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　内政部七　铨选

译如果任职办事的人确实不将私利放在心上，那么嫌疑就不必刻意回避，只需一心谋求侍奉君主之道。皇上也稍微放宽对法律条文的苛求，那么一代的制度就可以确立，获得人才的成效也就实现了。

译铨选政事

储方庆

用人不可泛滥，泛滥则爵位俸禄不足以显贵，而天下人便存有侥幸获取功名的心理。用人不可停滞，停滞则激励劝勉无处施展，而天下人便有自甘被弃置废用的祸患。这两种祸患程度相当，但导致受祸的原因不同，究其过失则是一样的。如今铨选政事的祸患将在于停滞了。议论的人说，富贵的道路，是人们争相奔赴的，一定要慎重而后升迁，以表明官职持久且难得，那么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不敢急躁谋求，所以与其在泛滥上失误，不如在停滞上失误。不知道停滞有因停滞而产生的，也有因泛滥而产生的。因停滞产生停滞的，救治停滞的方法不同于救治泛滥；因泛滥产生停滞的，救治停滞的方法就存在于救治泛滥之中。如今救治停滞的方法，不能说不详细且周全了。京官职位既然已经改革，外任官员的名额又减少了旧额，补缺的人既多，而选取的人又少，积薪之患，或许没有，但参加铨选的人，经年累月守候在京城城门而得不到一个官职的，比比皆是，这难道是法令还不完备吗？由此可知停滞是出于停滞，而不知道停滞是出于泛滥。因泛滥导致停滞却不除去泛滥，却以为这是疏通的根本，那么即使每天从事于政令补缺的命令，裁减的力量，只是阻碍天下人进取的心而增加其壅塞罢了，怎么能对铨选政事有所裨益呢？我私下根据天下官员的名额来计算，京省大小职位不止两万多，而读书人通过科举正途进入仕途的，三年之中不过一百五十人罢了。用一百五十人的数量，担任这两万多官员，即使参杂以科举贡生，也应当充沛有余，而如今如此壅塞，乃是其他途径的泛滥导致这样的。其他途径泛滥则正途不得不停滞，不清除其他途径的泛滥，而只想要减少正途的名额以求在停滞中疏通，这能行吗？至于京职候补的人，他们本来已经积累时日功劳才达到这一步，一旦如今只因为缺额而一概补授外任官员，那么既无法酬谢他们服官的辛劳，而后代为国家任事的人，也没有期望于超迁而产生激励的念头了。空有滥升擢的名声，而停滞得到官职的实质，那么哪里比得上广开授任的门路，而慎重登进的开始呢？然而议论的人必定说：京职少而选任的人多，其不得不停滞，是形势使然。而其他途径并进的法则，又用来破除科举的痼疾，怎么能全部废除它们来等待天下的读书人呢？我认为京职既然少了，如今只用主政一个官职来等待天下郡县的官吏，岂不是少而又少吗？说它少而广开途径以示风纪激励。至于科举的弊端，祸患在于选取人不精，而用其他途径混淆，又未必有济于事。为什么呢？选拔人靠的是识见，不是靠法令。识见不足以了解人，却说我有兼收的法令，我恐怕法令建立而人还是那样。所以今天的铨选政事，只应当在正途之中严格考核，而不必放任其他途径的泛滥，来停滞正途；只应当广开候补的门路，而不可放任改授的泛滥，来停滞进取。如果说救治停滞的方法，没有比不拘常例用人更好的了，那么如今官员多缺额少，早已以此为患，怎么能再开多门路来等待巧取进取的人呢？如果巧取的人侵夺已经太甚，那么拙劣的人迫于无奈而停滞，应当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不拘常例用人可以救治因停滞而产生的停滞，而不可以救治因泛滥而产生的停滞。如今天下的停滞，是因泛滥而停滞的，所以我希望当权者除去泛滥。

选补

顾炎武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征召张敞任命为胶东相，请求官吏追捕有功效的，得以一切比照三辅尤异，如果说一切是权宜之计。赵广汉奏请让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又《循良传》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这就是所谓的尤异。天子准许，上报名册给尚书，调补县令的有几十人。自从汉代以来县令多选取郡吏中尤异的人，因此熟悉事务而没有不胜任的祸患。如今一概如此，刚脱去布衣的读书人，其中通晓吏治的十中不过一二，而软弱无能的却占八九。又不选择人的才能，而以抽签投掷作为选用的方法，因此百里的政令交付给庸劣无才的人，既害民，最终以至于自害。于是烦剧的地区，就成为官吏的陷阱，而年年更替，弊端更加深重而无法振作了。然而汉代的官吏多通晓经术，所以张敞得以举荐，宣帝得以任用。如今天下儒生不像儒生，官吏不像官吏，那么我又不知道任用他们从何着手。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这是昔日的旧例。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注选，即使远也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是九百里。如今的选人动辄涉及数千里，风土不熟悉，语音不了解，而赴任安家之费又不可估量，这是率领天下人走上歧路。想要除去铨选政事的弊端，难道一定要这样而后才为至公吗？君主如果能够开诚布公，那么从大臣以下直到京朝官，没有不可信任的人，而铨选的地方有不必在京师的。唐贞观元年，京师谷物昂贵，开始分人在雒州设置选。到开耀元年，因为关外道路遥远，河雒之邑是天下的中心，开始诏令东西二曹在两都分别简选留放，结束后一同赴京师，称为东选，这是东都一掌选。黔中、岭南、闽中官员不由吏部委派，都督选择当地人补授。上元高宗三年八月壬寅

译皇帝下诏，从今以后每年派遣五品以上刚明清正的大臣担任南选使，并命令御史一同前往负责注拟官职。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日，皇帝下诏专门委任南选使，停止派遣御史，这是黔中、岭南、闽中各有一位掌管选官的人。《新唐书》记载张九龄担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而且张九龄本身就是岭南人。李岘传记载：代宗即位，征召李岘担任荆南节度使、江陵尹，兼任江淮选补使。又记载：罢免宰相职务后担任吏部尚书，主管江淮地区的选举，将铨选机构设在洪州。刘滋传记载：兴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洪州主管选官事务，当时京城经历寇乱之后，天下遭遇旱灾蝗灾，粮食价格飞涨，参加选官的人无法前往报到，于是任命刘滋在江南主持选官，以方便江岭地区的人，这是江南又有一位掌管选官的人。宋神宗下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的官员，因罢任时迎送劳苦，命令转运司制定规则就地注拟官职，免除他们赴京选官，这也是参用唐朝人的方法。建炎年间朝廷南渡，开始下诏福建、两广的官职空缺都归吏部管理，只有四川依旧。现在的议论者必定说：这样多的请托之门，开启受贿的途径，难道唐人全都清廉而今人全都贪婪污浊吗？孔子告诉仲弓说：推举你所了解的人。现在选拔士人，礼部通过糊名方式选取，这是推举他们不了解的人。吏部通过抽签方式注拟官职，这是任用他们不了解的人。这导致臣下拙于识人而善于避事，等到赴任之后，人与地方不相适宜，那么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那么百姓就会背离；百姓背离那么战乱就会兴起，于是就在军前除授官吏而一并处理。他们所制定的细微法规，也不能遵守，哪里比得上胸怀坦荡公正，让人推举他所了解的人，并明确试用以考察功绩，在其任职期间要求取得成效呢？唐太宗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县令应当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各推举一人。”玄宗开元九年下诏：“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推举县令一人，根据他们政绩的好坏作为推举者的赏罚依据。”明朝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日下诏：“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推举廉洁公正、明达事理、能够胜任御史的人一人；在京四品官员以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的御史，各推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能够胜任知县的人一人。”吏部更加详细考察后提拔任用他们。想要挽救当今的弊端，必须这样然后贤才才能得到，政治治理才能振兴。

译自从南北互选制度实行之后，赴任的人往往要奔波数千里，必须借债才能到任，而且不熟悉当地风俗，语言难以听懂，政权的实际寄托，大多在狡猾的吏员手中。从前唐朝末年，曾在岭南短暂实行过这种做法。唐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上奏说：我伏思海边险远之地选拔官吏，与江淮地区不同，如果不熟悉当地风俗，就难以探求百姓的疾苦。况且岭南过去的弊端是南选，现在的弊端是北资。我管辖二十二州，只有韶州、广州两州的官僚，每年由吏部选授，如果不是下级衙门贫弱无能的令史，就是远处无能之辈，等到到任，都背着积欠的债务，十个人中没有一个肯知廉耻的。我到任四年，完全了解这种情况，潮州官吏，恳请特别沿袭旧例，不让吏部注拟，暂且委托本道寻求人才。如果代理官员廉洁谨慎且有声誉，依照前例允许观察使奏请转正，这是可以长久施行的常法，可以施行。皇帝下诏依奏。《唐书》记载韩钦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任桂管观察使，管辖二十多州，从参军到县令，大约三百员，吏部补授的才十一二人，其余都是观察使考察才能后补职。这本来是前人认为是弊法而加以改革的。身居台衡高位的人，难道可以不任用读书人吗？

掣签法尚未实行时，选司还能酌情注拟空缺，虽然多有为人择地的情况，也还能做到为地择人。自从新法实行后，全都听凭不可预知的数数，而繁剧地区有连续几任不得贤能县令而相继被罢免的。君子的道理，在于至公，存着避嫌之心，以至于把用人当作尝试。从前唐皎任吏部侍郎，当引入铨选时，有人说他家在蜀地，于是注拟去吴地，又有人说：“他父母年老，先前在江南任职，就唱名去陇右。”史书以此讥笑他，这样用人，怎么能达到太平的道理呢？《实录》记载：“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因母亲住在蕲州的广济，请求终养母亲，皇帝下诏改徐为蕲州府知府，让他就近奉养母亲。”圣明的君主兴起，坦荡胸怀对待万物，他用来勉励臣子的做法到了极点。

唐朝所谓的铨选，有留任和放还。《唐书·选举志》记载，取人的方法有四：一是身体，相貌丰伟；二是言语，言辞辨正；三是书法，楷体遒美；四是判词，文理优长。四方面都可取，则先看德行；德行相当看才能，才能相当看劳绩。得中者留任，不得中者放还。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宋白说：“长名榜决定留任和放还，留任者入选，放还者不得入选。”《长安志》说：“尚书省之南，另有吏部选院，称为吏部南院，是选人引集的地方。那榜文列在院外。”《杨国忠传》记载旧例，每年在南院揭榜作为选式，就是如此。”已经定下注拟，则经过门下省侍中、给事中审查，有不可罢黜的理由，放还者多而留任者少。景云年间，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请从愿为侍郎，都不畏强权，请托之路断绝。聚集的有一万余人，留任的三铨不过两千人，人们佩服他们的公正。宋朝时此法尚存。孝宗干道元年五月乙亥，下诏未诠试的人不得堂除，没有像近代那样一登科就受禄如同持券一样的。

万历末年，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文章模仿《毛颖传》写成。说签对皇上说：“上而庶吉士、科道的选拔，下而乡试、会试取士，全都用臣。臣才得以施展才能。”这是愤世嫉俗的滑稽之言，但用来晓谕世人，可以说罕见而明白易懂了。楚王厌恶纽结，盆子探符，古人用来确立皇帝、国王，而今天却施用于选人吗？

选政策

人才不担心壅滞，天下的人才无穷，而朝廷的官位有限，以有限的官位供给无穷的人才，前后相守，经历岁月而不能立即登庸，是势所必然。这只有在上位的人有办法鼓舞他们，使已做官的人乐于其职，而不见升迁之难；未做官的人安于在下，而不觉得选授之迟。上位的人慢慢选择而任用，人才越多则官位越得人；任用越迟，则天下的人才越磨砺而能效力于上位。所以鼓舞之道得当，则壅滞的端绪泯灭。善用才的人，担心没有鼓舞的方法，不担心没有疏通的方法。自古人才多的，没有比得上三代的；建官少的，也没有比得上三代的。然而三代之时，没听说有壅滞的忧患，没有其他原因，鼓舞之道得当罢了。后世的人才，没有比三代多的；建官没有比三代少的；然而常担心壅滞，没有其他原因，鼓舞之道失当罢了。现在初授官的以考定先后为序，升迁的以历多俸寡为序，完全出于至公。于是出缺有限，选途日益艰难，理应执事者以壅滞为虑，而想寻求疏通之法作为鼓舞之道。然而我认为今天的选政，应当以鼓舞作为疏通，不必以疏通作为鼓舞。鼓舞之道，没有比在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更好的了，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遵守选法之常；而英流间得超擢而登，以通选法之变。天下之士将争相磨砺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见壅滞之形。我私下认为凡现在在籍候选的人，应当令所在督抚，每年各

译根据他们的职业来考核，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上报给吏部，让他能够打破常规次序被选拔；而郡县的官员，也命令督抚每年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让他能够打破常规次序被提升。打破常规次序被选拔的，一省每年不超过一人，这既不妨碍选拔制度的常规，而杰出的人才得以及时被任用；中等才能的人也将勉励自己奋发向上，不至于颓废自弃。选拔任用的时间虽然遥远，但都有早晚可以被选拔的希望，就不觉得遥远；升迁调任的途径虽然艰难，但都有早晚可以被提升的希望，就不觉得艰难。像这样还担心什么阻滞呢？这就是所说的用激励来疏通。至于就疏通来说疏通，又有它的方法了。第一，入仕的途径应当清明。如今仕途之所以阻滞，是因为人员类别太混杂。除了科举出身之外，有捐纳入仕的，又有例监，有投诚的，有府史杂流。这本来是朝廷用来扩大用人途径的，不能偏废。然而其中难道没有冒名滥竽应当核查的人吗？应当严格规定，使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踊跃追求功名，而不致打开侥幸之门。第二，考核的典章应当严格。那些不贤的人安于其位，那么贤才就不能上升。应当命令督抚考察所属贪污的人，不时弹劾参奏，而在考核的时候，不仅一二等提拔的人不能滥施，即使是平常留任的人，也一定要自身端正少有过失，有吏治清明百姓安定的便利，然后才让他长久任职。第三，征召的方法应当参用。汉代的制度，长官可以自行征召属官，当时的文学才俊之士，都出自其中。应当仿效这种制度，让天下的长官可以征召有出身的士人做属吏，既可以平息奸猾的风气，而士人中尚未任职的，也能稍展其才。这三者，都是今天疏通选政的方法。

译答问选举

有人问关于选拔任命外官的适宜之法，回答说：自从前代制定法律的人刻意设立防范措施，规定本省人不得在本省做官的条例，即使是佐贰等微末官员，仓巡等低贱职位，也不得在本省任职。他们的意思是认为本省官员治理本省土地，离家乡近，不仅官员本人有私情阻碍，而且事情也有难以推行的法规罢了。然而究其根本，所防范的弊端，恰恰出现在防范范围之外，而其中隐含的十大弊端，严重危害国家大计、民生、士气和吏治，并非浅薄。十大弊端是什么呢？

第一，全国疆域辽阔万里，让极南的人去担任极北的缺额，极西的人去担任极东的缺额，路途甚至有在七八千里之外的。即使妻子儿女眷属最少，也不下八九口、十余口人，何况往上推算，从二十口到三十口的，往往也有。刚赴任时费用就已不堪承受，更不用说每年必定要探望父母、照顾全家的费用了。当他们常年往返京城时，不是变卖产业，就是向亲友借贷，不仅是科举出身于寒门的士子如此，即使是荫生捐纳出身的人，也往往一赴远任，就债台高筑。刚步入仕途就满身债务，即使想廉洁做官，也不能顺遂自己的本心，官员一旦不廉洁，害处不就暗中损害国家了吗？

第二，官吏是士人和百姓的表率，首先应当让他们尊崇孝道，作为风俗教化的倡导者。现在如果有父母年老，又没有兄弟，一旦选任到远方，即使是平日天性纯良的士人，也不能不违背本心而离开亲人独自前往，这恐怕也不是国家教导孝道的道理吧。

第三，一旦选任到远方，语言不通，官民上下的情况，都依赖常年供职的侍吏来沟通，即使最明智的人初到任上，也必然遭受蒙蔽欺诈的弊端，更何况是书生，甚至终任期间上下都受其愚弄的情况，难以估量，这是官员和百姓都受害。

第四，南北风气截然不同，一旦选任到远方，往往饮食起居不适应，有去时十余口人而回来仅四五口人的，甚至有官员本人不免于死的，这是害在自身和家庭。

第五，路途一旦遥远，行程必然拖延时日，荒废职事的弊端就多，这是害在废弃职责、荒废事业。

第六，一旦选任到远方，新旧官员交接，当时不能一一当面交接，中间必定要加派一名代理官员，当地百姓暗中承受的弊端，其端绪必定众多，这是害在百姓。

第七，本官有长途跋涉的辛苦，这是害在本官徒劳无功。

第八，本衙门的差役有远道迎接的虚耗费用，这是害在本官，又加害于本衙门的差役。

第九则在于上级大吏，夫马骚扰的费用就不可言说，这是害在驿站传递。

第十，凡是官吏能够奏效良好治理的，是由于洞悉地方的利害情形。地域一旦遥远，一切事情平时不能知道，必定要当官后才询问得知。询问果真能完全了解这个县的情形吗？况且边远缺额的升迁调动，大约在三四年内，所以远任的官员甚至有官阶已升迁，却还不能完全了解州县情事的，这种弊端，又岂能说得尽呢？

想要改变这种制度，起初并没有难事，也只是依照三单的方法而妥善实行。即将十五省分为南北中三单：北单包括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中南包括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广五省；中南包括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五省。除了督抚特差、边将重任、司道府尹大僚，只论才识，不分南北外，其余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三单各自按资历任用，不得让极南的人担任极北的缺额、极北的人担任极南的缺额。只是中单尽可通融，但通融的也只限于一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为限度，也不可超过这个限制，这样公私都方便，中间暗中收获无穷的利益。

况且古代不仅不回避邻近省份，也不回避本省，不论古代的鲁人在鲁国做官、齐人在齐国做官，古代有先例；又不论古代的朱买臣、张镇周，都守在本郡；范文正公过去也曾守过苏州。前代更有成例，不胜枚举。况且如本朝，北京人都在朝廷各省中式武科与行伍大小武员，本省没有不任用他们试用的，也没听说都属于包庇徇私、被情法拘束阻碍的。即使从盛京可以推及天下，即使从武员可以推及文员，即使从前事可以推及后事，何况下至佐贰，不过是分令长的一臂之力；更至仓巡，其实等同于差役里正，而一定要隔省除授迁调到数千里的外省去吗？所以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即使遇不到本省应得的缺额，以一千五百里为衡量标准；而佐贰以及仓巡，则应当只以五六百里内外为衡量标准，这样情理才允当协调。

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

陶正靖

臣认为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而县令对于百姓尤其亲近。民间的疾苦，必定由县令上报；朝廷的恩德意旨，必定由县令下达。他们的品级虽然低微，但责任极重。劝课农桑的方法，必须详尽适宜，不可以苟且一概施行。臣年轻时游历四方，对于南北吏治的难易，心中有所感慨，请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北方省份风俗淳朴而事务简单，赋税少而容易缴纳，州县处理事务从辰时到午时，就没有积压的公文了。南方风俗浇漓而事务赋税多且容易拖欠，讼师衙奸

译弊端百出，若非精明强干之吏，很少有不被困顿的。所以近日督抚所定冲、疲、难之缺，北方兼四项者，仅相当于南方兼三项；北方兼二项者，仅相当于南方的简缺。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劝勉考核的方法，必须充足其财用，才可以杜绝其侵吞渔利；优厚其升迁提拔，才可以鼓舞其志气。如今养廉的典制，卓异行取的法度，固然已经具备，而臣私下认为尚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凡是州县的耗费，没有比聘请幕宾更费钱的。像江浙那些繁剧的县邑，非七八人不足以分辨事务，而在其中所特别倚重的，非二三百金不能聘请到。总计起来，已在一千金之外，养廉的资财用尽了。那一切日用交际、舟车之费，从哪里出呢？这是养廉之名，而养不廉之实。明知其不能持廉，而不得不姑且听任；有发觉又不得不按律治罪，这是孟子所说的欺骗百姓，也就是欺骗官吏。臣认为两司以上的养廉，不无稍厚，而州县以下未免还薄。像江浙那样繁剧，像川黔那样贫瘠，只是多寡悬殊，其不足于用则是一样的。推究督抚定议之初，之所以苟且如此者，拘泥于本省耗羡的常数，想多留盈余归公罢了。臣恭读世宗宪皇帝圣谕：“盈余本充地方公用，国家初无所利。”其间督抚或误认为别储之项，以多作为功劳，这不是立法的本意。至于普天之下，莫非臣子，难道因为疆域的划分，致使俸禄突然不同？臣请求通盘合算，取多补少，其或不敷，凡诸杂税似乎可以拨支，务必使经费粗略充足，然后绳之以贪墨之法而无借口。至于盐差运使，职事本来简单，徒以旧为利薮，支给也觉过多，所当一并通融定议，才没有不均的感叹。这是臣所请因地制宜的一端。

昔年县令行取，或擢升台垣，一则取其献纳足以周悉民情，二则奖其成劳，用以激扬吏治。如今行取之制虽复，不过需次部曹，计自实授以至正郎快的须六七年，通计出身筮仕之初几乎及二十年。其由举人出身者须四五十年之后，锐精之气色销，戒得之患垂及了，这不是用来劝勉能吏的。台垣之任未更民社，言及吏事先不免隔膜，又不是用来周知下情的。议者以县令视科道品级相差悬殊，多用县令则编检部曹不免壅滞臣认为县令之难，视编检部曹何止数倍？按其品级亦与编检相同何至于遂成悬隔？只是事简之地中才可以寡过，事繁之地即长才不免受罚。所以目今行取之员多系简地，仅得中等之才，尚非分别劝惩之道。臣请求就所为冲疲难兼四、兼三者约分年限年满无过并准行取，督抚具考送部。皇上亲试之最优者置科道次者或升外任，或除部曹其中缺简缺行取者仍循常例夫冲疲难之地数年而无过，其才能必有过人者矣。考试而择其最优，其经擢升科道者也少了，这对于编检部曹未至相妨，而才能之官吏益知奋勉，这又是因地制宜的一端。

考汉代郡县之任或即用本地人唐制铨除不过千里。我世宗宪帝于挑选人员多分发附近省分，以至公之心待人也，而亦恤其跋涉之艰也。旧例除止避本省，其后复有五百里回避之例夫人臣苟不能秉公执法，虽在数千里之外，庸必无姻亲故旧耶？若其公正无者，虽在本籍，又安能挠之？臣以为唐制所云“毋过三十驿者所当酌从，地近则到任之始省借贷之费，或家有老亲便于迎，推公心以御物，而求忠臣孝子，于是乎在此，又因地制宜的一端。以上三条，臣非敢苟凭臆妄议纷更，稽之以古义，度之时宜，于劝课之道似为有益。

译请考试正印官疏

陈廷敬

我私下认为，与国家共同治理百姓的官员，在外则有督抚、司道、府、州、县等官。督抚、司道负责弹压治安、表率教化以治理百姓，而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超过知府、知县的。臣愚昧地认为，亲民之官的职责极其重要，至于公文往来、簿籍账目、定期集会、诉讼案件等事务，都必须亲自管理，不能假手于胥吏，让他们钻营作弊，这些事情又非常困难。自从实行捐纳制度以来，有未经过考试的人，就被授予正印亲民之官。古代以经术作为吏治的基础，必须学习古法然后才能入仕做官，现在即使不能完全如此，也须略微通晓文义的人，才能委托以治理百姓的重任。臣查“俊秀”这一项，起初捐纳时本是白身（无官职），有关部门未曾对其进行过考试，而吏部就直接给予选补，那么他们的文章通晓与否，从何得知？这类人如果一概束之高阁，那么既然已经许诺让他们做官；如果全部录用，那么自古没有不通晓文义的人却能成为百姓父母的。臣查兵部有考试武职的先例，凡是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单双月选补，事先考试弓箭，不合标准的不准选补，下个月再考，反复多次，必定等到他们合格后才任用，武职受到如此重视，何况亲民之吏呢？臣又查吏部有考试招民知县的先例，招民与捐资，性质类似，也不应该那边重视而这边轻视。臣愚昧地认为，知府、知州、知县，凡是俊秀捐纳，有已经考职后捐纳的，按例选补；有未经考职就直接捐纳的，在补选之时，仍然要考试文义，略微通晓的就给予选补，否则暂且让他们学习，听候再次考试。凡是考试的时候，如果用八股经义来要求，既不是他们平时所习，也难以突然就能符合，不如用一道时务策、一条判词来测试，但须严加防范，不得让他们找人代笔，徒有虚名。这样既不断绝他们功名仕进的道路，也能让他们懂得珍惜名器，或许可以求得吏治的实效。恳请皇上明察，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

疏通选法疏

田从典

臣谨题为《铨政原有定例，用人必在及时，谨陈举贡壅滞，亟求选法疏通事》。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使天下人都踊跃振奋，自发追求功名，而国家因此收到用人的成效，这全靠铨选政令的疏通。上天造就人才，原本足够供一代使用，只是要趁其时而用之，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也能与奇才争能；如果过了时机再用，即使是豪杰，也将与平庸之辈同列。古代用人不拘泥于资历，等到后世以资历用人，而在先后多寡之间，以至于壅塞停滞，人才于是困顿。然而实行已久，不便骤然更改，按照名额，斟酌变通，不至于频繁更改破坏先例，而有疏通的实效。我皇上广开才路，招揽贤俊，接连征召，而且卓异之举时常听闻，优秀者破格提拔，宽大的诏令屡次下达，小过予以宽恕更新，至于谨慎对待捐纳，必定经过朝廷大臣屡次请求后才暂且举行，疏通正途则名额较多，而且永远定为常例，本来已经使人思慕奋发，士人庆幸即将做官了。而臣还有请求，是因为举人、贡生这一途径尚多壅塞停滞，应当急切变通。过去进士曾经壅塞，疏通后就通了；举人、贡生又壅塞，疏通后却没有立即通畅。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以选法来看，十七人为一班，推升、捐纳共得七人，进士、举人、贡生共得十人，不能算少了。然而贡举以两条途径只得五人，不仅少于进士，也少于推升、捐纳。为什么呢？推升、捐纳人数即使多，估计也不至于像历科拣选的举人那样，动辄数以千计，其途径已经自我壅塞，又加上历科的恩拔，岁贡、副贡生到最后堆积如柴薪，又不可胜数，选法怎能不日益停滞？士气怎能不日益受损呢？更严重的是，举人、贡生名义上分选，而实际上有停选的时候。为什么呢？现在吏部的选法，举人、贡生全部依照科分前后，这很合理，而在每科举人之后，附带教习贡生，举人选完则轮到贡生，贡生选完则再轮到举人，那么当举人依次迁选之时，贡生不曾参与其中；等到轮到贡生候选的科次，下一科的举人又曾不得参与其中。其间难道没有非常之士吗？大都困顿于闲居的岁月，而不能在圣明的时代自我表现，即使侥幸获得半通印信（做官），大抵都是迟暮之年，非常可惜。士人的老与少，就像日子的朝与暮。现在不用他们的朝气，而用他们的暮气，人才可惜，不必多说。皇上对待举人、贡生与进士一体，而壅塞如此，是因为选法定议之时，未能仰体皇上之意，融通其法罢了。法不融通，那么即使举人拣选的条例，无论由五科减为三科，即使令一科拣选完全像边省那样，而对选法的名额又有什么帮助呢？臣查旧例，选法以十三人为一班，后来增加到十七人。增加难道不可以吗？屡次增加也可以。何不增加一人，以十八人为率，使举人、贡生共得六人，又将举人、贡生分为两部分，使举人得四人，贡生得二人，不要让举人、贡生有偏废的时候。至于科分依次，全部如旧例，或许每

译选拔人才有举人，每次选拔都有贡生。所谓不至于频繁更改破坏成例，却能真正起到疏通人才渠道的作用，就是指的这一点。有人问：班数制度实行已久，已永远定为常例，现在特意因为举人、贡生的缘故而增加名额，如果其他途径都请求增加名额，该怎么办？臣认为并非如此。如果把举人、贡生的人数与其他途径分别详细比较，即使增加名额，仍然显得不足。如今进士晋升都公平合理，自不必说了。至于捐纳这一途径，多出自权势豪富之家，这些人并非素有才能名声，却早晨拿出钱财，傍晚就佩戴印绶上任；而那些白头苦读经书的儒生，终年忧愁不安，即使宽恕并增加他们的名额，他们又能有什么怨言呢？这确实应当紧急变通处理。恳请陛下明察并施行。

译请求迅速停止保举捐纳、永远封闭先用例子的奏疏

陆陇其

题为《请求迅速停止保举捐纳，永远封闭先用例子，澄清仕途以安定民生》一事。臣私下观察到，同衙门的御史陈菁上疏请求停止捐纳保举，而开启先用例子，六部覆奏都认为没有可议之处，奉旨由九卿、詹事、科道共同商议后上奏。臣私下认为，保举的捐纳不可以不停止，而先用例子不可以开启。那捐纳一事，原本不是皇上想要实行的，只不过因为一时军需紧迫，不得已暂时开放，又担心言语杂乱，有害百姓，所以设立保举之法，来防止弊端，考虑得深远啊。近来又因为大同、宣府运送草豆，连同保举也允许捐纳，那么与正途就没有分别了，这非常不符合皇上立法防弊的初衷。况且保举所看重的，没有比清廉更重的了，所以督抚保举必须有“清廉”字样，才符合规定。如果保举可以捐纳，那么“清廉”二字就可以通过捐纳得到了，这也不用辩驳就知道是不行的了。至于以前有捐纳先用的例子，导致正途堵塞，至今尚未疏通，所以皇上明察其弊端，早已停止。虽然先前九卿因为运送草豆商议酌情开启例子，也未涉及这一点，确实知道它是选途的祸害，而不敢轻易议论。况且捐纳先用的人大抵都是奔走钻营、急躁进取的人，所以多一个先用的人，就多一个害民的人，这也不用辩驳就知道是不行的了。另外臣还有请求，臣私下看到近日督抚对于捐纳出身的官员，有拖延数年，既不保举，也不参劾的，不知道这些官员究竟是清廉呢？还是不清廉呢？或者在清浊之间，不能迅速举荐或弹劾呢？既然以捐纳出身，又不能发愤自我勉励，那么其志向趋向卑劣浅陋，甘于污浊低下就可以知道了，让他们长期占据百姓之上，他们毒害小民，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所以私下认为不但保举的捐纳应当紧急停止，而且保举的期限更应当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例子万万不可开启，而且从前先用的人不可不进行稽核。恳请敕令六部查核一切捐纳出身的官员，到任三年而没有保举的，立即免去职务，听任他们退休，这样吏治可以澄清，选途可以疏通，而民生可以安定了。

请求禁止杂流委署的奏疏

李之芳

臣阅读邸报，看到直隶巡抚金具上疏谨慎陈述新旧交接的好处等事，其中称委派官员署理印信对百姓大有不便，不如通行直隶各省令新旧交接。现在六部覆奏既然不准实行，势必照旧委派署理。私下想到委派署理的祸害不止一端，只有杂途人员钻营委派署理其祸害最严重。向来吏部题定吏员委派署理，不是督抚具题保举不得升转正印，长久有成例。然而各省委派官员署理印信，一概不论出身履历，那么就有与定例大相违背的。如成都府照磨詹文通署理新都县知县，庐州府经历杨大发署理庐江县知县，布政司理问张文彬署理眉州知州，按察使经历孙良弼先署理富顺县知县，又署理广元县知县。以吏员委派署理正印的，相沿成习，不可胜数。这些人各能胜任正印，该督抚难道不具题保举吗？以不堪保举正印的人，委派署理正印，那么是不敢上闻朝廷，却敢擅自在本辖区施行。其中微末官员因钻营而得以越权，上官因地方关系而徇私情面，都不可得知。虽然委派署理的官员与实授不同，然而他们担任正印则相同。况且委派署理官员害民，与实授大有不同。委派署理官员所署理的事务，原本不是本职掌管的；所署理的百姓，原本没有情分相关，不过是为了暂时充实钱袋、肥己谋家，对于地方的利害甘苦，本来无关紧要。何况那些渺小的小吏，没有名节顾惜，玩忽法度、残害百姓十有八九。他们自视其身本来就很轻贱，而想要他们重视国家社稷之事，怎么可能得到呢？臣请求敕令该部按照保举定例严行禁止告诫，凡是正印偶尔空缺，那些吏员出身等项人员，一概不得滥行委派，这样官方才得以澄清，地方蒙受福泽了。另外臣还有请求，地方有署理官员，实在是由于选补稽迟，空缺日久造成的。吏部单月急选，双月大选，急所选余的空缺，必须等待次月大选然后填补。如三月内急选空缺正印三十余个，五月内急选空缺正印二十余个，是一个空缺到部无故而拖延不选的，常常达到两个月，不知道地方已经长年遭受署理官员的祸害了。臣愚昧认为，除了将单月的空缺照例都尽数急选外，如果有剩余空缺，应当将下月应得大选的人立即按次序补授，人为应选此空缺的人，缺为应选此人的空缺，没有空隙可钻，移换搀越于其间，只期望早一日除授官员，地方早一日得到救济，少一日委派署理，百姓得以安生一日罢了。

奏为知县外补堵塞，恳请恩赐酌情变通的奏疏附片

山西巡抚张之洞

私下臣接到吏部咨文，议覆先前给事中戈靖等人条奏内称：此后各省知县参革一项空缺出现，一概令归六部铨选，并将知县终养与降补两项所出的空缺，以及修墓等项，比照终养的空缺，一并改归内选，不得扣留外补等原因，奏准通行，自应遵

译照此办理。只是查考定例，知县班内“即用”、“候补”两项人员，遇到升调、病故、休致所遗留的选缺，各自按照轮次的顺序补授；又如知县因终养父母、改任教职、撤回、降补、回避所遗留的缺额，由“即用”、“候补”两班相间酌情补授；又如知县因丁忧、参劾革职所遗留的缺额，专门由军功候补人员酌情补授。原本是因为“即用”、“候补”两项班次最为优厚，军功人员劳绩最为显著，而且“即用”、“候补”、军功各班的人数也最多，所以比起各项试用人员，在轮补之外，更有酌补、专补的缺额，原本就是为了区别对待并优待他们。追溯自军兴以来，捐纳、保举人员接踵而至，而“即用”、“大挑”人员各班依然按照签发如期进行。近年因为疏通选法，各优贡、截取、孝廉方正教习、教职各班也都得以呈请分发，班次越来越多，轮补越来越满，升调两项成为各班轮补的途径。山西一省缺额少而人多，几十年都未能轮转一次，其中“即用”、“候补”两项自光绪四年七月分班请补以后，若非数年、十数年不能轮到。病故、休致三项每年虽然出现数个缺额，然而因为“即用”、“候补”、“大挑”三项以及正班之员，还有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挨着班次顺序补授，“即用”、“候补”所得不过十分之一二。历年以来，只依靠终养等五项杂缺借以疏通。至于军功一班，将丁忧、参劾革职的缺额一并归入此班专补。自从同治七年部议将丁忧一项拟归吏部选授后，缺额已去其一半。现在为了疏通选班，继续将专补军功的参劾革职，以及“即用”、“候补”应补的终养、降调、修墓等项缺额，一并改归内选，那么外省“即用”的补班更加狭窄，而“候补”、军功的补班几乎将遥遥无期了。在部臣所议中，将降补、参劾革职、终养、修墓数项拟归内选，将撤回、改任教职、回避数项留为外补，似乎想要使内外各得其平，没有偏重。然而撤回与修墓相比，则修墓略少，撤回略多；降补参劾革职、终养与改任教职、回避相比，则降补参劾革职、终养出缺甚多，而改任教职、回避者，往往经年没有一例。用意虽然想要持平核实，却太显偏颇。当今捐纳刚刚停止，所需款项仍然很多。私下认为吏部古称铨曹，今日也讲铨选。铨就是称量的意思，是说立法衡量才能，各自称量其公平。臣愚以为，外补困难则危害官场，内选停滞则困顿寒门士子。选补并重，这才是大公。况且“即用”一班，是国家取士抡才，为民社择人的上选。军功候补两途，都是由历练辛苦而得。滥竽充数虽然不能避免，但大多干练。如果事急则优待其阶资，时平则扼制其仕进，也无法昭示大信以劝勉将来。因此查考保升、捐升及大计参劾，本是内选的班次；升调、病故、休致本是外补的班次，都可以无需再议。其余外出的丁忧、参劾革职、终养、降补、修墓、葬亲、撤回复、改任教职、回避各缺，拟请统一改为一个咨报、一个留用。在咨报开缺时，随案声明，再照例截缺，自然可以无虞纠缠。即使一时一项略有出缺多寡的不同，而选补各不偏废，自然没有不满。既以昭示平允的定法，也以示简易的宏纲。其遇到留归外补的缺额，按班请补，一如旧例，无需更张。可否仰恳天恩俯准饬部核议施行？再知县丁忧起复选缺极难，因此言官建议，部臣改章。查考此项人员以礼去官，并非有过谪考。自汉魏以来，弃官行服者，史册称赞。现在如果如吏部所称应补者，册籍超过百页，百年不能选毕，那么是一遭大故，永远沦没。谨厚的人自然没有怨尤，浇薄的人竞相想取巧。现在经部议增入单月五缺后，插入选授一条，可见极力筹谋疏通。只是插选有限，终究没有大益。私下思考外省丁忧起复人员，自当仍回原省，归候补班序补，无需另捐分发指省补班加成各银，在理上为长，在事上为顺。虽非旧例所有，当此选法堵塞，庙堂百司事事整顿，何不可因时变通至于户部所虑免交银两有损常捐，则同一无过之官，有用之才，有力的人进用，清贫的人投闲，似乎尚未极尽平允。我皇太后皇上奋然停捐，圣政卓越，知道必不惜此区区。大抵外省牧令，奇士罕见，中材居多，关键在于洞悉一方民情，多识本省成案，那么驾轻就熟，其信易孚，其政易行。古语有之：“大巧绌于熟习。”如果起复者仍归原省候补，对吏治也有裨益。夫停有限之常捐，而可以保全无穷之政体，这也是厚风俗、惜人才之一道。况且原系此省有缺之员，即使得缺很容易，同僚不得而忌之。如此全归外补不占选缺，对他项选班疏通多矣。此外，由府州下到佐杂，事理相同，似乎未可类推。酌议，谨附陈管见伏乞圣鉴。

译请求饬令商议将县缺改为调缺或选缺的奏疏

何璟 张兆栋

私下认为，吏部咨文福建省，奏请莆田县选缺改为调缺，钦奉谕旨交由讨论。除了暂停铨选外，应当在繁难紧要的各缺中改出一个简缺互换，等到日期再行办理等因，当即命令遵办之后。伏查莆田县知县原定是冲要、烦难二字的中缺，如今却号称难以治理，其原因大约有几点：莆田西北背靠山，东南面临海，纵横都有百余里，地域之广在通省第一。在顺治、康熙年间，还是地广人稀，百余年来人口日益繁盛，村落不断增加，现在已有地狭人满的忧虑，安抚治理实在不容易，这是地处偏僻、民众聚集而难以治理的第一点。莆田县额定征收粮银六万一千五百余两，屯米一千一百多石，赋税课额最多，近来因为民情疲敝玩忽，依赖委派官员督征，仍然难以足额，业主购置产业往往不按规定征收，拖欠累累，习以为常，这是赋税沉重、民众疲敝而难以治理的第二点。莆田县海口众多，其中以平海、莆禧、湄州、南日最为重要，数十里外就是深水外洋，轮船可以停泊，平海、南日以及附近的涵江，有的紧邻海边，有的孤悬海岛，近日建设教堂，时常有外交交涉事件，海船出入又容易藏匿奸邪，遇到中外船只遭风搁浅，动不动就趁危抢拾，防护尤其不能片刻迟缓，这是华洋杂处而难以治理的第三点。莆田县民情好讼好斗，近年尤其厉害，他们涉及诉讼，一定有把持包揽的人从中渔利，名为“制堂”，取挟制公堂之义，竟然有两造愿意息事而制堂不满足其欲望就不停止的，他们纠集斗殴，大多起于争山争水、赛会索取债务，等到嫌隙已深，联络乡里，分帮抢掠相继发生，又有因诉讼不公，斗殴以泄愤，制堂仍作为主谋，寻找报复攻击不休，查办稍迟就酿成大案，这是争斗纷起而难以治理的第四点。以上四点，都与昔日情形不同，部选人员人地生疏，深恐不能胜任，臣等与藩司、臬司两司悉心熟筹，拟请将兴化府莆田县知县的缺改为烦难、疲敝四字要缺，由外省遴选官员调补，这样大概人缺相宜，治理比较有把握，仍将措置较易的南平县调缺改归部选，以资互换。

论停止分发

江苏、广东两省奏请停止分发，已交给吏部、户部会议，大约二三个月内即可议定云云。广东在省人数不可得知，如果江苏近来年道、府每班总有百数十人，同知、通判、知县每班则都有数百人，佐贰、杂职简直有千数百人之多。人数既嫌拥挤，人品也太庞杂，衙门参谒之时，大宪连认识都来不及，何况鉴别他们的智愚不肖呢？所以浙江、贵州两省首先奏请停止，直隶随后，现在江苏、广东又随后。从此相继奏请的，我知道正没有尽头。追溯自从开捐以来，哪一年没有分发的人？哪一月没有分发的人？百数十年中，从未听说有如此众多的。只因为目今有停止捐例之举，所以及时报捐的人比从前多百倍，因此分发到省的也比从前多百倍。要知道即使不停止分发，这些人不等三年就可以全部到省，也就没有分发的人了，为什么呢？捐例不开，跟随的人就断了。那么各省的奏请，岂不多此一举吗？大宪实在看到仕途纷纷扰扰，有加无已，忧之深而筹之熟，只有停止而不分，制止而不发，大概来源既截断，而宦路可清。殊不知他们既已报捐，必想分发到省，一听说停止则更恐后争先。是目下的奏请停止，不但不能停止，正乃促使他们分发。我知道这三个月中赴部看的人，应当更多于往日，这两省内领凭到的人，应当更盛于平时，势必至将已经报捐的人，一概在三月内驱使他们分发而后已。然后知道人数之多，是因为停止捐例而骤多，既然因为停止捐例而骤多，就想以停止分发而致少，这其中的消息恐怕欠圆融。有人说：信如君言，人员在省如此拥挤，几乎不成人境，大宪能不筹议及之吗？回答说：这不难，严定考试章程，分别去留，限制越多也可以任我之选举，也可以资我之旁求，惟必须破除情面，没有一毫私欲之心，其能者量材而器用，其不能者给咨回籍，学习数年，等待其有成，再行到省，其到省已久，或者署缺一二次而无甚政绩的，或者补缺一二年，而无甚作为的，以及当差而不勤慎、不清廉的，均应勒令回籍。再凡一应厘捐、局卡各差，只准一年期满，不得三年不换，十年不调。一年既毕，必考核其功过有功则留待后差，有过则停年再委任。如此百度疏通，多方考察，则员多也不嫌其多，缺少也不嫌其少，较之停止分发，似乎可以得到实效。还有一法，应请各省大宪奏定候补名额，每一缺只准留候补二名。

译像江苏道员有七个空缺，就以十二个人作为比例；知府有八个空缺，就以十六个人作为比例；知县有六十二个空缺，就以一百二十四个人作为比例。其余从同知、通判直到典史，全都按照空缺数额加倍留在省城，这样既足以供应差遣委用，也容易辨别贤能与愚劣。那些超出这个数额的人，编定到达省城的先后次序，仿照大挑人员的例子，一概暂时命令他们回原籍学习。等到本省升迁补授一人后，就依次调令一人，以补足其名额。丁忧、病故、参劾革职、事故，都视为同一例规，比起停止分发，似乎更为得体。况且分发虽然停止，到省的人已经很多；请求停止分发，到省的人反而更多。停止分发，恰恰是促使分发啊。唉，大员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了。

译论及教官这一职位应当停止捐纳，仍归正途铨选。

朝廷设立官职，各有专职。向来以科举科目为正途，以劳绩为异路，并没有所谓捐纳这一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军饷来源短缺，加之旱灾水涝，天灾流行，于是特别开设捐纳条例，官位爵禄于是泛滥。然而起初还没有减少成数，等到减少又减少，捐纳又捐纳，文官到道台、知府，武官到参将、游击，也可以由俊秀之士骤然登上显赫的官位。所以近来仕途庞杂，官职职守失常，有的因为仕途拥挤而请求停止分发，有的因为官阶太高而奏请截停捐纳。那些在邸报上出现的，固然遭到历次诋毁，其弊端说不尽。但我认为监司虽然重要，而教职也不轻。教职这一官位，虽然有教授、教谕、学正、训导的区别，但作为教化的倡导者，作为学校的表率，关系到文风，关乎士人习气。所以承袭这一职位的人，向来都以进士、举人及五贡归吏部铨选，三年大考，仍有卓异保升，以端正官常而尊崇学校，那么他们的职责不是很重大吗？

自从捐纳条例开设，花样层出不穷，而儒林中的硕望也有通过纳粟而来的人。而且起初还限于贡生的区别，后来甚至混淆了附生、增生的区别。于是纨绔子弟，侥幸进入黉门，就用千金报捐教职，一经铨选，便为人师表。那些才学空虚的人，既不知道文章是什么；那些品行贪婪的人，又不知道师道应当遵循。每逢岁考、科考，新进的童生贪图印金，甚至讹诈，忘记师弟的情谊，比市侩奸商还厉害，给学校带来羞耻。巧于留难阻滞，所以往往复试之日，直到夕阳西下，还不送册，无法进场。作为学院的人，虽然明知其弊端，也因为盘缠寒微，无可奈何。等到各县宾兴拟定限制，然后这种弊端可以消除，而门斗中的奸猾者，又捕风捉影，动不动以雇佣枪手代替诬告勒索。近来更加以招覆一场，又从而讹索册费，这样虽然有师生之分，已经等于货取之场了。更严重的，还纵容门斗串通礼科售卖虚名，包庇枪手冒名，逢迎州县，干预民情，导致缙绅赴省上控。如上年琼州府某位教授，竟被士林所不齿，被计典弹劾参奏，诸如此类，已非一人了。等到贿赂之风炽盛，则更扶同保作弊，营私枉曲真才，明显违抗功令，这违背师范，尤为近日弊端。那些不幸因事故酿生，被学院斥责，或记大过，或填大计的人，看近年各属牌示所悬挂的，不又明显有据吗？冷斋寂寞，虽不免叹息青坛；而函文森严，也迭至弹劾白简。士风败坏，有由来耳。

我私下认为捐纳条例开设已成弩末，那些报捐教职的人，更已壅塞不堪。既然铨选无期，又流品不一。统计年中捐纳谅属无多，那么何不援照截停报捐道班的例子，将由增生、附生捐教的花样，一概删除，不许再捐实官，只许报捐虚职，使得头衔炫耀，封典兼隆。至于各学教官，仍率由旧章，以进士、举人、五贡归部铨选。这样名登科甲的人，既足以表率黉庠，即望重明经的人，也知道顾惜名器。否则当此士气不振，枪手成风，既侥幸获得采芹，又荣膺捧檄；而撑肠则碑成没字，空腹则诮致无文，也居然以教职自居，其不为庠序所耻辱的，几乎没有。

掣签末议

天下的治乱系于民，民生的苦乐系于官。官中亲近百姓的，没有比州县更亲近的；州县所珍贵的，没有比清廉更珍贵的。朝廷的责任在此，士民的仰望在此，州县的自励也在此。而清廉的人终究很少，则是负债拖累所致。债累虽然多端，但其根源自签掣。省份太远而路费过重，起初士人初仕，必掣签以分省。掣到近省，尚可张罗以自达；那些掣到远省的，必向亲友借贷，或变卖田产，然后起程。等到到省，资斧已竭，加上人员拥挤，差委无期，闲居数年，饥寒冷迫，性命或难保，还可以责以清廉吗？

谨按明神宗时，孙丕扬任吏部尚书，患中贵请谒，于是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都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称颂无私。然而后来礼科给事中翁宪详上疏陈铨政五事，其中一论掣签法，说如果都付之无心，那么天官之职，一吏可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地本预拟，何必在大庭中为掩饰之术？请求停罢，不听从。这样掣签之法，在当时已不无遗憾，何况数百年后呢？然而其立法之初，还代选人设想，听其人自掣，那么不假手于吏。分天下为四隅，各就其隅以掣那么相距尚不大远。不知何时改变其法，不听其人自掣，又合天下而通掣，遂令幽燕之士奔走于云贵之郊，甘肃之人栖迟于闽粤之地。道路风尘之苦不足说，惟此旅费多

译金子，贫寒的士人哪里能承担得起？况且候补多年，负担尤其沉重，侥幸到任，忙于弥补亏空尚且来不及，却要求他们洁身自爱、爱护百姓，分文不取，能做到吗？

不止这些。相隔遥远，语言不通，审理诉讼时，必定要借助他人传话，其中的弊端无穷无尽，这是第一不便。

风土不同，人情迥异，如果依据以往所听到的见闻来听讼断案，必定多有抵触不合，这是第二不便。

饮食起居都不习惯，调养失当，或许会致病废职，这是第三不便。

路途遥远的人大多不携带眷属，得到官缺之后，如果不搬取眷属，则妻子儿女离散；如果派人前往接取，则费用极为巨大，这是第四不便。

如果在南方时身体尚健，早早计划回乡，路费已经不菲；不幸死在异域，则骸骨飘零，子孙流落，难道不是大可怜悯吗？这是第五不便。

世人教导儿子读书，无不希望他仕途通达。侥幸做上官，却远涉瘴疠之地，老死他乡，故乡的祖先无人祭祀，坟墓无人守护，连子孙也失去了依靠。读书有什么益处？反而不如农家之类，能够永远保全宗族福祉。这是第六不便。

现在如果稍作变通，各自就近分配官职，就没有不便了。

如果担心省份相近，地界相连，亲友攀附，或许滋生偏私弊端，那么在补缺的时候，避开距离在五百里以内的地方，就已经没有妨碍了。

况且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世袭的卿大夫，其余士人多在本国做官。那时战乱纷争，史书不断记载，却没听说百姓有内部叛乱的，这也取决于用人罢了。

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在本乡做官，会更加慈爱惠政，因为他原本就有故旧之情。

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即使治理遥远的边地，也会肆意残酷贪婪，因为他本来就把那里当作秦越之地看待。

后世自从朱买臣任会稽太守以来，以同乡人守本郡的不可胜数，而宋代的韩琦尤为著名。韩琦是相州安阳人，却治理相州，所以建造了昼锦堂，欧阳修为他作记。韩琦的儿子韩治也治理相州，建造了荣归堂。孙子韩肖胄也治理相州，建造了荣事堂。三代治理本郡，人们以此为荣耀。既然本郡还可以世代治理，何况邻近的省份呢？

译况且朝廷赐予人功名，是用来宠信荣耀他们的，并不是说他们有罪而施加惩罚。执法者将人发配到极边军流，不过四千里，而官员分省任职，竟有在八千里之外的，这也太不公平了。查考明世宗时，做官的人因为云南地处荒远边陲，害怕不愿前往，于是设立了告老回乡到远方任职的法令。云南巡按包节上奏说：“这些人甘愿投奔荒远之地，如果不是年岁已高、精力衰退，就是家境贫寒急于求取俸禄，志向在于为自己谋利，哪里在于体恤百姓？所以云南的长官大多不得其人。请求从今以后用附近省份的候选官员来充任，这样吏治才能振兴。”吏部请求将包节的话推广到云南、贵州、两广地区，皇帝批准了。从包节的话来看，那么远地做官者的内心想法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边疆省份的处置措施也就值得思考了。我们国家在州县分省任职之初，允许父母年老的人申请到近省任职，这是为了教导孝道。然而父母与妻子儿女，虽然有尊卑的区别，但作为至亲是一样的。因为做官而抛弃妻子儿女，将用什么来劝勉慈爱呢？况且既然不能养育自己的子女，又怎么能推己及人去养育百姓呢？圣明的天子以天下为怀，凡是有水旱偏灾，无不发放国库赈济抚恤，不让一个人失所，而对于培养几十年，从千百人中挑选出来，才得到的一榜两榜的士人，刚刚授予五品七品官职的，反而让他们流离失所而不顾，这恐怕不是朝廷优待贤才的本意吧。只是不知道州县有这种苦况，下情未曾上达罢了。现在穷困的官员无法谋生，去世的官员不能归葬的，各省都有。封疆大吏怜悯他们无处申诉，为他们筹划，每当岁末之时，给予几两或几十两不等的银子，但这只是救济他们的饥寒而已，并不能让穷困官员还清旧债；只是抚恤他们的子孙而已，并不能让去世官员返回家乡，这也只是暂时的小补，而不能尽善尽美。我认为过去的已经无可奈何了，未来的应该预先谋划，而不能出力的，是受限于成例。然而成例是随时增减的。刑名案件往往因为事情而制定新的成例，难道掣签一事就不能稍作变通吗？就拿选官来说，道光初年，陕甘两省的教职还是合选，大吏为此奏请，后来陕西归陕西选，甘肃归甘肃选了。三江两湖也是这样，是怜悯他们奔波之苦罢了。那么如果将州县的苦况详细陈述奏请，应当也会被朝廷所怜悯。恳请大人先生俯念州县的苦境，咨询商议吏部，略作改变，妥善奏请以恢复四方分掣的旧制，这既不违背朝廷政体，而对于州县则去除了大半的累赘，就可以要求他们清廉了。王道本于人情，风尘中的下级官吏，上智之人少而中等之人多。中等之人的本性，可以引导向善，也可以引导向恶。既然已经位列士大夫，难道都不懂得自爱吗？只是被穷苦所迫，于是不能振作罢了。所以处置失当，就会把中等之人推向小人的境地；调剂得当，就会把中等之人引入君子的途径。如果州县各自勉励清廉，那么士民自然安居乐业，而我们国家亿万年的基业，就能永远稳固了。

论差委掣签

古代用人，不凭资历来论定，先定官职，官职定后再定俸禄，这是为了慎重地进用贤才。所以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合适的人选。延续到后世，官职日益增多，空缺日益减少，于是制定了凭资历用人的方法。这个方法一实行，因材器使和不按常规升迁的就再没有听到了。其中有大员秘密保荐，即使得到破格提拔，也不过千百中之一二。限制以资历而升迁有序，调补有例可循，人们既不能侥幸进身，而用人者也不能择优而用。当初制定资历制度时，有人议论说，如果一切都凭资历，那么吏部铨选的工作不过一个书吏就足以胜任。这话确实感慨颇深，而历代相传，永远没有更改，“资格”二字牢不可破，直到今天，在资历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方法，叫“掣签”。凡是部中铨选，担心有弊端，规定当堂掣签的方法，各自凭天命而定。省份分定，那么甚至不必书吏，也能胜任了。至于外省候补人员，拥挤更为严重，不但人数多于空缺，而且差使也不够分配。所以有轮委的名称，大小各班，各以花样区分等级，而每班中若干人，遇到有空缺，就依次轮委，以显示公平。又有酌委的名目，所谓酌委，那么其人地是否相宜，才能是否胜任，都由大宪留心察看。如果有人地不宜，才力不胜的，即使轮委到班，而大宪重新斟酌，临时更换，以示慎重。而其中徇私舞弊的弊端，也不免发生。“酌”这个字本来极灵活，酌定进用就可以，酌定不用，无论轮到班的人是否优于这个空缺，而心中有人选，就可以由酌委而挂牌。所以候补人员情愿等待轮委，而深以酌委为弊。为什么呢？“酌”就可以出于私心，“轮”还存有公道。至于盐官的差缺，其优劣竟有很大差别，有优缺就用酌委，遇到劣差就用轮委，这是人心之所以更加不平，而官场之所以更加滋生弊端的原因。前报说两淮欧阳运宪，因为下属各班联名公禀，请求制定差委章程，经拟定为掣签之法，无

译评定差事的优劣，全都由在堂上抽取签条决定，这也如同吏部选拔官员的办法，旨在彰显公平合理并顺应人情。两淮候补的官员，近年来日益增多，以前所说的盐官差事较多、比地方官更好的情况，到了今天也与地方官没有什么差别。先前被认为差事多的原因，还是因为人少。现在人日益增多，差事就日益减少。留在两淮等待委派的还有二百多人，那么区区两淮这一小块地方，差事能有多少呢？即使有短期的差事，所得也不过一二百千钱，而候补时间久的人尚且认为多少有些补益。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口渴的人容易满足饮水，这是形势使然。因为担心轮候委派的缓慢，就去谋求酌情委派；因为谋求酌情委派困难，就转而求助于枯竹签来占卜气运的盛衰，这也是无聊到了极点的想法。抽取签条的方法，难道真的毫无弊端吗？就拿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说，学政在落学讲书的时候，聚集众廪生在明伦堂，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签筒里，呼唤某人，某人就答应上去讲解书义，这个方法也算公平了。但是廪生中有不能讲书的，就预先嘱咐一个人应名上去，所以有一个人讲了好几次的，甚至签筒里写的都是这个人的名字，而学政无从得知，那么它的弊端会怎样呢？用人的道理，总以能够胜任为关键。假如抽中的名字与所派的差事格格不入，那又怎么能胜任呢？虽然这二百多人都是先前经过考察可以委派的人，或许不至于不能胜任，但是人和事也必须相互衡量。现在因为抽取签条的缘故，听任天命，这与朝廷责成大官因材任用的用心，不是大相违背吗？轮候委派的方法似乎公平，但拘泥于资历；酌情委派的方法似乎慎重，但涉及私情；抽取签条的方法似乎公平，但最终没有把握。用人的道理，不因此陷入困境吗？然而在这人才济济的时候，差事既不能增加人数，又不能酌情减少，与其有所偏私而使候补人员各自心怀怨恨，不如听任天命，使人没有借口抱怨更好。唉！选拔官员的制度废弛，侥幸升迁的门路打开，攀附钻营的风气和营私舞弊的行为不能彻底杜绝，而真正人才的埋没可以说得尽吗！运司这一举措，大概也是在无法设法的情况下设法，以表明自己无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