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　理财部十一　赋税

译这破坏了万世不变的根本大法。其趋势如同水往低处流，直到今天，即使古代的圣人再次兴起，想要恢复古制也不可能。因此，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根据风俗制定法律，却不失古代圣人爱护百姓的本意，天下也就大治了。考察洪武年间的赋役制度，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丁口多的十人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承担徭役。里长一人管理一里，负责催办和传唤事务，每年汇总上报，每十年汇总编造黄册，核查隐瞒和遗漏的情况，清理逃亡人口，将百姓分为上、中、下三等。大致是以土地为经线，以人户为纬线。人户的丁口和赋税有增减变化，而土地没有增减变化。按照土地征收赋税，按照赋税摊派徭役，至今仍然遵行。这确实可以说是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根据风俗制定法律，而不失古代圣人爱护百姓的本意。明朝中期，甲役负担不均，所以实行十段锦法。嘉靖四十四年，每年的银差、力差总计十甲的土地，派定为固定税额，而留下余款用于填补亏空，挪移参差交错，名目繁多，所以实行一条鞭法。隆庆四年，江西率先批准实行，崇祯年间在全国通行。力差计算其代替服役所需的工食费用，银差计算其搬运解送交纳的费用，合并入丁粮一起缴纳。然而法令实行后，起初并非不完美，后来才逐渐滋生弊端。为什么呢？立法之初，以土地为经线，以人户为纬线，分为上、中、下三等，以赋税为差别，负担重在赋税，轻在丁口。律文注释说赋税出自土地，徭役出自丁口，其实徭役也出自土地。因此赋役统一以土地为标准，而人丁的增减对财政总数没有太大关系。它的弊端是，有的人没有丁口，有的有丁口没有人，官府来不及过问，也不必过问。耕田的是人，天下大事以人为重，而轻视人的趋势竟然到了不必过问的地步，这法令难道完美吗？考察户口总数，洪武二十六年造册，人户一百零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人口六千五百四十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造册，人户数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四，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三。私下计算，洪武年间战乱之后，户口消耗，弘治盛世人口繁衍，不止比从前增加一倍，而造册总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少，那么脱漏的人很多。脱漏户口的法律并非不严厉，弘治时期的君臣考察并非不精细。之所以能容许脱漏，是因为它对财政总数没有太大关系。官府只以赋役的征办完成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而不以户口的增减作为贤能与否的标准。长期玩忽职守之后，一是隐藏在游手好闲者中，二是隐藏在互相冒名顶替中，三是隐藏在流动人口中。土地有兼并，人口也有兼并，这也是法令流弊造成的。唉！商鞅变革古制，而井田制不可恢复；杨炎变革古制，而租庸调制不可恢复；王安石变革古制，而践更卒更制不可恢复。吕祖谦说：“寓兵于农，赋役才能安定。”寓兵于农，人人都能说，但施行于实事，衡量时势，很少见到成效。在这赋役大弊之后，想要善后，也只能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根据风俗制定法律，而不失古代爱人爱民的本意，这样罢了。

译关于赋税与徭役的议论

任源祥

赋税和徭役的弊端，没有比折色（将实物税折算成货币征收）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自开天辟地以来，向百姓征收的不过有三类：孟子所说的粟米、布帛、力役，唐代初期的租庸调就是如此。这三者，古代有古代的定额，今世有今世的定额，即使想要过度增加，也有所不能。因此，谋求私利的人巧妙地设立各种法令，来愚弄天下人的耳目。既然削去了名目而收取其实质，又隐藏其实质而在中间增加名目，征收发放因而暗中侵吞中饱私囊，这也是折色造成的祸害。查考洪武十八年的法令，两浙及京畿地区的官田折算征收税粮、宝钞、绢帛、金银、棉布，各自折合米若干。三十年后恢复折色的价额，大约每两银子折合米四石。两浙及官田折算征收，并非两浙官田未曾折算征收。宝钞、绢帛、金银、棉麻布匹都准许折算征收，未曾专门只用银子折算征收。两浙地区人多田少，从事商业的人众多，所以采用折色。其余府州县水陆交通不便，有时也采用折色。折色起初不过是为了顺应百姓的便利，后来却普遍实行折色，只征收银子。时间久了，折色的名目繁多难以督催合并，于是将其说法隐藏在一条鞭法中。折色实行久了，人们忘记了它是税粮；一条鞭法实行久了，人们又忘记了它是折色。忘记了它是折色，折色的祸害才变得巨大。查考正德六年题准，山西州县可以通车的地方，全都顺应百姓便利征收运输本色（实物）。嘉靖九年题准，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三府的税粮照旧征收缴纳本色，不许巧立名目征收价银害民。由此看来，折色害民而本色便民，显而易见。就像江浙每年漕粮没有升合的拖欠，而折色拖欠无虑数十万石以上，那么本色易于征收，显而易见。大抵折色有五种害处，本色有五种好处。折色使用银子，银子不是百姓原本就有的，缴纳艰难，这是一害。轻小的宝物容易隐藏，便于官吏差役侵吞欺诈，这是二害。银子不通过贸易无法得到，人多从事商业，这是三害。银子不由国家控制，像泉府那样掌握其权柄；又不像布帛那样可以穿衣，像粮食那样可以食用，而偏偏重视银子，使得豪强狡猾之人得以独占其利，这是四害。银子虽然多，不是国家的根本货物，一旦有紧急情况，京城和边疆空虚，这是五害。百姓所拥有的是劳力，土地所生长的是粟麦、布帛，收取百姓所拥有和土地所生长的，而不强求他们没有的东西，百姓不苦于赋税也不拖欠，这是一善。税粮的科则各有原定的数额，容易明白，不能借端挪移，上下其手，这是二善。缴纳不使用银子，银子就不那么珍贵，人多不从事商业而致力于农业。田地都被开垦，这是三善。致力于农业则勤俭，勤俭则人心向善，风俗容易形成，这是四善。所顾虑的是，本色沉重滞涩，难于起运。然而通漕的地方，漕运事例可以参照；不通漕的地方，斟酌路程远近，在都会要害之地建仓收贮，顺应其便利。几年间，京城和边疆要地，本货充足，军国所需充裕，富强之局形成，这是五善。总计天下便于折色的，只有舟车不通的地方而已。其余都便于本色而不便于折色，即使有时偶尔便于折色，终究还是不便于折色。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为什么不谋求这五种好处，却拘泥于各种法令，使天下受病呢？

关于赋税与徭役的后续议论

任源祥

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败坏于商鞅，隋唐的均田制废除自杨炎。商鞅兴起一时的利益，杨炎补救一时的弊端，而古代的制度再次消亡。为什么呢？赋税出自田地，徭役出自人丁，古代没有没有田地的人丁，人丁与田地不相分离，所以赋税和徭役相称，用度宽缓可以权衡。自从阡陌开辟，人丁自是人丁，田地自是田地，人丁与田地分离，那么赋税和徭役就没有标准，百姓受苦。自从两税法实行，人丁计入田地，并将徭役并入赋税，既然削去了名目而收取其实质，又隐藏其实而增加其名目，那么赋税和徭役没有止境，百姓受苦。然而观察古代王者分封土地，不分封百姓，那么后世的赋税和徭役都出自田地，这本来是形势必然导致的。明代制度，鱼鳞册以田地为经，以人户为纬；黄册以人户经，以田地为纬。人户有增减，田地没有增减。编审以人丁和田地为根本，采用两税法的长处，去除两税法的弊端，所谓顺应形势引导，随时立法而不失古代圣人谨慎的本意。然而立法既久，流弊逐渐产生。万历初年，因为天下困于丁徭杂泛，于是实行一条鞭法，头绪归一，百姓非常便利。崇祯年间，江南里甲如仓头北解，没有不破家的。改朝换代以来，首先将白粮改为官解，其次将仓头改为图兑，而江南于是没有重累。康熙二年实行匀图法，总计每县图甲田地截断数目平均编派，推广实行，与隋唐均田制相似，法令也很好。虽然如此，今天下的形势，积重在银子，积轻在田地。怎么说呢？古代粟米布帛力役，看百姓所拥有、土地所生产而征收，间或有折算征收，是为了权衡一时的轻重，不是定额。而唐代的庸钱，宋代的免役钱，开始以钱为定额，然而只有徭役折算成钱，赋税不折算成钱。明代末期一条鞭法开始以银子为定额，然而一条鞭法征收至七八分，不妨碍有司的考核成绩，这是在税粮徭役杂项中还存有宽缓的用意。现在起运存留裁扣总共作十分，未完分厘都在参处之例，且一条鞭法既将杂泛合并征收了，所以原编存

译免除杂泛徭役，如今都裁减并入正税，一旦起运征收，杂泛徭役就不得不重新摊派。因此，征收越急迫，银子就越昂贵；银子越昂贵，粮食就越便宜；粮食越便宜，农民就越困苦；农民越困苦，田地就越被轻视。田地，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国家宝贵的财富。然而轻视田地的趋势积累，以至于有人将田地像破鞋一样抛弃，有人视田地如毒虫叮咬般厌恶。唉，这难道是谋划国家、巩固根本的道理吗？周子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势罢了，势有轻重之分。”认识到势的轻重并迅速加以纠正，是可以的。谋划国家的人，如果真能审察时势并权衡其平衡，就不会失去谨慎稳妥的本意，赋税徭役也就没有弊病了。

译钱粮论上

顾炎武

从大禹、商汤的时代起，就不能没有荒年，以至于百姓连稠粥都喝不上。荒年时卖掉妻子儿女的，是大禹、商汤时代所不能避免的；丰年时卖掉妻子儿女的，是唐宋末年未曾有过的。从前在山东，看见登州、莱州沿海的人，大多说谷物便宜的地方在山野偏僻处，得不到银子来缴纳官税。如今来到关中，从鄠县以西直到岐山脚下，年成很好，谷物很多，可是百姓却相继卖掉妻子儿女。到了征收粮税的日子，村民全部出动，称之为“人市”。询问当地长官，他们说：一个县里被卖到军营并领取官府印信证明的，每年将近千人。那些逃亡或自杀的，又不知有多少呢？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有谷物却没有银子。百姓所收获的不是官府所征收的，官府所要求的也不是百姓所产出的。银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〇人（注：原文此处似有缺漏或异体字，依文意推测指矿冶或特定税源）既然已经停止，《周礼》地官司徒所管的〇人古矿即〇海舶（注：同上，疑指海外贸易或特定资源）既然已经撤除。中国民间的银子，已经日渐消耗。而那些山野偏僻的国家（地区），商贾断绝，即使用尽鞭打拷打的力量去搜刮，又能从哪里得到呢？所以谷物日益贬值，百姓日益贫困；百姓日益贫困，赋税日益短缺。拖欠的税款一年比一年多，人口一年比一年减少。照这样下去而不改变，将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况且银子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古代富有的人，拥有的只是豆类和粮食罢了，因为交易的需要，不得已才用钱币来权衡。然而从夏商周三代直到唐代，向百姓征收的，只是粮食和丝织品罢了。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才开始改为征收钱币，但那时还没有银子。《汉书·食货志》说：秦朝的货币分为二等，而银、锡之类用于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从梁朝开始，才有交州、广州以金银作为货币的说法。宋仁宗景佑二年，才下诏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改用银子，江东改用丝织品。之所以向福建、两广征收银子，是因为那里矿冶众多且海外贸易有利可图。到了金章宗时期，才开始铸造银钱，名叫“承安宝货”，公私通用。金哀宗正大年间，百姓只用银子交易而不用铸币。直到今天，上下通行而忘记了它自然的由来。而考察《元史》，每年赋税中银子的数量是最少的。那么国家赋税使用银子，大概不过二三百年罢了。现在谈论赋税，一定说是“钱粮”，钱就是钱，粮就是粮，哪里有所谓的银子呢？况且天地之间，银子不会增加，而赋税却加倍，这一定是无法供应的数量。从前唐穆宗时，物价低而钱币贵，采纳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命令两税等铜钱都改用布帛丝绵缴纳，百姓觉得便利。《旧唐书》记载：唐穆宗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日，兵部尚书杨于陵汇总百官关于钱货轻重的议论，将天下的两税、榷酒、盐利等，全部用布帛缴纳，任凭各地出产什么就征收什么作为税，并不征收现钱，于是物价逐渐上涨，钱币逐渐贬值。农民见到免除缴纳铜钱，卖布匹，请求中书门下、御史台各衙门长官重新商议施行，皇帝听从了。吴国徐知诰听从宋齐邱的话，认为钱币不是耕种桑麻所能得到的，让百姓缴纳铜钱，是教他们抛弃根本去追逐末节。于是各种税收全部收取谷物和丝织品。这就是古人谈论征收百姓赋税时，认为钱币难以获得，认为百姓追求钱币是不务正业。而对于银子呢？先王的制度，赋税一定征收当地所出产的东西。现在如果在通都大邑、商贾聚集的地方，即使全部征收银子，百姓也不会抱怨痛苦。至于边远偏僻、车船不到的地方，即使只征收十分之三，也还是得不到。用这种必然得不到的东西，使百姓受害，最终导致国家受害，那么何不衡量土地的适宜情况，权衡每年的收入数量，斟酌转运的方法，而在其中通融变通呢？凡是州县不通商贾的，命令全部缴纳实物，不得已才征收十分之三的铜钱。铜钱从下往上缴纳，那么劣质钱币就没有容身之地，而铜钱的价格就会上涨，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没有减免赋税的亏损，却有救济百姓的宝物；没有督责的困难，却有逐步还清欠款的希望。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种植谷物却征收银子，就像养羊却索取马一样；依靠银子来富国，就像依赖酒来充饥一样。用这种办法欺骗自己，而其弊端导致国家和百姓都陷入绝境，这种计策比唐宋末年那些大臣的计策还要低下。

钱粮论下

顾炎武

唉！自古以来，有国家的统治者向百姓索取已经非常详尽彻底了。然而没听说过有“火耗”这种说法。火耗之所以得名，大概起源于征收银子的时代吧？这就是所说的正赋十份而额外赋税三份的，这就是所说的国家中饱私囊而奸吏致富的，这就是国家严厉防范，而贪官污吏世代坚守作为子孙宝物的，这就是穷困百姓的祸根、匮乏财物的源头、开启盗贼大门的，这就是平庸在位之人亲眼目睹却不加以挽救的？推究火耗产生的原因，因为一个州县的赋税繁杂，逐户收取，逐铢缴纳，不能将这些琐碎细小的银子上缴到各府司，所以不得不借助于熔炼。有熔炼就一定会有损耗。所谓的损耗，特别是一百份中的一两份而已。有个卑鄙小人，认为额外的征收，难免触犯官吏的议论，选择人来吞食，不足以满足他的贪婪。于是借火耗的名义作为巧取豪夺的手段，不知起源于哪一年，而这种方法代代相传，官员一代比一代增加，直到今天。于是官员从中获取十二三成的利润，而百姓用十三成的代价缴纳国家的十成赋税；里胥之类的小吏又从中获取十一二成的利润，而百姓用十五成的代价缴纳国家的十成赋税。他们的索取在于两（重量单位）上微薄而在铢（更小的重量单位）上厚重。凡是征收的数量，两必定是那些地方多而豪强有力，可以

译这是衡量我们长短的人；使用铢作为单位的一定是穷困的下层百姓，即使多征收他们的赋税，他们也不敢抱怨。于是对两的加征达到十二三；而对铢的加征达到十五六了。正赋征收较轻而杂赋征收较重，正赋是耳目所先关注的，杂赋则是后来才关注的。于是对正赋的加征达到十二三；而对杂赋的加征，有的甚至达到十七八了。向藩司解送，称为羡余；向节使进贡，称为常例。以不得不为来责成他们，以不可破坏来保护他们，而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我曾经长期在山东任职，山东的百姓无不头痛皱眉地诉苦火耗的暴虐。唯独德州不是这样，询问其中的原因，就说：德州的赋税二万九千二，折算成银八，折算成钱。钱没有火耗的加征，所以民力比其他县邑宽裕。并不是德州的官员都贤良，里胥都是好人，是形势使他们这样的。又听长老说，近代的贪官比唐宋时期更加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钱沉重而难以运输，银轻便而容易携带。难以运输就少取而以为多，容易携带就多取而还以为少。并不是唐宋的官员多廉洁，现在的官员贪婪，是形势使他们这样的。那么银的流通，钱的停滞，是官吏的宝物，百姓的祸害。在明朝初年曾经禁止百姓不得行使金银，犯者按照奸恶论处。使用金银，有什么奸恶呢？而严厉禁止的原因，是预知弊端一定会达到这个地步。当时市场所用，都是唐宋的钱，而制钱只是偶尔铸造，以补充不足罢了。现在货币衰弱而害人的金银兴起，市场困窘而伪物出现。国家的货币被上层夺取，百姓的力量在下层单薄。假使陆贽、白居易、李翱这类人生活在今天，他们的叹息，一定比唐朝中期更加严重。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奏疏，其中第二条说：“凡是国家的赋税，一定要衡量人的力量，适应土地的适宜。所以收入的，只有布麻缯纩和百谷而已。先王担心物品的贵贱失去平衡，而人的交易难以准确，又制定泉布的法令，以调节轻重的适宜。征收散出松弛紧张，都必须由此进行。控制财政的大权，作为国家的利权，由官府掌握，不交给下级。”那么谷物布帛，是百姓生产的；钱货，是官府铸造的。所以国家早年的法令：“租缴纳谷物，庸缴纳绢，调缴纳缯纩布”，何曾有用钱作为赋税的呢？现在的两税独自违背旧章，只估计资产作为差别，让用钱谷确定税额，只计算获取的利益，不应该讨论供应办理的难易。征收的不是百姓所从事的，百姓所从事的不是征收的，于是有时增加价格购买他们没有的，减少价格卖给他们所有的。一增一减，损耗已经很多。李翱集有《疏改税注》一篇文章，说：“钱是官府铸造的，粟帛是农民生产的。现在让农民贱卖粟帛，换钱交给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而取他们没有的吗？”因此豪家大商都多积蓄钱，以追逐轻重，所以农民日益困苦，末业日益增加。请求一切不督促现钱，都缴纳布帛。白居易集有《赠友》诗说：“私家没有钱炉，平地没有铜山。为什么秋夏税，年年缴纳铜钱？钱的力量日益沉重，农人的力量日益耗尽。贱卖粟与麦，贱卖丝与棉。年底衣食尽，怎能没有饥寒？”我们开国之初，有制度垂范不刊：“庸必须计算丁口，租必须计算桑田，不要求土地所没有的，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面充足下面也安定。”战争兴起一变法，战争平息就不通达，使我们的农桑人憔悴在田亩间。谁能革除这个弊端，等待您掌握利权，恢复那租庸法令像贞观年间一样？说：“您认为火耗是百姓的弊病，如果改为征收粟米，难道没有淋尖踢斛巧取于民的手段吗？”说：“我没有见过罢任的仓官，官家的斗级，背着米而离开的，一定卖掉银而后离开。”有两辆车在路上行驶，前面是钱，后面是银，那么大道上的目光，常常在后车。那么难道只是现在的贪官，比唐宋时期更加严重？河朔之间所称为响马的，也应当比唐宋时期更加严重了。

译论赋役

陆世仪

古代有田地就要缴纳赋税，有身家就要服徭役，没有对人身直接征税的。汉高帝四年，开始实行算赋，百姓年满十五以上每人缴纳一赋，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到五十六岁免除；二十岁登记服役，也到五十六岁免除，这是既征人身之役又征人身之税。后世沿袭这种制度，按人口征收财物，于是称之为户口。唐朝的租庸调法，也都是按丁口计算，一年之内除了缴纳租税外，一个丁口要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天，这不仅是将赋税和徭役兼于一身，而且赋税徭役的法规比汉朝更为沉重。现在的制度，赋税全部出自田地，役使民力完全以黄册为定，每十年编审一次，依次轮流服役，其方法比汉唐简单。然而汉唐的弊端在于将赋役合并于丁口，丁口困苦就会多有逃亡；现在的弊端在于将赋役合并于田地，田地困苦就会多有抛荒，都与古代的方法不相符合。

差役、雇役两种方法，王安石、司马光各自主张一种。邵伯温认为吴蜀地区适合雇役，秦地适合差役。吕公着又说两种方法利害各半，取其利而去其害，两种方法都可以实行。这些都是只看到了一方面的道理，并不是最恰当的。邱文庄曾说：“古今役使百姓的方法，必须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然后实行起来才不会偏颇。”这话非常中肯。即使在一个县之中，有某种差役适合用差役法，有某种差役适合用雇役法；一种差役之中，有某地适合雇役，有某地适合差役。这必须由县官一一用心经营管理，不可以拘泥成法来办事。

凡是户口丁田的册籍，最难确定。不是县官坐在堂上，耆正吏胥在堂下奔走，就可以敷衍了事办成的。必须简选一个县的人才，县官亲自讲求方法。既然掌握了方法，就授予他们法规，让他们逐乡逐里，一一实地勘察上报，没有分毫的遗漏，这才算是掌握了方法。这是治理县邑达到大治的根本。根本一旦确立，用来行政教化，用来督促胥吏，用来审理诉讼案件，用来选拔士兵，万事都源于此。治理县邑的人不可不知道。我在《治乡三约》中，详细论述了这种方法。

凡是户口丁田册，在州县一级，绝对不能不详细；而在朝廷，则应当只掌握要点，不必掌握细节。每见十年一次的大造册，耗费民间无限的金钱，不过被搁置在高阁之上，最终未必能得到真实数目，那还不如让州县只具报总数，送达户部为好？只是府与司不能不保存副本，恐怕有散失遗失的祸患。

歌谣有极其切合时事的，也有不能完全依据的。贾似道当政时，推行推排法，民间大受骚扰。太学生作诗说：“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纵使一坵添一畎，也应不似旧疆场。”这是切合时事的。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丈量田地。吴中诗说：“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州渚，寄语沙鸥莫浪闲。”然而当时吴中地区地界长久败坏，赋役不均，得到这次丈量才开始纠正，直到今天还依赖它。这是不能完全依据歌谣的。总之，同是一种方法，用得其人则治，用不得其人则乱，君子也要选择人而慎重使用罢了。至于愚昧的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孔子和子产尚且不能免除初政时的诽谤，何况其他人呢？如果实行有法度，那么一两年间，公论自然会出现。

田亩赋税沉重，人们就争着隐瞒漏报以逃避赋税。想要增加田亩登记，不如减轻赋税。所以李悝说：“人们知道重赋可以得到财物，却不知道轻敛得到的财物更多。”丁口的徭役沉重，人们就争着隐瞒漏报以躲避徭役。想要增加丁口登记，不如减轻徭役。所以马端临说：“庸调的征收越增加，户口的数目就越减少。”两位先生的话，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

凡是州县的钱粮，有多年未完纳的，有已完纳但挪借不明的，有未解送的，有已解送但多年未获批复的，因为头绪很多，文书卷宗浩繁，官府来不及详细查究，吏胥因而作弊。刚峰设立格眼册，凡是一应钱粮，都按年份逐年开列，某项已解送，某项未解送，某项是否领到批复，其存留给放等项，也都细细开列。凡是遇到巡抚巡按历次查核，不必造册，就将此册送交比对，比对后印官仍亲自收取，遇到升迁事故，即申报巡抚院交代明白，才允许离任。这样可以杜绝官吏侵吞的弊端。

钱粮之外，有均徭一事。钱粮正税有定额，唯独均徭由官员自行决定，时时增加，吏胥上下其手，小民无知，无处控诉。刚峰设立均徭法，凡是一个县中统计其田地人丁及一年杂费的数目，大约制定通法，每亩出均徭银若干，不增不减，一个县的用度，听县官在均徭银中自行伸缩，断不允许超过均徭的额度，使吏胥不能上下其手，确实是极好的方法。

请定催征之法疏

赵廷臣

现在天下民生利害也很多端了。臣谨就催征得其法，百姓受无穷的利益；不得其法，百姓受无穷的祸害，详细论述。征收粮食的方法不一而足。如果能将安抚百姓寓于催科之中，即使两项征派并举，百姓也会蒙受福泽。因此，关心百姓的有司，必定在催科上极其殷勤；关心有司的

译督抚考核官员，也必定通过催征赋税来考察其贤能与否。催征赋税而不扰民，其余的政绩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可以说，只要催征赋税不扰民，其余的事都可以不过问了。近来催征赋税没有章法，弊端有八种：厌恶劳苦喜好安逸，不亲自查阅账册簿籍，这是第一弊；假手于户房书吏，任由他们作奸犯科，这是第二弊；只核查里甲的欠款，不稽查各户的欠款，临近催征时账目不清，将甲户的欠款移算到乙户头上，这是第三弊；在里甲设立图差，责令其催办，进入乡村便大声呵斥，坐着索要酒食，欠款的人要进贡钱财，已完税的人要代为受责，这是第四弊；每月六次催征，期限紧迫，四乡百姓奔波于道路，公私事务都受到耽误，这是第五弊；现征的赋税与带征的旧欠同时催征，合并日期一起催比，百姓无所适从而都拖欠，这是第六弊；军需款项不可延缓，但开征时数额却超过军需所需；协饷不可延缓，但追比时数额却超过协饷所需；起运和存留本应有先后之分，但催征时却不分起运和存留，这是第七弊；刑具陈列在堂下，拶指和夹棍同时使用，小民畏惧一时的刑罚，不惜借高利贷、减价变卖产业而不顾后果，虽然明知是剜肉补疮，但为了救急，不再考虑生死，这是第八弊。

这八种弊端之外，还有坐管经承的费用，有坐差摘追的费用，有奔走赴比的费用，有守候应比的费用，有转限宽比的费用，有请人代比的费用，小民只有这些膏血，多一分旁费，必然导致少一分正供。由于这些积弊，粮食最终无法收完，而百姓日益困苦。不仅是百姓困苦，官员也受牵连。既然如此，那么催征赋税本身并不能祸害百姓，而是以催征赋税来祸害百姓的，是因为用人不当和方法错误。现在如果真的想要得到合适的人选和方法并加以施行，偷惰应当戒除，披星戴月地工作，秉烛夜读，事事精察，户户详细，这是以勤补拙的方法，可以施行。

坐簿必须剔除弊端，流水红簿必须由亲手登记，甲户欠乙户欠，完多完少，毫厘都放在心上，这是不假手于人、避免混征的方法，可以施行。里甲有总数的欠款，各户有散数的欠款，如果只稽查里甲的欠款而不稽查顽劣户主的欠款，那么催征代完的人就身负责任，而拖延不交的人反而置身事外了。临近催征时分别清楚，洞察如观火，这是澄清完欠的方法，可以施行。官员的精力有限，差役的机变无穷，临近催征时按簿稽查，如果图差催征欠款多的人赴比，必然没有受贿的私心；欠款少的人应卯，必然有卖放的弊端。这是杜绝大户躲避的方法，可以施行。

百姓没有多余的财力，催征次数太多，则一时交纳不起；催征期限太勤，则日日奔驰不暇。减少卯期而放宽催比，不要滥比而增加卯期，这是留给百姓余力的方法，可以施行。百姓没有多余的积蓄，今日完纳现征，必然不能完纳带征；今日完纳带征，必然不能又完纳现征。分期限催比，先催比现征，后催比带征，这是用一缓二的方法，可以施行。本省军需要紧，邻省协饷要紧，上缴院司的款项要紧，大约数额先征，俸薪可缓且缓，工食可缓且緩，大凡存留可缓且緩，先急后缓，这是分别先后的方法，可以施行。

急公好义，人情大抵如此，谁肯甘心拖欠粮赋，忍辱受责？作为有司，只以鞭打为能干，而鞭打之外，一无别法；只以拶指、夹棍为长才，而拶夹之外，毫无鼓舞激励，百姓怎么能不借高利贷、减价卖产呢？钱粮虽然收完，而地方却败坏了。听说廉洁的有司禁革火耗，在吉日，召集士民约定说：“只要能交完正赋，切勿再添耗羡。”天平不敢欺骗上天，法马不敢违犯法律，人没有不争先交纳的。又听说良善的有司催征粮赋禁绝差役骚扰，城中有歇保就禁止，乡中有坐催就禁止，定限征比，去除差役骚扰，凡是一酒一饭，无不替百姓节省，人没有不交纳恐后的。又听说贤明的有司催征粮赋不动声色，遇到良善里甲殷实户，依期交纳，用花红鼓乐送出县堂，人们都欢悦，惟恐输纳不及。遇到绅士大户，刚开催征期，就尽数先交，或给匾额，或给予奖励，相率而传，惟恐趋纳不踊跃。遇到穷民小户，有谷帛而没有买主，有鸡豚而等待市贩，或代为设法，或曲意示以变通交纳，田父村叟感动得流泪，因而互相劝勉全部完纳。这又是催征兼抚恤的方法，可以施行。

征粮的能力，在于其人，不在于法，然而得不到其人而遵循法度施行，也是得半之道。今日作为有司的人，如果能斟酌此法施行，又加上精勤，兼以明敏，实征户籍都立实在户名，以杜绝诡计推卸的弊端，流水红簿都送本府，印发以杜绝私换侵蚀的弊端，易知由单必须遍落穷山深谷，以杜绝横索的弊端。这样即使有顽户奸书，也无从施展其蠹伪，上裨国计，下解民困，岂不是吏治第一要务吗？虽然臣在浙江所属地区见在立法通行，而催征得法的官吏，如果不稍加劝勉，那么钱粮全完，地方受福，与钱粮虽然完纳而地方暗中败坏的有司，又有什么区别呢？恳请部酌议，如有催征与抚恤兼用，百姓没有追呼之扰的，允许督抚查明据实题请，以便奖励。这样那么督课催征的官吏，敢不关心民瘼，推广皇上嘉惠百姓的盛心吗？

译请求均平赋役以收揽民心的奏疏，顺治二年。

巡按御史赵宏文

我私下听说先贤论述治国之道曾说：“治理天下有正道，亲近贤人、疏远奸佞，只要清明罢了；治理天下有法则，奖赏守信、惩罚必行，只要果断罢了；治理天下有根本，礼乐教化，只要顺应罢了。”恭敬地认为我们大清以清明果断开创基业，远远超越前代，只是疆域刚刚开拓，礼教教化还来不及推行。臣因此斟酌时势适宜，也说：“治理天下有关键，去除那些过于苛重的，只要抓住契机罢了。”为什么说契机呢？小百姓愚昧顽固，哪里知道长远的大计？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就想趋附它。夜深静思，大多有深切的愿望，却是不一定能够实现的事；看到对自己有害的，就想去除它。在辗转彷徨之中，大多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只要在去留取舍之间审慎考量，加以存恤，那么天下的精神心志，就全部维系在皇上身上而不可解脱。古代的圣王，必定顺从天下人的意愿，运用这种方法。请就江南的赋税徭役来说。明朝开国时，收取姑苏张士诚抗守的城池，很久未能攻克，等到天下平定，就用极重的粮额来困迫他们。于是吴县每亩三斗四升四合，长洲县每户三斗七升五合，这就给民间留下了三百年未曾有过的苦难。目前商贾不通，城市停止织造，百姓没有生计了。如果再用旧额重重困迫他们，恐怕富人变穷而穷人致死，这也是走向绝境的趋势。恳请朝廷详细核查，或者依照宋元旧制，或者参照常镇二府减轻过重的部分，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这也是收揽人心的首要之义。赋税如此。再就江南的徭役来说。以前阅读邸报，看到保抚郝有上疏说优免太过泛滥，奉旨说：“优免太过泛滥，导致正额亏缺，通过摊派取盈，最危害百姓，应当严加禁止革除。此后再有违犯，着令该抚按将滥免之人以及有司官员一并参劾究治。”钦此，这是抚臣从赋税方面说的，臣再从徭役方面说。私下查考江南有官户，有民户，又有子户。民户应当差役，这不必说。到如今，今天做官，明天就自称官户。《会典》内规定官一品者免田千亩，现在却超过万亩了。即使降到九品乃至阴阳医学，处处都是这样。况且本官如果真有这些田地，免除是可以的。然而刚刚登仕籍，原本属于寒微素朴，而一切大姓富室都把自己的田产寄名在他门下，拿出平日力役的费用，来供给本官的薪水之资。里下的差役终身轮不到他们，这是市井平民公然又成了一官户。那些想要投献田产却苦于没有资金的人怎么办呢？况且本官说去世就可以停止了，却又巧立子户的名目，一代又一代长久存在。这哪里是安顿江南小百姓的方法呢？难道不让他们成为沟中的枯骨吗？这种滥觞，比起江北免除赋税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恳请下部议覆，详细规定某官应当免除多少亩，此外与百姓一体当差，按品级详细列出，著为法令。甲敢有仍前投献的，一定以欺隐治罪。如果本官无地而代人优免，就用此罪惩罚他，或许穷檐小民不再有苦乐不均的叹息了。

江北均丁说

盛枫

治理国家的大计叫做财赋。财赋所出的地方叫做江淮。江淮之所以天下第一，是因为土地肥沃丰饶而人能尽地利。人们知道尽地利的职责在于农夫，却不知道通催科的方法在于富民。所以天下的富民，暗中享受利益而明面上推辞祸害。这种弊端没有比丁税更严重的，而丁税的危害没有比江以北、淮以南更严重的。为什么呢？方圆百里设一个县，户数不下万余，丁口不下三万。其中农夫占十分之五，庶人在官与士大夫之无田以及逐末者占十分之四，那十分之一则坐拥一县的田地，役使农夫尽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税。现在田税之外，把一县的丁口，向富民征收十分之一，宽裕而有剩余。那十分之九不是在官就是士大夫，否则就是逐末者。最下等的就是无田的农夫。他们既然以身役于官，怎么能再办一丁？士大夫既然委身朝廷，也应当不附此例。逐末者贸易迁徙不定，而且歪曲于法外以求幸免，势必把十九分之十九的丁口全部征于无田的贫民而止。贫民正寄食于富民的田地，遇到丰年，规划其盈余以供给妻子日常之外，已无余粮。假如遭遇旱涝，尽所有以供富民的租，还不足以满足。既无立锥之地以自存，又卖妻子为乞丐以偿还丁负。做吏的上面受制于国课，下面迫于考成，而且采取剜肉补疮之计，鞭打囚禁，忍见其转死流亡，所以逋赋愈多而贫民愈困。有人说：“如你所说，将令朝廷尽蠲丁课吗？”回答说：“不是。现在试总一县的田税，按亩为科，汇总得到若干，又总一县的丁课，编户为籍，每人赋税得到若干。那丁课的数量常不及田税三十分之一，又把一县的丁课均于田税中，常不及五厘。以上农夫一亩的收获，通丰耗而权衡，富民的收入恒不下一石。即在税外稍为溢额，不为大病，而使贫民免一切之供输，岂不是穷变通久之道？”即使有人说：“确实如此，古之人何不为此？”回答说：“当时计丁户调并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没有无田之人，以丁耕田，即以田之收入输调，”

译所以两者互不违背。五代时期天下大乱，江淮以北迁徙到南方的百姓不知有几千万户，因此江南设置的侨置郡县很多，而淮北、河南地区甚至几百里内无人居住。那时的祸患在于土地过剩，土地过剩的祸患，是担心愚民成为游惰之民，于是对他们的劳役和赋税征收最为严厉，因此不得不实行按丁口征税的方法，加重人头税以督促百姓尽地力。强壮的人或许占有田地多达一顷，却仍有荒地未开垦，于是大力开设屯田，让士兵从事农业，北魏凭借这种方法达到富强。隋朝开皇年间以后，人口日益增加，人口过剩的祸患比土地过剩更严重，其弊端在于富人独自占据丰厚资产，却向旧户籍中的贫民征收赋税，导致赋税更加亏缺；田亩在百姓手中，不能禁止他们买卖，而缴纳赋税的人多是无田之人，于是按照户籍征收，让他们与豪强兼并者同等对待。如今建国以来五十多年，除了西蜀之外，户口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在淮扬这样四通八达的都市，已经没有一寸荒芜的土地，人不勤劳就无法获得食物，所以不需要教导百姓自然就会致力于农桑。此时贫民只担心得不到富人的田地来耕种，所以豪强家的田地不担心收不到十五税一的赋税，而贫民的人头税却连缴纳都困难。当时户调是二十分之一，这难道可以和古代相提并论吗？有人问：“是这样没错，为什么江南有人头税却没有导致百姓极度困苦？”回答说：“江南的人头税依附于田地，卖掉田地人头税就随田地转移，所以贫民的人头税都归于富人，这是有人头税的名目而没有人头税的实质，所以没有导致极度困苦。”有人问：“你所主张的超出田税额度的部分，就是这种方法吗？”回答说：“善于变法的人不如一并去掉人头税的名目，将条目统一归于一处，既容易知晓又事务不繁杂，何必巧立各种名目来增加文书案牍呢？况且如果仍然保留人头税的名目，富人心中似乎像是在替贫民偿还人头税，所以去掉它是好的。”有人问：“如果这样，岂不是与古代按口授田的道理大大抵触，而且富人的兼并会更加严重了？”回答说：“这是迂腐儒生的言论。现在想要实行井田制可以吗？想要由官府授田可以吗？既然不可以，却羡慕它的名声，这是表面遵从而暗中违背，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况且田地归于百姓已经很久了，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养育百姓的权力，却只有从百姓那里索取的名义，既然已经从百姓那里索取，却不去向富人索取而向穷人索取，这是治理世事的人应当仔细审察的。”

译关于丁役的议论

邱家穗

《周礼》的制度，根据年岁来核定百姓的多少，办理物资的多少，将其数目上报给小司徒，以执行征发命令。每三年进行一次全国大普查，作为固定的法则，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要加以惩罚，让他们缴纳一个成年男子的力役税。所以当时户籍没有遗漏，百姓没有游手好闲，比、闾、族、党相互友爱帮助而不感到困苦。后来徭役分配不均，是因为后世不再实行井田制授田，户口流离失所，徭役不公平，小民深受重困。如果登记他们的数目并全部征发徭役，那么从事商业的人就多，迁徙不定；如果听任迁徙而不追究，那么外来寄居的户口就过于安逸，而本地居民无法全部征发徭役。国家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编审的命令，稍微能够根据税粮的高低，来斟酌户口的增减，希望丁役能够公平。但有关部门又不能查究实际情况，只是和两三个书吏按照名册点名，参杂口头说法，限定日期，务求快速确定。有的凭主观意见决定去留，有的看贿赂多少增减数目，而户口增减的大数最终不敢超越前人已经上报的名册。那么豪强侥幸免役，而贫弱受累的人终究也无法消除这种弊端。然而议论的人不察实情，只看到贫富不均，就想用粮食来配丁，把丁役合并到粮食税中，从而创立一个固定不变的额度，这更是大不可取。我曾考证议论古今，夏商周三代征收粟米、布缕、力役三种赋税，到唐代称为租庸调，各自不合并，所缴纳的仍然较轻。自从杨炎开始，取大历十四年赋税征收最多的数目，将租庸调合并为两税，这是丁口的庸钱已经归入两税中了。而从宋代以来，又计算丁口来确定役法，而所谓两税，还像杨炎旧法那样，没有丝毫减少。到前朝明代定赋，又有时将所有无名杂税合并到正税中，这是力役这一项征收，既先混入常税之中，又再次在常税之外重复征收，比起杨炎的旧法，更加沉重了。然而幸好国家编审的命令，丁自是丁，粮自是粮，粮食固然随着产业推收，不可改变，而至于丁口的多少不一，不曾像秦朝暴政那样按人头征收，也不曾像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在田税之外再核算其浮财物力来决定轻重。只是在编审之年，有关部门稍微根据粮食的增减来平均丁口，其间难免有轻重不均，还希望每五年编查一次，全面检查贫富，斟酌施行，要使外来户和本地户随时通融，贫者得以稍微缓解，富者不至于苟且逃避为止。虽然有粮的丁不如无粮的丁，值得怜悯，但有粮的富者，实际上兼有丁口。丁口的贫者，不兼有粮食。贫富无常，交替变化，终究不至于用不固定的粮食，来拖累固定的丁口。而且使一时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还受到约束，而不能放肆。这确实仿效《周礼》的意思，是臣民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典，而不允许轻易改变的。为什么又创立用粮食配丁，把丁役合并到粮食中的议论？以至于使游手好闲的人不受惩罚，户籍遗漏不被禁止，又给后世留下粮食去掉而丁口独存的累赘呢？我前不久游历秦中鄠县，士大夫常说该县把丁役合并到粮食中的弊端，起源于明末某位县令，至今终究不能改变。于是使富户因缴纳丁役而坐困，而一切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都相继成为化外之民。虽然有人逃避丁役去经商谋求厚利，但官府却无法征收役使他们。那把丁役合并到粮食中的祸患，尚且如此，那么用粮食配丁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人无论贫富，没有不有身丁可以服役的。而一个县中，有田的十分之一，无田的十分之九。却想专门责成富户的粮食，包赔贫户的丁役，将让游手好闲的人受到什么惩罚？而通计户口的遗漏，已经不止一半。幸好平安无事，而多欲横征暴敛的官员，还将挨家挨户点名，向贫户科派。不幸而有水旱盗贼之变，富户的粮食耗尽，而定额丁口不免独存，仍将责成富户，而富户已经无法缴纳；将再摊派给贫户，而贫户脱离户籍已久，无法查究。这又是沿袭两税旧弊之外，又生出无穷的弊端。这难道是國家编审的本意吗？我私下看到南宋南渡后，士大夫在乡里间，颇放朱子社仓的遗意，有自行设立义役的规制。大略是聚集宗族党羽，根据财力厚薄，割让若干亩租田，让应役的人轮流收取其岁入，以充役费，而官府不参与。宋宁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时，都曾将此法颁行天下，百姓称其便利。等到至正年间，刘辉任上海尹，也劝豪强达官出粟为义役，常平仓本于是赋役得以平均。这些都是往事中可行的。近顺治年间，先王父逸六公担任全族户长，曾深知赋役之苦，而忧虑我们族中官丁有加无已。于是捐金寄存在子母钱家，作为免役的计策。不到二十年，既用其利息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缴纳的丁役费用，也大致相当。族中一二好义的人，都闻其风而相继捐献。至今认为这是永利，那么远追周人相互友爱帮助的习俗，而近符宋元义役的遗风，举世可以推行，以挽救丁粮困境的吗？我希望有官君子依宋元旧法，劝民在乡里多敛财谷，各立义役，而选择富而贤者主管出纳，另外加以旌奖以风劝之，庶足以辅助编审之所不

译至于说，如果只担心徭役不统一，而想要按粮食来分配丁口，或者将丁口合并到粮食中，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其他如近日我们县里变法的人，起初依附蒋县令的“十段锦”法，寄放米粮的弊端虽然变化快，但祸患小；最终依附杨县令的“一条鞭”法，增加赋税的弊端虽然变化慢，但祸患大。这都是没有见识的人士所为，比起鄠县县令的做法来，更是低劣了。

译关于丁银仍归入地粮征收的奏疏。乾隆三十年。

监察御史戈涛

臣担任山西道御史，时常体察该省事务，私下看到将丁银并入地粮征收这一案件，各省遵循已久，唯独该省没有完全实行。臣私下思考，丁粮合并办理，对于无地却有丁口的人，既然免去了追呼的骚扰，那么对于有丁口又有土地的人，也省去了缴纳的烦扰，官吏胥役不能借编审之机作奸犯科，小民也不会因勾稽核查而受累，这种方法简约公平，天下人都称便利。为什么唯独该省认为不宜实行呢？臣谨就其历次改归的成案，推究始末，考较得失，恭敬地向皇上陈述。查考丁银归入地粮，自雍正九年试办之后，到乾隆元年，巡抚觉罗石麟奏请改归的有十八个州县；乾隆八年，因盐政吉庆条奏，议请改归的有十八个州县；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条陈，又议请改归的有五个州县。计算三次改归，共四十一州县。其余的或者请求将丁银的一半及三分之一归入地粮，或者请求将丁银统按最低等级征收，而将余额归入地粮，或者请求将无业穷丁全部删除，而将其应征银两均匀摊入地粮。像这样所说的调剂办理的，有三十七个州县。此外还有二十六个州县，仍然丁粮分征。这是历年查办的大致情况。用天下通行的良法，而办理却多有参差，衡量统一规范的原则，已有不协调之处。况且那些所谓不可归并办理的，有的因为省赋额本来沉重，加上丁银则未免过多；有的因为各属地土瘠薄，合并征收则担心有人逃亡；又认为顺从舆论，则民情相安，可以长久；并且认为偶尔有逃亡缺额，而编审期限已到，可以擦除填补。这几种说法，臣都不能没有怀疑。查考赋额沉重，没有超过江苏的，而江苏却是丁银归入地粮；地土瘠薄，没有超过贵州的，而贵州也是丁粮合办，为什么唯独山西不同呢？有土地而稍微征收其定额，就担心逃亡，如果没有土地而按丁征收，逃亡不是更严重吗？这尤其容易明白。臣私下探求主张分办说法的理由，大概是说山西百姓多外出经商，所以不希望征收丁赋而加重地征。如果这样，那就是想要征收有力者的丁银，因而普遍征收无力者，完全失去了持平的道义。无地的百姓，富裕的终究很少，拮据的实在很多。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办案中所称，祁县、寿县各有无力穷丁三千七百余人，其他情况大概可以推知了。至于等待编审来擦补，正是前任巡抚所说的调剂的一种方法，而实际上弊端不可胜言。为什么呢？在各次办理的时候，都说轻重适宜，百姓没有不便；等到后次查办，便已多有流亡。就像二十三年所办的，距离乾隆八年仅十余年，而岢岚州就逃亡六百三十余丁，五寨县就逃亡二百五十余丁。如果真是民情所安，为什么逃亡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顺从舆情可以长久，只是空话罢了。然而州县动不动以舆情为由请求，一是因为绅士富户害怕摊派丁赋，二是因为经承里胥贪图保留编审之权。分征而不免逃亡，必定借编审来擦补，而吏胥经手趁机作奸：增加新丁则放富升贫，除去故丁则移甲换乙，百弊丛生，无法追究。那么五年一次的编审，只是为这些人舞文弄法、渔利牟私的时机，而百姓在擦补之前拖赔包纳的情况，更不用说了。臣所说的调剂最终不能没有弊端，就是这个原因。古今设立政令，固然想要顺应民情，而到了民情相同的时候，又要权衡其轻重。贫民不愿意缴纳丁银，与地户不愿意增加定额，心情是相同的，但轻重差异很大。历任巡抚固然都是从民情出发，然而富民的心情容易表达，贫民的心情难以诉说。臣愚以为，与其满足有业者的欲望，不如缓解无业者的困苦；与其向佣工负贩者按丁征收，不如向有资生依靠者稍微增加定额；与其等到逃亡故绝之后才为之擦补，不如摊丁归地而使之不至逃亡。况且道理有可信的，事情就没有可疑的。就三次办理而论，之前所谓难行的，后来多有改归，就知道之后所谓难归的，原本都属于可行。臣请求下令山西巡抚悉心筹办，将从前丁地分征的各州县一体查核归并，即使土地有不齐整的，也只在一县之中分等摊入，不要再顾忌旧案琐碎参差如此，那么丁户不至逃亡，胥吏无由滋生弊端，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远沐浴皇恩于无穷尽了。

均田均役议 松江府志

李复兴

私下想到均田均役长久奉命施行，可是所定的捆束都由图甲中的蛀虫把持，掌握图册田多的人受贿逃脱，田少的人无贿受害。造册则朝更夕改，分数则张冠李戴，先后任其颠倒，多寡听其游移。虽然有均田均役的名义，起初没有均田均役的实质。急于奉公守法一时带来的拖累无穷无尽，迁徙他方日后牵连难尽。开始则年首逃亡，接着则全图惊窜，以致催办无人，粮食白银毫无完纳。官府受罚受参，经承被提被解，总由于役

译法律的不公平，所以它的弊端有数不尽的。现在试着查一查历年来的积欠，官员、儒生、差役中有欠款的吗？只有图差催逼罢了；今日逃亡的官员、儒生、差役中有逃亡的吗？都是图差百姓罢了。由此可知，官员、儒生、差役的钱粮容易征收，是因为他们的田地固定而累赘少；百姓的钱粮容易拖欠，是因为他们的田地不固定而累赘多。现在只将以前的差役全部按照旧册，来年的差役全部仿照嘉兴、湖州的事例，无论官员、儒生、百姓、差役，将各图的田亩汇合为一处。其中有真正赔补荒田的绝户，造明圩段细号，通盘筹划计算，酌情进行平均摊派，使图棍不能把熟田报作荒田，业户可以开垦荒田成为熟田。等到征收数额确定后，然后搭配成图，正粮则按照田地完纳，杂差则按亩平均摊派。用本名下的田地完纳本名下的税赋，那么催办省事而小民没有赔累之苦，比较简约而长官没有督责之烦。用本名下的田地立本名下的户，那么不必审选差役而差役自然确定，不必平均田地而田地自然平均，有利无害，一劳永逸，挽救时局的良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也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现在如果因为查旧册，现在充役的人皮骨空存，佥补的人脂膏殆尽，役后又役，百姓实在难以忍受。上级催促的檄文如云，图役的逃亡日益众多，将来国家的赋税从哪里充足，军饷从哪里应付呢？卑职承受天地覆载之恩，怎敢不把国家大计和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回任以来目睹时局艰难，深知乡里困于均役一案，只加意清理剔抉，不胜痛心疾首。于是严厉命令革除，不畏惧劳苦，按户催征，不是逃亡就是鬼户，种种情况无不耽误粮饷。因为查均田均役长久奉旨奉宪令施行，确实属于爱民的善政，只是奉行不力，使良法虚悬，国家百姓交困。百姓困于差役，催办差徭是其中的关键。今日的钱粮考核非常严格。于是每日从事追呼，而积欠依然如故，都是因为田地差役不均，逃亡所致。现在根据自行合并田地的建议，如果一人有田百亩，向来都分散为数十处，鬼户跨立几个图，想逃避差徭，殊不知反而中了图奸的计谋，这里报除那里补上，东面免除西面补充，最终直到骨髓枯竭才停止。因此百姓日益贫穷而粮税日益拖欠，害官累民，本来不是一天的事。现在全部建议废除年首、甲首的名目，将全县的田地仍然按照原详均编三百图，每图一百束，每承办田二十八亩，计算一年的饷银约四两五钱有余，每月所完纳四钱五分。一限完足则给予免除，即使力有未逮，两限输纳也仅二钱二三分，数额不多，十月全完，实在容易做到。田地多的自然承办自己田地的饷银，田地少的合办一束的银两，承办省事而差役减轻，那么鬼名诡寄，又有什么利益而愿意分散？这样那么图棍不必革除而自然退去，有力者不待佥选而差役确定。其归并合办的方法，听从百姓方便，以就其相识者，便于催征罢了。使得田地都有差役，户户平均差徭，这真是众人抬举容易举起的良法，贫富都安定的善政。再查差徭一项，奉旨奉宪令绅士百姓一体均差，浙江省苏州所属全都遵行，唯独松江府仍有官员、儒生、差役、百姓的区别。查除了塘工一差之外，其余杂役全都由民图承值，以致田地合并于势豪，差役归于小户，纷纷逃窜，军饷亏损。现在建议必须均平的方法，总共以三百图为标准，奉有大工程差徭详请宪裁，按田地均派。设有万不得已的小役，挨次轮流照图承值，设立号簿三十本，申请抚宪印发各图，凡有差徙，允许图民明登于簿，按季激发县汇甲查核，既杜绝规避不均的开端，并杜绝骚扰横索的弊端。更有请求的，查娄县荒地较之其他县更多，不是全部田地荒芜，逃亡者众多，则有田无户，或者贫民无力开垦自弃其土，或者田地归于强豪而户仍逃亡，偏累图民代赔，现在建议必须均平的方法，将全县版籍荒田统计县额，均摊于三百图中，共同开垦，使得不至于抛荒缺饷，并且可以垦荒开熟，不仅百姓受其惠，即使国家用度也由此充足了。又查塘旷之役，上无济于军需，下实在民间重累，徒充无益。侵渔遂成难革的积弊，并应详请永禁，免除其名目。逢有开浚小工，附近居民业户按田均派承值大工，遵照海塘事例，全县合算，计亩均派，使得没有偏枯的弊端。至于坊厢之役，比之乡图的苦，尤其严重，排门小夫，比户日繁，一体子民何忍劳逸迥别？必须酌量劳逸，以资助其费用。卑职待罪有年，已悉差役中大职司民牧，何忍令斯民的疾呼而不为之请命？以上数条，都是均役的切要，仰祈逐一批示，不是卑职所敢擅专的。

译关于均图的方法，一个县区的地图，田地数额多寡不齐，如果一律承担徭役，必然导致大小不均。现在蒙受科宪柯公题定均图的方法，先将该县的田地通盘计算，均分为若干图，每图应均准熟田多少亩。一图分立十甲，每甲应准熟田多少亩。无论绅士、生员、役民，一并按照田地编入甲次，那么田地必定纳入图中，图中没有亏欠的田地，永远杜绝偏枯不均的弊端了。

关于并田的方法，拥有田地的人，不必其田地全在一图。不全在一图，却要逐图承担徭役，田多则催办他人的田地，田少则又被派去办理他人的事务，名下分头四处应付，日日没有休息。为了思考穷尽变化、通达长久的方法，确实没有比并田之法更便利的了。凡有田地的人，不拘原旧的区图界限，如一人有数百亩田地，而坐落在不同区图的，就将这数百亩不同区图的田地汇总归入本户，遵照均定的新图田地数额，分为各口，编列在一处缴纳粮税。那些小户田地不足一甲的，仍允许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共同合并为一甲，即在甲内分注明白，各自出口，听任他们自己造册呈递。册内开明收并原来某某都某某图某某圩号的田地多少，等到呈递到的日子，查其住址相近者，挨顺编配，这是以田就人，不是以人就田。人人自己收管自己的田地，已经完税的不再催办，不用催办的劳苦，可以杜绝佥点之弊，征收缴纳都方便，比起原图挨顺割配的方法，更为尽善尽美。

关于均役的方法，里役的苦楚，到今日更加严重了。到今日的年首，尤其严重。一图中的漕粮白粮，盈千累百，分摊给各甲，尚且担忧花户挂欠，却竟然责成年首一人，日日遭受拷打，终究对正供没有补益，加上株连不已，诈骗勒索手段百出，逃亡的人日益增多，能不有林木之恐吗？绅士、生员、役户，向来有优免的条例，所以田多的人大多诡寄避役，在图中承担徭役的，全是贫民小户，独自承受繁重的苦楚。现在已仰遵朝廷一体当差的旨意，并入均图，按照田地编甲，在钱粮方面各自输纳，差徭方面各自承应，既不偏枯，也没有牵累。徭役的均平，由于田地的均平，等到田地均平了，那么就没有徭役之苦了。

关于销图的方法，通县的田地，每图都有圩号，务必先命令各图造明挨号一册，开注明现业户名，呈递存案，作为均田的张本，使从前飞洒隐漏的弊端尽行厘剔革除，然后令业户查明号簿，照数收并，即将业户造成的田册逐号参对原图核准无异，随即在该图原号内注销，等到编图之日注明新编某图完毕，倘有田地数额不多，不愿自己出名寄并亲识名下的，务要开明原户姓名，以便销图，再取户领号一册，以与号簿互为经纬，比如某图一人共有田地多少，内某某圩某某号各多少，就田地的多少挨次攒造，其存图零星田亩无人合并的，也即按田按户编归一甲，各自按照征输，那么就没有不纳税的田地了。

关于征输的方法，征输条银，奉有部定的新限。如果分数不归画一，串单不行编定，那么顽户挂欠，奸胥弄文，弊端由此滋生了。务必将业户额银照依会计，先行算派即将所派的额银，分作十分，按月一分。一月之中， again 分三限。先令柜书编定串单其式：一单存查，即为根串，写明年某区图甲户某月首限银多少，二限银多少，三限银多少。前连三单，谓之甲户免比单每限一单，则各开一限的银，令业户悉照串额，将银自行封入柜中。投一限的银，即截去一限的单。遵限完截者，不用比较，竟自归于农事，不用差役押解，以杜绝滋扰。如一月不截，即吊起柜上的串根缴查，明白倘有存留不截的单，立时差拘着令完截，不可预先差押，致使完欠不分勤惰，无法区别。其算额编串，如一图十甲而只有一户的，以一户出额，即以一户编串；一甲而各户合并的，以各户出额，即以各户编串方为便民。至于秋粮应作三限，以一月的为一限，也须编定串单，照前征输此法一定，那么急公好义者截票回家可不见差役的面，而费累全消；即使抗顽者拘到必完，也不致有拖欠的忧虑，而奸弊毕除。总之，串存则欠串去则完，竟查串根而比簿可不用了。只是粮书无压欠之弊，而皂快无索要钱之门，那么此法非其所愿。然而欲便于此辈，即不便于小民了。

关于分户的方法，一年之内，田地有授受，户有去来，粮从田出田随户转。倘若编图之后，若有售卖的田地，明文契，务将业户姓名，即在甲内另行分出，以便各自完纳，不得移至他处，致使图额复有盈亏。或有不出户名的田地，开始则寄并一人名下，倘若怠玩抗粮也允许甲户禀明分额，专行追比编定之图，惟

译户籍可以更换，但田地不能更换。

译浮粮变通议

沈德潜

苏州、松江的困境，没有比浮粮更严重的了。起初，贾似道提倡出售官田的说法，从而增加了税额；随后，明太祖因吴地百姓依附强寇守城而愤怒，加重了赋税；后来，杨宪将一亩改为二亩，赵瀛将官田摊派到民田上，百姓因此更加遭受拖累。拖延至今，积弊日益严重，较宋朝时的原额多出七倍有余，较元朝时的原额也多出两倍有余。宋朝时苏松的税额共五十多万，元朝时共一百五十多万，现在共三百七十多万，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不忍言说的地步。关心国家治理的人，不得不思考有什么办法来缓解这种困境。然而，如果一下子想要恢复宋朝、元朝时的旧额，形势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苏松是天下财赋的重地，军需、俸禄、赏赐之类，长久以来都依赖于此，地方官员只怕财政供给不足，必定会援引祖制出来争辩；争辩如果获胜，局势就会更加牢固而不可再减。就今天的财赋状况而言，只有变通的办法了。《易经》说：“通晓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吧？议论的人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我姑且先列举众议中的错误，然后提出折衷的办法，或许可以施行。议论的人说：天下的税收，贵在能够均衡。苏松的土地，占天下的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的赋税，却承担天下的十三分之二，与其他省份相比，极不均衡。现在在其他地方稍微增加，而苏松可以全部减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增加赋税的名目，普天之下共同畏惧，在今天可以稍微增加，在将来就都成为惯例，这个开端一旦打开，就会只增不减。试想，同样是皇上的子民，却把这里的祸患转移到那里，好比割下手臂的肉去补大腿的疮，旧痛稍止，新痛又加。况且苏松减免的赋税，后来或许因为其他缘故仍然增加；而其他地方增加的赋税，定为规则而不可再减，这种弊端哪里能穷尽呢？议论的人说：时下免除租税的诏令虽然很多，但取之于下而实际多赦免于民。所谓多赦免，是因为拖欠太多，才采取这种措施。财政没有来源，因而征收催逼；催逼不止，因而百姓逃亡；逃亡不止，因而官吏赔累。与其在追逼穷尽之后赦免，何如在追逼未加之前妥善处置呢？况且蠲免租税所涉及的，多是包揽侵蚀的奸胥豪强之徒，良民未必都能均沾恩惠，可以暂时施行，不可长久。议论的人说：前明时期，官吏考核完成七成以上，就算上等。现在应该仿效其遗意，对于州县负担最重的，另外设立奖惩的制度，不与小县同等考核，那么官员可以长久任职，百姓能得到安抚的好处。不知道部议既然稍微安定，百姓也会懈怠。百姓中老实的或许延缓征收而不误期限，百姓中狡猾的就会沿袭欺骗上级，徒有重赋的名声，终究缺乏缴纳的实际。要说没有弊端，未曾听说过。议论的人又说：苏松的版籍荒地随处可见，现在对于可以耕种的土地，招集穷苦百姓，酌情给予牛车，兼给谷种，让他们耕作。几年以后，按亩升科。新赋既增加，旧赋可减免。版籍荒地并非绝对不能耕种的土地，只是担心既然已经升科，逐渐增加，赋税从上级官员私下交迫，难以承受，旧赋的拖累未去，新赋的拖累日增，小民谁肯不顾身家，贸然承佃？这也不是救时的策略。那么变通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比酌情减免更切合实际的。我曾经考察明朝宣宗时，周文襄公周忱安抚吴地，与知府况钟奏请减免官田的税赋，根据田则的多寡，酌情裁减。苏州府减免到八十多万，松江府减免到三十多万。户部指责他们变乱成法，而宣宗没有怪罪他们。那时百姓困苦稍得缓解，国家殷实兴盛。现在如果真的举用古人的善法，仿效施行，以救济百姓的穷困，以培植国家的根本。记载在简册上，流传千秋万世，确实是圣朝的盛典。还有话说：嘉兴、湖州、常州、镇江等郡，虽然境界分属两省，但与苏松确实接壤，而赋税的多寡轻重，难以比较。难道四郡的田额都狭小，而苏松的田额独大吗？四郡的年成都歉收，而苏松的年成独丰吗？四郡的民俗都贫穷，而苏松的民俗独富吗？为眼前的变通考虑，或许参照嘉兴、湖州、常州、镇江中赋税较重的标准，来定苏松的税额，使其他郡的百姓也免除追呼，那么百姓的困苦逐渐消除，民力逐渐充裕，而亡身破家、鬻卖男女的祸患不至于再出现在盛世。这就是所谓先举出众议的错误，然后才可以实行折衷的办法。至于因为东南的重困，全部更改，使恢复宝佑以前的旧额，这是圣天子的隆恩，而不是草野之人所敢妄论的。谨议

上萧抚请抵粮支谷议

陶元

去年六月，昌邑遭遇水灾，幸值小熟，收割之后，百姓不甚失所，正供不甚亏缺。然而被冲毁埋没的田地不可复耕，实在不是寻常水潦可以计算的，分数可望来秋恢复。而儋州李牧妄称灾害只有五分，竟然搁置此事。前任府尹汤君又以违例委托勘查揭参职名，他处心积虑，不过是因为题请豁免困难，迎合时局，置而不行罢了。题请豁免确实困难，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坐视百姓死亡，难道不可以从长商议吗？昌邑正供之外，每年办公费用尚有多金，难道不可以酌情通融，免除这一县的赋税吗？

译如今那些残酷盘剥百姓的人，即使违背成例也毫不在意，即使触犯法律也不肯退缩，唯独到了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上，却又总是拿成例作为借口。即使是那些可以商量斟酌、可以通融变通的事情，他们也不肯稍加留心，百姓何其不幸，竟然遇到了这样只会死守成例的所谓“好”官员！如今昌化县的灾祸，去年已经显露，今年彻底爆发，老弱病残在官府门前乞讨，青壮年流离失所于道路之上。如果真的想要开仓借贷，那些失去生计的百姓，春天可以发放粮食，秋天却无力偿还，百姓敢领取而官府不敢发放，除了勉强凑齐军饷之外，其余的困难根本无法解决。再加上虚报的赋税挂在账上，从前已经实行摊派，此后又怎么能抵消呢？百姓只有束手待毙罢了。我深思熟虑、反复计算，既为昌化百姓考虑眼前的计策，也为他们考虑长远的打算，恭敬地分条陈述两件事，希望仁慈的君子们俯身采纳选择。

译一、抵补昌化县浮粮。本朝《临高县赋役全书中》记载，拨补昌化县广储仓的米银三百七十多两。《琼州府志》和《临高县志》记载，抽拨昌化县秋粮米一千五百七十多石，一半充作兵饷，一半留作备用支出。这是从前抵补的额度。如今查考，临高县自三十年捐输荒田之后，多解送银三百四十多两，又报垦田银二百七十多两。这两项已上报户部的，可以咨文说明予以归还；未上报户部的，可以暂时拨补。共计银六百多两，恰好符合昌化县浮粮的数额。这是昌化百姓长久之计。此事始末，详见《撰浮粮考》。谨此缮写呈览。

一、发放支取仓谷。昌化县旧有康熙三十年放支的仓谷四百一十六石，于康熙三十四年奉上谕追补。又有士民捐输的谷三十八石二斗，这两项未经上报户部，我另具文书详请赈济，恳请批准所请，准许百姓支取受用，免除归还官府。虽然不足以挽救灾民的万一，但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以上两条，一条属于藩台（布政使）职权范围，一条属于粮道（粮储道）职权范围，势必需要行司查议，恳请大人严格限定时间，立即给予处分，不要假手于吏胥而拖延时日。身处安逸的人，哪里知道水火之苦？饥渴的民众，哪里指望水陆珍馐？早一日发放，百姓就受一日恩赐；捐出一分，百姓就受一分利益。伏望大人破格行事，以拯救生灵，昌化县百姓将非常幸运。

论役法

陆陇其

差役、雇役各有利弊，过去曾有奏疏说：差役的好处，雇役的坏处，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然而良民畏惧差役已久，只有游手好闲的民乐于充当。想要禁止乐于充役的人不充役，却驱赶畏惧充役的人去充役，这是极其困难的形势。这种办法实行，势必导致良民暗中雇佣游手好闲的人，在官府看来是差役；在民间则仍然是雇役，只是官雇与民雇不同，而游手好闲的人充役则是一样的。况且官雇有定额，民雇则勒索无休。如果犯法，追究到雇佣者，利益归于游手好闲的人，祸害则及于良民，其弊端更是无穷无尽。这就是熙宁、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各执己见而不能定论的原因。治理者只能针对弊端最严重的地方稍作变通，难以一概而论。《周礼》中有转移执事游民、雇役的方法，恐怕不是等到后世才有的。大体上，治理的得失在于官不在于吏，官如果贤能，即使是雇役也足以治理好；官如果不贤能，即使是差役也足以滋生奸弊。读这篇奏疏的人，知道雇役的危害而谨防它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废除这种办法而全部改变，也不容易做到。至于奏疏中说：“原设的工食银，除去冗杂差役扣解充作军饷，而留下的仍发给现充差役的人。”这一点也可以商讨。如今赋役书所载的各项工食银，都是百姓的雇役钱。如果差役应当保留，那么这些工食银固然应该发给差役；如果差役不应当保留，那么这些工食银应该归还给百姓，或者用来弥补现充差役的不足。如果扣解充作军饷，这是朝廷既役使百姓又得到他们的钱，可以吗？先生一时的言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大胆议论，是为了推广先生忧民之心。

徭役议

赵锡孝

古代按照地亩征收赋役，编绘图册以总领管理，编组甲户以分项划分。那些拥有田产的百姓，挨家挨户居住的，称为庄。按照庄户来编征，称为顺庄。大江以北，都实行顺庄供赋，即按照庄田的版图来供役。然而这在江南不实行，是因为南北地理不同，水陆形势各异。北方是陆地，舟船不通，粮米转运多用牛车。牛车运远则费用繁多，费用繁多则农田的利益微薄，所以东庄的百姓不经营西庄的田地，是形势所不能允许的。那些兼营西庄田地的，必定在西庄安置丁户，经管田中的出入，也就兼供西庄的赋役。这就是版图与顺庄之所以通行于北方各省的原因。至于江南是水泽之乡，舟船可以通行，所以住在此图的人多兼营彼图的田地，住在城郭的人多兼营各图的田地。即使田地不过数十亩，也多分散在四乡。各图的田地有分属不同图的情况，役出一户，让一户兼充众役，那么力役难以平均。这就是均田均役之所以奉旨通行的原因。什么叫均田？统计一县的田地，分为若干图，图分十甲，每甲平均纳入田地若干，这就是均田。什么叫均役？统一县的田地，使各自编甲，或者同类聚集编甲，以图中第一甲承担本图一年的差役，到十年而轮完；或者以本图一、六甲承担本图上、下半年的差役，到五年而轮完，这就是均役。均田均役的办法实行，那么除了按年值役之外，都可以自谋身家，以生存养育。均田均役的办法不实行，那么田地不能成为恒产，而小民经营田地的就困苦了。怎么说明是这样呢？说：江南田亩，其徭役费用经里正已编入正项钱粮，原本不应再有徭役。如今的差役，只是飞差而已。所谓飞差，各县不同，即使一县的差役，也没有固定形态，其费用也没有固定数额。凡是甲户充役的，如在苏州称为现年地方，在常州称为总甲。他们当役之年，凡是图中的盗贼、殴人命、匪类、逃人、私盐漏税、撩浅、作坝、修筑烟墩营房、桥梁、马路、城郭、官舍水陆木栅、开造烟户

译至于那些漂浮的尸体无人认领、命案盗窃案件、死者没有棺木的情况，一一都要由地总负责询问处理。一旦有一件事处理不当，刑罚侮辱就会随之而来，导致破产以应付公务的情况比比皆是。至于大型工程和大役，比如近年开河征发民夫之类，虽然是由全图共同办理役费，但作为地总的人必定要承担其中的艰难。因此，那些能够亲自担任地总的业户，一定会雇佣图中无所事事的贫民来充当役夫。他们雇佣役夫的价格，幸好因为田赋均平、役法均平，全县有成例可循，无论聪明愚蠢、强壮弱小，贵贱都同等对待，所以小民还能够勉强应付。如果这种办法不实行，而像北方那样按照版图来供给役夫，那么版图内的业户分散零星，谁来传唤集合？他们拥有田地的多少不均，谁来统一管理？况且如果遇到狡猾强悍的人担任图长，势必会苛刻摊派；如果遇到乡民担任图长，那么那些强悍的人召之不应，派之不从，图长必定要代为服役。由此，聪明欺诈的欺负愚笨勇敢的，强悍的欺凌怯弱的，尊贵的凌辱卑贱的，各种弊端丛生了。有人说，按照版图分摊役务，也可以根据田地的多少来分派，这非常不对。所谓的分派，是官府来分派呢，还是百姓来分派呢？如果是官府分派，将完全由胥吏操纵；如果是百姓分派，将完全由豪强指挥。况且凡是拥有一甲田地的人，用均田法计算，十年只服役一年罢了。如果按照版图，那么田地隶属五个图的，就要在五个地方服役；田地隶属十个图的，就要在十个图服役。让一个人承担一个图中一年的役务，与让一个人分摊承担五个图或十个图中总共一年的役务，事情的繁简难易，相差悬殊。又假设一个人之中有甲乙两人共同服役十天，甲值前五日，苟且敷衍，把役务卸给乙，乙是要向官府诉讼呢，还是要代为服役呢？向官府诉讼，官府不胜其烦；代为服役，谁又甘心代替呢？那么，按照版图来确定役务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译议论的人又说，不使用版图，应当以户来编排徭役，这又可以共同明白其谬误了。为什么呢？江南拥有田产的人家多，而聚居在城郭中的占十分之四五，聚居在镇市的又与之分开，彼此悬殊隔绝。按版图来划分，其田产有以万计的人，有以千计的人。用拥有千亩田产的版图去抵当拥有万亩田产版图的徭役，那么拥有千亩田产的人家就会破产；用拥有万亩田产的版图去贴补拥有千亩田产版图的徭役，那么就会混杂摊派，全部落入胥吏的腹中，而良民却失业不安。国家的赋税必然因此减少。顺庄法本来是为了清理赋税，如果使百姓不安而赋税反而减少，难道符合奉行的职责吗？那么以户来定徭役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怎么办呢？回答说：顺庄法用来清理赋税，均田法用来平均徭役，两者并行不悖。现在这里有拥有几甲田产的人家，家住某庄，其田产向来编入某图，分为若干甲，应当服役的仍然归属某图若干甲。图甲虽然分开，庄户则是一体，只称其为某图某甲，某庄某户。粮食则按庄户来催征，徭役则按图甲来轮值，这是立法中最简单最容易的。那些拥有半甲田产的人，既然编入某庄的户，仍然归属原来编入的某图某甲的上半甲或下半甲，用来轮值上、下半年的徭役。那些田产不足半甲的人，则与其他户凑成半甲的数量，田产则按甲合并，户则按庄划分。划分庄户，则田产归于确定的户，户有确定的名，而诡名虚寄的弊端就断绝了；合并甲数，则同类聚集相连，缓急共同担忧，劳逸共同体恤，而相互欺凌欺诈的端由就消亡了。奉行的方法，先按顺庄编里，开造确定的名册，以清理户；其次按号对册，逐年推收，以清理粮食。只须将推收过册的田产，仍然编入均田的图甲，以定徭役。那些户居住在其他县的人，则仍然照例分别编入，不要使他们规避。至于逐年推收粮食，则改注为本名庄户；徭役则仍然办理原编的图甲。等到销圩，再为编定，那么田、粮、户、役，就像网在纲上，条理井然，官民两便了。私下认为均田均役，最是我朝便民的善政，与官收官兑的法令，永远垂范后世。长老传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的法令未奉旨通行，差徭偏重，乡下百姓因徭役而破产的接连不断。小户依附于大户，请求代为服役，小户田产中的收成一半馈赠大户，于是弃产逃亡，钱粮拖欠，到处都有，旧籍可查。这是户役不均，起初危害百姓，最终危害国家。我皇上明谕地方大臣，将李玫条奏，酌量办理，原本是为了便民裕国，那么田役的平均，也属于治理国家的大计。凡是奉行的官吏，自然应当鉴于成宪，斟酌通行。制定澄清的经制，继承公溥的良模，损益因革，各得其宜，永远世代奉为典则，或许能够宣扬圣明的德意了。

徭役考 苏州府志

陶正靖

康熙元年，抚韩世琦奉旨通行均田均役法案，开三吴田赋十倍他省，徭役困苦莫甚。今日豪强兼并之家，膏腴满野，力能花诡避役，以致富者益富，贫弱无告之民，役累随身，每至逋负流离，将见到贫者益贫，这都是因为有司不念民瘼，编审无法，任凭胥吏作奸，流弊莫可究诘。近来奉旨均编，应当急遵条例，通计合邑田，按图均益品搭停匀，凡图外官庠、白兑、附户、花诡等项尽行裁派一惟论田起役，使户无无田之役，田无不役之人，或许积弊顿除，穷檐苏息。常熟县共四百九十图，图分十甲，每均田三百三十七。一应修筑沿海土堡，营房，桥梁，马路及催漕候比等役，论均差，每图上下里役二人，共九百余。本县徐六泾土堡一座，营六十余间，官舍三间，每年一修，及承修桥梁马路，并低区里二百余名，免役外实应役里役七百余人。凡业田之家，多者或一家而占数甲，少者或数家而占一甲，其名曰排年，有事则里役督之，任之。此法之定于官者也。排之田不必同阡陌，居不必接闾，役有远近不必偕作息，力有盈绌不能通有无，临期鸠集不免误，于是预储以待，亩率银一分有，诸役代任其事，而排遂若无与。方之古法，排则出免役钱者也，里役则任役之事者也，变而通之有利无害。或有大役则另议科率，然以通数十万户之所同也，虽黠亦不能上下其手，厚有侵渔，而役于官府则排必不能如里役之练习，故民相安之。此法之便于私者也。康熙初元至今垂七十年，闾晏然，如白茆、福山诸役，虽帑由官给，出自国恩，鸠工庀徒民间曾无绎骚，法良之效也。若所云催漕比诸役，亦前明弊政相，本朝已次第改革，今并着原于后。洪武初编定黄册，以一百一十为里，里又名图，县凡九乡，都，都统图，

译大的都再次划分为扇，用来分别管辖各个图。扇又称为区，按照里程编制徭役，推举丁口和粮赋较多者十人担任里长，其次百人担任甲首。里长轮流服役，管理一里的事务，十年一个周期，每里编制成一册，册首汇总为一图。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等无法承担徭役的人，附在图的后面，称为畸零。大的徭役五年编制一次，充任南北漕运征收、兑收粮等差役；小的徭役十年编制一次，充任经催总甲、塘长该年等差役。其余在官府担任斗级、库子等杂役的，将均役编银用来雇佣充任，于是有催粮候比的差役，有收兑粮长的差役，有白粮解户的差役。按照民间丁口和粮赋，随时增减变化，没有长久不变的，而黄册一旦确定，更改就很困难，虽然十年进行一次编审，但差役的增减弊端已经很多。至于承担徭役的累赘，就有说不尽的了。此外还有塘长疏浚河道的徭役，已经废止很久；有坊厢总甲的徭役，由城内的图承担，烟墩马路、沿江沿海一带承担。自从均田均役法实行以来，都没有过度扰民的了。

译上述役法中的各种弊端，都起源于签派充役。签派充役之初，虽然根据丁口和粮食的多寡来区分等级，然而富人因为役务沉重而容易陷入贫困，役务仍然不能免除；贫者不会因为暂缓役务而突然富裕，役务最终也会波及他们。这样贫者与富人，先后都陷入困境，不如根据田地来征发役务那样公平。田地有东西之分，役务有远近之别，假如田地在东边而役务在西边兴起，那么西边的人安逸而东边的人劳苦；田地在西边而役务在东边兴起，那么东边的人安逸而西边的人劳苦。况且临近期限调发役夫，反而滋生隐瞒遗漏，官吏胥役必定借此作奸犯科，不如将役务归于图甲，容易核查属于里役的范围，不会造成骚扰。立法之初，确实非常完善，如果有变更，那么旧有的弊端立刻就会显现。又查考古代的役法，百姓提供劳力，不耗费钱财，这就是所说的力役在冬季征取。公役十天中服役三天，这是近处的役务；那些远处的役务也不超过一个时节，而派遣戍守、劳役归来，都曲折地体现恩惠，那么用来体恤他们身家，如同发放月粮之类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汉代唐代以来，计算丁口缴纳庸钱，既然已经耗费了他们的钱财，仍然不能不依赖他们的劳力，这就是端临马氏所说的职役。其方法主要有三种：叫差役，叫雇役，叫义役。差役的弊端，在于差派不公，搜刮无度；雇役的弊端，在于庸钱白白缴纳，苦役依旧；义役的弊端，在于豪强专断，孤弱受欺凌。马氏也粗略论述了这些弊端。差役，是古代的方法。然而古代主持调发的人，党正、酇长，都由士人担任，而后世却交给胥吏，难道能完全做到公正廉洁吗？不平均不公平，弊端危害就非常严重了。雇役则通过招募，而假手于胥吏，也不免剥削佣工的价值，遇到缓急情况呼应或许不足以相互奔赴。义役始于宋代，起初民间苦于征发修缮，自行筹划，像葛观之类就是如此，见于县志。后来官府制定制度，端平年间令王爚曾经实行过。明代宣德年间，知县郭南曾经设立义役仓，然而都不能没有弊端，所以均田均役的方法是不可更改的。近来奉承圣旨，商议实行顺庄法。议论的人一致认为赋税从庄办理，役务从图办理，这两种方法固然并行不悖，而不可以偏废。谋划于荒野就能获得收获，敢以此告知主管官员，供其考察。

敬筹直隶减差均傜疏，道光二年

直隶布政使屠之申

奏报直隶吏治不佳，民困未解，拟请减少差役、平均徭役以资整饬的事。私下认为大小州县，都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官民相安无事，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直隶是京城附近的重要地区，差务繁多。立法之初，因为徭役较多，所以正赋比其他省份轻。然而赋税有常规，徭役没有定额，时间久了弊端产生，于是派差的名称种类不胜枚举，挟制控制的控诉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官员有不能体恤百姓的态势，百姓也不再畏惧官员，双方都不安，应当紧急减少差役、平均徭役以期整饬。查直隶每年春秋两季差役，轮流让州县承办，各有旧章，有的每年一次，有的隔年一次。而冲要路途驿站所需的夫役车马公费，不能有一天不准备。即使是偏僻路途的州县，解送犯人、解送饷银，考棚誊录，监狱仓库，一切应办公事需要费用的地方，也难以全部列举。例价既然不够，养廉银又被摊派捐款，扣除后无米下锅，势必要派给百姓。而朱票一出，书吏役夫乡保逐层渔利，佐杂官员营弁群起分肥，刁钻的生员劣等的监生肆意包揽。即使有自爱的州县，被他们牵制，反而不得不附和。一气之下多立名目，肆意搜刮，既没有固定时间，又没有固定数额。百姓知道他们违例，纷纷上控。一经审得实情，立刻应当参劾处置。民气日益嚣张，官气日益沮丧，积久相沿，逐渐变得因循苟且，甚至有的听断词讼，遇到刁健的生员百姓，担心他们以派差为由上控，理屈而不敢惩治强横不法之徒，明知而不敢追究。即使经过上司查案，也不过粉饰求容，断难力图振作，这就是吏治之所以不肃清的原因。至于百姓承办差务，历来是按土地均匀摊派，无奈奉行不善。起初因为缙绅大族加以优免，继而又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也给予优免，甚至书吏门斗、兵丁差役一切在官府任职的人，都说以身体充役，一概优免。不但自己役使的人日益增多，更有同姓之人选择族中狡辩者捐纳微名以免除一姓的差役。免差的地方越多，那么应差的地方越少，地方越少则出钱越多，以至于力作的农民，每地一亩出钱达到二三百文不等，相比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多出一倍，这就是民困之所以未解的原因。私下认为力役的征发，自古就有，总因为向来没有定额，以致流弊日益滋生。查考赋役全书，直省正赋在雍正年间，将丁税归于土地，就有行差的名目。这是差役由土地出，与漕务浮收勒折及各项陋习不同。应当请求就历来按地行差的方法，酌定数额，以平均徭役，减少重差而清除积弊。直省民地共六十多万顷，每摊银一分，每年可得银六十多万两，承办春秋两差，无需州县多带人夫亲自到差次，以节省往返浮费。仰蒙皇上黜奢崇俭，凡事节省，以银十八万两由藩司分交委办人员经理，尽可足够资用。以四十万作为院司道府厅州县办公使用，分别衙门大小冲僻繁简，核算

译盐税应当归入杂税陋规之中，根据各州县协助银两数额的多少，就奏请足额制定条规加以限制，不允许任意超额征收。剩余的银两留作荒年歉收时的储备，合并几年进行统计，责成布政使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也可以不用担心不够用。办公经费既然已经足够，上司就不能再命令摊派捐款、收受规礼，而州县各种派差的名目，要张贴告示广泛告知乡民，永远裁撤革除。每亩一分之外，不得再派征丝毫，那么种种偏枯扰民的弊端，不用禁止自然就会消除。徭役平均而重差减少，百姓的困苦还担心不能缓解吗？州县既然不再苛派，不用担心被挟制，人们都会努力成为好官。偶尔有不肖的官员，上司既然没有摊派捐款和规礼，没有可以庇护的理由，也可以认真考察追究吏治，又还担心不能肃清呢。

译因为事情关系到酌定全省的章程，臣也不敢轻率地随意议论，每次都与属员中熟悉情况、真心办事的人详细商议。有人说将差役摊派到土地上，痕迹类似增加赋税，名义上不可接受。却不知道直隶省的正额赋税与行差本是两回事，因为必须按土地摊派差役，所以正额赋税比各省轻。自古以来，就是将差役摊派到土地上，因为没有固定数额，越派越多。现在每分土地固定摊派一分，比起近年所派的数额已经节省了几十倍之多，只能说是减少差役，不能说是增加赋税。又有人说绅士、生员、吏役向来享有优免特权，恐怕难以一律平均摊派。查考生员与平民一体当差，此前御史曾条陈奏请却未能实行，是因为没有固定数额，州县担心他们上控，事先就不敢摊派到他们头上。现在每分土地固定摊派一分，绅士生员所出的钱不多，而穷苦百姓可以免除沉重负担，人各有心，相信没有不乐意顺从的。又有人说冲要途中的驿站马匹可以饲养，人夫可以雇佣，但车辆需要较多，恐怕导致贻误公务。查考春秋两季差役需要的车辆，向来是在京城雇佣，驿站车辆既然有帮费，完全可以每站饲养十几辆车，上下三站相连，足以满足日常差使。如果遇到喇嘛包苛差，需要牛驴车辆，由官府发放费用，向民间雇佣，也不过每年一两次。再有紧急重要差役，允许详细禀明上司，查照成案办理，这几百年未必就会发生的事，不值得担忧。又有人说每年摊派银两六十多万，确实担心征收解缴难以齐备，导致资金缺乏，并担心积习难改，不肖的州县仍然私自摊派。查直隶省一百四十多个州县共摊派银两六十多万，合计似乎觉得多，分开计算则每个州县不过几千两，而且每分土地仅摊派一分，比起现在科派的数量多寡悬殊，绅士平民无不周知，何必担心完纳解缴不前？定议之后，就明确告示晓谕，使众人周知，更不用担心再次私自摊派。又有人说赋税轻徭役重，遵行已久，不如严禁一切流弊，恢复旧规，可以避免物议。查派差流弊不止于一时，也不止于一事，积重之势已成，即使严禁，也不过是空谈，最终无益。又有人说全省州县派差多寡各有不同，一律将差役摊派到土地上，同时更易旧章，恐怕导致格格不入难以施行。查省以南的保定、正定、顺德、广平、大名五府以及定州、赵州、易州、深州四个直隶州，情形大体相同，应请求先行查办天津、河间、宣化、永平四府以及冀州、遵化两个直隶州，并四路厅等处，预先出示晓谕，顺应舆情，依次举行，仍然根据各处情形，酌定增减数目，另行议定详细条规，自然可以期望周密。总之，行差必须有定额，才能没有科派的弊端，官民双方都有利，彼此相安，然后可以谈论治理。恭敬地认为皇上惠爱百姓，无微不至，直隶省是首善之地，尤其应该形成和乐的风气，以期仰副圣意，因此敢不揣冒昧，将地方实际情况及一得之虑，据实陈奏。

论差徭书

张杰

我对直隶的差徭有所感慨。我在直隶做官游历十多年，目睹内心伤痛，有害于民生疾苦，急如倒悬。没有比如今大差不均、杂差不除更紧迫的要务了，这是应当急切论述的。查每年直隶承办木兰秋狝与谒陵大差，一切桥道工程、车辆支应等项，虽然有经费不足以支销，而差次费用名目不一，有些难以报销但必须使用的，称为外销费。这笔银两向来由司道派给州县，州县派给民里，只是因为从前大吏当面奏报，并不借助民力，沿袭不敢据实陈奏，而派办仍然如故。司道因为派差没有奏明，于是畏惧州县的挟制，凡是派银两不敢在印札上直书，仅让差局委员暗中通消息。于是州县中贪婪恶劣的人借此加倍派敛，而司道无可奈何。州县因为司道没有明确派银两，也畏惧绅士的挟制，不敢按土地均派，仅让书吏、差役、乡地暗中调拨。于是吏胥中刁恶的人借此偏枯倍派，而州县也无能为力。而且乡间办差，各处情形不同，省北州县有的旗人办三民人办七，有的旗人不办而民人独办；省南州县有的绅士办三民人办七，有的绅士不办而民人独办。从前原本是为了优免贫寒生员起见，后来则连地多生员以及捐监捐职者也全都优免。现在如果按地均派，一年之久，每分土地仅出钱数文，无论贫富生员均不至于受累。如果仍保留优免一条，则官吏会乘隙舞弊。即使认为士子应当不同于百姓，也应明立定额，每生优免若干，超过此数者则仍办差，这样有限制而易于稽查。至于捐监捐职以及仕宦之家，家计富裕，更应当急公好义，断不可优免。因而地亩稍多之家，有的挂名衙门，有的捐纳职衔，以图免差，强悍者甚至包揽其亲戚族党，日复一日，以致不办差的户日益多，办差的户日益少，而州县官吏借差肥己，又只有增无减。

译承办官府大差役的，不是州县官吏，也不是富绅大贾，而是那些土地极少、善良贫穷的百姓。唉，这些土地稀少的穷民，一年的收入，缴纳赋税、偿还债务之后，对上不足以奉养父母，对下不足以养活妻儿，整年辛勤劳作，只为凑齐差役的钱款。有人因此拆房变卖产业，有人因此卖妻鬻子，有人因此弃家逃亡，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死了都无处申诉，说实在的，真是令人痛哭流涕。

杰自从任职以来，痛恨并严惩这种弊端，杂项差役无论哪一类，全部革除。至于大差役，则不分绅民，按照土地面积平均摊派。六月内奉命承办的大差役，需要支应银三千两，只将州属村庄分为三段。今年由一段承办，不分绅民，按地均派，每人仅出钱十文，留下两段作为明后两年承办大差役之用。合计州属村庄三年才轮派一次，民力非常宽裕。即使有刁钻的绅衿和恶劣的官吏，也不敢凭借符牌而稍存挟制之心。实在是因为仰承朝廷爱护百姓的心意，应当切实遵行，不敢阳奉阴违。

如今言路大开，凡是能够切实惠及百姓的措施，无不推行。如果能够明确规定章程，使旗人、汉人、绅衿、百姓按土地均匀承办差役，那么百姓的困境就可以立刻缓解。果真如此，应由司道先将差役中的一切开销，无论车马、桥梁、道路、支应、工程等，全部折算，共计需要银两若干。再查全省粮租，各地无论旗人、汉人、绅衿、百姓，共有土地多少，大约计算每地应派差钱几文，详细请示总督明确发布告示，即将每亩派钱几文填写在告示内，加盖印信，颁发给各州县切实张贴在城乡。该州县遵照派敛，将铜钱兑换成银两解送省城，再行发给丞倅佐贰及候补的牧令，分别承领办理。

这样按地均派，明白晓谕，全省都知道，那么州县官吏就无法额外摊派，刁绅恶役就无法包揽，而土地稀少的穷民也不会独自承担累赘，如同从水火中救出登上舒适的床席。同时让现任州县得以在衙署办公，不像从前那样因办理差役而荒废职守，而差役事务仍然不至于延误。

译至于各种杂役使百姓深受其害，尤其严重，比如米车、煤车、酒车、委员过境的车、押解人犯的车。委员过境及押解人犯这两项车辆，杰自从到任后自行捐资雇佣，每辆按市价花费七百文钱。如果派发给民间，每两银子需出钱十四千文，大约一年需要车资五百两银子。杰只捐钱三百五十贯，就为民间节省了车钱七千贯。其他杂役使百姓受累的情况可以类推。比如草、饲料、麸皮、炭、天棚、挑夫、壕沟、围墙、栅栏、井、井栏、枣刺、劈柴、树枝、高粱等项，种种名目，离奇古怪，全都难以一一列举。俗话说“衙门一点朱，民间一片血”，确实不假。就以米车为例，从前不过是派车运米，所需车辆尚且不多。近来则是派车却折价收取，既然可以折价，那么从前一辆车，现在就要十辆八辆了。其他各项也是类似。那所谓的“衙门一点朱”，是月月点、日日点、时时点；那所谓的“民间一片血”，是村村出、户户出、人人出。因为这些杂役既没有固定的数额，也没有确定的时间，可多可少，无早无晚。票子刚发出钱就到了，只在州县官员举手之劳，而成千上百的银钱已落入私囊。唉！小民的脂膏有多少，能承受这种无厌的搜刮呢？那些承办大差役的，尚且偶尔有旗人户、绅士户分担，而杂役则无论省北省南，都是地少穷民独自承担，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前陋规不准公开征收，州县官员还能找借口。如今则明确奉到谕旨，凡是钱粮的平余、杂税的存剩、行户的津贴、盐商的规礼，都准许取用，这完全足够办公，还有什么借口呢？而且恐怕州县官员借着有公开征收陋规的谕旨，将杂役影射混同于陋规，势必明目张胆，更加肆意搜刮，而愚民无知，谁能分辨哪是杂役，哪是陋规？予取予求，无人敢问，而穷民更加无法生活了。因此，州县向民间派取各项杂役，此时尤其应当彻底革除，不可稍留萌芽。直隶作为首善之区，却出现邪教，甚至有谋反叛逆的人，这是因为教化不明，教化不明，是因为百姓过于贫困，百姓过于贫困，是因为大差役分配不均，杂役没有革除罢了。现在如果真的能革除杂役，平均分配大差役，那么民力逐渐舒缓，民力既已舒缓，教化就可以施行，哪里还会有邪教叛逆的事情呢？又如湖南衡州、永州等郡，市盐一斤，实际只有十二两半，掺杂沙土，需要价钱百数十文，穷户往往只能吃淡饭，其地接壤四川、广东，私盐盛行，官盐反而卖不出去，文武官员也无能为力？河南汝州、光州等地，情况也类似，那里与山西相近，私盐贩子尤为猖獗，似乎应当酌情考虑，或者允许食用，或者就近生产盐，将盐税摊入地粮，也像山西的办法一样，不知如何，希望加以考察。

沿河百姓困苦四事疏 河南通志

佟凤彩

一、河夫负担偏重，应当通权达变。臣查考修筑黄河，每年用夫，有时多达万余名，有时七八千名，从二三月开始，到十月结束，都按土地派役，似乎公平。其实弊端不可尽述。比如狡猾之徒，将自己的田土分散登记到别人名下；势豪之家，将别人的土地包揽到自己名下；甚至绅士、衙役，借题优免；兼有不贤明的官员，碍于情面，以致懦弱乡愚，越累越穷。每月花费三四两不等，才能雇佣一名河夫。等到解送到河上，又遭到积年的河棍、夫头百计欺压，分配最重的工程，苦不堪受，势必逃跑。逃跑后又向该州县提补，又花费二三两重新雇佣。这样每夫每月，已花费到六七两了。即使按初雇每月三四两计算，一年一万夫计算，每年费用达到三四十万两。在庙堂之上，只知道黄河有岁修，却不知道岁修的河夫如此之多；即使知道有岁修的河夫，更不知道耗费百姓如此多的金钱。为今之计，不如采用官雇一策。查考旧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年预估用人夫多少，才向各州县按地派役。如今如果官雇，每夫每月雇价二两足够了。每年上工九个月，每夫只用雇工一十八两。即使按一万夫计算，只用一十八万两，较百姓自雇，不啻天渊之别。每年雇用夫多少，该银多少，除岁征河银外，不足的部分在河南八府一州地分别等则，每地派银多少，刊明由单内出纳，也照地丁钱粮，年终河臣奏销。如果有剩余，留作下年之用。这样，百姓知道有定额，不但狡猾之徒、势豪之家、绅士衙役不能影射幸免，即使河棍夫头、管工官役辈也无从施展巧计了。这岁修的议论如此，倘若遇到意外大工程，则岁修的雇价实在不足以支付浩繁的费用，这又在临时或动用何项钱粮，再行酌定上奏即可。二、里甲田地多寡悬殊，应当均平。窃照均平里甲，久奉圣旨通行直省，

译只有河南地区近来荒年多、熟年少，于是沿袭旧制，依旧如故。虽然有里甲的名称，但实际上每里的田亩数量多寡不一。多的每里有五六百顷，或三四百顷；少的每里只有一二百顷，甚至有的只有几十顷，乃至寥寥几顷。遇到摊派徭役时，官府只知道按照里甲编制来摊派，却不知道里大则田地多、户口殷实，众人合力容易承担；里小则田地少、人口稀，难以承受徭役。更有官户、儒户等名义，有的不编入甲，有的编入甲却不当差，甚至有人避重就轻，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逃避赋役，导致大里更加占便宜，小里更加困苦劳累，名义上是一律当差，实际上却有不均的感叹。

如今的对策，不如命令各州县详细考察，除了已经均平的不再变动外，凡是不均平的，不允许拘传各户进行审编，也不允许里书擅自分派，只让州县主官按照现有的征粮地亩册办理。比如一个州县有一千顷地，原来分为十里，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再分为十甲，一甲均分十顷。遇到徭役，按照里甲平均摊派，不允许稍有增减。这样豪强就无法算计躲避，贫弱也不会遭受偏枯之苦了。

关于柳梢的协济，应当通权达变。河南沿河地方，虽然号称产柳，但除了堤柳、圉柳外，其余都是民间纳粮土地上种植的，用来供应采办，而且生长的有限，使用的却无穷无尽。自从康熙七年以来，如桃源、宿迁、牛市屯以及七里沟等地，河南协济的柳梢已经二百七十余万束了。再加上本省黄河每年的岁修，不下百余万束。去年开封府属阳武县的潭口寺工程险情紧迫，没有柳梢可用，将民间的果木，无论桃李杏等树，全部砍伐堵塞，才保全无虞。黄河的危害，以河南最为严重，本省岁修尚且支撑不住，倘若一旦有决口的祸患，本地没有柳梢可用，邻省又不能逆流而上运送，那时停工不行，堵塞无术，岂不是误了大事吗？柳梢必须栽种数年才能使用，原本不是几个月或一年就能轻易长成的。因此，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够用，百姓四处采办，已经属于困苦劳累，近年来还要协运外省，更是苦难难当。此后，或者对于江南邻省没有河患的地方，派协济江南的河工，让河南有余剩的柳梢得以休养生息，以备本省河患，这样漕运和民生都能有所依靠了。

关于装运协济柳梢的船只，应当通权达变。查考黄河水势汹涌，洪波直泻，原本没有商旅船只往来，不过各河口有寥寥无几的渡船罢了。一旦协济的柳梢渡船不够用，就将朱仙镇小河里的民艇从陆地挖沟引水，把船拉到大河，每只船装柳不过二三百束。每束运费银一二钱不等，但还有船可雇，有办法可设，尚且说得过去。如今朱仙镇的客船被查封，雇不到船了，大家都畏缩不前。大河又没有片帆往来，百姓运柳到河边，只能望洋兴叹，官吏束手无策。如果不急图变通，将来必定延误运输。就像现在协济七里沟的柳梢九十余万束，而堤柳、园柳每束官府给价银一分五厘，民柳连同运费每束给银四分五厘。考察当时议定，用本省的柳修本省的工程，每束尚且给五分。如今远运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只给四分五厘，小民没有办法快速运输，怎么能不赔累呢？恳请皇上仁慈，敕令河臣，动用捐输的钱粮，在江南出船的地方雇船到河南，让百姓只负责备办柳束，运到运河岸边，这样百姓也能稍得喘息，大工程不至于迟误了。

译均赋说·劝官

冯桂芬

现在假如对人说：“我愿意替你服役，替你收债，打算从中获利。所获之利，我拿七八成，你拿两三成。”人一定会愤怒了。又说：“那两三成的名义，你固然自己顶着；那七八成的名义，你也一并替我承担。”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会愤怒了。又说：“获利的政令，由我来制定；获利的罪责，由你来承担。”即使是极愚笨的人也会愤怒了。唯独江苏办理漕运的州县官员对于丁胥差役，不但没有愤怒的意思，而且无不推心置腹，爱护他们如同头目脑髓一样，这真是奇怪啊！漕赋，百姓所出的数目，与官员所收入的数目，常常相差悬殊。怎么说呢？完全拖欠以及极尽赔累州县的，不过几户罢了。其次是短价中稍微长一些的大户，其次是或完纳米粮，或注记荒田，或由丁胥包揽拖欠，或由绅衿包揽完纳的小户，他们出的数目依次增多。再次是实际完纳八九千文，长价的小户，他们出的数目更多。又其次是包欠、包完、包荒的门路不真实，事情败露后官员又逼迫他们重新完纳长价的小户，他们出的数目加倍多。这样看来，官员所收入的，所谓长价八九千文的，本来也没有多少，而且又有书吏拖欠、差役拖欠、役夫拖欠，用各种方法侵占。至于荒费，百姓所出的四五千文不等，而官员所收入的，往往与不出资的绅衿合并计算，影射转换，无法查究，大约不过一二千文。至于铺仓兑运各项费用的虚报浮销，不可估量，这不就是所谓十成中只得到两三成吗？州县浮收勒折，习惯成自然，不听说追究中饱私囊的人，这不就是所谓承担名义的人吗？事情涉及漕务，一切都由丁胥主宰。领取银两听他们命令，截留串票听他们命令，捉拿某户、剥夺某衿的资格，听他们命令。忽然拥戴他们坐在大堂上，忽然驱使他们向长吏申诉，都听他们命令，这不就是所谓“我制定政令”的人吗？在绅衿中聚集怨恨，在平民中肆虐，小则引发诉讼，大则引发闹漕，身败名裂，官员确实承担后果，这不就是所谓承担罪责的人吗？那么州县的害虫，却引为爪牙；州县的仇敌，却奉为师保。用常情来揣度，确实难以理解。推究其根源，不过是沿袭旧弊，落入这类人的圈套罢了。圈套不止一种方法，总以维护长价为第一要义。有长价，就不能没有短价。州县正贪图其数目不固定，那么上司就不能窥探其虚实，从而可以愚弄上司；而这类人也贪图其数目不固定，那么本官就不能窥探其虚实，从而恰好被他们愚弄。大河的浑浊，各种污秽都归入其中，弊端于是百出而无法查问。现在实行均赋，积弊如水落石出，已经大半显露，所以均赋不利于这类人，却未曾不利于官员。为什么呢？就一户来说，所得似乎突然减少；合万户来说，所得必定反而增多。因为标准统一，没有包揽的余地，那么以前包揽的费用就归入官库，这是一；摊派荒田之外没有荒田可注，没有趋避的余地，那么以前注荒的费用就归入官库，这是二。又丁胥用来欺骗州县，州县用来欺骗上司的，动不动就以没有长价就无法弥补民欠为借口。其实我们吴地的粮户，除了无主赔绝千分之一外，从来不听说百姓能拖欠粮赋。所谓民欠，就是前面所说的丁胥包欠，百姓出的钱只是稍微少一点罢了。一旦实行均法，与其出稍微少而拖欠，何如出稍微多而完纳？断无不变拖欠为完纳的道理。至于绅欠、衿欠，官员称之为欠，他们称之为荒。现在明确摊派荒田，即使不能解除拖欠，也未必敢拖欠。没有瑕疵的人可以指责别人，不愁没有方法来治理他们。这样，以前的漕尾，也归入官库，这是三。据此大约计算，均赋的数目虽然少，却未曾没有盈余。只要每石盈余五百文，那么征收粮赋五万石的县，就有二万五千串的盈余。用来致富则不足，用来办公则有余，所盈余的即使不丰厚，绅民共见共闻，无可侧目非议。漕务中可以不用刑罚，上司也必定体会其苦心。将来减摊、裁减陋规，都是意料中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千万不要跟随这类人的话，说均赋不利于官员。

均赋说·劝绅

冯桂芬

现在江苏州县谈论漕务，总是说：“我不是想要浮收勒折。”铺仓需要费用，起运需要费用，上下漕规需要费用，费用从哪里出？不能不从粮户那里索取补偿。而绅衿大户，有正额之外剩余不多的，有仅够正额的，甚至有颗粒不完纳的，那么又不能不从中小户那里索取补偿。大户的价格越短，所以小户的价格越长。不是我做的，是大户做的。漕务遭受弊端，主要在于丁胥，其次在于官员，再次才在于绅衿。这只能对明白人说，寻常的大吏每天与州县相处，习惯听到州县的话，就以为确实如此。奏折中往往有剜小户的肉，补大户的疮的话。推而广之，谚语说：“江南必定因漕运而反叛，浮收勒折，天怒人怨，将来祸患不可预测。”又有像嘉定、青浦那样的旧事，我们绅衿将承担罪责吗？这个名声难道可以承受吗？大小官吏积怨深怒，像老虎一样虎视眈眈，等待我们的破绽，一旦失势，令人寒心。近年常熟热案，就是前车之鉴。计算田地供给赋税，短交州县的浮收，并非短交国家的正供，在道理上不

译这是过错。然而同样是耕种田地，同样是缴纳赋税，别人为什么应该多交，我为什么应该少交？我能保证子孙后代做士绅而不做百姓吗？能保证子孙后代有田产而没有田产吗？更能保证子孙后代有还是没有吗？天道循环往复，富贵没有定数，设身处地想一想，真是令人敬畏啊！办理漕运的弊端，不全在于不均衡，而征收漕粮的弊端，则都起源于不均衡。不均衡的开端在于士绅，后来浮收、勒折的局面，或许只举出一两户缴纳最少的例子，就作为赔偿补贴数额巨大的实证。这些人表面上怨恨，暗地里却感激，怨恨固然不能承担，感激更怎么能承担呢？我所节省的有多少，却坐视官吏差役借此借口，肆意施展他们狼吞虎噬的威势，百姓无辜地丧命破家，骨髓被吸尽，血肉横陈，恐怕我们士绅不能不为这些人分担十分之一的罪过。至于拥有多少亩田地，应当缴纳多少赋税，注明多少荒地，这是本分。超出本分少缴纳，那么这少缴纳的数量，官府不会凭空悬置。由小户代为偿还，小户以每石八九千文的价格代为偿还，这一年少缴纳多少，就有多少小户耗尽数百上千的脂膏来供奉我一家，这是损害他人以利己的最明显行为。在清静的夜晚思考，能忍心吗？不能忍心吗？况且也想想均衡与不均衡相差究竟有多少呢？突然将一两几钱的短价改为四五两的长价，田地的收入实际上不足以支付。现在所支出的是均衡价而不是长价，规定每石四千文，折合白银二两，相差本来就不多。有能力拥有这些田地，就有能力缴纳这些赋税，不用担心不足。冒着难以处分的恶名，招致多方面的怨恨，酿成将来的祸患，造下无形的罪孽，却只获得这点微小的利益，稍有见识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我们吴地以喜好行善为风俗，救灾济贫的善举冠绝天下。然而各种善举，出一钱，人只受一钱的恩惠；如果这件事，我所损失的不过数十金、数百金罢了，而受恩惠的人却不可胜数。我们力量微薄，正适宜做这种不太费钱的功德，舍弃小利而积累大善，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私下希望各位共同勉励。

译均赋说劝民

冯桂芬

我们吴地的百姓性情最为驯顺，这不仅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也是其他郡县所没有的。自古以来，吴地就号称容易治理。近来推行均赋政策，看到贤明的父母官给予的特殊恩惠和旷世大典，本来应当像流水源头一样顺畅地执行命令；但也存在着一些隐蔽而深固的弊病，我希望与同乡的百姓们彻底铲除它们：一是不知足，二是不自量力。再加上喜欢听信流言，恐怕又会形成徘徊观望的局面，自找麻烦罢了。往年每石米价八九千文，今年每石四千文。往年请求减免荒地赋税，有时还得不到一两成的减免，今年不必请求减免荒地赋税，自然能得到四成的减免。正税数额既然悬殊巨大，额外费用又完全杜绝。平心而论，这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然而对于贪得无厌的人来说，将要求比四千文更少，或者希望连这四千文都免除，并且一定会四处奔走谋求达到目的，如果达不到反而有所损失，也会尝试着抱有侥幸心理。这是苏地百姓的大弊病。至于性格刚强的就反抗，性格柔弱的就顺从，长久以来形成了习俗。官吏嚣张跋扈、冲突如狼如虎，百姓就低头顺从，敢怒而不敢言。所以抗拒漕运和捕人的案件，其他郡县多有，而我们吴地却没有。能说这不是良民吗？只是恐怕只知道畏惧威严，不知道感念恩德。等到遇到宽大的政令，反而产生轻慢之心，就像乡村私塾里的顽劣学生，戒尺的声音一停，读书声也就随之停止了。吴地谚语说：“不吃敬酒，吃罚酒。”这又是苏地百姓的大弊病。于是，各种丁役、胥吏、差役，习惯性地知道这种情况，利用这个空隙乘虚而入，互相制造流言，声称另有更好的方法。有的隐匿拖欠，有的贿赂买通灾荒名目，声称可以比四千文更大幅度地减免，用捐输抵充赋税的案件，就是用这种手段来迷惑乡间愚民，听从的人不少。如今推行均赋，关系更大，阻挠必然更有力势，必定会竭尽伎俩，使缴纳的赋税寥寥无几，明年就不能再推行，从而得以借口恢复旧制，然后才罢休。这些人固然应该如此，但我奇怪的是，我们同乡的百姓将多年积累的经验一旦忘记，只听信这些人的话，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不觉悟，这是不知足、不自量力之心误导了他们。须知有田地就有赋税，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我们同乡的百姓都有天良，值此非常善政，应当如何感激报答，踊跃缴纳呢？数额既不多，新谷刚成熟，取用携带都很方便，早早完成国家赋税，安心高卧，是人生第一乐事。如果继续因循坐误，转眼之间岁末各种需用，米价已散，拖欠的赋税未了，凶悍的官吏登门，诛求需索将会更加厉害。以往一旦处理不当，枷锁随之而来，后悔就晚了。如果听信这些人的话，人人怀有观望之心，明年必定会恢复旧制的暴政和贪婪，为了眼前一年的小利，而留下百年的大害，谁得谁失，不必多说。这虽然不是一人一家所能决定的，也希望我们同乡的百姓互相劝勉，一唱百和，像云聚集、影子跟随一样响应，只要不被邪说所迷惑，那些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札各州县，论钱漕吏胥

咸丰八年

胡林翼

国家的正税，关系到财政支出，考核非常严格。查得湖北近年钱粮漕运的征收解送，大多不足额。各州县因循怠惰，任由奸诈的书吏和蛀虫般的差役把持舞弊，私自收入囊中，而对于上下两忙的钱粮以及漕南正额，置之不顾。甚至有昏庸的州县，形同木偶，征收的大权，完全寄托在总书、册书、里书手中。书办说：“账册散失无存”，官员也说：“散失无存”，于是任由他们颠倒户名，不知道完税和欠税的究竟是谁了。书办说：“板券繁琐沉重，难以稽查”，于是任由他们改用活券，不知道催缴的依据是什么了。欺骗侵吞、掩盖弊端，百弊丛生，官员不过稍微分得一点余利，而小民的脂膏，就全部落入书吏差役的腰包，而国家赋税反而导致虚悬，书吏差役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于是有灾荒枉报暂缓的法子，声称某区某垸被水冲沙压，应当暂缓；某名某户逃亡绝嗣，难以征收。官员想要顾及自己的考核成绩，不得不受其摆布，糊里糊涂地为之，唉！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水冲沙压，原本都是成熟的区域；他们所谓的逃亡绝嗣，实际上都是已经完税的户。等到已经办成，而弊端恐怕败露，就有“挖征”的名目来混淆；又有预征及急公的名目来掩盖。更严重的，更有例行的名目，声称某乡民情顽固，向来没有完纳钱漕的事情，每年必定借此作为弥补，种种粉饰，下以欺骗百姓，上以欺骗君主，实在令人发指。本部院于上年查办秋审时，告诫非常周详，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汉阳、沔阳、汉川锺祥、天门、潜江、京山、荆门各州县所办理的暂缓区域，终究大多不实。此后再有报灾暂缓及征收解送延误的官员，本部院只有从严参办，绝不姑息宽恕。本部院深思广访，私下认为要除去这些弊端，有几种方法：一是清丈，征收册籍虽然散失，田亩自在，可以通盘计算。湖北州县广长不过数百里，其中必定分为几个乡，其中又必定分为几个垸、几个里。如今如果出示恳切晓谕，从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的绅士，亲自督率，按亩丈量，不经过保正、书差之手，百姓知道丈量既定，而他们每年所缴纳的赋税，无不丝毫归公，不再被衙门蛀虫侵蚀，必将和盘托出，彼此相互稽查，而征收册籍可以确定。

译没有登记册的实际上都有登记册，这样书吏差役就无法进行挟制了。第一，关于自行封包投入钱柜以查核钱粮的定例，不准许胥吏差役包揽征收，必须由花户自行完纳，这是极好的法令。只是花户距离县城有时较远，等候期间容易受到留难阻挠，多有不便。现在如果推心置腹地晓谕示众，在小县城中设置钱柜，在州县较大的地方则在四乡增设分柜，只准许保正、粮书、粮差等人按甲挨户催缴。现在花户自行前往钱柜，不准代人完纳，以杜绝包揽征收的弊端。那些零星小户，准许他们互相携带银钱上柜，随征随发给票券，那么百姓一定会踊跃缴纳，而从前包揽征收、垫资完纳的弊端也就彻底断绝了。

第二，严格推行推收查核。湖北的恶习，往往是买田数年甚至数十年，竟然不去房科办理推收过割手续，只是偷偷到里书那里开一个户名，私下交接。更有田地已经更换了几任主人，变卖产业已经过了几代，但粮名未换，仍在旧户名下完纳的，而官府和粮书都昏然不知。起初不过是想隐匿税契罢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飞洒诡寄的弊端，久而久之又产生了私收欺侵的弊端。哪里知道田地在某里某图某区某坑某会某乡，一旦有买卖，断没有保正不闻知的道理，也没有邻里不知情的事情。现在严格规定期限，遇到买田的户，在交付地界和价款以后，限十日内即赴州县房科办理过割投税，不准推收房刁难阻挠。倘若粮户仍然像以前那样违抗玩忽，不肯将粮赋推收清楚，有意混淆舞弊，一经查出或被举报，就将其田地的一半没收入官，并科以隐匿之罪。保正邻里知情不报，同罪论处，无论是差役、保正、邻里，还是粮书、粮差，有意包庇纵容的，加重治罪。有能举报的，由州县自行奖赏，那么欺侵的源头就可以杜绝了。

第三，清理户册。直到出现有田在出乡而粮在湖乡的情况，有东乡的人买西乡的田而粮仍拨入东乡的情况，有一个粮户却有几十个花名的情况，有一两钱粮却分立几个名目的情况，他们的意图是想混入积欠淹滞的册籍，希图蠲免缓征；想避开大户的名声而巧妙卸除差徭；更想避开堤头圩头的举役而深深畏惧被牵连。更有田地已经典当而未绝卖过户，及催收钱粮时问田主，田主说已典当给某人；问当主，当主说并未绝卖，仍须田主完粮，彼此互相推诿，几乎无可捉摸。种种诡诈弊端，都是导致逃亡故绝的根源。哪里知道户名可以更改，但田地总不能搬家，拿着田地来寻找人，拿着人来查核粮赋，没有不丝丝入扣的。现在将某大户共有多少个花名，条分缕析，归并到某大户总名项下，粮名就可以按籍查考了。某里某图某区某垸某会某乡的田地共有多少，钱粮共有多少，住户共有多少，土著主人的田地有多少，外来购买的客田有多少，某田是自种，某田是佃种，责成当地绅耆保甲仔细查核一遍，填写注明清楚。拿每年征收青苗钱的簿册来核对，拿每年修筑堰塘堤圩的册籍来对照，那些典卖田亩的户，责令卖绝过户，否则仍归田主完纳粮赋，那么一切鬼蜮之徒就无法施展伎俩，而黑粮的弊端就可以逐渐消除了。

以上几种方法，夺取书吏差役的权力，归还给官府，而不让书吏差役得以分割官府的权力，这在于你们州县官体察实情并努力推行。

译奏酌拟征收钱粮各余片

屠仁守

再者，臣先前奏报湖北钱粮积弊，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钦奉谕旨：命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责令各州县查明定例，按户预先发给易知由单，核算清晰，纳税户持单到柜换取票据，不准滥设催役名目。柜书如果有刁难情事，允许纳税户禀诉惩治。倘若州县心存袒护，即严行参办等因。钦此。仰见皇上体念百姓，剔除蛀虫、惩治奸邪的至深意旨，臣不胜钦敬感激。臣私下认为，除弊的方法，关键在于详细明白；而作弊的情形，利益在于蒙混。征收一事，预先发给由单，本属容易实行。只是官吏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将定例置之不顾。臣曾见州县粮票上关于几升几合的字样，都故意写得潦草，使人无法辨识，以此作为任意浮收的余地。不过是舞文弄墨几个数字，而各省一律如此，那么他们从百姓身上横征暴敛的数额，不知有几千万亿，利益归于官吏，怨恨归于朝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臣先前奏请要求由单上载明缴纳钱数若干，这是紧要的关键。查考嘉庆四年，仁宗睿皇帝特别谕示：钱粮这一项，乡民有折算缴纳铜钱的，如果竟然禁止，恐怕小民不熟悉银两成色，反而受胥吏愚弄。各督抚务必在开征之前，按时价核定换银上缴国库的数额，每两征收大钱若干文，出告示晓谕，听任百姓自便，不许丝毫浮收。将此通谕知晓。钦此。仰见睿皇帝爱民之心，确实周到至极。如今湖北钱粮既经已故抚臣胡林翼奏定章程，银、米两项都体察各州县情形，定数折算缴纳。制钱自然应当在由单印票上照数注明征收，这才是核实之道。臣议定引申酌拟详细条目，列于左边。

一、州县上下忙开征之前，刊印发放易知由单，按各里花名册缮造粮册，使纳税户缴纳数额与一甲总额相符。其由单内按照胡林翼奏定章程核算，载明银几两几钱该纳制钱若干文，米几升几合该纳制钱若干文，水票号杂费等一并包含在内。纳税户即依钱数持单到柜缴纳，倘若由单内不载明钱数若干，即属有意舞弊混淆，将该州县指名参奏。

一、预先发给由单，如果让花户自己领取，未免纷乱；如果命令差役散发，又增加扰民，都不方便。查考州县各乡，都有科算书，又有各册书专门管理民间分单过割等事，他们对花户应纳银米数额，无不周知。应责令他们汇总领取田单，挨户发放，如果由单核算错误，花户只需与该册书核对计算，禀官更正。倘若册书有变更例案之处，轻则追究惩处，重则责打革职。

一、征收之时，照例在公衙门口设柜。如果地广户多，就须多设柜数，以便纳税户分头完纳，不致拥塞等候、搀越错乱。将钱随由单交纳，无须等到比期科算，只核对印票，无误即行截给归农。倘若印票内未注明所纳钱数及不及时给票，允许纳税户将柜书禀官严究。

一、革除催役。开征之时，照例设立滚单，悉按粮在册纳税户名下注明应纳数额，发给单内首名，挨次滚抄，自行到柜完纳。如果滚到之户卧单不传，责令挨次之户禀官究责。

一、法令既然便民，自然无不踊跃缴纳。然而良莠不齐，如果有懒惰农民自安，抗不赴柜完纳的，则有摘催之法。查传该户正身，严行追比。既不因一二顽户，放任法律以扰害乡民，也不为姑息善良，废弃法律以纵容顽户。惩一戒百，对于政事为宜。

一、水旱偏灾，钱粮蒙恩蠲免缓征，必令州县报明某乡某户，载入单，免其完纳。如果本年先已征收的，允许抵充次年应完数额。倘若州县含混重征，查明参处。

以上六条对成法初无变更，只是就成法之中切实期望能除去积弊，宣扬皇恩，钱粮没有拖欠的忧虑，而百姓有复苏的庆幸。至于胥吏等人，如果能奉公守法，该州县也应当适当增加犒劳饮食，使他们能赡养身家。州县官如果能切实惠及百姓，该督抚也应当裁革浮费，使他们财力宽裕。这样上下以心相见，官民联为一体，催科不扰民，然后教养措施得以施行。这对于教化治理的根本，裨益应当不小。

议减杭嘉湖三府减漕疏

左宗棠

臣私下钦奉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浙江遭受战火，小民流离失所，实在令人痛惜，自应将该省漕粮酌情减免，以显示公正广博的仁德。命左宗棠通饬杭嘉湖三属，将在实应征漕粮税则详细确查，各按轻重分等，酌情减免奏明办理。钦此。当时因为杭嘉湖三属均未收复，户口流亡，征册毁失，应当等到地方肃清，各就各地情形分别裁减，已于上年十二月覆奏在案。本年八月湖州收复，浙西一律肃清，即与布政使蒋澧、粮储道杨昌浚商议，在省城设立清赋总局，悉心规划，期望

译于周妥。查考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漕粮定额之所以沉重，与江苏的苏州、松江、太仓等地相同。苏州、松江、太仓既然已经议定减少三分之一，那么杭州、嘉兴、湖州也应当仿照办理。就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的征粮税率而言，又以嘉兴、湖州为重，杭州次之。就嘉兴、湖州两府而言，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绍兴、秀水最为沉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德清其次，长兴、武康等地又次之。杭州所属的临安、于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地多而田地少，所以与嘉兴、湖州相比，粮赋固然较轻，物产也远远不及。曾经考察杭州、嘉兴、湖州三地赋税沉重的原因，始于南宋末年贾似道的官田，元代沿袭并增加了这一制度。明初张士诚占据姑苏，兼有嘉兴、湖州各郡，明太祖平定张士诚后，便沿用其租籍征收粮食，后来又清查官田的赋税，分摊到民田上，层层递加，百姓困苦尤为严重。我朝建立以来，康熙年间免除三分之一赋税一年，全免一年，雍正六年又减少嘉兴、湖州两府定额赋税的十分之一，共计银八万一千余两。其间偶尔遇到水旱灾害，无不随时减免缓征，深厚的恩泽与仁政，有增无减，所以民力得以稍作舒缓。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家家衣食充足，曾经历年办理全额漕粮起运。道光癸未、辛卯年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税沉重的地方未能全额起运漕粮，逐年上报歉收，减免缓征频繁。然而朝廷虽然屡次施予特殊恩惠，但小民并未完全得到实惠。一县之中，纳税户繁多，歉收减免完全听凭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的也能得到减免缓征，编户小民遭受歉收的尚或全额征收，而且大户仅缴纳正额，小户更被任意勒索，迟至满停收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格高达五六千文不等，用小户的浮收来弥补大户的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怨恨有理由，所以漕运案件往往因此而起。然而州县浮收，也并非都能尽数装入私囊。从前河运之时，旗丁需索帮费，例如咸丰初年，每兑漕粮一石，除给报部漕截银三钱六分六丝外，尚须由州县贴给费银千文。帮费一日不清，帮船一日不发。州县惟恐耽误运期，不得不浮收以填沟壑，而小民苦于苛敛，弱小的每日遭受追呼，强悍的或从中把持，因而窜入大户，导致小户日渐减少，大户日渐增多。旗丁索取费用日益加重，州县亏空款项日益积累，百姓视完纳漕粮为苛政，官员视办理漕运为畏途，积弊相互因循，官民交困。咸丰二年改为海运，每石连同商船水脚及南北费用，统计约需银八钱有余。曾奏准以给帮漕截抵支运费，其不足之项，按各州县帮费轻重，酌情提取解送省库津贴，自七钱至四钱不等，较之河运之时已为节省。现在奉恩旨饬令议定核减漕粮，将举数百年积弊而舒缓之。这是三郡百姓呼吁祈祷而不得实现的，臣等躬逢盛世，若不能广泛访查利弊所在，而悉心参酌，求得最恰当的方案，以规划长久，不仅无以副朝廷旷古未有的隆恩，又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苏的至意？谨就现在漕务应行筹办的概略情形，列为四条，敬为我皇上呈上。

译第一条是削减正额。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定额漕粮、改征白粮、南匠行月等米，共计一百一十余万石。征收粮食的则例有大有小，即使浮额之粮也多寡不一。现在需要分别酌情减免，自然应当先去除浮额中过甚的部分，以消除轻重不均的弊端。拟定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确定数额：如每亩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足一斗一升者为中则，不足六升者为下则。按照科则的轻重分别核减，总期望在额定征收数目上酌情减少三分之一，这样科则确定后，减除的数额也就随之均衡了。

第二条是削减浮收。向来征收漕粮附加耗米，每石从一、二斗到七、八斗不等，各自根据花户（纳税户）的贵贱强弱来确定征收数额的多寡。如今漕粮定额已经减定，那么浮收岂能任其沿袭旧例？只是州县办理漕务有修仓、搭篷、纸张、油烛的费用，有仓夫、斗级、漕记、差遣、饭食的费用，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耗米的费用，有交米书吏差役守候的费用，一切用度极大。况且收漕与交兑相隔一两个月，风雨搬运折损亏损必然很多，不能在正漕之外酌情保留运费以资津贴。应当等查明各州县用项后，由地方核实办理。那些向来加尖、加价、勒折等各种弊端，自核定之后一律裁革，绅士百姓一律公平征收，不得再有大户小户之分，这样谷价禄米公平，公共利益也就随之普及了。

第三条是筹措运费。浙江省向来办理海运，每石需要费用约银八钱，除去向来发给帮丁漕截银三钱四分六厘六毫抵支外，尚不足银四钱五分零。现在正额、浮收分别核减，自然不便再由州县议提津贴。拟定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为八钱为额，除去支用漕截外，不足的部分另行筹措充足。查浙江漕粮如果按照统一减少三分之一，每年起运的米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不再另行核减，计算可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发给帮丁的本折行月经费食米可得银十二三万两；又屯田租息及节省帮弁廉俸可得数万两，总计将近三十万两，足以抵补海运经费。至于所动用的每石八钱，按年将动用数目据实奏结，应当请求无需造册报销，以归简便，并且不得超过八钱的数额以示限制，这样浮费裁减，上下也就随之受益了。

第四条是裁除陋规。向来州县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极为繁杂，此次核定新章，应当命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列清单呈送，分别裁减，这样弊端清除，漕政也就随之肃清了。此后如果不是实在遭遇旱涝灾害，不得再申报歉收；即使是实在民欠，也不得再申报垫完，而近几十年来沿袭的陋习也可以除去了。

至于应减的米数，必须查明科则才能核定。现在地方刚刚收复，册籍不存在，已命令各属限期赶造。除白粮、粳糯是天子的正供，拟定仍照额定办理运输，拟减的数额应统在漕粮项下注扣。此外南粮、行粮、匠粮等，仍各自归各自，按比例扣减。至于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漕粮税则轻重不同，自然应当查照各县科则酌情减免，再合并计算总数共减多少。

伏查各处被扰情形，如杭州府的临安、新城、于潜、昌化，湖州府的长兴、武康、孝丰、安吉，都道路通往徽州，受害尤其严重，房屋尽成灰烬，田地久已荒芜，即使招集遗民也寥寥可数。从前道光年间及咸丰初年办理海运，每届不过七八十万石及五六十万石不等。现在拟定照杭州、嘉兴、湖州全额统一减少三分之一，如果能办理全漕，与历届还相差不多。只是眼下三府的情形，即使照减三分之一，明年新漕也断难如数征纳，而想要做长久之计，又不能不统筹国家赋税的盈虚来制定则例。可否仰恳皇太后、皇上天恩，俯准将杭州、嘉兴、湖州漕粮统一减少三分之一，明年新漕再酌情办理之处，出自圣裁。

至于海运经费，每石向来只支用漕截银三钱四分六厘六毫，此次请求以八钱作为定额，与部案不符。只是查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费每石实在需要银八钱，其余不足的都是各县津贴。此时如果不将津贴一项裁革，那么虽有核减之名，仍未得核减之实，所以不得不据实陈述，吁恳圣恩准予漕截并在行月、屯租各项下照数动支，这样漕弊可以尽数革除。

又通省地漕银两及渐东（应为“浙东”）各属银米，或关系饷需，或抵补兵食，除正额毋庸查减外，其浮收的也应分别裁革。现在绍兴、温州三府业已定章，处州府也经减定，其余各属应即一律核减，以示公平普及。

《会奏杭嘉湖三府酌减漕粮分数折》，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浙江巡抚马新贺。

案：在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浙江省遭受兵火战乱，小民流离失所，实在令人怜悯，自然应当将该省漕粮酌情减免，以显示公平普及的仁政。着左宗棠通令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将实在应征漕粮的科则详细确查，各按轻重分成，酌情奏明办理。钦此。经臣左宗棠在攻克

译收复湖州之后，命令司道官员设立清赋局，精心规划，妥善筹办，并在去年十月间，将杭嘉湖三属漕粮的积弊以及筹办的概况，据实详细上奏。奉旨令户部议奏。钦此。随后准户部议覆，请求将杭嘉湖三府的漕粮仿照江苏的办法，统一按照原额在三十份中减去八份，白粮中的粳米和糯米准许在漕粮项下抵扣，确切核查赋税等级，根据轻重酌情核减，开列清单上奏。报告称南匠米的收支相抵，并无盈余，无需再议。所需的运费应当在漕务经费项下筹备，以保证够用，不得在漕项之外再动用其他款项。至于所有浮收和陋规两项，核实后予以裁减，明确制定章程。此后，若收漕的州县再有阳奉阴违的情况，立即严加参劾惩办。本届新漕根据体察到的情况，酌情办理。此后，若非确实遭遇旱涝灾害，不得再申报歉收；即使是确实存在百姓拖欠，也不得再申报代为垫缴完成，总期望有弊必除，有犯必惩，这样才能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有益处等因。上奏后奉旨依议。钦此。遵旨行文到浙江。臣宗棠先前已统兵进入福建，臣新贻接奉后仔细推敲部议，体恤国家、爱护百姓，兼顾各方，对于公私用项也都考虑到了，确实是斟酌得当，随即督促命令司道官员确切核查、妥善办理。此前，据总办清赋局的布政使蒋益澧、代理粮道薛时雨详细呈报说：查浙江定额征收的漕粮、白粮、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计一百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余石，其中除去南匠正耗米十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三石余，白粮舂办米一万三千三十九石余，均不议减；又白粮中的粳米和糯米作为天庾正供，照额办运，所减之数统一在漕粮项下抵扣外，现在按照定额征收的漕白、改漕、正耗、行月等的米一百万四百石余，照部议三十份减八份的比例核算，共应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严格遵照谕旨分成量减，各州县根据田地、山荡科则的轻重来划分多寡，定额重的减数宜多，以缓解其长期困顿；定额轻的减数依次减少，以示公平。仍在上、中、下三则之中，再分五等：如上则的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酌情减十分之三；上则的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酌情减十分之二点五；中则的九升至一斗，酌情减十分之二；中则的六升至八斗，酌情减十分之一点五；六升以下的下则，统一减十分之一。均按整数核减，零碎细数不再琐碎扣除，通盘合计，恰好符合前述数字。科则不同而轻重有别，分数确定而多寡同沾恩惠。等情造册详细请求上奏前来。臣等伏查杭嘉湖三府的粮额之重，起于前代，我朝两百年来已经多次施恩减免，但与其他郡县相比，粮数仍然悬殊巨大，百姓以赋税沉重为苦，官员以繁杂费用为累，在平时已有积重难返的趋势。当此战乱之后，户口减少，物力凋残，正是穷极变通之时。仰蒙特旨命令按则核减，以昭示公正普惠，凡在臣民无不感激。现今臣等督同司道确切核算，除正南匠等米外，计三府原定额漕白行月等米一百万四百石余，按三十份减八份，共应酌情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有余。本应遵照部议，分县照册开报，无奈因兵火之后，各处册籍荡然无存。现据各州开送漕南等册，都是仿照残存的志书及远年的赋役全书所造，虽然大致不差，但零碎细数尚难准确，须等各案查抄齐全，另行核对分造细册送部复核定案。今就各州县开送的田地山荡顷亩数额及分别拟减的米数，按照府总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恳请天恩俯准如数减免，以显示广布仁政，抒发数代沿袭的民困，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宏大恩慈。可见天下欢腾，定必争先恐后地缴纳赋税。虽然目前疮痍未复，尚难按减后全额征收，但日后元气渐充，即可开始起运。此后若非确实遭遇凶荒，不准轻易议请蠲免或缓征，以充实仓储而重视国用。至于臣宗棠先前提议减浮收、筹运费、裁陋规，均为治理漕务的要领，容臣等督饬司道，将兑运费用的征收章程通盘筹划，悉心核议，另行上奏，总期望上下皆有益处，长久奉行，以仰副圣主惠爱百姓的至意。谨将杭嘉湖三府属的田地、山荡、塘滩原额以及分则分等拟减米数，缮具府总计清单，恭呈御览。

译杭州府仁和县、钱塘县等九个州县

额定田地二万一百一十五顷三十四亩零，额定地六千六百五十一顷三亩零，额定山一万二百二十六顷四十八亩零，额定荡塘一千五百八顷七十八亩零。

以上共计原征收米一十七万八千一百八十九石五斗零。现拟定减征米二万五千七百三十五石四斗八升八升零，扣除减征部分后，实际征收米一十五万二千四百五十四石一升八升。按照税则统一计算，相当于在十分中减征一分四厘四毫四丝。

嘉兴府嘉善县、秀水县等七个县

额定田地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二顷八十四亩零，额定地一万一千五十七顷，额定山一百八十顷六十亩零，额定荡塘七百七十四顷一十九亩零。

以上共计原征收米五十八万七千四百七十五石一斗升零。拟定减征米一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一升零，扣除减征部分后，实际征收米四十四万二千五十八石七斗九升六合。按照税则计算，相当于在十分中减征二分四厘七毫五丝。

湖州府程乡县、安吉县等七个县，以及孝丰县一个县，向来不征收米粮，请求免除核减之外。

额定田地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一顷三十六亩零，额定地五千四百二十九顷七十一亩零，额定山七千三百九十四顷七十三亩零，额定荡二千五百三十七顷一亩零。

以上共计原征收米三十八万一十四石八斗零。拟定减征米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四升四合零，扣除减征部分后，实际征收米二十八万四千四百石九斗五升六合。按照税则计算，相当于在十分中减减二分五厘一毫六丝。

以上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的田地、山荡、塘滩共计一十三万一千九百三十九顷一十三亩零。原征收米一百一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九石四升零。拟定共减征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六升二合零。统筹计算，相当于在十分中减征二分三厘二毫八丝。计算实际征收的漕运、南粮等米共计八十七万八千九百一十三石七升六合。除去南粮及白粮的舂米损耗两项不计外，实际计算原额白粮、漕粮、行月、食粮的正额及损耗米共计一百万四百石五升一合四勺。拟定减征上述数额，以符合部议三十分中减征八分的规定，理应将此明确登记上报。

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田地、山荡、塘滩中，上等税则征收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以上。

田地共计三万五十八顷七亩零，原征收米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石一升四升零，拟定减征米一十二万九千一百九十七石一升二升四合。

上等税则征收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以上。

田地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顷七十三亩零，原征收米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四石二升一升九勺零，拟定减征米七万六千九百一石二升九升。

中等税则征收九升至一斗以上。

田地共计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七顷九亩八分零，原定征收米一十六万八百一十四石三升零，拟定减征米三万五百九十石四升七升八合。

中等税则征收六升至八升以上。

田地共计二万三千一十九顷一十七亩，原定征收米一十七万二千九百一十三石八升二升三合八勺零，拟定减征米二万四千二百九十七石四升八升三合。

下等税则征收不足一升，至五升以上。

田地、山荡、塘滩共计三万九千五百九十四顷七亩零，原定征收米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九升六升三合零，拟定减征米五千七百七十九石二升五升六合六勺。

核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疏

左宗棠

我私下认为，浙东各属地丁银和南米，经臣去年奏明应当一律核减，并将温州府属先行减征定案。现在查核浙东八府钱粮征收数额，以绍兴府为最多，浮收的弊端也以绍兴府为最严重。山阴、会稽、萧山等县缴纳钱粮，向来有绅士户与平民户的区别。每正额加损耗一两，绅士户仅缴纳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为止，平民户则有缴纳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的。对于国家维持正供的赋税，却有绅士与平民轻重之别；对于乡里奉公守法的百姓，却成为官吏胥吏中饱私囊的资财。官府以赔垫为苦，平民户以负担偏重为苦。如果不明确制定章程，删除浮费，弊端累日加重，这怎么能够忍受？孟子论述治国，以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物俸禄不平为深切忧虑的，正是这个道理。臣在去年核定温州府属田地漕粮后，即命令奏调来浙江差遣的候选知府、户部郎中顾菊生前往绍兴，会同该管道府，将历年官府征收、百姓缴纳的实际数额以及向来摊派的各细目逐一清查，分别裁减。现在据顾菊生等人禀报：绍兴府属八个县的正额、杂项钱粮，有的按照银两数额缴纳，有的按照铜钱数额缴纳，这与定例相违背。现拟定统一按照银两数额征收解送，其一切摊派捐输名目以及道、府各属的陋规一律禁止革除，并拟定在正额加损耗钱粮之外，仍视各县旧征多寡，每一两酌情留下平余，作为各县场办公之用，开送征解留用数额清册前来。臣仔细复核，除去正额加损耗仍照常征收

译解除外，绍兴所属八县额定征收的地丁、漕粮等项，以及萧山公租课银，共计五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四两零。除去新昌县征收数额已经刻石公布，无需再议更改外，其余七县实际共减去钱二十万五千一百零六千文。

南米额定征收本色米七千余石，折色米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余石零，减去本色耗米三百六十一石，减去折色耗米钱一万二千零七十二千文。

六课额定征收银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两，又萧山牧租额定征收钱一万三千九百十六千文，实际减去钱四千二百四十二千六，合计共减去钱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多石。

若能永远遵守，使大小户一律完纳，以十年之数通盘计算，民间即可多留存二百余万钱、三千余石米。既然无须损害上级来使下级受益，民力自然显得有余，也无须取多补少。贫户不担忧不足，官府征收有固定章程，则上下交往严肃；百姓完纳有固定数额，则胥吏弊端消除。

此次制定章程之后，臣当命令各属地一律刻石遵守。如有官吏阳奉阴违，在定章之外添设名目，多取一文钱者，定立即予以撤职参奏。如大户不遵定章完纳，致使官府有赔垫的风险，百姓有负担偏重的痛苦者，也必核实惩办，以昭示警戒。

所有核减绍兴府属钱粮的缘由，理应恭敬地呈折陈述。再，绍兴属地的钱粮减定后，户部郎中顾菊生已被命令前赴各地一律查办，一并声明。

译核减漕南浮收，并禁革陋规的奏疏。同治四年。

浙江巡抚马新贻

查浙江正项漕粮的分成核减，已经蒙恩准允，随后遵照部议，以漕粮款项筹抵运费，又经臣具奏覆准在案。漕粮额度既然减少，运费也已筹措，体恤民间疾苦，关怀有加无已。但是额外的浮收，如果不大力裁汰，核实酌留，仍然无法缓解百姓的困苦。查究从前浮收的原因，起初是河运时的贴帮费用，后来是海运时的贴费，浙江自从改办海运以来，津贴的多寡，就视帮费的轻重而定，每运输漕米一石，从三钱到七钱不等，总计约计五钱有余。将银折算成米，每石须加米三斗以上，按全部漕粮九十五万石计算，大约需收米三十余万石，才够海运津贴的费用。加上州县办理漕务的费用，名目繁多，其中有绅士大户，正赋之外，颗粒不加，甚至有把持包办等事，势必要从乡间小户那里取足，作为此盈彼亏的打算。其中本折并收，有的以米加耗，有的以钱合米，大小户长短不等，负担最重的户，正漕一石，竟然有完纳米至一石七斗以上的，这是完纳漕粮的不均，也是浮收的来源。臣与藩司、粮道访查各州县征收漕粮南米的旧规，从严厘剔，除酌留耗羡作为办公之用，按照现改新章征收，计杭州府属共可减少浮收米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石，嘉兴府属相共可减少浮收米二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七石，湖州府属相共可减少浮收米一十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六石，三个府共减去浮收米四十八万六千余石，又漕粮南米统征分解米，向来以征剩漕米归入南米，多系疲弱玩忽的小户，历来折钱完纳，也有浮收，现在一并核减，杭嘉湖三府南米共可减少浮收钱二十四万七千余串，这是从前漕粮南米收数过多，现拟核减的大致情形。所有原奏内州县办理漕务，如修整仓廒、书役辛工、剥兑守候等费用，都是万不可省的费用，并有漕仓剥船各处折耗，数目也很多，现在酌留耗羡，仅令勉强够办公，从前一切陋规浮费都予裁汰，将留用裁减各目造册存案，并明白晓示，刻石永禁，漕粮完纳本色，绅士百姓一律征收，不得再有大小户名目，有情愿完纳折色的，按照市上米价，随时收纳，完全听任百姓方便。至于杭州属的新城、于潜、昌化等县完纳漕粮向来收折色，由官府办运，应仍照旧办理，按照市价征收，如果敢仍蹈从前勒折浮收，一经发觉，严厉参劾治罪。只是大户向来完纳漕米并不加耗，这次改定新章，酌留漕用，既然说绅士百姓一律，自然不能再分厚薄。恐怕各大户仍以从前完纳数目为借口，不肯加耗，起来与地方官为难。一县之中，大户占一半，如果小户有耗，大户无耗，必然导致再次浮收，否则不敷漕用，对漕务新章大有妨碍。此后倘有绅士恃势把持，仍前包揽短交，自然应该一并从严参办。后来据该司道具详前来，臣复核无异，应该等收漕时严督州县，以身作则为先。除酌留耗羡外，不准颗粒浮收，仍沿积习，使百姓心悦诚服，照章乐输。至于大小衙门一应陋规等项，都予禁革，如果敢违犯，官员参劾，吏员惩处，以杜绝弊源而肃清漕政。

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代作

冯桂芬

查《大学》论述理财之道于天下，必定说要公平。《周官》中土均掌管土地征收，必定说要均平。《禹贡》九等，《太宰》九赋，不外乎均平。如今天下不平不均的，没有比苏松太浮赋更甚的。上溯而言，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旁证而言，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定。以肥瘠而论，则江苏一熟不如湖北湖南、江西的再熟。以狭窄而论，则二百四十步为亩，只有缩减没有盈余，不如他省有的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亩，而赋税额度独重的，是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官田也不是没有定例。查《大清户律》记载：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这是官田也有通额，唯独江苏不是这样。考宋绍熙年间，朱熹推行经界法，吴地粮每亩五升而已。后来借蔡京、韩侂冑等庄为官田，又有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太祖平定张士诚，又没收诸豪族田，都据租籍收粮。宣德年间，巡抚周忱、知府况钟奏减苏松粮百万石。奏疏中说：苏州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其中民粮只有十五万余石，其余都是官粮。这是二者未曾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民粮自三升三合五勺。嘉靖年间，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多补少，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

译因为官田最多，所以赋额最重；其他县、其他郡的官田依次减少，所以赋额依次减轻。如今苏州府长洲等县每亩征收平粮三斗七升，依次不等，折算成实际的糯米，多的将近二斗，少的一斗五六升，远远超过了律法规定的官田数额。这就是苏州、松江赋税过重的根源。自明朝以来实行五百年没有改变，而其中的增减变化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记载：明朝臣子周忱上奏规定，缴纳布匹一匹抵米一石，缴纳银一两抵米四石。又记载考核官吏以催缴赋税六七成为上等考绩，整个明朝时期没有征收至八九成的。本朝康熙十三年以前，巡抚慕天颜的奏疏中有说：没有一个官员曾经征足赋税，没有一个县可以完整缴纳，没有一年偶然能达到定额。雍正年间奏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折银一两，当时银价每两兑换铜钱七八百文，由此看来，前明及本朝初年赋额虽然重大，都因拖欠而准许折征，有名无实罢了。此后太平百余年，天下殷实富裕，是古所未有的，江苏更是东南的大都会，万商百货聚集充满，居全国之首。在那个时候，即使是背负重物的脚夫、贩卖蔬果的佣工，也能得以转换职业，分享其中的余利。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用余力经营田地，不关乎仰赖供给的需求，于是就没有不能完纳的赋税。所以乾隆中年以后，能够全额缴纳漕粮长达数十年，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百姓富裕的缘故。只是末富不是本富，容易兴盛也容易衰败。到了道光癸未年发生大水，元气顿时损耗，商业利润减少而农业利润随之减少，于是百姓逐渐从富裕走向贫困，然而还勉强支撑了十年。等到癸巳年大水之后，几乎每年都有荒年，每个县都请求缓征。将国家减免赋税的旷世大典，变成了每年的惯例。癸巳年以前，一二十年才有一次歉收；癸巳年以后，则没有一年不歉收，而且邻近地区都不歉收，唯独苏州、松江、太仓歉收，这是什么道理呢？说是州县官吏的问题，这三十年来，总督、巡抚、司道官员更换了数十人之多，难道没有一两个不肯同流合污、欺瞒妄为的人吗？而且圣明的君主不加斥责，户部不加驳斥，朝廷大臣和科道官员不加纠举，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赋税沉重、百姓贫困，有无法支撑的趋势。户部大臣的职责在于守法，自然应当一切不过问，坚持不减赋的名声；地方大吏的职责在于安民，实在是因为万不得已才采用这种暗中减赋的手段。开始实行的是前任总督陶澍、前任巡抚林则徐，都是一代名臣。揣测他们的意图，必定认为减额就永远不能再增加，缓征就以后不为例，原本希望民力逐渐恢复，不难恢复旧制，起初没想到一年又一年，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而无法挽回。臣私下认为，以前全额缴纳漕粮的时候，偶尔遇到水旱灾害，能全额缴纳的占一成，需要带征（分期缴纳）的占九成，带征之后依然全额缴纳，所以按年计算是减成，按十年计算，并不是真正的减成。如今则是年年办理，永远没有带征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减成。

译另外，关于官府垫付百姓欠款这一项，道光初年的数额，仅有分厘之微。癸巳年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二成。所谓“垫付”，难道州县官府真的有钱垫付吗？不过是把杂税挪去抵正税，把缓征的挪去抵急征，把新欠的挪去抵旧欠，把银两挪去抵米粮，用官府库里的钱来完缴官府库里的粮。将来这些欠款，要么被豁免，要么被分摊赔偿，最终都归于无法收回的未完欠项。所以历年的粮册，必须扣除这些垫付和拖欠的虚数，才能得到实际征收的实数。用这个实数来统计百姓，他们本来就没有完全缴清。

我查阅江苏所属地区全部漕粮一百六十万石，此后逐渐减少。从道光中期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礼记》说：“用三十年收支相抵的余粮来制定国家用度，是说综括三十年中的大致情况。”由此可以推知后来的情况。现在试从道光十一年起，到咸丰十年止，将三十年间的漕粮数额分段计算。辛卯年以后的十年，总共征收一千三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得到正额的七到八成。辛丑年以后的十年，总共征收九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得到正额的五到六成。咸丰辛亥年以后的十年，总共征收七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仅得到正额的四成。

自从广东逆匪窜犯攻陷苏州、常州，焚毁杀掠的惨状，远远超过宋朝建炎四年庚戌年金人阿朮的旧事，七百多年来没有这样的灾难。大臣某某等人亲自到新收复的各州县视察，往日著名的市镇，全都变成焦土。交通要道两旁被践踏得尤其严重，加上各股贼寇互不统属。这伙贼寇占据的地方，难免被那伙贼寇抢掠，所以即使贼寇占据的地区不与官兵交界，也连片荒芜，满目荆棘。凡是田地一年不耕种，就成了荒地，现在已经三年了。各厅县上报抛荒的田地，占到了三分之二。即使是穷乡僻壤，也人口稀少，在颓败的墙垣和断井旁边，偶尔遇到居民，无不面黄肌瘦，奄奄一息。这伤心惨目的景象，实在不是郑侠的《流民图》所能比拟的。已经收复的松江、太仓尚且如此，未收复的苏州可想而知。

然而却要求百姓缴纳重赋，缴纳比别处重数倍的赋税，向来那些横征暴敛的官吏，所谓敲骨吸髓，到了这里也找不到骨头可敲，找不到骨髓可吸了。皇上视百姓如受伤之人，未曾受伤的尚且看作受伤，已经受伤而且伤得很重的呢？因此根据实情恳请全部免除三到五年的赋税，以皇上如天般的仁德，必定会下诏允许。只是国家粮仓的正供已经停运三年，军需费用浩大，财政开支仰屋兴叹，靠什么来维持呢？这是臣等不敢提出的。

又比如荒田招垦，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的先例可以援引，但是开垦成熟后升科纳税，更加迟缓，现在上报的荒田占三分之二，已经荒废的提议蠲免，未荒废的提议减免。将剩下的仅有一、二成，这也是臣等不敢提出的。至于办理赋税的案例，从七八成降到五六成，再降到四成。咸丰三年听到警报后抛荒，仅剩三成。如果稍微存有苟且敷衍的想法，援引抛荒的案例，减而又减，大约能得到两三成，并非不可以用来搪塞责任。但是前任督抚之所以这样做，还或许希望恢复旧观。现在明知没有恢复旧观的希望，却拘泥于积习，不直陈实情，这是完全没有为国着想的心，只有欺瞒君上的罪过，这也是臣等不敢提出的。

臣等仔细核算历年的粮数，咸丰十年中超过一百万石的仅一年，超过八十万石的有六年，而且其中都有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十余万石。所以最多的年份，百姓实际缴纳的实数不过九十万石。成案如此，民力如此。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征赋税一事，棘手程度加倍。臣等目睹艰难，悉心筹划，上体谅皇上宵衣旰食忧民之深切，下顾念军国急需之殷切。在万难偏重之中，寻求两不相妨的方法，似乎应该采用“以与为取，以损为益”的办法。比较历来征收的各数额，斟酌近十年的通例，改定赋额，不许挪垫虚额，那么大幅减少的是虚征，实际征收则没有减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时正是正当的办理方法。

或许有人说，根据这个定额未免过少，不知道减少后的数额，仍然是全省最重的数额，尚且不是宋元旧额，不能说少，而且也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此，未曾对历年的国家用度有所减少。那时战争未起，人口未减，田园庐舍未有损失，不还是完善的江苏吗？完善的江苏，仅有这个数额，那么残破的江苏，不应该仍有这个数额。现在臣等在残破之余，请求按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引近年最少的数额，不假借垫付拖欠的虚数，实在不敢说必有把握。如果仍然执着于久置不用的虚额，衡量多寡，想要追求超过完善之时，皇上圣明洞察，会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理吗？事理上必然没有，即刑法上也必然穷尽。恐怕贤如刘晏、李巽，不贤如裴廷龄、李实，也将束手无策了。

又或许说，数额既然还是这样，为什么不仍然遵循旧规，还寄希望于将来呢？不知道乾嘉年间的江苏，实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会，不能作为常例。我私下认为，从此以后，如天之福，东南无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希望恢复咸丰及道光末年的江苏；再二三十年，希望恢复道光中期的江苏。而悬挂这个虚额数十年等待恢复，无论没有这种政体，恐怕日后的利益未必能恢复，目前的祸害已经不可支撑。臣等今日所办的，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正是借着减免赋税的名义来足额征收赋税。

译这确实能够照亮完善地区定额的原因，其关键全在“减赋”二字之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征收的缓急权掌握在胥吏役夫手中，防止弊端虽然有上百种方法，但舞弊的手段何止千种。百姓的财力只有这么多，地产也只有这么多，不减定额的弊端在于，多一分虚数，就多一分浮费；减定额的效果在于，少一分中饱私囊，就多一分上缴国库。减定额一旦确定，胥吏便无权作威作福，民间既得到实惠，公家也有实际补助，这是转移局势的善策之一。吴地百姓除死难者外，大半流散到四方，因为故乡赋税沉重，望而生畏，寻常的减免缓征不足以去掉重赋的名声，招唤他们也不回来，荒废的田地越久越多，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呢？只要听到减赋的命令，他们必定争先恐后地返回故里，这是招抚流民的善策之一。过去各城被攻陷，官吏一空，乡团拼死抵抗敌人，锣声所到之处，万众争先，小股贼匪一见便逃跑。就以三个首县来说，洞庭、香山、金市各乡，有与贼军相持长达七八个月之久的，这固然因为朝廷恩泽极深，也证明愚贱百姓的天良未泯。此时减赋令下达，他们看到皇上在经费匮乏之时还有这样超越寻常的举措，难道不会感激涕零、踊跃缴纳吗？这又是激励劝勉的善策之一。大体从事理来说，残破地区相比完善地区，理应递减赋税，而有这三点可以弥补这递减的数额，这也是从事理上决定的。臣等所说的“以给予为获取，以减损为增益”，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苏州地区尚陷于贼中，听说各乡多暗中约定结团，等待时机行动，以响应官兵。就像常熟反正，乡民毁坏贼军关卡、杀死贼军头目多达十余处；昆山收复，沿湖居民截杀逃窜的贼军无数，这是明显的证据。一旦听到减赋的命令，必定感激涕零，望风振奋士气。日后军队所指之处，驱策如弩箭般迅速，必定更加奋力地拿着饭食酒水迎接，必定更加忠诚，这未尝不是巩固人心、招引百姓的一种方法。臣等查阅顺治八年三月奉上的谕旨：凡是前明仇怨的地方，或者一处加粮特别沉重，我朝并无仇怨，怎么能沿袭这种做法？这些情况详细考察后具奏。钦此。于是江西袁州、瑞州等府，明初因陈友谅抗拒朝廷而加倍加粮，布政使庄应会奏请恢复旧额，唯独苏州、松江没有来得及上奏请求。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情减少苏州、松江的浮粮，奉旨：苏州、松江的浮粮，当日部臣从未上奏，皇考圣怀屡次想要施恩议减，现在怡亲王等悉心筹划斟酌奏请，朕体谅皇考爱民赋税的盛心，准许将苏州府定额征收的银两免除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如乾隆二年奉上谕：江苏省粮额还有浮多的地方，再加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户部文书按照雍正三年的例子办理。仰想列祖列宗在东南全盛之时，还如此深切厚重地体念百姓，如今兵燹残存，流离失所，到了这种极点吗？漕粮是正当的供给，而唯独苏州、松江称为浮粮、浮赋，见于历代圣谕及郡县志书，并不以为嫌，这是知道确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待我皇太后、皇上施行的。只有恳请圣慈鉴察，特别施予殊恩，俯准减定苏州、松江、太仓三属的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立局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况，以咸丰中期较多的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来较轻无需议减的常州、镇江两属通融核算，仍然每年起运交仓的漕白正耗米在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定为定额，南米丁漕照例减成办理，就从以后开征的年份开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的名目。像这样核实办理，不仅斟酌十年、二十年的通计相比固然不显不足，即使斟酌三十年的通计相比也不差太远。至于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收复之地百废待兴，空无一物可垫，而想要他们垫付，弊端更会百出，必须永远禁止。又从此以后，除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不准定为常例。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州、松江各属是十八省所未有的重赋，不是其他地方被陷的州县可比，又是七百年未有的大难，不是历年被例案可比。去除无益的虚籍，寻求有益的实征，向下延续亿万垂死之人的生命，向上继承累朝未竟的志向。百姓幸运极了，国家财政幸运极了。如果蒙恩允准，钦遵等待苏州地区肃清，一体办理。先从松江、太仓开始实行，由臣设立局所拟定章程，漕粮一切琐碎项目，酌情归并淘汰，以省去烦文而彰显实际。随后再详细具奏，谨将历年起运数目缮写清单。又《苏松财赋考》一书，曾经收入四库全书，对于重赋的始末说得颇为详尽，一并恭敬呈上御览。

译江苏减赋记

冯桂芬

苏松地区重赋的源流，我在为合肥李鸿章公起草的奏疏中已经详细论述过。大致说来，一亩地的税，苏松太地区最重的几乎达到二斗，轻的也有一斗，这与常州的六七升、镇江的五升相比，差距极大。先后提议减赋的，有明建文帝的诏书规定亩税不得超过一斗，不久被明成祖废除。此后，周公忱、况公锺上奏请求减免秋粮一百多万石。本朝韩世琦、玛佑、严沆、孟熊飞、吴正治、慕天颜、汤斌、任职旦等人的奏疏，以及百姓陆大猷等人的诉状，先后请求减赋，都因户部议定而受阻。雍正年间，怡贤亲王认为米粮尚能缴清，银两多有拖欠，请求减免银两而不涉及米粮。乾隆年间减免银两的案件沿袭此例。自古以来论述减赋危害的，除了那些特别痛切的奏疏外，没有比蒋公伊的《流民图》、周梦颜的《苏松财赋考》更深刻的了。蒋公的图已不可得，周公的书则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并有刊本。我生长在乡间，深知百姓的痛苦。先母家中因催缴赋税而破产，曾对我说：“你将来若有进言的责任，这是第一件要事。”先母去世以来，我更加耿耿于怀，但终究未能获得进言的职责，况且我认为内部进言不如外部进言快捷，想寻求一位贤能的督抚来进言，但衡量时势不可轻举妄动，所以迟迟未动。只是三十年来，官府中凡有一言一事涉及漕运赋税的，我必定探求其详情，亲手记录，久而久之逐渐成册。因为道光十年以后没有一年不拖欠国家赋税，不过五六成，我私下认为这是减赋的时机，但所见的督抚尚不是合适的人选。不久发生粤寇之乱，我避居上海，湘阴曾国藩公奉诏东征，通过钱君鼎铭招我前往，我推辞了，但将减赋节制的想法寄托给他。曾公首先赞同。同治元年春，合肥李鸿章公督师到上海，又有幕府之约，见面即向他陈述减赋之事，他欣然答应。我对李公无所求，因此事特意委屈自己前往军中，同事粮道湘阴郭嵩焘公引为志同道合之人。李公遂将此事托付给我二人，先为郭公起草详文，继而为李公起草奏疏稿，历经数十天才完成。广泛访求通达之人，向当时精通财政法令的人如李君友琴、邹君雨平等咨询谋划，大家都没有异议。然而事后回想，却有四点遗憾。初稿竟请求常镇不减，苏松太减半，使重额减为一斗，稍高于常州，轻额减为五升，略同于镇江。（当时）有人议论说汤文正公请求减免一二分都未能实现，现在突然请求减半，难道不是过于荒诞吗？不如先提交三十年前的比较单，只请求酌情处理。在中定额获得批准之后，再明确陈述，我深以为然，于是改为如今的稿子，起初不知道朝廷大胆直接请求也可以获得批准，这是第一点遗憾。又有吴君云说应该请求按照常州的标准起征，我认为突然请求减免三分之二，终究嫌过于荒诞，不敢下笔，但还是详细陈述了苏常两地犬牙交错，天时地利人事无一不同，而赋额却是两倍，是最不平不均的。第二天又因篇幅过长，删去了这一段，后来见到户部文书屡次有不得其平的话语，才完全不知道苏赋是常赋的三倍，开始后悔没有听从吴君的话，这是第二点遗憾。又因全篇以缓和比较立论，所以我的手稿在请求减免米数下面有“南米丁粮一体核减”八个字，郭公不懂钱谷之事，认为词句繁琐，清稿时省去了这八个字，我复核时竟然没有察觉，发出后才发觉，这是第三点遗憾。起初我有片稿说各属科则百十等是胥吏舞弊的渊薮，请求一律按照江震例九等定则，后来郭公另作均赋片稿，说关系较重，宜将我的稿子搁置暂缓，我颇为赞同，谁知后来一切都由某公主持，与我的见解恰好相反，前稿遂未施行，这是第四点遗憾。做事不慎，后悔莫及，议定之后，有位候补道某从江北邮寄上说帖，说减赋不宜过多，苏松太减二成，常镇减一成就够了，只要将考成例十分改为七分计算，起运米仍可得百余万，官民两利，他的言辞很善辩，某公力主此说，认为是不易之法，谒见院方赞成，李公将此事交给我，我驳斥他说：“从此小民缴纳十分之赋，国家只收七分之漕，包欠的丁胥，惯欠的绅衿，欠的州县，永远享受这三分之利。”该道创立此异论，请求改变两百年各直省通行的例子，为这些人开辟一个绝妙的方便法门，不知居心如何，况且不仅不可行，也不能行，漕额有一分，就有一分之用途，应由何人何项弥补，为何不筹划？李公见状咋舌说：“弊端竟至此吗！”李公说得对，这是我与某公意见不合的开始。

我又认为周梦颜《财赋考》卷首绘图最能动人心目，适宜附呈。乙览购买于上海，未能得到旧藏书数万卷，寄存在太湖中冲山寺，已三年，于是写信取来。以腊月朔日登舟，八天后贼寇至，寺毁，我的书唯独完好，于是请李公加跋，恭敬进呈一切齐备。当时官军已收复青浦、嘉定、常熟，将到苏州城。曾公与李公约定等待红旗一同上奏。一日，郭公提议捐纳江北沙田，对吴君云说：“你熟悉此事，去请他。”吴君说：“江南北捐纳之事大概没有遗留的利益了，这不足以烦劳您。您有意苏吴百姓，何不请求减赋？况且这是粮道的职责。”郭君以

译曾国藩、李鸿章将红旗之约告知我，吴云说：“我认为现在行动已经晚了。官府的赋税如同私人的地租。如今正值免租之时，如果有佃户请求业主减租，事情容易且容易达成。城池收复后开始征收租税，此时请求减租，事情困难且难以达成。我认为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不可错失。”郭公非常赞同，回到幕府邀请我一同请求，李公迅速发出奏折。于是于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呈上，二十四日抵达京城。皇帝下诏批准。在此之前，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祖荫；四月二十三日，御史周寿昌接连上奏章谈论减赋之事，都交部议复但未上报。六月三日部议复奏，请求苏松太地区减三分之一，常镇地区减十分之一。皇帝再次下诏批准。部里的公文到达后，我与郭公商议，苏城完好之前，每年运输七八十万石；苏城残破之后，每年转运一百二十万石，形势不可行，只会滋生各种弊端，应当请求再减一成。早晚向李公陈述，李公答应，嘱咐起草文稿。文稿写成后寄给曾公，也答应了，但未发出。一天，曾公突然用我的文稿行文给司道会议，意在迅速执行。起初，郭公撰写详文时，没有会衔某公，同事秦观察缃业说：“口舌之争从此开始了。”某公果然非常愤怒。至此，郭公已调离，于是欣然将此视为己任，想要完全推翻原议，共有七件事：一、常镇不减免，请求收回成命；一、苏省太地区不再减免；一、五升以下的定额不减免；一、减免银两另定比例，不援引缓征旧案；一、常镇一体减免银两；一、科则仍照旧，不合并更改；一、减免比例酌情使用等差，不普遍减免三分之一，先用红禀向曾李二公陈述，都不允许，于是压制详文不上报达数月。而李公统兵逼近苏城，城池早晚就要攻下，我已辞别李公离开幕府，想起吴云的话，先后三次写信，请求直接上奏不要等待司道详文。李公于是嘱咐幕府钱恩綮起草并发出。某公从上海到苏州，极力争辩，急切要求必须答应，才回去。于是所谓一成十数万两的减免，永远留在了江苏。而其他六件事尚不允许，积压数月，某公固执不停。李公嬉笑怒骂，开导劝说万般，不为所动。详文也几乎不上报。过了一年，李公命令某公赴省城谒见曾公决定此事。曾公也曲折顺从他的意见，只驳去常镇不减免一条，其余都如某公所指示。详文于是上奏，疏稿即出自他手。李公因为疏中酌定差等一节，词不达意，仍然截取我之前的文稿修改后上奏。不久，曾公督师河南，李公署理总督，某公代理江苏巡抚了。很快得到部里批复，不准减免银两，但驳斥漕项的言辞严厉，驳斥地丁的言辞轻微，按法律可以更改，请求我在减赋之外，又以清丈津贴两件事与某公长期抵触。李公在金陵，因为同郡殷兆镛阁学疏请免厘的言语侵犯他，迁怒于苏州士绅，有后续言论。估计写信无用，同县潘曾玮多次在某公面前争辩，他不醒悟。减赋的案件于是确定。

译清丈这件事，是我在《邠庐抗议》中校订时，所绘制的地图法中提到的。某位官员看到后认为很好，便请李公发文让我去丈量川沙的田地。事情还没做一半，那位官员忽然请求停止。李公感到惊讶，发文让我斟酌是否继续，而我也无法理解，详细情况见致李公的信中。

我回来后，一位幕僚朋友说：那位官员习惯性地听说民间有隐匿田地的说法，想通过清丈来揭发。清丈的目的，就是想让田地数量增多。现在听说丈量出来的数量反而减少了，所以停止了。

起初我去川沙时，那位官员给我上海县的弓尺，这种弓尺和苏州的相同，用它来量田，通常比原来上报的田数稍少。我建议采用朱子条奏《经界状》中所谓的“通县均纽”，以及顾亭林《日知录》中所谓的“一境通摊”的方法，把减少的数量平均分摊到全县田地中执行，在减免赋税时尤其能消除痕迹。那位官员却大为惊恐，先后两次详细驳斥，认为这大大违背了民意，是不读朱子、亭林书的结果。

那位官员于是说上海弓不可用，广泛寻求其他弓尺，下属迎合的人有人进献华亭县烙印的旧弓，计算下来十亩可以得到十一亩，他非常高兴。州县请求使用弓尺的，改发给华亭弓，我对此怀疑，告知李公请示朝廷。朝廷的弓尺到了，和华亭弓相符，当时那位官员已经代理巡抚，更加高兴，发文给各司通令遵照朝廷格式，我更加怀疑。

于是详细考证《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和户部则例，都记载朝廷尺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是正规条例。江苏等省旧有田亩准用本地旧弓尺，不用朝廷弓尺，只有升科田亩才用朝廷弓尺，这是变通条例。又查阅长洲、元两县残存的鱼鳞册积数，都用六归法，以六尺为一步，与朝廷规定五尺为一步明显不同，这更是确凿证据，这才恍然大悟，朝廷弓尺和华亭弓尺都没有错，而是用朝廷弓尺丈量旧有田亩则是误会。

三县将要清丈，于是详细致信三县县令，长洲、元两县于是改作六尺弓。那位官员听说后不高兴，吴县不敢改，也没有最终丈量。后来太仓用藩司弓尺清丈，多出田数万亩，全州哗然，于是商议分摊减轻各田的赋税以符合原定额，大吏将听从这个意见。官绅来问我，我说：分摊重税则不会被驳斥，分摊轻税则必然被驳斥，不如用申算的方法。官绅认为对。当时那位官员已经因丁忧离职，大家说：如果那位官员在，太仓就要加赋了。

然而各县使用那位官员所发的步弓如故，不丈量田地而胥役已经借此向百姓勒索，百姓苦不堪言。咸丰六年夏天，丁方伯日昌到任，才偕同同人呈请申明旧例，也没有实行。同治十年曾公在苏州阅兵，我才向他陈述。曾公会同中丞南皮张公之万商议，张公尤其明了，于是咨文朝廷。朝廷大臣回复说应该专门上奏，最终没有定案。

关于津贴这件事，起初道光丁未年，沔阳陆公建瀛巡抚江苏，推行海运建议，因为河运停止，减少的银米充公，而水运经费取自州县。当时我因母丧在家，承蒙陆公延请访问，我说：“把河运费转为海运费，这是正道。”陆公说：“你的话确实如此，但海运只是试行。明年就要恢复河运，今年由重变轻，明年由轻变重，难以等到河运果然废除，必须如你所说，我无法反驳你。”后来浙江实行海运如我所说的，江苏则因循了十多年。

减赋之初，我以此在各位官员面前直言，那位官员也附和。我认为这早就在改正的条例中了。一天，吴观察艾生从浙江来，经过我处说：“最近听说那位官员说，今年商议大小户均赋，每石津贴运费钱一千文，杂费钱一千文，希望各位助我，意志很坚决。这是要奉旨浮收勒折了，这是家乡大事，你不说谁该说呢？”当时减赋事已大体确定，我因为那位官员的缘故，与李公约好绝口不提漕运事，于是邀请潘太史遵祁、顾廉访文彬四个人，共同致信减赋局员陈观察庆溥，信中有“奏加津贴秕政流毒”等句，言辞颇为刻薄真挚。陈君把信给同僚看，那位官员听说后索要得到，大怒来到我家，气势汹汹如山大，说并没有奏请加津贴的事，我回答说：“那么‘秕政流毒’等语，您不承担，说是我误听也可以。”

那位官员又说：“苏州漕运把移漕项粜变各银作为海运费，实在不足，加上赡军田息才够，屡次请求宫保不答应，所以有取自州县的说法。”我说：“果真是为了这一件事，那就是我的诚意所在。”第二天，李公来，听说我和那位官员不和，打算排解。我详细陈述始末，并且请求用田息，李公坦然答应另奏。于是删除津贴的提议得以在后来的事情中实现。

那位官员代理巡抚时进行甄别，陈君以及吴观察的女婿某人去官，知道这件事的人告诉了那位官员，这一年那位官员就实行了均赋法，当众宣布，每石时价外加八百文。等到定数的时候，时价每石钱三千二百文，漕价每石钱四千五百文。第二年，那位官员因丁忧离职，随即自缢。中丞郭公柏荫、方伯王大经主持漕运议论，米价减二千二百文，漕价四千二百文，于是和不删除津贴的情况等同了。

传曰：“立法宽厚，弊端尚且贪婪；立法贪婪，弊端将如何？”令人感慨。减赋既定，大家都认为租税用来供给赋税，减赋自然应该减租。这年秋天议定，每一石以内，正数减为九七折，一石以外的零数五折，仍然不得超过一石二斗，这就是减赋的最终事情。

译做得好的地方，是曾、李两位公办理的；那些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则是某公办理的。有人以为我拥有左右局势的力量，听到这话我内心深感惭愧，所以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以表明我的见解。我在这件事上心力交瘁，最终却毫无成效，心中遗憾，却无法校出疏文中遗漏的八个字，这更是我最大的遗憾。有人说这其中有天意，这并不是我敢用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依我看来，常州、镇江三十年来，也都是年年处理战乱后的善后事宜，怎么可能转而办理全部的漕粮？减少一成的漕粮也是应当的。只是米粮既然已经减少，银两就可以不减免。此外，苏州、松江、太仓、嘉兴、湖州这五个郡，应当再请求确定每亩的税额，米不超过一斗，银不超过一钱，这才是最公平、最均衡的办法。我愿意把这些话告诉天下后世关心民事的人。

译适逢上奏关于酌情减免嘉定、宝山两县漕米的奏疏

吴元炳 谭钧培

私下接到户部咨文，光绪五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的皇帝谕旨：都察院上奏，编修廖寿丰等人派遣代表，以本籍漕粮未蒙普遍减免为由，呈请代为呼吁永久免除加征的漕银。据称江苏嘉定、宝山两县，因为赋税定额较轻，在办理减免漕粮的案件中未减免分毫，而统计应解缴的漕银实际上是名义上轻、实际上重，民力枯竭，请求命令将应解缴给江安道库的加漕一项核议免除，或者另外筹谋体恤百姓的办法等语。江苏普遍减免漕粮一案，出自皇帝的特别恩赐，为什么嘉定、宝山两县没有议定减免？这两县的漕米加上各项漕银，在赋税定额的轻重上与各地究竟如何比较？道库加漕这一项能否免除？应该如何另外筹谋体恤的办法？命令沈葆桢、吴元炳斟酌情况上奏说明办理，务必做到国家税收不受影响，而民力不至于拮据，才为妥当。钦此。抄录原奏原呈移送咨文核办等因。仰见圣主挂念民间疾苦，一视同仁的至深意旨。臣等不禁感激，遵即转行司道查明详细办理。现在据代理苏州布政使许应鑅、苏松粮道王毓藻联合详文称：江苏省同治初年查办减免赋税一案，经前任督抚大臣请求将苏松太三属极重的浮粮大幅核减，上中各则及沿海贫瘠地区的漕粮分别递减，优待减免仍不减五升以下的轻则，也不超过部议三分减一的范围。常镇两属则不分科则轻重，普遍减免漕粮十分之一。其漕项地丁银两先前已经奏请一并减免，部议未予核准。嘉定、宝山两县田亩因为本色科则中最重的，每亩只征收米二升七合有零，都属于五升以下的轻则，当时已经汇入清单声明不减免漕银，因为并入地丁折征，未曾议及，各自在案。现在该编修廖寿丰等人认为当时减免案件中这两县独自未沾沐皇恩，未免向隅而泣，请求将应解缴给江粮道库的加漕一项核议免除。经都察院上奏奉谕旨命令议定。遵查原呈所称江道加漕银两项，是因为顺治年间省卫运军行月口粮改折不够，奏明增编于高安东、兴化、泗洲、嘉定等州县，并续准均派溧水县。后来嘉定、宝山分县后，除坍没豁减免除外，各额编银一万二三千余两不等，汇入市条银征解，早已抵补不足，沙船水脚及海运经费，有专款待用，非常紧迫。现在运费万分短缺，尚且节省浮滥，设法补救，尚且担心不够。一旦减免前银，不仅与运务关系重大，即使同增的江苏高等各州县，恐怕难免纷纷借口，并且与从前不减免条银，谕旨也大相违背。因此这项加漕，万万不敢轻议免除。

至于漕折这一项，因为这两县地处滨海边疆，向来不产米，未能全部征收本色，所以将应征漕粮每石折银七钱至六钱，归入地丁征收，始于前朝万历年间，沿袭至今，历次逢恩旨，与地丁一体扣减蠲免银一万数千两之多。现在嘉定仅征收此项折漕正银二万四千二百两有零，宝山仅征收此项折漕正银二万二千二百两有零，体恤已经周全，正当减赋之际，这两县绅民前次漏未陈明，现在定案已经十余年，本来也不便轻易更改奏案。只是江苏省减赋前案，实为千载一时的旷世大典，这两县只因为有此漕折，导致现额本色科则较轻，未能与各县均沾恩减，论情不免向隅而泣。且查苏松太等属各县钱粮，每亩最高科则征银仅一钱稍零，而这两县因漕折并入，每亩最高科则须征银一钱四分有零，本来较别县独多。以折银与额米合计其间也有在五升以上的科则，原呈所称名义上轻实际上重，似乎并非没有原因。加之这两县自战乱后，十室九空，太平虽然已有多年，元气未能完全恢复，民为邦本，上全国计，尤其需要下恤民生。因此经该司道等反复筹商，认为加漕一项既然难以议免，而现在所征本色科则已轻，又不在于定章应减之例，只有在无可调剂之中，谨遵谕旨，另外筹谋体恤的办法。拟请求将这两县前项漕折银两，照原折银数额仍旧恢复为本色，按亩分加入现征米内，合计科则，如果在五升以上者，仿照常镇各属之例，酌情减免米额十分之一；仍在五升以下者，不予核减。所减之米将来统一在现征本色米内扣除。因为原折每石仅科银七钱六分，数额已轻，不得援引苏松太等属三分减一为例。如此办理，是所减仍只在米而不在银，与减赋原案及漕折本意似乎都相符。在各县既不致借口，而京仓也尚无大碍。并据声明，约计两县所减之米都是一千数百石，其白粮米石关乎天庾玉粒，照例仍与漕粮食项下按数拨足起运，恤孤米。为计授要需亦于南米内拨补其余减阙米石各就本扣减，无

译关于另行筹补等情形，经斟酌核定，由议会详请上奏前来。臣等复查嘉定、宝山两县的田赋，既然据该司道等查明，漕银与漕米合计也有在五升以上的税则，自然应当酌情予以减免。臣等考虑到所征收的漕折，从前如果不是因为当地不产米，本应以实物米粮起征，因此这项漕折本质上就是漕米，所以漕折这一名目是苏松太各县所没有的，唯独这两县独有。《赋役全书》附注中记载清楚，历历可考，银和米同出一源，如果舍弃银两只论米粮，嘉定、宝山两县固然不应议减；但如果比较银米总数，那么变通处理尚可权宜行事。可否恳请天恩俯准，将这两县的漕折银数仍归入实物米粮，核算计入现征米粮内，并计算税则：如果在五升以上，按照常州、镇江两府的税则酌情减免十分之一；如果在五升以下，则无需核减，以顺应民意而广施皇恩。

译刘坤一、谭钧培上疏请求酌情减免漕米

我们查得镇江府所属金坛县，因为荒废的田地尚未完全开垦恢复，连续多年奏请展期办理抵征，屡次接到部里咨文命令开征本色漕米，我们都已经转行遵照办理在案。现在据代理苏州布政使许应鑅会同代理江安粮道德寿、江苏粮道王毓藻详细陈述，根据金坛县绅士吴炳照等人呈报说：该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超过其他省份。粤逆（太平军）攻陷该城时，当地百姓抵抗坚守时间长久，遭受的屠杀践踏比其他地方尤为惨酷。肃清之后，人口凋敝，大约统计存留的丁口不足三万，因此田地全部荒芜。屡次设法招引开垦，而外来移民前来开垦的寥寥无几。收复已经十多年，开垦的田地还不及一半。历年展期办理抵征，每亩只收钱二百文，如果开办丁漕，民力实在担心不够用。虽然镇江府属曾在减赋案件中奏准普遍减免一成，但新科米税重的还有五升三合零。拿钱漕两项比较计算，抵征增加到一倍有余。查同属的溧阳重则每亩四升六合起科，丹阳江重则三升四合起科，该县土地相连，唯独科则沉重，租金抵不上粮税，入不敷出。外来移民则避重就轻，势必迁徙他处；本地居民则计穷力竭，也逐渐流亡。招引开垦和催征赋税，两方面都束手无策。查江府属被兵祸较重，民力艰难，曾经奏准减免漕额三成。丹徒县沙潮田地，过去肥沃现在贫瘠，在普遍减免一成之外，也曾奏蒙恩准继续减免。现在金坛一县残破，等同于江府，贫瘠倍于沙潮，拟请比照溧阳、丹阳两县的科则，酌情居中核减，使不至于轻重相差悬殊，大概缴纳稍微容易些等情。经过该司道等命令该府县复查明确，援引丹徒县沙潮田准减的先例，请求将金坛县米额在前次普遍减免一成外，比较丹阳、溧阳两县的科则，酌情居中核议，将五升三合二勺零的民地、荡寺学田三项以及四升四合零的民地，照额各减十分之一分四厘，计算应减米五千七百六十余石，又闰月米三十余石，使得恢复开征，小民困累稍微缓解，荒田逐渐开垦恢复等情，详细陈述请求上奏前来。我们臣等查得金坛县应征漕米，前在减赋案件中已奏蒙恩旨普遍减免一成，此时正商议开征，怎敢轻率请求再减？只是该县被兵祸之惨确实与江府相同，而土地尤其著名贫瘠，迄今休养十多年，人口百不及三，荒田开垦不及一半，连年展期办理抵征，也是事出无奈。然而抵征是权宜之计，终究不是常法。丁漕是维持正供的赋税，势难长久延缓。无奈该县新科米税较重，如果命令按则开征，体察情形确实有所不足。现在据该司道等共同酌议，详细陈述请求再乞恩赐，核与丹徒县沙潮田减剩科再请减收奏准的先例相符合。无不仰恳天恩俯准，将金坛县减后应征漕米五升三合零、四升四升零各则，照额各减十分之一分四厘以缓解民困而广施皇恩。如果蒙允准，我们臣等即命令该县查照减定科则，核算造征册开办丁漕，一面查照科等差派减米数各册，咨送户部门查核。

遵查江西征收丁漕疏

江西巡抚刘秉璋

我们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四年正月十二日上谕：御史欧阳云奏请将江西省混入钱粮内的节寿陋规严令革除一折等因，钦此。当时已经转行司道钦遵查办去后，现在据布政使李文敏、代理督粮道王嵩龄详细陈述：查江西丁漕未经改章以前，征收数额不一，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七八钱，或征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算支钱七八仟，或银七八两不等。因为州县办公的费用没有来源，捐摊的案件过多，不得不向百姓索取，刁钻的秀才和劣等的监生从而欺凌小民，包揽漕运抗拒粮税，挟制官长，弊端不可胜言。浮收有加无已，官民都陷入困境。沿袭多年，前任督臣曾国藩目睹情形，力图补救，于同治元年先将江西奏派的州县捐摊各案请求豁免，声明设法减征丁漕，另外筹款，永远禁止捐摊。钦奉谕旨允准，一方面会同现任督臣沈葆桢，前在江西巡抚任内督饬前任藩司李桓确切核算妥议，裁减浮收。自同治元年开始，规定地丁每两连耗羡征银一两五钱，�米每石折算收银一两九钱，广泛晓谕，一律遵行。所征地丁除了完解正耗一两一钱外，另提取银一钱；漕米除了完解部价一两三钱外，另提取银二钱，作为本省各项实在需要的捐项。其地丁每两余银三钱，�米每石余银四钱，分别酌情提取留存，作为司道府县办公的需要，明确限制，各有遵循。所有捐摊的各名目全部裁停，各项陋规禁止革除，官员没有赔累之苦，百姓感激薄赋之恩，刁钻的秀才和劣等的监生无处施展伎俩，官民都称便利，吏治一清。这是曾国藩等人裁减浮收、酌定丁漕应征银数的原委。至于同治

译同治二年，前任江西布政使孙长绂因银价下跌、铜钱昂贵，稍作变通，会同前任署理粮道吴集禧禀报，经曾国藩、沈葆桢批准，从同治三年开始，每银一两折作铜钱一千六百文；地丁税每两原征银一两三钱的，改收铜钱二千四百文；漕米每石原征银一两九钱的，改收铜钱三千文；万安、乐平两县比照其他属县，每石米多收铜钱二百文，一律折价征收。铜钱由官府兑换成银两解送，并声明以后如遇银价再次上涨，征收银两还是铜钱由官府酌情决定。实行几年后，也还算相安无事。孙长绂在同治四年护理江西巡抚职务期间，会同前任总督曾国藩、前任署理总督李鸿章据实上奏。接到户部议覆：该省地丁、漕粮两项，自应按照章程征收，本省办公经费依赖地丁漕粮。如果不允许稍微多收，实在不是长久之计。所请除地丁完解正额和耗羡银一两一钱、漕米完解部定价格银一两三钱外，本省实在需要的捐项和公费，每地丁一两另提银一钱六厘，每漕米一石另提银二钱七厘，在核减后的地丁漕粮收入中支用的地方，应批准如所奏，在解送户部后剩余的地丁漕粮收入中支用等语。奉旨依议，钦此。这就是孙长绂按照最初确定的地丁漕粮银两数额变通征收铜钱的缘由。后来因为铜钱价格大跌，州县征收铜钱兑换银两不足以解送和支用。前任布政使文辉在同治七年详报，前任巡抚刘坤一会同前任总督曾国藩将地丁漕粮重新核定。查照同治元年原议，一律改征银两。奏准户部议覆：江西漕粮自从改征折色以来，每石只解送户部银一两三钱，数额较少。如果不允许酌情加收，本省办公经费匮乏，而且恐怕恢复漕运旧制会有诸多阻碍。现在请求将原征铜钱三千文的改征现银一两九钱，原改征铜钱三千二百文的改征现银二两二分五厘。对照原定价值并不悬殊，且奏明一律征收银两，与州县私自更改章程不同。地丁征收铜钱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改征银一两五钱，连同倾镕火耗等项在内，除完解正额和耗羡银一两一钱外，余款用于提补捐项公费以及州县办公之用。均请批准如所奏办理等语。奉旨依议，钦此。这就是刘坤一仍照最初章程将地丁漕粮改征现银的缘由。

译在同治九年之前，侍郎胡家玉上奏请求命令督抚通令各下属地区征收地丁钱粮时，每银一两依照旧例加收银一钱，所有另外设立的名目永远禁止革除，以缓解百姓的困苦等语。奉到皇帝谕旨，命刘坤一斟酌实际情况妥善商议并上奏。钦此。又经刘坤一详细查阅丁漕改章的原案，请求将地丁钱粮仍按照既定章程办理。上奏后奉到谕旨遵行。

又于同治十二年之前，左都御史胡家玉再次以江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为由上奏，奉到谕旨予以裁革。经臣此前在藩司任内，会同前任粮道王必达仔细查议，认为地丁每两收取银一两五钱，确实难以删减。只是藩司衙门因为革除了办差供应，增添了一分公费，应当在无可裁减的年份，拟定将藩司的一分公费删除，以后地丁每两只征收银一两四钱九分。此外，征收漕粮加价，均势难更改。详细经过前任抚臣刘坤一清晰陈述。奉到朱批：览奏已知，即按照所议办理，仍随时认真稽查，倘有浮收，立即从严参办。该部知晓。钦此。

是年九月，前任左都御史胡家玉仍以江西违例加征为由上奏，奉到上谕：户部妥善商议上奏。随即户部针对江西现在的情形仔细商酌，拟请按照原定每银一两连同加一耗羡折收钱二千四百文之外，再按照现在银价酌情增加钱数，由官府兑换银两解入库中。所增加的钱数每两不得超过二百文，以示限制。如此办理，民间增加的钱数乃是因银价上涨所致，并非因州县浮收所致。州县办公的费用仍取自额定之中，无需向民间加派。一切私立名目都不得借口。其漕折一项，江西省每石上缴户部银一两三钱，向百姓征收以一两九钱为率，核算与河南、安徽等省折价支解的章程尚属一致。只是该左都御史考虑到征银不便，也请求即令该抚查照同治四年原定数目，在每石收钱三千文及三千二百文之外，酌情加收钱文。所加的钱文即视地丁每两二百文的数目核算征收，不准再有浮溢，先行上奏备案。等到银价平减，即按照原定钱数折征。又经刘坤一命令司道遵照部议核定地丁，每两连同耗羡火工，除删除藩司一分公费外，实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连同留支公用，改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县、乐平县各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官府收钱兑换银两上缴。漕米在年度之外完纳者，仿照江苏章程，每石加收钱五百文。至于银价高低无定，如日后银价大涨大落，随时确切查核项目上奏办理。于同治十三年二月上奏奉到朱批：“户部知晓。”钦此钦遵，出示晓谕，通令各下属地区一体遵办，均有案可查。这就是刘坤一遵照部议核定丁漕收钱数目的原委。

江西厘定丁漕收数，属于由多减少。前任督臣曾国藩深感捐税烦重、陋规滋多，导致州县浮收日益严重，官民交困，因此上奏免除摊捐，革除陋规，规定地丁每两征收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征收银一两九钱。随后改为征收钱二千四百文及三千文，均是按照原征银数折收，并酌情确定捐公费的数额，作为正本清源、历久无弊的计策。后来因银价日贵，州县征收不敷报解，前任抚臣刘坤一按照曾国藩初定的章程上奏获准征银，而降调的左都御史胡家玉屡次进言，又遵照部议酌情确定钱数，改收钱文。诚如户部原上奏所言，民间增加的是因银价上涨，州县仍取自额定之中，这是平允确切的论断。况且江西丁漕合计收数，与苏、浙、楚、豫等省相比，均属有减无增。直到如今时间已久，官民相安无事。

现在御史欧阳云上奏请求仍照曾国藩原定钱数征收，殊不知曾国藩原定的本是征银，如果仍改征银两，势必又成为借口。如果按照孙长绂在同治二三年银价甚贱时所定的丁漕征钱数目办理，现在银两依然昂贵，核算与同治十二三年相等，自然不便据议减征。如果明确让州县征钱易银，仅够一正耗的销数，那么前任督臣曾国藩曾经厘定必不可省的捐公费，就一无所出，州县廉俸不多，用费本繁，何堪赔累，势必不得不藉丁漕浮收以应付支销。以十余年累次奏定官民两便利的举措，一旦毁弃，舍弃明示的限制而不遵，必定徒博虚名以为快，各种弊端从此复起，必然导致严重困扰百姓。这是体恤百姓反而害了百姓，不但更改良法深为可惜，而且历年钦奉谕旨及部议都成了具文，也对政体有损。该司道等仔细斟酌，江西丁漕应请求仍照同治十二年遵奉部议奏定的章程，地丁每两连同耗羡火工共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漩米每石连同留支公用共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县、乐平县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州县收钱兑换银两上缴，以免不

译为了杜绝流弊，仍须等待银价出现大幅上涨或下跌时，再随时进行确切核查。现将各项详情具文呈请奏明遵办，严禁州县擅自更改章程，也不得在既定章程之外多收取丝毫费用等情，具文呈请奏报前来。臣再次加以确切核查，均属实情，可否仰乞天恩俯准，将江西省的地丁、漕折仍按照同治十二年奏定的钱数征收，以杜绝流弊，这确实对官民双方都有便利。至于节寿等项陋规，自从同治元年奏明禁止革除之后，至今没有违反，臣仍会随时告诫，使大家各自遵守既定规章。如果有私下赠送、私下收受的情况，或者征收丁漕的差役在既定章程之外多收取丝毫费用，立即从严参劾办理，不敢稍有徇私隐瞒。

译关于确查江西丁漕积弊并设法整顿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江西巡抚德馨

臣在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接到军机大臣传发的谕旨，内容是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的皇帝谕令：“有人上奏说江西丁税和漕粮积欠非常多。丁税和漕粮是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供给，听说该省除了暂缓征收的不算外，历年总共少征银子五百多万两，为什么竟然积欠这么多？其中的弊端在哪里？德馨要破除情面，认真确切地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如实上奏，不准稍有含糊”等语，钦此。这体现了朝廷慎重催缴赋税、极力杜绝积弊的深切用意，臣跪着诵读再三，感激与惶恐之情难以言表。臣于去年十二月到任，核查各下属地区丁漕的征收数额，远远不如从前。地丁税截至年底，有的地方完成不到五成；漕粮九月开征，甚至有的地方年内还没有开始征收。当时因为军饷紧急，需求浩大，臣立即发文给司道官员，严厉命令各下属地区切实催征，限定在次年二月以前完成六成以上，其余的限定在奏销前全部完成。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额，立即撤职参奏；如果能全额完成，就酌情给予奖励，以期奖惩兼施，扭转积习。几个月以来，完成的数额稍有起色。接到上述谕旨后，臣伏查江西丁漕积欠的数目，从同治十一年起到光绪五年止，丁税和漕粮两项，除了暂缓征收的不算外，实际未完的民间欠款银子四百七十余万两。目前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绪五年止未完的民欠丁漕，已经奉恩旨豁免。所有光绪六年起至十年止的丁漕两项，截至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除去暂缓征收的不算，实际未完的民欠地丁银一百六十三万九千四百三十一两一钱二分四厘，漕折银八十三万余两，共少征银子二百四十七万八千九百六十五两八分。推究造成短缺的原因，议论的人有的说是纳税户的疲沓玩忽，有的说是绅士富户的包揽抗缴。但是急于公事、奉公守法，小民都有天良；耕种土地、食用草木，绅士尤其明白大义，怎么会把应该缴纳的正规赋税抗拒不交呢？恐怕这还没有看到症结所在，不是切中要害的议论。江西省历年积欠之多，也在于地方元气尚未恢复。再核查全省征收的疲弱、积欠的巨大情况，南昌府属以南昌、新建、进贤、丰等县最为严重；饶州府属以鄱阳、余干等县最为严重；南康府属以星子、建昌等县最为严重；抚州府属以崇仁、乐安等县最为严重；九江府属以德化、湖口等县最为严重；临江府属以新喻、峡江等县最为严重；吉安府属以安福、永新等县最为严重。以上县份都是连年多次遭受灾害的地区，民间困苦异常。那些田地，地势高的常常苦于干旱，地势低洼的又苦于水涝。就像今年四五月间连绵大雨下了几十天，河湖同时上涨，各县田亩又多被淹没。臣已在月折中先后“奏报”，即使年年办理、岁岁请求缓征，无奈地方辽阔、赋税额度繁多，地方查勘受灾后办理的缓征递缓，统各县牵算，大约不过一二成及三四成而已。所以除了缓征的部分，核查历年欠款，仍然成千上万，陈陈相因。因此积欠多半是由于水旱灾害频繁、地方凋敝所致。

一是州县簿籍不讲究，核查江西州县，其征收多报少以及把已完当作未欠的情况，尚无此种情弊，只是身任催缴赋税必须讲究簿籍，深知欠粮的户，然后摘取欠款比追办理，才有把握。江西自办理军务以后，循例事件未能切实奉行，如推收实征等项册籍，皆未认真查造，书吏得以因缘为奸，上下其手，于是卖田的人不知道过户，置产的人并不立户，欺隐诡寄，穿图漏甲无从究诘。每有田在此而人在彼的情况，也有田已卖而粮不除的情况，户书图差无从催追，暗中亏欠国家赋税，每年不少。户粮不明，征收何由得手？访闻州县下乡催征，往往不知道粮户所在，且不识何者为已完，何者为未完，只是每到一个村子，延请地方绅士数人，请其向有粮之家劝说缴纳，令各花户俱立限状，或报完成三四成、五六成不等，求其扫数完清，十次中难得一次。该绅士以帮同催征不是其分内应办之事，公正的人啧有烦言，狡黠的人反而图谋包庇。地方官如果平日留心簿籍，各都各图清查粮户，完欠分明，那么按籍可稽，书差无从舞弊，粮户无从隐瞒，催追自然不费力，何至于积欠累累，催纳无从？此弊在于户粮失于清查。一是义图之未尽立查。江西从前完纳丁税和漕粮，民间向来有义图之法，按乡按图各自设立首事，都是地方公正绅耆公举轮充，而且有总催、滚催、户头，各县名目不一，完纳期限不一，严立条规，互相勉励，到期扫数完清，很少有违误。兵燹以后，只有靖安、高安、新昌、临川

译南等厅县都有义图，因此丁税和漕粮每年要么全部征完，要么征收到九成以上，这都是因为义图尚存的原因。此外各县的义图十之八九已经毁坏，以至于近年征收的数额逐渐减少，积欠日益增多。前任巡抚之所以有命令下属举办义图，期望收到成效，借此杜绝丁漕积弊的请求，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个问题在于漕粮没有三个期限。同治四年奏明厘定漕粮折银章程，分期限加价，从九月或十月开始征收，第一个月为初限，第二个月为二限，超过这两个月的均为三限。凡是遇到期限完粮的，二限每石加价银五钱，三限之后每石加价银一两，以促使百姓尽早完粮。民间无论贫富，一旦收获，无不及时变卖粮食，先解决急迫的需要，希望避免加价过多，从而省去催逼骚扰的困扰。那时漕粮在九十月间解缴完毕，已经过半，再在冬腊月催完下忙的地丁税，民力自然宽裕。

同治七年，户部议定改为二、三两限，每石各加银三钱，百姓缴纳的热情已不及从前。同治十三年，又改为仿照江苏的办法，跨年度完漕，每石加价五百文。从此州县催征毫无把握，百姓认为九月完漕与十二月没有区别，徘徊观望，相继因循拖延。起初是收谷等待好价钱，接着是变卖粮食谋取利益，再加上日常饮食开销，挪作他用，未完纳的漕粮消耗殆尽。下忙的地丁税更无着落，年底严加追缴，虽有办法也无济于事。一旦跨入新年，次年的上忙征期又到了，新旧税款一并缴纳，富裕人家尚且感到财力不足，贫苦人家又怎能承受？积欠越来越多，完清之日遥遥无期，只能等待豁免来清理积欠的漕粮。

译如果没有三限制度，其弊端不仅存在于漕粮征收中，地丁银也因此短收。光绪九年，江西省查明了丁漕积弊的情况，请求恢复漕粮三限制度。此前巡抚大臣曾上奏陈述，随即户部批复，命令仍沿袭年外加价的旧例，暂时免除更改章程，导致未能恢复旧制。现在京城协饷以及筹办海防善后事宜，费用浩繁。像这样丁漕欠额日益增多，凭借什么来筹措解送？只有认真整顿，命令下属培养民气，整顿账册，兴办义图，恢复三限制度，以期征收日渐好转，借此挽回积弊。据布政使刘瑞芬、代理督粮道陈志培联名详请上奏前来。臣查征收丁漕，自然以培养民生为重要。江西水旱灾害频繁，民情困苦，虽然历年查办缓征，但积欠仍然很多。臣现在只是督率司道官员，慎重选拔廉洁有能的州县官，实心实意，将安抚百姓寓于催征赋税之中，务必让他们将正当的赋税每年清理完毕并踊跃缴纳，以充实国库并挽回积弊。至于江西近时的州县，尚无多征少报及已完报欠的弊病，只有负责催征、整顿账册是其专责。然而对于推收实征等账册却未曾讲求，每年丁漕暗中被粮户欺骗隐瞒的不少。臣已严厉命令各州县，民间置买田地务必让业主推收过割清楚，开报真实的户名，造册存档查考，不准再有脱漏隐匿。一方面按年查造征粮册，按都、图、甲，将完粮银米的细数及粮户的名姓查清填注，以杜绝飞洒诡寄，使账册有据，完欠分明，摘欠比追有条不紊，事情不烦扰而百姓不受骚扰，对于征收可望好转。至于设立义图，原本是小民急公好义、奉公守法的意思，确实是法度良好、用意美好，如果能够劝谕兴复，足以弥补官府催征的不足。仍命令各属察看地方情况，因地制宜，禀复办理，以期收到实效。至于漕粮三限制度，立法之初，不过是催促赶完的意思，本无贪图加价之私利。现在江西漕粮完纳过迟，积欠日益严重，臣悉心斟酌，似乎应当参照江苏年外加价的章程进行变通，改为年内按限加征，以期完纳解送迅速。凡是民间完纳漕粮，自开征日起，第一个月内不加价，第二个月为二限，每石加价钱三百文，超过此期限均为三限，每石加钱五百文。核算与现在办理的加价数目并无出入，只是江省年外加价开办已有多年，现在仍请求改复年内三限旧制，不敢说征收数额必定能旺盛，但与将来恢复本色、冬兑冬开的意义较为符合。其征收米数，命令各州县在开漕后按旬折报，务必界限分明。其加价钱文不再归州县办公使用，统一随解道库存储并册报。查江西民田大半依靠堤工作为保障，常苦于培修没有资金，这笔钱文拟专门提取充作修堤公用，似乎对国家赋税和民生都有裨益。如果蒙恩允准，所有本年冬漕拟命令各属照此办理。

山西省创伤难以恢复，陈述目前紧要事宜的奏疏。

曾国荃

臣冒死担任疆吏已逾一年，去年四月到任，正值全省奇荒。本地钱粮既无捐输的收入，支出反而比往年增加，仓促弥补，朝不保夕。仰赖皇上如天般的仁德，凡是遇到中外臣工为民请命，无不立即给予恩赐。甚至臣下思虑所未及之处，已蒙朝廷在事前筹划。普天厚泽，旷古无伦，因此感召天和，挽回浩劫。臣在忧虑焦灼之余，更加深感惊恐。独自静思，统筹时局，正值国库空虚之声，痛惜民气大伤，恐怕仁政有时而穷，那么善谋不可不预先准备。谨就管见所及目前紧要事宜，大约有三端，请为皇上陈述。第一是清理荒地。此次大灾之后，青壮年流徙他乡，老弱填塞沟壑，重灾区十室仅存一二，次灾区也不及五六。荒田废地，无县不有。急应招徕开垦，以免额赋虚悬。只是直隶、河南、陕西三省封疆皆歉收，流亡的户或客死而不归，接壤的百姓多自顾不暇。招徕既非易事，即使开垦也徒托空言。臣拟檄令州县，先对已有主的田地，酌情给予籽粮，借贷牛力，其力量能自备者不论。此外无主地亩，即责成地方官会同公正的绅士耆老，按亩清查，另立册簿。一方面出示邻境，劝其来耕。如果确实是死亡绝户及寄居他处者，等到今年秋后不归，准许本户近支承种，其次及远族。或支派远近相同，则以辈份年齿长幼为序。本族无人，才准许同甲同村，或因同村人少，也允许外村外县外府客民领种。其承种之法，由乡约社首禀明地方官，发给印票，交佃户收执。如果正值本户归来，当年新获之粮，除缴纳赋税外，全部给予承种之人。应等到明年播种之时，才允许认回。倘若耕种至五年，本户不回，即由该族亲村甲承为永业。晋省土地多贫瘠，人工牛力所费不赀，如果竭力耕种他人之田，而本户坐收现成之利反而使承种者工本无着，既失去持平之义，将生

译畏惧阻挠之心的人，不能不设法招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编审丁册。追溯明朝的制度，鱼鳞册以田地为经，以户主为纬，土地和丁口的赋税原本分为两类，土地面积永远没有增减，而丁口数量则时有减少或增加。我圣祖仁皇帝特别施予浩荡的恩德，谕令天下丁册以康熙五十年的丁口人数定为固定额度，此后新增的人丁永远不再加征赋税。世宗宪皇帝又将各邑的丁粮摊入地粮之中，自雍正四年至今一百五十年间，全国没有田地的百姓永远免去了被追缴赋税的累赘。唯独山西一隅办理得稍有差异，乾隆年间，前任巡抚觉罗石麟、盐政吉庆以及御史姚成烈、戈涛等人先后详细上奏，请求将丁粮并入地粮，屡次推广却未能改归统一。查核册籍，有二十多个州县完全没有归并，有三十多个州县只归并了十分之二三。历任地方官因为赋税额度固定，考核政绩的制度极严，于是就不再考虑丁口数量的盛衰，只论定额征收的多寡，沿袭旧例征收。小民迫于催缴赋税，起初有卖妻鬻子来缴纳口赋的，接着就逃往无处可寻的地方。官府因为无丁可征，畏惧苛刻官吏的议论，那些狡猾的人有时将甲村的赋粮摊派给乙村的丁口，也有这种情况。那些循规蹈矩的好官则直接代为赔偿丁粮，深受公私两方面的拖累，导致一蹶不振，不可恢复，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既然如此，百姓有无田却需纳税的课役，州县有需赔补粮税的亏空，官民双方都陷入困境，即使在丰年尚且受其弊害，处在这样的灾年，又怎能忍受？长久不变，实在不是宣扬圣上教化的正道。臣打算命令该州县等另外设立科丁细册，按照重、按、甲分户稽核，查明原额丁口有多少，现存丁口有多少，那缺额的丁口和无丁口的粮税，恳请天恩准予核实酌情减免。至于有丁口的粮税则归并到土地中，以确定永久的赋税，这样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益处。如果蒙受圣上允准，臣当即派遣妥帖官员会同该管道府详细确切查核各项，奏明办理，统一等待圣上训示遵行。

译第三项是平均并减轻差役徭赋。追溯汉代制度，民间男子年满二十岁就要服徭役。唐代设立租庸调法，一年之中，一个成年男子出力服役二十天。宋代设置雇役、差役，历代制度各有得失。只是想到北方差役繁重，由来已久。山西地处京畿右辅，西通秦蜀，军差、饷差、盐差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州县供应繁杂，几乎日不暇给。车马骡驴既取自民间，役夫也责成里甲提供，其必然扰累百姓，是形势使然。我私下认为，徭役出自赋税，赋税重则徭役重，赋税轻则徭役轻，但各属地办理的名目有所不同。有的全县里甲全年共同摊派承担，借助众人之力来应役，这种方法尚为公允。有的按里按甲，限定年份轮流承担，第一年摊派一甲一里，第二年摊派二甲二里，各年的差徭多少不等，导致甲里承担的苦乐不均。至于有豪强狡猾之徒，凭借甲倒累甲、户倒累户的弊端，将其土地高价出售，而以空名自己认领粮赋，等到三五年后趁隙潜逃，连本村也不知道他的踪迹。本甲既代为赔偿无主的粮赋，又代为承担无主的差役，遗害无穷，控告无路。像这样导致流落穷困、无依无靠的人，不知有多少。为官者无不知晓民间疾苦，是由于差役之重，倍于赋税，却无以解救。此次若不廓清积弊，以纾解残存百姓的痛苦，流毒将何时才能止息。只是大差固然不敢贻误，积弊也不可不予以清除。为今之计，只有减差均徭这一办法，尚可作为补救措施。臣拟行文饬令州县，除各项大差持有传单勘合、循照常例支应外，其本省差饷及差委人员向无定例的，均应通饬按条办理。其余不准藉端苛派，如有擅自索取车马者，即将舞弊之人照例治罪，并将该管官吏参劾。至于虚报粮赋以逃避差役的弊端，拟趁此大灾之年，一律厘正清除。核减以后，仍令全县按粮赋均摊，不许分里分甲，造成这边茂盛那边枯槁，也不准飞洒诡寄、张冠李戴，这样事情道理才能公平，稍合前贤因赋定役的原则，或许也是补救偏颇、纠正弊端的一个方面。这三条是就现在急需择要兴办的事项，列举大概，以备圣明采择。至于应办的善后事宜，千头万绪，多筹集经费以招集流亡，预备巨款以填还仓谷，整饬盐务以充裕课税，裁减练饷以供给军队，都是今年所必不可缓之事，但没有财力不能使百废俱兴，也没有人才不能使策略兼营。除随时奏明外，臣只有督率司道府厅州县，共竭诚心，斟酌缓急，次第办理，以期仰副圣朝体恤百姓的至意。

沥陈川陕差徭苦累亟宜变通体恤农民疏。

阎敬铭

我私下查考，山西巡抚曾国荃于上年五月与臣会奏紧要政事三端，奉旨允行。本年二月又奉上谕，据给事中郭从矩奏称：“大灾之后，赋役艰难，请饬令认真变通办理”等语，钦此。郭从矩所奏与曾国荃去年会奏大体相同，其中只有差徭累民确实严重，北方各省皆然，山西陕西尤其严重。此前军兴征调，不得不借助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但这还说是兵差、驿路差事。近年兵差已少，只有流差，不仅驿路差费未能大减，即使僻远地区仍显烦重。现在粮银一两通常派差银八九百文至一串余不等，名义上没有加赋之名，实际上有加赋之累。钱粮或许有蠲免缓征，差钱在歉收之年仍然摊派。臣是陕西人，又熟闻山西老吏老民的情况，确知二十年前确实不是这样。近年兵差仅有，而流差为害更甚，财尽民穷，怎能长久忍受。曾国荃与臣多次函商办法，陕西巡抚谭锺麟数年前也曾派员查访。无奈由奢入俭，大有积重难返之势。近来如四川总督丁宝桢锐意裁减川省夫马局费用，遂致怨诽纷起。臣认为这不是小事，急应核减。既然不是兵差难以停止，又正值岁歉可危之时，忍心让驿路僻区增益加派吗？山陕地势高燥，田利本薄，农民全年收入，缴纳赋税应差，牛力耕种之外实在没有剩余，甚至赔累户少积粮，全部出售以应付追呼。民困如此，还有什么乐利可言？一遇旱荒，死亡无数，确实都是仰赖圣恩加意拯济，未致大乱，这也算是幸运了。议论者说上年旱灾死亡人数为二百年所未有，其实道光丙午、丁未年山陕同此旱灾，那时未闻死亡众多、耗费帑银，小麦市价每石贵至白金八两，市面上粮贩各处堆存。为何上年死亡众多、耗费帑银千万？粮价较道光时贵四五倍，几乎无粮可买。推究病根，一由鸦片流毒，一由差徭烦重。鸦片之害，已历奉谕旨令剪除；差别之累，尤不可不设法轻减。据臣愚见，谨拟办法八条。

一、裁减例差，借差也。候补人员数以千百计，各有眷口奴仆，非商非农，都以营求差使为事。如查驿站、烧酒、小钱、缉捕，名目繁多，称为例差。其有回籍私事他往，各予以

译那些追缉逃犯、海上缉捕、催缴赋税等各类印信文书，被用来节省差旅费用，这叫做“借差”。近二十年来，各种事务层层叠加，各位委员并不亲自出省或出府，而是派遣家丁手持印信文书四处奔走，向州县索取差役费用，向地方折价收取车马费用。虽然名义上是为了接济贫困的官员，实际上却是苦害了农户。官员与农户相比，应当权衡轻重。这应当由各上级官员酌情裁减节省，不要随意滥派。如果有重要事务派遣府、厅的正印官查办公事，派遣差役外出，也必须对车马费用加以限制，并提供查验凭据，不得虚报浮滥。

译一是由按察使司发放车马印票。各省州县所使用的限行排单，大多由按察使司印刷颁发。差役用的车马，也可以仿照实行。按察使司将印票连同两张差票一起，颁发给全省的院、司、道、府、州、县。如果有需要使用车马的事务，就在印票上填明事由、人名、车马数量，指定行走的州县和路途，截留票根，季度末缴回按察使司查核。州县所使用的车马数量，凡是遇到委员、饷银、人犯、公务过境，必须持有上司的委任札文，或者州县的印文以及按察使司的印票，两者齐全，才在车马票内注明。如果有折收钱款等弊端，无论是给予者还是接受者，只要有一人首告，由受理控告的衙门审理查实，立即按照折收数额加倍重赏。凡是职官、幕友、家丁、书吏差役，借口办公，随意索取车马的，一概禁止革除。哪个衙门滥发印票，由上司查办参劾。外省委员前来办公，事先由外省知会，一律发给车马印票，没有印票的一概不支应差役。但恐怕按察使署的丁役书吏又索取印票使费，那就又归咎于立法不善了。如果说这涉及烦琐，有什么长远的利益呢？各省自行决定。

二是喇嘛来往须有定班。喇嘛的差使，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四省的官民同样苦累。怀柔远方之人，不能停止，或许可以减少。而且大多任意随时零星行走，真假难以辨别，向官员勒索使费，向百姓折取军钱。那些讹诈的手段，多由通事伴送者教唆并分肥。稍有不如意，不是声称“贡品被窃”，就是声称“官物损坏”，诈赖多端，官民深怕他们生事。又包揽商贾的货物，箱包捆载无数，诡称是官物，多索车马折钱勒索费用。这不仅偷漏税课，大省资财，还可以索取银钱。拟定以后喇嘛来往，必须由理藩院、四川总督事先知会，指定一班共有多少人，实际使用车马多少，汇为一处。一班一时行走，尤其必须照样填写印票，开载一切毫无遗漏，令其自行持有。每到一处，必须由州县验明印票，如数支应。倘若分起零星，先后错出，随身未持印票者，一概不支应。通事伴送人员查有勾结私弊，立即惩处。又陕西巡抚谭锺麟，光绪二年咨行四川、山西关于喇嘛过境章程八条，似乎妥当，请另缮清单，应请“下理藩院议奏颁行”。如有未尽事宜，应由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各督抚继续商议，以清除各省的累赘。

三是奉使办事的大臣应禁止滥索。西口领队、办事大臣赴藏迎送往来，以及钦差查办事件，在本官必定自知检束，而家丁多倚仗此作为牟利手段。古人所谓“一出国门便作威作福”，需索供应，指挥斥责厨传，事情确实存在。尤其苦于折夫折车漫无限制，巧取豪夺。表面上禁止，暗中仍然刁难。可否饬令兵部，限定折夫车钱的定数，准许由州县报销，并拟定请求以后或者稍微减少换班，或者增加供给，或者酌情给予川资。只要能稍微减少扰累，就是体谅民生。从前钦差查事，有时仅拣派信臣一人，随员也少，事权归一，办事也有实际效果。大臣出使各知自重，朝廷自有法度权衡。

四是严除衙蠹、地痞。差务固然烦多，中间被衙蠹、地痞中饱私囊，交相狼狈。用一报三，官司知道却不过问，彼此含糊。贪婪的牧令，认为这是理应如此，或者图个方便，或者邀誉过客，或者放纵丁役，百姓疾苦，视若秦越。山陕的地痞，没有什么伎俩，也没有多少党羽。官员如果严正，他们就会畏服。各处侵食这笔钱的人，不过是刁诈的丁役、恶劣的乡愚，一经严惩，必定能敛迹。应令各处严查，使用账目广泛张贴示众，浮收滥派，定治重罪

五是令民间折交流差，钱文由衙门自行办理。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罢了。臣本籍陕西朝邑县，不在大道上，十年以前，粮银一两，摊派差费数千百文，到同治七年达到极点。当时急事变乱，臣函告督臣左宗棠、前巡抚刘典。同治八年大力改革差章，那时兵差还多。近六七年，每年按粮银一两派钱二百，提取钱若干，交给县自行办差，官用己钱，诸事节省，并不宽绰但也足够用。丁役书差，酌情支付津贴，实行已十年，官民尚且便利。严格考核账目，每年有余钱，购买积存义仓。去年旱荒，就用余项应差，一无派钱。这也是苟且支吾，例外派费，但明确限制，图救一时。曾国荃与臣函商议，先将蒲解僻路向派极重的荣河、夏县、虞卿三县，按照朝邑办法，每粮银一两岁派钱百余文不等交官办理，一应科派概行尽除。臣实在惶恐非法，农民群谓大减。陕西巡抚谭锺麟令同州府知府饶应祺也在属县试行，然而臣终究不敢将此视为良策，必须依靠治人。至于驿路州县差使无常，能否照办，实在没有把握。因为郭从矩原奏说臣办理本籍差务没有事实，就详细陈述。

六是严查驿马足额备用。差

译驿站的马匹本有定例，原本并不连累百姓。无奈各种差役费用大多超出定例，州县官府实际上多有赔补垫付。驿站马匹不足，上级官府也难以查究。如果真能切实推行前述六条措施，那么州县官府就有力量严格稽查驿站马匹，使其数量充足，民间的车马征派就可以减少。如果只是用空泛的文告来责成办理，很难期望事情能有实际成效。

译本省征防各兵所需的长车，由军营自行办理。前述七条皆言及流动差役，若遇兵差，也应一并考虑。查考湘军、淮军的营制，各有长夫。臣在山东时，仿照本省勇营的做法，酌情将长夫改为长车，每逢行军及寻常转运差遣，由军营自备车马，既节省费用又省事，将领和勇丁都认为便利。州县百姓不再承办兵差，诸多扰累得以减少。只有外省过境兵差，不得不支出，也为此奏请订立章程。至于派遣撤勇出差，将弁如需支应差役，必须有印札印票。那些游勇役营，一切杂流私事往来，仅持各营官木戳记，没有印票的一律不予支给。以上所陈述的，不仅各省旧章不同，即使州县也各不相同，因革损益，应因地制宜，总期望没有差务，不累及官民。河南一省的情况未能完全知晓，河、陕各处如灵宝县，数年前因差役繁重而滋事，也与山西、陕西的累赘相同，应请朝廷下旨让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各督抚分别查办裁减改派，明确委派专员，破除官场陋习，洞察民间疾苦，详细查定四省章程，务必废除无名科派，务必彻底清除。追溯查考，差徭出自丁口，自从前明实行一条鞭法，已将差徭并入人丁银征收，差徭不仅依旧存在而且加重了。积累加增，至今百姓不堪忍受。实行禁革之事或许难以推行，且担心阳奉阴违，明去暗加，积弊日益加深，变通宜急。臣因灾荒严重，深思体恤农民，以巩固国家根本，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奏减五路差徭情形片，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再，省州县虐民的政策，不在于赋税征收，而在于差徭。所谓差徭，并非只是役使民力，而是敛取民财。向来积习，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城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也有一万缗至数千缗不等。按田粮摊派，官吏分明区分冲途，州县则设立车柜，追集四方乡里的牲畜，拘留过客车马，或长年抽收，或临场勒价。一头驴每月敛取一百，一辆车勒索数千，以致外省住户不愿进入，外县车骡不愿进入，省内远近行旅视为畏途，头痛心碎，非一日之久了。西南路州县差徭，经阎敬铭减少数额并订立章程，百姓宽舒而官府也不困顿，只是贪吏贪得无厌，难保日久不恢复旧状。臣严厉告诫西南路州县，恪守阎敬铭的成规，不容稍有逾越，每月收支钱数，一面在差局榜示，一面将原榜照录详送备查。然而在省会所治，以及附省数百里内外，纵横四通八达的大驿冲途，差累未除，怨声未解。大抵中路的阳曲首县，东路的平定州及其所属盂县、寿阳，西南路的灵石，南路的榆次，北路的忻州，都是最冲要交错之地，或设车柜骡柜拉扣勒索，或小甲差班无证横扰，或城乡设局任意摊收，居住者和行路者都受其害。前任巡抚也曾有意筹办，无奈官吏既不捐利，又不任劳，漠视民间艰难，敷衍不办。臣坚持定见，甘愿成为怨恨的对象，阳曲责成阳曲县知县锡良负责，平定、灵石派知府马丕琮负责，榆次派朔州知州姚官澄负责，忻州派代州直隶州知州俞廉三分头前往察度核议，各据情形多方调剂，现已订立章程施行，彻底洗刷苛政。阳曲则筹设生息官办差局，自行供养车骡，如必定不足，临期自行雇备，并饬令将驿马买补，严定应差章程，不允许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打扰过客一车。平定、寿阳办理也相同，盂县令其津贴上下两站，代为接送。自四月以来，阳曲、平定、盂、寿阳等处未发出一张拉车扣骡的票。灵石则将官署应酬浮费痛加裁减，令其买补驿马自行支应差务，永远废除车柜之弊，为灵石本县民间每年节省差费制钱二千余串，兼为邻近汾西等县民间每年节省帮贴差费银四百余两，榆次差钱分三次核减，为民间每年节省制钱七千串。忻州将旧日四乡总务局、南北车局的弊章厘正，革除冗费，为民间每年节省制钱一万串，为行旅每年节省制钱一千余串。目前众人欢欣，运载络绎不绝，南北商旅四乡车畜经过恒山、霍山而趋向并门者，车马相连，渐渐有了坦荡之乐。以上五路乃是通省差务最繁重的疲敝地区，如今已一律廓清。此外支郡下邑，如有积弊未除者，即当依次推行，随时整饬，并恳请圣恩明降谕旨。所有本省及经过本省境外的文武员弁兵勇需用车马，务必遵守定例，不得例外骚扰。如有额外需索，臣当即据实参奏，那么有驿站的州县不至于受累，而民困可以永远复苏。减轻徭役，是为了不夺占民时，而鼓励百姓尽力于农田。减少敛取，是为了不竭尽民财，而督促百姓合力缴纳正供。这是臣为百姓谋划而不仅仅是为百姓谋划的原因。至于官署用物，里甲支应，诉讼卖票，鱼肉富民，是省里积年之恶习；藉名兴工修志，按亩捐派

译后来那些贪风，都已经用严厉的公文禁止革除，不允许稍微增加百姓的负担。所有裁减节省五路差徭的情况，按理应当附在奏折中上奏。

译关于详细陈述丁税漕粮利弊及户口损耗情形的奏疏，光绪十年。

翰林院侍读王邦玺

私下认为，丁税和漕粮是国家正常的赋税收入，百姓在土地上耕作、食用土地出产的粮食，安居乐业，积极缴纳赋税，这是理所应当的。然而我朝两百多年来，深厚的恩泽和仁爱早已深入人心，皇太后、皇上爱护养育百姓，超越前代，民间感念恩德，无不有愿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念头。试看军兴以来，接着又是歉收，在这二三十年间，筹集军饷和赈灾物资，无不依靠民力，凡是绅士、富商、旅客，都能踊跃缴纳，共同报答皇恩。何况对于丁税漕粮的正额赋税，难道有不希望及时缴纳的人吗？虽然疲困户口的拖延、劣等生员的刁难抗缴，向来也偶尔难免，但这种情形终究不多。而征收之所以短缺的原因，确实不在于此。我曾私下观察并广泛访查，考察目前的情势，探究积欠的由来，从而知道丁税漕粮这一方面，有五种弊端、三种困难、五种适宜、三种不可。州县官员不肯推究，地方长官未曾体察，只使得户口无形中大量消耗，朝廷每年收入短缺亏损。不探究治国的根本，却只责备催缴赋税，难道恰当吗？谨为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一是有利于钱粮漕税迅速完纳的是官员，有利于钱粮漕税多欠的是差役。一个县里，负责催缴钱粮漕税的差役名目很多，有总头，有总总头，有都差、图差、保差，有帮办的差役，有垫办的差役，还有代替上堂受枷责的假差役。像这些人，都指望百姓积欠丁税漕粮来养活自己。图差、保差下乡催征，总是先索取贿赂，名叫“包儿”。钱包儿到手，公家的款项就可以请求延缓缴纳。那些由豪富突然变穷、积欠较多的户，总头亲自前来催取，穿着华丽的衣服坐轿子，随从多人，勒索包儿，动辄达到几十千钱，而公家的款项仍然可以请求延缓。等到期限已满，完纳不踊跃，堂上官按规定进行考核比较，就用钱雇佣无赖之人上堂领受杖责，或者戴枷示众以警示众人，而总头、图头等差役却安然无恙。而且更挟持枷责作为敲诈勒索的工具，这是第一种弊端。

一是开征之初，书吏和差役总是选择中等以上家产、能自行完纳的花户，代为裁减串票完粮，然后拿着票据向本户加倍勒索偿还，据为己有，名叫“代票”。那些稍贫穷的户，没有费用、没有钱可榨取的，就不肯代为办理。地方官明知这是祸害百姓，却贪图他们垫付解缴，也不禁止。这是第二种弊端。

一是书吏征收钱粮，必须先索取房费，然后才开具票据。如果一个图的房费没有立即交清，各甲花户有拿着钱来完粮的，也不收纳。稍微拖延之间，那些钱可能因为其他事情用掉了，不能再筹措办理，于是导致拖欠。这是第三种弊端。

一是绅士生员倚仗凭证抗缴欠税，不过是占自己的便宜，而且希望他人及早完纳，借此抵充期限。那些无故挺身而出为一个村包揽抗缴的，还没有这样的事。只有一种刁悍横暴、鱼肉乡里的人，勾结衙门蛀虫，包揽丁税漕粮，常常向愚懦的花户骗钱据为己有，不代为完纳，而差役仍然向本户追索，这才是真正侵吞赋税、祸害百姓的狡猾之徒。然而如果不是与胥吏差役通同作弊，欺压欺骗，他们的势力势必无法施行。地方官常被他们蒙蔽，未能详细查察并严厉追究。这是第四种弊端。

一是征收漕米原粮的地方，到现在改为折色（折银）。以前征收原粮的时候，无论每石加耗多达一倍以上，更有永远不遵守定章的州县，每年只开仓三天，或者连续几天为止。花户中强壮有力的人争先交米，往往拥挤践踏伤人。过了这个时间就封仓，收取折色。每石定价七八千钱，有的多达十余千钱，而百姓完纳更加困难，剥削更加痛苦了。这种弊端存在于高级官员之中，从未有人觉察。这是第五种弊端。

一是花户急公好义，向来多有设立协图，又称为义图。每年轮流一甲充当总催，选择本甲勤勉能干的人担任，名叫现年。按照户粮多少派钱几十到几百千不等，交给现年作为辛俸，以及打点书吏差役的费用，名叫甲费。有现年的图甲，差役不得上门，只向现年催取。现年恐怕所领的钱不够支付差役贿赂，不得不勤加催追，而花户也各自体谅。现年害怕受累，不得不极力筹措完纳，这就是协图积欠较少的原因。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占据城池，分设伪官，没有完粮的事，而总催轮充的年份于是紊乱。比如乙年已轮到二甲，现在停歇两年；按理戊年应轮五甲接充，而五甲认为四、三等甲确实未曾轮接，理应补充，彼此推诿，于是协图大多废弃不行，这是第一种困难。

一是承管粮业的人家，其土地多租给农民耕种。近来因为接连遭受战乱、水旱、瘟疫，广大人民损伤无数。再加上生计艰难，成年男子往往不能婚娶。生下女婴，大多溺死。因此民间人口，远不及以前的繁盛。大约计算一个村中，向来有百人从事耕种的，现在只有五六十人。而这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懒惰农事的，又约有二三十人。其间风雨不按时节，肥料劳力不足，收成大多歉薄。而世风日下，人心也不能接近古时。粮户收取租谷，非常不易。就以我的家乡来说，自咸丰以后所收

译有的七八成，有的五六成，有的三四成。在这三十年间，即使遇到丰收的年景，也从未听说过有交齐全部租税的情况。贫瘠的土地，竟然白送给人耕种，人们都不肯接受。这种情况，推广到其他省份，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二个困难。

译民间景象既然显得萧条冷落，幸好遇到丰收之年，但粮食又苦于卖不出好价钱。假如拥有百亩田地，应收租谷二百五十石。按照当地风俗和当时的市价，即使是丰收之年，最多只能收租八分，得到的谷子仅二百石。如果碰上粮价极低的时候，每石只能卖钱四五百文，扣除厘金后，得到的钱不满一百千文。缴纳丁税和漕粮需要其中的大半，剩下的用来侍奉父亲、养活妻儿还有多少呢？不必有差役的苛刻勒索，而急于公事已经觉得吃力，这是第三难。

一、乾隆、嘉庆以前民俗质朴，丁税和漕粮的户口都是本人实名的。近来大多另外编造字样，一个人而有几户。差役常常以无从查传为借口。如果有人充当现年（负责催缴的里长），就能逐户清查追缴，也可以备官传唤审问。协图之所以良好，是因为没有现年的称为涣图，又称为烂图。协图中的花户有巧取豪夺的，往往另立户名，隐寄在涣图中，以图拖欠。又协图轮流充当现年，必定摊派甲费，那些粮少的甲摊派费用较难，有取巧的，也往往另立户名，隐寄在粮多的甲中，以图规避。这是近日民情的诡诈之处。地方官如果对协图这一方法，废弃的能够振兴，涣散的能够聚集，取巧的能够立法，以杜绝其弊端，那么在催缴赋税的方法上就懂得大半了。这是第一宜。

一、差役得到钱袋，掩盖的总诀是不让欠户见到官员的秘术。前任上元县令袁枚曾说：“选择民间欠粮多的，召见花户想要见他，没有真正花户到了而粮不缴纳的。”又前任庐陵县令杨晓昀代理安福县篆时，催征必定让花户亲自到堂，比较必定让总头受责。他的图保差下乡，即使贿赂以钱，也不敢接受，一时风气震动四境，即使极疲软的户，也没有不争先完纳的。这已经是明显的成效，这是第二宜。

一、向来例行的征收，不是上忙满、半下忙全完，不准给钱发票。小民一点一滴积累，未满一票的数额，而催粮的差役到来，索取贿赂才离去，就耗费了他们所积累的一半。如此屡次积累层层耗损，贿赂差役的费用，往往多于正税数倍，而粮最终不能缴纳。听说从前有一位县令，允许他们分两次完钱，完钱先给小票作为凭证，等到期限完满，换给串票。民间因此大称方便，征收更有起色。这也是讲求催缴赋税的人，应当知道变通的。至于一个人而分几户，也恐怕粮数过多，一时筹措钱款不易。如果允许分票完纳，那么此弊可以免除。至于户口纷乱繁杂，毫无稽考，这是第三宜。

一、从前有一位县令对于民间呈递的状词，除了命案、盗案、伦常重案外，如果因为口角、钱债小事兴讼的，先令开明本身花户钱漕多少，查核按户清完，才给予受理。这与考童互结声明并无抗粮，才准予考试，是一样的办法。一可以清查顽户之欠，一可以遏制滥讼之风，似乎是一举而两善具备，这是第四宜。

一、收纳钱粮，必须用官板大钱，市间日常使用的钱，不准收。花户大多以市钱一千，向铺商兑换大钱九百，等到完纳后，署中以此钱兑换银，每串可加钱色数十文。愚昧百姓不无吝啬，导致多拖延拖欠。地方官既然任听境内通行市钱，何不可通融收纳呢？以本处的钱，对于本官原本没有损害，似乎不必拘定大钱，致使征收减色。这是第五宜。

一、乡里有殷实之家，官民都可以依赖他们作为缓急之用，应当保护，不应当扰害。近来地方官听信丁勇怂恿，就将本甲或本村积欠勒令殷实之家代完，丁役又从中索诈。富民既然苦于侵削，顽户或许多拖欠，从此征收愈不易办理，这是第一不可。

一、州县以催缴赋税作为考成，在衙门治事的日子少，下乡催粮的日子多。所到之处，辄传唤在学的生员，写立限状，责令每次催完多少，动不动以详革恐吓。不知道寒士以笔耕为业，家无恒产的，十人中有九个。本身既不欠粮，又没有总催之责，怎么可以强加他们不应为、并不能为之事呢？而且反而让欠户置身事外，更滋生玩忽拖延。这是第二不可。

一、近来各州县更有委派官亲、家丁带领下勇役分催钱漕，倚仗威势作态，异常骚扰牵累，架诬明勒，暗中勒索，甚至逼迫致死人命，掩饰弥缝。本官受其欺蒙，很少能觉察。那些家丁并擅用名片投谒绅衿，尤其不成体统。这是第三不可。以上所陈各条，各省互有异同。我籍贯江西，较为详悉。虽然丁漕的利弊不尽于此，而户口耗伤的情形略可想见。拟请谕饬各督抚大臣悉心体察，督率所属州县切实兴除，去其害而适得其利，便于百姓而不损害于官府。总期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抚字心劳，催科政拙，千古传为美誉。方今库支绌，丁漕一事不得视为缓图。但能寓抚字于催科中，便赋课常登，乡闾不扰，官吏全抉烛天之弊，小民不虚献曝之诚。而施善政以培养生机，厉官常以挽风气，多行实事，勿托空言，那么用来充裕国用而巩固

译国家的根本，探究其源头的起始，不外乎就是这些了。

译关于裁减官员差役以清除关卡弊端的奏疏 康熙九年

徐旭龄

当今百姓贫困到了极点，所依赖的流通财货血脉的，只有商人。然而如今商人把关卡税钞视为第一大祸害。臣推究其根源，总归是因为官员多、差役多、事务多，有了这三种祸患，所以商人看见关卡渡口，如同赴汤蹈火般痛苦。过去因为地方官不能妥善管理税收事务，改为满汉官员共同任职，以此来杜绝奸邪蛀虫，澄清苛派。近来看见告发关卡弊端的，如淮安关有郭宗仪告发曹有大等人，扬州关有傅洪勋告发丁世芳等人，有的贪赃巨万，有的牵涉人命，目前正告到部里等待查办。由此可见，满汉共同任职，本意是体恤商人，反而导致商人受害；本意是充实国家，反而导致国家受损。要去除弊端，必须清除弊端的源头；要制止贪婪，必须断绝贪婪的途径。如今督理关卡税收，不过是按定额征收，本来没有难事，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派遣一名官员就足够了。如果一定要满汉同时派遣，官员多则费用多，费用多则额外加派，这是必然的趋势。曾经看见关卡差遣的命令下达，还没出京城城门，亲友就前来祝贺，有的赠送酒食，有的赠送马匹，大量招募随从，盛办行装，其费用已经不可计量了。等到他们上任，过往的知交，互相迎送馈赠，等到差事结束回来，疏通要路，酬答亲友，凡是这些费用，无不从一次差事中获取。所以，多派遣一名官员而禁止其贪婪，不如少派遣一名官员从而节省其费用。恳请敕令相关部门斟酌商议，以后关卡差遣不论满汉，只选择廉洁干练的官员，只派遣一人，永远作为定例，那么节省一名官员，就是节省千万商人的膏血。至于旧日差役盘踞，屡次严禁却依旧如故的，各关卡既然就近招募，那么这些人熟悉衙门情况，容易上下勾结蒙蔽。如扬州关旧役吴健之等人，已经被科臣柯耸题参，而淮阳关的各差役则仍然内外勾结作奸，如曹我植就是曹元吉的儿子，贺森就是贺尔植的儿子，张公玉就是张一跃的儿子，夏永公就是夏有奇的弟弟，陈尔联就是陈在位的儿子，有儿子供役而父亲在外面收银，有弟弟供役而哥哥在外面需索，不仅旧役不能禁止，一个差役反而化为两个差役了。这都是各关卡就近招募的弊端。近来看见工部题参杭州关史缙在法定编制之外私自招募典吏，正在议处。恳请下吏部将各关卡法定编制的书吏由部里招募，确切查访果真是殷实良民，取得印信结状，考核后分拨，不许各关卡私自招募，那么旧役可以清除，而熟悉作奸的根株就断绝了。又如漕臣帅颜保题请将淮安关归并，而户部又奉有各省相近的关卡令一处兼管的旨意。然而臣认为关卡固然应当合并，而各关卡纳税的名目尤其应当合并。就像淮仓有正税、一税、由闸、由粱、手本等项名目；工部有抽单、丈量、加科等项

译唯独遭受米谷价格昂贵的祸害。其余夔关、淮关等地，虽然不征收米谷的税赋，但都按照船只尺寸的定例抽取报税，这实际上仍然是对米谷征税。米是穷苦百姓必需的物品，土地狭窄、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偶尔遭遇水旱灾害的地区，都依赖邻省供给。如果增加一道关卡的税银，米价就会上涨一层，何不免除这微不足道的税项，让百姓享受吃饱的恩惠呢？请求以后凡是米谷船只到达关卡，只稽查有无夹带私盐、违禁物品等，停止征收税银，这样小船民就能得到无穷的实惠了。

一、沿海捕鱼船只不应缴纳赋税。查访沿海地区，到处是汪洋大海，居民只有靠采捕鱼来维持生计，他们的船只用单桅，不能出海贸易，旧例只在本县领取执照稽查出入，并不缴纳赋税。近来听说各海关监督，即使是单桅船只，也令其请领关牌，与双桅出海贸易的船只一样缴纳钞税。这无论缴纳钞税多少，单是请领关牌一次，就需要规费四五六两。唉，这些穷苦的渔夫，怎么能承受得起呢？请求命令海疆总督巡抚查明，单桅渔船免除领取关牌和缴纳赋税，这样海滨贫民才能得以生存，不至于因困迫而沦为盗贼，那么官员与商民也就都能享受安宁的福分了。

一、鱼罟鸭埠的税赋应当全部免除。凡是近海贫民没有产业依靠，有用竹罟捕鱼的，有在埠头养鸭的，闽广之间，全都按照鱼罟、按照埠头征税，而穷苦百姓的生计就被断绝了。这项税银不多，原本对国家财政没有益处，却对贫民极为有害，应当请求全部免除，以解除百姓的负担。

一、各关卡的饭钱应当革除。商旅到达关卡，还没问正税，就先索要饭钱，曾经见过货物不多的客商，他所花费的饭钱竟然有正税数倍之多。请求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及各关卡监督务必严厉告诫胥吏差役，凡是商旅到达关卡，只按定例征收正税，不允许需索饭钱。如果再有不法之徒剥削商民，而总督巡抚、监督视若无睹的，允许科道官员不时弹劾参奏，严加议处。

以上几条，都是臣所见所闻，深切知道它们对商民危害极大，所以敢不辞烦琐，冒昧陈奏。是否可取，恭请皇上明察施行。

译清厘关务积弊疏 乾隆四年

晏斯盛

我私下认为，今年二月，总督大臣那苏图因为龙江、西新各关卡的税务一时缺乏人手，委派我暂时代理管理。我查得关税事务极其琐碎细微，而大商人的经营、小商贩的生计、土特产的人工、洪大的物资，都属于百姓的生计。其中存在沿袭已久的积弊，事情超出常理，违背了皇上的恩意，丧失了征收关税的根本宗旨，损害了理财的大体原则。应当请求一一加以整顿纠正的，恭敬地陈述如下。

第一条，条例中写明：江关、西关税钞按照现行则例征收，耗羡包含在内；新关除了五城地租，其余税钞也都包含耗羡在内等语。查雍正六年，监督关务随赫德修定则例，将火耗费并入正项，奏请批准遵行。但是所定的则例中，各项税收相比顺治十四年钦定的则例，每正银一两屡次增加，少的增加二钱，多的增加二两有余。例如工税中的桶篓、姜茶、瓷器、木勺、鱼桶等项，旧则例是二分，初次加耗二厘，二次又加耗六钱一厘；例如青柳木税，旧则例每根银二钱五分，初次加一耗二钱五分，二次加二耗五分五厘，三次加平银每两五分；例如杉木税，旧则例每根七厘，初次加一耗七毫，二次

译按照常例，木材的征税标准与田地没有区别，而测量木材所用的爬竿，又与丈量土地所用的弓口相同，名称不同但实质一样，都不应当虚报浮夸。税收有正额、有余盈，还有耗羡，又怎么能将虚无的数字计算进去呢？因此，实际计算应当以实物为准，这是确定的道理。然而有人说，木排像船一样，底部和两侧浅，中间深，所以用爬口来计算。但是爬口很长，已经到达中间最深的地方，那么两侧的浅处就增加了深度数值，而中间深二尺八寸的部分，更是多算了数量。又有人说，木排大多上下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以窄处相乘来显示实际数量，而唯独以爬口为标准呢？况且怎么知道它一定是三尺呢？前面说木排像船底，那么下窄上宽，这与这里所说的上下窄正好相反。至于平面高出可见的尺数，加上寸数变成丈数，加上尺数则完全无法解释，这就是丈量应当依据实际存在的原因。

再者，木排之中，四川和湖北贩卖的有青柳木这一项，其税额是杉木的三十倍，虽然税额缴纳的数量并没有判定的成例，但现在的丈量计算方法，统计木材数量后按十分之一征税。凡是四川和湖北的木排，即使里面没有青柳木，按规定也可以在杉木中判定出若干青柳木，或三分，或四分，或五分，随意多少，可以上下其手，大大滋生弊端，这也应当确定一个统一的数量，不得随意判定。

再者，条例中有招木、〇木、零木等名目，都可以明确数出根数，按照标准实际征税，但算法却使用虚派，每排这三项各二十五根，按照木排的深度依次增加，并不问其多少和有无，也属于没有名目。

再者，条例中有牮木这一项，附着在木排旁行驶，以防止黏连搁浅，大的每根五分五厘四毫四丝，次的每根四分一厘五毫八丝，原本应当点明实际数量，分别按上、次等级征税，但丈量时不点数、不分别，按五分五厘的上等税征收，或者一百根增加到五六百根，递增八九百到一千多根不等，即使没有牮木的，也必定增加四五百根，尤其虚幻，这些都应当改正并核实实际数量。

译一出城，进城的人并非都是富商大贾。其中有的货物极少，单人独货，如布一匹，鞋袜靴子一二件，帽子数顶，扇子数把，鸡鸭数只，以及鸡鸭蛋数十枚等类，手眼所及并无隐藏。况且这多是穷苦百姓谋生的计策，与商人背负货物贩卖求利的情况大不相同。应当请求干脆免除征收税银，那么小民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恩惠了。

一、现行的则例应当加以厘正。查各货物在则例内都按银数的多少分类，客商难以查找，应当将服饰、饮食、器具、用品分析门类，以类相从，而在下面记载其银数，这样大致揣测可知，一找就能得到。至于如稻箩、粪箕、撮簸都是农家所用；鸡鸭、狗杂毛、短发都是粪田所用；又如秧鞋、蒲鞋、草靸、凉鞋、布带、扫帚、蒿苗帚、竹筷、竹篓、扇料、旧篦子、碎布头、破驴皮、菜种、茨菇、荸荠、樱桃葡萄、甘蔗、萝卜、冬瓜、青白梨、鸡蛋鸭蛋，都是穷人度日的物品；又如失事破船的木板，尤其属于患难之后的剩余资财，这些都不应当纳税。又如出城的货物中有入城时已经纳税的，货物没卖完，出城又按照入城的例子纳税，这是重复征收，也应当删除。又如在下关零油则例中记载四篓为一石，现在都不使用磁罐，改用小篓所盛的油大约与磁罐相等，应当以四小篓为一石，现在以两小篓为一石，这与则例不符且未经说明。又如牛马尾与冰片、麝香同等纳税，牛羊角与犀角同等纳税，又如同一燕窝、海参等货物，而聚宝、朝阳两司与龙江一司纳税不同，这又参差不齐，应当加以正定。

一、五城的地租应当归上元、江宁两县输纳。查关税只征收货物，而地丁税属于地方官府，章程一定，催征有方。偶遇歉收减免租税，都能均沾恩泽，或者那块地的荒熟不一，开垦废弃不常，可以随时详细请示，分别轻重多寡、时日缓急，来确定催征。自从这项并入关税，那么每年有定额，定额有定限，限额不足，则差役滋扰，甚至地已经转卖，而租仍属原户，无法稽查。况且有时遇到大歉收，皇上的仁德大恩，一切地丁都能获得免除，而五城地租无法宽贷。就像上年以及本年上下两江两沐恩免，而这块地不在其内。虽然荒月可以酌情缓征，而应当减免的数额不能与地丁一样。现在计算这项地租仅一千七百一十四两三钱八分五厘七分，在关在县都属于钱粮，而与佃民实在不便。应当请求该关划交上江两县，按照民赋催征，归入地丁一例奏报，并且查明上年及本年应当免除的数额，同民赋一样免除，那么皇恩无处不到，而穷佃也永远蒙受恩泽了。

前明范文夹编《龙江西新则例序》说：“夹编至此，未尝不感叹民生没有遗漏的利益。凡是日用零杂的物品，无不登记而征税。其弊端在于细微，三十税一，制度很好。即使折钞法实行，以毫计算，开始只征二算，不算过度征收。等到六毫议定，已经三倍于税了。接着新饷加倍，又六倍于税了。其弊端在于沉重，贤者虽然不能免于例内，也不宜在例外增加。对此感慨良深！”现在查顺治十四年的则例，折中酌定，足以作为法度遵守。至于雍正十三年定例，取屡增的耗尽，并例内征收，那么已经属于无可再加之数。因此例外的加一，确实可以停止；而例内有所减少不多，足以便利穷民的，应当一并请求皇上仁恩敕行酌减，那么民间出入蒙受恩泽没有边际了。

请罢湖口关、复九江关疏《湖广志》

王泽宏

私下认为，国家的根本计策只有财与赋，财赋的充足在于盐与关。我皇上频繁颁布蠲租的诏令，屡次减少额外的征收，数十年来农工商贾无不仰戴皇恩，确实已经深入骨髓。然而有不耗费内府的金钱，不损害朝廷的定额课税，纶音一下，各省欢呼，那么没有比湖口仍然归属九江关更好的了。昔日在九江设关，是因为上面有龙开河、官牌夹，下面有老鹳塘、白水港，都可以停泊多船，冬夏不枯竭，没有波涛汹涌的危险，运输很方便，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经久不变的善地。后来因为江西东下也应收税，暂时移到湖口，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起初没有考虑到湖口一县地处下流，乃是江湖两水交汇的要冲，又有上下钟山险峻的峭壁插入江中，既然已经设关，就成为商船纳税必须停泊的地方，只有虹桥一个港口，水涨的时候，大船仅容数号，小船仅容几十只，倘若水涸船多，不得已都停在江外，大风暴起，巨浪滔天，想求入口而不得，想求渡关而不能，所以其祸患不可胜言，这是湖口断然不宜设关的明显效果。有人说从江西出湖以下江南，从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怕有漏税的弊端，不知道九江一关征船而不征货，丈尺已经确定，税无可隐匿。臣查大姑塘距离九江四十里

译（该地）位于湖口之内，原本是停泊船只的地方，应当听从部司委派官员在那里征收税款，汇总后缴纳至关库，以发给税票作为凭证。至于从各省出湖的船只，在大姑塘缴纳税款的，凭九江的税票放行；从各省进湖的船只，在九江缴纳税款的，在大姑塘凭税票放行，这样两处自然就没有漏税的弊病了。近年来风涛不时兴起，沉船溺亡之事屡见不鲜，商人的冤情因积压日久而不得申诉，差役官员因任期短暂而不敢请求（上报），这正是臣不得不代为请求的原因。如果蒙恩批准施行，那么往来的船只就没有倾覆的担忧，东西方的商贾就没有漂没的损失，既对定额的国家税收毫无亏损，又对贸易和民生都带来了便利，这才是长久无弊的长远规划。臣本是楚地人，九江和湖口都是臣长期居住的地方，所以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恳请部院详细斟酌批复，务必审察税课的盈亏，查考风涛的险易，考察人心的向背，一旦改正，或许就能船只增多、税收充足，商人喜悦、百姓安宁，无不仰颂皇恩浩荡，如同天地一般广大。

译臣孙嘉淦上疏请求解除酒禁

臣恭敬地阅读圣上的谕旨，得知河北五省烧酒盛行，特别因为喝少量就容易醉，且价格便宜容易销售，人们都乐于它的便捷，所以制造的人很多，那么制造酒的原因皇上已经知道了。又阅读圣上的谕旨，得知禁止烧酒的禁令，地方官吏表面遵从暗中违背，狡猾强悍的富裕人家，利用他们的钱财，串通官府差役，敢于触犯禁令，肆意妄为，那么禁止酒的弊端皇上也已经知道了。知道制造酒的多而禁止难，却仍然坚决一定要禁止，是因为制造酒的人家大都是富裕人家而不是贫苦人家的生计，禁止酒而保存米谷，那么富裕人家不过暂时在一天内受到阻碍，而贫苦人家将享受无穷的利益，这就是坚决禁止而不怀疑的原因。臣愚昧，认为禁止烧酒，无论禁止而导致滋扰，滋扰而最终不能禁止，假使禁止而不滋扰且能永远禁止，对于贫苦人家的生计、米谷的储藏，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有所损害。臣请求详细陈述，希望皇上鉴察宽恕并采纳。所谓用酒糟浪费谷物，是针对黄酒而言的。黄酒必须用小麦，其米则需要糯米、粳米、秫米、黍米，这些都是五谷中最精良的，浪费它们确实可惜。如果白酒则用高粱，并辅以豆皮、黍壳、谷糠之类，其酒曲则用大麦，大麦与高粱不是日常早晚常吃的食物，而糠壳等项本属于废弃之物，混合制成酒，可以获得高价，其酒糟可以喂养牲畜，这是将无用变为有用，并非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其他如枣、柿、葡萄等类，都可以烧酒，这是天地自然的利益，不需要米谷就能制成。现在想要禁止烧酒并且连黄酒也禁止，那么就没有东西用于祭祀、待客、养老，确实不可行。如果不禁止黄酒而只禁止烧酒，那么就是让天下数以万计、数以亿计喝烧酒的人都转而喝黄酒，喝烧酒四两就醉的人，喝黄酒二三斤还不够，那么黄酒的销量必定是以前的十倍，而小麦、糯黍的费用不可胜数了。节省大麦、高粱这种粗糙且便宜的粮食，却加倍耗费小麦、糯黍这种精良且昂贵的粮食，这就是臣所说的对储藏没有益处。至于小民的生计，难道只是口粮而已吗？必定要用釜甑做饭而用铁器耕种，百工所做的东西，都需要用粮食交换，而且还有税粮的征收，衣服、盐蔬的开销，婚姻、疾病、丧葬的费用，不卖五谷就没有办法得到。所以粮食太贵则损害工商业，太贱则伤害农业，适中之后农业和工商业都受益，所以农业有歉收的荒年，也有丰收的荒年。计算十年之内，歉收的年份占三年而丰收的年份占七年，那么粮食应当有所消耗，不仅仅是积聚起来不用而已。现在北五省的土地，不种高粱，就没有东西用于薪柴、席子、房屋、墙壁之用。种植了而使用它的秸秆，那么它的颗粒应当有所售卖。烧锅既然禁止，那么富裕人家不买高粱，而贫苦人家的高粱虽然便宜却卖不出去。高粱卖不出去，而又必须喝酒，那么必定卖米谷来买黄酒。以前一年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的钱可以得到七八两，现在只有二三两了。买白酒的费用不过二三两，现在买黄酒则费用七八两了。既然收入少而支出多，又加上秕糠、穗壳之类，堆积而不能换成钱；园林果木的果实，腐朽而归于无用；牛羊等牲畜，难以进食而不能肥壮。自然的利益都失去了，那么日常所需，只有卖米麦。卖了而能卖出，那么家中没有储藏；卖了而不能卖出，那么完纳税粮以及衣服、婚丧之用都不够。这就是臣所说的对生计有损害。

况且小民追求利益像水往低处流，这不是政令刑罚所能防范的。利益不在那里，即使赏赐也不去做；利益在那里，那么禁止反而更加严重。烧锅禁止，那么白酒就少；酒少，那么价格必定昂贵；价格昂贵，那么私自烧酒的利益就十倍。十倍利益所在的地方，那么百姓就会以性命去争夺。私自铸造铜钱，私自制造赌具，罪至斩首、绞刑、充军、流放，而百姓还是有人触犯，没有其他原因，是为了争夺利益。现在私自烧白酒，将定什么罪呢？我们皇上大圣至仁，断然不忍心因为饮食的小事而将百姓置于死刑，那么其罪名必定不比私自铸造铜钱、制造赌具的罪名轻，而利益却比那更甚，想要百姓不触犯，很难了。不得已，就加重官吏的处分。官吏害怕处分，那么查拿中小商贩，大都是失业的人；而豪富人家，高墙深院，查拿的地方到不了，敢于触犯禁令，那么富裕人家更加获得渔利的利益，贫苦人家不能满足欲望而想着效仿，将改造器具而改变方法。于是乎，酿醋的盆都可以用来酿酒，蒸饭的甑都可以用来蒸酒。地方官吏奉行命令不谨慎，那么受贿放纵而分取他们的钱财；奉行命令过于谨慎，那么横加查拿而倾覆他们的身家。不仅仅是这样，酿醋的盆、蒸饭的甑哪家没有呢？一家的盆甑偶尔犯法，那么万家的盆甑都属于可疑。将要做饭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可以查拿，日常使用的物品随手就可以讹诈。公堂上无非是揭发酒的诉讼，而监狱也不能容纳犯酒的人。孟子说：“君子不用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本是为了小民的生计，却滋扰成这样，那么立法不可不慎重。臣愚昧，认为禁止烧锅或许适宜于歉收的年份而不适宜于丰收的年份。歉收的年份粮食艰难，那么大麦高粱之类也可以充饥，

译禁止酿酒确实有益，但只应在酿酒的产地加以禁止，各地不必普遍实行；也只需好好劝导，暂时封存酒曲，不必毁坏酿酒器具并施加刑罚。等到丰收年份，米粮充足，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日常主食，自然应当开放酒禁，使得官吏没有借口勒索，而百姓也能将那些不急需的粮食、无用的糠秕拿出来变卖，以补贴不时之需，这样上下都不受打扰，百姓自然能享受丰饶之庆了。希望皇上为百姓仔细考虑这件事。

译乾隆三年《请开禁疏》

孙嘉淦

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办理军机大臣当面向臣传达皇帝谕旨：据江苏巡抚杨永斌奏称，严禁〇一事，朕考虑，从前民间制造〇器具都耗费工本，如今既然禁止〇，按理应当让百姓将器具变卖或改作他用，这样才方便。如果实行封存贮藏，那么从前制造的费用就全部白费，这实在不是体恤商民的本意，处理得不够妥当。至于杨永斌称在尚未接到禁令之前已有制成的陈〇，朕不知道他所说的“接到禁令”是指什么时候。朕禁止〇的旨意早就颁布，却还有这么多未售出的〇，可见地方大吏接到先前的旨意，不过视为具文，并没有切实遵行。如果今年二麦丰收，那么除了百姓食用之外，或者应当劝勉民间积贮，或者应当按官方价格采买，必须切实有一番布置，才对地方有益。难道禁止贩卖就可以了事吗？大凡大臣管理国家事务，如果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就应当据实上奏，朕不难收回成命。如果确实对百姓有益，就应当诚心遵行并付诸实施，即使经过几年或几十年，也应当始终如一。然而对于朕斟酌后下达的旨意，该督抚等起初还料理，不久就产生懈怠之心，再久就逐渐弃置不管，难道一定要等朕每件事每年再三提命，他们才知道警醒反省吗？在朝廷本来没有这种政体，而在封疆大臣也不应当这样存心。现在因为杨永斌的奏折，一并谕令各省督抚知晓。钦此。仰见我皇上圣明远见、勤勉体恤百姓疾苦的最高旨意，臣愚昧的心意，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据实陈述。

伏查禁止〇的命令是因为禁止酿酒而起，认为〇是酿酒的原料。严禁〇就可以不消耗麦子而充实储备，而且既然不贩卖〇，就可以少造酒以节省五谷，这是提议禁止〇的本意。然而自从设立禁令以来，奉行不力者既将其视为具文，而陈〇的贮存在各处很多；有力于奉行者则又毁坏器具、拆毁作坊、封存〇堆、查禁贩卖，官府的囤积令在道路上频繁往来，役吏在乡村中勒索欺诈，像江苏巡抚杨永斌所做的，处处都是这样。皇上也已经知道这些扰累百姓而恻隐不忍了。假如一时的扰累可以对将来有益，那么就不必为了眼前的姑息而破坏长远的至计。然而臣反复思考，知道这对百姓没有益处。

如今五谷的出产，干燥潮湿各有适宜，只有麦子南北都普遍种植，普天之下种植麦子的田地十成中占七八成，每逢丰年收获最广，而麦子的性质不能久贮。今年夏天的麦子到明年夏天就会变质，靠近潮湿就生虫蛀，靠近风就飞蛾。再过一个夏天就发霉，再过一个夏天就化成灰。即使谨慎收藏，也不能挽救。收获广而难贮藏，于是口粮之余，急于出卖以补助日常需要。但是家家都卖，那么买的人就少了。于是丰年的麦价便宜而卖不出去，富商大贾趁百姓的急迫而低价收购。收购既多，而没有地方转卖，于是〇因为其质地轻而可以运往远方。这虽然是商贾渔民为了追逐利润，然而农民确实利于麦子得以出售而可以救急，所以彼此相安，从古至今未曾改变。如今夺取商民的传统行业，一旦禁止，不仅毁坏器具、封禁商贾的资本全部亏损，而且民间多余的麦子将如何售卖呢？二麦丰收，家家户户粮食充足，本地的百姓既不购买，〇已禁止商贾不来，农夫忙于耕作无暇远贩。于是衣服婚丧日常所需都短缺，加上税银的征收，麦子成熟是期限，麦子不可售则粮食无从完成缴纳。既损害民生，又损害国计，积存岁月而暑热蒸腾发霉变化化为乌有，并无益于贮藏。这虽然皇上洪大的仁爱远播，发出官价来采买，但国库资金有限，岂能全部籴买民间的滞积？而且贮存在仓库中必定不能长久，这样百姓的急迫暂时缓解而官府的拖累无穷，也不是没有弊端的方法。

再查〇作坊，只有河南、江苏最多，各省都取资于此。假如禁止两省的〇，而果真能减少各省的造酒，又有什么妨碍苦一方以利天下？但有所必然不能的，因为〇这种东西，家家必须使用，也家家能〇。过去只是两省的价格便宜罢了。便宜的既不可得，那么自己〇而自用，是必然的。禁令虽然严厉，不能禁止人自己〇。这样过去总〇于两省，现在分〇于四方。过去〇于麦子便宜的地方，现在〇于麦子昂贵的地方。所消耗的麦子还是这个数，而使麦子昂贵的地方因为〇而更加昂贵，麦子便宜的地方因为不〇而更加便宜。商贾已经失业，而对百姓毫无益处，这样只是徒然造成纷扰。至于禁止贩运、查禁囤积，则更加不可。卖粟麦以完税粮，这是官吏所敲扑督责的。充实储备以备荒歉，这是法令所反复教导的。然而贩运与粜卖，事情不同而形式相同；囤积与贮藏，名称不同而实质相似。禁止贩运必然一并阻止粜卖，查禁囤积将一并稽查贮藏，那么官吏的侵吞渔利何止尽头，而百姓何处逃避？这是法网吗？天下农民幸逢皇上至诚感昭，直到康年，广赐来牟，以快乐我的黎庶。然而口粮之余不能售卖以济用，商贾收购则认为是〇而严拿，富户收购则指为囤

译囤积居奇并借机讹诈百姓，百姓自行卖粮又被指责为贩运而遭到勒索。竭力切断粮食流通的途径，使得百姓内部困于日常用度，外部迫于官府催逼，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麦子霉烂变质，妇女和孩子忧愁叹息，不仅感受不到丰收年的喜悦，反而将其视为痛苦。这是仁人君子应当急切设法扭转的局面。治理政事自有其根本原则，使百姓富裕自有其常规方法。减轻徭役和赋税以保留百姓的财富，放宽刑罚、停止劳役以舒缓百姓的精力，简化法律、减少政令以杜绝骚扰，让百姓在安宁中休养生息，经过岁月的等待，自然能达到人人富足、家家丰裕的盛世。决没有通过严酷禁令、改变百姓本业、增加盘剥掠夺，却能使百姓富裕的道理。臣希望皇上施展如天般广大的明智，不被少数人的言论所动摇，深知大道至简、政令简易才能长久，透彻了解繁苛的法令禁令毫无益处。凡是所谓禁止粮食出口、禁止粮食交易、禁止贩运、禁止囤积的禁令，全部彻底清除并免除，让平民百姓能够互通有无，让商贾能够畅通货物，百姓各自享有自然的恩泽，官吏永远没有查抄抓捕的骚扰，上天的福佑接连到来，百姓和睦快乐，这就是平坦正直的王道，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方法。

译废除关税征收的议论

冯桂芬

谚语说：“关卡没有好的政令，现在我才相信。”货物经过而不滞留，分散而没有条理。主管关卡的人不可能一一亲自视察。即使能够视察，也不熟悉丈量方法，不了解货物价值，分不清隐匿和转换的情况，这些都无法知晓。虽然进行了视察，也如同没有视察一样。于是就把耳目寄托给各类人员，从随从、吏胥、差役到拉纤人等。商人和官吏互不相识，他们中间的中间人叫做“拉纤”。成千上万人的身家性命，都聚集在一处关卡谋生。听说广东海关的旧例，守门人两人，每月薪水各八百两。签署文书的四人之外，办事人员以及各小口长随多达上千人不等。这固然不是其他关卡所特有的，但浮滥费用之多，没有超过关卡的，也可以想见。至于完税的方法，试以我所听到的浒墅关一端来说。运送一百石米的人，关卡官吏教他申报三十石，如果超过，就说“实际米四十石，应加倍处罚作八十石”，仍然少完税二十石。如果实际申报一百石，所花费的甚至不止一百石，弊端就是这样。大致田赋的数量，百姓所出的二三成，而国家所入的一成。关税的数量，百姓所出的十成，而国家所入的一成。然而州县浮收，往往引发事端，而关税则不然，这是因为农人心齐，商人心不齐。农民不能去别处，不能改换职业；商人可以去别处，可以改换职业。农民不能增加收获来偿还赋税，商人能增加价格来偿还关税。农民所说的二三成，大多加在一成之外；商人所说的十成，不太加在一成之外。所以关卡的弊端，不太损害商人，反而蛀蚀国家。太平已久，人口日益繁多，需求日益增多，通商日益广泛。按理说，关税应该倍增。然而数十年来，征收日益减少，亏空日益增多，反而不及过去所定的户部、工部四百六十万的额度。通商各口在外，过错在哪里？曾经阅读英国财政志，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多万，其中关税一千八百多万。又说六年岁入七千多万，不说关税多少。一个通事说：“七千多万中，关税增加最多。”他们国家通商增广，固然不止中国，而中国确实是大宗。他们增加而我们没有增加，不仅没有增加，而且更加减少。为什么呢？不实际征收，不实际解送。他们能实际征收实际解送，我在江海关见过。货物进口，他们鬼役持账来交换，我凭单令我役运上岸，没听说运单中所无的一物，也没听说自运一物也有奸商漏税应当分别。以今日的外国气势，如果用我们的官吏商人处理，必定十漏七八，我也无可奈何，而他们不这样做。在我们关卡如此，在他们关卡可知。过去曾说洋钱重七钱三分，实际纹银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往往当银八钱以上。中国仿造的，虽无铅，也不行。为什么？识别其为外国制度，就可以相信其有实际银六钱五分。如果他们掺杂铜铅，也不是我们能识别的，而他们决不做，所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起初也方便使用，不久即杂质，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于是废弃。又如今外国市场我们，购买他们货物先银后货；他们购买我们货物，先货后银。甚至有寄贩名目，与货后随即扬帆西去，一年为期，盈亏由他们决定。总之，他们不能信任我们，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的局面就散了。孔子说：“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是说蛮貊能信任我们，而是被蛮貊所行，可为太息。现在观察关务，而更加感慨他们能信任，我们不能信任。我们不能信任，是隐微深痼之疾，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骤然想要洗心革面，断然有所不能。不如举各关而尽撤之，京城门则恢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代替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理。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的应该少，即使也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如果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起关政，还是好一些。只是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有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而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不征，关讥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於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不征，市廛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使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征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重酒酤议

冯桂芬

酒禁由来已久，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於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宏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余不闻焉。王应麟谓榷

译酿酒之害，比鲁国初行“初税亩”更严重，没有别的，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酒却是粮食的蛀虫。以五谷统算，按升来计量，粟米酿成酒，一斤半酒为一升粟米的比率；以万民统算，按十个人中有一人饮酒来计量，饮酒量也是一斤半为一人的比率。这相当于十个人消耗了十一个人的口粮。亿万民众中，必定有十分之一的人因此遭受饥饿，怎么能不禁止呢？然而却无法禁止。大凡民间日常饮食起居、贸易往来，一切细微琐事沿袭已久，习以为常，一旦想要改变它，即使以天子的尊贵身份临驾其上，以大辟（死刑）的重刑威慑于下，最终也推行不了。不考察古代的事例，不采纳近来的见闻，不通晓人情事理，有的任性妄为，有的倚仗才学，都不明白这是不可禁止的。不知道不可禁止却强行禁止，恰恰是扰乱百姓，最终也无法禁止。雍正年间曾禁止使用铜器，起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使用铜器，后来改为只允许一品官员使用。乾隆初年，尚书海望上疏说禁止铜器没有效果，请求解除禁令；当时也曾严厉禁止酿酒。乾隆初年，孙嘉淦上奏罢免禁酒令，奏疏中说各省一年中被拘捕的有一千多人，受牵连者不胜其苦，而酿酒之风依旧。世宗（雍正）在朝政鼎盛之时，朝纲整齐严肃，内外臣民恭顺敬畏，按理应当能够令行禁止，然而却无法禁止，这就说明确实无法禁止，这些都是前事之师。又何必谈论近年来的禁令呢？我私下认为，像酒这种东西，只宜加重酒税来困阻它。厘金捐税原本抽取百分之一，唯独酒可以令酒税突然增加到十分之一，酒税增加到十分之二，舞弊行为加倍，其罚款经过三四次厘金捐税的叠加，酒价就翻倍了。使得贫穷的人不得不节制饮酒，尤其贫穷的人不得不停止饮酒。只要减少一分酿酒，就多出一部分米，也就多救活一些人，这是有利无弊的。至于收取捐税有效，应当酌情减少五谷棉布的捐税，尤其应当广泛颁布戒酒的谕令，加重酗酒的法律，对宴饮之事加以节制，沉溺酒色的人不要提拔任用，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皇上的心意所在，或许情况会有所好转吧？至于孙嘉淦奏疏中说：“不酿酒则粱粟弃于地，反而危害百姓，这就像说赌坊妓院，贫民转行从事这些行业赖以谋生，这是什么议论呢？”这是不值得辩驳的。

译酒课考

陈心源

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

唐德宗贞元二年，每斗酒征收专卖税钱一百五十文。

查杜甫诗句“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如今专卖税为一百五十文，则是十分中抽取五分。

宋真宗至道二年，两京及各州征收专卖税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余贯，京城卖酒收入四十八万余贯。

宋真宗天禧末年，专卖税增加铜钱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增加铁钱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卖酒收入增加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查《会要》记载，铁钱十文相当于铜钱一文。

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开始征收增加的盐酒税利钱，每升增加一文，称为“王福部”一文添酒钱。

宋仁宗皇祐年间，每年专卖税合计铜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九十六贯。

宋神宗熙宁五年正月四日，命令官营酒坊每升增加一文。

宋徽宗崇宁二年十月八日，命令官营酒坊，上等酒每升增加二文，中下等酒每升增加一文。

崇宁四年十月，酌情增加两种酒的价钱，上等酒每升增加五文，次等酒每升增加三文。

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命令各路依照山东的酒价，每升增加二文。

宋高宗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纾申请暂时增加酒税，每升上等酒四十二文，次等酒十八文。

宋高宗绍兴元年下令，增加酒税，每升上等酒二十文，下等酒十文。

绍兴三年四月八日，命令煮酒酌情增加三十文，凑足一百五十文。

查：从庆历到绍兴年间，总共增加一百一文，而说凑足一百五十文，那么原来的税额应当是五十文。

绍兴五年闰二月，每升各增加五文。

绍兴六年二月，暂时增加每升十文。

绍兴八年六月，命令两浙各路煮酒增加十文凑足，腊蒸酒增加六文凑足。

绍兴九年，因都督府申请，暂时增加十一文。

又有发运使造船，增加酒税，每升上等酒三文，次等酒二文；提举司酌情增加酒税，又以上下等酒每升增加一文，不知始于何时。

查：酒有专卖税，由来已久。而获利之丰厚，没有超过南宋南渡后四川一省的，每年征收达到六百余万贯，所以能够以江南半壁江山支撑强敌，马匹肥壮，士兵饱食，延续百余年。其生财之道，真是高明啊。酒是嗜好之物，而非日常所需，不喝酒的人即使强迫他也不能喝，嗜好喝酒的人即使禁止他也不会停止，所以即使加价十倍，也不会给百姓带来负担。比起在田地上加赋，在丁口上抽钱，相差岂不遥远吗。

洋药土税 中西纪事

洋药按照新定的税则征收，始于咸丰九年。在此之前，上海签订条约，经钦差大臣桂相等人与三国当面商议，说税则条约内规定的出口进口货物，均按照百分取五作为标准。只是查洋药是例禁进口的物品，现在因为定税而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物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都认为这样是对的，于是在上海税则条约第五条内写明：“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在规定稍加放宽禁令，听任商人遵守纳税贸易。现在议定洋药允许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是该商人只允许在口岸销售，一经离开口岸即属于中国货物，只允许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使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以及第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都与洋药无关。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此后遇到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其他货物定税。”这些话。查洋药按每百斤征税三十两，原本是征之于海口、征之于洋商的。现在条约内载明，一经离开口岸即系中国货物，那么此后运入内地的洋药，都是征之于华商，与外国人无关。征之于华商的，听凭中国办理，那么须照内地惯例，逢关纳税，过卡抽厘。所以自从新定章程后，各省只有海口三十两的税，一律办理，其余则收税收厘，应酌情考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完全凭中国办理，外国人不得干预。于是上海刚按新章照行，而据英国在北京的威妥玛咨文称：“上海设局抽厘，在征进口税银三十两之外，又另征银五十两，与条约明文相违背，大为商民不便等情。”经总理衙门行文查问江苏后，随即批准回复：“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卖给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这是征之于洋商的，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都征之于华商，与洋商无关。”等因，批准总理衙门照会英使威妥玛，威妥玛才开始无法辩驳。随后据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来京，呈递的清单内有关洋药各口情形一项称：“洋药抵达中国的，每年约有七万箱，税则太重，就会开启包庇私货偷漏的弊端。现有议定两种征收方法，一是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箱六十两，缴完税后允许前往各处，而不再另征其他税。一是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

译官员说随时设法办理等话。当时恭亲王等人就此事与他辩论，认为鸦片一旦进入内地，终究应当由中国自主征税为宜。而赫德说现在上海的做法并无成效，如果按照清单上的办法征收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恐怕仍会有走私漏税的情况。因此，虽然到达香港的鸦片有七万箱，但清单上只按六万箱估算。如果按照内地的办法另外征收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我担心名义上有税而实际上收不到，走私漏税会更多，恐怕征收的税款还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那么多。经过恭亲王等人反复驳斥诘问，赫德仍然坚持“收税越重，走私越多”的说法，于是上奏将清单发给南北通商大臣妥善商议，已有记录。又据赫德另外呈递的关于鸦片的文书中说，广东省城设有鸦片抽厘总局，如果有人先在总局缴纳厘银五十两，就不必在关卡缴纳正税等话，总理衙门也已行文查办入粤事宜，已有记录。随后恭亲王等人仍按原议，洋商缴纳税款后只允许在海口销售，不得运入内地。其卖给华商后如何征收税款的方法，洋商不得过问。

译又议定土货复进口之货，应允许中国逢关纳税，过卡抽厘。那么，洋药进入内地，即使洋商暗中销售，其征税抽厘，也与华商没有区别。于是外洋无从取巧，众口始息。威赫二人所请，是想方便洋药运入内地的私心，而所谓保私走漏等弊端，皆由洋商始作俑，华商效仿。即使纳税抽厘，层层防范，而沪约所谓洋药一经进口即成为中国货物的说法，也成了具文。长江通商，自属内地，则由上海进口时洋药已征过正税三十两，此后所过的都是子口税。又洋商在内地不得销售洋药，那么自上海入江之后，都是华商。当浔中议定开关，照长江暂定章程办事，核查其条并无洋商售卖洋药征税的条款。忽然据九江道详称：英商贩运洋药到浔销售，内地商人于承买洋药后遵照岸路药税章程，每百斤征银二十两，于是英商借口收税导致货物阻滞为词。所有九江关征收洋药税银可否查明停止，抑或离口另行设局征收请咨总理衙门核示饬遵等语。由江抚咨照，旋准覆称洋药一项由上海入长江其进口正税已在上海完纳到九江时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税惟洋商只准在口销卖不能将洋药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华商税银洋人不应过问所有应征华商洋药税自应照常办理理至应否离口设局征收之处该抚既已分咨户部应由户部核覆可也。予谓洋商不准其将洋药运入内地焉有准其在浔销售洋药之理祗因长江一开内地漫无限制行栈既设囤积居奇决不肯身居内地而听洋药售于海口以让华商之利者海关既不能禁则除逢关纳税过卡抽厘外别无办法现在九江设关亦复税厘兼收不分华洋是沪中第五之约寔自长江一局破之矣。洋药进口以香港为总汇之地属英国埠下彼处设有公会稽查上税之后方准运往中国各口故赫德单内称有每年七万箱之数量然但就六万箱估计税则则其余皆各口之漏税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大而福州门次之据称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有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路多歧因此此各船不论大小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都系各乡村渡船鱼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保之私之船不难指明其名者此等船只若有海关船前往查拏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二万余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筭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筭应纳税约二十万两门以二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筭应纳约税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波等处无从核算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考者也。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咸丰九年三月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各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于是赫德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准充执照方许开张给准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定约等语又后开另约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者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揽霸市但明有准照者或经纪或口或烟馆均可随意或在栈房或在顿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予谓做洋药生理须给准充执照即中国牙行领帖承充之例惟生意有大小而税则之多寡因之既属稽查不易而其单内所称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额及另指明上海做洋药生理者不论栈房顿船与外洋交易洋药者悉听其便凡此皆为洋商自运自卖之人预占地步上海入口即系长江顿船既无所不通栈

译房屋也可以随处设立，难道还有华商和洋商的区别吗？总之，天津第九条的新议既然实行，长江暂定的章程接着出台，从此中外的界限再也无法理清，不仅经纪人、口岸的华洋人员混杂充斥，将来游历内地的洋人资本逐渐亏损，也可以开设烟馆，所谓细微之利都将全部征收。如果华商不依附洋人，沾取他们的余利，哪里还有谋生立足的地方呢？

译总理衙门咨文，同治三年七月十二日，据总税务司赫呈报：查通商各口岸，除琼州外，现有口岸十四处，均设税务司，会同各关监督办理税务。只是税务司之下，有帮办人员等在公事房办理事务，又有扦子手在查验船货及稽查偷漏等事。目前统计，各关帮办人员有八十余人，扦子手也有三百人之多。若不制定章程，使他们知道遵守，无法做到统一规范并显示奖惩。现拟定章程二十六条，呈请斟酌核定等语前来。本衙门查各关事务繁杂，帮办及扦手人员数量也不少，必须制定章程，这样各关税务司办理事务才不会参差不齐，而那些帮办、扦手人员也有章可循。该税务司的请求并非没有道理，其所拟定的章程二十六条，经本衙门斟酌核定，删改增添，共成为二十七条，札知该总税务司遵照办理。其中第十九条规定：“若无总税务司及本关监督的文书，不准雇用洋商船只作为官船”。查此条是为了预防各关所用的外国人随意为中国雇用洋船。总税务司及该关监督行文给税务司雇备船只，其雇价由税务司在该关议定的经费项下支发。如果未经总税务司及监督行文给税务司而擅自雇备，应不准其报销。至于该关监督如有自用船的情况，船由该监督自行雇备，即由监督调动派遣，所需经费也由该关自行筹办，不得动用各关税务司的经费。札知赫德税务司照办之外，相应将本衙门改定的章程二十七条抄录一份，咨行查照，并将此项章程抄录通行各该关监督一体遵照办理。同治三年七月经咨行各省。

一、总税务司，凡有应向本衙门申述的事件以及更换各口税务司的事务，随时申报本衙门查核，同时分别向南北洋通商大臣申述，并知会各本关监督。

一、总税务司系总理衙门所派，至于各口税务司及各项办公的外国人等，中国无法知晓其优劣，如有不妥之处，只追究该总税务司的责任。

一、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局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调往各口以及应当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若某关税务司及各类帮办人员中，有办理不妥之人，即应由该关监督一方面详细报告通商大臣及总理衙门，一方面行文总税务司查办。

一、各关虽是征收洋商的税，但此事实为中国之公事。所用之人虽非中国人，所办的是中国之事，其薪水也是中国发放，应比中国人更加尽心办公。其与中国官民有交涉事件时，尤其须格外以礼相待，彼此不可猜疑傲慢。

一、各关所用之人，以各人分内应当办理之事为第一要务，应当尽心尽力。至于泰西所有各项新法，对日常使用大有便利，是中国所没有的，若与地方官民相处融洽，议论试行，虽属同仁之义，但终究是次要之事，总以分内应当办理之事为主，不可因此误公，彼此均不可勉强必须实行。

一、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之员，倘若手下之人有懈怠误公者，只追究该税务司的责任。各该税务司对于各口收税章程、各国通商条约以及外国商情，本应熟悉，且对中国情形较各类洋人尤为透彻。办理税务一切事宜，务求妥当，若有任性偏执，或与监督会商时并不悉心陈述，以致误会、办事乖谬、进退两难，是该税务司才不胜任的依据，定即撤退。

一、各口税务司如有才不胜任及办事错误的，只追究总税务司的责任。至于通商各口办理收税事宜，如有不妥之处，均系各关监督之责。因此凡有公事，自应归监督作主。这样税务司所办之事，即是监督手下之事。只是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之人，不能与监督的属员相比。但不得因非其所属，遇事招摇揽权，侵夺公事，以致监督难以专责。

一、各口税务司对于各国所派领事官常有交涉事件，若领事官不做买卖，税务司与之交好，自然对公事有益。只是在论事办事之间，更应当认为凡事均系监督责成，不可稍存侵权讨好之心，以致招致罪责。

一、各口税务司等人每日在关与商民交涉，均应设法加重税课，顺应商情。查各口章程分两项：一是禁止作弊，以加重税课；二是将税务各事晓谕各商，以顺应商情。因此各口税务司除严行防堵走私偷漏外，应每日在岗察看所用之人是否尽心办公，随时体恤各商是否有刁难之处。且买卖为税课之本，若让人

译造成困难，不顺从实际情况，难免会与税收产生〇。应当由各该税务司仔细斟酌地方情况，多便利贸易，以期多收税饷，但不可违背章程条约。

译一、各口岸税务司手下的人员中，若有日后能够胜任税务司职务者，应由现任税务司作为表率，使其熟悉税务事务，并应留心学习汉语汉字，以期日后能够任用。

一、各口岸派驻的税务司是专为协助办理税务而设，税务以外的地方事务与其无关，本不应干预。只是税务司与地方官民相处熟悉，遇到外国人与地方交涉事务时，从中调处，双方都能受益，原本不在禁止之列。但必须将所处理的事务及往来信件全部上报总税务司知晓，如果处置不当，以致引发其他事端，总税务司不能代为承担罪责，必定会对其进行惩处警戒。

一、各口岸税务司不得管理本口岸辖区以外的其他口岸税务，也不得干预其他口岸的地方公事，现将各口岸税务司应管辖的界限注明如下，以便遵守。从香港到海南，其中沿海地区归粤海关税务司稽查。从香港到潮州北部的海岛拉码磕斯，归潮州关税务司稽查。从拉玛磕斯到泉州府的海湾，归门关税务司稽查。从泉州府海湾到北关海湾，归闽海关税务司稽查。从北关海湾到乍浦，归浙海关税务司稽查。从乍浦沿海到黄河老口，以及沿江到狼山，归江海关税务司稽查。从黄河老口到大清河，归东海关税务司稽查。从大清河到山海关，归天津关税务司稽查。从山海关到大连湾，归牛庄税务司稽查。长江从狼山到镇江，归镇江关税务司稽查。从镇江到武穴，归九江关税务司稽查。从武穴到岳州，归江汉关税务司稽查。台湾西北部沿海各处，归淡水关税务司稽查。台湾西南部各处，归台湾关税务司稽查。

一、各口岸税务司中有代理人员，与署理人员没有区别，代理和署理人员均与实任人员无异，其往来文书均使用平行格式，不得自定高低。

一、各口岸税务司，如果没有总税务司的明文批准，不得离开驻扎的府界，擅离职守。如果有紧急事件必须亲自前往，应一方面呈文申报总税务司，并预先通知该关监督。关上的公务，应交给可靠的人接手照料，不得有误。其所管辖的沿海各处，若有随时需要稽查的事务，允许其派遣本关人员前往查办。

一、各关所有总办、帮办、通译、扦子手、头目这四类人员，应领取的薪水，不得由该关税务司随意增减，也不得任意撤换。如果其中有不合适的人，即允许暂停其薪水，不令其到关办事，同时申报总税务司，以示遵从。这四类人员中若有自行辞职者，也应随时上报总税务司，以便另行选派。

一、通译以外，各关所用的中国人，以及外国扦子手等人，如果有不合适者，即由该口岸税务司立刻撤换。如果是书办，应通知监督；如果是扦子手，应报明总税务司。

一、各关所用人员，如果中国人月领银两在十两以上，外国人月领银两在六十两以上者，不得由该关税务司擅自增加薪水。

一、各关的外国人，除扦子手外，如果不是总税务司派来的人，不准在关上干预公务。

一、如果没有总税务司及本关监督的文书，不准雇用洋商船只作为巡船。

一、如果有在关上阻挠公务、生事扰害的人，如果是中国人，即请由监督惩办；如果是外国人，应请监督行文该国领事官。如果领事不肯秉公办理，即将情况申报总税务司，并请监督及总税务司向总理衙门详细陈述。各口岸税务司均不得擅自究问裁决。

一、各口岸税务司每逢结算底账，将账内的收入、支出、罚款三项，各按前式折算上报。除了遇事随时上报外，每月底须将该口岸买卖收税的各种情形简明报知，均须用端正的楷书全部写成汉字上报，不得挖补。

一、如果遇到其他口岸发来的单照中有错误，或探听到其他口岸辖区内有偷漏税情的弊端，应行文该口岸税务司查照。该口岸税务司立即查办，并一面通知该关监督。

一、各口岸收税，除条约中规定者不可更改外，日常执行的详细章程，也应永远遵照办理。如果其中确实有因时制宜、必须随时更改的情况，务必要事先申请斟酌核定，不得擅自更改。按所谓日常执行的详细章程，即后列的进出口上下货税司简明章程。

一、税务司总帮办、办扦子手、头目等人，等到任职满五年后，允许告假一年，领取一半薪俸回国休息，须提前三个月请假，以便选择人员更换。通译每三年允许告假三个月，领取全薪，均由议定各关税务司经费项下支付。

一、各口岸税务司总办、帮办、扦子手、头目的四项人员，如果有不合适者，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换，或者在提前三个月通知其启程回国时，即不再发放银两；如果立即撤换者，发给三个月俸银，命令其启程。如果任职满五年自行因病回国，并

译不是因公务需要而离职的，给予半年的薪俸；任职满十年的，赏给一年的薪俸；任职满二十年的，赏给两年的薪俸。这些费用也都从议定的各关税务司经费中支付。如果各关税务司人员有变动，总税务司应随时通知该关的监督。

译一、凡税务司与该口监督日常往来办理的事务，除寻常事件无需抄录外，如有紧要之事，须抄录上报总税务司查核。若因不得已需与地方官行文往来，无论是否有关税务，均须抄录具报。倘有应当申呈总理衙门的事件，必须开具节略、盖印画押，呈送总税务司转呈。

一、总税务司所请，在各关公事房任职的外国人，分为六等：一为税务司；一为总办；一为头等帮办；一为二等帮办；一为三等帮办；一为四等帮办。其中如有请假回国者，派次一级人员接替办理，准发本人薪俸的一半，署理空缺者亦发一半，均由议定各关税务司经费项下支付。

以上共章程二十七条，各口税务司务必一一遵守，如有违背者，立即撤职。

核减台湾煤出口税片 光绪元年 沈葆桢

臣等私下考虑，台湾的弊病在于土地空旷，土地空旷的弊病在于人口稀少，重洋阻隔，必须有利可图三倍，内地从事农业的民众才会不召自来。垦田的利益微薄，不如煤矿的利益巨大；垦田的利益缓慢，不如煤矿的利益迅速。全台的利益以煤矿为根基，而煤矿的利益又以销售畅通为出路。南北各省每日以煤做饭，入冬以煤御寒，如果出口畅旺，煤价必然上涨，对民间生活不无阻碍。台湾当地做饭御寒均不依赖煤，除出口外别无销路。其煤质脆松，不敌西洋所产，但与东洋之煤尚相去不远。然而台湾煤虽丰富，近年来开采仍不旺盛，其不旺盛的原因，在于滞销。西洋产煤金山最多，从前夹板船只都绕道金山而来，货物之外以煤压载，煤好而价平，这固然不是台湾煤所能抗衡的。自埃及红海开通以后，洋船无须绕道金山金山之煤遂减少，其价也日渐昂贵，而台湾煤仍不畅销，必将台湾煤减税以广泛招徕。以后税则虽减，但总计岁入仍不悬殊，对民间生计当有起色。至于船局所用台湾煤，向来免税，不在定则之内，今拟请将出口煤每吨减税银一钱，如蒙天恩允准，恳请饬下总理衙门札行总税务司，明确说明台湾煤无关民间日用，为洋船所必需，因此减税惠商，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引为例，谨附片覆陈。

开平煤出口税拟请援案减定片 光绪七年

据候选道唐廷枢禀称：开办矿局以来购置机器，聘请洋匠工司，以及买路筑路挑河，经费成本既重，煤价格也因而昂贵。若再加现定之税额，其势必然不能畅销，而关税也很少能实际获得。与其税重而收入少，不如减轻而多所缴纳。以煤斤而论，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石税银四分，合计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余，盈亏悬殊。先前有两江总督臣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开煤时，奏准土煤每吨征税一钱较洋煤业已加重。后来湖北用机器开采，也奉谕旨准照台湾税则在案。从前严格制定土煤税章之意，或许担心煤税减轻则土煤出口日多，内地煤价必然上涨，故特意加重其税以示限制。只是土法采煤只能售于近地，若从陆路人车运出口，价太重，断不合算。其所采取的浮面之煤实不足供轮船制造等用。如直隶山西等处煤矿专济京城内外之需，并无转运来天津者，是其明证。似乎多运出口一节本可无虑。如今开平煤矿全用西法，每日出产五六百吨之多，据洋师测量足供六十年开采。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用外，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眼下运道疏通，价既省，若再将税则减轻煤之售价必廉，可以畅销无滞，而运输销售给各局者不致再用洋商昂贵之煤，其对公家裨益不少等情前来。臣又饬津海关查明历年洋煤土煤进口名目开具清折：自同治十年起至光绪六年，洋煤进口计八万一千五百余吨土煤进口仅五千五百余吨，而出口土煤则是天津向来所没有的。由于税则厚薄不一，土煤壅滞难销若不变通设法更定章程，殊非通筹理财的大计。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开平出口煤斤援引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庶几风气日开，利源日旺，而关税也必然日有起色矣。

请开两广铁禁疏 光绪十三年 两江总督张之洞

据两广盐运使王毓藻会同广东布政史高崇基详称，各省铁斤铁器定例不允许下海，是为了预防移济洋盗。海禁既开，今昔情形迥然不同，每年外洋钢铁入口不下数千万斤，所售枪炮器具有不下数百万件，销银

译不止数百万两白银，只有流入没有流出，道理上实在不公平。近年来各省讲求矿务，大多以煤铁为主要大宗，广东的铁尤其精良，但销路不广，即使想要销往沿海各口岸，陆路运费既繁重，海运又触犯法律禁令，只是让洋铁到处流通，大利全被其夺走。广东现在的矿政局鼓舞商民，应当请求将两广的铁斤铁器免除禁止出洋，至于出口之处一律照例缴纳关税厘金，详细请求上奏前来。臣查考广东铁产量向来丰富，营销不广，听任其在一地停滞，不仅洋铁流入造成的漏卮难以堵塞，即使广东铁积压私贩也难以完全杜绝，只是让矿法多一个阻碍，工商少一个营生。伏查光绪九年十二月，臣在山西巡抚任内，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奏请求将山西铁斤准许由天津出口转运各处，奉旨照所请办理，钦此。现在铁由天津出海转运奉天省，久已遵照办理，广东广西情况相同。况且广东现在开办矿政，该司道等人所请求援照成案免除禁止出洋，是出于利民通商的考虑，相应据情上奏恳请天恩俯准两广铁斤铁器海运出洋銷售，以振兴矿务而惠及商民。

译论税务洋务的关键要点

李东沅

从前夏禹有会计的记载，周朝官制有理财的条例，确实因为统治天下的人依据十分取一的法则，从百姓那里收取赋税以供国家使用，并借此治理各种事务。中国自从开放海禁，与各国通商，从道光二十年中西方订立条约开始，规定洋人的货物进口纳税之后，就允许华商贩运到各地过关，只按照估价每两加征税款，不得超过若干分。当时经办此事的人不知道中国的税额比各国轻了四五倍甚至七八倍，所以条约才这样订立。后来天下多事，征兵募勇，才开始创立征收货物厘金的制度，借以供给军费。商人以贩运为生，如果贼匪没有平定，道路不通，货物销售必然迟缓，所以大家都殷切地想要报效国家，而且所抽的厘金仍然加在所售货物的价格上，实际上是从众人那里收取，积少成多，因此百姓没有怨恨，商人没有亏损。最兴盛的时候，总计全国每年收入不下二千万两，现在虽然稍微减少，也有一千五百万两，所以能够削平群寇，共同庆祝太平，都依赖于此。无奈厘金关卡的委员有的办理不善，有的因为战乱时期设立的关卡过多，洋人于是抓住洋货免除厘金的说法，作为要挟，公然违背条约，想要破坏中国自主的权利。即使厘金确实损害了商民，也必须等到国家财政稍微宽裕时自行酌情裁减，逐渐停止免除，绝不是局外人所能干预的。现在军务虽然平定，但防御军营尚不可撤除，田赋还没有恢复原状，一切善后事宜尚须布置，即使制造轮船枪炮，也全靠厘金来弥补，如果去掉厘金，则一筹莫展，百事都废弛。而且华商因为躲避厘捐，竞相购买税单，所以洋税因此兴旺，倘若厘捐停止，那么洋税必然多有偷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是自然的趋势。查考当初办理厘捐时，洋人的货物也在各子口征税，尚无异议。等到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新订立条约，才规定洋货土货愿意一次纳税可免除各口征收的，每百两征收银二两五钱，发给半税单作为凭证，无论运往何地，其他子口不得再征。没有半税单的，逢关过卡，仍照例纳税抽厘。这是体恤洋商，格外施恩，比起华商获利更厚了。所以狡猾的华人常常串通洋人，互相蒙蔽，有为华商领取半税单而收取费用的，有为洋商用洋船装运洋药等货物的，有为使用护照包送没有运照的土货的。弄虚作假，流弊滋多。洋税和厘金，都受到其困扰。而安分守己的华商，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反而变成奸商，还不如裁撤厘金，加倍征收关税。那些贩运到其他口岸的，仍缴纳半税，那么洋人就没有借口，而华商不至于失望。查考洋人所辖的香港、澳门，没有征收厘税的惯例，商贾多抵达这些地方，以便货物容易出售，免除缴纳税厘，所以香港、澳门的货物日益增多，中国各港口的生计日益清淡，招致邻邦的轻视，扩大了洋岛的财源。又如广东的闱姓捐输，数额巨大，本来属于损害百姓、败坏风俗，只是不能杜绝其弊端，遏制其流弊，而奸民于是迁往澳门，仍然开设厂局广泛收取。总计三年捐银五十万两，利益落入洋人手中。这就是所谓的为渊驱鱼，为丛驱爵。曾考察西方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者取四十为制度，最多的更有值百取百的，又有完全不取税的，在轻重之中各自寓含自便的计策。就像酒，外洋征税极重，在中国开设洋酒店的人，尚需缴纳规费领取牌照，而每年进口的吕宋洋酒，数量很大，竟然充作伙食不纳税，西方各国都没有这种先例，尤其不公平。现在应当重订新章，仿照各国税则，增加征收进口货物的税，并加重酒、鸦片、虚费等物品的税，以显示公平。又如珠玉锦绣珍奇，不是民生日用饮食所必需的，即使加倍征税加厘，对贫民没有损害，对富室没有伤害，而且统计我国所没有的，就轻税以扩大来源；有的就重税以遏制出口，权衡轻重，保护我国商民。如果担心仓促更改必然多有抵触，只在期满换约的时候，重新确定税则，据理力争，务必使其进入我的范围而后已。

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疏，光绪十一年

武英殿大学士宝鋆

臣等奉旨详细修改崇文门章程，已将尚贤刘恩溥所上奏的各节遵议具奏。私下认为崇文门征税收课，是国家正当的供给，正额和盈余都有定制。京师是各方汇聚的地方，号称首善之地，惠商便民，尤其属于当务之急。近来劣员、狡猾的官吏、蛀虫般的差役、奸商，趁机作恶，于是对上亏损国家赋税，对下拖累百姓生计，危害不可胜言。亟需设法整顿，以重视税务而消除积弊。臣等谨在尚贤刘恩溥原奏内所没有议及的地方，酌拟十六条，呈上御览。

一、嘉庆五年钦奉上谕：各关税局如果再有讹索扰累等事，从重治罪等语。又道光二年钦奉上谕：严禁崇文门税局需要索贿的弊端等语。应当命令该监督将这两道谕旨恭敬谨慎地抄写，悬挂在该衙门大堂，以便永远遵守。一奏派宜

译这是选择根本的方法。以往正副监督到任后的事务，都责成奏派的委员总管一切，文职任用印稿司员，武职任用印务参佐。这些人大多以明白干练、心地正直的人充任，所以既能顾及国家的正税，又能约束盐商的家人以免滋生弊端。近来有时掺杂亲信故旧等人，导致堂官的家人因熟悉而相互勾结牵制，种种弊端在所难免。要正本清源，必须从奏派委员开始。

译堂官应当戒除滥派人员。奏派的人员向来只有两名，恐怕有别项差事，堂官便派遣委员来辅助。这项委员也应当以一两名为宜。因为廉洁正直、朴实的人本来就不多见，而人多则牵制也多。近来听说堂官委派的委员多达十余名，或二十余名不等，这些人不是轻浮浅薄的少年、沉溺于酒食应酬，就是困窘的末流官吏，或者喜欢惹是生非，实际上对公务毫无益处。应当立即裁减淘汰，以端正浮夸嚣杂的风气，杜绝阻挠扰乱。

各税口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员。崇文门向来设有分局，按规定设置在芦沟桥、东坝、海淀、半壁店、北口、穆家峪、张家口等地，派遣人员驻守，以谨慎地管理分司事务。需要的人多，势必不能全部选取本属精明干练的人员，全部派去收税，导致荒废本职。所以向来监督总是选择平时认识的人，根据才能任用，但也不允许完全凭私情，因私废公。况且张家口、东坝两处，中外商人往来频繁，查核查验并非易事，奸诈狡猾的商人借端影射，应当详细遴选明白事理的人员，长期驻守分局。中外茶商交涉，如果有可疑之处，立即禀明监督，迅速行文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查办，不得随意任用冗员，妨碍税务。

芦沟桥、东坝、半壁店、穆家裕、海淀、张家口等口岸，向来设置委员分驻稽查。近年监督所派的委员未能一律在局内住宿，一切公事都由家人、书吏经手，导致滋生弊端。应当立即申明旧章，由监督命令分司税口的委员轮班住宿，监督书役、家人认真办理，以消除积弊。各口委员，每处只需要四名，由正副监督各派两名，以免人浮于事。

京城十三门，向来监督只派家人、书役分驻查。只是各门距离较远，委员耳目难以周全，导致有勒索、刁难等弊端。拟请以后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右安、永定、德胜、西直、阜成、东便、广安、右安十三门，都由监督挑选廉洁勤勉的人员，每门两名轮班住宿稽查，不准旷职违者参处。所有十三门委员所需的饭食津贴银两，由监督酌情筹给，奏明办理。

海防应当调派营弁。海防向来使用家丁，世家大族的家仆老练，或许不敢恣意妄为。近来仕宦之家，大多招募派遣。

海防人员只知道借端滋扰，得财放人，比比皆是，没有革除偷漏的弊端，反而滋生了勒索的端由。营弁终究是官属，完全可以行文给步军统领衙门，调取该衙门役丁清册，点交给该弁。该弁也可以得到海防津贴当差，并且可以勤奋矢志。如果仍然不得力，由该监督自行参劾惩处。

光绪九年，给事中楼誉普上奏：崇文门海防，请按名给发号衣、腰牌。后来该衙门上奏说：如果给予号衣、腰牌，反而恐怕他们倚仗有官物，四处招摇，流弊更甚；而且对于密查偷漏，更加多有阻碍等语。我认为该役丁没有号衣、腰牌，就倚仗没有查考，肆意妄为；有号衣、腰牌后，奉命缉拿，被拿的人既不敢拒捕，往拿的人也不敢欺诈骚扰。至于役丁借词密查，实在是在搜求攫取，无所不为。仍请命令该监督，立即给每名役丁各发号衣一件，并各给印花腰牌，都写明某门海防姓名。有讹索的，允许商民指名禀告追究，这样真假可以辨别，而棍徒蠹役不得冒充。如果有伪造号衣、腰牌冒充役丁的，严行追究办理。制造号衣、腰牌的经费，允许从盈余款项下开支。至于役丁向来没有定额，散漫无稽，无法查究。拟请命令崇文门监督，将役丁酌情定额定数，每门若干名，务必统计十三门共若干名，造册咨报户部核查。以后每到年终造册咨部，遇到更换，随时咨报。

条例规定各关征税科则，责令主管官员详细刻制木榜，立在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印成小册，每本定价二分，听任行户颁发遵照。如果主管官员不设立木榜，或者书写小字悬挂在偏僻处，企图操纵高低者，查参治罪。又条例规定已革除的税，刊榜晓谕等语。现在崇文门未将税则及已除的税刻榜立，地方官也未将税则刊印颁发，导致商民无从周知，应当立即申明旧例加以变通。所有征税科则，应当由该监督认真详细刻制木榜，其按规定应免税的货物，逐一开明另刊木榜，一并悬挂在税务衙门门外及十三门及各税口。并且由该监督将商税则例现行比例增减新例以及免税各条刊印成书，在每年八月初三监督到任后，发给各行户经纪一本，让商民共见共闻。刊榜刷书的经费，允许从盈余款项下开支。

条例规定乾隆四十九年奏定：丁、梨、脆枣等，是最下等的物品。不过是近京所产，即使有贩卖，也只是肩挑背负。以后应当豁免税银，使近京小民有所补益等语。以后除水系属客货，仍照例收税外，至于近京西山

译各处所产出的丁口，无论是否肩挑背负，都应一律免除其送交官府服役及征税。芦沟桥及各城门，也不准私自收取税钱、饭钱，违者予以惩办。

译一条规定记载，各关卡商人百姓缴纳赋税，填写收税红单两纸，一纸交给商人收执，一纸送交户部查察。如果有不发给红单，或者缴纳银两数目多而发给票证数目少，以及私自将红单撤回、多征勒索的情况，允许商人百姓首告追究治罪。此后崇文门收税，拟请改用三连票根，一纸给商人，一纸存留该衙门，一纸送交户部，以备稽查。如果有上述情弊，一经商人百姓首告，照例追究治罪。

一条规定记载崇文门税课令，本商自行完纳税款。如果货物已到而本商未到，准许店铺代为申报纳税等语。只是往往有几家的货物，该行到达后务必呈递片纸，只写一家字号，容易滋生弊端。此后货物报门，无论几家共用一辆货车，总须各自分开各自单据，不得几家并作一单，仅写一家字号，导致牵混不清。至于各门每日送交税务衙门的底册，也必须将各铺字号一一分写，不准笼统含糊，以杜绝行户影射漏税及差役朦混诬拿等弊端。

一、行次，是加重责成的意思。商贾纳税，必须通过行次，原本是为了事情简易，责任有所归属。然而日久相沿，竟成了作弊的首要原因。平日串通本处书吏，临事贿赂嘱托货家丁，卖放营私，视为惯例。而该衙门所查办的漏税案件，不过是偶尔抓拿一两个贫民，或是背负私酒，或是卖鸡蛋的人，反而显得敦厚朴实，以显示官威。行次的弊端，反而置之不问。因此应当上奏，委派司员随时逐行详细查访，倘若敢仍像以前那样作弊，立即予以严惩，不要稍有轻纵。

一、崇文门抓获漏税客货，该委员过堂审问时并不言明罚银数目，就先行令画押供认罚款。等到画押供认后，委员在原供状内批注罚银多达数百两、数千两，交给坊羁押勒令缴纳，实在不成政体。拟请饬令崇文门监督，此后遇到应罚案件，除按照条例定倍数拟罚外，务必先将应罚银数告知该商人，并在供状内写明，令其心服画押，不得刑逼勒罚。所罚既然有限制，那么商民财力能够呈交，罚款也不至于虚悬无着。每月实际收取罚款若干，分列货物款项、案由、分驻本处税银若干、罚几倍银若干，在税务衙门门口明示，并上报户部，这样既能警戒偷漏，又有稽核。

一、崇文门照例货物纳税放行，不准留难勒索。此后每日各门送到行李货物到税务衙门，无论天色多晚，必须当日完结，不准押送客店，延至次日才完结，违者即将委员监督参劾治处。

一、崇文门监督到任，向来是出示晓谕，严禁官店。至于每日税务衙门上未经完结的行李货物，押送店内，有押送数日之久者；其抓获漏税货车，有押送数十日之久者。没有官店之名，却有官店之实。该店串通差役，借机渔利，商民受累不堪，是历年未除的积弊。此后崇文门附近客店，如果敢容留税务衙门交押的车辆，准许被押之人赴城喊控，即由该城监察御史将委员查明参劾治处，并将该店勒令封闭，店商从严惩处。以上各条，有的参核旧例，有的酌拟新章。总之立法必先防弊，任用事务尤其贵在得人。应请旨饬令崇文门监督，随时督饬委员，认真办理، 实事求是，期望对国家赋税和民生都有裨益。所有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的缘由，谨恭敬上折陈述。

查明梧州关危害商人的实情并厘剔一切弊端的奏疏，光绪十二年。

张之洞

臣张之洞于光绪十年六月承准军机大臣传谕，闰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有人奏称广西梧州关税加费过多，请饬令永远全裁等语；又有人奏称广西积弊太深，亟宜剔除一折，钦此。当时臣张之洞咨会前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据实查明会奏，多次札饬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同查办，都在案。潘鼎新始终没有一字咨覆，布政使、按察使两司覆称：潘鼎新于光绪十年奏明梧州关公费解交省局，很久没有抄录奏折咨会臣秉衡。在按察使任内，因粤事紧急，奉旨驻扎龙州办理后路事宜，随即蒙恩命暂代巡抚印信。又奉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上谕：张耀奏广西被水成灾，拟筹赈灾一折，钦此。经臣秉衡先后提充赈灾款项，一面恭录转行署理广西布政使庆爱、署理按察使沈康保查办。其梧州关一案，经臣等多次委派官员密访，广西委派知府黄宏藻，广东委派直隶州知州陈占鳌，通判徐敦贻，降补知县杨铨，光禄寺盐大使周志端，从九品张祖恩，前后分别密查，并会同委派奏留差遣河南候补道朱寿镛复核确查，会同广西布政使、按察使核议禀复后。现在据覆称：查原奏内称梧州府关税自从咸丰七年后加抽经费，为招集乡保保卫地方起见，凡往来货物在正税银一两外加抽银一两，每年合计约加银四五十万两，均收银而不给票证，肆意侵渔，无从查考。加征过多，请求饬令永远全裁一节。查梧州关加抽经费实在咸丰初年艇匪

译土匪肆意骚扰，前任梧州府知府陈瑞之招募勇丁剿捕，经费无处筹措，于是召集商人商议，按货物抽取捐税以供勇丁费用，竟然出现捐税与正税相等、甚至捐税多于正税的情况。后来贼寇平定，勇丁减少，但经费照旧，商人屡次提出意见，这才将旧额减半，先前设立十二处分局，随后陆续裁撤。光绪六年又将木只分局裁去，或由粤东会馆经费局抽取征收，或由水旱两关附带抽取。

如今经派员改换装束前往，向过往商民分别秘密查访，有的假装商人去关卡纳税，有的暗中搭乘货船观察收费情况，并传唤该局司总梁宝琛等人以及平码馆商董东茂兴、公昌、聚丰、信全昌等，调集水旱两关及各账簿、私簿互相核对，计算该府每年所收经费约白银十万两有余，确实没有三十万至五十万那么多。

该州自遭兵火之后，正税未能足额征收，就用经费来拨补。又因广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道衙门办公经费不足，历年从梧关经费项下拨解公费，这早年出自税余，后来因战事兴起、税收短缺，改为在经费内动用。从前每年是三万两，此外虽有节省筹措的说法，收与不收取决于上司。光绪十年减为二万二千两，裁去的节寿余银用作该府路勇两营及护关扒船的饷费。

只是查历年经费数额，官府征收虽不过十万两有余，但商人所花费的确实不止此数。吏胥、役夫、家丁、地棍、船户浮收吞没都不可避免，虽无档案账册可查，但追查出的书吏分银底账及船户木商充经费底簿，按月核算，总数大致可知。约计每年大概征收白银十七万两，确实是商民的重大负担。

此外还有因头这一弊端，是原奏所未提及的，这是由书吏算船估税引起的。定例规定榷算米、豆、麦各船的方法，以长一丈、宽一丈、深五尺为五因，一因五千斤，五因共作二万五千斤；其他货物从二三因到七八因不等，都有定则。书吏欺骗愚昧商贾，如米本应算七因，现在私下让步算作六因，应纳使费若干，所以叫因头。商人恳求关吏不要报足十成，甘愿在税外私下缴纳规费，名义上是让减一因，实际上已暗增一因。起初商人贪图隐漏，后来关吏沿袭此事多方索取，既损害商人，也侵蚀税收。计算暗加因子每年约白银二万两，私得因头每年约白银五万两，是书巡募丁所得。

译又有外费一项，是书府差人等所得，每年约银六千多两。又有现费一项，是上下水零星货物，如缸瓦、挂碎、爆竹、彩钱、笔竹、木梢等，都是按例不收税的物品，由查船丁所得，每年约银五千两。又有柴火影一项，是无税无费的物品，每柴一束收钱一文，用于该厂日常开支，每年约银一万三千两。合计起来，正税尚属有限，而商人在正税之外所花费的竟达二十多万两，商民怨恨痛苦，实在无法忍受，群蠹横行，人人都想伸手捞取，情弊之深，至此达到极点。

查该厂经书七名，算房七名，官银匠役四十四名，其中正总四名，也称签子手，也称尺手，书吏都是五年一换。经书、算房、银房及正总更换时，各自缴纳充费一千两，上下不等，这条规定最为各种弊端的根源。查梧州一区，既有按例设立的税厂，又有厘金总局，又有经费局，一天之内三次征税，百金货物要缴纳十分之一，实在是病商苛政，而且经费局一项，商民花费达二十多万两，国家并不能用其分文，尤其出乎情理之外，征敛愈重，商贾愈困苦，逃避走漏，勾结影射，更加严重，省西税厘大局将不可问津。

自应将经费一项立即裁免征收，以救济疲困的商人而保障正饷，并将该府所募勇丁两营全部裁撤，以节省靡费，由西省另派防营驻梧稽查弹压，令该府在征收正税时自行竭力稽征，不得借口缺额另图弥补。从前该厂征解税项，是前后递推牵搭，淡旺不均，有时淡季所解极多，有时旺季所解甚少，应改令按照定额计日分摊解缴，以免借口赔累。此后该厂征税都按定则估算，不准浮加一因，其余吏役私收的因头、分费、现费等项一律严除永免，以解除商累，并刊给三联印票，分别存发报查。

其厂书役充规行禁革，只有根蒂不除，弊端决不能断。应将厂书、算房、银房、签子手、尺手等名目年限一并革除，厂中查船、核算、缮写、记簿都改用司事、扦手、尺手，改募丁现无报部额缺，充满年限即可随时另募随时革换，这样可以杜绝贿充婪索之弊。只是向来各项人等仰给此厂者不下数百家，这次裁除太多，如果不酌情筹给饭银，限定一定数额，必然导致另开需索刁难之弊，防不胜防，甚至会包串漏越，转亏正税。拟令按正税之数，每两只许收饭银五分，分给司事、丁役一切人等统在其内，不准多取分毫，也不准别立名目。

查梧州厘局向有商捐三江缉捕薄一项及盐包小厘一项，用于养护商扒船，每两五分，每年约银一万两千两，现经臣秉衡饬令将此项缉捕委员勇役扒船行裁撤，改派水师扒船获缉捕，盐包捐项行免交，计以此项抵充税厂饭银之处，每年商民还可少纳银七千多两。此外货船一只，有红单银一钱，有挂号钱，上水一百文，下水二百文，有收旗钱二十文，都是散役差艇所得，为数甚微，应准许均仍其旧。

又查上项所开柴火影一项，销路甚广，取之甚微，积之巨，无税无费，尚不致成为商民之累，此项一万三千两即遵旨提取充作公用。查西省乡闱经费例销只一千九百多两，不敷甚巨，向来是由各州县派捐银一万四千多两，其余由外筹补，各属贫瘠苦难支撑，应即于此项内按年提取银七千两解存司库，备支科场经费，以后各州县应摊的闱费立案永远免派。

至于旧日院司道公费二万两千两，原是办公之需，臣秉衡及司道等都未曾提取作私用，只是现在既然停止抽取经费，不宜累及该府，只有极力撙节，拟裁减一万六千两，即把柴火影余下的六千两，分季解交后局，分充抚、藩、臬、盐道各衙门办公之需，并将此次裁减定下的各项数目榜示该厂十里内外，并勒石于水陆通衢，人人共见，永远遵行。

计税费均按例定因法征收，一项裁减约二万两，经费一项官私共裁除约十七万两，因头一项裁除约五千两，外费、现费两项裁除约一万两千两，缉捕捐、盐包小厘两项限抵充饭银外，裁减约一千多两，通共计算，此后商贾过梧关者，每年约可省银二十五万两。若有浮收勒索，超出定章之外者，被人告发或经查出，严格参办，并严禁梧州府永远不准馈送上司节日寿礼，如有私送私收者，与受者一律参处。

又原参内称，广西藩司衙门有吏二房，向来是广东肇庆府黄姓充当，而作弊只有吏一房尤甚，盘踞日久，看缺分之肥瘠，索取规费一节。查广正佐各缺原有详定轮委、酌委章前藩司张梦元谨小慎微，在

译外出时，必定详细核查轮委、超委的各项名册，依照规章办理。现任藩司庆爱严格遵循既定章程，偶尔遇到人与地不相宜的情况，改为酌情委派，随时禀报由臣秉衡斟酌决定，然后才悬挂牌示详加委派，传召各员当面发放委任札文，不经过书吏之手，官场中没有闲言碎语，似乎没有拖延搁置、勒索规费的弊端。至于补缺本来有定例，无论是酌情补授还是轮候补授的缺额，都详细由臣秉衡悉心核定，分别上奏办理。另外，官员缴验凭证按规定应在到任后扣除明确的行程期限，是否有超期具结列批送交藩司，按季度汇总缴纳，其间有声明错误被驳查更正，导致延误，也是常有的事，并没有半年后才缴验凭证的情况。藩署吏一房的书吏，前任藩司张梦元到任时查阅卯册，发现姓黄的居多，且籍贯多为肇庆，已经分别更换。吏二房的书吏查无姓黄之人。署理藩司庆爱随时访查各房书吏，尚无弊端，对于承充期满的予以撤换，一有弊端立即革职查究。又原奏中提到，广西厘金各卡自桂林顺流而下，省会上下关两卡，阳朔县城一卡，平乐府一卡，昭平县城一卡，梧州府三卡，自梧州府溯流而上则有藤县一卡，蒙江一卡，平南县白马塘一卡，大乌墟一卡，桂平县大隍江墟一卡，浔州府两卡，又自浔州府分南北两河溯流而上，南河有横州南乡墟一卡，永县城一卡，南宁府三卡，宣化县三江口一卡，右江平马墟一卡，百色城一卡，北河有武宣县属浊水河一卡，柳州府两卡，融县长安墟一卡，古宜墟一 card，庆远府怀远镇一卡，都是大河船只经常经过的地方，其余穷乡僻壤私自设立的卡口尚难尽数知晓。各卡有督办、帮办、委员司事、尺手丁，除耗费侵吞外，上报解缴的不过十中一二，盘剥商民，应在府城旧设的厘卡中酌情裁并，其他卡口除选择重要的酌情保留一二处外，其余予以删汰。查广西地瘠山多，舟船可通之处才有商贾聚集，因此开设厘卡都在滨河口岸，而四境多与云南、贵州、广东、湖南等省交界，支流岔出，没有扼要总口可以归并抽厘，不得不在桂平、梧州、浔州、南宁、百色、柳州、庆远等府属沿河市镇设立正反各卡，有的负责抽收，有的负责查设。卡的数量虽然似乎较多，实际上是杜绝绕道漏税，并非层层重复征税。西省厘金章程，凡是商民囤货发行时抽一次落地厘金，贩运货物由邻省入境则抽一次入境厘金，由本省运往邻省者抽一次出境厘金，无论落地、入境、出境，都只抽收一次，经过各卡凭票放行不重复抽收。办理多年，历来相安无事。水陆设卡之外，陆路只有泗城府属甸卡一处稽查从云南绕道进入广东的货物，其余僻远地区实在没有一卡。历来设卡的地方，必须先详细由抚臣批示，大张告示晓谕，才没有抗拒违抗，更不能任意私设。所到各卡有督办、帮办、委员司等名目，则是根据厘金事务的繁简分别酌情派遣，其应支薪水等费用向来有定章，不能任听虚耗。历经查察整饬，将行为卑陋、声名平常的试用县丞蒋锡熊、吴桂森，从九尹鋆，典史葛森、徐溥，通判程铣先后参劾革职，并将开报含混的通判陶用中、加平渔利的司事丁忧湖北检孙新原（即孙仲）参劾革职究办在案。近年厘金数额每年总在六七十万之间，广西是贫瘠省份，货物少商贾稀，抽收数额尚不短缺，似乎没有侵蚀的弊端。如果报解不过十之一二，那么每年收入应在四五十万，从哪里有如此巨款？所议裁汰厘金卡口一节，查前次给事中刘曾、戈靖先后上奏请求查办，均经彻底查核，凡是可以裁撤的卡口已钦遵谕旨裁去二十多处，无可再裁。经前任抚臣覆奏有案，臣等也知道抽厘是不得已之举，如果能随时裁撤以体恤商艰，原本属于善政，无奈边防紧急，军饷需求紧迫，广西别无其他可筹之款，惟有仍请循旧办理，严饬承办各官倍加谨慎，力杜烦扰，容待时务逐渐缓和，再行体察情形，酌议裁并。

译又原奏内称：州县案件积压过多，等待对质的人被监押，书吏差役私自拷打，停止供给粥饭，必定勒索满足后才罢休。炎热酷暑熏蒸，狱卒又不打扫，监狱中因饥饿、拷打、瘟疫而死的人接连不断。主管官员规定按月报告限期，各州县大多敷衍回复，此时案件仍然拖延不办。这一节经查，各州县办理一切案件，先前已任命的巡抚张树声依照直隶清理诉讼的章程，将积案、监禁、管押、逃犯四种情况分别管理收押。除在四柱账册中按月上报，专门委派官员将各属地的月册逐案详细审核，随时督促审讯结案，分别评定功过。自理词讼一案，原告、被告、证人，或证人至二三人即止，令头门外悬挂粉牌，将在押人姓名、案由、月日及有无刑具逐一记载。倘有私押私刑，准许该家属喊冤，并由省里随时委派官员秘密查访。如未悬挂粉牌及开报不符者予以惩处。臣秉衡出身于州县，在体恤百姓这一方面，时常兢兢业业以此为念。前在按察使任内，深恐各州县有名无实，又经通查各属地未结的各案，应办理的依限详细办理，应释放的取保释放。各州县陆续禀报遵行，虽然才能长短不一，尚不至于拖延搁置不办。那等待对质的人分别取保等候审讯，并非进行羁押，并严令各州县清查监狱，不让狱卒勒索凌虐，曾经委派官员秘密查访分别惩处警戒，尚无十分荒谬的情弊。至于署理按察使沈康保到任后，仍然不严格查催。只是州县断不能人人勤勉明察，差役更不能忘记欺诈伪善，只有随时秘密查访，随事重惩。有被控告及查出者，决不宽贷，或许可以使监狱减少、百姓安宁。这又非章程文书所能奏效的。据该司道等先后查明议拟分别禀报前来。臣等复查此次责令查访的各节，以梧州经费最为紧要。此事先前曾经言官论及，此次奉发的片折都论及此事，其为害商民也可想而知。此次臣之洞委派官员往查，书吏等许以重贿，加以恐吓，该官员坚拒不听，因而造谣中伤陷害，希冀撤回。臣等察知其狡诈阴谋，不为所动。那么积弊之深，撤回查访之难，更可概见。现经裁撤经费局革除厂书签手，减裁公费，禁止节庆寿礼，改章之案。勒石永远遵守，应当对体恤商贾、保障饷银均有裨益。丁忧的梧州府知府梁俊，未能禁止书吏差役多取，危害商贾，屡次责令查访，仍不执行，据实明查，禁止节庆费用充公，罪责无可推辞。只是经费局历经沿袭，弊端积重已久，不便专责一人，导致偏枯，且该府平日居官尚能办事，似乎可以量予从宽。相应请旨，将梁俊降补为同知，以示薄惩。其严禁藩署书吏盘踎把持，以及整顿厘务、清理诉讼监狱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至于光绪十年梧关解存的公费，臣秉衡与西藩、臬两司、盐道俱系存局存公，并未移作私。臣秉衡上年先已奏明，提取作为赈抚水灾之用，在案。十一年臣秉衡等的公费，也已遵旨提解。再此件因臣等委派六名官员秘密查访，始得查核详实，且须察度情形，会商定章，所以覆奏较迟，合并声明。

论税则

阙名

问：古《周礼》规定，国家遭遇凶荒疫病则不征收关门之税，这大概是免除关税，乃是凶年的政令。而孟子说：“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又说：“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暴乱，现在设立关卡是为了施行暴政。”《管子》说：“在关卡征税的不在市场征税，在市场征税的不在关卡征税。”又《小匡》篇说：“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由此说来，孟子与《周礼》制度不相符，而《管子》也说法不同。敢问关卡市场的征税与王道政治相合吗？答：从国家用度来说，则适宜征收；从王道政治来说，则不相合。为什么呢？从前先王担忧国家用度没有来源，于是实行什一之税，免除关卡市场的征税，并非苛刻于农民而厚待商贾，实在是因为商贾所缴纳的税，就是民间买物的资金，国家征收其一，商人收取其二，百姓已经受困了。农民所种植的产物，也必定交易而后流通，那么农民也是商人。同一物品，在农民那里已征收，在商人那里又征税，那么一物而受征者多次了。所以圣王废除它。

问：从前汉高祖治理天下时，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骑马，加重租税以困辱他们。到了文帝之时，晁错上言：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现在若如此法，那么兼并者无所惩罚，而追逐末业者无所止息。

答：理财必须察其关键所在，治病者必须悉知施治的根本。汉高祖抑制商人而商人富，重视农民而百姓反而流亡，理财者知道首要任务了。商人非他，即代农民运送货物之人也。《管子》有言：“国家富裕而边鄙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甚的。”市场者，劝也，劝者所以兴起根本。那根本者何？农业是也。现在若重困商人，商人锱铢必较以求盈满，必不甘为国家所困，那么必定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求盈满，至于绝远之

译从前，又一定要等待好价钱才肯出售。那些与王侯权贵交往的人，在方圆千里之内都从货物中获取利润，于是同一件货物价格增加了好几倍，那么百姓使用它的就少了。使用的人少而贩卖的人更加稀少，那么商人就一定会囤积居奇，导致农民的出产因此停滞，这是商人承受了重税，而遭受困苦的却是农民。所以圣明的君王废除了这种制度。

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理财没有超过西方的，而西方却重视关税，有直接抽取百分之六十的，他们的国家未曾因此贫困，而百姓反而因此富裕，这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西方所重征的是进口税，他们所取的是商人获利后带回来的资金，他们所困的是外国土产的货物，而商人仍然必须从购买货物的本国百姓那里收回成本，那么所征收的，仍然是本国的财富罢了。商人既然缴纳了进口的重税，就一定会运输没有税的货物来弥补亏损。名义上是缴纳进口税，实际上已经连同出口税一起征收了。所以总计全国，虽然出口货物多，而进口货物常常少，然而物价已经因此昂贵。贫民谋生不易，他们所依赖的，只是轮船铁路来快捷他们的路途，银币得以快速周转而已。所以近来新开的口岸，如英国的新加坡、香港，各国所占的非洲中部，俄罗斯的白东，一名巴通，在黑海东部，乃是俄罗斯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土耳其得到的地方，都定为无税口岸。现在中国轮船铁路尚未畅通流行，那么商民所受的困苦就可以知道了。还幸而海禁已经开放，土产货物得以向外输出，而稍微补偿他们的困苦，然而流落海外的人已经不少了。”

译有人问：汉武帝起初实行算缗税，而酒泉地区没有听说征收榷税；王莽征及方技之税，而胡商不隶属于五均官。征引管子所说的话，结合《周礼》的学说，那么就是国内有关征，而外人不纳税了。如今泰西各国反而征收外来之货的税，以保护本国百姓，这种说法有依据吗？回答说：这种说法不对。国家有外来之货，一定是本国物产有不足，否则就是工艺不精良，调剂盈亏，于是就有了仰赖外人的事情。三代盛世时，蛮夷的文教都不如中原，所以土产匮乏而仰赖中华。后来君王德行衰微，稍微听任他们去留，但依然开通关市，以示招徕；一旦有不顺从的，就常常闭关以断绝往来。等到他们顺从而通商，那么彼国的财富常常流入中国之手，即使完全免除关市之税，也足以使国家富裕。汉武帝经营西南，开通西域，议论的人常说这是疲敝中国以侍奉四夷，却不知道在平准、均输的困顿中所获得的补偿，其利益常常是十倍百倍于此。目光短浅的儒生，不可以谈论古事，这就是这类情况。况且货物的销售与否，取决于人们用不用；如果不用，即使悬挂靶子来招引，也不会到来。如果喜欢，即使增加百倍的税，百姓也甘愿缴纳外财。国家设立严厉禁令来诛杀他们，弱者陷入死刑，强者聚集为盗，手持兵器与官吏作对，更严重的则勾结外夷而引发大狱、兵祸。鸦片在印度，每年收入九亿镑，出口很重，而其货物专门卖给中国，这是缴纳印度税款的，是华民。这是以前的华民，只缴纳一国的税；如今的华民，同时承受两国的征敛。国家不需要鸦片，那么印度的税款就会减少，而英国就会坐困。而议论的人认为突然失去这极大的入口税，国家利益必定支撑不住，不知道这不是失去印度的税，恰恰是免除我们百姓的税而使他们复苏。我们百姓既已复苏，却说没有其他良策来抵补这项税款，我不相信。然而数十年来，议论终究没有决断，即使英国人设立禁烟会，也无可奈何？难道上天将要毒害这四万万生民而没有尽头吗？唉！太残酷了！茶叶这一物品，英国每年收入四百五十万镑，中国每年收入仅二百余万两，出口轻了，而每年运出的数量反而减少。观察鸦片、茶叶之间，就知道保护本国产业的名目不可信了。从前英国人实行保护本国产业法，凡是同一物品想要卖给其他国家，必定设法使其便宜；想要购买其他国家的物品，必定设法使其昂贵。积累在百姓身上，而本国土产，不能出口，其他国家的货物无从输入，富人长久富裕，而穷人长久贫穷，于是亚当·斯密提出富国策，以警示他们。说民间食用，国家故意重征其税，使其昂贵，而称之为保护本国产业，这真是愚昧中之愚昧。这种言论一出，跟风继起，庇特为相，终于实行了他的方法，于是大改税章，凡是民间仰赖外来之货，一概不征税。于是初年，平均计算工人每年食用需纳税英金十一镑，到了末年，仅存烟酒茶叶四千四百五十万镑。以茶叶税四百五十万折算，每年每人仅纳三先令。议论的人说工人能连烟酒茶叶都不吃，那么国家并没有征税的借口，而国家更加富裕。日本起初有棉花入口的禁令，近来解除，苛刻轻征税资，而纺织业大盛，比肩英伦。前此数年，并有向议院条陈，完全免除棉花之税的，那么保护本国产业的说法，已经不能行于外国。不及百年，必定有完全免除关税的条约，否则也如邮政之例，设立万国通商会，只抽取印花之费而不抽取货资。凡有印花者，无论行至何国，一概不纳税。其货物如鸦片等类，则仿照禁止黑奴之例，各国不许种植，那么永远没有关税的阻碍，而环球人种俨然一家，界限全都忘记，进而达到大同之治。如今中国见外来之货日多，而不知道精求土产以相敌，却想要重加洋税，另外筹设落地税，巧设铺捐，以为外货价重则土产自销，却不知道远人果真能止步，则是自绝生机，这就像在溪流中划船，而自认为快乐如同江海一样。如果这样重征而货物依然到来，而且逐年增加，那么其税必定不是彼国所纳，而是巧取于我们百姓的，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很愿意合古今中外而通较之。

问：万国通商，如今尚未实行，而士搭提师报关税从同的议论，也仅存空说。《万国公报》丙申六月记载士提搭师报说：“英国的属地遍布天下，寻求其固结不解的方法，一在于关税的从同。因此即以这个为题目，征询议论，悬赏英金一千，竭你以为奖赏。收卷齐备，请议院二大臣公评甲乙。如今已选定二卷，各奖五百。”竭你如今英人逼售鸦片，每年卷走中土之财数千万，以供养印度之民，而中土丝茶两项，又不足以抵挡。杨楷发愤为辞，常想联合俄国以夺取印度。钱念劬重于发难，又说应当不禁止鸦片。鸦片本来无须仰赖外人，即使加重税，也不过像英国人重抽茶叶烟酒一样。杨钱二说哪个更好？回答说：“英国人逼我卖鸦片，是想灭绝我种类的阴谋。中国如果自种，是自相残害而歧视其……”

译百姓啊。如果一定要加重税收法令，那么权力就不在我手中了。如果顺从他们，那就是让我们的百姓花高价购买英国人的毒药罢了。」况且我曾听说英国人经营鸦片的情况，资本来自民间，而官府征收货物，并扣除税款，经过官府制造，然后拍卖输入中国。马建忠曾经出使印度考察这件事，章程的细节，几乎达到上千条，监理的机构，多达数百处，请求还没有得到头绪，而统购的提议因此就停止了。况且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大抵都免除关税，而完全垄断山林湖泽的利益，只看到给予的道理，看不到掠夺的形式。管仲曾经用这种方法治理齐国，汉朝兴起以来，园林不归县官管辖，诸侯封君各自私自供养，而杨可告缗令天下都受影响。虽然其后上林苑设置了果丞，稍微模仿周代的制度，征收园林的税，然而其利益都笼络在中国内部，未能输送到国外，去暗中向别国的百姓征税。自从唐德宗以来，才开始从茶利中获利，其后回纥入朝开始驱马换茶，于是稍微获取外国人的财产来增加中原的利益了。宋朝兴起后茶法更加完备，大抵是向京城缴纳钱款，在茶务部门领取茶叶，茶农交纳先接受官方的钱，百姓运输，又可以用茶抵税，商贾转运到西北，以致分散给夷狄，其利益特别丰厚。其后西北用兵军饷缺乏，招募人输入刍粟用茶来偿还，于是行商的人大多急于出售换钱，茶法才开始败坏。天圣年间以后，就不再提供本钱，只缴纳茶的利息。嘉佑年间就完全罢免茶户，只实行关卡征税。然而熙宁年间，还有茶马互市，因为茶益不好马就不来，茶马互市就废除了。然而考察元丰年间，宋用臣提举河岸，创修水磨坊。凡是在京城的茶户，擅自磨制末茶有禁令，都要到官府请买；而茶铺用米豆杂物拌和有惩罚。这就是当时茶法最严格，不像现在的制度。获利丰厚，不依靠散商。现在想要禁止鸦片却做不到，不如恢复榷茶的法令，完全将利益笼络在官府手中。精选名种，购买机器。凡是茶农种植茶叶，先领取官方的本钱，出产的茶叶全部卖给官府，官府进行制造，让商人请领引票，在内地销售，官府自己经营运输。远方的人制造不精以及拌和杂料的，按照宋朝的制度惩罚他们。英国人将鸦片输入中国，暗中向我们的百姓征税；我们也每年输出中国茶叶，暗中向那个国家的百姓征税。两者出入相当，那么英国人一定会自己寻求禁止鸦片。中国茶叶兴盛了，那么印度茶叶也必然与之竞争。种植鸦片的土地变成茶园，种植鸦片的百姓化为茶农，而禁止鸦片的议论从此就兴起了。不然，虽然请求禁止，终究会以先请求自己禁止为借口，没有益处。

译论加税

如今谈论洋务的人，不是主张联合俄国抵制英国，就是主张联合英国抵制俄国。中日甲午战争时，英国人袖手旁观，而俄国仗义执言，归还我辽东半岛，这就是前一种说法的由来。那些在中国做官的英国人、在中国经商的英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英国人，天天发表议论，天天著书立说，加上那些英文报纸翻译成中文的内容，他们的言论都说：“天下仁义的国家，没有比英国更好的。亲近中国、爱护中国、想要保全中国的，没有比英国更好的。”中国人听惯了这些话就轻易相信，认为他们确实亲近我们、爱护我们、想要保全我们，这就是后一种说法的由来。

当初商议国家财政困窘，于是以上述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在派遣使节到各国修好之外，同时商议增加税则一事，将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十。这个提议如果实行，每年收入可以增加一千多万两。议论的人认为欧洲各国与我们贸易关系和睦，从我们这里获得的利益也已经很多，他们顾全商务的心思也很重，未必会在这种小事上不肯让步。结果，请求俄国，俄国答应了；请求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法国也答应了。先前议论的人以为事情即将成功，却不料沙侯的一句话阻碍了整个议案。

当俄国答应时，并不是因为爱护我们。中国的商务，俄国只占二百分之一，而它所承认的中国一千六百万磅的国债，是以关税作为抵押的，它希望中国税收增多，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当德国和法国答应时，也不是因为爱护我们。他们本来清楚地知道英国人不会答应我们，那么他们何乐而不借此向我们施恩，从而索取其他方面的权利呢？

英国不答应我们，也不必立刻向我们显示没有希望。外部声称权力在商会，商会则声称权力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们没有其他权力、没有其他言论来与他们相抗衡，所以税不加固然是有害的，税能增加，也未见得有利。为什么呢？他们以一千多万两的恩惠示好于我们，而我们难道没有回报吗？由此来谈论他们亲近我们、爱护我们、想要保全我们，又怎么样呢？

我听说国际法学家说：“凡是世界之内，被称为国家的，无论强大还是弱小，自主还是藩属，无不拥有自行制定税则的权利。征收还是免除，增加还是减少，都由本国议定，其他国家遵照执行。其他国家如果苦于所加的税过重，只能命令商人不运输、不销售，而不能阻止别国不增加税收；只能加倍征收我国运往他们国家入口货物的税来苦害我们，而不能因为我国加税就用武力相见，这是地球万国共同的原则。所以条约与税则，两者互不包容。条约是两国的公权；税则是一国的私权。中国通商之初，情形不熟，英国人阴谋欺骗我们，盛气凌人地命令我们，将税则载入条约，于是私权变成了公权，自主变成了无主，以至于有今天的事情。他们亲近我们、爱护我们、想要保全我们，又怎么样了呢？

又听说日本在通商之初，情形不熟与我们相同，被欺骗、被误导将税则载入条约，也与我们相同。而近年与各国换约，税则自由，与其他国家没有不同。而我们今天，对于小国所能拥有的利权，我们却低三下四地向人请求，却得不到。别人哪里是对日本厚而对中国薄呢？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不致力于自立，而想要依靠他人来巩固，这就叫做自求祸患。所以对于主张联合俄国抵制英国的人，我要与他们辩论；对于主张联合英国抵制俄国的人，我也要与他们辩论；至于印度……

洋货加税免厘议

薛福成

我查考洋货加税免厘这一件事，我在己卯年夏天所拟的《筹洋刍议》中有四篇关于利权的文章论述得很详细。现在总理衙门与威妥玛使节订立了值百抽十的税则，而议论的人果然认为不方便，其中的得失利弊，各海关局必定会详细陈述。至于这件事关系特别重大，而其道理显而易见，请让我再陈述大概：

考察光绪六年各关贸易总册，进口正税共征收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洋货半税共征收银二十六万余两。而光绪五六年间户部账册上报各省每年征收的百货厘金，将近一千二百万两。即使洋货的厘金仍占三分之一，也应当得到四百万两。现在如果加税免厘，那么半税也在免除的例子里，这样每年应当少收厘金及半税银四百二十八万余两，而多出洋税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用那个换这个，总计每年亏折银一百八十八万两，这还不包括落地税和坐贾税等。这是非常明显易懂的。

如果饷源偏重于洋关，动不动就被外人牵制，扰乱我们的自主权，这是弊端一；各省缺少补充的资金，外权逐渐转移到户部，而边疆事务更加难以处理，这是弊端二；一旦有兵荒大事，没有办法应对紧急情况，这是弊端三；土货冒充洋货以逃避捐税，而各关卡的稽查不容易，那么土货的厘金也必定大大减少，这是弊端四；厘金减半，而各关卡仍然不能裁减，所需的经费必定全部从土货中取足，这是想要畅销洋货而使土货独自受害，与海外轻出口税重进口税的意思正好相反，这是弊端五。这五种弊端，

译这都是为了天下大局着想，而不是仅仅为了某一地区、某一时刻或某一件事考虑。况且将二百三十多万两的洋税分散到各个海关，看起来并不多，对于原定各地协饷的拨付，固然不能多解送丝毫。如果各省征收的厘金，是淮军月饷和北洋海防经费所依赖的大宗，如今突然缺失这四百万两的巨额收入，各省停减协饷就有借口可持，恐怕每年少解送的淮军军饷必定在四五十万两以上，少解送的北洋经费必定在三四十万两以上。这样看来，洋货免除厘金的危害，对淮军和北洋的影响尤为严重。淮军和北洋遭受损害，也就是天下大局遭受损害。虽然如此，这项提议，中外大臣商议了数年，彼此互相让步，税额有增有减，才确定了这个数额，现在如果再次更改这个数额，那是不行的。如果突然想要驳斥并废除，那么我们反而落得失信的名声，各国使臣必定不会同意。因此，不如采用牵制的手段，使他们没有借口来为难我们，自然不得不放弃这个提议。牵制的方法，有三点：第一，在订立条约时声明，试办一两年后，如果对中国军饷造成重大亏损，就应当恢复旧章，或者再商议增加税额。这样即使中国遭受损害，也不过是一两年，总比条约一定而后悔莫及要好。第二，进口税值百抽十，在地球各国税额中尚属最轻。此次订立条约也必须声明，每逢修约之时，只允许中国商议增加，不准洋商要求减少。万一中国遇到重大事件，仍然可以仿照外国捐饷的先例，对洋货酌情抽捐。这样洋货必定很不愿意，但按照国际公法，衡量事理情势，我们理直气壮。第三，各关卡虽然不能抽取洋货的厘金，但不能不防止土货冒充洋货、夹带土货的弊端，应当订立章程，严密稽查。洋货每经过一个关卡，必须查验洋货的验票，加盖戳记并给单后，才予放行。这样洋商以稽留为苦，也必定不愿意。但我们自己设立防弊之法，他们也不能阻止。综合这三种说法，与他们反复磋商，坚持不变。他们如果能顺从我们，那么对于前面所说的五种弊端，还可以起到补救的作用。他们如果不顺从我们，也可以互相抵制，必定因为意见不合而最终搁置这项提议，这就是以不拒绝来拒绝他们。我们没有废弃前议的名声，而他们不能不进入我们的掌控范围。福成因为中国贫富强弱的契机，在此一举，所以敢效法自己浅陋的愚见，是否得当？恭敬地希望我们……

译利权一

薛福成

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从百姓那里征收财物来制定国家用度，也就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治理民事，这是古今不变的普遍道理。孟子论述向百姓征税的方法，以十分取一为标准，认为比这轻或比这重，都不是尧舜之道，必须这样然后财用才能充足。财用充足那么事务就能治理，事务治理那么百姓就能安定。后世疆域日益广阔，道路转运有费用，官吏征调有费用，往往征收得很轻，但百姓所供给的已经达到数倍。土地的肥沃与贫瘠，百姓的勤勉与懒惰，千差万别，因此向百姓征税的制度，不得不力求节俭，以体恤百姓的艰难。我朝继承明代加赋之后，全部废除一切无名的赋税额度，深厚的恩泽与仁爱，自古未有。总计一年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只有江浙肥沃之地接近十分取一，此外从内地推向边省，再推向荒远隔绝的地区，有几十取一的，有几百取一的，甚至有耗费巨大却一点也不征收的。地广民贫，不得不轻赋以示安抚，沿袭很久了。然而应当治理的事务，应当设立的防备，或许比内地更多，又不能因为征收的微薄而置之不理。所以合计天下的地丁正赋约两千多万两，仅够供给绿营军饷之用，而其余支出繁多收入有限，即使没有偏灾和大工程，仍然忙碌不安。等到稍微遇到事变，不得已而商议开设捐例，商议减少俸禄和津贴，商议命令州县摊派捐款，各自所得很少，而其弊端不可胜数。所节省的很少，而其耗费不可胜言。从前粤地叛乱兴起，一时名臣谋士创立权宜的货物抽厘之法，实在是因为有寇贼不得不招募军队，有军队不得不筹措军饷，这是自然的趋势。明朝末年，军饷都出自加赋，一丝一粟必定向耕种的农民索取，农民谋求食物艰难，稍微夺去他们从事畜牧的资金，也已经流亡失业，所以流寇更加猖獗，以至于事情不可收拾。至于厘金，全部向商人征收，商人有剩余资金来经营贸易，没有不自顾身家的，而且所抽的厘金仍然加在所售货物的价格上，那么对商人并没有损失，而其利益实际上取自众人，所以积少成多而百姓没有大的怨恨。各省厘金最兴盛的时候，总计岁收不少于两千万两，现在也有一千四百五万两。之所以能剿除群寇，成就中兴大业，就是这个原因。明朝的贻误与现在的成功，其得失比较明显，清楚了。近来军事逐渐平定，而管理厘务的人或许失去了初衷，不免有损害百姓的事情。于是议论时务的人，无不扼腕击掌，想要废除厘金。而洋人也于是坚持“洋货免厘”的说法，来紧随其后。如果厘金确实不利于百姓，等中国财用充足，慢慢图谋裁减也可以。外人干扰我国的自主权，不可以。中国整顿厘金的弊端，严格杜绝中饱私囊，使商民安居乐业也可以。给予洋人垄断的权力，不可以。为什么呢？洋货既然免厘，必然很快波及土货。洋商运输货物免厘，必然更加包庇华商货物。厘金的利益，难道不全失了吗？况且现在军事虽然平定，而各路防营尚不可撤除；各省田赋尚未恢复额度；一切城墙、官署、仓库、监狱善后的工程，尚未完工修复。无不依赖厘金作为补充。如果去掉它，那么拘挛贫弱，百务俱废。将来他们趁我国无备，要求减少洋税，将如何应对呢？而且华商因为躲避厘金的原因，竞相购买税单，而洋税因此稍微兴旺。厘金既去，那么洋税必然多有偷漏。这是洋税随着厘金而减少的，又是自然的趋势。《万国公法》有这样的话：“凡是想要扩大其贸易，增加其年税，或者导致他国难以自立自主，他国拥有同样权利者，可以遏制以自保。”又说：“如果在他国主权下征税，对人民内治有所妨碍，则不实行。”现在各国顺从商人无厌的请求，想要对中国有所防备，其理之曲直，不待言而自明了。

利权二

薛福成

凡是两国交涉的事情，条约所涉及的，依照条约执行；条约未涉及的，根据道理判断。中外各国之所以友谊长存而不败坏，就是如此。按照旧约，各国设立税则后，就允许中国商人运输天下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只能按照估价则例，每两加税不得超过若干分。这个条约订立于道光二十二年，当时海内无事，田赋足额，还没有厘金的名目，当事者又不知道中国税额较之地球各国轻至四五倍、七八倍，所以与洋人订立条约如此罢了。后来天下多事，军饷无处筹措，才开始创立抽厘之法。西方国家的通例，量出为入，一年中有额外用度，就在各项中加派，或者有兵事，也由众商捐集巨饷，大概与中国抽厘名异实同，而与定例的商税不相涉。中国有自主权，军饷在中国筹措，不是各国所能干预的。创办厘捐之初，洋商的货物也在各子口抽税，都没有异议。等到咸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通商章程，才议定洋货、土货，如果愿意一次纳税，免除各子口征收的纷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发给半税单，作为其他子口不再另征的凭证。

译那些不领取税单的洋商，仍然应当逢关纳税，过卡缴纳厘金，这已经是格外通融的办法，对洋商的体恤已经无微不至了。那些洋商用子口半税来抵免内地的厘捐，他们的获利远远超过华商。然而商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往年滇案尚未了结，英国威妥玛公使又迎合奸商的请求，借端要挟，所求极为贪婪，相持日久，才订立台约，约定在租界内不抽取洋货的厘金。又规定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都可以申请领取半税单，这又是格外通融的办法，用来优待洋商、纵容洋货，已经到了极点，无以复加了。听说各国议院对于中国的厘金一事，本来并不认为不对。戊寅年八月的报纸上，英国大臣因为烟台条约没有立即核准，并且担心中国指责他们食言，威妥玛公使徘徊观望，他的道理既然不足，气势自然衰弱。他的本意不过是等待德国、法国等国修约之后，坐享其成，他或许从中挑拨，或许暗中主谋，都难以预料。然而各国所依据来争辩的，是旧约的说法。我曾仔细推敲旧约的意思，当时既然并没有厘卡，那么内地只有常关罢了。常关的税额比洋关轻，所谓“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比如江海关纳税后又经过苏关，浙海关纳税后又经过杭关，都不再按照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罢了。然而该关的税仍然应当缴纳，所以后来议定不领取税单的，有逢关纳税的规定，而各商无不遵守。至于厘卡收捐，是专门为了筹集军饷而设立的，名叫“捐”，那就不是税可知；名叫“卡”，那就不是关可知。这两者既然不能混淆，那么条约本来就没有不得抽取厘金的条文，那些西方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况且查考同治元、二年间，上海洋商屡次请求领事阻止在租界抽取厘金，英国卜鲁斯公使批札驳斥，法国、美国公使的意见也相同。乙亥年七月《新闻纸录》《字林新报》上有同治二年英使批上海英领事禀文，以及美国外务大臣回复英公使的话，都说租界应当由华官抽取华商的捐税。租界尚且如此，拿这个来推论租界之外，他们应当无话可说。洋人的货物一旦落入华人的手中，任凭华人保留或出售，使用或不使用，洋人不得过问，那么华人出于名义所在，自愿捐献公家的军饷，也是理所当然的。西方各国无物不征税，无人无事不征税，比如商人既在合伙时征税，又在货物出入时征税，又在发收银钱时征税，又在合伙时征税，又在每年赢利时征税，其征收的繁杂程度，十倍于中国。假如中国想要减少税项，以便华货畅通无阻，他们会答应吗？拿这个来推论，他们应当无话可说。洋人的说法，动不动就说因为厘金的缘故导致洋货阻滞不行。考察近年进口的洋货，每年价值达到八千万两以上，与十多年前相比，几乎超过一倍，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兴盛了，却还说贸易不畅，这是欺骗谁呢？拿这个来推论，他们又应当无话可说。总之，洋商对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就习以为常而忘记了，对于未得到的利益就变幻百出地谋求，满足他们无穷的欲望，即使完全免除商税，他们仍然不满足。众商每天聒噪于领事，领事每天唆使公使，公使并非不知道事情难以实行，只是肆意恫吓来试探。中国如果侥幸答应，可以博取名誉、施予恩惠；万一中国坚决不答应，他们也有借口来向众商交代。那么应对的方法，在于洞察他们的实情，始终不被他们所动摇罢了。

译利权三

薛福成

近来曾听西方持公正意见的人说：“洋商请求免除厘金，并非敢干预中国的政事，只是因为中国厘卡林立，征收数额各不相同，运货的人无法预先确定成本，担心遭受较大亏损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增加洋税以换取免除厘金的说法就说得通了。过去德国尚未统一时，小国遍布，关税繁杂苛刻，各种货物不能流通；自从普鲁士称霸后，才开始召集各邦商议设立统一关税，进口货物只征收一次税，税率也比以前加重，按照各邦领土的大小，按月平均分配。近来德国宰相俾斯麦，又在其国内主张增加进口税。如今裁撤厘金的议论，德国公使巴兰德颇为支持。如果知道中国必定不会答应，他或许会提出统一关税的建议。然而中国的形势与德国不同，中国国土面积以平方里计算，比德国多出将近二十倍，各省各口岸所设的厘卡，都有不可延缓的用途，等待用来支应开销。现在洋关加税，中国绝对不够用，加税太多，洋人又不一定愿意，那么只有坚持旧章与他们辩驳而已。况且中国所需要的物品，只有这么多，即使去掉厘金，贫民因此也不必多用洋货，那些贩运在几百里以内的货物，征收的厘金本来就很微薄，即使道路遥远，缴纳的厘金较多，获利也较厚，这些数额往往加在售价之中，而华人也不会因此少用洋货。由此可见，厘金对洋商并没有损害。中国保护商旅，陆路有防勇，水路有水师，都依靠厘金来供给巨额军饷，去掉厘金必定要裁撤水陆各营，盗贼兴起，靠什么来镇压？洋货土货都将受阻无法通行。由此可见，厘金对洋商大有益处。像那样没有损害，像这样有益处。然而巴使沿袭威使的余绪起来争辩，他说天下强国，德国还超出英国之上，所以凡是英国在中国不能做到的事，想要竞争而得到，以显示豪举。但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巴使对于条约的原委，厘金的关键实质并未深入研究，只是受威使的愚弄而不自知。现在以洋船贸易来说，英商占十分之七，美德法及东西洋各国共占十分之三，即使争辩获利，也不过是英国取十份而德国取一份，知道威使自己无话可说，于是唆使巴使在修约的时候，强迫中国做难以做到的事，成功了则英商坐享其利，不成功则德国人且被天下人嘲笑为不懂公法。威使为英国打算则得利了，为什么英国聪明而德国愚蠢呢？德国的君主宰相一向以豪杰成名，一听到其中的曲折，也必定不认为巴使是对的。有人说：中国增加洋药的税，罢免洋货的厘金，用来相抵可以吗？回答说：征收厘金则利权在我，加税则利权在彼。即使加倍增加洋药的税与厘金足以相抵，然而洋药在中国按例本当禁止，专门依靠它作为利源，名义上就不正当。万一将来有可以禁止的机会，必定因为妨碍国库收入而中止，这是让中国留下永远的毒害。况且洋药这种东西，轻微容易隐藏，握在手中，如果加税过重，偷漏必定很多，仍然对国计没有帮助；而厘金的利益则一去不可返了。威、巴各位公使，每每举出一两个关卡的小节作为要挟，罢厘的言辞，不知道这些乃是通商常有的事，按照案件清理则可以，借作为要挟的资本则不可以。而他们喋喋不休的，又各自有一是非。那么洋货加税的说法可行吗？回答说：迫不得已，如果所加的数额达到厘金的数额，又在立约的时候善于防止弊端，那么固然未尝不可行。西洋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标准，多的则有值百抽六十的，有值百取百的，又有通行免关税的，在高低之中各自寓有自私的打算。不如中国的大公无私，出入一体。现在折中定论，自洋药以外，均以值百取二十为定，或许对厘金所损失的数额稍微足以补偿吧？

利权四

薛福成

自从大寇兴起以来，军饷匮乏，才开始设立征收厘金的办法。古代有人实行过，汉朝的算缗，唐朝的除官钱，宋朝的头子钱，它们的用意都相同。挽救时局的英才，创立了这个策略，而军饷赖以支持的超过二十年。近来群寇削平，洋人颇说军事兴起时征收厘金以助军饷，军事平定后应当免除厘金以体恤商人。不知道这种说法看似正确而实际上错误。自从各国通商以来，洋货的贩运，洋人的游历日益繁多，不能没有水陆各营来提供保护，不能没有船政机器各厂来精良制造，不能没有江海各隘口的炮台来巩固防线。凡是这类事情，即使质问洋人，必定都说应当做的事，而每年的经营支出也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因此通商的事情既然不可废除，那么各项经费一天难以减少，即各省的厘金一天难以停止。中国对于厘金事务如果坚持得很坚定，洋人或许会提出加税的说法。万一所加的数额竟然等于中国所需的数额，那么其中又有利有弊。为什么呢？当子口税章刚制定时，洋商以半税而免除内地厘金，其利益本来优于华商。华商的狡猾者不免与洋商狼狈相依，弄虚作假。于是有代华商领取半税单而收取规费的，

译有利用运照庇护、运送无运照的土货的，有利用洋船代替洋商携带鸦片及各类货物的，有凭借运照免除厘金，在未到子口之前就将土货销售的。这使得洋税与厘金都受到损害。这也使得安分守己的华商无法获利，也迫使安分守己的华商不得不成为奸商。现在制定税例，华商与洋商一律平等，凡是进口的洋货在海滨的通商正口纳税，凡是出口的土货在内地的第一子口纳税。各地的厘金卡口酌情裁并，从大体形势来看，应当靠近海边严密设卡，而在内地按新定税额征收一次之后，任凭货物运往何处，不再重复征收。这样，以前的弊端，一举就清除干净了。不必设立防弊的章程，弊端自然断绝。内地各省只需在最关键的关口设立总卡，既可以节省虚浮的费用，而且华货贩运距离较近的也不征收，那么百姓都能受益。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有利之处。然而还有值得忧虑的，厘金取自华民，中国拥有自主权，现在既然全部归入洋税，假如洋人在下次修约时又以税重为由提出交涉，势必导致固有的利权动不动就被洋人牵制，因此应当在订立条约时声明，增加关税与停止厘金相抵销，如果日后酌情减少税额，也应当酌情恢复厘金，以显示公平合理，永远杜绝洋人的借口。这是第一点。中国既然将厘金的收入全部归入洋税，如果华人自己在内地贩运土货，如果免除征税，既恐怕洋商暗中依附华商以滋生弊端、混淆视听，如果经过一个卡口也按值百抽二十的税率征收，势必难以实行，因此应当明确订立章程，核定路程的远近，比如某处到海口需要经过几个卡口，那么货物税款也可以分几次缴纳，这样华人不因苛捐杂税而受苦，而经过的各卡层层稽查征收，洋税也无法偷漏，这是第二点。这两点确立之后，才可以祛除弊端而收取利益。那么中国既然得到了利益，洋商难道没有利益吗？回答说有。洋商运货进入中国，可以预先确定成本多少，盈余多少，带着把握而来，必定如愿以偿地返回，这是第一个利益。关税交纳之后，运入内地，没有等候验货的麻烦，没有逐个卡口停留的苦恼，运输迅速，成本较轻，这是第二个利益。洋商一次纳税，虽然看似稍重，但暗中加在售价之内，仍然从华民那里收回成本，华民只知道洋货不再纳税，无不乐于贩运，或者因此更加畅销，这是第三个利益。利益所在，显而易见，洋人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然而我私下推测洋人缺乏长远谋划，而沉溺于眼前利益，加税一说，形势上必定不会顺从我，那么只有坚持旧章，与他们辩驳而已。

译论洋货进入内地免除厘金

马建忠

关于洋货进入内地免除厘金这一件事，海关税务的曲折情况繁多，然而中国向来办理的章程原本就不完善，现在趁着对方有修改条约的意思，不妨顺势而为，依据西方国家所论述的税则惯例来重新制定中国增加税收的章程，用以抵消厘金。查考欧洲各国通商的税则，根据物品的品类来确定税收的轻重，有的为了充实国库，有的为了保护商民，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征税的对象总不外乎进出口货物，出口的货物一概不征税，这是为了为土特产筹划销路，与他人争夺利权，即使征税也不多，法国每年出口税不超过六万元，就是明显的证据。只有国内独有的土特产，不担心他人争夺利权的，才不妨在出口时重征。西方精通理财的人都说，秘鲁的鸟粪强行推销，意大利的硫磺，中国的茶叶，都是独有的货物，天然的利益，不需要多征。至于进口货物应当分为四种：第一种叫作天然物料，国内出产的少，必须依赖别国才能满足民用，比如法国的煤铁，咸丰十年与英国订立条约，凡是英国的煤铁减税，那么法国的工匠用于冶炼铸造，希望可以获得利润。第二种叫作外来制成的货物，本国也有的，加重征收以保护商民，比如英国和法国都制造洋布和大呢，如果允许英国的呢布运入法国而轻征，那么销量一定很大，法国的织呢布的人必定会失望。第三种叫作制成的货物，本国不生产的，又应当区分两种：有货物是民生所必需的，就放宽征收以缓解民众的困苦，比如英国的麦子和酒，允许外人运入，根据时机来斟酌其轻重；有货物只有豪富才能置办的，就加重征收以补助国家用度，比如法国的时尚衣妆运到别国必定加征就是这样。第四种叫作远道而来的货物，本国没有，民众虽然不得不使用，但终究不能多用，也加重征收，比如英国对进口的茶糖，法国对进口的咖啡等就是这样。各种货物，轻的达到值百抽五、抽十，重的达到值百抽五六十，甚至有值百抽百的，法国女装运入美国有不亚于值百抽百的。别国货物只准许运入海口，不准转运到其他口岸，而入口的船只又有船钞、旗号、口岸等各种捐税名目，以禁止其运行的便利。到咸丰十年，英国和法国和好更加深厚，首先订立通商条约，彼此互相让步，减轻税则，然而也有值百抽到二十五的。此后，欧洲各国所定的税则，大多依据这个来增减。美国征税，仍然独自沉重，因为其国内物产丰富，不依赖别人，所以如此。中国幅员最大，位于温凉地带，而百物都生长，得到地脉的精华，而五金都具备于我，没有缺乏的，自然对人没有所求，只适宜通商来收取各国的利权，不需要通商来供给民生的食用。然而欧洲各国垂涎已久，寻找借口侵犯顺从，构兵恫吓，趁我们来不及深入了解洋情，逼迫我们仓促定下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没有轻重之分，正税和子税不过值百抽七点五之数。咸丰八年所定的条约，虽然在英法两国定税之前，然而时间不久，咸丰十年英法的税则，已经成为欧洲各国轻税的先声，还有远远超过中国的。那么当时英法与中国订立条约，岂不是欺骗我们不知道，来与我们争夺利益？而且又继续允许各口转运土货，只缴纳半税，并没有旗号口岸等各种捐税名目，这是利源完全被他们夺走了。几十年吸取中国的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头叹息。现在何幸中国逐渐了解外洋情势，而且又设立招商局来分取他们的利益，由此推广而机器织布、开煤炼铁，逐渐可以收回利权，作为富强的基础。然而洋商进入内地，拿着半税的运单，照连樯满载，关卡闸口都予以放行，而华商等候关卡的稽查，倒箧翻箱，负担沉重不堪言状，与我们朝廷体恤商民的至意大相违背。按照西方国家压制外商、庇护本国商人的道理，又不啻倒行逆施了。现在趁着他们想要免除厘金、允许我们加税的机会，仿照各国通商章程，选择可以加征的加征，用以抵消厘捐，然后将厘卡全部裁撤，节省国家的经费，充实我们的库储，便利商贾的往来，缓解他们的隐痛，都幸运地依赖有这个修约的转机。

现在拟定修约税则，所应当加征的，也区分进出口货物，分别办理。进口货物分四种，第一种天然对象，比如煤铁之类，是中国所自有的，可惜无人开采，又加上转运困难，往往不敌外来的廉价，应当对外来的仍然值百抽五，以广泛招徕。其余五金，也按照这个例子，而铅铜则加倍。第二种为外来制成的货物，中国也出产的，比如洋布之类，应当加重征收至值百抽十五之数，这样中国产棉仿用机器织布，资本虽然重，也可以夺取西方人的利益。第三种制成的货物，中国不生产的，比如钟表、玻璃器、洋伞之类，这必定是有财力的人才能置办，应当加征值百抽二十五，而一切奇技淫巧的物品也依照这个例子，即洋酒、吕宋烟、糖、菜之类的，向来在豁免

译如今则对所有货物加征至值百抽三十，比起外洋的税则还不算重。那第四种远道而来的货物，是本国所没有的，以鸦片烟为首，因为它是有毒害人的物品，自然应当重征以困住它。赫德总税务司先前请求每百斤收税银一百二十两，还应该加重。其余的杂货，都没有超过值百抽十五以下的。至于出口货物，除了丝、茶两项，仍然值百抽五以充裕军饷来源外，其余各货都减至值百抽二或三。只是茶叶现在在印度加尔各答以北的高原地区（地名亚撤），也出产好茶，出口数万箱，中国茶叶虽然好，奸商大多搀杂其他物品，因此应当整顿茶务，不可让我们专有的利益拱手让人。税法有两种，有按实物征税的，有按估价征税的。按实物征税，税则一旦确定，就不能随物价高低而变化，所以难以掌握轻重之权；而按估价征税，导致官吏与商人争执，互不相让，等到请中间人估价时，货物已经停滞。这里所说的值百抽若干，是大概论述应该增加多少，并不是拘泥于一种方法。至于内地土货，不妨显示宽大的恩惠，允许装运到各口岸，但应加上口岸旗号的捐税，而华商船只则不收捐，以示鼓励，这样可以杜绝假冒洋商的弊端。又西方人在各口岸开设行栈，也与我们华人争利，如果仿照西方法规征收行帖捐，所得应当也不少。听说西方人说中国税则增至值百抽十三，差不多可以与厘金相抵，而西方人想停止厘捐，有人愿意值百抽八，现在修约以征税从重，他们必然不答应，然后可以截长补短，一律减至值百抽十，再加上各种杂捐，似乎可以抵当厘金的收入。即使不能抵当厘金的收入，但利权归我们，农民商人殷实富足，又何必吝惜这点厘金，来培养国家命脉呢？况且百姓富裕则乐于缴纳，在那边失去的，在这里收回，并不是没有利益。或许有人说，真像所说的那样，他们将悍然不顾，那怎么办？如果费尽口舌与他们辩论，僵持不下，他们将借端要求，这又是我们自己制造争端，有什么利益呢？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惯例，否则就是替洋商做说客，想要阻挠我们。如果我们要加税，坚守既定方针，持之以恒，上下一心，不被外人动摇，哪有不能实行的道理？和约与商约不同，我们不违背和约，没有开战的借口，而所定的商约本来有以十年或二十年为期限，如果要修约，先行通知的专门条款。现在在每个国家修约期限前，先为通知，以一年为限，届时会议，坚持应该增加几条税。他们习惯看到中国办事有开头而无后劲，不能坚忍，势必极力争辩。如果期限满了税则还悬而未定，不妨仿照西方国家延长一年。如果他们仍然抵赖，就预先告诉他们：“等到延长期满还未定议，所来的商货应当按照通用税则纳税。”而通用税则预先酌定，给予查看比拟增加的税更重，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这也是寓刚于柔的方法。

译如果不允许通商，或许可以借此挑起争端；但如果想要实行征税，决难因此发动战争。否则，欧洲瑞士、比利时这些弹丸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如果没有税收可以征收，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然而它们尚能自立且财政不困窘，是因为虽然势力弱小，却在道理上占优。中国依据道理来争辩，何必畏惧不合理的请求？美国的税则最重，未曾听说有因为加税而与他国决裂的。这个道理光明正大，面对万国，没有人能插嘴反驳。通商足以体现邦交的情谊，加税乃是我固有的权利，不能说税章的利益归于洋商而损害华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中国的习惯自然形成，难以改变，正当的说法应是税章损害华商而利于洋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外人在旁窃笑，急需进行变革。现在应当振作精神，极力补救，将以往的税则彻底修订，使得运输洋货缴纳洋货的税，运输土货缴纳土货的税，并且允许运输土货与华商缴纳同样的税，只不过征收其他捐税，以示中外商民的区别。华商是我国的百姓，所以减轻他们的税赋；洋商掠夺我国的利益，所以加重他们的征收。这确实与各国征收商税的办法在情理势三方面都相同。他们又怎能以自己习惯的做法为不合理，而借词挑起端呢？每逢各国修约的时期，必定增加其税，不出十年，中国的税则将不亚于欧洲各国，商民可以富裕，军饷来源可以充足，中国由亏损转为盈余、由弱转强的基础，实在就在于此。虽然说事物穷尽必然变化，这都是天道好还的结果，但要明白困顿到了极点就会亨通，关键在于人的谋划能够竭尽所能，在于坚持确定的见解，不被浮言迷惑，或许可以革除作法自毙的错误，避免局外旁观者的讥讽。万一心存犹豫，不肯依据道理来争辩，那么仍有旧约可循，征收厘金依旧。假如他们以英约中二十八种货物纳税后，即允许由中国商人运往天下，而经过税关不得重复加税等话语。洋文中将英货纳税后运入内地，除子口税外不得重复征收等语，作为免除厘金的证据。那么应当回答：厘金的设立，是由于战事兴起，西文解释为战税，就是这个意思。厘金并非关卡，不过是仿照英法美在军需之际对各种用物加征厘金尽数征收的意思。只是中国没有像西方人征取的方法，设立厘卡，不能称之为另立一关，对已纳关税的货物重复征收。这是我自有的捐税，废除或设立由我决定。美国在南北交战时征收厘金，达到三十一万万银元；英国在黑海之战时征收厘金达到二千九百五十六万二千磅；法国在战乱之后，每年征收厘金不下六万万佛朗，从未有外人过问。这是因为民间日用所需物品，对物品加征厘金以供应军费，乃是一时的变通之计。各国自主的权利，不是交涉外邦所应干预的。然而货物如果是洋产，他们既然借口有词，厘金出自华商，谁又甘心缴纳？所以不如免除厘金而增加关税，从那里汲取注入这里，是上等的妙法。

增加税则论

英人阙名附

中国所借的外债，均按照金价折算。现在想要修筑铁路，以及将军务时期遗留的水陆各军另行整顿，处处需要债务，又必将增加一层。就现在已借的外债计算，仅利息等费用每年就需要二兆镑，添置军械所需至少又须三兆镑，共计五兆磅。这中国将如何筹划？如果仅增加进口税，这样的计算似乎并不完善。如果不畅行出口货物，不足以解决此事。因为仅增加进口税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利息及购买军火的费用。中国无论进口什么物品，不是用金子购买，就是用货物交换。如果用金子购买，那么中国所纳的税向来收银，不收金子，两者无法抵消。如果用货物交换，那么所征收的土产税愈重，出口的货物必然愈少，即进口的货物也愈减少。现在请试着说明其原因：凡是国家所需，各国均向百姓抽税拨发。只是出产的物品，如果抽税太苛刻，那么百姓所种植预备出口的物品必然减少。有人说：中国所收入的土产税银，就可以运往出口，以偿还利息而购买军火。这话确实，哪里知道所产的货物因为税重不能获利，即国家赖以出口支付利息的货物，百姓必然改种其他物品，而其他物品又值欧洲价格低廉，不宜出口。出口货物的价格不是由中国自行决定，必须由与中国争利的各国所决定。即使该货物在中国时，其价格也为与中国争利的各国能出售的价格所决定。如中国因为税重想要增加货物的价格，而此物在与我争利的各国只售八十金，那么中国的货物只能随之而贱。所以中国的货物价格不能自行决定，而是被与中国争利的各国能出售的价格所决定。那么所借外债的清理方法，关键在于畅行出口货物而阻滞进口货物罢了。中国政府向来重农而轻商，其轻视商业的原因，认为商贾贩买的货物不是人们必需的物品，于是轻视其行业而加重其税收。试问天下没有商人，谁收购土产？没有人收购土产，那么中国将如何清偿债务而购买军火呢？那么加税的办法，如果不问商人，将问谁呢？商人固然不可轻视。如果与熟识的商人商量，必定说：增加进口税，豁免出口陆地各税，而鼓励工业。中国各省所收入的各归各用

译那些收入，都是货物经过各省时应缴纳的内地税。中国的厘金如果与欧洲各国的奥格曲劳税、进城税相当，本来就不必多事。而西方人现在所争辩的，是因为货物运到某省自然应当纳税，但经过的其他各省不得抽取厘金，这一点按照现行条约，确实属于应当争辩的范围。所有的内地半税则，凭借这个就可以逢卡免厘，方法也未尝不好。如果中国官员果真能够遵照办理，西方人自然没有闲话。可是各省往往故意刁难怎么办？中国政府向来办事的方法，西方人深知。名义上虽然发布告示告知各省，实际上并不想让他们照此执行。此后不论何时更改税则，西方人愿意按照价格每百加抽若干，存放在驻京使馆作为抵押，以抵充中国官员应征收的各项税款。

译中国向来规定，货物由此处运往彼处通商口岸，除缴纳出口税外，若货物实际并未出口，仅是换船转运，尚须另加半税，称为子口半税。所征收的数额与内地半税相同。若将该项子口半税视为内地半税，西方人尚可满意；但缴纳出口税时，又须另加子口半税，实在过于苛刻。将来修订税则时，该项子口半税应当立即删除。

货物征税的方法，不应按照货物价格，即所谓按价值百分抽几的方式，而应根据货物种类分别定税，使应缴税额各商自行核算，不至于遭受中国官吏欺骗蒙蔽的弊端。例如各商欲将货物运往某地，应缴纳多少内地半税，一算便知，那么官吏就无法施展其伎俩。中国人做官，靠捐纳；补缺任职，靠贿赂。经手官员上下盘剥，是意料中事，弊端百出，最难防范。所有商人应缴纳的税款，依照前述办法，自行计算缴纳，虽不能完全杜绝勒索的弊端，也未尝没有万一的补救作用。中国的进口税，不难加至值百抽十五或二十，一成作为关税，二成半作为内地半税，另二成半交存驻京使馆，均由海关分项照章征收。洋药应与其他货物分别另行办理。此项货物，即使中国按价加至值百抽五十，西方国家也不会过问。印度政府洋药一项，年收入五六兆镑，中国也应允许其分享利益。此物有害无益，并非中国所必需。加之中国既然自行种植，英国若不嫉妒，关系本可像印度那样独占其利。再者，货物进口，若照上述办法，各项加税，则进口货物价格昂贵而销路减少，应当足以弥补中国银钱流向外洋的漏洞。

中国如果按照上述办法，收入可比以前增加两三倍，但增加进口货物税，尤其必须先有增加的方法。方法是什么？就是畅行出口货物。本地税，中国无论怎样征收，西方人不干涉。应争取的是货物由中国此处运往彼处，只需请领内地半税执照。该项半税在某处缴纳后，其余各处不得再行征税。几年前，法国、意大利等国从中国购买蚕种，自行养蚕缫丝，借此获利。如今意大利、法国等国缫丝的利益已被中国分去。因为中国现在能自行缫丝，只出售所缫之丝，不再出售蚕种，这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缫丝所需的工费，并非中国支付，而是购买缫丝的国家支付。如今出口的缫丝，若能做成织绸的丝，则又胜一筹了。若由织绸的丝进而织成丝缎出口，则尽善尽美了。

中国丝业的兴盛，恰如茶叶的衰落。茶叶衰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不能争得机器的便利，以及印度工价的低廉。中国制茶使用机器，出口无关税；彼处使用人工，且重税。孰优孰劣，不必多言。茶叶既已败坏，所有从前茶商都必须另行改业；那些无业可改的人，便成为游手好闲之徒。中国如果仍然昏迷不悟，不迅速将土产格外轻税，使无业之人容易谋得工作，那么内乱的祸患必定比现在更严重。这类内乱，欧洲很少见；而中国则是此处未平，彼处又起，将忙于弹压都来不及，岂能再整顿商业呢？

本地制成的货物应如何征税，应与此次更改税则自行另议。据中国官员的看法，各货均须纳税，制成的货物岂能独免？但棉花、茧子如不出口，向来不纳税。若将棉花、茧子制成的货物，即须像棉纱、丝绸进出口一样一律抽税，不免苛刻。况且制货所用的原料，已在出产之处缴纳内地税，并从该处发出时照章缴纳半税，理应不再另抽。若必须另抽，所定税则也必定比外洋载运进口的同类货物较轻。因为本地制成的货物，向来没有捐输的说法。再者，棉花制成的棉纱，与茧子制成的丝绸，物类不同，税应轻重有别。所有制成货物应征收的税，应由熟悉情况的人斟酌妥当确定，方能符合公允并舒缓国家用度。

税考

英人李提摩太附

粤考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寡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所以三代以上，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风俗淳朴，商贾富裕，成就了一代太平之治。降及后世，借口《周官》泉府之名，设立平准、均输等法，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以充实国家用度。唐代有间架税之事，宋代有市易法，到明宣德四年，更设立七个钞关，用以收取船钞，兼征商税。自秦汉以来，关税日益严苛，与古人抵御暴政的本意，大相矛盾了。然而永乐初年，西洋各国使臣来华，携带胡椒与百姓互市，有关部门请求征收其税，皇帝说：“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逐利之民的手段，难道专为求利？如今远方之人仰慕道义而来，却想侵夺其利，所得几何，却亏损辱没了大体。”没有听从，这确实是宽大的诏令。以上仅就中国而言。近来五洲竞相崇尚通商

译各国商人货物往来频繁，足迹交错，凡是进入国境的货物，没有不征收税款的。如果本国各省各属地不自行抽税，只有美国是这样的。议论的人说，各国能够推广不征收外国关税的政策，然后争端才能断绝，风俗才能淳厚，天下人民才能永远享受太平的幸福。然而各国征收外国关税，轻重不一，揣度他们的意图，大约有三点：一是出于报复之心，彼此之间有事不相和睦，就在该国商货入境时另外设立重税，以示困辱；二是出于保护之心，人们购物喜欢便宜而厌恶昂贵，如果外国货物税轻价减，必然导致有碍本国交易，所以不得不在外来货物上稍收重税，以保护商务；三是出于充实国家财政之心，或者本国有重大举动、大型工程，经费不足，不得已多收外国关税，以救济国家用度。这三点，就是西方各国关税轻重的情形。现在试举大概情况，借以作为考证：查俄罗斯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入境布匹，每八十四斤收税银三十二两，二十年后收税银二十八两，再五年后又加税银至三十六两。德国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入境布匹，每八四十斤收税银一两八钱，二十年后收税银一两二钱，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收税银二两六钱荷兰国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入境布匹，每八十斤收税钱，有的少仅二钱，有的多至一两一钱，数目不一，后来又全部免税。比利时国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入境布匹，每八十四斤收税银五钱，二十年后，收税银不足二钱。法国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禁止外国货物入境，二十年后，入境布匹，每八十四斤或收税银一钱二分，或者收二十四两，多寡不等。奥地利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入境布匹，每八十斤收税银二两一钱，二十年后，收税银一两八钱，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加收税银二两。美国因为水灾，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入境布匹，每值百两收税银十九两，二十年后，每值百两收税银五十两，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仍然按照五十两的数目，并无增减。这专门就布匹而言，其他货物可以类推。再查英法订立和约时，起初按价值收税，后来按货物收税，没有一定的规定。又有欧洲小国名叫罗马尼亚，与法国订立和约，法国因为该国关税过大，所以凡是遇到该国入境的货物，每百两即收税银五十两，比其他国家都格外加重。这就是所谓的报复之事。如果英国货物到西班牙，比二十五年前税价更小。此外土耳其国，从前规定关税，每百两只抽银八两，后来又涨至十二两、十五两不等。历考五大洲货物入境税，最重的莫过于美国，计算每百两平均约抽银至四十余两之多。英国领土分布五大洲，想要本国不征税，那就非常不容易。其往印度的布匹，每百两收银五两，其他货物，每百两收银十两，到光绪五年间，则一概免除。又印度南海地道名叫毛里等处，规定关税每百两收银五两、七两不等。非洲南端的大狼山，即好望角，入境货物每百两收税银十五两。这是通考西方各国收税的大致情况。取求务必极公平，出入应当权衡轻重，往往有挟持一时的忿气，特意加重关税，以在眼前逞快的。等到各国闻风止步，导致入境的货物大大减少，所得的数目抵偿不了所损失的数目，才开始后悔以前的太过分，也已经晚了。总之，在当今的时代，施行当今的政治，断难希望上古的风气，不征不税，以致达到太平。但能使万国公议，一律持平，本着不偏不倚的心，没有畸重畸轻的弊端，这也是挽回税务弊端的一条道路。

译仿行印花税折

陈璧

奏为筹饷之术已穷，请求仿行印花税之法，以筹集巨额资金来救济时局之艰难，恭敬地呈上此折，仰求圣上明鉴。私下认为，和议确定之后，户部竭力筹措军饷，每年能有的收入，只有扣除廉俸一百二十多万这一大宗，裁并折漕未能立即推行，盐斤酒税加办无几，捐输已成强弩之末，息借又作罢议，计算每年增加的收入将近二千万两，这是所筹措的不及十分之一二。而善后各项大事陆续等待办理，都不容迟缓。在此想要寻求每年筹措巨额资金，确有把握，不损害商贾、不骚扰百姓的策略，就只有仿行印花税这一法罢了。查考印花税创始于荷兰，兴盛于英国，如今则通行于各洲，没有国家不实行。所谓印花税，是命令民间购买国家所制的印花，粘贴于各项契约字据之上，作为纳税的证明。其制造的方法，应当在京师设立工厂，并购买制造纸张、制造印章两种机器，雇佣工匠制造。其纸张中间藏有纹理，其印章精细到毫厘，以杜绝欺诈伪造。如果一时开厂未能完成，可仿照日本制造钞票的先例，令英国工厂暂时承揽办理，严格订立合同，防止其偷漏，等到官办工厂能够制造即自行办理。其推行的方法，应当选取各国税则参较，详细制定章程，务必从简从便，先行颁布昭示天下。然后于各省省会城市普遍设立督销局一所，作为总卖印花纸的地方，将此项印花转发给民间各市镇铺户，代为零卖，每百两之中铺户应得一两，官府收取九十九两。其稽查的方法，应当严格制定漏税私行的罚律条例，凡一切契约字据不粘贴印花的，都作废纸处理，事发按例议罚。遇到有诉讼，官府不予受理。印花既已粘贴于纸上，应当立即勾抹，以禁止再用。那些有已粘贴而未勾抹的，也按例议罚。大凡印花税的大致情况如此，因为此税取自买主，而责成则在卖主，所以毫不扰累百姓。加上所取极微，而罚则极重，所以百姓都容易遵从，核对其情形，确实有利无弊。如今英、俄、德、法各国，此项每年征收皆约一万万至二万万，日本地域最小，也征收二千余万。如果以中国之大，仿而行之，开办之初，不妨宽松一些，百姓觉得便利，必将争相趋向，约计每年所筹集的，当不低于一万万，那么不仅洋债易于清还，从此罢免厘金、停止捐纳，举凡数十年想要去除而未能的弊端，一旦廓清，全局的转机必定在此了。自从我朝丁赋合并征收，取民之轻，不仅千古所无，确实也是万国所未有。民智逐渐开启，没有不知道外国租税之苛重的。如今即使加行一印花税之法，臣敢断言百姓相安无事。伏愿我皇上决断施行，即饬令总理衙门转电出使各国大臣，将各国现行印花税律例章程详细翻译一份，并选取现用各种印花列粘于册，注明用法，限定日期快马奏报进呈御览。然后发交户部迅速筹划兴办，不过一年可以试行，既缓解目前的急迫，又去除从来有的弊端。臣确实私下见到时局艰难日益紧迫，不宜拘守成法，所以选择各国通行有效且尤为容易推行的，恭敬地陈奏于我皇上之前，是否有当，伏乞圣上明鉴训示。谨奏

印花税条议

程仪洛

印花税即暗税，最便于民，而所收极广。其法令民间各项生意，凡有账单的，都必须计算其钱数，照贴印花。其税极轻，而罚极重。假设有个人入市买布一匹，其值三元，那么布店必须开一张账单，交给买主。其单上应贴印花数厘，或者至一分。如果不贴，被发布的布店应受罚六元。其他都仿照此例。至于契约租约各种未贴印花的，都算漏税私行，除应受罚外，遇到有诉讼，官府不予受理。此税常出自买主，如同民间的润钱一样。至于买卖在二元以下的不收。适宜等待出使各国大臣将各国所用印花详细考察用法贴说进呈，仿照其轻重等级，自数厘以至数两，斟酌订立章程。其印章以铜镂刻文字极精，适宜向西方国家定刻。大抵对于容易销售的货物收税稍重。将其章程先行昭示天下，然后定于每月一律开办。直省州县普遍设立税局，或者附设于银行，或者寄于铺户，都可以。城镇铺户每月计算其卖出多少，所领印花于月终统计数目，报明税

译没有督责催促的麻烦。第五个便利：商人常购买印花纸以备使用，其税款都先上缴官府，没有征求勒索的弊端。第六个便利：所有契约凭证没有贴印花纸的，遇到诉讼案件，官府不予审理，那么人们都不肯吝惜小钱而留下后患。第七个便利：货物交易之事，必有一二人在其中，有接受者同受处罚的规定，有告发者给予奖赏的条例。伪造印花纸以及所贴印花纸不足税额者，告发之人经查实后，将罚款的一半作为奖赏给予告发者，于是人们又不肯吝惜微小的费用去招致重罚。第八个便利：常税及厘金都是在货物未卖出之前征收，而此税则在买卖成交之后征收，百姓尤其乐意遵从。第九个便利：外国人与华商交易者，华商也贴印花纸，称为自行完纳国税，这样外国人也就必然暗中缴纳此税。第十个便利：以上十个便利都是各国通行的成效，如今中国仿效实行，纵然在刚开始推行时风气未开，稍有阻碍，但只要秉持极大的诚信，久而久之必定可以相安无事，与抽厘的弊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译在《榷署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

麦孟华

有的国家因为战争而灭亡，有的国家不是因为战争而灭亡。因战争而灭亡的国家，其祸患来得近，事情明显，本国可以防备，邻国可以牵制，即使灭亡了，只要有豪杰之士再次兴起，复兴并非难事。不因战争而灭亡的国家，其祸患来得远，事情隐蔽，本国不仅不防备，反而感激对方，邻国虽然防备，却无法牵制，这样的灭亡意味着元气耗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无法恢复。麦孟华说：“地球上近百年以来，按照后一种说法而灭亡的国家，不知有多少了。其他的不必细说，请谈谈印度。印度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名国。英国人用十二万金的公司，设立一个总督来掌管它，起初以保护商务为目的，逐渐掌管其税收，逐渐垄断其财政，逐渐干预其政事，从容站立着，印度就变成废墟了。虽然后来稍微借助兵力，摧枯拉朽，论功行赏时，商会总督是首领，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

中国既然赔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朝廷权贵退朝后仰望屋顶谋划国家致富的方法，请求向强邻加税，却没有被允许。于是有在英国人担任中国客卿四十年，致富千万，受到英国朝廷男爵奖赏的人叫赫德，大声说：“不如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实行值百抽十的税率，再不如对中国用机器制造的货物，以及仿照洋式制造的货物加重征税，这样更方便。”麦孟华听到后说：“英国人灭亡我们中国，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机器制造货物的税率重外轻内，这两点是西方人用来强国和保护百姓的方法。西方各国没有不互市的，大致客商的利益是一，而本国的利益是十。唯独他们与中国通商时不是这样，即使有奸商乞求旅居中国数年，无不满载而归，那些狡猾而富有的人更不必说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外交不讲求，抵制不精通，制造业不兴盛，出口货物少。他们视我为囊中之物、俎上之肉，安然地与我取利并饱食，已经几十年了。”

然而这个国家，土地广阔肥沃足以经营，人民聪明智慧足以制造，物产的精华足以供给经营制造的需要。通商逐渐长久，耳目逐渐熟悉，风气逐渐开通，他们过去所依赖用来取利并饱食的手段，那些小小的伎俩，我们逐渐了解并逐渐能够仿效，那么对他们取利饱食的阴谋就非常不利。去年九月，西方某报纸倡议请求禁止机器输入。中国《时务报》第八册记载，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借给别人吗？虽然如此，英国禁止输入，其他国家将会输入；各国即使共同禁止，中国将会自己制造。这种趋势蒸蒸日上，不可遏制，是必然的。像这样，只是白白失去销售机器的利益，而不能断绝中国使用机器的道路。对于他们取利饱食的阴谋，将更加不利。赫德这个人，老于世故且熟悉中国情况。他本来知道创办事业，举手之间必定不容易；又知道我国百姓非常害怕骚扰；又趁我国贫穷患难急切，无计可施，可以用计谋欺骗。他的心里想：“像这样，那么中国使用机器的人将会断绝，机器断绝，那么出口货物断绝；出口货物断绝，那么国家的命脉断绝。”他对我们说：“中国使用机器的人既然逐渐多了，使用机器多，那么制造的物品多；制造的物品多，那么征收的税多；征收的税多，那么国库的钱多。”唉！赫德为自己为英国谋划，设下埋伏等待我们，本来不足为怪。只是不明白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人口，竟然瞪着眼睛喝毒酒，接连脚步跳进陷阱，而没有人醒悟。《左传》说：“不要滋生其他族群，让他们逼近居住在这里。”又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一定不同。”现在得到原议，揭露其隐衷，呼吁其诡谋，辩驳并驳斥它，有地方责任的人，或许有选择吧。

原议说：“凡是华商打算创办制造等事业，无论制造哪类货物，如果使用洋式房屋、家具、机器，按照外国法律施行，必须报告就近各关税务司，注明制造哪类货物，需要本金多少，并打算设立在什么地方，就由税务司会同地方官查勘，在该地设立没有妨碍，发给凭证，才准开设。”又说：“所设立的制造场所，必须听从海关随时派人进入查看，如果房屋、机器有所损坏，导致伤人命的危险，就应暂时封闭，等到修理完整，才准重新开放。”

驳斥说：“制造设厂，将本金土地报告官府，并听从官府随时派人入厂查验，这个例子西方国家有。但是这是地方官员的责任，不是掌管税收的人应当管的事。中国官制不完善，警察未设立，像这样精细严格的政令，本来难以实行。又事情处于创始阶段，百姓多畏惧躲避，应该放宽法网以鼓励各种工匠。即使完全依照西方例子，将这几件事责成地方官稽核，我还认为不可行呢。现在却把全权交给那些毫无关联的税务司，格格不入的洋人，俗话说：‘厨师虽然不做饭，祭司也不会越过自己的职责去代替他。’西方人立法最讲究权限，试问商厂的本金是否充裕，土地是否有妨碍，机器是否损坏，与收税的事有什么干涉？我国延用赫

译德之始，曾将这种权限授予过他吗？天下万国，有将这种权限归属于税官的吗？他深知权力是随着事务而来的，又深知中国地方官不处理政务，而其权力已经旁落。于是表面上承担他应当办理的事务并代为处理，实际上则是夺取他应当拥有的权力。田氏取代姜齐，王莽篡夺汉朝，这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况且民间制造商、民合办企业，选择地点必定在空旷平坦的原野，没有什么妨碍可言。他们做这件事，必定图谋长远，如果有妨碍，他们就不会去做，等待外人借机插手。现在说由税务司会同地方官发放执照，中国地方官本来就不懂得什么是民事，又害怕洋人像害怕老虎一样，不敢与他们共事。名义上是会同商办，实际上则是税务司独揽大权。即使不是这样，那么当今官场积习，除了骚扰拖延之外，再无其他长处。商人想要得到执照，恐怕遭受的拖累是不可胜数的。又他们所标榜的，是说无论制造哪类货物，如果使用西式房屋、家具、机器、外国之法，都必须申报这个条例。这是要将中国一切工艺的权利全部归入他们的管辖之下。起初也不过是借机器为名罢了。渐渐地，如果有不用机器的，比如江西去年拟造洋瓮等事，他们必定说：“这是西式的家具。”渐渐地，如果有不用机器、不仿制西式家具，而厂舍偶尔与西方制度相似的，他们必定说：“这是西式的房屋。”外国技艺的精进，一半是因为互相学习其技术，日益趋向极巧，而其方法往往不知从何而来。华人聪明冠绝各种族，将来必定有因西方已成之法而加以增益，别创新理，制造新器物的人，而他们必定说：“这是外国的方法。”确立这三条，那么将来华人任何行业的操作，任何技艺的细微之处，没有能超出他们范围的。这是名义上虽然说是管理机器制造各事，实际上却是束缚我们四万万人的手脚而控制他们的命运。

译原议说：“拥有执照的厂家，必须在制造处设立海关栈房。凡是制成的货物，都必须一律存入栈房缴纳关税。又说：货物制成后，在即将入栈时，务必报关，将货物的数量、价值逐一注明。”

驳斥说：货物刚制成时，必定耗费资金购置原料；货物已经收藏，必定时常需要稽核；货物将要出售，必定繁杂地需要估价；货物已经卖出，必定催促转运。这一切事务，都必须由本商自行料理。而栈房的开启关闭、人员的进出，由海关官员的一举一动，必定多有阻挠。货物虽然是民间的货物，但地方却是海关的地盘，这样货物制成后，商民就不能自主拥有支配权了。况且市场行情不定，等待好价钱出售，往往有快慢只争半天，而盈亏相差上万的情况。现在制成的货物，必须纷纷经过存入栈房这一番周折，才能议价，商民因此失去良机而遭受损失的，必定很多。而那些洋关官员，安然不承担责任，反而能趁机要挟勒索，暗中操纵洋货与土货价格的涨跌，谁能禁止他们呢？况且机器制造的货物，有笨重的，如船舶、枪炮、自来水、自来火等类，怎能搬运入栈？也有轻脆的物品，如玻璃、瓷器等，多一次搬运，损坏便不可计数。那些制造的食物等，多拖延一天，就会发臭霉烂，洋关官员能赔偿吗？也有危险的物品，如硝石、炸药、煤油、火柴等，如果与其他物品并存于栈中，万一发生意外，牵累不少，洋关官员能保险吗？把已有的物品，放在别人的屋子里，即使是亲近喜爱的人，尚且多有不便，何况是语言不通、心意不合的洋人，谁肯听从他们呢？这个条例如果实行，华商必定畏缩不前。

原议说：“如果制造处设在距离发给执照的海关超过十七里的地方，该业主必须备有海关驻局人员的寓所。凡是制造局无论在哪里，如果希望由海关派遣委员常驻局内也可以，但必须由该局提供居住的房屋，并每年缴纳海关经费银两。”

驳斥说：“海关驻局人员本来就是天下最骚扰人的，也是商民最畏惧厌恶且感到不便的。内地的制造厂，向官府禀报，在国家土地上建立，是民众共同乐见、众人皆知的。境内长官都能知道，如果有其他变故，随时核查罢了。如果是钢铁，如果是机器，如果是军械，如果是船舰，如果是织布纺纱，都是为了利于国家，并非违禁物品。运往海外，销售到各口岸，都有关税，没有私漏的可能。担心奸诈粗劣，商民自己担心亏损，必定竞相追求精巧，不需要烦劳他们稽查。这几方面没有祸患，即使在国家层面，尚且不逐一过问，反而要等待毫不相干的洋关，辛辛苦苦地劳烦他们省察吗？与官府打交道，尚且苦于胥吏的骚扰，反而每年耗费费用，另外准备房屋，来供养这些无用且有害的驻局人员。为海关考虑，安顿私人，坐享厚禄，固然很好了。但这对华民来说，又该怎么办呢？”

原议说：“所制造的货物，在未离开海关栈房时，应由海关按估价百分抽十，征收税款，发给号收凭证。此后该货物或在本地销售，或运往内地，或运往其他通商口岸，或运往海外，都听其方便，一概免除重复征税。只是无论报运何处，总须按照海关章程请领合适的准单。”

驳斥说：“这条原议是根源，一切不合理的法令，都借口这条作为起点。两国通商所定的税则，对外国货物重征，对国内货物轻征，以资抵制，这是万国共同的做法，天下的公理。我国制定税则之初，被强敌胁迫，被狡诈的邻国愚弄，洋货与土货征税一样，已被天下人嘲笑。上海机器纺织等局刚建立时，大吏奏请免征半税，仍然值百抽五，与洋人运货到内地值百抽七相比，稍微有所区别以利权，尚有一点补救。乙未年《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洋人一律在内地制造，于是华商制造的权力便与各国共享。总理衙门议定这个新章，是想说以此杜绝洋人，又恐怕洋人未必受管辖，所以先从华商开始征税，以堵住他们的嘴。现在洋商制造虽然已定约，但他们集资购地建厂，选择人员也不容易，其开办逐渐兴盛，必定在数年或十余年以后。如果今天现有的工厂，华商所设不下数十家，洋商所设寥寥无几，这个条例如果实行，用来抵制洋商的希望尚且遥远无期，而华商遭受拖累则近在眼前了。况且说先征华商以堵住别人的嘴，这更是欺骗愚弄孩童的话。中国苛刻的法令，那些只能假借于我国民众而不能施行于西方人的很多了，没听说他们自己问心不安而顺从地接受约束的。这就好比饥饿的人担心别人夺食而自己废餐，好比临阵担心别人用兵而自己自断手臂。万一我们的税既已增加，而日后洋商制造仍援引旧定税则作为借口，强硬不服，拿什么对待他们？或者又说定约明文虽然如此，但日后可以专门用于洋商，华民的工厂原本可以暗中设法维持，难道没想过今天国势如此，敌情如此，即使约章中本有的利权尚且不能从他人手中得到，想要有所超出其范围吗？况且现在的地方官员，他们不在例外情况下要挟商民以自肥，已经算是幸运了，怎么

译难道指望他们能施行法外之仁以顾全大局吗？我以为当权者久通外情，未必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意图大概是认为国家财政匮乏，面对屋顶束手无策，如今制造的新约已经确定，洋商设立工厂必然增多，工艺的风气逐渐开启，华人跟随兴办的尤其众多，趁着此时稍微加重税收，那么不劳费心筹划而国库收入就可以加倍了。哪里知道减轻税收，放宽法网，使得民间的制造者蒸蒸日上，设立的工厂数以千万计，即使征收百分之一的税，所得收入也已经无数了。现在加重税收，收紧法网，而民间的制造者惊恐相告，裹足不前坐以待毙，久而久之连以前所有的工厂也将亏损倒闭，不再留存一家。即使征收百分之百的税，又能得到什么呢？现在采用他们的办法，固然可以使我们的华厂亏损倒闭而不再留存一家。华商的亏损倒闭而不再留存一家，固然对他们极为有利。即使我们华人竭力抵抗，不畏苛法，设立工厂与他们竞争，那么采用他们的办法又能使一切工艺的权利都归他们统辖，安然垂手而掌控我们四万万人的生死，这尤其对他们极为有利。所以说：英国人灭亡我们中国，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左传》说：狡猾地想要开启祸端，哪个国家没有呢？又说：侵略者的贪欲没有满足的时候。把每年七千万的关税收入掌握在敌人手中，已经非常危险。借着抽税的名义来勘查我们，查核我们，设立仓库来节制我们，出具凭证来操纵我们，豢养税吏来鱼肉我们，索取经费来剥削我们。把一切仿造洋式、参用西法的工艺，都归他们统辖来束缚我们，这又与富裕人家雇佣仆役掌管出入，而仆役必然干预主人家政有什么不同呢？将来后悔莫及，哪里还来得及呢？孔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呢？天下本来没有不保护百姓而可以立国的。相信强敌的谎言，国家的元气，像细流一样不堵塞，终将汇成江河。不要说没有危害，灾祸正大。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的事啊。

译恳请暂缓征收百分之一的税款，并请求修改海关仓库章程的奏折。

张之洞

奏报两湖地区商业风气刚刚兴起，中国商人使用机器制造货物，恳请从宽缓加税，并请求重新制定海关仓库章程，以鼓励商业、充裕民生，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察。

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关于机器制造货物酌定税则，奉旨批准。随后总税务司拟定了九条章程，经总署核定，由南北洋大臣通令各国执行，已有案可查。

回顾光绪八年，北洋大臣奏请批准上海织布局只缴纳一道正税，一概免除沿途的税厘，此后各省机器纺织业都援引此例。这是圣上爱护养育民生的深厚仁德，也是自古以来兴国者通商惠工以达到富强的最佳策略。天地庇护，感激颂扬之声同声相应。从此中华商业逐渐有了生机。

此次加税之举，总署的原意是认为洋行得以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等各种节省便利，利益非常优厚，所以商议酌情增加税则。洋商既然加税，那么凡是华商用机器造货也应一律照加，以免洋商借故推脱。这是总署为国筹划、增加税收，统筹中外利益的深远用心，臣虽然愚钝，也能领会。

但是详细考察商情，得知机器制造的各种货物加税这一层，不免有损多益少的弊端，有不敢不向皇上陈述的理由。

追溯自《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臣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任内，钦奉闰五月十三日的电旨，命令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泛制造。臣当即宣布皇上的恩德，广泛劝谕，招徕中国商民，得知外人得以在内地设厂造货，无不感慨奋发，思考如何防止内部蛀蚀、外部漏损的祸患。又深深知晓朝廷体恤商人、减轻税赋的章程，那些商议集股以图占先的人颇不少。凡是各处禀请购买货物制造器具的，臣大多予以允准，并且为他们筹备厂地，合并厘税，计划销路，极力维持。江南、湖北的纱丝各厂更屡次奏明给予官本巨额资助之举，总希望厚集商力，以挽回这外溢的利益源泉。

计算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大约三十多家。此外机器制造的货物，苏州、上海、江宁等地有购买机器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的，江西也有用西法养蚕、缫丝的请求，陕西现在已经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派人来湖北，考察工作之法。四川已购买机器，创设煤油，并商议设立洋烛公司。山西也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海邦广东，十年以前就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的货物，近年新增的必定更多。天津等地更可类推。湖北、湖南两省都已购买机器制造火柴及榨取棉油。湖北现在已经考察得到机器制茶、机器制造水泥之法，正在督饬税务司劝谕华商兴辦。湖南各位绅士现在已经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议各种機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为盛大。

像这样各省气象日新月异，必定会越推越广。那些洋商虽然也声称集巨资设大厂，但到现在建成的只有上海两三家，其他地方没有。

无奈华商志向刚开，营销不广，已成的厂获利不多，未成的厂集资不易。洋商见我国工商竞相使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压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絲、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的歇业，有的抵押给洋商。以后华商有束手无策的危险，洋商形成独揽的局面。商民伸长脖子、抬起脚跟，正以宽恤保护之法盼望朝廷。朝廷两湖风气初开，商民基础薄弱，尤其令人担忧。这是近年来商务的实际情况。

臣愚以为，洋商在内地制造土货，本来对华商生计有妨害，所以旧约定为严厉禁止。现在因事势不得已而允许，那么又应当就已成之局熟权利弊，以免我国华商民有累上加累的担忧。

私下认为，今日各洋厂设与不设听之任之，而华商机器制造的税如故。洋商开一厂，则华工学一法；洋商创一货，则华民知一用。大抵华商性情，害怕精思创物，而乐于摹仿争利。华商用度较俭，对土产较熟，足以与之相胜。如果使华商本轻利稳，越开越多，洋商见华厂已经充满，利息越分越薄，那么继续开设的自会减少。就像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海关进口的洋货已每年减少十余万匹，可为明证。目前华厂已将十倍于洋厂，这是机器制造之利，洋商得其二，华商得八。而且就华洋各厂合计，出货自多，税额虽然轻，税数必增。这有益于民生，而仍有益于国计。

即使洋厂因税轻而争开不已，但洋厂所获之优利，也是华厂之所同沾。其出货之数，分利之勢，自足相敌。而且洋厂所在，其一切物料必取之中国，工匠亦必取之中国，转移间民必资之中国，那些洋商所得者，商本盈余之利，而其中之利留

译留在中国境内的（机器制造），仍然不少。因此，虽然华商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但中国农民、工匠、猎人和渔民的利益却得到了全部保留。百姓从中获益，又熟悉了工艺，那么华商购买机器进行制造的工厂必然不会断绝。自古以来，没有出现过农业和手工业兴盛而商业独自衰败的情况。这目前的做法，不求对国家财政有益，但必定不会损害国家财政，而且甚至不会完全损害民生。

至于华商刚刚受到鼓舞、初见萌芽之时，就立刻加征税收，那么华商在国内受到困阻，洋商在国外进行压制。几年之间，已经成立的工厂就会停业，尚未开设的就会彻底消失。这样，九州大地的物产，万国精巧的方法，丰厚的利润都成为洋商垄断的资本。如果说明文规定是一体加税，暗中却曲折地予以维持，以目前中国的局势和外国的情形，恐怕做不到。况且洋商最终是否肯加税，也还不知道。等到那时，华商已经先衰败了。即使洋商对于在华制造的产品遵守加税规定，但他们从外国运来的货物仍然不能加税。明知华商不能再开设机器工厂，那么就不在中国制造，而专门运到本国销售，销量日益扩大，货物价格日益上涨，徒然保留内地制造加税的空名，却遭受华商利益来源被阻塞的实际危害，这是损害民生，而对国家财政仍然没有益处的。

向来中国百姓最为淳朴，不了解物产适宜；中国工匠最为笨拙，不熟悉机器；中国商人最为分散，不筹划巨额资本，因此拘守旧法，坐弃万物的精华，不探究增加财富的大用。现在幸而鉴于巨大的创伤，被强大的邻国所震慑，一旦幡然醒悟，抛弃旧有的智慧，争相讲求机器，畅通土货，汇集公司的方法，这正是中华自我振兴的契机。如果再加以阻止，以后还有什么希望？我私下忧虑过度，不胜恐惧。近日与江苏巡抚赵舒翘、浙江巡抚廖寿丰往返电报商议，都认为暂缓加税是保护华商的上策。恳请皇上恩准，命令总理衙门，将机器制造货物值百抽十的新规定暂时缓办，等到商务大大兴盛，而各国又一体允许加征进口税的时候，再行举办。那时洋货价格上涨，华货即使加税，尚且能够抵消，而目前不至于没有自立的忧患，大局幸甚。

又总税务司所拟定的章程第二条，凡是制造出来的货物，都必须一律存储在海关仓库，等待拨运等语。在总税务司的意思，只是为了杜绝偷漏税，然而商民制成货物等待合适的价格出售，瞬息万变，有因片刻之差而盈亏判定的情况。又如机器制造、机器碾米、机器制造水泥、火泥，这些笨重的物品，如何搬运，如何封存？又如机器制造煤油、机器制造火柴，这些危险的物品，同仓库的货物，谁不害怕，延累如果发生损失，恐怕海关赔偿都赔不完。大体上商情喜欢简便而厌恶繁琐，喜欢灵活便利而害怕胶着停滞，如果一概存储在海关仓库，交货看货，动不动就要报关，即使不至于刁难，但货主既嫌经过官府的周折，又不如在本厂自行存放放心，种种阻碍，必然导致纷纷停业。至于洋商则仍然出入自如，这明明是极力窒息华商的生机，而暗中畅通洋商的销售渠道。

我认为应当在货物出口时切实查验，而不在于货物制成后一概封存。应请一并命令税务司重新修改章程，才为妥善。这是农工商民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外贫富强弱的枢纽。臣为了自强的大局，巩固根本的考虑，反复焦虑思考，不敢不言。所有机器制造土货，恳请暂时免除加税，以及货物免除存储在海关仓库的各项缘由，理应恭敬地呈上奏折，是否妥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