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内政部三　官制

译在汰侈之风盛行之后，想要用节俭来改变它，却先增加百官的俸禄。皇甫镈以宰相身份兼任度支使，请求削减内外官员的俸禄，给事中崔植将诏书封还退回，这可以说是通晓教化治理根本的人啊。

译《汉书》记载王莽时期，天下的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做奸邪之事，收受贿赂来供养自己。《五代史》记载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每月俸禄只有一百缗，节度使只有三十缗，其余的仅有微薄的供给罢了，所以该国廉洁的官吏很少。《穆王书》说：“爵位重而俸禄轻，臣下就会比较而心生怨悖，百姓都会效仿程氏而导致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前代的官吏都有职田，所以他们的俸禄厚重。俸禄厚重那么官吏大多勉励自己保持廉洁，像陶潜种植高粱、阮长之在芒种节前一天辞官，都是公田存在的证明。《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元年，下诏确定官吏员额，按照品级和官职发放俸禄，颁给公田。《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规定，让百官拥有公田，用其中的租税收入充作俸禄数额，这是建国初期这一制度尚未废除。不知哪一年收回职田归公，而只折合成俸禄钞票，其数额又比前代轻，这才没有理由要求官吏廉洁了。《北梦琐言》说：唐代宰相毕诚家原本寒微，他的舅舅是太湖县的伍伯，伍伯就是现在号称杂职行杖的人，宰相对此感到羞耻，让他罢免这个差役，为他谋求一个官职，多次派人传达心意，最终舅舅不接受命令，特意任命选人杨载担任这个县的县令。杨载辞别之日，在家中延请他坐下交谈，约定为他办理除籍手续并送他进京。杨令到任后，详细传达台旨，伍伯说：“我地位低贱，怎么会有外甥当宰相呢？”杨令坚决劝勉他，于是他说：“我每年公税收入六十缗，事例钱就像现在的工食钱，如果没有过失，终身优厚，不知相公想给我安排什么官职？”杨令详细上报，宰相赞叹赏识，也认为他说得对，最终没有改变他的志向。凭借伍伯这样的差役每年收入六十缗，难怪地位低微的官吏都知道自重，这才相信《汉书》记载赵广汉奏请让长安游徼狱吏秩级百石，后来百石官吏都稍微自重，不敢枉法妄自拘系人，这确实是清廉官吏的根本。说贪婪浇薄的积习不可改变而能廉洁清静的人，真是不懂治国根本的话。

论官禄

黄晋良

近来读《禹贡》上武帝书说：“臣任谏大夫，每月俸禄九千二百，粮食由大官供给；等到任光禄大夫，每月俸禄一万二千，禄赐更加丰厚，家日益富裕。”又见朱云任司隶校尉，俸禄几千钱，一半用来供给耳目言事的人。那么官做到光禄大夫，一年得到俸禄一百二十金罢了，便自以为已经富裕。况且司隶俸禄仅及一半，而又分给耳目言事的人，没听说有不足的叹息。政治清明百姓安定，贤良辈出，为什么呢？莫非是时代接近古时，用度不繁杂，即使公卿大夫也绝无交际贿赂请托之事？贤者本来安于做贤人，不肖者也受到制约而不敢行私，加上节俭，容易自足吗？等到成帝时，益州大司马、大司空每月俸禄达到六万，御史大夫四万，时代越往后俸禄越丰厚，用度越广泛，他们的人才就越鄙陋了。唐代初年制定俸禄：正一品米七百石，钱九千八百；

译史官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重视郡守县令更重要的了。凡是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人，即使考绩优异，也不能任命为侍郎、列卿；没有担任过县令的人，即使政绩良好，也不能任命为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郡守、县令即使任职地点偏远，也不能让他们在外任职超过十年，这一建议被采纳。”于是下诏：三省侍郎职位空缺时，选择曾经担任过刺史的人；郎官职位空缺时，选择曾经担任过县令的人。唐宣宗大中改元时颁布制书说：“古代郎官出外担任郡守，入朝担任宰相，这是因为重视亲近百姓的官职，急于抓住为政的根本。自从浮薄的风气长期盛行，这种正道逐渐消亡，人们争逐清贵的仕途，便轻易达到显贵。治理百姓的方法，未曾放在心上，想要让他们探究百姓的艰难危急，通晓天下的利弊得失，是不可能的。”身处殿阶近臣，备顾问之职，如果不知道人民的疾苦，怎么回应朕的眷顾和求访？现在对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中未曾担任过刺史、县令的人，宰相不得提名建议。宋孝宗时，臣僚进言：“行政事务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晓，人才必须经过试用才能显现。担任县令的人必须先担任县丞、县簿，担任郡守的人必须先担任通判，担任监司的人必须先担任郡守，都有等级次序。未曾经历亲近百姓的职务，不适宜骤然提拔。”于是规定知县以三年为一任，未经过两任县令不得任命为监察御史。这就是开元、乾道年间的吏治，之所以独自高于近代的原因。明代内阁之地，必定选取翰林院中名列丙科的官员，才开始分配地方官职。于是治理百姓的职务被轻视，而文书钱粮的事务一概归于俗吏之手了。汉代谚语说：“求取官职漫无限制，怨恨而死的人占了一半。”《风俗通》记载，宋神宗曾对宰相说：“朕想到祖宗凭借百战夺取天下，现在将州郡托付给平庸之人，常常深切痛心。后来的君主，应当把这句话写在座位右边吗？”

译郡国守相可以自行设置属吏并考核他们

赵翼

汉代郡国的太守、国相都可以自行设置属吏，这还沿袭着周代的制度。唐代魏元同上疏说：“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并告诫他说‘慎重地挑选你的僚属’，这就是命令他自行选择下级官吏。”《周礼》中，太宰、内史掌管爵位俸禄的升降废置，司徒、司马则掌管举荐贤才和发布政令，这是将臣下的职责分开，由几个职位统领。汉代诸侯王可以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官吏，其太傅、相国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州郡的掾吏、督邮、从事则由州牧、郡守自行任命。查《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王可以自行设置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的官吏，汉廷只为他们设置丞相而已，这说明诸侯王还可以设置御史大夫等官职。”杜佑《通典》说：“景帝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患，于是罢免了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不再允许诸侯王自行设置。武帝又下诏，凡是王侯家中秩俸二千石的官吏不得自行设置，那么禁令逐渐严格。然而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仍然可以自行设置，所以《通典》说诸侯王可以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官吏。”《后汉书》记载和帝问陈宠：“你在郡中是如何治理的？”陈宠回答说：“我担任功曹，王涣以简拔贤才、选拔能人著称，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上奏弹劾他举措烦苛，代替二千石长官任命官吏，这说明设置官吏是二千石长官的职责，连州牧都不能侵犯。”这就是郡守自行设置掾属的旧例。此外，郡守设置掾属，全都任用本郡的人。杜氏《通典》说汉代只有三辅地区允许兼用其他郡的人，查《汉书·循吏传》：“黄霸是淮阳人，补任左冯翊二百石的卒史，如果说三辅郡可以使用其他郡的人，其余地区则不行。”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上奏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因为想要任用其他郡的人而特别上奏请求，尤其可以看出掾属没有不使用本郡人的。魏晋六朝仍然沿袭州牧、郡守自行设置官吏的制度。《后周书·苏绰传》说：“京师的刺史、府官由朝廷任命，其州吏以下都由州牧、郡守自行设置。”这说明宇文周时期还是这样。《隋书》记载刘炫对牛宏说：“过去只有周朝设置纲纪，郡设置守丞，县设置县令而已，其他僚属都由长官自行征辟。现在大小官员全都由吏部选拔。”据此可知，天下官员全部归吏部选拔的制度，实际上是从隋朝开始的。唐代也还兼用汉代的制度。沈既济上疏说：“现在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从判官、副将以下都由使臣自行选择，那么征辟官吏的方法已经在当今试用，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州县罢了。”韩佽担任桂管观察使，管辖二十多个州，从参军到县令三百多名官员，吏部补授的才十一二人，其余都由观察使董才补任职务，那么连州县官吏也是由观察使设置的。顾炎武引用此事，认为古代设置官吏能够得人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说法。官吏归吏部选拔，那么朝廷的权力就不会下移；如果听任长官自行征辟，无论末世的习俗多么浇薄，攀附贿赂的风气必定很严重。即使其中号称贤明智慧的人，也多因意气用事或微小的恩惠而招致私人的感激。看史书所载，属吏对待长官，已经有了君臣的情义。降及后世，如果实行这种制度而不改变，没有不形成党援门户、背离公义趋向私利的。春秋时，晋国杀了栾盈，命令栾氏的家臣不要跟随。栾氏的家臣辛俞行说：“我家三代为栾氏服役，栾氏再世以下的人由我侍奉。从我的祖父世代隶属栾氏，到现在已经三代了，怎敢忘记死节而背叛我的君主呢？”鲁昭公攻打季孙氏，孟孙、叔孙谋划救援。叔孙的驾车人说：“我是家臣，哪里知道公室有没有季孙？对我谁更有利？”大家都说：“没有季孙就没有叔孙。”驾车人说：“那么就去救援。”于是撞开西北角进入，昭公于是失败。这说明春秋时家臣为了效忠私主而忘记公家，已经如此。降及东汉，气节相互标榜，甚至有人甘愿以身殉主。王充《论衡》说：“会稽孟章的父亲孟英，担任郡决曹掾。郡将杖杀无辜，孟英引罪为已，代替郡将受死。孟章担任郡功曹，跟随太守讨伐贼寇，被贼寇逼迫，也代替太守受死。”《后汉书》记载臧洪担任太守张超所设置的功曹，张超派他到幽州，半路上被袁绍扣留，于是臧洪担任东郡太守。恰逢曹操围困张超，臧洪向袁绍请求救兵以救张超，袁绍不答应，张超最终破灭，臧洪于是与袁绍断绝关系。袁绍发兵围困他，直到城破被俘，不后悔，最终以死殉主。公孙瓒起初担任刘太守的郡吏，太守因事被贬谪到日南，公孙瓒祭祀祖先说：“过去为人子，现在为人臣，应当前往日南，现在在此与祖先告别。”于是跟随太守前往，这也见于《魏志》。太守欧阳歙想要举荐督邮繇延，主簿将要引荐繇延上郡吏，郅恽站起来说：“繇延资质贪婪邪恶，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顺从曲，这既没有君主，也没有臣子，那么显然有君臣之称了。”刘表派遣从事韩嵩到许昌，想要观察虚实。韩嵩说：“如果到了京师，天子授予我一个职位，那么就成为天子的臣子，将军的旧属罢了，不能再为将军效死了。”更可以看出未仕于朝廷的人还是私臣。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守丧的。荀爽被司空袁逢征辟，有道家之志不应召，等到袁逢去世，荀爽服丧三年。桓鸾被太守向苗举为孝廉，任命为胶东令，刚到任而向苗去世，桓鸾立即辞官奔丧，守丧三年，这是为举主持服

译……的人。王吉被杀，老朋友中没有敢去吊唁的，只有属吏桓典收敛他的遗体并归葬，为他服丧三年。刘以去世，王允当时是公孙瓒的属吏，独自跟随到京城送丧，护送灵柩回到他家，服丧三年后才回去，这就是下属为长官服丧的例子。《后魏书》记载，公孙邃任青州刺史，去世后，佐吏对服丧的等级有疑问。皇帝下诏说：“主簿一职近代以来沿袭旧例，服斩衰之丧，葬礼结束后就脱去丧服，这是可以查考的旧例。其余属吏没有服丧的义务，确实显得冷清。可以服齐衰三月，这样既能感恩知己，又符合私自制定丧服的惯例，而且上报朝廷听取意见，最终由皇帝下诏定为法令。”《南史》记载，宋武陵王刘诞谋反，有人劝他的长史范义逃走，范义说：“我是属吏，属吏不可以背叛君主。”柳庆远的传记中记载，梁武帝起初任雍州刺史，征召柳庆远为别驾，柳庆远对人说：“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平定霸业的人大概就是我的君主吧？”于是竭诚协助赞襄，最终成就了帝业。由此可见，六朝时期仍然沿袭汉代长官可以自行征辟属吏的制度，而被征辟的人往往与长官形成君臣名分。坚守节操的人虽然能在患难中周旋，终究对公家有什么益处？狡诈凶恶的人甚至会对他们的长官倾心效忠，像柳庆远等人拼死效力以对抗朝廷，这又是长官自行征辟属吏带来的弊端。难道人们只看到后世的选拔制度不能尽得人才，就认为不如古代的制度？难道不知道古代的制度有不可再沿用的吗？唐代固然也曾兼用征辟属吏的方法，然而像韦皋在蜀地时，幕僚虽然官位显赫，却不让他们入朝，即使任命为蜀州刺史，竟然有终身不能见到天子的。不仅如此，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上表推荐李光弼为副职主持后事，白敏中任邠宁节度使，也上表推荐蒋伸为副职，这说明节度副使也可以由藩镇自行任命了。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叛乱，难道不是因为几年前请求用蕃将替换汉将，从而得以广泛培植亲信，一旦起事，众人争相效力，最终导致两京陷落，唐朝国运几乎倾覆吗？所以德宗晚年，方镇的副职大多由朝廷直接选拔，以防备一旦有变，就授予他们节制之权，深深忧虑权力下移，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译关于裁减冗员的奏疏 顺治九年

陕西巡抚何承都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文治与质朴是相互循环的。文治衰败，就用质朴来补救；质朴到了极点，就逐渐增加文治。古代官职有固定的制度，官吏由子孙世袭。虞、唐时期只有百官，夏、商时期官职加倍，周朝有三百六十官。起初没有不简朴平易的，后来才逐渐变得繁琐凌乱。国家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完全沿袭明代。明代末年吏治杂乱，俸禄比宋代微薄，而官阶比汉、唐低微。俸禄微薄，廉洁的人不能自给自足，贪婪的人就剥削百姓；官阶低微，高才的人没有途径表现，污浊的人苟且竞争，以侥幸自夸。怎么能期望他们培养廉耻、建立功名呢？朝廷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不在于完备，而在于人选。如果选对了人，境外千里可以治理；如果选错了人，郊关之内就会喧哗不安。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户口尚未聚集，官员担心百姓稀少，土地荒芜赋税定额无法完成；百姓担心官员过多，赋税沉重供应不足。这是互相困窘的做法。汉光武帝建武六年下诏，合并裁减四百多名官员，郡国设置长吏的一并合并，吏职减少十分之九。唐太宗贞观元年，因为百姓少官吏多，命令大力合并裁减，命令吏部四季选集，合并裁减吏员。对房玄龄说：“官职在于得人，不在于员额多。”命令合并裁减，保留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三员。宋太祖建隆三年，裁减州县官员，增加他们的俸禄，下诏说：“吏员过多，难以求得治理；俸禄微薄，不能要求廉洁。与其冗员而耗费巨大，不如裁减官员而增加俸禄。”各州县应当以户口为标准，酌情减少员额，旧俸每天增加五千，都符合开国的要旨了。臣认为应当按照户籍册，计算户口，估量道路远近，人民多少，删减简化那些荒凉残破偏僻简陋的郡县，一概可以合并裁减，仿效汉、唐、宋的遗意，使州邑城郭稍微免除文书调役的劳苦，而田间小路稍微缓解奔走络绎不绝的痛苦。况且臣巡视甘肃时，根据巡西道李日芳的建议：甘州过去建立五卫，现在卫兵裁减，官员可以合并为一。又根据五卫守备沈琦等人的呈文，因为军饷匮乏俸禄短缺，请求合并裁减。又根据临巩道于明宝的建议：往年兰州肃王府设立中卫，现在府发卫也应该裁减。由此看来，几卫的冗员可以去除。其中各县也有应当裁减的。根据巡陇道于之士的建议：两当、漳县户口不多，钱粮稀少，又城郭都在明代末年残破，县官寄居在民堡。臣认为两当应当依附徽州，漳县应当依附岷州，现在州官监牧同知兼理，那么这两个县也可以裁减。至于佐贰等县，可以合并管理，而不必委派代理。裁减官员就裁减赋税，赋税裁减就文书节省，减少徭役安宁平静，上下没有骚扰。推广到天下节省，不知有多少了。恳请皇上交给有关部门商议，斟酌直省郡县估量户口多少、远近大小、烦简合并员额兼管以及臣属。甘州五卫、兰州中卫、两当漳县二县，酌情裁减合并，刊定为章程典制，刻成治理之书，使天下清楚知道清朝的规制，超越前朝。如果臣的话不错，将使政令简明清朗，或许也是富裕国家安定百姓的一个帮助吧？

关于知府长期任职的奏疏

魏裔介

臣观察三代以后，只有汉代的吏治接近古代。而汉代吏治之所以接近古代，是因为他们能够重视刺史守相，长期任职并考核他们的成功。从前宣帝曾经说：“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面不安。百姓知道他将长期任职，不可欺骗蒙蔽，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二千石有治理成效，就用玺书勉励，增加秩级赐给金子，或者爵位达到关内侯。公卿空缺就选用他们，这是汉代良吏兴盛的原因。明初还仿效这个意思，等到后来兵备多升迁，频繁更换而太守的权力更加轻微，体制更加受损，治理成效也就看不到了。现在皇上遵循古代的道理，爱护养育百姓，实行保举之法，重视知府的选择，吏治自然应当改观。然而长期任职的方法不实行，即使有贤能的太守，轻易变更，百姓还没有蒙受治安的福气。臣认为从今以后，知府俸禄深且有推荐应当升任副使的，就加副使职衔服色，仍然管理府事。督抚按监司等官，就用副使的礼节对待他。如果俸禄深且有推荐应当升任的时候，与各副使一起论俸，加参政职衔服色。应当升任时，也与参政论俸。从此按察、布政，都可以逐渐增加。如果遇到京堂有空缺加衔的，能与同衔司道一起推升的，这样知府的职任得以长久，或许尽心民事，官吏畏惧他的法度，百姓安定他们的事业，远追汉代的兴盛，不难了。虽然如此，知府是表率的重任，捕盗分给同知，刑狱分给司李，知府都可以兼任。而有司贤能不贤能尤其紧要。从今督抚按推荐弹劾开列贤否，自下而上，尤其必须先责成知府，或许事权统一而职掌明确，对长期任职的良法更加有益。

关于清理世职的奏疏 乾隆二十七年

御史纪复亨

私下认为爵位赏赐是名器的大防，而世袭又是军功的大典。皇上圣武昭著，扩展二万里的边疆，凡是尽力行间而赏赐延及世代的，都是由在事大臣等据实开报，以及经过圣鉴，亲自定等差，藏在司勋，永远不厌倦，法度至为慎重

译然而恩典极为优厚。只是我朝定都之初，平定闽粤，安抚滇黔，当时为了激励军队，封爵特别优厚，因此绿营将校，每立一功，无不受到重赏，而在各省之中，福建尤为众多。这是因为先前有海寇投降，后来有两次攻克台湾的胜利，市井之徒、驾船之卒，恰逢其时，都得以封爵担任要职，恩荫及于后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臣认为，前次大功克捷，都有总理军务的大员，这些偏将副将或是奋力作战，或是势穷投降，有的仅凭军功加授虚衔而未担任重要军职。等到一经议叙，优予世袭官职，这些人既终身享受荣宠，而子孙袭职之后，按品级补用武职，即可升至副将、参将等职位。那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建立显著功劳就不能提拔，而纨绔子弟和无赖之徒，往往轻易就能得到，因此冒领泛滥不止，奸伪滋生。如现在督臣杨廷璋抓获邹文等人伪造委任状，以及林承武等人以市井小民身份贿赂顶替冒名，就是明显的例子。臣因而想到，宗室近支袭封，也是逐代降等，这些世职人员，竟然与“带砺之盟”一样世代相传。私下认为，待遇过于优厚，即使是国家酬谢功臣的典制，念及他们祖先少有功劳，但从祖父延及孙曾，对待他们也不算不优厚。至于日久相沿，官府的册籍档案混乱，百姓的谱系难以确证，以致奸邪之人弄虚作假，导致买卖收养、假借宗族关系，名器坠落，法纪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请求皇上交由朝廷商议，此后凡是绿营军功人员，核查其何种功勋，准予世袭次数，其子孙承袭应如何逐代降等，分别等级差别，制定为定例。那些从前获得世职的人员，请求通查各省，核查其所得功勋及袭职次数，以及现在应行承袭的子孙是否为嫡系，或有世系断绝无可继承应行削除者，转饬地方官详细造册取得宗图印结，咨送兵部严查底档，汇总上奏，请旨定夺。又如今由世职补授将弁者，各省很多，虽然都由督抚保举题奏，但果真是世职后裔，有无影射、顶冒等弊端，正当借此清理，恐怕有人畏法不敢坦白，并恳请允许其自首，如何处置？恭候圣裁。

译关于议论州县不必设置副官、乡官的奏疏，雍正七年。

鄂尔泰

奉上谕：御史龚健扬所上的奏折，着抄写分发与总督鄂尔泰、田文镜、李衞，巡抚尹继善，署理巡抚费金吾、谢敏，命令他们各自陈述所见，确切议定后上奏。朕又想到近来八旗在参领、佐领之外添设副参领、副佐领，办理旗内事务，很有益处。至于各省州县事务实在繁多，或许在知州、知县之下也添设一名官员作为副手，地方如果有查勘工程、检验命案等事情，州县一人不能分身兼顾的，添设一人协同办理，也不致于延误失误。而且州县官员升迁离任之时，有平日同事熟悉的人接办，也是有益的。但是两人同任一个官职，或许因为事情没有专责，互相推诿，或许因为意见不合，彼此争执，反而导致事务拖延。就像从前宜兆熊、刘师恕在直隶任职，对公事实在没有什么益处。现在添设州县副员，是否可行，有没有益处，也着鄂尔泰、田文镜、李衞、尹继善、费金吾、谢敏各自陈述所见，一并议定上奏。钦此。

并抄录御史龚健扬的奏折：请求州县从牧令、县丞、县尉以下，在东西南北四乡各设置乡官一员，选用本乡的人，以辅助治理。

臣查得设置官员分职专司之外，原本就有佐理之官，如州牧、县令以下设有州同、州判断、吏目、县丞、主簿、典史等官员，而县分大的则添设县丞来征收比定钱粮、审理诉讼案件；乡镇多的则分设巡检来缉捕匪类、查拿盗贼。制定的制度法律本来就已经很完善，况且本朝定例，官员不许升任本省，那些选授省份距离原籍五百里以内的，也应该另行补授，亲属同在一处做官，又有回避的条例。近来本地或许容易嘱托营私，而远离故乡可以杜绝徇私报复等各种弊端。现在如果添设乡官，就使用本省的进士、举人、贡生、生员、耆民等人，这些人世代居住在那片土地，不是亲戚就是故旧，里面有恩有德，也有怨有嫌，一旦让他们居于百姓之上并赋予事权，无论假公济私、施威买好，预料事情必然如此，既然不能保证他们全都是贤能之人。不贤能的乡官，纵然能确切知道一乡之中某某刁恶、某某抗欠钱粮、某某酗酒赌博、某某行窃窝藏强盗，能保证他们秉公据实密告牧令，申明法纪吗？

现在的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吏目、典史等官员，即使论说：“某某人所讲应先于有司，汉代制度所称的三老、啬夫、游徼等职位的同类。《唐书》所载县下在乡的，就是现在的乡约、乡保、总甲、总练的同类。名称不同实际相同，人存在法度才能建立。如果牧令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这些人原本都可以辅助他们的不足，增进他们的不知。即使是乡进士、举人、贡生、生员中品行才德的选拔，也未尝不可以作为耳目而益于心思。因此不必增设乡官而可以佐理的人很多。假使牧令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即使是贤能的乡官原本也不能主持其事。如果遇到不肖的乡官，且正好足以助长他们的恶行。况且乡官既然应该设置，那么佐贰官就可以裁撤；佐贰官不可裁撤，那么乡官就是冗员。愚臣认为该御史请求设置乡官的议论，似乎不可实行。”

至于所陈述的衙役差票的危害，钱粮、盗贼、诉讼、赌博、保甲的不清楚，以及宣讲圣谕、解释律条难以周全，实在切中要害。但是差票可以酌情裁减，而衙役必然难以彻底革除。不但牧令在所必需，即使乡官一人也难以每天遍访乡村，家喻户晓，势必转而使用委差。说乡官的委差一定比牧令的衙役好，又谁能相信必然如此？比如征收钱粮，原本就有自封投柜以及滚单纸皂的条例；比如缉拿盗贼，原本就有落右保结的条例；比如查禁赌博，原本就有责成佐贰转责乡甲逐户具结的条例；比如调处诉讼，原本就有户婚田土细事先批乡公讲息具结的条例；比如编行保甲，原本就有户口门牌细开名数并记簿稽查的条例。

所有这些条款，并没有遗漏的法度。根据该御史所请求的，委任乡官的事情，都是牧令所能做的，也是牧令所能做的。下属奉行之不力，实在由于上司督率之不勤，这是人的过错，与法度有什么关系？至于宣讲圣谕广训，以及解释朝廷颁布的律条，也不是四位乡官所能周全知晓的。在乡官既然仍然须率领使用各村贡监生员，而牧令又何尝不可分用各乡贡监生员？臣认为只要天下大小官吏，确实能各抒实心，各宣实力，既谨依良法，更善体美意，那么固执为法权宜，也为法无庸别议纷更。这是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的话，之所以不可改变的原因。

再如八旗事务，原本与州县不同，在参领、佐领多半是世袭，其所管辖多半是旧属，虽然有顽劣乖张的官员，而瞻顾隐忍，在所难免。现在添设副参领、副佐领，既然已经分任其事，又以分其权，共同办理，实在大有益处。至于各省州县，虽然事务烦多，要止不过数

译事情既然已经掌握了头绪，处理起来也就不难。况且像边疆省份那些简单偏僻的州县，本来就没有设置佐贰官；像大省那些事务繁杂的州县，也已经划分好由专人管理。如果再增设副职官员，对于查勘、检验等事务，固然可以分担；但一个地方由两个官员治理，既非统属关系，也非从属关系，倘若不能同心协力，或者互相猜忌，那么正如圣谕所说，要么互相推诿，要么互相争执，反而导致事务拖延滞后，这实在是非常没有益处的。

译杂流日知录

顾炎武

唐代凡是九流百家的学者，都附属于国学，并授予他们经书和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掌管国家儒学训导的政令，设有六所学校。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欧阳詹在贞元十四年的记文中说：“我国在春天祭祀先师之后，又每天任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授《礼记》。束脩之礼既已施行，宴席便已摆设。张公坐在几案之北，面向南方；直讲官拿着简牍坐在南方，面向北方。大司成穿着礼服端坐在东边，小司成率领属官列队在西边。国子学长官按次序引导公侯子孙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四门学长官按次序引导八方杰出人才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广文馆长官按次序引导天下优秀士子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的术业已经精通的，也从各自的馆舍出来。走下台阶如云般汇聚，就座时如鱼鳞般排列，帽饰如星辰相连，衣襟如帷幕般整齐。”观察这些，可见当时培养士人的制度宽泛而教育士人的权力统一，因此人才兴盛而技艺精修，经学广博而师儒受尊重。如今却将这些人全部排斥在太学之外，而这些人也自暴自弃不再称述自己的学业，于是道与器两者都丧失，德行与才能一并废弃，世道日益衰败是有原因的。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下到郡太守、卒吏都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唐高宗总章初年，下诏各司令史考满者限定试通一经。从前王粲作《儒吏论》，认为先王广泛施行教化，辅助调和民性，使刀笔之吏都服从雅正的训导，竹帛之儒也通晓文法。所以汉文翁担任蜀郡守，选拔郡县中小吏中明敏有才能的张叔等十余人，亲自训诫勉励，派遣他们到京师跟随博士学习。后汉栾巴担任桂阳太守，即使是干吏这样卑微的人，都考核命令他们习读，考核优劣，根据能力提升任用。吴国顾邵担任豫章太守，小吏中资质好的就让他们入学，选择其中先进的，提拔安置在重要职位。而梁代任昉有激励吏人讲习《诗经》的事。那么从前做吏的人，都是曾经拿着经书请教学业的人，心术端正而名节修洁，那些舞文弄墨以危害政事的人就很少了。宋人文格说：“天下没有舍弃儒学而可以做吏的人。”因此东京的盛世，从期门、羽林的士兵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章句。贞观年间，从屯营飞骑也给予博士，让他们教授经书，有能通经的人允许参加贡举。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驱使，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官》太宰在邦国施行典章，而陈述其众，设置其辅。后郑氏说：“殷，众也，指众士。辅，府史庶人在官的人。庶人在官而称为辅，先王不敢以役使的态度对待他们。尊重这些人，那么人就知道自重了。”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为什么这么多呢？连同从吏都全部列出，当时还在其中选取士人，所以吏也清修，这是形势使然。”等到《唐书·选举志》，才开始说“曾经担任州县小吏的人，即使艺文可取，也不举荐。”刘晏也说：“士人有爵禄，那么名重于利；吏没有荣升，那么利重于名。他们的途径日益被轻视。”元顺帝六年，虽然命令左右二司六部吏属在午后讲习经史，那时朝纲已经松弛，人心将要变化，虽然有此命令，但实际上没有益处。所以《太祖实录》说：“科举初设，皇上重视这件事，凡是民间俊秀子弟都能预选；只有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又下诏：“凡是选举，不要录用吏卒之类的人。”然而曾经对臣说：“元初有宪官生病，吏前往问候，宪官起身扶着拐杖行走，于是把拐杖交给吏，吏拱手退立不接受。宪官领悟他的意思，后来见到吏向他道歉。吏说：‘我是属吏，不是公家的僮仆，不敢躲避劳苦，担心损伤理体。’这就是这类人中未曾没有正直的人，希望皇上用来陶冶成就他们的措施如何呢？”陆子静曾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严格；后世有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能在分别之中寓含作威之意，差不多就得到它了。”

考查《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是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为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为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为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的提控为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的都吏为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的掾吏、典吏，二品衙门的令史为正八品出身，与进士相差并不远。后来设立资格限制他们的晋升，而吏员与科第的高下如同天渊了。所以明初的制度，称为三途并用，荐举是一途。天顺二年下诏罢除举保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因为言官说他们奔竞冗滥，无益于实用。进士、监生是一途，有人把科与贡分为两途，这是不对的。通过考试得到的，总称为一途；吏员是一途。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两位郡守有贤名，而徐稀、万祺都累官至尚书。永乐七年，皇上在北京，命令兵部尚书署理吏部事务，方宾选拔南京御史中的人才，召来上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皇上问他们的出身，方宾说张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出身，洪秉等四人由吏出身。皇上说：“用人虽然不

译专走这一条路，然而御史是国家的执法官，必须有学识、通晓治国的道理、廉洁正直不阿谀奉承，才可以任用。如果任用那些只知利益不知道义、只知刻薄不知大体的刀笔吏，让他们担任监察风纪的职务，会使人们轻视朝廷。”于是任命秉等人担任序班，并告诫从今以后御史一职不要再任用吏员。官员的等级类别从此就区分开了。

译请求将县丞移驻湖坊的信

蒋士铨

我恭敬地向阁下禀明：铅山县的疆界，只有西乡最为辽阔，土地与福建相接，城乡村镇众多，距离县城八九十里，被重重山岭阻隔，攀登跋涉十分艰难。那里聚集着数百名流浪乞丐，实际上是福建逃犯的藏身之所。乞丐中有头目，每逢初一十五便踞坐在驿站亭中，众乞丐列队跪拜。每当他们到百姓家中，住户就打开外门并锁上钥匙，在中门庭院里摆放米瓮，由一名老病之人负责发放。乞丐们手挽手登上厅堂，像上宾一样列坐，老病之人按量注米，请求多给的人，再给一次才离开，若稍加拂逆，就会打破墙壁毁坏屏风，几乎闹事才肯离去。田间独自行走的妇女，往往失踪不知去向。住户家有婚丧之事，乞丐自比宾客登堂，喝醉吃饱后索取无厌，而有丧事的家庭祸患尤其严重。接受吊唁之前，在门上张贴告示说“某日接受乞丐串门”，那天宾客都躲避隐藏。主家厌倦施舍，就拿起棍棒击打，所触之处粉身碎骨，并且抢走木主牌位扔进厕所。又围住前后门户，即使是强壮的人也不能夺门而出，有的从楼墙垂绳逃脱。奔走八九十里向官府告状，官府说“这是小事”，置之不理，或者命令捕快拘捕，不得已挑选乞丐中平庸低下的绑一两个人来。官吏和差役向主家索取钱财无数，然后官府才给予杖刑释放。主家从此不能安枕，因此甘愿忍受乞丐的蹂躏，不愿见官。于是乞丐日益横行，乡人更加屏息不敢声张，官府且以乡人无事为乐。唉！这真是太平盛世啊。假如水旱灾害频繁，喧哗起来倡导叛乱的，不是这些人又是谁呢？然而为什么会达到这种极端？是因为西乡距离县城将近百里，没有官员弹压，所以不知忌惮。计策只有将县丞分驻在湖坊街，这样西乡的百姓和乞丐都有隶属。县丞是我们县多余的官员，没有衙署租赁民房居住，没有职守依赖主官批条子赚取微薄收入以维持生活，名义上叫佐理县令，擅自收受则获罪；名义上叫粮厅，征收漕粮却不参与。这是多余的官员，移驻较为便利。有人说：“石佛司有巡检，以前因为无事移驻河口，现在西乡的湖坊与石佛相近，过去移官离开，现在移官回来，矛盾很大。”回答说：“不对，石佛司只是一个角落，湖坊控制几个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怎么可以呢？”这是我们县西乡的重要之处。我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官员，是为了安定百姓、制止混乱。混乱不制止，百姓就不安定。既然混乱了再去制止，不如预先防范以消除其安定百姓的痕迹。现在的官员，忙碌慌张，每天以文书政务为政，征收赋税不亏损，命盗案件勉强完结，邮驿没有延误，水旱灾害勉强弥补，上官的索取，能够供给，就说：“我的官职没有荒废，我的政绩有异于常人。”上官也说：“这是有才干的官吏，这是能干的官吏。”至于为百姓谋划教化养育，筹划利害，计算安危的，没有。现在观察阁下的措施，则不同。相度简略绸缪风雨，屡次报告得到允许，是百姓的福气。我所以不嫌多嘴，直接陈述关乎一县甚巨的事情来告知。希望阁下审慎选择施行，一定要等到瓦釜坠落、屋瓦解体之后才拾起更新，我私下认为智者不取。一县如此，州郡和都会可以推而广之。希望阁下不以常人自待，国家与百姓交相庆贺。死罪，死罪。

裁汰冗员议

冯桂芬

《周礼》设置官员分配职事，郑玄注解说各自有所职事而百事都能举，有这个官才能举这个事，没有这个官就不能举这个事，而后这个官不可废除，不然的都是冗员。国家多一个冗员，不仅多一个耗费俸禄的人，就多一个榨取民脂民膏的人，甚至多一个败坏国事的人，又何必设置这个累民累国的职位呢！现在的冗员很多了，不在小处冗，在大处冗；不在闲处冗，在要处冗；不在一二人冗，在十百人冗。试着详细说说：一个漕运衙门，南方漕粮三百多万石罢了，那些富商大贾挟带数百万资金，运输数千里之远，翻山越岭，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的，曾经不借助尺寸权势，什伍护卫，而不担心不能到达，何况煌煌天庾正供呢？假如没有漕督以下各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道官员，莫非王臣，将袖手旁观听其不能到达吗？朝廷的力量竟然不如富商大贾吗？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通的，这类是。现在制度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掌握兵符，控制七个行省，难道不是巍然大官吗？考察他的职事，不知做什么。考察漕营始于明隆庆年间，漕抚方廉为防备倭患而设，后来沿袭不删，久乃忘记其所自始。漕督所辖，卫弁三百人，标兵二千人，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机吗？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莫及，将儆备不虞吗？不足以抵挡撬箱探囊之盗，何况其大者又有旗丁一项？然而耗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没有余事了，最是一个最大冗员。至于粮道一官，于公事无私毫之益，每年一次临仓，责成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身符，弹压生员监生，恫吓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帮助旗丁勒索州县，帮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现在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

译所任用的官员，此外还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等类，都白白坐着吃漕运的陋规收入，不参与漕运事务，这是漕运总督以下所有官员、武职和士兵必须全部裁撤的。

河务衙门，两河每年的岁修费用五百万两，实际用于工程的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其余都被河督直到兵夫瓜分豆剖地私分了。听说循规蹈矩的河工官员常常用十分之三的经费办理工程，贪婪冒进的人则依次递减，甚至有不遇抢险就不花一分钱的人。既然不办理工程，自然合并归入地方管理更为便利。至于河兵的制度，创自本朝初设之时，那些人皆熟悉水性，拿着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扫，不差尺寸，所以办理工程不调用民夫。现在却不是这样，可见河兵也毫无用处，这是河督以下所有官员、武职和士兵必须全部裁撤的

各关监督，体制地位与总督巡抚相当，耗费众多，所以比起由道员府员兼管的关卡，征收的税款加倍减少。织造公事更加简单，所以谚语称他们为“吃饭官”。至于各口岸的监督，税课更少，如果能如另议那样一概撤销各关，那是极好的；即使不能完全撤销，也可以归由总督巡抚委派官员兼管。康熙六年，因王熙的建议裁撤关差，归并给地方官，这是监督、织造必须全部裁撤的。

盐务衙门，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转运使固然不可省去。至于盐政由总督巡抚统领已经足够，至于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有或无都无所谓，毫无深意。大使似乎像州县又不是州县，也很两难。只有各盐场不可没有官员，可以移派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事，只保留运同或运副一人作为转运使的属官，供驱策奔走即可。这是盐务中运同、运副等官必须酌情裁减的。

总督、巡抚、司道考核郡县之初，只有太守、县令而已。县令相当于古代的大小侯守，太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连帅，他们的职位很重了。后世才开始设置监临官，太守的权力逐渐减轻。到了有道员、有司、有总督巡抚，太守县令等同于仆役，这不是重视亲民官员的道理。总督巡抚始于明代，不常设置，后来才成为专官。总督多到十二人，巡抚多到二十九人。本朝大多合并裁省，但惯例也不统一。总督巡抚有时并设，有时偏设。并设的不一定治理得好，偏设的不一定治理不好，所以总督巡抚可以省去其一。大省总督兼巡抚如直隶等省，小省巡抚兼总督如山西等省，如果让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

译又设立按察司，掌管刑狱案件和弹劾纠察的事务，但刑狱案件不过是参照旧例办理，弹劾纠察长久以来没有实际效果，可以合并到布政使司。各道原本就是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副职，兵备、巡抚、盐法、粮储各分一职，无非是多余的设置。折中的办法，斟酌每三四府设置一员，兼任两司及各道的职务，并将结果上报给总督和巡抚。至于郡县，都以各自设置一名副职为限制，这是督抚、司道以下各级官员必须酌情裁减的。

关于京官，六部尚书和九卿，先后奔走充任职位，按品级排列以壮观瞻。帝王的上等仪制，固然不能一概从简，况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应当沿袭旧制。只是东宫没有设立，哪里用得着东宫属官？詹事府可以合并归入翰林院，以符合名义与实际。科道官员是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而现在的制度中，八十名官员里，像伏在马下的寒蝉一样沉默的大占多数，何必保留这些充数的臣子？不如削减一半名额，并允许科举出身的中书舍人以上以及外任的司道官员议论政事，这大概不少于八十人的效果。有可采纳的意见吗？固然有助于拾遗补阙；没有可采纳的意见吗？也是考察言论的一种方法。其余闲散衙门，也削减一半。内务府耗费国库更多，必须大幅削减。康熙二年裁撤苑马寺，三十七年裁撤上林苑。编修、检讨在二十名以外的，各部官员五年内不能补缺的，一概令其回原籍担任书院山长，一方面推广教化，一方面表示体恤，是一举两得的办法。这是京官应当酌情裁减的。

关于内外武职，除了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条，也是大官太多。又如准噶尔部、回部、新疆各官也太多，大多养尊处优，厌恶劳苦喜好安逸，只会耗费国库不能杀敌，应当无论大小都削减一半。这是内外武职必须酌情裁减的。

恭敬地考察《大清会典》，内外文武官员共二万七千余人，其中编修、检讨、庶吉士、侍卫以及准噶尔部、回部官员没有固定员额的不在其内。我朝设置官员数量在古代不算多，但大官之多却是汉代以来所未有的。国家鼎盛时期，物力丰盈，从容揖让，无形的弊端，人们没有察觉。现在弊端由细微变得显著，不得不大力删减，而节省费用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一部分。

《变通奉省吏治章程疏》，光绪元年。

奉天将军崇实

奴才自从署理职务以来，屡次奉到谕旨谆谆告诫，认为奉天省积弊太深，急需变通，以期整顿。又在七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奉到上谕：“该省事权不统一，从前将军和府尹往往各存意见，以致政令分歧，遇事抵触，该处公事究竟因为什么不能彼此联络，形成掣肘之势。崇实将实际情况详细斟酌制定章程，妥善商议后上奏。”等因钦此。奴才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兢兢业业难以名状，诚恐稍有疏忽，无法弥补万一。所以在初到奉天时，虽然查办事件头绪纷繁，但地方情形已经随时上报，不敢稍避嫌怨，以致涉及欺瞒。凡所陈述，早已蒙圣上鉴察。现在又督饬司员，会同本城满汉各首领官员互相讨论，又在其中广泛采纳众议，不厌其烦地精详考究。深明大义的人，急切希望变革；而顾念私情的人，不免怀疑阻挠。奴才统筹全局，反复体验，与其像筑室道谋那样众说纷纭，不如临机立断，实事求是，逐渐有了眉目。

私下认为兴利不难，难在除弊。下层习以为常的弊端容易去除，而上层倡导的弊端难以去除。所以整饬官场常规，必须从大吏开始。查考奉天省将军的设置，直到地方各员，从清初到现在，屡次有增减更易。朝廷因时制宜，原本没有历久不变的法度。只是陪都是重要之地，关乎根本，如果建置规模不同，各省不足以重视维系和表示尊崇。目前习俗趋向，不便再拘泥成规。奴才辗转思维，只有仍保留五部的名称，以尊崇体制，同时仿照督抚的例子，以统一事权，救弊补偏，大纲已经确立，然后筹措经费以责成办公，那么贿赂的风气可以平息；专任责任以防推诿，那么盗贼的根源可以清除。现将现议章程条分缕析，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一、将军事权应当变通。奉天省积弊，由于旗人和汉人不和，推究其本源，实在由于大吏先存意见。将军对地方各官向来不兼辖，遇到会办公件，呼应往往不灵。追溯其建基之初，原本与五部隐相兼摄，所以公文多半会衔。后来将军威望渐轻，而五部权力遂重，其中的兼尹归于户部，与将军更易抗衡，旗人汉人两途各不相让，虽有会稿，等于虚文。近年舆论甚至说奉天省大员，既非京官，也非外官，将军名位虽有，有权而无实权，因此风气所开，僚属也各立门户，有为者转多顾忌，无能者不免徇私，而公事遂不堪设想。将军镇守地方，何等郑重？即使朝廷饬议所在，无不首先专责成，现在却畛域各分，何以统持全局？况且既督办军务，对于兵、刑、粮、饷都应当一并筹划，而将军向来仿照京员，印信也存放在公署，每办一事，经手多人，反复兼钤断难机密。奴才近日发出紧要文移，因奉使出京，带有刑部预先印制的空白

译得以亲自加封传递，方才避免窥探的私弊。如果拘泥于既定章程，必定会多误事。拟请旨将盛京将军一职改为管理兵部、刑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即仿照各省总督的体制，按例加授兵部尚书衔，另外颁发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关防一颗，并注明兼理粮饷字样，以便掌管金银库的印钥，且可稽核户部的收支，其余公事全都仍照旧例。这样则旗民文武全都归其统辖，机密重要文件也易于防范，而且粮饷兵刑都有总理的责任，而三陵内务府原本就是其本职所管辖，只有永陵离省较远，现在既然增设副都统，那么责任有所归属，其余各部事务都令其与将军同心协力商办。这是维持全省政务的苦衷，实在是提纲挈领的首要任务。

译关于奉天府尹一职，应当权宜变通。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是府尹最重要的职责。府尹本应与兼尹相互协助处理政务，但兼尹向来隶属户部，而涉及旗人与民人交涉的案件，又必须由刑部会同办理并定案。近年来民人数量多于旗人，事务交错最为严重。府尹虽然设有审案机构进行审判，但往往不能自主决断，常常一事之上受制于户部的兼尹，旁受牵制于刑部的会讯，拖延往复，清理起来非常困难。各州县申报这类案情，也因此纷乱而无主，甚至贿赂争相进献，各种私门互相开启。多一个兼管的衙门，就多一个需索贪利的机会。这是上级方面的弊端。民间好讼成风，意在拖累对方。原告向府尹控告，被告又向刑部控告，而刑部中的司员又不遵守定章，任意接收诉状，随处提审案件。问官也有偏袒胥吏，因而作奸犯科，审判结案没有期限，互相传唤不到案。其中的命案、盗案等重案，竟使待质证的囚犯在监狱中等待，长达一二十年，不论是否病死狱中，纷纷无处申诉，而挟私仇勒索贿赂，受害尤其深重。至于会同检验尸伤，常因索要费用而长久拖延，动不动就数月。这是民间方面的弊端。拟请旨，将奉天府府尹一职加授二品衔，兼任右副都御史行使巡抚职权，旗民各项事务全部归其专管，以便与将军上下贯通一气，不至于产生分歧。以此安抚百姓，首先免除株连拖累；以此考察官吏，才有禀承汇报的对象。全省的纲纪，以此为枢纽。

关于五部事务，应当权宜变通。奉天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饷需求汇总于户部，其责任不轻，不宜再兼任府尹，反而增加枝节。而三陵典礼和大内工程，礼部、工部各有专门职司，都与民间无关。至于将军虽然管理兵刑事务，但该部堂官责任不可推卸。五部侍郎应仍保持原状，无须调动，以免纷乱更改。刑部的弊端，前面已略为陈述，相应请旨申明定例，也如同京城刑部的体制。此后只有旗民交涉中罪行在徒刑以上的，才允许该部按律定罪拟刑，其余一概不得干预。该司官等如果再有违例接收诉状、提审案件以及相验超过期限等事，经由将军指名严厉参劾，以杜绝侵夺官权而缓解民困。至于兵部仅管理驿丁事务，原本简易，只是文书任意私自拆阅泄露太多，一句话尚未上报而全国皆知，一道命令尚未颁布而浮议先起。甚至机密封缄，往往破损。此外寻常公牍，积压遗失，说不完。私下认为陈奏机宜，军机处和尹衙两处多于各部。现在由将军管理，即可一手整齐。更拟请旨，让地方同知、通判、州、县各员兼理驿务。所有向来设置的驿丁，允许他们会同兵部所派的驿站监督，随时考察核实。沿途逐站，都掌握其人文报关系，亟宜一并商议。

关于奉天府治中一职，应当变通。奉天省大吏太多，而下级官员太少，未免脚轻头重，因此政令不齐。查兼尹、府尹以下，缺少一个承上启下的官员作为关键。仅有承德县知县联络之际，太觉不伦不类。治中终究是京官外放，势不相洽。而全省清查亏空、督办案件，须有专人负责才能起到表率作用。拟在奉天省中增设首道一职，名为奉天驿巡道。全省驿站及新设捕盗营的同知、通判、州、县，全部隶属其下，以便稽查巡视。只是增修衙署，招募胥吏差役，费用甚多，突然无处筹措。拟即将治中一职加授一道衔，兼行首道事务，另外颁发奉天驿巡道关防一颗，其余仍保持原状。如果蒙准议，廉俸也须随后另行筹措，事权既不参差，体制较为完备。查治理本系汉缺，向来归捐选，此后应将正途出身人员改为请旨简放，以示慎重。

关于旗民地方各官，应当变通。旗民交涉的案件，各州县与城守尉等官会同办理。查看其列衔之处，禀报将军则尉、县并书，禀报府尹则有县无尉，同一公牍，任意分歧，遂致守尉眼中几乎无府尹，营私舞弊，无所不为。而且对地方还有几项弊端：旗界同居，非亲即友，官中公务只论私情，这是弊端一。会办各员未能和衷共济，彼此留难，案件久悬搁置，这是弊端二。命案、盗案等重案，遇有旗人，则借强大宗族为护符，托本管官员为说情之地，抗拒容隐，不服查拿，这是弊端三。捕盗不力，州县官处分极严，而城守尉、佐领等官更有专门责任，却尽将罪责推给骁骑校及领催等微末小员，指名搪塞，劫掠横行，致使肆无忌惮，这是弊端四。上级分其肥利，下级受其毒害，曲直无从申辩，州县也因此因循怠惰，所以奴才前次请照热河定例，将地方通判以下全加理事等衔，片奏在案。现在更拟请旨，此后奉天省地方一切案件，无论旗民，专归通判、州、县等官管理，其旗界大小各员，只允许经理旗租、缉捕盗贼，此外不得丝毫干预。缉捕的处分，自城守尉至路记、佐领，必须与州县等官一律轻重，不得以属员随时塞责。而本城旗人尤其须再申明定例，不许担任本界武职，如此划清限制，自然没有包庇牵制的担忧。至于各处城守尉

译（此职）本属宗室专属缺额，官阶与道员、知府相同，责任也随之不轻。此后请旨简任时，拟从宗室中挑选通晓政事的人员，方能称职；如果其才力不胜任，应由将军随时甄别，才不至于贻误地方。其余民籍官员，晋升途径过于狭窄，虽然有京察考核制度，但在奉天省都流于形式，因此吏治毫无振作。拟一并请求将奉天省的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等官的晋升途径由吏部加以拓宽，大力鼓励，或许能有所激励劝勉，使各项废弛之事得以振兴，这也是储备人才的根本急务。

一、各大官的养廉银应当变通。奉天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推究情由，出于贪婪的人尚少，迫于穷困的人实多。查将军的养廉银虽名义上占八成，但官票每两折银只按二钱五分计算，此外一成停止发放，一成实际折算，养廉银额定二千两，实数仅五百余两。推及府尹、府丞，又应当四成递减折算，实数不过二百余两。依靠这些来办公，万万难以敷用，不得已设立名目，向下属索取，有节寿的贺礼，有月费的摊派。从兼尹、刑部直到府尹、府丞，凡是涉及词讼的官员，地方无不馈赠，变本加厉，习以为常，甚至民间讹传，委派缺额必须酬谢，到任必须拜谢，至于营求嘱托，更是不必说了。即使有清廉自守的官员，迫于时势，也只好选择接受一二，不敢矫饰特异、标榜清高。既然上官依赖下属，下属必然向百姓敛财，追呼苛敛，激成事端，因此官场习以为不廉，极端到纵容差役；差役分赃，百姓也习以为不廉，极端到杀人放火，典章不顾，教化不兴。这种陋规相沿，实在是奉天省第一大弊病。

我私下认为，兴廉不难，在于善于供养。如果以竭尽财力办公的力量，又有衣食内顾之忧，不仅阻碍人才，也觉得有伤政体。国家体察情由的法度，本不使人难以承受。拟请旨，此后奉天省各大官的养廉银，与其递减折算只立虚名，不如另外减少归于实际救济。将军既然比照总督例，就以最少省份计算，养廉银应当一万八千两；府尹既然比照巡抚例，养廉银至少应当一万二千两。然而值此时艰，必须力求节省，因此核算各处用度，将军养廉银至少非实银八千两不可，府尹养廉银至少非实银六千两不可。而府尹内有家眷费用，外有差役伙食，六千之数，仍然难以敷用。

译查各地方官向来有摊派的款项，奴才仔细加以区分，凡是涉及私人规费的，全部剔除，尚留下公用三四千金，打算立即命令他们汇解到府尹衙门，以弥补公用的不足。府丞既然兼任学政，也属于外官，现在既然裁撤了陋规，他的养廉银如果不是实银二千两，也难以有所裨益。以上各项款项，可否即由海关道征收的赢余及新增赢余两项下，按年拨付作为正式开销，并恳请天恩格外体恤。所有奉天省督抚、学政的养廉银，均给予实银，其余如副都统、五部侍郎的廉俸，原额本来就少，都准许按成数实发，不必层层打折。而将军兼辖事务，支用尤其巨大，虽然议定养廉银八千两，仍恐怕不够，所以奴才另有津贴公费的筹划，详细列在下文条款中。也知道国家用度不充裕，能减则减，岂容别生枝节，白白浪费。只是关外情形完全不同，各省既然想要极力铲除积弊，就应当统筹全局，况且在京城附近保留丰厚待遇，自古不嫌优待，努力培植根本，是理所当然的。外省的养廉银，岂能相提并论？在国库支出方面并无多少，而保全大局已多，如果可以弥补，怎敢迁就？自从此次议定章程后，凡是奉天省向来各大官的一切全分、半分的陋规，一概革除禁止，倘若重蹈覆辙，立即严惩。这样小民可以稍微免受苛求，而贪官污吏也无从借口，清源正本，没有比这更切要的。

一、仓差陋规应当变通。奉天省各旗的草豆，从折色到实征，最不统一，数量随意增减，田地任人归并。宗室未完的款项，有时向平民征收，富绅应纳的粮税，反而强派给贫户，浮收包揽，弊端丛生。而在正税之外，还有赢余，称为仓差规费。每年收租，惯例由将军专门派遣督催协领一员，由各部分派正副监督官员二员。那些被派遣的官员，每年向本管上司缴纳规费，起初每人不过三四千金，后来增至五六千金，近来增加到八九千金，本属私供，于是没有定数。往往承办各员借贷垫赔，招致舆论非议，甚至借此讹诈勒索，其祸患仍然由百姓承受。奴才深知其弊，现将各旗草豆章程改为统一，无论宗室、平民、上中下户，斟酌一个适中的数额，按亩交收，因此贫民同声感戴。感到不便的，只有包揽粮赋的土豪及不法的豪强罢了。像这样，极力加以核减，仍有赢余，大约在一万五六千金。私下认为此项虽然不是正税，但对地方无害。如果一定要全部裁撤，未免竭泽而渔。与其任由作为私规，毫无限制，不如改为公费，以免再行株连苛求。只是五部向来是轮流派遣官员，计算起来必须递推三年，才开始收取规费，任期有长有短，事情必然不均。奴才打算从赢余中先提取一万金，作为五部侍郎的公费，每年各分二千，以资贴补，而派遣官员督办，仍沿袭旧规。剩余的金银即充作军署公费，所取有定数，事情较为光明。查前任将军都兴阿，最为清廉，起初极力拒绝此款，后来也借此维持生计，等到他去世后，仍然萧条。仰蒙恩赏千金，才得以扶柩回乡，也可感叹清廉官员难以做啊。奴才此次与岐元出差，幸蒙恩施，准许给予口分，从公半年，方可支持，所以对地方毫不沾染。一旦养廉银增定，即请求停止支取。由此可见，规费润余各员，万非得已。如果再多方隐瞒掩饰，终究有损于官箴。只是以臣子的苦衷，向上求得君父的体谅，冒昧至此，惶恐不安。然而既然将私规化为官用，就不是以下益上，或许也是因利乘便的一种方法吧。以上章程，都是奉天省紧要的关键，奴才审时度势，倍加焦劳，既不敢稍事敷衍，也不便过于操切。想要兴办一项利益，必须预计其能否实行；想要剔除一项弊端，必须去除其过于严重的部分。

总期望上维护国体，下顺应民情。各位大臣都有天良，怎敢不努力补救？其余文武各属，上行下效，容易劝善惩恶。只要举办得当，便可随时观察感化。以往的过错，暂且请求免究；后来的罪责，必定严加参劾。至于职责所当为的，都有成法可守，无需纷扰，上渎圣听。大局挽回，略具于此。伏想古代有治人，原本没有治法。何况奉天是重地，屡经列圣谋划，尚且不惜增改再三，经权互济。像奴才学识愚昧，怎敢说变通之计就可以充裕长远的规划？只是事情因困穷而开始通达，法令必须追求其可持续。这目前的整饬固然困难，而日后的防范应当更加谨慎。国家勤求善治，专为民生。政令不出于多门，才真正受到安抚教诲的恩惠；贿赂不在上下通行，才开始不伤害衣食的根本。在立威之中施恩，在既富之后施教，或许盗贼之风可以杜绝，元气逐渐培植。现在建议之初，最宜详细审慎，而根本所系，久系圣怀。奴才一得之愚，不敢自信。只有仰恳皇太后皇上俯念事体重大，命令军机王大臣、六部九卿迅速会议，以便请示圣旨遵行，实在对奉天省地方大有裨益。

拟变

译通奉省官员制作并裁减

译盛京将军庆裕

一、奉天府尹代理巡抚职务，体制尚未完备，应当酌情加以更改确定。查考光绪二年之前，署理将军崇实认为奉天省将军与府尹事权不统一，行动多有牵制，奏请兼仿总督、巡抚的先例，以专一事权责任。议定将府尹加授二品衔，兼任右副都御史，代理巡抚事务，以此来尊崇体制、重视事体。只是近来道员遇到保举奖赏，都准许加授二品升衔，现今驿巡、东边两道均有二品衔，上级与下属级别相同，实在不足以显示优异。府尹所办理的公务，按规定应题奏的，例得直接上达，原本与巡抚的职权相同，无须再行分别，以免涉及重复。在当时变通新章，原本想要兼仿巡抚的职任，因为府尹已是三品京官，所以加授二品衔而代理巡抚事务，以期符合封疆大吏的体制。然而二品虚衔，论及观瞻，既不足以显示优崇，代理巡抚事务又与历来职权涉及重复，终究不如加授一个巡抚衔，去掉“代理巡抚事务”的字样，这才觉得名实相符，较为得体。至于近来各部院与府尹行文，有的用咨文，有的用札文，实在不足以统一，而且一部之中，咨文与札文互见，尤其显得参差不齐。查考定例，六部、都察院与奉天府尹行文原本是用札文，自从更改新章，奉天府尹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理巡抚事务，自应当改用咨文，才符合体制。只是当时遗漏未议及，所以各部院行文都没有固定格式，凡是明悉体裁的，都改用了咨文，而沿袭旧式的，仍用札文，实在与体制不相协调。自应奏明，一律均用咨文，作为定制。应请旨将奉天府尹的二品衔改换为巡抚衔，仍兼任右副都御史，无须再加“代理巡抚事务”字样，此后各部院行文一律改用咨文，以尊崇体制而重视事权。

谨拟变通官制，改设郡县章程奏疏。光绪四年。

吉林将军铭安

私下认为，消除盗贼的方法，固然在于整顿军队、讲求武备，但端正根本的治理，尤其在于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确实因为吏治与军务互为表里，没有不讲求吏治而能清除盗贼源头的。吉林盗贼充斥，军队长期无功，难道是因为贼势难以平定而军威尚未振作吗？流窜的盗贼蔓延，这里抓捕而那里逃窜；愚昧的百姓受到沾染，习惯成自然。不揣度根本而仅治理末节，徒恃武功，不可以说能战胜残暴、消除杀戮。奴才从前年冬天查案来到吉林，返回奉天后，会同前任署理盛京将军崇厚议奏办理马贼、禁止赌博、设置民官、清查荒地四条措施。屡次奉到谕旨谆谆告诫，认为吉林地方积弊很深，亟需力图整顿，命令奴才署理吉林将军，将所奏各事项与崇厚妥善谨慎地筹商后奏明办理。仰见我皇上宏大的谋略深远，圣明的思虑周全。奴才具有天良，怎敢不竭尽愚诚，以符合皇上励精图治的意旨？到任后，遵旨将地方情形细心体察，广泛访求咨询。查考吉林省西起威远堡门，东至俄国边界，不少于两千余里；北至黑龙江交界，南至鸭绿江、土门江两源，又不少于两千余里。追溯国初，宁古塔所属各城，只有我们旗人聚族而居。自从道光初年，将军富俊屡次议定开垦荒地，内地移民如水流归壑般涌入。数十年来，吉林百姓的数量，不止是旗人的数倍。良莠本就不齐，顽固不化因此成为习俗。甚至有穷乡僻壤，声教不通，地方恶霸强豪，自成一派家长。其间强弱相并，大小相凌，杀人放火，既视为平常，抗拒捕快、对抗官府，遂成为积习。作为治理百姓的官员，只有省城西北一隅设有三个厅，三个厅的理事同知、通判，向来由京秩旗员出任，虽然偶尔有长才之人，但初次担任外任，历练不深，往往艰巨任务刚投下，茫然不知所措，只假手于幕友、丁胥之手。继之或刁顽生员、劣等监生，要挟把持，而无法制约。至于阿勒楚喀、三姓、宁古塔等地处理人命、盗窃、户籍、婚姻案件，则在协领、佐领衙门审理。协领、佐领等官，只习骑射，不仅不谙吏治，且多不通汉文，全凭委派的笔帖式、司达等人任意偏袒。历任将军只以武事为重，吏治多未讲求，所以民愤沸腾，铤而走险。近年以来，百姓越穷越悍，盗贼越剿越多。峻法严刑，人们没有畏惧之心，这都是不揣度根本而整齐末节，不清除源头而堵塞水流。现在大股贼匪已平定，金厂首恶伏法，追捕逃散的余孽尚多，潜伏深藏，而垦荒、采药、捕猎各项游民，不是内地迁来的流民，就是亡命不逞之徒。如果不急忙设置民官，划分疆界分别治理，用政令刑罚来教化他们的顽梗，用教养来顺应他们的生存，专恃武功，安抚驾驭失当，不仅重烦兵力，且恐怕如火燎原，更加难以扑灭。何况宁古塔所属，紧邻边陲，更宜安抚聚集、抚慰循理。查考奉天省官制，经前任署理将军崇实奏请增改旧章后，吏治、民风大有起色，这是因时立制，原本没有历久不变的规矩，而正本清源，才可见风俗美化的成效。奴才与崇厚体察情形，屡次往返函商，意见相同，并召集所属文武绅耆，悉心讨论，都认为地旷人多，

译没有掌管地方、亲近百姓的官员，不足以辅助治理。奴才反复思考，与其拘泥于旧规，沿袭老路重蹈覆辙，何不根据时势采取权宜之计，改变方针重新整顿。打算请求在所属地区中特别紧要的区域，酌情设立厅、县、佐、杂等官职，并将吉林厅升格为府治，长春厅通判改为同知，以辅助治理。将来民地的钱粮、旗人与民人的诉讼，专门归该厅、州、县管理；那些协、佐、防、校等官，只准许管理旗务、防御剿捕盗贼，不准再干预地方诉讼，以此显示限制并统一事权。只是增设厅县，那么新建修缮城墙、修建衙署、仓库、监狱等各项费用，以及官员的俸禄、书吏差役的工食费用，耗费巨大。当前国库储备支绌，断不能另外请求拨款，只有就地兴办有利之事，用本地筹措的资金供给本地的需要。

译只是吉林土地贫瘠、天气寒冷，万物本来就不丰饶，商贾也非常稀少。松花江这一条江不通海船，既没有船税可以征收，也没有盐厘可以办理，比起奉天省来尤其困窘。况且正值凋敝之时，正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如果操之过急，只求迁就眼前的利益，或许会导致日后留下弊端。因此，生财之道，必须根据当地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不敢剥削百姓来招致怨恨。现在已经派遣官员前往藲梨厂、马延河、阿克敦一带查勘荒地，按照章程改收押荒银，并命令各属地仿照奉天的章程试办斗税。打算用斗税、荒地价款这两项作为增添官员的一切费用，将来廉俸、工食以及各项用款，也由斗税、荒租项下开支。只是试办斗税、查丈荒地，必须有精明干练、廉洁的官员，才能有利无弊。现在吉林办理军务及地方各项事务，奴才先前调派的官员不够分配差事，也不敢多调人员，以免浪费经费。荒务、税务只能由近及远，依次兴办。所有打算增添的官员，必须等到款项筹画有眉目，才能陆续添设，一两年内恐怕难以设置齐全。谨先拟定大概章程，另外缮写清单恭敬呈上供御览，伏候圣裁。至于旗民衙门应办的事情，以及府厅州县应确定的界址和各官廉俸、书役、工食、增添绿营兵额、口分等一切详细章程，等接到批准之后，奴才选派通晓政体的官员前往各属地查明户口、地亩数目，考察地方形势，详细谨慎斟酌，奏明办理。各厅州县的员缺，应当等到何处地亩、斗税办有成效，就先奏请派遣委员前往该处试署，并撰写拟定城名，随时奏请命令兵部颁发印信，以明确官职职守。再就是吉林三厅向来因为专门管理旗人的户婚等事，都用理事人员，现在既然民户众多，政务繁杂，与从前情形不同，应当请求与新设的同通州县都按照奉天新章加授理事衔，满汉兼用，以拓宽人才进用之路。宁古塔、珲春两城距离省城较远，是否应当设官分治，以及吉林将军是否应当仿照奉天将军加授文官衔，还有省城地方是否应当添设巡道，容奴才随时体察情形，再行奏请圣旨遵办。

据实直陈请旨断理片

刘锦棠

再说哈密以西各满营旗丁在战乱后仅存的遗民，只能保留旧制，万难恢复原状。就拿古城、乌鲁木齐两处来说，此前古城领队大臣胜安从京城西来，路过哈密，与我谈及，古城满营房屋早已长满茂草，该处旗丁总兵不过十几人。胜安自认为补授这个缺额，原本应当立即赴任，究竟古城无队可领，无营署居住，进退两难，十分狼狈。我嘱咐他与金顺、恭镗熟商自处的办法，他怅然离开天山北去。我在光绪二年夏秋之交率军攻克乌鲁木齐，当时满城倾塌，瓦砾荒凉，没见到一个旗丁。后来我进军攻克南路各城，才开始将被贼寇裹胁的旗丁陆续救出，咨送乌鲁木齐安插，但人数也不多。所以以恭镗的精明强干，世代蒙受国家大恩，锐意想要有所作为以图报效，然而所管辖的旗丁只有这么多。虽然都统有兼辖镇迪道的责任，但政务也非常简少，不足以施展他的才气。其他如哈密办事，我明春所部健锐、威仪各营现在已经奏明全部裁撤，其所辖回务也已经左宗棠奏准归哈密通判管理，遵旨办理在案。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职，原本各有分内应办之事。现在新疆时事变迁，都统一及办事领队各大臣兵少事简，几乎等于闲置散居，这不但不是朝廷设官的本意，也是各位大臣心中不安的。如果蒙圣明体察臣言，批准按照拟设甘肃巡抚的建议，那么乌鲁木齐自须设立抚标官兵，南北两路都应当另设额兵，增添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作为永远防边的计策。乌鲁木齐扼守要害，吐鲁番以及提督应当移驻喀什噶尔城，以南路原有的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员缺，固然可以一律裁去。即使从哈密北至伊犁所有都统一及办事领队各大臣员缺，也应当酌情裁撤。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剩余的旗丁，如果像目前这样零星分布，终究恐怕无济于事，不如合并归入伊犁满营，生聚教训，以期望逐渐成为劲旅。查考承平时期，新疆南北两路归伊犁将军总统，乌鲁木齐都统一也兼辖镇迪一道。如果设置巡抚，不但镇迪道无须都统一兼辖，将军也无须总统全疆，以免政令多出门户，巡抚事权不一。伊犁满营，似乎应当改照各省驻防将军营制，重新整顿，务必求精实可用，才于边防有所裨益。总之，新疆不恢复旧制，就应当按照行省办法；如果两者并行，那么一切夹杂牵混的弊端，难以枚举。值此伊犁归还界务即将结束，大局急宜定夺。臣恭敬持有钦符，既然有所见，不能不据实直陈。

新疆省会请改

译拟定各官员以专责成事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译刘锦棠

新疆改设为行省，治所在迪化省城，省会应设的各项官员，自然应当分别增设或更改。除了按察使仍照原议，无需专设，经臣奏请，加给镇迪道按察使衔，兼管全疆的刑名、驿传事务外，只有省会应当设有首府，附郭应当设有首县，以便指挥如意，大小官员相互维系。臣先前在奏请设立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的折子中，请求改设迪化府、县等官员，后来经部议，认为应当等到南路八城建置事宜办出个头绪，再酌情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已有案可查。

伏查南路建置的各项事务，随时举办，已渐有规模。臣与布政使魏光焘已经先后到任，筹办一切事务，需要人员协助，省会各官不可再拖延。应当请求将迪化直隶州升格为迪化府，设知府一员，驻在迪化城；增置迪化县知县一员，作为附郭首县，与迪化州原属的昌吉、绥来、阜康、奇台共五个县，都隶属迪化府，遇事由该府审核转报。迪化州原管的户籍、田赋、驿传、刑名、考试及地方一切事宜，一概归迪化县管理。此外，布政使衙门的首领官各有职司，拟请设布政司经历一员；又库大使一员，专门掌管库务，拟请命名为新裕库。至于镇迪道既然兼管刑名，应请设道库大使兼按察司狱一员；迪化府的首领官应设府经历兼司狱一员。

查迪化城旧有巡检一员，是为稽查弹压而设，现在既然建置省会，情形不同，拟请即裁撤该巡检缺，改设府经历。迪化县应设典史一员，是为稽查弹压而设，请改迪化州吏目为该县典史。学官方面，迪化州原设学正一员，兼管所属各县的学务，现在州升为府，拟请设府学教授一员，照旧兼管各县学务，一俟将来学校大兴，再拟增设，以节省费用。以上各缺应定为何种缺分，俟设定后再行拟议办理，仍然恳请照吉林新设各缺酌补一次的成案，由外补一次，这样对地方才有裨益。据布政使魏光焘详请具奏前来，臣复查无异，可否仰恳天恩，俯准饬令兵部核覆，以便遵循。

酌裁各城回官，并恳赏给出力的回目顶戴。疏，光绪十一年。

刘锦棠

臣于光绪八年七月间奏请将阿奇木等伯克裁去，仍准许他们戴用顶戴花翎，理藩院遵旨议覆，认为各城裁去伯克体制是否合宜，不敢率行议准，请饬令再行体察情形，悉心妥议覆奏。后来臣在委署新设南路道、厅、州、县各官的声明折子内，拟将伯克分拨为吏、户、理、兵、刑、工各书吏，又经部议，认为是为了随时变通，期望两方面都有裨益，似乎应当准许所请。只是伯克各有专责，从未议及更改章程，一旦骤然增加或更改，回民能否相安，似乎难以遥测，请饬令酌情度势，妥议核办等因。先后奏奉谕令：“依议。”钦此。钦遵各在案。

臣认为，回疆民事，从前委任给阿奇木伯克等官员，原本是为了约束部众，但这些回目往往倚仗权势，鱼肉乡民，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由于回语文字隔阂不通，民怨沸腾而下情无法上达，接着遭遇安集延之变，这些回目更加苛酷，横征暴敛，搜刮殆尽，民命不绝如缕。幸赖皇威远播，天戈所指，无不闻风披靡，将两万余里的疆土，重新纳入版图，使边民重见天日。臣当年收复南疆，每攻克一城，就咨商前督臣左宗棠派员设局办理善后，招集流亡，筹措给予牛犊、种子、农具，疏浚沟渠，使他们尽力耕作，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数年以来，荒芜之地逐渐开垦，户口日益增加，地方渐有起色。那些大小伯克的额缺虽然也委任署理，但地方应办的事务，都责成各局员察看情形，禀报遵办。只是借用回目传布教令，起初并未假借给他们事权。现在南路新设的道、厅、州、县各官委署已有一年多，规模渐具，不趁此时略微变通，那么过后，又必然有积重难返的趋势。况且阿奇木等承充伯克，多是三品、四品州县官阶，尚且位居其下，乡民愚昧无知，恐怕开启轻慢的端倪，而与州县官俨然并立于体制，也不相宜。

部院诸臣认为此事属于更改章程，自然应当深思熟虑，而微臣见闻既确，揣度非裁去回官，实在无法缓解民困而言治理。上年通令南路各厅、州、县，传集各该城关阿奇木等伯k，恳切开导，晓谕必须裁撤的缘故，准许他们各自保留原品顶戴，仍视城关事务简繁，分设乡约，专门负责稽查，即在裁缺的回目中选任承充，并视品级的高低，分送道、厅、州、县衙门充当书吏、乡约，给予租粮书吏，酌情给予口粮，以资养赡，不愿者听任其去。乡庄地处偏远，骤然难以家喻户晓，旧有的伯克暂时仍不裁撤，遇有额缺也不另补，以期逐渐照城关一律改设乡约。现据各属报告，自试裁城关伯克

译此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彼此相处非常安定，毫无不满，回族民众去除了隔阂，心意也逐渐与官府亲近。如果再需要一些时间，使得语言相通，那么疾苦就可以自行陈述，而弊端也就有望永远断绝了。臣将再督饬各地方官随时察看，务必让他们处理得当，不敢稍有因循守旧、畏惧改变，也不敢过于急躁，以致引发事端，以仰副朝廷眷顾西陲的至意。至于那些出力较多的回目，先前因为军务正紧，正需要驱使，有的派令做向导，有的委办军粮，颇能不辞辛劳，如果不立即给予奖励，就无法激发他们急公好义之心。当时臣与前督臣左宗棠、前帮办军务大臣张曜随时核酌，拟定了保举翎顶并知会，等待汇总案件奏请奖叙。现在历时已久，不便埋没他们以前的功劳，可否仰恳天恩，俯念这些回目等在疆场效力，按照臣等拟保知会的情况赏给翎顶，以昭示激励劝勉，出自逾格的洪恩。谨将拟保的各回目翎顶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关于酌裁回官以及恳恩赏给回目翎顶的各项缘由，谨缮折具陈。

译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

麦孟华

有人问中国自强的道理，那些通达事理、胸怀磊落的士人，无不捋起袖子、激昂陈词地说：变法啊，变法啊！麦孟华说：中国变法已经三十年了，兴办轮船，架设电线，训练海军，创立船政，开设总理衙门，派遣公使，开采煤矿，鼓励纺织，操练西式阵法，购买枪炮，设立同文馆、武备学堂，凡是仿行西方方法、涉及洋务的事情，不胜枚举。然而国家仍然不免于今日的困境，你们所说的变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回答说：我今天的变法主张，与往日有所不同。往日铁路尚未开通，银行尚未设立，银币尚未铸造，矿务尚未开发，制造业尚未兴盛，小火轮尚未行驶，邮政尚未建立，学堂尚未设立，像这类西方的方法，一切都没有仿行。如今风气一旦打开，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国家就足以强大了。麦孟华说：过去的变法者，他们的用心何尝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我改变这些制度，就可以使我国强大。然而国家仍然不免于今日的困境。现在你们的办法还是过去的办法，你们的话还是过去的话，后人看待你们，也就如同看待过去那些人一样。现在试问：兴修一条铁路，筹划购买铁轨，招集股份、聚集工匠，划定官道，厘正章程，限定日期务必完成，材料没有粗劣，官吏没有中饱私囊，工程没有停工废弃，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设立一家银行，联合户部，纠集商民，部署委员，法令没有奸伪，法令没有侵蚀，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铸造一枚银圆，成色没有亏损，重量没有耗费，款项没有漏抽，提取没有短缺，流通没有阻碍，推行没有阻力，局费没有滥用，属吏没有偷盗，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办理一项矿务，聘请矿师，购买机器，勘探矿脉，熔炼矿石，疏通转运，厘定税额，选拔人才督办，没有滥任私人，开采冶炼，切实取得成效，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建造一艘小火轮，铸造铁器，没有偷工减料，派员督理，没有敷衍塞责，收取费用、颁发牌照，没有讹诈民商，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设立邮政，不讹诈邮费，不误急件，不浮报领取，局员不视为牟利之途，督办者不推诿为公事，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设立一所学堂，聘请教师，招集学生，商定课程，筹措经费，丰富图书收藏，考核学业，督促训诫、奖励勉励，如同教诲子弟，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此外一切纺纱织布、铁厂商局，以及其他应当仿行的西方方法，其经营监督，承担这些任务的是谁？现在，天下有心人所殷切盼望，四万万生灵所寄托，千百万种新政得以推行的关键，难道不在那些高高在上、乘车食肉、等待朝见、手持朝板的官吏手中吗！把如此重大的事务，托付给这类官吏，能否办好，即使是蒙昧愚钝的人也能一言断定了。既然不能办好，却仍然每天捋袖激昂地说：“我变法，我变法！”这与过去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中国的官吏难道都庸碌无能吗？回答说：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让他们处理事务。礼乐、刑罚、教育、军事、农业、工业、财政、纳言、守土等，分别隶属职务，专司其责，任期长久，权力厚重，俸禄优厚以赡养其家，使他们没有掣肘，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能竭尽精力处理事务，事务也就治理好了。那些称霸天下的人，鉴于权臣藩镇造成的祸患，担心他们专权跋扈，就设置副职佐官来削弱他们的势力；担心他们盘踞一方、肆意妄为，就催促他们频繁调动以困窘他们的力量；担心他们挟持重权、凭借贵势来窥伺攻击自己，就发布号令、设置监官来剪除他们的威风；担心他们奢侈放纵没有节制，而且官吏众多、俸禄难以供给，就降低俸禄来节省开支。权势不足，才力不足，财用不足，这是驱使臣子走向作恶的道路啊。然而他们才智高强、权术巧妙，破格提拔的诱饵在前面，不可测度的威压在后面，束缚并驱使他们，他们不敢不战战兢兢地循职办事，所以能竭尽精力处理事务，事务也就治理好了等到称霸天下者的子孙后代，这种驾驭之术也衰败了。然而束缚既久，压力日重，即使有才智，也无法自拔。上层的人驯服顺从，在虚文浮辞中苟且偷安，他们把官职看作传舍；下层的人奸诈贪贿，无耻谰言，他们把官职看作市场。唉！难道古人一定才德出众、刚直廉洁，而今人一定疲弱贪墨吗？那是制度不善的缘故啊。况且，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如果捆住他们的手脚，就不能战胜小鸡；公输般那样的巧匠，如果禁锢他们的耳目，就不能制作一件器物。想要使用人的耳目手足，却先捆住他们、禁锢他们，使他们极度拘挛、聋哑盲目，仓促间有急事，却又呼号要求治理，向拘挛聋哑盲目的人要求才力聪智，这就像在裸壤之地寻求龙纹，在聋俗之人中寻求韶濩之音一样。况且先王任用官吏是信任他们，后世任用官吏是猜疑他们；先王任用官吏是重用他们，后世任用官吏是困窘他们。下级也习知上级困窘自己、猜疑自己，于是务求安静无为的说法，于是懒惰、推诿、衰败，看待朝廷，就像看待粥铺和路人一样。把全国事务委托给像路人卖粥者那样的人手中，不欺骗牟利已是万幸了，还指望他们能办好事务吗！现在的官制，本是明太祖操纵权术的产物，也是前代的弊政。然而在闭关自守的时代，苟且太平，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确实是为了防

译摒弃那些专断独裁的权术。如果面对强邻环伺、局势变幻莫测，却仍然固守这种束缚僵化的旧制，那么必然导致各方互相掣肘、互相推诿，拖延时日且惊慌失措，一事无成，而且同样会招致祸患。西方人实行这种制度而取得巨大成效，中国人实行却滋生弊端。由于信息阻塞、利益侵蚀，最终导致改革废止。变法如果不从根本入手，就像浇灌枝叶却希望树木茂盛，澄清支流却希望水源清澈一样徒劳。董仲舒不说过吗：“治理政事不得法，严重的就要彻底废除并重新制定。”没有能百年不变而不败坏的法度，前代美好的治理如今尚且败坏，何况是前朝几百年的弊政呢！国家强弱皆显颓势，要振兴衰败、疏通阻塞，其政令影响极大，其事务极其繁杂，但没有不是从官制开始建立的。然而，要剔除满朝积久的弊病，治疗千年沉疴，梳理万端头绪，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完的。请先探究其病根，修明其主旨，以此来医治国家，或许还有痊愈的希望吧？

译想要治理国家的根本，第一条就是裁减冗员，这很好。日本变法时，删减多余官员，让知县直接隶属于国家君主，即使是尊贵的亲王也出任知县，放松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制约，使他们能够直接表达意见，提高他们的权位，使他们能够担当事务。上级与君主亲近，下级与百姓亲近，所以政令通达，事务得以推行。不到二十年，那个国家就强大了。现在县令虽然亲近百姓，却被本府控制，被监司控制，被督抚控制，下级拜见长官如同朝见天帝，下级处理民事，动不动就受到牵制。君主与臣子相互隔绝，官员与百姓相互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互隔绝，等级森严，清廉诚信的风气也就远离了。然而如果气机郁结阻塞，上级的恩德从哪里宣扬，下级的情况从哪里传达呢？过去周朝以百里之地封侯，直接隶属于天子；汉朝以郡守统领县令，下至百姓。现在我国疆域辽阔，县令多有放纵，不能远学周朝像日本那样直接隶属，也应该效法汉朝的好制度，由巡抚统领，提高他们的品级，授予他们事权，差不多就能考察功绩、选拔贤能，容易规划治理一城，不必担心牵制。汉宣帝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优秀的郡守吧？”每次任命郡守，总是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核实他们的言论，所以循吏良吏最多，于是实现了中兴。唐太宗重视亲近百姓的职位，将督抚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列出他们的善恶，所以州郡大多治理得当，贞观之治于是达到太平。他们亲近下属就像那样，所以钟离意、桓荣以尚书令、仆射的身份出任郡守，虞延、鲍昱以郡守的身份进入三公之列。精心选拔人才，等级品秩崇高简略，他们重视到这种程度。现在即使是监司这样尊贵的职位，奏章不能上达，政治不能惠及百姓，孤立地处在中间，阻塞了上下。至于县令，则由吏部选拔，上级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参拜谒见长官，劳累几乎等同于仆役，清流之士羞于担任，还指望靠他们来求得治理吗？裁减藩司、臬司、道员、府官的冗员，废除参见拜跪的繁琐礼节，人们知道自爱，官吏能够做事，然后上级可以收用他们。至于卿寺的冗员闲职，尤其应该一并裁减。刑部掌管刑罚，却又设置大理寺；礼部掌管礼仪，却又设置鸿胪寺；六部责任重大，而堂官有六七个，各自没有专责，潦倒于冗员之中。至于闲曹，至于宰相，本来是天子的主要辅佐。古代三公的制度，两位伯侯在外，一位宰相在内，责任非常专一。后世则改为司徒、司马、司空，于是有了三位宰相；改为中书、尚书，于是三公成为具文；改为同三品、平章事，于是三省成为虚设；改为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于是其他官员兼任宰相，并且保留头衔。现在则有大学士四人，加上协办。然而机密大事，都隶属于军机处。内阁的设置，都成为散官。官制芜杂败坏，已经损害国家体制。况且推行一项新政，就能被会议讨论，就能被阻挠，就能被牵制。这是供养虚设冗员来自我扰乱。小则白白耗费国家俸禄，大则推诿牵制朝政。如果还因循败坏的法度，这就好比渡江河时搅乱缆绳，不用等到风波险恶，船在中流就一定会翻覆。

第一条是专任。现在一个人专制管理千户人家，两个人牵着羊，就会倒在路上了。一个人规划，那么千门万户顷刻间就能建成。如果在路旁筑墙，那么两年房子也建不成。不是一个人谋划，就智慧且才能；众人谋划，就愚笨且昏暗。权力不统一，见解不一致，局势就像相持不下。开始则牵制，接着则推诿，最后则倾轧，甚至智慧耗尽而才能也败坏。所以专制的法度，用错人则混乱，用对人则治理。分任的法度，用错人则混乱，用对人也混乱。专任的法度，治理时功劳归于一个，混乱时责任专属于一个。分任的法度，治理时相互倾轧，混乱时相互推诿。因此先王设立官职，扩大僚属而不设置副职，是为了专责成而统一事权。汉朝的三公，魏朝的九卿，沿袭而不改变。后魏时期，开始建立少卿来分担九卿的职责。隋炀帝时期，开始设置侍郎来副贰尚书的权力。于是控制纷乱，政事杂乱，官制败坏，延续近千年。现在舍弃周汉的美好法度，沿袭魏隋的积弊，这是沿着前车覆辙的轨道走却以为那是平坦的大道。况且上级担心下级揽权专断，所以一部之中，堂官已经有六个，又加上管部，权力削弱了，事务分散了。又担心他们放荡懒惰无事可做，于是让他们兼任其他部门，一个人身兼数职，每天到几个衙门，奔走困顿，然而每天到堂上，只是拱手站立画诺而已。他们不熟悉事务，权势达不到，本来就不能治理一件事。几个人共同做一件事，那么才能受屈而事情失败；一个人治理几件事，那么才能不足而事情也失败。哪里比得上人事相宜更好呢？说：各种事务繁杂，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才智所能周全的。像这样，不如让议政和行政，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西方国家各部长由一人担任，如果有兴办或改革，议院集合讨论得失，然后下达给各部门让他们推行，所以考虑周全而集事迅速。现在仿照这个意思，修习虞帝开门纳谏的典制，恢复汉代议郎的制度，精选通达中外的人士，聚集在内廷，仔细审察机宜，详细考虑利弊，计议决定后，下达给各部门施行。咨询谋划则群策群力没有遗漏，措施办理则一人专制，既不担心他们揽权，又不担忧他们牵制。数年之间，百废俱兴。舍弃好法度而不实行，只是做惩羹吹薤的举动，以前之所以让人窘迫的原因，

译这反而恰好只是让自己陷入困境罢了。像这样却想要求得社会的安定与治理，即使是尧舜也无法做到。

译第一点：长期任职。使官员安定于其管辖的土地，熟悉那里的百姓，通晓当地的风俗，体察民众的情感，明辨人们的喜好与厌恶，辨别土地的适宜性，权衡利弊得失，经过多年的规划，然后才能着手办理一件事。然而，这并非急于行动就能立刻见效的。张纲目光远大，潜移默化地浸润教化，有的实行几年才见效，有的实行十年才见效，有的实行几十年后才见效。所以吴佑担任胶东相，九年才上报政绩；杜诗担任南阳太守，十年才完成教化。如果催促他们的任期，频繁调动他们，那么即使是像司直、理中、仲路、治赋、龚遂、文翁这样治理郡县的能臣，也将束手无策、俯首听命，无法展现自己的才能。何况指望那些平庸的俗吏取得成效呢？汉宣帝曾说：“地方官吏是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就会使百姓不安定。百姓知道官吏任期长久而不可欺骗，于是顺从他们的教化。”所以汉代郡县都让官吏长期任职，有卓越才能的褒奖以玺书，累积官阶至九卿，最终也不轻易调动。汉代循吏遍布各地，固然因为人才兴盛，也是因为皇上能够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后魏太和年间，开始以六年为任期限制；后唐则缩短为二十五月；宋代则定为三年，一直实行至今。再加上临时代理的情况很多，变动急促，不到几个月，刚筹划一件事，忽然就调往别的郡县，那么继任者将改变前任的做法。刚治理一个职位，又调去代理其他部门，就像“五日京兆”那样，因不熟悉而推诿懈怠。况且铁路尚未开通，道路遥远隔绝，赴任的期限，动不动就超过几个月，还没来得及布置，又再次调动。除非是上圣之人，谁能超越教化呢？古代的封建制度，分封土地和人民，亲近爱护国人，如同治理家事，所以废弃的典章得以恢复，荒废的事业得以兴起，土地开辟，百姓治理，封建制比郡县制更容易治理。只有长期任职的法度还保留着封建制的遗意。如果迁移仓促，官吏像驿站里的过客，即使有才能，谁能治理驿站的事呢？反对者说：长期占据一城，势必专横放肆，唐代的藩镇，就是前车之鉴。回答说：引线的偏差，〇其起点；摄引的速率，〇其重心。唐代把大郡交给武臣，他们私握兵权，世代子孙，重心已经偏向，所以摄引不能达到平衡。现在治理的范围仅百里，兵权不属于地方官，十余年外即可调动，即使有桀骜不驯之人，怎能专横放肆？况且古代的吏治，担心的是专断；现在的吏治，担心的是涣散。古代的吏治，担心的是擅权；现在的吏治，担心的是推诿。制度不同，形势特殊，专断擅权确实不是所担心的。现在还借口唐代藩镇，说长期任职不如频繁更换，那么为什么不引用汉代前事来观察呢？

这三点实行了，然而如果没有辅佐的人，事情就像堂屋没有支撑而无法举起，治理就像被阻隔而无法通达。西方国家新宰相入朝，各部长官都必须更换，听任宰相自行选择，任用他所了解的人，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命令下达如流水，不担心阻碍，所以意志没有不能实行的，事情没有不能举办的。汉代三公都有属官，公开征辟士人，精心选拔英贤，所以汉代的公府得到的人才最盛。外地的州郡，都有僚属，别驾、治中、功曹、主薄，都由州自行征辟，通称为百石官。王涣征辟仇览为主簿，宗资任命范滂为功曹，周景延请陈蕃为别驾，成除任命张牧为贼曹，全心信任，委任政务，从而奏效殊异的成绩。魏晋以后，还沿袭这个制度。北齐政治败坏，奸佞幸臣侵夺官权，州官才开始任用幕僚。隋唐时期，判官、推官虽然等待奏报，还是自行征召的。后世担心他们延任私人，于是所有命官以上都由吏部选拔，内部的阁部司员都有抽签制度，只供起草文书和签署之用，不能依靠他们辅佐。外地的县丞佐杂，都由捐纳获得，无非是市井无赖，更不能有益于辅佐。智慧有不及之处，才能有不周全之处，独立既不能治理，何况文书堆积数尺，高得可以隐藏身体，成案积例，不是都熟悉，不得不委托给胥吏。胥吏本来就是天下的狡猾之人。《诗》说：“与师友相处的人治理得好，与奴隶相处的人灭亡。”所相处的人都是无赖狡猾之徒，还想要以此求得治理，不是左手写字右手休息吗？现在的计策，应当效法汉代制度，内部的宰相部官，外地的督抚县令，听任他们征辟士人设置品级，幕府储备人才，或许有助于政治。至于胥吏，就像树木的蛀虫。一个衙门中，书吏有上百人，阻隔上下，压制讹诈，索取诉讼费用比虎狼还厉害，而且熟悉成例，借此要挟，虽然痛恨他们的害处，没人敢怎么样。不除去蛀虫，树木一定不茂盛，除去的方法，应当用士人来替代他们。萧何主管刀笔，朱震担任从事，缪肜担任主簿，省署文书，督促簿役，都用名贤亲自处理，所以上能匡正弘扬清明的教化，下能疏通郁滞。州县官员不熟悉吏事，一举一动，依赖吏胥，吏胥因此抓住他们的急处而操纵长短，这就是所谓的以羊牧狼。唐代士人刚登科及未做官的，都在藩府征辟，全设主事，也像书吏由落第举人担任。远效这个意思，用士人应试不第的人做吏，优待他们的礼节，使他们可以出身，其中有才能异于常人的提拔为部曹，皇上所重视，人们自然乐意就任，这样上面有僚属的谋议，下面依靠良吏的奔走，牧民之官不劳而治了。这不做，反而听任他们噎蔽，任其毙命不〇病根，日益要求更快，难道不荒谬吗？难道不奇怪吗！

至于奔走于百官之间，鼓舞豪杰，那么资格

译这本来就不是招揽士人的办法。有人引用“后来居上”的说法，汲黯用堆积柴草来讽刺这种现象；宋代大臣李沆也说：“不任用年轻好动的人，难道治理国家只凭资历吗？”我说：“资历的说法，可以治理太平常态下的天下，却无法治理需要应对变局的天下；可以治理大一统的天下，却无法治理列国并立的天下。闭关自守、承袭旧业，不需要人才，一两个老成持重的人足以供驱使，年轻杰出的人可以让他们消磨才华，留给子孙后代。”如今时局变化急迫，强邻逼近，压抑已久，人才凋敝。用厚重的礼遇去寻求，用温和的言语去号召，仍然人心不应。早上选拔出杰出者，晚上就委任政务，仍然人心跟不上。反而又用品级限制他们，把他们安置在闲散职位，一旦有紧急情况，谁肯奔赴？况且要成就大事，担当大政，兴办大利，必须依靠那些卓越超群、刚正不阿、不被众议所震慑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锐气可用、才力足以胜任吗？如果用科举制度困住他们，让他们屈居下僚，用奔波劳碌磨损他们，用岁月消磨他们，那么他们壮年时的雄才伟略，以及乡里所说的卓越超群、不慑众议的锐气，都已经被摧残殆尽。即使有魁梧磊落、年高德劭的人，忧国如家，也将在仕途上跌倒，白头仍滞留郎署，侥幸跻身枢要职位，也已经昏聩颓废、驽钝不堪。唉！让人才衰老，人才就败坏；让事务习以为常，事务就败落。下面的人固然困窘，上面的人又依靠什么呢？况且英明的君主，号称能罗致天下英才的，难道不是因为爵位赏赐由自己掌握，足以驱使他们并操纵他们吗？汉武帝从奴仆中提拔霍光、金日磾，从平民中起用卫青、霍去病，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把兵权交给他们，因此能够剪除强劲的匈奴，辅佐安定的治世。明太祖用人不拘一格，一句话称旨，立刻晋升显贵。萧滋以贡生身份成为大学士，曾敏以监生身份成为尚书，所以士人都感激国士的知遇之恩，奋不顾身地追求利禄。如今爵位俸禄并不缺乏尊荣，神州大地杰出的人才也不缺乏。然而受限于官阶，按部就班地晋升，得到荣誉职位，就说：“这是靠日常努力得来的，不是皇上特别提拔我。”得到高官，就说：“这是按惯例得到的，不是皇上了解我。”如果得到长寿富贵，本来就是自己应有的，谁还会感激图报，束缚国士的身躯来报答众人的待遇呢？古代官阶简单，多次迁升就可以到达公卿之位，所以汉代的车千秋起家做大鸿胪，几个月就成为丞相；后汉的黄琼以议郎身份四次迁升就成为司空。沿袭到明代，官品还少，编修、检讨三级就可以成为大学士，论起资历，还没有造成危害。如今官级繁多细密，迁转困难，进入翰林院，几十次迁升才能成为卿贰；出任县令，几十年也不能成为督抚。即使有曾参、史鱼那样的美德，管仲、诸葛亮那样的奇才，也将低头遵循资历惯例，无法自达；而平庸低劣的人，反而因为资历深久，明显先被任用。这就是杰出之士所以摇头离去、不顾朝廷污秽的原因。从前崔亮创立停年制度，不问贤愚，只按资历限制，人才沦丧败坏，拓跋氏于是灭亡。魏国的灭亡就是这样，汉国的兴盛就是那样。由此谈论，究竟谁利谁害，谁得谁失呢？《诗经》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苏轼说：“能任用有智谋名声和勇武功劳的人，国家就治理得好。”所以要想振兴国势，必须造就人才；要想造就人才，必须打破资历限制，听任他们上书应试，广泛询问他们的行事，普遍提拔他们。如果有特别才能的，立刻授予大官。这样，有智谋名声和勇武功劳的人，难道不纷纷聚集在京城，奋身图报吗？人才既然得到了，还担心事情治理不好吗？由弱变强，由危变安，由乱变治，只要一转念之间，人才聚集，事情就能成功。还有什么顾虑而长久不这样做呢？

译况且皇上明诏大号，目光炯炯，督责告诫臣下，难道不是说要：洁身自守、遵守法纪，不要窥伺我的利益，不要侵吞掠夺我的百姓吗？然而皇上以廉洁要求，臣下却以贪婪回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给予别人生存条件的，才能得到别人的效死；供养别人家庭的，才能得到别人的身心。给予微薄而要求厚重，不是从臣下那里获得廉洁的方法。中国官吏数以千计，攀附钻营作奸犯科，盘剥百姓，贿赂盛行，请托馈赠，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只是追逐利益罢了，哪里还顾念品行呢？更严重的是，欺骗皇上并从中获利，侵蚀国库，克扣军饷，卖官鬻爵谋取差事，比较揣度职位的肥瘦。君主有急难，反而借此谋利，可以说是没有品行道义中最恶劣的了。然而沿袭旧习成为惯例，视为理所当然，那些杰出自好、洁身奉公的人，反而被众人侧目斜视，惊诧为奇异的行为。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县令，因贪污而败露的十有八九。至于京官的炭敬，部员的印结，本来是大声直言不讳，可以在朝廷广众之中公开谈论的。即使号称贤能的人，也坦然接受，没有人非议。然而用国法来约束，用古义来衡量，是污浊邪恶呢？还是廉洁呢？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簠簋不饬”（祭祀不敬，比喻行为不端）吗？唉！捐弃廉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些头颅脚趾，这些呼吸生命，难道他们的本性就与常人不同吗？那么皇上引导他们的方法，就不符合道理了。古代劝勉士人，首要在于厚禄，圭田的制度，在《孟子》中记载得很详细，平民做官，俸禄足以代替耕作，这是极好的制度。汉代以石作为俸禄单位，有定制，宣帝采纳张敞、萧望之的建议，增加天下官吏俸禄十五。后汉建武年间，合并恢复官秩，所以家庭没有拖累，人人怀有自我勉励之心。降及隋唐，制定的俸禄仍然丰厚。宋代阶品、官职、封勋、差遣都有俸禄，正俸、职钱、公费、职田之外，还有衣粮、餐钱，又制定祠禄让老臣安享晚年，厚恩赏赐优待贤能。自秦以来，宋代俸禄最重，所以真宗、仁宗时期，名臣辈出，清廉高洁，治理政绩，循良相继。明朝官俸却微薄，一品的俸禄不到百石，而本色折色实际得到的很少。起初用宝钞折抵米，十贯抵一石，那么石俸就仅仅十四五钱了。成化年间宝钞已经极贱，一贯仅值钱二三文。接着用布折抵宝钞，一匹布抵二百贯，那么石俸就仅仅十四五钱了。一匹布也仅值二三百钱。俸禄之薄，古所未有。《管子》说：粮仓充实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才知道荣辱。自身尚且不能供养，却要求他洁身守正，怎么可能得到呢？我朝兴起，沿袭明朝的弊制，大学士这样高贵的俸禄，才二百五十两银子，二百五十斛米，家里没有九口人的口粮，不及周代的上农，俸禄没有百石的收入，不及汉代的小吏。雍正七年才开始增加养廉银，然而中国礼仪繁琐，费用巨大，长官耗费在随从仆役上，下级官员窘迫于供应，这点钱还不够。况且庆典军役有扣折，太仓的俸禄米红朽不能食用，名义上是高官，实际上几乎不够生活。以此要求他们狷介廉洁，即使鞭策在前，斧钺在后，尚且得不到，却妄图澄清整顿吏治吗？西方国家任用官员，分职很少，给俸很优厚，另外给予公费以供应酬。土耳其这样荒废的国家，宰相月俸尚且一千八百磅，巡捕下役的工资也每月数十金。如果有越理受贿的，必定重惩，所以没有陋规，没有官价，人们知道自爱，以犯赃污为耻。验证中外，考察古今，这不是明显的效验吗？人情没有不思念家庭，顾念妻儿的，毁家济国，高洁的节操不可以要求一般人。皇上不给予厚禄以供养他的家庭，他必定私下从下级那里索取以自奉，与其让他私下索取以残害百姓，不如皇上给予以劝勉官吏？与其让他私下索取以败坏公事，不如公家给予以禁止私取？吝惜这点小费，滋生这种大患，没见这种计策是得当的。衡量职位，加重俸禄，缓解他们的窘迫，激励他们的廉洁，那么士人必定争着自我磨砺，约束自身致力于治理。如果担心国库空虚，费用无从支出，那么滥冗的官员数以千百计，淘汰那些虚耗的，合并他们的定额俸禄，一举手之间粮饷费用就充裕了。俗话说：“正是本，万事理。想要正本，何不在这方面加意呢。”

根本端正了，然而不清除其流弊，仕途仍然混杂。澄清仕途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是停止捐纳，二是严格保举。古代国家有大喜庆，赐给百姓爵位等级，与百姓同乐，不是为了获利。晁错开始提出纳粟拜爵的说法，认为爵位为上，擅出口无穷。捐纳的开启，就成了坏事的开端。名器怎么可以假借给别人呢？然而只给予虚爵，还没有人认为有害。桓帝、灵帝时期，卖官到了实官，吏治败坏污秽，于是颠覆了汉朝社稷。这本来就是弊政失德，足以亡人国家的事情。然而议论的人动不动说是权宜之计，于是投机取巧，把朝廷当作市场。起初只卖虚衔，渐渐卖到实缺，渐渐卖到监司，渐渐卖到虚名。藏匿逃亡的仆役，市井无赖之人，都出钱得到盈余，掌握符节，佩戴印绶，洋洋得意地与士大夫并列。出粮出钱，持符传行郡，这是贾谊所说的无行之尤者也。人们习惯知道那掌握符节佩戴印绶的人一旦得到，我也可以得到这个。于是轻视官吏，于是轻看朝廷，于是贱视功名而污损其爵禄。

译爵位不足以劝勉人，官吏不足以治理政事，像这样还能治理国家吗？何况那些清流之士，以与曹参为伍为耻，都自我引退隐匿，不承担国家事务，而关乎民生的大计以及兴利除弊的新政，于是都托付给亡命之徒和无赖之手。唉，这距离成为汉末的延续还有多远呢？况且捐纳的说法，原本是说资助其款项以救济国家用度。元代捐纳一个县丞的官衔，还需要十五万石粮食，依然如此贵重，尚有所得。现在则像烂羊侯尉那样，其官职贱如狗。捐纳一个监司，不到万金，这对国家用度没有万分之一的帮助。实行这种弊政，即使获得丰厚的收益，也已经败坏朝廷政事而伤害国家体面，何况坐受大害而博取这百数十万的数目呢？中国地广土肥，拥有二十六万矿产的富饶，冠绝地球。如果真的能开矿垦荒，种植畜牧，国家用度百倍还有余裕。却抛弃这巨大的利益，蹈入这弊政，这本来是不可理解的，实在是没有策略了。至于以人才侍奉君主，本来是臣子的公义，古今的盛事。管仲推荐鲍叔牙为上卿，萧何推荐曹参为丞相，齐国于是称霸，汉朝于是安定。现在的保举，却成为弊端的渊薮，不遵循旧例就招揽延纳私人，巧宦钻营，真才被压抑。所以边疆大臣和大吏每年都有推荐，然而姓名堆积如山的文书中，未曾有一个奇才。甚至有的通过谄媚谋求，有的通过贿赂，如果不是这几类人，不能上达天听。对上欺骗君主，对中间败坏官场常规，对下压抑士气，全都具备。觉察和识见本是天性，却谋划人家国如此奸邪谬误！如今天下并不缺乏人才，属官治理内部，见闻并不遥远隔绝。这应该严厉责成大臣，精心选拔英俊之才，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推荐不当，追究举主的罪责。淘汰空乏无用之人而显扬宝鼎，退下驽钝之马而招致千里马，或许爵位赏赐不会泛滥，而国家可以得到任用人才的成效。事情很容易实行，效果很容易显现，却还害怕更改，这是珍馐当前，害怕举起筷子，却每天呼号寻求疗饥的方法，怎么能得到呢！这几项都实行，宏大的纲纪全部张开，郁结得以疏通，牵制得以消除，才干得以施展，芜杂得以清理，杰出的人才得以通达，大势就得到了。既然革除了积弊，应该增加善制的要点。第一是商部：中国洋货内流，每年漏损千万，工艺粗劣，皇上不过问，茶丝的美利，日益浸衰。西方国家商务设立专部，商会力量不足，则国家帮助其推行，专心经营，所以能墟落印度而削弱我们中国。现在应该另设一部，由专官掌管，集合众人讲求助民推广，或许能振兴我们断绝的事业，堵塞其漏损。第二是农部：西方国家民间有农会，国家有农院，选择种子考察土壤，灌溉培养播种收割，都用新方法，国家督促，农官考核，蚕务公会，研究其饲养和瘟病，以至于种植畜牧，都由农部掌管，以完善其事。所以欧洲农田的价值，每年计算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英国棉花的税，每年收入一千二百万金磅，俄国西伯利亚种植树木的利益，每年数百万，而美国养蜂的收入，且敌旧金山的金矿。有农部来督核，所以利益尽而事情举。

译中原土地肥沃，按照欧洲的新法推算，每个县每年可以增加白银七十五万。如果真能特别设立专门的部门，教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研究新的方法，不到十年，就会成为各国中最富有的。难道还会担心贫穷吗？第三是学部。西方国家大小各类学校遍布全国，设立部门来管理，识字的百姓十之八九，每年著书数量达到两万。中国人很少读书，粗野得像苗人、瑶人一样，识字的百人之中不到十个。不是百姓在西方聪明而在中原愚笨，而是上面没有设立学校来开启他们的智慧。多建立学校，另外创设学部，委派专职官员负责，加重他们的责任。像这样如果百姓的智慧还不能开启，大概是没有的事。像这样的做法，增减得当，兴利除弊，立法美好完善。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变得贤良，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变得聪明，中等资质的人可以成为人才。用这样的基础来推行新政，有什么政事不能兴办？用来振兴新法，有什么法令不能施行？反而还小心翼翼地担心事情治理不好吗？有人说：事情重大，不容易承担。我说：变法的根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日本的强大，实际上就基于此。俗话说：非常之事，百姓感到恐惧。萎靡不振，害怕什么呢？汉朝有举荐人才的容易，也如同反掌一样，如果还畏惧艰巨，害怕变革，却只是模仿实行一两项西方的方法，委任一两个西方人，贸然自以为得计。难怪一点好处没见到，各种弊端聚集，千疮百孔，反而给了守旧派借口的理由呢？

论官制

上古时期的事情，君主不独自尊贵，臣子不独自卑微，官吏不独自低贱，臣子不独自卑微。所以职责专一而法令简约，官吏不独自低贱，所以懂得自爱而重视犯法。官吏为什么自爱而重视犯法呢？回答说：上古有士人的学问而没有官吏的学问，其次则有士人的学问，有官吏的学问，那么士人稍微尊贵，官吏稍微低贱。末世的事情，没有士人的学问，没有官吏的学问。士人的学问，是什么？是百姓士人修养他们的学业。所以士人修养他们的学业，农民修养他们的学业，工匠修养他们的学业，商人修养他们的学业，擅长文辞辩论的人修养他们的学业，擅长武勇的人修养他们的学业，熟悉日月星辰名称的人修养他们的学业，熟悉山林坟衍原隰名称的人修养他们的学业。擅长士人事务的人成为士师，擅长农业的人成为农师，擅长工商的人成为工商师，擅长文辞辩论武勇的人成为文辞辩论武勇师，擅长日月星辰山林原隰的人成为天师地师。士师中最优秀的，成为士长，其次的成为士长的下属，再次的成为士吏。农师中最优秀的，成为农长，其次的成为农长的下属，再次的成为吏。工师商师中最优秀的，成为工商长，其次的成为其长的下属，再次的成为吏。文辞辩论武勇师中最优秀的成为文辞辩论武勇长，其次的成为其长的下属，再次的成为吏天地师中最优秀的成为其长，其次的成为其下属，再次的成为吏。士长退位后由其下属代替，其次由其吏中最能干的代替，直到成为长。农吏、工商吏、文辞辩论武勇吏、天地之吏也是这样。所以学习士、农、工商、文辞辩论武勇、天地的人，能够治理他们的官职，能够饮食教诲他们的吏。所以长完成士人的事务，下属完成士人的事务，吏完成士人的事务。所以做吏的人，不欺骗他的长官以危害治理，不欺骗他的长官以触犯法律，不欺骗他的长官以损害名声，不欺骗他的长官以伤害感情。中古时期的事情，则有官吏的学问了。士人，居住在党庠、州术、国学，就卓越出众，穿着六艺的服饰，通达经纬，称为儒。侯伯将他们进贡给天子，在司马那里考试，讨论到智力足以胜任一个官职，行为足以比肩一个乡里，先进行吏职考试，给予庶人在官的俸禄，或者终身任职，以此确立他们的身份，以此确立他们子孙的姓氏。所以说：“不贤能的人只识小技，没有不拥有文武之道的。”又说：“笾豆之类的事情，则有司职的人存在。”说的是官吏的学问。末世的事情，官吏更加积累轻视，士人更加积累重视，士人的学问荒废就崇尚虚文而政事微弱，官吏的学问分裂就凭借他们的刀笔筐箧簿书期会的才能，捋起袖子谈论治理，作奸犯科，毫无顾忌，士大夫更加不齿于官吏的权力，也更加张扬。于是有宰相、督抚、常侍这样的大臣，面对九州倒悬的危局，穷尽变通长久的重大计策，却被吏胥所劫持。章奏不一定关乎治理根本，但必定不能不符合部里的条例；措施不一定有利于时世，但必定不能不缴纳部里的费用。不说是功令，就说是则例；不说是成宪，就说是家法。至于那些沉浸在河工、盐漕、仓储、军械之中孕育孵化，在州县府厅的治理中磨耗才华吮吸血液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人了。现在在外，从州县到府道，再到督抚；在内，六部司官、堂官，官员越尊贵，事情越多，文书日积月累，熟悉案例，没有比吏更厉害的。确实不能省去，那么不如全部用士人来替换。士吏贵贱不悬殊，而一切使他们出于学问。所以治理州县的吏，不如恢复乡官；治理部寺的吏，不如设立幕职。而且我听说，世上担忧吏的人有说法：担心外吏的人说，治理官吏的官员多，那么吏就更容易得逞。州县不足信，信监司；监司不足信任，信按察、布政；还不足信任，信督抚。又不能统一信任而两制之有事，必定用公文书传达，不合则反而委托给州县。所以州县的事情，得到府道数倍，得到按察、布政又数倍，得到督抚又数倍。以一人承担数十倍的事情，不能自己治理文书，那么吏就治理；而吏接受

译更加狡猾。所以官员众多，是官吏的便利。批评内部官吏的人说，天子亲自掌握各种政务，一切裁决都出自上面。长期如此，臣下的事务逐渐懈怠。各部门官员拱手奉行，所以厌恶变革，厌恶考核。一旦有设立或改革，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吏就会纷纷起来共同抵制。因此，如果职权不专一，官吏就会培植私人交情来把持公事；如果法令太繁琐，官吏就会分析轻重来出入罪名。这两种弊端不消除，官吏就会像窟穴一样滋生，横议就会产生，那么就会喧哗着每天烧毁定例，改革官制之后才能治理好国家。虽然如此，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儒者所能私下议论的。

译问：官署行政之学的条理源流，可以说说吗？回答说：《汉书·艺文志》引用刘向将学术分为七科九家，道家出自史官，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法家出自理官，名家出自礼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纵横家出自行人，杂家出自议官，农家出自农稷之官，小说家出自稗官，这是说官署行政之学的分别。周代司寇实行三刺制度，讯问群吏，这说明官吏是法家之学。太宰施行典章于邦国，陈列殷法设置辅佐，燕礼中士人旅食，尊奉两圜壶，在堂上旅酬，周代的官吏并非非常低贱。王粲《儒吏论》认为先王广泛施行教化，使刀笔之吏服膺雅正训诫，竹帛之儒通晓文法，这是六艺的恩泽。汉代身为士人学者不废弃官署行政之学，贾谊、公孙弘、儿宽之类都研习儒家言论，太史公称贾生明晓申不害、韩非之学，公孙弘、儿宽以狱吏身份引经义决狱，而汉武帝合并郡太守卒史，督责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文翁任蜀郡太守，选拔郡县小吏向博士受业，后汉栾巴任桂阳太守，卑微末流的官吏都令其习读，且专用经术考核官吏了。然而汉代官署行政之学只有法家特别兴盛，萧何、叔孙通增补法经，张汤、赵禹以狱吏身份入仕，增补律令，郭躬、陈宠父子世代研习法令，应劭撰写律本章节句，孙叔宣、郭令卿、郑玄、郑玄、马融诸家，汉代律章句家数十万言，从此以后衰落了。魏国卫觊上奏：“刑罚是私议所轻视的，狱吏是选用所卑视的，应当设置博士互相教授。”齐国孔稚珪上表：“寻访古代名流多有法学，如今士人没有肯做的，抛弃如今如果设置律助教，依照五经例，国子生有想读的策试高第补官，或许士流劝慕。”崔祖恩说：“汉代习律有官，子孙传业，如今廷尉律生乃是令史门户，刑罚不能施行，职此之由，竟未施行，那么官署行政之学更加废弛了。”唐代九流百家之士都附属于诸国学，授以经，高宗总章初诏令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以经，欧阳詹记载太学博士张公讲《礼记》，法家、名家、书算家也自其馆设阶云来。唐代国子司业掌管六学，第四曰律学，然而元和中敕令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刘晏于是说：“官吏没有爵禄利重于名，那么其途益轻了。”宋代太平兴国中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元代吏员贵仕至台省，明代太祖禁止吏应试，划之士流之外，虽然初制。吏员、进士荐举并用，而后禁止更甚。官署行政之学自唐代而绝，吏品自明代而绝，而权势益甚了。如今西方国家的制度，还接近古代。大学设法学科，科分四项：曰刑名，日通商，曰纪纲，曰公法。从爬雷司审事官等而上之，月审、季度审、巡审、上议院审事等官，刑事部大臣都由刑名以进。未得仕者为律师，或者佐官听断，或者助民执讼，都公言之。从巡捕之官敌司退克审事官等而上，至各康退射尔长名，以及民政、内部总管府，都取于明纪纲法律学者。从出使领事、税务、邮政、藩部、外交总办至大臣，多由明公法通商以进。故此科为士出身之专途，官吏不分而悉通于学。政知自贵，不是官署行政之学昌明吗？如今制度，康熙中有二甲、三甲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门实试观政的条。雍正中有新进士派各交省藩臬学习之条。乾隆中有举人分部学习之条仁宗末年，督责各部任用书吏之弊戒谕益严切。仰见本朝成，以官署行政之学为当务之急。如今诚于京师设大学堂，而各省设小学堂凡二甲、三甲及举人、贡监之赴者，须入大学堂若干年。各省学堂则以、附生充之，取本朝掌故书，分门考究，严加课试，以定论，使大受小知，黑白昭然，斯亦官署行政之学之实事也。

问：乡职之设，源于三代之遗。《周官》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族师、间胥、比长；自县正而下，有长、长、里宰、邻长。《管子》说：“择其贤能使为里君。”汉代制度斗食佐史之秩为小吏，有亭、三老、啬夫、游徼。高祖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为三老乡一人。择三老为县三老，与县令、尉以事相教。后周苏六修诏书，尚有党、族、间、里正、长之职。隋竟废。明代设立老人、粮长之类，遂至凭借官府，肆虐闾阎，收粮石，准折子女。乡职之，何吏胥？雍正时鄂文端议州县不必设乡官、副官，奏说：“今之州同、州判、丞、簿巡检、吏典等官，即汉代三老、游徼之类也。《唐书》所载县下于乡，即今之乡约、乡保、总甲、练之类也。名异实同，人存法立，牧令得人，此等人

译这些措施都能弥补官府的不足；但如果州县官员不得其人，即使有贤能的乡官，也无法主持事务。如果遇到不肖的乡官，反而足以助长他们的恶行。至于衙役和差票的危害，差票可以酌情裁减，但衙役必然难以全部革除。如果说乡官的差委一定比州县官员的衙役更好，谁相信这一定是事实呢？因此，乡职是绝对不可恢复的。”如今说恢复乡职来治理州县的官吏，其道理何在？回答说：设立乡职必须任用官员，任用本乡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担任，那么一切钱粮、盗贼、诉讼、赌博、保甲等事务，都可以委任士人来治理。他们世代居住在当地，见闻熟悉，那么考察识别就容易周全；他们出入于街巷邻里，情意相互信任，那么利害关系就彼此了解；他们身处士人阶层，稍微存有廉耻之心，那么鄙陋的情欲就较浅；事务归于故乡，关乎身家性命，那么对于舆论就应当顾忌。即使有不肖的士人，武断专横，州县官员依法制裁，撤去其职务，详报革除其功名，既背负官方的谴责，又被乡里所抛弃，谁还乐意做这种事？明朝的三老、粮长大多是无赖子弟，是士人所不屑于提及的，所以他们与书吏勾结蒙蔽作奸犯科，这并不是士人的罪过。至于乡首的差委，怎么就立刻等同于吏员呢？请以西方的政治来说明：英国县治的地方官员，除了敌司、退克之外，还有振恤官、保卫官、学校官、营造官、税务官，都由民众推举，以社会为分治单位。宽大的乡区一个爬理司分为几个社，狭小的乡区合并几个爬理司为一个社，每个社各有一名官员，由民众推举决定进退，因为有舆论监督，所以没有盘踞把持、贪赃枉法的事情；他们不掌管赋税，监督工程，所以没有横征暴敛、随意摊派的累赘；俸禄有定数，应酬有公费，所以没有津贴亏空的担忧。刑官的月度审判由朝廷选授，季度审判由民众推举。巡捕与刑官协同办事，部署按照兵法编制，士兵如同《周礼》中司险守禁、司隶捕盗的人员。薪俸既优厚，约束更严格，没听说他们扰害乡里，像衙役那样危害严重。后魏太和年间，李冲请求设立乡长、里长等职位，孝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说：“用大的督促小的，从近到远，就像身体指挥手臂，然后口算平均，道义兴盛，诉讼平息。”史书说立法之初，多称不便，事情实施之后，天下安定。那么，事情被时论所阻碍，古今有同样的忧患了。

译问：汉朝制度规定，郡国守相可以自行征辟属吏，公府掾属也征辟知名士人。唐朝制度规定，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从判官、副将以下都由使臣自行选择。如今想要仿效汉唐之法而任用幕僚，但吏员地位向来低贱，士人不屑于就任，况且必须为他们开通仕途，然而士人本来不熟悉吏务，仍然要依赖狡猾吏员的文书办事。而且如果让督抚部司增加门生故吏、亲家游食之徒数千百人的冗员，开启劣幕狂生数千百人无名保举的冗员，这还不仅仅是徒劳无益。必定会导致通过攀附关系猎取职位，士人更加无耻，吏务更加混乱。近日大吏幕职中以刑名文案为优，凭借他们的狡猾，竟然操控州县事务，搜刮贿赂以肥己身，结党营私以互通声气，其气焰更加凌驾于吏胥之上。幕职可以任用吗？回答说：幕职的设置，并非只有汉唐才有。《周礼》中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废置，司徒、司马举荐贤才诏令事务，这就是幕职的意义。如今严格选拔，必定要求他们出自学堂，才识过人，多次考试高等者才予以征辟，那么滥竽充数者就少了。试任数年，根据他们的功绩勤勉作为仕进的依据，大吏保举不实者有惩罚，那么失察保举者就少了。那些士人，既然已经在学堂经历校试，出身之初，声名为重，开通功名之路，堵塞滑避之径，没有谁会以狡猾吏员的奸赃自污。如今幕职中狡猾的人，必定不是学堂之士，由此可知。如今泰西制度，各署长官都能自行举荐属员，从最低职位可以提拔至属吏首领，有才能提出建议属于地方有司的，内部可以举荐为刑政官之长；属于疆吏的，藩部可以举荐为吏之长；属于使职的，外部可以举荐为总关税务及公使，其余部门也是如此。他们志向坚定，职任专一，所以能守公奉法。那么说幕职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国；可行于古代，不可行于今日。那么古代的士人都是贤人，而中国今日的士人都是不肖吗？我不敢相信。

叙述疆臣建树的基础

薛福成

国家承平二百多年，凡是有大寇患兴起，大兵役必定特别简选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随后又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称会办、帮办的，都是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著，呼应素灵。吏部协助用人，户部拨饷，巨饷汇聚天下全力以经营之。督抚不过承奉号令，备策应而已。他们离开一个督抚，犹如拉枯朽之物。所以督抚都奉命谨慎，不敢违异。道光末年，海疆事起，经略大臣才望稍逊从前，权力也稍减，已与各行省大吏有互为胜负之势。咸丰年间，粤寇势张，首相赛尚阿与总督徐廣縡相继奉命督师剿贼，都无远略，以致败事。从此以后，或用尚书、侍郎及将军、提督为钦差大人，或用各行省督抚兼任兵事，而能成功的，则在督抚为多。曾文正公以侍郎身份剿贼，不能大行其志，等到总督两江而大功告成，因为他有土地、人民之权，不依赖他人。所以督抚建树的基础，在于获得一个行省供其使用，而其绩效所成就的大小，尤其视所凭借之地以为标准。大抵多事之秋，没有比筹饷更急迫的。饷源以地丁、漕政、盐税、关税、厘金为大宗。地丁有正额耗羡、租粮三，而租粮之中有旗地租、屯租等名目，各行省事例不同漕政有漕粮、漕折、漕项三，漕项是按粮额征银，以备运粮经费。漕折是由征粮原额改为折色。盐税有课、羡、厘三。关税有洋税常税两。厘金有百货、洋药两种。洋药厘税未并征以前，所征厘金仅抵货厘的十分之一。承平时筹饷之权，固在户部。疆事糜烂，关税之外，户部提拨之檄不常至，即使到了也坚决不应。事机急迫，安危系之，这时想要等待户部济饷，势所不能。而疆臣在艰难之中竭蹶经营，那么部臣也不能以承平时文法掣肘，所以疆臣中负才略者，转得从容发抒，以成夷艰济之功。江苏一省，丁、漕、盐税、厘五者俱赢，岁入白金千万两以外，曾文正公用之以削平大乱，旋乾转坤，今伯相合肥李公亦用之以招练淮军，四出征战。曾公所用，在江、扬、淮、通、海者为多，以盐务为最富，而地丁、厘金辅之。李公所用在苏、松、常、镇、太者为多，以为洋税、厘金为最沃，而地丁漕政辅之。浙江一省，也五者兼备，岁入可得江苏的一半。左文襄公用之以驱殄悍敌，肃清西陲。左公后虽离浙，而西征所借惟浙饷，尤丰也。湖北一省平时本仰他省协饷，自胡文公改漕章，通蜀盐，整榷。这时汉口洋关虽尚未设，而丁、漕

译每年的财政收入已达四百多万两银子。左文忠公（宗棠）利用这些资金供养六万军队，分兵支援邻近省份，规划江淮地区的防务，有匡扶维系全局的功勋。

江西省的财政收入，以地丁银、漕粮折色和厘金为主要来源，而九江关的关税稍作补充，每年的收入与湖北省不相上下。曾国藩公起初利用这些资金支撑危局，进军江南。沈葆祯公随后利用这些资金征调军队、调度将领，彻底歼灭残余的叛军。只是江西地处非天下中心，所以整体形势稍不如湖北。

四川省土地广阔、物产丰富，赋税定额向来较轻，如今在地丁银之外增加津贴，在津贴之外增加捐输，虽然已是旧额度的三倍，却仍只有江南田赋的一半，再加上盐课、关税和厘金三项作为补充，每年的收入不亚于湖北和江西。骆秉章公利用这些资金铲除强敌，同时兼顾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份。丁宝桢公随后利用这些资金协济邻省的军饷，筹划安定边疆。

译自从文诚公改革盐法后，每年的财政收入又增加了百万两以上。湖南省一地，合并地丁、漕折、厘金三项收入，每年大约二百五六十万两。骆文忠公利用这些钱粮来训练军队、派遣将领，攻克收复了邻近的疆土。过去湖南本来依赖其他省份协济军饷，被列为中等省份，然而它的声望和功绩远播，甚至超过了上等省份，这都是人们习惯于作战、贤才奋发兴起的效果。福建省一地，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各项收入，大约超过三百四十万两，加上闽海关的洋税三百多万两，每年的收入还在浙江省之上。但是关税由户部提取调拨，不是地方大吏所能主持的，加上福建地处沿海，供养的军队较多，全年征收的税款，用于地方留存开支以及水陆经制兵的军饷，还觉得捉襟见肘、忙不过来。所以凭借左文襄公的雄才大略，也没听说有大力度使用的情况。只有船政经费指定从关税中拨付，是从左文襄公开始的，这也是富国强兵的重要谋划。广东省一地，综合地丁、盐课、税厘四项收入，每年的收入几乎与浙江省相当，近来又有沙田、烟膏、闱姓等捐税章程，都成为巨大的数额，所以筹措军饷的途径更加宽裕。过去地方大吏没有卓越的才识，往往沿袭旧例，或者想要有所作为但权力不属于自己，未能奋发树立规模。近来南皮张尚书之洞，颇能利用这些资源来整顿海防，但尚未完成其绪，然而这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地方。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个省份，它们的财力都足以自给自足，如果有非常巨大的支出，就必须依赖其他省份的转运输送。直隶的地丁、旗租、盐课、税厘年收入大约五百五六十万两以外，因为在内地的支用稍多；陕西、安徽、广西的年收入大约从一百六七十万两到一百二三十万两不等。广西向来没有承拨京饷的任务，十五六年前藩库还积存了数十万两，现在则稍微枯竭了。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个省份，财赋以地丁为大宗，其他项目稍作辅助，每年的收入各超过三百万两。山西用全力供应京饷，事务也稍微简单。山东自从巡抚崇恩废弛吏治后，州县都侵吞亏空钱粮，年收入几乎不到一百万两。相国朝邑阎公担任巡抚时，才开始大力整顿，丁文诚公又继任他，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数额，文诚公于是利用这些钱粮来剿灭捻军、堵塞决口的黄河，声威显赫。河南很久没有整顿，然而历任巡抚也用剩余的力量训练成了张曜、宋庆两支军队，驰援剿灭捻军、回民等寇盗有功。又如甘肃、贵州、云南三个省份，向来依赖其他省份的协助。云南年收入六十多万两，甘肃年收入三十多万两，贵州年收入二十多万两，都绝对无法自立。左文襄公每年征收东南的军饷八百多万两，才能完成西征的功绩。岑襄勤公毓英平定云南回寇，颇能随地借助民力，也同时仰赖其他省份的协饷。如果一定要全部使用本省的经制钱粮，那就不足了。天下的事情，靠才力来运作，靠财力来完成。如果财力不充裕，那么才力虽然宏大，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大致排列各行省年收入的大数，来了解使用这些资源的人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使后来的有志之士有所借鉴。又听说现在台湾新设行省，既分得了闽海关洋税的三分之一，又得到地丁、盐课、厘金来增加收入，年收入可以超过二百万两。刘中丞铭传曾经利用这些资源来抵抗强敌，近来又购买战舰，修筑炮台，建造铁路，开创风气，为天下之先。将来必定与福建、广东并立，成为东南海疆的屏障。如果管理得当，不仅仅是形势上的优势，就是物力的丰饶，也足以自我奋发。难道一定要因为土地狭小而怀疑吗？

督抚同城的弊端

薛福成

本朝规定设置总督八个缺额，巡抚十五个缺额，近来又增设新疆巡抚一个缺额，而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在未移驻以前，总督和巡抚同城的有四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湖广大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省巡抚同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省巡抚同驻云南。起初总督不常设，遇到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用兵才设置，军事平定后，就不撤销，也是让他们与巡抚互相稽查，用来显示制约，防止恣意横行。然而在一座城中，主持大政的有两个人，志向不一致，权力不统一，其形势不得不出现争斗。如果总督和巡抚两人都不贤良，就互相包庇隐瞒，以便谋取私利，仍然难以收到牵制的益处，就像乾隆年间伍拉纳、浦霖的事情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果一个贤良一个不贤良，那么小人嫉妒君子，力量常常有余；君子对抗小人，势力常常不足，即使时间久了是非自然明了，赏罚没有差错，但国家大计和百姓生活受到的损害已经很深，就像康熙年间噶礼、张伯行的事情可以看到的那样。又有君子与小人共事，不免稍微有所迁就，就像乾隆年间孙嘉淦、许容的事情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果总督和巡抚都贤良，本来就不需要牵制，然而有时意见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能相处融洽的，即使是贤良的人也不能避免。曾文正公与沈文肃公葆桢本来不同城，而且有推荐的交情，尚且难以始终融洽，其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郭侍郎嵩焘在离开广东巡抚职务时，上疏陈述督抚同城的弊端，认为应当酌情变通，话说得非常恳切到位。现在我姑且就见闻所及的情况叙述一下。吴文节公文镕总督湖广时，广东贼寇

译局势正嚣张，被巡按御史崇纶所中伤，逼迫他督师出省，却暗中掣肘，军械粮饷都缺乏，文节公因此战死，武昌随即陷落。此后只有胡文忠公与总督文恭公官文相处最好，被天下人称颂。文忠公去世后，文恭公弹劾巡抚严树森使其去职。威毅伯曾公国荃任巡抚，又弹劾文恭公，曾公也不安于位而离去。等到合肥李公任湖广总督，巡抚本是他的属吏，诸事拱手接受成命。李尚书瀚章继任，完全遵循旧例，又在位时间长久，从此巡抚几乎以闲散自居，而总督与巡抚没有龃龉，政权没有纷扰了。郭侍郎任广东巡抚时，恰逢前任宰相瑞麟以将军升任总督，贪财卖官，治军尤其畏缩。侍郎心中不以为然，上疏委婉纠正他的过失，因没有靠山而被罢免。蒋果敏公益澧任巡抚，英明锐利喜欢任事，瑞麟对他怀恨在心，严厉弹劾蒋公去职，因此更加专横无忌。后来英翰任总督，因允许科举舞弊和捐纳之事，被巡抚张兆栋弹劾罢免。近代张尚书之洞总督两广，与历任巡抚都不和睦，朝廷甚至命令他兼任巡抚以专任其职，那么督抚同设的无益，也可以大概看出来了。咸丰同治年间，徐之铭任云南巡抚，被叛乱的回民所胁迫，又依靠回寇来巩固自己，在边境杀害了升任陕西巡抚的邓尔恒。张尚书亮基任总督，甚至称病求退，以迅速离开云南为幸。潘忠毅公铎任总督，正计划用回民攻打回民来对付徐之铭，泄露了他的计谋，忠毅公于是遇害。光绪初年，总督刘岳昭与岑襄勤公毓英任巡抚时不相和睦，舆论都不认为总督有理，逐渐导致总督被罢黜。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气势汹汹凌驾于总督刘武慎公长佑之上，颇轻视他，刘公郁郁上疏求去，朝廷罢免了潘鼎新，慰留刘公，这都是督抚不能兼容的明证。福建督抚之外，又有将军及船政大臣，命令分歧，尤其不能统一。自从巡抚移驻台湾，对政体并非没有裨益。我认为湖北、广东、云南三省，都可以废除巡抚而由总督兼理，如福建的例子，不仅如此。各省道员与知府同城的，都可以废除知府而由首员兼理其事，或许纷争的祸端可以消除，民生吏治受益多了。我考察宋代节度、安抚等使，都兼任知一府，所以即使是使相也称大府，这确实是美好的制度，不是近制所能达到的。既然尊贵的督抚，还可以兼任知一府，那么用总督兼任巡抚，用道员兼任知府，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关于督抚同城急宜酌量变通的奏疏

郭嵩焘

奏为：国家设立官职，如督抚同城这一条，急宜酌情变通。谨就微臣阅历所及，推究其源流而查明其得失，恭敬上奏，祈请圣上鉴察。

私下查明，永乐初年，浔州、桂林、柳州三府蛮族作乱，派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这是“巡抚”名称的开始。景泰三年，浔州、梧州瑶民作乱，朝廷议论认为两广应当协同支援，于是设立总督。由此可见，总督、巡抚这两个官职，都发端于两广地区。整个明朝，以十三位布政使为定员，而总督、巡抚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有时设立有时罢免，大体上与军事事务始终相伴。成化以后，设置日益增多，如京东北一路，有蓟辽总督、保定总督宣大总督，又有顺天巡抚、永平巡、保定巡抚、辽东巡抚、宣府巡、大同巡抚、天津巡抚、密云巡、开府相望。然而考察当时情况，督抚驻守地方，从来没有同城的。保定增设总督，而保定巡抚另驻真定；宣大分设巡抚，而宣、大总督另驻阳和。至于两广督抚的沿革，起初分设巡抚，后来改设总督。天顺二年，派遣右佥都御史叶盛巡抚两广，于是稍微更改了名称。成化元年，又由总督兼管巡抚。嘉靖年间，增设广东巡抚，总督只兼管广西巡抚，从梧州移驻肇庆。隆庆三年，又增设广西巡抚，总督改兼广东巡抚。因此两广总督、巡抚时常未曾同时兼任。

本朝以来，总督、巡抚成为定制，中间小有裁撤合并，但比起明朝频繁变更，规模固然远远胜过。其中督抚同驻省会城市的有三处：福建、湖广、云南。原本不同城，后来移驻省会城市，遂成定例的有一处：两广。推究立法之初，地方吏治归各省巡抚管理，听受总督节制，而总督专管军事，所以河南、山东、山西专设巡抚，就不再设提督，是因为不想让武臣主管军事，而巡抚又不得统辖提督，所以给巡抚兼衔。直隶、四川、甘肃专设督，仍兼巡抚衔。大致将军事归总督，将民事归巡抚，这是国家的定制。而巡抚按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巡抚不敢自行专断，于是所有大政都听任总督主持，又各自开设幕府，行文办事不能像六部尚书、侍郎那样共同处理一事，而参差错乱、动荡不安的情况常常很多。

道光末年，两广积弊已深，叛匪一起，乱民归附他们如同回家，蔓延到东南，而安徽、河南的捻匪，陕西、甘肃的回匪，趁机逞凶。作乱的都是百姓，那么各省巡抚失职的就多了。额定营兵，多的有六七万人，少的也有一万余人，竟然得不到一个兵的使用。镇将参游按资历越级提拔，担任将帅的更没有一个人。用来转战的都是勇丁，而军队成为虚设。积久又更加累赘，每年耗费钱粮一千多万，互相相处安然自得，那么各省总督失职尤其严重了。而自从军兴以来，江忠源、胡林翼、罗南、李续宾以及如今的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岳昭等，都以司道主兵，有的积功至督抚，兵权日益分散，总督仅守虚名。而按例规定分年查阅行伍，考核将弁，都以总督专政出巡的日子为多，两省情况也借此周览。军兴数年，此典竟废。

同治元年，兵部奏议，御史陈廷上变通营制一折，奉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贵州等省各镇协武职升迁调补暂由巡抚办理，千总以下直接由巡抚咨报部。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弁以及本省筹办防剿，即专责成巡抚管理。其总督兼辖省份的军政考核，着直接由巡抚就近出考，会同具题。至于巡抚同城者，仍照旧章办理”等因。钦此。

因此查得一省千余里的地方，能考求其利弊，周知其情况，已难其人。至于兼辖省份，原本不过是奉行文书，周旋应付，稍求整顿，隔�必多。所以议归巡抚管理，也是穷困到极点必然变化的形势。而与总督分省的巡抚，军政民事一听主裁；与督同城的巡抚，军政既不得参与，民事又须受成于总督。一个虚立其衔，一个两操其柄。所以从前督抚同城，名存而实去的，仅一巡抚。自近数年，则督抚之名两乖，而巡抚尤其失职。臣请详述其得失利弊，为我皇上一一陈述。

传曰：“天子的行动贞正专一。正因为专一，所以能统一百姓的耳目，而定属吏的从违。”宋朝设置监州而兵力因此削弱，设置巡按而政事因此喧嚣。知道的人惋惜它，然而对于政令所出，尚有未分明的地方。督抚同城，爱憎好恶之情不同，宽严缓急之用不同。同为君子而意见各持，同为小人而欺诈倍增。如举荐一人，此誉之，彼毁之，于是是非混淆；弹劾一人，此远之，彼近之，于是趋避容易。徒令

译司道以下官员茫然不知该听从谁。其中的君子模棱两可、进退失据，以求两边都不得罪；其中的小人则趁机从中渔利。朝廷定制，钱粮及官员升迁调动之事统归藩司，刑狱案件统归臬司，督抚只负责总体协调，难以有所作为，却又相互攻讦，矛盾重重。这是皇上设官以求治理，但督抚同城却完全无法实现治理。假如一个县设两个县令，一个郡设两个郡守，百姓一会儿趋附一会儿躲避，一会儿迎合一会儿抵触，能有一天安宁吗？一个县的范围尚且广大，百姓尚且愚昧，都足以造成祸害，何况是主持数十州县之地，统领千百属吏，却让他们相互掣肘以扰乱政事、欺压百姓，其危害必定巨大。这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如此。臣自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后请假回乡，路过武昌，亲眼目睹吏治的懈怠，积习的深重，心中担忧将发生动乱。其后五年果然动乱爆发，前后有三任督抚殉难，两人被处死，四人被弹劾。幸亏胡林翼开创规模、改变风气，情况才稍有好转。云南的动乱则已经形成。前任督臣张亮基每当提及前任抚臣徐之铭牵制的情形，总是叹息不已。各省吏治人心的弊端，以福建、广东最为严重。仔细追究其原因，是数十年来的瞻前顾后、因循守旧，酿成动乱、包庇奸邪。实在是因为督抚同城的缘故，从事情本身看是如此，从效果看也是如此。历来同城的督抚，彼此猜忌，互为仇敌，唯独在公事上，一切从容旁观，只求避免嫌怨。在太平年代，沿袭旧例、恪守职责，也差不多可以少犯过错。但在多事之秋，面对积弊疲敝的风气，却多有牵制，苟且求安无事，还自以为是和衷共济。朝廷能依赖他们吗？自古中等才能的人多，贤能的人少。皇上委任地方大吏，只要中等才能的人足以自守，其中一两个贤能者，根据时势放宽或收紧，自然可以在弊政中相互维系。如果不实行督抚同城，那么贤能者永远无法有所作为，中等才能的人也因此自我废弃。这就是臣所说的急需通权达变的原因。近年云南督抚都寄居在省外，毫无凭借。臣愚以为，云贵总督一职，宜暂时裁撤，责成巡抚剿灭贼寇，以统一事权。至于闽浙、两广总督，则或参照明代制度，合并为一员。福建的情况，臣不能详知。广东督抚两标及两署的书吏，分别裁并。营政、吏治、关税盐务这四方面，未尝不可整顿。权力分散则情感多乖离，责任专一则事情易成功。这不仅对地方益处极大，对国家经费的节省，也必定很多。臣见明代臣子韩雍，在两广总督任上上疏说，两广地大事繁，请求裁撤总督，东西各设巡抚，当时立即施行。韩雍请求将责任分于两省，如今臣请求将重任归于专城，意义在于因应时势，道理相同。至于本朝督抚的沿革，如河东总督、偏沅巡抚等，也时有废置。即使咸丰九年裁撤南河总督一职，也是出自皇上圣裁，期望大臣没有旷职虚设之员，而天下也共同受益。臣在广东任职两年，对地方利弊的源流知之颇详，心中想陈述此事已很久。因担心言语稍显直切，或许被怀疑有其他用意，所以想言又止。如今即将卸任，以切身的阅历，谋求及时的变通应用，敢推究得失利弊的根本原因，供圣明皇上采择。

译请裁撤河道总督的奏疏

查考河南、山东河道总督这一职位，从前事务繁重，是因为黄河流经河南、山东两省辖区，黄河堤防工程共有十四个厅，另外还有运河六个厅，且全部漕粮数百万石，粮船络绎不绝地北上，人夫众多且混杂着宵小之徒，容易藏匿其中，济宁是山东的门户，也需要大员镇守压制，因此设立这位总河，驻扎在济宁，让他专门治理两省的黄河，又治理运河，兼催漕运，事务确实繁剧，不是巡抚所能兼顾的。等到咸丰初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之后，河南黄河工程裁去了五个厅，山东黄河工程全部裁汰，于是黄河工程只剩下河南现在的七个厅，而运河工程只有捕河所属从戴庙到张秋镇这一段最为重要，因为当时河臣防河驻扎在豫省，捕河运道便改归山东抚臣就近派员，随同运河道官办理，沿袭成为成例，于是运河的事务也比往年大大减少了。河运的米粮不过十万石，比起从前只有三十分之一，船只小而人也少，不再有匪徒藏匿其中，那么镇守压制也就不需要大员了。所以河臣常驻开封，实在是因为黄河工程最为重要。然而黄河就在开封城外，距离城池只有二十多里，河南抚臣完全可以兼顾，而且抚臣本来就有兼理河务的责任，如果把河南河工交给河南抚臣兼办，山东河工交给山东抚臣办理，在事理上极为恰当，不至于有鞭长莫及的顾虑。臣刚上任时，就思考到这一点，当时因为山东正有治河的议论，如果兴修工程，那么事关两省，确实需要有大员督办，所以不敢立即请求裁撤这个职位。现在既然没有兴修大工程，再三揣度，总河实在不是不可省去的官员，不如裁汰，以期节省费用、减少事务。臣翻阅旧档，看到同治元年御史刘其年就有请裁总河的奏章，二年亲王僧格林沁也有此奏，奉旨交议，经前任河南抚臣张之万以详细考察，再行奏请为由覆奏，以至于今天。臣揣测张之万的意思，也只是因为山东河势未定，抚臣或许不能兼顾罢了。现在又过了几年，臣详细考察，目前山东临黄的都已是民堰，已无官办工程，并且运河都可以归于巡抚兼管，豫省黄河距离省城极近，也可以由巡抚兼管，山东抚臣丁宝桢署理抚臣文彬都在山东多年，对河工极为熟悉，河南抚臣钱鼎铭讲求河务利弊，已经三年，与臣同心协力，成功使河水安澜，让他们兼办运河、黄河，都绰绰有余，断不至于贻误。总河虽然不算冗员，然而将事务分并给抚臣，而不至于贻误，那么也就没必要一定设立这个总河之官。纵然担心山东仍有黄河工程，或许不是巡抚所能兼顾，但这件事尚且遥远，目前总可以暂且裁撤，只是关防不必销毁，封存于藩库。如果数十年之后情形又有所不同，再设立总河也很容易。臣去年曾有增设泉河通判的请求，现在却请裁总河，两件事似乎不类。因为泉河分隶十七州县，分散而无统纪，必须有专员来责成其成效，所以增设通判。黄河、运河本分属两省，公事比往年少，改由两省抚臣兼办，确实简易，所以拟请裁汰总河，都是斟酌时宜，不敢逞其主观臆见。可否恳请饬令户部、工部两部会议，如果臣的话可取，蒙恩允许施行。所有河工候补人员应如何分拨，河道标营各厅如何分隶，以及未尽事宜，容臣另行会同两省抚臣会议奏报。

卷三十 内政部四 用人

用人

储大文

陆贽向唐德宗上奏说：“在天后（武则天）时，不仅允许人推荐士人，也允许士人自我推荐。”又说：“天后以宽厚得到人才，陛下以精严失去士人。”德宗除了文艺方面，其他政事大多平庸昏暗错误。赵憬、卢迈、贾耽、高郢郑珣瑜辅佐朝政，都经历了很多年，而韩全义、李说、李锜等人的节度使职位，不知以什么名义授予他们。然而在德宗看来，正自以为取士精严，其效果却是这样。武后改制，凡是狄仁杰、娄师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张仁愿、唐休璟薛讷、郭知运、张说杨炯、崔融等人，内外文武一百多人，都是她提拔并留给子孙的，于是挽救了高宗的弱势，开启了唐开元、天宝的盛世。而中宗、睿宗以及明皇（唐玄宗）自己所提拔的，大多平庸妄诞。那么让人推荐士人，士人自我推荐，而以宽厚来收揽，确实是治理天下的法宝。陈止斋评论季布、魏尚、孟舒，说李广、贾谊都是奇才。文帝只是叹息他们不遇，而季布也因为一句话就怀疑魏尚，孟舒因为一次战败就被剥夺爵位。被热汤烫过的人吹凉食物，被食物噎过的人废掉饮食。文帝因高帝（刘邦）的宽厚而过于审慎，不知道高祖以平易得到人才，文帝以审慎失去士人。凭着文帝的贤明，最终却辜负了李广、贾谊二人。那么爱惜人才的人，怎么能不放宽标准来收揽他们呢！至于李沆压制梅询，曾致尧、刘健压制何景明、王九思，则又接近于嫉妒，而想要表面上附和文帝的详审，这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