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　通论部三

译卷一百二 通论部三

变法自强疏

胡燏棻

奏为顺应时势进行变法，力求国家自强，谨此逐条陈述善后事宜，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鉴。臣听说五帝所处时代不同，音乐不互相沿袭；三王所处世代不同，礼制不互相承袭。这是因为穷极变化、通达长久，根据时势制定适宜措施的道理，各不相同。上年日本挑起事端，陆军屡遭挫败，海军随后失利，敌寇气焰嚣张，神人共愤。我皇上不忍心让两国百姓长久遭受战火之苦，以大国包容小国，放弃战争而谋求和平，虽然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这是不得不采取的计策。然而自古以来，驾驭外邦的策略，决没有一味主张和谈就能长久安定的道理。唐朝对待吐蕃，宋朝对待金人，就是明显的鉴戒。辽河以东丧失千里土地，虽然是因为俄、法、德三国联合争夺，才答应归还故土，但日本仍有从容商议的言辞，恐怕难免生出枝节。台湾移交土地，近来又激起了变故。日本是否会不再提出责难，固然难以预料。然而这种风气一旦打开，事变就会一天比一天紧急。趁现在还不考虑改变计策，私下担心几年以后大局更加不堪设想。目前的急务，首要在于筹措军饷，其次在于训练军队。而筹措军饷、训练军队的根本，尤其在于鼓励发展工商业，广泛兴办学校。据查国家赋税收入，每年有固定数额，如今忽然增加这两万万两的军费，如果不借外债，从哪里筹措？以最低的六厘利息计算，每年需支付利息一千二百万两，而陆续偿还本金尚不在此数。而且自从上年用兵以来，关内外各路增添兵力、购买器械，所借中国及外国商人的款项，应偿还的本息已经不少。此外，奉天、直隶两省的善后事宜，仍须逐步修缮，依次兴办。北洋海军也不能不重新创建，以图弥补补救。大约估计购买船只、配置器械，没有数千万两银子不能建成军队。此后水陆军队所需，每年又不下千余万两银子。收入只有这些，支出却骤然增加，即使每天责令户部筹划财政，恐怕也无从应付。私下观察西方各国，无论军饷工程，千万两的需求，顷刻间就能办到。为什么呢？因为财富积聚在民间，多征收而不成为暴虐，百姓也乐意缴纳以供奉公家。他们的器械每天制造而日益精良，商务每天开拓而日益兴盛，水陆军队每天训练而日益强大。这是因为在鼓励劝勉之初，国家设立各类学校来培植人才，技艺既成，分设各类官职来任用他们，所以百姓有人人自我奋发的想法，治理有蒸蒸日上的势头。如今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西方各国所没有的。办理洋务到现在五十年了，如同文馆、方言馆、船政、制造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凡是富强的基础，何尝不是逐一仿行？但移植到别处就不好，常有“淮南之橘移植淮北变成枳”的感叹。固然因为只是袭取皮毛，未窥见精深奥妙；也因为朝廷用来号召人才的手段，在于科举科目，天下豪杰所看重的，仍然不外乎八股文、试帖诗、书法之类，而对于西学不过视作旁门左道。虽然他们所达到的造诣已深，学习有成效，也只等同于保举议叙之类，不能列入正途出身的行列，方法疏远，所以收效微薄。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岛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推行西法，也不过三十多年，而其工艺之精巧，出产之丰富，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每年租赋收入共约八千余万圆，这是以西法致富的明显效果。其征兵、宪兵、预备役、后备役军队，总计不过十几万人，快船、雷艇总计不过二十余艘，而水陆各军都能同心协力，通晓军事机密，这又是以西法致强的明显效果。反过来对照观察，得失利钝的原因，也可以知道了。如今士大夫没有不以割地赔款种种要挟为耻辱的，然而时势所迫，无可奈何，就只有急切寻求雪耻的方法，以坐致自强的效果罢了。昔日普法战争，法国的名城几乎全部残破，电线、铁路处处毁损，赔偿军费计五千兆法郎，其数额且十倍于今日的两万万两。然而法国人自签订条约后，上下一心，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从前弊政一概废除，不到十年，又达到富强，仍为欧洲雄大国。议论者说比拿破仑时代更兴盛。如今中国拥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百余兆的人口，所失陷的不过六七州县，却说不能复仇雪耻，建立我国声威，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只祈求皇上专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全面革新。事情如果有益，即使朝野所惊疑，臣工所执意反对，也毅然实行；事情如果无益，即使成法所在，耳目所习惯，也毅然更改。实心实意实行十年，将看到雄踞海上，与欧洲旧邦新国并驾齐驱的基础从此更加巩固，岂止仅仅洗雪割地赔款的耻辱而已？臣愚昧无知，怎敢挟持浅陋之见，轻言变法？但纵观世道运行，抚念时局艰难，痛定思痛，确实担心朝野上下高谈理学的拘泥于清议，鄙薄功利认为不值一提；习惯于安逸的，又认为和局已定，懈怠相沿。假如敌国外患突然再次兴起，更担心抵御无方。那么卧薪尝胆、求取艾草疗伤，还可以稍缓片刻吗？微臣日夜焦思，今日即使孔孟复生

译如果舍弃抵御强敌于外，也就没有立国的道理；而舍弃仿行西方方法这一途径，更没有使国家致富强之术。因此，我敢不揣冒昧，就我所见所及，列举筹饷、练兵、重视工商、兴办学校这几件大事，恭敬地向皇上详细陈述。

译一是开设铁路以便利转运。中国关于修建铁路的提议屡次提出又屡次废止。自从经历这次军事上有利有弊的情况后，其利害关系已清楚可见。应当请求参照前两广总督张之洞原来的建议，从汉口到京城开办主干铁路。然而办理的步骤，必须首先确定大纲。第一，在于鼓励设立公司，允许民间自行募集股本，而一切受阻之处，如购买土地、勘定边界等类事务，必须由官府予以保护。第二，在于勘明道路里程。从前原议，北边从芦沟桥到正定，南边从汉口到信阳州，分头举办。查汉口到信阳山势崎岖，工程费用较大，不如取道襄樊，地势平坦，且铁轨渡河之处尤宜在郑州以西、荥阳以东，这里已走出山险，水流不改。渡过黄河后，则东边沿着淇水、卫水，西边倚靠太行山，向北行进到达保定，地势高且路面平坦，较为稳固。第三，在于多开辟支线。从汉口到京城长达三千里，如果只有主干而没有分支，那么贸易必然不兴旺，商旅必然不多，这种局面也难以持久。我认为支线应当分为三段：南路由光山、固始经过六安以运输茶叶，由应城、京山、安陆经过荆门、当阳以运输煤铁；西路由怀庆经过轵开，经由蒲州、解州到达关陇地区；东路由开封、归德经过宿州、泗州到达清江。这样那么天下大局就像网有了纲目，商务、工务、漕运、军务没有不四通八达的。第四，在于议定规制。自从高轨铁路制度出现，火车发生了一次变革；自从电气传力机械出现，火车又发生了一次变革。如今俄国人从加特津滨海到珲春一路，就是采用高轨电气车的方法。如今创办铁路应当选择最便利快捷的方式来做，以免日后纷纷改造，又产生我方迟钝而对方有利的感叹。等到办成之后，每年除了公司费用、修理经费外，剩余的利润银两，官府收取十分之一的税。如果真能各省一律推行，那么国家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两银子，而且东西南北节节流通，工业产品日益增多，商务日益兴旺，厘金、关税也日益充裕，这样每年增加的收入又不止数百万两银子。一旦边境发生战事，运输粮饷和军队，早晨呼唤晚上就能到达。今天寓强于富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切合的了。

二是筹划钞票银币以充裕财源。过去元朝、明朝将钞票视为暴政，是因为用一张空券想要抵偿巨万现银，情形如同欺骗。西方国家用钞票便利百姓，是因为有一万两银子才发行一万两的票，没有丝毫虚浮。中国不自己设立银行，不自己印刷钞票，不自己铸造银币，于是让西方人用几寸花纹的券抵偿成千上万的金钱，如汇丰、德华、有利等洋行的钞票就是这样。用低潮九成银换取库纹十成银的价格，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的洋钱就是这样。如今如果真能在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立铸币局，自己铸造金银铜三种钱币，颁布确定相互准换的价格，定为法令。同时在京城设立官办银行，归户部督理，省会分行归布政使管理，通商码头则归关道总核。购买最精良的设备，制造最细致的纸张，印刷发行钞票，而将现银存放在银行。妥善制定章程，明确颁布谕旨，使百姓可以用钞票和银币两项来缴纳租赋税厘。至于各省旗兵、绿营、防营的军饷，京城内外文武百官的俸禄，也即用钞票和银币两项分摊匀拨。而且必须各处银行在收支交接之间，随时查核，不至于钞票多于银两，并且绝无毫厘短少折损，这样才能取信于人，长久维持。只是用人必须按照西方方法，使用商务的章程，杜绝官场的习气，谨慎选择精明廉洁的人，总括计算收支，其余也必须屏绝人情面子，都由公举，不得私下推荐，才避免弊端。至于放贷利息，责成殷实保人，一旦有亏折，只由保人代偿。抵押物值十成，只押七成，一旦逾期拍卖，偿还抵债不足，仍然向欠户追还。果真能照此认真办理，切实奉行，其收回利权，滋生利息，每年盈余的数量，至少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确实是今日最紧要的事务，不可忽视。

三是开设民办工厂以制造机器。中国各省设立制造船政、枪弹、火药等局，不下十余处，向外国购买机器，花费不下千百万金，而对于制造的本源并未领会。没听说某厂新创一种枪，自造的能超越西方；没听说某局自制一种机器能开创民用。一旦有事，件件仍然必须从外国购买。难道真是华人的智慧不及西方人吗？推究其病源，有三条。所以各厂的设立，大多依照洋人现成的做法，而中国所聘请的洋匠未必是通才，往往只懂得粗工，不知道精妙之处，袭取表象而遗失神髓，这是第一条弊病。工厂是官办，一切工料资本，每年都有定额，即使有自出心裁，想制造一种器械的人，而所需的成本，苦于无从报销。况且外国一种器械的制成，如别色麻的钢，克虏伯的炮，或者方法经过多次更改，或者事情经过多人之手，花费数十万金成本，然后享受无穷的利益，成就久大的事业。如今中国的工匠，既没有这种坚忍的力量，国家又没有别的鼓舞的途径，于是事事依样画葫芦，一成不变，这是第二条弊病。外国各厂的工头匠目，都是

译学堂出身的人，学问有根本来源，而且担任监督、总理职务的人，无不精通工艺技术，深刻理解化学、重学、光学、电学、算术等学问，所以能够遵守法规并创立新规，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如今中国各局所的总办、提调人员，有的人甚至连九九乘法表都不熟悉，给他矿石却分辨不出，问他机械构造却叫不出名字，只要能做到不偷工减料，就已经很难得了，器械的锋利与迟钝，完全听从工匠的摆布，自己毫无判断能力，这是第三个弊病。我私下认为，中国想要依靠官办工厂制造器械，即使过一百年也终究不会有起色，必须允许各省广泛开设民办工厂，让民间自己去研究讲求。如果国家想要购买枪炮、船舰、器械、机器，都委托民办工厂包办包用，那些试验不符合规格的，即使是定造的也一定要剔除退回，这样人人都有争利的心理，有亏本的恐惧，自然会专心致志，切实研究讲求，以期超越西方的制造水平。像这样的话，利源流失的漏洞就堵塞了，一旦有战事，索取供给容易，不至于被洋商垄断抬高价格，遭受高价的重负，而且不至于被敌人封锁港口、劫掠船只，冒出海航行的危险。

译一、开采矿产以资利用。中国的煤、铁及各类金属遍地都是，从前各地通商口岸已经开办，但最终导致股本耗损折耗，毫无成效，并非矿产不可开采，实在是管理方法不当罢了。管理矿产的关键，又有四点：第一，在于重金聘请矿师。西洋真正有学问的矿师，其本国尚且延聘不及，所以他们往往不愿来华；那些愿意来的，不过是表面装作行家，暗中图谋渔利，等到人们醒悟其欺骗虚妄时，全局已经败坏。所以想要开矿，应当先寻求矿师；想要寻求矿师，应当先重金聘请。第二，在于慎重选择矿地。贵州的铁质并非不好，但转运到千里之外，成本沉重而价格昂贵；漠河的金矿并非不旺盛，但地处极边，百货价格腾贵，导致招工困难而产出量少。所以开矿之地，必须选择水陆交通转运便利之处，这样人工往来易于招集，物资汇聚易于取求。第三，在于仔细考察矿质。同一种矿产，质地有优劣之分，价格也就有贵贱之别，所以往往集资相同而获利不等。假如当初用开平矿务的规模和资本，去开采齐鲁淄潍的优质矿产，那么今日的获利应当比现在加倍多了。第四，在于雄厚地聚集矿本。资本出自富家，原本有购置产业留给子孙的心思；资本出自市井商人，无非是借股票涨跌做投机买卖的打算，见效稍慢便弃之如敝屣。从前公司被股票牵制，一倒百倒，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招募散户不如招募大户，招募商股不如招募官股，而其关键尤其在于管理得人，必须正大光明，赤诚为国，绝无一毫私心，否则矿没建成则害在公家，矿建成后则利归私室，初次选择时断不可顾念情面。如果在这四方面讲求尽善尽美，还说矿务不能办，矿利不可求，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将来想要广泛建造铁路，处处需要铁和煤；想要自己铸造钱币，各局需要金、银、铜；想要自己开设民厂铸造枪炮机器，则各需五金及硝、磺、铅、水等物质，所以招股开矿实在是今日最大的利源。

一、折变南漕以节省经费。查京城粮仓的支出，以甲米（优质米）为大宗，官员俸禄仅占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彔章京领米换钱折给兵丁购买杂粮食用，大约南米一石仅折合银一两多一点，官员俸禄也是如此，四品以上官员尚多亲自领取，其余领取米票转卖给米铺，每石也仅一两多一点。南漕从催征调拨、督运验收，历时五六月，行程数千里，耗尽百姓无数的脂膏，聚集吏胥无数的贪腐，耗费国家无数的开销。运至京仓，每石的价值总计，或十两，或五六两不等，而其最终用途，却是换银一两之用，这实在是极大的浪费，由于冗官蠹吏中饱私囊，积习难改，这真令人长叹不已。推究其根源，朝廷深思远虑，认为每年如果没有南漕二百万石流通于市场，那么一切杂粮必然受牵制而骤然涨价，兵民会有受饥荒之苦的，所以不惜繁费而这样做。然而自从轮船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断，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之，市场有米与官府有米效果相同，缺米的忧患在今日可以不必担心，应当通行各省改征折色（折银征收），其耗费一概带征，并归入藩库起解。至于旗丁京官应领的俸米，或参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按照市价，每石折银也不过二两多一点，而一切漕河工程、海运经费、漕督道以下官员兵丁、仓场侍郎监督厅以下胥吏差役，都可以一律裁汰免除。这样国家每年节省数百万开销，反而多出数百万盈余，而且官兵两项所领的实际银两，且较从前领票转卖的价值更多，公私两方面，一举而均得大利，有益于国家，无损于百姓，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呢！即使担心遇到饥荒缺乏粮食，那么每年提出盈余银数十万两，在天津兑换购买南米，存储在通州粮仓，新陈交替，作为有备无患之计，这件事也轻而易举。如果担心海疆有事，运道或许梗阻，恐怕将来官商两方都受害，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名为官米，敌船可以捕拿；名为商米，即使是敌国也不能阻截，国际公法存在，有先例可援引，这是不必顾虑的。

一、减少兵额以归于实际。广东、捻军之事平定以后，绿营没有功效已经显而易见，但老成持重之人，动不动就以不裁减为言，于是有了减兵增饷的建议。各省有的将绿营变为练军。如今日本之事平定，练军有无功效又可见一斑，却仍然坐养这数十万无用之民，耗费这数千万有用之饷，一旦有事，各省仍然纷纷招募勇兵，这是兵外加兵，饷外加饷，国家用度怎能不匮乏？大绿营之所以不能立即裁减，只是因为水上有汛地，陆上有铺站，缉捕防守有专门责任罢了。殊不知近年绿营兵饷，藩库收入不敷支出，往往饷银按照七八成或五成核发放，每兵每月仅领银数钱，平日不够赡养，多以小买卖营生，巡缉都属虚文。

译各省水陆交通汇聚的地方，像福建、浙江的渔商，就雇船出海自行防护了，因此汛兵也就没有用处。直隶省的省会城市，则另外设立保甲、守望等机构来巡逻缉捕，因此铺兵也就没有用处。现在的计策，不如根据地方事务的繁简，裁减老弱士兵，每年先裁减两成，五年裁减完毕，国家每年可以节省一千多万两银子，就以此责成直隶省，按照西方的方法，先挑选老兵的子弟，选择其中年力精壮、略识文字的人，另外编练新军。现任实缺的提督、总兵、参将、游击如果尚堪造就，就担任统领、营官的职务，否则一概裁去。这样一转手之间，把无用变为有用，国家没有白吃饭的耗费，军队有精练的实际。如果担心水陆各汛的捕务没有专人负责，或者将保甲、守望等机构，仿照西方国家的巡捕制度，在城乡市镇人物汇聚的地方设立巡捕，由官员督率而分派稽查的职责给绅士董事，更能得到实际效果。只希望朝廷排除疑虑，破除旧例，毅然实行，没有不立刻见到功效的。

一、创立邮政以废除驿递。中国各省都设立驿站铺递，每年支销钱粮计算有三百万两银子。其实各省的奏章公文所传递的有限，而官员往来的骚扰却很多。至于督抚更有提塘折差，每一折差抵达京城，费用以百十两计算。民间开设的信局资费巨大，又多有遗失，这是公私两方面的困境。查考西方国家，没有不由国家设立邮政局的，往来函牍公私一体，权衡分量的轻重，确定递送费用的多少，由邮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是寄信的人，预先购买，使用时取来贴在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时收取。这个方法不但节省驿站的费用，而且每年获得盈余，是西方国家进项的一大来源，应当立刻仿照办理。第一个办法，先借招商局作为开始的起点，每艘船各派专门负责文报的一人，通商十九口岸，都设立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就纠合民间各信局来办理。内地各码头、各市镇，让信局一家承包。第二个办法，借电报局作为推广的途径，凡是有电报分局的地方，也派一人在局专门负责文报，代为递送。至于没有设立电报的地方，也照前法令信局一家承包。第三个办法，等火车畅通后，再借铁路公司作为往来的总汇，凡是干路、支路火车停卸的地方，各派一人在局专门负责此事。至于将来想要遍及内地各镇各埠，完全可以广泛设立分局，派人经理。这样就像网在纲上，没有远到不能达到的。现在地球各国，其邮政章程通为一例，到处通行，公私递费并没有多少的区别，就连日本也在其列。就拿英国来说，每年邮部除去费用外，计算盈余英金一百数十万磅。唯独我国未曾仿行，急宜参考西方制度，从速举办，这样每年可以节省驿站三百万的耗费，而收取邮部数百万的盈余。如果认为京内外各官因公来往京师，按规定必须乘坐驿车，恐怕一旦废除驿站，导致很多阻碍，那更是掩耳盗铃的言论。现在东南十余省，凡是官员往来，无不雇坐轮船，只有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五省，还有官站罢了。如果计算道路远近，人数多少，由户部、兵部酌情给予路费，沿途听任他们自己雇用车马，对于应差各官实在是深愿如此，更无需多虑。

译一是创建训练陆军，以作为控制驾驭的凭借。此次东征，兵力并非不多，却毫无可依赖之处，这并非士兵不能作战，实在是因为统帅将领太多，每逢战事，往往意志不统一，互相牵制掣肘，动不动就像唐朝九节度使的军队那样。从东方征召宿将，从西方起用老臣，这边招募十营，那边招募万人，这就好比治病，一个人患病，请来的医生挤满屋子，寒药热药杂乱投喂，断没有不死的道理。尤其有几种积习应当痛加改正，共有四点。往年淮军、楚军的将领，起于田间，志在杀敌，人们都质朴诚实，弊端还比较少。太平盛世以后，统兵的大将骄奢淫逸，沾染已深，军需费用日益增加，士兵名额日益短缺，上级虚报冒领、下级克扣截留，各种弊端丛生。士兵的口粮，尚且不能养活自身，谁肯拼命于疆场？以致万众纷纷离心离德，遇到战斗就溃散，这是第一种弊病。从前广东、捻军的叛乱，军火不够精良，将领只需勇气百倍，就容易取胜。如今西方国家的军官选拔，必须先由各营的武备学堂出身，他们考核的学科，有本国文字、拉丁文、法文、地理学、几何学、代数、古今史学、三角学、信手绘图法。国家平日重视这种选拔，民间也以被选为荣。那些千总、把总的职位，略如中国翰林院的清贵声望，所以能够学有余力，人有余才。如今中国事先毫无培植，一听说招募，各营官员都把钻营谋私当作能事，不把军事韬略当作实际政务。这样军官自己先不懂作战，怎能指望他们教士兵作战？这是第二种弊病。西方国家讲求武备，凡是枪炮新式武器一出，试验良好，就通令各营一律改用。如今中国本地没有著名的兵工厂，件件军火都从外洋购买。太平时期，兵部大臣以经费不足为难，事先未能预备。等到变故仓促发生，地方大吏各自办理事务，只以购得军火为贵，未能详细考究，以致同属一支军队，而这营与那营的武器不同，前膛后膛，只求凑够数目，德国制造、奥地利制造，混作一家。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统一，施放不能准确，这是第三种弊病。考察西方国家，每经历一次战争，列阵的体制就改变一次；每创造一种武器，行军的阵式就更改一次。如今中国一切攻守的方法，又沿袭旧习，湘军、楚军还有以大旗、刀矛为作战工具的，还有拿着新式武器却茫然不知用法的，仍然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认为往年曾经打过仗，就没有不能抵御的敌人，沿袭错误而不改正，这是第四种弊病。如今想要创建训练新军，应当通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的西方战法，而其首要在于在直隶省设立武备学堂，招收各州县的武生、武举，考核其中汉文通顺、年富力强的，选拔让他们入学，供给生活费用，聘请洋员担任教习，三年后由洋教习考核发给文凭，然后由学堂分派入营担任哨官，学问特别杰出的担任营官，从此或许连武科乡试也以枪炮命中作为录取标准，那么将才就会辈出，不必担心有兵而无官。现在都司、守备以下候补的各官员，其中汉文通顺、情愿进入学堂充当学生的，也一体办理，这是训练军官的方法。至于招募士兵不可太杂，如今各处所招的勇丁，急于成军，来不及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技艺未练成，就驱赶去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逃，反而把利器送给敌人，沿途更加肆意焚烧，日后又投奔别的军队，重蹈覆辙，以致屡战屡败。要挽救这种弊端，必须先由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者，才允许入营当勇，以杜绝将吏逃亡的弊端。到营时先检验身材，不符合标准的当即剔除，编成阵伍后，先练步法、手法，再练射击准确，并练行军操法。年满四十的发给一年饷银，令其回乡，在营期间每三年给假，准许回籍，但一听到征调，即使在假期内也必须立即赶到，这是训练士兵的方法。统领、营官、哨官各职的薪水，要杜绝克扣的弊端，必须优厚，兵勇的饷项也应当分别增加，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按月由粮台县点名发放，如果粮台短少发放，准许统领官申报揭发，以杜绝侵吞克扣。军队组建之初，应发放号褂、棉袄、皮衣等物品，均不扣钱，体恤他们的饥寒，才能得到他们的死力，这是发放饷银的方法。新练各军取用器械，应当因时制宜，改归统一，就近年新制而言，步枪以曼里夏、毛瑟小口径者为佳，马枪以可尔脱为佳，轻炮以克虏伯、格鲁森为佳，速射炮以拿登飞尔、哈乞开司为佳，这是简选器械的方法。至于兵数多少，统计北洋宜练兵五万人为一大支，南洋宜练兵三万人，广东、湖北宜练兵二万人，其余各省每省有一万人已够调遣，务必扫除积弊，习练操法，统一标准，这样征调才能得力。

二是重整海军，以图恢复。中国创设海军之初，原议沿海七省先后举办，只因为经费不充足，所以以北洋作为开始。今年春天威海继陷，水师全军覆没，虽然是因为各军不力，也是因为援军无法接续。西方

译各国都凭借铁甲快船的坚固锋利而在五大洲称雄，所以从今日的情况来看，凡是地球上的沿海国家，如果不是海军强盛，绝对没有立国的道理。考察德国和中国的从前做法，与西方制度多有不同，其弊端也就在这里。西方国家的制度，海军可以节制陆军，而陆军不能节制海军，因为洋面辽阔，军情瞬息万变，必然不是陆军所能知晓的。如今中国却是海军提督必须听从地方大员的指挥，这是不同之处一。西方国家海军提督必定出身于水师学堂，通过积累资历而升迁，他们对重炮、算术、天文、地理等各门学问没有不通晓的，没有不熟悉的，被各船官兵所信服，所以志向趋向一致而号令能够执行。如今以北洋为例，如已被革职的提督丁汝昌，本是淮军陆军将领，水师学问毫无根基，平日各兵官本就轻视他，一旦临阵，无论他是否懂得水战之法，即使说懂得，又怎能号令各船？这是不同之处二。各国兵船每年考察探求新的原理，精益求精，凡是旧器械不合式的必定更换，新器械可以使用的必定加以训练。如今中国如防雷的裙网，刚刚购置，尚且不知道使用方法，上年大东沟之战，用攻击铁甲所用的尖弹去打击日本钢皮快船，所以日本船虽然受损却没有大碍，这是使用器械、选择器械不审慎的缘故。这是不同之处三。如今想要重整海军，应当在购买器械之外，改定章程，选拔将帅，仿照泰西成规，海军提督只听从中央军部的号令，不受地方大员的节制，两国既已下战书，就允许其便宜行事，尤其应当沿海各省一律举办，无事时分道巡游，有事时联成一体，不得稍有界限之分。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不理，被泰西各国所嘲笑，急宜统筹全局，等到办理稍有头绪，应当联合沿海七省，特别简派总统大员，使得关节灵通，声气联络，一方报警，全军立即到达。目前的办法，应先向英国延聘水师老将，如昔年琅威理那样的人，并多设水师学堂以储备人才，然后派遣学成的学生，或出洋游历，或代为资助费用，分派寄居各国兵船，以资练习。天下没有不可办成的事，只求以实心实力去执行罢了。一、设立学堂以储备人才。泰西各国人才辈出，其根本全在于广泛设立学堂。商业有学堂，那么经商获利的方法日益熟练；工业有学堂，那么创造利用的智慧日益开拓；农桑有学堂，那么农业畜牧的利益日益广泛；矿务有学堂，那么矿藏的财富日益兴盛；医学有学堂，那么养生的道理日益进步；声、光、化、电各项格致之学有学堂，那么新原理新事物层出不穷；水师陆师各项武备有学堂，那么战守攻取日益熟悉而更加熟练。乃至女子也有塾政，聋哑也有教法，因此国家没有被遗弃的百姓，土地没有废弃的人才，富强的根基由此建立。至于其学堂的制度，不必全由官府设立，民间士绅富豪也共同集资举办，只是国家设立大书院来考核选拔。如今中国各省书院义塾，制度虽然完备，但在八股、试帖、诗赋、经义之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却徒以法令所在，沿袭不改，人才消耗实在由于此。拟请特旨通令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革，抛弃章句小儒的习气，寻求经世匡世的材。应当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设各项学堂，将现在京师总署、上海制造局已翻译的各种西学书籍，分印颁发，一面仍广泛翻译格致新闻及近年新出的西史，延请学识渊博的西方人士及中国久习西学有成的人担任教习。尤其必须朝廷妥善制定考核章程，垂为法令，务必使民间有一种意愿，国家就有一途任用。数年以后，民智逐渐开启，然后由省到府到县，依次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那么民间也必定有自行集资设立的，将看到海内人士向往风气，而说一切工商制造的方法，货财的利益，水陆的军队，不能媲美欧洲，臣是不相信的。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就国富民强，被泰西所推服，这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的明证。今日中国的关键全在于此，因为人才是国家根本盛衰的关键，互相倚重。陛下不能认为功效迂远。以上各条，或变通旧制，或创立新法，臣愚钝也不敢说所言全属可行？只是变通以求尽利，力求富强之道，舍此不图，更没有长策。自古以来，深重忧患启发圣明，多难兴起邦国，时局转移的关键，正在今日。伏愿皇上效法五帝三王制作的遗意，敕令下部臣疆臣通筹合议，决断于圣心，采纳并施行。上以巩固亿万年有道的基业，下以慰藉四海臣民的期望。臣不胜战栗迫切之至，谨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译论中国不能变法的原因

如今四海之内数以亿计、京垓无数的民众，难道不还是那些四肢健全、双目横生的普通百姓吗？既然是同样的百姓，就有相同的觉悟认知，相同的天性。国家为何如此衰败？官场常规为何如此荒谬？士人风气为何如此败坏？民生为何如此窘迫？各种弊病丛生，日益陷入困顿败亡，人们懦弱苟且、苟延残喘，不能自我振作奋起。这并不是因为头脑智慧闭塞，也不是因为肢体痿痹无力。所谓身躯挺立，头脑清晰，聪明才智相差不远的人，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人。那些正掌握着搜刮民脂民膏权力、享受着按资历晋升利益、接受众人推崇供奉的人，不必再为他人谋事，这就不必说了。那些头痛皱眉、忧愁悲伤、始终不得志、毫无生活乐趣的人，谁不具备自我更新的资质？谁不想成就自己重心的力量呢？一个人，是众多肢体的集合；一个家庭，是几个人的集合；一个国家乃至天下，是百千万亿兆京垓众多人口的集合。如果这百千万亿兆京垓众多人口人人都奋发向上，人人都磨砺自身，人人都维持振兴的力量，人人都推动变通的效果。一个人自我追求，众人自我追求，推广到行省，天下也自我追求。新法的变革，即使快马加鞭传递命令，也不如这样急切。听从善言良策，愚笨的人也知道喜欢；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不贤的人也知道羡慕，这是人情所共有的，就像声音相应和、影子相依附一样，不是摇鼓和木铎所能比喻的。所以《淮南子》说：“改变风俗的，恐怕只有那些内心践行的人吧？”现在这些道理没有立即实行，是因为审慎地考察时机。如果像关闭关口、覆盖薄毯一样，每天希望君主有所作为，这是诚挚的忠诚。天下急切的情势，不仅仅是因为战事已经接洽、名誉已经丧失，更是因为淹没了人们本来的天性，拘泥于无益的事务。国家风俗如此，虽然名义上建立无害，民众归附，声名流传无穷，但依然认为不可行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民智的作用没有彰显，自私的观念没有去除吗？邪恶的事情很少不荒废的。自私的弊端，难道只是今天这样吗？自从禅让贤人的制度废除，而一家一姓的政权兴起，认为天下是子孙万世帝王的基业，只是焦虑忧虑，以防备其他姓氏的弊端，王者于是将天下据为己有了。自从谨慎遵循时宜的道义废除，而按资历晋升的说法兴起，认为如果不谨慎守旧，遵循旧例，敷衍塞责，终身不能达到显赫荣耀的地位，在官者于是将职守据为己有了。自从开门招纳贤才的制度废除，而科举八股文的法令兴起，认为凭借科举学业，就足以侥幸晋升，何必劳心其他事务，而士大夫于是将学问据为己有了。自从规范商业贸易的文书废除，而贪婪欺诈、兼营牟利的萌芽兴起。认为我得到新法，应当用来自利，为什么要公之于他人呢？而工商人士于是将财产据为己有了。富贵的人，认为别人的危急与自己无关，何必劳心？认为贫贱的人，自安于一无所能，逐渐沦为游手好闲、盗贼、无行径的人而不止，到处都是这样，确实难以呼吁。这都是自私的过错。人们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名和利罢了。以今天疲敝瘦弱、无人追究诘问的时机，如果能够教育子弟，开拓心智，制定新法来救济国脉，确立新义来维系天下，发明新学来开拓民智，发明新学来开拓民智，制造新器来便利民用，充实智慧以抵御外国，悬挂书籍以留给后世。这与仅仅学习八股文而侥幸考中科举，凭借劣质产品而坐困贫困，所得的名声如何？获得的利益如何？不谋求这些，坐视一个人自私的观念，积累成百千万亿兆京垓自私的观念，最终使天下沦亡，难道不痛心吗！现在能够熟悉时务，变法探究国家安危所在的人，哪里没有呢？即使是那些阿谀奉承之辈、优柔寡断之徒，我也断然不敢说其中一定没有懂得时务、变法、探究国家安危所在的人。然而在一百几十个人中，与四亿光力未发、质点未成的人相比，加减比例，也不过是大仓中的一粒粟米，沧海中的一粒尘土，怎么能济事呢？以今天这样自私的人，行事互相阻碍，利弊互相欺骗，进退互相干扰，艰难互相倾轧，过错互相揭发，善行互相诬蔑，得利互相厌恶，失利互相庆幸，成功互相嫉妒，同类互相疏离，像这样即使有一两个独立求治的士人，想要天下完全去除私心，怎么能济事呢？面对这数千年的积习，二十四行省的弊端，再加上中外交错的新局面，那么所谓的一两个有志求治的士人，成就其质点，发挥其光力，拿着简册劝喻，也不过是一〇一的劳苦，怎么能济事呢？以前讲求新法最终不能得到任用，成为旅进守旧者的借口，确实是常有的事。海军是新法，却委弃给敌国；枪炮是新法，却丧失给乌合之众；轮船是新法，却沉没于中饱私囊；和约是新法，却操纵于强族；关税是新法，却假手于异类；织造局、火药局是新法，却毁于奸细；船政局、官书局是新法，却毁于狡诈挟持；败于谗言离间，甚至民间日用琐碎奸伪的习惯，都归咎于新法。而弊端反而增加，从来不知道这不是新法的弊端，实在是那些只袭取新法名义的人造成的错误。这就是不能变法的原因。

我朝仁厚开创基业，各种政务都遵循成例。朝廷大臣和枢机辅佐大多年老体衰，即使想要有所作为，精明的考察也无法继承。虽然并非苟且偷安，但抵触迭起，忍心驱逐外人

译异端邪说，视听所重视的，难道是壮年人应当做的吗？想报效国家也没有门路。有志之士立志于实学，受限于耳目见闻，缺乏愿力，背离常规途径，最终无所依循。人们没有不乐于自己修习的，但游荡于不被任用的地方，则竭尽智力也很少有成。这就是不能变法的原因，又在于此。国家既定事务，与民众隔阂，人人各自谋算，各怀私利，事权旁落，混乱不堪。删减繁杂，整顿统一，损害那些私利，失去其积蓄。又拘泥于见闻，智识浅薄，所居之处听闻琐碎，不知大要，断绝希望，终究无用。像巢苕依恋帷幕，希望得到苟且安宁，所以正获问监市如何踩猪一样。每况愈下，这就是不能变法的原因，又在于此。推究这个缘故，以至于那一两个独立求治的人，形势更加孤立，机会更加阻塞，心情更加迫切，言论更加危险。想要施展抱负却命运颠倒，恐惧忧虑既非智慧也非正道，没有规划成就，寂静地游荡在悔恨蹉跎中，忽然已经迂回曲折。世间的变化无法详尽论述。君子说：天下的不整齐，是气类积聚的结果。气类的积聚，都是自私之见的结果。想要人们都消除自私之见，风气相同道理一致，难道是容易说的吗！现在以裹脚这样微小的事，八股这样低贱的事，加上天子的诏令尚且不能实行，百姓的气类不整齐，在这里可以大致看到了。周朗的书，恭邸的奏疏，说得痛切，最终阻碍了成议。难道是烛光照耀而坐视遗漏吗？确实知道气类不整齐，情势参差终究琐碎而无成，所以涣散而不能举事。同光以来，格致书院，武备学堂，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海军衙门，轮船招商局，船政厂，相继建立，最终成为无用。不是上面没有得其道，大概都是气类的私积形成意见，平常怠慢疏忽，实际上没有一天设身处地为国家谋划。气类的不整齐，在这里又可以大致看到了。八股的科举虽然没有改变，曾经没有禁止人说新学。工商的部门虽然没有设立，曾经没有禁止人说新艺。种植畜牧，格致的官员虽然没有设立，曾经没有禁止人说新法。以中国的事情弊病之多，即使每天中间多次谕令，谕令中数千万言，怎么能穷尽施行于千百年来柔弱的百姓呢？王者的道崇尚驯服贵在简略，如果诏令纷繁，变端百出，这不是与民休息的道。天下的势由下而上。上传说：“造端乎夫妇？”皋陶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威。所以我认为人消除其私，则气类无不齐；气类无不齐,则法无不变；法无不变，则国无不治。”确实因为积聚力量所举，没有不胜的；众人智慧所为，没有不成的。如果气类不整齐，私见不去，积重难返，守旧纷纷沿袭，只想以台简之论，口舌之争，我知道它一定不能变。即使有尧舜，也没有办法。载重而马瘦，即使造父也不能致远；车轻而马良，即使中等工匠也可以追速。所以圣人之道，必定顺应百姓。百姓自我革新，应当如何呢？做士人的以国家被异族凌辱为耻，而不急于求得一第，但抛弃帖括，取古今治乱之道，泰西兴亡的缘故，搜集翻译，各自设立书会，隐居诵读。做商的愤恨其利被外人夺取，但合其心力，联为声气，设立公司商会，没有互相欺诈，究求利弊，而共同图谋。其他做农做工的，都以讲习新法为事，互相通济，互相勉励，互相保卫，视黄种之民如一家，视同业之众如手脚，视本国之财为公物，视五洲之地为咫尺。有内诸夏之心，有崇圣教之志愿，气象大变，靡然向风，如水附壑。我知道所谓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没有超过这个的。涓涓江河，其势日下。我愿有志于世的人，相与濯磨而溅涤之，务必消除其私见，齐其气类，有相爱之意,再加以行事相劝，利弊相告，进止相助,艰阻相扶，过相隐，善相称,得相贺，失相矜，成功相期,同类相助，开物成务。天下事犹如人为也。先民说：“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说天下至重也，匹夫至纤也，联系天下于匹夫，扰乱天下者匹夫，推进天下者，当也不是别人任也。千钧之衡，移于铢两,歌哭之感，何关切身而变国俗？只有妇人女子如此吗？谚语说：“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泉动者,万物作。”《易》垢次夬，明乱生于治剥之不可遽尽也，必受之以复。所以君子日孳孳以爱力倡天下,欲人自袪其私，而以齐其气类也。邦人诸人同。声相应,某又乌得为宗周之嫠妇已也?

译论欲自强宜先变法

今年是丁酉年，是各直省举行乡试的年份，又恰逢考选拔贡之年。那些怀才抱德的人士，无不磨砺自己以等待时机，趁着锐气去应试。考生的精神与阅卷者的眼光，息息相通。有幸遇到赏识自己的人，就能率先登科拔萃，随后在科举中高中，脱下布衣步入朝廷，扬眉吐气，就在此时。确实，上面所寻求的在此，下面所响应的也在此，就像磁石吸引铁针一样，没有丝毫差错。两百年来确立的成法光辉垂范，官吏们奉行不敢有丝毫懈怠。

虽然如此，我对此私下有所感慨。自从通商以来，朝廷内外逐渐知道拘守旧法轨道的弊端，而讲求西学、力图自强的见解，便在辽东战败的挫折后毅然兴起。忧患启发圣明，多难振兴邦国，这是循环的道理，困顿到了极点必然通达，天道本来是可以信赖的。

治理国家以得到贤才为根本。周公具备至圣的资质，拥有叔父的尊位，亲自担任上相，尚且吐哺握发，留意人才，何况比不上周公的人呢？应当如何延揽访求、举荐通达呢？所以轩辕氏兴起，而后有了风后、力牧；殷中宗即位，而后有了甘盘、传说；周文王用后车载着太公，齐桓公放下怨恨而得到管仲；汉光武帝绘制云台功臣，唐太宗有登瀛洲尊士之举。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十步之内难道没有芳草？自古以来励精图治的君主，没听说发出过缺乏人才的感叹。

然而，十年的计划在于种植树木，百年的计划在于培养人才，培育人才的方法，能不讲究吗？明太祖用八股文愚弄了一代人才，而崇祯帝亡国时，就遭到“八股朋友谨具大明江山一座纸糊棺材”的讥讽。殷商的教训并不遥远，但那些胶柱鼓瑟的守旧之徒，还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翰林出身，他们拨乱反正的功勋，光耀寰宇，八股朋友又哪里辜负了国家呢？

唉！现在是什么时代？五大洲通商，国门洞开。近五十年来，英国灭掉缅甸，法国夺取安南并窥视暹罗，日本吞并琉球并图谋高丽，俄国则雄踞东三省的上游，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国家丧失的土地有多少？赔款耗费的金银有多少？外敌侵扰接连不断，应当思考抵御，恐怕不是专门擅长八股的朋友所能胜任的了。

执政者知道是这样，于是接通电线，修筑铁路，准许开采矿产，设立武备学堂及采用西法的各类学堂。虽然没有特别颁布诏书改革科举的成法，但谏官中有停止武科刀石考试改为练习枪炮的奏折，与沈文肃公所见大致相同；策问兼及时事，算学也足以见长，都有改弦易辙的想法，因时制宜的考虑。预料不出几年，必定会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制定变法法令的事情，以安慰天下渴望治理的期盼，而不只是用老成持重来掩饰苟且因循的过失，甘愿遭受外国人的轻侮。

有人说西方国家的强大，在于船坚炮利，士兵整齐，于是想让文臣用口舌相争，武夫用血肉相搏，其形势本来就不及，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我私下看到西方人无论工匠、商人、妇女、背负婴儿者，都能识字，能阅读报纸，能执笔写字。总计一百人中不能识字的不过一两人。中国则一百人中识字的不过五六人，能写字的不过两三人，如果下笔通顺，尚且不到一人。学校的兴衰，人民的智愚，系于此，也就是国家祸福的基础。隐藏得越深，显露得越明显，这绝不是小事。

那些擅长楷书及考中科甲的人，傲慢地以博学自负，往往鄙陋西法为技艺之事不足观，而对于实事求是的道理，格物致知的精微原理，绝不关心。考察他们的实际能力，尚且不及丰润学士，却色厉内荏，大言不惭，又超过了前者。像这样，甲科的人才，国家又凭什么依赖呢？

变法当思务本论

从前商鞅变革秦法，最终导致自身败坏；王安石变革宋法，于是开启了祸乱的阶梯。当他们施行时，并非没有小效，却恰好遗留下无穷的祸患。有人说这好比人得了鼓胀病，不清除根本，却用猛针刺破，水消肿退，身体似乎轻快了一些，但元气大伤，正好加速了死亡。那么“变法”二字，怎么可以轻率言说？

然而百年没有不变的局势，也就百年没有不弊端的法律，因循变革、增减损益，随着世道变迁，圣人也不能避免。试看洪荒时代，文明初开，民风淳朴浑噩，不识不知。等到运道处于中天，圣王相继出现，披上冠裳，教以礼乐，确立准则，制定法度，士农工商各得其所，而野蛮的天下于是第一次变为文明的天下。

到了夏商末年，否泰交替，商汤周武崛起，宇宙重新，而揖让的天下第二次变为征伐的天下。其后周朝衰微而七雄僭越称王，晋朝末年则五胡乱华，正统的天下再次变为割据的天下，而戎狄的祸患于是从此显著。等到唐朝拜服回纥，宋朝贿赂契丹，就更加冠履混淆，首足倒置，与周朝讨伐玁狁、汉朝抵御匈奴，不可相提并论，而天下又为之一变。

从元朝到明朝，迄未能安定。我朝兴起，平定辽东叛军，平定三藩而讨伐缅甸，征讨西藏而收服金川，生番回捻无不叩首归顺。四海之内，无不宾服，圣神威武，震古烁今。到了康熙乾隆时期，教化施行

译风俗淳厚，物产丰富，百姓富足，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全国风气一致，比起周朝的成王、康王和汉朝的文帝、景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是一次变革。到了道光年间，英国、法国、美国三国相继入侵，在天津签订条约，海外各国接踵而至。从此通商互市，海禁大开，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如今变成了中外混杂居住。过去那些偏僻乡村，民风淳朴，如今则大道四通八达，车马喧闹。过去低洼潮湿的市场，如今高楼耸立，而且在寺庙之外，又出现了高悬十字架的建筑，里面存放着洋琴，音韵悠扬，宣讲福音，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礼拜堂。至于任重道远，过去只有十幅蒲帆、双缰锦辔，整天奔波也不过百里；如今则有风轮火管，如电闪星驰，加上火车的速度，据报纸记载，欧洲各国及西伯利亚等地的铁路建成，计算时间只需一个月，就能环绕地球一周，如此神速，恐怕古代的指南车都不足以与之相比长短。传递信息，则电线往来，千里之遥瞬间可达；制造器物，则运用机械，省力而功效多。自来水取用不尽，电气灯光照耀数里。以及军械制造，鸟枪变成了毛瑟枪，火药变成了无烟火药，前膛炮变成了后膛炮。凡是化学、算学、光学、声学、力学、重学、电学、医学、矿学、天文学、格致之学，西方人士日夜讲求，不遗余力，发掘天地的奇珍奥秘，使中外融为一体，这是千古未有的创举，也是千古未有的变局。然而我国臣子常常崇尚粉饰太平，朝廷和民间都习惯于安逸享乐。甲午战败之前，马关条约尚未签订，变革的念头还未真正兴起。如今腹心之地，近如苏杭、沿江、上海，以至云南、四川，这些人口聚集的地方，无不通商设埠，划定租界，在洋人卧榻之旁，容人酣睡，却还不急着想出变革的计策，这不就像睡在堆积的柴草上，火还没烧到就自以为安全吗？于是海内谈论时事的人，争相效仿西方，一饮一食，一物一用，也必定崇尚西式。甚至如过去某报所论，中国的服饰也想改穿西装，一是节省工料，二是方便做事等等。唉，这是什么话呢？他们看到日本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却不知轻重，不辨名实，竟然想改变华夏传统以附和日本的做法。俗士不识大体，比腐儒不通时务，弊端更加严重。况且就以日本而论，处处善于学习西方，但这两件事只是更改成法、骇人听闻，对于富强的实际效果并无益处。我认为这并不妥当。善于学习者，在于汲取其精神而不模仿其外表，探究其根本而不拘泥于末节。中国自从设立通商馆、方言馆，建立武备学堂，设立制造局、招商局，也并非没有步武西方。然而三十年来，国势日益贫弱，赔款失地，失败接踵而至，而未能振兴，为什么呢？弊病正在于有名无实，而不深入探求其根本。根本是什么呢？也就是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切实整顿，因势利导，养育聚集并加以教化，那么富国的基础、强兵的要领，就可以轻易成功，关键在于当权者知道什么是首要任务。如果说我不信，请看看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就会明白根本所在了。

译泰西各国之所以能够致富强，在于重视商务，因此各项大公司中，资本数额达到千万的，往往由国家予以维持保护，商业机构不遗余力。中国却将垄断视为卑劣小人的行为，对此漠不关心，上层既不尽力护持，下层就更难扩大经营规模，所以属于华商的大公司，极少见到，任由洋商独占利权，满载而归，资金如飞蛾般流失不再返回，造成的亏空难以填补。人民暗中遭受剥削，国家元气也大大受损。如果不赶紧振兴商务，凭什么挽回利源？我私下认为，如今风气已经大开，商界热情高涨，就像缫丝纺纱等工厂，过去只有上海寥寥几家，而从去年以来日益增多，其他苏州、杭州各港口，也争先恐后地集资设立这类公司以及大银行等。内地湖南、江西等省，民风淳朴落后，向来不喜欢西洋风尚，如今鄱阳湖一带以及湖南各内河，也都普遍设置小轮船拖载货物和乘客，并架设电线以加速邮政传递。各省督抚又委派监司大员担任商务督办，以整顿商界。天津则修筑铁路通往汉口，官商合办颇为成功，其中芦沟桥一带由胡芸楣大京兆督办，今年冬天本可完工。最近因为秋季洪水暴涨，永定河决口导致部分损坏，已经派遣人员查勘并设法修缮，大概明年春天一定可以完工。其他省份的支线虽然目前尚未开工，不久将依次举办。商务的兴起，这就是它的开端，日本是一个例子，这大概是上天用来启发中国的吧？如果能够去除粉饰，戒除因循守旧，摒弃虚文，崇尚实效，常设商务一局，该督办在划定区域事务完毕后，常驻局中整顿商务，凡是制造、纺纱、开矿、铸银等各项公司都归其统一管理，那些原本有专门机构的，或者会同筹办，或者分担其劳。此外，对大局有益的商务，或者由官方提纲挈领，商人完成具体业务，或者由商人发起事务，官方协助成功，总之期望官商联为一体，有利可图的事业必定兴起。遇到洋务交涉，尤其应当力持大体，不涉矜夸，不怀私见，与各巨商遵照章程共同商议办理。官员积习如挂名等虚耗经费的事项，必须一律摒弃。推广开来，英、法、美、德等富庶地区，都应当广泛筹集股份，逐步设立华商公司，以抗衡西商在华所获利益。实事求是，实行几年，如果民困不能缓解，商情不能振奋，我不相信。这是目前的要务，中国转机的关键。然而国家致富在于商业，商业得力在于工业。史传称卫文公奋发图强实现中兴，说“通商惠工”，可见工与商相互依存，自古如此。如今泰西在工艺方面尤为悉心研究，制作一件器皿务必追求新奇，制造一种币帛必定极其精致。各种机器巧妙天成，从自用什物到军国所需，枪炮为何快？为何灵？轮船舰艇为何坚固？城垒为何稳固？无不煞费匠心成就绝艺，使见者几乎怀疑是鬼斧神工，不可思议。技艺，进而达到了道的境界。以中国人口众多、人才众多，为何竟然没有一人巧思独出，与之抗衡呢？实在是因为中国视工艺一道较诸商人更为卑贱，大家聪颖子弟断然不肯让他们学习这个。虽然常年调派学生出洋学习，上等资质的人已经不多。况且对于工匠等事，往往鄙夷不屑，偶尔有一二人稍窥门径，也不被国人重视，或者被闲置投闲置散，不能施展其技，又有谁乐意去做呢？如今想要振兴商业，那么考察工艺确实不容迟缓。试看日本通商之初，国人炫耀泰西各物，争相购置，财力大减，执政者担忧，于是命令国人不惜工本，逐一仿造，切磋经营，不到几年全部掌握了技术。凡是西洋所出的货物，无一不具列，虽然质量稍逊，但价格很便宜。从此不仅进出口货物日渐稀少，而且出口货物日渐广泛。从前财赋流入他国的，如今也依次收回了。唯独我国还承受这种弊端，每年东西洋货物进口达数十百万，有增无减，大宗出口只有丝茶两项，还要对抗洋药，且担心不胜。其余如铁路、轮船一切制造，必须高价聘请洋匠，其费用更难悉数。为今之计，应当赶紧设立工艺之科，或者统归商务局办理，广招学生，选择资质聪颖者分送出洋，交给星使让他们学习各种技艺。每年考核一次其技艺，三年有成则发给咨文回华，仍交商务督办照给洋匠工资，分派各局办事，并教导学生。学生中有出类拔萃者，也应当破格提拔，优厚薪水。如有独运匠心，制成妙器，为众人称赏者，援引西例给予凭证，使其专享其利，那么薄技片长，群思砥砺。几年之后，难道中国器物不更精妙入神，反而获取他国之利吗？这是商业对国家的裨益，而工艺更急于商业，固无俟终日而矣。

但工商能裨益于国，不能不依赖养育于人。收取天地自然之利，济工商日用之需，根本中的根本，农事尤其应当讲究。周官为理财之要，而对于农桑畜牧之意更加拳拳。即使外洋诸国对于种植一道，也无不加意勤求。中国古时轻视工商而重视农民，辍耕者已多。如今世风浮靡，俗

译崇尚奢华，那些农家子弟、乡野老翁偶尔游历都市，见到大腹便便的大商人，居住显赫，车马服饰辉煌，颐指气使，俨然像达官贵人，固然令人望而生畏、止步不前。即使是百工小贩，早晚休息时，有的衣着紧束、发辫松散，在街市中闲逛，有的呼朋引伴，饮酒逍遥，这与那些冒着酷暑严寒、浑身沾满泥污、整年不得闲暇安逸的人相比，差别极大。喜好安逸、厌恶劳苦，是人的常性；而且计算他们一年的收入，有时还不如商人一次周转、良工一次劳作所得，见利思迁，又是人的常情。近来看到上海乘坐轿子、背负重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以及为人梳头、做佣工、缫丝、纺纱、包火柴、拣选茶叶和羊毛等类的妇女，大多是苏松一带的农民，因畏惧耕种而从田间来到城市，有的甚至甘愿做龟奴荡妇，其中强壮且狡猾的人稍加滋事，逐渐沦为流氓，却穿着绸缎、吃着肉食，他们的同乡见到后反而更加艳羡，辗转介绍，每年都有增加。现在既然广泛开辟商埠，恐怕那些原本锄雨晴耕的人放下农具另谋生计的更不在少数。多一个疲弱的百姓，就少一个农民，农业本业的荒废，实在令人担忧。况且自从鸦片盛行、禁种令松弛以来，往日种植鸦片的只有四川、云南以及江南的徐州、浙江的台州等地，近来因为一亩鸦片的利润比田禾高出三倍，逐渐推广，各省都有。如果不尽早筹划良策，将来侵占田禾种植鸦片将永无止境。吃的人多，生产的人少，即使年成丰收，粮仓也难以充实。目前上海米价最高的，每石几乎达到六元，如此高昂的价格，实属罕见。中等家庭，人口众多的已经颇为困窘，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未必完全由上述两条原因造成，但这两条确实严重妨碍了农事。但是，如果国人吸食鸦片尚未先禁绝，就突然禁止种植鸦片，势必全部从外国购买，更加耗费民财，徒然引起怨恨诽谤。挽救的方法，将如何施行？那就是说：如今土地有余利，百姓有余力，无奈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游食之民没有全部回归农业。急切需要重视粮食以稳固食粮根本，设立限制以杜绝侵占。减轻赋税，以鼓励农工，吸纳游民以开发地利，通令各郡县，清查农田，统计一郡种植鸦片，只允许占三成，超过此额度的，仍令改种禾稼，向来未种鸦片的，以后不准将稻田改种，违者土地收归官府，并在鸦片田上增加五成赋税，禾田则减少二成，以资贴补。往年辽阳各地遭受兵灾，房屋被毁，哀鸿遍野，如今直隶永定河又决堤，大兴、宛平等县受灾百姓多达数十万，商议捐款赈济，财力俱穷，且难以持续，老弱填塞沟壑，壮者流散四方，以至于沦为盗贼，处置愈发困难。移民就食，古已有成规，昔日鲁国大旱，臧孙请求修筑城郭，以工代赈，那年虽然饥荒却未危害国家。北方边境荒地很多，各省自从匪患扰乱后荒废之地，有的无主承管，有的弃置未开垦的，也不少，应当命令各省遍查荒地，直至河滨山麓，全部征收入官，按亩造册，广泛筹集经费，设立农政一局，置备耕牛农具，分别招募灾民，仿照古代按人口授田的方法，令其开垦，根据土地适宜情况，如果实在不能种植禾稻的，才允许种植杂谷鸦片等项，严格编组保甲，令里正随时查察偷懒及肇事者，严惩不贷。三年有成，责成缴纳官赋，耕种闲暇时，如果附近遇到矿产，即可令这些人开挖，以工代赈。我国边境流民因无恒产，到美国金山等地佣工，常被当地土人驱逐陷害，外交官唇焦舌敝，无可奈何，闻之令人发指。如果真能得到在上位者的保护惠泽并使其安全，又有谁愿意轻易离开故土而陷入不测之地呢？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荡的百姓，富国的基础就建立了，富民的道路就完备了。

译等到进一步教育他们，则在于宏通之士、应变之才。我朝选拔士人的方法，承袭前明旧制，偏重时文，目的在于阐发经义。经义明了则能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广开来，或许不难付诸实施。从文章中考察经世济民之才，科举功名于是重于天下。但是小试的考题，主考官往往喜欢出毫无关联的拼凑题，以显示巧思，并防止抄袭，割裂圣经，支离琐碎，几乎来不及计较。乡试、会试的墨卷尤其多空话套话，搭架子成篇，就文章论文章，大致国初的作品，底蕴深厚醇正，文气浑厚质朴，能透彻发挥题旨，语多警策，但懈怠之处也不少。所以揣摩家往往截取其中一两句，奉为金科玉律，不能通篇都匀称。其余逐渐崇尚辞藻华丽，务求格调高、声韵飘逸，而文体已经因此改变。道光、咸丰以来，变本加厉，专门袭用辞藻格调，一味庸俗熟套，在对偶之间求工，或者抄袭其他题目的佳作，改动几个字，套入自己的文章，陈陈相因，如泥上加泥，而体格更加卑下。近来因为阅卷的官员，想要得到清奇矫健、脱俗之作，以挽救这种弊端，而投机取巧之士，于是做出光怪陆离的作品，曲折拗口，以夸耀高古。总之文体虽然屡次随时代变化，但都是浮泛无根底。喜欢它的人认为可以阐扬圣学，与疏注同等功效；反对它的人则认为如同画角描头等优伶杂剧。甚至有人说制艺之作，坑尽了天下儒生，祸害比秦始皇更烈，这话说得太过激了。我朝名臣重臣，光彩异常，以时文著名的，数不胜数。是有德者必有言，既然具备经天纬地之才，何难写作？况且俗话说，窥见豹子的一块斑纹，可以知道它的全身。然而全才难得，士人各有专长，或许此长彼短，或许彼密此奇。特别之士往往苦于八股束缚，而被有司摈弃，庸陋的儒生，或许凭借抄袭之功，而谬登甲第。即使鉴衡全都得当，取舍至公，但所习非所用，一旦治理百姓，刑名钱谷，尚且委托给幕僚，而想让他们审察军民的利弊，辨别外洋的情伪，怎么可能呢？改弦更张，实在不容迟缓。但我朝自有制度，贤人传述圣经，岂容轻易废除？只应当在旧典之中，参酌时宜，以求实效。如今考试士人，制艺之外，尚有诗赋、策论及各种杂作，其中只有策论最为切用。汉代贤良、治安等作品，大儒的经世济民之才都见于此。无奈近来试策，完全失去本旨。那些空策一味敷衍，照抄题目，令人发笑，固然不值一提。即使所谓实策，也只是搬演旧事。曾见乡试中诸生填写实策的，往往纠集十余人，各自拿出书籍，出题后或经学，或史学，各认一门，互相抄换。倘若第二天摘取问题，则也茫无头绪。这种实策，又有什么补益？想要捐弃虚矫之弊，收罗有用之才，何不赶快改革时艺，崇尚汉策？科岁小试，则询问经史子集，以观察其稽古之力，记诵之功，务必援古证今，详明恳切。主考官也不得故意搜求僻典，徒令考生从陈篇中索求。至于乡会试，必须策问匡时之经、国之谟，以及兵刑政教、防边绥远等大端，以征验其才识学力。凡指陈切当、有益于国是者，尤其应当择其优秀者采纳，付诸施行，越有成效，则越破格提拔。其天算、地舆、矿、电、汽机等格致诸学，或以奇才异能另录一科，考取后按举人之例，一体会试，并注明某途出身，以便于将来量能授职。其有巧思妙制足以资于时用者，由国家代筹款项以助其成，并令总办其事，使其专享其利，务必使各尽所长，才无遗佚。那么奇特之士，谁不争自濯磨，以不负千载一时之遇？由富国而强兵，安内以攘外，只须把握其本旨，一转移间，不难超越宋唐而跻身三代。又何必胡服改元，枉寻直尺（舍远求近），纷纷然改变祖宗之大法，追逐霸国之末务呢？

中国利弊，宜变通治法，为善后之议。

从来治国之道，在于立法；而立法之道，因于时势。时势没有百年不变的，则立法没有百年不变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所谓损益，就是变通之道。由此可知圣人处此，也断不能墨守成法，常沿旧习。治国之道与治家相同，士的后代不能常为士，有因经商而致富的；农的后代不能常为农，有因做工而建业的。其中固然有自毁其业的，但也有不能守其业而不能强其守业的。即使天生万物，因材而笃的道理，也是王者谋国，因时制宜的意思。我朝自定鼎以来，圣圣相承，厉精图治，超越汉唐，媲美三代。然而当时风气未开，政惟内修，财不外溢民康物阜，国库充盈。在上者仅知道粉饰太平，歌咏盛世；在下者仅知道耕田凿井，未见兵荒，不知安而思，遂

译追求安逸就会产生懈怠，空谈补救的人出现，散漫敷衍的风气就打开了。巧言令色、缝补掩饰的人增多，蒙蔽欺瞒的习气就形成了。等到西方各国叩关贸易，五大洲汇聚，衣冠相接，货物互通，租界越来越充塞广阔，轮船越来越多，外交事务既然繁杂，高低优劣的情况立刻显现，处处不能争先，处处相形见绌。然而虽然暗中遭受他们的侵扰欺骗，还可以相安无事。没想到日本人借端挑起事端，扰乱边境，似乎不难率领我国雄师，立刻铲除小寇。况且二十年来讲求军事，耗费资金数千百万，即使让日本人片甲不回，尚不足以成为惊奇骇异的事情。然而却是将帅遇到敌人就逃跑，士兵遇到敌人就溃败，坚船利炮，名城要隘，拱手让给他们，甚至派遣使者求和，书信往返，不仅明显损害国家威望，而且大大伤害国家根本。这难道是日本人不是我们的对手吗？也是我国士气不能振奋罢了。士气不振，是习气造成的。武将在外怠惰玩忽，文臣在内散漫敷衍，坐视圣明的君主孤立无援，左顾右盼忧虑重重，真如贾谊所说，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而百姓还坚守国土大义，所以一听到捷报，就眉飞色舞，街巷额手称庆；一听到警报，就怒目裂眦，恨不得吃日本人的肉、睡他们的皮。足以看出我朝深厚的恩泽仁爱，深入人心。然而民心虽然稳固，足以证明国运长久；但民气不昂扬，难以预测边疆将士效命。所以凡是农工商贾之类，无不翘首盼望和议成功，以便安排自身家庭生计。这也是因为因循守旧、虚骄之气有所中伤，所以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如困兽般斗志昂扬、拼命争胜。现在的计策，既然不能与日本人争一时的强弱，而挽回积习，振作颓废，无不可以与天下争百年的利益，就应当变通旧法，做善后打算，或许民心日益稳固，民气日益振奋。国家根本确立，国家威望自然张扬。于是陈述管见，以备取法细微之处。一曰科举制度应当变革。国家培养人才，原本是为了经世致用。现在通过科举入仕的人，问他们的经世之学在哪里，大抵都被八股文所束缚。即使有一两个自称通才，精通经史，但也不过是纸上空谈，终究对实用没有益处。朝廷也知道时文试帖没有用处，却不能不以此取士，是成规限制所致。士子也知道时文试帖没有用处，但舍此别无进身之阶，于是不得不早上揣摩名家稿本，晚上诵读时文，把有用的精神耗费在无用的地方。不幸而未能考中，连农工商贾都不如；幸运而金榜题名，问起钱谷兵刑却不了解，埋没人才的做法，莫过于此。现在尝试恢复乡举里选之法，势必有所不能，那么不如将八股改为论说文，那么有才能的人得以尽其才，无才能的人自然不能以玩弄空文杂字面来敷衍塞责。四书五经仍不可废，县试府试院试以及省试部试、殿试也不能骤然变动。拟定县试正场题目，或四书或五经，论说文一篇，时务策一道；第二场则测试天文、地理、格致等学问，各就其所专长以辨别优劣，这样已足以考察文理的优劣，才识的深浅，专门的造诣，不必多所考查，致使士子增加旅费之愁，阅卷者滋生比较之惑。县试录取若干人，送府试；府试录取若干人，送院试；未录取者不得参加院试。录取入学之后，就分别咨送各局担任司事，仍送省试；省试录取之后，分别咨送各学堂担任教习，各衙门担任幕友，仍送部试；等到录取之后，才授予官职。这样可以避免尸位素餐的讥讽，可以杜绝攀附奔竞的风气，可以避免士子仰屋兴叹，可以鼓舞人才奋兴之志，取一人得一人之效，或许才艺各具，利弊尽知，又怎么会有身居高位，形如木偶的人呢？

译至于武科，则更应当进行改革。当今火器不断兴起，弓箭、刀剑、投石等冷兵器都归于无用，况且海禁大开，尤其适宜水陆兼习，演练枪炮最为紧要。建议分为内外两场，外场考核打把、上竿、纵跳等技艺，内场则要求默写演练枪炮、临阵攻敌、防御等各种方法。武生大多不识字，向来默写《武经》，都请人代笔，阅卷者也视为形式，不予深究。殊不知习武之人也应当粗通文墨，可以诵读兵书，且能稍知自爱，即使日后身居统帅之位，也不至于目不识丁，任由僚属吏胥弄权舞弊。大体上，如今人们轻视武科不如文科，以乡野愚民的眼光看待武人，所以不能收到经武致用的效果。习武之人也以乡野愚民自待，自认为不如文官，所以不能尽展武事之长，甚至甘愿做不肖之事，忘却廉耻，聚赌窝娼，在乡间横行霸道，地方上视其为痞棍，官府视其为赘疣。这都是考察不周全、安置不恰当造成的。建议县试、府试、院试都依照文科的惯例，录取入学之后，就编入军营，分别授予口粮，仍送省试，录取后授予外委、千总、把总之职，仍送部试，录取后即升任营守之职。如果归入水军，也一如陆营的惯例，长久实行下去，那么天下的士兵都从考察中选拔而来，上下一气，易于训练，人数整齐，军营规矩自然严肃。不仅国家没有浪费人才的祸患，地方也没有骚扰百姓的徒众，当有事之时，也不必招募以妨碍农力，经武致用的效果，大概就在这里吧？

一是学额应当减少。有人说选拔人才应当宽泛，使用人才应当严格，却不知道选拔人才也应当严格。大体上天下的不才者多，而才俊者少，如果宽泛地选拔，那么势必不才者与才俊者一同进入，足以混淆使用人才的见识。一旦不慎让不才者居位，那么众多不才者都有侥幸进身的想法。如果选拔了却不任用，那就与不选拔一样，反而产生怨恨之心，导致攀附钻营的习气。想要遏制这种流弊，哪里比得上澄清源头来得妥当呢？当今政令多失之于宽泛，不得不以严格来补救，使人们知道进身不易，自然应当发奋刻苦，而不敢稍纵身心。人们知道发奋刻苦，就不必担心真正的才俊不出来。也有选拔时确实是才俊，但任用时未必都是才俊的情况，然而既然在选拔去留的途径上严格，自然容易在任用取舍的关头辨别清楚。所谓严格，是严格选拔人才的额度，而不是严格激励人才的途径。各直省一千多州县，统计学额不下两万余人，岁试、科试三年所取不下四万余人，每科乡试统计不过一千余人，录取者也不能随即有所作为，而未录取的数万人，如果更听任他们自沉自浮而无处安置，选拔人才如此宽泛，那么看待人才必定轻视，又怎能期望有真正的才俊出现呢？试着减半选拔，那么三年中还有两万余人。如果放宽选拔人才的途径，严格选拔人才的额度，精研使用人才的见识，天下的才俊难道不够用吗？

一是学校应当整顿。培育人才与选拔人才互为表里，学官的设置原本是为了教育一邑的人才，如今却几乎如同虚设，即使每月考核一篇文章，也只是勉强符合成例罢了。学校中的人多有直到学官任期结束都未曾见过面的，又何况询问他们有所教导呢？即使有所教导，也不过是时文而已。当今时务不断兴起，急需人才，国家既设立各学堂以培养天下人才，然而仅能在通都大邑设立一二所，且名额有限，不仅穷乡僻壤不能都得到庇护，即使各直省也不能处处仿行。建议令各州县各自设立义塾，聘请教习，根据学生的性情所近，因材施教，不愿入学的听之，不必供给膏火。经费轻则易于创办，不必拘泥成规；门类多则易于振奋兴起。等到成才入学之后，就允许出塾。这样就没有壅塞的祸患，长久实行下去，所谓天文、舆地、格致等学问以及各国语言文字，不难做到家喻户晓。等到家喻户晓之后，不必入义塾，而家塾自然多有传授者了。到了能够家塾传授的地步，就不必增设义塾，而人才日渐振奋兴起，不必过多筹措经费，而立法可以期待久远。国家根本的计策，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良图了。

一是风俗应当端正。国家节约财用，开辟财源，没有比崇尚节俭更好的了。世俗浮靡的风气，到今日已经极盛。服食起居的费用，无不比过去增加数倍。而最有害的，莫过于鸦片这一种，耗尽民财，消耗民力。国家也深知利害，申明禁令，无奈积弊日深，屡禁屡弛，几乎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不得已加重厘税，想要困住民众以拯救民众，作为不禁而禁的方法。而吸食者不醒悟，饥寒冻馁在所不惜，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如果再不严加禁止，恐怕沾染的越广，吸食的越多，将耗尽一国的财富而都流向外洋，耗尽一国的人而都归于无用。建议先命令各省禁止种植罂粟，违者处以重罚。然后在与各国重订条约之际，商议将鸦片永远禁止进口。听说日本对此禁令很严，民间竟无一人吸食，所以兵力虽少于我国而士气倍于我国，未尝不是与此有关。虽然洋药税一项，

译为国家增加了一大笔收入，如果骤然取消这项收入，恐怕国家财政会不够用。然而，有了这一项收入，国家的用度未必就能宽裕舒展，正所谓“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呢？”如果在各项税收上加征以弥补这项缺口，不让国家获取利益，却让百姓损耗根本，这仅仅是为了眼前的计策罢了。百姓的根本已经损耗，国家的根本难道不会更加受伤吗？这不需要聪明人来解释，大家都能明白。

第一，应当裁汰冗员。古代盛世设立官职，各有专职，所以国家没有闲置的官员，官员没有荒废的职责。从汉唐到明朝，虽然官制屡次变更，大体上官员精简则权力统一、倚重而勤勉谨慎自然产生，官员繁杂则事务纷乱、推诿增多而因循守旧日益严重。自古以来，情况都如出一辙。然而官员的数量到今天越来越多，官员的弊端到今天也越发严重。就拿京官来说，各衙门都设有司员，都有定额，其余的就是额外人员。设置额外人员，原本是为了填补缺额。但是，如果定额已经足够填补调任，而现在的额外人员有定额的数倍、十倍，甚至有二三十倍，导致几个月得不到一次差事，终身得不到一个职位。即使是勤勉谨慎的人，每天去衙门却无事可做；而懒惰的人则闭门不出，不管政务的治乱。国家多一个没有职务的闲置官员，就像家里多一个没有产业的子弟，不是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吗？

至于外省，情况比这更严重。军事事务，由地方长官负责，却又设立军需局；府库事务，由布政使负责，却又设立筹饷局、牙厘局等；刑名事务由按察使负责，却又设立清讼局；盐务由运使负责，却又设立纲盐局。如果说设立这些局，原本是为了辅助各衙门力所不及的地方，那么设一个总办就够了。然而却设有会办、协办、提调等职，而且会办、协办不止一人。总理的人如此，分任的人可想而知。请问这是为国家办事考虑呢？还是为安置闲置官员考虑呢？弊端在于繁琐的条文太重，导致责任不专一。试着减少一分繁琐的条文，就能节省几名闲置官员，自然不难逐渐删减裁汰，合并官职、精简职责，而事事都追求实际效果了。

第二，应当停止捐纳制度。想要裁汰冗员，必须停止捐纳。国家经费短缺，开设捐纳以救济眼前，本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那些纳粮求取功名的人，哪里真的有怀才想施展、报答朝廷的念头？起初，富绅大贾只是为了显赫荣耀，还没有大的危害。久而久之，求取功名的念头迫切而变成谋取利益的心，最终名利双收，满载而归。于是求官的人越来越多，求利的心越来越坚定。不仅有资金的人希望获得十倍、百倍、千万倍的利益，即使贫困无所依靠的人，也挖墙掘鼠，作为孤注一掷的赌注。国家正用捐官的利益来救济百姓，官员就掠夺百姓的财物，国家这岂不是收回了本金而偿还了利息吗？而且偿还的是十倍、百倍、五倍的利息而没有止境，偿还了十年、几十年而好像没有尽头。中饱私囊的局面日益巩固加深，国家财政的紧迫似乎不与此相关，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关。现在各省人员日益拥挤，大吏缺乏疏通的方法，属僚多有不满之心。如果将捐纳永久停止，那么仕途可以清朗，风气可以端正，而且没有这种走终南山捷径的徒众，那么人们都会各自奋发才能，各自安守职业，又怎么会让捐官成为谋生的退路，让做官成为起家的利益源泉呢？虽然捐纳出身的人中并非没有出色的人员，然而捐纳时以资金为依据，断不能以人的才能为依据。不以人的才能为依据，却想在捐纳出身的人中寻求人才，不是很难吗！

译第一，认为官吏的俸禄应当丰厚。汉宣帝下诏说：“官吏如果不廉洁公正，那么治理国家的方法就会衰败。现在小官吏都勤于职守，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掠夺百姓，是困难的。”宋太祖说：“官吏人数冗杂众多，难以要求他们治理得好。俸禄稀少微薄，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与其供养冗杂的官吏而耗费巨大，不如精简官吏而增加俸禄。”这些话多么精辟啊！这些话想要惩治官吏的贪婪，而去除贪婪的方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现在的廉俸，从高级官吏到佐贰官，有的上万金，有的数千金，有的数百金，有的数十金不等，因为官制的悬殊，确实不能不分出高低。然而高低相差太大，于是不能没有不均的顾虑。人谁不想要富贵？即使是一个微小的官吏，难道没有父母妻子的供养，冠婚丧祭的用途，庆贺抚恤馈赠的支出吗？而微薄的廉俸收入，能够满足这些用途吗？既然被私家的忧虑所牵制，怎么能专心于公家的应酬？繁复衙门的费用，何止是廉俸的数倍？而担任州县官的，有的数千，有的数万，有的数十万，必定满载而归。试问这数千数万的钱财，是为了廉俸而想要勤于公事、廉洁于地方的，一百个中得不到一个。国家任用处理事务、亲近百姓的官吏，以州县最为重要。州县的廉俸以数百金到一千金为常规，而应酬的繁复，衙门的费用，何止是廉俸的数倍呢？而担任州县官的，有的数千，有的数万有的数十万，必定满载而归。试问这数千数万的钱财，是廉俸所得吗？还是不是廉俸所得呢？这不用等待智者就知道答案了。当今的时候，处于现在的形势，如果只依靠廉俸，不仅是奢侈贪婪的人远远不够用，即使是勤俭清廉的官吏，也必然捉襟见肘了。况且高级官吏的开支，未必比州县少；州县的开支，未必比高级官吏省。所以拟定高级官吏的廉俸，不能再减少；而州县以下的廉俸，不能不增加。必须使他们足以满足日常使用，然后裁减陋规，平均耗羡。凡是地方的收益，都如实征收如实解送。国家多花费数百万廉俸，就是为小民留下数千万的脂膏。在一转移之间，吏治清明而国家根基稳固了。国家根基稳固而国库充实了。俸禄公平而天下还不能治理的，是没有的。

第二，认为兵制应当变通。用兵的道理，要顺应时势，绝对不能拘泥于成法。绿营的制度，当时并非不完善，无奈法度久了弊端产生，养成了疲沓玩忽。起初虽然不足以抵御外侮，未尝不可以平定内忧。后来不仅不足以平定内忧，甚至不能缉捕盗贼。绿营的士兵，到了这里才真正变得无用了。知道他们无用，却没有听说裁汰的，是被成法所拘泥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立功的多出自招募的勇丁，大家知道勇丁有用，所以一旦有祸乱，就东招西募，仓促间组成军队。平时养着无用的士兵，临事筹措无来源的军饷，军事没有不失败的，国家用度没有不紧迫的。方今中国的大势，不在于内忧，而在于外侮。抵御外侮的方法，以海军为先。海军以战为守，陆军以攻为守，二者不可偏废。拟定设立水陆两军，像绿营的定额，以六成作为陆军，四成作为海军，另行挑选训练。陆军分驻各省交通要道和险要之处，海军则归入轮船，务必使士兵都足额，军饷不虚耗。将帅不能一天没有战心，那么平时自然勤于操练；士兵不让一天有安逸的念头，那么临事不至于惊慌失措。这样，那么绿营可以删减，长江水师也可以删减。大抵能够平定内忧的士兵，未必能够平定外侮；能够抵御外侮的士兵，没有不可以平定内忧的，这是一定的道理。况且兵力以合而雄厚，兵权以一而专一。水陆两军各设一位懂军事的大员，来统领他们，这样征调不至于掣肘，临敌可以同心。军饷不多耗费，而士兵都收到成效，又何必难以纵横海上，与列国争雄呢！

第三，认为铁路应当广泛开辟。兵法说：用兵贵在神速，各处防御不能兵力都雄厚，征调援兵在所难免。现在外敌的到来，多用轮船，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听到警报，才开始调遣援兵，陆路用车，水路用船，数千里迅速征调，不能不需要时日。谚语说：救兵如救火，援兵刚到，抵御的士兵已经溃败，导致援兵也不能得力，这是道路迂回遥远的弊端。如果各省都有铁路相通，近的早上出发晚上到达，远的三四天可以到达，使抵御的士兵也知道援兵的期限可以到达，军心不懈怠，竭力抵抗敌人，自然没有怯懦溃败的祸患了。不仅是便于调兵，而且三军未发，转运为先。自日本侵略气焰嚣张以来，海道阻塞，处处仰仗他人的鼻息，这也是没有铁路的弊端。即使在太平的时候，可以便利百姓，可以利于国家，况且铁路与电报相辅而行，仅有电报不过是得到空信罢了，对于实事竟然没有益处。虽然天津已经小试牛刀，颇为得益，而不能推广开办的，一半受阻于经费的浩大，也是当权者未曾统筹大局的缘故。拟定在最紧要的地方先行开办，广泛招揽股份，分别设立公司，使人们知道铁路的有益，逐渐推广，调剂百物的平价，而夺取山川的险要，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良策了。

第四，认为制造应当精研。想要开辟铁路，先要求制造。现在虽然设立了制造局，无

译不仿照西洋，即便刻意摹仿，各种物品仍需从他国购备，所以必须先探求根本所在，利益和权柄才不至于外借。无论军械，一切无不出自机器，能制造机器，那么各种物品没有不可制造的。西方各国讲求制造，日新月异，每年不同，那些被他们废弃而不适用之物，才卖给中国，中国不惜重金接受他们的欺骗。有人说西方本不想欺骗人，无奈中国有见识的人少，中饱私囊的人多，上下勾结，自己遭受欺骗罢了。至于军械这一种，光为受害，日本人使用的枪，也是从西方购买的。自北方开战以来，到处溃败，虽然是因为兵将懦弱，也是因为机械不够精良，都说我们的枪炮射程不及日本人使用的远，难道是西方厚待日本而轻视中国吗？实在是因为日本人讲求制造，不受他们欺骗罢了。此后朝廷应当命令各国使臣仔细讲求，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劣的，购买样品仿造，虽然不能超越他们，也不至于受人欺骗玩弄。如果再因循守旧，既不善制造，又不善购买，致使国家耗费无数资财，却都购置了无用的东西，不也是可惜吗！一是矿务应当整顿。想要精于制造，首先依赖煤铁。中国地大物博，冠绝天下，应当聘请结实可靠的矿师，集资开办，不要让其中途停止。如果掌握了方法，那就是长久的利源。现在开平矿已有成效，不难仿效实行。如果矿务一旦兴起，那么百姓得到衣食的来源，国家获得成倍的利益。现在依赖国家供给，还嫌不足；将来国家将依赖我们供给，反而觉得有余。上天不吝惜宝物，大地不吝惜财富，在于人能否获取罢了。又何必仅仅震惊于西方的富强呢！

译论变法应当详细审慎地探究弊端的根源

如今天下人都争相谈论变法了。他们说：船舰应当坚固，火炮应当锋利，铁路应当兴办，商务应当振兴，矿务应当讲求。这五项是富强的根本，如果全心全意地推行，不仅仇敌可以报复，失地可以收回，而且想要在欧洲炫耀武力，吞并两个半球，也在瞬息之间了。然而不久之后，合资的人报告亏损了，制造的人报告没有成就了，过去那些有利的事情，转眼间弊端丛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详细审慎地探究根本原因啊。中国屡次败给欧洲，不是因为人不灵巧，钱财不多，而是因为事事因循守旧，事事营私舞弊，积习成风，牢固不可打破。一定要想把它变得富强，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详细审慎地探究我们弊病的根源罢了。如果我们粗心大意地实行，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现在急需实行的有两项，急需改变的有三项。欧洲各国，有君主制的，有民主制的，有君民共主的。总之都是上下沟通，脉络一气贯通，广泛采纳议论来审慎精微之处。在京城和州郡，都设立议院，广泛设立学堂。学堂是用来培养人才的；议院是用来清除弊端的。想要政治没有弊端，必须先开设议院；想要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必须广泛设立学堂。现在沿海虽然增加了学堂，能够入学的，不是大官的子弟，就是世家大族的亲戚。他们锦衣玉食，娇惯懒惰已成习惯，不仅不探究深奥的旨意，探求根本的道理，而且指望他们不懈怠不荒废，安于常规，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人才怎么能精良呢？人才不精良，那么人才就没有出路。人才没有出路，纵然想要变得富强，怎么能得到呢？这是学校不能不广泛设立的原因。现在号称通晓变革，学习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伟大，这是对的。但是京城和各省份，都遵循旧章，畏惧官员像畏惧虎狼一样。所谓广泛采纳平民的意见，贯通上下气息的，没有听说开设一个议院或一局。甚至私下交谈的被指为诽谤，明白事理的被斥为妄言，一网打尽，任凭我卖官鬻爵，任凭我接受差务，使得郭金装满竹箱，吴钱塞满布囊，然后才罢休。像这样不想消除弊端，而希望弊端减少，难啊。这是议院不能不开设的原因。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民心不一，潜伏的反抗者很多，所以跟随龙旗的将士分为三族，设立八旗来赡养他们的家室，用来镇抚天下，可以说是仁爱到了极点，法令严密到了极点。不知道一生二，二生四，二百多年十代已经上千人了。过去赡养的费用是几两，现在赡养的费用是几千两。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尧舜都感到困难。但是不赡养就失去了祖宗的仁爱，赡养就耗费全国的巨额财富，耗费了海防等各项费用就没有来源。各项费用没有来源，依然是积弱。这是八旗不能不通晓变革的原因。泰西各国任用官员选择贤能，只凭才能给予，如果不合适，即使是士子也降用；如果合适，即使是皂隶也升用。他们设立俸禄即使宽裕，退休时一定有半俸。考虑到内顾无忧，那么外事就能胜任。而我们国家任用官员尚且俸禄微薄，退休的人怎么能指望半俸？一定要使他们廉洁，要求他们清廉，势必会有困难。比如御史君作为耳目，也不过五百两；县令作为百姓的师表，也不过一千两。是为了养活家室呢？还是雇佣奴仆呢？雇佣奴仆那么家室没有供养，供养家室那么奴仆没有雇佣。这时候亏空钱粮，串通舞弊，滔滔者天下皆是了。即使有陋规，有美缺，优劣不等，也未必互相瞻顾。这是官俸不能不通晓变革的原因。泰西各国选拔民丁入伍，强壮的作为战兵，刚健的作为守兵，强健的则回乡教导乡团，使得步伐整齐，测算枪炮，务必精通娴熟然后才罢休。所以作战时有勇知方，防守时稳固谋略静谧，回乡时优游林下，没有呼饥喊寒的。而我们国家有事时招募他们，无事时淘汰他们。淘汰后散兵四处掠夺，乞丐遍布四方，关饷四两，月饷还扣除衣挂，短缺纹银，吃不饱饭，却要求他们死战。将领欺骗士兵千百次，士兵欺骗将领一两次。关东的战事，可以作为明鉴。这是兵制不能不通晓变革的原因。弊端众多，固然难以洗刷，但是就这些大端来说，想要兴办大利而实行，借说是富强，恐怕反而成为祸害。为什么呢？治国就像治病一样，元气虚弱，本来属于无恙，等到寒邪偶然感染，而医生不审慎，误投参苓，那么风寒入里，身体就岌岌可危了。明白的人说：参苓误用了。现在的时机，不如去除寒邪，用柴胡、辛夷，那么里邪清除，表证恢复后再投参苓，佐以鱼肉，这样病就平复了，硕大无朋了。我们国家太平日久，积习成风，就像虚弱的人感染寒邪一样。仿效泰西的大利，就像用参苓药剂一样。而议论的人不消除弊端，误投参苓，只怕风寒补里，病入膏肓。这时候，即使是卢医、扁鹊也难以出力了。

中国变法应当审慎先后次序论

我因为中国稍微懂得变法，所以纵论及此说：唉！法律没有千古不弊的，也没有千古不变的。《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老子的话说：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只有在上位的人知道如何变革并且善于效法，那么虽然变革但不违背正道，这就叫做通达。质疑的人说：王安石制定新法，不是不想革除旧弊而

译王安石推行新法，最终导致怀疑与诽谤纷纷兴起，于是损害了宋朝一代的元气。他的方法像那样，产生的变化像这样，倒不如不改变。人们不知道王安石的法制是拘泥于古法的。人们只知道变革会带来危害，也知道变革会带来利益吗？从前美国受英国管辖时，英国征收苛捐杂税、残酷役使，那时华盛顿崛起，将英国的内政加以变革。普鲁士受法国挫败时，法国限制其军队数额，那时俾斯麦崛起，将普鲁士的内政加以变革。法国受普鲁士击溃时，割让了两省土地，那时梯也尔崛起，将法国的内政加以变革。就像日本遭受各国劫掠，困窘之下开放口岸，有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崛起，日本的内政也因此发生变革。假如说不变革，或者变革却不审慎地确定先后次序，我不知道这些国家的法制为何至今没有败坏。那么中国懂得这个道理吗？中国近十年来也渐渐有懂得变革的人了。创建海军，训练水师，重新重视武备；建立学堂，奏请设立专门学科，聘请外国官员任教习，讲求这些最为紧迫的事情。即使是外国人为中国谋划的，众口一词，没有不把训练军队作为急务的。然而训练众多人才，利用器械，舟车转运，这些外国的长处，就是外国的军务。一旦练兵，势必需要这些，那么西方人劝我们练兵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不然的话，外国值得借鉴的内政措施实在很多，不讲求这些，却去谋划练兵吗？如果内政修明，那么外来的侵扰自然会被制止，国家可以百年无事，军队就可以百年不用。美国的兵力不及欧洲各大国，却能够自强；土耳其昔日的雄强，最终困于用兵，以致国土沦为废墟，这就是明显的证据。所以我蒙认为中国不知道应该变革也就罢了，中国如果知道应该变革，必定要从内政开始，而军政逐渐举办。内政怎么做呢？一是设立议院，二是兴办新学，三是劝勉农事，四是拓展商务。这四点，朝廷上的章奏，民间的议论，谈论得已经很长了。请让我阐述其中的道理。

译古代帝王虚心下问，甚至咨询割草打柴的平民，不遗漏任何微末的意见。战国以前，携带典籍的士人遍布天下。自从秦始皇禁止诽谤，忌讳越来越多，那些有抱负的士人不敢发声，屏息凝神，而军事祸乱从此频繁起来。谋士虽然众多，因此不能成功。与其让满朝官员畅所欲言，却无人承担过失，不如让所有人都能进言，选择好的意见来采纳？所以西方国家的议院设有上、中、下三级。十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劝中国设立议院，废除都察院，因受旧制度的阻碍，首相仍未改变。现在虽然六部官员和御史谏官时常呈递奏章，但只有责任，没有权力，下情如何可知了。周朝东迁时，已经极其衰弱。说它没有立即灭亡，主要是因为清议的力量居多，而现在却像这样。欧洲各国设有公立学校，德国过去受法律限制，一旦发奋图强，在全国设立乡学培养人才，国家终于振兴。日本变法之初，将欧洲各国的新书分别翻译，颁布于学校，作为法令推行。如今翻译书籍很多，翻译一本书，耗费年月，兼可推陈出新，不久风气与民智都会开启，几乎每家每户都知晓。近来中国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人虽然众多，但凡是考察探求，都不是切实用力。至于化学、电学、力学、光学、汽学等学科，也没有深入探究，那么所谓讲求新学的人，又是这样。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西汉武帝明诏，除了提倡孝悌之外，最重视农业。西方将农业课程列入学校，德国最近设立了一百五十处，都配置庄田进行试验，至于各种种植方法，也能弥补人力的不足。他们之所以日益求精，是因为上面有奖励劝勉。中国人大多怠惰，职业未必专精，即使有一技之长，又争相谋求高官，不加以禁止。上面没有劝勉，下面没有兴起。内地所产粮食不够，必须依靠安南、暹罗贩运进口。难怪中国农业收入，每年仅三百兆两，纵然古代有因地制宜的区别，用农官劝勉，但掌管农业的官员不讲求，垦荒、积贮、沟洫的制度荡然无存，哪里还有西方方法？那么农事的不力，又是这样。民生食粮重要，那么民生自然厚实。商业原本是用来流通财物的。西方则物流畅通旺盛，出口税收，英国每年值二千七百兆两，德国每年值一千三百兆两，中国商务的价值却只有二百十七兆两。大概因为泰西设有商部并立专官，中国虽然设立招商局由官员统领，但百姓受官员欺骗屡次发生。出口以丝茶为大宗，近来丝茶业务未见起色，论者大多想购买外国机器以节省人力，不知道用机器焙茶，这种方法不适合嫩茶，人力更为均匀。丝则近来所产大多不柔软滑泽，由于没有得到西方方法，虽然用机器缫丝，也不过是省力而已。外国逐渐讲求种茶、养蚕等方法，而说中国能独占其利吗？加上奸商掺杂，伪货之风未绝，那么商务的不振，又是这样。总括这四个方面，已经产生百种弊端，即使早晚讲求这些，尚恐不能持续，而建立武备，是急务吗！兵多则军饷巨大，国家军饷来源不充裕，各省防兵旧额未裁减，想训练新军，先要裁减旧额。今年虽然奉严旨，各处裁减不多，而且专练洋操，必有洋师指导。近来由德国人员教习，该国必令其以教习兼任统领，假如该国与我们有嫌隙，他们必纷纷告退。即使不这样，我军中可用的人，天天与他们相处，也只听从他们的命令。不得已，练兵也有一法，军屯也有一法，现在断然不行，只有多办乡团，无事时务农，有事时当兵，闲暇时教导他们，适时奖励他们，有不争相奋发的吗？洋操不过是步步有法度罢了，我们确实不违背步伐，那么整齐划一，与洋操有什么不同？而且操练熟练，他们血气方刚，淡泊甘甜而嗜欲也少，暗中消除内患，隐蔽抵御外敌，比起绿营各防兵衰老者多，那一两个少壮则饮酒的有，吸鸦片的有，相差万倍了。总之，内治是军政的根本，各位官员，既然肯念及祸乱，应当以治理百姓降等为最大耻辱。大概欧洲各国领事驻在他国，只保护其本国人民，商务遇到诉讼及定罪之类，都归当地官员审讯判决，这是通例。只有东方如中国、日本、突厥及波斯、阿富汗、缅甸、暹罗、朝鲜与中亚细亚各小国寄居的人民，不肯归其本国约束，遇到诉讼案件，都由领事裁决，其他国家固然不论，如果中国也是同一类人吗？日本从前与各国修约，以删除客官治民为首要之义，各国待以平等，允许加入公会，识者因此嘉许日本能守法。中国想修内治，怎知不能伸张其权，而《易经》所谓变则通的变，难道不体谅吗？

论变法

当今观察地球大势，政治教化日益兴盛，先前著有定论，遗憾言说恐怕不够详尽，现在不揣愚昧错误，再引申其说，以供当世平民的采纳。常说地球之大，无论何国，必有许多旧制度旧习俗，如果要使国家兴盛，必有勇猛坚毅的人，将其旧制度旧习俗中不可行于今的，一概变革，才能治理。为什么这样说？观察土耳其与希腊交战，希腊败而土耳其胜，推究其原因，由于二十年来两国未曾

译宣战之事，只有土耳其深谋远虑，储备粮食、聚集兵力，策略无所不用其极；而企列（希腊）则因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百姓不懂军事，所以一旦两国失和，土耳其军队压境，企列人便无法作战。这都是平日里固守旧制而不图革新，身处安乐而不思危险所招致的祸患。虽然如此，敌国相争，是时常发生的态势。但我英国既然是欧洲大国，为何不能联合友好的邦国，制止土企争端的开端，做出息事宁人的举动呢？竟然我英国竟不这样做，莫非对土耳其有私心吗？然而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我英国，且应归咎于欧洲各大邦。当土企战事正激烈之时，我欧洲人在当地者，亲眼目睹情形，知道两国杀伤的人数已经不少，曾报告回国，想要出面调停使双方归于和平。无奈此时企列国人不自知自己力量薄弱，不肯罢休，直到兵尽粮绝，才听从我们欧洲人代为讲和。而事势发展到这一步，该国的败局窘迫也已经非常严重了，即使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这是治国者应当引以为鉴，从而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不只是土企如此，追溯自一千八百七十六、七、八年间，俄国与奥地利交战，俄国人轻敌而没有斗志，奥地利人则慎重对待此事，极力施展雄心，俄军于是被奥军打败，此后甚至不敢轻视奥地利。由此可知，强弱众寡本来没有固定的情势，只有有准备才能没有祸患。看前月奥地利君主前往俄国修好，俄国皇帝欣然接受，正在宴饮间追论前年的战事，谦让之词说不完。这是奥地利本是小国而大国不敢奈何，必定是因为它有自立之道，致使俄国君主也因而重视它。俄国固然是天下的强国，但自从一千八百七十六、七、八年时，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合纵排挤它，俄国才开始不敢逞强。这样看来，俄国重视奥地利，也是重视各国能够结盟。

企列虽然自招侮辱而一败涂地，备受土耳其国的凌辱，实际上也是由英国人在其中煽动所致。欧洲西部各国形势如同骑虎难下，君臣上下常恐有灭亡的祸患，所以制造船只、器械不遗余力。近日意大利国王曾在议院宣告，打算增修战舰，议员们实心筹议款项以应付开支，使海军练成精锐部队，将来东方若有可乘之机，更能起到长驱直入、驾驭远方的作用。况且我国贫困的百姓近来也不少，如果从国家税收项下加抽指定款项兴办大工程，还可以以工代赈，这也是目前的急务。记得前几个月竟有平民行刺我，想必也是因为贫穷严重，无法生存，所以做出这种狂率轻生的举动。那么增修战舰的工程，是一举两得，确实不可迟缓。

看各国君主，处心积虑，务必以能够变革为第一要义，天下还有无事的一天吗？英国素来被称为善于治国的国家，邮政的费用至今还在商议改为极轻的数额，以便小民便于通信，不至于因邮费艰难而阻隔声气交流。所以其百姓又倡导议论说，邮递一事，在省会大埠的地方尚有人按期报送，乡村小市则不能如此，办法对居住在乡间的老弱妇女人等非常不便。此后必须从王室派拨多人，分往各乡堡专门负责递送信件，才是最好的办法。至于电传音信一项，应改为自电线公司报送至三英里外才能收取送报工费，在三英里内的不能索取。如果能够这样减收，国家年收入计算只短缺三十六万余磅，仅相当于一艘小战舰的价格，而举国都受其便利，这样何乐而不为呢？英国人在事事上追求变通尽利，不只是这一两件而已。

译再观察英国经营南北非洲，所到之处，黑人接受教化，政治日益革新，如电报、铁路、邮局、学校、天文台之类，无不有效。澳大利亚位于东半球东南方，向来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荆棘纵横，草木荒芜，自从英国人占据此地开采金银各矿，商人聚集，如雾如云。如今听说英国人居住在那里，更有增设海舰、修筑炮台、储备军械的计划。加拿大原本是法国的领土，自从英国人占领后，各地的商务也无不极力推广。到现在甚至有英国货物运到加拿大大概免税的提议。计算英国每年征收的关税收入，仅有一亿三千三百六十万多磅，每年支出的费用已有一亿一千七百九十一万多磅，其余仅存银一千五百六十九万磅，并除去海军战舰支出银五十多万磅，又除去支付南非军饷二十多万磅，又除去减少邮费三十六万多磅，此外苏格兰、爱尔兰各省学校，以及英国君主登基六十周年庆典所需费用尚属不少，所以统计英国今年国家用度须再借贷银三千五百万磅才够使用。又英国所属的乌斯伦（新西兰）也本是荒僻之地，自从英国人经商到此，现在也成为富庶美丽的地区，每年征收的货物税款尚属不少，除去用度外存银五十多万磅，将用来大修添置战船以保卫疆域，由此可知英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属地的布置都周全，确实掌握了变革的方法。至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已向东修筑到中国东三省，现在仍计划向欧洲延伸修筑到奥地利，其铁轨之长计有八千八百六十九英里，如果奥地利允许其建筑，尚须等到1901年才能修成，且修成此路后，欧美两洲的人想要从西到东的行程将加倍快捷便利，如以前从伦敦到加拿大经过日本须历经二十八日的路程才能抵达港口，如果路成则无须经过加拿大，可由伦敦直接经过维也纳乘火车约十四日而抵达日本了。俄奥之间有这条铁路，势必日渐兴起而掌握全球的枢纽。若日本这个三岛之国与中国原本同为积弱的国家，维新以后能改变而自胜，中国之后不免夜郎自大了。日前檀香山偶然禁止日本人登岸，日本领事奏报回国，立即调派几艘兵舰到港，以兵威索赔旅费。檀香山主人不允，日本人随即想要动兵。幸亏美国朝廷预先调派兵船到那里，从中调处，抑制日本人，使其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檀岛不将重蹈中国的覆辙，而遭受日本人的毒噬吗？欧美各国近百年倡导君民共主的义理，大开议院，所以才识明达的人都能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从而得以公开判断是非。所举的议员也仅是男子之事，而妇人没有参与。因此想到天地生人，阴阳平权，聪明天赋，也断无厚待男子而薄待女子的道理。所以英国议院中曾有人特别申明此说，拟将女子中有才识明通者一同举为议员。现在虽然此议未定，如果人人都认识此义，变通而运用，那么人才不可胜用。何必自我限制？所以说治国者应当破除旧习，务必变通以求至善，才能开始自立。不然一成不变，敌国将环伺而起，有不至于灭亡的吗？

新政策自

英人李提摩太

天下的土地，由狭小而逐渐广阔。天下的人民，由稀少而逐渐增多。中国在尧舜之时，《禹贡》九州之地，古所谓的中原，大约为现在的山西、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几省，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一半省份。那时人民户口的数量，虽然不可详细考证，大概数百万千万罢了。地大而人少，所以国家养育百姓的政策，以及百姓各自谋求自养的方法，都充沛而有余。等到汉唐以来，户口繁衍增加到五六千万，各省有的有余，有的不足，国家于是有赈济抚恤的政策，而百姓患贫患寡、不均不平的弊端便产生了。等到清朝承天膺运，休养生息，历代以宽大为心。乾隆、嘉庆年间，天下户口总数陡增至四万万，这比汉唐又多了八倍。人民增加而土地没有开垦，那么财产物业的数量也就毫无增加。以前一人食用而有余的，现在八人食用而必定有所不足，这是必然的道理。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各国莫不如此。英国三岛之地，三百年以前户口不足千万，后来人口日益繁衍，而四面距海，土地无可扩充，于是不得不广造舟船，通商于美洲、非洲、各处，而商路开辟，彼此均利，贸易大兴。远适异国，是古人所悲叹的，英国的百姓，又岂不想安居故土呢？地小人众，赡养无资，他们轻易远出，是情势所迫不得已。商旅足迹所经，如美、澳、非三州，人稀地广，不知耕作，英国人在那里经商的人，于是代为开辟垦种，久了就安家业而繁衍子孙，以有余补不足，交易而

译退让，各方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人，是上天所创造的，上天既然创造了人，就不能不谋划如何养育他们。所以今天万国交通往来，是上天的常道，仍然想要闭关断绝贸易的，是违背天意的人。此时中国的情况，按照每平方里的人数来看，土地狭小人口稠密，比当年的英国还要多出一倍，而在咸丰以前，沿袭旧法，杜绝外国人，导致发生了失和的事情。幸好仰赖皇太后圣明在朝廷上主持，恭亲王及各位大臣通晓外国情况，在朝廷下传达教化，和议既定，商埠才开放，内乱随即平定，外交更加稳固，海内外的人，都仰慕向往，认为此后互相受益，互相养育，互相获利，太平就能永远保持！没想到癸未、甲申年以后，忽然有人主张开战，广泛征集船只，增加军队，希望凭借一战来张扬威势，恢复嘉庆、道光以前的旧制。杀机所招致，于是好战的法国趁机而来，又有习战的日本随后而来，背弃友好而追随仇敌，竟然酿成了去年的祸患。所以“战”这个字，对上违背天意，对下违背人心，也绝对不是皇太后、恭亲王当时讲求诚信、修好和睦、协和万国的本心。不过是两三个愚昧的人，不学习西方养育百姓的妙法，只谈论西方枪炮的威力，想要通过挑衅挑起战争，把获取功名看得像翻手掌一样容易。现在幸好皇太后在深宫中训政，仁爱覆盖四方；皇上天赋聪明，博学多能，综合贯通中外天人的道理。恭亲王及各位大臣都通晓根本，同心协力，不仅想要中国安定，而且想要使海内外万国的百姓都安定。这颗心就是天心，这条道就是天道，这个理就是天理。只想要万国都安定，就必须先安定中国。今天中国的重要事情，没有比养育百姓更紧迫的；养育百姓的重要事情，没有比推行新政更紧迫的。概括起来，有四件事，都应该紧急进行变革：一是教育百姓的方法，二是养育百姓的方法，三是安定百姓的方法，四是亲近百姓的方法。然而想要推行新政的各种方法，必须聘请精通各国时务、第一流的实干人才，那么凡事自然没有不妥当的，中国也就兴盛了。

译新政策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言

上天没有偏私，对中西各国一视同仁。顺从天意者生存，违背天意者灭亡，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自从通商以来，已经五十多年了。中西各国，常常因为细微的事情而失和。失和的原因，是由于彼此语言文字不同，从而产生隔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通”罢了。既然不通，就会无意中失礼；既已失礼，就会引发战争。如今万国既有往来，那么彼此的情理应互相通达。其中如果有一国，只知道本国的事情，不知道外国的事情；只读本国的书，不读外国的书，那么在外交往来中，就不得不遭受损失，这是必然的道理。我考察中西各国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国有四件事，都应当立即进行改革：一是教化百姓的方法，二是养育百姓的方法，三是安定百姓的方法，四是革新百姓的方法。请允许我详细陈述。

一、教化百姓的方法。如今中西交涉，暗中遭受巨大损失，必须使中国君臣能够通达中西各国的情势，并且通达本国上下层的情势，事理才不会隔膜，办理一切事务，才能恰如其分。想要通达中西，有四件事：中国天威近在咫尺，不敢直言，必须有人将各国政治教化的大概情况，恳切详尽地陈述，上报给皇帝听闻，这是第一点；宗室近支的王公，日后都要执掌政权，必须选派十人，分别前往各国游学，这是第二点；京城内外的大官员以及十八省总督巡抚的子弟，应当各自派遣，出国读书数年，全面了解外事，这是第三点；中国京城内外的正途出身人员，如翰林等官员，应当派遣通晓古今、识大体的一百人，出国分门别类地学习，这是第四点。

想要通达上下也有四件事：

第一，设立报馆。想要强国，必须使百姓富裕；想要使百姓富裕，必须变法。中国如果实行新政，可以立刻达到富强。而想要使中国官民都知道新政的好处，不广泛发行日报就不能成功。如果没有通达时务的人主持报务，来开阔耳目，那么实行新政的人只有一个，拘泥守旧的人却有上百个。这怎么能迅速见效呢？所以报馆是首要任务。

第二，翻译西书。中国的旧学，历经数千年，绝对不能废弃。如今既然与万国往来，那么各国通行的新学，也不能不知道。增加新学则有巨大益处，不增加则有巨大损害。譬如单轮的车，未尝不可以走远路，但如果改为双轮，用骏马牵引，不是更稳定而且更快速吗？各国的新学，都有专门书籍，应当先设立机构，筹划聘请通达之人，将西学由浅入深，由简到博，由粗到细，广泛翻译，使不懂西文的人，也能深入精通西学。所以翻译书籍，是重要的图谋。

第三，建立书院。泰西的新学，不是一国的学问，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这个国家有新法，那个国家就跟着效仿。集合万国的通达之人，才达到如此完美完备。只是因为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益罢了。应当在各省各府以及通商大埠，建立书院，聘请各国专门领域的通达儒者，分类用华文教学，或者参用西文。

第四，增加科举科目。中国的科举制度意图美好，方法优良，不能废弃。只是题目范围不广，只讲本国的事情，不知道各国治理平定的方法。考察西方国家读书，不仅是为了做官，也对各行各业有益而设立。每十个人中能写字的，大概有七八个。中国只有一两个。读书人既然少，人才更加缺乏。这是因为三年一次科举取士太少，专门讲一门学问，道路太狭窄。如果不立新法来拓宽仕途，终究会落后于人。应当请求皇帝明发谕旨，增设中西合科。每年每府录取中西学秀才约百人，每年每省考中中西学举人约百人，每年考中中西学进士约百人，每年殿试钦点中西学翰十人。学费有限，人才济济，可以与世界并驾齐驱了。这四件事，都是教化百姓的好方法，可以通达上下之情，具备中西之益。应当请求国家增设广学部，将报馆、译书、书院、科举四者，都由学部总揽其成，这样就像网有了纲，有条不紊了。

二、养育百姓的方法。中国各省人口众多，就现在的情形来看，每年因饥寒而死的人多达三四百万，那些苟延残喘，辗转在沟壑中的，更是数不胜数。难道只是百姓吗？即使京城内外的各官员，除了几个要害部门外，其余所得薪俸，多半不能自给自足，那些候补人员，艰难窘迫更是难以名状。士人中未得志的，去当幕僚或教书，年收入仅一百多两银子，还不是脚快的人得不到，除此之外更没有生计。像这样艰难窘迫的情形，是天下万国所没有的。中国本是富裕的大国，却让百姓困苦不堪，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没有得到养育百姓的好方法罢了。养育百姓的方法，大纲有十项。

第一，疏通道路、铁路、马路，国家通行则货物流通，每年节省无穷的运费，居住的人、出行的人都获得巨大利益，买家、卖家都没有偏枯之弊了。

第二，快捷传递音信，国家设立邮政局。国家每年节省驿费数百万，每年增加信费数百万，而官民上下都方便。

第三，开采矿产，既然有铁路转运，灵通各省，矿产都可以开采，地下无用的泥土，都变为地上有

译已经使用了金银。

第四是开垦荒田，东三省以及西北各省都有闲置的荒地，因为道路不通畅，全都成了被抛弃的土地。既然有了铁路，就可以移民去开垦，用没有主人的土地来养活没有职业的百姓，怎么还会导致他们困苦流离，沦为盗贼呢？

译五、鼓励做工。仅凭一双手脚做工，只能勉强糊口。如今使用机器，一个人就能做十个人的工作，一天能完成十天的工作量。获利既多，家家户户都能丰衣足食。

六、制造机器。西方国家机器刚兴起时，也担心会剥夺贫民的生计。殊不知这并非剥夺生计，而是改变生计、增加生计。等到机器日益普及，生计反而增加了。因为做工所生产的货物充足，大量发售到外国，不仅没有资金外流的担忧，而且国内消耗财富的人日益减少，创造财富的人日益增多。这就是人口众多而消耗者少，也是大学问中理财的善法。

七、开设银行。中国贫困的祸患，源于土地荒芜、人口众多，而现银日益减少。既然开设了银行，就可以发行钞票。用一万两白银的本钱，发行一万两白银的钞票。钞票与本金相互抵消，永远没有弊端。而这一万两白银的本钱，已经发挥了二万两白银的作用。

八、铸造银元。各国的货币制度都是由国家自行铸造，实际掌握货币轻重的权力，都有金、银、铜三种货币。只有中国仅铸造铜钱，而金银货币缺失，所以必须依靠钱庄才能流通。然而依靠此行业谋生的人有数百万，都是消耗财富的人。一家有几名闲人，这家人必定贫困；一国有数百万消耗财富的人，国家怎能不腐坏呢？

九、保护商贾。商贾流通货物，暗中为国家调剂盈虚。必须让他们长久保持利润，才能多征收赋税。必须让他们共同受益，才能衡量并获取他们的盈余。各国享受通商的利益，而中国独自承受通商的祸害，是因为不知道体恤商人的缘故。

十、刊印报纸。单说泰西各国君臣上下，每推行一项政令，举办一件事务，事前事后，规章条目，都有报纸刊登。在通衢大道刊登于日报，谋划都预先确定，所以办理没有犹豫。事情可以周知，所以内外杜绝欺骗蒙蔽。耳目既然统一，心思自然专一，胸怀坦荡公正，利益都兴起而弊端都去除。这又是推行新政、防止贪污去除欺诈的根源，是中国急切应当防范办理的。

三、安定百姓的方法。中国百姓之所以不安定，原因有二：一是外患，二是内忧。这两件事，都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不思患预防，妥善筹划良法，无论内忧外患，都可以立刻导致危亡，不是小事。想要安定百姓，有两种方法：一是对外和好，二是对内保卫。对外和好的方法有三：

一、通好。订立和约，派遣使臣，是通好的迹象。而这里所论述的，是心意吗？中西的结合，譬如阴阳，阴阳既然和谐，然后天地才能生长万物。有所偏废，那么造化的生机就断绝了。各国派遣使臣来华，实在是为了修好，不是为了防备祸患。必须确切知道这个意思，推诚相待，没有欺诈没有忧虑，才能彼此相安，嫌疑不起。

二、万国太平。有国家、有家庭的人，各自出于私人的情感。一两个国家的私交，自然必定以威权相互压制；如果交给众多大国的公论，那么凭借情义与道理，可以使人信服。比如西方国家的《维也纳条约》就是这样。中国应当协助各国，维持大局，共同保卫太平，才能参与公会、公法的行列。

三、联交。今日事势岌岌可危，公论恐怕也来不及补救，必须暗中联合有大权大德、想保卫大局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援助。中国此时定下什么主见，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也不是外人所敢议论的。譬如治病的人，必须深知生病的根源，才能下药。只是今年春天有一个良法，呈给南北洋两大臣，如果能照办，不至于有今天的危险。眼下情形又多变化，前法未必可行，而且如果不与讲求交涉、通达时务的大才，另筹他计，断没有万全的良策。只是就此时而论，如果不与外国商议几年的和睦之法，恐怕此后事机日益紧迫，虽然想整顿内政，却永远没有闲暇之时了。所以和好就是大安定，大利益；不和好就是大危险，大祸害。中国对此，应该舍弃什么而顺从什么呢？

保卫内部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让百姓各自实现生存，士农工商各自安守本业罢了。方法有四。

一、消除偏私。中国的学者，有汉学，有宋学，有清代学术，有金石考据、词章之学；有专门谈论中学的，有兼通西学的，各行其是，各得其宜。譬如大匠选取材料，不分巨细；良医选择药物，不问温凉，只要适宜，对症，对人有益罢了。偏重哪一方都是不对的。

二、筹措款项。中国此时内政外交，需要巨额费用。旧法筹措无济于事，而且流弊甚多。必须得到各国筹措最善的方法，任用各国筹措最精的人，才能按日按期，立刻解除燃眉之急。中国地广人众，几年之后，各种事业都会兴起了。

三、修习武备。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中国在战败之后，尤其应当急切整顿。必须改用西方方法，聘请西方精通战阵的人，与中国良将训练海陆各军，然后纪律严明，不至于被人侮辱。如果不及早经营，等到有事时才去招募，譬如人饥饿难忍，才开始播种，哪里来得及呢？

四、鼓励新法。德国战胜奥地利，因为德国人创造了一种后膛新枪，于是获得全胜。中国事事步人后尘，怎能出人头地？如果有人创造一种新法，制造一种新器，确实对保卫百姓有益，国家应当筹措款项

译暗中辅助他们成功，将来才能收效任用。中国如此广大，有才能的人难道说没有吗？没有方法去勉励他们，又不能去帮助他们，谁还会忧国忘家，甘愿尽心竭力呢？况且在华的西方人，也有能创新方法来救国的，难道可以抛弃他们而让他们被其他国家所用吗？总之，保全内部的方法还有很多，但这四点最为紧要，不可以有一天的拖延。

译四、关于革新民智的方法，中国各省的官员、士绅、百姓中，仁德贤能的人很多，我极为钦佩。只是可惜他们大半深深痛恨外国人，不想到各国就像各省一样。中国在秦汉以前，一个省也就相当于一个国家。这种深深痛恨外国人的心理，明显与上天的意志相违背。所以说，主张合一是天道；主张分裂，就不是天道。上天仁爱，想要永远免除战争，必定会让中外成为一家，一旦合一就不再分裂，这是确定的。但是，深深痛恨外国人的原因，是因为不通晓外国的情形。好比卖麦子的人在集市上开店，忽然看见有卖米的人来，于是深深厌恶他，极力诋毁他，说米有毒可以杀人，有这样的道理吗？五谷都是滋养身体的食物，天下各教都是修养心性的方法，愿意信奉哪一教，听任其自然。现在固守自己的教派而极力诋毁其他教派，就像卖麦子的人极力诋毁卖米的人有害人一样。明白事理的人，不应该这样。印度、日本刚开始采用新法时，多得教士的助力，从此以后，双方如水乳交融，永远没有教案，而国势的兴起也迅速强劲。中国最重视五常，以仁为首，这与西方教派“爱人如己”的宗旨同出一源。各国好善的人，看到地球上各国供养军队的费用，每天需要银六七百万两，怜悯不已，希望与中西方的善人一起劝化万国，永远停止战争，不靠权力治理天下，而靠道德治理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欢乐得像一家人。这是性命的大本原，也是中西各教的宗旨。

中国五十年来失地赔银的事情屡次发生，不是谋划国事不忠诚，也不是当事者一个人的过错，是因为中国都没有得到好的方法，而且没有得到执行方法的人罢了。现在中西万国往来，如果只知道本国的事，而不知道外国的事，就像听讼的人只听一方面的言辞，万万不能秉公判断，必定事事有误。想要得到好的方法，必须先通晓外国的情形，而中国所依靠来通晓外国情形的有六条。

一、多见那些向来熟悉洋务的西方官员，西方人来就必定会见，会见就必定交谈，所以见闻较广。只是所见都是杂乱片面的一隅之见，不是专门博学之士，所以不能普遍推行西方各国的善法。

二、阅读已经翻译的西方书籍，西方书籍中已经翻译的，不及万分之一；所翻译的重要书籍，不及千分之一。想要借此完全明白西方事务，能做到吗？不能。

三、阅读日报，中国报馆的主笔人，没有一个透彻理解西方重大事务和深奥道理的。主笔人既不透彻理解，读报的人又怎么能透彻理解呢？

四、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个方法固然好。但成才的只有几个人，其余都半途而废。让他们承担大事，力量难以胜任。

五、派遣使臣分别驻扎各国，既然不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任期又只有三年，怎么能通达？各使臣所写的日记，谈论西方各国的事，颇有符合实际的，但疏漏错误之处实在很多。如果国家轻信他们的言论，岂不是反而误了大计？

六、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意图美好，法度优良，只是人数不多，所学太浅，中西兼学，极少专精，即使有所成就，也像一杯水，想要扑灭车薪之火，怎么可能呢？

以上六件事，都是中国所用来通晓外国情形、考察新学的，却不知道都是皮毛、糟粕、外行，挂一漏十。唉！太难了！只是事势如此，已成迫不及待之势，该怎么办呢？不得已，则有俄罗斯、日本的成法在。借用他国的人，而派遣本国大臣与他们合办，实行十来年，华人一切熟谙，然后自己管理。不仅俄罗斯、日本如此，即使德国、法国初行铁路之时，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不仅西方各国如此，中国圣祖皇帝在钦天监，也曾参用西方人，都有大益而无小损。只是中国合办的大臣，必须向来通晓西学，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精力才能有余，办理才没有隔阂。只是年高有功于国的人，可以按照西方方法回家养老，仍有俸禄。

论中国目前应该办理的事情，项目有九项：

一、应该延聘两位可信的西方人，筹划一个良法，迅速与天下大国订立条约联合交好，保住十年太平的局面，才可以利用这闲暇的日子，重新订立新章程。

二、应该设立新政部，由八人总管，一半用中国官员，一半用西方人。其中应当用英、美两国的人，因为英、美早经订立条约，即使再次失和，也绝不会开战，会公请他国调处。两国都没有嫉妒之心，都不喜好战争，最适宜辅佐中国朝廷。某某是英国人的杰出者；某某是美国人的英杰。得到这几个人总管新政，与中国四大臣合办，就像树木有根，水有源头一样。新政中应该办理的各项事务，选订各国专门名家的人，分担责任，都派遣中国大臣合办，就像水有支流，树木有枝叶一样。

三、中国地大物博，铁路实在是富强的本源，此刻正提议兴办。至于总署条陈中包揽的人很多，既然不深知，怎么能辨别选择？应该调西方人某某到京城考校，仍然发电报请西方办理铁路最有名的人，年龄约四十岁的人与他商办。因为中国全国的铁路非二十年不能建成，必须年力富强才能始终其事，并派遣中国两位大臣与他合办。

四、某某力气强，年纪轻，心计最精巧。在新政部应该总管筹借各项事务。以中国

译由管理财政赋税的大臣共同办理。

第五，中国应当暂时邀请英国人某某、美国人某某随时入宫觐见，由皇上将西方各国的各项事务详细地奏报陈述。

译六、各国日报关系国家安危，应聘请英国人某某、美国人某某总管报务，派遣中国熟悉中西情势的人担任主笔。

七、学部是人才的根本，应聘请德国人某某、美国人某某，总之这两人名望很高，才德兼备，可以与中国大臣合办。

八、战争之事，向来未曾深入理解，应请专精此事的人保荐人才，以备任用。

九、以上各事，应请皇帝明发谕旨，将新政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益，不得不行、不可不行的地方，恳切地宣示，让天下读书明理的人士乐于从事，才能日渐有功。

以上四条认真办理，期望在二十年左右，动荡不安的局面可以平息，中西之间的隔阂可以消除，天下万国最精良、已经实行并验证过的善法，都可以传到中国。每天至少可以增加一百万两银子，每年至少可以增加三万六千万两银子。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再者，英国国家每年收入白银二百兆磅，折合中国白银一千兆两，五分之一即二百兆两，中国得到这些也不难。君臣士农工商都富裕，何必担忧贫穷和人口稀少？没有米难以做饭，担忧赔款难以偿还，顾虑借款不能归还吗？譬如农夫种地时，必须借钱购买种子，秋天丰收后百倍获利，除了偿还借款，仍获得无穷利益。如果无力买种而不敢借钱，自甘饿死，智者不会这样做。这件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就应该举办，拖延至今，时机紧迫，受害已深。如果迅速实行，中国还有获得一半成效的希望；如果再拖延贻误，恐怕燎原之火立刻显现，滔天洪水实时泛滥，无穷大祸近在眼前。即使上有尧舜这样的君主，下有周公这样的臣子，也绝对无法挽救这无法挽救的沉沦，延续这无法延续的生命。中国的病症，起初只是麻痹不仁，现在则是中风了，血瘀入脑了。只有这个方子可以起死回生，在这生死攸关之际，还有人刻意阻挠，这与误国的庸臣和杀人的庸医有什么区别？而且所误杀所害的，正是他们的君主、父亲、儿子。中国向来谈论忠孝慈爱，绝不能忍心害理，甘心亡国。无奈不通晓万国大局，所以不觉中产生偏见，反而显得失礼失信，惹祸无穷。可惜啊！痛心啊！如果愿意奋发图存，务必在十天之内电召这四位总管新政的人入京，其余诸人也应在封冻之前，一律赶到。因为稍迟一天，至少必定自弃百万两银子而面临丧师失地的忧患，更有非意料所及的事情。外有俄、法、日本等国，也不乏能人，都可以随时延请协助中国，以保全各国长远太平的景象。李提摩太往来中国二十五年，践土食毛，更加感激皇太后、皇上恩德的浩荡，承蒙垂问，不忍不披肝沥胆上陈。恳请鉴纳，奏请迅速施行，中国幸甚，大局幸甚。至于中国，事势危急，办理不可再迟，除此法外，更无他法。这是天下万国及中外明智人士的公论，并非一人的私言。

以爱力转国运说

汪康年

国家，是什么？是因为它能够自我完善巩固。质点相互接触形成物体，如果没有受到空气的侵蚀，质点没有分离，那么同类物体必定没有能够损害它的道理。就像金属类，必定已经锈蚀后才会被同类金属残害，否则必定要有刀刃才能锤锉它。就像木头类，必定已经腐朽后才会被同类木头残害，否则必定要施加削切才能锤击它。只有国家也是这样，与其他国家同立于地球上，却唯独弱于其他国家，那必定是其本质已经有内部分离了。内部分离，是什么？失去爱力罢了。起初相互遗忘的，最终相互断绝；起初相互亲爱的，最终相互成就。所以农民与农民相亲相爱，就通力合作，互相告知，凡是播种辨土，都可以用新法实行。工人与工人相亲相爱，就在作坊成事，互相劝勉，凡是购置器物制造物品，事事都可以仿制。商人与商人相亲相爱，就集资容易广泛，谋事容易成功，凡是公司行栈，可以像树林一样林立。士人与士人相亲相爱，就得失相互比较，善恶相互示警，凡是购置书籍设立学会，可以同时兴起。官员与官员相亲相爱，就善法相互告知，过失相互补救，凡是兴利除弊的事情，可以一旦实行。边疆大臣相亲相爱，就救灾捕盗，设立防治水患的政策，不分界限，而彼此形迹之见可以尽除。士兵与士兵相亲相爱，就胜利相互谦让，失败相互救援，而失伍弃军的事情可以避免。将领与将领相亲相爱，就进退攻守，互相应援，而没有彼此不相顾的忧患。如果上位者只爱下位者，就恩威互用，而下位者必定不忍心蒙蔽上位者。官员只爱百姓，就宽猛相济，而百姓必定不忍心疾视官员。将领只爱士兵，就赏罚平均，而士兵必定不忍心轻弃将领。并且以全国的爱力爱君主，那么君主更加尊贵；以全国的爱力爱国家，那么国家更加巩固。进攻就攻克，作战就胜利，防守就完备。相亲相爱而后能相互成就，相互成就而后能相互巩固。因此

译吝惜力气的人，是产生强者的原因。

译要使国家强大，必须追求器械的锋利、士卒的勇敢、将帅的威武、粮草的充足。然而这四个方面，都是强国的次要事务，而非根本事务。鹰的凶猛，在于它的嘴和爪。但如果把嘴和爪安在燕雀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它的凶猛。这说明嘴和爪本身是对的，但使用这些嘴和爪的主体不对。鹰的整体，本来都与嘴和爪相称。犀牛的凶猛，在于它的牙齿和角。但如果把牙齿和角安在麋鹿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它的凶猛。这说明牙齿和角本身是对的，但使用这些牙齿和角的主体不对。犀牛的整体，本来都与牙齿和角相配。那么，不依靠整体的凝聚力来产生强大，而只从整顿军队、修习武备中寻求强大，能行吗？项羽百战百胜，最终却被汉朝消灭，这是因为项羽的凝聚力不如汉朝。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并非不足以抵抗唐朝，但凝聚力不如唐朝，所以最终被唐朝兼并。因此，英国的保守党、自由党，用心不同，但它们作为英国的政党则相同。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议论不同，但它们想要使美国富强则相同。普鲁士已经衰败却又突然兴起，法国将要灭亡却又重新振作，这是因为国势虽然衰微但凝聚力依旧。大概只有彼此相爱，才会寻求彼此保存的方法。寻求彼此保存，就会寻求自我强大的方法。因此，农夫背着畚箕拿着铁锹的时候，工人审视木材曲直的时候，商人经营奇货追求利润的时候，虽然各自经营私利，但心思所关注的，都在于国家。即使是地位卑微的佣工小贩，也不敢把国家大事放在后面。于是必定思考如何推动国家事务，必定思考如何改革政治法律，必定思考如何监察当权者。这样，即使想不强大，也不可能了。

所谓彼此相爱，不仅仅是互相喜爱而已。有相爱的意念，就会在行事上互相劝勉，利害上互相告知，进退上互相协助，艰难险阻中互相扶持，过错互相隐瞒，善行互相称赞，得到时互相祝贺，失去时互相怜悯，成功时互相期许，同类人互相救助。这样，不期望成功却自然成功了。所谓彼此相忘，不仅仅是互相遗忘而已。有相忘的意念，就会在行事上互相阻碍，利害上互相隐瞒，进退上互相干扰，艰难险阻中互相倾轧，过错互相揭发，善行互相诬蔑，得到时互相厌恶，失去时互相庆幸，成功时互相嫉妒，同类人互相疏离。这样，不期望断绝却自然断绝了。那么，考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审察劝勉引导的适宜之处，拥有国家的人应该遵循什么呢？

中国接连经历艰难险阻，却仍然安然没有振作的意向。有人说这是因为固守旧法，有人说这是因为多有掣肘，有人说这是因为意见分歧。我认为这是因为不彼此相爱。做官的人认为：“我只求敷衍塞责，终身不丢官职罢了，哪里顾得上其他。”读书人认为：“我精通科举文章，就足以自我进取，何必劳心于其他学问？”商人认为：“我得到有利的新法，应当用来谋取私利，为什么要公开给众人？”认为有便利的方法，应该秘而不宣。富人认为：“他人的危急，与我无关，何必劳心为他人？”因此，通商几十年来，坐视强国的逼近，国势的危险，利权的完全丧失，却没有共同谋划一件事，特别创立一项事业来开创维新的景象。公司屡次创立屡次失败，商会虽然有却如同没有。至于学会、公会，则更没有见其端倪。大概西方的事情，都依靠众人的心力才能完成，而中国却绝对没有合众人之力来完成一件事的。唉！凝聚力的丧失，人心的消亡。人心既然消亡，想要寻求国势的振兴，将有什么凭借呢？

现在中国的人，不能在故土谋生，流离海外，侥幸得以立足，又得不到保护，有被其他国家侵夺的，这样就失去了对我海外侨民的凝聚力。编户齐民的百姓，赋税没有缺漏，平时官吏侵扰过度，饥荒时任凭他们流离失所而无人过问，这样就失去了对我境内居民的凝聚力。工商人士凭借技巧谋生，但厘金税收没有定章，保护没有定法，以致亏损损失钱财无数，这样就失去了对工商人士的凝聚力。名义上隶属军队，无事时克扣他们的军粮，有事时驱使他们上前线，退伍后任凭他们流离失所，甚至沦为乞丐盗贼，这样就失去了对军人的凝聚力。读书人求学求官，但取士滥而做官的途径狭窄，有穷困到老不能自存的，这样就失去了对读书人的凝聚力。选拔优秀的人派往海外，资助他们学习，学成后不再过问，使他们在他国谋生，这样就失去了对留学生的凝聚力。曾经凭借资财获得功名进入仕途，但屡次改变选拔方法，又不思考如何维系他们，以致不能养活一家老小，这样就失去了对入仕者的凝聚力。在朝廷有职位的人，已经委托他们事务并授予官职，但俸禄不足以供给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另有营生，这样就失去了对在朝官员的凝聚力。因此，有权势的人专门欺瞒侵吞而不顾上级，富人宁愿怀藏金钱等待寇盗也不肯资助军需，读书人以不干预外事为贤良，百姓以苟且免祸为得计，甚至邻里互不相识，听说北方饥荒寇乱而南方却在奏乐，贫贱的人听说富贵者的倾覆，就引以为幸事，同国的人相待竟然如此，环顾全球各国，没有像这样的。

凝聚力强的，先爱自己国家的人，国家之外是华夏，华夏之外是夷狄，这是《春秋》的道义。因此《春秋》对内部的重大罪恶予以讳饰，对内部大夫的死亡记载日期，都是为了区别于外部。孔子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的人，叫做悖逆

译德。”然而不爱自己国家的人却去爱别国的人，难道不是悖理的吗？但是今天的事情，与这有所不同。西方商人的正税，是值百抽五；中国商人缴纳厘金，则有例内的追索，有例外的苛求。西方人日常使用的物品都能免税，中国人仿造，反而接着征收。中国船只悬挂外国旗帜，遇到关卡就没有人敢过问；中国店铺使用西方商人的牌号，即使超越禁令、逾越制度，也没有妨碍。中国商人委托西方人报关，就没有滞留的苦恼。反之则刁难勒索，将不可言状。聘请西方人士，不惜重金；礼聘中国人，即使才技与西方人相等，也必定减少其俸禄，改变其礼貌。向西方商人购物，任凭他们索取，不敢和他们议价；进入中国人的店铺，则百般挑剔，一定要压低价格、减少价值才高兴。甚至有等待他们亏损而希望他们贱卖的。像这样，是想驱使全国的人而产生外心。有了外心，就没有内心了。

译如果用这种涣散松弛的心态，却想要成就事业，那必定是只有一个人能做的事，才能成功。如果多到两三个人，就不能成功了。再多到千百人乃至亿万万人，就更加不能成功了。现在让开设行栈、建立公司，都是千人以上；训练军队、整顿捕务，都是万人以上；设立学会、建议院，都是亿万万人以上。然而让彼此不相顾念的人去处理这些事，即使明确制定规章条例，选用贤能智慧的人，也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故纷纷兴起。局内的人互相猜忌嫉妒，局外的人互相怀疑阻挠。开始时意见各自坚持，接着彼此倾轧排挤，最终推诿责任避嫌，而把正经事置之不理。用来治军则不威武，用来理财则不富裕，用来经商则不能扩充，用来做工则不能创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爱。不相爱就互相争斗，正自顾不暇地互相败坏，哪里有空闲为集合成就事业打算？那么，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要实行他们爱的心理，尽到他们爱的实质，以产生他们相爱的意念。于是互相切磋更加紧密，互相依附更加坚固，可以致富，可以致强。舍弃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呢？

论今日中国，应当以知道恐惧、知道羞耻为根本。

汪康年

可悲啊！微妙啊！今日的事情。为什么可悲？可悲的是丧失权柄。丧失权柄，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全部权柄一下子全部丧失，有的是逐渐积累而丧失的，有的是不知不觉而丧失的。而且不只是上面丧失，下面也丧失；不只是官员丧失，百姓也丧失。到了今天，已经情势显现、形势紧迫了。可是还不知道是丧失了权柄，只是微微觉得行动不便罢了。唉！哪里知道我的咽喉已经被别人完全扼住，我的后背已经被别人完全抚摸控制了呢？所以租界开辟，我就丧失了割让土地的权柄；公堂设立，我就丧失了运用法律的权柄；西方官员治理租界有专权，我就丧失了治理百姓的权柄；各国兵船可以任意停泊，我就丧失了口岸的权柄；墨西哥银元在各港口通行，中国银钱不能统一行使，我就丧失了铸造货币的权柄；西方税法赋税重征进口而轻征出口，我们则相反，就丧失了税收的权柄；西方法律两国诉讼用刑从轻，我们则西方人从轻，比照中国人从重，就丧失了刑罚的权柄；公法不能参与在他国的利益不能均沾，就丧失了立国的权柄。至于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权柄，中国不努力主持，也逐渐被他们侵夺；甚至逐渐夺取我们任用人才的权柄，又将夺取我们议论的权柄，像这样一步步退让，必定会夺取我们意志的权柄，乃至夺取我们生存繁衍的权柄。与各国共同立于地球之上，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位居各国之首，却跌跌撞撞、坠落失败到了这种地步！唉！难道不令人恐惧吗？

西方人之所以剥削恐吓我们中国，以军事和商业为大宗，而他们用来辅助军事和商业的，尤其能够坚忍刻苦，联络同党，像棋子一样散布在别人的国家中。他们将大力保护顺从他们的人，而深深斥责不顺从他们的人。对于贵人中能扶持自己的人，大力奖赏赞誉；对于异己的人，大力毁谤。借自己国家的势力来压迫别人的官员，又借官员的势力来压迫平民。像这样，所以我们国家的利弊细微之处都被他们所得，而顺从他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们又能取自己国家的善法来教养人才，不出几年，才人学士将从其中产生。而且我们百姓有被他们供养的，有被他们保全的，正感激效死都不够，而我们百姓还宽然安逸享乐，说他们的学说有什么值得动人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谋生打算罢了。哪里知道他们设心立法，向上是想掌握别人的国家权柄，扩大是想控制亿万万人的生死。等到他们势力更加兴盛，才想起来谋求自立之策，那么他们联络而我们散漫，他们坚忍而我们疲脆。他们想除去我们就像风吹枯草一样容易。唉！不自立而坐着等待，其效果本来必定会达到这种地步。

起初西方人来到中国，还震惊于我们素来的名声，认为这里是声名文物的所在。不久考察我们的政治，看到我们的纲纪松弛混乱而不治理；经过我们的田野，看到我们的田界零乱而不整齐；行走我们的道路，看到我们的道路污秽而不洁净；遇到我们的贵人，则情势茫然无知；遇到我们的士民，则事理昏庸不明。于是他们认为可以肆意对待的，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所以凡是挟制索取，不能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的，唯独能用来对待中国；凡是偏苛的命令，不能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百姓的，唯独能用来对待中国百姓。于是有借一个案件而索取数倍赔偿金的，因一件事而请求修改条约的。华人杀死西方人，则官员被革职、犯人被判死刑；西方人如果这样，则一百个也不治一个。华人欠西方人债，追索不止于本人；西方人如果这样，则完全听任他们官员的拟定。甚至过期失约，同一件事而处理不同。大概他们看到我们官员轻视百姓，本来就说我们百姓可以轻视了；看到我们军队骚扰百姓，本来就说我们百姓不妨骚扰了；看到士民侮辱他们的官员，本来就说官员可以侮辱了；看到我们百姓互相排挤、互相争夺，本来就知道我们百姓没有相顾惜之心了。所以虽然西方人的教化素来崇尚公平，而最终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对待中国人就应当这样。

西方人善于经商，所到之地，就能掌握利益权柄。中国商人算计的精巧，哪里就比西方人差呢？然而税务这一层，西方人本来不费丝毫心力，就掌握了盈亏的大权了。我们华商见利就趋附，而不考虑后来的困难；见害就

译只顾逃避，而不顾及其党徒的失败。西方人深知情况如此，所以用严整的军队对抗散乱的军队，用坚固的军队对抗脆弱的军队，用训练有素的军队对抗新近习练的军队。他们聚集成立公司，则资本雄厚；我们则都是各自独立。他们联合声势，则消息灵通；而我们则彼此隔绝。因此，我们虽然店铺林立，但实质上却是零散拼凑，捡拾西方人剩下的东西，受西方人的挟制，却无可奈何。

译中国人初次见到西方人时，都怀着厌恶愤怒的心情；到了今天，这种厌恶愤怒的心情却转变为信任畏惧了。如果不问是非曲直，就一味怀着厌恶愤怒的心情对待别人，这不符合公正的道理。至于不信任畏惧自己人，反而信任畏惧外国人，那就更加奇怪了。中国的商人，虽然并非完全可信，但钱庄和汇兑机构，本来并不比西方人差。然而现在富贵人家的钱财，大多托付给汇丰银行了。制造轮船机器，中国并非不能做；然而现在采购的人，必定托付给耶松船厂。同样的器物，必定认为刻有洋行字样的更贵重；同样的货物，必定认为来自西方的更好。以上所说的相当，都是指中国器物确实能与西方人相比的情况而言，并不是说全部都能与西方人匹敌。至于乱兵肆意横行，不是靠言语所能劝说的；于是见到西方人，就收敛了差役的暴行。差役恣意施暴，不是靠礼让所能禁止的；于是见到西方人，就约束了威势。难怪听到公使的骄横就吓得冷汗直流，遇到西方军队的严整就闻风远避。既然如此，我们民众何不深入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思考应对将来的办法呢？

然而这不是少数人的恐惧，而是中国四亿人的共同恐惧；这不是少数人的耻辱，而是中国四亿人的共同耻辱。既然如此，整顿的策略，难道可以袖手旁观而推诿给上级吗？整顿的策略是什么呢？回答说：共同斟酌制度，官员改革政治，士人增进学问，商人扩大事业，工匠精进器物，如此而已。我以为自去年以来，必定有人大力改变旧规以昭示天下。尊贵的人必将协调权力以统领全局，富有的人必将拿出钱财以开创万事，士人必定努力推崇新学，商人必将共同设立公司，工匠必将仿制新器。报馆在各省设立，学堂在各县林立，虽然还没有达到维新的全部规模，但士气的振奋、民心的开明，将在这里体现出来。

四方环伺，不值得恐惧；大变当前，却安然不动，这才是值得恐惧的。割地赔款，不值得耻辱；维新的契机就在眼前，却茫然无知，这才是可耻的。如今对内，敷衍塞责、封闭蒙蔽的观念未曾消除；对外，攀附逢迎的习惯无法避免。官办书局奉旨重新开放了，却不敢公开宣扬；学堂奉旨设立了，却未见制定章程；报馆已奉旨批准了，却未见广泛设立。每当商议一件事，中央大臣推诿给地方大员，地方大员推诿给绅士，不久就以没有中用而中止了。

每当制定一项法令，下属等待长官决定，长官决定于内廷大臣，不久就以难以实行而中止了。甚至行驶小火轮，就被厘金局阻挠；制造机器，就被重税困扰。推而广之，学术、商务、工业，未曾有一件事足以符合维新的要求。《诗经》说：“不恐惧不战栗，百种福禄总归集。”如今的君子，可以说是既不恐惧也不战栗了。

现在假如朝廷大臣相继议论，必定是弊政；有司官员相继发布，必定是阻挠的命令；举国之人相继治理，必定是废弃的事业。商人尽心经营，开设的必定是关闭的店铺；工匠竭力制作，制造的必定是卖不出去的器物。听到的人几乎没有不以此为笑的。然而观察当今，几乎就是这样。既然如此，现在的人，与举手自击、举足自踢有什么不同呢？那么现在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自我抛弃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难道甘心如此吗？一方面是因为互不关心，一方面是因为不敢作为，实际上是因为不能深知时势发展的必然性，而姑且苟且偷安罢了。况且贫贱的人必定说：“我谋求衣食都来不及，哪有闲暇考虑这些？”那么就应该向富贵人寻求了。尊贵的人却说：“我一人竭力，有什么补益？不如及时聚敛积蓄，为子孙打算。”富有的人却说：“这是别人担忧的事，我富人何必忧虑这些？别人固然以保全财富为事，我方才不失显赫荣耀。”唉！志向如此，固然不奇怪他们如此了。

假如真像富贵人所预料的那样，那么只要对自己有利，即使大局改变，有什么妨害呢？虽然如此，这难道真是可以得到的结果吗？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安然等待结果到来，这是极不仁德，也是极不智慧。难道不知道他们不会用明显的暴虐，而会用暗中的伤害；不会用突然的削减，而会用逐渐的减少吗？刑罚则适用不同的律法，官员则采用不同的举荐，礼仪则施行不同的标准，商业则征收不同的税收，限制我们的权利，苛刻我们的禁令，而意外的波折牵连更是不可预料。我们民众何不切合事势仔细思考一下呢？如果认为这些话是荒诞的，那就算了；如果还认为有万一可能的道理，何不集中天下人的心思才力而紧急筹划呢？

论中国的弊病在于不能务实

天下的事情，不外乎利弊两个方面。利，是有益而无害的；弊，是有害而无益的。自从人们不知道利之所以为利的原因，只存有求利之心，做谋利之事，认为有利必定没有弊，却不知道利越多，弊越多，最终只见到弊，而见不到利了。人们也知道弊应当除去，处处存有除弊的想法，却不知道弊产生的原因，以及弊有所当除，必定导致刚除去又产生，越除越多，而弊终究不能去除。这并不是人们不能谋利，不能除弊，而是因为不知道利弊的缘故，而没有端正根本、清理源头罢了。那么利是什么呢？在于事事能务实。弊是什么呢？在于事事不能务实。实，是虚的对立面。山虚则崩塌，土虚则下陷，木虚则腐朽，人虚则生病，这是大致的道理。如果国家

译如果国家空虚，国家几乎就不能成为国家，必然陷入困顿穷乏、孱弱无力的境地，必定被其他国家所侮辱；如果家庭空虚，家庭几乎就不能成为家庭，必然陷入贫乏流离的境地，也会被亲戚党羽所轻视。这难道是上天注定的吗？不致力于务实，那么原本实在的东西也会变得空虚；能够致力于务实，那么原本空虚的东西也会变得充实。这只是概括了大概的道理，事情并非不可挽回。宇宙如此广大，人民如此众多，事物如此繁杂，应酬如此琐碎，都不能脱离这个“实”字。俗话说：“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这就是务实的道理。宋代人设立学校，从不说谎话开始，这就是务实的基础。一个人务实，那么这个人的基础就奠定了；一家人务实，那么这个家庭的基础就奠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务实，那么这个国家的基础就更加巩固而不可动摇。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吏治更重要的了。朝廷设置官职，各有专门的职责，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绝对不能稍微存有虚伪之心。然而现在的吏治，却竞相崇尚虚浮的文辞。外县的事情，外府不能全部知晓；外府的事情，司道不能全部知晓；司道的事情，疆吏不能全部知晓。上下互相蒙蔽，已经形成了习惯。试问现在能够确切知道地方利弊的人，能有几个？能够确切知道地方利弊并且能为百姓兴利除弊的人，又能有几个？即使不能兴利除弊，官吏所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然而自从捐纳制度开启后，仕途变得杂乱，竟然有目不识丁的人，居然也能面南而坐（担任官职），责问他钱粮事务却不知道，询问他兵刑法律也不熟悉，只要善于攀附钻营，绝不会遭到弹劾罢免。然而这还是说那些通过捐纳入仕的人。如果是正途出身的官员，他们在寒窗下苦读，辛苦十年，熟读圣贤的书，揣摩经史之学，那么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自然就没有不能做的了。有人说人们都被八股文所困，不能在经史之学上用力，所以空腹从公，毫无实学。世间虽然不乏经天纬地之才，但终究空疏之辈占了十之八九。既然没有实学，难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啊！不知道八股文虽然足以困人，但终究是代替圣贤立言。人虽然不能在经史之学上致力，但既然能写八股文，难道有不读四书的人吗？过去赵普用半部《论语》就足以治理天下，难道现在的读书人读书比赵普多得多，反而一无所用吗？大概都是书是书，我是我罢了。那些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的人，都是因为不能务实的缘故。读书不务实，那么吏治怎么会不败坏呢？至于国家用来安定内忧、抵御外侮的，就要推崇武备了。国家可以百年不使用武力，但不能一天没有武备。夏商周三代以来，兵制多次更改，更改是为了消除弊端，但最终不能没有弊端，为什么呢？不是兵制都有弊端，而是兵将不能务实罢了。通商以来，效仿西方方法，大炮使用西方大炮，枪支使用西方枪支。同样的器械，同样的演习，为什么西方人使用它们所向披靡，华人使用它们都望风先逃？辽东一战，可见一斑。然而他们在临阵时如此怯懦，而在无事时却迎来送往，旗帜鲜明，耀武扬威，如火如荼，只是好看，毫无实际益处。他们缺额扣饷，种种作弊行为，更不用说了。这是兵将不务实而导致武备出现弊端的原因。再说通商，那么商务不重视却日益重要。在上位的人应该有所保护、体恤，使商人没有掣肘而有恒心，那么凡是使国家富裕、百姓富裕的方法，都不外乎于此。而从商的人也应该脚踏实地，不存侥幸心理，既可以避免亏损过多，而且不受压制勒索的祸患。假使有百金的资本，就置办百金的货物，即使有亏损，绝不会导致全军覆没。然而现在从商的人，如果有千金，就一定要做万金的贸易；如果有万金，就一定要做数万金的贸易。一旦溃败，就导致不可收拾。以贸易的数量计算，亏损的不过十分之一，就像胜负是兵家常事一样；但以资本计算，亏损的已经不足以抵补了。这是贸易不务实而导致商务最终难以好转的原因。

译由此推论，斗斛是用来统一多寡并分别放置的，但斗斛本身存在差异。丈尺是用来统一长短并分别放置的，但丈尺本身存在差异。斤两是用来衡量轻重并分别放置的，但斤两本身存在差异。至于银钱就更应当统一标准了，无论是京钱、津钱、宣钱还是东钱，其数目和称谓各不相同。就拿本地的钱来说，一千就是一千，一百就是一百，却一定要扣除底数，有九六、九七、九八、九九的区别。假如每银一两兑换一千文钱，如果是九九成色的钱，不足的部分已经多达十文了，那么为什么不实际兑换九百九十文，而一定要凑足一千文的名义，却扣除那十文呢？对于兑换者来说，并非不知道数量不足，而不嫌弃数量不足的原因，是可以直接用这不足的数量来使用。对于其他人来说，接受使用的人，也明明知道数量不足，却乐于使用的原因，是因为可以暗中抬高货物价格，必定按照亏损的数量来扣除。这种风气不仅仅在一个县，不仅仅在一个郡，不仅仅在一个省，全国都是如此。人心日益趋向虚伪，而真实几乎被遗忘了。至于真实被遗忘，那么臣子欺骗君主就不难，儿子欺骗父亲就不难，妻子欺骗丈夫就不难，弟弟欺骗兄长就不难，而朋友之间更没有不可以欺骗的了。人心如此，却想要谋求自强的道路，不也是极其困难吗！现在百姓的贫困，日益严重，而风俗的奢侈，也日益严重。礼记说：“丧礼要根据家庭的贫富状况来安排，衡量情理，哪一项不应当根据家庭的贫富状况来安排呢。”经典虽然只是针对丧礼而言，但完全可以由丧礼类推到其他方面。一桌酒席，花费几两银子或几十两银子，过去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享用，现在普通人也在酒色场所追逐享乐，挥金如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件衣服，花费几两银子或几十两银子，也过去只有富贵人家才能穿，现在普通人无不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即使降到车夫仆役，也无不穿着绸裤罗衫。在茶楼酒肆之中，几乎到了好坏不分、等级尊卑无法辨别的地步。这还可以说是衣食细微之处，无关紧要，人不能根据家庭状况来安排，也是人自己将来承受贫困罢了。如果说到名位和器物，就绝对不可以假借给他人了。然而自从三十年来，名位和器物日益泛滥，无论是否曾出资购买虚衔以荣耀乡里，自命为绅士，尽有并未出资却也戴着显赫顶戴的人，并且因为顶戴不够而佩戴珍珠，珍珠不够而拖带花翎。人们并非不知道那顶戴从何而来，花翎从何而来，珍珠从何而来？而并没有犯案被官府追究，谁肯揭露他们的隐私？而他们只知道吓唬乡野愚民、夸耀乡里，竟然不顾廉耻。这种弊病首先由官员不能务实，从而开启了这种风气。官员的称谓本来有一定之规，京官中自转任堂官则称为大人，其余则称为老爷。翰林如果曾担任学政、主考官的差事，也称之为大人。而现在则一点庶吉士出京，分卷时人们都称他为大人在。不知道的人只是震惊他是翰林，知道的人认为庶吉士将来可以留在翰林院并外放差事。不知道庶吉士留在翰林院也不是必然能得到的，外放差事也不是必然能得到的。如果只以将来而言，那么秀才、举人为什么不可以称为大人呢？外官中道员才开始称为大人，知府以下没有听说这样称呼的。现在则同知、通判如果加授道员衔，人们都称他们为大人了。知府更不用说了，职官本来惯例加一等，现在的称谓可以说是预支了。不仅实缺、候补人员这样称呼，即使普通人捐了一个虚衔，人们看到蓝色的顶戴，就以大人相称。时人有“家大人”的讥讽，确实不是虚言。世人好名而忘实，到了如此地步，虽然说三代以下只怕不好名，而这样好名，则确实是风俗的忧虑、人心的祸害。有人说中国人不能务实，是因为不实行西法的缘故。西方人处处务实，如果实行西法不难挽救这种弊病并兴起利益。不知道西法确实能够务实，而华人学习它未必能够务实。现在并非没有效法西法、喜好西学的人，大抵都略读翻译的书籍，耳食道听途说之语而已，高谈阔论，鄙视中学为一无可取。这些人对于中学固然一无所得，却不知道他们对于西学也一无所得。让不能务实的人去学习西法，其弊病必然导致与中学同等，那么又何必舍田而芸呢？总而言之，无论西学、中学，能够实事求是都有利而无弊，不能实事求是都有弊而无利。人如果处处务实，即使不知道西学，也不难超越西方人。如果仅仅把西学当作口头禅，而不改变虚浮诈伪的习气、因循怠惰的心态，即使天天谈论西学，人人谈论西学，我恐怕不被西方人嘲笑，也几乎不可能了。

论中国之患在不能通力合作

现在如果一个男人耕田，那么他所耕种的田地不过几亩而已。而天下的田地，我没有看到有荒芜的，为什么呢？因为耕种的人不知有千千万万。一个女人织布，那么她所织的布不过几匹而已。而天下的布，我没有看到有匮乏的，为什么呢？因为织布的人也不知有千千万万。男人耕田，女人织布，各自从事各自的事情。然而有一个男人不耕田，一个女人不织布，那么田地就不治理而布匹就不充足了。因此天下的力量，

译贵在通达。我曾经见过建造大房子的人。拉墨线的人共有几个？削墨斗的人共有几个？挥动斧头的人又有几个？没有不各自承担自己任务的。而他们的心则没有不专注于建房子的。我又见过驾驶大船的人。摇橹的人共有几个？撑篙的人共有几个？拉纤的人又有几个？没有不各自承担自己差事的。而他们的力气则没有不全部耗费在船上的。假如有一人的心不能专注，一人的力气不能竭尽，那么房子就建不成，船也开不动了。因此天下的事业，又贵在合作。国家好比田地，好比布匹，好比大房子，好比大船。治理国家的人，好比耕田的农夫，好比织布的织女，好比拉墨线、削墨斗、挥动斧头的人，好比摇橹、撑篙、拉纤的人。现在天下的人，都知道耕田、织布、建造大房子、驾驶大船，不能不依靠通力合作，但对于国家却茫然不知，各自为自己谋划，各家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对国家有益，只经营自己方便的私利。做臣子的，先后更换职位，因袭变革途径不同。那方认为利益所在，这方就认为是弊端所在；这方认为利益所在，那方就认为是弊端所在。一人一种心思，各行其事，于是天下就纷乱不堪了。做商人的，凭借牟利在市场中经营，偶尔得到小利，就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独自得到的秘诀。如果公之于人，我就失去了利益；别人看见知道有利可图，就起来争夺，互相争夺那么利益就互相丧失，而商人的困境就日益严重了。做读书人的，把全部精力用在科举、八股文之外，如果没有其他学问，可以说是同心同业了。不知道八股文不适用于实际，而同心同业的应该在于这里。所以格物致知、测算以及所有有用的学问，都用余力去学习。一两个人学习了，而人才就不能每天涌现了。一个人的心思，确实难以做到百密无一疏；一件事的施行，确实不能有利无害。只要使内部的宰相，外部的地方官，平心静气地考察，公正地议论决断，好的就采纳，不好的就淘汰，而美好的政令所颁布的，前者开创，后者因循，于是就没有中途停止的忧虑，而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商人掌握奇货居奇以获取利润，固然在于图利，而图利的方法又无穷无尽。有一两个人不能谋划的，一定要联合几十个人谋划；有联合几十个人仍然不能谋划的，一定要联合成千上万个人谋划。这样那么资本雄厚，而大利就可以得到。如果只是别人有利益，我也图谋，这无异于骨肉互相残杀，手足互相搏斗，而洋人凭借公司巨额资本的，就能垄断居奇，危害我国的商业了。国家怎么能富强？科举的方法不改变，那么维新的学问就不兴盛。现在既然知道西方方法的好处，都源于格物致知、测算，而也把格物致知、测算看得重要，自然应当驱使天下的读书人专门学习，不要分散他们的心，不要扰乱他们的思虑。中国四万万人中，杰出的学者一定会纷纷从中出现。跟他们谈论治理国家的大道，而治理国家的大道没有不得到要领的；跟他们谈论军事事务，而军事事务没有不得到全部纲领的；跟他们谈论制造技艺，而制造技艺没有不得到精妙内涵的，那么国家哪有不强盛的？所以西方建立国家，有议院，有商部，有学会。因为有议院就集思广益，谋划后才成功，可以一意孤行，振兴大局，而不致于各行其是，嘈杂没有归宿。振兴的人或许像行善不终，因循的人或许以敷衍塞责，而牵制阻碍，忽然废止忽然举行的弊端可以避免。有商部那么公司就可以创办，商人不能自足资金，国家代为补足；商人不能自卫产业，国家代为保卫。像这样那么商人争夺利益，都是为国家争夺利益，而不是争夺国家的利益，银钱流溢到外国的，不难逐渐收回。有学会那么人人都知道当务之急，人人都知道扼要的图谋，愚昧每天开辟，智慧每天开启，而不让外人独自巧妙。现在中国没有议院、商部、学会这三大要素，所以事情不归于统一，而所作不相合作，力量不相通达，不能通力合作。这是想要用天下的田地、天下的布，让一个农夫耕种、一个织女织造；这是想要建造一个大房子、驾驶一艘大船，而让一个工匠建造、一个船夫驾驶。虽然有善于此道的人，我没有看见他能成功的。

译西方人成为中国祸患的原因

率真子说：近来海外各国呼朋引类，相继乘虚闯入我的门庭，进入我的内室。地形的险要或平易，郡国的肥沃或贫瘠，土产的丰裕或短缺，人情的归向或背离，江海各口岸水师炮台的精良坚固与否，没有不详细周全地知晓的。囤积煤炭粮食的地方，也几乎深入内地。自古以来外患的兴起，实在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吧？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俄国就索取我的旅顺、大连湾等地，法国又以此四事相要挟，甚至以瓜分中国土地的阴谋，绘图照会各国，明目张胆，毫无顾忌。那么瓜分豆剖的举动，窃据割裂的事情，其时机极为紧迫，其迹象极为明显。其势头将以亚洲与欧洲、非洲诸洲混一为征兆，并且想要合并全球五大洲而都归于一统了！难道不可能吗？说到此处，有客人起身对我说：“像您所说的，确实骇人听闻。您难道不知道亚洲占据全球陆地的三分之一？北至北冰洋，东至东海，南至印度洋，西至各回部。我朝兴起于辽沈，根本之地已尽东北一隅，自东向西收服蒙回千百部落，再向南延伸至西藏边界，割据暹罗缅甸以尽南海，这都是前代版图所没有的。我朝疆域的广阔，一统的宏大，实在觉得无与伦比了。想要与欧非诸洲合而为一，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吧。”率真子说：“如果以一统疆域来论，应当以元代为最广。自元以前，上溯秦汉朝代以考察夏商周三代，都是疆域极小的时代。《广雅》说神农时代地方南北八万一千里，东西九万里，正好符合现在地球的大小。到了尧的时候，已经治理的地方十不及一，而没有治理的地方仍然是神农时代的遗留。这是从大禹平定洪水之后来说的。所以《河图括地象》说四海之内像赤县神州这样的有九个，《禹贡》所称的九州是小九州。可知神农时代实际上是地球全体都归于一统的。洪水告警，人类几乎灭绝，大禹施功不必遍于地球之上，所以就在帝都近处四面治理，大约得到数千里而尽于其疆域，仍然命名为九州。大概那时九州之外，人物不生。欧洲西方考古诸书所言最久远的事，都在中国尧舜之间，这可以证明。自此不再再生，神禹于是划定九州。”外部不通中国，历经三代二千年，才开始有力量能自行沟通的。中外交往，蛮狄相继而来。昔日蒙昧荒远的人，逐渐归顺上国。而其间德化力服，义利交错兴盛，衰强弱之形，宾主臣奴的参互错综，积累世代演变。而中国疆域并非九州所能限制，然而考察其地仍在《禹贡》要荒之外，不过是一统之朝威权得以施行罢了，并非真正的大。至于赵宋全盛之时，弃置燕云，则连中国历代相传之地也失去了，其规模比前代更狭小。后来辽金继起，坐失中原，南渡偏安称臣于元祖，未尝不是因不取燕云而自招的祸患。然而天意有所归属，将举中国之局而一统之，即使想要强取，也势不能也。元代再兴，然后疆域的广阔超越前古。盖元、辽、金之后，进取中原东北固无余地，渡江逼迫宋朝，直走崖州，于是南面又尽于海其本国风俗多崇尚骑射，精兵健将，习于战争塞外沙漠之间，横厉无前，乘全盛之势力，以大造于西北膻腥回部部落，所到之处迎降，转战而南，奄有印度南洋群岛，悉入包罗假如子孙之世享国长久，内乱不生，奉行世祖之威灵，即使西尽天方，北及冰海，有什么困难呢？所可惜者，立法未善，有开创无因循，政尚烦苛，致乱而速亡罢了。试想印度乃佛民所产，喇嘛之教传染北方蒙古以为国俗，于是自撤马儿罕分藩驸马，遂被天方之摩哈麦党所移，而通国尽变为膻腥，尚望其成亚洲之一统吗？顾亚洲虽不一统，而一统之势不得不称为盛于元。明帝起自布衣，以南方攻北方，势处其逆及永乐得国，疑惠帝遁于海外，派遣中官郑和等不能得到海外片壤，而以威胁诸彝，诸彝羡慕中国人物之盛，不远数万里，争先贡求通商之利，此为西洋入中国通商之始至顺帝北逃，代长沙漠，终明之世犹为边祸于是明又汲汲于备边，而中外之界限复严西番、回、藏偶通职贡，不列入版图等到将衰之时，文臣懈怠，武臣骄恣，无复远谋，渐成积弱甚至印度五王仅存守府，南番岛族不朝拜王灵，开启门户而撤除藩篱，还嗟讶骇叹，不知西洋何国，所占何地？唉！可耻而亦可怜矣。惟能封琉球字高丽，增东海之藩，而遏制强寇，则论者以为差强人意罢了。至于我朝发祥于满洲，其运会无异于元代，故武功所及，可以包括北方，而顺其势以收回藏，康

译雍正年间，远远超过了至元、大德年间。然而，由于沿袭前明的弊端，西域的界限不能越过雪山，南洋的朝贡无法招致岛上的酋长，只是比前明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占据印度，没有空隙可乘，而南洋被欧洲人分割占据，修建港口，借此开通东方的贸易通道。到了本朝已经一百多年，争夺不得，只招致外敌侵犯，而且从前明以来对国家体面也没有太大损害，但二百年来时常发生摩擦，导致开启争端，于是使外国人产生轻视中国的心态，这未尝不是放纵敌人、留下祸患的根源。不能为当权的各位大臣宽恕他们的责任了。

译清朝初年，因为荷兰协助讨伐海寇，所以允许他们每两年进行一次贸易，每八年朝贡一次。不久便停止了这种贸易，以严格中外之间的防务。到了康熙朝，听从边疆官吏的请求，全面开放海禁，于是英国开始借着朝贡的名义寻求通商，但他们都畏惧天朝的威灵，不敢放肆。等到乾隆时期，天下殷实富足，趁着准噶尔部内乱，一举开拓了新疆。如果当时能够养威固本，以此驾驭远方之人，难道不是最好的吗？然而边疆战事不断，所到之处毫无功绩，温福在金川丧命，杨应琚在缅甸被俘。当时用兵的能力，已经远远不如开国之初了。最后对安南的战争，可以说是顺应时势的行动，藩属国讨伐叛逆在道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孙士毅却损兵折将，几乎被俘虏；福康安则囚禁黎封惠，辜负了初心，给外藩留下笑柄，成为中国之羞，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像安南这样弱小的国家，尚且不能制服，如果英法诸国的利器早已造成，衅端早已开启，那么东南几省开设通商口岸以及赔偿军费累计三千万两白银的事，就不必等到道光年间了。咸丰、同治以后，趁着我国内部动乱，入侵广州，侵犯都城，以及天津、台湾、云南、伊犁等地的战事相继爆发，凡是他们的要求，没有不满足的。我们只是低头答应，不敢与他们争辩，遇事迁就，从而酿成了海外各国侵削我国的趋势，这由来已久，并非始于今日。俗话说：“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如今海上的战祸愈发激烈，琉球已被日本割占，越南、暹罗已被法国割占，缅甸已被英国占据，高丽一国又将三分其岛屿。藩篱大开，敌人登堂入室，以至于台湾割地求和，赔偿巨额款项，两年后又有德国强占胶州，俄国企图占据旅顺，骨肉有限，剥削无已，天下大势岌岌可危，事变来临，日益紧迫。此后局势更加紧张，发难更加迅速，将看到海外各国效仿德、俄，起来索取土地，指名要求，那么整个中国二万万广袤的土地，四万万优秀的百姓，不难在一日间四分五裂，全部落入海外列强之手。其势实在将以亚洲一洲与欧洲、非洲等洲混一为征兆，合并地球全体五大洲而皆归一统。还谈什么中国一统的盛衰广狭呢？客人说：“一统的盛况，以元代为最，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但是您说本朝发祥于满洲，与元代没有不同，为什么一统的势头不能完美，外洋的祸患竟到了这种地步？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地处不同，还是人事遗留的拖累呢？它的由来，您知道吗？至真子说：唉！这大概正是这两者的遗害无穷，才导致这种地步吧？因为我们朝在南洋、印度，既然已有元代的规模，那就是中国的旧物。譬如宋朝的燕云十六州，宋朝不取，认为那是石敬瑭失去的，不必一心去争夺。谁知百年之中，辽金的祸患接踵而至？如今南洋、印度也说是前明失去的，不必一心去争夺。然而百年之后，英法的祸患也接踵而至，相提并论，如今更为猛烈。先前既没有收复的心意，后来又失去了安抚驾驭的方法，贻误事机再三再四。所以由今追昔，世人皆归咎于耆英、琦善营私误国，甚至说他们张敌胁主，认为他们死有余辜。这固然不错，但不知道坐失先机，自招灾祸。开国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不取南洋、印度的基础。而且耆英、琦善这些人，不过是痈疽溃烂的表现罢了。假如海禁不开放，那么鸦片就不会流毒中国，道光的衅端又从何而生？开始做事不谨慎，康熙朝的臣子实当其责。好战而不能取胜，损耗元气，导致戎狄之心，乾隆朝的臣子实当其责。而祸水横流，奔溃四溢，不知道堵塞，咸同朝的臣子实当其责。于是使得藩屏日益削减，疆域日益缩小，受制于外人，不能自我奋发，危迫接连而至，分裂指日可待。像今天这样，想不成为南宋的续篇，难道不是岌岌可危吗？假如贾谊重生，他的痛哭流涕又该怎样呢？然而世运更迭变化，不能逆料。侧耳听闻圣天子惩前毖后，力图自强，那么中国地大物博，在亚洲是最大的国家。外藩虽然失去，但内地各行省土产富饶，人民众多，及时变法一心维新，我认为现在做还来得及补救。与欧洲诸国交替富强，能像元代那样开拓疆土，南洋、印度重新归于版图之下，那么进而合并亚洲为一统，并且推广到合并五洲为一统，如同神农再次出世治理天下，合并地球全体皆归一统，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且不必远征元代，何不就近以日本为鉴呢？日本的幅员之大，不过中国的一个行省，自明治维新以后，没过多久，富强立至，一战而胜，于是占据全台，欧洲诸国钦佩信服不暇。而中国与日本同处一洲，地大于日本，反而朝夕偷安，不知自立，忍辱含垢，绝无振作，这怎么能在亚洲绵大一统的宏规中保全自己，与欧洲诸国抗衡呢？唉！唉！我不过是乡野间的腐儒，徒自担忧外洋之祸，只能推究其始，不能预测其终。对于祸患形成的原因，痛之深切，不知不觉言辞激烈。唉！唉！

救时四策

译中国自从与西方各国通商以来，研习洋务，推崇西学，不遗余力。创建海军，增筑炮台，又建立船政、制造火药等局。凡是利于军国大计的事情，都苦心经营，按顺序举办，至今已有数十年了。然而自从去年夏天日本人背弃盟约挑起战端以来，我军节节败退，他们却勇往直前，致使名城要隘相继沦陷，战舰枪支都成了敌人的战利品。我们圣明的君主不忍心两国人民无辜遭受刀兵之灾，又念及同洲唇齿相依的情谊，屈尊求和，共同敦睦友好。这本来是天下臣民所共同谅解的，也是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虽然如此，以我堂堂大国而被区区几个岛屿的日本所困，实在不是中外人民所能料到的。地球上的各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恐怕会暗中嘲笑并轻视我们中国吧？当此创伤深重、痛苦剧烈之际，也正是卧薪尝胆的时候，应当竭力整顿，大力纠正以前的弊端，去除拘泥迂腐的积习，消除虚骄的风气，或许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进而可以作战，退则可以防守。如果不这样，将来外患接连兴起，边境争端四面发生，一旦有言语冲突，敌人就会用虚张声势来恐吓以达成其阴谋，抓住弱点以逞其欲望，不听从他们不行，又不可以听从，进退两难，左支右绌，智慧用尽计谋穷竭，束手待毙，这对中国的祸患，难道仅仅是日本一个国家而已吗？然而当今之时，衡量现在的形势，中国并非没有作为的时候，土地依然广大，人民依然众多，物产依然丰裕。有了这三者，施行补救的措施，也还比较容易。关键在于有实事求是的人，办理实心实力的事情罢了。正不必畏惧困难而苟且偷安。现在拟定救时的四条策略，以备采纳施行：第一是培养人才。人才对于国家，就像血脉对于人身，人身没有血脉就不能生存，国家没有人才就不能存在。从前武丁得到傅说而商道中兴，文王得到太公望而兴盛周朝，汉高祖得到萧何、曹参、韩信、彭越等人而消灭项羽，刘备得到诸葛武侯而称王巴蜀。自魏晋以来，也没有不以贤才的升降离合作为国家治乱存亡的关键。现在省、府、州、县都有书院，国家又命令主考官选拔人才进贡给朝廷，按理应当忠良并进，不用担心当权者无人可用了。然而最终没有听说国家真正得到培养士人的效果，是因为所学非所用。现在应当急忙仿照西方国家的学校制度，在城乡设立小学，在府州设立中学，在省会设立大学，让民间子弟从小都进入小学，成年以后都进入中学，根据他们的资质所接近的、才能所适宜的，各自传授一门技艺，或者兼修多种技艺，专精数年，进贡到大学，以锻炼他们的才能。古人有言：“百年大计，在于树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开采矿产。可以作为百姓最大利益来源的，没有比开矿更好的了。因为五金、煤、铁等是地下的宝藏，自古以来未曾泄露其精华，即使有所开采，也不过是取那些靠近地面的罢了。西方国家竞相开采地下珍宝，取之不尽，每年获利不知几千百兆，百姓依靠它富裕，国家依靠它强大。西方国家的矿产不如中国多，而获利已经如此巨大，如果我在矿苗最旺盛的地方，仿效西方方法，依次开采，其利益无穷，其财富实在不可胜用。第三是修建铁路。从前费长房有缩地之法，然而也不过是故弄玄虚，未必真有此事。而铁路的神速，实在不亚于缩地。考察铁路的兴起，不到百年，现在欧美各国无不有之，尤其以英、法、美、德、俄几个大国为最多，驰骋往复，瞬息千里，平时便于商人贸易互通有无，有事时便于国家征兵调饷，其利益实在不可胜言。我们中国并非不知道，也并非不想实行。往年刘省三爵帅、张香涛制军曾经上疏请求修建铁路，传诵海内，有识之士认为他们伟大。只是因为经费浩大，难以筹措，又因为一两个迂腐之士认为铁路一开，民间舟车都无所用，小民没有谋利的途径，于是因循至今，未见行动，深为可惜。应当竭力筹措经费，驳斥浮言，特别招募外国工匠，决意开创，先建立干线，后设立支线，宽限一二十年，使铁路遍布于二十三行省之内，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图谋吗？第四是操练兵法。中国绿营兵共有六十六万一千多名，而八旗禁旅及各省驻防的兵尚不在内。然而如过去的粤寇之乱、捻党之炽盛，全靠湘、淮各勇的力量来平定，没有收到养兵丝毫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积习深重而暮气沉沉。现在应当仿照西方国家操兵的方法，挑选身体强壮、不吸鸦片的人，十万人优厚其月饷，精良其器械，用德国兵法训练，教以枪法准确。有事时则由铁路运载赴敌，必定能得力。这是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要事。以上四条策略，只是近今切要的开端，并非治国的大纲，尽于此而已。希望当权者，不要畏惧困难，不要苟且，实心实力以求实效，将这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依次举行。

译十年之后，成效就可以看到了；二十年之后，国家不富裕且强大的，是没有的。

译救时十二策

中国上下相互隐忍，于是形成了积弱之势。然而君臣等级森严而人心稳固，国家形势虽然不振，却很少有突然降临的祸患。只是习惯于因循守旧，越来越趋向衰败，反而被那些蹲踞放肆、非我族类的人所嘲笑。法令沿袭日久弊端便产生，那么整顿治理应当急切进行。然而想要彻底洗除相互隐忍的习气，情势又受到阻碍。中国治理百姓的官员少，而治理官员的官员多，牵制掣肘多而事权不统一，情面多而难以破除。至于官吏差役，俸禄不足以替代耕作，弊端丛生，尤其难以查究诘问，这是因相互隐忍而为国家带来积弱的原因。而议论的人说应当疏通下情，于是说开设议院；说应当培养人才，于是说广泛设立官办学校，改革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然而实行起来多有阻碍，不得已寻求对时政有裨益，而在事势上没有阻隔的措施，逐条列举，有十二条策略。

一曰兴修水利以巩固京畿地区。燕、齐是中原肥沃的土地，水利没有开发，导致很多土地不长草木，依赖东南地区供给粮食，这不是长久之计。我认为应当专门派遣大员督办京畿地区的水利。近日州县佐贰官几乎如同虚设，可以每县责成一名官员会同乡绅办理。有水的地方规划为沟渠，无水的地方仿照江浙引水建闸的方法，按时启闭，以预备旱涝。对地方有益的事情，也不必完全花费官家钱帑，或者骤然难以举办，那么命令富裕百姓各自在住宅前后开凿池塘。虽然没有大效，然而如果旱涝失时，那么涝水可以宣泄，旱时可以车戽取水。万一河患波及，稍资容纳。池塘中设置筏子，也便于迁徙。只要大家相互效仿羡慕，就可以逐渐联络成为河道。而且水利既已开通，那么田租按沟渠划分，战马不能驰骋，可以凭借险要坚固。京畿地区有一石的收成，南方漕运有数石的耗费，可以节省用度。北方百姓强悍，如果让他们有恒产，可以消除盗贼。支流既多，分散削弱大河水势，那么治理农田与治理河流互为表里。边疆游牧地区可以凭借屯垦，有事时当兵，无事时务农。即使土地不适合种稻，也可以种植大小麦、薯、芋、麻、棉、草、莺粟等类，务必让土地没有荒芜。天下的大患，在于农民少而游民多，荒芜产生饥馑，饥馑产生寇盗。水利既已兴修，衣食供给充足，那么金玉货贿可有可无，而都足以自我稳固。

二曰恢复农官以鼓励耕种桑麻。北方赤地千里，固然不用说，即使是南方财赋之地，也有很多荒芜的土地。说田多人少，那么游手好闲的人何止亿万计？没有别的，是因为督促劳作的方法不讲究。农民视平民为低贱，那么狡猾的人就抛弃农业；官员不与农民亲近，那么亲近的人就忽视农业。如今冗员多了，计策没有比得上去除闲职，恢复农官，亲自踏遍田畴，亲自负责督导考核，奖赏看新垦土地的多寡，惩罚看新荒土地的有无。愿意务农而没有田地的人，官府给予荒地并征收其租税；无力购置农具的人，责令取得可靠保人，由官府借给耕种本钱，分期限偿还而免除利息。这样那么游手好闲的人减少而盗贼不产生。

三曰讲究制造以开辟利源。中国农工商学都不讲究。以四亿人口而设立农学、设立商学来训练他们，这就扰乱了。然而工部本来就有专职官员，如鼓铸制钱与车服等的等级差别，禁止百姓私自制造。至于轮船、缫丝、矿务、纺织各厂，民力所不能及的，都由官府制造发售，或者招集商股，等到有成效官府抽取十分之一，扩充而充实它，那么中国物产可以运售到外洋，这是《周礼·考工》的遗意，并非与民争利。如果为眼前筹划，那么西方人印帖税法，从百姓那里取税而百姓没有怨言，还可以仿行。

四曰设立工厂以兴起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百姓无所事事，流为贼盗，起初固然甘于自暴自弃，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谋生。没有田地可耕的人可以论说，已有田地的人也没有力量置办农具。而且从春耕到秋收，这半年间靠什么养活自己？如果想要靠力气佣工于人，人们害怕他们带来祸患，而没有人顾惜，这样生计就窘迫了。应当命令各州县就地集资，设立工作厂，选拔董事经理而受成于官府。愿意投奔的人接受他们，乞丐都送进工厂，即使废疾也量其才能而给予差役。至于地方匪棍、窃贼以及流徒人犯，惩处后也送进工厂工作。十人编为一个号，而设立一个长官，逃跑的人九人，罚佣值分两等，看其劳作而升降。平时修理街道，挑浚河渠，兴建堤岸，冬防更棚，巡逻等差役，都可以酌情拨派人夫。除手艺雇用可以获得报酬，开垦荒田可以收租外，不足的部分取自市肆月捐。地方获益，人们也乐于顺从，做坏事的人就少了。

五曰平抑铜价以维持钱法。如今各直省制钱缺乏，谁不知道是因为私镕的人多呢？大利所在，虽然法律禁令森严，而轻于尝试。以数斤重的制钱，仅能购买铜一斤，那么铜器作坊将何去何从呢？这应当定为法令，铜器悬挂于市，钱作为比率以重易重，而加上手工费，如首饰作坊交易金银器的样式。铜缺乏则富人用银交换，穷人用锡交换。铜以钱价为标准，而没有什么增减。再禁止使用小钱，那么私镕的人无利可图，不禁止而自然断绝。

六曰增加税课以肃清私盐枭贩。各省耗费重饷以缉拿私盐，峻厉刑章以惩处枭贩，

译然而最终不能停止的原因，是因为获利过于丰厚，于是人们不顾身家性命去追逐它。盐的资本投入轻而厘金捐税重，官盐与私盐的成本相差数倍，牟利者没有比这更获利的了。官府严厉缉查，他们就结党抗拒，抓捕的案件层出不穷，筹划防备和缉拿，各种办法都用尽了，而官盐的销售终究不旺盛。现在想要减轻厘金捐税，那么国家财政支出万万不可减少，计策没有比综合核算厘金捐税的征收数额，酌情分摊到各户，按照增加的收入征收钱粮更好的了。如果对私枭无利可图，自然就会断绝私运，私运断绝后官盐运输自然通畅。各户所出的盐斤，私枭所雇佣的船户，仍然不至于失业。营勇除了护运之外，酌情调防，也不必突然遣散，有利无弊，只在一念之间的转变罢了。

第七，种植鸦片以堵塞白银外流。鸦片流毒中国，来源既然不能断绝，吸食又不能禁止，坐视中国金钱流入外洋，两害相比，就选择较轻的，不如直接让百姓种植。我朝开国之初，关东人都吸食关东叶来避瘴气，刚传入中原时，价格颇不低廉。明朝末年也将其列为严厉禁令，现在却随处种植，习以为常，计算每天的费用也没有确切考证。鸦片春末成浆，不妨碍种植水稻，只是少收一季麦子，而利益却相差数倍。与其豢养夷人，不如楚人丢弓楚人得。关税在那边减少的，在这里就充裕了，而且内地所产的鸦片，水土平和，危害较轻，断绝引票比较容易。以今天的情况来说，补救弊端的计策没有超过这一条的了。如果不这样做，禁止又不可行，务必顺势使其廉价，士人吸食的不能列入高等，官员吸食的不能获得卓异荐举，百姓吸食的另立户籍，转变风气，这也差不多了。

第八，刮除泥沙以防备河患。水在地下流动就治理好了，所以大禹治水只是挖掘土地让水注入，顺应它向下流动的本性，因此没有祸患。现在却采用鲧用洪水治理的方法，河道越淤塞堤坝越高，水不在地下流动而在地上流动了，竟然在山上流动了。黄河水挟带泥沙流动，上游有居高临下的形势，泥沙不停留，水不漫溢，到了豫齐地区地势平缓而泥沙堆积。堆积的泥沙虽然厚，但浮沙实际上不能承受水的冲刷而流出，这样堤坝根基容易毁坏，而祸患没有止境。除去祸害的人衡量形势不能全部除去，就顺势削弱它，或者因而引导它，多分引支流，改道向东流下，确实是治理黄河的上策。然而突然改变成法，骇人听闻，而且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考察从前治理黄河有刮沙的方法，提议提取岁修费用的十分之一，购置挖泥机器，姑且试办。刮出的泥沙，就用来培筑堤坝。去除泥沙一尺，那么河道就深一尺，水位低一尺，而堤坝高一尺。见效虽然缓慢，但确实最稳妥。浮沙全部去除，仍然让水在地下流动，这才永远庆祝河水平静。

第九，增加捐纳条例以重视名器。役使别人的人给予报酬，这是情理。带着自己的钱财而受役于别人，也是情理吗？那么捐官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回答说：把官职当作商品，把仕途当作市场，投入本钱求取利润，想要十倍百倍地偿还我。其中虽然不无杰出之士，然而这一两个杰出者，如果没有捐例，也一定能通过科举保举来获取高官。下等的人就不必问了。自从捐免保举，士大夫中有败类；捐免验看，襁褓中的婴儿就有职官，目不识丁，本来就没有忠爱之心，名字不列于贤书，又没有知遇之感。甚至有的捐官时的资本，是从借贷而来，那么他得官后的行为，以还债为急务。缺分肥美就取厚利离去，缺分贫瘠就侵吞公款以偿还亏累不止，又谋求调剂；调剂不止，又产生亏累，参革只是其固有命运，查抄也不过是虚文。国库因捐纳收入，因参追支出，所剩无几。而且上司设法调剂，一半仍然取自公家。闲差安置冗员，无非是浪费官帑，这确实是名不副实，不如停止它。然而户部每年收入数万，人情昧于远见，而拘泥于眼前，突然说停止捐纳，度支从哪里出？我认为减少成数不如增加成数。君主之所以奔走人才，靠的是名器。说它贵它就贵，说它贱它就贱。从前贡监不是巨富不可得，现在人们看待它如何呢？收入还是那样，却只是轻视这名器。从前富绅捐奖员外郎，在官员序列之外而不从官府求取补偿，现在却薄收其本而厚偿其息。确实不如一切增加成数，虽然目前捐数不免稍减，实行日久，必定不会相差太远。万一不能停止捐纳，这还算是可行的。

译第十条，改变回民习俗以消除叛乱的萌芽。回民不过数年便动武成为祸患，屡次发生。鉴于他们的风俗教化都与汉人不同，所以容易被煽动。我认为想要使他们归服，先要改变他们的心；要改变他们的心，先要改变他们的面貌。务必使他们的服饰器物以及一切风俗与汉人相同，婚姻互通，庆吊往来，让汉人忘记他们是回民，即使回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回民。这样汉回之间情感相通，干戈的祸患也就熄灭了。如果只说怀柔归服而讨伐叛逆，也想想今天的回民已经隶属我们的版图，难道还像以前那样将我们的百姓置于刀枪之下吗？

第十一条，统一将帅的权力以整顿军队。古时候将领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听从，所以说国门以外由将军决定，因此命令一出就能执行。中兴时期的各位将领尚且不失生杀黜陟的权力，所以能够成就大功；而辽东战役却相反。害怕死亡是人情，不能把敌人置于死地，就不能让士兵拼死作战。前进可以侥幸生存，后退则必然死亡，自然有进无退，有胜无败。现在营官不能由统帅调度，升降赏罚都要等待奏请，有节制的名称而没有节制的实际。按照现在的方法，跋扈的祸患恐怕难以避免。而士兵不服从命令，可以对付跳梁的小丑，却不足以抵挡有节制的军队。我认为平常的军务不妨照旧，有大征伐应当专门派遣大员担任大将军，提督、镇将以下穿军服听命。设立监战营务处，观察勇敢与怯懦；设立督队统领，诛杀斩断退走的人，并指挥一切。设立行军司马，让他商议军法，使没有冤枉或放纵。大将军可以先执行军法然后奏闻，事情平定后就简放为大省总制，不让他长期掌握兵权。像这样还说中国必定被外洋削弱，我不相信。

第十二条，准备军械以振奋士气。古代圣人未曾自己创造杀人的兵器，因为蚩尤制造了五种兵器，才制作了弓箭。近代西洋专精火器，而弓箭失去了它的优势。中国人民的才智决不出在西方人之下，然而西方人从小学习，师承不替。国家以此作为教育，士人以此作为学问。我们师法西方人而想要战胜他们，固然难以在眼前实现。因此应当一面讲究制造，日积月累，中国的智能之士必定能精益求精。目前只是不能战胜他们，我们应当先做到不可被战胜，那么武器一切确实不可以不讲究。中国如果想要长驾远驭，非海军不能成功。如果闭关自守，那么他们使用海军，我们训练陆勇及内地水师，将权归一，赏罚分明自然能赴汤蹈火，然而人情谁不怕死？应当为他们筹划免死的器具，使他们有所依靠而不恐惧。我朝以骑射开基，制作了号衣，火器军容，在马上辉煌耀眼。现在则是枪林弹雨，胜负在数百步外，应当穿青黑色衣服，出没在竹树雾中，不易辨识为宜。前襟多衬绵料纸，逐渐加厚加锐，层层加漆，使极其光滑，其锐处不受弹，稍偏则滑去。胸前虽厚但不妨碍臂膊。如果必须编号，则在背部加图，背部无法抵御子弹，也使他们不敢回顾。陆军列车于前，用五六分厚钢板置于车前作为遮蔽，留几个空隙各容一枪。火枪兵连环调换，得以休息，或者用藤牌衬厚棉保护火枪前进，似乎也可以。水军在船头放置钢板，虽然不能抵御子弹，然而小舟杂进，有钢板作为遮蔽，虚实莫辨。等到逼近敌船，大船还有什么用？再者中国枪力能及远，也是军前利器，军心有所依靠，临阵自然没有退缩。台湾用砖石弹轰击，容易爆炸不适于使用，不如筑土工，材料节省而子弹到了就陷入，即使破坏，修复也容易。再仿照地道的方法，暗中筑地营，出没无定，变幻莫测。主管此事的人，临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西方人火器虽然锋利，应当无处施展了。

中国药言

中国与日本交战后，幸好干戈已经停止，玉帛重新敦厚。海隅百姓，无不引领盼望说：“土地已经割让，赔款已经支付，通商已经增添口岸。我国惩前毖后，痛定思痛，或许能酣睡而醒，发愤为雄吗？”不久，果然听说铁路修建，邮政设立，矿产开采，银元铸造，在南海创办商务，在北洋建立书局，裁制旧军而训练新军，购买枪械而准备战舰，在民间寻求贤才，在直省淘汰冗员。凡是这些经营措施，早晚不得闲暇，自然应当以手加额，拭目而观振兴的迹象了。从此不难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盖欧美两洲的新政，无不取以为法，不再是昔日因循怠忽，疑信相参，拘泥旧法可比。既然已经鼎新革故，何至于将成而终止？试看日本步武西法，崇尚新学，不过数年骤然能收其实效。那么我国不应当更加奋发，择善而从，力惩其失，即将大纲要点次第举行，如前降煌煌圣谕，已经传诵宇内，见之者眉飞色舞，听之者手舞足蹈。然而作为臣下，如果不心精力果，实事求是，乍看之下虽然尽美，细按之下则犹未尽善。为什么呢？追求末节而不探求根本，图谋流弊而不追溯源头，怎么可以呢？譬如千年将倒的大树，只在外面涂上丹砂，就以为美观，一旦风雨为虐，能

译能保持它不倒塌吗？虽然如此，只修缮它的墙壁，却不先奠定它的地基；只装饰它的窗格，却不先更换它的梁柱；只悬挂它的屏风画作，却不先去除它的腐蚀；只摆设它的琴书，却不先改变它的低矮简陋。即使经过多年修葺，不惜花费巨资，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呢？等到它剥落的时候，居住在里面的人就会有危险可怕的恐惧了。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必须先奠定它的地基，更换它的梁柱，去除它的腐蚀，改变它的低矮简陋。在这四件事上用心罢了。”

译什么叫奠定根基？欧洲各国之所以兴起、之所以兴盛，之所以如此富有、如此强大，难道仅仅依靠水轮、陆车、电线、火炮、矿产和制造吗？不知道它们之所以能够兴盛、富有、强大的原因，必定是因为有不可动摇的根本。这个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教化的道理。教化得法，就可以端正心性、修养身心、治理家庭、管理国家，由此人们都知道礼义廉耻，懂得保养安宁，尊重既有的良好风俗，教化自然推行，进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境界。国家的风俗和民风焕然一新，如同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在海外得以实现，这是因为用真正的礼义来涵养，用最高的道理来防范，百姓的德行和事业日益进步，国家也日益走向富强。并且上下以敬奉上帝为根本，而不屑于供奉泥塑木雕的偶像。这样难道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和恩泽吗？《尚书》说：“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国家的根基一旦奠定，根本稳固，百姓多受仁义的熏陶，国家即使像金汤那样坚固，也必然不期望富裕而自然富裕，不期望强大而自然强大。所谓奠定根基，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更换梁栋？我国的大才最多，却又最少。文才不能安定邦国，武略不能平定战乱、保卫百姓，只知道八股文和试帖诗，认为不这样就不能修养文德；弓箭刀石，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成就武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他们运筹帷幄、震慑四方少数民族，希望取得收服人心的效果，必然做不到。难道看不出吗？如果不选用精美的大材，总不能让国家长久支撑而不致日后倾颓。那么怎么可以用心糊涂、行为模棱两可，像朽木不可雕那样，却足以作为朝廷的辅弼之臣呢？看看欧洲各国培植人才的妙法，获得人才的显著效果，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他们格物致知和化学的宏深，天象测算的精密，水师陆军的精练，制造和矿产的富饶，以及工艺、医药、通商、理财等，都能推陈出新，这都是因为人才众多且研究精深，从而能够独出心裁，事事达到最高境界。可见造就人才确实是当今第一要务。我国如果真能这样做，愚昧的人可以变得明智，柔弱的人可以变得强大，将会看到人才用之不尽，凡是难以胜任重大任务的人就退而远之，使他们不至于滥竽充数。所谓更换梁栋，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去除侵蚀？侵蚀就是指今天的弊病风气。巫师、僧尼都属于害民的手段，缠足实际上是困害百姓的资本，风水先生和厘金关卡都足以损害国家、困害百姓，污吏贪官确实足以使自家富裕而使国家贫弱。士人竞相重视辞藻文章，积重难返。胥吏惯于勒索欺诈，陋习难以挽回，这些都是国家的蛀虫，侵蚀足以耗尽百姓的脂膏，阻碍百姓的生机。国势因此衰弱，国财因此穷困。如果不先荡除这些弊病，禁止这些行为，而只是浅薄地学习西方学问的皮毛，就想使国家由弱变强、由穷变富，我知道这绝对不可能。试想日本只是一个岛国，尚且想着振作有为，把我国所有的弊病风气几乎全部删削干净，看看他们治理台湾，不就是明显的证据吗？难道堂堂大国，自甘落后于人，而不想着及时奋发，借此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吗？这就是侵蚀不可不除的原因。

什么叫改变卑陋？卑陋就是指旧时的恶俗。如果士人是四民之首，就尊重他们；对于农民和工人，就看得很轻；至于商人，更觉得羞于与他们为伍。不知道能使国家富有且强大的，商人位居首位。欧洲各国之所以特别设立商部，我国虽然设立了招商局，但那些只知章句的小儒依然视商人为鄙贱。其余官员仍然压低廉俸，胥差不给工资，做官不由百姓公举，办事必须由官府压制，纳税必须用纹银作为标准，卖官用铜钱却不觉得羞耻。见到高官大吏谨守跪拜的礼仪，遇到日食月食虚行救护的礼节，案件本来可疑，先滥用刑罚责打押解，开始就动不动称道方向吉凶。盐务漕运等事务仍然遵循旧例，议政公院迟迟不设立。凡是应当兴办的有利于国家、方便百姓的重大政策，不是说有损国体，就是说有碍舆情；或者是保家安身的紧要环节，急需创立推行的，不是说违背乡规，就是说不符合典律。因循简略，安于陋习，自我封闭，说不尽的话，怎么能不振作精神，强烈地想要改弦更张呢？这就是卑陋不可不改变的原因。

像这样，以上四点如果能够逐条列举、详细剖析，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并实行，将会看到国家根基像磐石一样安定，培育士人百姓而造就良才，百姓得到悠闲安乐，国家风俗都变得醇厚美好，君民一体，不再是过去上下隔阂、漠不相关的样子了。子民都尊敬元首，天下无敌，比起今天欧美各国的良好治理，有望超越它们。举地球五大洲，仍然推崇我国为文明之邦，各国争相请求我国执掌盟主之位，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

纵论时事

赔偿巨款达到二十三京两，割让土地广阔达一千八百里，免除内地的厘金，删除设立局所的旧禁令，城乡市镇，任由他们开设店铺谋生，苏州、杭州、重庆，允许他们驻扎官员进行互市。创痛如此巨大，伤痛如此深刻，而士大夫却不以为耻，为什么呢？俄罗斯的铁路直达满洲，德国的租界开辟在天津、汉口、金门，有德国人借作越境用兵的惊扰，确信胶州有俄国人

译假装以守边冻饿为恐惧，说边防如此紧急，外患如此众多，而士大夫却不为此担忧，为什么呢？斋匪在福建起事，回民在甘肃造反，哥老会的阴谋，白莲教的隐患，内忧如此迫切，平定动乱如此艰难，而士大夫却不为此忧虑，为什么呢？难道真的像谚语所说的大人有大量吗？还是认为国事无足轻重呢？唉！到了今天，想要寻求富强的策略，补救的方法，不也太难了吗！现在议论变法的人，大多认为中国的富强在于铁路，我颇不以为然。无奈铁路的好处，人人都清楚，如果说没有好处，岂不是迂腐的言论吗？只是铁路的好处，人人都知道，但铁路的弊端，人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铁路建在西洋就有大利，铁路建在中国就有大弊呢？这是因为中国官员百姓都不熟悉建造铁路的方法，中国不造铁路也就罢了，如果要造铁路，不得不向外国借债，督理司机、管车监造，都是西方人的职位，不是华人的位置，这是第一个弊端。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所需的木材、铁、煤、钢都是一样的。如果使用洋人监造，我们虽然有湖北的铁钢、开平的煤炭、柳州的木料，质量比外洋坚硬，价格比外洋低廉，我知道西方人必定不会认为我们的木铁煤钢既坚硬又低廉。既然任用他们，就应当信任他们，信任他们就会把木铁煤钢都从外洋购买了，本想堵塞外流的财路，反而打开一个大漏洞，这是第二个弊端。建造一千里的铁路，需要花费多少，经办的人知道了。只是这一千里的铁路，每年能收入多少，以及每年需要开支人工修路的费用多少，我知道经办的人一定不敢说知道。这是第三个弊端。有这三大弊端，那么建造铁路的提议，可以暂缓一段时间了。我不是说铁路不可以建造，而是不建造，因为时机未到，不建造比建造更好。有人问我：“舍弃铁路的大利而不取，难道另有富强的道路吗？”我回答说：“是的，以我的浅见推测，知道中国最紧急的事务有三项。”一是巩固民心，二是寻求贤才，三是谨慎守备。

译国家拥有百姓，就像人拥有元气，树木拥有根本，农夫拥有田园，商人拥有货物钱财。如果国家没有百姓，就会危险；人没有元气，就会死亡；树木没有根本，就会枯死；农夫没有田园，就会贫困；商人没有货物钱财，就会困窘。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国家的安危，既然取决于民心的向背，那么想要谋求长治久安策略的人，能不把巩固民心作为紧急要务吗？想要巩固民心，没有比选择贤良官吏更好的了；选择贤良官吏，没有比核实名实相符更好的了；核实名实相符，没有比慎重举荐和罢黜更好的了。举荐和罢黜得当，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循名责实，廉洁自身，奉行公事；不贤能的人就会改头换面，洗心革面，回头走向正道。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之于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中国的官吏，人人都能贤良吗？主持公道的人，事事都能公正严明吗？我恐怕他们不能做到。既然如此，官吏凭什么能贤良？举荐和罢黜凭什么能公正严明？在于知人善任罢了。假使举荐和罢黜都得当，官吏还担心不贤良吗？教化还担心不能推行吗？风俗还担心不淳厚吗？民心还担心不稳固吗？朱熹说：“天下的安危系于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系于地方长官的贤与不贤。”中国的民心，是向还是背？中国的地方长官，是贤还是不贤？如果说民心的向背与天下的安危无关，为什么不列举往事来证明呢？秦朝时国家富强，兵力强大，天下太平无事，然而陈涉一声呼喊，天下震动，为什么呢？是因为民心离散。汉朝时王莽篡位，祥瑞接连出现，光武帝一声呼喊，天下响应，为什么呢？是因为民心团结。如果地方长官不贤，想要民心团结，就难了。比如渡江河，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江心遇到风浪，船一定会翻覆。又比如百姓就像水，水既能承载船，也能使船沉没；百姓既能侍奉上级，也能冒犯上级。我所说的巩固民心，就是这个意思。要巩固民心，必须有巩固民心的人；要培养元气，必须有培养元气的人。贤才，就是用来巩固民心、培养元气的人。国家没有贤才，就像药里没有人参，房屋里没有栋梁，龙虎没有风云，其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天下的人本来就不齐整，怎么能知道谁是贤才呢？只有在上位的人留心访察罢了。李克说：“在家看他所亲近的人，富贵时看他所结交的人，显达时看他所举荐的人，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事，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东西。”这五点足以确定一个人的品格了。假使李克是个愚人，那还可以；如果李克稍微有点知人之明，难道不值得效法吗？周公做宰相，接见贤士，洗一次头要多次握着湿发，吃一顿饭要多次吐出食物。为什么周公不怕麻烦呢？在周公看来，如果不这样做，士人就会闭口缩脚，不肯向前了。又怎么肯向我尽忠信呢？现在大官接见僚属，未尝不想以周公为榜样，无奈形势不允许。疆域长官每月接见司道官员，不过十二次；接见府县官员，不过几个人。所见到的人，果真能直言慷慨，为国忘家吗？只怕督抚说是对的，司道不敢说是错的；司道说是对的，府厅州县佐贰杂职不敢说是错的。况且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完美？德行不是孔孟，怎么能说出的话成为经典？即使德行像尧舜、孔孟，也不能废弃刍荛之言。察言好问，是舜之所以成为大智者的原因；集思广益，是孔明之所以成就相业的原因。这两个人，不是不能自用其才智，然而仍然虚怀若谷，为什么呢？想要集合天下的人才作为自己的才能，汇集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现在中国并非没有求贤之心，可惜没有得到求贤的方法。为中国考虑，不如颁布谕令给各直省将军督抚，命令他们勤于接见士人，见面时和颜悦色，细心详问，那么贤愚就能辨别，黑白就能分明。贤能的人以礼貌尊宠对待，愚笨的人以诱导劝勉对待。所以说：圣人在上位，天下没有被抛弃的人才，并非天下真的没有被抛弃的人才，而是上位者有方法淘洗熔炼他们。如果在贤愚之中，又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德行胜过才能的，是君子；才能胜过德行的，是小人。德行，是忠信节义；才能，是勇毅智慧。人们见到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喜爱的；人们见到有德行的人，没有不尊敬的。喜爱就必然亲近，尊敬就必然疏远，这是情理和势态使然。自古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没有不想进用君子、退避小人的，然而最终不能任用君子而专门任用小人，为什么呢？君子多做道义之举，小人尽说阿谀奉承之词。不必是大奸大恶才是小人，即使小忠小信也是小人；变诈轻伪是小人，即使见识浅薄也是小人；刻薄寡恩是小人，即使喜欢事端轻率进取也是小人。所以说：君子致力于重大而长远的事，小人图谋细小而眼前的事。假使在上位的人果真能信任君子，抑制疏远小人，那么君子望风而喜悦地说：“他的刚直还能被上位者容纳，必定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我的道可以施行了。”小人选择利益而言说：“他的刚直还能得到亲近宠幸，必定正色直言才能邀宠，我直言以取利也可以，否则君子都会说：与其直言而招祸，不如危行以保身。”小人都会说：“与其直言而取辱，不如阿顺以求荣。”谁不想富贵？谁没有身家？谁肯舍弃他的富贵身家，以直言进谏而招致危亡呢？直言并不难，听言才难；听言并不难，用言才难。同一句话

译有的对这边有利而对那边不利，为什么呢？是因为不能顺应时势来推行罢了。三年考核政绩，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如果真能切实执行这种方法，还担心得不到贤才吗？贤才既然得到了，什么事不能办理？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我所说的寻求贤才，就是这个意思。

译有人住在山里，知道猛兽会造成危害，就一定会磨利他的弓弩，在外设置陷阱来防备它们。有人住在城市里，知道盗贼会造成危害，就一定会加固他的围墙，在内准备木石来守卫它。中国北边接壤俄国领土，南边连接法国属地，屏障藩篱全都丧失，门户已经打开。现在虽然没有实际发生危险局势，但军队可以百年准备而不使用，不可以一天松懈而不准备。假如俄国侵犯伊犁，法国窥伺西粤，试问主持国家大权的人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不要说军饷缺乏，即使有数千百万的军饷，数千万的军队，主持大权的人能保证他们一定胜利吗？我知道他们不敢保证一定胜利。倘若伊犁、西粤有惊动，不能不征调军队，征调军队不能在一句话之间完成，这是明白的。远的数千里，近的数百里，参差不齐地到来，身体劳累力量耗尽，主帅意气不和，将士心意不一，纪律不严明，器械不精良，钲鼓信号不明确，强弱不齐整，这与驱赶羊群去格斗猛虎有什么不同呢？接着让他们跟随，而用一名将领掌管旗鼓来统一进退，这是把五十人凝聚成一个人。把五十人凝聚成一个人，即使遇到几百名敌军也可以抵挡而不畏惧，如果增加到几千几万呢？又教他们精通熟练，训练得法，加上设伏夹击，以及缓急虚实等各种妙法呢？让敌人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施展他们的伎俩，而我们又有信守赏赐、必定惩罚来驱使他们，丰厚的军饷来激励他们，那么士气难道不旺盛吗？如果真的能这样，即使使用刀矛弓弩，也可以战胜敌人的快枪利器了。所以说：阵法成功而胆气就壮，胆气壮而枪炮就精良了。

第二点，联合官民。太平的时候，文人表面礼貌相待，互相欺诈虚伪，他们的样子好像亲近而实际上感情好像深厚而实际上淡薄。一旦有事，就抛弃离去，像路人一样。我认为想要国家振兴，不把官民联合成一股气是不行的。联合的方法，建议命令京城内外文武官员在每月的初三、初八日期，邀请绅士百姓，不计较资历的深浅，不区分职位的高低，不问亲疏关系的密切，都像家人妻子儿女一样，愉快地同处一室，或者讨论公法，或者询问利弊，使下面的情况都可以上达。只有阿谀奉承、谗言诽谤的人不可亲近，那些质朴粗鲁的人不必嫌弃。倘若能这样，官民之间的气就不愁不连接。官民之间的气既然连接，那么一切新政都可以依次施行，从前积累的弊病也可以先后扫除。遇到军务，筹集军饷不愁没有响应的人，勤王救国不愁没有人才。开矿不愁百姓用风水不吉利的说法阻挠，筑路不愁百姓用坟墓田园晦暗不明的言论终止。联合官民的好处，简而言之利益已经这样，推广开来，难道可以限量吗？

第三点，选拔良将。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用来平定叛乱的。将领是军队的主帅，得不到合适的人，就是抛弃军队，又怎么能保卫百姓平定叛乱呢？所以古代善于用将的人，遇到征伐，一定先慎重选拔将领，优秀的人任用并专任他，举荐没有不恰当的，功业没有不成就的。所谓良将，是智慧、仁德、恭敬、诚信、勇敢、严厉都具备的人。当今的时代，很少见到降低标准去寻求，那么只有智慧勇敢懂军事的人，才足以担当这个选拔。智慧则考虑没有不周全的，勇敢则果敢有为，虽然这样说，仍然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所称的名将，不但奇正虚实的军事秘要，询问他们茫然不知，即使整齐队伍，操演枪刀，最浅显细微的，也仍然不懂，大多都是贪婪卑劣的儒生，钻营攀附之徒，只知道图谋名利，把军国大事置之不问。像叶名琛、卫荣光、龚橙、黄宗汉这样的人，难道少吗？只是叶名琛、卫荣光、龚橙、黄宗汉不幸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受到刑罚诛杀罢了。如果用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做将帅，眼看敌人嘲笑他们，士卒鄙视他们，怎么能使得敌人看见他们而害怕，士卒畏惧而服从呢？然而十户人家的城镇，一定有忠信的人，将帅众多难道没有智慧勇敢的人吗？只是不曾去寻求罢了。既然已经寻求，看见他们的勇敢容易，了解他们的智慧难，为什么呢？勇敢表现于外，野战攻城，摧枯拉朽就是这样；智慧隐藏于内，观察时机衡量形势，谋划没有不善的就是这样。如果身先士卒的将帅，经历几十年而身上没有半点创伤，我没有听说过。只有现在的将帅却不是这样。为什么世上多福将呢？想要选拔良将，必须在接见武官的时候，列举军机要务，不难明白的事情，商量询问一二，纵然能权变通达，也不过是众人所知道的策略，不是智慧。必须预先知道不迷惑而见识超过常人的人，才可以任用。既然任用了，又应当尊重他，允许他便宜行事，不要让他稍有掣肘在其中，如果没有成效，是没有的。

第四点，振兴工艺。现在洋货在中国盛行，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土洋银钞票、洋布哔叽、羽绸香水、洋酒雪茄、西药丸药酒药水药膏、铜铁铅锡条、玩物耍货，凡是我们要用的东西，没有不具备的，具备的没有不精美的。所以华人都喜欢使用洋货，以至于财源日益枯竭，生计日益艰难。想要收回洋人夺取的利益权利，急切应当讲求工艺。华人的智慧，不亚于西方人，因为在上位的人不曾鼓励他们罢了，不但不鼓励他们，而且禁止阻碍他们。中国工艺不如西方人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振吧？试举我们华出口的商品来证明西方进口的商品，才知道西方人用低价买去，辗转制造，装载来华，鲜明华丽，获得厚利的，也是我们华原有的东西。进口的洋布棉

译纱，就是出口的棉花；进口的“雪加包西”，就是出口的茶叶；进口的红、绿、蓝、黄各色颜料，就是用出口的棓角加工制成的。用鸭毛织呢、用烂布造纸，出口的小土，就是进口的大土；出口的丝头，就是进口的洋绸。欧洲西方距离我们中国万里之遥，购买中国的货物运回本国加工制成，再载运来华，尚且能够获利；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内制造，难道还担心亏损吗？我知道并非如此，不过是沿袭旧习罢了。这多么令人感慨啊！想要寻求使百姓富裕的方法，能不在此处深思熟虑并谋求利益吗？

译写到此处，旁边有一位客人起身对我说道：“您所说的，关乎国家大事，但您思考得太过肤浅了。”我于是询问他“思考得太过肤浅”的含义。友人笑着回答说：“您所说的不过是扰乱梦境的空话，并非使国家富强的策略。富强的道理，不在于侍奉仆从，让我说说富强的道理，您愿意听吗？”我回答说：“愿意您开启我的蒙昧。”友人说道：“停止捐纳以澄清仕途，设立厂局以制造机器，广泛鼓铸钱币以维持货币法度，设立商船以利运输。海军的重新振兴，不能稍有迟缓；采用西方方法训练军队，不可不实行。开矿垦荒，是开辟利源的大端；减轻赋税免除厘金，是惠民的要旨；使用纸币是生财的大道，学习西学是富强的根本。”我于是称赞他说：“您说的确实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富强之道，不是扰乱梦境的空话。只是我不能不辩驳您的错误，您能体谅我吗？”友人羞愧地脸红，没有回答。我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了，洋债累累，不谋求开辟财源的方法，反而把停止捐纳作为急务。我知道这必定行不通。设立厂局来制造机器，这本来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利益，并非我独创的主意。您没看见今天局厂总办的作为吗？出门时翎顶辉煌，不是四人抬的轿子，就是双马拉的车，在酒地花天中送往迎来，这是他们的长处。如果询问局中的工匠有多少？每月能制造快枪多少支？能铸造大炮几尊？以及头等铁甲能否自己制造？商船水雷能否自己制造？机器的原理能否明白？机器的源头能否知晓？工艺的美劣能否分辨？机器的利钝能否辨别？我知道他们必定不能。那么只是有局厂的名声，没有局厂的实效，是很明显的。您把设立局厂作为急务，难道是通达事理的人的看法吗？货币法度的败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铸造银元的局，广东、湖北、天津、福建四处日日设立，大小银元都具备，可惜不能流通。用中国自制的大小银圆，尚且不能流行天下，反而让墨西哥的英洋、香港日本的小洋、吕宋的本洋遍布中华特别严重，而人们都喜欢使用。为什么呢？难道中国自制的大小银圆银色不如外洋吗？还是轻重不如外洋？我知道都不是。市间不乐意使用中国自造的大小银圆，是有原因促使这样的。”前夜，在天仙茶园看戏，同座的是素不相识的天津朋友，对我说：“我从天津到上海，带有津局自制的大英圆二十枚，等到抵达上海持往海关完税。关上司事看了很久，说：‘这种银元，上海不能通用，即使权宜收用，每元须补贴五十文。’他的话固然合乎情理，而且在官人役只得以吃亏贴水乞求使用而已。既然官员尚且不肯使用本国自制的银元，又何必怪小民呢？那么有鼓铸局与没有鼓铸局是一样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至于轮船的利益，尽人皆知，我唯独说它没有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没有得到利益，股东没有得到利益，那么有利与无利是一样的。试以招商局来说，其余的可以概见。招商局轮船二十余艘，船中上至船主，下至司机，都是西人而不是华人。有人问我：‘为什么华人喜欢使用西人到这个地步呢？’我回答说：‘不是他们的本愿，因为不使用西人，西人不肯承保水火之险，所以权宜录用罢了。’想要收取轮船的利益，请先设立保险公司。如果不这样，只是增加西人的利益，不是华人的益处。海军对国家有益，我不是不知道，只是今天不能重新振兴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驾驶海军的人才，所以慢慢图谋后议。况且今天不重新振兴海军则已，如果振兴，又是西人的利益了。使用西人来攻打西人，难道西人没有君父之心吗？还是西人来华，就必定尽心护卫我们华人吗？唉！前车之覆，尚且不知道引以为戒吗？泰西兵法虽然美好，善妙，只是在泰西实行适宜，在中华实行不适宜。为什么呢？中国的士兵，饷厚不如他们，粮食丰不如他们。用中国士兵而学习西法，与学习中法无异。为什么呢？所聘请来华的西员，都归华官节制，而且通达战事，谙熟军情，畅晓军机，精于测量枪炮的西员，他们的本国岂有不录用而任其来华帮助中国攻打他们呢？我知道所来的，大都是庸劣浅见，稍得皮毛的人罢了。我虽然学习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至于开矿垦荒的利益，我也曾经说过了。云南的铜矿，山东的金矿，池州、开平的煤矿，湖北的铁矿，也不过是聊饰外观而已。垦荒的利益虽然大，可惜今天也不是时候。减赋免厘的议论，则更不知时务了。今天是筹谋开源富国的日子，岂可舍弃这大宗进项？另谋别策呢？这话与坐井观天有什么不同？用纸作银而诱导国家使用，说它有弊端，谁相信是这样呢？只有通达事理的人相信罢了。它的弊端不在于损害百姓，在于作伪。不仅防止顽民作伪，即使官吏也难以保证他们不作伪。真伪并行，谁肯收用呢？有人说：西人能实行，

译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做到呢？这不过是因为只知道表面现象，而不知道其中的根本原因罢了。西方人办事向来很少请托说情，大多刚正不阿，有罪必罚，人们都畏惧他们。如果中国人则不是这样，不询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只知道人情的深浅厚薄。办事不依照法律的人很多，甚至有真正犯罪的人却能逍遥法外，而假装犯罪的人反而遭受酷刑。既然如此，那么弄虚作假的人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西方学问的精妙，人人都想进入其门径。只有那些已经进入门径，经过数年、十几年却仍然不得其要领的人，真是可笑至极。中国不惜重金，招收聪慧的子弟，送往外国学习。皇上的恩德浩荡，各位学生应当如何激发良知，以报答万一呢？然而各位学生不以报答恩德为心，在中日战争期间，何曾有一个学习西方制度、阅读西方书籍的人站出来谋划策略、献上一条计策呢？由此看来，中国人在西学方面真是巧妙啊。我辨析到这里，客人已经无处可逃了。回头向东望去，天色将白，三支红蜡烛已经燃尽。于是将问答的内容，请毛笔交给纸张保存并记录下来。不知杰出的人士，将如何教导我呢？

译变法平议

张謇

保护墙壁熏杀老鼠，老鼠没有杀尽，墙壁却被熏穿了；爱护树林驱逐鹯鸟，鹯鸟虽然飞走，树林却受到惊扰。趁着积弊深重之后，挟带着极其锐利的气势，采取一切方法来进行变革。上面怀疑他们专断，下面不理解他们的意图。自古以来，变法本来就没有不导致动乱的。然而，鉴于变法的祸患，就只承受旧有的弊端，可以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孟子说：“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时势；虽然有锋利的农具，不如等待农时。”变法的祸患已经显现，天下人都清楚地明白前后、彼此、反复、得失的原因，这正是可以变革的关键所在。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德国的威廉，日本的明治，他们的变法都出于遭受巨大创伤和深切痛苦，因而顺应时势曲折前行，屡次前进屡次变革，几十年都没有停止。何况中国沿袭元明制度，官吏窝藏奸邪，官员依靠弊端养活自己，浸染渐渍长达六百多年呢？戊戌、庚子年间变乱接连兴起，新党与旧党的争斗，演变为南北分裂变幻，无法探究究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只有诟骂而没有商量，只有意气而没有条理。现在见识细微的人士，有的认为应当修习古代圣人的旧制，采纳列强的新法，这固然没错，但不斟酌中国当今弊政的根本与枝节，以及民众的风俗、士大夫的性情，来权衡因袭、变革、增删的适宜，排列轻重缓急的顺序，那么意图行进百里却在五十里受阻，哪里比得上每天行进二三十里不至于受阻而最终能够到达呢？况且道路平坦而轨道顺遂，将不止于百里。古今中外关于政治的言论，百家争鸣，梅生已经举明了职任人事的要旨，于培蛰先生又厘清了纲领，他的话本来就是天下的公论。现在依据朝廷除旧布新的谕旨，权衡因袭变革、省并的适宜，大约分为三个方面以归于一致：有必须先更新而后旧弊才能涤除的，有必须先除旧而后新法才能推行的，有新旧相互参杂共同使用的，仍然依据六典分类列举。

凡是吏部的事务有十项：

一、设立议政院。日本明治初年维新开始，设立公议所，随即废除；设立集议院，后来设立元老院。凡是制定新法，改正旧章，上面有所建议，交给议院商议执行；下面有所陈述，由议院商议上达。所以下面没有不通达的情报，上面没有不能推行的法令。现在听说西安已经仿照设立公所，督促各省新政条陈，其用意很好。但在新旧交替之际，固然贵在有所改弦更张的方法，尤其不可忘记虚心纳谏的诚意。况且因时审势，通晓变化裁断，经纬万端，关系国家大政，适宜联合京城内外四五大臣统领。这四五大臣，赋予他们自行辟选议员的权力，慎重选拔通才，集思广益，分别轻重缓急，采集辑录古今中外政法中切合挽救时变的内容，厘定章程，分别交付执行。司法官员，依次举行，随时斟酌增删，不必专门从事督促，以免重蹈操切急躁的覆辙。

一、设立课吏馆。立法的地方用来治理人，产生治理方法；执行法律的地方用来治理法，产生治理人。现在商议法律却担忧人才不够用，这是过于计较了。然而如果像过去那样不选择人，在京城则由尚书、侍郎六部任意调遣；在地方则户、礼、刑、工四部一县兼任，那么也只有虚名而没有实效。议论的人说政事根本在于人才，人才根本在于学堂，学堂没有专家，所以人才没有专长。确实如此，科举将要变革，学堂尚未兴起的时期，又绝对不能停止政务而等待人才。只有设立课吏馆这一方法，先选取中国《文献通考》《续通考》《皇清通考》《皇清奏议》《经世文编纂》以及已经翻译的各国政书，分门别类，让在京城的翰林院、国子监、六部司员，在外的候补道以下官员各占一门，呈明愿意学习。内部由堂官，外部由督抚，每门各派一名长官，每月考核一次，考核依据章程而不依据议论，登记他们的等第和原卷，保存起来等待任用。那些尚未翻译的各国政治、文学、历史、法律、经济学、伦理学、博物学、教育、农工商各业历史，以及日本法科、理科、文科、工科、农科、医科各专家学业的书籍，另由驿书馆随时翻译完成，送交课吏馆作为备课资料。凡是推行一项政务，就选取专门学习这一政务的人，多次考试高等者任用，以此来考察他们的能力并决定升降。十年后，学堂逐渐兴起，专家日益众多，可以接续任用了。

一、停止捐纳。有课吏的方法来陶冶各种职务，捐纳也可以不停止。然而出资补授官吏，过去史家讥讽它，外人鄙视它，如果不立即停止罢免，无法显示旧习必须清除、新政必须推行的信用。况且自从光绪五年停止捐纳以后，第一次开放是因为海防，第二次开放是因为郑工，捐纳收入一天比一天减少。自从最近皇帝西巡，关中饥荒歉收，陕西直隶捐例一时同时开放，比较其收入，也曾经没有多少。新政需要费用，每年国库需要增加，每年所短缺的直抵数千万计算，难道说捧土足以依附高山，坠露足以增益大海吗？何况杂流并进，足以妨碍学堂出身之路，分散少年求学之心，断然应当陈明永远停止。如果认为不选择出身，稍微资助些微力量，那么韩菼、冯桂芬曾经议论过。与其卖官，不如鬻爵。秦国有民爵，西洋各国大商人有爵位，现在只保留公侯伯三等以表彰有功之人，子男以下都可以鬻卖。其方法详见韩氏

译冯氏提出建议。

将外部（外交部）改制，总理衙门沿用理藩院的名称但稍作改变，兼取安抚驾驭藩属的名义而专门办理与友好国家交往的事务。如今各国既然已经请求更改名称，这不仅仅是纠正名称的问题，应当仿照日本外务省的做法，由通晓时务的大臣统领，辅以人才，同时设立学堂，研究外交之学，以《左传》《战国策》为基础，并用各国外交史的译本来辅助广泛研究。每天早朝时，在军机处召见之后增设外部大臣一班，这样才不会导致对洋务情况隔绝闭塞的担忧，同时也作为对圣学高深境界的辅助。

译划分职事，使各有专职。督抚本是统领军队的官员，如今却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全都汇总到督抚身上。州县本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如今却将教谕、主簿、县丞、巡检、典史的职权，全都统归州县掌管。无论他们的才能未必都能胜任，学识未必都能精通，即使才学过人，精力和时日也供应不上了。向上考察古代官制，既不相合；旁征欧美制度，也难以贯通。现在应当分别责任：督抚掌管外交、海军、陆军及纠察下属；布政使司专门掌管赋税；按察使司专门掌管刑法；巡道改为警察道，专门掌管警察；粮道改为农桑道，专门掌管农商。日本农商务省设有工务局、邮便局隶属于它，其铁路、器械、河防则另设工部省，另设两道，专门掌管文科、工科各道，并提升为从三品，相当于盐运使。府、州、县互不统属。地域大的设为府，府有自治之地，有一个首县的裁撤县，有两个首县的裁撤次要的设为州，再次要的设为县厅，根据地域大小，或改设为州，或改设为县。县提升为从五品，相当于盐提举。府、州、县专门掌管法律。旧时府、州、县的属官分别掌管赋税、警察、农商、工程、文学等事务，互不统属。有事时各自直接通达于专门掌管的司道，各专门掌管的司道直接通达于专门掌管的部。各督抚、司道、府、州、县的长官可以自行征辟僚佐协助治理，如同汉、唐的幕职。督抚征辟在课吏馆屡次考试优等的候选、候补道员；司道征辟在课吏馆屡次考试优等的候选、候补给事；府征辟在课吏馆屡次考试优等的候选、候补缺员；州县征辟在课吏馆屡次考试优等的候选、候缺佐贰杂职，仿照日本例子，明确划定权限，使得下级有仕途与学问相互磨砺的途径，上级有新旧制度暗中调节的余地。日本筹资、收税、划区、开垦兴修土木工程、管理矿山，都由府知事、县令担任。其刑事属于裁判所，税务属于收税吏，又有警部、区长、郡长、户籍长等属官，命令权力变通作为初级。

一省官员以增设官员，官员如何可以节省？吴起所说的不急之枝官啊。有督抚专门掌管外交、海军、陆军，那么将军、都统的官职可以省去了。有布政使以下专门掌管赋税的官员，实行折漕之法（见后户部），那么漕运总督以下各屯卫官员及关监督可以省去了。有农商道，那么盐运使、织造以下的官员可以省去了。有工科道，那么河督以下的官员可以省去了。这是省并外官的大略。至于京朝官，则六部每部由一名尚书、两名侍郎统领，各部分别办理事务。就旧制而言，如理藩院等同于外部，大理寺等同于刑部，太常、鸿胪、光禄、鸾仪等同于礼部，太仆等同于兵部。就新法而言，钦天监可以隶属于文部，内务府、太医院可以隶属于内部。即使将九卿等官并入各部，位次侍郎一等，酌情仿照西方制度，增设各局，使各自专门负责一事，作为各局主事、员外郎、中级晋升侍郎的阶梯。这样九卿以下的官员有实际职务以符合其名，只是合并而不至于废弃。都察院掌管警察，通政司归入议院，议院官员都称为卿，并掌管谏议。这是省并京官的大略。官员只看重其人，不分满汉，开阔王道之路，昭示大公。顾炎武有言：“大官多则乱，小官少则治。”现在省并架屋监临牵制的官员，而增加分门别类专责办事的官员，不更好吗？

一长官负责征辟僚属。变法之初，兼为候选候补人员考虑，既然从课吏馆取得资格了。十年以后，各专门学问兴起，学生众多，必定有英异博通的人才出现在其中，不为他们开辟晋升的阶梯，将如何端正趋向的轨道？日本陆军出身的大尉、中尉、少尉，有士官、户山两所学校；文法、理工、农医六科出身的判师、律师、技师、医士、学士、博士有大学校、大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学习，用意深远，规模完备。现在师法其意，各次阶级京官侍郎、卿；地方官督抚、司道，凡专门负责一职者，都给予自行征辟僚属的权力。视专门学堂得有凭证之人，何种出身准许他？奏任府州县以下等官，也仿照判任的制度，自行征辟僚属。奏任者上报朝廷，判任者达于政府，并以三年为一任期，任满考核其政绩而升降之。

一胥吏必须任用士人。旧制各部衙门胥吏三年期满，不允许长期占据，现在有的成为世业，有的成为贩贸，玩弄文字窃取权柄，勾结作奸。吏治败坏，大半由此。现在府州县以下，既然各自专门负责一职，僚属以外，必须使用胥吏。现在的胥吏，本是《周礼》太宰所属殷辅的士众。任用途径有二：一自变法分职之日开始，或由各府州县以下官员自行选召，或暂照旧章，让本有的胥吏正身供职三年。三年之内无过失被人揭发获罪的，发给执照，允许其子孙入官。设立普通学堂时，三年不缴纳膳金，毕业领取凭证，再进入专家学堂者，

译各学堂就近将学生送往京城及各地的官府衙门，由各衙门的官员进行选拔任用。一、目前各府、州、县学的生员中，年龄在三十至四十岁以上，平时品行谨慎老实但文学才能平庸、无法进入新式学堂的人，由各地学官、院长就近挑选送往各衙门，由各衙门官员选拔任用，并且每三年根据其表现决定升降。关于俸禄方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衙门的俸禄高于府级衙门，府级衙门的俸禄高于州级衙门，州级衙门的俸禄高于县级衙门。

译一、提高官吏的俸禄。本朝沿袭元明制度，官员俸禄极其微薄。日本效法欧美制度，俸禄也不丰厚。然而日本十等官每月俸给尚有四十五圆，中国佐杂官的俸禄还不及此。而佐杂官把官职当作牟利的市场，那些土地肥沃且贪得无厌的人，其所得何止是俸禄的十倍？雍正、乾隆两朝曾增加恩俸和养廉银，如今京官有减折的命令，外官有摊扣的命令。这难道仅仅是恩俸和养廉银无法得到而已吗？逐渐波及到正俸，而朝廷每天用法度来要求他们廉洁，贿赂日益公开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想要变法并追求成效，必须从提高俸禄开始。暂且仿照日本的俸禄条例加以增加，俸禄按月发放，从一等官到十八等官，最多的每月三千圆，最少的每月五十圆。官职等级相同，则根据地方大小、事务简繁、赋税多寡来划分等级。胥吏多的每月三十圆，少的每月十圆，分为五个等级。凡是官员收入中不属于俸禄的部分，都归入公库。凡是因公所需的费用，都规定定额从公库中支取。舍弃暗箱操作而采用公开透明，看似俸禄增加了而费用无法支撑。将暗箱操作纳入公开体系，则官员受益而俸禄反而节省。试着核算一下，一定能分辨清楚。

一、设立府县议会，变革官制的办法已经具备。然而国家有兴办或革除的事务，如何使百姓不怀疑？国家有征收赋税，如何使百姓不怨恨？兴办或革除事务要看百姓的风俗，如何杜绝他们的疑虑而使他们和睦？征收赋税要看百姓的能力，如何平息他们的怨恨而使他们顺服？权衡的关键，必定在于议会。《周礼》中乡大夫各自掌管其乡的政治教化禁令，其属吏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这些长官年终会聚汇报政务，又有向民众咨询的法度，这就是日本府县议会的雏形。其府县议会的办法，根据地方大小确定议员多少，最多不超过五人，议长和副议长从议员中选出，将名单上报内务省。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由有家产或有声望的人担任。公布日期投票，票数多者当选，票数相同则通过抽签决定，向大众公布名单。每两年通过抽签决定半数留任半数更换，没有俸禄，但有往来滞留的费用。常会每年三月召开一次，临时会有事即开。议事草案由知事命令交付所议之事，由议会决定。那些由地方税支办的府县事务，预算的数额、征收的方法，由议会确定。可否取决于赞同者多少，赞同者多则通过，数量相同则决定于议长。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议员可以将议案上报内务卿。如果妨碍国家安全、违背法律规制的，知事有权驳回其议案。议场允许人们聚集旁听，但也严禁诋毁贬低、喧哗扰乱等杂事。法律如此，意图非常美好。但有人认为民智未开，议论必定杂乱而不能统一。不知道正是通过议会来开启民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必定是绅士。绅士虽然不完全懂新法，但有文告来晓谕他们，有权限来明示他们，必定与愚昧的百姓有区别。从此以后，化解民教之争，筹划学堂、警察、农工商业公司的费用与事务，从而沟通上下之情，使人猛然产生君民休戚相关的感触，不正是依靠这个吗？

凡户部事务有十二项

一、征收土地和人口图册。《周礼》中大司徒掌管土地图册和人口数量，东西各国尤其注重于此。中国旧例何尝不是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丈量？所谓丈量，州县只是按照户籍填报而已。还庆幸他们不真正丈量，上下胥吏借机勒索的陋规尚有定数，百姓不至于受到极大骚扰。如今联军进入京城，新修的会典图册已经烧毁，应当趁此时机，命令各州县使用测绘学生核实测量，绘制地图并规定期限，给予仪器。期限是指，从呈报测量之日起，府州县大的三十个月，中的二十个月，小的一十个月。仪器有五种：一是冯桂芬的反罗经，一是记里车用于量路，一是英国量地纲丝绳用于量田，一是德国画图器，一是开方图纸，每方计一里。格式有六种：一是采用冯氏以各州县城门主石柱作为主表的方法，表方径一尺五寸，有座，座方三尺，厚一尺五寸，座面作为地平高下起数的标准。这稍作改变冯法，表作为其他表远近起数的标准。一是记录方里内地平高下，一是记录水道广狭，一是记录物产工作，一是记录山泽荒地，一是记录村镇庐舍寺观津梁的名称。测绘的人就是本地学堂的测绘学生，大府州县分八班十六人，中的分六班十二人，小的分四班八人。其方法详见学校，每班另派引绳推车二人，只要不是雨雪天都可以测量。征收地图的大致情况如此。言者动不动就说中国有四亿人口，这是根据赋役全书各府厅州县呈报的丁口数量，不足以完全相信。寻求一种简便核查的方法，只有在测量绘图时，先让地甲呈报，再由学生随时抽查复核，分别图堡圩甲案图各处都鄙的名称，每画一图附记其后。全图完成后制成表格揭示，总数就可以得到了。征收人口图册的大致情况如此。仍然定为制度，内地三年修一次，滨江海地区每年修一次，各国没有不每年修一次的。

一、颁布权度法式。权度是整齐工商、取信上下的根本。泰西各国谈论度量衡的，都推崇法国拿破仑以黄道差析分数为标准，因此德、义、奥、比、瑞、荷、班、葡、希、瑞、巴、秘鲁等国都效法它。中国商

译大业起初兴盛，所以普遍采用英度。然而度量衡器，是国家政令权力的标志，就像文书上有印信，军旗上有徽章一样。康熙年间发生三藩之乱，天下震动。

译圣祖不愿过分惊扰百姓的视听，所以户部、礼部、工部虽然有权衡斗斛的标准器，但民间听任其自行方便，不批准朝臣统一度量衡的请求。如今各国都有统一规范的美好制度，而我们仍然各自为政，每家每俗不同，像侏儒看竹节一样，怎么足以展示古老国家的度量标准呢？应当由户部依据旧制校定权度升斗斛的长短大小轻重，铸造铜模作为标准，分别颁给各省布政使。由布政使选拔精通图算的人才，督率工匠，精细仿铸，刻上年月，制造人的姓名。每一府州县各给一套。各府州县掌管赋税的官员，选拔精通图算的人才，督率木工，用坚固细致的木料，精细仿造，也刻上年月姓名，卖给民间，价格按照工料成本，加一成，作为就地支办的费用。民间旧有的器具，一律令其销毁，不准乱用。如果有在普通学堂图算学成，请求分造的人，给予准设官照，并授予法式。仿照日本度量税，每照收税五圆，也充作就地支办的费用。

一项是金镑改钱法，圜法败坏到了极点。金磅银价，中外不同，权力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甘心承受其弊病。自从通商以来，合中国公私上下与外人交涉的，亏损几乎不可计数。即使没有赔款，形势已经僵枯，何况以前偿还二百兆的残漏还未结束，此后数百兆的决堤之祸又出现了呢？罗雀掘鼠，在赔款之外设法，不如移的就箭，先在赔款之中筹划。此次分年赔款，岁月遥遥以银还镑，其亏损巨大。因此应当与各国约定，英镑铸用金圆，各国钱币全部准用英镑。以同治六年的镑价比较光绪二十一年，已经增加了一倍。每当中国赔款，镑价必定高昂。中国用银平色，不仅此省与彼省不同，此府与彼府不同，即使一县之中，也不一致。其不便之处，人人都知道。西洋各国以银为生货，通商口岸全部使用墨西哥银圆。近年官铸龙圆，稍微分夺鹰圆的利益，只是因为部里不收纳，京城市场不流通，所以西北内地大多闭塞。如今京城市场流通顺畅，价格平稳风气已开，官民都方便。因此应当仿照禁止生货，广泛铸造龙圆。日本变法之初，颇为同于中国的困境，后来仿照辨士，自铸铜货。如今中国毁钱制器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推究其根源，由于钱贵。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每钱一千重超过七斤，销熔为器具，价值贵四倍。虽然改到千钱四五斤，仍然不相称。民众追逐利益则法令穷尽，官员失去权力则命令轻慢。咸丰、同治年间，固然曾经发行当五当十大钱了。因此应当仿照日本成范，铸行铜圆，兼具这三者：金钱行而镑价均，银圆行而市價平，铜圆行而私毁清。行金圓、銀圓，而銅亦有金銀之用；行銅圓，而一圓不止一圓之用。所节省所盈余的，应当不下二三千万。铸金镑的局，只宜在京师、江南两处；银圆的局，宜以京师、江南、湖北、广东为限。铜圆也由四处先行附铸。

一项是立银行用钞币。券钞的法度，唐、宋、金、元、明都实行过。其货币，以票为货，票与货都虚，虚所以不能长久。欧洲各国之用币，则有国立贸易、兑换、储蓄、存金、农工、劝业各银行为其注资。富商巨室，其居住者藏所有之金银于行，握其一纸而无再诲盗之患；其出行者可只身挟巨资行数万里而遥。日本维新之初曾经行札币以济金银铜货之穷，议论者说其利大而害亦大。然而中国各行省民间钱店，当其殷实人，何尝不宝贵其票券呢？各省布政司应当各设一官立之银行，凡赋税所收全部汇凑于此。大省以五十万为本，中省以四十万为本，小省以三十万为本。其用钞币的数量，视本加三成。施行于市场，各府州县设分支官立银行，都设储藏。绅民有以家财入储的，给息二厘。其民间公立银行领用钞票，则取息四厘为代守储藏之费用。请领之时，联环取保，以实产作为抵押，按季收息纳赋缴税，官府也收取，这样虚实相注，本息相资，有利而民众也无害。

一项是行豫计，日本维新之初，国家贫困得很。大隈重信开始仿照西法，制作会计预算表，人们还不相信。等到决算表出来，明数核其为用，才大白。取人之财以供我用，与取人之财为其人用却不让人知道怎么用，都能招致嫌疑，嫌疑产生阻碍，阻碍产生困顿。预算决算，以释嫌，即以释困。法度以每年七月朔至次年六月晦为一年，分岁出入为常用、准备二部。常用中又分常用、偿债为二部。每岁出入诸分列科目，著为定例。岁入经常之目曰租税、曰作业益金、曰杂收入；临时之目曰诸还纳、曰杂收入。岁出经常之目曰国债偿还、曰帝室及皇族费、曰赐金恩给、曰官省院使局费、曰营缮土木费、曰府州县费、曰警

译审查费用，分为神社费用、备荒储蓄、补助营业资本；临时项目分为兴业费用、杂项支出、各厅营业资本、预备金。这正是黄遵宪所说的“权衡一年的收入，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权衡一年的支出，根据支出来筹措收入”的意思。现在应当将每年的用度，如朝廷宫禁、官吏兵备以及官办制造、学校及一切经常性的兴作费用，从户部总的收支数额中析出，由户部按照各省向来解送户部及在地方核销的多寡，析出各省的收支数额；再由布政使按照各府州县解送藩司及在本地支办的多寡，析出各府州县的收支数额。各府州县自行析出应解送布政使的为一类，本地方已办理的教养等事务为一类，应兴办的学堂、警察、测量、水利、兴业、备荒等事务为一类。凡是年度支出有多少，又析出赋税为一类，杂项收入为一类，凡是年度收入有多少，收支相抵不足多少，应增加收入多少，都要事先将预算公之于众，事后将决算公之于众。增加收入的方法，由议会来筹划。目的是要使聚敛于官府、分散于百姓的财政状况，让天下人共同看见、共同听闻而已。

译第一项是确定税目。西方人的印花税，没有哪件事不征收的。日本人的税目，也有五十多种，人们怀疑它太苛刻了。然而《周礼》中天官、地官所属的职官，所征收的赋税，极其细微详尽，但考察其用途，则返还给百姓的占十分之九，从未在收入中私自占有，也不嫌在支出上过于公开。本朝赋税的收入，仅八千多万，合五洲各国来看，没有像这样廉洁征收的，然而百姓却愁眉苦脸，好像活不到一天。议论的人认为上下都陷入困境，只有中间的人中饱私囊，却不知道正规税收的方法本来就不完善。不完善的原因，在于隔绝，在于不透明。现在如果将各种附加税和陋规分别归入各税目的正额，每月公布详细数目，公布总数并告知公众，那么就不透明了。收税的官员，每天有固定的时间，与百姓直接接触，事情有固定的法规，百姓容易知晓，那么就不隔绝了。大约选取日本税目中，适合今天施行的有：一是山税，二是邮便税，三是诉讼罚纸及代言人（应改名为辩护士，即律师）税；四是车船税，五是会社税（即公司税），六是度量税，七是版权执照税，八是枪猎税。那些本来就有且亟需整理的有：一是契税，二是杂税，如酒、鱼、屠宰、碾磨、埠头等类。这些学问有专门之技，其方法应先仿效日本。各省也有成例，查考州县杂税的方法，然而上级没有得到好处，只是填饱了胥吏役夫的口袋罢了。

第二项是改革盐法。盐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却通过分配、禁止和限制来谋取利益，使得天下人哀声遍野，无论智愚都感到不便，各种弊端丛生，使百姓沦为匪盗，自己树立敌人，从而遭受困顿。胆小怕事、固守旧制而不改变的人，莫过于坚持引地食岸的盐法。顾炎武赞同李雯提出的“就场定额，一税不问所之”的建议，有人以为不可行。而冯桂芬赞同陶澍、陆建瀛实行的票盐法，又认为纲法是错的，票盐法是对的，并在票盐法中提出清理盐课、减少赋税、建造仓库的策略，筹划也很完备了。然而仍然没有实行。现在私盐既然无法禁绝，而洋盐也运到了。洋盐到来，那么私盐的利益就会被夺走，更不用说官盐了。有人或许认为洋盐从印度进口，有税且成本已重，来也无妨。不知道广东的盐，有每斤一文钱的，有每斤四文钱的。洋商如果不懂商务也就罢了，洋商如果懂商务，必定会运粤盐，用我们的矛来攻我们的盾了。想要抵御洋盐的入侵，必须降低生产成本；想要降低生产成本，必须多生产盐；想要多生产盐，必须设立煎厂煎盐，然后在盐场征税。就像网挂在纲上，可以坐着治理了。设厂的方法，商人集合公司，先规划草地，修筑堤坝以抵御暴涨的潮水，开辟渠道以引入早晚的潮水，去除芦苇种植茅草，以充足草木灰，盐卤井，都妥善安置，然后建造厂房安装锅灶，聚集村落和丁夫，雇佣丁夫煎盐，按日支付工钱，工厂每天收取盐来积累储存，仍然在堤外开辟土地给丁夫耕种，卖零散的和批发的，都在厂场进行，零散的开始于一百斤，批发必须五石，仿效唐代刘晏及印度的方法，税无零散和批发之分，都加在价格内，官府只按锅灶稽查，就可以知道产盐的数量，也就知道税收的数量。而丁夫聚集在工厂，分散在村落，地方空旷容易瞭望，不用担心私人得以贩运，私枭也自然断绝。私枭断绝则无需缉查，私人得以贩运则无需督销。在价格上征税则收税，简单定价必有税，那么市场价格就平稳了。其公司则先尽旧商，现在分司管辖地向产佳品而余地多的地方，设立正厂一个，分厂两三个。其贩运远道的，或用冯氏的说法自制千墩小轮，或装商轮，或用民船，听凭商人自便。为今日盐法计，通权达变适宜百姓，大概没有超过这个办法的。印度就场征税，每年收入约七百万金镑，约合中国银四千九百万两，现在厘金和课税合计，年收入一千二百万两，仅是印度的四分之一。

第三项是确定折漕。京城依赖东南的漕粮，运输的方法，河运不如海运，民船不如轮船，而本色（实物）又不如折色（折钱）。士人在室内争论，在朝廷上争论，很多了。起初受阻于户部官员的驳议，最终受困于粗俗之人的谩骂，事情没有成功，令人叹息。现在大乱刚刚平定，外人勒兵议约，索取岁币，为中国计，来不及开辟财源，应当节流，还容得下南漕的弊端吗？漕折确定而漕项的费用不节省，漕董、漕剥、官押运的费用可以节省，漕督、粮道的官员可以节省。而且州县每年的漕价，常高于市价，劣绅猾吏分吸其剩余。现在如果将江浙的漕粮，改定折色，所节省的已不少。每年八月以后，只让上海道招商承运，按照市价核定粮数，发给运照，而减少其关税，商人追逐利润，应时必定聚集。仍然用所省的费用，在一二年内就在京、通各仓储存一年的粮食，以后陆续购米，推陈出新，即使遇到凶荒，也不担心没有准备。那些一听说改折，不是以暗中沿河穷民为借口来维护局面，就是以慎重天庾正供为饱私囊之计，都可以廓清明白了。

第四项是实行印花税，而裁撤厘金。厘捐对商人的危害，即使西方人也天天议论要去除它。中国的士人却想用印花税来替代。英国的印花税严密如茶，骤然实行，势必大乱。想要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视听，必须用人们喜欢的来替代厌恶的。现在说实行印花税，百姓不知道它是否对我有利，而说裁撤厘卡，以实行印花税，使百姓感动于上，

译如果了解我的疾苦，那么怀疑和阻碍的心思就会减少了。然而，根据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各省上报朝廷的数据，厘金总额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两，现在突然裁撤它，税收或许不足，谁来承担这个罪责？于是有了各省先行征收产地税和落地税的法令。各省列出清单，详细记载五年间各种货物的进出情况，进入即征落地税，输出即征产地税，以及沿途经过所征收的厘金数额，然后汇总上报给户部。户部对这些数据进行剖析，取其中间数值，将沿途经过的厘金分摊到产地税和落地税中，并额外加收三成，包含在每张印花税票之内。产地税和落地税各收一半，分别命令各府、州、县的赋税官员责令各行业成立税务公会，领取总额并推行使用印花税票，这类似于江浙地区的包捐办法。稽查和检视的责任交给警察，这样，下级省份中所有船头查舱时的红钱黑费等陋规，就能在给予之中而不致耗尽；上级省份中所有局卡官员、差役的薪俸费用，就能在征收之外而有盈余。道理和形势显而易见，不妨试行办理？但这只是针对内地而言，如果是运贩出口，则由新关另行收税，也发给印花税票。

译第一，集合公司来振兴农业。“农”是旧有的名称，“公司”是新的制度。如果沿用旧名而不采用新法，那么山野间的荒地、江海边的荒滩，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光秃秃的毫无草木。耗尽中等以上的人力和一家一户的力量，也不足以治理，只能叹息放弃，最终都成了废弃之地。想要集合公司，首先应由官府劝导。有响应劝导的人，让他按照土地绘制地图，划分方里计算里程，自行拟定私人集合公司的章程，呈报给各府州县的农商官员。官员勘察核实后，上报给农商道台审定，发给执照。如果有可以招募佃户的地方，就招募佃户；深山穷谷中的寺院僧道，人力不足的，就使用机器。从兴办之日起，三年后根据土地的优劣，向官府缴纳地价。六年后按股份申请执照，参照税契的例子酌情减免，缴纳执照税。等到产业利益兴盛，股东中有人愿意分得土地自行管理的，就发给执照，换回股票，作为股东管理产业的凭证。凡是各府州县管辖的区域，三年内责成农商官员，不允许有不成林的荒山、不产谷的荒地。这样土地就没有荒废的，野外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国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效益了。

第二，清理屯卫田。如今漕运政事，运输都交给水手了，但运丁的名号依旧存在；没有运丁了，但卫所的官职依旧存在。卫官不筹划费用，不处理事务，而供养官员和运丁的田地，起初如冯氏《裁屯田议》所说的那样，非常详细且全面。然而中外谈论经世济民的大臣，却面面相觑，不敢发起改革。急切地寻求理财之道，却坐视这数以千万计可以管理的财富，听任其散失旁落，竟然丝毫不加体恤，真是奇怪，太奇怪了。查考《会典》乾隆十八年的册籍记载，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十六省，所有屯田共计二十五万九千四百十六顷四十八亩有余。虽然辗转典卖、影占、侵吞，但册籍尚存，奏请命令核查，不难得到实情。即使卫官借口战乱作为推脱，但屯田所在地的父老乡亲都知道，州县仔细追究，他们从哪里隐藏？查得确切数目后，只让现在管理产业的人仿照江海滩地的例子，给予限期，按亩缴纳地价，严禁吏胥勒索浮费。那些典卖纠缠不清的，一并责成州县随事清理；影占侵吞的，一概允许申报缴纳，宽贷不加罪。大约估计一亩缴纳地价五钱，可得一千二百九十七万一千多两银子。屯田清理而卫官裁汰，每年大约可节省数万两银子，仓促间筹划，没有比这更大的宗项了。

第三，征收僧道税。《周礼》规定，住宅不种植草木的要罚夫里之布，以此来警戒那些懒惰游荡的人。天下懒惰游荡的人，没有比僧道更严重的了，他们虽然没有丁税，却还有赋税。而僧道中不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却没有赋税。然而如果因此把天下的僧道都赶回家，让他们回归世俗，居住在家，那又会扰乱社会。现在商议变法，各府州县的事务需要费用极多，而筹措又极其困难。士农工商四民都须出力以奉公，僧道不扰乱他们是可以的，但现在他们独自逍遥法外，那就不行了。拟议征收他们的税，方法有四种：一是度牒税。凡是开坛传戒的，先向赋税官报告受戒的人数和姓名，官府发给度牒一张，税银五枚银圆。二是香税。凡是寺观香火旺盛的，由各府州县赋税官每年估量其香火收入，抽取百分之十，发给税照。这两项，唐、宋、元、明曾经实行过。三是给封税。先由吏部根据三品至九品拟定“某某禅师”及“真人”等七级封号，允许僧道出资授给，出资以银圆计算：三品三百，四品二百，五品一百，六十八十，七品六十八，八品四十九，九品二十一。四是赎过税。凡是有应受笞刑的过错，愿意赎罪的，罚银五十两、四十两、三十两；不申请度牒私自传戒的，罚银二十两。然而西方国家的赋税，说的是取民之财以治民之事。取僧道之财而还用于僧道，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僧道年满十岁以上的，也进入普通小学堂。二是如果就近寺观的荒山旷地，僧道能开垦种植树木的，免除其香税而给予产业，根据所取得的成效大小给予封号。其给予产业执照的税以及三年后缴纳地价、六年后缴纳赋税的例子，与平民相同。

凡是礼部的事务有八项

国家依靠人来治理，人依靠学习而成才。必须做到没有人不学习，然后才有可用的人才；必须做到没有学习不专精的，然后才有可用的学问。东西各国学校如树林般众多，分析其专业，大概有上百种。前导后继，推求日益精微，只要能择善而从，都足以作为我们的师法。端正基础，首要在于启蒙。日本普通以及高等小学校，就是各国的乡塾；其寻常中学校及寻常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各国的郡学院；陆军及各专门学校，就是各国的实学仕学院；大学校，就是太学院。其学科分为法学、理学、文学。其章程有初定的，有改定的。为中国今日计，不仅应当师法其改定之法，也应当深知初定之意。知道其初定之意，然后我们不会有操切轻率之心；师法其改定之法，然后我们不会有苟简纷歧之弊。比较其次第，适宜各府州县先在城里设立一所小学堂。小学堂中，先特别设立寻常师范一班，选拔各府州县学的诸

译学生，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自带束脩入学，文理通顺的有四五十人到七八十人，根据学校规模的大小决定人数的多少，聘请师范教师来教导他们。三个月后进行考试，让他们分别去小学堂任教，由地方视学官每月会同师范教师考核他们的学业和教学方法的进步与退步，并评定优劣。第二年，在四个乡分别设立小学堂，府、州、县中，大的设四十个区，中的设三十个区，小的设二十个区，酌情划分地段，有寺庙的地方先借用寺庙作为校舍。选拔优秀的师范生担任教习，那些优秀且愿意留在学堂努力深造的，准许留下。第一年的师范生不缴纳膳食费，考试优秀者分三等给予奖励：最优者五元，优者四元，次优者三元。学生需要缴纳膳食费。第三年，就将先前设立的小学堂改为中学堂，仍然将普通师范学堂合并其中，兼教西方语言文字，另外设立高等师范学堂。所有学生都缴纳膳食费，数额各地酌情确定，这属于官办学校。如果是绅士富豪私立或公立的，听凭他们方便。建设之初，向视学官报告，转报给学部，给予依据学堂教育章程及课本的凭证，与官办学校相同，考试发给凭证出身也相同。第四年，各省城设立专门高等学堂，第五年，京师大学堂就可以设立了。凡是第一次官办的学校，书籍由学堂准备，其余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由学生自备，有人捐赠准备的，由官府给予奖励。凡是各府、州、县公立、私立的学堂，刚设立时，以及设立后费用不足的，由官府补助。这是从各府、州、县的小学、中学依次发展到高等学堂、大学堂的次序。那些应该特别设立的，仿照日本学习院，在京师五城扩展官办学堂十个区，凡是宗室、八旗、王公大臣的子弟，年满二十岁以上或达到学龄的，从六岁到十二岁，日本称之为学龄，没有人不入学，都进入学校。他们的功课普通及高等小学堂的程度，与各小学堂相同，毕业后依次进入中学堂、大学堂，与汉族的高才生一同学习。区别他们的是，用特别尊贵的礼节尊崇他们，从而激发他们格外向上的心志；相同他们的是呢？使他们怀着尊贵的心理，从而消除明显区分界限的偏见。那些应该分别设立的，是各府、州、县的警察、法理、农业、工艺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那些可以稍缓设立的，是高等师范、音乐学堂，盲哑学堂。凡是学堂官办及补助、公立、私立的费用，都预先计入预算。各省学堂用府、州、县的税收支办，官办学堂则用停止八旗兵丁的口粮经费支办，把夺取的给予他们，从而平息他们的怨恨；就用教育他们的方式来供养他们，这符合施行的道理。听说普鲁士战胜法国时，宰相贺其相卑士麦拿着小学堂的戒尺向人展示说：“打人的方法，就是这个。”这话多么伟大啊！考察三代圣王而不违背，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了。

译一、变革科举制度。现在有一棵树，根扎在悬崖山谷之间，巨石压在上方，其生气郁结而四处迸发，它的萌芽经过很长时间，就变成了一片丛生的灌木了。砍柴人经过这里，砍去其中三根枝条，只留下一根，这根枝条受到的生气完全集中，由这一根通达而更加向旁侧扩展，经过很长时间，就长得茂密挺拔成为树干。又过很长时间，它斜倚着崖壁向上生长，工匠认为它是良材，这棵树也就成了良材。然而必定有人认为是先前砍伐的人伤害了它的生命，不如丛莽因为不成材而得以保全，这是歪曲了良材的本性啊！科举制度妨碍学堂，就像砍去那三根枝条一样，怎么能够与科举制度一起妨碍学堂的呢？那就是捐纳和保举。捐纳已经停止了，辟召的奏任、判任，让担任官职的人去处理事务，必定是这个人曾经学习过的，这样保举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从前那种保举了。这相当于砍去了两根枝条。凡是参加科举并且精通其技巧的人，他们的智慧本来就高，是学堂中的上等人才。现在变革五百年的科举制度，而让天下的人才全部从学堂这一条途径产生，天下的读书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资质聪颖特异，其技巧能够考取科举的，必定没有不能进入学堂完成一项学业的。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到四十岁的人，可以在师范学堂学习，研习小学堂师范课本，在乡里教授学生，或者应各府州县以下官员的征召选拔，也不会大大违背他们平素的学业。那些听说变革科举就脸色惊骇，惶恐不安、无法终日的人，是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从事科举而不能自立的人，他们希望侥幸不变而能有旧的根基可以守持。然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则有子弟了。议论的人有的主张用策论代替八股文，有的主张研习经学而减少乡试、会试中八股文的篇数。学堂以学习为主，科举以文学为主，可以涵盖文学但文学不能完全代表学问。与其在策论、八股文中翻腾其中，不如将策论、八股文作为宾客（次要），而在其外部进行调节。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诸生，从中学堂开始，也需要十年毕业才能被社会所用。在这十年之中，年龄在三十、四十、五十岁的诸生，正好可以选取学堂文科、理科、法科的书籍，如史学、哲学、地理、伦理、社会、教育、经济、财政、数学、农商这十二门学科，已经翻译成的，普遍让他们学习。考试的时候，分为两场，第一场考九经义一首，擅长八股文的允许作八股文一首；第二场以十二门学科各出题考试。九经义、十二门学科中熟悉哪一门，都让他们自己申报。考中的人分门别类登记在册，由考官咨送各主管部门，以便京城内外各衙门征召任用，限定以十年为限，期限届满就停止，录取名额减半，大致依照嘉庆、道光年间的旧例，这也是移花接木的近便方法，吐故纳新的渐进途径了。

二、学堂首先学习画图。山川城市，没有地图就不明了；户籍水利，没有地图就不清晰；警察没有地图就不灵便；海军陆军，没有地图就不能行动；矿山铁路、工商，没有地图就不能经营。地图确实是变革法律的轨道啊！测量画图的学问，本来不深奥精微，学习半年就能掌握。日本初等小学就从事绘图，所以即使是工商人士外出游历，没有不能右手握着铅笔，左手拿着纸张，随着游览的所见，描绘出形状和态势，让各府州县都有地图。刚设立小学堂，就聘请测绘教习一人，专门教授测绘。学生人数多的二十人，中等的十六人，少的十二人。临行派去测量时，各减少四人，留在学堂作为学生。如果有疾病事故，或者学习不精而办事没有实效的，就更换他们。地图绘制完成后，由教习参合订正。

三、翻译书籍，分省设立书局。集腋成裘，必定要猎取狐狸；寻求和氏璧，必定要剖开万块璞玉。不是喜好做这种烦难的事情。西方政治专门之书，经过分类现在列为学科的，大概已经超过一百种，而一类之中，又有新旧版本，各家的学说。大约计算所知道的，大概又有五六倍之多。至于西方书籍的杰出者，更是不胜枚举。花之安《德国学校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新撰书籍二万七百余种；英国一千八百七十年新撰书籍三千四百八十九种。现在中国采取先河后海的策略，适宜翻译东方书籍，因为同种同文方便，也适宜翻译东方书籍。然而各省同时并立，学堂都需要课本，如果专门依赖一省，供应不上需求的殷切；而各省纷纷兴起，也担心有重复的弊端。认为应当大约分门类，将江南苏州、淮南书局，并入上海、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十处原有的书局，经费各承担若干门类，聘请通才，分年赶译。每完成一种，互相分送；全部翻译完成后，仍然分各类，由博学通达的人士为之删去芜杂、剔除冗余，汇集要点、钩玄提要，编成一部书，以供给学者，收取通力合作的效果，也就是作为博学详说的资料。更有话说，现在天下新旧南北的见解，喧嚣纷扰了。翻译书籍的事情，高雅的人才难得，如果胜任这个任务，应当破除嫌疑。不仅借此实事消除争端、化解争执，而且以爱惜力量来合并他们的分歧。征引古代，则有宋太祖修《太平御览》；考察近代，则有我们圣祖修《明史》，胡文忠的宝善局，曾文正的忠义局。圣君贤相神明的运用，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四、权且设立文部总裁。中国教化之事，由礼部负责。如果开馆修书，则特派总裁，任用部、院、府、寺各官，分别承担编纂

译关于编纂教材这件事。日本官制原本仿照《唐六典》，维新之后才设立文部，下设学务编习局。凡是所有学校的事务，设立学校的区域，教育的规范，都必须经过文部审定批准，而授课的书籍，不得超出文部检查的范围，因此全国学业步调一致。如今各省普遍建立学堂，那么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院各科的书籍，必须依次编辑课本，又必须大致确定毕业的年限。各家学问，不遗漏也不超出中等资质的人，能够在限期内毕业者，应当请求特派学问渊博、通晓时事、素有声望的大臣担任总裁，设立机构编纂，或者让退休的大臣仿照书局自行跟随旧例，在外担任总裁自行聘请幕僚，设立机构编纂。那些私家编拟的课程书籍，全部由总裁审勘，奏请朝廷决定颁布施行。

译第一条，明确学生的出身等级。南北洋地区近三十年来，方言馆、武备学堂、水师学堂、陆师学堂日益增多。就学的学生，大多是中等才能及以下的人。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往往后悔入学。因为学成之后朝廷不任用，社会不重视，比不上举人、进士的荣耀。那些贫穷困顿的人，常常凭借所学向其他家族索取重金。然而，要想激励天下的杰出人才，使他们的家人父子都愿意家中有一人进入学堂以成就功名，必须从明确学生晋升的途径开始。凡是经历小学直至府、州、县普通中学毕业者，应发给凭证作为生员。其中师范专业或高等分数较多者，作为贡生。由此，文科方面，经历专门学校的文、法、理、学、农、医等专业毕业者，应发给凭证作为举人。再经历大学院的文、法、理、工、医各科毕业者，应发给凭证作为进士。其中专科中分数最高者为学士。武科方面，由贡生经历士官学校毕业者，应发给凭证作为守备。再经历陆军大学校毕业者，应发给凭证作为都司。其中内堂、外场各科分数最高者为游击。学生入学最早，且天赋聪强者，从六七岁到成为进士、都司，已二十余岁。统计十七八年间，学生在学费、衣食、住房、书籍上的花费，约计每年六十圆，总数已超过千圆。何况专门学校在省城，大学在北京，还有舟车费用呢？士人追求生员、举人、进士，是因为这在邦国中荣耀，且日后足以供养家庭。然而像鱼一样密集地去应试，考中的仅占千分之几百，而考不中的屡次耗尽资财，直到白发苍苍、面色枯黄也不悔改。每人计算一下，这数字难道少吗？出身确定了，那些沉迷于旧科举的人，又将转而投身于此。风气所引导，人们会像云聚集、影子跟随一样响应。我未曾见必须等官府普遍设立学堂，学堂才会兴盛。

第二条，派遣亲贵游历。清朝初年定下条例，宗室王公不得私自出京，出京超过四十里有罪，这是为了汉民考虑，而让宗室处于无过错之地。至于仁爱方面，那些宗室王公，既然生来富贵，又不读书，亲近贤士大夫，在内与宦官、马夫、走卒、优伶玩骑马踢球、狎昵妇女的游戏，在外面对敷衍塞责的朝廷，尊贵而颐指气使，决定意向可否，内阁门下的差使都靠拜跪完成，所以他们傲慢顾盼，自我封闭，而说天下的言论都知道了。至于西方人则不然，即使是太子诸王无不进入学院，与学子同等级上课，且无不经历军官训练，受提督约束，符合《周礼》中师氏、保氏、大司乐与世子一起教育的方法。现在既然说应该广泛设立官办学堂，教育宗室八旗王公子弟，那么三十岁以上的人，也应采用各省年力不能入学的诸生，只读各科译本书的例子，让他们稍加涉猎史鉴及各国政治外交史等书籍，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选派一二人，跟随有文学且知时务的地方长官出洋游历，考察各项事务，使他们经历道路风涛的险阻，知道平时享受非分待遇的可观之处，了解各国制造、警察、教育、武备等一切政治的精妙，知道平时奢侈自大的多妄，而亲身与那些王公周旋，他们通晓学问而我们浅陋，他们熟悉政事而我们无知，他们亲身在军队行列中效力而我们懒惰，相比之下显得不足，应该必然羞愧奋发。子产说：安定国家，必须先从宗室王公八旗大臣开始，让他们稍知天下有学问之事，天下就有安枕之日了。

第三条，节省官府仪卫。当今皇上谕令变法，说采纳别人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又命令中外大臣酌情应当节省、应当合并。而首先变革朝章，而涉及朝章，则是治定功成之后的议论。现在固然无暇顾及，况且礼俗之事沿袭旧制无碍。日本士大夫居家时的服装，还有宽袍博带的。我私下认为只有警察官弁兵丁应用西式短衣，此外只有文武官的仪卫可以节省。本朝仪卫完全沿袭元明制度，执役的人穿元明的服饰。西方人看见官员排场导引而过市，常嗤之以鼻，认为像乞丐一样佝偻错乱、如蛆虫般拥在轿前，不美观而徒费。现在应该一切裁省。掌管军事的用兵卫四人，掌管警察的用警队二人。至于文学、赋税、农商官员，本来不需要卫队，如果一定要保留典命车旗的礼仪，以辨别等级威严，那么文官用车舆的帷幔，武官用樊缨的区别来区分。如同巾车所掌管的夏篆、夏缦、辒辌、木车、墨车、栈车、役车、龙勒、鹘缨的意思，可以通晓。或用旗，或留一种以代替九旗而区别其名物。司常所掌管的旗物、旗旟、旐旞、旐旌画象以象事命名的例子，可以推演。这不仅能淘汰虚文，使变法之耳目昭然易见。合计二十二行省文武大小各官每年支出的役食，节省的费用也不少。

凡兵部之事有四

第一条，抽制兵，衙役练警察部队。变法如何施行？如同制造器具。国家提供材料，学堂作为工匠，而工匠不能徒手成器。刀锯筑削，搏磨栉雕，必须依靠警察。西方警察制度有两种：有行政警察，有司法警察。日本维新时，行政兼司法，隶属内务省，而另设总监厅。府

译县里设有警部，共分为十个等级。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百姓，具体事务有四项：一是消除祸害，二是讲究卫生，三是检查违禁行为，四是搜捕罪犯。凡是地方上有人犯下杀人、放火、殴打抢劫、盗窃谋反、越狱、伪造货币、诈骗、赌博、奸淫等罪行，见到就逮捕。百姓告发，就向官府报告，持票证逮捕。对路上醉酒、患病、年老、幼小、妇女以及外国人进行保护。对言语怪异、服饰奇异、游戏败坏风俗、聚集党羽、横加议论为非作歹的人进行诘问禁止。熟悉道路、街市、村落、房屋的位置，了解居民的身家品行。清理道路沟渠，检查并留存遗失物品，救助遭受暴力侵害者。警察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警察这一机构，上能通达政府，下能深入偏远之地，平息教案纠纷，诘问豪强，稽查印花税，缉拿私铸钱币，辅助学校教育，清理田赋税收，没有不依赖他们的。没有学堂就没有形体，没有警察就没有效用。然而推行也有次序。现在州县衙门中有名册的差役和白役，多的超过千人，少的也有数百人，长期成为百姓的祸害。编制内的士兵虚报名额的占十分之五六，留存下来的士兵，从镇将以下层层盘剥，所得月饷不足以维持半个月的温饱，大半靠做小贩维持生计。而户部每年计算马步战额兵的军饷还有数百万。这两类人，一类危害国家，一类危害百姓。突然裁撤他们，失业的人多而难以安置。只有将他们转为警察卒，就能一举两得。办法应当先在各个府州县城设立警察官，建立警察学堂，采用日本警察章程作为课本，调集各汛营的制兵和各衙门的差役，挑选其中强壮的人进入学堂，学习三四月后，先在城墙内外及大市镇试行，逐渐推广到四乡，并根据所辖户口的多少来决定警察分布的疏密。制兵中老弱未被选中的，发给一年口粮；有名册的差役未被选中的，发给一年役食，让他们另谋生计。警察的费用，纳入各府州县的预算，用本地税收支办。这个方法，将司市、司虣、司稽、匡人撢入、野庐、修闾等各种职能合而为一。西方方法中符合古代制度且作为变法政要的，这是其中之一。

译一是为武科将领设立武备外院。自从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的学说传入中国，却固守旧习，将新旧混为一谈。虽然朝廷的命令、疆场军队的号令加临其上，但最终无法打破的，莫过于各营统领士兵的军官。这些人自认为曾跟随咸丰、同治年间的将帅，立下削平巨大寇乱的功劳，于是夜郎自大，轻视外人为小敌，再加上那些钻营差事、克扣军饷的后辈，他们所谓“先前立功”的念头本就空虚，“拼命”的话也是虚伪的。而武科考生习用刀弓，获取科举功名，将其应用于行军作战，正如同八股文章对于做官毫无用处，比起行伍出身的士兵，更加不如。议论的人说，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天下焦灼不安，何必用艰难筹措的财物，供给那些在缓急关头难以依靠的武备？裁减军队、节省军饷，是应当优先做的事。然而镇压内部匪患，难道可以没有防备吗？作为斟酌变通的计策，认为应当停止武科考试，大幅裁减军营数量，在各省水师、陆师武备学堂设立学习外院，各自限定名额，从武举人、进士中挑选曾受职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中年力尚强、能识字的人，另外制定简要的课程，随班学习。评定他们的高低优劣，一两年后，将屡次考试成绩优异的人依次派充各留防营的营哨官。被替换下来的营哨官如果有愿意到外院学习的，如果合格就列为新班营哨官，也实行三年轮换调动，让他们逐渐了解他人的长处，同时兼顾自己的生存地位。轮流入学，改良进步，这本来就是日本陆军户山学校的规模，可以效法。

二是另外设立毕业生练营。古语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因为勇营将领不可依赖，而士兵没有受过训练，主张大规模裁撤，这是对的。然而军队就像潮水，不进则退；又像机器，每天使用就光洁而有光泽，十天不用就暗淡，一个月不用就生锈，一年不用就关节滞涩。这样机器也会涩滞，而工匠对于机器性能，也将有不熟悉的担忧。怎么能不为它做打算呢？现在各省陆师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自从亨利、康贝以及德国、日本军官前来视察，都说学生们在绘图、操练等课程上，都不违背师法。而学生们有志气的，也争相磨砺自己，希望能得到一次试用。这种势头不可遏制，而且不试用，谁又能知道所谓可用的人呢？当面阿谀奉承吗？而愿意试用的人果真能试用吗？现在如果应当裁撤勇营十个，就裁撤十二个，用多裁撤两个营的军饷，让已经毕业并持有凭证的学生自行招募两个营，并用他们所学习的方法进行训练。营哨的军官，都从这些人中选取，仍然采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的方法进行课程训练，使他们能够练习衣粮、幕舍、工程、医疗等事务。命令课吏馆学习兵学的候补道员、府尹、州同、县令监督他们，如同营务处一样。训练完成后由各督抚亲自检阅，将已训练好的五成士兵分配到各营，再从各营中抽选五成士兵与他们互换训练，训练完成后，再将之前的五成士兵继续分配到各营并轮流互换。这样大概能使训练学生的费用和留养兵勇的军饷，都不被虚耗，而避免新旧军队之间的矛盾吧？

三是统一制造枪炮。听说各国练兵，凡是一国的军队，其步伐行列相同，枪炮的膛线、表尺、准心相同。枪的机托，刺刀的轻重长短，炮的轮座没有不相同的。每当得到新方法，制成后试验，如果比旧的更利便，就全部更换。全部列举所更换的器械，等待中西发生战事时卖给中国。中国紧急时就捐出重金购买，而对于各营并不询问与自己原有的器械是否相同，只要有器具就行。又或得到新枪，不是所熟悉的，把它和旧枪等同看待，不珍视它。听说英国将领戈登对某位提督说：“中国士兵用枪，新旧混杂，无所适从。”某位提督嫌他的话狂妄，轻视他。如果真的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装饰得华丽却不知道名字，果腹充饥却不知道味道。戈登的话确实是对的，如果不可避免，而还必须练兵，那么枪炮必须统一规格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中国制造枪炮的，只有天津、上海、江宁、武昌四家工厂。天津一家工厂已经焚毁，其余三家工厂所制造的枪炮都不统一规格。其原因则是主管者喜欢夸耀、耻于相让，而不知道工程没有标准，国家威望将因此堕落。现在应当选拔通晓各国兵学的一人，督理三家工厂，全面检查江南、湖北武库所储存的，以及各营所使用的器械，分为三等：上等是最新式且命中最远的，如小口径快枪，由三家工厂仿造并研究，供毕业生练营使用；中等是式样稍旧的，如毛瑟枪之类，供各防营使用，符合戈登的意思；下等是更旧的，如哈乞开士枪之类，供各府州县警察部卒使用；极旧的前膛枪，全部回收熔铸。德国全国制造枪炮的只有两家工厂，其钢料都出自克虏伯。治军有条理，所以强大，是理所当然的。

凡是刑部的事务有四

一是增加现行章程，刑律不可立即议论。道理到了但时机未到。条理不可不增加，事情已经具备但法律不完备。德国民法极其完备精详，日本仿照它来判决民事诉讼。法律与各国相同，那么彼此都能行使国际的公判法权而没有阻碍。然而法律不完备，却想以司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来约束各国的人，是做不到的。事情牵连到外国人，而想使我国人在诉讼中伸张道理，也是做不到的。并非一定是他们凶狠傲慢而倚仗强权、狡诈而善于辩论，民众的嗜好、饮食、体质、教育、职业、知识、风俗没有相同的。我国的官吏，即使

译这并非因为事务繁杂，而是因为缺乏依据来作为争执的凭据，这就好比赤手空拳去和手持利刃的人搏斗，没有不失败的。单以商务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法律通常宽松，我们的法律通常严苛。他们的法律有专门条款，我们的法律多靠比照援引。自开放通商口岸以来，遭受的弊端已经很多。与其让华商聘请律师，引用西方法律，由西方官员来审理判决，哪里比得上增加法律条款来保护我们的百姓、保全我们的权利呢？现在想要立即引用各国的刑法书籍编纂成定律，如果没有精通专业的通才详细审慎地参酌，就会不够用。况且果真变革法律，百姓就会日益明智，而事情将更加不能没有纠察力量、纠察职守、纠察孝道、纠察职责、纠察恭敬的规范与定律，即使稍需等待，六部和二十二行省的办事章程每年都有增加，为什么唯独对中外交涉关系重大的事情却害怕去做呢？大致列举其要点：教案应当制定章程，租界应当制定章程，报馆应当制定章程，工商案件应当制定章程，公司应当制定章程，银行应当制定章程。而尤其重要的，莫过于新约既已签订，外国人进入内地接踵而至，地产、人工、贼盗、诉讼等华洋纠纷纷至沓来，如果没有章程，凭什么来考察治理？况且今天所谓的章程，就是将来定律的根本，应当将日本刑法与我们国家的禁令风俗相结合，确立其可行可守的纲领条目，作为各府州县执行法律、司法审判的依据，随时修改，不厌其烦地追求精详。拿破仑的《治罪法》一书，特别堪称各国刑法家的典范。明治十年后稍加参用。又因为各国认为其法律不完备，笞杖、斩杀等刑罚不足以惩治外国人，于是依据拿破仑的法律参酌制定成书。这种情势与我们正相类似。我们采集辑录并增删修改，总之要以华洋公平为主义。

译一是增加轻罪的条目。法律严厉就难以触犯吗？法律宽松就难以触犯吗？按照常理推测，人们没有不认为法律严厉就难以触犯的。哪里知道法律过于严厉反而难以执行，难以执行那么触犯法律的人十有八九都是实情，而能够执行的情况势必不过一两种。执行的情况不过一两种，那么有法律就等同于没有法律。百姓为什么不去触犯它呢？罚金这种刑罚，从吕刑开始设立，汉代律法中的禁锢、剥夺劳役，六朝律法中的规定，都是沿袭三代以来的旧法。自从明朝开始全部废除这些，统一用笞刑和杖刑来代替，认为保留它们对治理没有益处，而废除它们对治理的危害却非常大。没有定额的罚金，没有期限的羁押，成千上万的鞭打，绑石头拖铁链的酷刑，都是因为杖刑和笞刑太轻不足以惩戒，从而泛滥横行出来的。而在工商集市之中，不能执行的轻罪禁令反而更多。从徒刑以上的重罪，必定导致家破人亡的诉讼，毁掉人家。仁爱的人固然不忍心，而杖刑和笞刑毁坏身体、裸露身体，又难以施加在稍有体面的人身上。权衡这些，增定章程，事务混杂中外，自然应当仿照洋法增加轻罪了。日本重罪分为九等之后又分四等：叫重惩役、轻惩役；重禁狱、轻禁狱。相比徒刑已经有所变通。轻罪的刑罚有三种：一是重禁锢，二是轻禁锢，三是罚金。违警罪有两种：一是拘留，二是科料。附加刑有六种：一是剥夺公权，二是停止公权，三是禁治产，四是监视，五是罚金，六是没收。刑名共有十五种，都是中国律法中徒刑、流刑以下，笞刑、杖刑的罪行。刑罚有名目但不残酷，刑罚轻微但不可免除。有廉耻之心，不宽恕其违犯；禁令没有不执行的，风俗没有不肃整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不采纳这个意思，地方官凭主观意志判决，暴戾的官员残害百姓，仁慈的官员放纵有罪之人，徒然成为外人嘲笑的对象罢了。日本近来改正刑法草案，稍微严厉了一些。护士上书抗辩驳斥。日本使用西方律法，以慈祥为主，尚且如此。

二是清理监狱，律法对于监狱囚犯的防弊措施已经非常完备了。应该禁止而不禁止的，罪责只到杖刑六十下；故意禁闭的，罪责从杖刑八十下开始，重到绞刑。衣食有专门条款，欺凌虐待可以举报。仓库、店铺私自羁押，轻罪指参，严厉办理，立法如此严密，却还有班房私自羁押，差役私自用刑，寒暑疾病瘟疫，死于狱中的情况日益积累。这是因为轻重罪囚没有完全分开，以及狱室污秽拥挤所致。西方国家对于监狱制度非常整齐详细，用来防备死于狱中，无微不至。日本有禁锢场所拘禁，用来处置轻罪，都是良好的方法可以采纳的。中国只有刑部有杖刑后不羁押的法令，外省州县牵连拖累，店铺私自羁押的侵害虐待比监狱还严重，百姓受牵连的痛苦比罪犯还深，说起来令人痛心。近来湖北大修监房，严禁私自羁押，用意非常好，应当将此事推行到各省，各令设法清理。

三是实行诉讼税。《周礼》中司寇审理诉讼，必定先让双方交纳一束箭和一钧金到朝廷，三天之后才审理。想要提起诉讼就必须拿出三十斤的金子，一旦有一方理亏，金子就没收归官府了。在当时，必定有一方理亏，获罪的轻重尚待判决之后，而这三十斤的金子则在罪责之外，特别作为取信的抵押。解释经书的人认为这是先王爱护百姓，不轻易受理诉讼而将百姓推向刑罚的方法。日本仿照西方例子，律师设置代言人，又改名为辩护士。这些人都是高等学堂法科毕业的人，经过司法者考试发给执照才允许担任。每天须交纳十圆金子，每年再交纳执照税，违犯有惩罚。涉及诉讼的人，告诉状、答辩书、证据、抄写本，必须购买使用官方制造的格纸，不使用的官府不受理。纸张根据事务类别区分颜色：金谷之事，从金子不满十圆、米不满五石到金子千圆、米五百石以上的，用黄色；如果是黄绿色、橙黄色、绿色、黑色的人类之事，用青色；土地房屋之事，用紫色；杂事用红色；文告用赭色。其税收从五厘到五钱不等。堂上判决所用的也依据类别区分颜色。凡是原被告自用以及传唤状、堂上判决所用的格纸，都由理亏的一方偿还税收。案件结束三天与裁判费一起交纳票据。有未经官府允许而贩卖的，罚百倍；购买的罚一半。这有《周礼》的遗意。现在各府州县审理诉讼，没有这件事。然而百姓一旦有诉讼，就有代书的费用，有号钱的费用，有传呈的费用，也是号钱。告期每号一条六圆，传呈则根据事务大小加二三条号不等。有经承的费用，有拘提的费用，有号单的费用，有铺堂的费用，有和息的费用，有酬谢酒食的费用。官府不贪赃，百姓还不怎么怨恨。如果明确定为税收而收取裁判的费用，不既胜过把国家行法的事情当作差役受贿的凭证吗？何况还有说法呢？

凡是工部的事务有四件。

一是开设工艺院兼设博览所。考察工匠的事务，三代所重视，攻木，攻金，刮摩，搏埴（制陶），世袭守职以命名官职，都是后世所谓的匠艺。中国人口众多却不富裕，厚待民生依靠的是工业，而且比商业更为迫切。日本以商业抗衡欧洲，输出数额骤然增加，都是制造品，不愿意用原材料供应欧洲工厂。用原材料给人，我们就失去了加工的利润；用成品给人，我们就能分得别人的利润。然而没有学堂，那么工艺固然没有途径达到精妙。各国谈论工学的人，新理论每天出现：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冶金工程，采矿工程，化学杂料工程，材料构造工程。日本学科并且有

译专门设立书籍，大学堂设有工科，特别设立工业学校、技手学校，从中学堂、小学堂考取学生来充任。适宜在沿江沿海、省会及各通商大埠仿照设立几处，以振兴制造。而博览会尤其有利于好坏产品并列展示，激发竞争之心；新奇事物多见，能产生巧妙的构思。凡是通商大都会，如苏州、杭州、四川、广东，制造器具常常优于其他省份，这是因为他们见闻广博的缘故。江苏、湖北已经设立了商务局，适宜命令他们鼓励商人在各业公会内，酌情集资专门设立博览所，就设在工艺学堂的外院，作为劝勉工匠的辅助。无论是漆器、瓷器、铜器、雕刻器具、文玩服用器具，还是竹货、皮货，各省都有良工，汇聚陈列其中最精良的产品，给予赏牌，或设法帮助其销售。对于原材料便利但手艺拙劣的产品，送入工艺学堂进行教导。外国畅销货物尤其应当多准备，以便仿造。日本新政以工商为根基，工业更是商业的源头。

译第一条，补助法广助力机。机器的助力方式多种多样，各省仿效制造，所用的动力都依靠火力。火力的机器必须使用引擎和汽炉，购买价格昂贵，建造工厂费用尤其巨大，如果不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财力雄厚，很难筹措办理。日本民间利用风力、水力、电力来就地制造土产品的很多，江西、福建的水碓水磨也不少。长江以北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不知道靠近山泉瀑布的地方可以发电，利用价值最大；平坦水浅的地方也可以根据地势利用重力高低落差。美国的风车农家习惯使用，中国变通旧法就可以仿效，成本不高，集资尚且容易。自从台湾割让以来，糖和樟脑的价格日益昂贵，而洋面洋盐涌入逐渐兴盛，如果不是在各府州县物产适宜的地方多设置风、水、电助力机器，不足以便利民用并挽回外流资金。现在如果各府州县特设农商官员，那么这件事就是他们的专责，可以因地制宜，鼓励工务，兴办事业。然而距离江海较远的地方，风气未开，富人畏惧官府，低头缩屋，提倡保护，应当由官府负责。如果官府力量不足，就应当由官府补助，酌定比例制定章程。这项遇事补助的资金，就在每年的预算之内，或者在创办之初酌情减免税收，放宽经营的压力，这就是鼓励的方法。西方人的商政有拿出公款帮助制造家的方法，日本补助营业资本列入岁出表，作为财政支出的常规。各国君臣上下力图富强、理财致富的书籍汗牛充栋，难道不知道听任民众自便而收取他们辛苦所得的剩余作为利益吗？孟子说：“春天巡视耕种而补充不足，秋天巡视收获而帮助匮乏。”老子想要牢固地获取，必须先给予，确实明白获取的道理。

第二条，劝集矿路公司。天下为什么能治理好？通畅就能治理，公正就能治理。为什么通畅？工商业的运转，政治法律的施行，丰年与荒年的相互调剂，征收与守备的相互满足，这就是通畅。这是铁路的事情。为什么公正？取出储藏的东西来满足人们非常需要的请求，那么看似不便；而共同聚集储藏的东西来处理我们应该处理的事情，以及资助我们相互增益的利益，那么就是最便利的。这是矿山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混乱？混乱产生于治理，寻求治理却没有方法，这就混乱了。矿路的混乱，一在坟墓，一在房屋。房屋妨碍道路，优厚给予搬迁费用，一县只有几十家而已。开矿妨碍风水，动辄涉及一县。在这里开矿而那里不开矿的人，认为将要轮到自己，于是人人自危。人人有自危之心，就一定会危害我，事情就会失败。那么怎么制止呢？说合并，说分开。合并从力量来说，分开从次序来说。用各府州县预算的方法，明确告知天下，并显示某事应该缴纳给官府多少，某事供给地方支办多少，出于赋税多少。又显示矿山的利益，铁路的利益，使民众都清楚一府州县收支的数目。有产业的人图谋开发储藏，以减少他力量应该支出的部分；无产业的人图谋别人开发储藏，而增加他力量应该收入的部分。这就是合并。合并就必然设立公司，而民智等待人来开启。各省衡量各府州县矿产最旺盛、便利无碍的区域，先设立一个官局，聘请矿师，先开采以作为倡导，听任绅士民众附股办事，兼用官员和绅士，而明确制定官民资本办事界限的章程。随着局设立矿学堂，教导本地文理通顺的子弟。有愿意集合公司另外开采的，官府勘明，给予准照，给予公司矿山法律，使其遵守。毕业学生试办公司达到五万两以上的，分别给予奖励。铁路则主干线之外，官府不能全部开采，民间商贾的转运，车骡的生计，没有马路终究不灵通，也应当劝集公司，听任民众自办。有愿意开采的，报告官府勘明利益所在，给予准照，就地聘请工师，设立路工学堂，作为逐渐推广之用。这是合并。民智不能立刻开启，有专管官员来管理，有议员来联络，有学堂来教化，有警察来沟通，有章程来便利，又为他们酌情考量情况，确定年限以分步骤进行。这是分开。能够合并而分开，差不多就能通畅了吧？难道不比外人掠夺占有更好吗？

第三条，讲求河防新法。自从明代潘季驯以来，治河的书大多是胡言乱语。鲧因为堵塞被杀，而禹有天下的功绩。因为疏通鲧，当初尧命令则是堵塞，不是尧的本意，而禹鉴戒他父亲的过失，计划改变而使用疏通。这是禹的功绩，鲧用罪过替代了。禹善于变通，而鲧不悔改，所以禹称帝而鲧死。孟子说：“水在地中流动，符合禹的意思吗？”从元朝到现在几百年，以治河闻名的人，都是鲧。他们的书又喜欢谈论贾鲁，贾鲁的功绩在哪里？不依据圣人的经典，并不能师法贾让的意思，一味以培厚增高为事，依赖都水司的成案，河兵的办法，库储的奏销，而说能治河。当时的臣子，随着事情而修补，而奏议政书，恰好成为河督以下每年冒领百数十万的护符。河怎么能治理？虽然不改变法则，后来治河的臣子没有一个不是鲧。疏通河流没有工具，也不能另辟一条河，使用畚箕铁锹而疏通这条河，只有培厚增高，奉鲧为本师而已。我谈论变法开始测量

译黄河水量巨大，而治理黄河的方法尤其应当以测量为基础。从龙门以下直到如今黄河入海口，地面的高低起伏应当测量；河道的形态应当测量；河面的宽窄应当测量。每逢桃汛、伏汛，直到霜降乃至冬季，每一平方里容纳的水量应当测量；如今承载在地面上的水体，每一平方里积水的厚度应当测量。因此，应当特别设立河工学堂，招收六七十名学生，学习测量和工程事务。学生毕业后，便从龙门以下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局，沿河岸每五里设立一个铁制标杆，直到入海口为止。每个局驻守一名学生，每天往返测量并记录水势作为功课。聘请熟悉水土性质的西洋工程师，购买合适的挖泥机械船，每十里安排一艘，命令它们每天在十里范围内往返作业。驳运泥沙的船只，可以调配天津、通州以及清河、山东的运粮驳船来使用。南方漕运改为折银征收，这些船只便无用处，借此加以利用。将驳运来的泥沙堆放在旧堤坝之外，以加厚堤坝。以千里河道计算，需要一百艘船。大约按每艘船价值一万四千银元计算，需要一百四十万银元。另外，设立学堂，聘请教师，以及河工、运泥、储煤、修船和船坞等一切费用，每年需要二十万银元。裁减每年河督以下官兵以及奏销使用的经费，即使超支二三十万，但每一艘机械船每天挖掘多少立方米的泥土，河床就降低多少立方米，也就容纳多少立方米的水，持续疏浚不停，期望在平水时期，河床降低五尺，就可以减少一半的船只；降低一丈，就可以减少七成的船只，保留三成作为常规配置。如果遇到洪水暴涨，有横卧的河床逼近河岸，出现险工之处，就采用“圣祖切滩抽沟的方法”，聚集三四艘船在河流中央，或者在对岸进行疏浚以化解险情。各省设有工科道，各府州县又有工科专职官员，河督以下都可以裁撤精简。二十年后，应当有河道顺轨安流的日子，而河工方面的案卷都可以销毁了。有人会说，裁减官员是为了节省开支，却又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其他方面，甚至超过原有支出，这不是好计策。怎么能有节省财力而治理黄河的方法呢？于是回答说：“有一千六百九十四年八月出生的英国人，用一百万元设立官办银行，筹划偿还水陆军队军饷的方法。上述这些事情，散见于六部的有四十二篇。其实施的次序，则是第一设立议政院、课吏馆，在各府州县城设立中学堂，先教授测绘，师范教育警察，各自设立机构编写小学堂和中学堂课本，翻译各种历史和各种学科书籍；户部及各省布政司、各府州县实行预算表。第二划分职责、精简官员，确定俸禄，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制度，制定税目，增加法律章程，废除厘金，停止捐纳，变革科举实行决算法。第三各府州县分别设立各乡小学堂，振兴农工商业，操练营兵，减少官府仪仗护卫；而每一件事，或者根据事理等级确定分数，或者根据省份财力确定分数，分数确定后，分年可以办理，由督抚自行决定，而六部加以考核。”

译唉！变法果真可行吗？却有人高谈阔论、击节称许地谈论它。自从甲申年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局势发生了一次变化；甲午年又变，戊戌年再变，到了庚子年，朝廷局势的变化，祸乱达到了滔天的程度。本朝的家法最重视祖制，然而自从世祖定都燕京，就已经不是天命、天聪时期的旧制了；康熙、乾隆时期，也不是顺治时期的旧制；咸丰、同治两朝变革尤其多，哪里是说旧制能够守得住的呢？而那些谋取私利的人，一听到变法的话，必定用轻易更改祖制来耸动皇帝的听闻，并胁迫同僚。假如中国能够永远闭关，赤县神州看不到外国人的足迹，那么祖先的规矩法度，世世代代相安无事，元明两代的法度，何必不比夏商周三代更长呢？只是世事艰难，早晚环伺的强国，它们之所以逐渐达到富强的原因，反而符合我们两千年以前的政治。有志之士乐于称道其好处，或许稍微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正值朝廷局势水火相攻、互相推荡，局势变幻莫测，各种怪异现象令人惶惑，而喜欢谈论新法的人，又不善于自处，逞口舌之快。于是形势逼人，因小怨而寻仇，毒害流布于广大地区，进而危及宗庙社稷。推究而论，这也与变法有什么关系呢？法是用来推行道的，但法不是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日月星辰光辉明亮却没有固定的度数，布帛粮食让人饱暖却没有固定的品类。法度长久必定产生弊端，有弊端就变革，变也是变，不变也是变；不变而被迫改变的就会灭亡，那些精心变革的则去除了腐朽。这个道理固然如此，但迫于狭隘的计谋，又不可以用来挽救乱局，必定恐惧修省而后才能安定国家的根本；必定胸怀宏大光明而后才能使万物亨通。如今中外大臣思考如何回应明确的诏令，成为在殷忧中启发圣明的助手，甚至蒙受恩宠举荐所知之人以备采择，而私意中尤其希望当今作为变法命令的，则是在上打破满汉的界限，在下消除新旧的争论，其他推行则等待日后。唉！祸患的来源可以知道了。从祸患到来的门路去疏导它，刚柔相互转化，只随变化而适应，祸患或许可以止息吧？难道不是人的因素吗？

卷一百三 通论部四

兴亚策

地球四大洲，疆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物产的丰富，以亚洲为最。亚洲的土地包括中国的十八行省、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前后藏。其北边濒临海洋的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其东边沿海的藩属国叫朝鲜，海中有岛叫日本，其小岛叫琉球。其南边与中国云南、广东等省相连的藩属国叫越南、暹罗、缅甸、南掌。散布在南海中的叫南洋群岛。其西北与新疆相连的叫西域各回部。其西南与西藏相连的叫廓尔喀，也是中国的藩属。印度，是臣属于英国的。再往西是阿富汗、俾路支、波斯等各回部，都受英国节制。再往西南是阿拉伯回部，即《汉书》中的条支国，位于红海边，是亚洲的最西端。再往西北是东土耳其，即犹太各部。再往西是中土耳其，即所谓的小亚细亚。这就是亚洲全洲的形势。两百年前，西方各国都是自主的，即使越南、缅甸、暹罗等部虽然奉中国为正朔，但政令都听凭自己决定。自从葡萄牙、荷兰等国航海东来，南洋各岛纷纷被占领。五印度向来是声名文物之邦，该国所信奉的婆罗门教即儒教，释迦牟尼即佛教，都用道来教化国人，一切制度、一切学问流入欧洲，欧洲人都认为是对的，于是效仿奉为楷模。等到后来儒佛两教盛衰交替，百姓也逐渐愚昧，不久就被英国人夺取。英国得到印度后，探路向西，各回部都听从号令，于是割占暹罗沿海的土地，占据缅甸的要害地区，设立商埠驻兵，星罗棋布。于是西南没有自主的国家，渐渐有将亚洲通往欧洲的趋势。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值隆盛，海外都奉行声教，如果有见微知著、识见深远的人，知道藩篱将破、海波已起，向上思考防患于未然的策略，派遣一个使者，捧着国书出使泰西，质问其侵犯邻国的原因。我国则命令将领出兵，从西藏逼近印度。我知道英国人虽然强大，尚且会顺从我们，这就是所谓彼一时此一时。那时中国想要振兴亚洲，又何须劳烦他人相助呢？这个机会一旦失去，西方人便产生了轻视之心。所以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使臣到天津时，谢宴不遵守礼节，到通州还声称叩跪，必定能合乎礼仪。等到仁宗在御园，将要升殿时，正副使臣都借口生病不能觐见。当时，英国人实际上是借通好为名，想要窥探我国的虚实，不再像乾隆五十八年时那样仰慕天朝、倾心向化。从此以后，通使断绝，而朝廷仍然认为他们地处海外，与我们没有忧患，于是导致了道光二十年的战争。至此，亚洲的局势大变。然而还可以借以自慰的是，凭借十余万里重洋的阻隔，数千百年阅历世事的久远，从来没有一卒一兵航海来华。他们虽然船坚炮巨，又怎么知道中国一定没有击沉他们的船、制服他们的炮的方法呢？凭借我们康乾两朝东征西讨，武功卓越，兵威远扬，难道说劳师袭远，英国人必定能在事先掌握胜算吗？还是贸然敢尝试呢？从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