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五　理财部十　厘卡

译卷六十五 理财部十 厘卡

陈明湖南办理厘金照旧章疏

毛鸿宾

我私下接到户部咨文，称奉上谕：厘捐的弊端，虽然是为了筹措军饷，但穷苦百姓受到的拖累确实很深重，而且恐怕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借机压制勒索，侵吞公款、营私舞弊。除了各省奏明在交通要道设立厘卡外，那些偏僻地区、小商小贩经过的地方，以前设有厘局的，一律裁撤。并命令各该督抚查明，分别哪些厘局应当保留、哪些应当撤除，咨报户部，以杜绝扰民并严格稽核等因。钦此。又奉上谕：各省劝捐抽厘，借以充作军饷，多次经过明谕告诫，严禁扰累百姓，再三强调。只是地方大员派员管理，往往选不得合适的人选，凡是拥有顶戴虚衔的人都可以充任，良莠不齐，增减数目无从深入考察，以致营私舞弊、囤积私利，流弊滋生，实在令人痛恨。此后各该督抚对于捐厘委员，一律裁撤，统一归地方官管理，并按月申报厘捐的实际数目，由该管督抚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部。那些通都大邑，厘捐事务繁杂，州县官难以应付，就命令派该管地方的府道等官分头办理，不得用不肖的委员充数。至于抽厘的大法，并命令各督抚按照部定章程，简明地分条列出，张贴榜文于通衢大道，使商民一看就明白，不致使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想要从中舞弊等因。钦此。遵旨查访湖南办理厘捐的起始，经前任巡抚骆秉章参考舆论，体察情形，仿效唐代大臣刘晏引用士人的方法，不归入衙署，不假手胥吏，极力清除关卡的陋习。湖南地方贫瘠困苦，本来就不是富商大贾聚集的地方，因此历来并未设立货关，与湖北、江西等地大物博的情况截然不同。而总计每年收入，虽然衰旺不同，大约总在百万两内外。连年保卫疆土、援助支持危局，深深依靠它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用人立法权衡得当，征收解送都显示核实，商民长久相信顺从，所以能有助于军饷，不损害政体。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创办北省厘捐，全都仿照湖南的成法。我咸丰十一年留任之后，留心查访其中的细节，有的或许还可以随时变通，但大纲实在完美。现在如果裁撤分卡，专门由地方官管理，那么窒碍就会增多，弊端更加严重，谨为皇上逐一陈述。

湖南办理厘捐的起始，原本只在长沙、湘潭、常德、益阳等买卖较大的地方设局试办。后来各客商就有改向未经办厘的地方贸易的，商民纷纷禀请一律抽收，以示公允并杜绝趋避。于是开始在沿河各口依次添设，那些乡村小市不通舟船的地方，到现在未曾举行。又湖南号称泽国，洞庭湖以南，支流港口纷杂，设卡的地方无从控制扼守，总要势不能不设分卡。春夏水涨的时候，总分各卡又多，未能扼守要害，又不得不设稽查卡。分卡是商船终年往来的地方，稽查卡则随水势的涨落而撤留，这都是选择必不可少的地方才开始举办，仍然随时察看情形，如果没有益处就立即停撤。凡遇到卡货物核算清楚，收齐厘金，立即填禀放行，毫不阻滞。在这个卡已经完纳厘金的货物，经过那个卡查验货票相符，并不重复抽取。计算湖南全省卡局不过数十处，相安已久，商民都没有异议。如果一律议定撤除，那么坐贾或许会随之迁移，行商必定因此绕道，不仅总局总卡恐怕成为虚设，而且厘金的有无不同，物价的重轻互异，奸巧的人每每网罗利益以自肥，良懦的人或许会向隅而受累，这是对军饷有损，对商民并无益处。这是湖南厘金分卡难以撤裁的实际情形。厘金这一项，从商贾处取什一税，款目多，事务杂，过往客商的去来无定，抽收的多寡难以权衡，不像地丁钱粮那样垂为定额，官有册籍可查，民有旧章可守。湖南办理厘捐的章程，官绅并用，凡收支、稽查以及书写、计算货物等事，都在生员童生中选派，由督办官绅逐日考核所收的数目，按月在通衢张贴榜文，有目共睹，不仅商民都能见信，而且前年洋商因为茶税一项赴岳州卡局，也称湖南办事有条理，既然成效可见。现在将委员、委绅一概裁撤，而只责成地方官办理，比较起来，其弊端有四。委员、委绅专办厘务，又有帮办的绅士分担其劳，精神专一则照料容易周全，耳目多则钳制更严密，只要是中等人才便可胜任。地方官如果留心民生社稷，那么一邑的公事已经觉得日不暇给，即使是长材也能应付，也难以有余力顾及厘金，由此胥吏伺机营私，奸商通同舞弊，收数必定立刻显得不足，军饷将何所取资？这是弊端一。各卡局每日经过的商旅，不下数十百人，委员、委绅常在局中，收钱算货，无不亲自督办，随到随行，偶有争执，也可以立时了结，无所拖累。地方官深居官署，如果任凭客商出入，体制未免太轻慢，而且一县之中

译市镇不止一处，距离县衙远的，有的有一二百里，近的也不下几十里，很难每天亲自前往，情势上不得不借助于差役胥吏，上下情况不通畅，于是苛捐杂税、刁难拖延、扰民累民等弊病无从追究查问，亏空挪用、侵蚀公款，差役胥吏互相勾结做坏事，既担心他们饱私囊而损害公家，更担心违背商情而引发事端，这是弊病二。

设立关卡的地方，都有地方官管辖，委员、委派的绅士没有权势可以倚仗，收支账目，人人都可以翻阅，稍有积弊，不仅地方官可以纠察，就连当地的绅士、商民也可以揭发。如果归地方官管理，那么银钱应当存入县库，簿册账目应当存放在衙署中，一切收支的细节，外人不能完全知道，知道了也不敢议论。对于自爱的人，固然不至于任情挥霍，但难保不会因公挪用，倘若遇到任期届满卸任，列抵流交，是势所必然的，案卷因此混乱，款项必定虚悬，这是弊病三。

征收捐税厘金，是事非得已，因为当前军饷匮乏，所以不得不设法弥补，将来大局肃清，就不能不随时停止。委员、委派的绅士由省级局所札派前往帮办，绅士也多从异地遴选而来，收发之权由上级掌握，想执行就执行，想停止就停止，没有牢不可破的隐患。一旦授权给地方官，那么吏胥就将其作为牟利的渊薮，眼前既无实际益处，日后且会形成陋规，即使等到军务完毕，札令裁撤，也会阳奉阴违，把持盘结，势所难免，用朝廷权宜的创举，供给胥吏长远的私图，这是弊病四。

兼有这四种弊病，又有两种困难。委员、委派的绅士奉命办理厘金，所办之事如果不善，就可以因事撤换；地方官总理一县事务，所管辖的不只是厘金，有廉洁安静的官吏与百姓相安无事，但在厘金方面时常废弛；有明干的官吏办公无误，但在厘金方面无暇兼顾，不便拿厘金能否办好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这样厘金仍然没有责任归属，这是考察功过的困难。

道府所辖地方，远的有一千多里，他们的本任有表率的责任，职位又较尊崇。因为办理厘金而荒废职守，既担心不能严肃官常；因为办理厘金而与商民同列，更觉得有违背治理体制。而且路途往返，州县的供应草率；稽查局务的秉承终究隔阂，这是道府分办的困难。

译钱币的征收本有固定的标准，然而官吏们却竞相强行折价、额外多收，即便朝廷豁免了赋税并张贴告示，他们仍私自征收据为己有。若认为地方官管理厘金，就能杜绝弊端、风气清明，这是势所不能的。臣固然不敢相信委派官员和绅士都是贤能的，也不敢怀疑地方官都是不贤的。只是认为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制度，关键在于有遵守法度的人。选对了人，交给委派官员管理可以，交给地方官管理也可以。选错了人，委派官员有弊端，地方官也有弊端，而且地方官的弊端更甚于委派官员。俗话说：两种害处相比就选择较轻的，两种好处相比就选择较重的。这就是湖南厘金难以交给地方官管理的实际情况。臣查访得知，湖南从前防御剿杀流窜的贼寇，分兵援助四邻，开支浩大，筹集军饷极其艰难，这早已在圣明的朝廷洞察之中。臣任职以来，李秀成在江西窥伺，姜芳、张高友等在贵州、广东嚣张跋扈，而石达开的大股贼军又狼奔豕突，窜扰边境，转运粮饷、征调军队，几乎有支撑不住的危险。幸好厘金按月征收解送，得以均匀发放，借此避免军队因饥饿而溃散，从而促成战功。加之各营勇丁的行资以及军火器械，应接不暇，湖南实际上是东南各路的一个总粮台，也全靠厘金支撑这危急的局面。两广、贵州、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都与湖南唇齿相依。当此军情紧急之时，怎敢不竭力维持，作为事先预防的计策？湖南民风刚强，招募士兵比较容易，筹集军饷则万分艰难。近来因为邻省贼寇四面逼近，商人裹足不前，厘金收入已日渐减少。如果再更改旧章，若有阻碍，那么各项事务都将束手无策。恳请皇恩体念湖南厘金办理有成效，准许仍照旧法管理，不必另行议论变更，这对大局确实有益。此外臣还有话要说：战争兴起十多年，东南财赋之地普遍遭到蹂躏，开源节流两方面都穷尽了办法。既然不能撤兵以纵容贼寇，就不得不筹饷以供养军队。筹饷的方法，以抽取厘金、捐输为最好。征收捐输的方法，用地方官不如用委派官员，用委派官员不如用绅士。因为对情况了解透彻，处理自然能得当；耳目亲近，利害容易上达。其他省份的情况，臣不了解，仅就湖南而言：自咸丰五六年先后设立厘金、盐茶局以资助军饷，积成了巨款，而农民安心于田野，士人安心于家中，商贾也相安于市场，百物价格起初并未暴涨，民间没有什么痛苦。现在议论的人动不动就称厘金是弊政，如果真有别的生财之道，谁肯背负聚敛的名声？只是作为局外人的空谈，没有探究局中的实情，那么圣人耻于言利，凡人都觉得可疑。想用一个例子概括其余，将因噎废食。臣私下观察天下大势，不担心衰弱而只担心贫穷，抽取捐输厘金，是眼下不可停止的措施，只需责成各督抚，慎重用人，务必使国家财政和民生都不受妨碍。用人得当，立法自然公平，不仅补救时艰，也避免留下后患。否则用法律来防止弊端，弊端就会因法律而产生，法律越多弊端越巧妙，反而得以凭借法律来钻营缝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纵观古今得失的根源，得到人才的国家兴盛，依赖法律的国家败坏，凡事都是如此，而厘金只是其中一端。这又是臣揣度形势、审察时势，管见所及，希望圣慈垂听的内容。臣对各属地办理厘金的官员绅士进行访察，认真的尚无不贤之人滥竽充数，倘若查有营私舞弊的弊端，就应当据实参奏办理，断不肯稍有姑息。至于各属地的捐输，也是由官员绅士共同办理，与办理厘金大致相同，也请求一概照旧章办理，不要交给地方官管理。

树立国家必须在于安定百姓，兴办利事必须先除去祸害。为了国家计策而不惜民生，贪图大利而不顾大害，这非常不符合务本抑末的原则。追溯自从招募勇丁剿匪以来，军需不继，才倡议抽取厘金。推究其初衷，不过是权宜一时的举措，岂能把它当作长久不变的成例呢？考察江西起初，一百钱的货物只抽取三厘，后来增加二厘，分设关卡发给票据。后来因为大军饷不足，又增加抽取五厘，合计一百钱抽取一分。推究“厘”是取不及分的意思，已经失去了本意。而且分设关卡越多，增加的厘金越多，于是利益未必在国家，而祸害却先在百姓了。然而因为全省分设四个关卡抽取厘金，厘金虽然重但关卡还少，不太受委派官员和差役的勒索、诈罚、刁难、阻滞，所以民间还能勉力以利国家，以期扫灭贼寇的氛气。就像以前约定停止抽取厘金以缓解百姓困苦，不留下长久之害。那年幸好各巨寇次第被平定，往来湖南江西的人都引颈盼望，大概可以休养生息。然而商贾的厘金不仅没有裁撤，又增添了无数分卡，只知道有利而不知道有害，治国者又怎能取信于民呢？我常从建郡越过抚州经过省城过吴镇到达湖口，像硝石、万年桥、浒湾、临川城下的河、鱼桥、黄江口、李家渡、剑江西口、谢埠、滁槎、省城、黄家月、凶樵舍等关卡，远的不过百里，或七八十里，近的四五十里，再近的只有三五里，而吴镇河到上下左右相距不过几里，竟然设有五个关卡。外面又有老爷庙关卡、大姑塘湖口关卡，

译沿途设置关卡，票据网络密布，征收繁重苛刻。其征收超过十分之一，其课税严于正税。所经历的情况如此，其余可以类推。现在因为候补官员多，设立疏通调剂的方法，大关卡委任太守大员，中关卡委任州县官，小关卡委任佐贰杂职。其中并非不斟酌贤能与否，主持权衡。然而狂澜既倒，难以在中流挽回，常有穷困的委员不能启程，而假冒游幕之宾，没有一技之长，借代为处理，以进身到关卡之后，受其挟制。又有市井狡猾之徒钻营情面，推荐充当仆丁，勾结串通舞弊，神通广大。有时官员不贪婪欺诈，而这些人反而暴富，那么不仅是国家以厘金为军饷利益，官员以厘金为美利，而且局友丁役且竞相以厘卡为利益渊薮。纵然其中报销，定有规则，而种种滥收浪费，实在无穷无尽。每见商民缴纳厘金，必选青钱，倘若百钱内短少分文，不论数串、数十串，都不耐烦数算，挥掷于地，索要补差不休。稽延整日者有之，拖累数日者有之。稍有夹藏瞒漏，逞虎狼之威，动不动枷刑必至，加至数倍重罚而后已。当此时也，民犹釜中鱼，砧上肉，只得低价卖货物以供需索。即使没有夹藏瞒漏之弊，又故意搬翻货物，拆开箱包丢抛破损，哀恳不听。只有能贿赂外费，则局友丁役心心相印，以多报告为少，以重报告为轻，随即放行。况且票限十日为满，万一延误，苛刻勒索重完。即使货到地头，难以售脱，返回关卡又需复输，这岂止是取民之利以利国，实是剥民之脂肤，以为局友丁役之私罢了。甚至孤客伙破产亡家，其害何可胜言？又闻吴城之麓井，时值春风夏雨；湖北黄州之武穴等处大江之关卡，风狂水急，甚难摆渡。欲暂避风雨，诬以偷漏，往往强赴查验，多遭受覆溺。呜呼！为国家储利而致害民性命，沉冤莫诉，岂是裕国便民之善政吗？假如今世有贾谊，安得不痛哭流涕？现在外洋互市，轮船疾行，诸商附搭火轮，不但通运奇特迅速，兼可免遭厘卡毒手，因此人多乐从。人情如此，这是有识者所为寒心的。私下庆幸际此休兵息民之日，天下厘金似乎宜裁撤，以慰人望，稍解民困，以践行前言。上能践信以爱民，民必竭诚以上奉。君主视民如赤子，民必视君主如父母。君民一体，利害相关，气壮山河魍魉灭迹。语曰：“百姓富足，君主谁与不足？百姓不足，君主谁与足？”又曰：“德是本，财是末。外本内末，予民施夺。因此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确实如此！生平读书不成，既无官守，又无言职。适阅樊口厘局《景元堂记雷鹤皋先生跋后有云：“方日抱作俑之忧，遂不禁有感于怀。”确就所见所闻论述其始末，一则为民请命，一则为国关心。顺着其流，若专为民惜财；探究其源，实欲为国去害。然而仆已将就木矣，惟愿此说不壅塞于上，闻官多一分之体恤，即使民受一分之恩惠，邦本永固，这是仆之志也。

译论厘金

本朝凭借盛德统治天下，家法世代相传，没有比忠厚更好的了，因此二百多年来，百姓安居，物资丰富，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也不能超过它。咸丰年间，草寇不宁，祸乱东南，军需极其紧急，于是设立抽取厘金的办法，军需储备因此有了准备，贼寇的势力借此得以扫平。这固然是一时救急的权宜之计，不能成为常法。如今太平日子久了，乡野愚民无知，都说各省兵勇裁撤大半，各处捐税厘金没有比从前减少，而国家又深切体恤民间疾苦，以节俭为怀，绝无大兴土木之举，准许所征收的厘金全部归外省支用。然而每年捐税收入巨大，不知支销在何处？不知道厘金虽然对百姓不便，却对国家有利，并对官员也有利。又不知道有修理黄河、浙江海塘、沿江炮台、福建造船局、救生局、江苏工程局、官医局、军火局、长江水师等款项，尤其比从前更多。往年贼寇未平，何曾有这些巨额开支？如今各位长官裁撤军队后大举行动，修筑河工以安定百姓，建造炮台、制造轮船以防后患，修造桥路以利行人，设立医局以救济贫病，设立救生机构以拯救垂危之人，沿江水师以保护民商，种种善政，大概不止这些。歉收年份免除赋税，科举增加名额，但百姓和商人却得不到实际救济。各州县豁免钱粮的诏书已到，却扣留不发，命令差役追征如火，必定导致贫民全部缴纳才停止，这是百姓只承受虚恩而得不到实惠。增加名额出自捐税厘金，捐税厘金出自商人，商人出自百姓，只有士人稍微蒙受恩泽，而百姓和商人又得不到实惠。厘金的设立，开创于胡文忠公。四海之内，共同敬畏王法，为什么各省各自设立章程而不能统一呢？查江西起验十分全完后不再征收，浙江虽然归入十成章程，却又分为浙东浙西各征五成，江苏安徽逢卡完纳的章程，更加悬殊。其中各卡的弊端没有定规，近年来捐税数额逐渐减少，各位长官认为巡丁得钱私自放行，所以严格规定数额，以致各省卡口严紧异常，而征收数额仍不见增多。不知道百姓已经受害，不责怪卡员怠惰，被商人蒙蔽漏税。商人千里而来，纵使初卡轻报，次卡必定补罚，初卡轻放，次卡难以逃脱。沿途或百里一卡，或数十里一卡， or 二三十里数卡，千里数百里的商人，经过十数个卡口，如何能逃脱？如今不但不能走漏，而且额外加征，百物因此涨价，所以百姓受困，商家大为减色。浙江毗邻河南福建，中信州入镇至常山，旱卡按原额完纳，五日前票无用水卡重征，仍算初起。下行衢州进卡完验，贾客货物起运，若在五天内如数销于一客持票，还可以出卡；如过期票作废纸，仍然重征，还算初起。东关初验至江，浙东五成一卡全完进杭州城销售。嘉兴票过期大关，又完五成，发给湖州；嘉兴过期又完五成，湖州过期又完三成，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也一律增征。一省之内名义上十分，竟有重征六七十分之多，而查验卡口又额外补征。如帛布一匹，竟有重完百数十文的，其余可类推。近省之卡照总局减数十文，远省卡口硬少百文，贾出于民，价高而百姓节俭用度，货物不能畅通各市，遂至微弱，想罢不能，以致倒帐频闻。这是浙江体恤民情，有东西五成之分，商尚如此之难，何况江西无东西之分？由初卡起二卡查验，三卡起四卡查验，出卡也以五天为度，其加征也如浙江样式，沿途额外加征，故意留难索贿，尤其甚于浙江。

也有卡员怜恤商民，以前票按额增多，不忍再征，盖戳放行，出江末卡姑塘索贿更烈，不查货数，得钱即盖戳放行，如不私贿，不由分辨，强行增加补照额之票，再征二三成，常有商人面禀卡员，请复查验，如果确实少报，不但照补，且甘心请罚，卡员说：“你为何在前途少报，来此再补？”商人说：“前途十余卡，苛求太苦，按数已出额许多。”卡员说：“你既然在前途肯增，我处为何不补？我奉长官札文，坐取此厘，凡来船厘满十有九，不照增补，我卡用费出于何处？”竟是有口莫辩，只得哀求少补了。出口至湖口、华阳、安庆等处，强迫商人具结，查点货数，硬加几成，如果途中遇雨之时，水手看舱搬货，或者失于归原舱口不符，则停船查验照围补罚，竟有百石之货加完二三十石，一百三十石完四百石者，稍有不顺，任凭商船停泊阻留旬日，仍按其所索增纳写票放行，而江途危险，华阳无口拢舟，每逢增补留难之时风伯骤作，船避不及，遂致人货没入洪波，听闻者可悯，而卡中置若罔闻，至今仍然万般阻难，增加更苦，而商人以财命为重，希望赶市，只得含忍而纳。下游大通

译芜湖虽然说是搬舱紧纳，但还有夹江内河可以躲避风浪，人和货物都能保全平安；往下到梁山、水溜却难以停泊，卡丁索贿不遂，苛求增加的害处与华安没有两样，而风波的危险更胜过华安。再往下到大胜关、泗源沟、沙漠洲等关卡，也难以一一尽述，这是三江厘局使商人受苦，重征加纳、索贿的害处，却错误地归咎于商人偷漏，难道能这样吗？

有人说：“如今既然各关卡公事严紧，超额加征，江浙有过期层层加纳的先例，厘金数目应该日益兴盛，为什么捐税数目逐年减少？如果说不是隐瞒偷漏，谁还会相信呢？”

我说：“确实如此，但偷漏的数额很大，问题不在商人，而在乡试的差船。每逢大比之年，各省士子互相携带货物作为考资，近年来各位长官严禁，士子也不敢公然藉词闯关不纳，只是多报少、以贵报贱，这一类偷漏的数额虽然巨大，但只是急于一时，也不值得讨论。至于差船偷漏由来已久，积弊日益加深，大官的差使动辄大船一两只，纵容其家丁包揽客货，从京城到外省，或从别省进京，整船满载，沿途装卸各船，挂旗鸣锣，遇到关卡径直通过，局员巡丁明知附带有货，却不敢作声。如果与民船一样完纳，数省的关卡、数十卡的捐税，大差一次，隐瞒偷漏何止万金？其余部员及各府州县带货多少，到关卡递上一张名片，也不查问，一概放行。小差一次，经过数省的关卡，隐瞒偷漏何止千金数百金？其余近差船也不细究。三江各地官差何日没有，统计隐瞒偷漏的厘金数目也无法查考。当国家急需之际，身受国家恩惠，不思竭尽身心报效，家丁包揽漏征厘金，能不感到惭愧吗？

国家以民为本，差船偷漏如果能便利商人、利于百姓，国家赋税虽然受损而百姓受益，那就是为国家培植根本，也可以不必计较了。无奈差船偷漏，百姓商人不得其利，既然没有利益，百姓商人也知道身受国家恩惠，共享太平，应当逢卡完纳，怎么会愿意依附差船隐瞒偷漏而损害国家赋税呢？只是因为各关卡留难苛求，索贿查验，践踏损伤，不堪忍受，所以依附差船。差船不但行程快速，货物没有损坏，到达目的地易于出售，而且省去无数周折，因此各关卡越是严紧，捐税数目越少，而依附差船的人日益增多。各省归咎商人隐瞒偷漏，难道不荒谬吗？

现今洋商开通子口，除了一税之外，经过数省子口一律可以免税，因此洋货销量日益增加，银钱流向外洋，不知有多少。如今不但洋货作为子口，即使中国土产，洋商也做子口在内地贩卖。子口的简便与厘卡的留难，相差何止天壤？难道只是加惠洋商而驱尽中土百姓，使其穷困吗？百姓富裕则国家富裕，百姓贫穷则国家贫穷。如今想要国家富裕却使百姓贫困，这不是正确的计策。不如去除积弊，改弦更张，或者效仿子口之法，除完关税外，每省只重征厘金一次，如有隐瞒偷漏，按充公论处。这样商人乐于其简便，不至于偷漏，四民所产，各地流通，百姓商人或许能得到实惠，征收也可以日益兴盛，国家赋税也可以富足了。何必沿途设卡，多设冗员，浪费国家钱财，成为百姓的重负呢？

译论撤除厘卡、停止捐例，然后百姓的生计才能恢复。

名与利，是朝廷驾驭天下的大权柄。利的根源在下面，不可不谨慎地索取；名的根源在上面，不可不谨慎地给予。自从朝廷局势偏重于利，天下的人心也就竞相趋向于利。做商人的人，贪图实际的利益，也贪图虚名；做官的人，贪图实际的利益，也贪图虚名。因为百姓有利可图而让国家获利，于是有了抽收厘金；因为百姓追求名声而让国家获利，于是有了捐输。国家没有这些就无法维持，商人没有这些就无法经商，官员没有这些就无法做官。总而言之，上下互相争夺利益罢了。谈论国家大事的人，都知道以去除这两者为急务，然而去除这两者而另外寻求使国家获利的方法，则仍然与这两者没有区别，或者甚至比这两者更严重。那么想要去除这两者，必须先开辟利的来源才可以。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两句话是千古理财的要诀，也就是千古用人的要诀。〇没有国家用度不宽裕却能重视名位器物的，也没有仕途不清净却能导致百姓富裕的。朱熹在《集注》中，用“国无游民”来解释“生众”，用“朝无幸位”来解释“食寡”，这话旨意深远，多么切合当今的时势啊！

当今的祸患，在于士农工商四民不从事他们的本业。起初，是因为游民偶然侥幸获得官位；接着，想要侥幸获得官位就先做游民。于是已经获得官位的人本来就是游民，未获得官位的人也是游民，甚至那些不能获得官位而想依附于有官位的人，借此损害国家、祸害百姓，肥己润家的人，无处不是游民。总计天下民力所缴纳给公家的只有十分之三四，耗费在私人的有十分之六七。在当时这只是权宜之计，没想到因循至今，反而用来满足天下游民的欲望深渊，事情于是定型而不可改变。大概其弊端确实始于捐纳，而其祸害于是波及到厘金。这固然是几十年积习造成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怎么说呢？古时候，士农工商为四民，而农民占十分之五六，士人占十分之二三，工商只占其一二。所以《王制》所载，“八十万亿，一万亿之田”，没有不治理的，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民。百姓富足而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冢宰于是以三十年通融的收支来制定国家用度，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治久安的原因。

汉朝设立孝弟力田科，还保留着重视农业的遗意，而纳粟授爵、入资为郎的弊端，也在汉朝达到了极点。后来没有再恢复力田的典制，只是沿袭入资的陋习。从明朝到现在，到咸丰、同治年间尤为盛行。即使光绪五年停止捐纳，至今已十多年，而郑工一开，海防再开，各省的仕途仍然显得拥挤。一个官员等待补缺，依靠他做幕友的有数人，做仆役的又有数十人。官员、幕友、仆役，不是生来就做官做仆役的。舍弃士农工商的本业而做这些，不能说不算是游民。大抵一省之中，做官而游荡的有数百人，做幕友而游荡的有数千人，做仆役而游荡的有数千人。合计中国二十三个行省计算，这类游民不下数十万人。各省州县的官缺容纳不下这些人，于是合并归入厘卡这一途径。游民越聚越多，厘卡也不能容纳，那么凡是磨牙吮血、伺机而动的人，一旦得志，必定耗尽百姓的膏血而后已。

统计各省每年厘金收入的数额，兴旺时达到三千六百余万，近年则只有一千余万。这一千余万两银子，用于协解东三省及陕甘等地的防饷，用于存拨本省军需及善后各款，而这些游民所耗费的也已经包含在其中。利益聚集的地方，就是弊端潜伏的地方。既然没有定额，当权者也能上下其手。如果有个别地方油水不丰润，就会被众人所不容。这种风气在江浙等省更为严重，其他省份也未必不是这样。进入公家的只有十余万，而商民所出的数额何止是公家的数倍。商人因损失给游民的部分，向良民索取补偿，囤积居奇，百货昂贵，民穷财尽，就是由此造成的。现在想要免除厘金，则国家用度没有来源，势必改卡复关，而古今情况不同，又势必多设分口，仍然用来填满这类游民的口袋，百姓的困苦终究不能缓解。

那么对于当今的计策，不如分别派遣游民回籍复业，作为第一要义。先停止捐输分发，以清理其源头。然后各省中，除任事官吏、在官的幕友仆役工役及有业的商民外，其余一切游民，限期命令他们回原籍。幕友仆役则酌情给予路费，官员则核实其所捐实银，给予印票，由各籍地方官给还，详细理由由各省藩司作为正项核销。各项游民回籍后，或开垦荒田，或兴办书院，或兴修工程，这是地方官员的责任。凡农田、矿务、养蚕、种茶等事项，参用西法，都有成书，不再赘述，务必使四民之中，农民的数量多于士人，士人的数量多于工商。风气所趋，恐怕再过几十年，将工商的数量多于士人，士人的数量多于农民，中国就不可问了。客籍少而土著多，地方也容易治理。那些逗留不归的人，以违令之罪论处，倘若再犯法，就以光棍论处。游民的路径既已清理，厘卡则删减，归由各省府厅州县丞倅以下分任其事。有过的削职，就命令回籍，出缺都由吏部选拔，不再有外补。即使正途的班次，也请求停止分发，统一归由吏部选拔，以显示统一，而

译选择途径也不会导致冗杂停滞。凡是地方各局的差事，都是大小文武官员分内的事务。如果正印官没有闲暇兼顾，那么佐贰官和杂职官都可以分担。吏治抓住了纲领，然后农田、水利、矿务、盐法，才能一一推行。像这样实行十几年，国家富足而民心和谐，然后改革税卡、恢复关市的事才可行，否则不遣散游民，只是苟且修补，终究难以没有弊端。至于目前防军的饷项，似乎难以立刻节省。现在从统领到营官，往往侵吞空额，等到检阅日期临近，才招募市井无赖充数，事情过后又再次裁汰，这种风气不除，而商议节省兵饷，反而恐怕会酿成大变。至于游民产生的根源，只有捐纳。然而捐纳到了今天，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虽然得到的官价已经减成，但想要得到实缺到任再加捐花样，然而看到每月分发的名单，仍然源源不断，而且外官的捐额必定是京官的数倍。这些人不把做官看作做官，简直把做官看作经商，到省后无论是否得到实缺，只要得到一个厘金差事，他们的捐本就已经像飞回的铜钱一样收回。现在即使不能遣散游民，如果先用佐贰等实职官兼任厘金官，不委任候补人员，就可以使这些人大大失望，失望而返。只是想要澄清仕途，固然不止停止捐纳实官这一件事。各省候补人员得到差事和实缺，以及实缺人员的到任调任，其权力在督抚手中。督抚不能尽如人意，必定广求门路，只讲情面。督抚一旦看重情面，而属吏中得此情面的人，并非徒手就能得到。这种无形的捐纳数额，难以核算。只有尽遣游民，那么仕途澄清而官场肃然，这种弊端或许可以断绝。然而如果民生不能回归本业，财富不能兴起，将在国家用度匮乏之时，必定更要创立新章，变本加厉。因此免除厘金，停止捐纳，这两者都以恢复民生为要务。总之，厘金不是理财的正道，捐纳不是用人的正道。而捐纳出身未得官的是游民，已得官的是侥幸居位。人口不少而食禄者不少，这与圣人理财之道有妨害。所以这两者去除，然后才可以谈论治国。至于舍弃理财而只谈论用人，那么异路中尽多有用的人才，或许甚至正途所不及。如果不改变取士的制度，那么时文试帖祸害天下，恰好成为这些人借口的理由。一旦天下有事，凡是武夫市侩得以趁机掌权，而流品最终没有分别。这是筹划大计者应当另外权衡，而不可以用成见拘泥的。

译关于免除运米厘税的议论

连日来拜读邸报，得知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福建、河南等省一律免征运米的厘税，又分别拨款赈济灾民，仰见我皇上体恤灾民的特殊恩惠屡次施予，普天之下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就像广东东部水灾地区的地方官员会同绅士商人，先后捐资协助赈务，又咨会广西巡抚，拟请运米到广东来的，普遍免除一切厘税，广西巡抚答应减半征收，并且以十一月为期限，逾期照常征收。因此有广东客商对我说：“我们广东今年雨水太多，河流暴涨，西北江洪水泛滥，致使清远、广州二县的石角、上凌洲以及甫三铺等地的围堤被水冲毁，而三水县的永丰、古灶、上梅土布、新村、下梅土布等地的围堤，以及四会县的黄冈围堤，也都先后溃决。计算石角、上凌洲先后决口共百余丈，将军脥堤基二十余丈，三水和四会二县所决的围堤有的三十余丈，有的十余丈不等，共有三十多处。其他如从化、英德、曲江、翁源、博乐、佛冈、连州等州县，又因为三四月间淫雨过多，河流暴涨，因此沿江村落、靠近城邑的店铺房屋以及田里的禾苗、百姓的房舍大多被淹没坍塌，即使是城墙、官署、坛庙、军营哨所也间有倒塌的，百姓流离失所，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汪洋大水之中，早稻颗粒无收。连州又在五月间山洪暴发，水位高于城墙，居民来不及躲避，淹死万余人，该州训导唐赞修被水冲走不知下落，四野的田地房屋荡然无存。而各处受灾情况虽然有轻重之分，但其颠沛流离的处境起初并无不同，灾区既广，灾民极多，经过各地方官员先后紧急详报省宪，分别派员会同绅士勘察灾区，筹款赈济灾民，并汇总简要奏报在案。只是广州、肇庆、惠州、韶州、连州各府州水患接连出现，早稻颗粒无收，围堤决口过多，一时未能修复，晚稻也无从播种，米价日益昂贵，灾民等待救济非常迫切，承蒙各督抚大宪及各绅士商人陆续劝捐助赈，并蒙邓小赤御史奏请免征米麦厘税，已奉圣旨批准，广东百姓无不感激圣天子深厚的仁德恩泽，体恤民间疾苦。私下认为广东一省，即使遇到丰年，尚且不够广东百姓半年的口粮，专门依靠广西、江南二省以及安南、暹罗二国贩卖大米。大米运到广东才够百姓食用，所以虽然偶尔遇到荒年歉收，而各省各国尚能源源不断地接济，或许不至于立刻出现粮荒。现在安南、暹罗各国都因为大旱歉收，已在八月间定下章程封闭港口，禁止大米出口，而洋米运到广东的就少了。江南是产米的地方，每年运米出口的数量不计其数，只是今年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因为旱灾办理赈济，福建又因为水灾办理赈济，接连奉李伯相及各省督抚大宪先后奏请普遍免除运米税厘，以广泛招揽商贩而协助粮食买卖。至于运米到广东的，则仍未免除出口的税，商贩因为成本较重，难免避重就轻，而江南大米运到广东的就更少了。广西今年丰收，而运米到广东来的所经过的征收厘捐的关卡数不胜数，米商出资贩运，核算厘税正好与资本相等。假如西米有一两的价值，运到广东合计各厘税计算，需要资本银二两多，资本既重，销售困难，商人们于是视为畏途，而广西大米运到广东的也少了。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圣天子心怀忧民，体恤百姓，一律施行仁政，不分界限。如今山西、陕西、河南、福建等省因为水旱偏灾上报，请求免除运米厘税，没有不立即下达圣旨批准的。广东虽然承蒙督宪转据绅士商人的请求，咨商广西巡抚免征，而广西巡抚仅答应减半，并且以十一月为期限，大概未经当道详细奏明实情请求免除出口厘税，所以未能像山西、陕西等省一样一律蒙受恩惠。思考我们广东遭受严重水灾的各围堤，骤然难以修复，秋收已过，必须等待来年早稻丰收，以及江南、广西、安南、暹罗等处源源不断地贩运，才能接济。值此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每日上涨，百姓痛苦急切。大人先生何不据此实情上报我皇上，请求由江南、广西贩米出口往广东的，参照山西、陕西、直隶、福建、河南等省的成例，普遍免除出口米税，并免除厘捐，宽限期限，或者长久施行，使商贩源源而来，米价不至于昂贵。倘若能奉旨批准，广东百姓就没有粮荒的呼喊，百姓免除饥荒的痛苦了，这也是为民请命的微薄心意。

关于减免抽厘的议论

太严重了，厘卡对天下的危害！难道真的是官民不相联系而不为商人考虑吗？实在是挽回没有办法，有办法却没有权力，有权力却不能独自掌握权力罢了。关于厘金这一项，以前创设它，不是没有缘故；现在仍然保留它，也不是没有原因。只是没有得到掌握大权的人，在其中进行变革，使国家不缺军需，百姓不叹息亏损罢了。生活在当今世道，变化越多则弊端越多，弊端越多则治理越难。这是谈论时事的人拍胸叹息、握腕感叹的原因。为什么说厘卡危害百姓呢？追溯自从太平军肆意骚扰的时候，因为军饷各方面极度缺乏，开始在关税正项之外，增设厘捐来补助军需匮乏。

译当时曾向皇上奏明说：“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军务平定就立即裁撤。”然而到了同治年间，盗寇虽然已经清除，又因为善后各项事务不能迅速处理，仍然凭借厘金局作为生财的手段。虽然有朝廷大臣议论到此事，却好像无法挽回，于是拖延日久，弊端丛生。省里的委员都把厘金局当作美差，而各位大官也把此作为调节财政的方法。于是有不肖的官员从中牟利，有的勾结奸商，收受贿赂以充实私囊；有的在妓院挥霍，以消耗公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声称厘金局收入不旺，并且禀报某地容易偷漏税款，某镇适宜设立分卡，以至于二十里一处，三十里一处。虽然征收的款项增加了，但耗费更加严重，能够用来供给军饷的，十成中不到三四成。最令人厌恶的是，目前对于本地生产本地消耗的货物，即使是肩挑步行，也一定要勒令缴纳捐税。甚至蔬菜萝卜，每石只值三四百文的，也一定要让他们缴纳捐税。那些小贩谋生，耗尽一日的力气，尚且不足以让妻儿吃饱，却还要对他们苛刻盘剥，可以吗？近来对于漏缴捐税议定处罚，也没有固定的制度，有的罚一罚十，有的罚一罚百，随意恐吓；有的送官惩治，有的交保严押。常常因为厘金局的兵丁和挑夫，因小忿而引发争端。看这种情况，一天不撤除厘金卡，就一天不能舒缓商人的力量；一天不能舒缓商人的力量，就一天不能安抚民心。国家以百姓为根本，难道可以犹豫不决，用“等待来年”的说法来拖延吗？

译现在打算商议减免抽收厘金的办法，第一在于土产货物，应当以州县境内为界限，如果某种货物是当地出产，就制定章程，如果运过某地，就规定缴纳多少捐税，否则就听任其搬运，以便当地百姓使用；或者不以州县为界限，如果某种货物是当地出产，而以一百里为界限，也可以。第二在于廉价货物，上等货物，如丝、茶、绸缎，贩运者资本必然雄厚，即使是南货、药材、布匹、食品等类，其资本也必然可观，国家在正税之外，又抽收厘金，即使稍有亏损，也不至于窘迫异常，难以维持生计。最可怜的是廉价货物，鱼虾、蔬菜等物，每石多值数千文，少则几百文，加上私贩小船带货几石，其穷困的样子，几乎无法形容，而厘局中的扦手，却从容地勒索、恐吓，有的私下得到几百文就放他们走，有的厌恶他们吝啬就拘禁他们并处罚。唉！国家设立厘局，虽然说是积少成多，但看到这些穷苦百姓，让上位者看在眼里，应当会不忍心。现在提议对这些廉价货物，一概免除抽收厘金，小本经营的穷苦百姓都能得到实惠了。第三在于微小货物，厘局的设立，起初并非考虑到区区小利，而是因为局中的耗费日益增多，而收入太少，难免有撤换差役的措施，于是千方百计，说泰山积于土壤，河海成于涓滴，于是详细请求颁发定章，不问货物多少，必须按数缴纳捐税，以加重军需，所以小贩之类，常常绕远路，以侥幸免于苛求，然而绕路越多则分卡越多，分卡越多则耗费越重，捐税越严酷。一斗粟、一匹布，局中差役见到，也必然向他们勒索，以饱私囊。现在提议凡是货物价值十千文以下的，都算作微小货物，一概免除抽收厘金，以施恩惠。第四因民荒减半，天灾流行，或旱或涝，国家对田赋，还有免税的时候，而关卡之中，却从未听说有此先例，但关是正税，或许不可厚非，厘是添设的条款，虽然荒歉却没有宽政，有这样的道理吗？其意是说田赋的缴纳，出自农民，年成荒歉而农民不丰收，所以减免；而厘金的抽税，出自货物，年成凶荒而货物也涨价，所以仍然征税。从外面看，这说法似乎近理，却不知道是不对的。想想凶荒之年，货物都运入而没有运出，境内的百姓，嗷嗷待哺，而远方的商贾因为抽厘过重而止步不前，那些饥饿的人不是更痛苦吗？即使有运来的，而损耗既多，必然抬高价格，小民不是暗中受累吗？官府预先制定章程，凡是遇到本境及左右境凶荒的，赈济的米粮固然不用完税，而各种货物也必须减半以招引。境内既然荒歉，那么市场之中没有廉价货物，而日用饮食处处都比平时昂贵，如果一概只抽半厘，那么对市场上的情形不无小补，而救荒的政策就在这里了。第五在于免除设立分局。分局的设立，是因为旁通快捷，容易绕越，所以不得不设分局罢了。近日厘局林立，分设之处太多，其费用终究不免过度消耗。分局的设立，上级官员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的多在通都大邑，既放分委，又放总委，大约五六十里一处，一县之地，多则三四人，少则一两人。不知道的多数在小邑，都由总委作主，有一条别路可通，就分设一处，其中只延请一名友员，或一名账房管理，就称为某局分巡，而旗帜高张，沿河巡察。唉，这情形简直比老虎还凶猛。然而分巡如果真的巡察，那绕越也就罢了，却常常在正局报捐后，分巡的局起初以照票为名，继则勒令加税，胡乱指责在正局匿报，或指责沿途加载，而商人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能与他们辩驳。即使有强悍的人，让他们起货过秤，而种种作弊，终究不肯让他们照票离去，这都是分巡造成的。切实应当通令各省，对分局一概裁去，那么苛征可以稍免了。第六在于免除分设名目。抽厘本来是一项，本无名目。然而近日有板厘捐、落地捐等名目，弊端滋甚。为什么叫板厘捐呢？因为它有定额，选择店铺运货出入者，每月令其出捐若干，在设立的初期，也以店铺的大小为衡量标准，等到定章已久，无论生意畅旺与否，而收取则依常数，所以叫板厘。为什么叫落地捐呢？因为货物到达地头，洋货及南货多从洋关总报内地厘局，只有照票而已，所以厘局中想得一法，说洋关的货物原本没有再报的道理，但本局设在此处必有销支，现在货物已到本地，照票时必须出落地捐，然后才许登岸，好像厘局的设立仅为厘局自身，所以必然勒令出此款以资助。现听说宜昌之地有落地厘捐局，定例售布五匹以上就要抽厘，近来即使一匹小布也要抽厘，乡人苦不堪言。而又

译为落地捐开辟新局的，总之各地风俗不同，捐税抽取的方法也就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名义不同而实际相同，名目繁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应当以统一标准加以淘汰为宜。以上几种茶税，仅就我浅见所及而杂乱陈述，只希望不损害国家财政，对百姓生活有所裨益，当权者如果能采纳并酌情施行，其造福百姓的功绩，难道会浅薄微小吗？

译论中国厘金关卡交由洋员经办，必有消除弊端的方法。

中国定都中原，统一前明的政体，虽然遭遇大规模战争，军费浩大，财政支出无法接续，也从未曾向百姓增加一分赋税。其向百姓征收的，除田赋之外，只有常关的税收。自从道光末年，西方人进入中国，在通商各口开始设立海关，聘请西方人主持，由道员监督，专门稽查洋船的出入。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流毒中原，局势动荡，大官们因为军需紧迫，创立了抽取厘金以辅助军饷的办法，在关税之外，又设立了厘金关卡。当时原本告知百姓这是暂时征收，事情结束后就会裁撤，小百姓都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踊跃缴纳。等到后来太平天国已被平定，但防御军营没有撤除，善后各项事务相继兴起，开支浩大，不仅不能裁撤，反而分设的关卡日益增多，法网越来越严密，主管税务的人都被视为肥缺，多收少报，以饱私囊，办事的胥吏通同舞弊，商贾深受其苦，裹足不前，征收的捐税一年比一年减少。上级官员想遏制这种弊端，创立了比较考核的方法。关卡官员顾及考核成绩，上报解缴的数额既不敢短缺，而贪婪之心又不能淡薄，于是层层剥削，竭泽而渔，剖析到秋毫之细，搜查到隐秘细微之处，甚至肩挑背负的小贩，从乡村运到城市的柴船，也必须过卡抽厘，查出偷漏，或者处以四五倍的罚款，或者处以六七倍的罚款，罚款不足数额就拘禁他们的船只，或者扣留他们的货物，只顾及一己之私，不顾他人的危害，商人困苦，市场萧条，愁叹之声充满道路。设立关卡抽厘，本是朝廷不得已的举措，士人出身于百姓之中，正应该体谅这种不得已的心情，稍微为小百姓开方便之门吗？近来生意情况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货物价格日低，而利息日微，他们偷漏税款也是出于无奈。譬如做官的人，难道能在廉俸之外不取丝毫吗？推己及人，那么查税之事，又何必严密到十分的地步？难道我贪图钱财，而小百姓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吗？所以我认为查捐一事，只惩罚那些太过分的人就可以了。至于小本经营，细微之物，即使查缴其税，也未必对国家有补益，而在他们那里免除此税可以救一家人的性命，又何必自诩明察秋毫，使他们毫无偷漏才肯罢休？至于科罚一层，尤其应该示以定章，以二倍、三倍为限。近来见到有罚至四五倍、六七倍的，役丁贪图奖赏，往往有货物抵近关卡佯装不知，等其过卡后，才大声喊查，指为漏捐而议罚，设陷阱害人，实属忍心害理，这是尤为明显的弊端。现在，朝廷将厘捐政务交由洋员经办，以偿还国债，接手的时间，有人说四月初一，有人说六月初一，各总局均已清理案件，以便交接。至于如何办理，因未见明文，外人无从探闻，但一切规章届时必实事求是，全部更换。据官场中人所说，将来办事的扦手仍用华人，只是每卡派一名西人督率，如同现在的总办一样。并听说总税务司打算等接手后，为中国兴利除弊，极力整顿。如果此说属实，中国商人反而应当深受其惠。既然用华人为扦手，就应当彻底消除扦手的弊端。每见各扦手遇到估价的船只，无不故意刁难，预先留下浮收的余地，不便商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偶尔有随到随走的，不是船上的人向来通融声气，就是新充任的扦手而不熟悉各项情弊。如果船上的人平时无交情，又遇到老练的扦手，就不止是不刁难而已。惯走江湖的人常见其船被刁难，而其他船不被刁难，也必然明白其意，相继奉送贿赂。所谓人情，既然一次有效，下次再过卡，中间人心领神会，不待呼唤，早已登上其船进入其舱，草草检查一遍，约略报告说某货若干，某物若干，百斤的或许只作七八十斤，或许只作五六十斤。其中大获便宜，而奉送的人情遂成为定例。倘若有一次不满足其欲望，下次的刁难依旧。因此船上的人奉承惟谨，没有敢违拗的。然而对公家终究不增加一钱。我知道洋员接手后，必能痛除此弊。洋员办理各关，一秉至公，著有成效，其身正，不令而行，何难将我中国历年积习，逐节扫除。这样，道路上的怨声，行将变为颂祷之日了。又听说卡厘扦手有一极陋的习俗，盖遇船货，遇卡如见食用可爱之物除捐厘外，必索取几件，自谓不是贿赂，俨然当官取，舟人不敢吝惜，司事委员不加阻止，要求之不成体统甚矣。想一经改章之后，也必设法除此恶习，为小民造无穷之福。

卷六十六 理财部十一 赋税

赋役议上

任源祥

三代赋役的制度，第一次变革于商鞅，第二次变革于杨炎，第三次变革于王安石。每次变革都更加低下，而古代圣人的良法美意几乎灭绝殆尽。变革制度的开始，不过是趋向于苟且简略，图谋一时的利益，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