，厂客则得六分如果遇到大矿，那么厂客的获利非常丰厚。然而也有矿质贫薄而仅够抵消油米成本的，也有完全没有矿砂，竟然导致家破人亡的。这关乎时运命数，也不是必定能得到的。至于缴纳官课的方法，则是评定矿斤入炉煎炼成汁，比较定出三拍，用铁制成，像戥盘而有柄。上拍约一两，这是解送上官的官课；中拍约五钱，这是厂官的养廉银；下拍约二钱，是课长及众役分支。商民所开的矿厂，大概都是这样。至于踏勘获得大厂，不是普通人所能开采的，则由院、司、道、提镇衙门差遣亲信的人，带着资财前去，招集硐丁，拒绝米分，独自建立功劳，不旁贷于人。即使获得万两银子，也与商民无关。然而有本钱就有利润，众人没有怨言，当那时矿厂。未增加税额又极兴盛，是丝丝入扣，官民都优裕有余资了。到康熙四十七八年，贝制军开始上报官课二万七八千两，至今二十多年，陆续增加到七万两。先前因为多年缺额的原因，裁去厂官，分属府、厅、州、县管理，以便参劾处置。后来有存库公银一项，年年拨出补足额度，已经数年于此。云南银矿厂的始末大概都在这里了。然而云南的矿厂，是云南的祸害。矿厂分设既多，不耕而食的人约有十万余人，每天耗费粮食二千多石，一年消耗八十多万石。又是舟车不通的地方，稍微收成不好，就担忧饥荒饿死，金生粟死，可胜浩叹。所以唐宪宗下诏说：“铜可以用于鼓铸，银对民生没有益处，天下现开采的银坑，都应禁止。”也是看到这一点罢了。况且靠近矿厂的地方，食物一定昂贵，盗贼一定多，鸡犬不宁，酱盐匮乏，这是百姓的祸害。煎炼的炉火，使黄菽豆枯萎；洗矿的溪流，水冲刷损害田苗，这又是百姓的祸害。有矿的山，一概没有草木；开厂的地方，惯例砍伐山林，这又是百姓的祸害。藏匿亡命之徒，接纳叛乱之人，不问来历，大恶巨凶，因此隐匿于此，这又是百姓的祸害。舍弃本业，跑到矿厂做坏事，剪绺赌钱，诈骗无忌，这又是百姓的祸害。流亡之人日益聚集，奸匪日益滋生，杀勾连附，彝索保，这又是百姓的祸害。至于传递矿厂文书，供应矿厂役使，种种难以尽述，也没有一样不是对百姓有害的。这样依靠官课的没有多少，而对百姓有害的实在严重。却说百姓乐于地方有矿厂，难道是这样吗？现在承蒙下问，谨将所知道的利害详细陈述，希望鉴照并加以注意。

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

李绂

盐政已在前面详细论述，还有冒昧进言的。云南的弊端，没有比盐更严重的；而云南的利益，没有比铜更大的。当时云南的铜斤与钱法，实际上分为两件事。如今特别奉上新旨，命令云南鼓铸钱币。那么云南的铜斤，产于云南的占十之五六，产于其他省份的占十之三四。在没有开放海禁时，天下的铜斤大半依赖云南供给，而铜斤充足，宝泉局、宝源局未曾听说缺额。如今开放海禁采买，而铜斤反而导致缺额，是因为云南铜不出产的缘故。铜为什么不出产？自从云南设立官铜店，云南铜就不出产了。矿民入山采铜，每百斤官府必须预先发放价银四两五钱。到铜砂煎出时，抽取国课二十斤，秤头加长三十斤，总共交一百五十斤。这是无本的矿民所以困顿的原因。那些不愿接受官价，自备工本入山开采的，到铜砂煎出时，让矿民自

译负责运输铜料的脚夫将铜驼运至省城官店领取银两，每五百五十斤发给银五两。又因旷日持久无法支领银两，于是那些自带本钱的矿民也陷入困境。那些私下买卖铜料的人，被称为私铜，将铜料上缴官府后，反而被定罪处罚。矿民开采铜料，费用极大，有油米之费，有锤凿之费，还有炉火之费。将铜运至省城官店，又有脚力之费，所费甚大，而官定价格不足以补偿成本，所以矿民常常以矿洞老化、矿山枯竭为借口请求逃避开采。实际上矿洞并未老化，矿山也未枯竭。山海之利，若公之于民，则普及而丰厚；若私归于官，则专断而微薄。公之于民，则可以富国而裕民；私归于官，则会导致害民而病国。等到百姓逃亡、铜料匮乏，官府的税课也亏损，专营之弊，反而导致无利可图，往往如此。如今云南开炉铸钱，需要铜料的时势，不得不设立官店。但官店可以设立，而官定价格却绝对不能发放。若能发布告示晓谕，除了无关田园庐墓的地方外，招募百姓任意开采，按照市场价格发给矿民，那么利益所在，人们就会争相前往。铜料的产出必定比平常增加数倍。对上可以辅助朝廷铸钱之用，既有利于钱法，而铜料既多，抽收必定广泛，又有利于税银；对下可以使穷苦百姓入山采铜，得铜获银，享受天地自然的大利。既有利于百姓，而铜料多出，办理铜务的官员不受缺额之罚，又有利于官员。铜料既多，则购买铜料的银两留在云南，有利于游食之人。刁悍之徒聚集在矿地，得以衣食，逐渐懂得自爱，盗贼减少，诉讼案件衰息，风俗政治，都受到其益处。公利之利，无往不利，这也是必然的趋势，是当事者应当急忙加以注意的。铜料是钱法的源头；钱法是铜料的流向。源头既已开辟，流向容易混杂。云南铸钱，弊端有三：私铸流行则损害公家而害民，官钱重量轻则私铸的官役可以盗取铜料而中饱私囊，搀铅多则暗中节省铜料而钱币容易损坏。如果能一并杜绝这三种弊端，那么源头广阔而流向也清澈了。所以说：铜料与钱法，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

译重铜运以杜弊累疏

严烺

臣仔细查考，云南省每年运往京城的铜六百余万斤，向来由云南省委派官员解运至户部、工部两局。后来经云南巡抚奏请，改为分省接力运输，朝廷已批准执行在案。今年二月又奉皇上谕旨，三省接力运输一事实在难以施行，按照户部的意见，仍遵循旧定的章程，由云南省委派官员直接送进京，以归于简便。钦此。臣私下认为，云南省运铜官员的困累有两处，一处在云南，一处在京城。在云南的困累，往往是运铜多委派有亏空的官员，企图当下扣除他们的运费来弥补亏空。州县有亏空原本应当及时题奏参劾，而运费中应在云南领取的部分不下六七千两，一经扣抵就难以敷用。这就导致在泸州领取铜时就有卖铜的弊端，又因经费不足，沿途盗卖铜的弊端也出现了。那些不肖的州县官员，有的本来并无亏空，一听说被委派运铜，就把公款装入私囊，装作有亏空，公然请求藩司扣除他们的运费，而一路上卖铜作为费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种种积弊都应当紧急清除，应请旨敕令云南巡抚，在每年派员解运时，查核其本任亏欠在一千两以内的，立即追完才准发给运费，催促起程；亏欠达到一千两以上的，立即指名题奏参劾，另换其他官员解运。至于云南省应领取的运费，不得丝毫扣抵，这样运员在长途跋涉中有资金，各自顾全考核成绩，不至于盗卖官铜自取罪责了。至于在京城方面的困累，则是户部、工部两局的胥吏勒索所致。前年童焕案件破获之后，奸猾的胥吏稍知收敛，但法律用来防范小人，防范的措施越严密越好。听说铜运抵达大通桥时，运员就与户部、工部两局的书吏往来疏通关系，费用议定、交贿之后才能进入局库，否则百般刁难，必然导致兑换接收无期。臣查江南道御史有稽查户部的责任，陕西道御史有稽查工部的责任，每月到局监督发放饷银。应请此后在铜运抵达大通桥时，令大通桥监督报告两道御史，酌情限定十日或十五日即令起运进入局库，仍由户部、工部两局知会两道御史，统一在十日内传唤该运员当面共同兑换接收，以杜绝胥吏任意勒索、累月搁置积压的弊端。等到交收清楚后，仍将有无亏短挂欠、是否依限兑换接收的情况知会两道御史查核。况且担心兑换接收时胥吏等上下其手，运员无可奈何，除了户部、工部管理钱法的堂官、侍郎不时到局查验外，应请照御史监督发放饷银的先例，敕令满汉科道官员每月轮流一人监督兑换，这样胥吏等有所警戒畏惧，运员不受勒索压制。如果运员有亏短铜斤过多的，即将其亏短的实际数目先行奏闻，再听候户部照例核议参劾。如此办理，不仅胥吏无法施展奸计，即使运员也不敢盗卖短少，似乎对双方都有益处，这样才能稍微符合我皇上慎重铜运、体恤运员的心意。

请开矿铸钱疏 雍正六年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

私下查考广东各属地方的矿山，到处都出产铜铁。铁炉现在正在开采冶炼，缴纳赋税未曾奉命停止。只有铜矿长久以来被封禁，但广东省田地少人口稠密，百姓没有固定的职业。自从铜矿奉命封禁以来，附近居民仍然聚集偷挖。地方的文武官员，把铜矿视为小民衣食的来源，明知偷挖，也不加拦阻。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知道有矿徒聚集，虽然发檄文命令官员士兵驱逐，无奈他们消息非常灵通，官员士兵未到之前，他们已经另往他处去了。官员士兵离开之后，又回到矿口挖砂。其实矿徒终究没有一天逃散。臣查考肇庆、高州、雷州等府，民间贸易使用的，全是唐宋旧钱；广州、韶州等府，都使用低薄的砂钱。相隔一二百里之间，钱币有能流通和不能流通的区别。所以钱法败坏，没有比粤东更严重的了。倘若蒙皇上敕令总督、巡抚勘明各属地方的矿山，照云南、湖广的先例，一体开矿采铜，并将历年收买的铜器，设立局所鼓铸。所有唐宋旧钱及低薄的砂钱，令各州县在收买铜器的地方出钱收买，新铸的制钱分运各府兑换银两流通使用，支放兵饷，规定银七钱三的比例。将会看到旧钱、砂钱自然无处使用，而现在偷挖的矿徒，转变为开采鼓铸的夫役。国家的宝钱流通于四海，百姓在铜砂中出力谋生，这确实是一举两得。有人或许担心开采铜矿，夫役容易聚集难以解散。但铜矿与铁厂没有不同，现在铁厂所需的夫役很多，采取取结互保的方式，并没有难以解散的担忧。铜矿夫役照铁厂一例编查登记，只使用附近居民，不许外人混入，聚集固然很容易，解散也不难，又何必有意外之虑呢？臣从钱法方面考虑，因此敢恭敬地陈述浅陋的意见，乞求皇上明察。

汴宋历朝钱文轻重记

顾栋高

乾隆四年，我担任九江榷使幕僚，在大孤山塘设馆。向西距离府治德化县四十里，再向东十里是青山，都濒临鄱阳湖，是设置税收的口岸。十月水枯，有客船在青山下，移船起锚，重量超过平常，尽力举起它，则累赘地有东西，打开查看，都是古钱。居民听说后，争相来取，每天聚集三四十艘小船，总共得到钱数十百万。往日运钱曾在此翻船，积水中六

译一百多年了。这些钱币都是宋朝的物品，其中夹杂着几枚唐朝的开元通宝，同时使用了八分、篆书和隶书字体。我选取它们的重量，逐一进行比对。唐朝的开元通宝重一钱，开元是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的，每十枚重一两，历代都遵循这个标准，世人称之为开元通宝，这是读错了。我通过比对它们的重量，果然证实了这一点。还有唐朝的国通宝，重一钱一分，是南唐李氏铸造的。宋太宗时期才开始使用年号铸造钱币，称为太平通宝，其重量完全符合唐朝开元的标准，重一钱或一钱二分不等。真宗朝的天禧重一钱二分，咸平重一钱，大中祥符重一钱一分或九分半不等。景德重一钱三分或一钱。仁宗朝的嘉祐和至和都重一钱一分，景祐重一钱二分，天圣重一钱五分，庆历重一钱八分。还有皇宋通宝和圣宋通宝，都重一钱一分。《文献通考》记载：“本朝钱币文字都用通宝，并在前面加上年号或改号。宝元年的钱币文字应当叫宝元元宝，皇帝下诏让学士们商议，于是请求改为丰济元宝。”仁宗时命令使用皇宋通宝作为钱币文字，庆历以后才恢复在前面加上年号。神宗朝的熙宁重二钱四分或一钱不等，元豊重二钱或一钱八分。哲宗朝的元祐重一钱一分，绍圣重二钱一分或九分不等。徽宗朝的元符重二钱二分或一钱一分，大观重三钱，崇宁重三钱二分。我所见到的钱币文字中，重量没有超过这个的，而且铜质润泽坚厚，轮廓端正美好，钱币文字凸起如同用金刀雕刻而成。宣和重二钱，政和重七钱二分。从此北宋灭亡了。从熙宁以后，重量大的钱币文字都称为重宝。高宗朝建炎重一钱七分，绍兴重一钱六分。南宋的钱币只有这两个年号，我所见到的也仅限于此。我认为自古以来铸造钱币，在流通货物之前，民间使用钱币关乎民生，而在轻重之间，治乱由此产生。周景王铸造大钱，单穆公反对他。汉桓帝时有议论改铸大钱的，刘陶说不方便于是停止，因为货币重则货物滞销，法令频繁变更则豪强容易借此作奸犯科，所以如此。自古以来称得到轻重大小适中者，汉五铢之后，没有比得上唐朝开元的。所以宋朝初期沿袭它。现在看前面所列的，凡是太平有道的时代，钱币重量都不相差太远；到了浊乱奸佞的朝廷，则重量超过常规，这不是明显的效果和大验证吗？庆历的钱特别重，是因为这时正有事于元昊，而缺乏军需，采用张奎、范雍的建议铸造大钱与小钱并行，不久盗铸屡次发生，成为公私的祸患。从此仁宗的弊政，其余熙宁的钱重，是由于王安石；绍圣的钱重，是由于章惇、蔡卞；崇宁、大观、政和的钱重，是由于蔡京。元祐年间司马光一出任执政，钱币就恢复原样。统观前后，其中的缘故就清楚了。我读《文献通考》，读到钱币名臣的论述，确凿而没有详细记载其轻重铢两的。现在在六百年后，得以详细知道宋朝一代钱币文字的轻重，与马氏的说法相互印证，而治乱得失由此可以想见，不能说不算是读史的一个帮助。于是提笔记录它。

译又说道：“大观钱的文字书法端正美好，是宋徽宗亲自书写的。这是蔡京掌权时的事情。蔡绦在《国史补》中说：‘本朝铸造钱币，沿袭五代及南唐的旧例，每年铸造的额度日益增加，庆历、元丰年间最为兴盛，铜铁钱每年大概有三百多万贯。到了元佑、绍圣年间则废弛，崇宁初年已经远远不及祖宗时期的数量了。’蔡京执政，政和二年改封关中，想要恢复旧有的铸造额度，因为铜料不足最终未能实现，于是考证古人关于货币轻重相权的说法，因而铸造大钱，一枚当十枚使用。到了大观年间，宋徽宗又亲自为钱文题字。过去鼓风冶炼，凡是物料火工的费用，铸造十枚钱能得到一二枚的利息，而供养官吏、运输铜铁的费用都在此之外。如果稍微增加加工，那么花费一枚钱的成本才能制成一枚钱，而一枚当十钱的大钱重量是三枚普通钱，加上铸造三枚钱的工费，那么制作极其精妙，已经得到一枚大钱，这是十枚钱中得到了四枚的利息，开始得以流通。又因为钱币精致，人们喜爱珍视它。然而利益所在，所以多有盗铸，比如东南地区盗铸私钱，既轻薄又制作粗劣，于是因数量众多造成弊端。大观三年，蔡京罢免政事，朝廷商议改为当三，当三则亏损加倍，即使官府也不能铸造了，于是大钱制度就废除了。”按：蔡绦这条记载对于当十钱的源流利弊了如指掌，亲眼见到他父亲设立这一制度，只想着谋取私利祸害百姓而不顾国家的灾祸，让君主屈尊万乘之尊为钱币题写文字，那钱币流布四方，最终导致国家迁徙流离，成为在五国城死去的谶语，这真是罪不容诛，然而他的话可以备查典故，姑且附记在这里。《宋史·蔡京传》记载：“蔡京从崇宁、大观、宣和、政和年间共四次担任宰相，四次改变封国。从崇宁二年就开始创设当十大钱以谋取私利，到宣和六年再次拜相，眼睛昏花不能处理事务，全部由小儿子蔡绦决断。蔡绦肆意谋取奸利，长子蔡攸因为蔡绦深受蔡京钟爱，多次向宋徽宗请求杀了他，那么当十钱的说法出自蔡绦的谋划就可知了。看他所陈述的利弊分析明确，真可以说是像贾谊那样善于分析，君子应当明白，而他的言论正好可以作为借鉴。利益所在，即使刑罚杀戮也不能禁止，拥有国家的人千万不要与小民争利啊！”

滇系论钱法

师范

钱就是前，用来让民用先行，又意味着全。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缺失而不完整。然而把金放在两个戈的旁边，其形势也很险恶了。太昊氏、高阳氏称之为金，有熊氏、高辛氏称之为货，陶唐氏称之为泉，商人、齐人称之为布，齐人、莒人称之为刀。金的品类有三种，而它的使用，有的用钱，有的用布，有的用刀，有的用龟贝。姜太公设立九府圜法，轻重以铢计算。黄金方寸重一斤，布幅宽二尺二寸，长四丈为一匹。所以货宝在于金，利于刀，流通在于泉，散布在于布，束结在于帛。周朝理财的官员很多，只有外府掌管赏赐的出入，泉府主管买卖的出入，在钱币方面的职责最为专一。周景王铸造十二铸钱，而国家用度匮乏。楚庄王改变轻币，而百姓怨恨。大小失当，从周朝起就已经不能避免。秦朝铸造半两钱，汉朝嫌它太重，而改为榆荚钱。然而高后二年所推行的八铢钱，就是半两钱的遗制。既然改行八铢而废除了榆荚钱，然而六年所推行的五分钱，就是榆荚钱的旧制。钱制未定，迁移变化不能自主。汉文帝铸造四铢钱，文字重半两。到汉武帝建元元年改为三铢钱，五年又废除三铢钱而推行半两钱。半两钱，就是之前的四铢钱，与秦制不同。有关部门因为有人盗磨钱币质地而取熔铜，使得钱币更加轻薄，于是销毁半两钱重新铸造三铢钱。三铢钱太轻而奸伪容易制作，于是又请求郡国铸造五铢钱，周围加郭以固定质地，令不得销毁熔化，而钱制于是确定。然而仍然因为郡国不无奸铸，所以命令京师铸官铸造赤仄钱一枚当五枚，在赋税中推行。两年后稍微贬值，而百姓用巧法使用它，所以最终不便而废除。天子于是全部禁止郡国铸钱，而专由三官负责此事。自从三官的钱在天下推行，非此莫用。之前郡国所铸的钱，都销毁为铜输入官府，而民间盗铸私积的祸患逐渐平息。在此之前朝廷缺乏用度，制造鹿币与白金加重其价值以缓解急迫。等到官铸赤仄钱、白金不贵重，百姓不把它当作宝物。只有元狩年间所铸的五铢钱，它的使用非常广泛，它经历的时间最久。到汉平帝时，已经积累了二百八十亿万。从此以后，五铢钱的推行更加利于百姓。有改变其制度而使其变大的，王莽的十二铢，陈宣帝的六铢，东魏、梁末的四柱、两柱，孙权的一当千、一当五百，后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肃宗的干元重宝、重轮干元，李后主的永通泉货就是。有改变其制度而使其变小的，汉董卓，晋沈充，宋孝武的孝建二铢，前废帝的重铸二铢，舆夫、来子、莒叶、鹅眼、綖环就是。有改变其制度而能得轻重大小之中的，唐高祖武德年间的开通元宝，千枚重六斤四两就是。至于不变五铢之制而遵用不移的，则只有东汉的世祖，西晋的诸帝，北魏的孝文帝，隋代的文帝，之前的张轨而已。然而王莽制作大钱、契刀、错刀，必定与五铢钱并行，称为四品。蜀先主铸造直

译一百文钱，也强制铸成五铢钱。后周宣帝铸造永通万国钱，规定必须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同时流通，称为三品。由此可见，改变五铢钱制度的人，也没有完全废除五铢钱而不让它与其他钱币兼用。汉桓帝想要改铸大钱，因为刘陶的劝谏而作罢。汉灵帝改铸四出文钱，最终引发了后来的动乱，所以这种钱在他在位时就废除了。魏文帝改用绢帛作为货币，到魏明帝时又恢复使用五铢钱。北齐高帝因为孔觊请求铸造五铢钱，于是命令各州郡收购铜料，可惜他去世而愿望未能实现。陈宣帝改用六铢钱，他死后又恢复为五铢钱。由此看来，所谓不朽的良法，就是五铢钱。事物有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的，也有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的。宋元嘉年间铸造四铢钱，形状和铸造工艺与古代五铢钱一样，面值也相同，百姓不认可，盗铸者没有五铢钱的名义却有五铢钱的实质。魏孝庄帝时使用的五铢钱，比榆荚还薄，直到北齐神武帝掌权初期，仍然沿袭永安年间的旧制。从此钱币日益细薄，有五铢钱的名义却没有五铢钱的实质。那么，名义符合实际，重量符合铭文规定的，难道是北齐文宣帝时的常平五铢吗？而梁武帝所铸的内廓周郭的钱，则是名义和实际都混乱，虽然都是五铢钱的铭文。有的重四铢，有的重三铢，有的重五铢，有的重八铢，有的重三铢半，有的叫女钱，有的叫男钱，有的叫稚钱，有的叫对文钱。凡是钱币的使用，有通畅和阻塞，有升值和贬值，各自根据时势来权衡。所以自从唐显庆年间用一枚好钱兑换五枚劣钱，劣钱的禁令就松弛了。自从干封年间改铸泉宝钱，却不能长久，开通元宝钱因此再次流通。自从宋璟请求禁止劣钱而没有成功，二铢钱、四参钱因此最终被废除。钱币的通行与废止，难道是钱币自己决定的吗？也是时势造成的。所以肃宗时的干元重宝钱一枚当十枚，到代宗时一枚当二枚，重轮干元钱一枚当五枚。十枚当一枚的，到上元年间减为三十枚当一枚，到代宗时一枚当三枚，而且三天后大小各种钱币都一律一枚当一枚。起初，人们铸造铜钱来牟利，改铸钱币来获取利润；最终，人们熔化钱币为铜来增加价值，将钱币化为器物以便使用。贞元元年，重申禁止熔化钱币的法令；到后唐天成年间，这种弊端难以消除。十四年，放宽现钱出境的禁令；到天成年间，仍然限制五百文以上不得出境。宋朝时则对出境钱币都处以重罪，所以即使王安石那样固执，也只在一时废除了禁令，而不能阻止后来重新禁止，是因为与契丹接壤，担心钱币流出资助敌人。

译晋天福二年，铸造二铢四参的铜钱，钱文以国号与唐朝的“开通”钱没有区别。唐穆宗禁止销毁铜钱来制造器物，而周世宗则毁坏佛像来铸造铜钱，事情虽然不同，但利于百姓的心意则是一样的。唐宪宗因为钱币不足，使用不便，于是开始制作飞券、钞引，用来疏通商贾携带大量资财的困难。进行贸易时，其方法是拿着券去取钱，并不是把券当作钱使用。自从宋朝庆历年间以后，官局中才开始有交子。建炎年间以来，东南地区才开始有会子。交子和会子既然通行，天下就直接把纸钞当作钱了。大体上宋朝初期的各种钱币，有的叫元宝，有的叫通宝，民间有铁镴的，都送到官府，没有不以铜钱为适用的。后来国家财政逐渐匮乏，混杂使用大小铁钱，铁钱的官铸越来越多，而使用却越来越不足。加上交会的制度，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各自印造，最终导致收换不通，调控无策。元朝时天下都通用白银，只有武宗曾经一次铸造铜钱，其他都是银和钞。明朝初期禁止银钱流通，而专用纸钞，然而纸钞最终没能通行，直到化治以后，腐烂殆尽，钱法败坏到了极点。铁钱起初由公孙述开始，到光武帝时废止。接着在梁朝普通年间兴起，到陈朝时废止。直到南唐时，韩熙载铸造，李氏推行，各国相继沿用。起初还是用铜铁权衡搭配使用，干德年以后，只持有铁钱而已，可以贸易了。宋朝祥符年间以后，铜矿大多不开采，天禧年间以后，把铸造铁钱作为急务，张咏、黄观实主管这项工程，共同规划其大小，衡量其轻重，每年铸造二十多万贯。夹锡钱，是崇宁二年制作的，因为两个敌国把中国的铁钱当作兵器，只有混杂锡铅，那么桑木就不能使用，而敌人的资财于是减少。锡钱兴起，唐朝河东从元和四年开始，河东节度使王锷在马河水边设置炉灶铸钱，以刺史李听为使，于是每月铸钱三十万，而河东的锡钱都废止了。后来太和八年，锡钱再次兴起，因为蔚州所铸的钱，每年不满十万缗。唉！钱币的变化到了用锡铁的地步，九府的制度大大败坏，世道变迁也因此随之而来。而后周时，河西各郡又有使用西域钱币的，那钱币是用银做的，与现在广东地区的洋钱制度相同，然而流通不广。自从货币兴起以来，只有铜钱的流通可以长久，铜钱的使用最便利，而贡禹、桓元却认为不利于百姓，想要废除它。五铢钱的流通，马援、孔觊、任城王澄都称赞它通达。容易没有滞碍，而陈高劝谏他，认为不利于国家，想要用三铢钱替换它，难道人的意见有不可强求相同的吗？钱币设置铸钱监，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最多的莫过于宋朝。总计各路所设置的铸钱监，共二十六监，其中铜钱占十七监，铁钱占九监，夹锡钱则附属于铁钱监。宋朝铸钱的配方，八十两可以得到一千三分，其中配方六份是铜，三份是铅锡，都有盈余。凡是钱币上缴官府的数量，号称一百的，有的八十，有的八十五，而天下私下使用则有以七十为一百，以四十八为一百，甚至有以三十五为一百的。钱币越混杂，数量越混乱，所以论钱币的重量，以一千钱计算，那么齐朝十一斤以上，隋文帝四斤二两，唐朝六斤四两，宋朝五斤。齐朝与隋朝相同，用五铢钱但分量不一。太公制定钱法以利后世，从周朝到两汉，从六朝到唐宋，沿革的制度，变通的用途，马端临考证得很详细，而说晋朝使用魏朝的五铢钱，没听说有什么更改创新，那么关于晋朝的事，稍微失之粗略。查前凉太府参军索辅对张轨说：“晋秦始年间，河西荒废，于是不用钱币，撕裂布匹作为段数，缣布既坏，市场交易又难，弊端太严重了。现在中原虽然混乱，这里安全，应该恢复五铢钱，以济通变之会。”由此话推断，那么晋朝泰始年间，中原都用布帛而不用钱币。马氏对于魏文帝改用绢帛特别记载，而这里不详细，为什么呢？我国家继承明朝之后，设立户部、工部两个部门，而云南是产铜的地区，云南临安、大理、沾益四处都有铸钱局，后来废止不一，近来只有云南、东川两府委派官员监铸，省局统属于藩臬两司，东川统属于知府。每千钱铜六，铅四，大约重七斤半。立法的善巧，实在超越古代。乾隆五十五六年间，私铸充斥，每一两银兑换铜钱多达十千文，纯庙命令福公康安来云南经理，立即将匪徒搜捕正法，并设局收买小钱，积存的弊端才清除。大体上私铸的弊端，必须先清理铸钱局；私铜的弊端，必须先清理铜厂。尤其在于执行者有清白的操守、坚定的意志，或许对于钱法可以不更变了。

禁止私销议

乔光烈

我私下认为钱币是民生利用的资财，我国家体恤百姓疾苦，从京师到外省各设炉座，广泛铸造，应当钱币日益充裕，民用更加丰饶。然而近年来，钱币未见充足，价值不平，奸诈狡猾之徒牟利私销，致使妨碍民用，亟需制定法律严厉查究，以杜绝弊端。然而禁止私销的方法比禁止私铸更难，私铸者虽然藏匿在偏僻之地，必须设置炉座，加上工匠，时间既久，尚易败露。只有私

译销毁钱币可以熔化成铜，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最容易藏匿奸邪，因此虽然法律禁令严厉，最终却几乎无法查获。要想杜绝这种弊端，必须先清除其源头，在弊端已经发生后去防范，不如在弊端发生前就将其杜绝。平民百姓追逐利益如同奔跑，大体上钱币质地沉重，盗销的人就多；钱币质地轻，盗销的人就少，这是自然的道理。考察古代太府制定的货币制度，用铜铸钱，有的重半两，有的像榆荚，有的重八铢、四铢，有的叫赤仄、鹅眼，有的叫綖环、荇叶，只有汉代的五铢钱最为适中。五铢钱之后，只有唐代的开元通宝，《纲目》记载称，每枚钱币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十枚钱币重一两，一千枚重六斤四两，与五铢钱相比，轻重大小最为折中。明代邱濬说：“钱币质地像开元通宝那样，至今仍然存在”，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我朝定制，每枚钱币重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五厘不等，只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的侍郎佛伦等人上奏，将每枚钱币改铸为一钱，到康熙四十一年又改铸，每枚钱币重一钱四分。现在流通的钱币，如顺治、康熙时期的青钱，质地重一钱四分的，每百枚中仅见一二枚；康熙时期重一钱的，每百枚中常占三四成。历考成书，验证时事，只有钱币质地只重一钱的，才可以长久推行而没有弊端。现在应当请求仿照康熙二十三年的例子，将现在鼓铸的钱币，每枚题请改铸为一钱，每千枚钱币共重六斤四两，比现行制钱每千枚重七斤八两，计算下来减少用铜铅一斤四两。选派工匠精心制造，务必使轮廓周正，字迹清晰，这既对国家体制毫无妨碍，而盗销者按照现在制钱的价格，每银一两二钱五分兑换一千枚钱币，只能得到黄铜六斤四两，即使改造成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可谋，毁销的弊端似乎可以不禁止而自然消除。又规定鼓铸钱币，铜铅各占一半，每百斤铜铅，如果加入三斤点铜，其质地柔软，不能打造响铜器皿，立法已经相当周详。但不能打造铜器，尚可以铸造铜器，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等碎小器皿，都可以私自熔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上手工费，往往不计重量取值，每兑换的倍数高于本金，因此铜少的地区，虽然钱币质地很轻，但仍然不免有私销的弊端。铜镜等物，是民间日常所需，如果因为私销而重新严禁锢之例，又显得繁重难以实行。只有一个州县之中，铜匠不过几户，尚容易稽查考核。应当命令地方官稽查考核铜匠共有炉座多少，每月收买的铜斤是什么来历，务必确有根据，并命令邻里保甲等人具结担保，仍不许纵容差役需索。这样设立禁令严密，百姓知道畏惧，似乎也是杜绝私销的一种方法。

译关于钱币制度的讨论，如今应当急切地加以商议了。十多年来，国家想要为钱币制度去除弊端、兴办利益，朝廷内外的各位大臣多方筹划，寻求一个恰当的方案，几乎把能说的意见都讲尽了。然而仍然有所未尽，为什么呢？我认为，去除弊端的人必须深知弊端为何不能去除，为何弊端一旦去除就能彻底清除；兴办利益的人必须深知利益为何不能兴起，为何利益一旦兴起就能全面兴起，并且将层出不穷，永远不用担心弊端再次发生。追根溯源，这必然有其必然的道理，讲求的人只需理清源头，抓住根本罢了。

历来钱币制度有两大祸患，一是盗铸，二是私销。盗铸在当今，百姓没有能力办理，可以不谈。所严重担忧的只有私销罢了。我们国家自从定都以来，历经四朝，如果没有私销钱币的人，那么四朝的钱币可以充满天下，宝源、宝泉两个铸钱局几乎可以虚设不用。现在试问，顺治、康熙年间的钱币，存在民间的有多少呢？不但顺治、康熙的钱币寥寥无几，就是雍正年间的钱币，存在民间的又有多少呢？那么私销造成的弊端，就非常明显了。议论的人也没有不认识这是私销造成的。因此过去曾有禁止铜器的法令，后来认为钱币价值仍然高昂，而禁止铜器不便，于是又放松了禁令。哪里知道钱币价值不高昂，断定在于禁止铜器必须严格呢？为什么呢？过去禁止铜器的法令是对的，但只禁止大的，不禁止小的，认为销毁钱币的是大件物品而不是小件物品。不知道大件物品的销毁有限，而小件物品的销毁无穷无尽。大商人所售卖的器物，不是富贵人家不能拥有；小件物品则无人不可用，无处不可行，看它似乎只值分厘，但合计起来却达到百千亿万而不可穷尽。而且大件物品的销毁所得钱币必然很多，其销毁时有器具，而人们监视它也容易。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本钱有的上万或上千，少的也不下数百金，如果不是极度贪婪迷惑，也不肯舍弃自己所有的钱财而以身试法。只有小件物品所需钱币不多，可以随用随销，销毁的器具不必是钳炉，而且一熔化就化开，无可捉摸，虽然有明知的人，却无可奈何。起初起于一两个奸民，如今蔓延到无法估量的程度。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本钱小、物品微而不深入考察其弊端的流害无穷，只认为这是经纪人的把持，铺户的囤积钱币不卖，出京的人车载马驮而空虚了储备，乡土的豪强防盗贼抢掠银子，抢掠钱币难，因此多积蓄钱币来自我封闭。这几条，固然也是钱币制度弊端的所在。如今既然已经知道并严禁了，而钱币的高昂仍然如此，那么可知其弊端的深患不在此处。

近来又出现销毁钱币不用于铸造器物，而是用来卖铜的情况，计算一千文钱币能换多少银子，如今卖铜所得高于换钱币所得的银子，于是销毁钱币卖铜作为市场交易，这是奸民中尤其狡猾的。而且其他省份交易多用银子，而北方人习惯于迟钝笨拙，交易用钱；南方人虽然几分钱还用银子，北方人虽然五十百金还用钱。邻近省份也多效仿。曾经路过福建等省，偶尔购买器物，竟然整个市场没有称量剪切的用途。自从制造货币以来，金银用来弥补谷物布帛的不足，而钱币则因为日用零碎杂项，不可以用银行（大额货币）支付的，于是用钱方便其流通，哪里是多多者还需要用钱作为价值标准呢？近来皇上深刻洞察这种情况，命令大额交易用银子而不再用钱，确实是至当不易的道理，而进言的人还有别的议论，是不对的。但这只是弊端的一个方面，而销毁不绝，那么铸造的人日益增多而销毁的人日益严重，想要钱币价值不高昂，是不可能的。

天下的利益权柄，是君主所掌握的。如今君主不能掌握，奸民得以挟持它，以至于无可奈何，这不是法令的问题。设立官局来平抑它，似乎与民争利，不符合与民公平的原则。圣人治理天下，使有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那么也应当使货币像水火一样充足。那么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呢？回答说：方法有二：一在于去除弊端的源头而疏通它使其清澈，一在于兴办利益的根本而守护它使其稳固。什么是去除弊端的源头而疏通它使其清澈？经纪人的把持，铺户的囤积钱币不卖，离京的人多载而空虚储备，乡土的豪强多积钱来自我封闭，交易的大额且多的，命令用银子而不再用钱。这些都是洞察其弊端而不可以改变的，如今都应当不要放松。铜店移到内城而监察极其严格的，如今也知其没有销毁的弊端而听任其自便。难道说竟然没有销毁的人吗？那么小件物品销毁与销钱卖铜的深弊，隐入于不觉而为害最大，其奸诈断不可容忍。如今想要治理它，没有其他方法，只有禁止铜器罢了。禁止铜器不仅严格于大件，而且更严格于小件。民间已有的铜器，不必命令其交给官府以滋扰百姓，只让市场之间，大小铜器都不得售卖，不要为姑息之令而限制年限。法令颁布三个月之后，都不允许有铜器在市场。或者有厌恶铜货废弃在家而愿意交给官府的，听任衡量其价值厚厚地偿还，不要使其亏损。严格官吏抑勒的法令，将市场没有铜器可卖，百姓虽然想要销毁，无所用之，而销钱卖铜的弊端不禁止而自然消除。这是仿照禁止赌博的方法，专门禁止赌具而赌博自然平息，所谓去除弊端的源头。

译而疏通它使之清澈的。而我尤其有请求，应当仿效建国初期各省铸造钱币的方法：江宁的钱称为“宁”，浙江的钱称为“浙”，山东的钱称为“东”，河南的钱称为“河”，福建的钱称为“福”，云南的钱称为“云”，山西、陕西、四川、广东等各省没有不是这样的。而一省的钱只供一省使用，不允许出境。这样不出几年，各省的钱都会充足。宝源局、宝泉局只铸造京钱，供京城及周边地区使用，即使运出到其他省份，也只能作为京师的国宝供人传看，不必一定需要它来流通。就像当年顺治、康熙时期，各省使用各省的钱，京城则使用京钱，京钱的形制比各省的小，而各省未曾依赖使用京城的钱。即使现在京城的百姓仍然把五十个大钱当作一百个用，一百个则称为二百，这种遗留的意趣仍然可以想象。况且这种方法实行后，中间商和店铺的一切弊端都会断绝，并且各省盗铸钱币的祸患也永远没有了。况且建国初期盗铸钱币的百姓所在之处很多，那时铜禁不严，销毁的多而盗铸的也多，所以那时钱日益增多而铜日益减少，给负责办理铜料的官员带来累赘直到很久才平息。如果现在的方法实行，几年之间，各省的钱都充足，可以全部停止铸造。京城的钱不取自四方，宝源局、宝泉局也可以虚设，国家经费节省无穷无尽，钱币铸造后不销毁而钱价且日益低廉，铜器不售卖而铜料可以不问，君主的利权不分散，国家的体制都严谨，历年负责办理铜料的官员都能卸下重担而没有累赘，民用不受到干扰，民心自然安定。凡是多方筹划的方法都可以不用了。这就是所谓兴起利益的根本而坚守它使之稳固，这是当今钱法的急务。

译开铜源节铜流疏 乾隆九年

晏斯盛

臣认为，钱币是国家的大政，也是百姓日常生活急需的物品。人们常苦于钱币短缺，而钱币虽然每日铸造却仍不敷使用，导致价格日益昂贵。臣曾筹划此事，但未形成定局，不敢上报。如今皇上念及钱荒，不便兵民，楚北地区尤其严重。臣愚以为，首先应当扩大铜的来源，尤其应当节制铜的流失，这样钱币才会日益充盈而不枯竭。《禹贡》记载荆州之地，进贡的只有金、银、铜三品，那么铜本来就是当地所固有的。只是担心开采铜矿会妨碍百姓安葬祖先，或导致田地荒芜，或者使人舍本逐末，招引流民聚集匪类，容易聚拢难以分散，因此地方官员虽然拥有这样的资源，也不敢轻易提议开采。然而，如果在深山旷野开采，不损害陵墓的气脉，不致使田地荒芜，并且只招募本地百姓，在百里范围之内，有户籍可查的丁壮男子，在耕作之余，允许他们去矿厂工作，足以分享剩余的利益，所获得的铜也仅够本地铸造钱币使用，不允许售卖作其他用途，那么聚集的人就不会过多。倘若矿源枯竭而解散，也不过是百里之内户籍中相识的人，仍然有家可归，有业可做，不用担心他们喧哗聚集而滋事。查范毓所办理的洋铜，足够供应六年之用，而其间若有紧急需求，那么本地所产的铜确实更为便捷。去年十一月，郧阳府百姓陈尔言等人呈报说，竹山县枫树垭地方铜矿脉旺盛可以开采，另外房县、郧西县地方也出产铜矿，都可以开矿试采。经臣批准由郧阳府执行，命令该县雇佣工匠确切地进行开采试验，并行文安襄郧道监督试验，已有案可查。如果矿脉旺盛可以开采，就商议订立章程，规范其长远发展，似乎可以施行，以充裕铜的来源。虽然以开采铜矿作为来源，或许有旺盛或不旺盛的区别，但如果让已经流出的钱币都返回变成铜，那么节制铜的流失，而来源自然充裕而不匮乏，这是更为紧要的事务。现在宝泉局、宝源局铸造的钱币流通已久，然而从京师及畿辅近省以外，至于湖广南北稍远的省份，重一钱二分的制钱，已经不多见，只有康熙年间重八九分、一钱的小钱，普遍按照大制钱行使，中间混杂着剪边、锤扁、沙板以及铅锡等各种劣质钱币，而钱币的泛滥达到了极点。制钱流通将近十年，而千百枚中仅见一二枚，雍正钱距今二十余年，康熙大制钱距今一百年，而千百枚中保存下来的也仅一二枚，那些见到且保存下来的又多被剪去边缘、锤扁质地，那么人心只看重铜的利益，而销毁钱币的情形也显而易见，为什么不早点禁止呢？有人说：民间目前只有这些钱币，禁止它们将使百姓陷入困境，而钱币恐怕会更加昂贵，实在不便。不对！因循拖延久了，每日铸造每日销毁，何时才能停止？况且禁止是逐步进行的，怎么会严重困扰百姓呢？请先行出示告示，限定三个月内将沙板、剪边、锤扁、铅质、古旧等一切劣质钱币缴给地方官，归入钱局仍给予铜价。那些康熙年间的小制钱不涉及销毁，也平价收购，不得与现行大制钱等同。这样那么钱币的流失稍微澄清，而不至于让官钱成为弊端的渊薮。虽然如此，这还只是急则治标的一个方面。考察姜太公最初设立九府圜法，方圆轻重以铢来衡量，这就是《周礼》地官泉府制度的由来。所谓圜，就是均匀流通的意思，轻重以铢来衡量，就是均匀使用的效用。又周景王想要铸造十二铢的钱，单穆公认为废除轻钱铸造重钱，百姓会失去资财，并且说：“百姓苦于钱轻，就铸造重币来流通，于是有母权子而行，百姓都能获利。如果不堪重负，就多铸造轻钱来流通，也不废除重钱，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大小都便利。”这本来就是权衡时势轻重而使之均匀的遗意。自秦朝以后，如半两、五铢、四铢、三等、八铢、五分、赤仄、两柱、蒲荚、荇叶、鹅眼、綖环等，都是刚流通不久就更改。大抵本体重则销毁多而患钱少，本体轻则私铸多而患钱滥，这是必然的趋势。我朝顺治元年钱币重一钱，二年改铸一钱二分，十四年增加到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为销毁弊端多，仍改铸一钱。后来又担心滋生私铸，四十一年仍恢复一钱四分。雍正元年以后，钱币文字精致，工本愈重，流通稍久，担心滋生销毁，改照顺治二年每文重一钱二分的标准。然而钱币质地仍然重，销毁仍然有利，因此康熙年间的小制钱尚存，而年年鼓铸的大制钱在远方省份遂不多见。不如将制钱再减轻二分，改照顺治元年每文以一钱为标准，而与康熙年间的小制钱一起流通，那么销毁无利，钱币可以广泛流通而不匮乏。有人说：现在钱币加用点锡，不能销毁，无需改作这样了。然而臣听说铜匠有分金炉一项，能使五种金属分辨质地，那么钱币加点锡、黑白铅的，仍可销熔为净铜。因此钱币不如再减轻，使销毁无利而自然停止。康熙年间的小制钱至今尚存，前例可见。

杜制钱销毁之弊疏

陈廷敬

私下认为，铜铅是微小的物品，制成钱币却是珍贵的宝物。愚昧的百姓谋取利益，法令长久弊端滋生，所贵在因时制宜，务必便利百姓充裕国家。自古铸造钱币，有时轻有时重，太平治世，没有几十年而不

译关于更改币制一事。此前曾请求核查并减少耗铜，节省工料等项，已经奉旨会议准许实行。臣还有请求：如今民间最感到不便的，莫过于铜钱价格过于昂贵。原定制度是一千文铜钱兑换银一两，现在却是银一两只能换到八九百文铜钱。其原因在于制钱数量太少。国家年年铸造铜钱，按理应当是铜钱日益增多而贬值，如今却是日益减少而升值，这是因为不法之徒毁坏铜钱熔成铜块，以谋取厚利所导致的。销毁制钱，律令规定其罪极重，然而不能禁止，是因为厚利所在的原因。如今铜价每斤值银一钱四五分，计算起来，银一两仅能购买铜七斤有余，而毁坏一千文铜钱可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使以如今最贵的铜钱价格，用银一两换到铜钱八九百文，将其毁坏成铜，可得七斤七八两，仍比直接购买铜所得要多。何况在铜钱价格低廉时，用银一两所换得的铜钱，毁坏后可得铜十余斤呢？铜价既然昂贵，奸人争相毁坏制钱，以此作为谋取利益的捷径。铸造的数量有限，销毁的途径无穷，铜钱怎能不日益减少而日益昂贵呢？如果不因时制宜进行变通，其弊端将没有尽头。至于消除毁坏铜钱的弊端，寻求增加制钱数量，没有比铸造稍轻的铜钱更好的办法了。查康熙十九年铜钱价格昂贵，致使民间困苦，皇上特别谕令，规定一文铜钱重一钱，九卿议论认为顺治年间铜钱重一钱，因顺治十年旧铜钱流通阻滞，改铸新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因铜钱价格低廉，又改铸新铜钱重一钱四分。以前有废除轻钱而改为重钱的，没有舍弃重钱而从轻钱的。如果铜钱轻小则有私铸，因此未曾施行。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法律，本是为了便利百姓，如果对百姓有利，即使对国家无利，也应当施行。施行后对国家有利而对百姓也有利吗？从前改轻为重，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百姓已经不便，自然应当改重为轻。如今如果改铸重一钱的铜钱，毁坏铜钱为铜既无厚利，那么毁坏铜钱的弊端将不禁止而自然断绝。铜钱不被毁坏而日益增多，那么铜钱价格平稳而对百姓有利了。总计宝泉、宝源两局，每年各关动用税银二十五万三千两办理解送铜。三百八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七斤十一两铜，内扣除耗铜三十五万三百零七斤十一两，得净铜三百五十四万二千斤。按现行条例鼓铸铜钱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串，值银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两。如今如果改铸重一钱的铜钱，仍按每串作银一两计算，每年多鼓铸铜钱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值银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两。臣所说的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家也有利，就是指此。再查此前户部等衙门议复，钱法侍郎田六善条奏，令天下出产铜铅的地方允许百姓开采实行。令直省督抚在出产铜铅处，令道官总理，府佐官分管州县官专责，征收其税的二分，分别记录加级。至今开采寥寥无几，都是因为地方官征收其税滋生弊端，以至于徒有收税之名，而无开采之实。此后应当一切停税，听任百姓自行开采，那么铜日益增多，而铜钱价格也因此可以平稳了。

译《日知录》中关于更改钱法的记载：

顾炎武

洪武《实录》记载，辛丑年二月，在应天府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的钱币兼行使用。到了嘉靖年间所铸的钱币，最为精工细作。隆庆、万历年间增加了半铢的重量，而前代的钱币依然通行而不废弃。我小时候看见市场上的钱币多是南宋年号的，后来到了北方看见多是北宋年号的，真、行、草各种字体都具备，偶尔有一两枚唐代的钱币。自从天启、崇祯年间广泛设立铸钱局，搜括古钱来充当废铜，于是市井百姓都摒弃古钱不再使用。崇祯初年，皇上在平台召见大臣，给事中黄承昊的奏疏中有“销毁古钱不再使用”的话，合臣刘鸿训上奏说：“如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使用古钱，如果突然废止对百姓不便，这是书生的见解。”皇上说：“你的话是对的，但是新铸的钱币越多越劣质，刚铸出来就熔毁了。”宝源、宝泉两局历来是货币的利益所在，从古至今，实行得最长久，只听说担心钱币少而不够用，没听说担心钱币滞涩而不流通的。如果钱法不能推行，只使用白银，不要奇怪白银日益昂贵。幸好米、盐、丝、布的价格还不高，倘若遇到年成荒歉，穷苦的百姓将用什么换取米来吃饱，用什么换取衣物来保暖呢？臣认为可以辅助白银不足的方法，没有比鼓铸钱币更可行的了。虽然国家理财是大事，开辟财源有源头，节省开支有末端，原本不在于区区鼓铸钱币这一末节。但如果用拥有的东西交换没有的东西，疏通缓急以方便日常使用，除了鼓铸钱币又不能救济百姓的急难。近年来开铸与停铸，议论不一，钱币大都不能流通。钱币担心铸造不符合标准就不能流通，所以今天的钱币质地未曾不坚固完好，轮廓未曾不周全牢固。钱币又担心私铸日益增多就不能流通，所以今天的钱币没有那种像风飘眼一样可以混淆的，公私不分可以欺骗的。既然钱币既没有轻重不均，又没有盗铸，然而仍然壅滞不通，其原因在哪里？臣认为是在近处流通而在远处不流通，要求下级效仿而没有要求上级先行。现在如果让外省收铜开铸，委派官员督理，一律按照宝泉、宝源局的铸造方法，稍微不符合标准，或者失之过轻，或者失之过重，或者失之过厚，或者失之过薄，或者形色参差错乱，或者势体渗漏，或者方孔不方，或者轮郭不圆，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就治鼓铸官员的罪。然后立法推行，能在京师通行的必定能在外省通行，能在江淮通行的必定能在闽浙通行。去掉各省分铸的名义，省名去掉而用天下的钱币供给天下的使用，哪里会有江淮自成一派，闽浙自成一派，闽浙之间又各自不同的情况呢？由此推论，钱币既然一律流通天下，穷苦百姓在城里可以换取市井的杂货，在乡村可以换取村镇的谷物布帛。通邑大郡，山乡水边，富贵贫贱，没有不知道钱币是通宝的，那么钱法就推行了。如果在这里通而在彼处不通，在本省通而在别省不通，怎么能称之为通宝呢？臣所说的从前钱法不能推行，确实是只在近处流通而没有在远处流通。立法又贵在长久而没有弊端，官府有支出就必定有收入，百姓可以领取就必定可以缴纳。由此推论，上面有好尚的，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比如征收钱粮，除了协饷、部饷起解的正款计算明白，按数缴纳白银外，其余如存留、杂税，以银七钱三分来征收；如兵饷、俸禄工钱，也以银七钱三分来发放。收纳的时候，白银超过七钱，不足三分的，仍令百姓补交不足的钱币，收回多缴纳的白银；支放的时候，钱币超过三分，白银不足七分的，仍从官库找给不足的白银，收回多搭发的钱币。不然，散给兵役则以钱币充饷，征收税粮则不用钱币，钱法还能推行吗？只有出入均平，收放统一，百姓都知道钱币是有用的了。钱币有用，那么钱币就不贱了。钱币不贱，而白银还能独自昂贵吗？臣所说的从前钱法不能推行，确实是上面不推行而下级不效仿。如果推行得法，又何必担心钱币不流通呢？我身任外吏，亲眼目睹市场的萧条，井邑庐舍的荒凉，千户之村没有百金之家，那么赤白金（金银）在民间流通的，也已经很少了。现在如果用多余的铜来补充不足的银，钱币可以救济白银，白银也可以兑换钱币。有银的家庭就用银，无银的家庭就用钱。银就是钱，钱也是银。所以每年增加万金的钱币，铸造得越多，增加的银也就越多，这是储藏财富的方法，补充国家用度而救济百姓贫困，未必不是生财的一个途径。

《钞币议》

王

夏商周三代以上，君主与百姓相通，只有使百姓富足的事情，没有专门使君主富足的事情，必定是百姓富足了而后君主才富足，就像子孙富裕而父母未曾贫穷一样。三代以下，君主与百姓隔绝，既有使君主富足的事情，又有使百姓富足的事情，而且必定是君主富足了而后百姓才富足，就像父母富裕而子孙也没有贫穷的一样。想要使百姓富足，没有比重视农业、努力耕种更好的了；想要使君主富足，没有比掌握钱币权力更好的了。然而往往不能掌握这种权力的，为什么呢？自从毁钱制作器物，始于工匠，利权就第一次丧失了；铅钱私铸，窃取于奸民，利权就第二次丧失了；外国钱币在中国流通，利权就第三次丧失了；银价高低，操纵于商贾，利权就第四次丧失了；钱票会券出自富户，利权就第五次丧失了。现在想要掌握钱币的权力，没有比禁止白银而推行纸币更好的了，而

译如果彻底革除其中的弊端，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经常充足，百姓的财富也会一同丰裕。请综合钱币的源流来论述：后魏高谦之说：“尧遭遇大水，用历山的金子铸钱；汤遭遇大旱，用庄山的金子铸钱。”古代分封诸侯治理国家，重视粟米布帛，而轻视钱币，所以除非遇到水旱灾荒，否则不会铸钱。后来的人有时用珠玉、龟甲、贝壳、刀布作为货币，并不曾专门使用银和铜钱。郑司农解释《诗经》中“抱布贸丝”一句说：“周朝人用布，宽二寸，长二尺，凭借官府在布上盖印书写，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就是发行纸币的起源。汉武帝制造白鹿币，唐宪宗使用飞钱，又是发行纸币的渐进过程。到了宋朝张咏才开始发行交子，宋孝宗用内库的金帛兑换纸币，收藏在内库中，一时间纸币比黄金还贵重。沿袭到金朝和元朝，都使用纸钞。明朝初期也发行宝钞，到了英宗时期有米麦折银的命令，禁止地方使用银两，于是宝钞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从而不再流通。等到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上奏请求发行铜钞，皇帝本意想用纸钞，因为流寇渡河，这件事就停止了。自从宋朝到明朝，凡是发行纸币长达四五百年。本朝顺治年间，也曾兼行纸币，如果纸币有害无利，怎么能实行这么久呢？查考明朝户部侍郎倪比璐曾经想要发行纸币，当时的省臣条陈了十个好处：一是铸造成本在省，二是流通范围广，三是携带轻便，四是收藏简易，五是没有成色的好坏之分，六是没有称量兑换的轻重之弊，七是革除银匠的奸诈偷盗，八是杜绝盗贼的窥伺，九是钱不用而用钞，铜全部用来铸造军器，十是钞行而银不行，银全部充实内库。这十条中只有最后两条立法尚未尽善。纸币可以使用而铜钱不可废除，银虽然可以废除，但适宜仍然散在民间作为器物装饰，而不适宜全部充实内库。其余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可怀疑。而细细推究发行纸币的利益，其实不止这些。比如凡是其他物品作为货币，都有穷尽的时候，只有纸币没有穷尽，造百万就是百万，造千万就是千万，这就掌握了永不枯竭的财源，这是第一大利益。万物的利益权柄收归朝廷，布施给百姓，这就尊崇了国家的体统，这是第二大利益。外国不能用它们的货币在中国流通，这就使远方的夷狄畏惧臣服，这是第三大利益。奸民谋反，大抵都是用财利来笼络人心，国家财用不竭，就能消除奸民的逆反之心，这是第四大利益。使用银两有白纹、元丝、洋钱的不同，发行纸币归于统一，这就使天下的风俗整齐划一，这是第五大利益。纸币制度实行后，回收铜来供应铸币，这就使钱法达到精好，这是第六大利益。纸币价值既已确定，商贾不能抬高或压低，这就断绝了民心的欺诈虚伪，这是第七大利益。富家有时用土窖藏银，长久不用，银就显得更少，现在全部拿出来换成纸币，这就去除了壅滞的恶习，这是第八大利益。纸币样式适宜改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书写《孝经》，其次书写《印先止格言》，使百姓识字，这就寓含了教化百姓的深意，这是第九大利益。凡是漕运、河工、盐务都有积弊，应当整顿却没人敢议论，是担心经费不足。如果发行纸币，就不难更改章程了，这就除去了万事的积弊，这是第十大利益。国家财政大大充裕，捐纳制度永远停止，即使捐官也可以不用，这就重视了朝廷的名器，这是第十一大利益。一切向百姓征收的从薄，给予百姓的从厚，这就实行了千载的仁政，这是第十二大利益。

译天下没有不会产生弊端的法令，而常常依赖有补救法令的人。想要谋求天下的大功业，必须先破除人们的议论。人们只看到宋、金、元、明发行纸币不能没有弊端，就认为不可行，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立法不周全的缘故罢了。现在试着说说其弊端的大概：一是纸张单薄容易损坏，却不知道可以加以装潢糊表；二是版式印刷苟且简略，却不知道应该镂刻版模精工细作；三是纸币上的文字只写刑罚律令，没有什么可观可玩的；四是印章不多，难以辨别真伪；五是中统钞从二贯到十文，分为十一等，太琐碎；六是中统钞最高只到二贯，百姓仍然感到不便；七是面值二贯的纸币，只花费铜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张幅面狭隘，制作程序不精细；八是官吏把发行纸币当作牟利的手段，把回收纸币当作忌讳；九是百姓用旧钞换新钞，必须增加工墨费用，每贯三分；十是旧钞流通使用，每次都要查验；十一是钞法屡次更改，使百姓产生疑虑；十二是不铸造铜钱，而铜钱日益减少；十三是仍然混杂使用白银；十四是专利归于朝廷，而不能施惠于百姓；十五是虽然设立严刑，却没有穷尽防伪的方法。现在如果能一一彻底去除这些弊端，那么发行纸币，就是宋、金、元、明的做法；而所以能发行纸币的原因，固然不是宋、金、元、明的做法。这难道不是理财的好策略吗？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上奏请求发行纸币，然而只是说发行纸币，却不知道去除弊端的方法，那么就无法完全获得其利益而不遭受其害处，适宜他的建议不被实行。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无缺的法令；然而如果有善于治理的人，就一定有善于治理的法令，而立法的好，不过就是针对有弊端的法令而去除其弊端，所谓胜利者所用的，正是失败者的计谋。我曾经广泛阅览典籍，拜访通达事理的人，有说发行纸币有利的人，一定与他深入商讨，探究其道理；有说发行纸币有害的人，一定与他反复辩论，穷究其缘故。确实看到纸币制度的实行，利益惠及百姓，而不只是国家；利益惠及万世，而不只是一时。所以考证了八条目四十问答三十，以破除人们的议论，我这草野之人的愚见，等待有言论责任的人选择。

原钞之始

元代何异孙说：郑司农解释《诗经》中的“抱布贸丝”，说：“周朝人用长二尺的布，凭借官府在上面印书，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是使用纸币的开始。”

查考司农这条注释，见于《周礼注》。我最初得到它，认为可以证明纸币制度。后来检阅旧版《十一经问对》，才知道何异孙已经先我说了。现在《通志堂经解》所刊印的《十一经问对》，删去了这条。

汉武帝时，禁苑中有白鹿，于是用白鹿皮一平方尺，边缘装饰以藻缋，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见聘享，必须用皮币荐璧，然后才能进行。

查考一张皮币价值四十万，其价值太重。窥探此意，只想夺取王侯宗室的利益，与民间无关。

唐宪宗实行飞钱令，商贾到京师，委托钱财给券，轻装前往四方，合券取钱。

查考飞钱合券取钱，就是交子的雏形。宋太祖设置便钱务，允许商人投牒输钱到左藏库，用各州的钱支付。

查考这也是飞钱的意思。

宋仁宗元年，设置益州交子务。起初，张咏任益州知州，担忧蜀人铁钱沉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个界限而更换。六十五年共二十二界，称为交子。让富户主持，后来富户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求设置交子务，以控制其出入，禁止私自制造。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在益州界设立交子务，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度。

查考商贾畏惧携带重金，交子的设置，正是为了便民。现在民间自行发行会票，那么交子的作用，就暗中掌握在富户手中了。

造钞之法

《宋史》说：景定四年，因为收买超过期限的田地，又每天增加印造会子十五万。咸淳四年，因为最近颁布的见钱关子，一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自减值的，官员以赃罪论处，吏员则配籍五年。又重申严禁关子减值的禁令。七年，因为行在纸局所造的关子纸不精细，命令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年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设置交钞库，金朝因为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称为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称为小钞，与铜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缴纳旧钞更换新钞。各路设置官库接收，每贯收取工墨钱十五，公私都感到便利。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实行交钞法，王文统设立十路宣抚司，展示条格，想要差发办而百姓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不致阻滞。于是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在颍州、涟水、光化军设立互市。交钞法从十文到二贯文共十等，不限年月，各路通行，赋税都听任收受，仍重申严禁私盐、酒钞、曲货等禁令。

查考金元使用纸币之初，都看到其便利。等到实行久了，而其弊端逐渐产生，于是商议更造。愈更造而弊端愈多，其缘故是有原因的。金的纸币最初只到十贯，而其后仍有二百

译一贯到一千贯的都有。元朝初期的纸币最初只发行到二贯，等到桑哥铸造至元钞时，从一贯到五十文，共分为十一个等级。每一贯至元钞相当于中统钞五贯，这意味着一平方尺的纸张价值五十文钱。武宗时期铸造至大钞，共分为十三个等级。每一贯至大钞折合至元钞五贯，这意味着一平方尺的纸张价值五万文钱。先后发行的纸币轻重价值混乱无序，难怪人们将其视为空头凭证而无法流通。这固然由于更改法度的弊端，也是因为创制之初未能斟酌得极为精密。那么，想要推行纸币，必须在立法之初就详审精密，先力求完美，一旦确定之后就不再改造，这样纸币才能永远行用。

译《金史》记载：起初，在贞元年间，既然实行了钞引制度，于是设立了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都设置使、副、判各一人，都监二人，而交钞库的副使则专门主管书写签押、加盖印章、核对合同等事务。又说：交钞的形制，外部刻有花纹，上面横写着面值，左边写着某字料，右边写着某字号料号，外部篆书写着“伪造交钞者斩，告发捕获者赏钱三百贯”。料号横栏下方写着“中都交钞库”，以及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复核点勘令史的姓名和签押。又说：圣旨命令印造各路交钞，在某处库缴纳钱，又允许在某处库缴纳钞兑换钱，官私都视同现钱流通。其交钞不限年月使用，如果字迹模糊，或者钞纸磨损，允许在所属库司缴纳旧钞换新钞。如果到库支取钱，或者兑换新钞，每贯酌情扣除工墨钱若干文。库司的攒司、库副史各自签押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自签押，上至尚书户部的官员也签押。其加盖印章、支取钱款的合同用印，依照常例。

按：金朝制定钞法的制度，也很完备了。可惜当时还不知道装潢工艺要精工，使交钞不至于容易损坏。至于命令书写者在上面书写先圣的格言，既使百姓富裕又寓含教化百姓，不更是好吗？

《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开始制造交钞，以丝为本位，每五十两白银兑换一千两丝钞，各种物品的价值都跟随丝的比率。这一年十月，又制造中统元宝钞，其面值以十计数的有四种，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面以百计数的有三种，即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面以贯计数的有两种，即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等同于交钞一两，两贯等同于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增造厘钞，其比率有三种，即二文、三文、五文。起初钞印用木板制作，十三年铸造铜版替换它。元至大四年，停止行用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说：“法令有便利之处，不应当因为制定法令的人而废除或保留。铜钱与纸币相互权衡使用，是古来的道理。为什么急于废除呢？”他的话虽然没被采纳，但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是对的。

按：认为纸币不应废除，认为钱钞并行适宜，兼行自然是确切的论断。

元顺帝十年，想要更改钞法。吏部尚书偰哲笃迎合宰相脱脫的意思，请求用一贯文省纸币权当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说：“中统、至元钞自有母子关系，哪有把旧纸当作母币而把铜钱当作子币的呢？”又说：“钱钞的使用法则，现在是一致的，是用虚换实。现在历代铜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新交钞分为五项，担心百姓收藏实物而抛弃虚币，恐怕对国家不利。”偰哲笃说：“至元钞伪币多，所以要更改。”吕思诚说：“至元钞不是伪币，是人伪造的。至元钞人们还认识，新交钞人们不认识，伪币将会更多。”偰哲笃说：“钱钞兼行怎么样？”吕思诚说：“钱钞兼行，轻重不伦，哪个是母币，哪个是子币？你不懂古今，只是用口舌取媚大臣吗！”

按：以纸币为母币，以铜钱为子币。纸币数量多而铜钱数量少，纸币以便于统领使用，铜钱以便于零碎使用。这个方法未尝不好，只应当在立法之初，先确定其规则并谨慎遵守。元朝世祖先废除铜钱不用，到顺帝时，钞法极其弊病。顺帝在仁宗废除银钞、铜钱之后，想要更改法令，理应不可行。偰哲笃确实不通时务，而吕思诚的话，难道就是极至的论断吗？

陆世仪说：“古代有三种货币，现在也有三种货币。古代的三种货币，是珠玉、黄金、刀布；现在的三种货币，是白银、铜钱、纸币。古代做买卖的人，用他们所有的交换他们没有的，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粮食和器械，携带、移动、计量、计算，有所不便，于是用黄金来代替。黄金，是用来疏通粮食和器械流通困境的，所谓大的不如小的。物品有极其微小的，厘毫之间的交易，则黄金又有所不便，于是又用铜钱来代替。铜钱，是用来疏通黄金流通困境的，所谓整块的不如零碎的。千里携带，盗贼险阻，则黄金和铜钱又有所不便，于是又用纸币来代替。纸币，如唐代的飞钱，现在的会票，又是用来疏通黄金和铜钱流通困境的，所谓重的不如轻的。认识三种货币的情理，就知道使用三种货币的方法了。”

按：这个论述三种货币很确切，知道重的不如轻的，就知道纸币不应当废除了。

高珩说：“钞法也可以救急。如果大宗粮食、商税，不用纸币不收，那么钞法就立即行得通。上面掌握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哪里需要用白银呢？”唐代的赋税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都用宝钞济用，不专门重视金银。

究察钞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上奏：“川引、银会的弊端，都是因为自行印造、自行使用，只有支出没有回收。现在应当收回其印造之权，归于朝廷，仿照十八界会子的制造，四川会子视佑之令，作七百七十文，在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一并销毁，现有的银会暂且保留旧引，既然新会有限，那么纸币价格不损，物价自然平稳，公私都便利了。”有旨意听从他。

宋沈括说：“钞法多次更改，富

译家里不储存纸币，而储存铜钱。”

宋徽宗将四川的交子改为钱引，新交子一千，相当于旧交子四千，交子的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译金朝赵秉文说：“近来宝券流通阻滞，大概是朝廷打算商议改革罢了。错误地传言不再使用，因而遭到压制，逐渐走向废止。这是权力落入小民手中的表现。自从迁都汴京以来，废除了回易务。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设置，让主管市场事务的职官来掌管。”

金朝赵伯成说：“更改造钞的法令，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弊端比征税还要严重。”

考察前朝发行纸币，都在开国之初，而发行纸币没有弊端，尤其在于王朝极盛之时。元世祖、明太祖，都是开基立业的君主。宋仁宗、金世宗，都是一朝极盛时期的君主。宋孝宗也是南渡后的盛世，明成祖也处于明朝的盛世，所以钞法通行没有弊端。明思宗在末年危殆之时，才想着发行纸币，还来得及吗！所以即使有倪元璐的才能，最终也无法推行。

本朝顺治八年，实行钞贯的制度。这一年，开始铸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余。此后，每年以此为定额。到十八年，就停止发行了。

考察前朝在铜钱之外，都兼用纸币作为货币。本朝起初专门以白银作为货币，纸币只在顺治年间曾暂时发行，之后因为国家用度充裕，于是停止发行。议论的人说：“建国初期制造的纸币很少，所以暂时发行没有弊端。然而如果征收和发放有方法，制度精工，即使大量制造长期发行，也可以有利而无弊。”

防止纸币伪造

《宋史》记载，赵开兼任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百姓认为便利。宣抚司查获伪造的钱引三十万，盗贼五十人。张浚想听从有关部门的建议，判处死刑。赵开对张浚说：“相君错了，如果钱引上加盖宣抚使的印，就是真的了。给那些盗贼刺字，让他们管理货币，这样相君一天获得三十万的钱，又免除了五十人的死罪。”张浚称赞他说得好，完全按照赵开的话去做。

考察这件事，也是权宜善处的方法。然而伪造的钱引加盖印章成为真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立法情况。这固然不如多制造印章、特造优质纸张，尤其使伪造变得困难。

宋代孙甫监管交子务，有人因为伪造交子犯法，想要不再使用交子。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只要严厉治理，不应当因为小害而废弃大利。”

考察孙甫的话，可以说通达国家体制。如果因为有人伪造就废除交子，那是因噎废食。

《宋史》记载，高宗三十二年，设立伪造会子的法令，犯人处斩，告发者赏钱十串，不愿接受赏赐的补授进义校尉。如果是囚犯以及包庇隐藏者，能够告发自首的免罪受赏，愿意补授官职的听任。

《宋史》记载，熙宁二年，宗正丞韩祥上奏：“破坏纸币的，只因为变更；挽救纸币的，没有比收减更好的。从去年到现在，纸币价格大致稳定，不至于亏损的，是不变更的力量。现在已罢免各造纸局及各州征收购买楮皮，又多方收减，那么纸币价格有上涨的道理。”皇上说：“好。”三年，臣僚说：“现在官印的数量虽然减少，而伪造的券却越来越多。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来说，其收入的数量应该少于支出的数量。现在收换之际，原额已经溢出，举债未止，如果不是伪造，怎么能多到如此程度？大致前两个界全部使用川纸，物料精良，工制不苟，百姓想要伪造，尚且困难。等到十七界，便用杂用川杜的纸；到十八界，则全用杜纸了。纸既可以自己制造，价格且是之前的五倍，所以过去伪造困难，现在伪造容易。人心追求利益甚于畏惧法律，况且利益可以立刻得到，而刑罚尚未立即加身呢？”臣愚昧地认为：“增加纸料，假借工程务求极精致，使人不能伪造的，是上策；禁止捕拿的法令，厚加奖赏，劝勉厉行防备，使人不敢伪造的，是次策。”

考察这个论述防伪的方法极精切

《金史》说：高汝励说钞法务必推行，府州县镇各登记辨别钞票的人，给予条印，听任与人辨别验证，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就命令体察通滞以通报。

考察：想要防止伪造，就必须为民间设立辨别真伪的人，此法决不可废除。

《元史》记载，林兴祖，至治年间任沿山州知州。沿山向来多有伪造钞票的人，豪民吴友文是他们的首领。吴友文奸诈狡猾悍勇，因为伪造钞票致富，于是分派恶少四五十人作为官吏在官府，伺机有想要告发的人，就事先杀害他们。前后杀人很多。林兴祖到任说：“此害不除，怎么治理百姓？”立即张贴榜文禁止伪造者，并且设立赏格招募百姓首告。不久有告发的人到来，假装以不实为由斥退。又有告发伪造二人并赃的，于是审问，供词成立。吴友文亲自到官府为他营救，林兴祖命令一并逮捕他。案件审结，逮捕他的党羽，全部依法处置。

考察钞票的利益丰厚，百姓必然想伪造。虽然设立严刑禁止，而伪造者还希望事情不暴露。如果不设立赏格招募告发，那么人们认为首告者损害他人而不利于自己，不是素有仇怨，又有谁肯告发呢？林兴祖治理沿山很好，我私下认为伪造者既加重其罪，凡是亲族邻里知道而不举报的都应当连坐，而首告者必定给予重赏。凡是官长能够发觉逮捕治罪的，必定立即给予升迁。这样人们都畏惧法律喜悦赏赐，而伪造的弊端自然断绝了。

重视钞票的方法

宋孝宗用内帑的金帛交换楮币，

译存放在内库的有四百万，流通在民间的只有二百万。一时间纸币比黄金还贵重。龚茂良上奏说：“因为商旅往来贸易，竞相使用会子，一是为了免除税赋，二是为了节省运输劳力，三是不再遭受折算的亏损。”由此看来，纸币大量流通。叶衡上奏说：“如今各地会子非常难得到，应当酌情发放。”皇帝说：“不可以。过去只因为发行的数量太多，才导致今天的弊端。现在必须稍等，慢慢商议施行。”皇帝又说：“大凡发行会子，数量少就贵重，数量多就轻贱。”

译查考孝宗说会子少则贵重，多则轻贱，这确实是正确的。然而，问题不在于发行过多，而在于回收过少。如果回收有方法，那么纸币也能在上下之间流转不息，怎么会因为多而轻贱呢？

《宋史》记载：高宗在讨论四川交子时，最赞赏沈该关于“称提”的说法，认为官府常备百万缗钱，如果交子贬值，官府就用钱购买，这样就没有弊端了。绍兴七年，规定第十八界与第十七界会子不再设定期限，永远流通。绍兴十一年，根据会子价格的增减来考核官吏。

金明昌三年，皇帝敕令尚书省说：“民间交钞的流通，应当限制数量，不要让它多于现钱。”

查考这也与宋孝宗的意思相同。

明昌年间，宰臣上奏说：“民间之所以难以得到现钱，是因为官府和豪强之家大量囤积的缘故。”在唐代元和年间，曾经规定富家囤积现钱超过二千贯的处死，王公大臣重贬，没收其财产的十分之一赏给告发者。皇上命令参酌制定制度，规定官民之家根据品级和财力限制现钱持有量，最多不超过三万贯。

查考唐代的制度，超过五千贯就处死，这种刑罚太重了。富家大量囤积现钱，加以惩罚就足够了。纸币制度实行后，恐怕百姓只囤积现钱而不囤积纸币，斟酌采用这种办法实行是可以的。

金承安二年，宰臣上奏说：“旧定的交钞法，凡是旧钞换新钞的，每贯收取墨工钱十五文。到大定二十三年，不论贯数，每张收取八文。这既对官府没有益处，也妨碍钞法，应该恢复旧制才方便。如果用纸币购买盐引，每贯暂且算作一贯五十文，以便多销售。”皇上说：“墨工钱每贯可以收取十二文，购买盐引的每贯可以暂且算作一百一十文。”

查考工墨费用越少，百姓越方便，宰臣认为这会妨碍钞法是错误的。如果一贯的纸币暂且算作一贯一百文，使百姓乐于使用纸币，那么就可以实行。

金高汝励说：“各地州府库内，各自设有辨钞库。子钞虽然破旧但不伪造，也可以收纳。远离都城的城邑，既然已经设置了合同，换钱的旅客经过那里，都可以互相兑换。再考虑到没有合同的地方，难以兑换的，命令官库凡是收纳纸币的，只收不发。在纸币背面印上官吏姓名，积累半年后到都城兑换新钞。这样纸币就有去处，而不会滞留在民间了。”

金泰和年间，采纳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建议，因为咸平、东京两路是商旅聚集的地方，于是依照都城南边的例子，一贯以上的交易使用交钞，不得使用现钱。

又有孙铎说：民间纸币过多，正应该回收。院务税等各种名目的钱，可以全部收取纸币。秋夏税缴纳正色之外，也命令收取纸币，不论贯数。农民知道了，那么纸币逐渐就会贵重，可以流通。

查考这三种说法，都是为了使纸币必然流通。有人问：“推行纸币可以确信百姓乐于遵从吗？”回答说：“可以，但应当逐步谋划，并且使用有方法。大概纸币的利益丰厚，必须分散给官府和百姓，使各自享受其利，然后推行纸币才能长久不废。这是使纸币必然流通的方法。”

《日知录》说：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初一，禁止民间不得用金银作为货物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的就把他的货物赏给告发者。其立法如此严厉。洪武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今年的租税。洪武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说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如果道路险远难以送达，允许兑换金银进贡。五月己未，下诏户部将今年秋粮及仓库所储存的，统计总数，除留存外，全部折收金银、布绢、钞，确定输往京师。这种折变的方法，虽然是暂时实行，但交易金银的禁令也稍微松弛了。

查考既然禁止使用金银，是为了抬高纸币的价值。但不久就允许百姓兑换金银进贡，这是自己破坏自己的法令。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说：“不收现钱而收白银，那么河北的响马贼必然多了。”由此可知使用白银的弊端，容易滋生盗贼。因为现钱货物沉重实在，盗贼所取不多，因此停止犯罪的就多。如果使用纸币，那么又轻便容易隐藏，盗贼既不能察觉，又可以多做标记，那么盗窃必然容易败露，这也是消除盗贼的好方法。用纸币的虚值作为母，用现钱的实质作为子，母子相互权衡，百姓已经非常便利，又为什么一定要用白银呢？明初贪图使用白银的利益，所以自己松弛禁令，却不知道这助长了盗贼的风气，开启了谋财害命的端绪，最终导致开矿殃及百姓，而国家用度更加不足，这是计策的失误。

论纸币的使用

《金史》说：有关部门说，交钞旧时同现钱一样，商旅害怕长途运输，往往用现钱购买纸币，这大概是公私都便利的事情，怎么可以废除呢？

《金史》说：濮王守纯等人上奏说：“自古军队的费用，都取自民间。朝廷因为小面额纸币特别轻贱，权且更换宝券，又禁止使用现钱。小民见识浅陋，认为纸币容易损坏，不如现钱可以长久。于是得到现钱就珍藏，而纸币就急于使用，唯恐破裂而作废。现在朝廷只知道支出而不知道回收，所以现钱日益贵重而纸币日益轻贱。那么纸币的轻贱，不是百姓轻视它，是国家导致这样的。不如衡量支出的数量，再从民间回收，出入循环，那么他们就知道这是必然使用的东西而知道爱惜重视了。现在只是担心轻贱就想更换制造，不仅不能取信于民，而且恐怕新纸币又会像旧纸币一样。”

查考衡量支出的数量，再从民间回收，自然是好方法。只是担心执行

译力量罢了。金宣宗询问纸币制度如何才能流通，刘炳回答说，通过收敛与发放相互制约调节，纸币制度就能流通。

译元世祖曾经向太保刘秉忠询问钱币的制度，刘秉忠回答说：“钱币用于阳，纸币用于阴。华夏是阳明之地，沙漠是幽阴之域。如今陛下从沙漠兴起，君临中原，适宜使用纸币，让子孙世代遵守。如果使用钱币，就不合时宜。”于是朝廷完全不再使用钱币。

按：使用纸币自然有便利之处，但何必废除钱币呢？刘秉忠不用正道回答，却说出这种牵强附会的言论，为什么呢？

钞币条目四十条：

一、将一钞分为七个等级：五千贯、一千贯、五百贯，称为大钞；一百贯、五十贯，称为中钞；十贯、二贯，称为小钞。大钞和中钞相当于当今会票的作用，小钞相当于当今钱票的作用。

一、二贯以下没有纸币，另外铸造当百、当十的大钱，以方便民用。钱币分为三个等级。

一、纸张种类很多，制造纸币务必选择优质纸张，要求洁白光亮厚实，经久耐用。一旦用于制造纸币，就禁止民间买卖这种纸张，以防止伪造。我私下认为高丽纸中优质的即可用来制造纸币，劣质的听任民间流通使用。

一、五千贯的纸币，用纸三丈宽，一尺二寸；一千贯的纸币，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的纸币，用纸二丈；一百贯的纸币，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的纸币，用纸一丈；十贯的纸币，用纸五尺；二贯的纸币，用纸三尺。大钞命擅长书法的人在上面书写《孝经》，真书、草书、篆书、隶书都可以。中钞一半书写一半印刷，使用先圣的文章，如《原道》《西铭》之类的。小钞用桐木板印刷文字在上面，如程子的四箴、朱子的家训之类的，务必极其精工。

一、大钞、中钞装潢成卷轴，小钞也糊裱后流通使用，以防止容易损坏。

一、大钞、中钞流通使用时，有的用金石木革制作函套，小钞用丝织品制作函套。

一、用金玉水晶银铜请高手雕刻成五方印章，由各主管官员掌管。又分为三个等级：大钞用大印五方，中钞用中印五方，小钞用小印五方。用朱砂和好的印泥盖在上面，违反者治罪。

一、制造二贯的纸币，尤其贵在精工，必定花费成本二百多文。铸造大钱，务必极其工巧，以防止伪造。

一、流通纸币先从京城开始，依次逐渐推广到各省，大约经过几年时间，然后推广到天下。

一、制造纸币的方法，在各省布政司加盖印记，发放到各府；又加盖印记，发放到各县；又加盖印记，发放到钱庄。钱庄又加盖印记，然后流通到民间，这样就容易辨别真伪。

一、将大钞、中钞发放给各银号，就禁止他们私自发行会票。如果领取一万贯纸币的人，半年之后核查他兑换了多少银子，如果已经用完，就收回他的银子；如果纸币剩余一万贯的数量，就按一分的利息支付给银号。

一、将小钞以及当百、当十大钱发放给钱庄，就禁止他们私自发行钱票。百姓用银子兑换钱币，就给他们小钞；如果银子数额不满二贯有余数的，就给他们大钱。半年之后，核查他们收入的银两数额，而收回其中的十分之九，按一分的利息支付给钱庄。

一、百姓用银子兑换纸币，在下令后的半年之内，允许加一分的利息给他们；一年之内，加五厘的利息给他们；一年之后，按照时价不加利息。

一、百姓用钱兑换纸币，用纸币兑换钱，钱庄允许收取百分之一的费用，不许多收。

一、纸币的出入，经过吏胥之手，也允许收取百分之一的费用，但只向官府收取，不向百姓收取，如果有勒索行为，严厉治罪。

一、随处设立辨别纸币真伪的人员，官府给予俸禄。

一、纸币既然各分省兑换，便于稽查，又命令在通衢大邑设立官局，百姓拿着其他省的纸币来到，查验明白后，允许他们兑换本省的纸币流通使用。

一、百姓用纸币缴纳钱粮及关税的，二贯的纸币允许当作二贯二百文使用。

一、小钞流通使用既多，虽然糊裱尚不免容易霉烂，只要辨别出不是伪造的，允许将霉烂的纸币用于缴纳钱粮、关税，但只当作二贯使用，不再加二百文。缴纳之后，解送户部焚毁，以避免倒换的弊端。

一、下令，两年之后纸币制度通行。禁止民间不得用银子作为货币，但作为器皿不禁止。私自用银子交易的，没收其银子和物品，将其一半赏给告发者。

一、禁止银子之后，招募商人领取银子，开设官局，打造银器，以减半的价格卖给民间，使银价更加便宜，百姓用银子兑换纸币的也按半价计算。

一、设立收银的局，民间有卖铜器的，官府出高价收购，以供铸造，禁止打造铜器的店铺，只有锁钮乐器不禁止，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吏胥不得向民间搜刮旧藏的铜器，以致骚扰百姓。

一、纸币的贯文，有固定标准，私自减损纸币价值的，治罪。

一、制造纸币之后，必须二十年，然后才添造新纸币。

一、监造官办纸币时，不得克扣工费，以致不符合规范，违反者治罪。

一、伪造者斩决，枭首示众；告发者赏赐纸币一百贯，并将犯人的财产籍没给予他。吏役能捕获的，也这样。长官能发觉的，立即给予升迁。邻族知情不告发的，同罪。如果起初是同谋，但能自首的，免罪并受赏。

一、各处官库都命令积蓄钱币，如果民间纸币多，就发放钱币收买，不让民间壅滞。

一、小民误用伪钞，不再加罪，只追究伪造的人。

一、民间藏钱，非用于典当

译钱庄、商号，不得超过一千贯。如果违反，没收其钱财的五分之三，并将其中的一半赏给告发的人。

译推行纸币之初，内外官员的俸禄各增加一倍，原本的俸禄暂时发给银两，增加的俸禄全部发给纸币。等到纸币流通顺畅后，官员俸禄再增加数倍，全部发给纸币。

从事纸币发行工作的人，给予优厚的俸禄。如果有官爵的人，记录功劳提升官阶；在造钞工作中出力的人，立即给予评议奖赏。

推行纸币之初，一定要给百姓恩惠，免除拖欠的赋税，优待老年人，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

地方官员能够严格执行纸币制度而没有弊端的，一定给予提升官阶和记录功劳的奖励。

命令学校稽查贫困的士人，发放纸币予以周济。

百姓中有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遭遇水火、凶荒灾害的，都发放纸币进行赈济。

地方上有应当兴修的水利，以及可以耕种的荒地，都发放纸币进行修治。

推行纸币之后，关税、田赋、盐税都商议减免。

商人与海外交易，允许用纸币向沿海地方的官局兑换银两。出海及返回时，允许用银两兑换纸币。出入的价格，如一银器，不准载入海外。

外国使节入朝，想要购买中国货物的，允许用银两兑换纸币使用，这样外国也会重视中国的纸币了。

耕种应当询问奴仆，纺织应当询问婢女，钱币应当询问商人。我家乡有很多富商大贾，所以与精通会计的人商量事情，思考兴利除弊的方法，大致都记录在这里。不敢依据史册陈说旧论，只是空谈书生之见罢了。

附：关于纸币的问答三十条

有人问：“国家的既定法规，不可更改。”回答说：“世祖章皇帝八年曾经造纸币，每年十二万，到十八年，因为国家用度充裕，停止使用。那么使用纸币，正是为了恢复祖制，有什么忌讳于更改法规呢？况且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规。’现在推行纸币相比使用银两，难道只有百倍的利益吗？”

有人问：“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如果推行纸币，就是向百姓显示贫穷了。”回答说：“如果是财力极度匮乏的时代，即使想推行纸币，百姓也不会相信。正因为处于全盛的态势，而人口日益繁多，经费浩大。《王制》所说的积蓄三十年通用的储备，不得不预先谋划。这正是为了开辟富足的源泉，怎么能说是向百姓显示贫穷呢！”

有人问：“纸币是末世所用的，恐怕不可推行。”回答说：“宋太祖开始设立便钱务，到仁宗时设立交子务。正是宋朝极盛的时候，金、元两朝都在开国时使用纸币。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当时也盛行纸币。明太祖是开国之主，也造宝钞。到崇祯时想推行纸币，却没来得及推行。不是纸币对国家有害，而是议论的人认为是末世的政令，难道不对吗！”

有人问：“恐怕伪造的人多。”回答说：“既然特意制造好纸，多盖印信，面额重的，又让擅长书法的人书写，那么造假的人必须先造假纸，又刻印信，再模仿字迹，有一项不肖，奸计立即败露。相比私铸铜钱、伪造银两，困难要数倍。而且随处都设立辨别纸币的人，用重法诛杀造假的人，用重赏奖励告发造假的人，那么伪造自然可以平息了。”

有人问：“恐怕百姓不乐意使用纸币。”回答说：“现在京城民间贸易，都用钱票；远方的商人，都用会票，已经和使用纸币没有区别了。偶尔有钱庄倒闭，而票据不能取钱，百姓就受害。但百姓终究肯用钱票，是因为方便易用的缘故。国家使用的纸币，有发放有回收，永远保证没有忧患。钱可以换纸币，纸币可以换钱，方便到了极点，而百姓反而不乐意听从吗？”

有人问：“现在钱粮经过胥吏之手，就有浮收。如果推行纸币，弊端更不可预测。”回答说：“钱粮之所以能浮收，是因为每个县各自划分疆界，所以胥吏得以持权。如果换成纸币，所设的官局、钱庄很多，随地可以兑换，胥吏怎么能持权？而且钱粮不许包办完纳，所以胥吏得以勒制小民。如果用纸币纳税，完全可以委托绅士代纳，胥吏又怎么敢勒制呢？又按：钱粮的浮收，他们也有借口，说：‘米色不好，解送费用重。’如果推行纸币，他们又没有什么借口了。我正担心胥吏没有可作弊的地方而奉行不力，所以增加百分之一给他们，难道还怕他们侵吞吗？”

有人问：“银和铜是坚硬不坏的东西，而纸币不能长久。”回答说：“以前造纸币，制度简陋，所以容易毁坏；现在造纸币，程序精工，纸料坚厚。大的装潢成卷，藏在盒子里，可以数百年不坏；小的糊裱使用，二贯以下，仍然用钱，不至于太繁琐。虽然小纸币也可以十几年，即使有霉坏，仍允许用来纳粮充税，解送户部焚毁，可以避免倒换的累赘，对百姓没有损害。如果担心水火的危险，就用皮木做盒子，可以入水不湿；用金石做盒子，可以入火不热，有什么容易坏的呢？”

有人问：“用楮纸做货币，是以无用为有用，接近欺骗百姓的手段。”回答说：“铜这种东西，寒冷时不能穿，饥饿时不能吃，圣人制成钱，用来奔走天下，这也是以无用为有用。假使三代以上有纸，怎么知道圣人不用它造币呢？如果一定要以有用之物做货币，那么没有比帛更有用的了，但帛本来不可以做货币是明显的。”

有人问：“恐怕物价飞涨。”回答说：“物价之所以贵，是因为物少而钱多。现在用纸币

译用易银，钱不会因此增多，物也不会因此减少，物价为何会暴涨呢？”有人说：“恐怕犯罪的人会很多。”回答说：“既然伪造困难，那么犯罪的人自然就会少。至于百姓兑换钞票，既然能获得一分的利润，他们自愿听从，朝廷并没有强迫他们兑换。大抵立法只禁止伪银，不禁止藏银，有什么犯罪呢？而且从此铅钱、伪银的弊端断绝，盗贼抢劫银子的风气也断绝，那么诉讼案件可以节省，而议论的人反而担忧犯罪的人多，是错误的。”

译有人说：“使用纸币，只是对国家有利，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回答说：“国家用度既已充足，那么官员的俸禄可以增加，官吏的薪俸可以提高，田赋可以减免，关税可以减轻，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都能得到供养。由此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积蓄义仓，修建学校，使得天下没有一个人得不到供养，这难道仅仅是利于国家吗！”

有人说：“为什么不银钞兼用呢？”回答说：“如果想要两者都利于国家而同时存在，那么银和钞必然互相涨跌，它们的价值就不能统一了。”明朝的往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朝初年禁止使用白银，纸币得以流通；后来自己放松禁令，纸币逐渐不能流通。所以必须废除白银不用，纸币才能贵重。

有人说：“为什么不连同铜钱一起废除呢？”回答说：“既然使用纸币，那么使用铜钱的地方自然减少。如果一定要连同铜钱一起废除，那么纸币就会琐碎不堪而无法流通。”

有人说：“天下的白银全部收归朝廷，民间不担心空虚吗？”回答说：“白银既然收归朝廷，朝廷也没有用处，那么就应当减价仍然散发给民间，让民间用来制作器皿，只是应当严禁它作为货币使用罢了。这样白银的价格必然非常低廉，而纸币更加宝贵。这本来是齐高帝金土同价的意思，而善于运用它的人。”

有人说：“宋孝宗说，使用会子，少则贵重，多则轻贱。现在按照天下的白银来制造纸币，恐怕太多了吧？”回答说：“从天下来看，白银的流通使用，本来担心它少，那么用白银兑换纸币，正好符合它的数量，即使加倍增加，还没有达到多而轻贱的地步。而且一定要二十年后才添造，自然不担心它日益增多。”

有人说：“宋富弼说交子的方法，必须积蓄铜钱作为本钱。现在发行纸币而不以积蓄白银为本，怎么可行呢？”回答说：“这又是古今时势的不同。古人用纸币代替铜钱，相辅而行，所以必须积蓄铜钱作为本钱。现在则用纸币兑换白银，废除白银不用，哪里用得着积蓄白银作为本钱呢？百姓有万亿的白银，国家制造万亿的纸币来兑换它，民间所有的白银，就是国家使用纸币的本钱。这与宋朝的时势不同了。”

有人说：“马端临说，使用纸币则下面没有人触犯铜禁，现在为什么使用纸币而又禁止铜呢？”回答说：“必须禁止铜制作器皿，才可以杜绝私铸、私毁的两种弊端。又不立刻禁止铜，而用纸币购买它，那么百姓也乐意顺从了。比起贾谊七福的说法、刘秩五利的议论，更为便利。”

有人说：“白银可以分用，而纸币难以零折。”回答说：“纸币既然分为七等，又有铜钱三等来辅助它，哪里还需要分折呢？”

有人说：“恐怕事情涉及烦扰，不免惊骇百姓。”回答说：“现在天下文书出纳，律例科条，事情非常琐碎，没听说厌烦其烦扰。难道因为掌握天下钱币的大权，就可以担心其烦扰吗？而且顺着百姓所利的而利之，百姓又哪里会惊骇呢？”

有人说：“中国既然不以白银为货币，白银必然流入外洋。”回答说：“外洋想要购买中国的货物，必须先以白银兑换纸币。他们的白银有尽，而我们的纸币无穷，那么外洋的白银且流入中国，而中国的纸币且行于外洋了。哪里担心白银流入外洋呢！”

有人说：“万一国家再用白银而不用纸币，难道不害民吗？”回答说：“天下既然安于使用纸币的利益，后世必然没有废除纸币的事情，正不必过度忧虑。”

有人说：“国家为什么不直接发行纸币，而一定要兑换民间的白银呢？”回答说：“用纸币兑换白银，不是贪图天下的白银。大概直接自己使用纸币，那么白银归于无用，而富家藏银的人受其害了。只有用白银兑换纸币，那么百姓的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然不怨恨了。”

有人说：“百姓认为纸币虚、白银实，终究藏白银而不兑换纸币，那么怎么办？”回答说：“百姓想要藏白银，是担心纸币有时不用。现在如果明示历久不改，那么百姓哪里肯舍弃目前现用的纸币，而藏不准为弊的白银呢？”

有人说：“恐怕富家藏铜钱，而铜钱少，那么怎么办？”回答说：“宋金元钞法屡更，所以富家不蓄纸币而蓄铜钱。如果一定不移，那么藏铜钱繁杂而藏纸币简便，百姓又哪里乐意做这个呢？而且国家可以仿效唐朝设立限制，使藏铜钱不得过多，自然不至于铜钱荒缺了。”

有人说：“假如百姓用数万纸币，全部想要兑换铜钱，那么钱庄怎么供给呢？”回答说：“大纸币只准兑换小纸币，小纸币才准兑换铜钱。而且民间藏铜钱，不准超过一千贯，又哪里担心其难以供给呢？”

有人说：“顾氏《日知录》曾经极力说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乎不可违背。”回答说：“顾氏看到纸币的废除，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道特别由于钱粮不收纸币的缘故。而且顾氏所厌恶的，是宋、金、元、明的纸币，现在能尽举其弊而去之，即使亭林先生复生，也必然认为可行了。”

有人说：“纸币流通而财用充足，那么风俗奢侈，也是一弊。”回答说：“沃土之民不材，道理本来有之。然而加之以教化，既富方谷，也容易为善，哪里反而担心其充足呢？”

有人说：“这样，不几乎于聚敛吗？”回答说：“所厌恶于聚敛的，是因为它剥民以利国。如果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百姓反而受其益，哪里可以与桑弘羊之平准

译怎么能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同日而语呢！」

有人说：「恐怕执行的人不都能选得合适，即使是好法，难道能没有弊端吗？」回答说：「天下的法令，都可能产生弊端，然而制定法令之初，必须首先追求它尽善尽美，然后才去推行。至于那些细微的利害关系，又应当随时加以变通，但大体终究不可更改。只要得到贤能的一两个人掌握权柄，那么下面执行的人，又有谁敢舞弊呢？」

译有人说：“这之外难道没有别的足以增加财富的办法吗？为什么一定要发行纸币？”回答说：“天下的财富，总数是固定的，损害上层就使下层受益，损害下层就使上层受益。所以理财大臣所说的富国之道，没有不使百姓受苦的。司马光之所以说‘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道理。只有发行纸币，取之不尽，而且不是从百姓那里索取，确实是好的办法。只是前人实行它，还没有能充分发挥它的妙处罢了。”

《金史》说：有关部门请求取消七年重新整顿的限制，纸币字迹模糊，刚要兑换却缺乏回收的手段，支出多收入少，百姓渐渐轻视它。

按：支出多收入少，是发行纸币最大的弊病。纸币之所以被轻视，难道还有只支出而不回收的吗？至于纸币贬值而议论重新铸造，百姓受苦而纸币更加贬值了。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书说：“现在物价高企，弊病在于纸币流通受阻，只有支出而没有回收。虽然官府税务征收增加了数倍，但缴纳的都是一十贯的大额纸币，这有什么益处呢？现在一十贯的大额纸币，民间很多，因为无处回收，所以市场交易多用现钱，而纸币每一贯只值一钱，甚至不及印刷的成本。我认为应当暂时禁止使用现钱，从此钱币不再使用，富人家内部受限于藏钱的限制，外部因纸币屡次贬值而陷入困境，都到了窘迫失败的地步，称为坐化。商人往往乘船在江淮之间贸易，钱币大多流入宋朝了。”

按：钱币和纸币应当相互需要而使用，想要提高纸币价值而禁止富人多藏钱币是可以的，竟然想要禁止钱币不使用，就过分了。

《金史》说：“官府利于使用大额纸币，而大额纸币支出多，百姓更加轻视它；私民利于得到小额纸币，而小额纸币回收多，对国家也没有补益。于是禁止官府不得使用大额纸币。不久又担心百姓使用白银而不使用纸币，就又责令百姓用纸币缴纳官税，以显示必须实行。先铸造二十贯到一百贯的大额纸币，后铸造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大额纸币，先后轻重没有条理，百姓更加困惑。等到不得已，就限制以几年为限，限制以地方为限，公私收税，限制以比例为限。从此百姓疑虑日益加深。其间将交钞改为宝券，宝券不久，又改作通宝，准折白银一起使用。通宝不久，又改作宝泉，宝泉不久，织绫印造，名叫珍货。珍货不久，又改作宝会。始终没有定规，而金朝也就灭亡了。”

按：金朝末年，疲于战争，即使财物堆积如山，也一定不够用了。而急切地屡次更改纸币制度，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将金朝的灭亡归咎于纸币制度不可行，这是不揣度根本而只计较末节的言论。按：官府利于使用大额纸币，百姓利于使用小额纸币，这也是金朝时势造成的。如果天下太平，内外一家，商贾流通，那么百姓也很方便使用大额纸币。现在的会票，有的上万有的上千，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元史·刘宣言》说：原来交钞的起源，汉、唐以来都没有过。宋绍兴初年，军饷接济不上，制造这个来引诱商旅，作为沿边购买粮食的计划。比起铜钱容易携带，百姓觉得很方便。稍有阻碍，就用现钱，还保留着古人子母相权的意思。日积月累，它的制度渐渐有了弊病。”

《明史》说：宪宗命令内外各项税收，钱和纸币兼收，官员俸禄和军饷也兼发钱和纸币。这时纸币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按纸币征收百姓，则每一贯征收银二分五厘，百姓因此非常困苦。正德三年，用太仓积存的钱发放官员俸禄，以十分为比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命令宣课分司收税，纸币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这时纸币长期不行，钱也大量壅滞，更加专用白银了。

按：宋、金、元使用纸币都与一代相始终，虽然其间不能没有弊病，但没有废弃纸币而不用的。唯独明朝到了中期，纸币竟然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白银盛行使用罢了。而白银之所以盛行，第一次败坏在太祖立法之初，既禁止使用金银，而九年又允许用银代替缴纳租税，所以两浙、江西、福建广东的百姓重钱轻纸币，甚至用一百六十文钱折合一贯纸币，而物价飞涨。第二次败坏在英宗即位，征收赋税有米麦折银的命令，于是减少那些缴纳纸币的人，而用米、银、钱当纸币，放松使用白银的禁令，从此朝廷和民间都使用白银，小额的使用钱，而纸币壅滞不行。邱浚说：“纸币制度不可行，是因为使用它的人没有权力。”确实如此。

明朝纸币制度，自弘治、正德年间废弃。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制造发行。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重申这个说法，被提拔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正掌管户部事务，极力主张，但最终不可行而停止。

按：崇祯时，国家局势正危险，即使想要发行纸币，百姓怎么肯相信呢？所以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追悔弘治、正德年间废弃纸币制度。如果纸币制度实行，而不以白银为重，那么万历年间矿税的祸害，又从哪里兴起呢？

韩愈在策问中说：“现在天下粮食越多而丝织品越便宜，百姓越困苦，为什么呢？耕种的人不多而粮食有余，养蚕的人不多而丝织品有余，应该充足反而不足，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按：这是钱荒的弊病。唐人用钱，弊病如此。现在天下用银，能没有银荒的弊病吗？想要挽救这个弊病，固然没有比使用纸币更好的了。

《日知录》说：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一律都是钱而已，不曾使用白银。《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

译银器属于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使用。汉武帝所制造的三种白金，不久就被废止不再流通。《旧唐书》记载，唐宪宗元和三年六月下诏说：“天下有银山的地方，必定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铸造钱币，银对百姓生活没有益处。天下自五岭以北现正在开采的银矿，都应禁止。”然而考察《通典》则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城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地区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混杂使用谷物和布帛进行交易。交州、广州一带，则完全使用金银作为货币。而唐代韩愈的奏状也说：“五岭地区的买卖，一律使用银。”元稹的奏状说：“自岭南地区以金银作为货币，自巴地以外也以盐和布帛进行交易，黔巫溪地区则用水银、朱砂、彩色丝织品、巾帽互相交易。”《宋史·仁宗纪》记载，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的铜钱，福建、两广地区改用银，江东地区改用布帛。”于是出现了用银来折算铜钱的情况。《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银每锭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民间有时有人截断凿刻银锭，其价格也随之高低波动。于是改铸银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个等级，每两折钱两贯，公私交易都视同现钱使用。又说：又铸造“兴定宝泉”，每贯相当于通宝钱十五贯，又用绫纸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及其他纸币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以银来论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金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以银进行买卖。这就是今天上下通用银子的开端。

译考察白银的用途，始于金朝末年兴盛，到了明朝中期更加盛行。事物不能同时占据两个极端，这就是纸币制度败坏的原因。唐代以前没有纸币，尚且不用白银；既然已经使用纸币、铜钱，又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白银呢？

《日知录》说：“议论的人只说洪武年间纸币通行，查考《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日禁止使用铜钱了，三十年三月甲子日禁止使用金银了，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日命令俸禄米折成纸币发放的，每石增加五贯变成十贯。这是国家初年铸造纸币之后，不过几年，而它的制度已经逐渐败坏不能实行。于是有奸恶的条例，充赏的规格，而最终也不能实行。大概因为纸币昏烂倒换出入的弊端，必然导致这样。于是因为纸币的不利，而连铜钱也禁止废弃，坚硬耐久可以长久的货物，却推行容易败坏的物品，适宜它不顺乎人情，而最终导致停滞。结合后世兴利之臣，慎重不要再说这种话就可以了。”

考察这一条，可知明朝初年立法的不完善。大概金银可以禁止，铜钱难道可以禁止吗？亭林先生之所以深恶纸币制度，不过是因为它昏烂倒换出入的弊端罢了。现在如果用好的纸张制造大钞，选拔天下善于书写的人书写它，装潢糊裱，行用时用函套收藏它，又有什么昏烂倒换的担忧呢？小钞必定从二贯起，那么程序也可以精工，行用的人必定更加慎重，而昏烂也少。唐宋人的字画流传至今的有了，难道因为纸张担心它容易败坏吗？又纸币昏暗的，准许它缴纳钱粮，那么暗中使用倒换的方法而没有它的害处了。可惜前人铸造纸币，见解没有达到这里，遗憾不能使亭林先生起来质问这个论断。

《日知录》说：“国家初年民间所缴纳的官粮，都是米麦。有的折成纸币布匹，百官所受的俸禄，也是米。有的折成纸币。后来纸币不能通行，而代替以白银。于是粮食的重者更加重，而俸禄的轻者更加轻。它的弊端在于用纸币折米，用米折纸币，用银折米，而世人没有探究它的源流。”

这是不善用纸币的弊端，后人应该引以为鉴。

《文献通考》说：历代多在坑冶附近的地方设置监，铸钱也因为钱的设置日益轻，它的用途日益广泛，不能不多设置监来供应使用。中兴以来，开始转而使用纸币。大概钱重而价值少，那么多设置监来铸造它也可以；纸币轻而价值多，那么在行都印造就足够了。现在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会子，各自印造；而它的末端，收换不能通行，称提没有策略，为什么呢？大概会子的初意，不是就把会子当作钱，大概把茶盐钞引之类看待，而暂时用来权宜代替钱罢了。然而钞引所代表的价值重，只令商人凭借它取茶盐香货，所以必须分路会子，那么公私买卖支给没有不用的。而且从一贯造到二百，这是明确把它当作现钱了。又携带轻便使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个男子的力量，几天就可以到达，那么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让后来有的废弃有的使用，号令反复，百姓听闻疑惑呢？

考察这一条，可见前人实行纸币分地的弊端。

考察实行纸币的功效。

宋张悫，字伯诚。高宗做兵马大元帅，招募各道士兵勤王。张悫飞挽接踵，建议就在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超过十天，得到缗钱五十万，来辅助军队。高宗器重他。张悫善于理财，谈论钱谷利害，如同指着手掌。《河间府志》

考察这一条，可见行军时使用纸币的便利。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时官府自己搬运设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实行钞法，命令商人到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由他们私卖，得到钱来充实塞下，节省数十郡搬运的费用，《衍义补》。

考察这一条，可见行盐使用纸币的便利。

宋高宗时，钱端礼任临安府知府，建言纸币已经行用几个月，应该支取官钱制造会子。诏令入都茶场设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都有法度。

考察纸币制度，也在于奉行的人得当。钱端礼也是善于立法的人。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在会总所，用第六界新会五万缗，命令军民用旧楮二换其一；接着又命令军民用一椿半换其一。又请求朝廷，添给新楮十万，军民依赖它。

元刘肃，洛水人，提拔为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用，罢银钞不用。正定用银钞交通于外的共有八千余贯，公私喧哗，不知道怎么办。刘肃建立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府用新钞如数换旧钞。中书听从他的第三策，于是降钞五十万贯。

考察这一条，良吏能惠及他的百姓，实行纸币先以利民为主，其次不连累百姓也可以。

推广纸币的利益。

《金史》说：大定八年，百姓有犯铜禁的，皇上说：“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而民间还有铸镜的，不是销钱是什么？于是连这也禁止。”十二年，皇上说：“金银山泽的利益，应当给予百姓，只有钱不应当私铸。现在国家财用丰盈，如果流布四方，和在官府有什么不同？”

考察《文献通考》说：“上面没有搜铜的劳苦，下面没有犯禁的痛苦，也是一个便利。”以此作为实行纸币的利益。然而实行纸币难道能全不用钱吗？

译吗？既然使用钱币，就必然要防止私自铸造、私自销毁的弊端，因此对铜的禁令仍然不能放松。总之，使用纸币的好处，难道仅仅在于此吗？

译李绂上疏请求严禁铜器，说道：“制钱投入铜铺的熔炉，立刻就会化成铜；而在熔化之前，原本就是制钱，无法抓捕；既已熔化之后，已经变成废铜，也无法抓捕。只有禁止打造铜器的店铺，那么销毁制钱也就没有用处，销毁的弊端，不用禁止自然就会消除。如今现行的法令，只禁止黄铜，没有禁止白铜和红铜。议论的人认为白铜不是制钱所用的材料，却不知道现在所谓的白铜，都是黄铜。议论的人认为红铜不是由制钱熔化的，却不知道现在的红铜，也都是黄铜。铜铸成锭块，用药水可以做成假银，难道不能做成白铜吗？嘉兴的大炉，用药水染成古铜色，难道不可以充当红铜吗？所以臣认为现在流通的红铜和白铜，都是黄铜。臣请求除了铸造镜子和乐器之外，一切打造黄铜、白铜、红铜的店铺，全部禁止，违犯者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那么国家的货币就能流通了。”

户部尚书海望上奏说：“制钱是民间日常所需，近年来铸造充足，价格昂贵。提出建议的人大多寻求禁止铜器的方法，但执行不好，容易滋生弊端。铜器长久以来遍布民间，一旦禁止使用，那么民情就会不便。胥吏借此勒索，刁民借此讹传，得到伪铜就卖掉，官府查不到就给人定罪，搜刮难以彻底，用法不均，这是弊端一。民间的隐情难以上报，地方官员未必都贤能，民间交纳铜器，有的被侵蚀克扣，只得到半价，有的扣除使费，空手而归，名义上是收铜，实际上是勒索，这是弊端二。这些铜质本来极其粗杂，加上销毁，一经钱局熔化，折耗很多，所得不抵所失，这是弊端三。又黄铜是由白铜、红铜搭配而成的，所以百万斤的黄铜器皿，其中就有红铜五十六万斤。现在禁止黄铜而不禁止红铜，这比起未禁止铜之前，铜的耗费更多，反而抬高它的价值，加速私毁。所以禁止黄铜之后，白铜很多，都是奸诈的工匠销毁制钱，掺入药粉做成白铜器皿，这是弊端四。”

按：禁止铜器的法令，自古以来就实行。汉代贾谊认为可以带来七种福分，唐代刘秩有五种利益的说法。考察前代史书，都重申禁令。如果像我们朝这样铜产丰饶，矿冶的利益，自然足以流转而不穷尽，原本不需要借助民间所有的铜来补充铸造。然而想要断绝私铸私毁的根源，不得不严格禁止铜器。雍正四年严禁制造使用黄铜器皿，当时每百斤铜器，官府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还有盈余。铸钱除去工料外，以每串银一两计算，实际只得到八两四钱多一点。所以同样是禁止铜器，古人专门想要利于朝廷，而我们朝暂时实行于一时的，专门想要制止民间的弊端。海望请求废除铜禁，担心扰累百姓，但假如能严格告诫官吏，怎么会扰累百姓？况且实行几年，铜器收齐，胥吏也就没有可骚扰的了。至于黄铜能变成白铜，自然应当连同红铜、白铜一起禁止，不应当因此就一并废除对黄铜的禁令。海望、李绂两篇奏疏，议论的人最终认为李绂的奏疏是对的。

邱家穗《铜钞议》说：“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能通行，不是担心它太简单而失之过重，就是担心它过于繁杂而失之过轻。关键在于保存权重的母子制度，用简单来统率繁杂，用繁杂来区分简单，使轻重兼行，互相流通罢了。现在天下的钱，大致符合汉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没有前代极轻极重的祸患，但还是担心它的趋势日益趋向轻，不足以作为重的标准，因为一文钱仅相当于一厘的用处，繁杂而不简单，分散而没有统领，而母子制度没有建立的原因。我私下看到自从汉武帝命令诸侯王制作白鹿皮作为币，后来人们改用楮纸。到宋、元、明三朝才开始有交子、会子、宝钞的法令，都是从一贯到百千贯来代替现钱的用处。探究它们的制度，不过是一尺见方的纸，在上面印上文字，就可以交换数十百钱的东西，费用比钱节省十倍，而利用无穷，又不止超过它。但是楮纸作为货币，使用劳累容易毁坏，质地薄难以保全，而且上面刻有定式，专门看那小小的印文作为验证，即使制造者极其工整，但沾染不久，就已经归于断烂，不能再辨认。上面的人开始不得已，屡次取来重新制造，而新旧出入之间，动不动多有诈伪，压制禁止不了。如前明实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还没到中叶，就已经逐渐变轻变减，后来一贯的钞票不足以抵一二文的用处，竟然因为字迹模糊，滥恶不堪而废止。大概因为累朝数十百年的永久利益，而最终不能坚守，就是这个原因。我私下认为钞法废除很久了，如果想要神明变通而做长久之计，固然不必袭用纸币的虚名，也不应当使用虚薄易烂的纸。不如取白铜中精好的，销铸为钞，像现在的钱式，而稍微加重加大，刻上文字，正面写‘康熙宝钞’，背面写‘准五’‘准十’之类，直到‘准百’为止，而它的孔中则用圆形来区别，取内外圆通，流行钱法的意思。要使内局自己铸造，定为一种样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绝伪造的弊端，用它混合流通于散

译在货币体系中，以纸币为母体，来统领铜钱的繁杂；以铜钱为子体，来分担纸币的简约。它既不像前朝明代宝钞那样容易腐烂，又能发挥宋代、元代交子、会子的作用，这大概接近古人“作轻作重”（调节货币轻重）的本意，足以挽救古人钱法中耗散败坏的弊端吧。

译考察铜钞与古人铸造大钱没有区别，这种方法如果不严禁铜材、设立举报伪造者的奖赏，大概就无法实行。况且面值只到当百为止，百姓仍然觉得不便，哪里比得上纸钞的无限供应呢？他们只是担心纸钞容易霉烂罢了，不知道容易霉烂的原因，是因为制作简陋且流通量大。如果纸钞的价值较高，那么流通量就会较少，完全可以装订成卷，用函套收藏，又怎么会担心它容易破损呢？况且既然实行纸钞，又可以同时铸造当百的大钱。

陆世仪说：“现在朝廷用钱，发放时方便，回收时不便。这是因为只使用小钱，没有母子钱相互制约的方法。我认为今后官民交易，必须用钱的时候，小钱难以清点个数，干脆使用当十大钱，收支清晰明了，没有损耗和折算的弊端，这也是一个办法。”又说：“应当在各地的布政司或大的府州设立银券司，朝廷拨出官本制造号券，让来往的客商缴纳号券换取银两，在出入之间收取少量的路费利息，这样客商没有路途上的担忧，朝廷有每年的利息收入，似乎也很便利。”

高珩说：“铸造当十、当百的钱，就可以轻便携带而远行了。”

考察铸造大钱、设立银券，都是与钞法相辅相成的。如果既实行纸钞，又铸造当百的钱，那么纸钞可以从二贯起步，二贯以下全部使用大钱，百钱以下全部使用小钱，就不必担心零碎折算的困难了。再制造百贯以上的纸钞，就可以起到银券的作用，而得到古人飞钱的遗意。用纸钞收购民间的铜，铸造的钱币极其精巧，那么私铸者无利可图而自然停止。铸造大钱的，尤其一定要选用最好的白铜，雕刻龙凤花纹，成本与面值大致相当，那么私铸者无利可图。禁止民间使用铜器，那么私自销毁钱币的人无处出售，也会自然停止。这确实是利国便民的重要事务。财政用度充足了，那么仁政就可以依次推行了。曾经拟写十几篇关于时务的策论，观看的人大多不认为不对。后来阅读各种书籍，发现前人大多有比我先说的，只是论述有详略不同罢了。因此不想保留，只有纸钞这一件事，十个人中有九个怀疑，前人也很少论述到这个，所以详细考察各种书籍，反复思考，寻求有利无害的方法，写成这本书，以向四方有道德学问的人请教。

《筹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疏》

林则徐

我查见先前接到部里的咨文，奉上谕：穆彰阿等上奏遵旨会议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统一章程一折，银钱并重，本来就是制用常法，如果能随时斟酌核实，不使轻重相差悬殊，对国家充裕、对百姓方便都有益处，不可以就说有阻碍，不想办法变通，着令各督抚等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悉心商议，上奏务必使法令确立后可以推行，不至于滋生弊端，不得听任属员巧言推诿，稍存畏难苟安的念头，仅凭一纸奏折敷衍塞责。钦此。又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复议内阁侍读学士朱嶟条奏贵钱济银的一折，奉旨依议。钦此，并将各原奏抄录咨行到陕西，当时前任巡抚大臣转饬司道以及各府州斟酌核实商议。我到任后，又反复叮嘱仔细体察，设法变通，不许畏难推诿。（时间）过去后，现在据司道汇总核实下属禀报会议具详前来。我认为银钱相辅而行，利益散于民间，而权力操持在朝廷，如果能广泛开辟用钱的路径，自然足以维持银价的平稳。只是变通本来是为了顺应时势而制宜，首先必须因地制宜。查部议章程四条，本来将陕西列入陆路六省之内，固然知道它不像东南各省那样一苇可航，但仍然议令查明有无内河水路，原本希望一处能通舟楫，就在一处先令试行。无奈陕西七府五直隶州所属九十一厅州县之中，交错处于东南两山之间的，计算已有五十九处，重峦叠嶂连车辙尚且不能通过，此外三十二处虽然属于平原之地，也没有内河水路可达省城，因此行旅往来非车即驮，还有连驮载也不能通过的地方，就必须雇人背负，费用更加繁多。这些费用如果出自官府，则恐怕滋生亏空的弊端；如果取自百姓，又恐怕增加摊派累民的弊病。所以陆路运输钱币的困难，实在是受限于地势，似乎不能勉强实行。况且陕西银钱市价涨跌无常，有时竟然与其他省份截然不同，如今年七月内，我刚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万八千余文，等到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万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突然减少钱五千余文之多，人们都感到诧异。访询其原因，则都说年成歉收粮食昂贵的时候，银价必然跌落，其道理也不可解释。如果此后银价都跌落，似乎也很适宜，然而又忽低忽高，难以预料。况且当陕西银价低廉的时候，邻省银价仍然高昂，而没有听说有市侩贩钱来陕西买银以图获利的，可见陆路运费太大，不能获取利润。如果让市侩不能做的事，责令有司去做，其形势自然更加困难。查内阁侍读学士朱嶟原奏，请求将各属银钱视省城时价为准。现在以陕西来看，就有难以作为标准的。如省城现在银价低廉，而各属的银价偏偏昂贵，那么领

译钱价回升者无法振兴，该处银价相当，州县不愿承担赔累，便难以强制其遵行。况且各缺分有的冲要、有的偏僻不同，钱粮数额多寡也各异，有此地解送而彼地领取的情况，领钱的人并非解钱的人，稍有差错，便滋生争执，这似乎也不是上司所能强制的。若论当年的税课，原本可以银钱兼收，但查陕西定额征收的商筏税，以及地畜、牙当、盐茶、磨铁等各项税课，每年共计银六万八千五百余两，其中除去盐课项下支给西安将军养廉银一千六百两者外，其余都应上报户部等待拨用，这正是部议中所说“拨解之款应照旧征银，不能更改议定”的。以工程来说，近年应修的各项工程，都因经费短缺，奉文停止，即使偶有刻不容缓、奏准办理的工程，也是为数不多，全年无几，或因原本有息款才准许支销，与其改用铜钱，仍不如加意节省更为有益。只有陕西留支项下，有可以变通用铜钱的地方，如文武各官的养廉银、公费，以及各属定额支用的夫马工料和各关局定额支用的收税书役口粮等款，都可以搭放铜钱。查道光二十三年覆奏陕西钱局减卯开铸案中，就已议定，凡养廉等项，每领取银一两内搭钱一百文，抵作银一钱（即一钱银子），每年共搭钱三万六百四十三串三百零六文，共扣回库银三万六百四十三两三钱六分，按季报部，现在仍遵照执行无异，可见变通用钱的提议，陕西所办的已在其他省份之前。那些未经搭钱的项目，现在扣除六分平头，计算每年扣银也在二万两以上，如果再增加搭放铜钱，那么减平这一项反而觉得扣除不如数，况且即使在此类项目中再令减银添钱，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大局似乎仍然无济于事。至于兵饷项下，不便再搭放铜钱，前抚臣李星沅先前已奏请并获得恩准，自无须再议。当此权衡制用，皇上日夜忧虑咨询之时，臣只有一点愚见，断不敢存有苟且安适的看法。只是就陕西钱局的情形，仔细体察，实在有难以改易的，也有已经变通的。应请仍循旧章，以免反而产生阻碍。

译用银利弊论

姚文

古代设立市场的人，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交换所没有的东西，都只是粮食和器械罢了。上级向百姓征收的，也只是粮食、布匹而已。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用钱币来衡量价值，而且从未专门只使用钱币。降及后世，钱币货物的交易，随着时代逐渐变化，而日益趋向困难。到今天使用白银，达到了极点。我曾经论述过，白银的用途，在一个地方流行，就可以通行；在全国流行，就不可以。在一个时期流行，就可以实行；作为长远的计划，就不可以。听任百姓自行交易，还可以；征收赋税、支付俸禄，上下通行，就大大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唐朝时岭南买卖，一律以白银结算。韩愈、元稹的奏状，《通典》也有记载，梁朝初年交广地区，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大概是因为地处南海之滨，矿冶众多而海船贸易有利。宋仁宗时，下诏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地区改以白银缴纳，大概也是沿袭这个做法。这就是在一个地方流行，有余而不会不足的情况。夏朝有水灾，大禹开采历山的金属制作货币，来救济百姓；商朝有旱灾，商汤开采庄山的金属制作货币，来救济百姓。这就是在一个时期流行，有利而没有弊端的情况。自从元朝以来，白银竟然通行全国，逐渐不可挽救。到了明朝初年，禁止使用非常严格，然而不久又恢复通行如故。逐渐发展到赋税俸禄，没有一样不用白银，积重难返的形势达到了极点。当时的议论者极力陈述使用白银的便利，实行既久，官吏百姓也尚且相安无事。然而征收支付，上下通用，在全国流行，长久持续，我始终认为大大不可以，为什么呢？人心风俗，是国家的元气。粮食货物，是天下的元气，是国家与百姓所依赖的。白银既然通行，那么白银昂贵而粮食便宜，粮食便宜而土地轻贱，于是天下人都放弃根本而追逐末节。从事根本则安于朴实厚道，追逐末节则习以为奸诈，这是必然的趋势。百姓从事根本，那么田野日益开垦，粮食货物日益丰饶，而人们都吃饱穿暖；百姓追逐末节，那么田地多被抛荒，粮食货物日益匮乏，而人们遭受饥寒，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奸诈到了极点，流变为奸恶；饥寒到了极点，归于盗贼。而白银轻便容易携带，又恰好足以便利奸恶之人的侵吞欺诈，并使盗贼有所怂恿，于是循环相生，世道变化日益增加，而没有止境。天下的元气，一天比一天消耗，这是不可以的第一个原因。古代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朝廷制定制度，所以天下的利益权柄都归于上级。后世井田制已经废除，逐渐不可查问，然而钱币的流通，还足以衡量粮食货物的轻重。到了上下通行，一律使用白银，那么粮食布匹便宜而百姓困顿，制钱滞销而国家困顿，唯独那些奸诈的百姓，追逐末节致富，兴起成为豪商巨贾的人，放贷则重利剥削百姓，囤积居奇则厚积资本造成滞销，银钱轻重的权柄出自他们的操纵，官吏百姓拱手听从。朝廷和民间都陷入困境，而豪强狡猾之人独占利益，已经不可言说；朝廷和民间都陷入困境，而豪强狡猾之人独揽权柄，还能说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原因。白银的产出，不是来自云南的各矿厂，就是来自外国船只。然而矿厂的设立，不耕而食的人大约有十多万。汉代贡禹所说的“一年受饥荒的将近七十万人”，前人指为根本切实的言论，矿厂的设置与此有什么不同？况且靠近矿厂的地方，粮食货物必定昂贵，盗贼必定众多，又冶炼的炉烟熏黄豆苗，洗矿的溪水损害田苗。至于供应一切，尤其种种难以尽述。这样依靠税赋的收入不多，而危害百姓的确实严重，不是正确的计策。如果专门依赖外国船只，那么舍弃国内本来有的货物，而转而仰赖外国供给，常态和变故都不可知，漏洞已经难以堵塞。这更是谋划国家的人所应该深深思考的。这是不可以的第三个原因。白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平时视为至宝，假如遇到战争水旱而粮食布匹无法交换，白银也只是废物罢了。所以征收支付使用白银，无论拖欠的赋税越来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匮乏。即使府库充盈，也不是最好的计策。前朝正统年间，因为官仓储备有余，命令各地拿出积滞的物资变卖为轻便的携带物，然而自从折换白银之后，不到两三年，水旱灾害频繁，设法劝借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称为义民，下诏恢复其家业。然而空虚已经显现，而沿袭使用白银仍未商议改变。不久郡国大灾，没有现存的粮食，百姓想跟随作乱，国家随之灭亡。难道不是百世的鉴戒吗？这是不可以的第四个原因。综合这四点来说，那么白银的通行，授权给豪强狡猾之人，在不知不觉中日益消耗元气，而且产出的途径狭窄而积蓄在府库又缓急不可依赖。然而数百年来，征收支付，上下通行，在全国使用，长久持续，而没有废然而返的，为什么呢？回答说：使用白银则军民节省搬运的劳苦，仓库免除霉烂的祸患，它的利益明显。而四个不可以的，危害虽然中于根本，它的危害隐蔽。明显的利益浅，隐蔽的危害深。庸人看见明显的，不看见隐蔽的；看见浅的，不看见深的。因此数百年来，官吏百姓受困数倍于前，而不知道这是由于使用白银。即使有一两个见到这一点的，又畏难苟安，一错再错，可叹啊！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用。白银到今天，可以说到了极点。以前竟然没有商议改变，或许变通的举措，将留待今天。如果真的能详细考察古人的言论，赫然改变法令，征收

译收支供给，一概不使用白银，使得制钱得以流通，物资丰饶充足，让天下后世的人知道盛朝的做法，超出寻常万万倍，这难道不是非常兴盛吗！

译关于变通鼓铸事宜的奏疏 光绪十一年

两广总督 张之洞

贵州省宝黔局鼓铸钱币的事务，向来是在贵阳、大定两府设立局所兴办。战争爆发后，因为工本没有来源，停炉已有二十多年。其中京铅这一项，陆续运存在四川永宁、泸州两局，积累达到两千多万斤。虽然已奏明变价以资助军饷，但销路阻滞，计算先后委派官员运销不过一百多万斤，到现在还没有销售完毕。现在即使除去拨给云南的铅斤，剩余的仍然很多。臣随后因为所需费用越来越多，军事非常棘手，协饷不到，各种困难都到了极点，艰难窘迫的情形到了这种地步。在万无可筹之中，采取琐碎权宜之计，除了销售铅斤并没有生财的良策。只是卖铅必须与铸钱相辅而行，而铸钱又不是宽裕筹措工本不可。在现在库藏像洗过一样空虚的时候，万难有这笔巨款。于是查访到前任云南巡抚林鸿年以前因为滇省铜厂久已废弃，奏请在东川府属招商垫本开厂办铜，奉旨允准在案。黔省与滇省同样艰难，采铜既然可以招商，铸钱自然可以兴办。追溯自雍正年间，滇省运钱到汉口交易，曾经办有成例。现在正值黔省军饷支绌，似乎也可以仿照变通办理。况且在贵阳、大定两府设立官局，贼寇气息未平，道路多有阻碍，也不是商民所乐意前往的。臣与军需局司道悉心筹议，查到仁怀厅界连接四川，商贾聚集，舟船可以通行，买铜运铅较为便捷。于是将铸钱章程、买铅价值妥善商议条款，委派官员前往该厅相度地势，设立鼓铸局，出告示晓谕，招集殷实富有的商民，从永宁、泸州两局领买官铅赴局兴办。凡是建造炉房、雇佣工匠以及制造一切器具的费用，都由商民垫本筹措办理。实际铸钱一钏，完纳厘金钱一百文。钱的轻重，关系到销路的通塞，也就是成本的盈亏，听任该商因地制宜酌量配铸，也不限制以制钱的成法。该商所领的官铅以及铸出的钱，都准许运往四川等广大地区销售。铅斤仍然照旧章按例价缴银，水陆运输费用一概不再另作开销。所有应缴的钱厘、铅价，责成委员随时稽查催收，汇总结解到省以资助军饷，不得任其拖延。现在各商聚集都遵照执行，布置已有头绪，不久即可开办。恳请天恩俯准兴办，借商本以铸钱，即用铸钱来销铅，不仅成法不至于久废，对军需也有补助。臣并咨会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各督抚，查明通饬各属，遇到商民买运铜铅及领办钱文过境，一经查验明白就放行，免除完纳厘税，不得留拦阻滞。外臣为了筹饷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奏闻。

关于开炉铸钱的奏疏 光绪十一年

闽浙总督 杨昌浚

私下查访关省市廛制钱缺乏，各钱铺都发出钱帖，零星以小钱搀杂使用。虽然多次到江浙购买钱币接济，价格固然多亏折，而且杯水车薪，刚散尽就没了。上年海防吃紧，钱帖更难取信于民，几乎导致纷扰。曾经奏明提动公款，暂时借给各钱铺以银折支，才获得安定。因此闽省钱法关系重大，不能不急筹鼓铸。查钱币轻重本无一定，大约钱重则私毁必然多，钱轻则盗铸更炽，补救偏弊，贵在因时损益。伏查《大清会典》，顺治年间初铸每文重一钱，随后加铸一钱二分至一钱四分。康熙年间改铸一钱，随后又铸一钱四分。雍正年间改铸一钱二分乾隆以后都以一钱二分为标准，到现在制钱日渐减少。由于旧钱铜质较重，私毁盗铸逐渐消耗，要除去这种弊端，不如减轻钱币重量使私毁无利可图，不禁止也会自行停止，否则法律虽然严厉，仍然难以禁绝。因此议办鼓铸不能不酌改重量。省城原设宝福局，本归藩司、粮道会同管理，需用铜铅，委派官员分赴滇黔办运，遵照部颁钱模按时开铸，工本尚须筹贴。自从咸丰年间改铸铁钱、钞钱之后停办已有二十多年，工匠流散，炉座倾圮，剩余屋宇改储军装，想循旧制骤然难以恢复。因此鼓铸之地又不能不变通另筹。同治四年间，前任督臣左宗棠在闽奏请制造轮船，说明轮机来后兼可铸钱，因为创造之初赶办船工，一时不能兼顾。现在钱币价格日昂，百物因此都贵。私下考虑船政厂屋有余，添炉调匠，无须另外建盖，船料出洋采购，顺路附运铜铅也较便捷。在厂员绅本以考工为职事，并讲求算学、化学，兼司监铸，测算尤其精当，厂员之上设有提调，就近督率稽查，自然没有流弊。通盘筹划，比在城内专设一局办理尤其简易，经费也可节省。至于摊铸钱币，必须先计算工本，官办无亏，私毁无利，才能长久施行。据船政后学堂监督、刑部主事钟大焜确切校核，以红铜、

译白铅各重一百斤投入炉中，按照一五火耗应扣除三十斤，可铸造成钱一百七十斤，按枚计算，可得三十二千文。东洋红铜每百斤连同运费，共折合钱一十八千二百六十文。白铅每百斤连同运费，共折合钱七千三百四十文。工炭每千需要钱二百文，总共需要钱六千四百文。这与铸出新钱的数目相当。试铸的钱，每文重八分五厘，民间可以流通使用。像这样变通办理，是为了严格杜绝私毁钱币、有利于民用而考虑的。福建布政使沈保靖会同兼署按察使、督粮道刘瑞麒及善后局司道详细陈述请求奏明，请旨。如果蒙恩准，就在办防经费内筹措银二三万两，作为成本，在船厂设立炉灶，招募工匠照此鼓铸。每月将铸出的新钱按价发售，换回银两，再购买铜铅循环周转，不要间断，不要亏耗。其中应当酌情补贴厂绅丁役的薪资以及制作模范、自定局费二百两，另外从外销款项内筹措支付，以免侵用成本等情由前来。臣等私下认为历代钱文制度，以汉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为最好。过去贾谊曾说，钱重则利厚，盗铸之风兴起，即使处以重刑也不能禁止。前明谭纶说国家铸钱是为了弥补银两的不足，即使鼓铸的费用与银两相当，而多铸一万金的钱，就多增加一万金的钱，流布海内，这是储藏财富的方法。近来各国通商，金银流出外洋，每年以千万计，各直省利源逐渐枯竭，只有推行钱法，还可以补充民用的不足。福建民贫土瘠，地不产铜，沿袭旧制，历年已久。去年马江失事，各钱铺支取困难，绅民才知道鼓铸的好处。如果顺势引导，便民的政策，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据呈报钱样轮廓颇似开元，虽然直径稍小，但质地特别厚。经臣询问绅耆，都说还可以适用。只是事关更改旧制，钱法处分非常严厉，臣等不敢擅自决定，恳请天恩，俯念福建制钱缺乏，民用艰难，准予筹款变通鼓铸，以杜绝流弊而疏通利源，地方幸甚。再呈钱轻重既与旧制略有不同，铅铜耗三项价目也符合例价，稍有不符合，只是科本铸钱并没有赔贴之处，应允许免除核计，合并声明。除了咨报兵部外，谨会同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恭敬地折子具奏。

译论货币制度

日本人无名氏附

古今中外各国想要改革货币制度的，实在太多了。在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因为无法忍受金本位的诸多弊端，于是兴起了改革货币制度的议论，想要用金银复本位制来补救；在实行金银复本位的国家，因为复本位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想要实行单一的金本位制，以摆脱困境。议论的人也因此分为不同的流派，比较两者的利害得失，互不相让。然而金银货币制度的得失利害，各有长短，混杂混淆，难以分辨。即使各国随意改革货币制度，又让议论的人互相辩驳，研究探讨上百年，又怎能确定哪种制度才是完美善治的呢？况且货币就像尺度一样，如果不使天下万国统一标准，那么它的作用就一定不能完善。等到人类文明进步，四方交通日益兴盛，货币的使用普及到全球，它的性质也将逐渐彰显明白。那么当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不可不走向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金本位国家苦于金价波动，银本位国家苦于银价波动，金银复本位国家厌恶两种货币并存，这本来不是使用金、使用银以及同时使用金银两物的过错，而病根实在在于各国货币制度不统一。世俗之人纷纷不明病因所在，只是根据一时的情形来确立是非的议论，即使千次改革货币制度，百次辩论驳难，又能得到什么呢？

日本国在明治四年制定货币条例，确立金本位制。又另外铸造银元，在开放的港口流通。到了明治十一年发布第十二号告示，将银币定为国内常用的货币，于是日本的制度就成了金银复本位制。在此之前，明治九年发布第二十七号告示，规定金银币的比例率为金一银十六强，而金的真实价值逐渐上涨。到了明治十七年发布第十八号告示，颁布兑换银行券条例，规定兑换券可以兑换银币的制度。明治十八年又发布第十四号告示，规定政府发行的纸币将逐渐兑换银币。考察实际情况，这大概是又改行了银本位制。唉！维新以来，仅仅三十年而已，然而三次更改货币本位，难道不频繁吗？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我国货币制度损失少而收益多。近年来，金银价差很大，欧洲各国几乎没有不陷入困境的，然而我国因为银币贬值，所以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兴盛，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是银本位国家的原因。近来松方内阁打算改革货币制度，改为金本位制。议论货币制度，关系到国运和民生，对内是国家命脉，对外关系到万国，怎么可以因为区区小事就改革它呢？从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处理国债，改革货币制度，使百姓陷入困苦，于是国民怨恨，称拿破仑为“铸钱奴”，诗人泰德写地狱诗说“他应死于荒野”。松方内阁想要改革货币制度，难道不与此类似吗？然而我也并非认为改革货币制度是错误的，虽然我也确实知道现在实行的货币制度迟早必须改革。现在世界强国大多实行金本位制，虽然偶尔有实行复本位制的国家，但有逐渐变为金本位制的趋势。那些与我们国家贸易往来的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占十分之七，那么改革今天的货币制度，与这些国家统一制度，实在是进步的一个方面。有人说，现在各国实行金本位制而不能忍受其诸多弊端，于是共同商讨救济之道，于是有应当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说法。那么日本必须保留今天的银本位制，作为将来实行复本位制的基础，如果不这样，那么今天应当断然实行复本位制，为日后制定先例。虽然这种议论并非不可行，但最终不能指出各国何时共同实行复本位制。因此这种议论往往与实际不符。总之，现在的关系，不需要细细商量金银货币的利害谁占上风。如果能够统一世界货币制度，使其归一，那么天下必定不会再产生纷争。我们赞成改革货币制度的议论，就是为此。至于随声附和，帮助政治家一时的策略，苟且偷安，想要论断这件大事，难道是我们该做的事吗！

在改革货币制度之前，必须先稽查重要事务。项目有四项：一是应当先设立稽查货币制度的委员会，二是应当开展国际交涉，三是应当整理公债，四是应当稽查金银价格差异不定的情况。稽查这四项，是为了慎重实施改革。请让我详细论述：说应当设立稽查货币制度的委员会，这是毫无疑问的。起初伊藤博文担任首相时，曾经想要深入考察货币制度，在明治二十六年，以第一百十三号法令开始设立稽查货币制度委员会，召集农工商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学者，以及在任官吏等，进行稽查审议，召开大会七次，召开委员会四十一次，历时二十二月，到明治二十八年七月报告了始末。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改革货币制度的重要性，只是议论将来应当实行金本位制而已。所以认为应当改革货币制度的有一人，认为应当实行复本位制的有数人。揣度当时的大势，大家都认为不可知。近来已经过了二十多个月，世情发生了急剧变化，而需要稽查的情况也混杂地有所增加，于是才认识到设立该委员会的重要性。至于其联合的方法，职掌的权力，不必

译这是沿袭前例的做法。松方内阁原本就有乐于采纳舆论的美名，那么似乎应当咨询农工商会的意见，并且应当迅速设立稽查币制会。更改官制虽然是小事，尚且设立稽查政务会，这关系到极大的利害，其轻重缓急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如果松方内阁真正重视国民的意志，而不敢在治理国务上苟且敷衍，那么就应当迅速设立这个机构，派遣委员进行稽查和审议。

再说与各国开展外交交涉，也是紧急的事务，其目标有两个：一是与东洋各国交涉，二是与欧美各国交涉。日本想要实行独立的金币本位制，而东洋各国并不走这条路，那么即使更改制度，恐怕所得的利益也很小。在东洋地区，日本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利害最为相关，其他如朝鲜、南洋、印度及海峡殖民地等，也与我国利益息息相关。现在如果突然更改我国的币制，就是与这些地方隔绝而设立不同的制度。一旦失去我们利益所在的地方，而想在将来扶持新制度，大概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想要改革币制，就应当联合东洋各国结成币制同盟，这样才能使各国的币制不难与我们相同。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不这样做，日后将难以承受其弊端。各国早晚也一定会达到这种境地。那么在今天加以引导和鼓励，使其向最完善的方向转变，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务吗？所以我说道：想要更改我国的币制，就必须先告知东洋各国，应当采用金币本位制，并说明与我们实行相同币制的原因，这确实是币制进步的一步。

至于与欧美各国交涉，非常容易。为什么呢？币制应当统一，本来就是那里的人士向来称道的，币制同盟的兴起，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进而加入这个同盟，拿着这个理由去询问那些想要改革币制的欧美各国，他们也应当认为是对的。将来列国必定会有这样的提议，那么我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实际上也不难。如果袖手旁观，任他人行事，必将受制于他国，这难道是我们敢忍受的吗？

再说，应当整理公债，这是改革币制之前的重要事务。为什么呢？现在想要改革币制，实行金币本位，那么金币资本流入我国是毫无疑问的。而我国的公债也必然会上到外国市场，大量落入外人之手。我国公债利息非常高，在各国中没有可比拟的。外资的流入，虽然看似可喜，但需要支付高昂的利息，实际上不合算。因此，对于已经发行的各种公债，应当设立整理的方法，并建立节制的途径。将来想要募集公债，就应当大幅降低利率，以保全国家的利益，这是非常紧要的。现在试看各国公债的利息，如中国现在在中俄银行募集公债，其利息为四分。如土耳其及加拿大也能募集公债，其利息为三分半。那么我国哪有以五分的高息向外国人寻求资本的道理呢？况且募集公债如果利息高，虽然容易募集却难以清偿。高息的公债大多落入外人之手，就会开启国家外交的争端，所在之处必定很多，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再说，稽查金银价格的差异并加以变通，也是极其重要的。在1873年，伦敦市场金银比例率为金一比银十五点零六七。等到德国采用金本位制，比例率变为金一银十六以上。第二年罗马同盟国除了补助币外，禁止铸造银币。等到1875年，荷兰采用金币本位制，金价又大幅上涨。1878年，罗马同盟国废除铸造银币。第二年奥地利也废除了自由铸银的制度，于是金银比例率又发生变化，定价为金一银十八以上。等到1889年，变为金一银二十二点零一；1890年，美国发行购银条例，又降为金一银十九点零七六。1893年，印度废除铸造银币，美国废除购银条例，俄国也禁止自由铸银，并禁止输入银币。于是比例率又变为金一银三十四以上。近来虽然升降无常，大约在金一银三十一二之间。有这些变化，都是国际关系所致，因而使比例率上下波动。所以现在天下财务家担忧金银比例率有很大差异，多方挽回，希望将来能确立救济的策略，列国协商，那么金银的差距应当不会像今天这样大。现在想要决定国家大事，随意依据统计表所列的旧说，以及外国曾经试验过的做法来确定举措，这是非常不慎重啊。想要改革币制，直接采用变动无常的时价来确定比例率，难道不是极无谋略吗？近来听说政府按照今天的时价，金一银三十一，将确定比例率为金一银三十二，这不是倒行逆施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呢？这简直是想让价值九百十二三圆的黄金突然增加为价值二百圆，使本位币没有其真实价值。这难道是币制的根本规则吗？如果这样，那么从今以后，我国财务商家每当有金银出入，就会一喜一忧，以至于像1877年德国上下遭受苦难，困于财务危机的例子，也未可知啊。唉！今天的紧急事务，在于驳斥杜撰空泛的言论，而施行合宜的方法。金银比价的变动，本来有出于自然的，又有由于人为的，就应当研究这两者的现象，考察

译根据内外的情况，来确定它们的比例。

译这四项事实，是改革币制时必须讲究的要旨。那些庸碌的官吏和浅薄的人，不懂得事情轻重缓急，又不知时务的紧迫，只是凭空提出荒谬的议论，认为改革币制是容易的事，这也是太不深思了。如果不慎重对待今日之事而轻举妄动，那么我国将失去金本位制带来的各种利益，而失去银本位制带来的各种利益，那么全国的财政就会混乱，难道不是岌岌可危吗！

论金银涨落的原因

日本人高桥氏附

近来美国金币短缺，银币低落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该国主张金本位的党派想要牵制主张银本位的党派势力，所以采用这种权术来挫败压制他们。美国即将临近选举总统的时期，当时的共和、民主两党，又分为主金、主银两党。主银党的气势非常旺盛，几乎有鼓动舆论的趋势。以人数多少来计算，主金党固然处于下风。然而主银党中大多是中下层的人，名望不显赫，知识不丰富，财产也不丰厚，时常不免有粗陋之人，言辞鄙陋悖逆。与主金党以东部各州为中坚，财产丰富，名望和知识都高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主银党以西部各州为根据地，他们垄断银币全靠该地方的银行接济，而那些银行财产大多薄弱，又实际上依赖东部各州的银行。东部各州的囤积黄金者熟知这一情况，想要抑制主银党的势力，让他们知道铸造银币不能畅行，所以就将借给西部各银行的本金坚决收回。西部各银行被他们逼迫索取，如果不收回所借出的财产，几乎不知所措，因此主银党大为窘迫，别无周转的办法，并且把他们所垄断积蓄的银币，也不得不压低价格以求销路，这就是银币市场败坏的原因。而且东部地方囤积黄金的人知道九月间是美国输出农产品的时期，将来输出的货物必然超过输入的货物，所以此时姑且防止金币流出，不久出货既多，自然会见金币流入，所以不以金币短缺为惧。只是因为防止金币流出的缘故，金币利息于是增加。查最近的电报消息说，英美之间的汇票行情是四元八十五仙二分之一。按照英美之间现行划付货币的方法，四元九十仙是从美国现划金币到欧洲的数量，而四元八十四仙二分之一则是从欧洲现划金币到美国的数量。如果按照今日的汇票行情来推论，欧洲金币的权利几乎被他们把持了。由此看来，就知道今日银币低落都是主金党所为，希望以此抑制主银党而伸展自己使用黄金的权力。以上所论虽然都是推测之词，但大体上得其梗概，大概银币行情的低落还没有停止的时候。

银价贱落的原因

日本人阙名附

日本将要实行金币本位制，而地球上银价贱落极其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请尝试论述一下。金银价格之所以出现巨大差异，不仅仅是银价贱落，金价也确实涨贵了。为什么呢？近来金价涨贵的原因，有几点：近年俄国频繁购买黄金储藏在国库，其深意所在，旁观者不能迅速测知。有人说俄国也打算改革币制。虽然如此，俄国购买黄金之多，决不止如有人所说的那样。现在自从今年一月以来，俄国委托德国商人购买黄金极多，现查其储藏在国库的数量为一亿一千万磅，即相当于我国十一万万圆。地球贮藏黄金之多，应当以俄国为第一。然而俄国行使纸币，即银票，不过十万万圆左右而现在贮藏如此多的黄金，并且其购买还没有停止，那么其志向所在，不是为了打算改革币制，而是为了准备战时之用，这昭昭明显如同看火一样。意谓将来俄国与其他国家从事战争，其所贮藏的黄金，就是用来支应四方之用，源源不断，必定达到像一千八百五十年在加利福尼亚及澳洲等地大发金矿时的情况。由此看来，近来金价涨贵，俄国购买黄金之多，先是其第一原因。又奥地利近来也购买黄金，打算以此稳固其币制的基础，所购买的黄金也极多，这是金价涨贵的第二原因。我国政府既从伦敦收取中国的赔款，又命令正金银行在伦敦购买黄金，现自从今年一月至五月所购买的数量为六千万余圆，全部送回本国，此后尚且购买黄金不止，这也是第三原因。凡此三个原因，是即使伦敦金价涨贵。虽然如此，果真怎么知道此事不错呢？看自从南非及澳洲地方等输入英国伦敦的黄金，储存在英格兰银行者，即英国中央银行也，随纳随出，不稍暂留，就输入日本、俄国、奥地利等各国，试考查此中实情，就思过半矣。金价涨贵既然如此，而银价贱落，理有固然，非不得已也。又有银应当贱落的三个道理在：一曰近来日本政府不再购买白银，又有将卖出所贮藏白银的意外，商人见商机极敏锐，所以导致银价贱落。二曰印度政府近来也废除购买白银铸币之事，又美国有开采银矿的人等，近来

译众人纷纷急忙在市场上抛售白银，虽然他们内心的真实意图尚无法确知，但大概必定是察觉到了某种商业机会。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访问满洲时，奚氏因为市场行情低迷，打算设法扭转局势，曾在各地多次发表演说，其中谈及了货币制度的问题。银矿商人们于是观察到金本位制的趋势，认为它必定会在不久后实施，因此便有了这样的打算。第三点，近来中国输入的白银数量大幅减少，这也是导致银价下跌的原因之一。总之，对黄金的需求越多，金价就涨得越贵；而白银的需求逐渐减少，其价格也就随之下跌，甚至达到了金一银三十六的比例，这大概是古今未曾有过的巨大比例差距。看来，银价未来的走势，恐怕难以再回升上涨了。

译中外金银涨落说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如今利益的来源，就像水的源头一样。黄河的水，虽然发源于星宿海，但其水流最终能到达中国。现在中外商务既然已经互通，那么利益的来源也如同黄河的源头，如果有所阻挡，难道不会有遭受亏损的人吗？天地蕴藏精华，已经每日产出给予人类，而物产就根据产出的多寡，来决定价值的低昂，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然而又在于人力的精心经营，人心的筹划计算，作为富饶的根本，这其中有权衡之道，不可以不知道。比如欧洲前四百年，全土所产的金子，只值银五十万两，而所有的银子有一万一千二百万两，比金子多两倍多。那时每金一两值银十两。等到欧洲人发现美洲以后，在三百年内淘挖的金银有四千八百兆，比欧洲原有的增加了三倍。印度国又购买欧洲金银一千三百六十二兆，这是利益来源逐渐开拓、逐渐兴盛的机会。现在泰西各国矿局，在光绪十四年统计，一年的收入共一百二十一兆。又美国矿局统计，一年的收入四十五兆，独占三分之一，所以银价顿时下跌，每金一两值银十五两五钱，这不是银多而价跌的明显效果吗？又加上各国变更新法，独自掌握胜算，独自掌控利益权力，稍不留心，盈亏立刻显现，就像面对敌人一样，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就不能与之抗衡。比如英国以金为主，而银则等同于货物，凡是交易，都用金子计算，使用银子不过十两多，就全部用金子。德国人以银为主，金子也当作货物，在十九年前，德国宰相俾斯麦想要变法学习英国人，专用金子，于是把他们的银子全部卖给其他国家，而银价顿时下跌，凡是专用银子的国家都亏损了。中国、印度也都以银为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希腊五个国家，金银并用，然而都按金子计算，每金一两合银十五两半，这是固定的价格，无论是用金子还是用银子，都按数量来计算。然而自从德国宰相俾斯麦一变法，而这五个国家也遭受亏损了。美国前十二年制定新法，每月铸银三万余两用于交易，而银价大跌，凡是专用银子的国家所亏损的不知有几千万亿。最近电报消息说，美国又改了新法，每月从国外购买银子四百五十兆，由此可知银价必然变化。由此看来，金银价格虽然一定，但一经变更章程，各处就有亏损有盈余，像这样所关系到的，难道轻微吗？中国商人唯独可惜他们局限于近处的见识，认为这是涨落；殊不知中外如果尚未通商还可以，现在既然通商，彼此交易，而见识不能及远，将看到权利颠倒掌握，中国不更加困窘吗？希望富商大贾，务必思考水源流通于远近，利益权力互相掌控于中西，不要拘泥于自己的见解来判断盈亏，不要局限于偏狭的一隅来认定涨落，才不至于自己堵塞源头而坐困。写下这些来告诉世间掌握权利的人。

论金银涨落极有关系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今年六月间，本馆曾将金银涨落的情形翻译刊登在报端，本来预知银价从此日渐上涨，深切希望有心的人早作谋划。现在已经果然如所说，日渐上涨，它所关系到的很大，请让我再论述一下。考察元朝初年中统年间制造元宝钞，每钞一贯折合银一两，每钞四贯兑换赤金一两，相当于银四两。洪武十八年，命令凡是折算征收税粮，金子每两准米十石，银子每两准米二石，这是金一两当银五两。永乐十一年，命令金子每两准米三十石，则相当于银七两五钱了。又命令交趾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相当于银十两了。到本朝专门以银为货币，金子的价值更加昂贵。嘉靖、道光以前，每赤金一两不过值银十四两，此后十五六两，最高昂时，每金一两竟至二十两了。合计三个朝代来看，金银的价值为什么贵贱悬殊，到了这个地步呢？然而有人说自从佛法传入中国，而迷信佛教的人用赤金来装饰佛像，又缮写金字藏经，天下因此争相制造金箔，所以金子消耗而价格昂贵。又有人说中国赤金在外洋采买最盛，所以金价也日渐昂贵。不知道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查中国银矿向来禁止开采，天下五大洲，只有美洲金银矿最多，也最讲究开采。在四百年前，欧洲人初到那里通商，运金银回本国及分销亚洲等地，由此天下金银数量大增。美洲人当时很有用银子制成器具的，足以见出产银子的多。金子少而银子多，所以金子价值日渐昂贵，银子价值日渐低廉，这是自然的道理。就用近日出产银子的数量计算，光绪四年，美国出产银子三千四百余万两，其余各国出产银子三千八百余万两；光绪十五年，美国出产银子五千万两，其余各国出产银子七千六百万两，每年均增加银子一万二千余万两。而且不只是银子一种而已，即使五金的出产也没有不比以前多至数倍的。比如茶是中国交易的大宗，在当年平常的茶，每斤不过值钱四十文，递至今日，

译已达二百文了。此外各种物品的价格无不由此类推，所以拿过去与现在相比，物价大约都增加了五倍，可见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的产量也比以前多出了五倍。然而经济利益的掌控权不在我们手中，而在别人那里。古代中国闭关自守，天下如同一家，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所以君王不崇尚谈论利益的臣子。自从海禁大开，西洋各国结伴来到中国，改变了四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局面。于是经济利益所在之处，他们与我们共同享有。他们的利益丰厚，而我们的利益微薄；他们的利益充盈，而我们的利益匮乏。比如近来美国每月购买白银四百五十万两，一个月内各海口银价上涨七分之一。假如有人在此时购买白银七千万两，即使亏损白银一千万两；如果卖出白银七千万两，就能盈余白银一千万两。一进一出之间，就有二千万两之多。一个国家如此，合计各国的数量，应当更有不可胜数者。一个月尚且如此，怎能知道将来不会继续上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后果不堪设想。确实因为利益所在，小则关系到市场商业的盛衰，大则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所以西洋各国官员与商人一体，相互辅助而行。商人的力量不足时，官府予以资助；官府的用度不够时，商人予以借贷。而且各国都有国家银行，官商都拥有股份，以收回经济利益。如今中国是亚洲的大国，自从通商以来，断难拘泥于旧有的成法。如果不择善而从，预先筹划，在事情发生前就掌握胜算，一旦遭受巨大亏损，损耗元气，暗中受伤，比起战争的祸患，有过之而无不及。近来广东虽然有自行铸造银元的命令，但此事规模尚小，对大局没有益处。总之，白银数量增减的机制，关系非同浅显。究竟怎样才能收回我们的经济利益，使我们的商民富裕，巩固我们的国家根本？这是不能不早做变革计划的。私下希望当权者起来谋划此事。

译论各国行用金币附表

佚名附

英国的商务之所以兴盛，有人说是因为改用了金币的缘故。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看到英国使用金币有效，便将法国所赔偿的军费全部铸造成金币，以效仿英国。此后欧洲各国又效仿英德两国的做法，改用了金币。现在获得了欧洲各国使用金币的年份表，特意附在后面，阅读它也可以看出货币制度的变革是有其缘由的。今年日本也将改用金币。只是使用金币的国家一天比一天多，那么使用白银的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少。使用白银的国家减少，那么白银的出路就日益狭窄。而美国的银矿如同河水决堤、川流溃决一般，如果不设立一种限制的方法，将拿什么来妥善处理后事呢？美国议院先前曾想谋求补救的策略，但最终没有达成决议，导致白银越多反而越便宜。欧洲各国都不能使用（白银），没有办法，就用价格低廉的白银在东方购买货物，使用白银的国家觉得贸易往来比过去更加兴盛，认为其中的利益可以每天增加千金。哪里想到货物积压过多，无处销售，销路反而大大停滞。追溯到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这五年中欧洲改用金币的有四个国家。印度向来是消耗白银最多的地方，这时因为银价日益下跌，银圆就停止铸造了。俄国则大量铸造金卢布。欧洲各国在东方使用白银的各国的商务情况就是这样。美国的白银又如同河水决堤、川流溃决，无法防范遏制，难怪银价一天天更加便宜了。假如英德各国到现在还没有改用金铸，不知道天下的财政会是什么样子？假如当时使用金币的国家没有这么多，那么不知道今日的财政又会是什么样子？绝不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因为使用金币的国家相继兴起不止，那么使用白银的国家受害就不止，确实有岌岌可危、不能自立的气势。恐怕将来必定要让天下所有使用白银的国家都改而使用金币才会停止。日本现在也将改用金币，其日后的得失难以预料。如果能够讲求工业制造，不遗余力，使得出口货物的数量超过进口货物的数量，那么大概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否则像目前这样进口多、出口少，利益全部外流，日本哪里有多余的黄金来应付呢？这样对日本大有损害而对白银没有益处，而且使得东方使用白银的各国看到其亏损消耗，必定没有敢重蹈覆辙而改用金币的。我知道财政终有一天会大乱，如果不急忙设法重新整顿，重新建立章程，就无法挽救了。

《财政报》上刊登有欧洲各国行用金币的年份表，所以我特意撰写这篇论说，来阐明它，并附录其表于后，以供考证。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国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比利时、荷兰两国银圆暂时停止铸造。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挪威、瑞典及丹麦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德国废除银圆。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四国限制铸造银圆的数量。四国在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订立条约，共同使用一种钱币，四国都可以通行。西方人把这四国称为“拉丁国”，是因为它们的文字都源于拉丁文。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意大利国银圆又暂时停止铸造。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荷兰国各属地银圆暂时停止铸造。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瑞士国银圆停止铸造。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法国银圆暂时停止铸造。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芬兰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四国均暂时停止铸造银圆，只铸造小银圆。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西班牙国暂时鼓铸银圆。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奥斯马加恒加利国（奥地利加利西亚）暂停鼓铸银圆。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埃及国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九十年，绿马尼亚国（罗马尼亚）专用金币。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土泥斯（突尼斯）在地中海滨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奥斯马加恒加利国（奥地利加利西亚）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印度银圆局停止铸造银圆。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俄国鼓铸金卢布一百亿圆。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智利国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考斯他立楷国（哥斯达黎加），南美洲民主之国，行用金币。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日本国行用金币。

通用金镑说

陈炽

带着干粮去千里之外，携带十斛粟米与十千钱，哪个方便？那必定说钱方便。铜钱十千与银钱十元，哪个方便？那必定说银钱方便。银钱十元与金钱一元，哪个方便？那必定说银钱方便，金钱尤其方便。虽然如此，这还只是千里、几千里的遥远距离罢了。如果远到万里、几万里，那么舟车多次更换，行李多有忧患。银钱达到数千元、数万元、数十万元、数百万元时，其累赘沉重与铜钱相等。水路有风涛的危险，火路有火灾的灾祸，盗贼有抢劫货物伤害人的惨状。金钱则是一枚价值十万，一旦有事，银钱需要十个人背负逃跑，金钱则可以一个人扛着逃跑。它的便利程度如何呢？古代的时候，民风淳朴，九州划分井田，限制中原的粟布交易而

译可以了。屡次朝拜开拓疆土日益广阔，民用日益繁多，于是采集铜矿铸造钱币以流通贸易。虽然有黄金，但仅是尊贵者馈赠问候的礼仪用品，不作为货币使用。此后钱法时而轻时而重，黄金逐渐减少，白银逐渐增多。唐宋以来，于是开设银矿冶炼。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西方人探获美国墨西哥银矿的丰饶，冠绝天下，于是由广东沿海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地。当时中国的白银二两兑换黄金一两，黄金不贵而白银也不贱。而地丁钱粮改折为银两，上缴中国的需银日益增多，外国流入的白银日益广泛。他们用白银交换货物，我们用货物获得白银，尚无所谓亏损。英国人的商务兴起于清朝初年，其本国出产黄金素来很多，又得到新旧金山两个金矿，于是用黄金来笼络天下的利益，广泛铸造金钱，称之为镑。金钱一单位值小银钱二十，即所谓先令。乾隆时，美国人自立为国，然而举国都是英国人，其使用金镑如故。而美国墨西哥两国黄金逐渐减少，白银更加增多，专用白银的只有中国和印度，年年载银入口，交换我们的货物与黄金，从此，中国黄金日益昂贵，物品日益昂贵，而白银独自日益贬值。原有的铜钱也随之贬值。两贵两贱，由此产生四种弊端。黄金是国家的宝物。他们不惜以高价购买，中国富商贵人争相出售以谋求眼前的利益，而举国没有储备，如果有意外，拿什么来防备？这是使中国的富人变穷。弊端一。饮食日用之物，是百姓生存所必需的，现在让它们无一不贵，怀抱宝物却啼饥号寒，而万民没有安乐，铤而走险，拿什么来抵御？这是使中国的穷人变穷。弊端二。内外各官的廉俸，自明朝以来直到本朝，本来没有什么不足，是因为白银贵。现在让它突然贬值，达到十余倍，而贵至将相封疆大吏，贱至兵勇吏役，原有的俸薪工食，都不足以糊口养身。上级既然不能商议增加，不得不从下级索取，贪官污吏接踵而至，虽然有刑罚诛杀，不能再次禁止，这是败坏中国的吏治。弊端三。四方蛮夷各国，向来不铸钱，只有中国独有。得到钱就珍视如拱璧。现在各国都有钱，其金钱一文，比铜钱贵至一万二千倍，华钱的太贱可知。钱既然贱了，而又太重，且内含银质，一概视为铜。中国的私铸者，因为它重，以一钱铸两钱，还有加倍的利益。外国的私销者，因为它有银，用汞提取，每铜钱一千，可提银数两、十几两、二十多两不等，于是有数十倍的利益，又怎么能用严法禁止？所以中国的铜钱不耗尽不止，这是断绝中国的民生。弊端四。

译中国此后应当自我反省，如果能闭关锁国、断绝贸易，那么就不铸造金币，我行我素，也就可以了。如果不能禁止西方商人进入中国，又不能禁止中国货物出口海外，那么他们的钱币都值钱，我们的钱币都贬值，这不是他们富裕而我们贫穷吗？他们的货物都便宜，我们的货物都昂贵，这不是他们流通而我们阻塞吗？他们富裕我们贫穷，就会天天仰人鼻息，中国就没有富商了。他们流通我们阻塞，就会天天给他们巨大的利润，中国甚至将没有贫商了。通商六七十年来，轮船飞机往来，而印度、越南、缅甸等国家，没有一个商人运货来与中国通商。利权一旦授予他人，就会贫苦艰难，永远做终身的奴隶。唉，这真是令人感叹啊！想要收回利权，想要振兴商务，非自己铸造金币不可。金币的轻重标准，非仿照英镑不可。英国出产黄金最多，所以想用金币作为标准；美国银矿大旺，所以想参用银本位。而英国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金多的国家利用金银，银多的国家利用银，所以如此。英国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固守利权。中国出产黄金最多，出产白银最少，而从明朝以来，官民上下通用纹银，本来就不了解外部情况，受人盘剥。各省的金银矿藏，沿袭至今，一律封禁，又不知道内部情况，引起他们的觊觎。西方各国都说金价太高，金产太少，不够全世界各国通商使用。只有中国的金矿封闭未开，必须开采中国的金矿，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所以英国窥视川藏，是为了金；法国窥视滇桂，是为了金；俄国窥视东三省，是为了金；日本窥视高丽、台湾，也是为了金。蕴藏的利益会滋生祸患，有牙齿会烧身，中国因为这点小利将成为别人射杀的靶子，何不赶快开采金矿，自己铸造金币，使天下的利权仍然归于自己呢？应当购买铸币机器，专门铸造金币，命令各省的金矿一律归官府采买，私自铸造售卖的人要重治其罪。民间原有的金器，也按时价收购。所铸的钱币，款式用龙纹，重量与英镑相同，一枚金币抵十枚银钱，永远作为定例。各省关都颁发一份，成色统一，那么中国就通行无阻了。各国都赠送一份，并通知各金银公会，成色统一，那么外国也通行无阻了。这样四种弊端就可以消除，从而兴起四种利益。金叶金只有巨富者才能收藏。铸成钱币，那么贫苦劳作的百姓，也会想收藏一两枚以防意外，那么国宝就不会流失，第一种弊端就消除了。他们控制我们贵贱的是金镑。现在我们自有金镑，又能广泛开辟利源，中西货物的贵贱相等，那么民用就可以充足，第二种弊端就消除了。京官的俸禄以银一两折算金币一枚，外官的廉俸，旗绿兵勇的俸饷，吏役等人的工食，都以银二两折算金币一枚。裁减名额而增加俸禄，那么贪官都会变成廉吏，第三种弊端就消除了。中国既然自己铸造金币，又大量铸造银钱以及当五当十的银铜钱，以贵制贱，以大制小，以少制多，即使旧钱全部销熔也足够周转，那么没有钱忽然变成有钱，第四种弊端就消除了。海关进出口税都以英镑金币通用，中西人买卖货物也以英镑金币通用，都免去以英镑折算白银暗中受亏损。利益一：国家购买船只、归还洋款，或者日后借洋债，都可以用金币抵英镑，避免买镑卖镑出入参差。利益二：中国金币的轻重与英国的金镑相同，中国银钱的轻重与美墨的银圆相同，那么他们的金镑银圆都可以在中国通行。中国大力开发地利以货物交换，那么他们的钱都变成我们的钱。利益三：中国产金丰富久为各国垂涎，现在金矿自己开采，金币自己铸造，权柄掌握在我们手中，利益惠及他人，那么边境争端逐渐消除，侵略之心逐渐平息，民生日益富裕，国势日益强大。利益四：这件事不仅是为了商务而言，而且对商务的利益无穷无尽。而且必须自有金币然后才能谈商务。如果在十年前就明白中外权衡的道理，拿出我们的美利来惠及四海之人，那么百废俱兴，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富国。可惜觉悟得太晚了，门户已经打开，藩篱都已撤除，别人都已经下手，我们才开始留心，到现在才做，困难比当时大了十倍。然而现在不做，那么也就更没有能作为的日子了。印度、越南、朝鲜、缅甸，就是前车之鉴。

铸银条陈

陈炽

呈为敬陈管见，仰恳据情代奏的事。私下认为《夏书·禹贡》中只有金三品，三品是什么？是金银铜。周朝兴起时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表币。担心上币太贵，下币太贱，于是抬高或降低中币来制约上下币的使用，所以说“黄金是用量的标准”。大概天下的财币，只有贵的能制约贱的，只有重的能制约轻的，不是三品兼权不足以济助百姓的日常使用。三代以前，圣神相继，从黄帝以下，没有比成周更盛的了。而文武当时理财，实际上以黄金为标准，于是车书一轨，九译来庭。固然由于德化广布，也是因为制驭得当。明朝初年纹银的贵贱与黄金相等，所以俸饷、地丁概以纹银收支，每年仅三百多万，而民间仍用铜钱，

译这是用贵重压制卑贱、用沉重压制轻浮的道理。万历以后，美国银矿大规模开采，白银运入中国。本朝沿袭明朝旧制，仍然使用纹银，年复一年，国家财政逐渐不够用，官员俸禄和军队军饷都难以自给。上则危害国家，下则危害官员和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纹银的价格日益低廉、分量日益轻贱，不足以制约物价的贵重。英国在获得新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后，自行铸造金币，称之为“镑”，每镑重二钱二分五厘，拿着它与其他国家通商，没有谁能抵挡。这大概暗合了周代的法则，掌握了贵贱轻重相互制约的道理，所以能够纵横四海，独揽利权，各国暗中遭受损失，不得不谋求自立。美洲各国也铸造金币，样式与英国相同，随后法国效仿它，德国效仿它，俄国效仿它，奥地利、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也效仿它。如今日本也效仿它了。它们与英镑相同的占十分之七，不同的占十分之二三。大概别人贵重我卑贱，别人沉重我轻浮，必然被别人控制；我贵重别人卑贱，我沉重别人轻浮，必然能控制别人；别人贵重我也贵重，别人沉重我也沉重，那么虽然不能控制别人，但也能够自立，这是必然的道理。各国的制度不必完全模仿英国，但不能不模仿英国铸造金币，是因为如果没有金币用于通商，就会被人控制。如今各国都有金币，而中国唯独不使用、不铸造，遭受的巨大祸害，难以全部列举，大致来说，有四种弊端：一是国债。中国以前所借的外国债务还比较少，然而偿还期限临近，英镑价格必然上涨，以十成计算，亏损达到两三成以上。今年拨款三千万，每年亏损两成，即多支出白银数百万两。至于购买军舰、一切海防费用，没有一样不买英镑，即没有一件事不受亏损，如果从英镑兑换金银钱入手，金银的会通，用英镑偿还英镑，对方自然没有借口，这是第一点。二是商务。通商口岸买卖货物，都必须用英镑折合白银，对方有千镑的金币，就可以做万金的贸易，我轻而彼重，即彼富而我穷。中国的汇号、银号、当铺、钱庄，无不仰仗洋商的鼻息，用金镑换纹银容易，用纹银换金镑困难。于是对方凭着一金镑在华洋之间奔走，华人已经暗中听从指挥，相继陷入牢笼之中，而平日出入的亏损拖累，就不必再说了。六十年来，中国商务之所以永远没有起色，以至于今天，沿海各埠没有一个富商，即使偶尔有，也必定依靠洋商来缓解急难，就是这个缘故。自行铸造金币通用金镑，彼此的地位才能持平，这是第二点。中国开设银行以后，将与洋行通往来吗？还是不往来呢？如果通往来，必须金可以通，银可以通，票据也可以通，才没有阻碍。否则买镑卖镑，必然导致亏损，也与国债相等。如果不通往来，其局面仅仅是一个汇票庄、官钱局罢了。国家万一突然有急需，难道能坚持自己的说法吗？那么千日积累，一朝散尽，反而聚集中国的现银输送到外国去了。只有铸造使用金银钱，银行钞票也以金银钱为数额，那么四通八达，如同网在纲上，这是第三点。中国既然开采金矿，又不禁止黄金出口，这是授予别人利器；既然不铸造金币，又不使用金镑，这是自己堵塞财源。如今白银比黄金贱三十多倍，铜钱比金币贱一万多倍。将来把黄金收尽，抬高或压低其价值来算计中国的白银，那么中国银根立刻短缺，市场立刻动摇，百姓养命的来源悬于他人之手。大概贵重能抵御卑贱，沉重能抵御轻浮，而轻浮绝对不能抵御沉重，卑贱绝对不能抵御贵重，这是一定的道理，即使圣王复起，也无能为力。只有铸造使用金银钱，大局才能挽回，关键在于这一举动，这是第四点。

译有人说：“中国官民上下通用的是银两，只要银两充足，何必担心黄金短缺？这在通商之前还可以，通商之后就不行了。此后不通商还可以，此后仍然通商就不行了。为什么呢？现在总计天下的厘金、关税、盐税，来自内地商人的大约两千多万两，每年还有短缺；各海关的洋税、药厘税，来自沿海各地商人的也两千多万两，每年却有增加。这样看来，沿海的贸易已经和内地相当，内地可以用银两计算，海口必须用金镑计算。内地的现银少，海口的现银多。近年来资金如海溢川流般涌入，他们已经将利权掌握在手中。此后金银价值的高低由人操纵，还能保证银两长久在中国吗？只有金银并用，才能轻重相权，而且金钱轻便，所值较多，可以收藏一二枚以防不测。因此铸造使用金钱，就是藏富于民的上策。”

又有人说：“中国的金矿刚刚开采，无奈黄金不足以供应铸造怎么办？不必担心。各国铸造钱币，并非都有自有的金矿，按照时价购买黄金来铸造钱币，已经能够足够使用。中国从古至今，号称黄金最多的国家，只要广泛开采金矿，并由银行、金店按市价购买黄金，断无不足之患。现在的情形可以考察而知：海关出口黄金的数量，每年价值银三千七百万两，计重一百多万两，按照英镑的重量，可以铸造金钱七百万元。漠河一处产金，每年也在十万两左右。此外吉林、奉天、四川、云南等地，年年增多。外国铸造钱币的机器，都是金银并铸，只是钢模不同。金比银重一倍，金钱虽然小，但重量反而多。所以金多就铸造金钱，金少就铸造银钱，从来没有停机等待铸造的忧患。”

总之，铸造金钱是为了抵御外侮，铸造银钱是为了安定内政。多铸造一枚金钱，外国就少一分盘剥；多铸造一枚银钱，内地就少一分拮据。而从贵贱轻重的道理以及现在的情势来说，铸造银钱还算是缓急，铸造金钱则更加紧急。

请说说自铸金钱的好处：天下各国所用的黄金，只有中国的赤金是十成足色，标金则是九八成。各国所用的器饰、钱币的黄金，从六成到九六成为止，没有能赶上标金的。因为炼金不需要化学，越锻造越纯，所以中国独居上上之位。各国铸造钱币的黄金，大致以八四成为标准，因为成色低则行用不便，成色高则成本太高。当时英镑通行，就是八四成，其他国家仿效英国铸造，也以八四成为衡量标准，本来不必十成足色。汇丰、马加利等银行专门做中国金银交易，运金出口没有税厘，用他们八四成的金钱抵换我们十成的金价，这样每百万两黄金就明显亏损十六万两。现在如果我们拿来铸造钱币，那么每百万两黄金就可以净赚十六万两，折合纹银五百万两，利益之大如此。所以铸造铜钱仅仅够成本而已，铸造银钱对国家大有利，铸造金钱则是大利中的尤利。这项利源理应归国家所有，并且应该奏定程序颁行，以重视这件事，那么源源不断地运铸，美好的利益就开启了。

请说说通用外国金镑金钱的好处：英镑盛行之后，各国相继铸造钱币，这个国家的金钱不能在那个国家通行，出入亏折，仍然对百姓不便。只有中国自从道光以来，外国的银钱销流于海疆内地，中国安然无事，竟然没有弊端。大概天下的钱币本来供天下人使用，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那么钱币在天地间流行也是如此，这是天下的公义。银钱如此，金钱可想而知。现在自铸金银钱，而外国的金银钱与中国分两成色相同的，都准许通用，那么那些钱都是我们的钱。在我们振兴商务，用货物交换而已。

天下万事万物，各有一个至当不易的道理，无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自从开辟以来五千多年，天下铸造钱币之多，没有比今天更多的；各国钱法的混乱，也没有比今天更乱的。然而有不乱不多者，存在于何处？检验它，检验于天下人的便利不便利而已。便利不便利在何处？检验它，检验于通行的广泛不广泛而已。现在英国的金镑通行于全球，美国、墨西哥的鹰洋所行，也占地球的大半。广东、湖北仿铸，分两相同，得其要领了。中国的铜钱虽然仅行本国，但用来应对小物畸零分算，大益民生。这三者都是天下的至便，贵贱轻重，适得其权衡度量之所宜。这固然是圜法中至当不易的大道。然而天道后起者胜，利弊之故，历久而始明。中国在这个时候，逢其适，实为富贫强弱的一大转机。天佑国家，时不可失，应请圣断，毅然厘定圜法，命令英、美出使大臣购买鼓铸金银钱的机器一副来京，就在京师设立钱局。机器的大小，以每月能铸造金钱百万元、银钱三百万元为标准。明确颁布谕旨，定圜法为三品：金钱为上乘，成色轻重同英镑而龙纹样式如银钱，每枚金钱权纹银七两，银钱十枚，铜钱十千

译外国金镑、金钱与中国分两、成色相同的，也准许通用。银钱属于中品，其成色、分两均按照广东、湖北奏定的章程，每枚银钱折合纹银七钱，铜钱一千枚折合五角，小银钱两枚折合二角，小银钱五枚折合一角，小银钱十枚折合五分，小银钱二十枚（折合二分五厘）。外国银钱与中国分两、成色相近的，均准许通用。铜钱属于下品，各省照旧铸造，轻重以七分为标准，刚好足以覆盖成本即可，收支一律以银钞各半作为衡量标准。明确制定火耗公费的章程，由内外官吏自行斟酌确定，请求圣旨批准遵行，以作为津贴，向中外公布，使大家都知晓。此后若有阻挠货币制度、挑剔刁难的人，以违抗圣旨论处。京师钱局以及广东、湖北等省铸造银钱的局，也请求皇上准许参照古代制度赐予嘉名，以彰显一朝济变的经济纲领，开启万世统一货币的规范，提纲挈领，掌握准则，万物变化的根源，由此开始。自古以来，哪有堂堂大国，拥有亿万人民，却天天担忧人口少、财富贫乏的呢？只是因为钞票未定，民用不足，物价高而钱价低，导致国家贫弱。用自铸金钱来确立根本；用参用钞票来畅通流通；用广泛铸造银钱、铜钱来扩大用途；用开矿、务农、惠工、通商等事务，来收取利益并保障主权。就像网有了纲绳，如同金属接受了模具，远师夏禹，继承周朝的美德。然而不强大不富足的，是没有的。管窥蠡测的见解，是否得当？恳请据实代为上奏，请求圣旨施行。不胜惶恐急切，等待命令的心情到了极点。

译论金银涨落

梁启超阅读了杨通政请求仿造金银钱的奏折，以此询问求在我者说：“这件事怎么样？”求在我者回答说：“他所担忧的是对的，但他担忧的原因则还不够透彻。”

原议是将生银铸造成钱币，先确定样式，这个提议可行与否，应当以铸成后外国能否一律通用作为判断标准。查考欧美各国都有自己确定的货币制度，对外通行本国的货币。同治五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四国因为本国货币的成色、式样、轻重、大小完全相等，因此成立公会议定，四国铸造的金银钱，彼此国库都准许抵用，而收付银钱则以一百法郎为限。由此可见，四国所铸造的金银，其重量、成色、式样原本没有出入，但如果没有预先联合公会议定，彼此仍然难以抵用，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中国如果按照外国的重量、成色、式样仿造金银钱，如果不先与各国会议，其难以抵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先与各国会议，彼此抵用，那么通用的银钱也有限制，而金贵银贱的弊端也难以补救。为什么呢？

议论的人认为英国先令只重一钱五分，却足以抵用四钱四分生银的价值，我们也可以将一钱五分的生银铸造成与英先令同式等重的华先令，用来购买船械偿还借款，以抵偿四钱四分的价值。却不知道英先令以现钱收付，只限于十九枚，超过二十枚则使用金镑。因此，我将生银铸造成华先令，即使能够抵用，而在购买器械偿还债务时，也只能用来权算巨额款项的尾数，限制在十几枚为止，而应付巨额款项，仍然适宜用当时极贱的生银购回极贵的金镑来偿还。那么，自己铸造先令，对于银贱金贵的极大弊端有什么补益呢？

至于总署的复片说：“由官府定价，每一华先令折合银四钱四分，颁布法令，务必使其在国内通行。”那么外国即使不肯抵用，而用我容易得到的金银钱换取生银给他们，其数量也恰好相当。又说：“有人怀疑用价值五分的华先令收取民间四钱多的生银，损害百姓利益而增益官府，势必行不通。”总之，国家货币，不是论重量，而是凭据，是信用票据。民间商行用银换取数千至百两千两的京蚨纸票，为什么能够流通？国家以银钱作为票据，收支相抵，以示信用，还有什么损益可言呢？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辩才，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认为英先令重一钱五分，却可抵用四钱四分，法郎重一钱多却可抵用四钱，并不是因为国家的威令能迫使百姓必须遵行。大概那些国家以黄金作为正币，至于非黄金的品类，如银、如铜、如镍，因为作为黄金的辅币，也必定以黄金来抵偿。所以在铸造黄金流通之外，凡是铸造银钱若干枚在民间流用，就提取若干重量的黄金，相当于银钱所值的数额，另外储存以备提取。所以百姓虽然手持不足价的银钱，但相信可以兑换等价的黄金，所以使用而不怀疑。

西方各国有的纯粹使用黄金，英国、美国就是如此；有的金银并用，法国、比利时、瑞士就是如此。日本称之为单本位、双本位。纯粹使用黄金的，先令等银币只可兑换两镑黄金，超过这个数额只按银价计算。金银并用的，从五法郎银币起，到数千万都可以向国库兑换黄金。纯粹使用黄金则黄金的磨损必定巨大，并用银则提取储存的黄金也不菲。但总之，无论纯粹使用还是并用的国家，凡是每铸造银钱若干，必定提取等价的黄金若干储存于国库中，这是定例。《时务报》第二十册记载日本改定货币章程第十条说：日本银行应设法将库中所存的银全部换成黄金。第十一条说：新定货币制度施行之前，须先储存新铸金圆合计一亿圆，就是其例证。日本现在的章程大概还是金银并用的国家。那么中国如果想要铸造华先令以与外国抵用，以在民间通行，也应当在生银铸钱之外，更提取相当于银价的黄金以备焉。不是这样，他们必定不会信用。譬如钞票制度，必定有一万圆银两才发行一万圆的钞票，人们才安心。如果想要用五千圆银两发行一万圆的钞票，必定大乱。外国的银行、中国的票号、钱庄，没有不是这样的。他们使用银两，其例证也是如此。使用钞票的人不是使用钞票，而是使用它所替代的银两；使用银两的人不是使用银两，而是使用它所衡量的黄金。现在如果铸造银先令而不提取储存黄金，我预见不出几个月弊端就会滋生，这就是宋元交子、钞引的虐政。如果提取储存黄金，那么议论的人想要少还黄金而多铸造银钱，现在反而因为使用银钱而多准备黄金，失算太严重了。

有人说：“是这样吗？银币不可以铸造了。”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天下所有的货币，必须经过铸造，有成色、重量的，才能称为货币。譬如一千枚铜钱的重量是六斤四两，而凡是谈论钱币的，必定列举其若干枚的数量，而不能列举其若干斤的重量，这是极浅显的道理。现在中国的银钱以每两计算，这与铜钱以每斤计算有什么不同？有人说铜六斤四两，人们就嘲笑他；有人说铜六两四钱，人们就习惯它。唉！这简直是没有货币制度罢了，没有货币制度，就不是国家。

译用洋银作为进口货币，已经能够借此控制我国生银价值的涨跌，不再需要依赖黄金了。所以，铸造银元，是当今的紧急事务。但特别不能坚持“一先令兑换四钱四分”的说法，从而损害我国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分开则双方都受益，合并则双方都受损”的道理。

译梁启超说：金银价值的涨落，是当今世界头等大事。五大洲的商人们，为此焦虑忧愁，惊恐喘息，争相趋避。五大洲的士大夫们，比较测算，摩拳擦掌地议论纷纷。五大洲的政府们，变革妥协，权衡轻重，以维持稳定。然而，金币国家苦于金银比价波动，银币国家苦于银价下跌，金银复本位国家厌恶两种货币的并存，致使全球十四亿人无不心如悬旌，惶恐不安，有不可终日之势。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单独使用金、单独使用银或同时使用金银有害，而是因为天下各国有的用金，有的用银，有的金银并用，彼此不相贯通，导致这边盈余那边短缺，甲国欢喜乙国担忧，一处牵动全身震动，如同铜山崩塌而洛阳的钟随之共鸣。天下商务的不均衡，其根源都在于此。如今地球文明治理日益进步，交通形势日益兴盛，舟车相通，邮电相通，士人相通，工匠相通，商贾相通，物产相通，语言相通，文字相通，其速度极快，其力量极大，其必然趋向统一，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所谓的币制，仍然以国界为限，以地域为域，在高度通达的时代推行不通畅的制度，因此变化万千却处处不当。孟子说：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安定在于统一。所以，不统一币制就不能使天下太平。那么，当今有货币的国家，是用金呢，用银呢，还是金银并用呢？各有得失，各有利害，将统一于哪一种呢？回答说：天下的公理，由质朴进化到文明，由低贱进化到高贵。所以最初有货币时，使用粟米和布帛，用自己所拥有的交换所没有的，捆扎禾束进献，裁剪尺寸制作。久了苦于其笨重累赘，于是使用铁，使用铜，仍然苦于其笨重累赘，于是使用银，仍然苦于其笨重累赘，于是使用金。如今货币这种东西，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总之持有它可以获得衣食，实际上是衣食的替代符号而已。人人共享的替代符号，这才是真正的货币。替代符号，务必追求极其简易轻便，才更符合人的本性。纸币，又是替代符号的替代符号。所以地球币制不统一也就罢了，如果要统一，必然统一于金，这是事理上无可奈何的。现在欧美各国虽然尚未统一，但大体都以金为正位，即使是金银并用的国家，仍然以金为正位。美国支持银本位的党派，一定要持平调和，定为金一银十六的比例，虽然争论激烈，但势必行不通，因为地球自然的变化规律，不是人力所能遏制的。那么，统一于金币的时局，实际上已经临近。凡是使用双本位的国家，尚有不能自持的趋势，何况中国以银为正位呢？何况中国号称以银为正位而实际上以铜为正位呢？中国铜钱有法定标准，银钱还没有法定标准，仅以几两几钱计算，那么中国实际上是直接以铜为正位。与银币国家尚隔一层，可悲啊！○用春秋三世说来，铜是据乱世的货币，银是升平世的货币，金是太平世的货币。○又凡是必须有法定标准的，才能称为币制。所以中国秦汉之间虽然用金，但必然不能指为金币国家。所以即使不论其他事情，仅从国家体制论，也必然适宜由铜进化到银，由银进化到金，才足以列入文明大国的行列，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今日铸造金币的紧迫性，是不待辩驳而决断的。虽然如此，既然已经铸造金币，就必须以金为正币，成为金银共享的国家。考察日本此次新例第十一条，新定法定标准施行之前，须先贮存新铸金圆合计一亿圆。因为既然作为正位货币流通于国内，那么一切银钞都视其为基准。所以必须所贮存的黄金足以供一国流通之用，然后才可无阻碍。所以俄国将改行金币，而贮藏国库的黄金达一亿一千万镑；日本将改行金币，而从本年一月至五月由正金银行在伦敦购买黄金六千余万圆；奥地利近年所购黄金也极多，必然要得到多量黄金然后才能使用金本位，这是定理。中国虽然以多金闻名于天下，而一切矿苗开采未能依法进行。现在即使严申禁止金矿出口，而计算每年出口不过合金二百余万磅；即使尽收妇女簪珥首饰，充其量也不过数万磅。以日本区区小国行用金币，尚且先贮存一亿圆；中国人数十倍于日本，为流通行用，计算应当贮存日圆十亿圆，约一亿磅之数。即使工艺未兴，人尚简省，通用货币额可减半计算，也应当先贮存金镑五千万磅才可以。今日中国所产黄金计算，还不足以达到这个数额。如果像奥、日、俄诸国那样，更向西方购买黄金，这是增加金价飞涨，而我国遭受银贱大累者，将又添一条途径，这是绝对不可的。所以不开金矿，不能实行金币。这就是我所谓一变，一切变。想要变甲，必须先变乙；等到变乙，又应当先变丙。只有万弩齐发，才能百废俱兴。希望我国政府不要再以敷衍修补的方法推行，学习邯郸步法未成，而先失去自己的步法。

说：金贵银贱对中国的大害，人人都知道了。请问也

译有没有对中国有利的情况呢？回答说：有。因为银价低廉，中国的出口货物得以畅销。为什么说呢？比如十年前，丝价每石值银四百两，那时金价每镑值银四两，所以四百两的丝价在洋商那里值一百镑。如今丝价仍值四百两，而每镑已值银八两，那么洋商只需出五十镑就能得到一石丝。在华商看来丝价没有减少，但在洋商计算中已减至半价了。于是法国丝、意大利丝、日本丝，因为金价昂贵而价格高昂，价格高昂就难以与中国丝竞争，所以中国丝的出口增加了。丝是这样，其他出口货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稍微讲究农学，使物产繁荣，即使物质稍次，西方制造家也一定会因为其便宜而争相购买，这无异于让周围使用金本位的国家为我们充当聚集鱼鸟的渊薮。又因为银价低廉，外国进口货物反而使其滞销。为什么说呢？比如十年前，洋布一匹，在英国值金半镑，那时金镑值银四两，半镑价格的洋布在中国只值二两。如今洋布还是那样，布价如故，然而每镑已值银八两，那么半价之布在中国应售四两。中国百姓过去用二两购买，现在突然贵了一倍，必定减少购买，减少购买则进口的布销售减少，而兑换出去的金减少，那么金价也可以逐渐变贱了。洋布尚且如此，其他进口货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趁此时机，把凡是向来依赖西方货物的，都由中国设立工厂自行仿造，那么人工材料都用银支付，而所出的货物与外国用金支付人工材料的相比，价格必定便宜一倍。于是外洋进口货物的来源可以完全断绝。这样银价低廉不仅不能困住我们，反而足以有利于我们。过去日本就是这样，日本至今用金之事已定，却还有持异议的人，认为三十年来坐视他国用金、本国用银，得以增加输出额，而阻止输入额，商务受到非常大的益处。计算光绪四年银价每圆值英金四先令，那年商务仅五十八兆五十万圆；到光绪二十二年银价降低一半，而商务增至二百八十九兆五千万圆，十八年突然增加五倍，大概有一半是受银价低廉的恩赐。现在如果突然改变，恐怕失去这个利益，今天日本人持此论调的还喋喋不休。上海《字林西报》翻译日本某报纸说：我国如果依旧用银，那么用金各国来我国购买货物必定纷至沓来；倘若改用金币，则相反。为什么呢？金贵银必贱，用金来我国购买货物，其利润加倍。利益所在，人人趋之。一旦改易用银而用金，他们无利可图，势必不能舍弃。那么他们原本来我国购买货物的，全都改而前往中国及其他使用银的国家，那么我国的销路岂不大为停滞？不仅如此，同样使用金本位，没有亏损，而我国百姓反而因为（他们）没有亏损，争相在他们那里购买货物，日益导致货币流向外国，哪里会有尽头？见《时务报》第三十九册。又《京津西报》说：日本改用金本位后，进口货物多，出口货物少。如果不设法整顿，恐怕对日本大有损害，而对银本位无益。同上。从日本的话以反比例推求，那么我们乘着这天下用银的时机，巍然以使用银本位的一国独立其中，加上日本新变迫近，相比之下，在增加出口货物而阻断进口货物的方面，可以事半功倍。白圭谈论理财说：把握时机像鸷鸟猛兽发起攻击那样迅猛。我认为中国如果不想要富强，罢了。中国如果还想要富强，这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了。自古以来没有不讲商务而能立国的，也没有不讲物产工艺而能通商的。公理如此，而今日的中国，又是时不可失的时候。如果还是苟且敷衍，推诿掩饰，动辄说这件事体重大，望洋兴叹，这是以一事不办为宗旨，以坐视不救为重要策略，那也就罢了。又何必再为铸造金银钱币而奔波劳碌呢？

译总之，如今的中國，若能開採金礦，則使用金幣，是莫大的利益；若能興辦工藝，則使用銀幣，也是莫大的利益。如果不興辦工藝，那麼使用銀幣會使中國貧困；如果不開採金礦，那麼使用金幣也會使中國貧困。西方人因為各種廢弛的事務都重新興辦，商業極度繁盛，各方互不相讓，所以在金銀權衡之間發生轉移時，極大的利害關係便顯現出來。中國並非這件事不帶來利害，然而有先於這件事的因素存在，必須等到那方面的變化已經發生，然後這方面才可以圖謀。孟子說：「善於推究他所做的事而已。」如今我國政府既然採納通政的建議，鑑於金貴銀賤的弊端，而思考救濟的方法，那麼為什麼不考慮金貴銀賤的利益，而思考利用它的方法呢？雖然如此，如今談論洋務的人，正忙於每天說購買船艦、購買槍炮來不及，一定想要自己煎熬油脂、自己枯竭骨髓，用來與敵人對抗然後才痛快，對於國家的工商業，不僅不教導他們，而且又剝削他們、削減他們、壓迫他們、虐待他們，那麼無怪乎只承受它的危害，而始終不曾承受它的一點利益了。

卷六十 理財部五 蠶桑

蠶桑說

福州知府李拔

聖明的天子重視農桑，每年必定親自養蠶，收入供皇帝使用。蠶桑的利益遍布天下，福建地區天氣和暖，按理適合蠶桑，只是因為難以開創，巨大的利益於是秘密給予了蜀地的人。我學習蠶桑的利益來到福建，歷任兩個郡的太守，曾經在官署內試養，優良的絲和厚實的蠶繭都有成效，確實福建適合養蠶啊。但是想要養蠶，必須先種桑樹。桑樹的種類不一，一種叫壓桑，春初取粗大的桑枝，長二三尺左右，取來壓在土中，上面覆蓋約二寸厚的肥沃土壤，半個月後萌芽逐漸長出，三四月後可長到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剪開移到別處，二三年就長成拱形的葉子，可以飼養蠶了。一種叫子桑，是用桑椹種植的，四月取黑色的桑葚揉碎，用糞灰和土混合種入地下約一寸深，一個月發芽，三四月可長到二尺左右，再過一年種植，四五年才長成樹，仍然結種子，只是葉子稍薄，但是隨意砍伐枝條可以做柴火，取葉子又非常容易，養蠶的人認為有利。而吳越之間，常常取壓桑條嫁接在子桑上，它的葉子更美。一種叫花桑，也是由種子長成的，它的葉子與壓桑相似，但有花沒有果實，與子桑不同，不可多得。湖州種植的都是小桑，蜀地大多是大桑，這是桑樹種植的不同方法。養蠶的方法，立春日取蠶種放在地上或草間，讓它接受春氣，隨即放在溫暖的地方，每天如此，過了十幾天自然孵出像螞蟻一樣蠕動的小蠶，看它的多少，用雞翎掃下，每天一次，各為一處，以免參差不齊。剛孵出時裝在筐裡，墊上紙，先用柘葉餵食，如果沒有柘葉用桑葉也可以，每天餵三次。天氣晴朗溫暖大約七天就進入第一次眠期，眠期蠶不吃東西，逐漸藏在葉子下面，看眠的超過一半就暫停餵食，等蠶蜕皮大半起來就餵食。剛餵食時不可太多，否則會傷食病死。逐漸長大逐漸增多，筐容不下，移到曲箔上，蜀地稱為簟，二三天一次攤開讓它稀疏，掃去蠶糞以利通氣。蠶喜歡溫暖，適合向陽潔淨，不要讓它靠近陰暗以及污穢惡臭的地方，違犯就會蠶瘟，所以養蠶婦女不靠近喪門，不吃蒜韭，確實有原因。第一次眠後大約七天進入第二次眠，又七天進入第三次眠，停止餵食都像第一次眠時一樣。第三次眠的蠶長約一寸，蜀地稱為大眠，說過了這就不眠了。蠶已經三次眠後，吃葉子有聲音像下雨，投給它立刻吃完，每天吃三次，晚上就點燈照著，蜀地名叫催老，蠶則全家忙碌，大約吃二十三四次蠶。就老了不再吃，放在蔟上，讓它作繭逐漸增多，來不及摘，就多放葉子在它上面，而覆蓋上草，像鞠、梗、竹枝之類。蠶老了依次而上，前後也不相差太遠。如果遇到天氣冷，下面放火溫熱它。四五天就變成黃、白兩種繭，各自取回筐中。黃的抽絲為黃絲，白的抽絲為白絲。抽絲的方法，大鍋沸水，放入一升繭，攪動抽出絲頭，放一根木長徑在鍋上，立三根柱子，放兩輛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面鑽一根竹管各一，抽絲頭從竹管出，繞小車一圈，然後引出大車。車製寬一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低後高。後兩根柱子架車，前兩根小柱子作機，納絲二竹下分為兩行，上大車。每轉動車則機隨車往來，快慢如意。每抽繭絲盡則蛹出來，不盡的則攪動而抽出。有不上頭的，名叫水繭，去掉它。破頭的入水就沉，用石頭鎮住，不要讓它再起亂絲。每次添加繭半斤，好的三斗繭可得二斤絲，就應該下架軸作一束，像繩子挽它的末端像髮髻，就可以賣到四川。每斤價格自八九錢到一兩不等，取決於當時。四川又有水絲，取法與火絲略同，只是煮繭取頭後就下到冷水盆中抽絲，與火絲稍有不同，色澤光亮而細，可做綾的經線。然而取得的較少，所以價格稍貴。聽說湖州蠶絲都是火絲，每年桑重生重複養蠶，所以有頭蠶、二蠶的區別，這是蜀地所沒有的。蜀地牆下種桑，宅內養蠶作為常業。蠶剛生時，每重二錢，長大可滿一簟。簟長一丈二，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