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内政部一　治术

译卷二十七 内政部一 治术

抑制尊位

唐甄

圣人确定尊卑的等级，是为了使上下顺从并引导他们，而不是让上位者高傲而疏远下位者。处于上位容易骄傲，处于下位容易谄媚。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卑微。因此，君主轻视臣民，就像看待犬马虫蚁那样，认为它们与自己不同类。贤人退隐，治理国家的正道就远离了。泰山的高大，不是因为金玉彩绘，而是由泥土构成。江海的广阔，不是因为甘露甜泉，而是由水构成。天子的尊贵，不是因为他是天帝大神，而是由人构成。因此，尧舜作为君主，住茅草屋不修剪，用土制的簋吃饭，用土制的杯子喝水。虽然贵为天子，统治天下，他们甘愿吃粗劣的食物，穿粗布的衣服，喜好善事厌恶恶事，与住在荒野的人没有区别。没有不与百姓同情的。善于治理国家必须通达民情，通达民情必须亲近百姓。在室内陈列五种颜色，吹灭蜡烛观看，就看不见。在堂下演奏五种乐音，捂住耳朵听，就听不到。君主高高在上而不亲近百姓，已经对官吏视而不见，对百姓听而不闻了。即使有人向他进献尧舜的道理，又怎么能改变他耳目不辨的事实呢？君主对待父母，住在不同的宫殿，只有定时朝见，就说天子的孝道与平民不同。君主对待子孙，住在不同的宫殿，只有定时朝见，就说天子的慈爱（原文误作孝，依文意应为慈或爱，此处直译保留原字或意译为亲情）与平民不同。君主对待妻子，住在不同的宫殿，只有定时宠幸，就说天子的配偶与平民不同。骨肉亲情之间，骄傲傲慢的风气沿袭形成，所以供养丰厚而孝心衰退，教导疏远而恩情淡薄。谗言小人从中挑拨，废黜继承人、废黜皇后，易如反掌。家庭不和，是动乱的根源。亲人虽然极其亲密，也有难以劝谏的时候。朋友虽然极其私交，也有难以倾诉的时候。老师虽然善于诱导，也有难以教导的时候。何况是君主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在天上，与天帝同体。公卿大臣，很少能进见。君主脸色改变、仪态失常，不敢抬头看。跪拜应对，不能比作严厉人家中的仆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善于鸣叫的人，声音也传不到九重天上；即使有善于照亮的人，光芒也照不到九渊深处。臣子日益疏远，智慧日益蒙蔽。伊尹、傅说不能教诲，关龙逢、比干不能劝谏，国家就灭亡了。蜀地人侍奉神灵，必须依靠巫师，称巫师为端公，祈祷则得福，诅咒则遭祸。人们不知道神灵看什么听什么，只畏惧端公，不惜财物来供奉他。像这样，神灵不接触人，人不接触神灵，所以端公得以容许奸邪。君主的尊贵，难道不像土地神吗？权臣宠幸的侍从，难道不像端公吗？听不到看不到，大权向下转移，诛杀伯夷那样的贤人，奖赏盗跖那样的坏人。天下怨恨叛乱，敌寇逼近寝宫，君主安然不知，难道是人为地遮蔽了他的耳目吗？是势位尊贵自我遮蔽了。直言进谏的人，是国家的良药。直言进谏的臣子，是国家的良医。只消除皮肤上的疮疡而不消除体内的症结，那人必定死亡。称颂君主圣明，指责百官有过错，国家必定灭亡。所看重的直臣，上等的是攻击君主的过错，次等的是攻击后宫的过错，下等的是攻击皇族、后族、宠幸权贵，这是治疗疮疡的医生。君主凭什么依赖有这样的直臣？臣子凭什么看重有这样的直名？因此，国家有直臣，百官有司没有不畏惧他的。畏惧他要从天子开始。从前明宪宗吃饭，厨师进献食物，宪宗觉得美味，放下筷子问说：“我听说刘光缙禁止这种食物，从哪里得到的呢？”左右回答说：“从远郊取来的。”宪宗说：“从此不要再进献这种食物，恐怕触犯御史禁令。”以万乘之尊，向下畏惧御史，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地位在十人之上的人，必定处在十人之下；地位在百人之上的人，必定处在百人之下；地位在天下之上的人，必定处在天下之下。古代的贤君，不一定依靠大臣，平民百姓都不敢欺凌；不一定依靠师傅郎官博士，都可以接受教导；不一定依靠圣贤，邻里父兄都可以咨询治国之道。尊重贤人的朝廷，即使有奸佞之人，也会变成直臣；即使有奸邪之人，也会变成良臣。为什么贤才不尽用？为什么治道不闻知？因此，殿阶九仞高，不是尊贵；四方译使来朝，不是荣耀。大海因为能处于低下，所以川泽的水流归向它；君主因为能处于低下，所以天下的善行归向他。这才是尊贵的原因。

纳谏

熊伯龙

建立国家不可以过于谨慎。谏官，是国家的威严神灵。凡是天下大奸大害潜伏的地方，起初用谏官来抑制还绰绰有余，后来用君主宰相来制约却不够。所以谏官有弹压之力，然后朝廷才有纲纪，然后天下才有风俗。君主有一个正直的官职，而百官没有不正直的，大概只有台谏吧！我皇上早起晚睡，励精图治。凡是内而宫廷，外而临朝，那些彰显德行、堵塞邪路的做法，谨慎整饬不惜余力，而天下也没有大奸隐害不可查究的。似乎不需要犯颜敢谏的人。虽然如此，贾山的至理名言陈于露台，那是爱惜费用的君主；魏征的十渐疏陈于道路，那是路不拾遗的时代。那时都是英明的君主，治世的朝廷，而两位臣子提到秦朝、隋朝，难道是他们迂腐愚笨而过度计较吗？天下政事的修明补救，只能期望于治世的朝廷，只能期望于英明的君主。那些遮蔽光明而预见祸患的人，哪里用得着劝说呢？然而君主蓄养犯颜敢谏的人，确实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好的了。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有方法。苏轼说：君主能听言而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言，不能称为真正能听言的君主；臣子能进言而不能使君主一定听其言，不能称为真正能进言的臣子。言语在上

译下级之间相互感应，靠的是真诚。依我愚见，臣子进言，能否遇到真诚的君主，确实有命运的成分，绝非勉强所能做到。能够自主的，只是听言的人罢了。楚庄王外出谋划政事，他的臣子跟不上他的思路，他回来时面带忧色；唐太宗神采英武刚毅，群臣面对他大多畏惧退缩，每当遇到谏官，他必定和颜悦色地等待他们。得不到善言就忧虑，得到善言就和悦。这两位君主的性情，比鼓和铃还要敏锐。这正是申臣祝贺的原因，也是贞观之治得以成就的原因。这个道理，君主没有不知道的，但最终却不实行，是因为心中存有顾忌。人不是尧舜，难道每件事都能做到完美无缺吗？汉高祖难道不是开国君主吗？因为郦食其的话而刻制印信，因为张良的话而销毁印信，一销一刻，如同儿戏。后世称赞他不够，累及高祖知人善任的美名，恰恰足以表明圣人没有私心。后来的君主，问起宏农就高兴，问起南阳就发怒，问起府中就高兴，问起宫中就发怒，内外彼此之间的界限胶结而不可解开。即使有上百个汲黯，又能争辩什么呢？那么请进献一条箴言说：像茅草一样堵塞心肠的人不少。石头坚硬可以攻玉。希望皇上体察浅近之言，那么再进献一条箴言说：康庄大道的仁德，我也不如太行山愿。皇上明诏臣子，我不像汉文帝命令张释之那样，降低标准不要高谈阔论。那么再进献一条箴言说：“夜间行走的人把手伸在前面，但还是会绊倒脚。”在东边开启光明，不靠圭窦而万卷书都照亮。希望皇上穷究事理以识人，识人以知言，从而使四方听闻都开阔明朗。

译《三习一弊疏》乾隆元年

左都御史孙嘉淦

我臣下只是一个平庸愚钝之人，学识浅薄，承蒙皇上赋予我监察风纪的重任，日夜惊恐不安，想着竭尽我这愚夫的一点微薄考虑，来仰助皇上高深圣明于万一。然而几个月以来，捧读皇上的诏谕，仁爱的用心与仁政的措施，恳切详尽周全，凡是臣民心里想要而嘴上不敢说的，都已经实行了。政事没有可议论的，我想说的只是皇上的心罢了。我们皇上的心，仁孝诚敬，加上明察宽恕，难道还有可议论的吗？而我臣下还想进言，正是在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有所忧虑，所以预先谋划并加以防范。现在治乱循环的道理，就像阴阳运行一样，阴气极盛时阳气就产生，阳气极盛时阴气就开始萌生。事情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潜伏的衰败之机，这种机兆隐藏在极细微之处，人们察觉不到，等到它明显显露时，就积重难返了。这其中有三种习气，不可不谨慎戒除。

君主德行清高，臣子的心就信服并歌颂；仁政多，百姓就身受恩惠并感激。说一句话满朝称颂圣明，发一道命令四海讴歌，臣民原本不是献媚，然而君主的耳朵却听惯了这些。耳朵与赞誉同化，不是赞誉就感到不顺。所以起初匡正拂逆的人被拒绝，接着木讷的人被厌恶，久而久之连歌颂得不工巧的人也被贬退了。这就叫耳朵习惯了所听到的，就喜欢阿谀而厌恶正直。

上面越显得智慧，下面就越显得愚笨；上面越显得能干，下面就越畏惧。奔走谄媚、胁从附和，左右顾盼都是这样，摘下帽子磕头，应声而至的到处都是。臣工认为这是尽礼，然而君主的眼睛却看惯了这些。眼睛与媚态同化，不是媚态就感到触目。所以起初傲慢粗野的人被斥退，接着严厉敬畏的人被疏远，久而久之连逢迎谄媚得不巧妙的人也被违逆了。这就叫眼睛习惯了所看到的，就喜欢柔顺而厌恶刚正。

广泛寻求天下的士人，见得多了就认为没有奇特的，于是抬高自己而轻视别人；慎重辨别天下的事务，认为阅历久了就没有困难，于是逞雄才而轻视政事。质问别人听不到他们的短处，反省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于是心里想要的，就确信不会逾越；命令发出的，一概期望必定实行。这就叫心里习惯了所认同的，就喜欢顺从而厌恶违背。

三种习气一旦形成，就产生一种弊端。什么叫一种弊端？就是喜欢小人而厌恶君子。现在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难道只有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君主知道吗？即使是末世衰微的君主，临政希望治理好国家，谁不想任用君子？况且自以为聪明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是贤能的，即使不认为我所任用的一定是君子而不是小人，最终却是小人进用而君子被斥退，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任用才能而不任用德行啊。德行，是君子所独有的，才能，则是小人和君子共有的，而且小人更胜一筹。言语奏对，君子迟钝而小人花言巧语，这就与耳朵的习气相投合了。奔走周旋，君子笨拙而小人逢迎谄媚，这就与眼睛的习气相投合了。即使考核事务考察劳绩，君子独自坚持己意，而不善于言说功劳；小人善于迎合，而擅长显露勤勉，这就又与心里的习气相投合了。小人凭借他们的长处来善于投合，君主沉溺于所习惯的而不觉察，仔细听他们的言语入耳，仔细看他们的容貌悦目，多次试用他们的才能称心如意。于是小人不用约定就自然聚合，君子不用驱逐就自然远离。到了小人聚合而君子远离的地步，祸患难道可以说得尽吗？而推究它的缘由，都是三种习气造成的弊端。治乱的关键，千古一条路，可以考察而知晓。我们皇上圣明，首先出现，没有细微之处不照察，提拔年高德劭之人，贤才汇聚升迁，难道不仅没有这种弊端，也没有这种习气。然而我臣下正趁着还没有形成习气的时候进言，假如习气已经形成，那么就有知道而不敢说的，或者说了而不被听信的了。现在想要预先消除三种习气，永远杜绝一种弊端，不在于外面，只在于内心。所以我愿意谈论皇上的心。

古语说：“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这是浅显的话。圣人难道没有过错吗？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过错，只有圣人才能改正过错。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大过错尚且还有，小过错就可以知道了。圣人在下位，过错在于自身；圣人在上位，过错在于一世。《尚书》说：“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就是这个意思。周文王的百姓没有受冻挨饿，还视他们如同受伤，只有周文王知道他们的伤痛。周文王的《易经》贯通天人，还望道而未见，只有周文王知道未见。贤人的过错，贤人知道；庸人不知道。圣人的过错，圣人知道；贤人不知道。希望别人纠正错误而达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很难啊。所以希望皇上的圣心自己警惕。

危险与精微的辨别精微，然后才知道执守中道难以公允；怀保的愿望宏大，然后才知道民间疾苦难以周全。谨慎地保持真诚反省自己，而真正知道不足；老安少怀验证于世，而实际看到未能做到。然后谦逊不敢自以为是，不敢自以为是的意思贯穿于用人行政之间。然后知道劝谏切磋的人爱我极深，而阿谀取悦的人愚弄自己而陷入陷阱。耳目的习气消除，而逢迎柔顺巧言令色的态度一见就厌恶。取舍的标准确定，而嗜好宴安功利的说法没有机会来投合。然后治理达到极盛，教化成就于长久的道路。不这样而自是的根源不消除，即使收敛心思谨慎，谨慎久了看到没有过错，就认为可以稍微放松；励志勤奋，勤奋久了觉得有功，就认为可以稍微欣慰。贤良

译辅佐大臣，天下太平，君主的心稍得安慰而想稍微自我宽慰，似乎对天下也没有害处，却不知道这一念头一转，那些关于嗜好、安逸、功利的言论便渐渐传入耳中而不觉得厌烦；而那些谄媚逢迎、善于柔顺、巧言令色的人也被熟视无睹，看不出他们的可憎，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忽然不知不觉就被他们所中伤，那么黑白可以颠倒颜色，东西可以改变位置。所谓祸机潜伏在极细微之处，而局势形成于不可挽回之时，说的就是这个。这难道可以不谨慎戒备而预先防范吗？《尚书》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意志自满，九族就会离散。”《大学》说：“看见贤人而不能举荐，看见不贤之人而不能斥退，以至于喜好和厌恶违背人的本性，而推究其失去的原因，都因为骄傲放纵。”自满和骄傲放纵，就是自以为是的意思。由此看来，治乱的关键转折在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而进退的关键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一心恭敬，就能知道错误，那么心不期望恭敬而自然恭敬；看不见过错，那么心不期望放纵而自然放纵。恭敬，是招致君子的因素，也是治理的根本；放纵，是小人的媒介，也是动乱的阶梯。既然如此，那么顺着水流追溯源头，用简略的话概括主旨：只希望皇上在时时事事中，常存不敢自以为是之心，那么天德王道，全都包含在这里了。俗话说：“狂妄之人的言论，圣人也会从中选择。”臣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直言不讳，所以敢竭尽我狂妄愚昧的意见。恳请皇上包容并垂察，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译请求抄录进献经史以辅助圣明治理的奏疏。乾隆二年。

给事中毕谊

臣才识浅薄，忝列谏官之列。圣明的君主在上，谋求治理国家的心情正迫切，臣日夜想着竭尽自己平庸的才能，以向上报答圣主渴求直言的诚意，向下尽到人臣弥补过失的职责。然而臣学识浅陋，不能完全知晓当世的紧要事务，那些琐碎细微的事情，又不敢随意搜集，去烦扰圣上的心思。谨就自己心得中的愚见，献上一份草野之人的建议。私下认为圣王的治理，都根源于内心，而圣王的内心，必定要探求大道。大道本源无穷无尽，只有用学问来充实它，才能日日进步；学问也无穷无尽，只有用坚持不懈来持守它，才能日日精纯。夏商周三代治理美好，唐尧虞舜贤圣的君主，没有不通过做学问的。治理抓住了根本，所以教化能达到神妙的境界；而事情原本极其平常，人们却容易忽视。因此自秦汉以来，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儒者将文章与经济分为两途，君主将天德与王道视为两事，只致力于谋求治理而不谈论向学，不知道如果义理没有深入根本，那么政事大多苟且以求自安；志向不期望达到化育神妙的境界，那么功业就会因小成而自满。治理不如古时那样美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伏惟皇上日理万机，不像在太子时期那样清闲，书籍繁多，哪里有空闲在秘殿翻阅书籍？私下想，一天之中，接见臣下的时间多，与圣贤晤对的时间少。兵刑钱谷等事扰乱圣虑的多，往昔的言行和先贤的言论有益于圣心的少。那么功业与忧虑交替出现，即使治理恐怕也会有瑕疵。况且社稷百姓，哪一样不是学问？而圣德大业，都完备于书籍之中。如果想要希求达到神圣的美德，固然必须借助典籍；即使想通过广泛听取意见来收效，也应当参考已有的编撰。臣愚昧地请求特别命令史官选取经史各类书籍以及前代的奏议，不论卷帙多少，也不拘泥于忌讳，每天派两人抄写几幅，按时进呈。伏乞皇上在处理政务之余，一定赐予阅览，并使之成为常规，不再间断。昔日《千秋金鉴》，唐代臣子以此举杯祝颂；陆贽的奏疏，宋代臣子以此进献御前。这些都是想要辅佐成就君主的德行，所以借助前人的言论。然而足以供夜间阅览的，难免在深宫中因劳作而中断。像臣所论述的，每日奏进，不异于阅览章疏，没有记诵案牍的烦扰，然而是非得失的根源，治乱兴亡的缘故，如果一旦经过御目，必定会触动圣心。日积月累，必然会出现日日有功的景象。即使是习见的旧闻，也足以收到温故知新的盛大效果。以臣的愚陋，在退朝用餐之余，偶尔展开书卷，尚且必定有所感触。皇上秉承上圣的资质，日日更新的学问，那么用来发扬圣性的高明，使治理的功业达到尧舜的境界，按理有可以必然效验的，也不会迟缓。

请求开放言路的奏疏 康熙三十六年

御史胡德迈

奏为请求放宽对言路的处分，并赐予召见各位大臣以听取进言的实际效果一事。朝廷慎重选拔台谏官员，以资谏诤，原本是想让他们启迪皇上的身心，匡正辅弼国家政事。恭敬地阅读太宗文皇帝对谏官的谕令：“朕如果有不德之处，就立即规劝谏诤，如果确实可行，就实行；如果虚妄，也不加罪于你们，并不命令你们对质辩白。”世祖章皇帝命令言官各自根据见闻，极力陈述无所隐瞒，所说的如果正确，就予以采用，如果不恰当，不必加罪。光辉显赫的祖训，已经垂范万世了。近来吏治风气更加败坏，宠幸贿赂日益明显，圣心已经洞悉，各位大臣难道都是聋哑吗？只是因为攀附行贿的事情最为暧昧，明知却没有确凿证据，不敢妄自弹劾，况且与受贿者同罪，定为发觉者为虚诬，公然行私，实在无可奈何，都是因为臣等不肖，顾忌畏缩，不能冒着惯例纠劾，缄默的罪过，又怎能推辞？现在正值圣主反省自身、寻求言论的时候，也是各位大臣实心悔过的时刻，何不放宽处分的定例，使他们能够直抒胸臆，揭发奸邪、剔除弊端。其中有刚直无私的人，奖励一二人；过于憨直的人，也委婉表示宽容。两班大臣日常侍奉御前，秉公还是挟私，哪里难以立即辨别？只在于皇上平时留心，黜退时自然有甄别。臣听说古代帝王有摇鼓求言之举，汉代设立极谏的科目，求言如此恳切，还有不敢尽言的人，难道拘泥于处分的定例，还期望他们直言无隐吗？至于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有的就是从科道内升迁的，有的经历中外事务最久，这些都是熟悉事务的人，难道没有见识吗？只是定例记载，“如果不是言官条陈的，降调等语”，因此忠君爱国的念头，压不住爱惜功名的念头的人有之。凡是遇到灾异修省，就允许直言，事情过去就停止，有闻必告，是臣子的本分，难道能分灾异与平时为两种情况吗？何不以后只听从一例条陈，那么言路就越宽，而人心就越振奋了。至于治理之道的大要，贵在沟通上下之情，我皇上忧勤政事，每天命令部院各衙门堂官及科道等官员依次上前奏事，原本是在宵衣旰食之中，寓含鉴别人材的方法。但是进趋唯诺，不过片刻，一两句言语即使章疏彻底阅览，也可能不能完全知晓隐情。私下观察历来督抚提镇各位大臣，都能得到特谕升见当面咨询，口头陈述利弊。难道在京的近臣唯独不能瞻仰天颜、尽抒胸臆吗？伏乞皇上在万机之暇，不拘在京衙门大小官员，圣衷稍微了解的，都能不时召对，询问政事缺失误、民情疾苦，并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以备提拔任用。单独听则偏私，合听则

译皇上。如果进见的人少，那么被召见的人或许会夹杂偏私的见解，来冒犯圣上的明察。只有圣上的听闻既已广博，自然可以折中而达到最恰当的地步，而人们也难以逃脱您明察秋毫的鉴识了。俗话说：“即使是割草打柴人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这些都是朝廷的重臣耳目，难道没有一点值得献上的见解吗？大凡书面奏章，或许有虚有实、有可行有不可行；至于口头陈述，应当做到知道的不隐瞒，说得不保留。这样，各位大臣才能的长短、心术的正邪、品行的优劣，都成为皇上内心默默记取的内容。在共同推举、选拔任用的时候，可以立即决断而没有疑虑，不但能通达下情，而且能全面知晓整个朝廷的贤良与否。至于容貌言辞，人人各不相同，天威近在咫尺，恐怕有人因畏惧忌讳而不敢说话。只希望皇上能展现和颜悦色，诱导他们进献忠言，以壮大敢于直言的气势。这又在于如天般广博的包容，不是微臣所敢妄知的。还有请求的是，君臣之间互相警戒，是盛世君臣唱和的风气。近来各位大臣的奏章，常常多有浮夸的颂扬之词，这是不把尧舜那样的标准来期望我们的君主。虽然直言规劝的奏章时常呈上，那又有什么益处呢？今后涉及皇上自身的事，一律遵循祖制，允许规劝进谏，那些颂扬的美言浮词，应当予以禁止。臣是言官，只知道用言语表达忠诚，而见识有限。恳愿皇上集思广益，兼听并收，那么忠告就会天天听到，太平盛世就可以立刻实现了。

译请求召见对答臣疏 顺治六年

给事中魏裔介

我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的时事也极其紧迫，百姓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也日益严重。山东境内强盗遍布山野，京城周边地区因而像野火一样蔓延。江西的叛将刚刚擒获，云中地区忽然又发生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的动乱。又如巴蜀地区游荡的残敌，湖湘地区遗留的祸患，哪里不是让圣明君主日夜操劳的原因呢？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忧虑，所忧虑的是上下之间的情意未能沟通，满汉之间的意气在中途阻隔。有的人庸碌无能以保全富贵，有的人结党营私以吝惜功名。纲纪日益松弛，法度日益败坏。贪婪的官员和受贿的官吏互相吞并，像鸱鸟一样嚣张以显示得意。只有我们皇上独自处于上位，日夜焦心劳思，不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哪怕一天的太平之乐。我实在为此担忧。前些日子撤销卖参的差役，纠正朱罗江的罪行，传谕满汉官员要同心协力、恭敬合作，不得彼此偏袒。远近之人欢呼雀跃，现在又特别奉上传旨，痛念百姓不得已的处境，广泛寻求消除弊端、兴办利事的长远策略。如果不是天赋神智，怎能如此洞察万里之外？我虽然极其愚笨，但怀着结草报恩之心，不忍心沉默不语而辜负陛下。我私下认为，总督、巡抚、总兵、按察使等职位没有任用合适的人，地方官吏剥削百姓，百姓难以生存。减免赋税有名无实，这些都是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的原因。我们皇上也已经深知这些情况了。即使说这几件事不足以穷尽天下的政务，然而改变方针，完全反对其平日所为，本来足以实现太平而没有困难。关键在于这几件事，不经过深思熟虑，没有人能掌握其要领。从前唐太宗励精图治，开设馆阁，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轮流值宿，闲暇时从容召见，讲求治国之道，有时直到深夜才就寝，因此当时君臣在偏殿问答，如同家人父子在厅堂相见。君主愿意听取而臣子没有不说的，臣子尽情进言而君主没有不采纳的。所以贞观之治至今为人们所称颂。我斗胆请求皇上在朝会结束后，或者在乾清门，或者在偏殿，大大收敛天威，特别召见满汉大臣，俯赐清问。凡是政治的得失，百姓的疾苦，官员评价的好坏，以及某省尚可支撑，某省灾荒特别严重，盗贼如何可以清除，贪风如何可以平息，部院督抚如何可以任用得人，河工重运如何可以不误期，让各位大臣逐条回答事宜。必定要谈论救世的切要事务，在于各位大臣留心国家的利弊和百姓的休戚，难道没有补救一时的方法和长久安定治理的道路吗？借箸前筹的人呢？至于部院各位大臣各有职责，在启奏之时，皇上也应当召问。果真能熟悉政务，通达民间隐情的，才算是没有辜负职守。这样，就足以使耳目聪明，而民间的利弊没有不全面知晓的了。

恳请勤政召对疏 顺治二年

御史赵开心

从来治理天下的人，想要追求君主与百姓一体，必须先由君主与臣子一体，而要疏通一体的脉络，没有比言路更好的了。这不仅仅在于章奏。自古以来，使耳目聪明，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必定朝夕接见谏臣充满朝廷，天子咨询，百官进献，然后下面没有不能上达的隐情，君主没有不能实施的善政。我们朝廷登基以来，任用贤能，采纳谏言，言路也已经宽广了。先前偶然因为事务归并六部，内外顿时形成隔绝，不久就恢复旧制，确实是圣明的举动，大快人心。但是建立政令的初期，凡是事情的得失，言论的通塞，关系到天下万世的利害，其中的大纲大法固然需要讲求，即使是细节隐情尤其需要洞察。只是有奏疏不能全部陈述，而密封的奏章不敢频繁上呈的，恳请皇上开怀接纳，时常垂询，不拘朝见或燕见，不分满汉官员，不拘内院及九卿科道，时常借召对的机会，以温和文雅的态度，一切用人行政与民间利弊相关的事，允许各位官员随事条陈议论，一位大臣进言，群臣商议，皇上听取，或可或否，或行或止，斟酌后立刻决断，仍然命令史官当场记录。像唐太宗召宰相入内商议国计，史官入内参与听闻政事；元仁宗说：“进言的人应当直接到我面前。”这样则人情因此而上达，恩泽因此而下施，所补救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所励精图治的不是一个早晨一个晚上。况且我还有请求的，科道官员的职责在于进言，辅臣尽心协助，地位虽然高低不同，但辅佐君主的心是一样的。我考察前代，凡是进入内阁参与机密事务的，检阅题奏，拟议批答，随时启发开导，因事进献忠诚，所以进言起初并不专在于言官。现在阁臣学士等官，都改兼殿阁各种头衔，体制已经完备，职务应当修明。恳请皇上查复旧制，让内阁各位大臣在赞理机密事务之余，每当遇到事关重大的，随时适宜具疏陈述，可否取自皇上裁决，那么臣子不徒然尊贵，上下交流而治理就可以图谋了。

请求诏令应当守信疏 康熙十二年

御史魏双凤

我听说君主用来鼓动天下的，在于诏令；而诏令颁布于天下的，尤其贵在遵行。如果发布不妄为，而坚持必定执行，坚如金石，信如四季，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不肃然倾听而心悦诚服的。《尚书》说：“命令发出就执行”；《传》说：“命令重要则君主尊贵”。所以诏令不能不守信。我阅读邸报，看见今天已经奉旨定例的事情，奉行不力的有之。我认为应当在未发布之前谨慎持守，不应当在既发布之后轻易搁置，否则诏令刚下而不遵，命令未

译到了地方就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各级官员表面遵从、暗中违背，辜负了职责，从国家体制和帝王法度来看，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道理。比如征收杂项钱粮按银七分钱三分的比例，已经奉有圣旨，如今直省州县留存收放，并没有切实执行。比如每十文钱折算一分银子的规定，已经奉有圣旨，现在户部每次发放一千文钱折算一两银子，而市场贸易中每千文钱竟然折算八钱到一二分不等。比如不许使用旧钱的规定，已经奉有圣旨，如今各直省贸易中旧钱混杂使用依然如故。旧钱掺杂，就会导致制钱流通受阻；制钱贬值，就会使钱法不通畅，这难道不是执行不力吗？比如禁止滥留衙役的规定，已经奉有圣旨，如今各直省大小衙门的衙役蜂拥而至，有的改换名目，有的几人合伙充任，都没有遵守定额。比如禁止聚会烧香的规定，已经奉有圣旨，如今直省各处敲锣打旗，敛钱念佛的现象仍未停止。比如禁止服饰奢侈的规定，已经奉有圣旨，如今街头巷尾地位低微的人穿着华丽丝绸，奢华依旧。比如擅自使用非法刑罚、无辜死于狱中、擅自索要夫役马匹等规定，都奉有圣旨，如今官员故意违犯而被列入弹劾奏章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类情况，难以一一列举，都是因为内外臣工长期玩忽职守形成风气，完全不真心担当，切实遵守，所以皇上虽有仁爱之心，却无人代为宣扬传播，百姓从何得知？皇上虽有仁爱之政，却无人代为执行，百姓从何得到安顿？君王的言语细微如丝，传出时却宏大如丝带；君王的言语宏大如丝带，传出时却庄重如丧车上的绳索。光辉显赫的天语，明亮如日月星辰，而官员不遵从命令，百姓不遵守法律，拿什么向天下展示诚信？恳请严厉约束内外部院、督抚及大小诸臣，此后洗心革面，精心承受恩休，凡是奉旨定例之事，有益于民生、有利于风俗的，真心实意地推行，一律严格遵守。内而五城，外而有司，如果执行不力，应当立即上奏弹劾。弊端必须彻底清除，不要计较考核成绩；奸邪必须彻底整顿，不要畏惧强权。事情该做就去做，不要敷衍塞责；事情该说就说，不要避讳而耽误公事。这样法令才能永远被遵守，人心才能大大安定，天下共同敬仰皇上的英明，而且果断决绝。

译请求施行实政疏 嘉庆六年

御史茅豫

奏为守丧期满，恭敬陈述下情的事。恭敬地认为，我们皇上亲理朝政以来，以恭敬来约束自身，以真诚来驾驭臣下。臣见识浅陋，不能向上揣度皇上的高深。私下认为，君主保持恭敬就有常道，达到至诚就没有止息。自古以来治理功业的极度兴盛，都源于初始政令的坚定不移。臣谨就三年中皇上已经施行的实政，大致列举几个主要方面，而长久地推行道德教化成就，就在此中了。从来君主以了解人为明智，臣子以尽职为良善。君主了解人则下情能够上达，臣子尽职则各种废弛的事业都能兴起。皇上亲政以来，整顿官场常规，振兴臣子节操，表彰和惩处完全符合舆论，提拔和罢黜一概秉持至公。因此三年中，大官小吏都勤于职守，而揣摩迎合的风气一变成为砥砺节操、崇尚公正，吏治蒸蒸日上。臣愚昧地认为，用人的道理，时间一长就觉得艰难，只有深远的智慧之源，常在任用之前充裕，那么虽然人情伪诈百出，而清明在自身，自然可以收到兼听并观的好处。这是慎重选拔贤良僚属，恳愿皇上在守丧期满后永远记念这一点。君主赏罚并用，如果惩罚不及于恶人，怎么能遏制奸恶暴徒而安抚善良百姓？自从承办案件加重处罚以来，苛刻严酷逐渐成为风气。皇上亲政以来，整顿法律务求符合情理，定罪完全依照本律，法律不可宽贷的，未曾稍事姑息宽容，罪行有可怜悯的，一定使其从轻发落。因此三年中，官吏遵守规章，案件没有冤屈或放纵，治理刑狱确实极为公正允当。臣愚昧地认为，立法的初衷，都源于宽厚，而执行久了，往往导致严酷。只有好生的恩德，常在辅助教化之中深厚，那么虽然诉讼繁多，而持衡更加谨慎，自然有潜移默化之权。这是体恤众狱，恳愿皇上在守丧期满后时常记念这一点。至于世风的奢侈与节俭，常随君主的德行而转移。各省进献地方特产，原本是日用所需，自古如此，实行没有弊端。自从臣下喜好进奉，往往沿袭旧事增加华丽，而民力才开始在下层疲惫。皇上俭朴成性，亲政之初，就严禁办理贡品，违者照例治罪，确实不想以无益害有益。因此三年来，地方大吏不至于借端摊派累及百姓，其余逢迎馈送的各种陋规，都已一律革除，风气的厚实，没有超过此时了。臣愚昧地认为，人情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恳愿皇上守丧期满后，摒弃浮华崇尚务实，杜渐防微，或许人心更加安于古处而风俗长久敦厚了。国家财赋收入费用有常规，战争至今支用浩繁，现在大功将次告成，自然应当宽裕筹划善后。皇上以君民为一体，亲政之初只期望藏富于民，不想从上面操持，所以各位大臣调剂有意近于加赋、涉及损害百姓的，一定深拒不纳，而且酌情裁减官欠，核实税银，查办漕粮，增修河工，减免缓征以缓解歉收的困境，赈济以体恤一隅的灾害，不惜内帑频繁颁赐，只恐一人失所，因此三年来百姓安于田间，户户有积蓄，百姓乐于本业，确实没有超过此时了。臣愚昧地认为，臣下谈论利益，既已在筹划时明令禁止，圣主惠民的恩泽更应加于大功告成之后。恳愿皇上守丧期满后，仍应当以节约爱养为良策，减损上层增益下层为盛业，那么民力舒缓而国用更加充足，国本稳固而遗泽长远了。所有这些实政，在三年中次第施行于百姓事业之中。臣恳愿我们皇上圣德日新，在已经治理已经安定之后励精图治，谨慎修治思虑长远，勤奋寻求可以长久可以宏大的谋略，以恒心处理而施于万物者融洽，以渐进推行而入于人心者深刻，常存初始政令的深远用心，即是万年的吉祥佑助了。

切务五事疏 咸丰二年

胜保

私下认为臣本性愚钝，情意殷切进献建议，承蒙皇上不加斥责，屡次赐予超常提拔，感念天高地厚的恩德，难以报答万一，只有爱君忧国的心意，向上报答九重天阙，此心自信没有他意，所说的话或许有可采纳之处，如果圣明俯身采纳，即使斧钺加身又有什么可推辞的，谨拟切于时务的五件事，为我们皇上陈述。自古帝王无不修治人事以挽回天变，我朝圣圣相承，偶尔遇到天变就责备自身反省过错，求取言论，诚心感动信服，所以能转灾为福。我们皇上天授英明，聪听常训，即位以来孜孜求治，应该足以感召祥和，然而臣默默观察天意，好像很有警示的样子：前年川西地震，伤亡人畜无数；去年黄河泛滥淹没生民千万；听说今年冬月又有月食的异象。恭读圣祖仁皇帝圣训说：“凡此都是阴盛的象征，不能说与人事无关。”又说：“自古帝王都因此戒惧，所以敬天变修人事。”如果是庸主就推诿给气数了。臣不熟习占卜验证，私下以理论之：太阳是君主的象征，传曰“天子当阳”，意义取自于此；《易》曰“坤为地为阴”，水依附于地，也是阴象。宫闱深密，不是臣敢知的，上天或许警示失职而警戒侵官吧？今春雨水失期，麦收歉薄，皇上车驾所经，确实亲眼见到。自从奉安礼成后，风霾特别严重，连续多日，寒暖不时，禾稼受损，怎知不是成皇帝在天之灵想以此昭示我们皇上呢？初十日以后

译屡次觉察云层聚合将要下雨，随即被狂风吹散，这似乎是天气下降、地气不能上腾的征兆。《洪范》中说：“常刮大风叫做蒙蔽，常降严寒叫做急迫”，意指臣下蒙蔽圣听，用虚妄的言辞粉饰太平，国家事务急迫，治理需要人才，所以出现这样的感应。世宗的训诫说：“顺应上天要用实际行动而不用文辞。”又说：“天道极其接近，时刻照耀在前后左右，抬头即是，动念即是，没有片刻离开。”皇上圣明是由上天赐予，继承皇位之日，恰逢时事艰难，上天难道是用这些来苦待皇上吗？是要以此成就圣德，怀抱长远的谋划，承受更多的福泽。广西贼匪起事以来，未曾受到挫败轻视，官兵如同儿戏，况且听说他们暗中蓄积奸诈阴谋，经过长时间才发动，虽然说是乌合之众，实际上已经气势嚣张。起初他们还畏惧天威，偶尔攻占城邑，随即就逃遁离去。自从李星沅出任后，贼匪才开始放肆；周天爵出任后，贼匪更加放肆；赛尚阿出任后，贼匪越发横行无忌，公然封授伪官，散发伪檄，狂妄悖逆的情状，令人发指。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则国家用度不足。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耗尽力量与财物，这是兵家的大忌。贼匪自从从永安出来，猖獗尤为严重，桂林、梧州、平乐、浔州，处处令人担忧。况且凭借这些小丑跳梁作乱，趁着全胜的威势，集结天下的力量尚且不能制服他们，将如何伸张讨伐而断绝其非分之想？这是广西的忧患。贼匪在永安潜伏数月，养精蓄锐，谋定而后动，必定有注重的目标，不是像从前四川、湖北的教匪那样盲目狂跑。梧州一府，是两省的咽喉要地，如果贼匪占据梧州，分兵掠夺桂林、平乐等地，使我军防备过多而力量分散，暗中勾结广东的奸徒，再次侵犯肇庆，旁边煽动南赣地区，远方勾结漳州、泉州，近处纠集海寇，那么从岭东开始将不再安宁。况且广东那些狡猾奸诈、企图逞凶的人，也起来了。这是广东的忧患。

译桂林与湖南接壤，平日奸恶之徒本就互通消息，如果占据桂林顺湘江而下，盗取衡州、永州，进犯长沙，这就是当年唐末黄巢践踏中原的路线，这是湖南的忧患。黄河尚未恢复，数郡百姓流离失所，是不言而喻的，而数十万前往江边的人，不是失业的流民，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入春以来，因为以工代赈，所以也大致安定。如今工程停止而田地房屋依然被淹，大水泛滥无处可归，难道能坐以待毙吗？现在听说沿河饥民，人人互相残杀食用，加上粮船水手向来不是良善之辈，今年南方漕粮一半由海运，一半受阻于河道，这都是生计无着，岂能避免冒死触犯法律？倘若枭雄豪杰起来倡导，手指手臂一呼，豺狼般的匪徒四面聚合，恐怕朝廷为此寝食难安、南顾忧虑，顾不上沿河风气顽劣悍勇，前代的动乱多起于此，这是淮徐地区的忧患。海寇去年窥伺山东，在闽浙沿海逍遥自在，官兵将领未能扼住其咽喉、遏制其气势，招抚之局只是牵制贼人之心，怎能保证他们不突然再次作乱呢？近来军队习气，无事时像燕雀在堂上安居，有事时像鸟兽惊散，水师尤其严重，这是海疆的忧患。如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春天下雨不及时，米价顿时上涨，近来听说盗贼像刺猬一样纷纷兴起，抢掠频繁，甚至京城内外，公然持械抢劫，倘若仰赖圣主如天般的福佑，以及极尽虔诚的诚意，此后雨水应时，秋天丰收，那么民心还可以逐渐安定，不然，从来大盗无不起于小盗，像明末张献忠、李自成，都是饥民，这是京畿地区的忧患。自皇上登基以来，训诫督抚的诏书不下数千字，如果切实奉行，地方自然会有起色，起初还畏惧皇上深沉刚毅，不敢过于懈怠，后来窥测圣意渐深，散漫依旧，当此局势艰难之时，如果不严厉申诫，使他们各自心怀敬畏，必然不能痛改积弊丛杂的习气，那么堵口筑堤、安抚百姓都无可依赖。臣因此想到广西已成的祸患还小，而各省将萌发的祸患恐怕滋长，不可不早点为之谋划。恳愿我皇上严加责成以消除祸患，康熙初年基业初创，反叛之心未安，仁皇帝年幼即位，当时东岸黄河决口，台湾用兵，加上三藩叛逆，关陕继变，局势节节不安，赖圣祖天地般的德行，日月般的明察，雨露般的恩泽，风雷般的威严，在庙堂之上制胜决策，在帷幄之中知人善任，有功则赏，疏远之人不遗漏，有罪则罚，亲贵之人不宽贷，得到良策就施行，得到人才就任用，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一时任事的大臣，也都感激效忠，竭尽忠诚，因此能够铲除巨恶，安定社稷。我皇上善于继承发扬，行动遵循成法，列圣的谋略训诫，法度常明，固然不需要管窥之见，在圣主面前陈述。然而发号施令，行政用人，似乎还没有与列圣完全契合的，难道是因为皇上有尧舜的资质，大臣没有皋陶、夔那样的辅佐吗？我皇上孝心不竭，念及大小臣工，都是先皇帝遗留下来的，往往格外施恩礼遇，这就是古代帝王居丧尽孝之道，与圣言不善不改的意义。臣怎敢妄加议论？然而赏罚，是人主的大权柄；宽猛，是驾驭天下的大权柄。子产治理崇尚严厉，而孔子认为这是恩惠，人知道畏惧法律，那么保全的人就多。诸葛亮说：“用高位宠他，位极则贱；用恩惠顺他，恩极则慢。我用法律威慑他，法律施行则知道恩惠；给他爵位，爵位加身则知道荣耀。”所以圣王的时代，赏罚不偏，重赏一人而天下受鼓舞的就赏，罚一人而天下受惩戒的就罚。赏明罚信，所以臣民畏惧其威严而感怀其恩德，感怀恩德就不忍心辜负君主，畏惧威严就不敢辜负国家。现在像赛尚阿，长期担任京官，清廉勤政公正，朝野共知，让他担任军机大臣，足以作为表率。至于将略本非所长，以致军队久战无功，溃败失利，然而已经让他统领军队，似乎不应该废弃军纪。如果因为爱惜此人，国家自有权衡，只要以不死的天恩对待他，还可以仰承祖宗处置从前珠勒保、阿桂、岳钟琪等人的成法都在，使失律的军队，都对朝廷的法制感到警惕，而不敢轻慢，以期奋勉图功，迅速完成事情，难道不好吗？上年黄河决口，皇上特别宽恕河臣的罪责，原本希望他们感奋知恩，乃至再次误事，还巧言推卸责任。此次河口不合，该总督等人并未自请治罪，认为无罪吗？还是不是他们的罪责吗？宋臣司马光上疏仁宗说：“致治之道，曰任贤，曰信赏，必罚。”恳愿我皇上明赏罚以振纪纲。又读二十一日谕旨，因雨水不及时命查滞囚，仰见皇上敬天勤民，忧民在抱的至意。但臣私下观察近来刑部审案，往往故意从轻宽纵，以博取宽厚的虚名。廷尉执掌天下的公平，或重或轻，看那人自己招致罢了，不参与其中。如果主观决定轻重，那么必然有不公平的人了。列祖圣训谆谆告诫刑部以平情执法，不可存有揣摩迎合之见。盖人主的庆赏刑威，就是天的雨露风霆。用当其可，都是造化的仁德；用不当其可，不仅风霆足以肃杀，即使雨水过多，也足以成为灾害。《礼》曰：“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前年皇上

译登基时的恩赦诏书所赦免的人不计其数，难道他们真的都洗心革面了吗？如果平时又曲意顺从、宽大宽容，这就不足以警戒凶恶顽固之徒了。况且这些人本来就是扰乱纲常法纪，受害者不胜枚举，他们所害的都是善良懦弱的人。对于奸盗之徒尚且想着曲意宽恕，难道良民就不值得保护吗？就拿去年曹七一案来说，本应按“光棍”律判处死刑，却只按“棍徒”律发配军屯，于是“光棍”的判例就被废弃了。又如去年钱局发生事端，当时如果惩治一两个人，自然能起到小惩大诫的作用，却只想用恩惠来笼络他们，担心招致小人的怨恨，谁知越是纵容他们越发骄横，如今又公然制造事端了。与其让他们肆无忌惮最终遭受重刑，不如让他们有所警戒畏惧从而免于大祸呢？至于抢劫重案，主犯和从犯都应判处死刑，但近来只追究为首的一两个人，其余人都以接赃为由开脱，屡次释放屡次逃跑，仍然成为百姓的祸害，盗风日益猖獗，这是因为法网太疏漏了。只要情有可原，自然应该避重就轻，改用宽大的典章；如果确实罪不可赦，怎么能破坏法纪来助长凶残呢？《尚书》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郑国的子产说：“火势猛烈，百姓望而生畏，那么死的人就少了。”恭敬地想到皇上至仁至圣，以德服人，我本有良心，怎敢用严苛急躁的言论进谏？然而曾听孔子说：“政令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就用严厉的手段来纠正，补救弊病纠正偏差，应当权衡轻重。”恳愿皇上明令整顿法纪以严肃常典。我又听说上天不说话，而日月星辰显现在天地之间；圣人不言语，而光辉的号令文章照耀宇宙。私下看到皇上对于臣工的奏折，有时留在宫中不批示。我也知道皇上必有深意，或者留作阅览，或者等待时机施行。但其中的流弊有不可不防备的：进言的人，难道一定都是公正忠诚的吗？如果预先知道奏折一定会被留中，那么借报私恨而中伤他人，沽名钓誉而攻讦别人，恐怕是难免的。至于天下的大计，反而不肯恳切地指陈。意见既然已有偏私，毁誉难道没有真假吗？揣摩侥幸的风气，往往由此产生。皇上深居九重宫阙，即使能耳聪目明，想要杜绝谗言浸染，即使是非有据也难以做到。又看到一切机要事务，似乎朱批多而明发谕旨少。如果确实事关机密，自然不可以预先传布；如果是寻常的训诫之词，似乎不妨明白宣示，以消除猜疑而杜绝私冒。自古以来，君主的一言一行，必定让天下人共同看见听见，以成就道德统一、风俗一致的盛况。宪皇帝的《朱批》是万代的楷模，然而明发的谕旨连篇累牍，四海传诵，并不是为了好名，而是为了统一天下人的心志。

译臣私下思量，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也是皇上日理万机、无暇休息之时。然而，身处高位而能听取低位者意见，这是天道；百姓虽然愚昧却难以欺骗，这也是常理。往往宫廷深处隐秘之事，士大夫尚且未能知晓，市井巷陌却已传遍众人之口。近日市井平民，时常私下议论圣上德行。臣虽愚钝，也知这些话语出自无稽之谈。皇上继承大统以来，清心寡欲，亲身践行节俭。内廷没有私费消耗，后宫鲜有声色妨害，耳目断绝玩好营求，台榭少有游观装饰。这些并非奸佞小人所能动摇，然而舆论如此，也足以看出为君之难，以及防范祸患如防川决堤之不易。昔日大禹拜受帝舜之言以取善，历代圣君虚心纳谏，于是成就了太平盛世。皇上日日革新，远远超越千古。如今脱去丧服在即，正是古人所谓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时刻。恳愿皇上以宽大和平涵养天下之福，以英明果断救济天下之难，以任用贤能尽用天下之才，以信赏必罚振奋天下之气。不要安于现状而忽视安逸，不要懈怠于急务：吏治日益败坏，要思考整顿的方法；祸患尚未平定，要思考安定的方法；天象变异尚未消除，要思考消弭的方法；军威尚未确立，要思考激励的方法；人才尚未兴盛，要思考培养的方法；财用尚未充裕，要思考生财的方法；先皇勤勉警惕的志向，要思考继承的方法；祖宗功业的隆盛，要思考急其所急、缓其所缓，以百姓之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数年之内，朝野气象若不蒸蒸日上，那是未曾有过的事。惟愿皇上圣明，俯察鉴察。臣幸甚，天下幸甚。

三渐宜防疏 咸丰二年

徐继畬

一、土木之渐宜防。我朝历代圣君相承，崇尚俭朴。大内宫殿沿袭前明旧制，无所改作。只有圆明园是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是秋狝驻跸之所。这两处规模到乾隆年间才完备，嘉庆年间只有岁修而无增益。宣宗成皇帝素来崇尚俭素，笃于孝思，暂停秋狝去热河，一切工程全部停止。只有圆明园澄爽静穆，符合圣性所安，自正月至十月常驻于此。然而三十年中未曾增加一堵一椽，那些游观不及的地方，座落若报应修，辄令拆毁。因此内府之帑前后拨发外库的，共一千数百万，这是节省的明效。昔日汉文帝爱惜中人十家之产不筑露台，史臣赞美他。唐太宗因宰相询问北门小营缮，加以诮让，魏征以正言争之，太宗即省悟。自古帝王没有不以裁省土木为盛德者的。我皇上节俭性成，前徽克绍，即使如今移跸园居，不闻有增修座落的事，凡在臣民都深钦仰。臣见数年以来，园亭久旷可修之工必应不少，一切管理之人未必都知道大体，或以有事为荣，或以沾润为念，甚至说黯淡无华，观瞻未肃，荒芜不葺神爽未怡，甚或说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凋残，凡有富繁不必计较，悉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人知帑藏空虚，料其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成，内库稍充，难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臣所谓土木之渐宜防者，此也。

二、晏安之渐宜防。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得其性情之正。汉儒匡衡说：“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燕私之意不形成于动静，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主德之或昏或明，君身之或弱或强，政治之或怠或勤，民瘼之通或隔，揆其本原，皆肇于此。齐风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鸣，苍蝇之声。”是说贤妃心常恐晚。所以姜后脱簪珥而周宣赖以中兴，汉史嘉班姬辞同辇而知礼。顾以事涉宫闱，绝于听睹非外廷之所能悉，亦非臣子之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于殿陛之间，岂能争于宫壸之际？所以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使清明之志气，在宫无改于廷，肃穆之风裁，在内无殊于外。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而盛德大业，胥于此乎审端。我皇上健法天行，至刚无欲迩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圣德之日新又新，圣政之久安长治皆将肇基于此。臣谨胪往古陈言，以当朦瞽之讽诵。晏安之渐宜防者，此也。

三、壅蔽之渐宜防。自古壅蔽之患，由于言路不通，然言路既通，而壅蔽转有生于不觉者，不可不防其渐。系此言事之人，学识不同，贤否异，其切中事理，有益于国计民生固不乏人，然亦有本无卓见未悉事情，拾残说于邸报中，论事机于已成之后，又或意在沽名为激聒，鼓其矜张之气不顾事理

译那些安于现状的人，把在朝廷上激烈争辩当作伸张气节，把获罪当作成就名声。前明中期，这种风气最为盛行，探究他们的用心，难道能说是纯粹的忠臣吗？甚至有不肖之徒，隐藏欺诈，有的怀着私仇私恩借公事谋取私利，有的受人指使把言论当作交易，像这类情况，难以保证一定没有。

译君主广开言路，是希望得到美好的谋略和规划。如果听到的与得到的不一致，即使是有采纳谏言的君主，也会产生厌烦轻视的念头。一旦产生厌烦轻视的念头，就不会再有挑选采纳的心思。纵然有可用的意见，也会将其一概视同。此后公车上书的文章充满道路，不过是陈旧的纸张重复出现，而耳目所及的事务，不得不寄托于其他途径。疏远的人不可信任，不得不寄托于亲近的人；文墨之士不可信任，不得不寄托于粗疏之人。起初是转而信任却产生怀疑，接着是废弃明察而使用暗察，逐渐发展到把言论当作空谈，扰乱人心而没有事情可以折中调和。认为众人的议论都挟带私心，因而常常伸张独断专行。这样就会导致偏颇专横的态势形成，而蒙蔽阻塞的祸患就产生了。

我皇上登基之初，就把广开言路作为要务。自从倭仁上一道奏疏，皇上亲手写诏书褒奖嘉许，议论政事的人纷纷兴起，皇上虚心听取采纳，只要有一句话可以采纳，立刻见到施行。纵然有荒谬的言论，也不严厉责备。近来因为天旱求取言论，又反复恳切地奖赏诱导，而将空话塞责、受人指使、喧哗沽名这三种弊病切实指明，使他们知道惭愧悔改。在胸怀深广如山谷之中，寓含教导规劝和裁断成全的意思。凡是臣子官员，谁不感激振奋，思考如何称职以回应圣明的诏书。

只是在这臣民之中，大抵中等才能的人占一半，那些没有见识的人，本来就没有真知灼见，担心陷入那三种弊病，因而保持沉默以保全自己。即使是志士，想要慷慨抒发，在那三种弊病之间，也难免有疑似之处。臣私下估算在京师议论政事的人，大约有三类：用章奏陈述的，叫九卿科道；用章奏陈述并且能够当面陈述的，叫部院大臣；不用章奏陈述而时常能够当面陈述的，叫内廷王公。这三类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九卿科道人数众多，爵位官阶不高，少有瞻前顾后的意见，见闻较广，多有采访的途径。以风节气节相互激励，怯懦的人也想奋发起来；以弹劾为职责，贪婪放纵的人也有所顾忌。这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的短处，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弊病。部院大臣长久在朝廷任职，既然屡次承受恩惠，谁没有忠君的微小念头，并且熟悉时务，不像新进之人那样迂腐。这是他们的长处。然而等级既高，时常担心失足，天颜日日接近，更加如履薄冰，有的有所顾忌而不敢深入直言，有的过于矜持谨慎而不敢尽情言说。这是他们的短处。内廷王公每日侍奉在禁宫近旁，有的身处心腹之地，有的身居尊贵之位，外面没有私交党援的祸患，内心没有希求爵位赏赐的心思，这是他们的长处。然而国家法令森严，规定不准与外人交接，朝廷的评议固然不能全部听到，舆论也不能全部知晓。采访不超越近侍，听睹不及幽深遥远，他们的心可以担保没有二心，但他们的言论不尽可以依据。这是他们的短处。

臣认为听取言论的原则，以事理作为衡量标准，符合事理就是对的，即使是草野之人也有可采纳之处；不符合事理就是错的，即使是亲信也难以曲意顺从。因为长处而忘记短处，固然担心杂草般的言论混杂陈说；因为短处而废弃长处，也担心美好的言论难以传达。我皇上明目达聪，屡次下达求取言论的诏书，多方面施行奖赏劝勉的方法，而臣却担忧蒙蔽阻塞。这实在是担心议论政事的人受限于才识，最终不能顺应深远的圣意，致使圣主察纳的虚心，不免失望而返回。厌恶乌鸦喜鹊的鸣叫噪杂，虽然有鸾鸟仙鹤，也将有所不愿听闻；厌恶萧艾纵横，虽然有蕙兰，也将有所不愿采摘。然而鸾鸟仙鹤从此无声，蕙兰从此不生长了。臣所说的言路虽然通畅而蒙蔽阻塞的祸患却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就是这个原因。

选拔士人的原则，十个中得到五个不算少；求取言论的原则，十个中听到一个得到不算虚。恳愿我皇上听取采纳的勤勉经常像今天这样，那么言路永远没有蒙蔽阻塞的祸患，而直言极谏的士人就会接踵而起了。臣本来拘泥迂腐，惭愧没有知识，以前在御史任内，一知半解，也曾妄加陈述。去年因为任职无状，自己招致过错，承蒙皇上格外宽容保全，改补京官。自己思量犬马之齿已迫近晚年，常恐蒲柳先衰，最终无法报答高厚的恩德。才力由于天赋，盘根错节，不是臣所能胜任的；愚钝由于天性，拾遗补阙，还是臣所能勉力做到的。只希望皇上体察我的迂腐愚钝，而俯赐采纳，臣不胜荣幸。

奏陈时事艰难疏 咸丰二年

陈坛

本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议论政事责任的，对于政治得失、民生利弊，有可以补偏去弊、力图补救的地方，各自抒发见闻，直言陈述不要隐瞒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虚心受人、广泛采纳咨询的至意。臣认为纠正过失陈述善政，实在在于臣僚，而恭敬迎接上天福佑，永远安抚亿万百姓，首先归于君主的德行。皇上登基以来，勤勉图治，日夜不暇，本来应当四时顺序，天下平安了。然而自从去年以来，天象屡次异常，人事也屡次乖违。尤其可异的，比如去年二月中旬，连续几天太阳颜色黄赤，暗淡而没有光泽。今年二月十七日辰时，太阳下方旁边有黑子同时出现，过了一个时辰才消失。查二月十七日，正是永安州匪徒窜出的日子。现在广西贼势更加炽盛，省城被围，那么全省的震动可虑。听说冯云山是广东教匪，李

译丹是衡州的会党匪徒，跨省勾结，那么广东、河南潜伏的匪患就值得忧虑。黄河堤坝工程尚未合龙，数十万劳工，游手好闲没有饭吃，那么直隶、江苏、山东、河南的骚乱就值得忧虑。江苏的水手被逼迫遣散，那么沿河地区的蔓延滋扰就值得忧虑。浙江的海盗曲折招抚，那么沿海地区的猖狂又值得忧虑。祸乱的发生，上天用来警示圣人，也将用来成就圣人。想要缓解多难的局面并收拢民心，必须从皇上遇到灾祸而恐惧，更加深切地警惕勉励开始。臣又希望皇上迅速颁布诏令，告知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士人和百姓，将之前被臣蒙蔽欺骗以及屡次更换将帅、办理不善，现在地方遭到蹂躏、令人伤心惨目等情况，亲自承担罪责，恳切地宣布，并且从军营将士到本省及邻省的绅士百姓，如果有能够自行组织团练保卫城池的，立即给予破格奖励。那些已经陷入贼中或被贼胁迫的人，除了著名的逆匪、国法难以宽恕的外，如果能够自己来归顺或杀贼自赎的，仍然给予赏赐，以分散贼党而稳固人心。当事的官员百姓读到诏书而流泪，必定会感奋图功，借此来仰承皇恩的高厚。即使有别的不逞之徒，也会听到而胆战心惊，可以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皇上每日闲暇时，将各部院九卿汉满大臣中值班办事的人轮流召见应对，考察他们办理的事务，就能审察这个人的公私之心，并且可以各自询问他们本省民生的疾苦、吏治的兴废，参考众人的言论来验证真情与虚伪。这似乎也是集思广益的一种辅助。唐朝大臣陆贽曾说：“悔过的意思不得不深，引咎的言辞不得不尽。招揽延纳不可以不广，恩泽润泽不可以不宏。宣导疏通郁结不可以不彻底打开，胸怀洗刷污垢不可以不荡去瘢痕。”这几句话，似乎对今日时事颇为切近。只希望皇上先坚定意志，开诚布公，事事与天下人相见，这更是今日急务，而感动天人，其响应会像回声一样迅速。再则广西抓获贼匪伪军师洪大全，经赛尚阿选派带司步军统领衙门外郎联芳、户部主事丁守存押解进京，估计四月内可到。按照我朝旧例，凡押解进京正法的，都必须是真正的逆首才能显示天威而彰显武功。现在听说洪大全不过是供贼驱使，并不是著名的头目，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也没有此人。后来因为贼众从永安窜出，在无可奈何之时，不得不夸张装点，借以壮大国威并稍微掩盖自己的过错。臣愚以为，京师的耳目容易蒙蔽，而天下的耳目难以欺骗。这个开端一开，恐怕将来抓获贼匪的人都不免夸大其词，希图冒领赏赐，而且恐怕逃匪听到后会窃笑，更加助长他们轻慢侮弄之心。更值得忧虑的是，各省盗贼勾结气类原本相通，一旦有变更加关系国家体面。应请特别降下谕旨，将洪大全不值得押解进京的情况明白宣示，命令沿途督抚，无论该犯到达何处，立即就地正法。押解该犯的联芳、丁守存，想在军营中不甚得力，听任他们自行回京，不必再赴广西，这样当事的文武官员都知道警戒畏惧，而贼匪听到后知道圣意必定要将真正的逆首洪秀全等全部擒获，更加足以使贼胆寒而激励军心。

译恭敬地陈述治国根本的奏疏

倭仁

我观察皇上即位以来，以恭敬的态度整饬自身，以宽厚的胸怀驾驭众人，寻求贤才，采纳谏言，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圣明的德行普遍令人信服，本来应当自然达到完美完备的境界。然而，朝廷内外懈怠懒惰的情况依旧，人才萎靡不振的状态依然如故，天下渴望治平的心情，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积弊深重难以扭转，辅佐的大臣缺乏人才，这固然不错，但这不是从根本上的论述。如果志向不追求远大，政事因苟且偷安而自我满足；心意不达到至诚，事务因虚浮不实而很少成效，那么想要救济当今极端的弊端，并扭转世人的心志，关键也就在于朝廷罢了。臣请进献一个观点说：希望皇上立下必定成为尧舜那样的志向。志向始于思考，通过学问来辨别，其发端虽然微小，但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巨大。皇上端坐静思的时候，深入考察，仔细反省，将事情与唐尧虞舜的事迹相互印证，在“危微”与“执中”之间进行辨析，在“允”与“知人”、“哲”与“安民”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感到有不足之处，内心就会羞愧不安，从而由羞愧产生奋发，由奋发产生严厉，必定要像尧（放勋）、舜（重华）那样才肯罢休。这个志向一旦确定，然后选择同心同德的臣子，讲求治国的道理，切磋身心修养，从穷究事理、修养自身一直到治理平定天下。这个关键操持在圣明的内心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推广到四海之内也毫无不足。这就是所说的志向确定，天下的治平就能成就。承受艰巨的重任，正值多事之秋，如果不是困苦心志、忧虑思虑，来激发大有作为的气概，怎么能宏大救济艰难呢？志向急切于有所作为，就会虚心乐于行善。后世的君主往往以听到自己的过错为耻，臣下于是唯唯诺诺成为风气，那种君臣间严肃而和谐的问答，再也无法重现。唐太宗听从谏言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仍然对魏征克制己欲的困难积累怒气。舜命令禹说：“我如果有违背道义的地方，你要辅佐纠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我。”舜难道还有违背道义的行为吗？禹又怎么会像那些进谗言、当面阿谀的人一样呢？只是舜兢兢业业，唯恐自己有违背，并且唯恐禹当面顺从，实在是因为人心极其危险，修养反省必须严密，警惕勉励加深，向臣工求助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于是禹用傲慢来告诫，益用懈怠荒废来告诫，皋陶用安逸欲望来告诫。正因为君主乐于听取直率的谏言，所以在朝的大臣都进献正直的言论。如果不是这样，臣子正忙着闭口不言都来不及，又怎么肯用那些不顺耳的话，去触犯雷霆之怒呢？恭读高宗纯皇帝的谕旨：“你们九卿中，谁能对君主提出责难？谁能陈述善道、杜绝邪恶？”高宗皇帝的心，就是虞帝取人为善的心。皇帝以效法祖先为准则，效法尧舜，那么智慧就更加广大了。理财是当今的急务，节约用度尤其是理财的重要计划。近来看到礼部议覆通政使罗惇衍关于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的奏折，刊刻简明礼仪颁布示众遵行，奉旨允准，这确实是端正德行、丰厚民生的根本大计。然而臣还有进一步的建议：政事贵在务实而不贵于文饰，百姓顺从喜好而不顺从命令。用文告中的虚词来挽回奢华的积习，条文虽然设立，谁会听从呢？恳请皇上以身作则，大力推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并申谕朝廷大臣，将一年的财政支出收入总数通盘筹划。从宫府内外的大小衙门，凡是能够裁减的一律裁省，不要拘泥于虚文，不要沿袭旧套，不要回避嫌怨，不要畏惧繁琐困难，务必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不要因为支出而经营收入。服饰器用既然已经明确限制，就必须令行禁止，有违犯者必定惩罚，使朝野臣民共同明白恐惧修省、务实而不务虚的意思。一人震动，在上位者恭敬谨慎，在下位的众官实力奉行，自然足以挽回风气，改变人心。从前汉文帝身穿粗厚的黑色丝织品，后宫的衣服不拖地，于是天下顺从这种风气，人民富裕。我们皇上秉承尧舜的资质，体现尧舜的德行，亲身实行节俭，天下难道有不顺从的人吗？至于人情喜好利益，廉洁之道亏损，应当堵塞谈论利益的门户，奖赏廉洁清高的士人。以及学校不修，人才多被废弃，无人之患甚于无财，尤其应当阐明正统的学问，兴起贤才，培育德行，以储备栋梁之材。这些都是政教的大端，应当及时修举的，只要圣明的志向果断而不怀疑，那么各项功业就可以依次治理。臣虽然身在地方，但心无一日不在朝廷，深知自己浅陋，对高深的治国之道没有什么补益，然而这点爱戴君主的心不能自已。希望皇上宽恕我的狂妄愚昧，俯赐鉴察，天下就太幸运了。

请求修明实政的奏疏

倭仁

本月十七日恭读上谕：“今日神武门内敬事房水库不慎发生火灾，应当恐惧修省，敬畏天威。”等因，钦此。所谓恐惧修省，不是仅仅寄托于空话，可贵的是体现在实事上。不知道这道谕旨颁布，是姑且这样说，来粉饰一时的耳目呢？还是诚心感发，确实想要亲身实行呢？如果亲身实行，就会大力崇尚节俭，纷华靡丽的东西必定舍弃；按时上朝，安逸享乐必定戒除；听从谏言如流水般顺畅，改正过错不吝惜，忠言正论必定乐于听取；召见臣工，广泛咨询采纳，民情吏治必定周知详悉。这就叫真正的恐惧，这就叫真正的修省。如果只是说说而已，恐怕天心难以改变，而灾变的发生也不容易消除。人情遭遇患难就会恐惧，恐惧就会生出敬畏之心；处于安乐就会懈怠，懈怠就会生出放纵之心。所以开头做得好的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很少。皇上刚即位的时候，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刚经历变乱，兢兢业业，日夜操劳没有遗漏。四海臣民无不欣然盼望治平。近年以来，精勤的意思稍微不如从前了。因此月食再次出现，冬雪推迟，今年辛丑年，祈求谷神时烈风大作，禁城以内屡次发生火灾

译灾祸。这本来就是上天仁爱之心，不嫌烦劳地反复示警，让人谨慎开始并谋划终局。恳请皇太后和皇上常常思考时事的艰难，不要忘记庚申年的忧患，不把“恐惧修省”当作诏令告诫的空文，而是以“恐惧修省”来实行敬畏上天的实际政事，或许灾祸变异可以消除，吉祥和顺可以招致了。

译请求消除蒙蔽以迎来祥和甘润的奏疏，光绪年间，余上华呈上。

恭敬地阅读了多次下达的谕旨，皇太后和皇上因为天灾流行，吃素减膳，下诏自责，并命令内务府削减宫廷内部的用度，天下的臣民没有不感激得流泪的，认为天灾可以立刻消除。等到内务府回复奏章，说没有可以削减的，天下的臣民没有不叹息感慨的，认为蒙蔽难以完全去除。恭敬地追溯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鉴于明朝末年宫廷滥用钱财，将其作为深刻的鉴戒，大力推行节俭，昭示给后人。自从同治年间以来，省去了圆明园的巨额费用，天下人认为宫廷的用度可以减半了。然而近来听说每年的花费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数倍，等到详细询问原委，回答说因为传办的事务过多，所以每年的用度日益增加。之前阅读邸报，据奏章说近年宫内应该修缮的工程一概没有传令制作，也没有特别传令添置物件，臣这才恍然大悟，皇太后和皇上严格遵守祖制，节俭的德行更加修持，用度日益增多，消耗在无形之中的，实在是内务府各位臣子的过错。虽然现在奉到谕旨，仍然命令详细查核，开列清单呈览。只是如果贪图利益已经很深，仍然一定会多方掩饰。凡是使用的物品，内库有存留的，就没有必要另行采办。牲畜现在十不存一，喂养的费用可以减少。其余细项可以逐类类推，即使有的项目确实无法削减数额，难道允许虚报吗？试看道光、咸丰年间每年的用度总数与近来每年的用度总数比较，再以近年开销的物价与道光、咸丰年间开销的物价比较，弊端自然显现。内务府领取款项的司库，向来有扣除二三成的说法，上年经人参奏，听说是因为逼迫索取没有扣除的甘结，众人因为畏惧与受贿同罪的刑罚，希望以后当差获利，没有敢有不同意见的。到了现在，每次遇到发放款项，先索取甘结，而扣除的比例更加严重了。传闻近来领取银子一千两，库中扣除五百二十两，加上各处的需索、同僚的分肥、本官的侵蚀，开销一千两，实际使用的不过一百两罢了。虽然其中也有廉洁自守、不想染指的人，大抵被众人牵制，无可奈何。虚报冒领的人众人瓜分，与受贿者两相甘心，外人无法指实，所以肆意妄为而没有顾忌。之前文锡父子专擅内务府十多年，现在家产可以敌国，现任内务府大臣及司理主要差事的人，无不坐拥厚财，悠然自得。日前谕旨所斥责的服用、宴会奢侈浪费，勾引太监购买珍奇玩物，比比皆是，大抵都是内务府的人。如果以一千多两银子纳资进身营谋，得到差事每年获利巨大，有幸得到粤海织造等差事，那就不知道获利多少了。他们功名不是从学问中来，没有通达圣贤的道理，哪里知道君臣的大义？所以钻营卑劣，只看重利益。侵吞国家钱财，律例有刑罚条文，如果依仗着无所畏惧，是因为内府的用事完备，宫廷外的臣子不敢揭发他们的阴谋。计算一年侵吞的钱财，可以救活饥民百万，哀鸿遍野于道路，民众聚集在宫阙之下，人事不平，天和为何至今未至？后来痛除积习，拟定以裁汰冗员为当务之急。冗员即使难免纷杂，遇到公事就互相推诿，不肯破除情面；遇到私事就互相援引，希望多树立党援。至于款项的出入，拟定请求在内廷行走的王公中特别简选一人，总司查察，如果太监索取费用刁难，立即处以重典。总管大臣选择廉洁刚直的一二人主持。至于司库不准兼任，不用帮办，事情有专责，利益不争分，大概都能实用，所节省的自然无穷了。天子享用玉食万方，即使每年花费千万，谁说是不合适的？现在耗尽空虚的国库，全部饱了臣下的私囊。圣明遇到灾祸修省，而左右仍然肆意欺骗蒙蔽，各位臣子的奏章屡次引用蒙恒的风气作为言论。朝廷深加采纳，训诫枢臣责备群下。近来蒙恒的风气如故，应天以实不以文。臣愚蠢地认为，消除蒙蔽而迎来祥和甘润，应该从内务府开始，先去除耳目之前的蒙蔽，大概中外臣工都知道警戒恐惧，不敢因为国库的重任而肆意贪婪。将看到事事核实，利益归于公家，国库储备自然逐渐充裕，何至于偶尔遇到偏灾，致使陛下日夜焦劳，中外束手无策呢？

吁恳，慈恩暂缓，归政以弘扬圣学的奏疏。光绪十二年。

伯彦讷谟祜

私下臣等恭敬地阅读六月初十日的懿旨，因为皇帝学习有成，谕令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诏辞宏大深远，斟酌古代准则当今，反复推究，既钦佩又感激。恭敬地思考我们皇太后，具有仁圣的资质，正值艰难时运，削平九州，安抚四方，史册罕见匹敌，功德独一无二。现在正当后宫归政，颐养冲和，既大大慰解了日夜期望之心，也稍微释除了日夜操劳的重担。凡是这些臣民，谁不欣喜愉快？然而臣等每天侍奉讲席，深思时局，有不得不详细陈述的。希望皇太后垂察。皇上天生聪明，过目成诵，六经各类史书，前几年就能列举其辞句。然而经义既深，史书极博，譬如山海，不是一览所能穷尽，这是讲习的事情，还没有贯通透彻的第一点。天下的政务，没有比章奏更重要的。之前奉到慈谕，将军机处近年来的折奏抄录讲习，皇上随时披阅，也能一阅了然。大到兵农礼乐，小到盐关河漕，头绪纷繁，兼顾综合不容易，这是批答的事情，还没有熟悉第二点。

译满语国书，是我朝的根本。皇上记忆诵读非常广博，书写也很工整，然而切音和声义极为精微，固然需要名物毫无遗漏，尤其必须文义连贯贯通。满文和蒙古文的奏章文书，各种体式各不相同，这翻译之事，还有三点不够熟练精通。做君主是最难的，万般政务是最重的，多一日涵养正道，就多一日的功效；多一分讲求探究，就多一分的益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皇太后以祖宗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二十多年来忧劳如同一天一样。如果等到一两年后，圣上的学问大成，正值壮年，从容地授予政事，以辅佐巩固我朝宏大的基业，这不仅是臣民的福气，也是宗庙社稷的喜庆啊。

译治理国家的法则论

陆陇其

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中”罢了。正因为合乎中道，所以在缓减刑罚、搁置刑具时，不嫌其过于宽厚；在查究奸邪、铲除暴恶时，不嫌其过于严厉；在治理的具体措施上，不嫌其过于繁琐；在独自把握大局时，不嫌其过于简略。这就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之所以万世无人能比的原因。如果不审慎地把握中道，而只是盲目地偏向一端，那么当实行宽厚时，奸邪之人就会肆意横行而不去查究；当实行严厉时，无辜的人就会触犯法网而不去体恤；当实行繁琐时，天下事务繁多而官吏无法治理；当实行简略时，教化松弛、法度废弛而上级不知道整顿。这怎么能振作风俗、感动人心呢？汉、唐、宋之所以有古代治理的遗意，是因为它们在宽厚、严厉、繁琐、简略方面偶尔契合了中道。它们之所以不如夏商周三代，是因为契合了中道但未能完全契合。如今皇上继承先帝的功业，思考如何整顿风俗、和谐人心，那么在宽厚、严厉、繁琐、简略之间，确实不可不加以注意。然而我私下认为，今天谈论宽严烦简的人，都没有抓住要领，只是盲目地偏向一端。所以看到《周礼》的曲折繁琐，就认为应该采用繁琐；看到姜太公三个月就汇报政绩，就认为应该采用简略；看到汉高祖约法三章，就认为应该采用宽厚；看到诸葛亮的严峻治理，就认为应该采用严厉。周公治理周朝确实繁琐，但其中难道没有简略的地方吗？太公治理齐国确实简略，但其中难道没有繁琐的地方吗？汉高祖和诸葛亮确实一个偏于宽厚、一个偏于严厉，但宽厚者难道没有需要用严厉的地方吗？严厉者难道没有需要用宽厚的地方吗？宽严烦简，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原则，要顺应时势而变化。宽严并用，烦简互施，是治理具体事务的大要。所以善于施政的人，贵在顺应时势而知道变通，又贵在顺应事务而知道变通。如果说时势可以宽厚就一味宽厚，或者时势可以严厉就一味严厉，这还是不懂得宽严的变通。如果说事务可以简略就一味简略，或者事务可以繁琐就一味繁琐，这还是不懂得烦简的变通。皇上开创基业正当兴盛，与周朝相比，正值成王、康王制礼作乐的时期，治理之道适宜详细；与汉朝相比，又正值文帝、景帝与民休息的时期，治理之道适宜宽厚。这是当今时势所决定的。然而从具体事务来看，又有不能一概而论的地方。我请求指出其中一二，其他的可以类推。当今适宜详细的，没有比尊卑上下的差别更重要的；适宜简略的，没有比文书公文的名目更紧要的；适宜宽厚的，在于钱粮方面的过失、诏狱中的株连；适宜严厉的，在于吏胥的玩弄法律、地方官的贪婪。尊卑上下的区别，是用来节制淫乱奢侈、安定民心的。现在胥吏差役能够与士大夫穿同样的衣服，商人能够与公卿穿同样的服饰，而法制不建立，这中间将止于何处呢？应当命令礼官斟酌等级差别，不嫌精细详细，务必制定标准，使贵贱不越位，而朝廷的名器足以被天下看重。这是以详细为贵的。文书公文，是上下凭借它来作为信用的。然而现在上级下达给下级的，不一定都执行，只是为了应付惯例罢了；下级上报给上级的，也不一定都执行，也只是为了应付惯例罢了。却只让奸恶豪强借机作为资本，达成他们的欲望，这能不思考如何减少吗？应当致力于实行，不弄虚假文辞，使官吏能够尽心于职守，也稍微减少奸恶豪强的虚伪。这是以简略为贵的。钱粮的催征，不可宽厚了。然而因为分毫的拖欠就遭到罢免，因为稍微超过限期就加以谴责贬谪，不是太过分了吗？诏狱的审讯录供，有不得已的情况。然而因为一件事的蔓延而牵连上千官员，因为一个人的有罪而祸及亲属，不是太过分了吗？这适宜以宽厚为贵的。吏胥玩弄法律，也已经多次申诫了，但玩弄法律的人依然如故；地方官的贪婪，也已经多次申诫了，但贪污的人依然如故。难道不是因为玩弄法律、贪污的人未必都能被发觉，被发觉的人未必都能被诛杀吗？这适宜以严厉为贵的。所以我曾经论述说：宽厚而详细的是根本，严厉而简略的是应用，这是当今的中道。治理国家的谋略，没有超过这一点的。虽然如此，还有进一步的说法。宽严烦简，是治理的手段而不是治理的根本。治理的根本在于皇上的一心。汉唐宋之所以不如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政令没有完全适中，也是因为它们的心没有纯正。所以以至仁为心，而不混杂偏私；以主敬为心，而不陷入懈怠松弛。这又是皇上运用宽严烦简的根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而想要施行的政事都合乎中道，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三代因革论一

恽敬

夏商周三代以前，十分之一的税率。征用劳役，征用田猎，征用兵车、马匹、牛只、木材、草料、粮食、器具、铠甲，都由百姓供给。而百姓为什么如此充实快乐呢？夏商周三代以后，三十分之一的税率。劳役则动用国库，田猎兵戎则招募人员。车马、牛只、木材、草料、粮食、器具、甲胄，都由上级供给。而百姓愁苦愤懑，好像不能终日的样子。为什么呢？韩愈说：古代从事生产的百姓有四种，现在从事生产的百姓有六种。古代从事教育的人占一种，现在从事教育的人占三种。从事农业的家庭一个，而吃粮食的家庭有六个。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一个，而使用器具的家庭有六个。从事商业的家庭一个，而依靠它的家庭有六个。虽然如此，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尊贵，而数十人供养他的衣食，这是第七种人。一家富有，而数十人供养他的衣食，这是第八种人。持兵的人一县有数百人，这是第九种人。

译服役的人，一个县就复免了数百人，这算是十分之一的百姓。这几百人的子弟、姻亲人数有几十人，都不耕种却有饭吃，不织布却有衣穿，这算是十分之二的百姓。牙人互相勾结，侩人聚集交易，这算是十分之三的百姓。仆役不是真正的仆役，台役不是真正的台役，这算是十分之四的百姓。妇女拖着长长的衣袖，穿着尖头鞋；男子敷粉美白，习练歌舞，这算是十分之五的百姓。农、工、商这三种百姓供养他们，而十分之五的百姓消耗他们。因此天不能养育，地不能生长，万物不能生产，以至于无法维持生计。即使有上古的圣人，又能怎么办呢？

古代上面有田地而百姓耕种，后世富人有田地，招募贫民做雇工。一个雇工可以耕种十亩地，而盈余的八十亩，收取其中四成不足以供给雇工。饥荒年份则每亩没有收成，而供给雇工的费用却像往常一样。那些租种田地耕种的人，大抵每亩收入三份，取一份交给田主，用两份自己食用，常常不够。由于田主得到一份，又分出一半来缴纳赋税，并且被各种杂役所困扰，也不够。这是农业的弊病。

古代工匠都有法度规范，官府监督；后世一切都任由自己作为。笨拙的人不足以养活身家，灵巧的人制作淫靡精巧的物品。有花费几年时间制成一件器具的，也不足以养活身家。这是手工业的弊病。

古代商人不得乘坐车马，穿锦绣丝绸，人们从事末业的人少，所以利润丰厚。后世一切都等同于士人，人人不以为耻，从事末业的人多，所以利润减少。那些富人穷极奢侈，与封君、大官争胜，胜了也贫穷，不胜也贫穷。这是商业的弊病。

凭借十分之五的众多百姓，依靠农、工、商这三种百姓来生存，却几乎无法生存。而三种百姓也如此困苦，即使有上古的圣人，又能怎么办呢？

恽子居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十分之五的百姓都存在，并非兴起于后世。圣人治理天下，四种百姓的人数日益增加，百姓的数目日益增多，所以农、工、商三种百姓的力量能够供给十分之二的百姓，而天下大治。后世四种百姓的人数日益减少，十分之五的百姓的人数日益增加，所以农、工、商三种百姓的力量不能供给十分之二的百姓，而天下衰败了。圣人的道理是什么呢？回答说：不使四种百姓受害罢了。不使四种百姓受害的道理是什么呢？回答说：不使农、工、商受害而严格督责士人罢了。不使农、工、商受害，那么农、工、商就有盈余；严格督责士人，那么士人就不会泛滥。士人尚且不能泛滥，那十分之五的百姓哪里能够泛滥呢？不能泛滥，所以常常处于不足的状态。十分之五的百姓不足，而农、工、商有盈余，争相回归到农、工、商之中了。因此十分之五的百姓不会日益不能生存。

尧舜的时候，说：“你后稷播撒这些百谷”，说：“谁能够胜任我的工匠”，说：“迁移有无，交换居住”，所谆谆教导的只是三种百姓的生计罢了。殷朝的盘庚，周朝的九篇诰辞，都是这样。这是圣人治理十分之五百姓的方法。

有人说：“三代的时候，佛、道二家还没有流行。”十分之五百姓的说法可以听一听吗？回答说：“姜太公时的华士，孔子时的少正卯，孟子时的许行，都是佛、道二家的人。”有遣戍的就罢了，养兵有庶人在官的就罢了，顾役有门子、余子的就罢了，有富贵而游手好闲的人了，其余的都是所谓的闲民、惰民。既然这样，那么有治理天下责任的人，也应当在三种百姓的弊病上慎重谋划啊！

译三代因革论二

恽敬

那么，夏商周三代供养士兵的制度，可以听一听吗？回答说：可以。周代的制度是六乡组成六军，六遂作为辅助，这是民兵的制度。夏商周三代都是相同的。既然民兵制度相同，供养士兵的制度也不能不同，为什么呢？周代官职中的司右，掌管众位“右”的政令，凡是国家勇力之士，能够使用五种兵器的人，都归他管辖。郑玄说：“选拔‘右’应当在中等士人中选取。”既然选拔“右”，那么这些人都是士兵。说“焉”（在那里），必定不是散居在井田牧野中的百姓。如果不是供养士兵，又是什么呢？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郑玄说：“不称‘徒’，而称‘虎士’，是从徒众中选拔有勇力的人。”既然徒众都由国家供养，如果不是供养士兵，又是什么呢？山贲氏负责环绕护卫，然而周武王就用他们去讨伐殷商了。周代官制中有八百人，而武王时有三千人，这必定有辅助的士卒，如果不是供养士兵，又是什么呢？不只是这些，古代戍守都是轮换代替的，轮换代替必定有期限，在期限之内都不从事耕种。负责储备草料的人，有人；负责供应粮食的人，有人；负责使用兵器铠甲的人，有人；负责防御壁垒的人，有人。这与供养士兵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士兵驻守的情况。周公东征，长达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远至万里之外，都是驱使他们作战，这与供养士兵有什么不同呢？司右、虎贲氏，是周代的官职，那么夏、商两代不可能没有勇爵，不可能没有护卫的武士，这是可以推知的。《采薇》、《出车》，是周代的诗歌，那么夏、商两代不可能没有屯驻守卫的士卒，这是可以推知的。殷余的危难，荒服的劳顿，是周代兴盛衰败的原因，那么夏、商两代不可能没有对观扈的讨伐，对鬼方的征伐，这是可以推知的。因此，民兵制度既然相同，供养士兵的制度也不能不同。大概古代大国不过数百里，小国不过数十里，边境事务的争端多，而跨越国界的寇掠少，耕种的百姓可以战守，因此用民兵来守常，用供养的士兵来应变。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跨越山海的征伐，联合诸侯的战役，战国时代更是严重。秦汉以后，天下统一，一起事端往往牵连数十郡，一次调兵往往行军数千里，因此用供养的士兵来守常，用民兵来辅助应变，两者交互使用，各自得其适宜，不可偏废。况且人承受于天的禀赋，古代丰厚而现代浅薄；教化于人，古代严密而现代疏漏。古代士人可以成为农民，农民可以成为士兵；后世驱使士人成为农民，那么士人就会败坏；驱使农民成为士兵，那么农民就会败坏；泛泛地命令他们，就会在两种役务中诡诈出入而没有用处；严格约束他们，就会在一种役务中积累怨恨而不安定，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深入考虑的。那些儒者，认为汉代的南北军是对的，而八校尉是错的；唐代的府兵是对的，而骑兵是错的。然而，南北军和府兵已经不是三代的制度了，何必认为这个是对的，而那个是错的呢？如果郡兵的法令没有改变，那么八校尉对南北军没有妨害；如果屯田的制度能够实行，那么骑兵对府兵没有妨害。宋代的保毅、义勇，明代的箭手、矿夫，那么供养的士兵而且借助于民兵了。这在于供养士兵的人，善于制定制度罢了。不然，拿后世的百姓，而每天拿着戈矛责成他们，怎么不加速他们的背叛呢？

三代因革论三

恽敬

周代官职中小司徒召集万民的卒伍来使用，用来兴起军旅，用来兴作田役，用来比试追胥，用来命令贡赋。贡赋之外，都是役事。兴起军旅，是兵役；田，是田役；役，是力役；追胥，是守望的役事。后世士兵出自招募，而兵役废弛；兵役废弛，而田役也废弛；守望的役事也废弛；没有废弛的，只有力役而已。到了将租庸调合并为两税，而力役的征发也废弛了。古代的役事，没有留存下来的。周代官职中乡大夫的比长、闾胥，旅师、党正，是乡官；遂大夫的邻长、里长、酇长、鄙师，是遂官。汉代称为三老、啬夫、游徼，都赐予爵位，同于乡遂的官职。唐代称为里正、坊正，就把他们当作役使了。宋代称为衙前督管官物，称为耆长，称为壮丁捕盗贼，称为散从，称为承符，称为弓手，任人驱使，那么不仅役使他们，而且虐待使用他们了。周代官职中宰夫八职：第五是府，掌管官府的契约来治理储藏；第六是史，掌管官府的文书来辅助治理；第七是胥，掌管官府的次序来治理秩序；第八是徒，掌管官府的命令来征发命令。这些制度历代都实行。军旅、田役、追胥的役事，是民役；府史胥徒的役事，是官役。自从民役废弛，而乡遂的官职等而下之降为役使了。到了宋代，衙前的役事，如同官役中的府史；耆长、壮丁、散从、承服、弓手的役事，如同官役中的胥徒。官中的府史胥徒，依然如故。唐代从中叶以来，天下动荡，官役不足以周济其事，于是从百姓中取用来辅助。辅助久了，就各有职司；职司既定，就各有功过。起初用民役代替官役的事，而视为理所当然；接着用民役供给官役的命令，而也视为理所当然；后来用民役承担官役的过错，而也视为理所当然。到了熙宁年间，民役使人无法生存了。因此乡遂的末流变为差役，差役的末流变为顾役。差役则百姓劳苦而财力日益匮乏；顾役则百姓安逸而产业可以常存。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制度，没有不扰民的事情，应当选择符合时势而危害较轻的实行。后世的儒者，认为

译如果因为熙宁新法而随意诋毁诽谤，那是不懂得治国根本的人。况且，将后世官役危害百姓的现象，视为熙宁雇役制度的弊端，那就更加不可取了。为什么呢？熙宁所雇用的役人，是民役；而后世的官役，从周代的府、史、胥、徒就已经存在了。然而，三代圣王给予他们俸禄，以安顿他们的生活；宽缓他们的服役时间，以让他们熟悉职事；用道德教化他们，以端正他们的志向；用刑罚威慑他们，以杜绝他们的私心。像这样来使用他们，怎么会有像老虎戴帽、鹰隼搏击、毒虫叮咬、水鬼暗射那样残害百姓的事情呢？因此，懂得官役可以雇用，官府就能得到整治；懂得民役可以雇用，乡里就能安宁；懂得官役可以雇用，苛刻骚扰的事就能消除；懂得民役可以全部废除，天下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

译三代因革论四

恽敬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可以知道了。利益达不到十倍，就不改变法度；功效达不到十倍，就不更换器具。这是恒常不变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称王，春秋五霸法制不同却都称霸，这是迎合私利、夹杂妄说的观点。虽然如此，中间还有中道。先王的治国之道，顺应时势适当变化，制定的法度各不相同，但考察起来没有瑕疵，实行起来没有弊端，这是在权衡上述两种说法后，知道其轻重缓急的人所持有的观点。没有什么比封疆疆域的制度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人民生计更紧要的，没有什么比军国大事更紧迫的，而圣人却一律用宽大的原则来推行吗？难道这些细微的条目、平常的用途，就可以随意对待吗！人们维持生计，每天追求更加丰足；人们处理事务，每天追求更加巧妙。圣人只是节制那些过分的行为罢了。比如宫室的规格，只求能辨别上下等级就可以了。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它们是不同的。但百姓居住的屋舍，何必相同呢？比如冠服的规格，只求能行礼作乐就可以了。夏代的毋追冠，殷代的章甫冠，周代的委貌冠，它们是不同的。但百姓穿的短衣，何必相同呢？祭祀用的俎豆，花纹疏密不同，用于宗庙；干戈的雕刻涂饰不同，用于军队；车旗的完好与破旧不同，用于朝廷；粟帛的纯度与数量不同，用于市场。圣人治理天下，有两个根本原则：事物的纲纪，名实相符的效果，等级威严的区别。授予百姓一成不变的规范，用确定的法度来整齐划一。天子亲自率领诸侯、大夫、士将这些规范颁布给百姓，一定要使它们像丝线在缫车中、陶器在转轮上一样，没有丝毫的增减，这样天下人心就安定了。至于崇尚质朴还是文饰，奢侈还是节约的程度，有的随着时间变化，有的随着地域改变，所以维持生计不至于违背常理，处理事务不至于迂腐曲折，因此圣人首出而天下归心。夏商周三代的圣人没有改变这一点。那些诸儒博士，过于尊崇圣贤，而在体察平民百姓方面，敢于遵循古昔，却怯于顺应时势；笃信专门之学，而轻视考察通变之方，哪里足以了解圣人的宏大呢？因此他们的学说，推演一家之言则通顺，推演众家之言则不一定通顺；推演一部经典则通顺，推演众多经典则不一定通顺。况且就一家一部经典而言，也有不一定通顺的地方。到了不一定通顺的地步，却牵强附会、穿凿以求其通，那就是天下的乱言了。

拟策五道

韩菼

问：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令人敬畏啊。人事在下显现征兆，天象在上作出回应。灾异现象，本来是盛世也应当有的，是君主勉强作为所引发的吗？然而更加令人恐惧了。我皇上以年轻之龄继承皇位，服从天命而不轻易改变，兢兢业业。然而即位以来，彗星出现在翼、轸以及娄等十三个星宿，京师发生地震，河北、淮南洪水暴涨，淹没房屋，毁坏城墙。陕西元月降霜，大雨大雪压坏庄稼，杀害百姓。山东、山西大饥荒，人吃人。江北旱灾蝗灾，都城附近土地塌陷十余丈，向下看水中如同房屋一样。有人讹传佛出世，互相惊恐。五六年之间，变故多啊。我皇上端正自身，斋戒精思，想与天下更新，征求直言，赦免罪犯，免除拖欠的赋税，减免租赋，打开仓廪赈济贫穷，抚恤孤寡，停止不必要的劳役，斥退贪婪残暴的官吏，恩泽遍及百姓。用来要求大小臣工修省缺失的措施甚至非常周全。然而入春以来，白色气长达数丈，像白绢一样灼烁发光。陕西更加饥荒，百姓死亡相枕。黄河多次决口，迁徙淮上州县被水淹没。而京城附近大旱不下雨。五月癸卯日，太白星白天出现，连续三天不消失。天象显著明白，赫然可畏。灾变不是凭空发生的，是因感应而起。它的罪责如何占卜？它的应验是什么？如何修省？如何整饬？才能使风雨时节，寒暑适时，年成谷物成熟，星宿顺序，河神履行职责，以达到太和的盛况？请尽情直陈，不要用谶纬扰乱经典，不要用偏党损害公正。将要探究天人的极致，明晓治乱的极点。

问：古代的圣王，都依靠贤臣来共同成就功名。当时的臣子，无论大小，无论远近，都凭借他们的言论，献出他们的身体，任职与议论常常兼任，而没有顾盼观望、怀安苟且之心。啊，他们的声威业绩难道不伟大吗？降及后世，往往小臣议论大臣，任职者发言充满朝廷，却受裁制于执政用事的大臣。任职者的心不坚定，而议论者也倾摇懈怠，不再有慷慨议论天下大事的人，人才衰败了，治理也缺失了。我国家整顿激励官职，使官员得其职，职得其事，用来训诫的措施非常完备。然而近来看到事情无论巨细，部院诸臣不任职，必定由督抚议论；督抚不任职，必定由他们议论并上报，仍然不任职，又逐级下发议论。为什么任职与议论相互牵制呢？他们如果真的看到了民生利害、政事得失，外吏说没有容许议论的余地，台谏说没有容许议论的余地。为什么任职与议论相互违背呢？现在用什么策略来坚定任职者的心，并且用来振作议论者的气概呢？近来奉上谕，凡是文书奏报，部院诸臣应当按时决定，不要借端驳察。又谕令议论的臣子，务必条陈利弊，不要泛泛而论。告诫非常简要，难道可以破除积习而警戒懒惰萎靡吗？文书往来，纠举细故，不是议论；坚守成例，不是任职。究竟用什么来振作整饬在位者，肃然更新，以共同谋划治理，使文章政事卓然可观。

问：古代完善要塞、防备边境，不敢轻易放弃尺寸之地，所以使百姓生存并巩固我们的疆域。过去因为海氛未靖

译担心奸民充当贼寇的内应，于是将他们迁往沿海地区，将内地全部划为荒地，百姓私自前往那里的，加重刑罚。这确实是明智深远、考虑周全的计策，不惜放弃数千里的土地，却坐视消解奸邪的萌芽，瓦解寇盗的根基。只是百姓因为迁徙的缘故，流离失所，丧失生计，有的甚至死于非命，实在令人哀伤。近年来贼寇势力日益衰微，议论的人大多希望让百姓返回故乡，不要长期失去耕种和渔猎的利益。如果按照他们的建议允许百姓返回，恐怕作奸犯科的人不知道法律禁令，或许暗中与贼寇交易，从而加重边境的忧患。如果不允许返回，那就是长期使我们的百姓受苦。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才好？议论的人有人说：现在军队中吃闲饭的人很多，而所放弃的土地原本肥沃富饶，如果鼓励百姓去耕种，既可以获取土地的利益，又能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非常便利。然而各位将士在外劳苦征战十多年至今，他们的勤勉程度已经很高了。现在巨大的祸患尚未平定，如果随意让他们从事农夫的劳作，在长期荒废不耕的土地上耗尽他们的体力，恐怕不是慰劳征战的士兵和体恤远方服役者的做法。幸好如今军威远播，边境稍微安宁，非常爱惜这片土地，不忍心长期抛弃，但不知道恢复它的适宜方法，试着列举可行的办法。

译问：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的粮食，用来充实京城，让百姓承担路途的费用供给军队，而官府又规定损耗率是每三钟只交付两钟，费用已经非常沉重了。而江南省又每年运送白粮十五万余石，计算其雇佣费用二十多万两银子，全部从县官的经费中支出。按粮食便宜时计算，这费用不止是正额的两倍。过去曾商议停止漕运，让百姓缴纳粮食的折价款；后来则实行一半漕运、另一半仍缴纳折价款，但粮食价格低廉而官府不及时评估其价值，百姓非常困苦。不得已又恢复每年漕运的旧制，然而官府更加萧条且烦费增加了。我皇上考虑到官府和百姓不能偏让一方陷入困境，而思考变通的方法，于是下令在每年漕运的数量中，留下十五万石让百姓缴纳折价款，而就用剩下的船只和军队携带白粮运到京城。这一转移之间，不增加漕运，不雇佣船只，不增加一个士兵的费用，而坐着节省大司农的金钱十二万多两。然而这每年漕运的十五万石，不是用粮食而是用金钱，这钱将从哪里出呢？都是出自百姓，难道能适时评估其价值来向百姓征收吗？还是不能呢？现在粮食和钱价不相平衡，考察古代制度，应该拿出金钱来征收百姓的粮食，现在反而把粮食散给民间而用金钱征收，难道不会让百姓更加困苦吗？希望再有权衡的方法，期望达到官府和百姓两利，不单独让这一方的百姓陷入困境才可以。

问：货物的利益在于像刀一样流通，像泉水一样流动。钱被称为泉，就像流动的泉水，各种货物因此流通。过去法定货币不流通，而假钱日益增多，因此禁止各地铸造，钱只命令宝泉、宝源两局铸造。挟带铜钱积累奇货的人，最终都归附于上，这是应该的。然而官钱越来越少，而百姓越发得以挟带假钱来自行便利，权力分散在下层，钱货壅塞在上层，对于法律禁令来说并不便利。近来命令督抚大臣各自根据当地应用钱的多少，重新开放鼓铸，其地丁课税，百姓可以缴纳钱，大概十分之三由官府给予士兵及供给各种经费，也是如此。这是过去的例子而更加明确，严厉其法令想要使其必定实行，大概钱的流通可以日日期望了吧。然而我曾经思考其制度间有不安定的地方：官钱的价值昂贵，百姓颇不方便，这是一；用官钱的价值给予士兵，士兵转而卖给他人，将无处获取利益，这是二；官吏掌握造币的势力，都混杂作弊，这是三；想要不吝惜铜料和人工，使质地厚重而工艺精良，又恐怕采铜日益增多，最终无处获取利润，这是四；钱文不精良而价值又昂贵，那么暗中屏避盗铸的人得以乘虚而入，这是五。凡是这些所忧虑的，缺漏而不考虑，为什么心计如此稀少呢？能商讨功利的人或许不少，务必有方法权衡，想要使货物流通，下层以便日中的市场，而上层为国家收取鼓铸的利益，期望剩余的钱财串绳朽烂而不计较，称为盛世治理。

法令应归简易疏 康熙四年

广东总督卢崇俊

奏为政归简易以端正治理本源的事。臣听说民生休戚动昭天象，国家利弊实在关系到民生。如果确实弊病全部革除而利益全部兴起，自然会有休而没有戚了。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大利在于政治简易，而国家的大弊在于法令繁多。为什么呢？法令一多，那么内外衙门在大官只遵循成例，每多查驳的烦扰；在有司只畏惧功令，有来不及救过的情势，怎么能考虑到民生的休戚而施行抚育的仁爱呢？而且因为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那么民生越发受到困苦了。如果政治一归简易，那么大小臣工各有闲暇的精神，衙门各役不施展鬼蜮的伎俩，这是害不除而自绝，利不兴而自广，不必追求遂顺民生，而民生自然遂顺。所以古来只颂扬宽大是美政，没听说以文法的繁多为善治的。一法立则一弊生，所以法愈多而弊愈滋。滋生弊病缘于法多，那么救弊只在减法，有不辨而自明的了。向来立法之密，其意在于除弊安民، 哪里知道弊病反而从此滋生，百姓又从此受到扰乱呢？恭逢我皇上智仁天纵，知道大计军政遵循陋规，知道考满等第恣意营求，而毅然停止；知道四部考成的繁琐丛弊，而归并户部综核；知道各关差官骚扰商民，而责成地方征收。天下官民商贩已受无穷之福，这就是多事不如省事的明效。今日求治之法，不须远法前王، 但就皇上此念而扩充之，将六部现行例子命其逐件讲求。如书所说：“刑故无小，宥过无大، 只将贪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处治، 其余因公获过者概免。”琐碎议论减之又减，直至于必不可减而始存其大而重要的，那么法令简明，大官易于综核، 有司得以展舒، 始能共同讲求抚育之术，以遂顺民生而回天象，不难了。

请省奏销驳查疏 康熙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题为《请慎奏销之驳查省冗奏以节省睿劳》的事。臣认为章奏中最繁多的，是奏销的驳查، 但钱粮项未清، 驳查必不可省。说一概省驳查则不对了。只有不应驳而驳的، 以致内外屡题屡覆، 频繁宸聪، 这类实在可省。臣举一二事来说：如湖广省康熙六年兵马买用豆草等项目价直共五万余两، 初经部覆。湖北抚刘兆麒、

译湖南巡抚周召南在奏销康熙六年钱粮的两道奏疏中，都说草料价格与定价相符，豆料价格比上年略少，都应准予核销。在康熙七年五月、九月，各自奉旨依照议定执行，并记录在案。然而，在康熙七年九月，户部覆奏湖广总督张长庚报销康熙六年兵马钱粮的一道奏疏中，又说豆料、草料价值已经虚高，难以照此核算，请求敕令该巡抚重新核减后具题等语。臣查康熙六年该总督报销湖北、湖南的豆料、草料，就是湖南、湖北两巡抚所奏销的豆料、草料的三道奏疏，本就属于同一事项，价值相符，为何在三个月之内，一次允准一次驳回呢？至于康熙八年二月及五月内，湖南、湖北两巡抚具题，户部两道奏疏覆奏，都说豆料、草料等价，已在奏销康熙六年钱粮案中准予核销，都没有需要再查议的内容等语。这是康熙七年先准予核销，康熙八年随后依旧准予核销，那么中间康熙七年九月内的那次驳回核减就可以省去了。省去了这一次驳回，该省该巡抚两次具题，户部两次覆奏都可以省去了。又如广西省郁林、三里、全州等军营，接连经过经略大臣洪承畴、该总督于时跃等题请，准予该军营全额支给战饷，多年奏销没有异议。然而户部覆奏广西省康熙四年、五年奏销钱粮的两道奏疏中，将各军营所支战饷数万余两全部驳回，令其追缴扣除。屡次经过督抚提臣上疏请求免予追缴，户部覆奏不允。最后该巡抚金允祖两道奏疏具题，户部在康熙八年八月及十二月内两道奏疏覆奏，都说该总督卢兴祖在康熙六年具题战兵改为守兵，这四年、五年战兵支过的钱粮都是在未定之前支给的，相应应当免予扣除等语。这是顺治十三年、康熙元年接连题请准予全额支给战饷在先，康熙八年题覆照旧免予扣除在后，那么中间奏销康熙四年、五年钱粮奏疏内的两次驳回扣除，就可以省去了。省去了这两次驳回，此后该巡抚屡次上疏请求免予追缴，户部屡次上疏覆奏，都可以省去了。这是臣所列举的奏销两案，都见于章奏文书中的。旧例奏疏之外还有驳单，胥吏查册呈报的驳单多的多达数十件，其中难道没有不应驳回却驳回的吗？臣想户部与其他各部不同，钱粮项目千头万绪，卷宗案件牵连数年，言事的人花费数月查核一两件事，事后指摘很容易；办事的人一天处理上百部公文，当下稽查很难。因此反复思考，户部事务既然因为繁杂而变得困难，就必须寻求从简单中求容易，而寻求简单的方法，首先要从求详尽开始。省去应当省去的，是简单；先辨别应当与不应当的，是详尽。历来堂官把握纲要，司官把握详尽。臣请求用三句话概括说：司官能详尽，那么堂官就可以简单了；人能详尽，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了；起初能详尽，那么后来就可以简单了。恳请敕令户部详细告诫各司官，凡是遇到驳回查核的案件，无论列在奏疏还是开列清单，最初都要加详慎。如果有涉及两个司的，希望彼此移文覆奏明白；有卷宗牵连多年的，将旧案仔细查清原委。部例一条，断绝两行的道路。旧案熟悉，那么就能收回胥吏的权力，应当驳回的必定驳回，不应当驳回的立即省去，希望这样能减少内部章奏的繁杂，免除外部驳回查核的劳累。

译恭敬地陈述时务的奏疏，顺治十七年，给事中姚延启上言：

我恭敬地阅读了皇上因天旱灾变而引咎自责、反省自身的谕旨。如今臣得以极言时事，放宽忌讳。臣谨从时务中摘录有关君主德行、有益于国家大计和民生者，列为七条。恳请皇上垂察。

第一，进言的各位大臣，首先应当优厚抚恤。设立言官，原本是以补过、直谏为职责。如果只纠察臣下，而不敢匡正辅弼君主，那么满朝都是唯唯诺诺之声，哪里还看重直言争辩呢？如今皇上谕旨中所说，顺治十二、十三年有言官被处分的，如季开生、李禋等人，刚直犯颜，已经身死荒野。恳请皇上特别准许他们的骸骨归葬，家属还乡，并加以优厚抚恤，以彰显敢于进谏的忠魂，以昭示转危为安的盛事。其余被流放、降职革职的大臣，也各加以存留录用，依次提拔任用，那么海内之人无不鼓舞称庆，从此忠诚刚正的风气将普遍振奋，不至于仅仅以圆滑逢迎作为保全身家禄位的长策了。

第二，刑狱应当恢复旧制。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清楚地知道该趋避什么。如今屡次奉上谕增改律条，使人耳目惶惑混乱。就像没收十两银子的法令，原本是为了惩治贪婪，然而法律越严，贪风却不止。如今又改为只惩治席北的大贪大恶，反而让吞舟的大鱼漏网。又因为民间违法的人多，所以增加了杖罪罚赎的条例，如今贪污的官吏反而借此害民，赎金全部落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恨归于朝廷。又如想要警戒徇情的官员，将审问不公者拟处死刑，立法太重。此后刑官迎合风向旨意，想免除自己的祸患，枉自给人定罪，以苛刻为明察，以杀戮为威严，怨愤之气上冲天和，这尤其是近日旱灾的原因。恳请皇上沛然更始，除去新法，完全恢复旧条，那么天下人欢呼雀跃，上帝必定立刻降下甘霖。

第三，钱粮催缴不宜太急。天下的百姓，有圈地的痛苦，有逃人的痛苦，有喂养马匹供应大军的痛苦，有封船的痛苦，有纤夫的痛苦，有打造战船的痛苦，有藩王府剥削的痛苦，有驿递骚扰的痛苦，有盗贼焚掠、海寇出没的痛苦，又有水旱不时之苦。天下原本未太平，民生原本未丰裕。如今不问疾苦，一概责成缴纳十分之钱粮，而此外又有私摊私派，有时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陈德兵马经过，勒派车辆，就征收四万余金，如此之类，超过正税的不知有多少了。近日闽浙用兵，百姓摊派的痛苦，供兵，供马，解送草料，解送钉铁，解送油炭，角羊船，木桅，木行赍居送（运送物资），十室九空。目前的急务，认为应当起征当年的钱粮，将带征的宽缓，以示体念民艰之意。至于用兵的地方，更望格外加恤。这在皇上厚待下民、安定社稷的仁德中，不是臣愚昧所能臆测的。

第四，地方官员人才摧折，急宜从宽并长久任用。钱粮积欠，不是因为地方民穷，就是由前任官员遗留下来的拖累，即使让龚遂、黄霸再生，也不能立刻起死回生。现在不敢多举，只摘取治绩尤为卓著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华、太仓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洲知府袁国梓、绍兴知府王廷议、湖洲知府刘愈奇等，皆有操守有才能，声名显赫。钱粮旧欠未完，一概令其贬谪罢免，小民攀辕涕泣，无可奈何。皇上欲开创久安长治之业，必须重视爱护百姓的官员。臣愚以为凡考核应降应革者，乞请敕令抚按考察其治绩，如果民心爱戴，不妨特疏题留，带着罪责任职，那么长久任用廉洁能干之官可以免除频繁更易之苦，黎民有所依靠了。

第五，兵饷不足，度支告急，土木工程似宜停止。如今户部、工部钱粮日益短缺，即使内帑所积，能有几何？各处新旧大军月饷压欠，动辄半年，呼庚呼癸（呼救），苦于无以应对。水衡金钱，与其耗用于神宫梵宇，何如储存以饱腾士马、赈恤饥荒？恳请皇上裁断，酌量可缓者停止，其万不容已者，也乞请敕令部院因旧增设，不得分外糜费，省一分就留下无限脂膏，节一毫就养活无穷命脉。昔日汉文帝欲造露台，而惜百金之费，认为破中人十家之产，故能驯至殷富，府库充盈，海内乂安，前事可作为明鉴。

第六，贤路不宜太窄。天生人才，原本以供国家之用，所以宋太宗见制科取士，说：“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我皇上屡次开考，网罗贤俊，超越往昔，而近来因士风败坏，认为多收不如约取，遂将生童入学科举的人数减少，又大县只进十五名，科举也裁其半，窃恐读书者日少，既不务农，又不为儒，那些抱才负气者，好勇疾贫，必然弃诗书而为戎首。听说近日南方盗贼多有废书不读之人，学校之设，原本为养成俊良，也用以羁縻奸猾，恳请皇上裁断，仍复三年两次进学之例，乡会中额也再加扩充，或比旧例稍增三分之一，使困顿之士不至于牢骚放废，铤而走险，亦能敉平。

译这是宁氏最为紧要的举措。服饰的颜色等级不可不加以辨别。历代帝王创立制度、制定礼仪、规定衣冠形制，原本不必相同，但贵贱等级、威仪差别，岂能容许没有区分？大清王朝建立已有十七年，君臣的礼服与官吏役卒的冠帽区别不大，混淆到了极点。恳请皇上诏令礼官广泛参考前代制度，斟酌取舍增减，务必在大清的衣冠制度中，依然体现上下尊卑的体制，以此作为万民瞻仰的榜样，尊崇朝廷而重视君主的身份名分，这样就不必担心有人僭越礼制了。以上七条都是臣平日心中所怀想的，如今幸逢皇上颁布恩诏，渴求言论如饥似渴，臣谨据实陈述，恳请皇上明察。

译与安徽李方伯

方苞

您任职多年，声望功绩在朝廷内外显扬，尚且担心治理百姓有缺失，跨越两千里来向愚儒询问，现在才知道人们称赞您贤能并非虚妄。安徽各郡官吏百姓共同担忧的祸患，没有比开采铁矿更严重的了。起初定额仅有七万多斤，大府上报说应当拨移到产铁的地方，户部驳斥指责，反而增加到三倍，从此没有人敢再提及此事。倘若能同有关部门评议，禀告大府秘密上奏，暗中安抚户部及内府各位郎吏的心意，然后公开上章请求，就没有以前被阻塞的祸患了。又凡是祸害已经显现的，人们知道担忧，而潜伏积聚于无形之中的，人们就看不到了。过去遂宁张公子任怀宁县令，说《周礼》荒年政令，放宽山泽禁令，让百姓可以随意打柴捕鱼，从此以后每年小灾荒时，百姓成千上万结群，决堤毁坟，无法抵御制止。古代山泽隶属于官府，所以放宽禁令以利于百姓，现在则是百姓自己经营，租税赋税的来源，可以任由他们互相掠夺吗？因此三十年中，皋陆陂池稍远离住宅的，百姓都弃置而不从事繁殖生产，柴火鱼价暴涨三倍，使常有的利益在暗中丧失，而乱心产生在太平之日，不早点遏制其流弊，日后必定成为祸乱。从前宓子治单父，齐国军队将要到来，父老请求说：“麦子已经熟了，请让城里人自己收割靠近城墙的三处。”请求宓子不答应，说：“宁可让齐国人收割，让百姓有自取之心，其创伤必定几年不能平息。”这是孔子弟子深明先王以道义立民的意思。其他法令久行弊端产生而应当革除的，如设置总甲以稽查窃贼，却成为盗贼的主谋；江边设置汛地以防大盗，却成为盗贼的巢穴；乡里设立乡约保正以平息争讼，却导致〇斗豆斤〇辩繁壅蔽产生。您长期在南方任职，听说这些必定熟悉了。如果能同有关部门详细商议而改正它，使好的官吏奉行有成效，那么将法令下达给各郡，不是一时的利益。凡这些所陈述的，有的关乎大府，有的责成有关部门，有的商议同僚，您都可以作为关键。至于官场中的事，凭借您的仁德明智，必定早已曲折地得其次序，不需要我告知了。

敬陈亲政四事疏嘉庆四年

御史何道生

我皇上刚亲政之初，就下达直言的诏令，凡是臣子，自然应当各抒己见，以备采纳。臣职责是献纳，谨将管见所及，列为四条：一曰禁进献。钦惟已故太上皇帝至圣至明，没有细微不洞察的。以前因为各省督抚土贡之外，偶尔陈设玩好，曾经降旨禁止。确实因为督抚是封疆表率，首先重视廉洁。如果进献之路一开，那么不肖者得以借口，进御需索，层层索取，必定派累民间，所以加以戒饬圣意至深远。诸臣自然应当凛遵圣训，不得再萌故志。只是我皇上亲政伊始，诚恐督抚之中有以此尝试的，不可不防其渐。伏乞皇上申明圣训练谕诸臣，使知道郅治之朝不贵异物，诸臣只当砥砺廉隅，洁清自矢，以辅助上理，那么吏治之源清矣。一曰饬吏治。亲民之官，守县为重。近年川楚教匪滋事，多由守县之不职，又多由督抚之徇庇。守县之贤不肖，只看督抚为转移。为督抚者，果真能整躬率洁己奉公，循良必提拔，贪劣必惩罚，那么一省之中，虽不能尽皆良吏，但上行下效，大法小廉，都知道媿厉，作奸犯科之徒，自然无所容。今之督抚不能整饬的，半由于不能正己，半由于护处分。只有无瑕者可以责人，己之不正，何能御下属，而守县获罪，督抚司道俱有失察之过。所以隐忍不发以观后效的有之，互相蒙蔽，苟图无事的有之，因循姑息，遂至酿成事态的也有之。这诚当今急务，不可不大为整饬的。伏乞敕下部臣，以后各省守县有以贪不职败露，或因科道论労，或因士庶控告的，必严究其上司各官徇庇之罪以儆官邪。至于各该督抚自行参奏的，其从前失察之过，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都知道自顾考成，无所护而吏治可以整饩矣。一曰达民隐。伏读圣谕，念民隐而欲其上达，这诚圣主宰治之要道也。民隐未能上达的，半由于督抚徇庇，不能整饬，半由于上控之案情不能彻底根究。向来凡有上控制案，或交该督抚提审，钦差大臣质问，而统计所办之案，归罪于地方官更者不过十之二三，归罪于原告之人者往住十之七八，否则不过颟顸了事，归两败俱伤。推原其故，都由于外省回护之恶习牢不可破，而弥逢之巧术更多端。所以往讯之人，即使矢正矢公，长折狱，而本省官吏一闻钦差信，即将全案情形饰装点，不使稍漏，查办之人鲜不受其蒙蔽。至于

译应当供给的物资，其弊端更是多得说不完。皇上派遣的大臣只有一两位，随带的司员也不过一两人而已，但大臣和司员所带的家丁仆役，比起规定的数额不止多出数倍。他们每到一处，便倚仗钦差的威势，鞭打州县负责办差的差役，索取无度，致使乡里不得安宁。公馆里的陈设用品，被洗劫一空如同席卷而去，即使所审理的案件毫无冤抑，但沿途百姓已经不堪其扰了。恳请陛下今后凡是百姓上控的案件，如果与督抚没有牵连，就交给该督抚据实审理办理；如果案件牵涉督抚，恐怕会导致徇私枉法的，立即将犯人提解进京，交给刑部大臣秉公严加审讯，务必做到真相大白，以形成公正的判决。如果有必须亲自到当地勘察情形的，就交给邻省的高级官员就近查勘，分别上奏或行文归案处理，这样驿站就不会受到骚扰，而民间的疾苦也能上达天听了。

译第一，整顿驿站政令。国家设立驿站，凡是马匹和夫役都有定额，草料和夫役费用都有奏报核销，原本对民间毫无骚扰拖累。然而各省地方官执行不善，借出差之名，开科派之径，将马价折算向民间征收，将草豆摊派到乡里。一旦遇到紧急差事，额外派累百姓的有之，强行征用民间行旅的骡马充作驿骑的有之。于是州县中贤能的官员无不把冲要缺分视为畏途，而不肖的官员反而把冲要缺分视为肥缺。等到一旦担任冲要缺分，那么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把办理差事作为要务，其精神才干一半用于筹划夫马，一半用于奔走伺候。加上下程铺垫，需索征求，应接不暇，即使是循良的官吏，也只有低头顺眼以侥幸避免赔累为幸，断不能尽心于民事。那些无能的官员又都纵容胥吏，多方强行摊派，地方的民脂民膏被剥削得越深，奸吏分肥的囊橐越厚，而贪婪欺诈之人借机中饱私囊，填满其贪欲，更不必说了。恳请皇上敕令各省督抚，申明定例，转饬设有驿站的州县，遇有差务务必按照兵部颁发的勘合及夫马定数支应，如有不遵守定例额外需索的，立即直接揭报兵部和科道。各督抚仍要责成道、府不时稽查所属州县，如有借口办差派累百姓的，立即揭报参奏，倘若隐瞒不办，被其他途径发觉，即将该上司一并严厉议处。如此严切训谕，使各官警惕畏惧，或许驿站政令得以清厘而百姓没有科派了。

回复林若洲谈论时务的书信 岭南集

程含章

您向来怀抱贾谊那样的心怀，撰写了一部关于时务的书，其中论述“五忧”深切而切中要害，解答“七驳”详细而辩驳有力，高论宏议层出不穷，而我之前的书信说您一定会扰乱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诗经》说：“不违背不遗忘，全都遵循旧章。”孟子解释为：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错的，是没有的。大抵开创基业的君主，大都有英明雄略、圣神天授的才能，又亲手平定大难，这世间的险阻艰难，亲身备尝；天下的土俗人情，亲眼目睹；前代的善败得失，耳熟能详。那时辅佐创业的臣子，又多如虎变龙骧、识微见远的人士，所以他们坐在庙堂之上议论，垂范典章法则，以留给子孙的，大都不是后来的贤人君王所能企及的。从前宋神宗想要变法，司马光在经筵侍读，读到《曹参代萧何传》，神宗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的法度，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难道只有汉朝吗？假使夏商周三代的继任君主，都遵守禹、汤、文、武的旧法，即使到现在国家依然存在也是可以的。”由此说来，祖宗的法度，只有小有缺失的，随时加以增减调整；至于大经大法，是不可改变的。自汉、晋以来，唐、宋、元、明，有不改变旧章而亡国的吗？没有。我朝圣祖神宗继承相继，一切官制、礼仪、兵刑都借鉴前明而加以精化，法度纪纲全都具备，诚能坚守而不失，即使万年也不会衰败。就以海防而论，考虑到匪船出没无常，于是设置水师镇守，建立炮台防守，兵弁有制度，训练有方法，巡逻有定时，会哨有地点，桨船、战船星罗棋布，都守之上，由参将、游击、副将管辖，由提督、总兵统领，又有兵备各道分管，又有抚、督节制，偷惰者罢黜，勤能者升迁，防守不力者贬谪，失守者诛杀。又考虑到愚民内外勾结为奸，于是编审保甲，稽查接济，严禁销卖贝壳，地方自道、府而下直到捕盗官员，都有查奸禁暴的责任，递相管束，如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百数十年太平的效果，全在于此。等到乾隆五十四五年，海盗逐渐兴起，祸患源于安南篡臣阮光平父子豢养贼寇招致敌寇，骚扰我边境，等到上天降下惩罚，群盗失去首领，争相称雄，招致无赖之徒，肆意掠夺，于是制造米艇大船，配备士兵出海捕捉。那时太平日久，将吏怯懦，缉捕不力，地方也不能切实执行保甲，守口员弁借机作奸，而接济、销贝等弊端就产生了，海贼绵延，直到今天，更加肆无忌惮。焚烧村庄、炮台的，一年多达两三次，报告不断。皇上怜悯沿海商民渔户，严旨责问大宪，并非没有肃清海疆之心，而将官中没有果敢锐利忠勇之人。责备他们畏缩不前，就说贼众我寡，风向不顺。偶尔有一二勉强让人满意的，也只是搜捕小股盗贼，聊以塞责。对于大股洋盗，不敢过问。近来参革将弁不少，而松懈如故。即使增添船只士兵，也无济于事。每年抓获海盗多不过千余名，而无赖奸民受贼雇佣入海的，尚不止此数。所诛杀的少，所增添的多，劳费何时能止呢？由此看来，海盗不能平定，不是法度足以拖累人，而是人不遵守法度。谚语说：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今天的计策，只适宜针对无能的将领，制定量力而行的谋略，不必立即谈论战事。只专心商议防守，多造船只，招募兵勇，分布各港口岸边，责令将弁日夜训练，把守的文武同心，力行保甲，严禁接济。如有违犯法度的，必死无疑。凡船只不经挂号搜查的，

译不要让他们进出。夜间海口外的船只，全部禁止通行。渔船只允许早晨出海、傍晚返回，不允许携带过多的米粮和商盐。各类船只，命令水师沿途护送，使得海盗在外面没有可掠夺的目标，在里面没有可接应的援助。不出半年，海盗团伙必定溃散，然后趁其不备，歼灭他们的首领，那么盗患就会平息，费用也可以节省。

译您打算谋划治理国家，却不深思远虑，却纷纷然想要取用国家既定的成法，在一天之内将其改变。正如来信所说：“应当简选机敏深沉、声望重大的大臣，在闽、广、江、浙各省的要害地区开设幕府，仿效汉唐的旧规，恢复辟举以招收人才。或者派遣使臣去采访，或者允许人们自我推荐。一省的陆路，允许选拔司道官员三名，司道听任选拔副使二名，一名主御寇，严防接济。一在商船出洋时抽取剩余利润，雇募乡兵护卫上下水路，允许选拔提督、总兵三人共同缉捕，各自授予一支军队，大约配备战船二十艘、米艇十艘，仍然听任各选咨议一人。”这些策略，我私下思考，没有一条是可行的。

如今督抚的权力不能说不重了，生杀予夺，钱粮兵刑，都是他们的职掌。您又想要另外开设幕府，是要废弃督抚不用吗？那么几省事务繁杂，不是幕府所能处理的。如果要仍然保留督抚而不改革，又不受幕府节制吗？那么事权不统一，凭什么图谋成功？如果要受幕府节制吗？无论鞭长莫及，缓急难靠，把九千多里的洋面责任交给一个人，让他凭空揣测虚拟，来图谋必胜的策略，即使吕望再生，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我私下认为，用一个省的官员办理一省的贼寇，海面情形比较容易熟悉，兵将勤惰比较容易周知，呼吸左右比较容易快捷。如果真的得到了合适的人，哪里在于督抚不能办理贼寇，何必再设立幕府？事情多有滞碍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

国家取士的方法，出自正途的有科甲，有行伍；出自异途的有荫袭，有诏试，有投效，有吏员，有捐纳。我皇上亲政以来，士人上书写信陈述意见的，如果有可采纳的，偶尔赐予录用，这都是为了广泛招收人才。有功的赏赐，有过错的惩罚，铨选归于阁部重大权柄。升迁按等级，珍惜名器。升调按年限，杜绝急躁进取。保荐必须写明事实，防止冒滥。其中有奇才异能的，惯例允许专折奏请，或者特旨破格提拔，可以说四门洞开了。您又想要恢复辟举的方法？难道各路都不足以得到人才，而辟举独能得人才吗？还是贤人君子不肯应朝廷各路的求取，一定要等到辟举法实行然后出来做官吗？徒然增长虚声，无益于实效，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至于使臣采访，只根据声名，那么殷浩、庆忌弹冠相庆了。私下恐怕奔竞请托，贿赂等弊端如刺猬般兴起，即使严刑峻罚来约束他们，也不能禁止他们不做。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考核政绩任命官员，所以贤能的人奋勇，而贪婪低劣的人不能进用。如果让他们自我推荐，那么人人都像毛遂、吴起一样了。假使有一个能读父亲兵书的赵括出现在其中，您是怀疑而不用他吗？那么无法服其心，而来天下的贤将。举起长平四十万士兵，慨然授予他吗？这是把天下当作一次赌博。考试，是小名；枷杖流辟，是大辱；密封搜检，棘闱至严。而枪替怀挟的风气，尚且不能禁止。立谈而取尊官，掇厚禄，什么事不可以做呢？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

司道，是百吏的纲维；提镇，是三军的司命，都是天子的屏翰大臣。必须其人功绩显著，才识卓异，天子才简选而授予他们。不像知府、副将以下督抚可以奏补。您竟然允许幕府自选，以为符合古者大国三卿、二卿命于其君的意义？不知道古者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所以各得命其臣。现在则郡县一统，无私土，无私民。安得有私臣呢？以闽、广、江、浙四省悉隶幕府，已辖天下三分之一。又使得自选其则，朝廷轻，藩镇强。您能保无树党营私、尾大不掉者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

广东官制，三司之外辅以六道，无可增。不容减，法至善也。您想要司道为三辅以二副使，何以资弹压。而寄廉访乎？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贼船之来，无定时。无定境也。接济之奸，非明目。张胆也。二者之患，合通省。文武之力犹不能办。您乃责之一副使乎？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

过去招募乡兵，出洋缉捕，意谓胜于。营兵也。岂知闻贼声，荒乱无措。不战而溃。何则？战阵非。其素习，又且工价几何。孰肯舍身〇斗豆斤〇。贼乎？您欲使一副使抽分。商人余息，购募乡兵。护同上下粤洋三千余里。一副使岂能尽护耶？果能护。仆犹虑其加赋病民。乌合乡兵必不得力。贼船突至。必遭焚掠。商人以有限之财。供无益之用。虽刀锯横陈。不能从命。这是不可行的第八点。广东兼辖水师官将。一提五镇六协七参八游。而陆路不在其数。非是不足以资防御也。您欲减提镇为三分之。则海面辽终形单弱。合之则又顾此失彼。这是不可行的第九点。粤东战舰旧惟缯船资以。护守，形制皆不甚大也。至乾隆。五十九年，海氛猖獗。小船不能敌大。乃造米艇百号。分派各营。每遇盗警。不敷配驾。尚须雇添商船。非得已也。贼船之来。多者百十号。少亦数

译十号。您打算每支军队只使用战船二十艘，米艇十艘，难道认为少数可以对抗多数吗？我曾有半年在海上，与海盗连续作战多次，颇知其大概。大体上，外海作战与内河及陆路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汪洋之中，一望无际，没有山林险阻可以凭借扼守，也没有林木遮蔽可以埋伏突袭。作战时，只依靠船只火炮的多寡大小来决定强弱，而且有雾有雨不能作战，无风、大风、逆风、逆潮都不能作战，必须天日晴朗，风力适中，我方战船才出动。船身颠簸摇晃，发射多不中，侥幸得胜，我方顺风追击海盗，海盗也顺风逃跑，不能迅速追上，东西南北，任凭他们去哪里，无法拦截。如果到了黑水洋外，或者天色将晚，我方军队不得不回帆撤退，所以彻底消灭他们比较困难。总之，作战时，必须以船大、炮大为贵，所以用大船攻打小船，如同老虎驱赶羊群，一艘可以抵挡十艘；用小船攻打大船，如同鸡蛋碰石头，十艘也不抵一艘。因此，配备船只的方法，大船必须占十分之八九，小船占十分之一二。小船是用来在浅水处捕捉海盗的，不能用于作战。我正打算加倍制造大船，每队两到三艘，装载四五千斤的大炮，使海盗不战自溃。您却多用小船，少用大船，说大船不如小船方便，这也是没有亲临战阵的缘故，这是不可取的。至于用人的道理，只在提拔贤良、罢黜不肖之人上下功夫罢了。即使在行军之际，使用贪婪欺诈之人，也不废弃。但必须估量他们没有背叛之心，我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死，然后才可以使用。否则，厚赏他们是可以的，给予他们权柄是不可以的。您说富弼想要收罗凶险之徒，酌情加以任用，作为束缚他们的计策。我认为这只是针对那些小有才智、不安于贫贱的人而言。至于乱臣贼子，豺狼成性，即使每天抱着喂养，也不能驯服。关键在于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大臣，防微杜渐，有罪就果断诛杀，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元明末年，君主荒淫失道，法纪废弛，所以使得张士诚、方国珍、李自成、张献之徒扰乱天常。您却说他们不知道收罗任用，难道不知道这几个人，收罗任用他们，与王莽、董卓、司马昭、司马伦、安禄山的作为有什么不同吗？治理天下的道理，只有法度与人。您对于法度，想要改变旧章；对于人，想要收罗乱贼。有一样，尚且足以导致动乱，兼而有之呢？过去王安石博学多闻，慷慨有匡济天下之心，最终因为才气偏狭、性情傲慢，把顺从自己的人当作贤良，把违背自己的人当作不肖，于是导致祸害士大夫，祸及国家。您以海门布衣的身份，留心经世济民，忠君爱民之意溢于言表，不是豪杰之士，怎么能这样？只是因为在闲散荒远之地，未能全面窥见盛朝制度的精妙，于是拘泥于古代已行之效，这也是读书人的常态，不足为怪。希望您能像流水一样听从劝谏，改正过错不吝惜，刚强而不固执，充实而像空虚，那么德行事业日益进步，美好的名声无穷无尽。如今制府发誓清除海疆，特意在省会设立军工局，广泛发布文告，下达各郡县，收罗人才，咨询治道，士民中有能提出平定匪患策略的，允许分条列项呈递给地方官，如果受到地方官阻挠，允许呈递到省局，果然有成效立功，给予出身，这也是辟举之义。您怀有德望很久了，何不斟酌言辞，出来谋划？如果仍然坚持旧说，我愿暂且卷起来收藏，道理越求精深，义理越求熟稔，等到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再出来谈论天下事，也不晚。

译因为魏叔子曾给曾君有写信，并将这篇文章放在各种治国方法的最后，以此来警戒空谈策略、喜欢随意更改制度的弊端。如果任用的人不合适，法令就不会真正施行。

治平六策

薛福成

我私下伏读邸报，恭敬地奉到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的懿旨，命令内外大小官员，竭尽诚心抒发忠悃，共同渡过当前的时局艰难。仰见圣朝广泛采纳正直言论的深切用意，海内臣民都深深钦佩敬仰。恭敬地认为皇太后和皇上勤勉寻求治理之道，诏令刚颁布，就停止了三海工程，斥退宫中奢华浮艳的物品，申明历代圣祖的家法，将所有不安分守己的太监分别斥革定罪。采纳御史李宏谟的奏议，将内务府大臣立即革职。九卿科道官员陈述意见的，没有不立即得到答复的。凡是所谓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政策，亲近贤人、远离奸佞的谋略，都已经切实付诸实施。四海之内都向往这种风气，一致称颂，谁还能再有非议呢？然而我想要进献我的愚诚，则是关于慎终如始、日日更新的说法。自古圣人造诣越高，则治理越周密；节俭到了极点，仍然忧虑耗费；清明到了极点，仍然忧虑壅塞蔽障；忧劳到了极点，仍然忧虑因循守旧。只有在细微之处谨慎，在萌芽阶段防范，然后圣德没有毫发之累，治国的根本既已理顺，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至于用人行政等事，宜莫不遵循成法，但必须有修明之术，有补救之方，有变通之道臣就我所见，仅拟定治平六策，其大端是：培养贤才，整肃吏治，体恤民隐，筹划漕运，训练军队，充裕财用，都期望有实际事务，稍微救济时艰。如果蒙圣明俯赐察核，天下就幸运了。世运之所以兴盛或衰替，在于贤才的消长罢了。上天产生人才，总是足以周济天下的需要，然而贤才有兴盛有不盛的时候，则是培养之道造成的。过去大行皇帝即位之初，皇太后殷切求治，广泛访求贤才，大臣荐举，常常越级提拔任用，于是重臣充满朝廷，功臣出自四方，俊杰奋起，以辅佐中兴之运，这难道是没有什么方法能达到这样的吗？由于虚心宏奖，自古罕见，而且不拘一格，随宜器使，所以能光显大业，至今还蒙受其福。近年来，奖进贤才，似乎稍不如前了，恐怕几十年后，老成凋谢，后继无人，这是大可忧虑的事。想要贤才奋兴，必须先在日常培养，培养之术，其要点有三：一是重视京官职位。自古设官重视内部（轻视外部），汉代汲黯出任淮阳太守则至于流泪，唐代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寺卿，则欢喜得像登仙一样，这是古代帝王居中驾驭外部，鼓舞豪杰的微妙权术。我朝颁给俸禄，沿袭明代旧制，京官俸禄薄，不及汉唐的十分之一，又自从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银而京官没有养廉银，人情更加重视外部轻视内部。然而起初升迁转任还容易，京官和外官两途互为出入，所以供职的人不以为苦。近日京官盼望外放，极难得到，常常因为困于资斧而告假离去，绝迹京城。那些留下的人衣食不足，艰难经营，对于国家的掌故，民生的利弊，无暇讲求，这是京官职位越来越被轻视的原因。查乾隆二年增加京官恩俸，法良意美，超越元明，似乎应该略仿前例，酌情推广，另外筹设普遍增加京官养廉银。筹措的方法应该取自节省的饷项，如今滇黔关陇次第肃清，勇营大半凯旋撤兵，将来所节省的饷需合计不下千万，应该查明各省停拨的饷项，酌情提取十分之一二，命令每年解送户部，以备京官养廉之用。所费于国计者甚微，对治体所裨益者实大。至于清要之选，应当考核经世致用的才能，不要专门崇尚小楷的精致，试律的巧妙，使他们能够讲求实用。各部院保举的人员，在圣明鉴衡不爽，随宜超擢激励士气，中外迭用锻炼才能，这样举世重外轻内的见解可以默然转变于无形，百年树人的计划，就在这举动了。

一是设立幕职。伏查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命督抚保举幕僚，以表彰激励劝勉。谕旨说：“如今的幕客，就是古代的参谋、记室。凡是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都征辟幕僚。功绩果然显著，就拜表荐引。他们爱惜功名，自然不敢任意苟且。”我谨考察我朝名臣，如方观承、严如熤、林则徐，近年来如大学士李鸿章、左宗棠，起初都依托幕僚身份，洞悉中外利弊，所以能卓著忠勋。是否可以略仿汉、唐、宋遗法，仰承世皇鼓励人材的盛心，允许各督抚奏辟幕僚？从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众者，允许即专疏保荐，视其本职，计资论俵，一体升转；无职者，量加录用。实行稍久，必有宏骏之士出现其中。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种方法。

一是开设特科。隋唐以来，开始专门崇尚考试，然而那时科目很多，登进之途颇广。明代开始专门以八股取士，文风浑朴，得人称为盛。如今实行已五百余年，陈文堆积，剿说相仍，而真意逐渐淹没。取士者束缚

译按照固定的程式，文章的优劣差别不大，因而升降黜陟更加难以凭据。于是使得世上那些追求快速显达的人，对经史实学置之不问，竞相获取近期的科举试题，摹拟闱墨，剽窃以猎取科第。前年考中的举人徐景春，竟然不知道《公羊传》是什么书，被天下人嘲笑，这就是明显的鉴戒。那么科举之法，时间久了逐渐败坏，大概不能没有补救的办法了。我朝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行词科考试，当时的名儒硕德，以及宏大雅正、俊逸奇异的才士，全都汇聚其中。文运的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并非贤才唯独在此时兴盛，实在是因为大臣的举荐，如果不是声望一向显著的人，不敢随意登上荐举的文书。这与在考场中冥思苦索，在片刻之间决定得失的情况，截然不同。效法圣祖、高宗的遗意，特别举行制科考试，那么非常之士就会闻风兴起。所设科目的名称，有的称为博学鸿词，有的称为贤良方正，有的称为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示圣旨定夺。这样贤才就没有沉沦压抑的忧患，可以弥补科举所不及的地方，而此前空疏的弊端，也将逐渐得以转变。有人说当今科甲出身的人不少，如果再举行特科，恐怕会导致仕途更加壅滞。不知道特科是旷世才开启一次，所用不过几十人，而且所举荐的大半也出自科甲，这不足以成为科甲的累赘，而恰恰是用来救济科甲的困窘，补救偏颇、挽救弊端的办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了。重视京官的职位，那么贤才就会在内部奋发；设立幕职，那么贤才就会在外部得到历练；开设特科，那么天下的贤才就没有遗漏的担忧了。我所希望培养贤才的，就是这些。自古以来吏治的升降，取决于地方长官的贤与不贤；地方长官的升降，取决于上级官员的考察。上级官员如果贤能，那么吏治就不必担心不严肃了。恭读皇太后的懿旨，命令各直省督抚秉公举荐弹劾，任用贤能。光辉的圣训，整顿吏治的宏大规划，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了。臣愚以为，当今激励劝勉地方长官，还有两个方面：一在于清理其仕途，一在于激励其士气。什么叫清理地方长官的仕途？本朝捐纳的条例，向来是因为不得已而设立。我们宣宗、文宗即位之初，首先停止捐例，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美谈。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战乱，军饷需求浩大，才开始商议推广捐例。然而征收的数目没有看到盈余，仕途反而更加显得杂乱。我曾考察乾隆年间的常规，每年捐监生、捐封典、捐官阶等项征收的银子大约三百万。现在捐例既然从折减，以示招徕，而每年户部征收的银子反而不及一百五十万，这是什么原因呢？名器贵重，那么虚衔不觉其荣耀，虽然花费多也有所不惜；名器泛滥，那么实职不难骤然获得，虽然次数多也未必乐意缴纳。人情大概都是这样。

译近来军务告竣，军饷需求大幅减少。如果说国家缺少这百数十万的经费，臣知道并非如此。现在甘肃、安徽、贵州等捐局所得无几，所伤实多。这些省份既然已经肃清，尤其应当立即停止。现在想要商议停止捐例，应当在各省盐课、洋税项下均匀划拨，合成巨款以抵补京铜局的收入。其捐输常例，只保留捐监、捐封、捐级以及杂职等项，一概收取实银。人人知道名器值得珍视，那么户部收到的数目也必定不至于过于短缺。国家财政没有毫厘的损耗，吏治有澄清的好处，转移的关键，不是小事啊。

什么是激励地方长官的士气？东汉县令往往入朝担任三公，唐代凡是官员没有历任州县，不拟任台省高官。宋代制度，没有担任过县州，不得授任监察御史。自明代以后，行取知县都入朝担任御史及主事，得人最多。我朝康熙年间，著名大臣如郭琇、彭鹏、陆陇其、朱�的，都由县令入朝担任京官，理学家、经世致用之才，震耀一时。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黄秉上疏说知县考选科道，殊觉太急，廷议停止。乾隆初年，又因为主事人多缺少，凡是行取知县改以知州拣选。在当时酌情更改成法，原本是为了协调一时的适宜，然而实行百年，州县没有希望进入清要显贵的职位，逐渐缺乏循良的政绩。京官没有承担繁重的政务，或许缺少练达的谋略，吏治与人才不免两败俱伤。现在想要整饬吏治，陶铸人才，不如恢复圣祖初年行取的旧制，或者稍作变通其意，州县两途都给予行取。凡是科甲出身、保举卓异的知州，行取授任御史；知县行取授任主事，这样衔缺也足以相当。而上司以此激励地方长官，羡慕此为清贵，吏治必有振兴的一天。有人说近日京官壅滞而再次参用外官，恐怕更加失去疏通的本意。不知道康熙以前，京官练习民事，上至督抚，下至道府，都起自京官。如今圣朝知人善任，如果确实磨砺京官使他们与外官互为出入，正是为了疏通京官。京外两途，没有抵触不通的祸患，而后大治可期啊。既然清理了仕途，又激励了士气，然后责成大吏进行考课，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地方长官，也将自奋于功名。然而还有治理根本的方法，就是养廉、坐支各项，成不可不恢复。查各省文职养廉向来支取钱粮耗羡，同治八年，部议养廉俸禄恢复定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始可抵放，这也是本末兼权的意思。只是州县养廉，多的不过千两，与坐支各项都是办公不可少的费用，现在都发给其公私之用，必然导致困窘，想要他们不妄取于民，不可能啊。州县没有清廉的操守，想要他们课劝农桑，勤于抚恤，善于催科，不可能啊。而且钱粮的不足额，一半由于民欠，一半由于官亏，与其吝惜几成的发放，而亏损无限的公帑，似乎不如全部恢复旧额，而严格核查官亏，可以勉励官常，就可以富裕国计，驾驭官吏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至于劝惩的器具，表率的资用，在于大吏平时的举措，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臣所希望肃清吏治的，就是这个。

天下当有事之时，军饷不得不借助民力，这是形势。过去因为剿办粤捻各寇，不得已而设局抽收厘金，酌取商贾的盈余，略济军饷的短缺，与元明加赋筹饷相比，相差天壤。加上我国家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深入人心，商民踊跃输将，源源接济，所以能供给数十万嗷嗷待食的军队，而消灭方张的寇贼。正因为如此，民情大可见矣。然而民力必须在平日休养，始可借资于一时。

现在海内军事已平，臣愚以为圣朝体念民瘼，此时正是时候。军兴以来，厘金的旺盛，素来推崇东南数省。现在试以江苏一省论之，江苏久遭战火，创伤呻吟，元气未复，向来已力筹巨饷剿平诸寇，现在则户部指拨的各省岁协之饷，都以江苏为大宗。计算其支出，地丁居其一，漕粮居其一，洋税收其一，盐课居其一，厘金又居其一，各项各数百万，幅不广于他省，而财赋倍数超过，民力的枯竭，也可以知道了。以臣所见，民间十室九空，而百物昂贵，小民奔波拮据，生计艰难，力田的农夫，终岁勤动，尚难自给，偶尔遇到水旱，即不免流离道路，其颠沛羸弱的状况不可尽述。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伏惟圣上慈爱恻隐之心，似乎应当乘此群寇荡平之际，与民休息，逐渐裁撤厘金。即使一时经费未充，尚难骤撤，是否可以饬下各省督抚察度情形，或者酌减数额，或者归并厘卡，作为日后尽裁的渐进。至于布帛粟米，为群黎衣食所靠，尤其应当普遍免除厘捐，大慰民望。如果再因循不革，恐怕承平无事，上下视为定额，必将有不可少的支出与之抵销，一旦复有不测之事，将筹何以应之？所以裁撤是为了日后缓急计。

译除了厘金之外，还有危害百姓的政策，没有比四川的“津贴”这一项更甚的了。四川自古以来被称为富饶之地，清初确定赋税时，因为这里接连遭受战乱，所以一概从轻征收，因此四川的土地面积是江苏的五倍，而钱粮收入却不到江苏的五分之一。后来人口繁衍日益增多，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做官的人于是把四川视为财富聚集的地方，那些公私杂费和一切陋规，无不按亩额外摊派，名叫“津贴”。随着时间推移，变本加厉，征收没有道义，使用却更加奢侈。凡是州县供应上司的差役，小的花费千金，大的超过万金，总计百姓出的力，超过了正税的额度，甚至有十倍不止的情况。圣明的君主有减轻徭役和赋税的仁德，而小百姓反而遭受无穷无尽的苛派累赘，推究其由来，虽然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如果沿袭不变，终究会成为祸乱的根源。现在想要剔除旧弊，确实应该大力整顿，斟酌时势，明确制定制度，命令地方长官激励下属官员崇尚廉洁，或许积习可以消除，而对国家和本朝百姓都有益处。我之所以愿意体恤百姓疾苦，就是这个原因。

自从元、明两代从东南漕运粮食以充实京城，历代讲求其方法，多次变革。元朝采用海运，弊端在于多有船只沉没；明朝采用河运，弊端在于劳民伤财。两者的得失相当。如今海道便利，事情快捷且费用节省；运河阻塞，方法陈旧且费用繁多。曾经综合其利弊来论述：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商运。我请求简要陈述其理由。从前明朝用屯田供养卫所军队，用民丁运输漕粮。本朝改为旗丁运输，起初决非不好。等到弊端出现时，屯户不能耕种，而雇佣平民耕种；旗丁不能运输，而招募水手运输。于是损耗积累多而游手好闲的人繁多。旗丁向州县勒索，州县向平民横征暴敛。那些从旗丁身上榨取利益的，有闸官、有弁兵、有仓书；那些从州县身上榨取利益的，有上官、有豪绅、有胥吏。上下互相征敛，而州县向百姓征收的，往往比正税多三四倍。那些出自上层的费用，有漕船的修理、有旗丁的俸禄、有州县的支销、有道台的经费。加上闸官、卫官的俸禄，漕标、河标的军饷。追溯查考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的奏疏说：南漕每石需要费用十八两银子，这是合计上下浮费而言的。国家每年漕运四百万石米，就有七千多万两银子的费用。近年海运之法实行，穷尽变通之道，在国家节省浮费方面确实很多。州县的漕章，也经过各省大吏酌情厘定，明确给予办公经费，暗中杜绝无限的浮收。民心归附，至今称便。却听说议论者颇想恢复河运，如果不是拘泥于旧见，就一定在其中有私利。开启中饱私囊而便利私图，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可见河运不如海运，是显而易见的。

译臣又听说京城粮仓的支用，以甲米（优质米）为大宗。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彔章京领取米后兑换成钱，折给兵丁购买杂粮充饥。每石米兑换京钱若干，折合白银一两多。沿袭已久，人们习以为常。官员俸禄也是如此，领取的米发给米铺，如果掺杂泥沙霉烂无法食用，则发给糖坊。每石米得到的白银也有一两多。亲自去粮仓领米的人，百中不到一个。路途遥远则侵吞必然多，历时久长则折耗大。自从改由漕运承担无穷的劳费，而每石米仅获得一两银子的用途，实在令人感慨。现在如果统计南漕运抵京仓的米，每年共有多少？命令各省将折漕的价款与其应发的水脚费解交部库。所有甲米和官员俸禄，愿意领取银两的，按照漕折银数发放。每年部里拨出巨款，慎重挑选廉洁干练的人在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募商人运米。适宜于免除关税、外援船只免其他税的先例，定为运米若干石准许免除其他税若干。回空船一律给照免税。仓米既满，而在市场上卖米的也如此。商人唯利是图，一听到定例，那么江浙的米与奉天牛庄的米必将航海而来。山东、河南的米也由运河而至。京东丰润、玉田的米络绎不绝地聚集。选择的方法如此，则有七种便利：米色精洁，是一便；部库充裕，是二便；民力得以舒缓，是三便；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达万两以上，是四便；甲米和官员俸禄所得比以前丰厚，是五便；都门内外米商奔赴，百货流通，是六便；畿辅百姓见米容易出售，多种稻田逐渐兴修水利，是七便。有这七种便利，上下交易，海运不如商运是明显的。有人说沧海茫茫，一旦恐怕有不测之变，招募商人也难以持久，终究不如河运可靠。不知道保护运道以备不虞是可以的，担心沧海有警，因此说海运不如河运，这是因噎废食的看法。现在洋面平稳，轮船迅速，即使在多事之秋，富商大贾携带数百万的资财，到达数万里之外，翻山越海，艰难险阻，不曾借助尺寸之势、什伍之卫，不担心不能到达。而运河数千里节节浅阻，一旦有烽尘之警，也未必畅通可行。现在的计策，宜以海运与招商并举，如果招商取得成效，不妨逐渐推广。而略以海运辅助，仍随时保护运河，酌情加修浚，每年酌情实行河运十数万石，务必使运道不废而已。如果这样还说运道有壅塞的担忧，京仓有匮乏的患难，必定不是这样。臣所愿筹划漕运的，就是这些。自古养兵没有善政，南宋的括财，晚明的加赋，都是因为兵多所累，有识之士以此为病。我朝绿营兵额五十余万，比宋明已经大减，然而养兵的费用每年二千万，几乎消耗天下岁入的一半。军兴二十余年，各省剿贼都依靠勇丁来成事，不曾听说绿营出一良将，立一奇功。臣曾经深究本末，而知道其弊端。查各省绿营旧制，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军一两，平时仰事俯畜尚难自给，都以小贸营生，手艺糊口。承平日久，有的终生不经战阵，其居将领之任的，也拘泥于因循，拘束于文法，于是有老弱滥竽之籍，有役使奔走之卒，有侵吞虚悬之饷。其兵仰食于县官，视为当然，强悍者饮博无赖，懦弱者疲玩不振，每遇操演之期，巧妙装饰虚艺以炫耳目，一闻征调，胆寒气馁，甚者雇人顶替。出行则需车，役使则需夫，繁杂索取供张，官民交病。等到临敌，真能折冲致果的，百无一二。积弊相嬗，虽然有豪杰之士，无由奋兴。那么绿营之不可复恃，时势使之然也。

自从楚军、淮军相继并起，勇丁月饝倍于绿营之战兵，其得力尤在法令简嚴，事权专壹。自统领以至营官、什長，莫不情意相洽，谊若一家，而且可撤可募，随募练用，其方新的气，故能奋建殊勋。然而现在的勇营已稍不如前了。如果使积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暮氣乘之，又久而积习锢之，恐怕复如绿营之不振。所以中外之议，皆主撤勇而练兵。练兵诚急务也，然而如果仅守绿营旧制，是兵愈冗而愈弱的。臣愚以为，居今日而修戎备，與其以一饝养一兵而十兵无一兵之用，何如以兩饝养一兵而一兵获数兵之用？古人说兵贵精不贵多，其成效可证。臣谨案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万多，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以岁饝骤加，恐难为继，后来果然因为帑藏大绌，议裁汰。近来海内用兵，未遑兼顾，绿营兵餉欠发甚巨，自此每有战守之事，一倚勇营，而绿營几同虛设。近见各省整理绿營，如浙江之减兵加餉，直隶、河南之添餉练兵。前大学士曾国藩在两江任内

译整顿外海水师旧兵一万余名，裁减为二千余名，以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添给薪柴、修造船只，兵部商议认为此举妥当。中外大臣都已深刻认识到绿营的弊端，并思考挽救的办法，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是否可以将此法推行？命令各省督抚，裁汰绿营中的虚额，对于衰老废弛、被斥退的缺额，以及病故、开除的缺额，一律不再补充；同时体察各路实际情况，或者保留绿营原额的一半，或者保留三分之一，将节省下来的军饷，酌情增加马步军的口粮，分属几个镇，集中起来进行训练。营制过于破碎的，合并在一起；汛防过于分散的，撤除并聚集起来。大约估计内地省份有一万精兵，边疆省份有一万五千精兵，就足以弹压盗贼，暗中防备意外之事；仍然酌情保留得力的勇营，交错屯驻，有事时辅以招募，借着战守的实际事务来推行训练的既定方法。这样平时就没有吃闲饭的士兵，战时能获得精锐部队的效用，名实相符，化弱为强，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虽然如此，当今紧要事务，在整理绿营之外，尤其有培护根本的计策，有慎重筹划门户的计策。所谓根本的计策是什么呢？我们国家以神武开国，东三省的精锐骑兵是古代所仅见的。近来因为征调频繁，逐渐凋零，老的去逝，弱的尚未强壮。他们在布阵合围的方法、驰驱击刺的技术上，逐渐失传。如果不及时整顿，恐怕这件事就成为绝学了。似乎应当命令吉林、黑龙江将军，挑选驻防子弟，优厚供给粮食并勤奋训练他们，务必使制胜的妙技延续不断。将来精锐部队日益增多，北边可以巩固边塞的防御，西边可以备用于新疆，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好处吗？

所谓门户的计策是什么呢？东南军事以水师最为重要，长江水师利于使用舳板、长龙、快蟹等船；外海水師利于使用广艇、红单船等船。而谈论今日海疆所需，则轮船尤为利器。然而其操演的方法，与长江水师截然不同，与外海水师也迥然不同。如果不是专门名家，穷尽一生也不能洞悉其精微之处。如今中国福建、上海各船厂虽然陆续制造轮船，似乎还缺乏统领轮船的将才，那么利器就无法得到使用了。事情处于初创阶段，不打破常规加以鼓舞不足以彰显激励劝勉。似乎应当命令海疆大吏，荐举轮船将才，其中特别优异的不按常规提拔，使天下人知道功名之路，相继研究探求，竭尽全力以备作国家的栋梁之用。或许这样将才日益精练，水师日益精通，而外患就没有忧虑了。我所希望训练军事实力的，就是这些。

译孟子曾说：“没有政事管理，财用就会不足。”《大学》中“平天下”这一章，对于理财之道，是极其谨慎的。臣的愚见，像所谓增加养廉银、停止捐纳、裁撤厘金，都是对财用有妨碍的；像所谓核查冗滥的军饷、筹划漕运、减少兵额，都是对财用有补益的。用盈余来弥补不足，原本足以相抵。而谈论当今不枯竭的财源，尤其依赖朝廷崇尚节俭来教化天下，天下都趋向节俭，财用就没有不足的担忧了。所以臣又认为理财的政策，不必开辟财源，只在于节制支出罢了。节制支出的方法，不必广泛使用各种手段，只在于核查州县官员交接时的账目罢了。

仔细查考吏部定例，州县官员交接，在规定的两个月正限内不能结清的，称为初参；延长两个月仍不能结清的，称为二参。如果前任官员亏缺正项钱粮，或者并没有亏缺而新任官员拖延不接收的，都由该省总督巡抚上奏弹劾并革职。交接未清，而该上司不声明的，司道府州官员降三级调用，总督巡抚降一级留任。这条规定实行很久而没有弊端。

到了近代，州县交接不能都依限完结，上司害怕处分繁琐，也就不依限上奏弹劾，往往借口辗转驳查，拖延岁月。等到时间拖得久了，前任官员困于旅费，无法交接，终身寄居他乡，子孙流离失所，都是难免的。新任官员因为旧账未清，互相牵连，于是交接不能结清的十有八九，上司也就有了弹劾不胜弹劾的局面。国库之所以日益亏损，就是这个原因。

臣听说近来办理交接，以山东最为完善。山东省自从前任巡抚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十一条交接章程，颁发给州县，并通令各州县不得借口各种工程名目报销正项钱粮。交接超过期限的，弹劾革职，毫不宽贷。同治初年，每年藩库所收正杂税不过八九十万两，近来藩库收入达到二百五六十万两以上，用来支应本省军饷及协济京师的各饷。一省如此，天下就可以推知了。

州县官员主管钱粮，坐拥仓库，计算其公私之用，每年多耗费数千金，并不觉得很浪费。然而合天下千五百个州县计算，三年就耗费二千万两。那些曾任州县官员的人，也因为挪移方便，不能节省，衣食终究不免窘迫匮乏的担忧，查抄的累赘，这是公私两损的做法。如果交接向来严格，使州县官员预先知道节俭，那么国家就少亏空国库的担忧，州县官员免除终身的累赘，这是公私两便的做法。

按照臣的愚见，是否可以命令吏部申明旧例，并咨取山东交接章程，通行各省实力办理？又担心积亏之后，突然整顿，那么新旧混杂，阻碍必然很多。想要杜绝侵吞亏空，只有宽待既往而严格将来的方法，酌情恢复养廉银以充裕其财力，禁止摊派赔补以清理其源头，这样各省大吏就容易着手处理。从此以后，超过期限必定弹劾，二参必定革职，法令严格而亏空挪移减少，亏空断绝而国库充实，理财之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所希望充裕财用的，就是这个。

以上六策，都是史册中曾经见到的条目，士人百姓欣羡的事情，有的经过历代皇帝创立而成为良法，有的是大臣筹措而屡次见到成功。臣不过就见闻之余，略微参引引申的意义，希望可以在海内推行，事先斟酌时宜。虽然国家大政不止这几项，但如果不是治术所深深依赖、平时所切究的，也不敢拾取细故，冒昧陈述。

敬陈管见疏

欧阳云

本年九月奉上谕：“朝廷政事得失，原本希望内外各位大臣献可替否，宏大济助艰难。你们大小臣工务必应当各抒己见，切实指陈。”等因钦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励精图志，遇到灾荒修省至意。臣初任言官职责，不识忌讳，只求对圣明有益，来不及为自己考虑。狂妄愚昧地私下认为：宫廷是风化的源头，而廷臣实在是地方官吏的表率。近来各位大臣议论政事，有的说专门施行阳德未必立刻符合天心，恐怕内外臣工有徇私图便、蒙蔽圣聪的；有的说顺应天意应以实不以文，请求严令廷臣，激发天良，不要存有私见，不要徇私情；有的说枢臣不敢承担责任，不肯承担怨责，无不仰蒙采纳训诫谆谆。

鉴于时事如此艰难，言事者如此激切，皇太后皇上如此忧勤惕励，凡在廷臣自然应当仰承圣训，力求补救的方法。念及物力艰难，那么度支更应思考节俭谨慎；念及名器重要，那么甄别更应矜持严肃；念及民命相关，那么庶狱更应期待清理。臣取实事求是之意，谨拟四条，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

一、免除采办。臣从前在户部供职，伏见上月内务府奏请今年在四川采办锦绉绸等件二千九百余匹。查此项向来由江浙三织造办理，四川并没有办过的成案。自从同治四年直到十二年才开始采办六次，光绪二年八月续请采办，经过户部奏请归织造办理。内务府又在十二月仍然请求采办，已经据四川督臣报解到府，并据内务部奏称：“现在解到的各将次用竣，而放项浩繁，都关系紧要。”等语。臣私下

译臣思：咸丰三年以后，江南织造一职长期空缺，然而十余年间尚无采办及四川之事。自同治四年才开始实行采办，近来数量逐渐增加，而期限也逐渐紧迫。臣恭敬地认为：皇太后、皇上亲身践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决不会因为非紧急的需要而损害有用的费用。或许担心该府司官员等借宫廷之用的名义，不免有支出虚报冒领之处，该大臣等也无法查核。可否恳请皇上敕令该总管大臣等，督率各司员将每年收支数目逐一详细查核，分项列清单，恭敬呈递御览，以防止虚报冒领并谨慎度支。如果确实经费不足，似乎可以仍归织造局，按照大运的数量补办。或者经费不够，就由四川总督筹措拨付，免除其采办之责。四川采办既没有定价可循，又运输道路艰难，不如江浙便利。臣也知道“宫廷”之用自然关系紧要，即便这采办的数量也很微小，但恐怕外面的臣民不知其缘故，或许怀疑“御用”逐渐增加，这与“圣德”关系甚大，因此敢于冒昧直陈。这是实事求是之一。一、慎重奖赏。臣认为自战事兴起以来，外省保举的案件很多。“朝廷”必定命令各督抚选择特别优秀者保“奏”，不允许冒滥，实在是在鼓励人才之中，仍寓含慎重名器的意思。但循名核实，应从“朝廷”开始。恭读前日“上谕”，先前因为恭纂《穆宗毅皇帝实录》全书过半，经监修总裁请求将在馆人员分别等第奏请奖赏，因此钦此。

译臣认为，翰林院各位臣僚以编纂修史为职责，此次给予优厚的奖赏和叙用，已是格外施恩，但他们仍有编纂修史的辛劳。至于六部各司，不过是分校对勘的任务，与各衙门办理公文案卷相比，还要容易一些。即使说典礼关系重大，按劳绩议奖，也应当有所区别。然而却有候补主事、免补主事，直接以员外郎不论咨留选缺即补，并加授四品衔的，不一而足。因此，六品官被保举至四品，又有中书科的中书，以知府不论双单月选用，待选上知府后加盐运使衔的，因此，七品官被保举至三品。估计将来全书编修完成，势必都要保举至二品才罢休。查上年吏部奏定的保举章程内写明：“实录馆保奖的先例，每一案中不能都是异常出力，所以奖赏保举也有等级差别。又办理各项紧要事务，寻常劳绩每案准许保举一层，异常劳绩不得超过两层。”如今六品候补官被保举至四品，且七品官被保举至三品，无论其劳绩如何，已明显违背定章。臣也知道典礼重大，但朝廷转移风俗教化，必定要从重大者开始，重大者有制度，那么小者自然有遵循。朝廷有法度，外省也会忌惮。近日仕途壅塞停滞，即使是甲班分部十余年也不能得到一个缺额，或者得到缺额十余年也不能晋升一级。现在凭着一两年的校对之力，就越级晋升至此，未免开启躁进之阶。可否请旨命令吏部，按照奏章分别核减，并命令监修总裁等，此次优奖的人，将来全书编成，不再给予优厚的奖赏叙用，以此重视名器而防止躁进。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二条。

一、肃清吏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现在时事艰难，全在大小臣工尽心尽职，早晚趋赴公事，以期望各项政务共同修治，日益达到治理的极致。此后各部院堂官务必共同矢忠公忠，力图振作等因。”钦此。臣伏读之下，敬畏惶恐难以名状。敬译谕旨之意，大臣是小臣的表率，督率固然在于勤慎，而惩戒劝勉尤其在于公忠。近来仕途日益混杂，相继以迎奉谄媚为能事，一遇到优差，攀附钻营，无所不至。各部院大臣点派差事，既不考察其贤能与否，校核其资历次序，甚至各存私见，互相抵触。于是捐纳不久的人可以得优差，而正途资深稍知自重的人被视作赘疣，又有人因得优差而得优奖，于是可以越次升补，名叫抢缺。那“抢”字，岂可出现在仕途？这种风气，如果不力图补救，如何激励官场而澄清流品？诚如圣谕所说，务必共同矢忠公忠，这是救时的至计。转眼又届京察之年，可否命令各部院大臣，务必存公道，以贤能与否、资历次序为定，不要只以趋承迎媚为工，使各司有所惩戒劝勉，而吏治渐渐可以整顿。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三条。

一、怜悯庶狱，近年各省京控的案件层出不穷，有声明在本省督抚司道衙门控告数次，却并未亲自提审的；有曾经京控，钦奉谕旨亲自提审，却并不亲自提审讯结的。小民冤屈难以伸张，既然已经控司控院，必定有牵涉州县官及吏役的地方。如果只发给本州县官审断，无法听断不公，自甘平反之地，而吏役的肆虐更深。况且官场积习，互相徇私庇护，即使各督抚司道亲自提审讯究，尚有不能昭雪的地方，难道不亲自提审吗？至于京控后，钦奉谕旨仍然不亲自提审讯结，这不仅玩视民瘼，而且轻视朝廷。如果不定以处分，如何防止徇私庇护而伸张狱讼？拟请命令部臣，凡有上控数次并未亲自提审，及京控钦奉谕旨仍未亲自提审讯结者，分别议以处分，使庶狱得以迅速清理。这是实事求是的第四条。

奏请禁烟第二疏

郭嵩焘

臣于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设法禁止鸦片一折，至今未奉批谕。臣认为，国家兴利除弊，关系重大，不易轻议。整顿鸦片为害中国共五十年，总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大约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也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起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到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此时臣复为禁止鸦片之议，人皆知其难行，但臣揣度事理，验证人心，却独以为至易。如果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止，徒然扰累百姓，最终必然导致愈禁而愈开。如果人民自行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心，那么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然振作，积弊也将自然消除。这是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的。谨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为皇上陈述：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一折议禁鸦片，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员及举贡士绅，一律示限三年，自一定不移之章程。但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的，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的，只应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万不可搜剔窥伺

译等到开启揭发告密的风气时，那些五十岁以上的士绅百姓，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也可以不必加以禁止。此次议定禁令的用意，在于严厉杜绝未来的行为，而不在于追究过去的过错，这样人心就不会惊惶不安。即使是督抚等高级官员因病吸食鸦片，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反噬朝廷，只要有所察觉，就不难处理。至于科举出身的途径，正本清源的关键就在这里。从府试、县试的互结担保开始，就必须将鸦片烟列为首要禁止之物，应当编入《学政全书》，万万不可稍有宽纵。这是权衡人情的大原则。

第二，严禁栽种，以消除蔓延的危害。臣在之前的奏折中叙述了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山西、四川等省栽种罂粟的情况，沿着西部数千里的土地日益蔓延。内部如江南的滁州、浙江的台州，也都种植罂粟，有“滁土”、“台土”的名称，向来都在内地销售。因此，各省多种一亩罂粟，民间就多增加一亩的危害，国家也就多废弃一亩的生产。臣在京师时听说山西巡抚鲍源深请求禁止栽种罂粟，出省阅兵时，各州县预先在驿路两旁铲除一二亩罂粟，改种禾麦，被传为笑谈。近年来吏治废弛日益严重，欺瞒粉饰，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督抚大臣深切体会朝廷的用意，切实推究，断绝根源，万万不能有益。这是严禁栽种的大原则。

第三，严防讹诈，以消除胥吏的骚扰。朝廷明确示例禁止，督抚向下命令州县，也就把权力交给了书吏差役，他们乘势苛扰，收受贿赂包庇，其危害简直说不尽。自从咸丰年间开放鸦片禁令，随即禁止又随即开放，又随即加强禁止，也没有这样的政体。臣的愚见认为，当时开放禁令仅涉及民商官绅，仍然照旧禁止，这与今日设立禁令和咸丰年间开放禁令的用意正相同。而一旦以劝诫为义，那么差役的骚扰就不能不先示以严禁。只要有借事生风，借禁令为名，稍事讹诈的，应允许百姓呈控。涉及书吏差役的，立即逮捕惩处；涉及地方官员的，也立即严厉参劾。总之要使民间切实享受到禁令的好处，而不致于徒然遭受禁烟带来的祸害。这是严防胥吏的大原则。

第四，选派士绅以加重稽查的责任。近年来广东设立劝禁鸦片会，臣常常赞赏其用心良善，但出自民间私下商议，有劝导的功效，却没有统率的责任，其势力不足以振奋人心。应当命令各省督抚大臣举荐在籍公正、懂事的士绅一二人，让他们专门负责示禁鸦片烟的事务，依次责成各府州县及学官各自举荐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然由府级士绅总领其事，上报省级士绅，并考核其成效，也不必设立公局开支经费。只由地方官员及各士绅百姓捐资广泛制作戒烟方药，分发到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约稽查一乡，督抚就借此推知州县是否奉行，以及各府县士绅官员是否得力。一旦除去粉饰之心，而坦率地示以大公，恳切地推以至诚，士绅百姓没有不感动而踊跃自行禁制的。这是选派稽查的大原则。

译第五点，明确制定章程，以彰显劝善惩恶的意义。查考鸦片盛行于道光朝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此日渐浇薄，水旱灾害与盗贼之祸相继而起，遗留祸患至今。可见鸦片之危害，不仅耗费财力、残害民命，实为国家治乱的一大关键。因此道光年间设立严厉禁令，严刑本是惩治奸恶的要义，立法并无稍有过当。只是在纲纪废弛、风俗败坏之后，法令越严，推行越多阻碍，不得不将整肃的政令寓于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违背法度已极，那些骤然难以禁绝的积弊，尤其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使人们知道利害切身而自行寻求变革之计。其方法就是取用贩卖鸦片烟的利润，作为禁烟的资金。凡贩运鸦片土者，无论城市乡村市镇，一律准许在厘税基础上加征五倍，永远不停免，也责成士绅互相稽查。一部分由厘局征收，酌情提取作为制造戒烟药品的费用。各省栽种罂粟者，也都要出示限期严禁，各根据土地适宜情况，责令改种五谷。田地有多有少，又有承佃和自耕的区别，逾期不改种且面积在二十亩以上的，酌情提取一半充公。承佃者若出于业主之意，全部充公；出自佃户之意，责成更换佃户，不遵办的，也全部充公。二十亩以下的，勒令限期并加以责罚。充公的田地，各在其乡增设小学及各种善举，由地方官督促办理。有侵吞者，也听任呈控惩办。这是明确制定章程的大致要点。

第六点，禁绝烟馆以断绝传染之害。鸦片危害之烈，没有比烟馆更甚的。没有技艺的平民以及缺乏管束的子弟，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于积习成瘾。其危害也是人所共知，而不能禁绝的原因，在于官员的耳目不能抵敌书吏差役的包庇。听说两江总督沈葆桢严禁烟馆，烟馆都相继迁移到城外。因为沈葆桢切实认真，其力量也不过遍及城内而已。不责成各处士绅自行稽查，万万不能取得实际效果。而督抚及地方官若无切实整饬之心，也万万不能责成士绅奉行。因此自古兴利除弊，尤其以考察官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的典史，若能不以收受陋规为事，禁绝烟馆也就并非难事。这是严禁传染的大致要点。

伏查国家兴利除弊，大体涉及各部事务。应由部臣掌握批准与否的权力，若有违犯禁令，也应由部臣增议条款，编入则例。只是此次禁止鸦片，先涉及官绅士子，本是以前未开的禁令，无需另立专条。禁止栽种罂粟及开设烟馆，更是屡见奏案的，明示禁令。至于州县差役讹诈，按律处办，已经绰绰有余，无需酌情增加条例。各海口征收洋土税则，照旧办理；或另立章程，税厘并征，酌情增加，均可及时开办，听从贩运。此次议定禁令的大旨，全无妨碍。待奉到禁办的明文，臣即照会英国外交部，逐渐禁止栽种贩运。此时开办之初，只应当从容涵泳，宽给二十年的期限，先官后民，先士子后百姓，一以逐渐劝导告诫为义，显示朝廷爱民之苦心，尽力拯救沉溺，尽力消除苛扰，与天下以诚相待。而其大要尤其在于责成各省士绅，自行制定章程，切实劝导，追求实效而不务虚文，追求真正有益百姓，而不专借官势以责求近功。人心本有天良，没有不可感动禁革的。伏乞天恩明示，臣章饬令各督抚臣虚心核议，实力推行。天下臣民蒙受圣恩，如水之无涯际。

请整饬治理疏

张之洞

私下认为近日治理山西之道，议论者都以培养元气为言。然而元气之损伤，必有使之剥夺的原因才开始损伤；元气之恢复，也必有使之辅助的原因而后恢复。如果不为之抉去病根，祛除所剥夺的，增益所辅助的，而只以弥缝姑息、矫托镇静的治理，坐收富庶之功，是没有这种道理的。臣以为，国家的元气在于户口繁衍、田野开垦、政事有纲纪、赋税无侵盗，而不在于聚敛吝啬；百姓的元气在于官吏无苛扰、四民无游惰，而不在于末富奸利；官吏的元气在于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愚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不在于滥施恩惠曲解法度。山西自咸丰以来，较为完善，公私积弊本多，沿袭前任抚臣曾国荃治理山西之日，饥荒接连发生，专意荒政，多用权宜，势不能过分绳削，自葆亨由藩司接护抚篆，因缘为奸，坏法乱纪。于是民困未起，吏道益衰。到荣光来时，才逐渐整肃，考究经年，正欲有所设施，突然调任江苏巡抚离去，因此将一切利病原委，娓娓告知于臣。加上臣数月来的酌考思索，灼见晋省公私困穷，几乎无法自立，物力空匮，人才艰难，上司政令多出多门，吏员不畏法，百姓习惯懒惰以致生计窘迫，士气衰微而废弃学业，军律日渐荡弛，吏胥敢于为奸，好比羸弱之躯又遭受百病诸创之

译所攻治削减的弊政，固然必须表里兼治才行。大体上山西要务有二十项：一是责令开垦荒地，一是清理善后事宜，一是节省差役徭赋，一是消除累赘，一是储备仓谷，一是禁止鸦片，这六条是务本以养育百姓；一是规范公费，一是裁减摊派捐税，这两条是养廉以考核官吏；一是结算交接，一是核查库款，一是杜绝吏员奸弊，一是治理厘金，一是挽救盐法，这五条是去除积弊以理财；一是开发地利，一是惠及工商，这两条是辅助农业以兴利；一是培养学校，这一条是重视士人以改良风俗；一是缓解饷银压力，一是训练主力军队，一是遏制盗匪萌芽，一是修治边防政务，这四条是巩固边防以图强。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经常的规矩，绝不敢采取功利急切的计策。其中前八条，我谨在此次分别陈述情况，请求圣旨办理，其余各项也经过详细规划，即将继续上奏陈述。总之，凡是各种政事，都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治理好。山西偏僻狭小，在此地做官的人，才俊之士志气郁结而不能伸展，庸碌之辈侥幸掩盖过错而苟且免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尤其在于近年大吏纪纲不立，赏罚没有章法，不激励不宣扬，人才从哪里来？我竭尽愚诚，督率告诫。各官中有任职无状，妨害吏治民生的，已经随时上奏。如果真能由司道以至于地方长官，共同誓守公忠，都遵循法度，都以利国利民为要务，自然会有成效可观。至于善后事件，需用浩大繁多，尤其不是稍微保留财力就能办到的。恳请圣上慈爱俯念山西作为右辅边疆，凋敝太过严重，急需培补维持。对于山西用人理财各方面种种为难的情形，请圣上鉴察体念，由圣上亲自裁断，稍微突破常规，使我能够尽力去做，那么将来百姓安康、物产丰富，都是出自圣主的恩赐了。

译变法

我私下曾认为，自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今天，大概不过一万年罢了。怎么证明呢？用世道变迁的急迫来证明。天道几百年发生小变，几千年发生大变。上古蒙昧野蛮的时代，人与万物没有区别。自从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治理天下，教人用火熟食，教人造房屋，教人织网捕鱼、耕作，教人造船、弓箭、衣裳、文字契约，积累众多圣人的经营谋划，来开启唐尧虞舜的时代，大概几千年。于是洪荒的天下转变为文明的天下。从唐尧虞舜到夏、商、周，最称得上治理太平。等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废除诸侯，毁坏井田制，彻底泯灭先王的法度。距离尧舜大约两千年，于是封建的天下转变为郡县的天下。秦朝以后，虽然兴盛衰亡、分裂统一不尽相同，汉、唐、宋、明的外患不过是匈奴、突厥、回纥、吐蕃、契丹、蒙古，总之离不开西北塞外的各部族罢了。降及今天，西方各国凭借器物数理之学蓬勃兴起，海外遥远之地如同家门庭院，驾驭风雨雷霆如同指挥手臂，环绕大地九万里之内，没有不通使互市的。即使是尧舜在世，终究不能闭关独自治理。而今天距离秦汉也大约两千年，于是华夷隔绝的天下转变为中外联属的天下。自从圣人经营几千年直到唐虞，从唐虞积累两千年直到秦始皇，从秦始皇积累两千年直到今天，所以说不过一万年。而世道的变迁已经如此了。世道小变则治理天下的法度随之小变，世道大变则治理天下的法度随之大变。夏朝崇尚忠信始于大禹，殷朝崇尚质朴始于商汤，周朝崇尚礼文始于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经过几百年弊端极盛而改变，有的甚至近在几十年间，治理的法度不能没有差异。所以有圣人继承圣人而形势不能不改变的，有一代圣人治理天下而前后不能不改变的。因此只有圣人能效法圣人，也只有圣人能改变圣人的法度。他们之所以改变，不是喜好改变，是时势造成的。如今天下的变迁急迫了。我私下认为，不变的道理应当改变，现在用复古；更替变化的法度应当改变古法以适应今天。唉！不审察古今的形势，斟酌适宜的对策，怎么挽救弊端呢？况且我们国家汇集历代帝王的成法，那些施行而没有弊端的，即使万世不变也可以。至于官俸的俭薄，部院条例的繁杂，绿营军队的废弛，选拔人才未能完全获得实学，这些都是积累几百年来末流的弊端，而长久失去了立法的初衷，稍微改变则弊端去除而法度保存，不改变则弊端存在而法度消亡。这几项即使没有敌国环伺，也应当急切地早做打算，如果不知道变通，那么粉饰繁多而实际政事稀少，拘泥于变化而百事松弛。至于西方各国，凭借智力相互竞争，我们中国与它们并立，商业、政治、矿务应当筹划。不改变则它们富裕而我们贫穷，考察工艺制造器物应当精良。不改变则它们灵巧而我们笨拙，火车轮船电报应当兴办。不改变则它们快捷而我们迟缓，条约的利弊，使才的优劣，兵制阵法的变化应当讲求。不改变则它们协调而我们孤立，它们坚固而我们脆弱。从前蚩尤制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开始制作弓箭和指南车来战胜他。姜太公封于齐地，鼓励女红，极尽技巧，在鱼盐海岱之间流通，敛袖前往朝见。黄帝、姜太公都是圣人，他们治理天下国家，难道仅仅追求富强吗？而在邻敌之间，富强的手段有所不能废弃。有人说：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方人，岂不是用夷狄改变华夏吗？不是这样，衣冠语言风俗，中外不同；借助造化的灵利，百姓的实用，中外相同。西方人偶然得到风气之先罢了，怎么能把天地将要泄露的秘密说成是西方人独自专享呢？又怎么知道几百年后中国不更超越它们呢？至于赵武灵王学习骑射，汉武帝学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与内臣一体，都有微妙的旨意存于其中。现在确实采取西方人的器物数理之学，来保卫我们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使西方人不敢蔑视中华，我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再生，未尝不从事于此。其道也必然逐渐普及于八方，这才是所谓用华夏改变夷狄。又有人说：变法务求胜过对方，不务求追随对方，现在西法胜过而我们学习它的弊端，弊端在于落后于人，如果制胜没有方法怎么办？这又不对。

想要胜过别人，必须完全了解它的法度，然后才能改变；改变然后才能胜过，不是呆呆端坐就可以胜过别人的。现在看到别人在我们前面，轻率地说不屑于跟随别人后面，将半步也不能移动了。况且他们聚集数百万人的才力，掷下数千万亿的金钱，穷年累世然后得到；现在我们想要一朝而胜过他们，能吗？不能吗？江河始于细流，高山基于土筐，佛法来自天竺而兴盛于东方，算学发端于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的才智，看待西方人，怎么不可以相互胜过呢？在于掌握鼓舞的手段罢了。唉！世变无穷，那么圣人驾驭变化的方法也与之无穷。生在今天的时代，拘泥于古代的法度，这就像住在神农氏的时代而茹毛饮血，住在黄帝的时代抵御蚩尤的暴虐，而徒手搏斗，说

译「我遵循的是上古圣人的法则」，这样下去，不疲惫且不至于倾覆的又能有多少呢？况且，当今适宜变通的法则，又何尝不是借鉴了古代圣人立法的精微意旨呢？

译王霸之辨，究竟在辨什么？在于辨心。汉宣帝说：“汉朝的法度，是王道与霸道杂糅的。纯粹则是王，杂糅则是霸，哪有王道与霸道杂糅的情况呢？”霸道，明太祖评论汉朝时说：“高祖创业，来不及制定礼乐，孝悌友爱应当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旧制，却犹豫不实行，所以治理不如古时。”至于道德仁义，是根本；礼乐刑政，是应用。没有根本只有应用，只是徒具形式罢了，怎么能成就王道呢？那么这两位君主的言论，不仅不能达到王道，甚至不懂得王霸的道理。

心中有真诚与虚伪的区别，那么治理就有纯粹与杂糅的不同。王道的推行，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和积石山，下过龙门，到达九州，最终流入四海，分流为江河，决口为沼泽，充盈为沟渠，汇聚为井泉。它的流出无穷无尽，而水流不息，是因为有本源啊。七八月的雨水汇集，来得容易充盈，去得容易枯竭，是因为没有本源啊。王道与霸道，也是这样。治理显赫的，从细微处开始；治理外部的，从内部开始；治理疏远的，从亲近的开始；治理远方的，从近处的开始。明白了这些，王道的根本，难道还不可知吗？

假如舍弃根本而只追求末节，那么养育百姓没有比井田制更好的，教化百姓没有比学校更好的，巩固宗室藩屏没有比分封制更好的，辅佐太子没有比预先教育更好的，寻求人才没有比乡举里选更好的，丰富财用没有比重农抑商更好的，淳厚风俗没有比先礼后刑更好的，招来远方之人没有比修文偃武更好的。凡这几项，三代以后都能仿效其意旨而实行，但最终不能达到王道，为什么呢？如果只以末节而言，那么禁止宦官干政而宦官之祸平息，告诫母后临朝而外戚之衰微，收回兵权而藩镇削弱，重视台谏而专擅杜绝，严备边防而蛮夷归服，宽缓赋役而盗贼止息。凡这几项，三代以后都能优为之，但最终不能进于王道，为什么呢？

现在《周官》是古今治法最完备的。然而周公制定它来治理周朝，则是王道；管仲变革它来治理齐国，则是霸道；商鞅废除它来治理秦国，则是强权；王安石恢复它来治理宋朝，则是混乱。难道是法度有差异吗？是心有不同的缘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王道之纲。源深则流远，纲举则目的张开。所以作为君主，必须在平时无事之时端正自己的心，而在人伦日用的大事上尽到自己的诚意，然后推广到天下，礼乐刑政没有不全面举行的，而王道四通八达。

霸道的人不图根本，而只在法制的末节上规规矩矩，表面昭明，而内里昏暗，勤于变乱，而怠于治安，谨慎于重大之事，而失误于细微之处。成功于少壮，而败坏于老迈。其善者不过是偏颇驳杂的治理，而下者或不免于乱亡。衡量王道，相差甚远。我曾经说三代以前没有霸道，三代以后没有王道。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也是霸道。往上推，周宣王也是霸道。秦穆公作书悔过，接近古人，而三次安置晋君以为恩德，其虚伪也很严重。所以《尚书》记录秦穆公，是志在秦的兴起；《国语》记载周宣王，是志在周的衰微。周宣王、秦穆公，大概是王霸升降的会合之处吧？

人主的祸患，没有不始于有所作为，而终于不能坚持的。当其开始时，如太阳刚升起，如月亮刚生出，如树木刚生长，如水刚通达，如火刚燃烧，志气盈溢，不难侈谈道德而粉饰仁义。等到功业已成，年纪已老，岁月有限，而嗜好可以娱乐，那么向来说的道德仁义，一天就抛弃了。像这样的人，是因为以血气为主，而没有义理来涵养，所以血气盛则盛，血气衰则衰。这种弊病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于奋励之初。所以人说汉高祖不事诗书而霸，然而光武帝投戈讲艺而亦霸；唐太宗闺门不严肃而霸，然而明太祖修女诫、严宫政而亦霸；赵匡胤乘势窃位而霸，然而刘备仗义讨贼而亦霸。

所谓王与霸，只在于心。辨析它而仅仅从事于具体事务，固然不足以确定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这是自然的道理，而必然的趋势。现在如果说：物不必格，知不必致，意不必诚，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我只治理天下罢了。这就像不迈出半步而想到达千里，我看他不能到达。这就像不借助尺寸而想登上万仞高山，我看他不能上去。高宗肜日，是确定祀典罢了。祖己说：只有先端正君王，才能端正其事，认为君王不端正，那么祀典就不能确定。旅獒拒绝贡献罢了。召公说：意志以道安宁，言语以道交接，认为不衷于道，那么贡献就不能拒绝。周公告诫成王说：如果有怨恨你、辱骂你的人，就要皇自敬德。如果有过失，说：这是我的过失，确实如此，不仅不敢含怒，认为如果含怒，那么开始虽然或许能忍耐，但最终必然爆发。古代的王者，在敬小慎微之中，都有正本清源的学问，所以过错日渐去除而善行日渐达到。孟子说：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端正君主而国家就安定了。董仲舒说：端正君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

译使万民归正，四方安定。君主内心端正，即使政令条文疏漏宽泛，也不妨碍他成为真正的王道君主；君主内心不端正，即使治理的器具制度完备，也难免沦为霸道君主。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霸主，而三代以后没有真正的王道君主。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繁多，外表却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仿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理呢？”唉！人生的祸患，没有比欲望繁多更大的了。所谓欲望，难道一定是声色货利那些让人愉悦的东西吗？贪图安逸是欲望，急于求成是欲望，喜好名声也是欲望。如果已经沉溺于声色货利之中并不断积累，还再加上贪图安逸、急于求成、喜好名声，那么善行就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不是从内心自然生发的，所以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如今中等以上的君主，没有不存有向善之心的，但不能达到王道境界，只是因为没有东西来充实它罢了。唐肃宗对外能够收复两京，对内却无法安抚太上皇；宋太宗生前能亲身实现太平盛世，死后却无法面对杜皇后；汉武帝的才能超过汉文帝和汉景帝，最终却没能避免戾太子被杀；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治理堪比唐太宗贞观年间，最终却不能庇护杨贵妃免遭诛杀，这就是能够推行王道与不能推行王道的效果不同。唐太宗起初任用魏征，魏征死后却推倒他的墓碑；明神宗起初尊崇侍奉张居正，随即却抄没他的家产，难道是他们起初明智而最终昏庸吗？也是因为内心本来不端正，只是勉强顺从罢了。如果以善为主，恶为客，那么恶就不能攻占；如果以恶为主，善为客，那么善就不能稳固。所以霸道足以导致治理，也足以导致混乱。治理与混乱的关键，就在翻手之间罢了。好比患有痈毒在腹心，而治疗却在皮毛，遏制得越久，毒气越深，一旦爆发溃烂，就死定了。那么，所谓端正内心，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治理的纯粹与混杂，在于真诚与虚伪；内心的存留与消亡，在于恭敬与放肆。恭敬就没有不真诚的，放肆就没有不虚伪的。又问：端正内心而不寻求治理的方法，恐怕会陷入黄老之学吧？回答说：黄老之学，是放纵散漫内心而不加以存养的；王道的治理，是约束持守内心而不使其迷失的。况且所谓端正，难道只是端正内心吗？端正自身，心就在自身；端正家庭，心就在家庭；用它来端正国家、端正天下，心就在国家与天下。内心贯穿万事，没有不谨慎的，没有不真实的，这就是王道。所以说：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内心的辨别。

译**去除争端的根源**

钱维城

天下的祸患，都起于争斗，而争斗又起于不公。我无法消除天下的争斗，只能使那些不公的现象变得公平罢了。在《易经》中，上坤下艮组成谦卦，其象辞说：“地中有山，这就是谦。君子因此减少多的，补充少的，衡量事物而公平地施予。”削减山的高度，来增加地的低处，从而使大地没有不平之处，所以必须减少自己多余的部分，来补充他人匮乏的部分，这样才能衡量事物而公平施予。大地上有山，这是大地不平的表现。然而之所以不产生争斗，是因为并没有拿那边的东西来附会这边。山比地高，而地比山大，大与高是相称的。其象辞说：“厚实的下方，安居的宅基。”下方厚实，宅基才安稳。然而仍然必须削减山来增益地，这才算是谦。由此可知，剥削下方来奉养上方的人，必然导致争斗而不安稳。我看世上所谓谦让的人，只是在座位次序、行走站立等小节上讲究。弯腰曲背，一再作揖推让，言语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等到事情涉及微小的利益，就争先恐后，即使是亲戚也不顾念，这叫有谦让的名声，没有谦让的实质，越是谦让反而越是争斗。喜好利益，是人的常情；喜好名声，也是人的常情。装饰谦让的名声，来攫取利益的实质，这是争斗本来就是争斗，谦让也是争斗。况且谦让哪里能有其实质呢？千金摆在面前，推辞而不顾，这是推让，不是谦让。推让是有所不接受，而谦让在于能够施予。不接受只不过对别人没有损害，能够施予则对自己有损害。不拿别人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两个，而能损害自己来增益别人吗？圣人认为人不能谦让，就像山不能变平一样，所以说：“地中有山，就是谦。”只有谦让，是人的常情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天下多有不公。多有不公，所以多有争斗；多有争斗，所以多有动乱。圣人考虑到动乱无法消除，而人的常情无法不要求公平，所以把责任归于君子，并推演其感应于天地鬼神。天地鬼神果真喜爱谦让吗？人的常情所喜好或厌恶的，天地鬼神也就喜好或厌恶罢了。所以君子对于治理，小的方面就减少自己的财物，大的方面就减少自己的私心。我减少我的财物，才可以使天下的财物公平；我减少我的私心，才可以使天下的人心公平。《大学》说：“用度量衡的标准来规范，天下就太平了。”公平，就是使那些不公的现象变得公平。

**奖廉日知录**

顾炎武

今天用来改变人心、洗涤世俗风气的方法，没有比劝勉学习、奖赏廉洁更紧迫的了。天下的士人，有能够笃信好学，到老也不厌倦，卓然可以担当方正有道科选拔的，授予他们翰林院、国子监的官阶，而听任他们出仕或隐居，那么人们就都知道向学而不竞争科举功名了。各部门的官员，有能够洁身自好、爱护百姓，按礼制告老退休，而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储备的，赐给他们五顷土地，作为子孙的世业，免除他们的租税，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人们就都知道自我约束而不贪图贿赂了。难道要等到像汉宣帝再次派遣使者，才去收罗像朱买臣那样曾牧猪的儒生；像公孙弘、优孟那样陈述意见，才开始录用像孙叔敖那样曾砍柴的子孙；像扶风太守那样特别赐予黄金；像尹翁归、涿郡太守韩福那样的贤能，才颁发羊酒，从而使名高的高士，德行成为同僚表率，当时怀着稽古的荣耀，死后仰慕遗留的清白恩泽，这不比用科举功名和爵位俸禄，劝诱人去进取和贪求利益更好吗？用名声来沽名钓誉，必定从此种途径开始。

《唐书·牛僧孺传》记载，牛僧孺是仆射奇章公牛宏的后裔，幼年丧父，在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靠它生活。由此可知，隋朝赐予的土地到唐朝二百年后，仍然由其子孙守护。如果是金银布帛的赏赐，俸禄的恩惠，早就化为尘土了。明代正统年间，把武进的土地赐给礼部尚书胡濙，他的子孙也至今守护着。所以我认为，作为奖赏廉洁的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古人治理军队的方法，没有不根本于廉洁的。《吴子》说：“凡是治理国家、整顿军队，一定要用礼来教导，用义来激励，使他们有羞耻心。人有了羞耻心，在大处足以作战，在小处足以防守。”《尉缭子》说：“国家必须有慈孝廉洁的风俗，才可以让人舍生取义。”而姜太公回答周武王：“将领有三种优势，一是礼将，二是力将，三是止欲将。”所以礼，是用来整顿朝纲、治理军队的，即使是像《兔罝》诗中那样的武夫，也都根本于文王后妃的教化。哪里有淫乱草野、偷窃牛马而不同于百姓的人呢？《后汉书》记载，张奂担任安定国都尉时，羌族豪帅感激张奂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酋长又赠送金鐻八枚。张奂都接受了，然后在众羌族面前，召来主簿，用酒洒地发誓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也不让它进入；即使金像粟米一样多，也不让它进入怀中。”把马和金全部归还。羌族人性贪婪而崇尚官吏清廉，以前有八位都尉大多喜好财货，被他们患苦。等到张奂端正自身、洁身自好，威严教化大行。唉！自古以来，边疆事务的失败，有不始于贪求的吗？杜甫诗说：“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另一版本作“廉将”，诗人的意思未必涉及此。但我看《唐书》记载王佖担任武陵节度使，先前吐蕃想建成乌兰桥，每次在河边先储存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中运走，扔进河流，最终没能建成。吐蕃人知道王佖贪婪而没有谋略，先厚赠他财物，然后一起役使建成桥梁，仍然修筑月城守卫。从此朔方抵御寇敌都来不及，至今成为祸患，这是由于王佖贪财造成的。所以贪婪的人担任统帅，而边城迟迟不开，懂得这个意思的人，即使像郢书燕说那样误解，或许也可以用来治理。

译国家吗？《五代史·冯道传》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这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管仲善于言辞啊！礼义，是治理人民的根本大法；廉，是立身的根本节操。不廉洁就会什么都敢拿，不知羞耻就会什么都敢做。人如果这样，那么灾祸、败亡、动乱、毁灭，也就没有达不到的了。身为大臣却什么都敢拿、什么都敢做，那么天下难道有不混乱的，国家难道有不灭亡的吗？然而在这四者之中，耻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评论士人说：“行为有准则。”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没有羞耻的人，真是没有羞耻啊。”又说：“羞耻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那些玩弄权术机巧的人，没有地方用得上羞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不廉洁，以至于违背礼义，其根源都产生于没有羞耻。所以士大夫没有羞耻，这就叫做国家的支柱。我观察五代以来，世道衰微，抛弃礼义，丢弃廉耻，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然而松柏在岁寒之后凋零，鸡在风雨中不停啼鸣。在那昏暗的时代，本来不曾没有独自清醒的人。最近读《颜氏家训》，上面说：“齐朝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很懂得书信往来，教他鲜卑语和弹琵琶，稍微通晓，凭借这些侍奉公卿，没有不被宠爱的。’我当时低头没有回答。”奇怪啊，这个人教育儿子的方法！如果靠这种行当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做。唉，颜之推不得已而在乱世做官，还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意思。那些卑劣地迎合世俗的人，能不惭愧吗！

译崇尚厚重

《日知录》

顾炎武

世道衰微，人才不振。王伾的吴地俚语，郑綮的歇后语，薛昭纬的《浣溪沙》，李邦彦的市井俗语，这些辞曲无不登上朝廷高位，被任用为辅佐大臣。致使在下位的人羡慕他们的风流，认为这是通达洒脱，然而栋梁折断、屋瓦崩塌，天下将无处庇护了。等到政局动荡之后，才怀念老成持重之人；流离迁徙之余，才思念德高望重的俊杰，这难道还来得及吗？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推崇厚重敦实的臣子，抑制退斥轻浮浅薄的士人，这是移风易俗的关键所在。侯景列举梁武帝的十大过失，说皇太子说话只限于轻薄，赋作不出《桑中》那样的雅正。张说评论阎朝德的文章，如同华丽的服饰、精致的妆容，燕地的歌声、赵地的舞蹈，观看的人忘记了疲劳。如果这类文章符合《风》《雅》的标准，那就是罪人了。现在的词人大多有这种毛病，淫靡的辞曲在国门内外流传，就像北齐阳俊所作的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抄写后在市场上售卖，络绎不绝，诱惑后生，败坏风俗，应当与违背圣道的书籍同类而焚毁，或许可以端正人心的术业。四明的薛冈说，士大夫的子弟不应当让他们阅读，因为还没领会其深远持久的意蕴，先习得了简慢傲慢。由此推论，可以说这是善于教育了。防止他们产生放纵、轻浮的萌芽，而引导他们进入有物有恒的境界，这是以正道培养蒙童的方法。何晏脸上涂粉白不离手，走路时顾盼自己的影子；邓扬走路舒展放纵，坐立时身体倾斜倚靠；谢灵运每次出入，自己扶着拐杖的人常有几个。后来他们都诛杀而死，而魏文帝体态容貌不庄重，风尚通脱，因此魏国不长久，后代国祚短促。史书都把这些附在五行志中，认为是容貌不恭敬。从前子贡从礼仪容止的俯仰之间，就知道两位国君的疾乱。这是有所依据的。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牢固。”扬雄《法言》说：“言语轻浮就招致忧愁，行为轻浮就招致罪过，容貌轻浮就招致侮辱，喜好轻浮就招致淫乱。”

崇尚俭约

《日知录》

顾炎武

国家奢侈就展示俭约，这是君子的行为，也是宰相的职责。汉代汝南人许邵担任郡功曹，同郡的袁绍，是公族豪侠，从濮阳令任上回来，车马随从非常盛大，进入郡界就谢罪说：“我的车马服饰怎么能让许子将看见呢？”于是只乘一辆车回家。晋代蔡充好学且有高雅的志趣，体态容貌尊严，被人敬畏。高平人刘整车马服饰奢华华丽，曾经对人说：“纱縠是我的常服。”遇到蔡充在座，整天都感到不安。北齐李德林父亲去世时，正值严冬，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赤脚，亲自驾驶灵车回乡安葬。博陵人崔谌休假回乡，将要去吊唁，随从有几十骑，逐渐减少留下，等到李德林家门口，只剩下五骑。说：“不能让李先生怪罪人太多熏灼。”李僧伽修身养性，专心学业，不应征召，尚书袁叔德来拜访僧伽，先让仆从退下然后入门，说：“见到这位贤人，让我羞愧面对高官显贵。”只有君子能够以身作则来引导他人，所以居官能教化一邦，在朝廷能教化天下。魏武帝时，毛玠担任东曹掾，主管选举，以俭约率人，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以廉洁节操自我激励的，即使是受宠贵的臣子，车马服饰也不敢过度。唐代大历年末，元载被诛杀，任命杨绾为宰相，杨绾本性贞洁廉洁，车马服饰俭朴，在朝廷没过几天，人心自然感化。御史中丞崔宽，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宁的弟弟，家中富有，在皇城之南有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崔宽当天就暗中派人拆毁。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中，听说杨绾拜相，席间的音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次出入随从一百多人，当天也减少，只留下十骑而已。李师古忌惮杜黄裳为相，派一名小吏寄钱数千缗，毡车一辆，使者到门不敢送，等候多日，有绿色轿子从家中出来，随从两个婢女，衣服破烂，说是相公夫人，使者立刻回去告诉李师古，李师古打消了念头，终身不敢改变节操。这样禁止郑人的过度奢侈，何必等到三年才改变？雒邑的矜夸，无需花费三纪的时间修养自身，在家中践行，展示给乡党，道难道远吗？《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有序，君臣互相纠正，这是国家的福气。”所以想要端正君主而有序百官，必须从大臣开始。然而王阳关于黄金的言论，当时的人已经觉得他奢侈；公孙弘布被的名声，正直的人又讥讽他虚伪。那么考察他的生平而确定他实际行为的方法，只有观察他的最终结果才能得知。季文子去世，大夫进入。收敛时国君在位，宰官准备家器，为葬礼做准备。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器物。贤德的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辅佐三位君主了，却没有私产积累，能不说是忠吗？诸葛亮向后主上表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孙的衣食，全靠这些家产。自有富余，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别的调度，随身的衣食，全靠官府，不另谋生计来增加尺寸。如果臣死的那一天，不让内室有多余的帛，外边有多余的财，以辜负陛下。”等到去世，正如他所说。廉洁不过是臣子的一种节操，而《左传》称之为忠。孔明认为没有辜负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臣子欺骗君主、误国，一定始于贪图财货。居于尊位，享受丰厚，润饰房屋，美化自身，这也是人的常分罢了。哪里知道高后降下不祥，百姓

译人们因此产生怨恨和诅咒。最终，难道会与整个国家一同败亡吗？如果确实明白大臣家业的丰裕或贫乏，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兴盛或衰微，那么就可以审慎地选择宰相的方法，同时也能够掌握教化百姓的途径了。

译崇简篇

宗稷辰

古代在天下施行明智的政治教化的人，用刚健之道来运转天下，必定要用柔顺之道来安定天下。《易经·系辞传》说：“坤道以简约而显其功能”，又说：“简约就容易让人顺从，容易顺从就能取得功效。”想要天下长久安定、治理有序，不实行简约就无法成功。从前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只崇尚简约；夏朝的忠厚，商朝的质朴，都沿袭了这一传统。到了周朝，法制典章逐渐变得繁复。然而其宏大的纲领和百姓所见的条目，寥寥可数。春秋时期，强国谋划军事刑罚，弱国谋划丝帛粮食；上层人士讲究华丽的辞令，下层人士注重经世致用，形势一天天地趋向繁琐。在洙水泗水之间，圣人贤人思考如何补救当时偏颇盛行的弊病，恢复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关键要道，于是商讨简约的可行性。虽然像子桑伯子那样稍微偏向简约，也觉得他对浑浊的世道大有裨益而不认为不对，所以孔子门下“狂”与“简”并称，这是孔子极力矫正世俗习气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人致力于宽缓而放任粗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太简”；有人致力于收敛而彰显简约，这就是孔子赞许的“内心恭敬而外表简约”。战国时期纲纪败坏，秦始皇一概制定制度，违背了坤道自然的原则，用严密的法网束缚天下，法律极其繁琐而天下的人已经喧嚣不安。汉高祖兴起，去除了秦朝的烦琐苛刻，暗中契合了二帝三王的简约之道，颁布约法三章，真是高远啊。后来的儒者多批评汉朝以黄老之学作为治理的根本，然而黄帝文饰不流失质朴，简约而纯粹；老子节俭不伤害慈爱，简约而淡泊。他们的道原本就不会危害天下。汉朝君臣大致采用其疏阔的纲目，来使一朝安定。后世南面称尊、面向明堂的君主，舍弃简约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隋朝初年惩戒六朝的过失，刻意综合考核，有追查百年旧案的事情，当时老吏还以抱着案卷为苦。刘炫所说的“减少官职事务然后才可以期望从容”，只是担忧不够简约罢了。唐高祖到达长安，与百姓约定十二条法律，全部废除隋朝的苛禁，天下平定后，所修订的典律都简明扼要，初期的政治因此与西汉差不多。宋太祖的诏书首先说“对待下属要简约”，明太祖的训诫说：“立法贵在简约，应当让人容易明白。”如果条项繁多，一事有两端，官吏就能趁机作恶。由此来看，历代百世的君王，千位圣人的准则，他们的治理必定是简约的，这是可以知道的。后世政治刑罚的烦琐，多由于条例的冗杂泛滥，始于北宋，而流弊沿袭于累朝。早上施行一件事，晚上增加一条例，积累数百年，于是汗牛充栋而数不胜数。上下其手的人非常乐于利用其遮蔽的便利，而胥吏倚仗法律来胁迫官员，官员又倚仗法律来制约朝廷，吏治一天天地趋向偷安轻薄，人心一天天地沉沦于欺诈虚伪，而颠倒是非，压抑善良弱小，每天不知道有几千几百种弊端，这都是祸乱的根源，酿成了动乱的祸端。不简约的弊病，似乎很微小，谁想到它逐渐滋长，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是我们历代圣君之所以有合并条例文书、消除旧案的法令，防止烦扰，不止再三，而各部大臣没有肯诚心实意去执行的，每天听任百姓在狡猾的胥吏手中被颠倒压抑，却不知道改正。因此深切希望皇上独揽纲纪，把支离破碎、蒙混杂乱的条例文书一扫而空，使天下呈现出刑法清明、政治简约的美好景象，平息天下的动乱之道，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作《崇简》

论治篇

孙鼎臣

五谷，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吃多了生病，治疗疾病就可以了。病好了就再吃饭，这是人的常情。认为生病是五谷造成的而断绝它，可以吗？汉朝惩戒秦朝孤立无援，大封子弟，却发生了淮南、济北、吴、楚的叛乱。宋朝惩戒藩镇割据，削弱天下的兵力，金人渡过黄河，各郡县瓦解。所以借鉴前事的过失而纠正它，应当分别其利害，权衡轻重而增减。减损超过了中道，就一定会反过来遭受祸患。现在官吏职责不举，财用不足，军备不精良，这是有国家者的公共忧患。我认为这些都不足为患，只有士气不振，才值得忧虑。士气，是国家的元气。这种气，在数十百年之前培养，在数十百年之后成就，不像官吏职责、财用、军备那样，修举它们就可以迅速达到而立竿见影。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常常宽厚地蓄养它，不敢伤害；谨慎地保护它，不敢触犯。我看明朝，它的士气难道不旺盛吗？明朝自成祖以后，君臣贤明，海内无事。唯独宣德、弘治两朝，暴君相继兴起，政令出于强权，国家大敌在边境窥伺，权臣近幸在外恣意妄为，宠妾奸宦在内煽动，天下岌岌可危，形势像悬挂的旌旗一样危险。比喻到人身上，巨大的痈疽，屡次溃烂屡次发作，然而不死，是因为元气还在。刚直正色的臣子，虽然被排斥诛杀而不尽；忠肝赤心的士人，虽然被放逐杀戮侮辱而不衰。廷杖的血迹未干，而直言进谏接踵而至；监狱的尸体刚出，而正直的谋略又进献。因此能够折服奸邪的凶焰，堵塞逆党的乱萌。虽然有枭獍的姿貌，鬼蜮的阴谋，也禁止他们不得逞。钟不响垂三百年，等到天命终结，大命已改。然而陷胸断颈，覆灭宗族，守节而不二心的人，在天下直到倡优庸人，也义不厚颜以求生。那些遗留下的百姓，在魑魅瘴疠之乡崎岖艰难，在飓风鳄鱼之窟飘荡，最终不肯背主负国，死而后已。唉，壮烈啊！节义的兴盛，近来

译这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宋代苏轼曾说：“平时必定有不顾性命、冒犯君颜的士人，那么面临危难时或许就有为义殉死的人。”观察明朝灭亡的历史，难道不令人信服吗？推究其根源，是因为太祖有引导和培育他们的方法。太祖设立御史负责纠察，给事中负责封驳，而各部门的官员，下至百姓、小吏和士卒，都可以进言。天下没有不可进言的人，百官没有不应当进言的责任。寄托耳目的人广泛，承担言责的人众多。人人都能自我端正，又害怕受到指责，所以东边倒下西边又起，前面跌倒后面又进，代代相继不断。天下的士人闻风仰慕道义，感慨奋发，争相树立功名。士大夫因进言获罪，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荣耀，所以即使遭受雷霆般的威势折辱，用斧钺之刑恐吓，也不停止。像太祖这样的人，是懂得立国根本的。评论者只看到末流的弊病，朋党互相争斗，说明朝是因为言论导致混乱。唉，明朝的混乱不是一天形成的。假使在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时，豹房皇帝驾崩时，西内皇帝静摄期间，泰昌、天启皇帝厌世之年，老成持重的大臣尚存，危言正论尚能发表，奸佞小人一旦摇动脚掌天下就会丧失，明朝的社稷早就倾覆了，哪里会等到甲申年呢？门户纷争，言论嘈杂政令混杂，是由于忠奸并进而不加区分，黑白并存而不加评判，这是君主不明不果断的过错。说因此言论导致混乱，是多么不思量啊！唉，世道兴盛而风俗衰败，士人不知道名节的可贵，已经很久了。天下的士气萎靡消亡，不加以鼓舞激励，还借口明末的过失，以言论为禁忌，难道不令人痛心吗？他们也不想想天下的士气，为什么萎靡消亡呢？起初，用美好的言辞和小恩小惠来笼络天下，用巧妙的文辞和曲折的法令来捍卫自己。但天下的豪杰不可能全部束缚，逼迫急了就会起来与我们竞争，所以常常宽容优待以柔化他们的意气，调停委曲以平复他们的心，然后慢慢显示褒贬，暗中运用赏罚，要使天下知道我的意向而止步。所以士人未曾遭受显赫的杀戮和重罪，却已经低头憋气而不能发声，不待雷霆之威、斧钺之刑，天下已经相继望风颓然返回了。用雷霆之威、斧钺之刑，杀戮侮辱天下的士人，天下没有不伤心的，然而士人反而更加奋起而激烈，不足以挫伤天下的士气。只有用权术驾驭，在恍惚昏暗之中日削月割，而没有可以指责的，然后天下的士气可以消亡以至于尽。所以厌恶天下的士人而用权术来折辱他们的人，比杀戮侮辱更贤明，其实比杀戮侮辱更残酷而人们不知道。士气就像水，蓄积并调节宣泄它，那么水渊深沉汲取不尽，堆积土石阻挡它，那么水会郁怒冲击，溃决成为祸患。担心它溃决，知道阻挡无益而有害。改变方法而杀绝它，水患平息而水也随即枯竭了。这与防治疾病而断绝粮食有什么不同呢？粮食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士气，也是；士人，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我为断绝粮食的人担忧，因此著述其利害，以解除论者的疑惑。

译应诏陈言疏

福建巡抚王凯泰

我恭敬地阅读邸报，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在朝的王公大臣以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必共同秉持公忠之心”等语，钦此。由此仰见皇上亲政之初，勤勉求治的深切用意。臣愧居地方重任，未能报答丝毫恩德，常怀进思退思的诚恳之心，惭愧没有好的谋略可以进献。然而不敢因自己平庸愚钝、仅有一得之见，就安于沉默不言。谨就我见识所及，挑选时务中需要变通的事项，列举六条，向皇上详细陈述。

一、停止捐纳以整肃吏治。《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凭借家资担任郎官，《汉书·食货志》记载允许百姓纳粟补任吏职，捐纳的制度由来已久。但必定是家中有余财而后才输纳贡献，固然可以抒发报效的私心，又可以作为进身之路。这其中并非没有人才。然而自从捐纳章程折减以来，持银百余两就能担任佐杂官，持银千余两就能担任正印官。即使道、府官例银高达万两以上，如今也折算至三四千两。家非素来富有，人们却都想躁进，有的向亲友筹借，有的向商贾借贷，以本金求取利益，其弊端岂能说得尽！流品混杂，捐纳尤为严重。近日阅读邸报，给事中卢士杰奏报河南商城县家丁李天锡捐纳冒考的案件，这是已经暴露的事，其他未经败露的尚不可知。在当今想要澄清整顿官场，应以停止捐纳为急务。有人会说滇、陇军事尚未平定，户部财政尚不充裕，停止捐纳则经费从何而来？臣愚以为法令久行则需变通，变通则能通达，变通的方法固然不容迟缓。查同治八年，户部议覆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的一折，内称“京内外捐输款项如果能于税厘较旺的各省筹谋弥补急用，应将中外捐输一律停止，京铜局捐款从中酌定，每年以一百五十万两为准”等语。近年捐输已成强弩之末，恐怕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之数。倘若在厘金较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九省，每年酌情提取数万两，再于海关洋税项下每关平均提取数万两，用以弥补铜局捐款，或许可以相抵。至于外省筹捐各局收入虽然难以周知，但福建现办甘肃、贵州、安徽捐务，自同治十年开办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两，其他省份不能旺捐可以类推。以涓滴微小的收入，而损害吏治之大，所得实在不能补偿所失。可否请旨饬令下部臣核议施行，使经费有可抵补之处，而吏治有望澄清。

二、淘汰冗员以清理仕途。近年通过捐纳、军功两途入仕的人众多，听说部寺各衙门额外司员少的有数十人，多的有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因此拥挤，内城以外租宅因此昂贵，实际上补缺无期，徒然耗费旅食，若不设法变通，京城日益困苦劳累。至于各省候补人员，更比京城多得多，向来道员候补最少，近来各省有的多达数十员，府厅州县以数百计，佐杂官则以千计，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乎容纳不下。各省现办善后、捐厘尚需人委用，转眼滇、陇肃清，各局裁撤，仅剩下例派差使，以人数计算，十分之二三已够差委，像这样盈千累百的人，显得冗杂，臣愚以为变通的方法，此时宜急切施行。

查条例规定各省试用佐贰杂职已满一年者，视各类缺额多少，酌情保留十分之二补过一员，咨取一员，仍够十分之二之数。又大挑一等人掣定省份之后，其名次在后的暂令回籍，俟大挑班次补用，一该省咨取一员等语，似乎可以仿照办理，相应请旨饬令下部臣核议，将京内外捐纳军功各班试用候补人员，视其数量多少，酌情保留一二成，其余饬令回籍，听候咨调，这样仕途就没有人满之患了。

三、限制保举以慎重名器。军兴以来保案层叠，开捐以后花样纷繁，于是军营的保举藉花样争先恐后，各项保举又袭用军营名目纷至沓来，名器的泛滥至今已极。花翎是酬答大功的，如今则不尽是军功都保翎枝了。二三品是崇高官阶，如今则寻常劳绩也以二三品顶戴加衔邀取恩赏了。封典请至一品，递保何止两层？京官主事不能保举道员，俟补外郎中后以道员任用，与保举道员有何不同？官员不得越级保举，乃知府俟补道员后加布政使衔，与越级保举有何不同？其余如京官应升之缺，升用外遇缺尽先补用，其中取巧捷径良多，虽经部议限制章程，仍有未免过滥者。臣愚以为仍应变通办理，是否请旨饬令下部臣核议，简明条通行中外。此后保举文书只准保举应升之阶，加以应升之衔，其余班底花样一概删除。至于一品封典、二三品顶戴加衔，不得擅自请求，这样名器益显慎重。

四、恢复俸禄廉银以勉励官常。我朝定制，京官支给双俸，外优予养廉。自咸丰年间军用浩繁

译减少发放，嗣后钞票停止使用，京城内外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恢复按一定比例支给。朝廷在筹划经费的同时，仍寄托着体恤臣工的心意，只是京城官员生活困苦，州县官员疲于奔命，这些情形早已得到圣明的洞察。如今想要磨砺廉洁的操守，整顿吏治，恢复俸禄和养廉银的定额似乎是其中一方面。京城官员的俸银和养廉银，部库往往不能详细知晓；各省文职的养廉银系从钱粮耗羡中支出，查同治八年户部议复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的一折内写道：俸禄和养廉银恢复定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才能抵补发放，应令各督抚就各省每年的收支数目详细斟酌核算，将征收数额能否增加，发放数额能否增加，据实奏复等语。现在各省是否已经奏复，尚未接到批准，部咨查福建文职额定养廉银十五万余两，其中扣除空缺的养廉银一万数千两，每年应支银十三四万两。核算现年的征收数额，本省公费支抵后尚有盈余，除督抚、藩司、臬司的养廉银较厚，无需讨论外，其道、府以下各员似乎可以照定额全额支给，相应请旨敕令部臣查核，将内外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改复旧额，或者增加成数支放，使办公财力充裕，而官场常规更加整肃。一、加重学额以激励士风。追溯自战事兴起以后，各项费用依靠捐输来接济，因此为了鼓励人心，有增加中额、学额的规定。然而皇恩浩荡无边，而人才则优劣互异。想一省之大，人才众多，三年一次考试，中额还不至于滥竽充数。至于一个州一个县，文风本来就不齐整，三年两次考试，学臣照定额录取，敷衍充数，是势所必然的。秀才本是众多读书人出身的开始，却让文理浅陋的人混迹其中，人才固然不足观，人品尤其不可问，往往侥幸得到一个生员资格，就包揽诉讼，武断乡里，流弊不堪枚举。况且以近日士风来说，聪明有用的人才，有的投笔从戎，早获推荐，有的挟资钻营，也博得功名，那些隐居乡里的，反而多是迂腐之人。

译所以当今秀才录取得越多，文风反而越趋向低下。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学额不加以变通，士人的风气从哪里振作起来呢？可否请旨命令有关部门核实商议？此后外省捐输的各案，只允许按照章程增加中额，无需增加学额，以示限制。并请命令各省学政，斟酌考核各属地的文风，将因捐输而增加的广额，哪些可以足额录取，哪些属地不能如额录取，分别列出清单上奏说明并立案。那些不足的学额，等到日后文风向上时，再行上奏请求按额录取，这样士子才知道有所勉励了。

一是建立练营以修习武备。自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以来，剿灭大寇，肃清地方，得力的是湘军和淮军的勇丁。国家每年耗费千万两库银，来供养绿营的士兵，却未曾得到一名士兵的力量，收到一名士兵的功效，这是什么缘故呢？营兵生长在本籍，各自有家庭，月饷仅够养活自己，却不足以赡养全家八口，势必另学手艺，兼营小贩，他们的精力既然各自分散，这些人自然不能经常聚集。每逢操演的时候，不过是奉行旧例，校阅刚结束，队伍随即解散。如果有征调，往往经过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启程，整理行装固然困难，安顿家庭尤其不易。而且暂时抽调组成军营，不仅士兵与将领不熟悉，即使士兵与士兵也不相识，人心各异，突然应对敌人，能掌握必胜的权柄吗？如果是勇丁则不然，招募自外地，孤身一人，厚给军饷而不需要另谋生计，聚集在军营中大家相亲相熟，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列队，敌人当前士兵都振奋。难道勇丁不是同样的人吗？为什么绿营兵就没有用处，勇丁就有用处？得失优劣之间，显而易见。臣愚昧地认为变通的方法，就有将绿营兵转化为勇丁这一办法。往年江宁收复以后，臣上书给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详细陈述江宁绿营的制度应稍加变通，用现存得胜的勇丁改充额兵，设立营伍分部，可以洗刷绿营的旧习。曾国藩来不及议定施行，随即调任直隶，就设立练军，也采用了臣的说法，却又增加了练军的费用。陕甘总督左宗棠，以前在闽浙任职时，上奏批准增加兵饷，就靠增加的军饷来练兵，确实是救时的良策。然而军饷已经增加了，士兵已经训练了，却仍然不敢说确有把握，这没有别的，在籍的绿营兵终究不如在营的勇丁。可否请旨命令各省督抚，用增加兵饷的方法，将所增加的军饷加在战兵身上，计算得到多少战兵，就设立多少练营，仍按照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备弁为哨官，将官为营官，由提督、总兵统领，选择要地分驻，随时互相调遣，使士兵都离开原籍，不至于散处在城市街市，训练一营的兵，就抵得一营的勇，军饷不另外增加，士兵有实用，大概就能化兵为勇，而武备可以依赖了。

给沈中丞的信节录

陈宝箴

一是整顿吏治以缓解百姓困苦。自古以来地方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州县；州县官员的贤良与否，系于上级长官。上级长官，是以考察官吏为职责的。考核政绩固然在于询问事务，但任用官员首先在于了解人。近来巡抚对于官吏，一个月总共见面六次。他用来寻求考察方法的做法，可以说是勤奋了。然而他们见面时，像鱼一样依次进入，像雁一样排列站立。有办事的人，启禀几句，听到命令就快步退下；那些候补没有职事的人，陪坐一会儿，就快步退下。上下之间情意不通，对于官吏的贤良与否、才能大小，无法测知。站立交谈的片刻，不足以了解人，却连这站立交谈的片刻都忽视了，想要了解人是不可能的。不能了解人却想任用他们来治理，是不可能的。请从今天起制定官吏分班谒见的规矩，提前告知，每逢闲暇日子传见几个人。见面一定要坐谈很久，开诚布公，和颜悦色地引导他们，让他们说话，借此考察他们的才能，探究他们的学识，检验他们的真诚与虚伪。见面达到两三次，那么他们才能的大小，心术的正邪，也一定有明显而无法掩盖的。于是对于贤良有才能的人，奖赏提携并造就他们；愚笨不贤的人，警示告诫并训导勉励他们。然后试用事务，来考核他们的功劳，衡量才能任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作用。不仅用得其人，而且使人人有踊跃向善，争相自我磨砺的意思。这是在辨别考核之中，兼寓鼓舞化裁的意思。所以挽回风气，振作人心，而澄清治理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又听说胡文忠公巡抚湖北时，对于州县的幕友家丁都有限制，并禁止上级官员不得滥荐私人，以扰乱他们的廉洁，这也是端正根本的方法。冗杂费用节省则清俸容易充足，中等人就可以勉力成为贤者，也不会丧失志向。至于佐贰等官，可以裁撤的量行上奏裁撤；那些万不可裁撤的，也请严加告诫，不允许擅自受理民间诉讼。这样吏治端正而百姓困苦可以缓解，施政的根本基础就奠定了。

一是赈济难民以培养元气。百姓疾苦困顿，辗转死于沟壑而听天由命，这是百姓的善良。官员作为天子牧养百姓，却坐视百姓辗转死于沟壑而听天由命，这是官员的不良。父母对于子女，当他们疾病垂危时，除非非常不得已，必定竭尽智慧思虑，寻求医药来救他们。野外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放粮，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受冻挨饿的百姓被迫成为盗贼，那么元气受损；受冻挨饿的百姓守法等待死亡，不成为盗贼却终究不免于死，那么人心涣散而悖乱产生。天意乖违而灾

译灾祸发生，元气更加受损。怨恨不在于规模宏大，感动不在于私情。一人含冤，百人扼腕；受恩感激，听闻者涕泪横流，这是感通之理，维系人心的根本。宝箴从皖城归来，经过洋塘，途经彭泽、鄱阳县境，亲眼看到田地房屋长满杂草，村落萧条，没有鸟雀可以张网捕捉，连草根也被挖尽。在倒塌的墙壁和破败的房屋中，尽是鸠形鹄面、瘦骨嶙峋、垂死待尽之人，气息微弱，愁苦叹息；又有病弱妇人孤苦无依，几岁的孤儿环绕哀号，凄惨地索要食物；流离失所的家属，卖妻者呼天抢地，野外横陈的尸体，手握一把野草，令人酸鼻，说来痛心。估计到明年耕种收获无望，那么百姓将几乎死绝。悠悠苍天，怎能不悲伤！唉！我省自从遭受战火以来，受害地区，没有比这更惨的了。幸而上台有像您这样仁爱恻隐的君子，而一隅之民最终竟不免于死绝，这难道是主管官员没有上报吗？如今军需紧迫，公款确实难以支撑。然而军饷是为了挽救土崩之祸，赈恤是为了消除瓦解之危，虽然缓急不同，但如同抱薪救火，患难相同，必须在万难处置之中，寻求一种拯救之法。您能否筹画，不是宝箴愚钝所能知晓的。我想救火救人，邻里会争先恐后。天灾流行，哪里没有呢？今年贼寇骚扰边陲，而腹地安然无恙，是因为鄱阳湖、彭泽等县独自充当了陷阱。我省郡县殷实富庶，虽然频繁摊派捐输，但积蓄依然丰厚，选择其中特别富有的，劝令出资助赈，允许奏请奖赏叙用；又选择各地官员中家资稍裕的，委婉劝其量力捐助。等到有办法着手，就调拨现有资金以应急需，必定会有成效。先前听说饶州知府王守统筹鄱阳赈济牛种的经费，大约需要制钱七八万串。计算彭泽虽然受害更苦，人口凋零也更严重，所费之多或许也有限；而鄱阳受害略轻，合起来只抵得过一个县。统计四处共需制钱二十多万串，集合七十州县公私官民之力，共同筹集二十多万之数，只要办理得当，应当也不至于像无米之炊。听说您在鄱阳一县，已经制定了赈济章程，每人每月供给米二升，可见仁者用心之苦。

译然而宝箴认为，赈济了却不能让人活命，就等于没有赈济；让人活命却不能长久维持，就等于没有让人活命。近来听说发放赈济的地方，地方上的劣绅上报户口，冒领虚报，又从中侵吞渔利，有的一个丁口只领到八九合米，实在令人痛恨。此后发放赈济，应当根据地方受灾的深浅来决定赈济的厚薄，更应当普遍晓谕，让每个人都知道每月赈济的数量是多少。又选拔贤能之人亲自前往查看灾民的情况，核实户口，秘密查访侵吞挪用之事，如果有这类劣绅，就拟定按照侵吞克扣军粮的条例处以极刑。再命令委派官员按查田亩，酌情给予耕牛，务必将其视为当前最紧要的急务，不要采取因循苟且的谋划，这样百姓才能沾受实惠，人们庆幸获得新生，使有血气的人全都欣喜有喜色，互相告诉说：“国家设立像父母一样的官员，果真能替我们担忧并保全我们的生命，那么对中兴元气有所补益的，应当不在平定寇乱之下。”

第一点，阐明学术以培育人才。江西向来号称礼义之乡，自宋朝以来，欧阳修等公以文章提倡一时，后来理学节义被世人尊崇，大儒名臣相继兴起达数百年，匡庐鄱阳的灵气磅礴郁积，发泄无余，然而没有像今天这样衰败的。严于律己的士人，处理繁杂事务的人才，现在虽然不乏其人，但寻求像昔日那样德行精纯、节义事功与日月争辉的人，却没有见到。这难道是山川孕育的灵气有时闭塞吗？学术不明，则志向气馁于内，流俗夺其外，前代哲人的流风余韵越远越微，虽然有杰出的人才，想要自我振作却没有师友渊源来开广其志意，那么也不免自我安于小成就，这是人才日益匮乏的原因，是有识之士大大担忧的。国家设立教官以造就士人，设置制科以选拔人才，用意并非不善，然而教官的权力太轻，又不知道如何教育；而制科的弊端，则是致力于帖括剿袭以资猎取功名，虽然每天诵读四书五经，满纸道德经济，其实与自己无关。因此书法是技艺中微小的，然而寻求今日俗学之士，只有这种伎俩，还可以备文书案牍之用，末流至此，可以浩叹。法度长久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变通的权柄，不是担任封疆大吏的人所能自便的，而在成法之中可以寓含化裁之意的，没有比书院一事更合适的了。过去潜庵先生巡抚苏州，凡是村里塾师都让地方保举选择，重视培育人才的根本，省城的风化所基于此。其书院山长尤其重要，我省豫章书院惯例聘请乡中先达中品学德望可为多士楷模的人担任，沿袭已久，只以同乡赋闲的甲科显宦依次主持这个席位，于是州县山长甚至有以科目先后次第推任的，其中贤者不能说没有，然而不论其实际能否造就士人，只以科目官爵为重，那么与今日教官中有的以资格或以纳粟进身的人，其弊端有什么不同呢？师儒是士子趋向的目标，他们看到其老师所有的不过是八股诗赋的技巧，而俨然被人贵重如此，那么他们所向往而步趋的也仅此而已，怎么激发他们的志气，振兴他们的耳目呢？请从今厘定省书院章程，略仿胡忠定经义治事的规制，对优秀者厚给廪饩并以礼相待，又拔擢优秀者而荐举他们。至于山长首先应当慎重选择，不要沿袭陋章，只求为事择人，如果确实有品学德望可为楷模的人，不应拘泥于资历地位，也不必拘定本省，如安徽王子槐侍郎，品望学术当世所称，近因读礼南归，若能聘主豫章讲席，确实不愧古者师道之任，惟执事裁夺。宝箴历观古大儒任职的邦国，没有不以明教化兴学校为己任的，执事有山斗之望，是士论所宗，登高一呼，众山皆应，设诚而致行，数年之后，学术渐明，人才必奋，岂惟我省之幸，天下国家也都有裨益。剥复之机，培养之任，虽欲不望之执事而不得矣。

第一点：禁止邪教以消除祸患的萌芽。自圣教逐渐衰微，人心狡诈，散醇浇朴，变故繁多兴起。于是奸宄之徒，倡导邪说以迷惑世人，有天主、耶稣、青莲、红莲、白蓮等名色。当时，上面不禁止，或者禁止不力，以至于导致大乱。近今天主、耶稣之祸猛烈了，而青莲、白莲等教正蟠伏罗布而未及发作，所谓伏戎之患也。明朝的徐鸿儒于七，国朝嘉庆三年的林清等，都以此煽惑人心，贻害不小。近来寇难正急，群情自危，因此匪徒乘之，说习其教可以免运保妻子。愚民无知跟从如骛，而湖北、江西尤其众多。宝箴闲暇时从那里自新之人，询问其根柢，颇悉大概，大抵其教與耶稣邪说略同，而党羽散布之广，几乎遍天下。教中头目以次钤束，有所谓内四景、外四景、顶行、正恩职，略加职官之制约。以能收五人入教者充正恩，其它率视其徒的多寡为推升，也有捐银授职者，谓之修功德。传教头目的常纠附近习教之人，不时聚合，谓之拜香，习教之家遇传教者至，无论识与否，皆敬之若神明，亲之若戚好，每令妇女诵经侍坐閟室，谓之道。询其教主所在，则彼亦不深

译我亲眼看到那些习练邪教的人家，凑集钱财携带上路，沿途接力护送，就像设立驿站一样。又听说教主居住的地方，附近二十多里都是他的党羽。所得的钱财全部埋藏在那里的地道中。所有这些悖逆狂妄、肆无忌惮的行为，不仅使风俗人心因此大坏，而且恐怕徒众丑类众多，狡猾地企图发动事端，成为将来的大患。灾祸贵在消除于萌芽状态，祸害往往产生于被忽视的地方，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塞，终将汇成江河；连绵不断的祸根如果不切断，终将需要斧头来砍伐。希望当权者能早做打算。现在那些主张缓办的人都说：元气充足，邪气自然消除，这不必忧虑。又说：处理得太急切，担心会引发变故。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我不知道元气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充足？现在有久病初愈的人，医生每天给他人参、茯苓来培补元气，而那人却暗中每天寻欢作乐、沉溺酒色来消耗元气，这是打算断绝他消耗元气的根源呢？还是打算每天等待他身体恢复强壮，以期战胜这种消耗呢？如果因为担心处理急切会引发变故而不加管束，这就好比驾驭烈马的人，害怕马咬人踢人，于是连缰绳都放松了，那马不践踏庄稼、伤害人的情况就很少了。那么禁止它，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公布教令来晓谕他们，申明法禁来警戒震慑他们。想要他们不骚扰百姓，没有比严格实行保甲制度更好的了；想要他们知道悔改醒悟，没有比宣讲乡约更好的了。像这样之后，还有执迷不悟、坚持作恶不知悔改的人，杀他们也不赦免。关键是要让元气容易充足，而又不至于引发变故，这才是好的。当权者试着深思熟虑、审慎处理，一定有扭转局面的办法。这也不是宝箴我愚昧所能预测的，如果能够转祸为福，那么保全的利益实在很大。所谓不动声色而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说的就是这个。宝箴我在路上亲眼看到受灾的百姓，想要把这些情况传达给当权者，因此类推涉及这几个方面，似乎都与国家政体有关。而且我认为，世人所推崇的君子，是因为他们勇于承担责任，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当权者您从小学习，壮年行事，天下人瞻仰敬仰。以前凭借信州一座孤城坚守，抵抗数万敌军，这种刚大之气、干练济世之才，使懦夫和小儒闻风兴起，充实这种气概并辅以怜悯真诚的诚意，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现在江西的百姓对于当权者您，爱戴您如同父母，对待您如同圣贤，这种心意也实在令人哀怜。宝箴我小时候失学，长大后没有成就，少年读书时，早就对越职妄议、未被信任就进谏感到敬畏。近来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都不敢随意陈述意见。现在唯独喋喋不休地在冒着嫌疑的时候这样做，也是因为深知当权者您的贤能，对这片土地大有建树。如果说不能预料您一定会施行，而暂且借此博取名声来欺骗无知的人，或者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想要有所作为于世，却忘记了委屈自己而去做，宝箴我虽然极其不肖，也不至于这样。《礼记》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宝箴我愿做君子，不愿做小人。希望当权者鉴察我这点愚诚，留心裁断考察。

译减少繁杂的政令条文以培植治理的根本 疏 康熙九年

御史徐樾

臣私下认为，风俗和人心，实在是治理太平天下的根本。地方官员和督抚，则关系到维持教化的源头。恭敬地推究传达到礼部的皇帝谕旨，首先提及人心风俗，中间列出促成治理美好的政令十六条，最后以如何训导劝导，责成各级官员举行。倘若能够中外上下都遵照执行，一致地发生巨大变化，那么即使是尧舜、成康那样的盛世治理，也不过如此了。臣想，州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督抚是率领长官的首领，想要他们的教化得以施行，难道可以仅仅依靠法令吗？我们皇上培养天下百姓，必定先将治理地方官员和督抚的法令放宽、公平、简约，使得他们能够放下顾虑，放松拘束，然后才能保养他们的精神，发挥他们的才智，竭尽他们的诚心，去从事教化的事业。譬如一个家庭中，父母没有不爱惜子弟的，如果父母整天多忧多惧，自顾不暇，怎么能周全地体恤子弟的疾苦呢？所以，那些用贪婪暴虐害民的官员，可以用法律制裁他们；而那些逃避法律却烦扰苦害百姓的官吏，则实在无可奈何。怎么说呢？自从考核政绩的法令严厉以来，爱护百姓的心自然抵不过追求功名的心，于是只是一味地催促比验、拷打，使得家家户户没有安宁。自从缉捕逃犯的法令严厉以来，凡是行迹可疑以及挟私仇诬告牵连无辜的人，都被搜捕追究。自从隐瞒盗情的法令严厉以来，被盗的人家就受到失主的连累；自从缉捕盗贼的法令严厉以来，捕盗的差役竟然养成了诬陷良民的习气。诸如此类，都是因为法令太严，于是就不惜苛扰地方，以图免除过错。总之，上面只用法律来约束地方官员，却希望地方官员用教化来兴起百姓，这必定是办不到的。至于总督、巡抚作为朝廷的封疆大臣，端正自己、率领下属、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是他们的职责。那么水旱灾害和盗贼如何消弭？士农工商如何安抚团结？并没有看到有所责成，而终日搜求的不过是公文往来的琐碎，日期的迟速。比如钱粮由布政使主管，督抚只能稽查其侵吞挪用、加派税赋的弊端；至于册籍错误、解送颜色低劣潮湿，怎么能一一亲手磨验而参劾处罚都涉及呢？为什么呢？刑名案件由按察使主管，督抚只能察知其徇私枉法、贿赂公行的弊端；至于限期违误、律例疑似，一经该部驳改，参劾处罚又涉及他们？为什么呢？在位的督抚详于苛细而略于重大，而身为督抚的人，又将承担重任、责任重大的精神才智，全部耗竭在苛细之中，整天头绪纷乱，忙于处理琐碎事务的指摘而忙不过来，哪里有空讲求民间利害的源头，严密考察官吏才干的优劣，以仰副我们皇上教化百姓的盛心呢？臣请求部议考核地方官员，则以爱护养育百姓，使县中没有荒芜残破、流离失所的人为上等考绩，其余的科条一概从轻简约，使得他们游刃有余，多方面地施行教化。臣没听说过教化大行的县邑，赋税还烦扰追呼，奸邪之人尚难清除肃正的情况。考察督抚，则以安抚稳定地方，使水旱不侵，盗贼逐渐平息，官吏清明，兵民和乐为称职，其余的参劾处罚各归地方官员，使得他们心神闲定，先树立教化的典范，慢慢收获教化的成效。臣没听说过能使各人奉行教化，却还有琐碎事务累及上司参处的情况。这就是仰体我们皇上以教化为先，不专门致力于法令的意思，实在先试验于地方官员和督抚，以此来坐致太平，达到最好的治理，所谓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说的就是这个吧？

请求减少文书，以考核农桑。疏。乾隆十一年。

礼部尚书王安国

臣在本月蒙受圣恩召见对答，一时冒昧陈奏，认为中外文书太多，州县官疲于查造登记答复，没有空闲去考核农桑，胥吏倚仗法律作奸犯科，滋生的弊端反而更严重。但议论到减少繁杂、就简省，又担心人心就会懈怠松弛。仰求皇上教谕部院及督抚大臣留心体察، 随事减省。当面奉到圣上的教诲，说教谕未必人人能体悉，或许导致误会。命令臣告知军机房的大学士斟酌可行的办法，并命令臣撰写奏折具奏。臣随即到军机房，向大学士讷亲、张廷玉恭敬地陈述圣旨。退下来思考，臣之前奏报文书太多，是运用法律产生的流弊，不是立法的本意。立法的本意，是用来考核功绩核实情况并防止奸伪。但运用不好，本来是为了考核功绩，或许因为琐碎反而导致迟缓；本来是为了核实情况，或许因为不胜其烦而应付公文；本来是为了防止奸伪，于是本病未去而其他病丛生。这些事不外乎钱粮刑名，弊端没有比文书驳核更严重的了。它的源头始于内部曹司，它的流弊极至于藩臬州县。甚至州县的书吏差役、藩臬的属吏声气相通，而本官反而仰仗他们的鼻息，不得已因而使用他们，以求上下无阻。想要他们决断吏胥的壅蔽，知晓小民的疾苦，怎么可能呢？臣愚以为，不加分辨而议论减省，确实担心不知情的人妄测圣意，务必省事而因此导致懈怠松弛。如果指明弊端剔除而去之，使得弊端去除而法律施行，不仅与苟且安适、玩忽职守的风气不相涉，而且对于圣明励精图治的意思，实在可以仰体万一。谨将臣所深知的事项罗列具奏：比如报销钱粮，存留与动支数目不符，向来经过户部驳查，多有逐案登记答复，以某事案内先准销若干者。伏思在外动

译凡是奏销案件，都有案卷可查。有时因为案卷繁多，户部一时没有空闲全面核查，似乎可以命令督抚在奏销时详细声明，户部查对相符即可批准销账。至于数目上的错误，如果在几两、几十两以上，自然应当照例驳回核查。如果只有毫厘以上、几星以下的差错，这不过是书写计算时的偶然错误，似乎可以核实更正，命令在下次奏销时声明。又如报销工程，如果所开列的价值全部含糊不清、虚报过多，户部自然应当照例驳回核查。如果一册之中只有一两条不清楚，似乎可以摘出这些条目，命令登答（答复），而其余部分批准开销，不必笼统驳回斥责，发回整册重新造报。如果虚报的部分零碎无几，似乎可以直接将核减的数目明确，而其余部分批准开销。这样，那些无益的驳诘登答就可以省去了。然而这还是容易看到的，那些最细微且不胜枚举的，莫过于抚藩对州县的管理：一旦有微小的存留，头绪就纷繁复杂；一旦有动用支出，项目就各不相同；一旦兴修工程，初估和复估，完工核销详报也不一致。每详报一次，必定由府、道、司到督抚层层干涉。盐课、廪膳、兵饷等项，更由粮道、盐道，学政、该管武职，清军同知、运通判等分别管理。每个衙门都有详文、书册、实数册、印结、加结，汇总到司，再题奏咨报给督抚。在未题奏咨报之前，司、府的驳诘已经不胜枚举。有时数目之差仅止于分厘，有时讹误之处不过是字画错误，有时日期错填，有时语句遗漏，有时叙述牌行不够详尽完备，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只要有名目可借，都严厉驳回更改。每驳回一次，那么申详册结经过的各衙门必定都要重新造报申送，反复多次，一个案件如此，积累到几个案件，能不琐碎困倦吗？又如命盗案件，犯事、失事要上报，检验、抓获犯人要上报，初审、覆审要上报，直到州县审定解送府、解送司。如果府、司已经审讯，或者详细阅读全招，确实有疑点，驳回令再审，这也是慎重刑罚的道理。然而有幕僚胥吏逞其私智，忽略大端而搜求枝节，抓住一点而否定全招，虽然任意指摘，毫不中肯，州县也必定逐条答复，人犯往返，难免拖累，而详细验证招册的重复增添，更不必说了。查承审造册各有期限，一旦涉及迟延，按例有降职处罚。司、府既然已经驳核，就可以自己摆脱考核责任，而州县无处逃避，掾吏有权可操，因而肆意作威作福。州县对功名念头迫切，怎敢不应付他们的索取。这就是臣所说的簿书太繁，都是用法产生的流弊。恳请皇上密谕部院大臣，如果有如臣所奏户部、工部的情形，务必适当整顿，并严饬各省督抚不时稽查。如果司、府掾吏弄权苛驳，积累到几个案件，就提审治罪其掾吏和本官；如果包庇抗拒违令，就分别参奏，务必使国家的科条法则不被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者所假托，官府的精神血脉不被贪婪狡猾的胥吏所驱使，上下衙门，明白相承，彻底化解那些猜疑阻碍留难的行为，而专心于国计民生，早起晚睡，期望在职守上自我效命，以此来激励他们的名节，策励他们建立功业，吏治严肃而实效彰显，天下的官吏百姓受皇上的福庇无穷无尽了。

译请除无益条例疏

李之芳

我私下认为，各衙门政务中变更失当的固然很多，但吏部考功司的办事条例尤其危害政事，有不能不立即废除的，冒昧地向皇上陈述。近年以来，外任官员被参劾处罚的处分一天比一天严密，降级革职往往出于意料之外，因此各官员忙于补救过错尚且来不及，只是追求虚文浮辞来弥补漏洞，只顾眼前的打算，不能为地方尽心爱民。就拿罚俸这一项较轻的处分来说，常有任职一两年却被罚俸五六年，甚至十几年的人。官员的俸禄有限，即使每年全额发放，尚且不免有担忧父母妻儿的心情，逐年扣罚，那么供养家用的费用势必从地方上索取，所以贪婪的官吏常常很多而无法禁止。对于十两银子以下流放的刑罚，法令明确，哪有因为养廉银没有来源而从宽处理的道理？如果法律必须执行，又不足以使他们心服，这是弊端之一。况且条例所在，不论贤与不贤，只以苛刻急迫的法律来约束，即使是廉洁有才能的人，一遇到小节小事，就不能长久安心任职。比如大选、急选，每次出现空缺，其中因贪婪平庸被解职的十中没有一两个，大多是因为公事失误而被罢免。天下的贤才不可能多得，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一定胜过以前的官员？迎来送往，这是弊端之二。条例纷繁复杂，权力总归到胥吏手中，想轻判就有轻判的条款，想重判就有重判的拟议。就像违限这一件事，有按月份降调的条例，有怠慢迟延的条例，又有怠慢上级耽误公事的条例，还有置之不理的条例，事情相同而法律不同，难以一一列举，总是多立名目，便于胥吏操纵轻重，这是弊端之三。有这三个弊端，那么该部增设的条例，只足以扰乱成法，损耗人才，它对吏治没有帮助，是显而易见的。该部虽然也上疏请求重新商议，但条例之外又生条例，旧习难以挽回，恐怕终究辜负了皇上革除积弊的本意。臣请求特别谕令部院大臣，对该部现行条例彻底推究，切实厘定，务必使其永远可行。那些涉及苛刻细碎的法律，经过详细商议酌情废除；那些事迹相同而轻重迥异，多设条目致使胥吏可以借法行奸的，一律删去，这确实是革除弊端的一种方法。再查世祖皇帝时的旧例，因为出缺太频繁，参罚太严密，该部覆准大计处分，依照条例纠劾贪酷提问，以至失守城池、延误军机各官员，都应照例议处，不准留任，其余因公事议处的官员，只让他们戴罪供职。是否可以酌情恢复旧章，省事安民，这又是革除弊端的一种方法。

专差宜减疏

靳辅

臣认为，皇上因为在外诸臣不把民生疾苦上报，朝廷诏旨不能下达，驿站废弛，侵吞冒领钱粮，百姓的隐情无法申诉，百姓无处控告。于是屡次派遣在朝的诸臣访查察究。这是皇上体念百姓疾苦，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所以不得不这样。但是天使的车马足迹一旦在路上络绎不绝，那么民间的百姓未免在田野间叹息。奉差之臣未尝不把皇上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未尝都有示威勒索的事情，也未尝完全纵容家人随从等向地方官索取。然而往来供应，即使是杯酒粒粟、片肉只鸡，都是小民的膏血。地方官贤能廉洁的少，平庸畏事的很多。一听说钦差将至，惟恐有所驳诘，无不极力讨好以取悦对方。行贿与否，暂且不谈，而饮食的费用已经不少。上司虽然告诫说：“你们不要摊派百姓”，有司也随即回答说：“绝不妄自摊派”，究竟没有神输之术。更遇到不肖官员借机多敛，那就更不堪言了。臣愚以为，除了军机重务必须口授庙算给兵主，确切斟酌商行的，自然应当专差驰驿。又在外贪官污吏督抚不题参，被科道纠参，或旁人告发,以及督抚扶同犯法肆行贪婪之事，也必须遴选部院能秉公确审，无须置议。其他如整顿驿站，料理军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赈诸务，似乎应责成督抚。督抚是封疆大吏，身居八座之尊,位列三台之次，皇上将数千里地方、数干万百姓托付给他们安抚治理，他们却不早晚勤勉努力报答君恩，将这类分内之事懈怠贻误，甚至冒侵欺瞒，致使皇上左顾右虑，另派近臣代理。像这样不称职的督抚，置于重典也不足惜。然而天下督抚贤愚不同，未必都是不肖的。臣请求以后遇到凡督抚司道不能料理必须专差的事情，自然应当照旧派遣。其督抚司道能行的事情，都责成督抚司道料理，停止另派专差。如有贻误生弊等情况，即将该督抚司道立即从重处分，以作为大吏失职的警戒。这样地方不至于因供应而频繁摊派扰民了。

节仆从以省扰累疏 康熙四十一年

御史刘子章

仰惟我皇上恭俭立德，视民如伤,内外冗缺尽裁，侍卫近臣有数，即使有事出行也必省骑减从，自带行粮，传谕官员免除迎送，圣虑周详，诚恐扈从烦杂则供应繁多，供应繁多则地方受扰，驿递烦苦，官民受累,所以亲身省约，极力

译澄清淘汰，像这样的事，在下的各位臣子却不体谅皇上的心意，大多携带家眷人口，毫无节制限制，连累地方，丧失廉洁操守，谨为我皇上详细陈述如下。臣看到外任官员，除了妻子兄弟之外，他们的奴婢多达数百人，赴任离任时有车马盘缠的费用，在任时有衣食豢养的费用，而本官已经不堪其苦；当他们入境出境时，驿站有人夫迎送的劳苦，州县有中伙供亿（提供饮食住宿）的劳苦，在任时行户有按官价采购的劳苦，小民有柴炭力役的劳苦，而地方更不堪其累。即使本官上任之初，也常想着清廉自守，仰报皇恩，但居住数月后，千百人口嗷嗷待哺，不得已从下属那里索取来供养他们，一旦开了头，逐渐反复多次，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而不顾，于是地方的官民大大困顿了。所以督抚藩臬的家眷人口多，就一定不能廉洁，而全省受其连累；府州县的家眷人口多，本官就一定不能廉洁，而全省受其连累。那些赃私狼藉、仓库亏空，大都由此而来。臣读《汉书》，见到永和四年诏书说：“公卿列侯亲近臣多蓄积奴婢，穿着绮縠（精美丝织品），请申饬有关部门，逐渐禁止。”又规定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候三十人，而贡禹说官奴婢游嬉无事，白白耗费良民赋税来供养他们，应当免除为庶人。由此看来，那么奴婢的限制自古已然。臣愚昧不识大体，恳请朝廷严加裁节制，定为定额，凡是官员家眷人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则督抚只带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有多带者，一经检举参劾，以违制论处，其超过额数的奴婢或罚没入官变卖，或免除为庶人。如此则地方迎送供亿的费用减少，而官民得以喘息，本官盘缠豢养的费用减少，而操守廉洁。事情有看似小而实际重大，极寻常而关系地方官民的，这就是。

译请求制定营私舞弊者自首定例的奏疏，雍正四年。

固原提督路振扬

私下认为，国家设立俸禄以养廉，立法以惩治贪婪，恩惠极为深厚，法度极为严厉，然而贪赃枉法的弊端仍然未能完全根除。查考条例记载，凡是以财物进行请托以及说情过钱的人，审实后都计算其所给予的赃款，与收受财物的人同罪论处，这是都有应得的罪责。又查考《名例律》中自首条款内规定，凡犯罪未被发觉而自首的，免除其罪，但仍追缴正赃，这是自首者虽然免罪，但赃款仍然追缴。这固然是垂范后世的常理，但必须让罪行败露，获得确实的证据，而后才能定罪。私下思考，这类营私舞弊之徒，彼此包庇隐瞒，事情不容易败露，即使有人告发，也必定互相掩饰。臣愚昧地请求仿照假冒军功，以及官员在京师借贷超过二千两的定例，开辟自首的途径。凡是上司保举题奏的所属官员，以及大计、军政考核中卓异荐举的人，如果官员以财物进行请托，而上司收受其赃私，已经染指，彼此都应当治罪。如果行贿者在事后能够据实自首，则按照原赃款加倍追缴给主人，免除其应得的罪责，只惩处受贿者以及说情过钱之人。如果说情过钱之人能够据实全部自首，除了免除赃款并按规定给予赏赐外，也免除其应得的罪责，只惩处行贿者和受贿者。这样则彼此都存有顾虑之心，害怕被对方出卖，事情未发生时就畏惧不敢做，事情发生后则争相自首唯恐落后，这或许是消除贪婪的一种方法。

敬陈吏治三事疏

汪志伊

臣认为，自古有治理得好的人，没有治理得好的法，因为一种弊端就设立一种法规，而法规终究不能周全；设立一种法规又产生一种弊端，而弊端最终无法根除。况且法规越严密，规避的方法就越多，废弛的情况就越严重。由此看来，与其在议定法规上详尽，不如在用人上谨慎。人正直了，弊端自然消除。然而得到合适的人才很难，大抵中等才能的人多，贤能的人少，不肖的人也少。考察不肖之人并严厉惩处，那么人心自然振奋，而吏治可以由浇薄转为淳厚；发现贤能之人并破格提拔，那么人心更加受到鼓励，而吏治必定精益求精。这样中等才能的人都会奋发，效仿贤能之人的行为，绝不会向下与不肖之人等同。只是担心用资历资格来限制他们，使他们不能伸展志向以激发士气；又设立科条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能长久任职以尽其才；并且扣减俸禄来窘迫他们，使他们不能保全操守以端正趋向，这是可惜的。现在与司道共同仔细筹划，谨就福建省民生吏治的实际情况，向我们的圣主敬陈三件事：第一，征收粮米限期过紧，处分太严，应当恢复旧例。福建省负山环海，土地贫瘠，民众贫困，与其他省份不可相比，应缴纳的银两难免出现拖欠。宽缓的话还可以设法催交，急迫的话反而会导致力量疲惫而违抗。查考旧例，征收钱粮不及规定分数的展参，都有一年的期限。自乾隆五十三年经部议准湖北巡抚姜晟奏请，南粮关系军队粮食，请求限定三个月，超过期限不完纳即给予实降实革，通行在案。思考粮米固然关系军队粮食，地丁也关系军饷供给，事情本无轻重之分，而地丁仍然限定一年，粮米却改限三月，缓急未免悬殊。经征官拖欠不及一分就停止升迁调转，接征官两次参劾未完不及一分已给予降调，因此六十年以前州县害怕受到处分，大多报称全完。等到兵米不够发放，就挪动碾磨仓谷垫支，自从大力惩创后，因为各官不敢挪垫，上报辄获经征不力之咎。这是以前为了规避处分而导致亏空，最近为了据实造报而增加处分。计算一个官员到任不过数月，初参续参就相继而至，各顽劣户民明知本官不久就要离任，更加以抗纳为得计。那些书吏差役也知道参劾期限将到，并不加紧催追，甚至乘机滋生弊端。这是三月一参的新例，原本期望州县自我顾全考成，赶紧催征赋税，反而导致呼应不灵，拖欠更甚于往日，虽然这些因公被议人员都准许给咨赴部引见，仍发回本省以原官补用，而一二年间往返徒然辛劳，交替频繁，对于一切公事尤未免废弛。只有仰恳部将未完粮米展参的期限，仍恢复一年的旧例，并将此前被议人员也照旧例改正，对于吏治、兵食两有裨益。第二，州县升调各缺难得合例之人，应当变通筹议。查乾隆十四年奉上谕：先前因为郡守县令应当长久任职，以历俸三年才准许调任繁缺，应当使吏习民安，以收绩效。然而遇到冲繁疲难相兼的缺额，该督抚往往以格于成例、调补无为说辞，而言官也称俸满者才非干练，干练者历俸不久，仍请求不拘三年俸满之例，那么原议限年准调者又扞格难行。将见久任之效未著，而要地之缺易悬，岂是为官择人之道？着大学士九卿妥议具奏。”钦此，经大学士等议：准许缺额果系紧要，非干练之人不能胜任，准许令该督抚将其人其地实在相须之处，或者应调补，或者应升署，详悉声明，专折奏闻”等因，在案。现在于嘉庆四年四月接准部咨：议准御史蘧条奏，嗣后各省遇有题调缺额出现，将不合例之人奏请者，臣部议驳时，将该……

译督抚随即根据本条规定进行核查议处，如果再次以“人与地相互需要”为由提出申请，应当对覆奏的督抚从严议处。另外，关于随意调任委派，以及将没有卓异保荐记录的佐杂官员委派代理州县职务等情况，予以弹劾参奏等事，此前已有案可查。

译当初制定这一条例，完全是为了地方紧要事务的考虑。如今这位御史奏请停止这一条例，只是为了防止人们钻营求取罢了。难道没有考虑到，不符合条例的人可以钻营谋求升迁调动，难道符合条例的人就不能钻营谋求升迁调动吗？与其奏请废除“人地相需”的条例，从而贻误地方，何不弹劾那些徇私舞弊的人，以澄清仕途？坏人是容易清除的，但重要的地方职位绝不能荒废松弛。

臣查得福建省知县一职，共有六十二个缺额，除去被降职、革职或离任的人之外，目前因银两处分应当停止升迁调任，以及因命案、盗案、盐课、杂项处分在十案以上的人，共有三十九员；其中刚刚到任、任职未满三年的人有十三员；又因部选、题补等项尚未到任的人有十员。每当出现应当调任或升迁的重要缺额时，臣会同总督以及布政使、按察使共同拣选拟定，打算将操守廉洁、才能优秀、官声最显著的人升迁调任。等到核查处分时，却总是因为降级、停升等规定而难以办理。有人会说，这些人如果才能和操守都优秀，能够认真办事，为什么屡次触犯条例受到议论呢？却不知道地方疲敝、民性强悍，做事多而遭受非议也多，本来不能因为因公处分的多少来一概判定一个人治理政绩的优劣。如果拘泥于现在制定的新条例，那么升迁调任既缺乏符合条例的人，而重要的缺额断没有长期空缺的道理。似乎应该照旧不拘泥于任职满三年以及参罚在十案以内的条例，仍然根据“人地相需”的原则单独上奏，恭敬地等待皇帝钦定。

至于知县缺额出现，从府经历、县丞中遴选委派代理，也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但是佐贰官很少有卓异保荐的，那些未经保举的人，确实如部议所说，出身本来混杂，不便委派他们管理民政，自然应该命令布政使遵照查明，依次更正。

再如漳州、泉州二府所属各县，陆路抢劫频繁，械斗之风未息，向来被称为难以治理，在天下首屈一指。如果知县不能在任上久留，整顿治理很难，教化引导尤其困难，似乎应该仿照浙江玉环、平阳等十五个厅县的例子，准许他们任职满三年后保荐题奏，以升衔留任注册，再满三年核实题奏，准许他们以应当升迁的缺额题请升用。那些仅仅循规蹈矩供职的人，就撤回以简缺题补；倘若因循怠忽、贻误地方的人，就查办弹劾分别议处，使得官吏习于守法、百姓安居，以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关于扣减养廉银代赔前任核删的军需银两，数额过多，时间太长，应当请求援引赦免以资助办公。臣想，世宗宪皇帝在俸禄之外又设立养廉银，既是为了官员，也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必须激励廉洁的品行，然后才不会侵吞国家公款，也必须培养廉耻之心，然后才不会剥削百姓的血汗。

现在查得台湾林爽文军需报销的银两，除了经部臣按例准许报销的外，那些因为军兴紧急，地方官变通办理，确实有支给凭证，但条例不准报销以及后来经部臣驳斥删减的，共计银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六百二十余两，已经由前任总督伍拉纳奏请，统一摊扣在全省司、道、府、厅、州、县的养廉银内，分年摊扣，归入案册。又经前任总督魁伦按照原摊每年额设养廉银匀和三万三千四百余两的数额核算，大约要到嘉庆五十二年才能扣完，时间太长，势必导致办公资金匮乏。况且福建省现任各官，都不是原来办理军需的人，代替前任捐赔，所以恭敬地参照嘉庆元年恩诏中关于分赔、代赔以及牵连着赔一律豁免的条例，命令藩司查明造册，咨请部里指示。后来部里回复，说这项摊捐军需银两，原本是因为从前经手各人办理不善，经部里核删摊扣，现在让全省无辜的官员代赔前任无罪的款项，在情理上不相协调，而经手承办的人反而得以置身事外，更不符合事理公平。命令查明承办官员，分别查取切结，另行摊扣追回等语。经藩司查明，从前承办军需的各人，就是清查案中咨追亏赔的人，除了变卖田产缴纳外，大都是由本籍取具家产尽绝的甘结咨覆。如果将这项再行咨查，只是空文往返，终究有名无实。

臣想，福建省自六十年清查以后，陋规全部废除，各官全靠养廉银一项来资助办公。那些旧有的摊捐，如采买铜铅、批解颜料纸张的价款以及缉捕洋盗的经费，并帮贴船厂工料等项，已经扣去了十分之三四，加上摊扣前案军需的十分之三，实际得到的养廉银不到一半，实在担心不肖之徒借此作为借口，又导致侵亏仓库，扰累百姓。是否可以仍然照元年恩诏赐免，使得现任官员不至于代人摊扣，仍然有资金办公？这些人更加应当感激，努力图报，对地方更有利益。

以上三条，实在是目前改革难以推行的事情，也是海疆政务最重大的方面。臣蒙受恩德深重，并不敢固执己见，轻议成例，沽名钓誉，实在是为了地方吏治民生考虑，不揣冒昧，谨此上奏。

上制军条陈利弊书

周镐

奉到宪台的札文，命令我等条陈地方利弊，以及应当及时变通的事务，各自陈述所见，以备采择。职以为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职位虽然低微但关系甚重，百姓的安危，天下的治乱，常常由此决定。正因为关系甚重，所以选用不可不精；正因为职位低微，所以体恤不可不周到。宪台札文想要周知利弊，然而利弊是无穷尽的，有一个利就有一个弊。起初，因为有利而设立

译法令虽然严密，弊端却潜伏在法令之中；随后为了补救弊端而改变法令，弊端又产生在法令之外。这样即使早晚更替法令，对地方治理又能有什么细微的补益呢？所以善于追求治理的人，不依赖法令而依赖人才。任用得当，就有利而无害；任用失当，就有害而无利，这是自然的效验。当今所担忧的，不是担心法令不完备，而是担心州县没有任用合适的人；更担心州县难以得到合适的人，因而不足以治理好地方，为什么呢？是因为法令太严密而信用不能推行。法令太严密，顾虑顾忌就不能不多；信用不能推行，奖劝和惩戒就没有依据。我担任知县，请列举州县应当变通的事项，向阁下陈述：第一，资格限制应当打破。官缺有繁简之分，人才有大小之别，根据才能授予官缺，那么人与职位就适宜。现在按惯例在发放试用人员时，不问长短优劣，只以到达省城的先后以及官缺出现的早晚依次递补。如果出现一个繁重的官缺，而应补的人才能有所不足，只求符合惯例，不顾及事务，人就浮于事务之上；出现一个简单的官缺，而应补的人才能有所剩余，也只求符合惯例，不珍惜人才，人就浮于事务之上。近来又定为实授三年才允许调任繁重官缺的惯例，这是让才能高的人沉沦于短浅的驾驭之下，恐怕会有抑郁懒惰之心；即使才能低的人苦于承担重任，也必然有颠覆败坏、废弛政务的祸患，这非常不利于激励人才和忧虑国事。为此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上司的喜好厌恶不一致，巧妙笨拙也不相同，巧妙的人迎合所爱的人而先得到提拔，笨拙的人逢迎所厌恶的人而被淹弃，只有定为这个惯例，大概督抚就没有地方容许他们的私心了。哪里知道督抚都是朝廷简拔任用的大臣，正被倚为屏障和栋梁，哪有仅仅因为补一个县令就还担心他们不公不正的呢？如果不公正，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舞弊，还能倚为屏障和栋梁吗？这是防备也防不胜防的。第二，处分应当放宽。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始于州县的，精神耳目稍有照顾不到，各种弊端就随之而起，所以用处分来督责，小的罚俸，大的降职革职，几乎是一件事就有一个处分。推究其初衷，确实是担心州县玩忽拖延、隐瞒讳饰，不得不大大地加以防范。等到后来，州县害怕忌讳处分，不得不巧妙地加以规避。这简直是厌恶其污秽而又禁止其洗涤。如定例，失察私刻假印诓骗侵盗的，降二级调用；明知而听任行事的，与犯人同罪。立法极公平，极合理。然而近年，如温州乐清县查办假印诓骗钱财一案，吏议认为难以自行查办，但行用已在两个月以上，仍照失察处分。这是查办的人与始终失察的人完全没有区别。失察不过是降职调用，查办也不免降职调用。失察的降职调用迟缓而未显露，查办的降职调用迅速而立即显现，那么人们谁愿意自己揭发而不甘于隐瞒掩饰呢！由此类推，州县害怕处分而隐瞒事情，以及化大为小、避重就轻的，不可胜数了。我认为案件无论大小，凡是本任不办，经后任查出，或另行发觉的，都按惯例议处。那些自行查办以及查出前任案件续报办理的，不论时间远近，应当免除查办者的处分。这样州县自然顾惜考核成绩，而又乐于免除连累，天下就没有不明的案件了。第三，事权应当假借。民情土俗，随处不同，全在地方官根据时势调剂，审察轻重，看其缓急而依次布置，大概可以取得成效。现在举凡州县细微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自主，而在文书往来之间，苛责不暇，稍一强硬，议论就随之而来了。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还切切地以掣肘为忧，而今天州县的才能和德行，万万不如子贱吗？我认为应当稍微假借事权，使他们能够从容施展。阁下则只总揽纲领而考核其成功，那些昏庸不称职的，立即罢免，又不在于有权无权。第四，捐派应当裁减。古代制定俸禄起于代替耕种，从下士到卿大夫，都衡量其收支作为等级，凡是使归于各足而已。现在州县廉俸，多的千两，少的五六百两，以至于延请幕友尚虑不够，加上赡养父母、养育妻子、仆役的工饩，差使的往来，上司的应酬，亲友同僚的赠答，都是人情事势所不能停止的。又在其任职之初，以及交代盘查、奏销册报等项目，从府房到司院各房，每件事必有规费准之，廉俸不止数倍了。以捐派的一年之间为数不定，小小的州县，难道有炼金术吗？因此缓则敲骨吸髓而从百姓那里取，急则剜肉补疮而从库中盗。现在各县的亏空，捐派占十之四五，这是明显的证据。国家经费，必有旧章，用民力的，民力承担，无需捐派；动用国库的，国库承担，也无需捐派。现在，下不在民，上不在国，而说捐派，州县哪里知道州县且上侵其国，下病其民，而且都归于积欠呢？我认为前亏的捐派，予以豁销，此后则永不捐派，并其各房的规费而痛加革除，大概州县的力量稍微恢复，而仓库也可以逐渐图谋弥补了。第五，名实应当核实。人的才质不同，而志向趋向也各异，有专心为民而奉上的人，也有工于奉上而无意为民的人。如果以一人

译如果只以个人的好恶作为依据，而不考察万民的喜好与厌恶，那么名实就会混乱，是非就会颠倒。请您想一想，现在所谓的大能之人，是选取他们治理百姓的能力呢？还是选取他们侍奉上司的能力呢？如果是选取他们治理百姓，那么就应当询问民心是否爱戴，不必询问自己心里是否顺适。如果是选取他们侍奉上司，那么他们不过是逢迎罢了，拉拢罢了，百姓生计的利弊哪里值得让他们感到痛痒呢？况且名声这种东西，百姓感激就会产生歌颂，怨恨就会产生诽谤，这是必然的道理。现在那些招致诽谤的州县官员，不考察他们招致怨恨的实情，全都归咎于百姓刁蛮、风俗强悍；那些得到歌颂的，又不考察他们赢得感激的实情，却认为这是特意沽名钓誉。假如名声可以买卖，那么那些对百姓像老虎一样凶猛、对上司像狐狸一样谄媚的人，为什么不买个好名声来卖，却一定要去卖千万人的诽谤呢？在上位者根据名声再去考察实情，这样就对了。第六点，赏罚应当守信。帝王用来驾驭群臣并教化天下的，不过是赏罚罢了。应当奖赏而不奖赏，叫做阻碍善行；应当惩罚而不惩罚，叫做纵容奸恶。经常听到各级长官评价州县官员说：“某人廉洁，某人贪婪，某人有才，某人无能。”议论并非不公正，但是那些所谓廉洁而有才的人，依然像原来那样，没有看到他们被提拔；那些所谓贪婪而无能的人，也依然像原来那样，没有看到他们被弹劾罢免。从前齐桓公问郭氏灭亡的原因，乡下人说：“郭氏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桓公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灭亡呢？”乡下人说：“郭氏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罢退。”现在的弊病，难道不是类似这样吗？所以赏罚严明，就能激励天下的中等人才走上建功立业的道路；赏罚废弛，就会把天下的中等人才推向暴弃的境地。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是正确的论断。打破资历限制，就能收到任用人才的功效；放宽处分，就能开辟自我救赎的道路；赋予事权，贤能的人才就能实现他们的志向；裁减捐纳，官员就能激励他们的廉洁；核查名实，巧诈虚伪就不能互相蒙蔽；信守赏罚，邪恶就会有所惩戒，善良就会有所鼓励。所谓州县应当变通的地方，就是如此。

译当今浙江大吏大多洁身自好，然而政治未能日渐进步，是因为上下都致力于因循守旧、敷衍了事，以苟且偷安于眼前。无事时与州县争夺名声，有事时与州县推卸过错。哪里知道州县应当把四境之内视为一家，督抚司道应当把七十六个州县视为一家。州县任用得人而治理得好，不必名声出自自己；州县的功劳，都是他们的功劳。州县任用失人而荒废了政务，不必过错出自自己；州县的罪责，都是他们的罪责。先用知人的明察，用无我的公心，并且将这六件事变通并努力实行，大概可以求得治理了。至于地方的利弊，本来是不胜枚举的。

州县官的一举一动与百姓息息相关，不仅贪廉关乎小民的身家性命，即使勤勉与懒惰、明智与昏昧之间，缓急与宽严之别，也关乎小民的休戚。现在随时劝勉告诫，希望他们各自发扬天良，体察朝廷设官为民的意义，不再存有自利自私之心，大概能随着他们才干的长短，逐渐显现出为民的实效。大体上慰劳安抚、匡正引导，辅助振奋德行，只完成了一个“教”字，因事因人，随时随地引导人向善，禁止人为恶，以及在恶未发生前制止、在恶已发生后惩罚，无非是教化中的能事。所以在发强刚毅之中，具有忠厚恻隐之意。近世论治，动不动以主张宽或主张严来立论，主张一端就不免偏颇，常常导致积重难返，矫枉过正。所谓宽而有节制，严而不苛刻，乃是出于一心公平，实事求是，胸中并没有宽严的成见。我学问没有根基，从政以来，才觉得浅陋空虚，这就是所谓平时不学，用时后悔。即使想退下来求学，实在已经来不及，然而偶尔翻开书卷，或者梳理以前记诵的内容，参合时事，未尝不隐隐触动，可以相互印证，更加确信仕途不振，都是因为所学不对。动不动说做官可以不通过学问，学问对做官也没有补益，更是同床异梦。

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碌，究竟实际惠及百姓的很少。官员有事涉及百姓，而百姓反而不知道；百姓迫切希望官员做的事，而官员却不知道。官民情意不通，即使法令良善、用意美好，实行起来反而滋生弊端。甚至因为偶尔出现的弊端，而废除长久应当实行的法令，这都是官员苟安自便、奉行不实的缘故。至于州县，尤为密切相关，所以州县任用得人，那么一州一邑就受福了。圣主勤政爱民，兼听并观，臣工条陈应对，用意美好、法令良善，不胜枚举。那些言论可听而实行很难的，固然有很多；然而也有名义上奉行，实际上未曾实行的。就像每次接到部文，层层转行，上下衙门的案卷几乎成堆，似乎已经奉行，而士民还不知道，地方从哪里受益？总因为上司把转行当作了事，州县把发文当作了事。即使出示之后，也只张贴在城门通衢，远乡的士民怎么能普遍观看并全部知晓？出示之后，官员也完全不照应。等到士民有违犯，不是说事情不可行，就是说百姓不肯行，而不知道实际上未曾实行。地方官如果肯事事从民生着想，每奉行一事，体察民情，逐处筹划，利在何处，害在何处，只求有利于民，并防止有害于民。实行后利多弊少，就应当补救弊端以保全利益，不可因为弊端而废除利益。这样即使法令未能立即见效，也可以补偏救弊，逐渐收到效果。大凡有益于世的事，开始时不能没有困难，等到后来又不能没有牵累。畏惧困难，惧怕牵累，必然导致视天下事都可以停止，不但自己不做，还劝别人不做，并且忌恨别人做。见到有人做的，就抓住其小疵来议论其大醇，使得最终无法自解。这就是驱使天下人都趋向于苟安自便的一条路，而很少有人出来承担天下事务的原因。

粤西百姓贫穷而愚昧，士人质朴而浅陋。历来当事者持论，都认为安静为好，只是觉得鄙夷厌薄之意多，而体恤振兴之意少。（我）私下认为有百姓，就不能没有劝诫惩罚；有土地，就都可以开垦种植。一省之大，没有无利可兴、无弊可革的。我盛朝休养日久，人口众多，即使水滨山崖都成为民业，还担心有限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滋生的百姓。却坐视其地有余力而不为之安排，就说“事情没有近效”，或者说“不要动大为好”。以官养民而不以民养民，力量所不及，势有所穷。况且观察天下古今之事，越远大就越不是旦夕可以见效的，而有旦夕可以见效的，决不是远大的。利害固然久而后见，是非也久而益明。有识者计久远不计目前，为百姓万物不为一己。当时或许认为迂腐，而久大之业常基于此。如果有倦怠之心，那么稍有挫折便产生消沉沮丧，那怎么能够成功呢！

军机处本是内阁的分支。清初承袭前明旧制，机务出纳都关系到内阁，其军事交给议政

译王大臣议奏。康熙年间，谕旨有时命令南书房的翰林官撰写拟定，当时南书房最为亲近皇帝，地位如同唐代翰林学士掌管内制一样。雍正年间，在西北两路用兵，因为在内阁太和门外值班的人很多，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才开始在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挑选内阁中书里谨慎周密的人入值缮写，后来改名为军机处。这里靠近宫廷，便于皇帝宣召，担任军机大臣的都是亲近重臣，于是承接旨意、发布政令，都在这里进行了。值班房起初只有几间板屋，当今皇上特别命令改建为瓦屋。然而拟定旨意仍然是军机大臣的事，起初在世宗宪皇帝时，都由桐城张文和公张廷玉来做。当今皇上初年，张文和因为汪文端公汪由敦擅长文学，特意推荐他入值以代替自己的辛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都是汪文端执笔。国书则有舒文襄公赫德和大司马班公，至于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公延泰，都担任起草的工作。等到傅文忠公傅恒担任宰相，满族司员想借此表现才能谋求晋升，傅文忠才稍微让他们参与。起初不过是短小的片纸，后来就没有不是司员拟定的了。汪文端看到满族司员这样，而汉文仍然必须自己出面，担心被嫌揽权，于是也听任司员代拟。沿袭日久，就成为军机司员的专职。虽然皇上也知道是司员所为，那些司员也不必都是内阁的人，凡是各部院有能力的人，都能进入，而且人数比过去多了好几倍，这是军机处前后不同的旧例。查考出纳诏命，从魏朝以来都是中书，所以六朝时中书令极尊贵，必定由重臣担任，而中书令官位尊高不应当亲自奏事，多让中书舍人入宫奏事，于是中书舍人也最为权要。唐代初期仍然如此，高宗时才开始将职权分给北门学士，元宗时又移交给翰林学士，于是中书门下的权力稍轻。等到唐中叶以后，宦官掌握国家大权，设立枢密使的职位，生杀予夺都由此发出，而学士及中书都承受其下属的流弊，因此枢密一官极为权要。昭宗时大肆诛杀宦官，宫中不再有阉人，才开始任命蒋元晖担任此职，这是枢密移交给朝臣的开始。身居要津，人们争相羡慕，所以宣徽使孔循想得到这个位置，就在朱全忠面前诬陷蒋元晖而杀了他，后梁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后唐恢复名为枢密，以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因为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于是废除这个职位，将其印信归还中书，而枢密院学士也废除了；出帝时，桑维翰恢复此职，再次担任枢密使；周世宗时，王朴担任此职。这是五代时的枢密院，即六朝的中书，对于唐代则是初年的中书，中叶的学士，末期的枢密，合而为一。到了宋金，则枢密使专掌军事，与宰相分职，当时称为两府，其他机务不参与。元代，军国大事都归中书省；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后，废除中书省，不设此职，命令六部各自奏事，从此事权完全归于皇帝决断。然而一日万机，登记撰写记录，不能不设置官员掌管此事，所以永乐年间于是有了内阁的设置，批答本章，撰写拟定谕旨，逐渐恢复中书省的旧制。后来，天子与阁臣不常见面，有所谕示，就命令内监先写事目，交给内阁撰文，于是宫内有被称为秉笔太监的人，他们的权力于是就在内阁之上，与唐代的枢密院没有不同了。本朝则宦官不得参与政事。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每天到票本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康熙年间，虽然有南书房拟旨的例子，而机要事务仍然在内阁；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都由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没有一天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官不得参与，即使承旨的大臣也只是供给传述缮写，而不能稍有谋划于其间。查考五代、宋、金枢密院都有学士供职起草诏令，现在军机司也如同那时的枢密院学士。军机处有廷寄谕令，凡是机要事务担心泄露不便发抄的，就军机大臣当面承接后撰写拟定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务处银印钤盖，交给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快慢都由军机司在函外判明，曰“马上飞递”的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仅这一件事已是前代所未有。机要事务必须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而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于驿递。而到自有，廷寄的例子才开始严密且快速。这个例子自雍正年间开始，其格式是张文和所奏定的。军机印藏在大内，需用则请出，用毕即缴进。自从用兵以来，军报旁午，日或数起，难以屡请屡缴，所以每请印出，则钤就封函数百个，以便随时取用。而封函无专收掌，难免狼藉遗失，宜专派一人登记月日数目，庶更为慎重。军机大臣一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开始。皇上初年只有讷公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但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写拟定，讷公唯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

译然而仍然沿用初稿的原因，是因为一稿刚刚定下，又传下一道旨意，更改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文端公对此颇为苦恼，但不敢争辩。当时傅文忠在旁边，私下感到不平，等到平定金川归来，担任首辅后，便自陈自己不能多记，恐怕有遗忘，请求让军机处各位大臣一同进见，于是这就成了惯例。各位大臣既感激这种和睦融洽的雅意，而文忠实际上也稍微减轻了独自记录的辛劳。

译然而皇上对他的眷顾倚重日益加深，每天晚膳后阅览完内阁的奏章，若有需要商议的事项，又单独召见文忠公入宫觐见，当时称之为“晚面”。以往军机大臣很少与督抚等外任官员交往，从前曾听说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受宠信，然而他家中没有书信往来，有人赠送价值百金的礼物，他立即拒绝。讷公亲历当今皇上初年，也最蒙受眷顾优待，然而他为人虽然苛刻，但门庭森严，没有人能凭借私情去干求他。我进入军机处任职时，已经来不及见到这两位公爷了，当时傅文忠公担任首辅，颇为和蔼平易，然而外任官员也没有人能登门拜访，督抚们与他都是平辈相交，不倚仗他作为靠山。我在汪文端府第时，凡是书信大多由我代为答复，看到湖广巡抚陈文恭的附函，不过是两匹獞锦；福建巡抚潘敏惠公是我的同年，节日馈赠也不过是葛纱而已。至于军机司员，更没有外官来问候的，军机处不仅不与外官交往，即使在北京各部院的官员也很少往来。我刚入军机处时，见到前辈马少京兆马璟，曾经正襟危坐，有部院官员站在台阶前，就拒绝说：“这里是机密之地，不是你们应该到的地方。”同僚中有与部院官员交谈的，更是当面斥责毫不留情，被斥责的人不敢说一句话。军机处起草谕旨，旧例是起草定稿后在次日进呈，自从西陲用兵，军报一到就立即递入，所起草的谕旨也随即起草进呈，有时皇上幸好在途中马上一降旨，傅文忠公当面领受后，让军机司员下马起草缮写，飞驰到驻扎休息的行营奏进，原本并不迟缓。然而这个营到那个营七八十里，必须半天才能到达，而两营之间还有一支尖营，以备皇上中途小憩，满语称之为乌墩司。想要夸耀捷报，于是仓促间缮写完成，急速飞驰到乌墩司进奏，名叫“捷乌墩”。这固然敏捷迅速处理事务，然而限于时间，终究不能详尽事理，常常烦劳御笔修改定稿。我在军机处值班时，值班房就在军机大臣值班房的西边，只有一间半屋子，又紧挨着隆宗门的墙，所以狭窄且昏暗。后来迁到对面北面的五间屋子，与满州司员同值，那时我已经改任其他官职，不再入值了。随驾木兰秋狝时，军帐中没有几案，通常伏在地上起草，有时用奏事的黄匣当作书案，而悬腕书写。夜里没有灯架，只用铁丝灯笼作底座放置灯盘，借着灯光写字，偶尔衣袖拂动，蜡泪就沾满全身。不仅军帐中如此，木兰外的行宫。值班房也是这样，只是多了一张木榻罢了。我归隐田园后，庚子年，皇上南巡，我在宿迁恭敬迎接。看到行宫的军机房，明亮的几案，华丽的垫子绣毯，不觉怅然若失。皇上勤于政事，每天早晨起床，必定在卯时。盛夏时节，天已微明；到了冬月，才五更将尽。当时同值军机的有十余人，每晚留一人在值班房住宿，又担心第二天早晨突然有事，不是一个人能处理的，于是每天轮流一人早入相助，称为早班，通常在五更时入值。平时不知道。皇上起居，自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皇上从寝宫出来，每经过一道门，必定鸣放爆竹一声。我在值班房，远远听到爆竹声由远渐近，就知道圣驾已到达乾清宫。计算这时还需要点燃一寸多的蜡烛，天才亮。我们十余人，每隔五六天轮一次早班，已经觉得劳苦。谁知皇上天天如此？然而这还是平常无事的时候。当西陲用兵，有军报到来，即使半夜也必定亲自阅览，催促召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辄千言万语。我那时起草拟写，从起草到写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时辰，皇上还披着衣服等待。

请恢复六科旧制的奏疏

曹一士

我私下认为设置官职必须划分职责，确实应当遵循官职的名称，让担任官职的人先端正名分，然后在公事上各自履行其职责。查考给事中这一官职，自从汉代以来沿袭已久，因为他们在殿廷办事，所以叫给事中；因为他们出入宫门，所以叫黄门给事；因为他们统属于门下省，领受侍中指挥，所以与中书省同称为省。前代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就是现在的内阁大学士，职位都在禁城之内，号称两省，而御史则称为台，台和省所在地不同，所以科道分属不同部门。至今称科道为两衙门，明确说明它们不是一衙门的官属。等到明初才分设六科，以省察六部的事务，而纠正其弊端错误。当时罢免门下省不设，而六科独自主管封驳，以弥补缺失拾取遗漏。虽然与御史同为言官，但御史的职务在于监察百官，所以居于外；六科的职务在于宣行制敕，所以居于内。这是为了重视王言，尊崇国体，内外秩序井然不可改变。本朝《会典》记载，该科所奉旨意，有明确认为不便之处，允许封还执奏；部院督抚没有本章，有情理不协调的，都可以驳正题参。至于朝政得失，百官的贤良奸佞，或者单独上疏，或者公本奏闻。这是立制之初，只在于慎重命令，辨别是非，专门负责言论，不承担其他事务，使他们能够从容谋议，以竭尽心力，朝夕论思，以尽其职责。而且天下民生的休戚，吏治的好坏，都能在退食之余，广泛咨询博访，以便入告；而庙堂耳目所不及的地方，这是我国家立制的本意，参酌历代而没有弊端。雍正元年，因为六科内升外转一事，奉旨归都察管辖，乃是一时的权宜之法。然而从此以后，台臣依照

译按台阁惯例，所有城仓、漕运、盐务等差遣，都与御史一同开列事例。于是六科官员各自在内外奔走忙碌，早晚不得空闲，有时互相代理职务，甚至有的科只留下一人值守。本章送到科中，匆匆看一遍，就交给六部，来不及详细审阅。更严重的是，民间琐碎的文书混杂进入内朝，处理簿籍文书的官吏在禁中往来不绝，御批签署纷繁复杂，轻重本末颠倒，这不符合尊崇皇命、整肃纲常的道理。臣请求敕令朝廷考正六科的制度，一切恢复旧制，那么台谏就是台谏，六部就是六部，给事中的名分既已端正，然后专门责成他们进言，谁敢不恪尽职守，竭诚谨慎，以报答国家呢？至于内升外转，会典旧例规定，各科将条陈参劾的本章造册移送吏科，按资历深浅开列事例奏请。钦定这一准则，资历深浅、言论当否，皇上阅览时一目了然，原本不需要其他部门来裁定。况且自建国以来，台谏与六部未曾合一，没听说差遣人手不足。如果认为城仓、漕运、盐务等差事紧要，人手不够，那么就应当增加御史的员额，不必再分割给事中的职责。此外臣还有请求，会典记载，凡内阁交出的密本，由各该科挂号，随即原封送交各该部，取职名附簿备查。这说明从前密本没有从内阁直接下达的，这是沿袭前代中书、门下两省互相校验的意思。如今臣到任以来，看到发给各科的本章只有红本，而密本从未见过。至于皇上的谕旨直接从内阁发给六部的，臣等往往过了十天才能从邸报上读到。这样即使想有所议论，或许已经来不及，似乎不符合设立科臣的初衷。此后请求允许臣等派出本科笔帖式二人，每日轮班赴内阁恭敬抄录谕旨，以及所发各臣的条奏密本，既省去挂号转发的麻烦，臣等也不必等待邸报就能预先知晓旨意，全面阅览奏章，或许能随时议论，以仰助皇上高深圣明的万一。恳请皇上明察施行。

译覆两江制府策公问兴革事宜书

袁枚

某月某日，明公的公文传到县里，命令我将地方上应当兴办和应当革除的事宜，清晰明白地陈述出来，充分显示出大君子尊重君主、推崇百姓，卓越不凡、有所建树的意图。我私下考虑，江南的州县有七十多个，其间刚柔风俗不同，风土适宜各异，地方官能做就做，不必烦劳向大府称述。如果冒昧陈述琐碎小事，对上来说是侵越职权，对下来说是敷衍塞责，这不符合您的盛意。那些应当陈述的，或许是同样的恩赐但应当区分缓急，或许是名义上是成法但实际可以变通，或许是事关全省而非上奏不能成功，或许是效应在百年之后而非惊骇世俗不能办理。这就是责难君子的事，明公您有意于此吗？

从古以来减免租税、赐给复业之恩，没有比本朝更隆厚的。皇上登基不久，已经两次免除天下全部租税，百姓含着食物和乐相处，贫富共同享受。唯独没有免除多年积欠的，圣心并非吝啬，认为减免是上面的特殊恩惠，税收是国家的正当供给，两者不能互相替代，政体应当如此。然而积欠中有应当征收的，有不应当征收的，有虽然应当征收但不能征收的。百姓拖欠、官吏侵吞，这是应当征收的。土地坍塌荒废、水旱灾害，这是不应当征收的。官吏虽然侵吞但官吏已死，百姓虽然拖欠但百姓已死，这是虽然应当征收但不能征收的。现在一概征收，势必屈辱压迫而行，或者命令后来的业户为前人代偿，或者取现在的田庐将坍塌的粮赋飞入官府。虽然逼迫承认但不能说明道理，百姓虽然勉强承认但不能信服内心。这里似乎应当分别详细勘查，上奏请求征收或免除。与其宽免百万应当缴纳的税来恩惠富民，哪里比得上免除锱铢不应当缴纳的税来恩惠贫民呢？

常平仓是汉代的良法。东汉《刘般传》中，已经极力陈述它的弊端，而现在更加严重。某地谷物丰收，官府去收购，商人亦去收购。商人收购而谷物仍然便宜，官府收购而谷物必然昂贵，为什么呢？商人东买西卖，官府一买就不卖出，所以如此。当它收购时，运输工人若干，泼洒浪费若干。等到储存时，雀鼠损耗，闷热潮湿损耗。一县储存三万石，十县便三十万石了。十县之地，不满六七百里，却虚耗三十万石，这是米价昂贵的根本原因。等到新谷已经登场，按例应当平价出售。大府顾虑州县巧妙脱手，一驳不许，再驳不许，或者竟然允许了。却又严守粜出三成的成例，溢出的米不增加，携带盈余上缴司库，仍然发放奏定的价格，严督买补。州县明知卖出容易买入难，就宁可坐视米价飞涨。而姑且储存，以省去累赘。

钱谷在民间，犹如血液在人身；商贾在民间，犹如气息在血液中。气息一日不行，血液一日不流，人就生病。我愚昧地认为，钱所在的地方就是谷物所在的地方。现在的百姓没听说有抱着钱而饿死的；商人所在的地方就是仓库所在的地方。现在的商人没听说有积压死货而不流通的。为积贮考虑，应当在库中保存谷价，等待本地丰收，随卖随补。灾年有谷物赈济，没有谷物赈济钱；对于邻省的拨赈，也是如此。它运输方便，所以没有糠沙混杂的弊端；它发放明确，所以没有升斗侵削的弊端。四方的商人听说某地钱多而米少，即使万千石也去了。至于粜价的盈缩，本来没有一定，原本不是公家的利益。应交州县，仍归原额，不必上缴。这样钱谷流通，政体也得以保全。

社仓是宋代的良法。现在《华社仓记》已经极力陈述它的弊端，而现在又更加严重。社仓的谷物是什么？是百姓的谷物。是为贫民借贷考虑的。现在贫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却一定强行给他们。之所以这样，是顾虑借者不还，社长代还；顾虑社长不还，官府将代还。然而这不是社长的过错，也不是官府的过错，是督抚的错误。百姓的谷物成为官府的谷物，而奏入交代者的过错。州县敷衍成例，不得不虚构姓名，上报说：“某人借，某人还。”其实终年屹然存放在社长家中而已，有若无，实若虚，对百姓有什么益处？而且社长一旦与官府接触，费用累赘不堪。富裕之家宁愿贿赂官吏以求免除，而里胥知道这样，就故意多报人数，作为索贿的计谋。这样社仓对贫民没有一点点益处，而对富民有山丘般的累赘。

我愚昧地认为乡里互助，不是官府所能强求的。每一邑中，或者应当捐献，应当借贷，应当归还，或者干脆不必捐献，不必借贷，不必归还，听任州县自行筹划。等到灾年，然后考核其成效，以确定优劣。所谓良药在于利于救济，不在于古方。

访漕是上游剔除弊端的苦心，不知道访查不足以禁止弊端，而只产生访查的弊端。州县是命官，尚且怀疑他们不贤，而访查所派遣的人，访查的人不是命官，凭什么知道他们贤能而信任他们呢？况且，百姓不畏惧有形的浮收，而畏惧无形的勒索。即使极贫的人背着粟米而来，没有不多带升合，准备耗折之需的。现在操之过急，逻察成风，影子未到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然从百姓那里取走。从来弊端不产生于法中，就产生于法外。法中的弊端容易看见，而法外的弊端难以查考。上面所禁止的是浮收，不禁止择米，是否应当揄簸，米难以自说。上面所察的是斛

译面，如果不考察其压制勒索的情况，那么谁先谁后，就无从查核了。于是出现了行贿以争先者，有加倍价格折成绢帛者，有口头推诿绅士者，有耗尽行装资粮而在路上号哭呼救者。唉！喜好除弊却不善于除弊的效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枚认为，考察官员应当在平时进行，而不必专门在征收漕粮时考察；考察漕粮应当在民间进行，而不必专门在仓库内考察。王道平坦广阔，不预先怀疑欺诈，如果确实有横征暴敛，听任百姓向上控告。严禁压制勒索，而对浮收给予宽限。这样大体就能确立，要领就能抓住了。蝗灾是天灾，《春秋》记载有“蜚”（蝗虫飞起），没有记载捕捉的方法。晋朝刘兰不捕蝗，关中反而获得丰收。唐朝姚崇开始提议捕蝗，而白居易的诗中已经极力陈述其弊端。如今督捕的官员太多，蝗虫刚生，众官聚集，车马践踏，兵役骚扰，武职官员的骚扰，上官过往的供应，无知的蝗虫只是吃禾苗，有知的蝗虫先吃官员，最终吃百姓。捕虱子而撕裂衣服，熏老鼠而拆毁房屋，本来不如不捕不熏更好。况且捕蝗真的能捕尽吗？凡是所谓捕蝗而蝗虫尽灭的，都是欺骗，都是等待疾风暴雨后才消灭它们的。听任百姓自行捕蝗而官府不参与，民间的禾苗被蝗虫吃了一半，保存了一半。强迫百姓分捕而官府督责，民间的禾苗被蝗虫吃尽，蝗虫没吃的也被吃尽。枚愚以为，以后的捕蝗方法应当专门责成地方官，不必多派官员。如果隐瞒灾情，自然有舆论；如果成灾，自然有王法。如果因为小的不便，反而产生大的不便，本来是不可以的。如今大府训诫州县，总是说：“你要考察官吏吗？勤政爱民吗？清除盗贼吗？”枚认为，上级用来告诫的，和用来率领的，事事相反。州县的胥吏，所依赖来剥削百姓的，没有别的，就是文书命令；上官的胥吏，所依赖来剥削州县的，也没有别的，就是文书命令。无缘无故索取遵依，无缘无故索取册结，无缘无故说格式不合，无缘无故说印文不全，这本来是挑剔纠缠的旧伎俩，而身为上官的也竟然不信任人而信任法，偏好设立规条教令的权力，来助长其奸恶。就以江邑近年为例，一次推行版图顺庄，再推行保甲循环簿，再推行印契的三联完粮版串，再推行道府的提比，约正的值月，刚开始时，明定罚法好像不可终日，而意图在必行；等到最后，形势限制，也自己后悔初心，而视为故纸。枚愚以为，督抚使用官吏治理百姓，如同使用工人制作器物，器物刻上工匠名字以考核其成效，足够了，何必为他们制定一片、制造一削代，而逼迫驱使他们呢？又如田主督责佃农，给予牛种，等待其耕种收获足够了，何必为他们跨越疆界，拔苗助长呢？远古以来，没有多法令而能实行、多禁令而能禁止的。

译《诗经》说：“谁能烹鱼，用大锅煮？”意思是说，烹鱼如果过于烦扰就会碎烂，治理百姓如果过于烦扰就会离散。荀勖说：“精简官员不如精简事务，精简事务不如精简心思。上级下发的文书，能够精简就更好了。那些确实不能精简的，只提取其中最关键的要点。凡是每月下发的文书，数量少则大府的地位尊贵，必须下发的则朝廷的法度得以确立。在上级方面，官员与官员共同办事，而不让吏员与吏员共同办事；在下级方面，官员与百姓共同办事，而不允许吏员与百姓共同办事。抛弃死板的法令而任用活生生的人，这是隋朝刘炫对杨素说的话，值得深思。”《左传》中有这样的话：“没有德行不如勤奋。”《尚书》说：“六府三事都在于勤奋。”勤奋对政事的益处就是这样。现在您也知道州县中有想要勤奋却做不到的人吗？

那些交通要道、四通八达的地方，严苛的上司威势波及到他们的妻儿子女，以及他们的随从仆役，另外还要奏报或处理行辕、水驿、传递酒浆、门房杂费等琐碎繁重的事务。而作为大吏的人，正瞪大眼睛、脸色严厉，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操守，馈赠草料不接受，馈赠牲畜也不接受，然而不接受馈赠所花费的代价往往比接受馈赠更甚。为什么呢？在大府看来，我既然没有喝你一口水，那么你所应当准备的馆舍、夫役、马匹应当没有差错。却不知道扈从人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毁坏精美的房舍而去，鞭打夫役让他们逃跑，诡称路程有误。进入山区就索要鱼，进入水乡就索取野鸡，临行时甚至把供应用的屋幕、几案、帷幔、银杯、象牙筷子都满载带走。即使是忠直之士，也多收敛隐忍，用假装不与对方计较的说法来自我宽慰，却不知道为政的精神已经消磨在无益的地方了。

那些在省会城市的人，地域广大、百姓混杂，事务尤其繁多。不知道每天参谒的惯例是哪条教令？天亮前往，太阳偏西才回来，坐在军门外听鼓乐吹奏要多久？投下名帖要多久？士人等待音讯旨意要多久？忍受饥渴、冒犯寒暑，最终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尊重督抚吗？最尊贵的是天子，却没听说在京的百官整天去宫门请安。是为了等待训诲吗？一面都不谋划，有什么训诲可言？而且父亲教导儿子也没有整天唠叨不休的。等到命令下达允许回去，传呼的人又到了，不是说厅堂屋瓦漏水，就是说射堂需要粉刷；不是说大府宴请宾客，就是说去行香。哪里能省略？一旦停候筹划，漏壶的滴答声就响个不停了。即使是勇力超群的人，还能督促农桑、审理狱讼吗？不知道当他们杂坐戏谑、打哈欠假寐的时候，正是乡城老幼肢体残破、等待申诉的时候；当他们修缮垣墙、整治供具的时候，正是胥吏舞文弄墨、隐匿案件、逞威风的时候。朝廷设置州县，果然是为督抚做奴仆吗？还是为百姓做父亲呢？在清静的夜晚自我反思，既感到羞愧，又感到可笑。

我认为国家设置佐贰、丞、尉，本是清闲的官职，一切杂徭应当委托他们办理，让州县官能够尽心处理民事。像这样如果田野不开发、狱讼不审理，应当迅速弹劾罢免，以让贤路畅通。除盗的法令，自然应当责成捕役。然而庶民在官府任职久了，没有下士的俸禄，吏胥分润，良民还可以忍受。捕役的财物，取自盗贼，取了他们的财物再去抓捕他们，没有这样的道理。而大府一旦出行提审，往来有需要，经承有需要，行杖的人有需要，他们正困顿踉跄、供给不暇，哪里有空闲去擒盗？况且用忠恕之道对待捕役，势必有不得不取盗贼财物的情况。就拿江邑来说，额定设置捕役三十人，法令规定应当领取八十金。用八十金供养三十名捕役，每人大约得到两金多一点。而那所谓的两金，制府鸣钲的人分走一些，扬旗的人分走一些，道台击柝张伞的人分走一些，名下的白役又分走一些。他们的钱够不够用，还需要问吗？等到去府衙接受差遣，轮班替换，没有不是穿着鲜衣、体态肥胖，从容而前的。递解军犯流犯，没有不是器械资粮，整齐具备的。想到他们谋生的方法，应付官府的手段，以及甘心于拷打的原因，不禁心寒发指。

虽然如此，那些养盗的人名叫捕役，能养盗的必然能擒盗。现在充当捕役的是乞丐一类的人，不能养盗，盗贼也不屑于供养他们。那么他们靠什么自给呢？回答说：依靠朝廷有乐户赌博、宰牛等禁令，他们收取月例、吓诈飞钱来度过日子。而阻挠狱讼、遏制诉讼，以及充当盗贼诱饵的，也偶尔有之。他们藏身立命的根本，仍在朝廷的禁令之中。那么禁令怎么禁？而法令又怎么令呢？

我认为想要擒盗，应当先供养捕将，严罚应当先重赏。此后请求核算县库、司库一切赃罚闲钱合计多少，增加为禀假，作为赏费，使这类人在平时遵守法度，在临事时购买细作，那么路不拾遗，就不是难事了。天下的人才本源于学校，学校的设置多在州县，选士学臣一过，就已经造就人才，校官大多废弃与士人亲近，除了州县官还有谁呢？现在拿着州县问说：“你所治理的某士贤良，某士不肖”，大抵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不是巨绅就是大贾，他们的弊病也是由上级引导的。州县官进见大吏，不问文风、士习，上面不好，下面必然更甚。况且国家武学的设置，似乎可以省去。天下的百姓，秀异者从事文事，勇猛者从事武事，那些勇猛者已经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了，那些秀异者又有学校生贡收而用之了。国

译家中供养士兵已经耗费很多，又为他们设立武学，而且三年举行一次大考，耗费各省的钱粮数以万计，所选拔的人大多既不懂文也不懂武，临到考试时便练习张扬跋扈，佩戴刀枪弓箭，平时则将其抛弃，倚仗符节肆意妄为，一个县中，家道破败的占十之六七，大抵暴勇之人如果没有约束，就一定会横行霸道，士兵之所以不敢横行，是因为训练多而管束严。武生也就是士兵一类的人，督学官远离教化，职位卑微，又有谁来训练约束他们呢？武举始于武则天时期，武学始于宋绍兴年间，本来都是权宜之计，您何不奏请废除这一科目，将其费用用于各省供养士人和士兵，这未尝不是一件盛事。以上几条，明知如同白天不添蜡烛，日光尚有余亮，但春雷既已发声，百虫难以沉默，还有明知不能强迫您，却又不敢不告知的，那就是用人。用人，为什么不能强迫呢？因为荀彧那样英明却错用了严象，诸葛亮那样英明却错用了马谡。《公羊传》说：“听远处声音的人，能听到急促声，听不到舒缓声；看远处景物的人，能看清形状，看不清面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也有可以陈述的，大凡身居高位的人，能识别与自己同类人的优点，却忘记不同才能之人的长处，所以使人得以揣摩迎合以求侥幸晋升，希望明公奋起纠正这种风气。自己高明，就务必留意深沉内敛的士人；自己厚重，就务必宽容洒脱不羁的人；自己苛细明察，就不可以轻信诬陷之言；自己沉静镇定，就不可以完全没有耳目；自己不谄媚天子，然后才能察觉别人的谄媚阿谀；自己能努力追慕古人，然后才能识别那些庸俗且弊病百出的人。危害百姓的人即使罪行轻微，也一定要诛杀；耽误递送公文的人即使罪行重大，也一定要赦免。善于进献意见的人即使敏捷，也不是人才；不明辨是非的人即使廉洁，实际上是龚胜、黄霸一类的人。方法不同但都归于治理，周朝和秦朝不同但都归于混乱。关键在于观察其大节所在，并审慎考察其性情的真伪罢了。我所看到的如此，未必都应当这样。在大君子面前，陈述我所积蓄的观点，或许不因人的身份而废弃，从而采纳我的言论；或许通过言论来观察，从而了解我这个人，那就太好了。

译致两江总督黄太保书

袁枚

曾听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却没听说总督巡抚有敢于直谏的属吏，这是为什么呢？违逆天子的旨意，虽然会获罪，但获罪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追求名声的人或许还愿意去做；违逆总督巡抚的心意，总督巡抚不能以违逆心意来治罪，必定要搜集其他事情才能写入弹劾奏章，虽然也会获罪，但获罪的原因天下人不知道，追求名声的人也不肯去做。凭借明公的威势重视天下人才，就像站在泰山之巅俯瞰丘陵一样，比起向寻常的总督巡抚直谏更加困难。然而我只是一个因病乞退的官吏罢了，明公却勤勉地询问咨询，难道不是明知困难却想听到未曾听过的意见吗？

我私下看到明公在治理甘肃时，皇上命令明公提兵剿灭边患，明公毅然不动，封还诏书，最终使得边地百姓大安，这是明公以见识气量对抗天子。鄂尔泰（西林）当时国人大多对他畏惧，明公以总兵官的身份独自不向他屈服，这是明公以气节对抗宰相。明公的见识气节，能够对抗天子、宰相，而人们进言却不敢对抗一位总督巡抚，这也是明公深深悲痛的，并且每天用自己所能做到的去期望天下人。

那么明公来到江南已经三年了，未曾像鹰鸷那样猛烈攻击而招致民怨，未曾弹劾贬谪官员而让官吏发愁，未曾偏听喜功而让武官放纵纷乱，未曾卖官鬻爵而让幕府受到指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本来没有忧民爱国之心，而在行事上违背常理从而流传下好名声的，是形势无可奈何造成的；确实有爱民忧国之心，而忘记了流弊从而流传下好名声的，是事情立刻可以改变，而豪杰旁观者深深惋惜的。

我私下认为大臣的弊端，有见识的人可以得到，小人不可以得到；君子有威严可以治理边防，不可以治理内地；有明察远方事务却对近处昏暗，尊敬君主知道小事却忘记大事的，这几样不能不仔细考察。罢免晋升赏罚，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权。先王拥有治理天下的大权，足以控制天下了，然而必须推心置腹来要求，用笙簧酒醴来文饰，委曲繁重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孔子说：“贤者避色。”孟子说：“礼貌衰微就离开。”古代的君子，即使在君父面前还争辩这些细微之处，认为尊重自身然后道义才能施行。同食天禄，同供天位的人吗？

面南而坐，能够推荐人，能够弹劾人，这是天子托付给总督巡抚的；至于那些挑剔纠缠的奴仆，呵斥他们斜眼看而唾涕他们，这不是天子托付给总督巡抚的。在明公看来，不轻易弹劾一个官员，不轻易诛杀一个吏员，只在声音笑貌上故意严厉，使人畏惧而不敢为非，哪里知道那些小人呢？弹劾他们，不是弹劾而是侮辱他们，怎么足以作为惩戒？那些君子呢？推荐他们，不是恩惠而是轻慢他们，足以作为怪事。天下本来有接受千金而不感激，得到一句话而奔走效劳的人；又有见到细微的脸色就深深恐惧，受到刑罚而安然自若的人。人的不齐，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所以先王用礼貌对待君子，用爵位赏赐激励中等人才，用刑罚杀戮加于小人，还担心不够呢。明公却想用区区的声音笑貌，来取天下智愚贤不肖之人，而一概陶冶熔铸他们，先推举到廉洁之外，然后安置在腹心之内，不是太过分了吗？

一切大府出动的舟车传舍的装饰，僚属入内拜谒，弯腰快步拜见，这些都是吏治的末节，奴仆所能做的事。人的精神，必定不能两用，诚恳朴实无华的人，必定不能供应张罗储备，奔走敏捷的人，必定不能和蔼可亲适宜百姓。明公的赞许，往往在那边而不在这边。所以说：可以得到小人，不可以得到君子。

明公治理西川，又治理甘肃，都是边地。苗夷相机而动，贵在神速，所以耳目应当周全。大旗下的将校，都必须报告，不是不得已的。如果南方百姓柔弱，没有用处。明公侦察事情，委托给武弁，武弁接受委托的兵丁，这些人不知道是非，确实有赏虚亦无罪。早上投进匦函，晚上符节立下，东驰西突，所在驿站骚动。在明公看来，仍然交付给有司审讯，然后依法裁决，应当没有偏颇。不知道总督巡抚的威严，有雷霆万钧之势，从空中落下，审讯详细拘解，逐层核实转送，纵然或者深明无罪，立刻释放拘系而被访之人，已经弃产破家而不可救。万一委托审讯的官员，人本倾危，以有事为荣，以深究文辞为技艺，妄控揣测明公心意，张口说：“大人侦察，哪有错误呢？”他的幕客也说：“纵然十事九虚，也坐实一二，为制府光耀门楣。”在明公澄剔的苦心，成为小人迎合的快捷方式，岂不可惜？

州县屈法，有明公可以申诉。明公屈法，谁向北走长安去申诉呢？而兵丁，习惯于刺探，经营于恫吓，势必相互引为同类，挟持有司，文武交恶。《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跟随，以谨慎喧闹。”又说：“不要轻易言语，言语不可逝去。”言语误听诡诈之言，政令一发，便不可挽回。所以说：可以治理边防，不可以治理内地。

远没有比僚属的家庭更远的，近没有比明公的左右更近的。现在吏第诟谇明公，能知道，文牒宣扬，及至衙前的散从，养马的健儿，謥詷不法，而明公不知道。所过州县，掉罄呼，在明公不过一榻之安，一饭之适。

译然而凭借高位权势作恶的人如云般兴起。《易经》说：“威严之吉，在于反省自身。”这是说治理自己贵在严厉，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您考察事务，对远处看得清楚，对近处却看不明白。”皇上在南巡时下令免除桥梁、山川、原野、许地的正税，不必挨门逐户征收惩罚。诏书郑重，唯恐连累百姓，而您却故意要反其道而行。您认为心里知道皇上的微意，皇上按制度行事而臣子按私意行事，这不是对待尧舜那样的君主应有的态度。您说：“南方百姓狡猾，没有忠爱之心，所以要给他们一次大的惩戒，不知道忠爱之心是百姓自然产生的，不是可以用威势取得的。”现在听说绅士们搭建彩棚、设立经坛，您听任他们也可以，制止他们也可以，却严厉拘捕为首的人，要将他们治罪。等到绅士们害怕而四散奔逃，又大大违背您的心意，纠缠吵闹。您心里认为那些绅士应当捆绑着来，作为有司应当拒绝他们离去，暗中使用他们的费用而表面上不接受他们的名义，然后皇上不知道，而您的做法两全其美。然而绅士既然想要向皇上献媚，一定不肯把费用捐给无名之地。皇上尚且不肯连累百姓，又岂肯加罪于献媚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他们袖手旁观祸事就来了，凑钱忠告祸事又来了，进退两难，他们能不怨恨吗？古人先庚先甲，革除言论三次才成功，都是为了率领百姓趋向事务。您在迎接銮驾的大典中，却没有“不要愤怒而要教导”的考虑。所以说：“您敬重君主，知道小处而忘记大处。”以上四点，都是您的过错，而没有人敢说的。我的意思，您应当做的不在于这些。第一点说：遵循既定制度以严肃官场风气。下属官吏见督抚，《会典》规定得很明白，知府以上依法不当跪拜，道台、知州、知县以上依法不当自报姓名。先王制定州县职位低微但不降低其礼仪，为什么呢？职位低微是为了让百姓亲近，不降低礼仪是为了防止百姓轻视。您何不体会这个意思，敬重士人、尊崇贤者？对不守法的人弹劾他，不让他通过跪拜营求而得以免罪。说：“你本来得罪了天子百姓，不是得罪了我。”对贤能的人推荐他，也不让他感恩。说：“你本来有益于天子百姓，不是有益于我。”这样，正直的人就会出来，人才就能得到。第一点说：总揽大纲以扶持政体。朝廷官职各有专职，县丞、县尉的权力，知县不可侵犯；知州、知县的权力，知府不可侵犯。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弹劾罢免他。官员如果冗杂，宁可奏请裁减。地位尊贵不亲小事，地位低微不独占大功。现在宰牛赌博的事情，动不动就烦劳您查访过错。我听说雷霆的威严，不轻易击人，然而一旦雷声轰鸣而下，没有能跪求免罪的。您查访漕运时，缴获张七县及其初时，不弹劾一个官员，使七县不当查访而查访，是失明；当弹劾而不弹劾，是失刑。怀疑的人说：“这是像蒿火一样暴怒而没有后续吗？”狡猾的人说：“这是您用诈术。”您明知七县漕政不好，却贪图他们多费钱来办理供应，恐怕他们不明白您的意思，所以威胁他们；又恐怕御史纠劾他们，所以先做查访案底以待奏对地步。并不是真正想要剔除他们的奸邪。在您未必有此意，但形迹已经如此，可不戒惧吗？

译第一条说：疏远阿谀奉承之人，以停止罗织罪名。官员争名，就像商人争利一样。善于经商的人，不囤积货物，物价就不会飞涨，人心也就安定；不善于经商的人，用稀奇古怪、诡诈邪僻的手段来招揽，那么街巷里就会聚集围观的人。您一方面说振作，另一方面说锋利。于是当权者没有不严厉的吗？如果有紧急神色，就高高举起两袖张开说：“某人赋税有功，某人劳役有功，某人熏灼豪强，某人加速狱讼。”等到考察实际情况，即使是平常的文书档案也模糊不清。要知道事情如果确实该做，君子即使每天做几百件事，也一定不肯向上面烦琐地称颂以炫耀自己的才能。现在事情还没做，言论却先到了，您也应该知道其中的缘故了。有了事情然后可以借机求见，求见然后有话说，有话说然后有恩惠可期待。那些同僚往往互相攻讦揭发，以求取您的欢心而取代他们的职位，又害怕您的明察而难以欺骗。所以司马谋夺太守的职位，一定借助别驾来排挤他；县丞谋夺州县的职位，一定借助簿尉来排挤他。为什么呢？是为了让您不怀疑。然而您不怀疑而罢免其中一个，任用另一个，就已经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不自知了。种荆棘的人只受其刺，种桃李的人最终饮其甘甜。在用人做事之间，确实应该谨慎啊。第二条说：摒弃权术而回归至诚。您睁大眼睛、脸色严厉，斥责官吏而违逆朝廷权贵，难道是您的本性吗？这是您的权术啊。从来英明的君主，厌恶人沽名钓誉，尤其厌恶人结党营私。皇上英明冠绝百代，您深知这一点。务必独自行动、一意孤行，时时带头做事，毫无顾忌的样子，让官民咒骂我、辱骂我，而我不好名，就明显了。对内九卿六部，对外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待，使人人瞪目相视，齐其口，都没有好话，那么我断绝攀附而无党羽，也就明显了。即使有过失，难免被弹劾攻击，而一旦归咎于招怨已久，使皇上说：“黄某是个孤立的臣子。他只知有君主罢了。”愚民憎恨他，同列忌妒他，这难道足以排挤他吗？越毁谤他反而越能深深赞誉他。时间久了，人人都知道毁谤他无益，那么也就不会再有飞语上报的了。古代的大臣不是这样，不求名也不避名，不与人为同，也不与人为公。为什么不努力进取呢？私下想到您官至宫保尚书，儿子担任监司，年纪到了六十岁，受国家的恩惠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人臣的荣耀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从此以后，即使爵位升到上公，加赐九旒冕服于您，又有什么增加呢？只愿您的声名流传千万年，揖让于古代大臣之间，而不以挟持权术固宠自足，那么对于枚所倾尽陈说的，或许不无采纳之处。死罪，死罪。

清理吏治三事疏 顺治十三年

给事中柯耸

臣思考治理国家的道理，杜绝营私舞弊，才能澄清官守，体恤百姓困苦。首先在于严格革除弊端，以臣所听到看到最确切的，大约列举三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一、严格上下尊卑的体统，以杜绝私情。自古有一定的官守，就有一定的名分。上官不是养尊处优，吏员不是曲意谨小慎微。以体统严格，那么情面可以杜绝；名节重视，那么操守自然廉洁。近来积习相沿，没有比官员拜认门生更甚的。明末凡是经过抚按复命列荐的，去任之后才称门生，于是流弊日益严重。凡是州县与府厅，府厅与司道，司道与督抚按，往往以师徒相称，执礼非常谨慎，借门生作为献媚的阶梯，假借执贽作为行贿的快捷方式。甚至荒废职业，专门从事逢迎，馈赠节礼、祝贺寿辰，百计结交上官，上官乐于他们的趋承，每每曲意徇私庇护，哪里期望有强直自遂、私谒不行所称赞的清白官吏呢？臣请求规定督抚按以后，如果有官员拜结门生，密访得实，特别上疏参劾处理，不得知情包庇，使各官断绝钻营的念头，自然必定尽心职守，简省结纳，并且可以勉励公廉，这也是澄清官守而肃清吏治的一个方面。二、加重巨恶的法律，以穷究奸邪的巢穴。朝廷的重任，总在于安民察吏，所以官府既有纠参，胥吏也有考察，至于那些巨恶更应该执法严惩。然而臣见近日察访衙门只施行于小官而不施行于大官，不知道官府的地位越尊贵，那么胥役的狐假虎威就越严重。统计各省，上至督抚，下至司道书吏承差，人数繁多，全省的事情在他们掌握中，一切钱粮出纳，公文传递的迟速，刑狱的大小，赋役的高低，挪移替换，线索由他们决定，所以一进入衙门，无不乘坚策肥，良田广阔不知从哪里得来？所以江浙之间，司道掌案书吏，每名充当顶替的费用动辄需要数千金，如果不是想着在一两件事上取偿，不难在一两年内加倍收取，怎么会出此重金来营求一个胥吏的缺额呢？年来州县的积弊，无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门，虽然屡次奉命申饬，究竟具结遵行，总是虚文蒙混。按臣稍有瞻顾便利，多投鼠忌器，不过以州县几个人报解赎锾充数塞责。请求皇上严饬，方诸臣上自督抚司衙门诸吏，务必一体察访，如果有罪迹昭著，立即拿办追究，如果能够访拿大署巨憝，考核之日应当加奖赏。如果仍然像以前仅以州县下胥充数的，

译最终因失职而加以论处，那么众官吏便会顺从公理，人心也就信服了。

一是禁止官员购买物品以解除百姓的累赘。臣认为，人臣治理一方，官职无论高低，都应当仰体皇上爱民如子的心意，来恩惠养育小民。然而，爱护百姓务必先要洁身自好，自古廉洁的官吏有悬挂鱼、埋藏鹿的操守，有酌水投钱的节操，这样才能宣扬仁政之风，辅助成就教化治理。

近日贪官接踵而至，大的罪行暂且不论，即使是小的弊病，如官员购买物品这一件事，积习难除。上司封发价银，只是掩饰耳目，未曾不说是按公平价格购买，其实所发的银两不足原价的一半，而州县下属官吏暗中领会其意，或者私下摊派给乡民，或者向行户索取办理。物品数量凑齐后，原银一并上缴，百姓连本带利地赔补却不敢明说，州县官奉行其事却感到无奈。

所以地方上有一种土特产，百姓就遭受一大害处，更有的差役拿着票据强行勒索，除了购买物品之外，还有供应饭食、馈赠路费数倍之苦。

恳请严厉命令督抚按察使，以后在每个府、县、州衙门前以及大的市镇处刻立石碑一通，明确刊刻奉旨内容，不许官员按官价强行购买物品，违者就按违抗圣旨论处，并计算赃款定罪。如果州县官有奉上司衙门之命购买物品的，罪行也与之相同。

这样就能让世人看到国法既严厉，人心知道警戒，廉洁的操守稍加整饬，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了。

译请求整顿吏治五项事宜的奏疏 嘉庆五年

御史张鹏展

臣出身边远省份，平庸愚钝，见识浅陋，承蒙皇恩提拔安置在谏官职位，日夜兢兢业业，惶恐不安，不知如何自处。想到自己来自民间，对于民风吏治有所耳闻，谨此分条列举五项事宜，恭敬地呈请皇上阅览。

第一，严格管理幕友以整顿吏治。幕友本是用来辅助处理政务的，但其弊端，恰恰是吏治败坏的最主要原因。其弊端有三：一是督抚任用幕友，此前已有谕旨申令禁止，但听说督抚仍有沿袭此风的，不可不严加禁止。督抚对于上下级关系严肃庄重，贿赂不易通行，即使有私下勾结，尚且担心碍于旁人的耳目。只有任用为幕友，并且题补驻省的空缺，早晚出入毫无避忌，对外与各州县官员作为同僚往来交情密切，最容易攀附营私，无从觉察。因此，营私舞弊的督抚，无不任用为幕友，其危害最深。即使督抚没有私心，但那些上下勾结的人，借端敲诈诈骗，也难免发生。否则，与官员亲信隐瞒包庇，该督抚内外勾结作奸犯科，是势所必然的。督抚的养廉银优厚，难道力量不足以聘请一两位幕友，而一定要借朝廷的名器提拔升迁来代替束修的费用吗？就像直隶的吴兆熊、李三晋，是梁肯堂亲自任用为幕友的人，声名狼藉。吴兆熊由主簿起征，不到几年升至同知；胡季堂又题授冀州直隶州知州，并且题补李三晋为驻省同知，放纵他们出入，所以不能免于物议。二是上司向外省推荐幕友的陋习，每当有新任州县官员到任作幕友时，就攀附求取上司推荐，或者贿赂托付上司的官亲幕友央求转荐，督抚、司、道、府都难免如此。那些缺额大的地方，往往人浮于事，甚至有空拿束修而不理事的，称为“坐幕”。而且这些幕友自认为是上司所推荐，自抬身价，多方勒索，挟制本官，稍有违背心意，就转到司衙甚至上衙门煽动是非，或者与上司的幕友在案情上翻驳作难。因此，州县官员畏惧幕友，更甚于畏惧上司，其弊端不可不除。三是幕友互相勾结以索取高价，凡是幕友的积习，他们惯常在哪个省，就在那个省树立声气党援，如果有别省请来的人，就在上司同僚各衙门互相排挤，使其不能容身，而他们的党羽乃得以巩固。如福建的漳浦、侯官，广东的番禺、南海等缺，每缺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高达千五六百千、八九百不等，一个缺的束修已接近巨额。即使小缺，也不下数千，官员的廉俸，本有定制，这种费用出自何项，不得不剥削民间，吏治更加难以清理。即使有稍知节俭的州县，但幕友结党盘踞，不可挽回，其对地方的危害不浅。以上三种弊端，应当严行查禁，这样吏治就可以肃清了。

第二，专责仓库管理以重视国库款项。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是各省的积弊，然而近年间虽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弥补一二，但一转手又已荡然无存。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发玩忽懈怠，终无填补之日。州县自有廉俸，而且陋规未经完全革除，何至于亏空？臣思考数十年来亏空的原因有四：一是生性奢靡的人，候补期间在旅邸已负债累累，刚到任就挪用款项偿还债务，在任内又纵情豪奢，于是亏空日益严重；二是专意逢迎，投其所好以博取上司欢心，遇到美缺，竭尽国库钻营，希图保举题奏，倘若上司经过，多方曲探上意，不惜巨额费用；或者劣迹被人告发，竭尽国库馈送以求包庇；三是心地糊涂，或者对官亲及长随的散耗漫无觉察；或者因上司稍微严厉声色，就茫然无主，于是不再顾惜国库款项的也有；四是专意营私，见近日亏空未立即发觉，自认为才短无法上达，到任即从事侵吞，或将国库款项私寄回籍，或开库为子弟捐官，认为亏空是众人之事，牵攀连累或许难以尽数诛杀，所以侵吞私利毫无顾忌。如果因公赔垫导致短少，实在不过百中三五而已。如此情况，督抚难道全然没有察觉，却毫无参劾办理的？为什么呢？臣思考其原因也有四：一是为了避免处分，亏空上司有失察之罪，且有摊赔之责，所以想要图谋趋避，遂成徇私隐瞒；二是恐怕牵连上司，或者受过馈送供给，所以不敢办理；三是徇情面，虽有洁清自守、并未受馈送办差之费的，但所管辖的藩臬道府不能保证没有沾染，连累多人动辄酿成大狱，所以能隐忍而不肯办理；四是拘泥于积习，近来各省亏空俱未办出一人，独自办理反而或许招致刻薄之名，遂至习以为常而恬不知怪。既然积习已深，诛杀不可胜数，但不早为设法经理军国重计，听任其糜耗日甚，何时才是认真之时？必须思考善后的适宜措施，以挽回数十年积重难返之势。臣认为从前亏空须彻底查清，而善后不可不预先谋划。想要善后在于易于举发，想要易于举发在于专责其成。如果督抚司道共同分担重责，反而瞻前顾后而不易举发，只有将清查亏空专责于各道，道务稍为清简，且一省数道，分派耳目容易周全。或者

译若有亏空，准许特别参劾；若无亏空，也须每季出具结状，咨报兵部。稍有虚假，一经发觉，便与亏空者同罪。那么该道员必定不敢身负重大责任，听任州县官员奢靡纵欲，借公款行贿以谋求功名。况且贪婪的督抚两司，也会稍微畏惧该道员从背后弹劾。因为此事关乎道员自身利益，人们也不能指责他苛刻，这就是相互制约、相互维系的原因。虽然该道员的权力看似重大，但道员所查办的只是亏空罢了。假如仓库账目完整，该道员又从哪里去勒索诈取呢？况且道员如果贪婪不法，督抚原本就可以参奏，这更是相互维系、相互制约的原因。

译放宽童生考试的录取名额，以杜绝贿赂。岁试和科试，文武童生由州县登记姓名送往府级，再由府级送往学政处，向来没有固定的名额限制。自从前任山西学政戈源奏请对送考的童生进行大幅淘汰，务必选取文理通顺者，若有五十卷文理不通者即予以议处。州县官员起初是因为年老厌烦事务，试卷太多难以翻阅，想求得一时的安逸，却不知留下了无穷的祸患。臣看到近来州县借口淘汰，将其视为牟利的途径，有时应考的童生只录取一半甚至更少，而留下另一半作为抬高价格的手段，往往有不录取者出钱贿赂购买，金额从几两到几十两不等，称为“买卷”。买得多的多送，买得少的少送。臣前年告假回乡，一路所见所闻，此类现象随处可见。臣想，童生聪慧，也会随时间进步，从县府试等到院试，远的超过一年，近的也不下几个月，原本不通顺的转而通顺，正应该以此激励他们。现在为了牟利，有钱人即使不通顺也必录取，没钱人即使通顺也必抛弃，贫寒子弟几两银子从何筹措，导致他们止步不前。小试是士子进入仕途的阶梯，像这样对人才的危害，实在不小。恳请停止这一惯例，只允许查明身家清白，除去犯有刑丧过失以及籍贯与规定不符者外，其余全部送考，以杜绝弊端，也以此广泛激励士气。

严禁滥派徭役，以安定边疆百姓。广西自乾隆五十三年平定安南战事后，思恩、南宁、太平、镇安、泗城各府按户派遣民夫到各塘堡搬运军需物资，自大功告成后十余年沿袭下来，事情结束但徭役未减，每天需要民夫几十人或上百人在塘堡伺候。每个州县多的有十几个塘堡，少的也有五六个塘堡，而一个县的农民分散居住在各村，距离官府道路远的有几十里、一百里、二百里不等，每天轮流带着粮食在塘堡露天居住，荒废了农事。那些年幼力竭、弃田逃散的人更是不胜枚举。况且塘堡本来没有当差的徭役，只有往来的胥吏、长随、幕友、客商等人在各衙门出小费谋取夫票，沿途派拨。近年百姓屡次上告，督抚批示禁止革除，但州县距离省会远的，其胥吏长随都愿意塘堡有夫以供其随意差遣，况且每个塘堡有登记往来公文的号书，借此向用夫者索取小费，或者村民中有不能当夫的，每月暗中补给号书银子，号书借此与衙门的胥吏、长随分赃，怂恿本官拘捕累及良民，而地方官有时又接受号书等人的月规，于是仍然敷衍了事执行公文而不立即裁革，拘禁从事农耕的百姓，每日寝食于风雨尘土之苦中，饥饿不能谋食，寒冷不能谋衣，奔走流离，实在难以度日，数府的民生关系重大，这是臣亲眼所见的情形，恳请命令督抚严禁，在每个塘堡立牌告示，并仔细查访吏书胥役中有仍像以前一样私自敛财中饱私囊者，从重治罪以作警戒，这样边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严格采买以安定民心。去年吏部尚书刘权之奏准在邻邑采买粮食。今年春天直隶总督胡季堂又请求因邻邑难以搬运，请仍在本地采买。臣此前回乡探亲，在家居住三年，往来数省，访知民间的不便，没有比采买更严重的；而地方官想借此牟利的，也没有比采买更容易的。臣籍贯广西上林县，仅以一县而言，自近年来地方官都私自采买，按户分派，每年五六千石、八九千石不等，都折银牟利。于是嘉庆二年清查额定应储存粮食一万四千石的数量，反而短缺一万一千石，奉文分三年买补，每年三千多石。而地方官因为既奉文派累更多，上年地丁银米六千五百多石，按粮支派，每石粮谷两石，已成一万三千石。除去应实买的三千多石，已冒买一万石之多外，又按每户每团买谷三百多石，上林十三团又成四千多石，层层派累，百姓之苦不可言状。况且百姓有的要运谷几十里、一百里到城里，在街巷露天居住十天半月而不肯接收，反而向百姓索取费用，称为“随封”，必须如此而后使百姓愿意加价折银。其实接收的粮食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一年如此，百姓困苦；年年如此，百姓更难支撑。臣原本不宜谈论本地方的事，但一个县如此，各县也不相远；一省如此，各省也不相远。况且采买普遍按钱粮户口摊派，则受累相同，民力实在不能支撑，以至于相约不领，则官府必多遣差役追捕，形势紧急则事端多了。前年贵州的兴义府，毗邻广西的西隆州，边疆百姓不安定，听说实在因采买逼迫而起，只是地方官不肯实报，而以邪教掩饰其名罢了。这种积弊，南省比北省严重，至于边省又更严重；由一省而言，离省会较远的又更严重。刘权之所奏，也必有所见闻，请在邻邑采买，不过想杜绝派累之害；而胡季堂又请在本地采买。臣想派民采买，向来有例禁，尚难完全杜绝不肖者的营私，现在明令在本地采买，恐怕扰累

译再无其他依托，况且京畿地区雨水较少，粮价略微上涨，恐怕也不宜多方招致骚扰，恳请严令胡季堂直隶辖区，若要在本地采购，能否保证不摊派累及百姓？如有私自摊派，一经查实，只追究该总督的责任，这样各州县才不敢摊派累及百姓，而民心常保安定，这确实是长久安定、治理有方的根本之道。

译条陈粤西两件事呈给金抚军

于成龙

一、杂派不能由官府包揽，赋税清单必须尽快发给百姓。禁止杂派，圣旨严厉告诫，不止一两次，但其中也有确实不可缺少的。每年之中，制作赋税清单的纸张、人工、墨汁有摊派，在县城制作实征清单的纸张、人工、墨汁有摊派，药材本色额银不足有摊派，表笺包袱额银不足有摊派，春秋两季祭祀不敢节俭，起运编银的水盘费用有摊派，两次奏销的水费用有摊派，这些都是固定的惯例，万万不能免除。但应当由堂上官与百姓公开商议，以够用为度，当面交出摊派清单，由官府用红黑笔点定，分发给当年留存备查，即使有不肖之徒，也不敢将红单多派留作己用，百姓有口实可凭。至于意外之事，如往年协助解送云贵饷费有摊派，协助各道进献表章有摊派，协助浔州治水有摊派，凡此类情况，都由上级摊派，原有定数，应将原牌发给百姓，从公议定摊派完解，这样官府就没有不可告诉百姓的事，百姓也没有疑惧官府的心，上下相知，缓急可以互相救助。至于愚弄猺獞，欺负他们无知，借口摊派项目多，任由官员一力包揽，起初还互相照顾，最终却在包揽之外额外摊派，百姓苦不堪言，逃亡相继，这应当紧急劝谕禁止。正赋与杂项界限不明，总归是不发赋税清单的过错，猺獞虽然不识字，他们也知道找人询问，不发赋税清单，则原本熟垦的土地混淆不明，杂派就得以混入其中了。然而如今法令日益严格，掩饰过错的手段更加巧妙，印结甘结徒然繁琐，如果出其不意稽查一二乡民家门，看是否有赋税清单，否则官吏就无法施展其巧诈了。就像收银的大流水簿，都是奏销时凭空虚构撰写的，与实事无关，只将纳银发票与赋税清单是否相符，官吏又怎能肆意贪婪呢。一、官府的廉洁应当培养，百姓的泣诉应当详查。官员对于百姓，如同父亲对于儿子，父亲不慈爱则儿子不孝顺，官员不清廉则百姓不善良。边疆的百姓虽然刁蛮，与内地大不相同，内地有权势的宦官挟制，恶劣的生员把持，光棍肆意作恶，而蠢笨的猺獞不懂官话，不识文字，只听从外江流棍唆使哄骗告状诓骗使用，等到提审时，茫然无一应对，这是粤西开辟初年的情形。数年以来，百姓控告官吏的不一，并非全是流棍唆使哄骗，实有被逼不得已的情况，而且官府对于百姓，应当化刁蛮为善良，上下亲睦，至于导致百姓控诉，应当让官员引罪自悔，听候上级处分，辞职离任，这样不至于官民构讼，以伤体统。如果反复争辩，以求免罪，给百姓加上刁纵的罪名，即使辨明无辜，又有什么面目厚颜居于百姓之上呢？倘若百姓含冤不能剖诉，则又增加一个仇视百姓的官员。如果立意与百姓洗心革面，则此风一倡，又恐怕开启刁诈的渐端。这在于宪台暗中挽回风化，如有控告官吏等事，留中而不必明行，按照法律逐渐消除，以去除地方上的弊端以伸张百姓的正义。官吏知道警戒，不至于与百姓当庭争辩，公法施行而廉洁也能保全。百姓知道状纸未必准行，必定俯首回家，不敢居告官之名。等到官员被弹劾，百姓颂扬上级的明察，而不自以为得意。这样则官员的罪状，取自议而无隐匿参劾之权，端正于上级而不显恃乎告讦。这样则民情上达，民风可且以省案牍之繁，而上下蒙清静之休矣。

请禁滥调疏 山西通志

田从典

我皇上举贤用能，知人善任，汇聚群力，成例不拘。所以督抚仰体上意，对于州县中廉能并著者，也往往破格请调，以示鼓舞。用意并非不美，事情并非不善，但沿习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调任的，就有徇私调任的。在州县求调的弊端，大约有三：一是希图美缺，二是规避冲要之地，三是预为卓荐之基。在督抚滥调的弊端，大约也有三：一是曲徇请托，二是公行贿赂，三是引用心腹之人。然而都借整饬地方为名，以简拔贤能为说，既不拘历俸的浅深，复不论参罚的有无，巧为朦胧，意成快捷方式。侥幸得计，魍魉为之公行；不幸败露，远近为之骇异。就像前安徽巡抚李调桐城县知县钱启鳌一案，将桐城县的繁难说成简单，将休宁县的简单说成繁难。近日山西大宁县知县许晋贿调被参一事，先图夏县，继图介休县，呈递的手本开银至一万数千两之多。其他调繁的如调历城县的管承宠，调南昌县的王廷对等，或以贪婪败露，或以亏空被参。如果不将滥调之例永禁，长此以往，何时能穷尽？况且营求得调者，其贪酷必甚，或前任的钱粮未清，或上司的谢礼未足，虽想不侵用库帑，剥削民财，形势上也不能。上既害国，下又害民。像这样应当禁止。况且他人即使有不肖，还畏惧上司觉察；如果不肖者一经调繁，则督抚司道皆为其护身符，又还有什么忌惮？像这样应当禁止。况且一人调繁

译如果这种计策得逞，全省的州县官员必定都会探求献媚取宠的方法，人心不得安宁，奔走钻营成为风气。像这样的情况应当禁止。况且，小州县的官员因调任繁缺而得计，大州县的官员必定都会寻找自我保全的手段，人心不安定，行为操守容易败坏。像这样的情况应当禁止。查考调补的旧例，原本是为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钱粮难以征收的一百一十多个县而设立的，又对于边远瘴疠之地，必须调补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官员。请求此后，除了旧例中适宜调补的情况，仍按旧例上奏明确调补外，其余一律不准随意调任，并且严格规定督抚违反例规的处罚，那么妄念就会平息，吏治自然清明。如果确实有重要地区需要人才，现任官员确实不适宜任职，允许该督抚明白上奏请求：“请皇上参照山西、陕西的先例，拣选好的官员补用，这样就能至公无私，官场澄清，百姓永远有所依托了。”

译考察官吏的八条准则

谢振定

一、对于州县官员，应当辨别其品格平庸浅陋、无能，或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种人固然不可以治理百姓；而那些一心逢迎、应酬周到的人，必定不是认真办事的人。如果真心实意地为地方兴利除弊，那么看待职位的繁简轻重是没有区别的。即使是偏僻的小县，也一定有应当办理的事务，即使日夜勤劳，还恐怕应付不过来，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钻研世故、周旋应酬呢？但是办事认真的人，不能随俗附和，那么上级长官和同僚很少不认为他迂腐拘谨，甚至互相讥刺他、排挤他。所以众人的厌恶或喜爱，不可不加以考察，而探访考察官吏的善恶，各道、府的长官尤为切近，应当责令他们负责完成。

一、州县官员应当节制其用度，除了衙署中的修缮、膳食、日常应酬之外，本道、本府有规礼，有摊派捐项，有帮贴款项，有各种册费、解费、考棚费，多的超过一万两银子，少的也不止五六千两。州县官员的养廉俸银不过一千多两，而费用如此之多，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上司能够设法筹划，为他们省去费用，那么责成他们廉洁而惩罚他们贪婪，在情势上是顺理成章的，在内心也是安宁的。

一、州县官员应当禁止其奢侈，节俭可以培养廉洁，也可以端正教化，这自然是做官的要领。近来外任官员的车马服饰、仆从之盛，饮食应酬之丰厚，虽然较以前稍减，但积习未除，为害不小。杜绝贪污、防止亏空，似乎必须在此堵塞源头，回归质朴，由大吏倡导，更容易奏效。至于官僚和幕僚整天宴饮，或与仆役吏卒昼夜聚赌，安然不以为怪，这种风气尤其应当严厉惩治。

一、州县官员应当培养其廉洁，州县官员即使不自爱自重，没有不愿意保持体面的。上级长官对待官吏，无论贤良与否都同等看待，卒隶吏卒的风气因此日益败坏。凡是涉及宪礼的事情，无论巨细，动辄用参劾揭发的套话严厉申饬，文书屡发严厉告示却不信任执行，难怪州县官员一切都将之视为具文。弊病在于书吏幕友随意签批执行，上司来不及考察。至于上级长官差遣提委，徒增烦扰，严重违背政体，似乎应当斟酌处理。

一、州县仓库的粮食不要轻易批准借出变卖，每年春天借出秋天归还，实际上是官吏家人借此分肥，毫无实惠给百姓。每次禀请借粮变卖，司房使费甚重，挪移亏空的弊窦多端。只有荒年发放赈济，万不得已才这样做，而且昧心染指、中饱私囊的现象比比皆是，何怪民间盗贼纷纷呢？

一、州县的利弊应当责令他们指陈，什么事应当兴办，什么事应当革除，不妨各自陈述所见，详细呈报给大吏，借此考察牧令的才识和对当地情形的了解，从而措施得当，奖罚分明，实心任事的人可以得到禀承，即使有意见较长的人，也从此得到鼓励，或许不至于任意废弛了。

一、州县官员不要轻易调动，官员不在任上久待，即使是敏捷的人才，也没有能对地方有裨益的。如果上级长官谦逊诚恳，使贤良的官吏得以尽心利济，岂必急于迁升擢用呢？用人之道，善不阻塞，自新之路不打开，躁进之门大开，君子应当有明确的见解。如果有案件差错，发札调来省城，最足以滋扰拖累。或者实缺州县借口赴省，攀附求取，最为恶劣的习气。即使有司官逢五日必上衙门，似乎也很烦琐，有事不妨每日求见，无事则在初一、十五去就可以了。

一、州县官员不要任用欺罔之人，凡是牧令的事情，无论轻重，必须由道、府转申，中途阻隔，累月经年，而且紧要的事情必须与首府、首县商通办理，往往变幻失真，串通谋算蒙蔽上司，实在难以考察。而外州县必定有坐省的家丁，与院司吏役及首州、首县家丁勾通探听，凡是上级长官的语言喜怒、升迁降调的事情，尚未发生全省就知道了，弥缝补过、攀附求取无所不至，这就是贤良与否难以辨别，而错置官员不易得当的原因。如果使事情可以直接上达，机密不外泄，那么官吏的志向可以通达，而上级长官的权柄就不会动摇了。

咨询民情土俗谕 乾隆十九年

陈宏谋

百姓生活的安危，风俗的美恶，固然由长期积累所致，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根据风俗建立教化，因地制宜，去除其过分之处，防患于未然，这都是治理该地官员的职责。如果不将情形的利弊熟悉于心，怎么能整顿兴革呢？对于士人百姓，府称知府，州称知州，县称知县，那么四境之内，有一件事是官员不应当知道的吗？福建全省环山滨海，地窄民稠，人口繁多，风俗强悍，号称难以治理。地方官所以及民的事情，有知道了而不能完全实行的，没有完全不知道而能实行得当的。本部院在福建两年，虽然已经大体察知，苦于未能完全明晰。询问各官，也不是片刻所能条列对答的，而且有不能置对的人。除了四境道里村庄形势，已在绘图案内下令查填外，所有民情土俗因革事宜，查访不胜其烦。汇列条件，该府州转行各县，悉照册式逐条登记回复，淡防、澎湖二厅一体登记回复，并移知丞佐一体知晓：曰田赋，曰地丁，曰粮米，田功，曰粮价，曰垦殖，曰物產，曰仓储，曰社谷，曰生计，曰錢法，曰〇税，曰食盐，曰街巿，曰桥路，曰河海，曰城垣，日官署，曰防兵，曰坛庙，日文风，曰民俗，曰乡约，日氏族，曰

译命盗案件，叫做词讼，叫做军流，叫做匪类，叫做邪教。以上三十条，都是地方上必须处理的事务，也就是地方官员必须办理的事情。本衙门以此咨询，不敢立刻期望事事都完美无缺，无非是希望地方官员平日里能体察到这些，研讨到这些，清楚哪些对百姓有利，哪些对百姓有害，心中明明白白，遇到事情查办时，缓急轻重自然能够协调适宜，只有好处没有弊端。各州县接到这道公文，只应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如实登记回复。该地方应当兴办或革除的事情，如果有见解，不妨在每条之下如实陈述，以供采纳选择。分防的丞佐如果有见解，另行禀报回复，如果没有确切见解，不必勉强。本衙门由此了解各种利弊，各位也可以随时推行。即使受限于时势，受限于见识能力，有不能立即施行的，但事情已在心中明了，对于知府、知州、知县的称呼，也可以无愧于“了解得真实，推行就尽力”吗？不要因为善事小就不做，不要因为恶事小就去做。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每月计算却有盈余，循良官员的政绩，造福地方，未尝不基于此，这是本衙门所期盼的。

译禁绝火耗私派以缓解百姓困苦告示

湖南巡抚赵申乔

做官的要领，首要在于约束自身。百姓困苦之深，没有比得上横征暴敛的了。近来屡次奉到朝廷严令，反复告诫严禁暗中摊派、私自征收。实在是因为正当的赋税，尚且烦扰百姓，断难容忍无度的索取、不合规定的费用，从而加重小民的负担。近年来积弊日益滋生，不良风气无法遏制。身为地方官的人，身居百姓之上，却不体恤百姓的艰难。凡是危害民政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只有横征暴敛、私自摊派的弊端，祸害尤为猛烈。比如征收解送钱粮时，私自加征羡余、火耗、解费、杂役，常常超出定额，以至于公私一切费用，都从乡民身上获取。如日常食用的米菜，供应新任官员的器具、公服；衙署的修建、举办宴会的席面、酒菜；上司的铺设供奉，使客的便饭、下程，提事的打发差钱，亲戚朋友的抽丰供给，节令喜庆的礼仪，衙役的帮贴工食，文书的纸札心红，水陆运输的人夫应差，官马的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的刊刷、由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都有使费陋规，难以一一列举。总之无事不私自摊派，民间无项不苛敛，里甲市场甚至用一派十，用十派千，用来填饱贪官污吏贪婪的肚子。唉！小民的膏血有多少，能够填满这巨大的无底洞呢？即使用心安抚，还担心积弱的疲弊难以恢复。哪里是民穷财尽之时、灾祸频繁之后，还能承受无端的剥削呢？本部院深思禁饬的方法，难道没有补救的办法吗？大抵士人一旦入仕，其荣华享用的志向，早已深植于胸中。即使眷属亲朋之类，都仰赖其鼻息周旋。所以侥幸求得一个官职，无不重视身家，廉耻之心堕落放纵。有稍微知道自爱的人，也说地方用度没有出处，势不得不从民间取用。殊不知如果真的能立志清高，自然节制用度、爱护百姓。凡是居室的美观，妻妾的奉养，以及自身衣食日用常行之需，都应当刻意简省。所谓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就是这个道理。况且一介不取的上司，具有良心，敬爱不暇，又何必苛求礼节呢？至于自身既然淡泊，那么乡亲游宦就没有丰厚的可抽取；操守如果端严，那么兵马公差就有威严可畏惧。他们尚且退避三舍，还敢肆意需索吗？做官的人，如果在操守上有污点，即使其他才能也不值得录用。即使想要安民，不除去横征暴敛、私自征收，而想要家给人足，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本部院在申饬官常之外，特别提出这一条。如果诚心遵守，功令肃清官箴，安定黎民，首要任务没有比这更先的。为此通行示谕，从今以后务必努力洗刷陋弊，改弦更张。如前所指出的加耗私派等事，痛加禁止，一心以洁己爱民为主。诚思昔日贤臣悬鱼留犊的风范，难道不是别人所能做到的吗？本部院采访极确，衡鉴最公。能遵守的，有特疏荐举的惯例，有三年卓异的典制，自当特别表扬，以备超擢。倘若仍然志在温饱，冥顽不悛，稍有违反，定即纠参，请旨拿问追拟。那时功名不保，身家随之，懊悔也晚了。只有大法而后小廉，形端而后表正，树立标榜，请从本部院与监司方面开始，此后如果有不肖上司需索苞苴贿赂的，都允许据实呈揭，以便立即弹劾，本部院肃僚贞度，决不自食其言。此外往来无名之费，有妄自干预的，都立即指名具报，依法惩处，谁敢不警惕？凡是公私费用需索的源头，全部杜绝，或许火耗私征横敛的积弊，可以停止了。

条陈时政疏

李棠阶

臣病卧乡里，将近二十年，怔忡眩晕的旧疾，长久未能痊愈，而读书修身的功夫，不敢稍有废弃。咸丰十一年十月间，承蒙恩命召令来京，且有学养深邃、方正老成的评价。臣感激涕零，倍加惶恐惭愧。现在奔赴朝廷，管窥蠡测所及，愿为我皇上陈述：一是端正治国的根本。治国在于君主，而所以治国的，在于君主的一心。如今海内沸腾，生民如坠水火，确实是刻苦奋励的时候。臣私下认为刻苦奋励的实质，不仅仅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的要领，不仅仅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其在于克己。凡是自私而只求自身便利，自以为是，而言莫予违，都是己私。想要克服去除它，必须像《大学》所说的格物那样才停止，不被遮蔽此心的义理日益明了，必须像《大学》所说的诚意那样才停止，不容纳此心的权衡自然确定。如今皇上年轻登基，慎重选择师傅，确实是切要的谋划。但是皇上在书房左右，师傅以经书引导他，以严敬侍奉他，辅翼匡正，必定有所益处。回宫以后，游息的时候，倘若一涉

译对于（皇上）的放纵，恐怕书房里的启发教导都成了空谈，师傅的辅佐匡正又有什么用呢？臣愚昧地认为，皇太后尤其应当留心，只让皇上从容地游玩散步，不要过于拘束逼迫，以涵养他的天然灵性，绝对不可让身边的亲近侍从引诱他嬉戏玩耍，从而走向不合常理的道路。杜绝祸患于萌芽，防范细微之处，似乎尤其紧要。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发端于《大学》，宋代儒者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阐发解释，足以作为治理国家的资鉴。而我高宗纯皇帝御批的《通鉴辑览》，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指示精辟切实，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由治变乱或由乱变治的方法，大致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现在皇太后在上听政，似乎可以在闲暇时取这两本书反复研读参考，以古为师，印证当今，对于时事必定更有裨益。并请求在皇上回宫时，用这两本书中的道理对他进行切身的指点，更能培养他的德行，增长他的见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涵养他的本心，约束他放逸的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效，也都在这里。确立了治理的根本，然后用人行政才可以谈论。第一是振兴纪纲的实效。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于纪纲。纪纲之所以能够振兴，在于赏罚。赏罚，是君主鼓舞天下的大权。必须做到奖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勉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然后纪纲才能森严，朝廷内外的大小臣工，都有遵守敬畏的对象，而不敢越轨。现在天下积弊已深，痿痹已甚，不痛除旧习，大力振作，不足以起沉疴而回元气。自去年大奸臣被罢黜后，朝廷内外人心归附，外国见状而心服，反贼听闻而胆寒，扭转天下局势的关键，实在在于此。从此大力整顿，凡是澄清整顿官署、整饬武备、减免缓征租赋、缉捕奸盗、崇尚节俭、慎重刑狱等事，凡是上谕所通行的，都要严加查察。文官从督抚以下，武官从将帅以下，那些切实奉行的人奖赏他，任意拖延搁置的人诛杀他，不容含糊，不容因循。朝廷的恩德意旨，必须使其下达；国家的法令，必须使其通达，没有中途阻塞的祸患，然后上下一体相连贯注，恩泽普及，四维张弛有度而众目并举，朝廷内外的气象自然焕然一新。否则，朝廷只是发布上谕让人知晓，大吏只是转发文书告知，虚应故事，粉饰公文，上下之间的情志不通，有司的蒙蔽阻塞日益严重，设立一项法令就多一项弊端，增加一个防弊的人，就多一个作弊的人，纪纲松懈，人们少有顾忌，想要平定祸乱而达到太平，臣私下担心这很难做到。

译第一点，安定百姓的关键。如今寇贼几乎遍布天下，十多年来天天说要平定贼寇，而贼寇反而日益增多，这都是因为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缘故。要使百姓安定，必须减轻徭役和赋税，如果不挑选循良的州县官员，那么浮滥的费用就会日益增加，他们必定不肯减轻徭役赋税；如果不挑选廉洁干练的高级官员，那么陈规陋习就无法去除，也就无从得到循良的州县官员。大概是大法确立之后小吏才会廉洁，官员清廉之后百姓才能安定。百姓不至于变乱成为贼寇，贼寇也就可以变回百姓。以安徽、河南为例，颍州、亳州、汝州、光州之间，今天的贼寇都是以前的百姓。当他们还不是贼寇的时候，钱粮漕运的额外征收使他们困苦，差役的繁杂苛刻使他们困苦，不断摊派捐输使他们困苦，各种杂派的暴虐急迫以及书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又使他们交相困苦。官员把百姓看作鱼肉，百姓把官员看作寇贼。官员所做的，都是驱赶百姓成为贼寇的事情。至于捻匪的焚杀淫掠，惨不忍闻。官员不能保卫百姓，又禁止百姓结团自卫，百姓无法生存，于是都被贼寇胁迫跟随，苟且延命，而贼寇更加蔓延猖獗，无法制服了。我私下认为，想要平定贼寇，必须先安定百姓；想要安定百姓，必须先挑选廉洁干练的督抚，他们洁身自好，率先裁减陋规，革除陈规陋习，州县官员中清廉勤勉的予以任用，疲沓玩忽、贪婪暴虐的予以斥退，真心实意地安抚招集流亡百姓，严厉捕拿寇盗。高级官员所做的，都足以使逆匪心服，挫败他们嚣张的气焰，那么被胁迫跟随的人听到后就会想回归，老贼听到后也会气势沮丧。安定百姓的实质，就是平定贼寇的根本。

第二点，平定贼寇的关键。古代行军的人，必定使事权统一，然后才能形成臂膀与手指相配合的态势；必定军法严明，然后才能振奋将卒的士气。如今安徽、河南之间多派遣钦差大臣，各自势力均等，互不统属，胜利了就争功，失败了不互相救援，彼此坐失事机，贼寇因此得以乘虚而肆意猖獗，这是事权不统一的弊端。至于督抚将帅，平时不早早严加防备，临到变故只有仓皇畏缩退避，误国害民。等到失守封疆，罪状昭著，本来应该就在军前正法，以申明国法而快慰人心，却仅仅只逮捕审讯解送京城，拖延时日，又往往侥幸获得宽大的判决，随即又被提拔任用，以致督抚将帅畏惧贼寇而不畏惧皇上，各自顾惜身家性命，相习成风地奔逃，谁还肯拼死出力以解除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呢？军法不严，势必会达到这种地步。我愚昧地认为，应当遵循祖宗旧制，挑选通晓军事、公正的大员作为将军，以左右参赞辅佐他，督抚提镇全都接受节制。皇上信任不疑，严格他们的责任，又明确颁布军令，逐条公布宣告，使他们知道：这样做就生，不这样做就死。凡是以前逃跑的官员、将领，随地查实，正法不赦。主帅长期没有功绩的，也立即按军法治罪。这样那么一年之内贼寇就可以消灭，即使不消灭，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嚣张，我知道这绝不会不是这样。

况且我还有请求的，古今剿灭贼寇，多错在招抚，明末可以作为深刻的警戒。高宗御批《通鉴》对于杨鹤、余大成、熊文灿等人主张招抚酿成祸患，指斥痛切，垂示后世作为鉴戒。贼寇没有不经过大举剿杀就肯接受招抚的，也没有穷凶极恶的首匪肯接受招抚的，那些接受招抚的都是在愚弄我们。将帅不是不知道而甘愿受愚弄，认为可以遂行他们挟持贼寇自重私欲，而不是真正有为国为民、不顾身家性命的真意。所以被胁迫跟随的可以招抚，首匪不可以招抚。刚作恶的首匪，还可以招抚，而罪恶深重的必不可招抚。近日屡次招抚屡次叛变的很多，这是不可不严惩而深切警戒的。大抵事权统一，军法严明，责任有专任，刑罚不拖延，审察剿抚的适宜，控制临敌的变化，都无可推诿，那么将帅不畏惧贼寇而畏惧法律，士卒不畏惧贼寇而畏惧将帅。功罪核实，三军有必死的决心，或许寇乱可以平定，太平可望了。

附陈豫省官民情形疏节录

倭仁

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匪接着是捻匪，杀戮焚掠，到处房屋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作为州县官员的？贼寇来了就仓皇束手，贼寇去了就松懈自如，积习相沿，搜刮无厌。至于稍微称为完好的地区，钱粮漕运的额外征收日益增加，各种杂派的敲诈勒索更加严重，捐输不停，即使只有几十亩土地，每户都被勒索；抽厘不停，即使只有几百千本钱，也波及到。书吏差役侵吞，劣绅侵蚀，名义上是军饷，实际上是中饱私囊。团练则官员都不愿意，恐怕他们聚众抗官，平时就阻抑；等到被贼寇扰害，官员又不能保护，百姓于是自行团练，官员也无可奈何。其中良莠不齐，有的倚仗人多滋事，那么罪过全归咎于百姓，诛杀他们而不问官员失职的缘故。官员把百姓看作鱼肉，把上官看作护符，上下互相蒙蔽，侵夺渔利不止。哀哀小民，怎么能承受？那些不变乱成为贼寇的，几乎没有几个了。我本是河南驻防，亲友来到京城的，目击其事，言之伤心。官民的情形如此，怎么能平定寇乱而达到太平呢？说朝廷不能全部挑选州县官员，而必须慎重挑选督抚大吏。嘉庆年间，姚祖同任河南巡抚，全部裁减陋规，丝毫不取，每次出巡都自备饼食供应，完全没有州县官员的贪劣者，参劾不宽容，司道以下都收敛，民间思慕，至今如此。如果真能挑选像姚祖同这样的人作为巡抚，革除贿赂，不取属下的财物，那么属官就没有可挟持以恣意妄为的计谋。大臣守法，小臣自然廉洁。

译上天赋予的良知依然存在，谁愿意做不成器的人呢？因此，官员的升降必定公正恰当，稽查审察必定严格认真，钱粮漕运中过度浮收的现象去除其过分之处，各种杂派中烦琐苛刻的弊端彻底清理，只要怀有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真心，就一定会有调和适中、恰到好处的良善方法。

译杜渐防微疏

倭仁

臣等恭敬阅览邸报，本月十四日，御史刘毓楠上奏请求崇尚节俭、杜绝浮华的一折，奉皇上谕旨：“逆贼气焰嚣张，扰乱天下，百姓流离失所，这正是君臣共同警惕的时候，哪里是上下安逸享乐的日子？我们两宫皇太后痛心于先帝陵寝尚未安宁，民生尚未安定，勤勉地寻求治国之道，日夜操劳不得闲暇。所有内廷的供奉用度，已经时常斟酌削减。你们内外大小臣工，应当体察此意，及时振作精神，共同度过艰难时局，不要陷入奢侈靡费的习气，贪图耳目之娱，以符合朝廷崇尚务实、摒弃浮华，不敢嬉戏游乐的深切意旨。”等因，钦此。中外臣工遵承训诫，自然无不力求节俭节约。然而臣等仍有过度忧虑之处：皇上年幼即位，智慧逐渐开启，正当此时脱去丧服之初，吉庆礼仪举行，圣心的敬慎，在此时容易分散，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从此开始。那么，玩赏好物的苗头值得忧虑，游历观赏的苗头值得忧虑，大兴土木的苗头值得忧虑，嗜好的端绪一旦打开，不仅有分散诵读经书心思的弊端，而且天下仰观皇上意旨的人，将会随风倒向奢靡。安危治乱的关键，其端绪非常细微，但关系极其重大，能不谨慎吗？当今军务尚未平定，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局艰难令人愁眉不展，国家百孔千疮，确实如圣谕所说：“正是君臣共同警惕的时候，不是上下安逸享乐的日子。”恳愿皇上严格遵循慈母的训诫，时时以忧虑勤勉、警惕激励为心，事事以安逸享乐、方便舒适为戒，摒弃玩赏好物以节制嗜欲，谨慎游历观赏以坚定心志，减少兴建工程以爱惜物力。凡是内廷服饰车驾等一切用项，稍微涉及浮华靡费的，一概予以裁减，即使是旧例所有的，也不妨酌情节省。这样，外物的纷华就不会接触耳目，诗书的启迪更能收敛心思，将会看到圣上的学问日益精进，圣上的德行日益巩固，而去奢崇俭的风气，也就自然不令而行了。

卷二十八 内政部二 科举

取士篇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

古代选拔士人宽泛，任用士人严格；现在选拔士人严格，任用士人宽泛。古代实行乡举里选，士人中有贤能的人不用担心不被知晓。降及唐宋，科目不一，士人不能参与这一项，还可以转而从事那一项，这是选拔的宽泛。《王制》规定：乡官推举秀士，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推举选士中的优秀者，推荐给学校，称为俊士；大乐正推举俊士中的优秀者，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推举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从而确定其议论。议论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唐代的士人考中后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入仕，吏部还要再次复试；宋代虽然考中即可入仕，但也只担任县丞、县尉、县令、县录事等职，状元才得任县丞、通判，这是任用的严格。选拔宽泛则没有遗漏的人才，任用严格则没有侥幸晋升的人。现在却不是这样，选拔士人只有科举这一条途径，即使让豪杰之士，像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这类人，舍弃科举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选拔难道不严格吗！一旦考中，上则列于侍从之臣，下也安置于郡县；即使落第成为相公的人，终身不再通过解试授予官职，任用又多么宽泛啊！严格选拔则豪杰之士老死在山野的人多了，宽泛任用则在位的人多不得其人。世俗之人，只看到二百年来功名节操的一二人出自其中，就认为科举制度已经完善，不必另求他法。不知道科举之中，既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应功名节操之士唯独不能进入，那么功名节操之士获得科举功名，并非科举能够选拔出功名节操之士。假使抽签比较长短来选拔，实行数百年，那么功名节操之士也自然有出自抽签之中的，难道可以说抽签是选拔士人的好方法吗？终究而言，功名节操的人物远不及汉唐，只是让庸俗狂妄之辈充塞天下，难道是上天不产生人才吗？那是选拔的方法不对。所以我主张拓宽选拔士人的途径，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待选子弟，有郡县佐吏；其方法让诸生掌管六部，有征召，有绝学，有上书；而任用的严格，附见于此。

经书取士议

朱彝尊

五经流传于世，古代贤人将其比作大海，比作日月，历久弥新，汲取不尽。汇聚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数位圣人而成，并非一人一家之言。朱熹注解《论语》，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为之作章句，配合《孟子》，题名为《四书》，谆谆教导人们读书的方法，先从四子开始。从此以后，各家解释《四书》的逐渐多于解说经书的人了。元朝皇庆二年，定为考试程序。凡是汉人、南人，第一场试经疑两问，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使用朱氏章句，集句经义一道，各自专治一经。如果是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试经问五条，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也使用朱氏章句，这就舍弃五经而专治《四书》了。明代沿袭此制，学使者考核士人，以及府州县试，专门以《四书》出题，只有乡试、会试有经义四道，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