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　内政部十四　正俗

译在上位者所推行的，是下层百姓所效法的；时代所崇尚的，是众人所追逐的。如今民间父子兄弟之间有不相顾念的了，迎合时势谋取利益的人被视为有才能，其他都不再被论及。士大夫尚且如此，那些小民也就不足为怪了。唉，风俗之所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它的缘故是什么呢？臣民对于君主，并非骨肉至亲，他们之间的情义本来就容易涣散。风俗端正，然后伦理才明晰；伦理明晰，然后忠义才会兴起。平时大家都懂得亲近上级而不互相欺压，面临危难时都能为长官效死而不敢逃避，彼此相互维系，因此国家根基长久且日益稳固。如今从公卿到平民，内心所怀想的都是这样，幸好处于太平盛世，也已经歪曲法律谋取私利，毫无顾念眷恋了。一旦有事变，其造成的祸患哪里还能说得清呢？滑县的寇盗，不过是鼠窃狗盗的小偷小摸，哪里值得提及呢！只要有人举起竹竿一呼，跟随的就有数万人，攻入京城，在宫廷中交战，甚至宦官都跟随贼人，这并不是狂寇的智慧足以导致我们败亡。而是我们的人冷漠地不知有伦理纲常，稍加引诱胁迫，就争相跟随唯恐落后罢了。

译我听说，天下的安危取决于风俗，而要端正风俗，必须兴办教化。在当今谈论兴办教化，人们便认为这是迂腐了。他们以为教化的兴起，难道是早晚就能达到的吗？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教化这件事，有实质也有形式，采用形式就会迂腐且非常困难，采用实质就不迂腐且容易。从前汉朝继承秦朝的弊政，当时的风俗，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正如贾谊所说的“勤勉的人追求利益，与禽兽相同”。自从高帝、孝文帝使商人受困辱，严厉禁止官吏贪腐，于是没过多久西汉的治世就形成了。后来中间经历了王莽的祸乱，当时的风俗，又看重死亡而轻视节操，光武帝于是尊重大臣，礼遇高士，以万乘之尊亲自为平民百姓屈身，于是没过多久东汉的治世也就形成了。由此说来，移风易俗，所做的不过是一两件事，而其气势就可以感化天下，并不困难。当今的风俗，其弊端不可枚举，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喜欢阿谀奉承和嗜求利益。因为嗜求利益，所以从公卿到百姓，只趋向利益，无所不至。因为喜欢阿谀，所以下级对上级，只要有一点等级差别，就奔走趋奉，只有谄媚而没有忠爱。教，是以自身行为训练别人；化，是以自身行为率领别人。想要人们不嗜求利益，不如关闭谈论利益的门户；想要人们不喜欢阿谀，不如打开进谏争辩的道路。现在天下有河工灾务，国家用度不足，所以竞相谈论生财。生财不外乎节约用度，如果其他方面不是危害政事的开端，就是无益的举动罢了。近来皇上忧虑各种事务，并非以吃粗食穿破衣来向天下显示节俭，但我认为以古代比较当今，仍然有很多可以节省的地方。汉朝贡禹曾说：“现在宫室已经确定，无可奈何了，其余的都可以减损，应当讲求并实行。”并且闭口不谈利益，如果有谈论利益的，公开惩处一两个人，向天下示警。像这样，那么天下都知道皇上不喜欢利益。过去皇上刚即位时，曾命令臣民一律可以上书。后来因为言论没有可采纳的，于是全部罢免。言论没有可采纳的，原因有二：一是爵位太轻，所以杰出非凡的人士不来；二是禁忌没有全部消除，所以进言的人多有顾虑犹豫，不敢尽述其说。现在，应当增减以前的命令，让言官上书，士人对策以及官僚议论政令的，上至君主自身，下及国家制度，都直言论述而没有忌讳。越是愚直的人越加荣耀，而阿附逢迎的人必定公开杀戮。像这样，那么天下都知道皇上不喜欢阿谀。皇上不喜欢阿谀，那么刚直敢为的风气就会兴起；皇上不嗜求利益，那么廉洁清高自重之风就会兴起。天子是公卿的表率；公卿是士民的榜样。由天子向下感化公卿，由公卿向下感化士庶。有志之士固然会奋起激励而必定兴盛，无志之徒也会随时代而容易向善。不出几年，天下风俗没有改变的，是没有的。天下的士人纷纷争着谈论改立法度，如果风俗不变，那么人才就不会出现；即使有法度，谁去执行呢？风俗是上位者行为造成的。有美好的风俗而不能自我保持，所以自古没有不衰败的国家，周朝、汉朝就是这样。有弊病的风俗而有力气自我改变，那么国家虽然倾覆，也可以中兴，东汉就是这样。现在继承世代相传，那么全面变革的事情容易，而功效加倍。这是当今的首要任务。

整顿官吏端正风俗四条约定

陶元

自从接受任命以来，到处咨询访问，深知这里的百姓，深陷于苦难之中。最近进入县境，所经过的田地荒芜，村落变成废墟，整天行走在杂草丛中，不见一个人。到达县城后，城墙颓败破败，学校废弃松弛，士人没有弦歌诵读的声音，家中很少有瓶罍之类的积蓄，物产萧条，商贾不来。比较他们的疾苦，大概比听说的一百倍还多。知县对此感到悲伤，心里伤痛，想要拯救这种凋敝，但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你们父兄子弟，生长在这个地方，凡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定知道得很深。请你们详细列出，利益如何兴起，祸害如何去除，务必切实地说明，使下面不损害百姓，上面也不损害国家。这是知县对你们深切期望的。知县任职时间尚短，才薄力弱，四境之中有通晓世务，熟悉情况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就列出他们的名字上报。

你们生长在海边，向来管理百姓的官员没有用礼教来引导你们，你们自安于朴实简陋，是应该的。现在想要改变风俗，应当从我身边的人开始。有仍然穿着便服赤脚，不穿衣、不穿袜，肮脏地进入公门的人，必定重重惩治。法纪尊严的地方，本来就不容许这种傲慢侮辱的风气。你们要知道，不要怠慢。

阴阳之气不相侵犯，内外职责不相混乱，所以男人耕种女人纺织，人伦的制度，王化的基础。现在你们白天住在里面，却让妇女沾身涂足，在野外劳作，颠倒阴阳的位置，扰乱男女的区别，伤害教化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而且这不是用来鼓励勤劳的。一个男人不耕种，必定会挨饿，全城的百姓都怠慢抛弃职业吗？现在与你们约定：男子治理外务，女子治理内务，不得再遵循固陋，自取饥寒。即日天气稍凉，知县将亲自到田野，亲自考察勤惰。先布告如下：凡是我这里的生员父老，通晓文义的人，宣扬我的意思，家喻户晓，不要再做这种愚昧的事了。

你们生长在这里，一旦飘然远去，必定心中有极大的不堪，不是天灾所迫，就是横

译赋税所加，虽然想稍微停留片刻，但形势不允许，他们由此地迁往彼地，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知县刚上任，便咨询访查过去的旧例，可以裁减的立即裁减，可以减轻的立即减轻，立志要休养生息，安抚百姓。我们所有的父老兄弟子侄，谁没有对家园乡土的依恋？谁没有对祖宗坟墓的眷恋？谁没有对亲戚故旧的欢情？却反而迁徙到外地，失业流离，活着做异乡客，死了做孤魂野鬼，你们自己想想怎么忍受得了这种境遇？现在你们的田产还在，只要能够醒悟回头归来，就登记姓名报知县衙，酌情免除差役；其中若有贫穷下户实在无力者，应当酌情给予牛只和种子，决不让你们遭受损失，你们应当体察我的诚意，不要再滞留在那里了。

译论息书岭南集

程含章

广东风俗的败坏，确实没有比械斗更严重的了。这种风气起源于福建的漳州和泉州，流传到潮州，逐渐蔓延到惠州、嘉应州、广州、肇庆、韶州、南雄，其中以潮州最为严重。祸害延续了几十上百年而不停止。起初是因为地方官员只知道鱼肉乡民，不处理民事，民间的诉讼拖延数年不能结案，甚至有的人几年都见不到一次官，愚昧的百姓无处申诉，不得已被激怒而成械斗。后来官员仍然索取贿赂，并不为民主持公道，于是百姓普遍怨恨，抗拒官府、躲避抓捕的事情就发生了。百姓既然抗拒官府，就导致动用军队，马匹口粮、解送费用都出自民间，兵役所到之处，房屋财物都被搜刮一空。因此官员把百姓看作仇敌，百姓也把官员看作豺虎，上下隔绝，情意不通，这就是越治理越败坏的原因。

查究民间喜好械斗的弊端有十二条：其性情凶悍而好胜；其习俗重视钱财而轻视生命，口角小事就忘记身家性命。暴徒一呼，跟随者云集，鸣锣击鼓，刀枪如林，起初并不计较事情与自己无关。为了几十两银子的报酬，争相愿意顶替凶手，银子一旦到手，即使放他们走也不会逃跑。顽劣的百姓习惯演练鸟枪以作准备，雇佣专门以杀人为职业的人，不怕明有国法，暗有鬼神。祠堂积蓄丰厚，有容易获取的资金，凶手预先占据有利位置，有敢于行凶的气概。大乡欺负小乡，而小乡不服，联合多个乡族以图报复，而且宗族豪强借此中饱私囊，乐于让宗族恶棍借此分取利益，乐于让讼师从中挑拨，乐于让劣等生员从中怂恿，乐于让胥吏从中关说疏通。有了这十二条弊端驱使，使得愚民想要不械斗都做不到，又怎么能指望风气可以平息呢？

现在祠堂的积蓄已经空了，田园抛荒，民间没有银子买凶，案件大多不能结案，带兵前往搜查，百姓已经习以为常，不再害怕。治理这块土地的人，过去把械斗当作牟利的货物，现在却把械斗当作痛苦。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能不急忙思考扭转局面的方法吗？我私下计算，自从械斗发生以来，各前任的院司、道、府、州、县官员，有的追究主谋，有的办理顶凶，有的查封祠堂，有的搜查鸟枪，有的责成族长、地保迅速报告，并非不认真整顿，但最终不能挽回局势，是因为只治理了末节，堵塞了流弊，而没有用正本清源的方法来实行。正本清源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勤政爱民，以沟通上下之情罢了。潮州的弊端，在于官民隔绝，情意不通。好比人病在脏腑，而胸膈闭塞，攻击攻不下，用药则呕吐，必须先疏通胸膈，药才能施用。从前韩愈在潮州，教化甚至波及鳄鱼。潮州百姓虽然蛮夷，也有血气。心智难道会冥顽不灵吗？鳄鱼尚且不如他们呢？

虽然如此，但有困难的地方：百年以来，潮州百姓厌恶官员如同厌恶蛇蝎，现在想要亲近百姓，必定远远避开而不肯亲近官员，即使百般解说，呕出心血向百姓展示，他们也不相信，说：“这是为了某案而来，用甜言蜜语引诱我们，想要捆绑我们投入监狱，剥我们的皮。”必定闭门而不允许进入，那么该怎么办呢？我说：“我在此得到了牧人的方法。野马初次见到人，不是踢就是咬，不能接近。牧人就早晨引诱它，傍晚放它游玩，今天喂它水，明天喂它草料，渐渐引诱接近，缰绳才能施加，可以任我驰骋驱策了。我在此又得到了猎人的方法。人追逐老虎，如果喧哗前往，人少则反而被咬，人多则老虎跳哮逃跑，否则负隅顽抗无法触碰，劳累而无收获。善于狩猎的人就姑且缓一缓，探察它的踪迹，等待它睡熟，直接进入它的洞穴捕捉它，用力少而成功大，这是智力和体力使然。治理这块土地的人，起初应当使用牧人的方法，先做容易的，后做困难的，随带他们平时信任的三两个人，直到他们的乡里，慰问老人，只要有三五个人出来相见，与他们聊家常，谈风俗，问疾苦，将他们村几十年来上受官兵之苦，下受强邻之苦，妻子流离，家室破败，男人不能耕种，女人不能纺织的原因，痛切地说出来，即使让他们高兴也不能如此沉痛悲惨，该老人必然流泪，妇女听到必定出来哭诉，我只抚慰一番就离开，不谈事情。再次到他们的乡里，或者到邻乡，仍然用这个方法，更加深切，听的人渐渐增多，就为他们谋划生计，督促农田，讲求水利，教导种植蓄养，仍然不谈事情就离开。不久第三次、第四次去，仍然用这个方法，听的人更多，就为他们剖析曲直，解决纷争，释放仇怨，订立乡规，设置族长，安置党正，建立义学，造就人才，教导孝悌，训导和睦体恤，所做之事无不青天白日，亲身倡导率领而承担其劳苦，即使让父亲为儿子谋划，哥哥为弟弟谋划，也不能如此周到，百姓不是木头石头，能不知道感激吗？至于顽梗的乡里，蛮悍的宗族，不是德化所能转移的，必定放出巨手，痛加剪除，才能有所成效。此时人心已经归附，线路已经熟悉，就使用猎人的方法，出其不意，擒拿最恶劣的，有敢持械抗拒伤人者，格杀勿论，像这样严厉办理三五个乡，其余的乡没有不畏惧威势、怀恋恩德，令行禁止的。我从前在南雄，就用了这两种方法，虽然南雄百姓的蛮夷程度稍不如潮州，但械斗抢劫的案件每年也不下几十起。”

译那些殴打、检查、殴打汛官的事件，层出不穷。我曾带兵抓捕罪犯，顽劣的百姓竟敢抗拒逮捕，刀枪如林，大声呼喊着冲出来。我命令发射排枪，顽民这才退去。率领士兵包围抓捕，像这样的情形屡次发生。雄县的百姓如此蛮横，距离潮州又能有多远呢？只是我不畏艰难、苟且偷安，因此最终能够治理他们，后来他们也就顺从了。所以说：天下没有难办的事，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天下也没有容易办的事，关键在于有实心诚意。如果以精心的谋划和坚定的力量去实行，没有不成功的。而广东的治理，只以转变风俗为第一要务，所以写这本书来激励同僚，也不过是大言壮语罢了。至于神妙的变化，取决于其人，而且恐怕我所说的不当，还希望同心协力赞助，指出我的蒙蔽，纠正我的过失，使风俗日渐平息，稍微弥补我的责任罢了。唉！哪里能得到郑国的子产、汉代的龚遂、黄霸、尹翁归、虞延那样的人，一起在岭海之间共事呢？我将敬奉香炉祭祀他们了。

译风俗条约

陈宏谋

江苏的繁盛程度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人文风雅，物产精良，被海内人士艳羡称颂。只是人们崇尚繁华，只务巧饰，只顾眼前，不思日后。凡是婚丧之事超过礼制，男女没有分别，僧道迷惑人心，地痞流氓滋事生非，不仅耗费财物，容易致使贫乏，而且触犯礼法，有辱家风。历任巡抚、布政使等官员屡次禁止惩处，但积习已深，执迷不悟。本官在此惩恶安良，法律必须执行，训导风俗、维系风化，责任难以推诿。现将其中严重的弊端列举如下，予以告诫：

一、嫁娶只应及时，奢侈只会白白耗费物力。从自行聘礼到嫁妆赠送的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的器物，既追求贵重，又讲究精工。迎娶时的彩亭灯轿，会亲时的酒筵赏赐，富贵人家争强好胜，贫民百姓效仿模仿，负债变卖产业，只求一时美观，不顾一家八口的生计。有的女方多索聘礼，男方拖延推诿，不仅导致子女怨恨旷久，甚至酿成强抢争娶的事端，至亲反成仇敌，新娘过门立刻陷入贫窘。此后，富人的聘礼不得超过八端，嫁妆箱笼不得超过六只。有余力的家庭若想厚赠女儿田产妆资，更有实际益处，一切摆设繁文缛节应从简节省。贫苦人家聘礼嫁妆各随其力，所重在婚娶成礼，何必炫耀美观？富人可为子女惜福，贫家也可免除债务负担。只听说因嫁娶花费过多而家道衰败的，没见过因嫁娶美观而从此发达的，这是多么愚蠢啊。

二、丧葬是大事，重在随葬物品和棺木，尤其重在表达哀思、尽到礼节。新丧时做佛事经忏，绵延数十天，唱佛戏、弹歌曲，公然违抗禁令。出殡之时，设宴演戏，全无哀悼之礼，人兽纸扎器物，拥塞道路，向愚夫愚妇夸耀，恰被有识之士暗中嘲笑。至于亲人死后棺木入殓，入土为安，却因温饱之人迷信风水，长期停棺不葬，反而以速葬为耻，甚至数年乃至几代人都不肯安葬，满屋停棺，到处露天停放，有的惨被火焚，忘却亲情、灭绝礼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长久以来奉皇帝谕旨申饬严禁，此后丧葬不许有佛戏，出殡不许多用纸扎器物，停棺不许超过三年，有子孙的亲人棺木不许火化。地方官一听到佛戏，就将乐器取走追入棺中，僧道予以惩处；出殡演戏，立即抓捕追究。节省无益的费用，用于入殓安葬，安葬如期，承祭以礼，宁可哀戚也不轻率，宁可节俭也不奢侈。孝子顺孙，难道在于繁文缛节的美观吗？

三、宴会本是为了欢聚饮食，只求适口，为何争夸贵重？崇尚山珍海味之中，又讲究配合烹调之法，排设众多菜品，一席花费多达数金，小小的宴集，就耗费中等人家终年的资财，逞欲片刻，果腹有限，徒博豪奢之名，重造暴殄天物的罪孽。前任抚军徐公曾与同僚绅士订立五簋之约，为民倡导表率。本官任按察使时，曾参与其会，一时逐渐有人遵从，近来又夸多如故。此后，正事设宴，不得超过八道菜，花费不得超过一金；亲朋小聚，仍以五簋为度。约定丰俭适宜，留下不尽的福分。物品微薄而情意自然深厚，费用节省而礼节可以勤谨，又何苦而不这样做呢？

四、妇女按礼应深居闺中，坐着时垂下帘子，出门必遮面，这是为了区别嫌疑，杜绝窥伺。为何习于游荡？少妇浓妆艳抹，出头露面，毫无顾忌。有的坐轿游山，有的在灯节走月，甚至到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在僧房道院，谈笑自如。更严重的是，三月下旬以宿神庙为结缘，六月六日认为翻经十次可转男身，七月晦日认为点肉灯为求福。有的宿山庙还愿求子，有的舍身于后殿寝宫，初一十五供役，僧道对待恶少围绕，本夫亲属安然不以为怪，深为风俗之玷污。现在出示，庵观若有听从少年妇女进入寺庙者，地方官即将僧道枷号示众于庙前，仍拘捕其丈夫易惩处。

五、春祈秋报，例所不禁。但聚众赛会，酬神结社，误农耗财。长久以来奉皇帝谕旨，广泛劝戒。江南媚神信鬼，锢蔽甚深每逢神诞，灯彩演剧，陈设古玩稀有之物，列桌十数张，技巧百戏，十番清歌，轮流迭进。更有投身神庙，名为执役，头戴枷锁，名为赦罪。神像出游市井炉亭，旗伞备极鲜妍。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会胜，男女奔走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次会费，动辄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次。地痞流氓借此饱囊，平民百姓因此揭债。其他如拥挤践踏，争路打斗，剪绺抢窃，结仇构怨，命案盗案，每酿于此，不止耗钱财于无益之地而已。至于乡民信鬼，疾病不求医药，专信巫祝，竟日彻夜，大排牲醴牺牲，舞蹈歌唱，以为禳解。巫师神婆听其剖判，今日请一神，明日送一鬼。幸而病愈，又须破产酬谢；即使不愈，只说前求未善，不悔前非。身死之后反致衣棺无出，不能安葬。愚昧狂妄至此，殊可哀也。

以上各条，现在一面列举告诫，一面严饬地方官随处

译进行稽查。如果再次胡作非为，难以瞒过众人的耳目，一旦违犯条律法律，动不动就关系到身家性命。只希望我这里的士人、百姓、军人等，父亲兄长告诫子弟，丈夫男子告诫妻女，年长稳重的人告诫后辈，贤明智慧的人告诫愚钝粗鲁的人。而绅士中明白事理的家庭，更应当以身作则，严格防范约束，以此教化乡里，从而敦厚礼教，使财物丰足，保全身家性命，维护体面尊严。法令彰明则奸邪之人收敛，教化显明则风俗淳厚。本部院对此确实抱有极大的期望。

译通谱说

王懋竑

甲午年，我在弟弟王懿诵所在的青县官署中，得以会见诸城的献可兄。献可当时因任仙居县令被征召入京却尚未赴任，暂住在青县，我们朝夕往来，因为叔伯兄弟的情谊，彼此相处毫无隔阂。戊戌年，我考中礼部试，出自诸城李公门下，前往拜见李师，而职方公也在场。李师是职方公的内弟，对于献可来说是堂叔父，谈话间提到了他。职方公也曾路过青县官署，与我弟弟以叔侄相称，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于是从主位上起身，不再讲究宾主之礼，名片往来，一律以叔侄相称。从此我们在李师家中多次相见，我常举述欧阳公的遗事，没有不赞叹前人德行的。那年冬天，我因告假回家，南北相距遥远，于是不再互通音讯。般翁父亲老台，在甲寅年来到我们县做县令，他是职方公的嫡长子。我年老多病居家，没能去拜见，而我的儿子王箴传在乙卯年参加荐举，托公列入下士之列。我心里知道宗族的情谊，却不敢提及。今年八月，弟弟王懿诵才见到公，这才再次谈及此事。我认为古人有避嫌的道义，君子对尚未发生的事也要严防。公刚刚莅临我县，以赏善罚恶为职责，整顿奸邪弊端，使各项政务焕然一新，而我的宗族人口众多，况且县里的王氏也不止一个家族，恐怕有人依托假借，来扰乱公的治理。况且近来风俗浇薄，一定会有小人以此为由进言，眼前的事就是鉴戒。所以希望仍然遵循张水部、胡振武作为州民百姓的先例。张水部赠给白苏州的诗说：“早年登第同座，今日主题诗我是州民。”胡振武建节回乡，拜见河中帅，拿着名片自称百姓，一律以治下百姓相称。等到公荣升迁任以后，我才敢再提宗族情谊。我年老耳聋眼花，不能当面陈述，所以写下这封信请公垂鉴。至于两代交好的情谊，不是寻常通谱可比，也想附载于此，以昭示两家子弟，永远流传无穷。

正友

王友亮

在家是兄弟，出门是朋友，这是人伦的大道。有人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却没有特立独行而没有朋友的。所以在老师之外，增进德行、辅助仁义，没有比朋友更重要的了。朋友，地位低于老师而接近兄弟，然而与兄弟终究有区别。孔子谈论达道时说：“兄弟和睦，朋友交往。”又说：“朋友间恳切勉励，兄弟间和乐融洽。”大概一个是天性结合，一个是人为结合，亲疏厚薄，势难强行相同。古人推崇雁行有序称为“友于兄弟”，笃信嘤鸣求友称为“情如兄弟”，这是比喻的说法。子夏对司马牛说：“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也是权宜之辞用来解除忧虑，并不是说朋友就是兄弟。现在的人谈论交友，一定以结拜为亲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说重视兄弟，那么看待朋友就轻了；如果说为了重视兄弟而重视朋友，那么看待朋友重了，而兄弟又轻了。衡量道义，都无处安放。况且世上有视同胞如仇敌，爱他人如骨肉的人，既然视为仇敌，又取所厌恶的名号加在所爱的人身上，不是更迷惑吗？我知道贤哲端方正直的人一定会笑而不接受，那些接受的，则是谄媚柔顺的徒众。谄媚柔顺的徒众，怎么能与他们谈论交际呢？《诗经》说：“每有良朋，永叹。”《传》说：“一个士人，一定有密友。”朋友称为良，友谊称为密，推崇到极点了，未曾轻易改换别称。如果像现在这样，兄弟的情谊混淆而朋友的道义废弃。刑律规定异姓结拜兄弟的，罪行比照谋反未遂，律法根据人数多少定罪，这是为市井小民设立的。士大夫公然效仿，为什么呢？依据经典，考证传注，参酌律法，知道五伦不可缺一。作《正友》。

与刘按察使论速葬之法书

林枝春

奉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是王道最先要做的。仁人孝子，不忍心让父母暴露，使骨肉重新归于泥土，所以死者获得体魄安宁，生者尽到送终的礼节。在民间，除去凶秽之气以招致祥和，顺应闭藏之理以通畅生机。这是阴阳常理，是为政者转变风俗的大端。我私下看到您禁止邪神，严禁赛会禳灾，师巫怪异之人不能施展他们的故技。今年民气和谐安乐，竟然没有天昏地暗、疫病流行，可以说是立事有制度，张弛有度的明效。现在还有想要上陈的：南方的习俗，鄙野朴陋，亲人死了不埋葬，停柩在家中。揣度他们的本心，不一定都是贪图吉地，只是认为棺木衣衾勉强完整，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棺柩只是一个物品，放在房舍中，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况且活着时与之周旋，一旦把它搬到郊外，心里不乐意。岁月因循拖延，竟然有超过几十年的，父子祖孙累次并列在一堂。如果不是居住的主人更换，就不能彻底清理。有的因为事情迁往他处，弃置在山坳田垄间，用箬篷稻秆遮盖，雨淋日晒，白骨暴露。村里的顽童没有良心，因而倾倒它，取走残骸余板来铺填路坑、屯栅、鸡豚圈，于是这些东西已经泯灭无存了。那些在闹市中停放的，最终遇到火灾，拥挤堵塞，立刻与之一起烧成灰烬。村墟春夏之交，溪流暴涨，漂浮沉没在江海中的，又不可胜数。当初如果挖三尺土，堆一筐土把它埋在里面，怎么会伤心惨目到如此地步

译唉！近年人情日益淡薄，互相观望已成习俗，不再放在心上。四乡虽然设有义冢，但贫苦人家羞于将其葬入其中；官府公文查催时，乡保便凑钱，交上一纸甘结就足够了。听说二十多年前，主管官员曾发放经费，但毫无管理，只是命令将尸体移出城外，无良之徒借此牟利，将尸体随意丢弃在土丘角落，便坐收烧埋费。如今那些堆积腐朽的棺木都是如此。自从去年发生瘟疫，城内坊市又增加了十分之二的临时停尸处，大多用细木拼凑，并不牢固，涂上油灰，只要不迸裂即可。又因房屋狭小，没有设置殡坎，无法布置帷帐架阁，有的如同案生（指临时搭设的简陋床铺）一样，让人在旁饮食起居，甚至反而将器物放在上面，这与溪峒蛮夷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

当今之计，不如逐步让死者得以归葬。要想逐步让死者归葬，不如划分地域，挑选人员，区分等级次序，确定期限，并由官府提供资金。如果这样，一两年间便可使数千具朽骨尽归黄土。

什么叫逐步让死者归葬？发布命令之初，先派遣官吏巡视。在里铺亲自劝谕，估算总数有多少，分成几批，只要每批达到规定数量，不必再追问是谁家的。等到逐渐稀少时，则设定限期，依次加紧。因为立法太急，物价人工一时暴涨，从事此事反而更难；太缓则逐渐无人追究，后来仍成具文，这不可不根据时机放宽或收紧。

什么叫划分地域？四郊的官地，如东南的豹头山、吉祥山，西北的社稷坛、厉坛，前后左右，处处宽敞，现在就将这些地归属四门。城中分为四区，关厢附属于内；郭外的村镇市集，各自归属其界。分散则容易清理，就近则办事方便，愚见认为这样既便宜又省工。

什么叫挑选人员？《周礼》春官设有墓大夫一职，掌管政令，审理狱讼，以此重视教化。省中的按察使副职，难道没有事务稍简、足以差遣的人选吗？但这不像监督工程可以获取余利，以求晋升，有才智的人或许不愿担任。只要挑选勤勉有力且有仁心的人任职即可。有居中总领其事的人，再命令分派佐杂官员各负责一方，使他们明确界限，登记在册，以杜绝推诿，那么虚实就清楚了，功效也不会被掩盖了。

译什么叫区别等级？主管官员各自在所辖地区，亲自会同保甲人员查验。先处理那些年代久远、没有主人的，其次处理那些子孙贫寒微弱、无力自行安葬的，都由官府出资；再次处理那些家庭虽然贫困，但尚有亲属资助的，酌情给予补助。其中若有犹豫推托的，务必开诚布公地劝告晓谕，使他们懂得根据家庭贫富状况，以及人死后希望迅速腐朽的道理。他们看到同时安葬的人，都不过如此，也就将会顺从服从，勉力自行办理，还需要有人监督其后吗？什么叫确定期限？凡是安葬必定要占卜日期时辰，符合吉利，福建的习俗也是如此。但福建人唯独把清明节和大寒日，称为公众日子，不论什么朝向，都可以动土掩埋。现在拟定从季秋月初，到次年季春，那么这两个节日都包含在内。节省费用必然很多，冬末春初受冻挨饿的人借此出卖劳力获得食物，对于游手好闲的人也有所补益。此外如果遇到天气晴朗美好，就是每月的吉日良辰，关键不要让看星象占卜的人从中牟利罢了。至于官府提供资金，我也曾筹谋过方法。每口人的工费大约需要四百多文，次等贫困户需要补助的一半，已经抛弃在山上的又减半。以多乘少，大约一百两银子可以安葬二百多口人。与上级官府商议，或许有不妨碍公款的款项可以酌情分摊，累积上百两连续筹措准备，不必要求一次性付清，那么也容易做到。只是担心奸猾之人虚耗浪费，这又在于办事的人以实心实行实政罢了。所安葬的名额人口既然有册籍可以查考，又在那地方树立标榜写明乡里年月，足以让亲属辨认。那么后来他归以及别籍寄居的人，或者迁移或者不迁移，也可以听凭他们自己，不同于投入水火一去不复返的人了。四郊临时停放倒塌的，寺庙寄放的，就在其左右安葬，官府为之登记，永远杜绝诉讼的根源，不连累地邻，又有什么快乐而不请求的呢？凡是这些，规模既定，依次施行。等到条令教化远远颁布，那么省府公文下达外郡，如同省府郡县公文下达外邑，如同郡县偏僻乡远聚驿簿尉，都可以分掌。其中有兵役玩忽违抗的，移文本官申明戒令，应当没有不遵从的。南北适宜不同，古今习俗不同。福建停放灵柩，北方所没有的。至于诵经作乐，僧侣道士倡优之类全都不用，还有古人哀戚的遗意。只是上下游各处不免逐渐沾染时俗，沿袭旧事增加华丽，费用广大则力量单薄，力量单薄则时间拖延，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只在于守土官吏通晓弊端而挽回流弊罢了。又有话说：绅士，是平民的表率；富户，是乡里的望族。向来会试赴选、捐职候补的状结，必定声称并无停丧过犯，日久渐成虚文。近代士大夫有实际上未曾安葬而以迁葬为借口的，有历任远宦、终身不得送葬的，彼此恬然不以为怪。这又在于出具结状时查问其实情，不要徇私情面。况且富豪之家，豢养堪舆，难以满足奢侈的愿望，每每拖延很久，等到时事已非，又屈服于力量无可奈何，比比皆是，又何况平民呢？这又是福建习俗败坏的原因，合十郡而如出一辙。如果采纳微言、推广仁术，使岭海陋习洗涤礼教，以感发其天良，德行没有比这更厚的，功绩没有比这更隆的。

停丧的弊端，详见《丧礼》下。这是立法以革除愚民习俗的，所以列入正俗。

渎祀日知录

顾炎武

人喜好言色，真是厉害啊。太白，是星，却有妻子甘氏。《星经》说：“太白上公，妻子叫女媊。女媊住在南斗，吃厉天下，祭祀她叫明星。”河伯，是水神，却有妻子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冯夷。”常仪，是古代占月的官，而《淮南子》认为是羿的妻子，偷药奔月，名叫嫦娥。霜露是自然形成的，雪水是凝结而成的，而《淮南子》说：“青女出来，降下霜雪。”巫山神女，是宋玉的寓言，而《水经注》认为是天帝的季女，名叫瑶姬。水宓妃，是陈思王的寄托兴致，而如认为是伏羲氏的女儿。余〇屾山启母，是《天问》的杂说。后人附会少姨，认为是启母的妹妹。现在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则天后来封她为玉京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是蒋子文的第三个妹妹，见于杨炯的碑。并州女，是介子推的妹妹，见于李諲的诗。小孤山的讹传为小姑，杜拾遗的讹传为十姨。这些都是湘君夫人之类，而《九歌》的篇章、《远游》的赋，且为后世迷惑男女、渎乱神人的祖源。有人说：“《易》以坤为妇道，而《汉书》有关于媪神的文字。于是山川的主宰，必定是妇人，以象征之，不是用来尊崇国典而昭示民敬的。”已

楚辞《湘君》《湘夫人》也说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起初不说舜的二妃。《礼记》说：“舜葬于苍梧之野，二妃没有跟随。”《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住。”郭璞注说：“天帝的二女，而处在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的。”《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的是。而《河图玉版》

译说：“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秦始皇泛舟长江到达湘山，遇到大风，便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说：“听说，是尧的两个女儿，舜的妃子，死后葬在这里。”《列女传》说：“两个女儿死在江湘之间，世俗称她们为湘君。”郑司农也把舜的妃子当作湘君。解释的人都说舜巡视四方而死，两个妃子跟随他，一起溺死在湘江，于是被称为湘夫人。考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本来就是两位不同的神，江湘有夫人，就像黄河有宓妃一样。这些神灵与天地并存，怎么能说是尧的女儿呢？况且既然说是尧的女儿，怎么又总称为湘君呢？用什么来考证呢？《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明确说明两个妃子生前不跟随征伐，死后不跟随安葬。而且传说：“生前为上公，死后为贵神。”《礼》中五岳比附三公，四渎比附诸侯。现在湘江比不上四渎，没有列入国家规定的祭祀等级，而两个女子是帝王的后裔，配享神灵，没有理由再降格到小水成为夫人。推究产生错误的缘由，是因为都用了“帝女”这个名称，名实混淆，没有人纠正这种错误，习惯成自然，是非不分，直到今天还没有醒悟，真是可悲啊。这个辨析非常正确。又考察《远游》的文字，上面说：“两个女子驾驭九招歌”，下面说：“湘灵鼓瑟”，这说明两个女子与湘灵本来分明是两回事，即使是屈原的作品，也可以证明她们不是舜的妃子。后来的文人附会这种说法，用来作为谐谑讽刺的材料，他们滥渎神灵而轻慢圣贤，不也太过分了吗？大禹死在会稽，所以山上有禹庙，而《水经注》说庙里有圣姑。《礼乐纬》说：“大禹治水完毕，上天赐给神女圣姑。”舜的湘妃，就像禹的圣姑一样。杜佑的《通典》记载“汾阴后土祠是妇人的形象”，武则天把河西梁山的男神像移到祠中配享。开元十一年，有关部门把梁山神像迁到祠外的别室。把山川之神人为地配合，这种渎乱不合常理的行为，尤其严重了。张南轩集说：“舜庙中有武后的像，当天就把它投入江中。”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是宋真宗封的，世人多认为是泰山的女儿。后来的文人知道这种说法不合常理，就编造黄帝派遣玉女的故事，来附会它，不知道当时之所以褒封，本来是真的认为她是泰山的女儿。现在考察封号虽然从宋朝开始，但泰山女儿的说法在晋朝就已经有了。《张华博物志》记载，周文王任命太公望为灌坛令，一年间风不吹动树枝。文王梦见有一个妇人在路上哭，问其原因，妇人说：“我是东海泰山神的女儿，嫁给了西海的人，想回东方去，灌坛令挡了我的路。太公有德行，我不敢用暴风疾雨经过。”文王梦醒，第二天召见太公，三天三夜，果然有暴风骤雨从西边来。文王于是拜太公为大司马。”这是第一件事。《干宝搜神记》记载，后汉胡母班曾经到泰山旁边，被泰山府君召见，让他送信给河伯的女儿。说到了河中央，敲船呼喊青衣，自然会有取信的人。果然送到了，又替河伯回信给府君。”这是第二件事。《列异传》记载蔡支的事，又把天帝当作泰山神的外孙。自从汉朝以来，不明白天神、地祇、人鬼的区别，一律用人道来侍奉。于是封岳神为王，就立寝殿为王夫人；有了夫人，就有女儿；有了女儿，又有外孙了。唐宋时期，只要说灵验就加封号，不像现在的君子，一定要找个人来充实它。

译又考证泰山不仅有女儿，也有儿子。《魏书·段承根传》记载：段晖的父亲，拜欧阳汤为师。有一个童子，与段晖志趣相投。两年后，童子辞别归去，跟随段晖，请求一匹马。段晖开玩笑地做了一匹木马给他，童子非常高兴。童子谢恩说：“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奉命外出游学，现在将要回去，蒙受您厚赠，无以为报。”段晖的儿子后来官至常伯，封侯。说完，童子骑着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记载：贞元初年，李纳病重，派遣押衙王佑到岱岳祈祷。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着碧色的汗衫和半臂。路人阻止王佑下车，说这是三郎子、七郎子。《文献通考》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下诏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代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完毕，皇帝亲自前往加封他为炳灵公。既然封他的儿子为将军、为公，那么封他的女儿为君，正是当时的事罢了。又考证《管子》对桓公说：“东海的儿子像龟。”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而房玄龄的注释则认为他是海神之子。又元代刘遵鲁《海岛记》说：“庙中的神妃，相传是东海广德王的第七个女儿。”既然海有女儿，那么山也有女儿，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毁淫祠疏

汤斌

我私下认为，吴中的风俗，崇尚气节而重视文章，街市间充满诗书，以著述相高，这确实是天下少有的。但是那里的风俗淫靡，狡猾的人借此牟利，而愚昧的人陷入其圈套，争相仿效，没有止境。比如妇女喜好冶游的习气，浓妆艳服，手挽着手去僧院，或者聚集在寺观，裸身烧臂，有损身体，诱人淫乱。至于敛钱聚会，迎神赛社，一面旗帜的价值，可达数百金，刻造赌具，编写淫词，流传天下，败坏人心。婚丧不遵循家礼，戏乐参杂灵位，穿彩服送丧，仁孝之意衰退，礼教之风微弱了。而无赖少年，教习拳勇，身上刺文绣，轻生好名，做“打降”之类的事，不可枚举。我都严加禁止告诫，委婉劝告。现在寺院没有妇女的喧哗，下面没有管弦之声，迎神罢会，艳曲断绝，“打降”之类的人也渐渐收敛。如果地方官员遵守臣的法度，三年之后，可以返璞归真，浮费减少则赋税充足，礼乐明则争讼平息，这确实是吴中的急务。然而这些都是地方官力所能及的，不敢上烦圣旨。只有淫祠一事，挟持祸福之说，年代久远，深入人心，不奉天语申饬，不能永绝根株。苏州、松江的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等名号，都荒诞不经，而民间家家祭祀户户祝祷，饮食必祭，妖妇邪巫，创为怪诞之说，愚夫愚妇被其迷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被五通占据，几乎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骛，牺牲酒醴的供奉，歌舞笙簧的声音，昼夜喧阗，男女杂沓，常年无间断，每年耗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商贾市肆的人，说向神借贷可以致富，借债还债，祈祷报恩必丰。里谚称其山为“肉山”，其下石湖为“酒海”，耗费民财，荡民心志，这最为严重。更可恨的是，凡少年妇女有殊色的，偶有寒热之症，必说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也恍惚梦与神遇，往往羸瘠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年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之说更严重了。既然荡民心志，耗费民财，又败坏风俗如此，皇上治教如同日中天，岂容此淫昏之鬼在光天化日之下肆行？臣多方禁止，因为臣以勘灾至淮，更加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诸烈火；土偶者，投之深渊。檄文行于有司，凡此类，尽数查毁，撤其材木，以备修学宫、葺城垣之用。百姓开始惊骇，继而怀疑，认为从前曾有官长厌其妖妄，锐意除去，神即降祸殃，都为臣担忧。数月之后，见无他异，始大悟往日的错误。然而吴中师巫最狡猾而悍，诚恐臣去之后，又造怪诞之说来搜刮民财，更议兴复。若兴复则举国若狂，不可禁遏。请赐予特旨严禁，勒石山巅，令地方官加意察视。有敢兴复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觋人等，尽行责令改业勿使邪说诳惑民听。天威所震，重昧当醒。人心既正风俗可更。通行直省，凡有此类者，皆行禁革。对世道有益，岂是渺小之事哉？

正俗

钱大昕

古代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代以来，又多了一教，叫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曾自以为教，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熟悉听闻，以至于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也都闻而如见。这教比儒、释、道更广。释、道尚且劝人向善，小说专导人作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家书所不忍斥言者，他们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子，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顾忌。

译子弟中安逸居住而缺乏教育的已经很多了。又有这类书籍来引诱他们，怎么不奇怪他们接近禽兽呢？世人习以为常而不察觉，总是责怪刑狱日益繁多，盗贼日益猖獗，哪里知道小说对人心风俗的浸染，已经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了？那些负有警醒世人、开导百姓责任的人，应当赶快将这些书焚烧丢弃，不让它们流传传播，从京城到各省，严格查察书坊市场，有印刷售卖的，按违抗朝廷制度的罪名惩处，实行几十年，必定有消除盗贼、减少刑罚的功效。或许有人指责我的话迂腐遥远、不切实际，这不过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的看法罢了。

译禁止邪说告示

汤斌

治理政事没有比端正人心更优先的，端正人心没有比端正学术更优先的。朝廷尊崇儒学、重视正道，文治修明，表彰经学，罢黜邪说，正道如同正午的太阳。唯独江苏的书商只知道谋利，专门勾结一种没有品德学问、企图侥幸获利的人，编纂小说，传播淫秽诲淫的内容，欺诈手段极其污秽下流，污染人的耳目。绣像雕版，极尽精巧工巧，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与那些志趣尚未确定的年轻人，血气激荡，淫邪的念头日益滋生，奸诈虚伪的习气更加严重，风俗衰败，无法挽救纠正，令人深为痛恨。应当严禁，告知书坊人等知晓。除了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外，如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的经学书籍，以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未经刊刻或版籍毁失的，依照原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的话，轻易增删，导致失去古人著述的本意。如今正值修明正学之时，这类书籍出版，远近购买的人众多，其流传广且久。你们计算利益，也应当出版这类书。如果说古书深奥，难以通俗，可以聘请老成醇谨的人士，选取古今忠孝廉节、敦厚仁爱崇尚谦让、实事善恶感应、令人敬畏的内容，编成醒世训俗的书籍，既可以教化引导愚昧蒙昧的人，也足以检点身心，不在禁止之列。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编刻淫词小说、戏曲，败坏人心，损伤风俗的，允许人们据实举报，将书版立即焚毁，其编撰者、刊刻者、发售者一并重责枷号示众于通衢大道，仍追缴原工价，限期另刻古书一部，完成后发落。

禁止刊印邪书疏 康熙二十六年

给事中刘楷

我私下认为，学术和人心，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我们皇上天生圣明，亲自讨论，重视经史以劝勉士人，颁布十六条谕旨以劝勉百姓，天下蒸蒸日上，无不观感而兴起。从前孟子说：“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显。”自从皇上严厉诛杀邪教异端以来，屏息畏惧，但淫词小说仍然在街市流传，有从前曾禁止而公然再次刊行的，有在禁令之后刊刻而荒诞狂妄特别严重的。我看到一两家书肆刊印书单出租小说，上面列有一百五十多种，大多是不合常理的话语，诲淫的书籍，贩卖给一两家小店，像这样的其余尚不知有多少。这些书互相传染，追求浮华的士子，明知必定没有这种事，却都说语言尚且风流；见识浅薄的愚夫，妄自推测实有其人，不免情欲流荡放佚。其轻者甘愿效仿阴险狡诈之辈，其重者逐渐放肆狂悖的言辞，真是学术人心的大害。又有一种无知的匪类，假借僧道之名，谈论佛教谈论道教，敢作欺世惑民的话语，或者刊刻语录方书，以秘诀作为津梁，或者称祖师降乩，以虚词预言人的祸福，人们见到后诧异其神奇，争相附和，投认师徒，纷纷传诵，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胆大愚诈的人所为，不识法度。等到败露，牵连无辜，即使想宽恕他们，也难以宽假。不只是无知的小人如此，又或许有身托儒林，心趋诡僻的人，不体会圣贤的正学，专门想着假借立名，藉标榜的虚声，希求功名的快捷方式，诸如此类，岂能容许混杂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请求部里通行五城直省，责令学臣和地方官，一切淫词小说及妄谈语录等类，立即销毁旧版，永远断绝根株。即使是儒门著作，此后只仰慕宗圣之学，实能阐发圣贤儒先正理的，才允许刊刻，不允许私立名目，各逞己说，疑误后人。违反者如何严禁，使得学术端正，人心正直，移风易俗，古道的昭明就可见了。

二氏论

蒋士铨

井田制不能充分供养民众，而懒惰游荡的人众多；学校不能充分教化民众，而邪僻的人产生。于是佛教和道教兴起。佛教和道教，是用全力为天下国家，分担其教化养育的万分之一。有一个饿夫在这里，向市人乞求百钱，没有人回应，于是归于佛教道教，拿着募疏请求说：“寺观庄严，善缘资福，而施舍堆积如山。”询问佛教道教的宗旨，不知道，说：“我只是免于饥饿罢了。”有一个顽夫在这里，面临官司，加上刑戮，不害怕，或者用地狱天堂苦乐的事情告诉他，就顶礼持诵，愿意忏悔。询问佛教道教的宗旨，不知道，说：“我只是苟且免于地狱罢了。”假使没有佛教道教来收容这些十倍百倍的庸众，他们将迫于饥寒，共同成为盗贼，而凶逆奸宄之徒遍布山泽，掌管狱讼的人疲于奔命不能治理。这是佛教道教有消纳懒惰游荡邪僻之人的功劳，而且他们的学说以劝善为宗旨，没有犯上作乱、亵渎鬼怪的事情，所以历代而不能消灭。士人中诡诈的人，取孔孟的宗旨，学着写经文偈语，使圣人平正显明的道理，隐于繁复谲奥的词语中，而改变其面目，于是让庸耳俗目惊疑敬畏。如果佛教道教的学问出于孔孟之上，何其愚蠢啊？佛教的说法叫“空”，叫“悟”，就是我儒克己复礼的宗旨，只是遏制欲望保存天理，其功夫切实，循序渐进，或者因利而行之，或者勉强而行之。佛教改变其说法叫“空”，语言较直截，而蹈虚躐等的人便于此。或者学而知

译对于道理，有的人是在困顿中才认识它。佛家改变了这种说法，称之为“悟”，认为悟道的人即使愚笨也必定会变得聪明，体悟空性的人即使柔弱也必定会变得刚强，难道真的能另立一个宗门吗？那么，难道没有佛吗？回答说：有的，佛是西方夷人中存养天理、遏制私欲的人。他教导人们说“空”，空了就没有什么可欲望的了；说“悟”，悟了就能使那些沉迷溺于私欲的人返回而进入天理的境界。西方的人没有读过孔孟的书籍，迷惑昏昧的人很多，没有学问来启发他们的聪明智慧，所以让他们盘腿打坐、冥思静极以生发智慧，这就是困顿中求知的人，所以称为“法器”，就像我们儒家那些鲁钝的人一旦贯通道理，就是读书的种子罢了。如今中国出家的人大多是普通百姓和市井小人，懵懂无知，既然入了空门，在寂静中逐渐觉得心地明朗，这就是所说的“即使愚笨也必定会变得聪明”，有什么值得奇怪而惊叹为神异呢？至于其他恐吓挟制、附会荒诞的各种说法，都是那些不肖的门徒借以夸耀欺诈来诱人钱财的。佛本来并不知道这些。有人说：“佛死后能知道后世，生前能记得前身，难道是庸人吗？”回答说：“这正是我所说的存养天理、遏制私欲的人。”天理浑然一体，虚灵而不昏暗，有的人能够如此。史册记载古今，知道前身后世的人也很多，难道都是佛吗？那么神仙又怎么样呢？回答说：这不需要辩驳。老庄的宗旨，也只是以达观超脱世俗、不被世俗罗网牵绊为根本。他们养生吐纳的教导，也只是追求祛除疾病、保养生命罢了，并没有飞升上天、在海外行走虚空的说法。有的人借着御风访道作为寓言，秦始皇、汉武帝却沉迷溺爱，真是愚蠢啊！佛说示寂，仙说尸解，他们的死是一样的。死后而有灵，也不过是一个聪明正直的神罢了。我们儒家死后成为神的，数不胜数，何必一定要推崇佛道二家呢？说：那么圣明的帝王，为什么不消灭他们的教派呢？回答说：他们的学说以劝人为善为宗旨，他们的力量可以稍微辅助国家教化养育的不足，所以让他们安存。

译关于文昌的祭祀，儒家学者不予采纳，但为之解说的人，其说法有两类：一类认为文昌是天神。《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分别是上将军、次将军、贵相、司命、司中、司禄。大宗伯用槱燎之礼祭祀司中、司命。《祭法》记载“天子为百姓设立七种祭祀，诸侯设立五种祭祀”，其中一种就是司命。屈原《九歌》中又有少司命、大司命，指的就是这类神祇。另一类认为文昌是人鬼。在周代是张仲，在汉代是张良，在晋代是王吕光，在五代是蜀主孟昶，在姚秦时期，又是越嶲人张恶子，在梓潼岭建庙。唐明皇西狩时，追封他为左丞；唐僖宗入蜀时，封他为顺济王；宋咸平年间改封为英显王，指的就是这类人物。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道士之家，元代袁桷在《符台集》中开始记载，文昌的祠庙于是被天下人尊崇，称他为帝君。甚至混入了学宫之中。读书人稍微通晓事理，都清楚地知道这不合礼制，往往因此撰写碑记来排斥它，而文昌的言论却加以排挤。到了朱检讨竹蛇，甚至用谐谑之辞来寄托讥讽。我私下认为，古代祭祀文昌的，是司中、司命；而现在号称帝君的，是司禄。世间享受厚禄的人，不都是擅长文章的人，那么司禄也就与文章无关。有才华的人不一定有禄位，有禄位的人不一定有才华。帝君掌握着进退人才的大权，难道不已经太重了吗？近代人又因为文昌的社坛，而有了惜字会。推究他们爱惜字纸的原因，仍然不出于讨好神灵以求富贵，那么他们真正应该深深爱惜的，还有在字纸之外的东西。毗陵相国刘文定公说：“玩弄笔墨，欺诈欺骗官府师长，编纂淫秽词句，轻慢侮弄经典，这是败坏文字的根本原因。即使用丝绸包裹收藏，其罪恶反而更加严重。”所以我说不如祭祀文昌，爱惜字纸不如爱惜字纸，爱惜字纸不如谨慎使用笔墨。假如文昌是天神，大夫以下的人不敢妄自干预；假如是人鬼，如果不是他的子孙，按理也不会享用祭品。祭祀他却不灵验，本来就是应当的。况且那些追求名利、谋求进身之阶的人，难道不是实在有所缺失，不能在文字之间自我谨慎，而不是鬼神不灵验吗？我足迹所到之处，往往有人请求我为文昌、惜字之说作序或记，我已经一概谢绝不应承，又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将来拒绝请求的依据。明理的君子，一定会有所鉴察。

意大利国在大西洋中。万历年间，该国国人利玛窦来到京师，绘制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是亚细亚洲，共有百余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第二是欧罗巴洲，共有七十余个国家，意大利是其中之一；第三是利末亚洲，也有百余个国家；第四是亚墨利加洲；第五是墨瓦蜡泥洲。天下的土地到此就穷尽了。大体上欧罗巴各国，都信奉天主教。天主耶稣出生在女德亚，就是古代的大秦国。该国在亚细亚洲中部，向西传播教义到欧罗巴。他最初出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年，经过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到万历九年，利玛窦才泛海九万里，抵达广州的香山澳。他的教义逐渐流行。万历二十九年进入京师，进献方物，并进贡天主及天主母亲的画像。礼部因为会典中没有记载大西洋的名目，驳回了。皇帝嘉奖他们远道而来，提供馆舍和饮食，公卿以下的人看重他，都与他交往。利玛窦安于此处，于是留居不离开。万历三十八年去世。这一年因为历官推算日食多有错误，五官正周子愚说：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深明历法，他们的书有中国所不及的地方，应当让他们采择。于是命令庞迪我等人一同观测。自从利玛窦来后，跟随他来的日益众多，有王丰肃、阳玛诺等人住在南京，以他们的教义倡导推行，官员百姓多跟从他们。礼部郎中徐如珂厌恶他们，上奏请求驱逐回去。万历四十六年，庞迪我等上奏说：“臣与利玛窦等人泛海九万里，来上国观光。臣等焚香修行，尊奉天主，哪里会有邪谋敢做恶业？乞求陛下宽限。”皇帝也没有回复，但他们在中国居住如故。崇祯年间历法更加错乱，礼部尚书徐光启请求让他们的徒弟罗雅名、汤若望等人用他们国家的新法参较，书成后，就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作为历元。这种方法比大统历更精密。这些人东来的，大多是聪明特达之士，专心传播教义，不谋求禄利。他们所著的书多是中国文人所未曾道及的，所以当时喜好新奇的人都很崇尚他们。他们的徒弟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涵等人，都是欧罗巴国人。统而言之，天下大教有四种：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都发源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泛。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都信奉佛教。中国也盛行佛教。在亚细亚洲之外，如西洋的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儿国，南洋的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的日本国、琉球国，都信奉佛教，都见于《明史·外国传》。又增加迦剌国、马八儿国，都有佛舍利，见于《元史·亦墨迷失传》。其余海外的蛮夷，则都信奉天主教了。回回教，在亚细亚洲内只有乌什、叶尔羌

译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斯、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沙等国信奉它，见于椿园氏的《异域琐谈》。海外则有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司等国信奉它，也见于《明史·外国传》。孔教仅限于中国境内，向南到交趾，向东到琉球、日本、朝鲜罢了。由此可见，佛教传播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和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确立人的最高准则，凡是三纲五常的道理，没有不全面具备的，然而他的教化反而不如佛教、天主教传播得广泛。精深的道理只有中原清静美好的地区才能修习，粗浅的道理则不同风俗、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受其约束，所以教化的影响尤其深远。试看古代帝王制定的礼乐刑政，也只是就伦理常道的大端来引导和禁止。至于儒者所说的身心性命之学，本来就不要求普通人全都做到，那么天道无所不包，本来就在于人人共见的粗浅层面，而不必深求了。

译论回民启

陆耀

遵旨查访回民人数多寡，向来没有案卷可供查考。近年编查保甲，也没有将回民分别造册上报。就本司衙门现充任书吏差役的人逐一询问，也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大致这种回民，到处都很多，在山东省则济南省会之地，以及临清、东昌、济宁等水陆码头人口稠密之处聚集尤其众多，青州、武定、曹州、兖州、Philadelphia、泰安等府次之，登州、莱州二府又次之。那些作奸犯科、殴打抢劫、犯案累累的人，并不全在通都大邑聚集人众的地方，即使在稍偏僻的州县如定陶、商河等处，偶尔有几十家、几十家聚居一处，就容易生事，局势紧急时就内乱，松懈时就放纵，这是他们的习性。虽然聚众三人以上，没有不按照律法拟罪的，法令已经极其森严，但终究无法革除他们桀骜不驯的本性，转化为良善的风俗。本司私下认为这不能期望在朝夕之间实现。现在奉命查访，本司尚不知上级意图所在，但暂且就我愚陋的看法来谋划，那么方法大约有三条：一是保甲应当另立一册。此前奉旨清查保甲时，并没有区分是回民还是汉民，那么其中恐怕有遗漏未查的烟户村庄，于是自以为身在编查之外，犯案到官府，也没有连坐保长、甲长的罪责，因而更加肆意作恶的也有。然而当无事之时，清查的官吏突然到来，也担心引起惊扰。我的愚见是在回民中登记武学、武生及各衙门亲任书吏差役的人，委任他们担任保长、甲长的职务，让他们自行编查，出具保证结状。如果有前述不法情事，除了本犯照例定罪外，保长、甲长一并连坐。这样那么冒犯触犯禁令的人应当减少了。二是聚居达到几十家，应当设立义学来资助教化引导。从前湖南巡抚乔光烈在秦州任职时，为回民设立义学七处，招收他们的子弟，捐资供给膏火，让他们读圣贤之书，讲中国之教，制府将他的方法推行到全陕西，变为良善的人很多，秦地百姓至今颂扬他。现在应当仿行他的方法，让所在州县访寻笃实且有学问品行的生员贡生，让他们担任老师，教授圣谕十六条以及《小学》、《孝经》，务必使他们熟记在口，讲解没有差错，那么礼义自然油然而生，然后暗中夺取他们教派中所传《天方经》迷惑人的术数，使他们自己相互轻视抛弃，不肯奉行。然后明确下达一道命令，勒令将所藏书籍献出销毁，那么他们的教派应当熄灭了。三是回民婚配，应当与百姓一体相通。查访回民进入中国，已经一千多年了，而男女婚姻未曾与中国相通，因为中国之人鄙夷他们，不屑与他们为伍，回民也就有了自我排斥之心，反而好像傲视我们中国而不愿通婚，其实这必定不是他们的本心。现在回民宫室、衣服、器用、财物，以及科举功名、仕途宦海，一切羡慕我们的人，取资于百姓，只有嫁娶这一节不能相通，只是拘泥于他们的教派而已。现在如果明确下达一道命令说：“有将女儿嫁给民间的，给予花红；娶民间女子为媳的，给予羊酒。”一甲之内有通婚达到五家的，州县给予甲长匾额；一保之内有通婚达到三十家的，知府给予保长匾额。有的就加奖赏，没有的不许强迫。像这样那么姻亲之间先通和气，所生子女都沾染中华风俗，三十年后可以完全革除回民的风俗。没有以前局势紧急就内乱，松懈就放纵的祸患了。现在因为奉命查访此事而不得其缘由，恭敬地陈述谬论，以备采择。

驳阴阳家言

冯景

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会落实到人事上。君子只要尽到人事的道理，而天也不能违背。所以精通术数不如明白事理。曾经观看汉《艺文志》，阴阳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羲和的官职，钦敬顺应昊天，恭敬地授予人们时节。等到拘泥的人去做，就牵制于禁忌，拘泥于小数，舍弃人事而听任鬼神。等到其流弊产生，自建武以后，图谶之说兴起，而占验风角之术，往往巧合中，于是更加迷惑人心而不能改变。然而我广泛观察往事，也大致完备了。知道他们的书可以焚烧，而他们的术数可以废除。现在世上尤其迷惑的，是卜葬这一件事。如果认为穷达寿夭都是由这导致的，于是有长久淹留亲人灵柩不葬的，有已经安葬失利而改卜的，有谋算他人宅兆而迁就马鬣的。唉！凭借骨骸的腐朽来荫庇家族的富贵，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不知道了。他们难道也考察过礼制吗？古时候天子、诸侯、大夫、士安葬，都有月数的规定，这是古人不选择年月。《春秋》记载九月丁巳日，鲁国安葬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这是不选择日子。郑国安葬简公，司墓的屋子挡路就毁掉它，那么早晨就下葬；不毁掉就中午下葬。子产不毁掉，这是不选择时辰。古时候安葬的人，都在国都的北面，兆域有固定的地方，这是不选择地方。吕才的真诚是笃实的议论，世上有明白事理的君子，谁能违背他？元陵安葬德宗，看见辒辌车不应当走驰道，问其原因，回答说：“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撞上方。”哭着说：“哪有委屈灵驾而谋求自身利益的呢？”命令改辕直午而行。其后宣政殿走廊损坏，将作奏十月魁

译山冈尚不可修筑，宪宗说：“只要不妨害公事、不害百姓就是吉利的，何必询问时日吉凶？”随即下令修筑。唐德宗性情多疑猜忌，然而见识通达竟能如此，也没有听说他违背阴阳禁忌而招致灾祸。况且汉明帝在反支日接受章奏，天下人称颂他的贤明；宋武帝在四废日拜领南蛮校尉，天下人称颂他的通达；唐太宗在辰日哭悼张公谨，天下人称颂他的仁爱；李愬在往亡日攻打吴房，后世称颂他的智慧。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顺从事理而不拘泥于术数，能够尽到人事罢了。所以说：君子遵循常道。

译推原命运

全祖望

古人谈论命运的人很多。王鲁齐说，以日计算时辰，得到命运一十二次。那六十的十二倍，得到命运七百二十。以月计算，又是六十倍的七百二十，得到命运四万三千二百。再以年计算，六十倍的月，则得到命运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宋景濂说，一天之内，同时出生的人不少，但显达与隐晦、吉祥与凶险、长寿与短命，有时相差极大。所以赵普与军校、蔡京与粉儿、高叔嗣与陈友谅都命运相同。童轩也说，高谷与李昂、单昂与王稽都出生在同一年月日时，却完全不同。余中推衍《皇极经世》的说法，追溯其渊源到王天悦，说某人的年月，必须得到某人的日时，然后才能富贵。如果只得到某人的日时，就会贫贱。水陆舟车所产出的，东西南北所居住的，没有不相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相同的事物却有不同的命运。庄定山说：这样的话，那么“福善祸淫”的话就不值得相信了。黄黎洲调和说：用天干地支来谈论命运，确实是不行的。但是大贤如张载、真德秀，也喜欢谈论星历之学，用来推演验证事变。难道他们的见识达不到这一点吗？善于谈论天道的人，要征验于人事；善于谈论人事的人，要验证于天命。行善与人相同，就是合乎德行；知道过错却再次犯，就是转趾（指行为不正）；听到善言却不相信，就是孤神；财物不节俭使用，就是耗宿。这是用人来合乎天道。日月交食，星辰凌犯，阳九百六的灾厄，君子因此恐惧修省。这是用天道来合乎人事。天道不能用一定的数目来制约人事的万变。星命先生想要扫除这些万变，而拘泥于落地的那一瞬间，本来就不值得相信。然而连那一瞬间也去掉，那么天道难道像空券枉矢那样，让周赧王、曹髦这样的人看到他们在天人之际的未尽之处吗？天道自有八种权柄来驾驭人，而不在于天干地支甲子之间。天道赋予人的，是理。但是理不能不凭借气来运行，气凝聚而成形体，然后成为人。理纯粹而气驳杂，气虚而质实。天道也不能要求它们整齐划一。推原天道的心，上天难道不希望人都成为圣贤而没有不肖之人吗？但不能做到。其次，难道不希望圣贤常居后王君公之位，来治理一切黎庶中的不肖之人，使天下常治常安吗？但不能做到。再次，难道不希望人都健康强壮而没有短命夭折，都温饱而没有饥寒吗？但不能做到。上天难道有所偏爱而让圣贤成为后王君公，让健康强壮的人温饱，也有所轻视而让不肖的黎庶短命夭折、饥寒吗？不仅如此，反而好像有老耄昏瞶的颠倒，让圣贤和黎庶短命夭折、饥寒，让不肖的后王君公健康强壮、温饱，这都是命运。天道无可奈何。把天道无可奈何的事情，作为它的八种权柄，不也是错了吗？说：那么八种权柄在哪里？说：天道也只能掌握常规，而不能掌握变化，所以天道有时也穷尽。然而它的变化，终究也没有不合乎常规。那些儒者“福善祸淫”的说法，有时也有不符合的，但不知道没有不符合的。颜回早夭，盗跖长寿，颜回似乎不如盗跖。伯夷、叔齐饿死，齐景公有千驷马，伯夷、叔齐似乎屈于齐景公。文谢而死，留王而显，文谢似乎拙于留王。这是一时的祸福。千百世的对错，昭然若揭，华衮斧钺，施加在盖棺以后，这是一定的祸福。那些根据眼前容易过去的迹象，如朝露如山的人，而把这作为天道的八种权柄，是浅薄地谈论天道了。富贵贫贱寿夭的变化，天道有时穷尽于无可奈何，那么区区天干地支甲子，难道反而有常数值得凭借？如果寻求值得凭借的，那么只有尽在我自己，其他都不干预。所以孔子在伯牛死的时候，才开始谈论命运；在公伯寮进谗言的时候，才开始谈论命运。圣人谈论命运，一定是穷尽于无可奈何之后才听任命运，不像谈论星历的人那样对将来的吉凶有所期待。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谓命者”。所以黄黎洲谈论天道，本来就是在谈论命运。

鬼神篇上

周元鼎

鬼神是什么？是阴阳。阴阳是什么？是气。气之所以为气，不可命名，就命名为太极。阴阳之所以为阴阳，仍不可命名，就命名为鬼神。既然已经是气了，它在天上，不得不开辟、闭合；日月星辰，不得不东出西没，不得不昼而夜，夜而复昼；春夏秋冬，不得不生长收藏；万物，不得不枯萎繁荣，化育。这开辟、东出、白天、春夏、生长、繁荣化育，都是神。这闭合、西没、夜晚、秋冬、收藏、枯萎化育，都是鬼。而在人身上，有呼有吸，有动有静，为气、为血、为魂、为魄、为醒、为睡、为生、为死，都是气的阴阳造成的，那么都是鬼神造成的。再极端地说，心是太极，性是它的本体，为鬼；情是它的作用，为神。耳目是它的本体，为鬼；能视能听是它的作用，为神。四肢百体，无一不是气造成的，阴阳造成的，

译那么没有一样不是鬼神的作用。人如此，大凡万物中蕴含生命、承载气息的，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说的看不见、听不到，却体现于万物之中而没有遗漏。这就是所说的鬼神的德行盛大。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天地间的鬼神，就是我心中的鬼神。然而只有我心中存有鬼神，天地间才存有鬼神。为什么呢？日月星辰的明亮，这是鬼神的常态，可以看见、可以指认的，人们习惯了就不觉得奇怪了。风雨霜雪以及雷霆，这也是鬼神的常态，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们习惯了也不觉得奇怪了。就拿人来说，心思驰骋，瞬间就能到达千万里之外，眼睛好像看见了，耳朵好像听见了；神游于千百年之间，可以评论历史，可以等待百世之后的人。凡此种种，难道不是极其怪异、令人非常惊愕的吗？再从最近处来说，人的饮食，把食物摆在杯盘里，心里想要，心动了，身体就靠近它，手肘伸向它，手腕趋向它，手指拿着筷子去夹取，嘴巴张开，舌头舔舐，牙齿切割咀嚼，咽喉通气而喉咙接纳食物，于是进入腹部。从外部到进入腹部，各个部位各司其职，共同发挥功能。其中曲折细微的地方很多，而在瞬息之间，作用的神速，不需要商量就传授，不需要言语就明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又是至灵至妙、极其神奇、令人非常惊愕的吗？然而人们习惯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如果心中不认为有鬼神，天地间又怎么会有鬼神呢？却只在听到非常之事、见到非常之象，比如伯有的厉鬼、曹社的阴谋、沈水的鞋子，就认为是鬼了；而在台骀、实沈降临于莘，在宋国说话，就认为是神了。自己心中本有鬼神，却唯独对万物中的鬼神感到奇怪？整天处在无处不是鬼神的地方，却忽然觉得只有令人惊愕的鬼神？同样是鬼神，同样是见闻中的鬼神，不觉得奇怪。却忽然把一个人所见所闻的非常之事，认为是至灵至妙、极其神奇的鬼神。这大概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圣人，是与鬼神在吉凶上相合的人。对于鬼神，不说它有，也不说它无，只是端正地以“不谈论”来对待。

译鬼神篇下

周元鼎

只有圣人与鬼神的吉凶是一致的。所以，在明处治理人，在幽处治理鬼神。用什么来治理呢？用礼来治理罢了。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了，用南郊和北郊来区分地；用冬至和夏至来区分气；用燔柴和瘗埋来区分刑与理。朝拜太阳、夕祭月亮，祭祀六宗；星辰寒暑，各有其位置。以及山的岳镇，水的江淮河汉，作为望祭和旅祭的对象，有源头有归宿。这些都是用来治理神的。社稷由句龙、后稷主持。凡是有功德以及抵御大灾、排除大患的就祭祀他们。祭祀先祖，则从七庙、五庙、三庙、一庙到在寝庙祭祀，有等级有制度，礼有定数，祭祀有时节。这些都是用来治理鬼的。这并不是因为鬼神确实存在而不得不治理，也不是因为鬼神确实不存在而可以不去治理。这是为了尽做人的道理，而基于人的内心，有必须这样才感到快意的，为什么呢？人施恩于人，不一定指望回报；而人接受别人的施恩，则一定想着如何报答。不报答，内心就不能安宁。接受别人的施恩尚且如此，那么，头顶的天，脚踏的地呢？它们光照所覆盖，雨露所滋润，草木货财禽兽的繁殖生长以供利用呢？它们开始播种以养育我，它们生养我，它们赋予我毛发和肌肤呢？它们作为鬼神，不一定指望回报，而人报答它们，难道可以停止吗？礼讲究往来。圣人治理鬼神，基于人心而尽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用礼来治理罢了。用不指望回报的态度对待鬼神，这是对鬼神厚道。所以说鬼神未曾有也可以。用不可不报答的态度对待人，这也是对人厚道。所以说鬼神未曾无也可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敬，是因为鬼神未曾无；他的远，是因为鬼神未必有。况且我已经想着报答它们了，又不远离它们而向鬼神有所求，那么即使报答施恩于人也不可以了。这是无厌的索取，可以吗？后人侍奉鬼神，不依礼，所敬奉的必定有所求，所疏远的必定无所求。而且应当有所求，就敬奉；等到无所求，就疏远。扩充这种索取的心，名为鬼神的东西越来越多，侍奉它们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礼制一倍。即使鬼神真的显现，也不会任凭人忽而敬忽而远而满足他们的索取，这难道不是大愚吗？况且鬼神中不是我所能侍奉的很多，即使我的先祖不能侍奉的也很多。人所能朝夕侍奉的，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了。我用侍奉鬼神的道理在庙堂和寝宫侍奉父母，哪里比得上用做人的道理在厅堂和膝下侍奉父母？父母难道指望回报吗？人子报答父母的爱心，难道可以停止吗？所以守身思显扬父母的志向，可以不努力吗？这是圣人勤勉恳切，教人用孝道治理天下的用意。至于活着不能供养，死了不能显扬，甚至到鬼神那里寻求遗泽，葬就是藏。到了几十年还不藏，或者狐狸埋了又挖出来，这难道不是不孝吗？

士庶昏丧遵制正俗议

王德骞

考查《仪礼》中关于婚丧的礼仪，还存有《士昏》《士丧》《既夕》《土虞》等篇章。然而士是有爵位的士，其礼不下庶人。后来如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都是有爵位时所作，其仪节仍然繁琐，也难以施行于庶人。恭敬地阅读《大清通礼》，斟酌古法，准绳今制，在品官礼之外，又制定了庶士礼、庶民礼，使家家知道礼并讲求它，人人遵循礼并实行它，典制尽善了。但是藏在官府，民间罕见，所以乡里虽然贫穷，但奢侈的风气终究不能挽回，等级未辨，僭越本分实在不自知。那些有志于世道的人，援引《仪礼》《书仪》《家礼》等书，想要矫正时弊，而未免复古。此议谨遵《大清通礼》及《大清会典《大清律例》所制定的士庶婚丧之礼，以纠正邑俗的僭越奢侈，希望大概都有准则，而民德归于厚道，民俗回归淳朴。

《大清会典》说：无品级的人及生员、监生、军民不得用执事，庶民妇女不得用执事的大轿。而邑俗庶民迎娶新娘，全用执事的大轿，这是僭越而违礼的。《大清通礼》说：品官婚期，备办礼物，三品以上用羊酒，四品以下用鹅酒，庶人婚期用鸭子。四品官还只用一只鹅，而邑俗却用八只鹅、八十只鹅、十只鹅，这是僭越而违礼的。通礼说：公婆宴请新妇，新妇退下后宴请送亲的人，送亲的人先宴请新妇而后宴请送亲的人，两次宴请也是一天的事。而且宴请新妇的仪节详细，宴请送亲的人则简略，因为送亲的人就是铺席的陪嫁女，陪嫁女也只有一二人。通礼说：陪嫁女在东边铺席，注解说：陪嫁女是女方家送的人。而邑俗送亲的人男女十余人，甚至数十人，而宴请送亲的人摆开筵席，必定大宴三、四、五天之久，这是奢侈而违礼的。通礼说：选择吉日，女婿用贽礼拜见女方父母，主人用醴酒招待，这也是一天的事。而邑俗各家必备礼物送给女方亲戚，而女方亲戚也各家宴请，必定延长二十多天，或一个多月之久，这是奢侈而违礼的。从今以后斟酌礼俗的适宜，请期绅士只用双鹅，庶民

译迎亲的只派两只鸭子，迎娶新娘的只用小轿，送嫁的妇女只派两人，宴请送嫁者只办一天，女方家设宴只办三天，用礼制来规范，违背规定就予以惩罚，大概僭越奢侈的风气就可以革除了。况且县里有不明事理的女方父母，因为家境贫寒，却扬言订婚必须备齐八只鹅八样礼，迎亲必须准备执事大轿，明明知道他们无力承担，却借此刁难，导致男子到了该娶的年纪却娶不成，女子到了该嫁的年纪却嫁不出，甚至拖延多年，暗中策划毁弃婚约，实在令人感慨。如果真能用礼制作为防范，不仅僭越奢侈的风气可以革除，更能使婚姻按时进行，这就杜绝了离婚的苗头。县里溺杀女婴的风俗，也源于嫁娶的奢侈，大概是因为女方送嫁的人必定男女众多，嫁妆不丰盛不足以让送嫁者光彩，又因为家宴请送嫁者必定开筵数日，嫁妆不丰盛不足以让宴请者欢喜，又因此这女子日后将嫁入夫家，嫁妆精美且服饰众多，必定预先准备齐全，嫁妆不丰盛不能满足女子的意愿。县里送嫁的女客有十余人，服饰彼此攀比，如果有一人服饰不齐备就显得很糟糕，而且宴请数日必定换装十几次，如果有一次服饰不齐备就显得很糟糕，所以嫁女必定要预先准备，因此嫁女的服饰不得不丰盛，因为追求丰盛不得不负债变卖产业，因为担心嫁女导致变卖产业，所以县里溺杀女婴的现象很多。如果送嫁的妇女不过两人，宴请送嫁者不过一天，那么女子的服饰就不需要那么多，嫁女也不用担心难以承担而变卖产业，女子自然就没有必要被溺杀了，这就清除了溺杀女婴的根源。只希望百姓的父母用确定的制度来开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习俗，崇尚典章法则百姓就知道礼，崇尚节俭百姓就知道义，保护婴儿百姓就知道仁，推行一件事而获得三种善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大清通礼》说：品官丧事，初祭、大祭，一品官用羊五只，二品官用羊四只，三品、四品官均用羊三只，五品、六品、七品官均用羊两只。由此可见，品官丧祭只用羊，尚且不敢兼用猪；而本邑习俗成服时用羊、猪两种牺牲，这是僭越且违背礼制的。《通礼》说：成服后，亲友宾客各自按照丧服等级来吊唁，备办酒、果、香、烛，厚道的人家则增加财物；而本邑习俗亲友宾客吊唁，用绸缎做挽帐，这是奢侈且违背礼制的。如果是尚未完成婚嫁的“生亲家”，属于无服之亲，不应报丧，也不应吊唁；而本邑习俗丧主必定向生亲家报丧，吊唁的仪礼必定隆重，更是奢侈且违背礼制。本邑习俗，已经成婚的称为“熟亲”，喜庆和吊唁时常往来；如果尚未成婚，称为“生亲”，那么喜事不互相庆贺，而丧事反而互相报丧、吊唁，这已经不合情理了。《通礼》明确说：各自按照丧服等级来吊唁，生亲家无服却去吊唁，更是大大违背礼制。本邑多有为襁褓中的婴儿定亲的，亲家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夫妻去世，都互相报丧吊唁；经过多次报丧吊唁之后，有的男方死了女方另许配他人，有的女方死了男方另择配偶，不能再称为亲家了。这样之前的报丧吊唁都成了虚妄。《通礼》说：选择宗亲中善于书法的一人来题写神主；而本邑习俗必定延请官员绅士来点主，俗写“主”字时不加点，等待官员绅士来加。前代儒者已经辨明其谬误。摆开宴席宴请宾客，族亲亲戚都穿吉服如同庆贺，这是奢侈且违背礼制的。《通礼》说：凡是守丧三年的，百日后剃发；而本邑习俗守丧三年的，四十九日就剃发，随即除去丧服，这是违背礼制且忍心。《通礼》说：丧事要遏止音乐。《大清律》十恶第七条说：不孝，在父母丧期作乐；而本邑习俗丧事使用鼓吹乐，以哀为乐，这是违背礼制且罪责深重。请从今以后，凡百姓有丧事，礼仪律法可以核查，祭祀只用一种牺牲，或用羊，或用猪，挽联不用帛，剃发限期，音乐全部革除，至于题写神主必须由宗亲担任，这是选择。况且丧礼不被讲求，是民众道德衰薄的根源。曾见人家有神龛却没有神主的，推寻其原因，是因为无力延请官员绅士，无力宴请族亲亲戚。宗亲题写神主，贫穷人家也能轻易做到，为何拘泥于世俗见解，致使先人的神灵无处安妥，而极大地蔑视礼制呢？至于富裕人家，以官员绅士点主为荣，以鼓吹宴饮为庆，以绸缎挽帐为光彩，而初祭、大祭、虞祭、祔祭祥祭、禫祭等礼仪，却未曾实行一次，哪里知道所耗费金钱、竭尽人力去做的，终究是超越礼制的呢？凡此种种，都是积习相沿，而没有见过《通礼》中士庶丧礼的缘故罢了。作为百姓的上级，如果确实援引定制来纠正，出示告示来晓谕，难道有不恍然大悟、废然而返的吗？虽然如此，其间还是不能没有抵触的：本邑有阻挠丧事恶俗，有的人父母去世，族属就生事；有的妇人去世，外戚就生事。挟持嫌隙权势，刁难多端。不用音乐就不罢休，不用羊猪就不罢休，不摆宴席就不罢休，不多给白衣就不罢休。《通礼》说：“亲友宾客各自按照丧服等级来吊唁”，这是自带丧服而来，不是等待丧家供给丧服。无服的宾客，何必一定要供给丧服呢？如果丧家贫穷，力量哪里能供给呢？稍微不遂心意，就肆意阻挠，不许大殓，不许出殡，致使有恒产的人家因此破费而破产，讲求礼制的士人因此周旋而失礼。尤其应该禁止这种恶俗，严厉告诫重惩，或许礼教才能通行。那么丧礼的讲求阐明，挽回既倒的狂澜，普及无边的孝治，难道不是对世道人心大有益吗？

给友人的信

邓瑶

日前您对我说，有个爱女早年守寡没有儿子，打算等贤郎生了儿子，让寡女过继给他。后来又说是太夫人在世时曾有这个命令，所以不忍心违背。并且称赞近来谢济世梅庄给螟蛉子留下的遗令，言辞很美，想要仿效实行。唉！您本来就是读书守礼的儒者。既然称为儒者，那么有一件事不合于礼，就是世间的弊病。我又怎么能沉默不说一句话呢？然而我起初听到您说的话，只是连声答应而不辩驳，是因为您的心意非常感伤悲痛，所以也效仿妇人女子的仁爱，闭口不说话。现在您责怪我不以诚心待人，怎么能最终不说话呢？礼制规定，姐妹的丈夫死了，而丈夫家族没有兄弟，就让丈夫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家族虽然亲近，也不主持。丈夫如果没有族人，那么前后邻居、东西邻居都没有，就由里尹主持。圣人制定礼制的严格就是这样。妻子家族既然不适宜主持丧事，那么不能以妻子的侄子为嗣，就很明白了。又晋朝太常博士秦秀说：“从前鄫国收养外孙莒公子为后嗣，《春秋》记载‘莒人灭鄫’，是说立异姓为后嗣，是灭亡之道。”《春秋》的义理非常严格，应该仔细审察。不孝的罪过，没有比改姓更大的。您想爱护您的寡女而让继承者，却冒着不孝的名声。贤女应当有所不接受，您也违背了爱护孙辈的道理，这不是两全之策。梅庄让幼子过继给蒋氏寡妹，也是受命于母亲。文章虽然美，有见识的人认为有弊病。他说“姑姑亲近侄子，丈夫因为妻子祭祀应该享受，似乎合理”，却不以兄弟之子或族子为嗣，却厚着脸皮因为妻子而享受这一盂麦饭。鬼如果有知，肯享用吗？又说姓氏跟随蒋郡，仍然名叫陈

译留，自成一宗，不扰乱他人的宗族。既然已是蒋氏的儿子，还说没有扰乱他人的宗族吗？至于说蒋氏家产微薄，因此拿出三十亩田地增益给过继者的儿子，并明确告知：“你是作为姑母的后嗣，并非为了利益才这样做的。”却不知道贪图利益的罪过较小，损害道义的过失较大，其过错尚不在于是否贪图他人的财产。谢氏不明白“即使母族亲属关系亲近，也不由母族做主”的道理，所以才有此举。您不适宜做谢氏的继承人。我的意见是，应当让寡居的女儿向夫家寻求亲生儿子来抚养，不要将侄子当作儿子，致使夫家宗族有扰乱宗法的嫌疑，而继子又要承受更改姓氏的重负。如果实在没有可继承的人，那么从前朱子曾经有过论述。他的门人叶贺荪有姑母无子且寡居，依靠母家居住。贺荪考虑到将来姑母没有地方附祭，又不忍心让她的神灵无所归依，于是向朱子请教。朱子说，既然古礼已经废弃，邻居和里尹必定不肯祭祀他人的亲属，那么权宜地在别室祭祀，也是可以的。这个论断符合权变中的正道，贤嗣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姑母抚养，视如己出。日后在别室私下祭祀时，一并祭祀姑母的丈夫，以安慰姑母苦守贞节的心志，并且报答抚养的恩德。这样您父子之间的情分就没有遗憾，在道义上也心安，而且可以安慰太夫人在九泉之下而无遗憾了。您是读书守礼的儒者，对瑶又有长久敬重的情谊，所以不希望您因私恩而损害道义，斗胆进献我的愚诚。书信不能尽述言语，恳请明察，不再多言。

译嫁娶

丁杰

古代关于结婚的年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依据年龄的长幼，有的依据季节的早晚。如今综合经书和传注来考察，男子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女子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时间从季秋到仲春，从仲春到仲夏，都符合道理的正统。《大戴礼记·本命篇》说：“男子八岁换牙，十六岁情欲通达，然后可以施行房事；女子七岁换牙，十四岁然后身体发育成熟。”这是就起始阶段而言的。《仪礼·丧服传》说：“年龄十九岁到十六岁称为长殇，礼制规定儿子不为父亲服殇服。”明确男子二十岁是初次娶妻的起始。《墨子》说：“从前圣王制定法令，男子年满二十不敢不成家，女子年满十五不敢不侍奉丈夫。”王肃解释毛亨说：“前贤有言，男子二十不敢不有妻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家庭。”这是就中间阶段而言的。《周礼·媒氏》说：“命令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大戴礼记·本命篇》说：“中古时期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礼记·曲礼》说：“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称为壮年。有室内配偶的二十岁行冠礼，三十岁有妻室。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二十岁出嫁。”《尚书大传》中孔子回答子张说：“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三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许配，二十岁出嫁。”这是就最终阶段而言的。《荀子·大略篇》及《韩诗外传》说：“古代霜降时迎娶新娘，冰融化时停止婚嫁。”《孔子家语·本命解》中孔子回答哀公说：“霜降时妇女的纺织工作完成，嫁娶之事就进行；冰融化时农桑开始，婚礼就在此时停止。”《礼运》中孔子对言偃说：“冬天结合男女，春天颁布爵位。”这是《家语》中的《礼运》篇。《诗经·卫风》说：“请你不要生气，以秋天为期限。”《邶风》说：“男子如果要娶妻，趁着冰还未融化。”这是说仲春以前。《夏小正》二月说：“安抚众多的士女。”《周礼·媒氏》说：“仲春之月，命令男女聚会，私奔的不禁止。”《礼记·月令》说：“玄鸟到来，用太牢祭祀高禖。”《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生商族。”《召南》说：“采摘蕨菜，已经见面，路上露水湿润，说路上露水多，有女子怀春，吉士引诱她。”《豳风》说：“春日漫长，趁着公子一同归来。”“黄鹂飞翔，女子出嫁。”《郑风》说：“露水浓重，与你一起美好。”《白虎通》说：“嫁娶在春天。”这是说仲春之时。《诗经·召南》说：“梅子纷纷落下，还有七成，求我的众士，趁着吉日；梅子纷纷落下，还有三成，求我的众士，趁着今日。”这是说仲春之后。《摽有梅》的诗序认为男女及时婚配，主要在于年龄的长幼。《唐风·绸缪》与《摽有梅》类似，诗序认为不得其时，主要在于时间的早晚。《陈风·东门之杨》，诗序认为失时，意在强调男女多违背礼制，不止讨论年龄的长幼，时间的早晚。《大戴礼记·本命篇》又说：“太古时期男子五十岁成家，女子三十岁出嫁，这在后世无法实行。”《大戴礼记》逸篇、《文王世子》篇说：“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十五岁生武王。”《左传·襄公九年》说：“晋侯说：‘国君十五岁生子，是为了广继嗣。’大夫以下不得相同。”《内则》说：“女子有变故，二十三岁出嫁，这不是嫁娶的常例。”《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二项聚集万民”，其中一项是“多昏则”，年龄的长幼或许取其相当，而时间的早晚也不计较。如今从孔子回答哀公的话来思考，男子三十岁有妻室，女子二十岁有丈夫，礼制说的是极限，不超过这个限度，那么就没有在二十三十岁之后的了。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有为人父的起始；女子十五岁许嫁，有适人的道理，也没有在十五二十岁之前的了。生命闭藏于阴，作为化育的开始，所以圣人顺应时节来结合配偶。男子穷尽天数，那么就没有在霜降之前的了。冰融化时农桑开始，婚礼在此停止，也可能有在冰融化之后的。知道这些，那么《诗经》中关于嫁娶的多种说法，就可以一以贯之了。

请博举孝弟疏

胡煦

我皇上宏大开创新的文化运势，广泛宣扬教化，对于各府州县教育士人、供养士人的方法，已经多次申明谕令。又在首善之地，亲自前往太学，亲临讲席，阐明经书旨意，并且颁布诏诰，命令天下抚臣公举孝廉方正之人，给予六品官服颜色，以示奖励。其余劝学兴贤的道理，也已经极尽而没有多余的了。现在看抚臣所举荐的，各省之中，三五人不等，都是读书知礼义的士人，也足以风示流品，振奋愚顽。只是想到一省之中，地域千里不止，曾有这个邑的士人已经蒙受荐擢，而那个邑的士人仍然茫然无闻的。文墨之士已经明白恩宠赏赐，而愚贱之民仍然惘然不觉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有势者必将遍及；不是其分内之事，可以缓行

译这是选拔人才的方法。如今一个县的地方，少的有七八千户，多的则不止万户。学校中教养的读书人，不及百分之二三。此外如农夫、园丁、工匠、商人、樵夫、渔夫、小贩之类，眼睛没看过文人的书籍，耳朵没听过圣贤的教诲。即使是极其愚蠢卑贱的人，难道就没有天性真诚的吗？圣王的教化，原本不挑选人来传授，而愚蒙人的纯朴本性，也不因地方而受限制。爱父母、敬长辈，谁没有感情呢？而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必定有忠厚诚信的人。那些在生员、贡生、举人、监生之外，有能竭力奉养父母，以粗茶淡饭使父母欢心，不违逆双亲的人吗？称他为孝子是合适的。有能公正对待钱财，和睦家庭，兄弟间长幼有序，三五代不分家的人吗？称他为悌弟是合适的。臣请求每个州县，在每年中各推举孝子一人，悌弟一人，让全乡具文公举，由县申报到府，由府申报到司院，等到全省汇总题奏，全部通达圣上听闻，然后下达督抚各给匾额，并免除本人一家的徭役，以荣耀其人，使得他们见官长时，都享有像生员那样的礼遇。这固然不需要建立牌坊，而他们的荣耀实在很盛。臣知道这个例子一旦倡导，必定有知道这是荣耀、遵守礼法、观看感动而相继兴起的人。愚贱的人有什么知识？不相信耳朵而相信眼睛，不认为传言可听，而只认为前事可师，这也应该是情势的必然。从前舜举用臬陶，汤举用伊尹，而不仁的人远离，这是圣人造就曲成的心意，亲切明显，实在足以让愚贱的人理解。此外如行为奇特的义士，或者笃尚友谊，或者敦崇慈惠，或者特别廉洁，又或者是仆婢的卑贱行为，义可称道，都是创见的事，也让州县随时申请，不必在岁举的例子中。这样长久下去，臣知道教化施行风气美好，人人都知道自爱，必定能仰副我皇上广教化、厚风俗的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