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外交部九　教案

译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精，开始化生万物。天外没有神，所以没有偶像，也没有祈祷。凡是建立庙宇设置神位，陈列牺牲酒食，演奏鼓乐，赞颂神名的，都是外道。耶稣以天为父，自称神的儿子，厌恶世间的修仙之道，代替众生受苦，以拯救万世。所以他死后，西方人用“天主”来称呼他。然而从唐代以前，中国没有听说过（这种信仰），等到唐太宗贞观年间，有大秦国的上德阿罗本，远道携带经书和佛像来献给京城，太宗下诏建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历经七朝，到唐代宗建宗二年，有大秦寺僧人景净叙述其缘起，撰写了《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来的儒生于是把这作为天主教传入中土的开端。只是他所进贡的二十七部经书已无可考证，而他所进贡的佛像则是“三一妙身”——即元真主阿罗诃，还有“三一分身”景尊弥施阿，则是“三一妙身”的母亲，也就是碑文中所说的在大秦国由童贞女诞生的圣人。当时中国又有三夷寺，大秦是一，祅神是二，末尼是三。解释的人说，大秦是指其国名，祅神是指其所祭祀的神，至于末尼则是进入中国的西方女子。这三种宗教都渊源于中国，而祅神就是天主，于是被西方人假托，认为他们的宗教在中土流行，已经有千年了。当大秦的经书和佛像向东传播时，当时又有天方教，出自西印度的阿丹国，主持该教的是穆罕默德，生于耶稣后六百年，而在隋朝开皇十四年去世，到了唐朝他的信徒日益兴盛，于是趁着回纥朝贡的时机，挟带摩尼即末尼一同来到京城，私自建造宅邸和佛祠，朝廷不能禁止。他们的教义专门排斥大秦教，所以自从回回教盛行后，大秦教就衰落了。宋元以来，默默无闻，直到明朝万历九年，有大西洋的意大利国人利玛窦航海九万里到达广东，又过了二十年才到达京城。宦官马堂将他的方物进献，其中有所进贡的天主及天主母图，还有神仙骨等物品。礼部上奏说：“他们自称是大西洋人，而《会典》中没有大西洋的名称，他们的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才进贡，这与远方慕义特意来献珍宝的人不同。而且他们所进贡的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合常理，而所携带的又有神仙骨等物品，这就是唐代韩愈所说的凶秽之余，不应该让他们进入宫禁的。况且这些方物未经臣部翻译检验，直接进献，那么内臣混杂进献，与臣等失职之罪同样不容推卸。”等到奉旨送交礼部，他们却不赴部审译，而私自寄居在僧舍。臣等不知他们是何用意，请求赐予冠带让他们回国，不要让他们居住在两京与宦官交往，别生事端。没有答复。皇帝因为利玛窦慕义远来，假借授餐给养，赐给优厚待遇，最终没有遣送。而公卿以下感念重视此人，利玛窦也安心于此，于是久留不去，最终死在京城的邸宅。自从利玛窦东来，他的徒弟先后到来的日益众多。当时正值历官推算日食多有差错，于是有五官正周子愚说：“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深明历法，他们的历书有中国典籍所未及的，请让他们仿照洪武初年设立回回历科的例子，允许迪我等人进入历局测验。”

译于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以推算历法为名，暗中推行他们的天主教。法国人中有个叫王丰肃的，住在南京，专门用天主教迷惑民众。士大夫以及乡里小民都被他诱惑。礼部郎中徐如珂对此感到厌恶。他的门徒又自夸西方的风土人物，远远胜过中华。徐如珂于是召来两人，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各自写下所记忆的内容，结果全都错谬，彼此不相符合。于是徐如珂倡议驱逐他们。于是在万历四十四年，他与侍郎沈、给事中晏文辉等人联合上疏，斥责他们以邪说迷惑民众，并且怀疑他们是佛郎机人假托，请求立即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楙孳也说：“自从利玛窦来到东方，中国又有了天主教，如今留都的王丰肃、阳玛诺等人煽惑民众，不下万人。每月初一、十五朝拜，动辄数以千计。朝廷对于旁门左道早有禁令，他们却公然夜聚晓散，就像白莲教、无为教一样。而且他们往来于濠境，与澳门中的外国人勾结谋划，而主管部门却不加以遣斥。国家的禁令在哪里？”皇帝采纳了他们的言论。这年十二月，才下令将王丰肃、庞迪我等人都遣送广东，听任他们返回本国。命令下达很久，拖延不执行。主管部门也不督促发送。四十六年四月，庞迪我等上奏说：“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渡海九万里，来上国观光，蒙受朝廷厚待，已有十七年。近来南北官员参劾，商议驱逐我们。私下想臣等焚香修道，尊奉天主，哪有邪谋，敢造恶业？只希望圣明垂怜，等风向便利时回国。如果寄居在海岛，只会增加猜疑，请求一并宽恕南都等地的部臣。”但没有得到回复，于是怏怏不乐地向西离去。王丰肃不久改变姓名，再次进入南京像以前一样传教。朝中士人没有人能察觉。从明万历九年到此处，都是明史《意大里亚传》的文字。在明朝末年，天主教进入中国，士大夫纷纷跟随的，以徐光启为首，李之藻、李天经、De应京、樊良枢等人相互附和，耳为之润色其文辞，所以它的传播日益广泛。当时又有西方人汤若望，进献天主书的图像解说，朝中士人相互提倡援引。于是从京城周边开设教堂，蔓延到各省。京城则在宣武门内、东华门东、阜城门西；山东则在济南；江南则在淮安、扬州、镇江；江苏则在常熟、上海；浙江则在杭州、兰溪、金华；福建则在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西则在南昌、建昌、赣州；广东则在广州；广西则在桂林；湖北则在武昌；陕西则在西安；四川则在重庆、保宁；山西则在太原、绛州；河南则在开封，总共十三省三十处，都有天主堂。以上据杨光先《不得已书》。从明万历以后，到清朝初年康熙以前，他们的教义不胫而走。大秦的名称，开始见于范蔚宗《后汉书》的传记，这是中国对他们的称呼，大西洋人并不知道。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土，得以与徐光启交往，自称渊源来自东汉。接着艾儒略见到景教碑，于是援引来证明天主教，于是作《西学凡》一卷。考察其时代源流，汤若望又叙述耶稣的神灵异迹，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受刑，代替民众赎罪的始末，绘图流传。于是耶稣及天主的名称，于是广泛流传于世。清朝初年主持天主教的是汤若望，公开辞谢并驳斥他的是杨光先。汤若望是大西洋人，跟随利玛窦来到中国，以推步之学与罗雅谷并列，在崇祯三年奉诏在历局供职。徐光启奏请让他用西洋新法与中国的大统历比较疏密，编纂《新法算书》一百卷，由徐光启进呈朝廷。正值战乱扰攘，又受廷臣门户之争牵制，未能实行。十七年诏令李建泰平定三晋，让汤若望随行负责火攻水利，遭遇甲申三月的变故而停止。正值我朝定鼎，汤若望于是于顺治二年到达京师，上书说新法有进步，并进献西洋仪器，得到旨意试行，特别任命西洋人汤若望、南怀仁担任钦天监官员，于是按照西方新法编造时宪书，颁行直省。

当时有歙县新安人杨光先，世代研习天文历算之学，于是向礼科呈递文书，说时宪书封面上不应使用“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没有回复。不久在康熙三年状告礼部，摘取他们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会的错误，上奏听闻。旨意交给吏部审理，于是罢免汤若望等人，任命杨光先为监副。不久转任监正。杨光自认为只明白推步的道理，不明白推步的计算，共五次请求辞职，不被允许。六年因为推算闰月失实，才请求更正。但时宪书已经颁行，于是将杨光先下狱，判处死刑。秋审定为缓决，于是议定流放，遇赦返回。从此再次任用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副官员。一时士大夫谈论天文学的，无不偏袒汤若望而轻视杨光先。杨光先自愤其先忧之隐衷，不能昭示天下后世，于是著《不得已书》，攻击他们的教法。其大略说：“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以来，他的党徒都借历法暗中在中国推行天主教。如今在京城宣武门外及各省开设教堂共三十处窟穴，而广东香山澳聚集数万人，盘踞其中，成为一大都会，暗中送往迎来，在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遍布党羽。”

译他的意图究竟想做什么呢？他在《日食天象验篇》中说：“汤若望的历法，推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日的日食，这是人人有目共睹、难以完全掩盖的事实。”然而世人正以它不符合天象交食的标准为借口而附和它，因此将西洋邪教视为中国不可缺少的人，想要招揽他们，援引他们，这真是自找麻烦。

不论其交食推算不准到了什么程度，即使准确了，大清国卧榻之旁岂能容许这类人酣睡？从古至今，有不向本国朝贡却能超越我国疆界的人吗？有不回国朝见、反而呼朋引类煽惑我国百姓的人吗？这就像江统的《徙戎论》一样。大概是因为早早洞察先机，认为（他们）羽翼既已丰满，不破坏别人的天下是不会停止的。

现在著书明确说道，东西万国以及我国伏羲和中国初民，全是邪教的子孙，这侮辱我国百姓到了不可言喻的地步，而人们却直接接受而不推辞。将来如果发生动乱，是子弟抗拒父兄呢？还是子弟保卫父兄呢？保卫的道义既不可行，抗拒的力量又不能做到，请问天下的人将处于什么境地呢？

光先的愚见认为，可以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不可以让中国有西洋人。没有好的历法，不过像汉朝不知道合朔法，日食多发生在晦日，但依然享有四百年的国运；如果有西洋人，我担心他们用金钱收买我国百姓的人心，就像把火抱在柴草堆里，灾祸来临的日子就不远了。

他在《辟邪上篇》中说：“天主教不允许供奉君亲牌位，不允许祭祀祖先父母，这真是率领天下人没有君父啊。”而附会这种说法的人说：“佛教和道教终身处于君臣父子关系中，却不知道什么是天，即使儒家有时也不能没有弊端。”唉，这是什么话呢？

佛教和道教的寺观供奉龙牌，这是还知道君臣关系；佛经说供养干辟支佛，不如孝顺在堂上的双亲，这是还知道父子关系；何况我们儒家以天秩来规范天主教呢？只有耶稣因为触犯国法被钉死，这是不知道君臣关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丈夫名叫瑟，却说耶稣不由父亲所生，等到皈依那个教派，人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这是不知道父子关系。

杨朱、墨翟危害正道，孟子抵制他们，是担心人们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现在天主教作为教派，是担心人们达到有父有君的地步，唉，真是荒谬啊！

徐光启因为历法向朝廷推荐利玛窦等人，让数万里外不朝贡的人到来，却不考察他们从哪里来，离开也不追究他们到哪里去，出行不监押，停留不关防，十三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没有不收集到图册档案中的，却没有人禁止。古今有如此轻慢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吗？这大概是大清沿袭明朝对待西洋人的做法，习以为常，不加察觉，伏兵藏在草丛中，万一突然发动，一百多年后，将会有人知道我的话是不得已而说的。

译又其下篇说：“问耶稣是谁？”回答说：“就是天主。”问：“天主是主宰天地万物的，为什么下到人间降生？”回答说：“天主怜悯亚当造下的罪过。据说天初造人时，男女各一，男名亚当，女名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灾祸延及世世代代，后裔许诺亲自降生救赎，在五千年中，有时派遣天神下告，有时借先知之口传达。降生的期限到了，天神报告童女玛利亚怀有天主，玛利亚欣然答应，于是生下儿子名叫耶稣。所以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童身依然完好无损。”问：“生于哪个朝代时期？”回答说：“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唉！荒唐怪诞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天确实有天主，那么覆载之内，四海万物，无一不是天主所主宰，必定没有单独的主宰，像德亚一国的道理那样。况且既然称为天主，那么天上地下，四海万物，都等待他来主宰，现在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谁代替他主宰呢？天地既然没有主宰，那么天也不运行，地也不生长养育，而人物万类也几乎灭绝了。天主下生救世，应当教化感化，保存神道，树立仁德，讲求礼让，使一世达到和乐太平，却仅仅治愈人的疾病，起死回生，又怎么能赐福一世的子孙，以恢复造化固有的状态呢？天堂地狱，佛教以善恶来区分，而那个教派却只尊崇侍奉耶稣母子的，就升入天堂，不奉行的就下地狱，如果奉行的人都是善人，不奉行的人都是恶人，还可以说得通。如果奉行的人都是恶人，不奉行的人都是善人，岂不是颠倒赏罚吗？说佛堕入地狱中，永远不得出来，谁看见了？而耶稣生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则现身剑树苦海，哪有主宰天地万物的人，却不能自主自己性命的呢？以造化世界的上帝，世人能杀害他吗？剽窃佛教天堂地狱的残余唾沫，反而反唇相讥诽谤佛教，又援引儒家而诽谤儒家，历引六经中的上帝，断章取义来证明他是天主。问他的救世之功，则以治愈人的疾病，起死回生，无论不足以作为主宰万物的功绩，即使以此为功，那么何不让人不生病，不让人死的功绩更大呢？况且利玛窦的书，只记载耶稣救世功毕，复升归天，却隐瞒他死于王难。汤若望狡猾不如利玛窦，竟然连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绘图直白地传播，他与黄巾五斗米的张道陵相差多少呢？而世人有的因为他制造器械精密而喜欢他，有的因为他不婚不宦而看重他。不知道他的仪器精密，兵械也精密，正好成为我们的隐患。不婚不宦的人，他的志向不在小处，而是在诱惑我们的百姓而离开他们，如同日本夺取吕宋的已发生的事，可以借鉴。《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聚集为霰。”又传曰：“鹰化为鸠，君子还厌恶它的眼睛。”现在海氛未靖，讥察应当严格，揖盗开门，后患应当警惕。如果今天骂我是嫉妒之口，不要让异日神子成为前知，这就是中国的厚幸了。夫光先既遇赦归，行至山东，被欧罗巴人毒死，又以重价购买他的不得已，书板毁之。自钦天监再次任用西洋人，遂成为定例，而汤若望、南怀仁等都以太史职位终老，死于京城官邸。于是西洋人相继进入中国，渐渐以推步进入太史局作为开堂的快速方式了。

直省开堂之禁始于康熙八年，这时钦天监再次任用西洋人，又因为南怀仁推算闰月准确，奉仁庙特旨，允许西洋人在京师的自行其教，只是不准传教于中国及直省开堂的禁止。然而明末至国初，各省私设的天主教堂未奉追毁，而西人正以能自行其教，恃为护符，互相容匿，因此开堂传教之风久而愈炽。五十六年，广州碣石镇总兵官陈昂上奏说：“天主一教，各省开堂聚众，在广州城内外的尤其多，加上洋船所汇聚，同类引招，恐怕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严禁，不要使滋蔓。”听从了。五十七年，两广总督杨琳上疏说：“西洋人开堂设教，其风未息，请求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洋人德里克因妄行陈奏获罪，从禁锢。雍正元年，恩诏赦归，当时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上疏说：“西洋在内地行教，闻见渐淆，请求除送京力人员外，都安置澳门，其天主堂改为公廨。”奏章进入，得到旨意：“远人住居各省年久，现在命令他们迁移，可以给予半年期限，委派官员照看，不要使地方扰累沿途劳苦。”二年十二月，两广总孔毓珣上疏说：“西洋人先后来粤的，如果都送澳门安置，滨海地窄难容，也没有便舟回国，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年壮愿回的附洋舶归国，年老有疾不能回的听便，只是不许妄自行走倡衍教说。其外府的天主堂都改为公廨，内地人民入其教的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上疏说：“广东香山澳有西洋人来居，这二百余年，户口日繁，

译达到三千多丁口，请求将其定为定额，多余的人全部命令随船回国，朝廷都批准了。”乾隆年间，西洋人私自前往各省传教的日益增多，经湖广省查拿审讯后查明，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都有私自传教的罪犯，上奏听闻后奉旨交由刑部审理拟罪，判处永远监禁。随后在乾隆五十年十月奉谕旨：“先前因为西洋人巴亚里央等私自进入内地传教，经湖广省查究出各省传教的罪犯，业已据刑部审理拟罪监禁，但考虑到这些人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其他不法情事。”况且他们终究是外洋之人，不熟悉国家法律，永远监禁在牢狱中，情状实在可怜，都着加恩释放，交由京城天主堂分开居住安置。如果愿意回西洋的，着该部派官员押送返回广东，以显示朝廷怀柔远人的至意。钦此。以上据《皇清通考·四裔门》记载：起初，进入中国的大西洋人中，意大利人居多，因为利玛窦是意大利人，物以类聚。自从新法推行以来，其信徒日益广泛，接着《国初》允许他们在京师设立教堂，自行传教，于是那些上门谋生的人，都以入京当差为名，而天文历算之学，也只有大西洋人独占鳌头。所以欧洲各国闻风而来，足迹遍布天下。然而那些在官府任职的人，《国朝》自有定制，凡是西洋人愿意入监当差的，准许先赴澳门呈请，然后由督抚咨送报到刑部，部臣查验属实，留京效力。此后就遵用《天朝》的服饰颜色，安置在京城天主堂内，生在这馆，死在这殡，不准再回本国。自从传教者私自前往各省，结交百姓，往来自由，地方大吏漫无觉察，知道的人又恐怕别生事端，包庇隐瞒不报，因而这类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绘图测镜，消息灵通。虽然《列圣》怀柔，示以大公，不怀疑他们有别的非法行为，但觊觎之心却由此萌生。当时英吉利国王乔治，想借此与《天朝》通好，于是派遣使臣海修进贡。乾隆五十八年，英使进入京城，奉上其国王的表文，请求贸易，并乞求援引俄罗斯先例，派人寄居京师，虽然没有提及传教之事，意在解除禁令，以示中外一体，华洋相安。查表文中没有这话，大概是使臣在刑部呈请时的说辞。奉《纯庙》敕谕：“尔国留人在京，言语不通，衣服制度不同，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如果一定要像来京当差的西洋人那样，让他们统一改换服饰颜色，那么天朝从不肯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至于尔国所信奉的天主教，原本是西洋各国一向信奉的宗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创法，四方亿万百姓一向遵循，不敢被异端邪说迷惑。即使是在京当差的西洋人等，居住在教堂，也不准与中国百姓结交妄行传教，所请尤其不可行。”英使礼仪完毕告辞回国，《纯庙》也以礼送他。随后将赐答该国国王的前后两道《敕谕》，颁布交付。广东地方大吏载入档案，以上据魏源《海国图志》所载广东档案，这大概是圣人防微杜渐的深意。英国国王的请求未被批准，又在乾隆六十年由商船赴广东，附带书信礼物，交由广东总督陈奏。又在嘉庆二十一年再次派遣使臣向中国进贡，而其使臣刚进入广东，就争辩谒见的礼仪。入觐之日，又以其国一向信奉天主法，没有跪拜之礼为由，《睿庙》退回其礼物而遣返他。自此开始有不满之意，而其谋求在中国贸易及寄居京师、澳门等地的念头毫不衰减。一时私自前往各省传教的教徒，希冀禁令稍松，更加无所顾忌。他们的教义规定每七天斋戒，进入庙宇礼拜，大多在黑夜中相传，夹杂符咒之说。愚昧百姓被迷惑，奸诈之民乘虚而入。于是家家供奉十字架，人人持守七日斋戒，蔓延各省，不可究诘。而白莲教、天理教等叛乱，从此开始了。

译白莲教是摩尼教的支派，是唐朝人所称的三西寺之一，与基督教一同传入中国。后来伊斯兰教到来，带着摩尼教一起进入，所以这个教派介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明朝徐鸿儒在山东作乱，已经有了白莲教匪的称号。到我朝乾隆末年，纯皇帝训政，授受礼仪完成，这就是嘉庆元年。当时苗族叛乱尚未平定，湖南、四川的教匪相继兴起，蔓延到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这个教派以白莲为名，大军一边剿灭一边安抚，经过八年才平定。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的李文成、直隶大兴的林清，再次以邪教煽动四个省份，约定内外呼应，于是有了这一年九月十五日的变乱。这个教派叫天理教、八卦教，前后五个月，首恶和从犯依次被擒获。而这时愚昧的百姓被迷惑，持斋诵经咒的，大多以七七为名，于是有不跨十字架、不吃猪肉的禁令。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摩尼教遵循这一点，而不跨十字架，则是基督教的专属，与伊斯兰教无关。在嘉庆中期，广泛缉捕白莲教匪时，百相国龄担任两江总督，缉获教头方荣升等人，先在公堂上审问，下令凡是信奉这个教派的人，只要跨十字架，再给一块猪肉吞下，就可以免死。而方荣升和一个叫朱二姑娘的女尼，只求速决，以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终不肯跨十字架吃猪肉，于是第二天就被执行了死刑。审问这个案件时，先名宦公在江苏，亲眼看到了这件事，回来后讲述了此事，这时基督教已经进入中国了。这些都是出自中国无赖的奸民，借拜会敛钱来聚集众人谋反，又以同财同色作为其教法的纲领，与传播教义的大西洋人无关。然而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三教同源，其教法也大致相同，愚昧的百姓受到左道的迷惑，互相效仿，自立名目，所以自嘉庆以后，直省教匪谋反的案件至今没有停止。又自从英国人入侵，他们刊印的耶稣书传布中国，奸民奉为枕秘。壬寅年议和，过了三年，有法国人在广东呈请解除禁令，部臣不敢质问，于是各省会匪无不借拜会之名，归宿于基督教。逐渐发展到广西起事，金田结盟，其教益不可收拾，这是履霜坚冰逐渐形成的。

道光二十二年《白门抚议》达成，议内所列“传教一言”：“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此后有传教者逐渐来到中国各省，须一体保护，地方官不得苛刻对待、禁止阻碍等语”。然而只说传教的人要加意保护，未曾允许华人学习其教者也一律宽容，因为康熙八年以后的档案还在。到五口通商，也没有允许其增设教堂、聚徒讲教的明文，而《白门议》定，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没有参与。后来两国商船到广东，相继陈请，法国货船到中国的少，而私自到各省传教的多，颇不利于中国的禁令，而想有所变通。二十五年，法国商船到广东，不久到总督衙门，呈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请解除汉人学习天主教的禁令”。当时相国耆英正担任两广总督，据以奏闻，奉旨交由部议准，在海口设立天主教堂，华人入教的听之，只不许奸诱妇女及诳骗病人眼睛，违犯者仍治罪。从此外国人在五港口寄居的，都设立天主教堂，按照房虚昴星躔度的日期，以七天一次宣教法，洋商在这一天停止贸易，入庙礼拜，称为安息日，遂以为当然。海口人民不服从其教的，也以此屡次引起争端，官吏调停中立而已。咸丰八年天津之战，英国人纠集法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再次请求增定条约，饬赴上海，由钦派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等到上海会商，而法国意在传教，所以其第八条内开：“凡法国人照旧约在通商各口地方，无论长住或往来，应听其在附近处所散步活动，无需领取执照”。其上文说领取执照的专指通商的船只而言，一如内地民人无异。又第十三条内开：“凡按第八条约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意崇信天主教而循规蹈矩的，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书写或刊刻奉禁天主堂各明文，无论何处一律宽免。”当时因为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将法国传教的马神父（神父者，法国人尊称其教主），论法处死。由该国控诉进京，并请在续增条约中，将西林知县革职缘由，通知该国大臣，载入邸报。自此，传教、学习教义的徒众，虽然是华民，也张胆明目，倚仗外国领事为护符，更加轻视官吏了。

上海议定，当时钦差大臣桂良等正奏请圣裁，令四国使臣先后进京换约。不久，英国人以背约闯入大沽口，毁坏我方防具，于是有了次年五月的战争。西方人败退回上海，议和也搁置。而外国已经将奏准的天津新议刊入西人

译《通书》中记载：咸丰十年，英军从天津入侵，皇帝巡幸滦阳，恭亲王奕欣留守京城，于是于当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七日等日期与英法等国交换和约。又在天津新议之外续增若干条款，颁示各省督抚、将军遵照办理。于是法国人又请求增补，专门说应当如同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的上谕那样立即颁示，凡各省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允许他们聚会讲道、建堂礼拜，并且对滥行查拿的人给予应有的处分。又将以前禁止天主教时毁坏改为官署的天主教堂、坟茔、田土等物，应当立即查明交还，由法国驻京使臣转交给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人，照旧收执，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房屋，完全任由其自便等。当咸丰八年上海议和刚刚确定时，法国人就在当年冬天以传教为名，在江浙一带游历，有的停留数月，有的半年，都与地方大员分庭抗礼。至此奉到新议条款，允许他们在各省传教以及交还以前被毁的教堂地基等物。于是法国人前往总理衙门，请求发给护照游历各省，一时间信奉天主教的华人，倚仗外国势力作为护符，借此欺凌虐待军民，胁迫控制官吏。又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信奉天主教的人众多，请求区分良莠，命令地方官妥善办理等语。据称法国条约内记载天主教劝人为善，已经准许实行，只是近来各省信奉天主教的人与不信奉的人往往彼此不和，此后各省地方官务必查明根源，公正处理，如果信奉天主教的人确实能够安分守己、自爱自重，自然应当一体安抚教化，倘若倚仗教民作奸犯科，也必定照例治罪等。当时就有湖广、江西拆毁教堂的事件，详细记载在后卷中，这就是天主教兴衰的本末。

译查考西洋新法传入中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已在明朝末年任职于历局，而清初沿用了这一制度。然而，因钦天监官员的诉讼案件，一时士大夫想要探究中西历法的同异，骤然提拔西洋人士进入钦天监，于是遭到传统历法学者子弟的集中攻击。先师汪衡斋先生汪莱，在嘉庆戊辰年进入国史馆编纂《天文时宪志》，其稿本藏在家中。我恭敬地阅读，首卷就涉及杨光先与汤若望交相诉讼的事情。至于他不得已而写下的内容，大致都见于王渔洋的《池北偶谈》和阮仪征的《畴人传》中。后来在新安，又得到他的残本，阅读后，我私下认为，争辩新法的人，不过是沿袭明末的门户之见，偶然摘取他们在日食、交食推算上的错误，就起来攻击他们，这不足以堵住西洋人的嘴、挫败他们的气势。只有杨光先自称“明理而不明数”，五次请求解除职务，未曾以推算历法自许。他说“中国可以没有好历法，不可以有西洋人”，也未曾极力诋毁新法。至于他著书自称“不得已”，比作孟子排斥杨朱、墨翟，那么杨光先所攻击的，是西洋人的方法，而非新法本身。他说“孟子排斥杨朱、墨翟，是担心人走到无父无君的地步；今天天主教的教义，是担心人走到有父有君的地步”，可以说是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当。杨光先诉讼失败，最终被西洋人所害。后来谈论历法推算的人，于是说他对天文学完全不懂，把他比作妄人。甚至王尚书、阮相国采录他的言论，也以此作为中西争辩新法的关键，这怎么能说是知言呢？他苦口婆心、危言耸听，不幸言中，潜伏的祸患他有先见之明，开门迎敌的人缺乏长远考虑，边疆大吏不致力于周密防范，当朝老谋深算者视其为癣疥之疾，于是酿成了今日的祸患，反而把先知先觉的责任推给历法学者，实在令人感慨。如今英吉利要求安抚白门（南京），想要放宽传教的禁令，没过几年法兰西在广东陈情请求，于是连华人中习教者也放宽了禁令。部臣不能援引档案来驳斥他们的言论，却担心误了安抚大局，权且照办回复。不知道在清初时，西洋人在京师的，仁宗皇帝允许他们自行其教，不过是展示怀柔远人的至意。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整其政，不易其宜”，是我朝不想用中国的教化强加于外邦，而西洋人却得以用外邦的教化煽动中国，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倒悬之势。那么杨光先的论述，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洞察到这种苗头了。在雍正元、二年间，因为闽粤督臣请求拆毁天主教堂改为公廨时，有湖北黄冈人吴德芝记载此事说：“自从西洋人设立天主堂，平民中有归附教会的，必须先斧劈祖先的神主牌位及五祀神位，然后主教者才接受他们，名叫吃教人。按每人缴纳白银四两，在门上张贴红纸，上面画一个长圈，中间列着十字架，刀锥钩槊等刑具都画在上面。有人说他们所供奉的神是被磔刑处死的，所以门上画着磔刑器具。每月初一、十五，男女聚集在堂中，关门诵经，直到傍晚才散去。有疾病不能按常规医药治疗，必须由教中人来施针灸，妇女也裸体接受治疗。死时主教者派人来收敛，驱赶死者所有的血亲，没有一人在场。刚关门进行收敛，收敛完毕用两张膏药纸遮住尸体眼睛，后用红布囊包裹，白衣包裹颈部放入棺材。有人说借收敛之事剜死人眼睛，制作炼银药。生前缴纳四两银子，正是为此。所以死时如果不让教会知道，不听他们的收敛法，就称为叛教，立即派多人到其家，百般凌辱，按四两银子的本息索取。穷民被此迷惑，常落入他们的圈套，而士大夫中嗜利无耻者，都以为炼银术可得，相互尊信他们，称他们为西儒。而其主教所在的地方，必定与地方长官勾结，厚赠财物，有事则长官徇私庇护，因此他们的教义更加张扬。所刻《口铎》一书，其说法极其狂妄悖逆，擅长绘画，即使是刻本也极为精美，其中烟云人物具备各种幻态，而探寻其理都是世俗淫秽图。又能制造裸妇人的器物，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备，起初折叠如衣物，用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以拥抱交接如人道，其精巧而丧心病狂如此。”

康熙中期，黄冈县令刘泽普深恶痛绝，商议拆毁其庙，驱逐其人。胥吏中有从其教的，用重典惩罚。不到十天，上级官员发下檄文，反而责备他多事。大概是因为钱可以通神。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满名见上奏，陈述其恶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礼部议覆，奉旨：西洋人除了留京办事人员外，散处在直隶各省的，着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除了起送至京效用人员外，其余都遣送至澳门安插。他们所建造的天主堂，令都改为公廨。凡误入其教的，严厉禁止劝谕，令其改行。如有仍像以前一样聚众诵经的，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隐藏不报的，同样治罪。三月，奉通檄，尽数驱逐其人。以其堂为义学公所。百年污秽，一朝洗刷。因此高兴地记载此事，如此。查考此书被梁中丞章巨所著《浪迹丛谈>采录。说此事在雍正初年，至今刚过百年，而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又魏源《海国图志》“天主堂”条下说：查西

译西洋的天主不可知晓，若说中国的天主教，那么他们刚入教时，有吞服丸药、领取银两三次的事情，有扫除祖先神主牌位的事情，有同教男女共同宿在一堂的事情，有病重将死时本师来取走眼睛的事情。凡是入教的人，发给一百三十两银子作为贸易资本，亏损了再领取，领取到第三次就不再发放，但仍然终身供养他们。而受教的人先让他们吞服一枚药丸，回家后便毁坏祖先的神主牌位，一心信奉教义，至死也不改变。有泄露他们法术的人，服下毒药，看见腹中有东西蠕动，清洗查看，则是女子形状，约一寸长，眼睛像活的一样。质问本师说：这是天主圣母。入教久了就会手抱人心，终身信奉不改教了。凡是入教的人病重将死，必定报告他的师父，师父到了，妻子儿女都跪在门外，不许进入。很久之后气绝身亡，教师用白布袋装死人的头，不许解开查看，大概是眼睛已经被取走了。有假装入教的人，想试探他们的教义，于是假装生病几天不吃饭，报告师父到来，果然拿着小刀靠近取眼，那人奋起夺刀攻击，于是（师父）跌跌撞撞地逃跑了。听说泰西和中国一百斤铅可以提炼出八两纹银，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回原价，只是这银子必须用华人的眼睛点染，才可以使用，而西洋人的眼睛不起作用。按照魏源所论述的，与黄冈吴君的大致相同，而吞服丸药，则是传教者刚得手之初，凭借此作为把握的凭据。大概是药性刚发作时，症状类似癫狂，因此有劈毁祖先神主牌位的事情。等到药性下沉，则心如魔醉，不但礼拜吃斋，乐意服从命令，即使裸体受辱，也心甘情愿。这就是所谓的手抱人心，终身不改，必定有妖物附身了。又听说传教的人士，走遍各省，凡是深山穷谷，没有不到的地方。有不信奉他们教义的人，就在他进入教堂讲道劝诱的时候，暗中把这种药放在茶食中。不一会儿本性就潜移改变，皈依不二了。至于同教男女共同宿在一堂，为什么会有黑夜传情之事？这是因为本师预先看中那些妇女中皮肤白皙的，临时投以药饵，接受者不醒悟而吞下，能令女子怀春，像野鸡鸣叫求偶。这大概就是世春方之类的药品，正所谓鸩酒可以作为媒妁了。那么部议所说的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不能拔除传教的根株，而列举这些暧昧无凭的缘由来示惩警，这就像把男女关在一间屋子里却禁止他们交媾，遇到在市中杀人的就劝他戒杀，难道不是掩耳盗铃的人吗？

译汉朝的黄巾、五斗米，大概是教匪的滥觞吧？明朝的白莲、无为，大概是天主教的帮凶吧？我朝乾隆、嘉庆年间，直隶各省教匪公然活动，当时传播其教义的人被称为七七教，而考察其教规，不出吴、魏二人所记载的那几件事。这虽然未曾操持入室之戈，但卧榻之旁已被西方人鼾睡了。自从英国人请求订立传教条款，佛教徒请求放宽习教的禁令，于是各省拜会无不借天主之名，即使不是天主教徒也假托其名。广西战事兴起，则有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共同结成金田拜上帝会，称上帝为天父，称耶稣为救世主，又杜撰赞美经，称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派遣太子降临凡间，捐命代赎，大体是剽窃耶稣书中的说法来诱骗民众跟随。愚民被命令每顿饭都要诵读。等到咸丰三年，粤匪攻占江宁，则有上海不肖的外国领事，想借此牟利，直接乘船由海道到江宁，与他们联教通款，于是酿成了当年八月上海刘丽川的案件。当时又有广东红棍贼，据曾国藩奏折中说：近来广东大吏不许人提及会匪二字，因而这些匪徒毫无顾忌，说大宪并不禁止人拜会，我们乐于结拜，于是蔓延全省，波及广西，如今竟祸连吴楚。当咸丰二十四年，有外匪来到我籍贯的香山，在港口、隆都各乡诱人入会，起初只有数十人在夜间结拜，后来则千百人在白天结拜。他们结拜的地方，凡有路口都用枪把守，以防官兵围捕。凡入会者，每人敛钱三百，其中党徒引一人入会的，则分钱二十文，已结拜后再看人结拜的称为看戏，也能分钱十文。结拜时，设一纸帐，帐上所供不知是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称为亚妈。入会之人俱穿刀门而入，跪听亚妈教授隐语，各自用缝针针刺指头出血，血水一盅，各饮一口。亚妈乃高声念悖逆的话语，众人都齐声答应而起等等。按西方人崇奉天主，有亚尼玛之学，亚尼玛即灵性之意。天主之母叫玛利亚，意义也是如此。这都是袭用西方人的唾余，而张皇其教法者至以血水一盅，各饮一口，其应如响，这必定杂以符咒方药，如同传天主教者，吞丸一粒，即终身信奉，是同类。我认为必有灵物凭附，以近年所见所闻知之。当壬寅年抚议定后，过了一年发棺之狱起，徽宁一带，惑于风水先生之言，久厝不葬，突然传其事，相与戒严，然而所发的都是新丧衣物，无所取，惟死者的脑辄遭斧凿，怀疑其取脑髓。一时乡里无赖之徒，遂乘其间隙，以发掘富家贵人墓穴，窃取珠玉襚衣。乃有歙县程侍郎以及泾县潘河帅之先茔事发，上奏请求限期严缉，而残尸之真盗无所得。当时大吏通檄各州县，认为是青莲匪党，然而绝无证据。过了三年而有浙江萧山小儿之案，当其急病而死，数日之间传染数十家，无人识破。有某户偶然寻找其小儿埋葬处，被人掘发，斧其脑骨，传播到比邻，无不如此，方才悟其为妖术。贫家小儿嬉于门外，有过者投以瓜果，其中置鸩，不久，小儿晕仆在地，适有善医者过视说：“此谜药也，儿实不死，奈何弃之?”遂传解谜方，按其法急救而苏醒者，全活无数。然而一二月间流毒南北各省，波及京城之下，御史上奏请求严缉，而各州县系狱审讯者，率多流佣走丐、卖卜之徒，即使偶有刑逼认供者，也终究不能得其情实。我意邪教中符咒方药，欲借人身精气之灵，而脑中之髓又是其精灵之最聚者，此辈以左道惑人预为魔蛊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未验，乃谋取其生者，故以谜药投之于小儿，使其醉不至死，待其弃之于漏泽，则如探丸囊底得珠于颔下，不啻取诸其怀而生得之矣。然而操其术行数千里而不败露者，难道真是鬼蜮之技能遁其形，而胥吏因循文网疏纵，欲以图猛虎于断足之后，制螫蛇于断腕之时，不是太难了吗？这是道光二十六年之事，是年当丙午阳亢之运，又其事发于午未之月，我以此告知里中父老，谓东南数年之后必有大狱，不久而粤西告变矣。西方人自弛禁之后传教入中国者，法国人尤多。近年来始有传其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之事，播入人口。大概又在天主堂后兼设育婴会也。道家修炼其下者流入采补，这固然是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记于此。

附西人教法异同考

佛灭度六百年后，而有耶稣，是为天主教。治世又六百年后，而有穆罕默德是为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后

译这是在西土消长升降的宗教。佛陀生于中天竺，而天主教、天方教（伊斯兰教）都生于西天竺。这三种宗教，都在亚洲的范围内，与极西的大秦（罗马/欧洲）没有关系。然而佛教的传播，是从西向东，所以从天竺传到中土。天主教的传播，是从东向西，从波斯进入大秦。至于天方教，正值罗马衰败，于是兼并了东方土地上的西印度各国，自立一教，有不顺服的，就用武力胁迫，所以起初流行于葱岭的东西两侧，随后遍及震旦（中国）的南北。只有欧罗巴人（欧洲人）与之为敌，所以两教虽然并踞西土，已经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但考察它们的来源，都是婆罗门教的支流余裔。佛经中有波罗门天祠，斥为外道，而唐代陈玄奘出使西域，经历各国奉祀天神的人，都认为是婆罗门种。可见这种宗教兴起于佛陀未出世之前，而在佛教衰微之后再次兴盛。至于天主教演变成为天方教，则是更晚的事情。看他们削顶留须，七日礼拜，以及将水土分为地体的两行，作十字为天方的交汇，这是拾取天主教的糟粕，且不必论。而综合两教的书籍来看，天方古史称阿丹为治理世界的初祖，传承二千年后洪水泛滥，有大圣努海受命，让他的徒弟四方治水等等，这完全抄袭了泰西《创世记》中的话语。说阿丹治理世界，就是《创世记》所说的天遣亚当下世，开创人类的意思。说努海治水，就是《创世记》所说的挪亚躲避洪水之难，率领子孙散居四方的意思。摩西本是以色列族人，是耶稣的远祖，而因为他接受十诫于西奈山，所以阿拉伯人也以此为根据。西奈山在阿拉伯境内，是回部（伊斯兰教地区）的首都。波斯本是条支之地，是回部的祖国，而认为大秦经像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信奉景教的人也尊崇它。至于考察它们的渊源所在，那么两教实际上都以耶稣为根本，天方教独自忌讳这一点。大概天方教起源于尔撒，到穆罕默德集其大成，所以回人尊尔撒为大圣、穆罕默德为至圣，而尔撒的出生正与耶稣同时。我的朋友俞理初正燮说尔撒就是耶稣的对音，我用天方古史来证明。天方古史说阿丹传施师，施师传努海，努海传易卜剌欣，易卜剌欣传司马仪，司马仪传母撒，母撒传达五德，达五德传尔撒，尔撒没有传人，六百年后穆罕默德出生。西方人纪年以耶稣降生为起点，所以回部纪年以穆罕默德去世为起点。数学家梅宣城根据回回历推算，穆罕默德去世的年份在隋文帝开皇十四年甲寅，距离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天主（耶稣）降生，正好符合六百年的期限。这样看来，尔撒和耶稣不是两个人，毫无疑义。理初又引用回人干尔塞经，塞与撒是音转，说尔撒圣人，也是阿丹之后立教敬天为主，传徒繁多兴盛，战胜攻克，或者通奸其妻，求取异术。尔撒告诉妻子害怕被人绑住头发，于是夜里暗中系住她的头发。仇敌到来遭到擒获，便被杀害。他的徒弟愤恨上天不垂佑，于是奉天主，不再事奉天等等。这与汤若望所记载的耶稣被害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是无稽之谈，而被擒死于非命的大略相同。那时已经称尔撒为天主，更是同一人的确证。大概自从两教分裂，逐渐到数典忘祖，同室操戈的地步。于是西方人尊耶稣而贬尔撒，回人尊尔撒而贬耶稣，实在不明白他们是同一个人，即使有知道的也忌讳不愿说。于是从他们“六百年”这一话语供证确凿，然后知道天主教和天方教原本是一家眷属。杭世骏《续景教考》，已经混淆天方教与大秦。钱大昕在《景教碑》跋尾中，说耶稣生于隋开皇之世，又误把穆罕默德去世的年份当作耶稣出生的年份。总因为两教争胜，都援引唐代景教碑文，所以考据家不能辨别它们的同异。要知道天主教本不是大秦的产物，大秦也与回部无关，这不足以与之辩论。但根据它们后来的教法来看，那么天主教固然拾取佛教的唾余，而天方教又拾取天主教的唾余。不仅两教自己分门户，即使天主教原本欧罗巴人所信奉的，也不尽相同。其总名曰克力斯顿教，后来演变其派别为三：一是加特力教，即旧天主教，现在意大利、法兰西等国所实行的是；一是额利教，现在俄罗斯所实行的是；一是婆罗特士顿教，士顿即斯丹，一是算滩，都是转音对音。现在英吉利、荷兰、美利坚等国所实行的，是这一派。婆罗特士顿者，英人称之为耶稣教，始于明代，日耳曼人路德所立，于是与天主教的旧教分开。现在英制国主将继位，则大臣都聚集在巴厘满衙门，会议必须新主背离加特力教，而尊崇婆罗特士顿教，才共同拥立他。那么天主教、耶稣教以一人而分二教，于是也像水火、柄凿那样不相容，这又怎么说呢？所以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就可以了。

译江楚黜教中西纪事

西方人进入中国，借着传教和游历的名义，各省中来自法国的，大概占十分之九。自从壬寅年议定抚恤通商，过了三年，法国人在广东请求放宽华民传教的禁令，朝廷议准施行，详情见第二卷。己未年天津议抚，载入法约第十三款中，然而与在广东所请求的大致相同。等到十年换约，续增第六款中写道：“华人无论军民，有传习天主教会集讲道、建造教堂礼拜的，地方官不得随意查拿，违者给予应得的处分。又将以前谋害天主教时所充公的天主堂、学堂、坟地等物，应赔偿给法国驻京公使，转交给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人，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处租赁购买土地建造房屋等语。”查阅旧档案，康熙、雍正年间因为西洋传教之风日益炽盛，大吏请求重申康熙八年直省开堂之禁，奏请将各省及粤东外府县的天主教堂全部撤除改为公署，历经查办在案。法国人所索赔还的地基，大概就是指这些。而中国传教的奸民互相煽动引诱，滋扰不休。江西抚州门外有法国人在义冢旁边租赁房屋一区，常在黑夜传教，也不敢自立教堂的名目。其他如抚州、建昌、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处，也多像这样。只有吴城东菜园地方设立教堂多年，道光年间新建，知县某援引禁令撤毁。后来又在望湖楼下改设一区，咸丰五年水师统领、今兵部侍郎彭玉麟又率兵勇毁坏它，将该地改为龙王庙。当时天津新议尚未施行，法国人及传教士不敢阻止。京师换约过了一年，法国人请求赴各省传教，由总理衙门发给执照。有个法国人罗安当来到江西，船停泊在九江，派遣他的副手方安之赴省城，向南昌府衙门呈递照会，约定日期进省。当时江西巡抚毓科会同善后总局，委派我和前任署理德化知县张国经担任接伴使，前往抚州门外会见方安之。方安之本是广东南海县人，据称罗教士现已从九江启程，带有总理衙门的咨文，要面见大府商请一切事件。并且据方安之称，省城内快子巷有法国人新置一区，作为育婴公会，里面收养女婴十余人，请求进去查看，约定傍晚返回。禀报大府，答应了他。当时是十一年十一月。过了一个月十八日，罗安当到省。由方安之提前照会，请求代为通报。于是查问张令，会同南昌、新建知县，约定在公所相见。罗安当行免冠礼，于是一同入城。从巡抚以下，都按平行礼仪接待。坐间当面呈递恭邸咨文一角，是关于赔偿吴城教堂的事。当时已是岁末，法国人请求在城内育婴公会过年。巡抚答应了他。起初，罗安当将要到来，江西巡抚传询相见礼仪。我于是查阅天津新议法约第四款内称：“两国官员办公人员，因公往来，各随名位高下，准许使用平行之礼。法国大宪与中国京内、京外大宪的公文往来，都用照会，法国二等官礼等语。与中国省中大憲的公文往来，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又查阅英约内开：“该国正领事与中国道台同级，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级。凡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行礼仪。”又英人在上海回复桂相，援引法国二等官员类推。领事官既与道台同级，总领事应与藩臬同级。现在统核两国条约，必定彼国有全权官衔者，才能与京内的王大臣、外省的督抚平行，这是明显的。查罗安当不过是彼国一个传教士，本无官职可比较。而据他前次来信称“海国总理江西传教事务”，则与现在九江县领事自称“总理江西通商事务”者相同。九江领事既与九江监督同级，来往文移悉用平行礼仪，则其行文抚宪须用申陈，与道员工行文抚宪之称详称禀者相同。而其来往谒见，也应当如司道见督抚的礼仪，在辕门外下车，由角门进入，督抚迎送如见司道礼仪。现在罗安当比照九江领事官例，已属优待。”谨摘录条约缮具清折，呈送核行等原因。巡抚认为正确。等到罗安当到省，第二次来信内忽然增加“代理全权大臣”字样。我正要请中丞驳回，而中丞已传令升炮开中门，如督抚相见礼仪。江西绅士百姓听说后感到骇异。罗安当出来后，有认识他的人说：“这是二十多年前潜匿庙巷中的人，庙巷即其旧天主堂地名，被前任巡抚吴文节公驱逐出境的。”又有认识方安之的人，认为他就是江西抚州人。恰逢罗安当携带他的传教告示，请求饬令地方官张贴，众议汹汹。过了一年而难端发作。

当法国人请求领取

译拿着执照，分别派遣传教士，游历各省，将要到达湖南时，湖南南部长沙、湘潭一带传教的奸民，互相夸耀这件事，认为可以扬眉吐气，重见天日。湖南的绅士听说后厌恶他们，于是撰写了公开的文告，商议说：有提供房屋给天主教徒居住的，就烧毁房屋；有容留藏匿天主教徒的，就逮捕他们；有信奉天主教的，宗族不再接纳，子弟永远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文告中极力指责他们借宣讲为名，淫乱妇女，设立女婴会，采集红丸，其他种种奸恶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流传进入江西。

正值罗安当拿着执照前往省城，逗留不去，当时正值科举考试期限将至，江西的大绅士们聚集在豫章书院，其中有告老还乡的翰林院检讨夏廷，以及在籍的甘肃臬司刘于浔等人，将湖南南部的公檄筹集资金刊印，一天一夜刷印数万张，张贴在省城内外的大街小巷。法国人听说后，请求质问主事者。

同治元年，江西巡抚被召回朝廷，接任的是沈葆桢，他还未到任，督粮道李桓（字黻堂，观察使，恭亲王之子）当时刚升任布政使代理巡抚事务，便以“五日京兆”（指任职短暂，无意久留）为由推辞。等到沈葆桢到任，李桓没有当面拜见就离开了。于是传教士更加失望，而当时正值南昌府试的期限，学政巡视也到了。

二月十七日，我在郡署校阅试卷，傍晚时分，南昌知府王必达（字霞轩）和南昌知县孙家铎（字雪筠）急忙跑来告诉我：“刚才看到外面的揭帖，约定明天中午拆毁天主堂，如果传教士激愤生变，不仅地方官不便，就连委员也不便。”我说：“那该怎么办？”两人说：“夏廷检讨主讲豫章书院，虽然没有参与谋划，但可以制止他。”我说：“夏廷检讨整天饮酒，闭门谢客，只有我的儿子认识他家的几个晚辈，请去查看一下。”

回到寓所，叫儿子骑马急速前往，刚出门，罗安当的间谍就到了，报告说：“育婴堂已被主人占据，幸好没有伤亡，现在正急速逃出抚州门，但是女婴已经失去控制，即将到达城外的教堂，不知道能否保全。”我于是借了张令的轿子急速赶往郡署，两位知县都在那里，于是返回快子巷，除了育婴堂被毁外，又拆毁了从教者的店屋民房数十间，刚过初更城门就关闭了。

回去报告巡抚，巡抚叹息说：“西方人对我们逞强已久，没想到我们的百姓借此机会报复。虽然如此，办理不善的罪责，我们自行承担，希望不要按缉捕论处。”于是据实上报，自请严厉议处，而地方官及接待传教士的委员都没有被牵连。

十八日，再次毁坏了法国城外旧的天主堂，又毁坏了传教士坐船一只，都是在夜里毁坏的。罗安当逃跑出来时，与方安之分道而行。方安之到了瑞州，罗安当到了抚州，中途在从教的陈姓人家宅邸休息。这一天，我探得城内及城外散失的女婴共二十余人，都在南昌的荏港与进贤交界的地方。原来是传教士的间谍告诉他们的。

我把这话告诉孙雪筠说：“女婴在荏港，有乳母带领，将送往抚州该洋人的育婴会中。但是省城事端已起，沿途都以驱逐天主教为名，如果女婴被他们带走，固然没有罪过，但恐怕传教士会借此借口。”孙雪筠于是选派可靠的差役，从荏港截回，逐一点验，连同乳母共二十七人，用船送入抚州。果然有南昌、进贤两界的居民，因为搜捕罗安当未果，连劫陈姓数家。罗安当逃入浔阳，由浔阳到上海，于是到达总理衙门。

不久，恭亲王函致巡抚，意图仍照旧例赔偿结案，议定以五千两赔偿其教堂、育婴堂及酌情补贴从教者被毁的房屋。巡抚委派我前往浔阳商议，而罗安当听说委员将至，躲避到上海。由上海总领事控诉法国政府，惊动京城公使来文内称：“连年各处损失及现在省城、进贤两处房屋、器具、经典等项，共计估值七万两。”又想索取抚州门外的丁家山及九江西门外的琵琶亭空地，以备该国传教士随时建造房屋、教堂、坟茔之用，交给罗安当管理。由总理衙门咨文备案。

过了一年，罗安当、方安之又乘船到省城理论，刚停泊在滕王阁下，看见河边竖立一大旗，禁止法国人入城，随即有抛击砖石飞中其船。开始解缆下行，巡抚派员前往谕示迅速前往浔阳，由九江关督会商办理，那人这才稍稍收敛。最终以二万两银子议结完案。又索取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亩，即是美国界外的余址。法国人在浔阳既无贸易，也无领事，却以传教兴风作浪，占立马头余地。所以英、美两国商人也暗中忌恨他们，说他们是不商不贾的游民，都是约中游历二字启发的。

译正当教堂事件爆发时，江西的绅士们因为揭帖和公檄互相号召，于是成为了拆毁教堂者的借口，大家因此惊恐不安。后来听说江西巡抚处理此案，不株连绅士，也不牵涉地方官员，于是由检讨夏廷呈送一包骨殖、一个铜管、一盒血膏，当面向江西巡抚声称：骨殖是从该洋人教堂院中挖出的，铜管是取眼珠所用的工具，血膏是由婴儿的精髓混合而成。巡抚认为这些话荒诞不经，也没有根据，便下发给南昌府县查办。经过南昌、新建两县按照蒸检法检验，那些骨殖并没有伤痕，铜管和血膏似乎是外洋之物，也不清楚它们的用途。因此详细禀报说：奉命查办的这些物品，虽然绅士们并非确实亲眼所见，但地方官员确实事先有所耳闻。除了骨殖已经验明，无需再议外，那铜管和血膏究竟是否外洋所用，无从辨认，一旦传播开来，便会骇人听闻，似乎也不是无风起浪。应将原件上缴呈报，请求立即函告总理衙门，转而向驻京法国公使查问，函告来江西，以消除绅士和百姓的疑虑，以增进中外和睦等情。由江西巡抚函行在案。后来此案仍然按照赔款议结，事情便平息了。

楚地反对天主教的公檄既已发出，法国传教士与江西的情况先后同时到来，于是湖南的长沙、湘潭等县起而攻击他们。江西拆毁教堂，是在同治元年二月间，而楚地湘潭的事件也在此时过后一个月发生。有位江西南丰的编修吴嘉善，从楚地踉跄归来，路过省城，寄宿在夏检讨的宅第。当时检讨夏竹林正为江西的事情担忧，听说编修从楚地回来，便询问楚地的情况，吴嘉善自称他侨居在楚地，恰逢教堂案件发生，波及了数十家信奉天主教的人。这位编修因为熟悉西洋绘画，传授了照镜点水的技法，嬉戏成为常态。一天突然遇到数百人气势汹汹地闯入，说他是天主教徒，要抓他。他想辩解来不及，便毁坏墙壁逃跑，而寓所已经被抢劫一空。夏检讨的侄子某位大令跑来告诉我，我说：“如今士大夫中信奉天主教的难道少吗？这大概是某编修的托词罢了。”大令说：“请试一试。”于是请编修传授他的绘画技法，一天间传写了几幅画像，必须画得惟妙惟肖，这才相信他的话不假。传闻楚地事发，地方官员被弹劾革职，限期严缉，但邸报记载不全。只有这一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令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办理一折。先前据该衙门奏称，天主教原本以劝人行善为本，因此降旨令地方官妥为办理。现在据该衙门奏称，各省地方官在奉文后未尽认真妥办等语，着令该督抚转饬地方官依照此次所奏，于交涉教民事务务必迅速持平办理，不得心存偏重，以显示一视同仁之意。折内所请各节，都着依议执行。”钦此。查此奏章正在江楚毁教之后，怀疑即是该教士控诉入京，由该国公使照会云云。过了一年总理衙门照抄法国照会，函行江省，见中间所涉及的皆是江楚两省的案件，又一并索要楚地赔款三万两。湘潭等县革职勒缉，也一同载在照会中。同一公文而分别函知江楚两地，后来楚地如何议结，未见明文。至于江省查办此案，巡抚不激不随，方伯也因楚地事件的嫌疑，表面推谢而暗中持重，大概算是持平办理了吧。

查法国天主教的害人之处，都见于魏默深《海国图志》所载，以及黄冈吴德芝所记，详细记载在第二卷中。我阅读《楚南公檄》，说它收养婴儿是为了采生拆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必须过了天癸之期，才允许出嫁，而红丸被其摄取，炼入丹药中，可以恣意淫欲，资助长生。又说黑夜传教，所投妇女的丸药，大都是春药，能令女子反求男子，所以它的法术久而不泄。偶尔有泄露其法术的人，让妇人带回去试验，立即验证，但都没有左证。至于江西的绅士送到的铜管血膏，尤其涉及暧昧。而揭帖中说，毁堂之后，皆目瞪口呆，不省人事，放出的女婴，都是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实在是无稽之妄语。我的朋友孙雪筠截回会中二十七人，逐一点验，其中十岁上下的，尚能叙述其籍贯姓氏，而且也没有一人诉称教民害己，不愿入会的，由此可见。只是我初在快子巷查得女婴十三人，都是自五六岁至十岁上下的，询问所养的小儿及女婴中在襁褓中的，则称都托付乳婆带回家中。又询问这些女婴从何而来，则称断乳之后才送入堂中。询问男婴难道没有断乳而稍长的，为什么堂中不见一人，该教士词穷，称已赎回，或称送入塾中读书，都是支吾其词。城外的旧天主堂，我起初查并无收养的婴孩，后听说从饶州带来女婴十余人，查验与城外所收养的年纪大略相同，则该教士所说断乳之后送入堂中的话，也近似事实。只是会中不收男婴而收女婴，又男婴长成者不闻设有义学，而女婴长成者必欲收入会中。而且快子巷收养女婴仅

译十三人中，查问其照管的妇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占一半，这其中的行迹种种可疑。当时那位教士又对我说，瑞州高安有女婴已经被赎回，后来因为选择配偶不遵守教条，导致两姓涉讼，请求代为禀告大府，迅速命令瑞州府审结。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让他写呈文代为转达，呈文中说高安有育婴会，是交给本地信奉天主教的胡姓掌管，已经历多年。十年前有高安吴姓秀才将女儿送入会中，等到女儿长大前来取赎，当时商议支付会中哺乳费用二十千文，付过一半，便将此女领回。只是该会的规矩，凡是女婴被人赎回，必须在会中订立契约写明，此女长大后仍由教士作主指配，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不得在教外自行择配。现在吴姓领回的女儿，胡姓是会中首事，想为她指配该族教内之人，而吴姓坚持认为已经赎回，回应听任自行择配。两姓发生口角，于是互相控告到县里，由县里报到府里，现在尚未审结等语。我本来知道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不用分辨就明白，请求转饬瑞州府公平断结。不久据府中传集双方供词，与该教士所呈大致相同，只是吴姓坚持认为女口赎回后应听任自行择配，而且一向不崇信天主教，不愿与教内人结婚。胡姓无法反驳，于是由府中断结，命令吴姓补出十千文交给胡姓收领，胡姓代为择配的提议应当不予考虑。取得双方遵依的具结，由该府详请销案。哪料教堂案件兴起，方安之避入瑞州，又咬住胡姓翻案控告，至今未结。当该教士呈请的时候，我曾质问说，收养的女儿应当指配教内人，那么江省哪里能有信奉天主教相当的男女？又怎么能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原因，逼迫她们远嫁异域？该教士笑着说：江省哪个县哪个乡没有我国教中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吗？不久据瑞郡来信称，胡姓呈送多年前的卷宗，该族皈依教法实际上始于明朝末年，那么该教的流行由来已久，一旦明目张胆，倚仗有后台支持，适宜其祸患相继不断。

译关于设法办理教堂一案的奏疏，同治元年十二月。

沈葆桢

我私下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传发的谕旨，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江西教堂一案长期悬而未决，请求命令妥善迅速办理，并将照会等文件抄录呈览的奏折，命令沈葆桢仔细斟酌核实，迅速回复奏报等语，钦此。我当即督同司道官员，邀请聚集公正的绅士，将抄发的照会等文件，都命令他们共同阅览，嘱咐他们各自晓谕士人百姓，仰体国家怀柔远方的心意，消除小忿以成就大信，务必消除猜忌嫌隙，长久缔结和好。所议定的条款必须一一照办。各位官员绅士深明事理，并无异议。然而传话刚过几天，通衢大道处所就到处张贴着扑灭异端邪教的公开信。据南康、新建两县揭发呈报上来，怨恨愤怒的言辞，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我一方面命令县衙严密查拿，一方面传唤质问绅士。据他们称，奉到谕旨后即遍告各位亲友，有的用义理晓谕，有的用利害恐吓，听者无不顺从，都说全省自有公论，我们只知道从众罢了。近来喧传揭帖，各位绅士都有见闻，然而不能查出是谁撰写的。我又质问夏子春、徐士章是何人，据称绅士中确实没有这两个名字。但江西这个姓氏很少，既然照会中指为控诉唆使之人，那么各衙门自有案卷可查，不难追究研究。于是遍查我以及司、道、府、县各衙门，并无此二人的控诉词，而教堂一案也未曾有人具状控诉。我只得命令绅士再行逐一向士民晓谕，如果士民等人另有实在冤屈，允许他们联名呈递诉状，意思是既然有了主名，便有操纵把握。然而数月并无一人呈诉，只有匿名揭帖越贴越多。此处揭去，他处又贴，讲理劝谕、势禁威慑均无从下手。我访闻街谈巷议，都说官员借外国威逼，小民人心汹汹，深恐再次激成变故。于是密派亲信亲友假扮外地客商，在茶坊酒肆中托为邂逅闲谈，趁其不意与之反复辩论，希望他们逐渐开导觉悟，兼可访出首倡之人。然而察其所记录的问答之词，则满腹疑团，始终不能释怀，人言藉藉，众口一词。我认为此案必须使民间毫无猜疑，而后教士重新到省城，才可以安心传教。如果只由我们含糊答应，将来必大起衅端，即使法国公使也预料事势必然如此，所以照会第一条，就有仍蹈前辙，只问各该省督抚之语。两国既然敦睦和好，我们与该教士也休戚相关，如果不早策万全，导致后来有不忍言之事，我们受从重惩处，固然分所应得，但对已经吃亏的该教士有何补益？就像今年二月间，何尝没有委员防护，兵役弹压，然而众怒难犯，势如潮涌，谁能抵御？所以再三熟商，数月不能定议。私下认为传教与用兵不同，用兵则用力屈人，传教则以心服人，人何以服？相信他则服从他。人何以相信？示之以可信，则相信他了。就像佛教来自西藏，当其初入中国，谁相信它？现在则士大夫以至愚夫愚妇，都相信它了。即使天主教行于上海等处，民众趋之若不及，而江西湖南突然有此变故，并非江西湖南好与法国为难。上海等处时间较久，民众确实见其可信，故不强之信而自信。江西湖南时间甚暂，民众未知其可信，故迫求其信而愈不信。如果传教士逐渐示之以可信，不强求立即相信，久而久之，断无不信之理。古人有言说：“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该教士既以传教为己任，必定学识深远，洞晓人情，定以斯言为不错。查江西前案与湖南、贵州颇不相同，当滋事之时，教士教民已经他往，并无受伤受辱之人。该教士一向以爱人如己，宽恕不报为怀，当必不以此为芥蒂。教堂本来狭小，民居所值无几，该教士尚且肯舍其家属资产而来，教民又都好善乐施，也断不以此为吝惜。揣度该教士之心，只以劝人为善，反遭不白之冤，若罪无所归，恐为他国所轻视。我拟由官府筹措五千金，等到罗教士抵达九江时，解与九江道妥交，作为赔修之费。但凡百姓愿卖之地，任凭罗教土自择建造，以壮观瞻。至于我防范既疏，又复调停乏术，致使中外大局几起衅端，仍请旨将我交部严加议处，似乎可以保全该教士之体面，而使其心服。该教士从此可曲顺舆情，因势利导，由近及远，自易及难，那些一时未能立即相信的人，不要与之较量，教民倚恃结怨的，晓谕禁止，不要听信一偏之词，致开嫌隙，使百姓欣然相告说：“那教派爱人如己，确实如此；那教派宽恕不报，确实如此。”有不从之，恐后哉？所以说：“逐渐示之以可信，不强求立即相信，久而久之断无不信的。”如果说以兵威慑服，期望在旦夕之间收效

译那么，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不应被剥夺志向，万众一心，背水一战，一切听凭上天安排，胜负哪有定数？劝人向善的人，应当不会提出这种建议。是否可行？请命令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告知该教士遵照办理。

译皖南民心稍为安定，外国教士屡次请求洗雪冤屈，并拟定了关于目前办理情形的奏疏。光绪二年。

沈葆桢

皖南民心稍为安定后，外国教士多次写信给地方官员进行辩驳。经由皖南道、上海道先后抄录寄送前来，无非是请求洗雪黄之绅受到惩处、何渚遭受横加指责、文武官员庇护不力等冤屈。所搜集的内容大半多是教民单方面的说辞。诉讼自有固定的章程，不是教士应当干预的。然而其中陈述的情节较重的有四条，无论虚实都不能不详细查究。

第一条说：大孙村教堂是在闰五月二十五日被焚烧劫掠，除了河南吴老先生外，又有白会清先生遭受酷刑被杀。经查，白会清与陈ㄠ哥躲避在芜湖教堂，已经到案，那么此前传闻的错误，教士自己也是知道的。

第二条说：何渚砍下童子的四肢藏在石灰里，作为虚控的资本。又说：被杀的童子是教外刘某的儿子，年仅两岁，是黄司铎托人抚养的。根据建平县禀报，黄之绅收养的孩子名叫福林，一向交给刘吴氏抚养。何渚将教堂妇女送往县城时，刘吴氏带着福林来到城里。后来刘吴氏前往金陵候审，将福林交给土民周启源。卑职回到建平时，又命令周启源将福林抱来查验，戴贞姑、刘三姐、郑ㄠ姐姐亲眼见到。那么何渚砍下童子四肢也是传闻的错误了。

第三条说：何渚前往宣城县大孙村杀害守堂的吴老先生。又说：将宣城大孙村教堂的司事吴全章杀死。经查，吴全章既然说是司事，又是守堂，那么孙村的邻居保甲必定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见过。然而根据宣城县禀报，派人前往孙村，命令仵作在灰烬中查检，并没有可以查验的骨殖。提审董保以及在教民众一致称堂内的人早已逃避，并没有杀人毁尸的事情。臣因为人命至重，洋教士既然言之凿凿，命令再严密查访吴全章是否实有其人，户籍隶属哪个省份，存亡下落，据实禀报，不准一字含糊。不久据禀报称，访到有吃教的陈天和与某妻宋氏知晓孙村打堂的情形，随即亲自前往孙村查传陈添和、陈宋氏审讯。据供称：闰五月二十二日晚，吴全章来到村里，声称他因为欧村教堂被打逃来躲避，住在堂内。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打堂，吴全章住在楼上，因为年老走避不及，被杀。房屋既然被焚，尸体也遭到毁坏。随即命令指定尸体所在，搜掘零屋尸骨，查验封存存储。等等情况，臣因为前后所禀大相径庭，命令提审陈添和夫妇以及该县案卷尸骨前来。不久经司道审讯，据陈添和供称：闰五月二十三大早，小的就去车水，吴老头子被杀了。是女人对小的说的。据陈宋氏供称：本年闰五月二十三傍晚，有一个老头子身穿月白夏布大衫，在门口闲

译南方客民必定知晓此事。于是他们都出具切结保证，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这就可以结案了。第四件事是：泰西人伏司铎的棺材被肆意劈开，尸骸被抛弃，查此事确属实情，经宣城县查验，棺盖被撬开，但棺材并未损坏，于是督同当地教友用二丈四尺洋布将尸骨包裹好，装入原棺。动手开棺的罪犯无法确指，应当定罪于为首之人，这就是胡秀山之所以不能不正法的原因。臣私下认为，教民和客民无非都是天朝的百姓，他们行善应当一体劝勉，他们作恶应当一体惩罚。宗教不同，也不自泰西开始，民间与僧道很少听说有不和睦的，因为没有争胜对立之心，所以习惯之后便相忘于无形。教民良莠不齐，倘若教士只听教民的话，地方官又只听教士的话，那么厚待教士和教民的做法，就是害教士和教民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众怒难犯，变故难以预测，地方官自顾不暇，还能拿教士和教民怎么办？人都有良知，就像水东教堂的陈先生，是教民；闵香山，是客民；翟厚培，是土民。按理说他们应该各不相顾。然而胡秀山等人想杀陈先生，闵香山为他求情，翟厚培为他垫付费用，不过是知道陈先生向来不害人罢了。那么教民之间和睦与否，就看这些人了。臣审讯办理此案，如果稍存偏袒之心，明有国法，暗有天谴。恳请饬令总理衙门，将臣的一折两片以及各供结录送法国驻京公使，请求他劝谕各教士，极力秉持与人为善之心。凡是信教的人，等待他们自来，不要强迫别人接受他们不了解的东西，并晓谕各教民，不损害别人正是利于自己，这样或许中外和睦，上下蒙福。臣从前与法国公使来往的函稿一并录呈总理衙门，听候斟酌决定，就近与法国公使商办，以杜绝后患。再附片陈明。

译致各国大臣的信，附带商办传教章程八条。同治十年，总理衙门王大臣

自中外通商以来，所订立的条约，原本期望有利无弊，彼此相安，长久不变。然而查看近年，虽有条约，非但不能施行于将来，即使目前也有难以安定的态势。其中通商一事，尚称平顺，可以避免争端，唯独传教的流弊，有不可胜言之处。按传教的本意，原为劝人为善，而天主教与中国民心，大为抵触，为什么呢？大概是办法未能合宜，才导致如此。应当急切寻求妥善的方法挽回并补救，这样才能对各国和好的大局与各国通商的大局没有妨碍。传天主教士所到的地方，往往与百姓不合，所以历年来各种案件，颇有不能相容之处，贵大臣应当也早就知道了。天主教初来中国时，名叫西儒，起初入教的人不无安分守己之人，而自换约之后，大为不然，于是将劝人为善的教义，华人都轻视它，而存有不服之心。加上入教者倚仗势力欺压百姓，于是不服之心，牢固结下而不可解开。等到民教相争，酿成案件，地方官理应查办，而教士又出来庇护他们，教民借此藐视官长，民心更加不服。况且在中国有事之时，凡是一切罪人讼棍，都以教中为逃避之所，从中生乱，百姓起初抱怨，继而结恨，最终将成为仇敌。各处百姓，不问天生耶稣有无区别，而都指为天主教。不知西洋各国疆界有分，而一概视为外国人。祸端一起，凡驻居中国的西人，所在皆为危境，即使安居于无恐的省份，百姓也闻而生疑，疑心甚而忌心生焉。根据这种情况，安有不激而生变者呢？究其实，教非一教，国各一国，即使告者谆谆，难必听者不藐视。本王大臣任事十年，日夜焦劳，不料今年天津之案，果然变生仓猝，来不及防备了。该处地方官查获正凶，并首受戮，以及赔偿抚恤各件，虽云办理尚妥，而心中总未释然，皆因民教不安，必至滋事。成案以后，仅照此案为成例，恐怕办法愈办而愈难，亦祸端愈多而烈也，岂得相安无事乎？总之各省教案虽因百姓积怨而成，实由教民相逼迫处此耳。各省一切案件，地方官办理固未尽善，未尝不由中西各国办事大员明知民意未能融洽，不早为立法挽回，一旦事出不测外国只求满其所欲而人心服与不服不暇顾问全属以力为强而中国地方官无法可施只图敷衍了事暂顾目前不思久远之计即或与外国熟计深思筹商善后之策非不肯平心论事而万以为不可行者强为劝勉反为阻滞此岂代两国诚心办事之人哉？今本王大臣通观全局甚欲中外永远和好先必妥筹善法因思泰西各国彼此均有教士互居其地其所以能久远相安者非处置得宜曷克臻此？故传教与习教者行事无碍也。以本王大臣所闻不论何国教士住居某国即以某国之法律风俗是遵从无自立门户者若抗违国法官令僭越权柄以及损人名节有害人民使人疑而生怒种种不法之事皆有严禁以治之。即如在中国立堂传教必先令本地士民悦而不怨信而无疑方可辨理自然彼此久安何得折堂毁教乎？而传教人又将分内所行之事一一宣教于众人之前实无有与教相反者更不为习教人所指使擅预地方公事以势压人招绅民之怨到处教士皆能如此则百姓可与之久安官员亦易于保护矣。近观在中国传教者所为实与本王大臣所闻各节大不相同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主者似此而欲久安官民不同心怨恨岂易解乎？本王大臣思患预防惟恐津案已结各处教民闻之必以津案为口实而反气焰凌人平民不怨毒更甚乎？一旦发泄而成巨案地方官办理不下督抚亦无可如何即总理衙门有力难施倘将中国百姓同心变乱我大皇帝遣将命师万不能胥中国之民而悉诛之众怒已成谁肯束手待毙？及至事难挽救再欲中外和好保全大局彼此均无能为役得不归究于中外各国办事之大员乎？且无论中何国必以得民心为要民心未得以势迫之定必生变国家政令虽严亦难望其遵行不怠也中外办事大员身当其任补救无方忍置中国与各国商民同溺患难之中

译若不思考用善法来维持，后来一切公事将万难办理。本王大臣想要顾全各国和好的大局，力求补救的方法，特意拟定章程八条，一并抄送贵大臣查阅。除了致信各国大臣外，特此详细陈述，希望贵大臣体谅并明察。

译关于教会所设立的育婴堂，向来未曾向官府申报立案，却收养幼童，其中情况难以共同说明，因此酿成猜疑的事例时有发生，为何不将外国的育婴堂予以裁撤，以免招致非议？如果一定要设立育婴堂，只应收养信奉教义且无人抚养的孩童，但也必须向官府申报立案，注明何时收养、何人准于何时领回，并允许无子嗣者具结取保抱养为子，这样才显得真实可靠。至于教会之外的幼童，应当由中国督抚命令各属地方的官员选派绅士董事自行收养，中外各自行善，自然能免除猜疑。查考中国育婴堂的惯例，幼童出入必须将来历申报清楚，地方官到堂后，其家属准来看视，或待其长成后，或无子者准其具保抱养作为嗣子，或仍准其家属到堂领回，无论属于何种教派，仍归本教堂中，也善于抚育，足以成为善举之一端。听说各国在本国设立育婴堂，其办理方式与中国大致相同，唯独在中国所设的外国育婴堂收养幼童，不问来历，不肯报官，到堂后其他人不得抱养，其家属不准领回，且不许亲人来看，这样怎能不使百姓产生猜疑？就像天津教案中妄传挖眼剖心，曾经上奏说明并无此事，但民心至今疑虑未消，所以能够钳制其口，却万万不能使其心服，难道希望将来不再因猜疑而生事端吗？果真能将外国育婴堂全部撤回，仍归本国设立，凡是中国的幼童，无论是否信奉教义，都归其收养，中国各省办理此类善事不可胜数，何必让西方人越俎代庖，致使善举引发疑团？因此这件事不如各行其善，实在对双方都有利。

一、各教堂内，凡是中国的妇女一概不准进入教堂，即使是外国女修士也不准在中国传教，这是为了严明规矩而避免人的猜疑议论。查考中国向来以名节廉耻为重，男女分住，不相交接，礼节极为严肃。天主教开禁以来，妇女进入教堂，男女不分，各处教堂习以为常，难怪百姓轻视传教，且怀疑有淫乱之事。

一、传教士居住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其不可违背国家的法律和命令，僭越权能，以及败坏人名节，凌辱百姓，使人多疑而触犯众怒。如果毁及中国的圣教，公愤难容。各传教士都应归地方官约束。至于中国教民的一切事务，与平民没有区别。凡是演戏赛会，自然应当照常，免除摊派钱文，而应有的差役和地方公事，不得藉口推诿。至于应当缴纳给官府的赋税，应当缴纳给业主的租项，更不准仗势拖欠。外国传教士不可包揽抗命，遇到民教交涉的诉讼案件，听凭地方官公正审理。传教士不得插手帮讼，如果原告被告中有教民在内，不准隐匿不到，致使案件中的人拖累不休。倘若传教士干预诉讼，地方官将请托的原函禀呈督抚，咨报本衙门，将该传教士撤回本国。而教民如果有户婚田土诉讼，擅自敢央求传教士出面说情的，地方官从严究办。查考中国尊崇儒教，以释道两教为例，喇嘛原本不是中国人，却无不敬守中国法令，凡是是非曲直，听凭官府办理。听说外国传教士居住在各国，国家的法律和风俗处处遵行，从不自立门户，违背国法，背离公令，僭越权能揽权，或污人名节，虐待平民，致使人怀疑而触犯众怒。传教士既然来中国传教，自应归地方官约束，竟然有骄矜自大，藐视官长的，实在不是自爱。而习教者本是中国百姓，更应守本分，与平民一律。况且教民在乡城都有邻里乡亲，更应彼此和睦。然而遇到地方公事与公举各事，辄敢仗恃教义免除摊派，自待已薄，何怪人都轻视他们。更有抗粮拒捕，辱官虐民等事传教士不知底细，反被刁恶教民所惑，包庇不肯送官究治。于是有犯重罪投入教中而求保护的，且各省教民结讼，竟然有外国传教士出头干预诉讼。如四川教民妇女骗赖平民租项，反而戳伤平民致死，法国主教竟然行文说情，教民妇女竟不抵罪，四川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贵州入教者遇到诉讼，自称教民作为护符，恶迹可知。况且各省民间互相结婚入教者，必令不入教者退亲，或父兄入教必指责不入教的子弟，出忤呈控到官，传教士袒护各种情事，怎能免除人的怨恨？

一、中国人外国人居住邻近，用法两无所偏。若遇命案应当抵偿的，中国人照中国律例，外国人照西方律例，以服民心。无论中外，办案应当就本案定罪，不得在办罪之外另议赔偿，且不得在本犯之外任意牵连无辜。绅商受累，而地方官员遇到民教交涉的案件，或是平民欺侮入教者，按照所犯之事拟罪；或是入教者欺侮平民，也按照所犯之事拟罪，都应当公平允当。如果习教者行为不法，被地方官访闻或被人告发，自然应当照例逮捕办理。传教士都不得包庇隐匿，如果有庇匿不到案的，先将犯法者照例究办，

译仍将庇护藏匿、抗拒传教的教士与犯人同等处理，或者将教士撤回本国。查同治六年四川殴毙教士冯弼乐一案，已经抓获冉老五并正法。有梅教士硬说是绅士主使，逼迫勒索赔银八万两，这本来是无知贫民闹事，等到激化成大案，反而逼迫安分守己的绅富赔银，这种情况导致怨恨极深。又查同治八年四川殴毙教士李国案，确实是由教民逼迫平民退婚引发祸端，经李中堂和崇将军会办，已将主犯何彩正法，刘幅判处绞刑，而教民杀害平民以及历年奸淫掠夺、焚烧杀戮的首恶教民王学鼎、张添和等人，虽然已议定罪名，却始终未能到案。其司铎覃辅臣纠集众人杀害团民赵永林等二百余人，梅教士声称已前往海外无法查办，四川百姓更加愤怒。

译一、法国传教士前往哪个省份传教？在所持的执照内必须详细注明某省某府。执照内指定在某省传教，不得暗中前往其他省份，并注明由某人收执，不准转交给他人。该教士经过关卡时，所有应纳税的货物，不得私自携带企图偷漏。等到抵达某省某府，应将所持执照立即呈交地方官衙门查验。如果查验发现人与地点不符，或者私自授予中国教民顶替冒名，除了将原执照注销外，如果查出有私下买卖、收受以及不法等行为，定将顶替的教民严厉追究，仍将教士驱逐回国。凡是执照内教士的姓名以汉字为准，各地容易辨认。如果教士回国、病故或改行，理应缴销执照。至于各省有叛逆的地方，领照之人不准前往。将来如果有教士申请执照前往的省份，经查是军务所在的省份，即将执照一概停止发放，这是为了表明深切保护的本意。在贵州查办教案中，名为赵的教士所领执照并未在花名册内注明。后来德国翻译来函，据称查得洋文册内有一位被伤害致死的赵司铎，是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领取执照的瑞勒思，就是这个人，误写为赵姓等等。又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百二十五号的瑞勒思是前往四川的，而贵州护照簿内确实没有赵姓，也没有瑞勒思。像这样传教省份与教士姓名前后互相矛盾，怎么能取信于人而加以保护？又如在教士林辅臣杀死俄国人的案件中，林辅臣先前充当教士，又在市馆中服役，而原执照竟然没有收回，或者私下转给他人，或者遗落给他人。这不仅难免冒充的弊端，而且恐怕落入逆贼之手，那么国家受害极大，也大大损害教会的体面。

一、传教士本是劝人为善，应当在收人入教之前，仔细查访此人有无作恶犯罪之事，应当收受的才收，不应当收受的则拒绝。应当按照中国所有庙宇知会地方保甲登记在册的惯例，便于查核。例如收一人，必须分别立限，呈报地方官，说明在何年月日进教，是哪里人，向来从事什么职业，确实没有犯罪更名，以便查考。如果此人外出，或病故，都应当上报说明。此人进教时本无罪恶，进教后行为不法，随即逐出教外，也要一并呈报。按月按季汇总登记总册，呈送地方官备查。地方官如果按照查勘庵庙寺院的惯例，按月按季前往稽查，那么教民就不会有污点，而百姓与教民都能各自安宁。查同治五年贵州巡抚案报，贵定县的冉石保等人先前曾跟随贼寇，后来入教；百姓袁玉相、夏正兴在团练中借教会的声势，纠集众人杀害王江保、左寅寿二人，重伤三人，将他们家的财物什物、牛马抢劫一空。又查同治八年贵州巡抚案报，遵阳县公禀内有宋玉山、唐神仙、谭元帅、�元渊等人先前曾跟随贼寇接受伪职，后来入教扰乱侵害乡民，此类人不可胜计。又有杨希伯、刘开文、赵小明、霍闻九、赵文庵等人，都是遵属向来不安分的人，一同入教，在教堂担任执事，乡间愚民被他们敲诈勒索，孤弱之人受他们欺凌，出入衙门干预诉讼。如果教民涉讼审理不实，杨希伯等人率领众多教民闹入县衙，强迫县官重新判决。教民被官府管押，就用外国教士的名帖强行请求释放。其他如强占他人的妻女财产以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

一、外国教士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规矩，不可干名犯义，擅自使用关防印信在大小衙门送递照会。如果有自身应诉的案件，且与其他诉讼无关的，准许按照中国儒教士子的惯例，撰写禀帖呈明地方官核办。如果想要晋见中国大官，也与中国人见大官的惯例相同，其见地方各官，也与此例相同，但必须相见以礼，不许扰乱公堂，有失体统。查同治六年成都将军咨报，法国有洪主教，移文四川省局官员，擅自使用关防。同治七年，本衙门收到贵州主教华理禄照会一件，擅自由提塘官驿递送，并且保举前任道员多文等人，请求给予优厚奖赏。山东传教士有擅自称抚之事，四川、贵州教士因为教案而有请求撤换地方官的说法，这是侵犯官吏的权力，事情已经难以宽恕，甚至侵犯国家的权力，情状实在难以容忍。像这样无理到了极点，怎能不激起众人的愤怒。

一、此后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以免引起所有教中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时，应当与公正的原业主在该管地方官处呈报查明对风水有无妨碍，即使地方官核准，尤其必须本地民众众口同声无怨无恶，才可以按照同治四年定章在契约上注明是中国教民公共的产业，不可假托他人买产成交，更不得听信奸民蒙骗私自买卖成交。查传教士久居中国，本想彼此相合，中国人无所忿恨，自然所到之处都适宜。近来教中一切行为多导致中国民心不服，就像查还教堂这一节，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阻碍，强行命令归还，甚至绅士百姓

译有那些高门大户，被硬说成是当年教堂强迫民间让还的房产；还有那些关乎体制的地方，以及会馆公所、庵堂等全境士绅百姓最为尊崇重视的场所，都被任意索取抵作教堂。况且各省的房屋即使确实属于当年的教堂，但年代久远，有的已被教民卖给民间，辗转转手卖给多人，重新修缮的费用极其巨大，而教士分文不出，却逼迫让还，这种情况怎能不使百姓怒目而视，视教士为仇敌，从而激发生变？以上列举的各点不过是大概而言，足以证明传教士行为不当，导致民教不安。好比有病请医生，诊断病情后开药，急切希望有益无害，不至于因为传教一事而损害中外友好的大局。推而广之，各省此类案件还很多，来不及一一列举。总之，人有善恶，惩治恶人就是为了劝勉善人，就像如果不严办奸商舞弊，公正的商人必然受其牵连。教士传教不问善恶，招揽他们来，一旦入教，不善之人必定凭借教势欺压良民，甚至抗拒官府，众怒已经形成，将会使中国百姓像天津百姓那样痛恨洋人，到那时即使国家政令严厉，也难以挽救，岂不是极其危险吗？现在拟定各条规定，中国自会竭力保护，不失宽厚和睦之道，而教士如果能切实奉行，自然可以相安无事。倘若认为这些规定对教士不便，不符合教规，那就请回国传教吧。中国的教民，中国一定与未入教者一视同仁，没有厚此薄彼，这并不是不准教士在中国传教，实在是因为教士不能安守本分，被不肖教民所迷惑，势必激起众怒，导致决裂的局面。然而与其等到临时无可挽回，不如及早筹划防范更为妥当。

译禀复处理民教案件

我于五月二十七日奉宪台札文称：光绪六年五月初十日接到法国李领事官信函，内容如下等语，奉此遵查。

本县民风粗犷强悍，械斗成风，从前大姓吞并小姓，强势房族蚕食弱势房族，是常有的事。当时外有海疆不宁，内有红匪围攻，地方官商议剿匪防务，日不暇给，加之习俗长久疲敝，纲纪不振，因此政教衰败，大家相率因循守旧。洋人因和议已定，来县传教，初到之时，弱势百姓无处控诉，于是便跟随他们习教，希望得到保护。教士偶尔见到不平之事，代为伸冤，地方官查明确实合乎情理，也有听从其嘱托，立即查办的。于是民众争相趋附，人数众多。

等到同治七年，奉派方镇到县办理匪患，械斗之风逐渐停止，民心稍安。此时漏网的正凶、著名的积匪，于是相继入教，以此作为护身符。起初借教士之势，聚集逃犯；继而寻找平日的仇怨，肆意挑起争讼；最终勾结不法之徒，抢夺囚犯、殴打差役，横行乡里，甚至认为一旦入教，官府不得拘捕责打。朝廷免征钱粮，霸占民田房屋，赖欠钱债，百姓控告教民则拘传不到，教民控告百姓则挟制忿争，偶尔违背其心意，教士便粉饰言辞上诉。州县畏惧纠察，于是遇事包容，多方迁就，以致民怨积聚，视教民如仇敌。知道控诉徒劳无功，便激化为斗殴抢劫；知道官府终究庇护，便酿成擅自杀人。这是想要庇护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想要保全他们却反而杀了他们。

因此，赓陛上任以来，一方面恳切晓谕，说天主、稣耶等教不过与佛、道相同，佛、道也来自异域，习久则毫不奇怪，僧道虽服饰异于常教，盛世也无所不容。百姓只要修养自身根本，不必惊异于非同类。另一方面延请各教士，告知民间诉讼，无论信教与否，都是我的子民，只问善恶，不分民教。民教诉讼与中外交涉事件不同，中外交涉事件是指两国民众互有争论，我国怀柔远人，屈法原情，特设会讯之旷典；至于民教诉讼，是中国百姓由中国官员办理，固然不可因信教而稍加漠视，也不能因信教而稍废刑章。所以条约明文规定教士不得干预诉讼，确实是我国自有政体，事权不容扰乱，贵国也重视邦交，越权终嫌非分。况且你们传教者如同百姓的老师，而我做县令的则是百姓的父亲。如今子女之间诉讼，在家庭自有严父的劝惩，无需明师陈说。何况父子之情，比师生更亲。一父生二子，必不因是否习教而稍存歧视。人虽异域，道理本同。反复开导，各教士也无话可辩。因此两年间民教诉讼案件，因而不多。

然而县属大溪輋法国教士苏恒礼，先前因正凶庄连喜被抓获，三次写信求情，经赓陛驳斥；接着因叶亚兰抗粮不完，出头包庇，经赧陛谕令局绅按田查粮，不得迁就；又因庄兆兰欠完住房租谷，先私下写信嘱托，经赓陛明白批斥。于是便搜集虚词，上烦宪台听闻。谨备录原案，为宪台详细陈述。

一、咸丰七年，据民人李润蓁等控告：庄连喜、庄连远、庄月明等人与叶姓械斗，强行勒令该族将承耕叶姓的田地归其收租。该族不允，庄月明等人到村里掳人抢牛，经该姓尾随追赶。不料庄姓在范厝凹地方埋伏多人，出来截杀，当场被庄添喜枪杀李丙生，庄连喜枪杀李进兴，庄月明枪杀李亚富等三人。等情报经前县责令差役查办，尸身及被掳之人，均被庄连喜等人聚众持械逐回，不遵查办。历任前令设法缉拿，而庄连喜等人居住在石鼓塘乡，该乡在万山之中，山路崎岖层岩嶂多，派兵役则窜入深山，难以搜捕；少派兵役则聚众拒捕，不服拘拿。又加入天主教，党羽众多，距县约二百余里之遥，即使抓获也被截夺。赓陛到任，察知形势，知道非兵役所能捕拿，随即探得石鼓塘左侧为五云洞彭姓，右侧为书村叶姓，均为强宗大族。若招募其壮丁，前后夹击，其力自足制敌，而且熟习山险，不难责令穷搜，逼近其旁，他们更畏惧报复之能。穷搜则断绝其逃脱之路，畏惧报复则杜绝其抗拒之心，固不同于兵勇之后难为继。于是函告教士，同时招募彭、叶两姓之人，集结千丁，听候调拨。又访得教首庄从禄在内主谋，一面悬赏严拿，使其自顾不暇，无暇代为施设。于是庄连喜、庄添喜好计无施，乃请教士董若翰作书陈请，提审尸亲李初招质讯，供指庄连喜等人下手开枪伤人，情节确凿。而庄连喜等人供称李丙生等三命系在逃

译庄月明致死，庄连喜情愿缉拿庄月明送案对质。已将庄连喜、庄添喜分别押解，暂令交凶，同时命令差役严缉，并函告邻县一体查拿庄月明，务必抓获究办。然而传教士苏恒礼多次来信请求释放，赓陛逐层予以驳斥。随后，苏恒礼又以绅士在外招摇，声称花钱即可释放等语来相威胁，赓陛质问绅士姓名，以便查究。随即据函呈上砂保正兼清粮局书吏庄受海请帖一纸，内称被控一案，敦请罗玉堂、范六合两位先生调解等语。当即提审庄受海查问，据其供称，庄连喜等是其族叔，因被官府拿获，意欲邀请罗、范两生向李家说合私了，情愿许给李家银六百元。岂料发帖后两位绅士不允调处，便作罢论。由此可知，庄受海是听从族叔庄连喜之托，向李家私了，口头许诺虚言，并非局绅在外撞骗。当即对庄受海予以惩责，并革去保正、局书职务，取保严加管束。函内又称，庄连喜一入羁押之所，即花费银一百二十两，张仲固据有一条。当即拘捕张仲固，并提同庄连喜对质讯问。据张仲固认供，一向在县城开设杂货及饭店营生，素与庄连喜熟识。庄连喜被压后，即交有银一百二十余两，嘱咐随时雇人送水饭、打点房差小吏。仅雇送水饭百余天，用去银十余两。书吏、差役等，并无向其需索情事，并将账目呈阅。赓陛当堂命令将余银如数缴出发还，庄连喜等领受。命令此后庄连喜、庄添喜两犯的口粮由署衙发给，不准在外雇送，并详细回复该教士，各在案卷中。由此可知，庄连喜、庄添喜等系被死者亲属李初招等指控为正凶，即据所供推诿为是其侄庄月明致死，而现在庄月明尚未获案讯认，自然不能立即准许开释。这是中国命案的一定制法，与传教毫不相关。谨将赓陛与教士往复议论的函件录呈，均鉴此办理。这就是李初招控告庄连喜命案的始末原委。

译本县的钱粮和民屯米石，每年征收的数额比起定额不过五成，固然因为民风强悍，把抗缴拖欠当作常事。然而自从近年以来，地方逐渐安定，百姓都知道国家赋税事关重大，都已经踊跃主动认纳。只有民屯米的额度，以河田一带为最多，信奉宗教的百姓，在河田一带尤其兴盛。从前一旦入教，图差里甲不敢进入他们的家，而教民扬言入教后可以免除钱粮，愚妄的人就相信这是真的。赓陛到任后，就在河田设立清粮总局，派遣廪生罗象森、监生范鸣高总管此事。一方面明白晓谕，告知钱粮是国家的正税，无论平民还是教民，都应当一体完纳。那些有教民买了田地却没有过户的，立即办理过户立户，照例缴纳，倘若再推延，就和平民一样捉拿究办，不得瞻顾。随即据该局禀报：教民叶茂兰承买叶贻盛等同姓三十一户，杨振坤、李荣特等不同姓三十一户，共六十二户的田粮，除去奉恩豁免的，还积欠折米六十七石零，屯米六十二零，包括地丁屯丁在内，计算应缴银六百余两，既然不过户，又不交粮，请示核办前来。当时赓陛派拨勇役，迅速前往拘拿。不久据备缴银六百两到局收存，恳请一方面查户过户，一方面全部清完。接着据叶茂兰承认过户五十三户，共应缴银三百七十余两，还有承买叶昌兴、叶相兴、李子荆、叶廷岳、李开先、李成林、李传胜、李荣特、李承发等九户的田粮，没有据叶茂兰承认。该局绅士认为根据田地查核钱粮，不容狡赖，勒令一律承认完纳，如果敢推延，就应当按插田以招核实情。如果田多粮少欺瞒隐匿，就应当惩处；如果田数与粮额相符，原银就发还承领。所议原本公正。然而教士苏恒礼到县里代为求情，意在免除查插。赓陛认为根据田地询问赋税，事情极其公正，请求免除插田，显然有情弊。绅士人役夫马工食，都有县里捐发，更没有劳扰的担忧，自然不能徇情免究，致使国家赋税虚悬。于是该教士拂意之余，就隐瞒他包庇抗缴的实情，编造借用的虚语，并且指责官员绅士等诱使反教。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固早已在洞鉴之中了。这是一件事。又本年四月初十日据民人庄绍徽呈称：他的父亲庄广就在道光二十六年典受教民庄兆兰的父亲庄应茂的住屋一所，议定租回居住，每年缴纳小斗租谷十石零六斗，契约两份。现在庄兆兰既不交租，又不交钱，呈请拘究等情。正传差集审问，就据教士苏恒礼函称：庄绍徽嫉教诬控，请宪台详察等语。过了五天，才据庄兆兰到案具诉。赓陛认为房屋钱债细故，就让庄兆兰被控冤枉，尽可赴县呈诉，静候讯断。而且与同族互争债务，怎能托言嫉教，由该教士出头干预，私下函件嘱托，既然已经明显违反条约，自应明示防范。随即将该教士不合之处，当堂明白批示，并将串通请托的庄兆兰杖责二十，略示薄惩。一方面传讯断案。岂料该教士恼羞成怒，积愧生嫌，因而编造嫉教的言辞，动摇惑乱领事的听闻，上渎宪台圣聪。这又是一案。总之，民教案件的办理，关键在于持平。倘若教士有争胜之心，地方官有偏徇之意，百姓的怨恨容易开启祸端，在官员上司体察朝廷无不以怀柔为务。在愚民不知大体，难以禁止积忿生端。等到事变已经形成，才开始后悔包容荒谬的过失，以致酿成祸患也晚了。所以我认为，绝非礼教之干，所以曲意爱护。执守不阿之节，所善于保全。深愿领事教士等各具深心，善于体察此意，庶几民教无不和之中外坚永好之心了。赓陛身膺司牧，以职责重在抚循，合并民教而悉属子民，即合并民教而同此仁爱。传教无关轻重，嫉妒它有什么理由？政令贵在自修明，嫉妒它有什么益处？只有平情应物，贞固不摇，以仰复大人绥安远人、怀保小民的至意。除查奉各案遵札妥为办理之外，所有各案始末缘由，理合先行禀报大人察核修赐札行照会法国李领事知照，并严饬教不得违约干预词讼。

附禀

私下查核本邑地方，从前信奉天主教的约有三千余人，信奉耶稣教的约有五六百人，气势已经猖獗，党羽尤其固结，民间有重足侧目的情形。赓陛到任，认为邪说害正，由于我的礼义不充实，百姓附从，由于我的治具不建立，欧阳文忠的本论可深思。然而如果不潜移默化，泯然无迹，难以口舌争辩，所以赓陛在教民最多的地方，分别延请士人宣讲《圣谕广训》十六条，辅以先儒格言的浅显者，所以开启他们秉性中的好。教导祭葬报本之义，事亲从兄之礼，所以触动他们天性中的良善。欠科听讼，不因为教民稍加曲贷，所以夺取他们利诱的媒介，解除他们

译这是被迫跟随的形势。两年以来，耶稣教如今已无人礼拜，教士及其徒众，他们租住的教堂已被赓陛租赁作为宣讲《圣谕》的场所。而天主教盘踞多年，虽然不能一时感化民众，但百姓知道它没有益处，每月到教堂礼拜的也不过数百人罢了。然而赓陛接待教士则给予优厚的礼遇，起初并没有严厉苛刻的对待，议论教事则采取和平的态度，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轻视。近来人心逐渐转化，脱离教会的人很多，该传教士苏恒礼心里知道无可奈何，便在教民的诉讼中急切地谋求争胜一两个案件，以便夸耀诱导他人。因为赓陛仍然用条约的大义来驳斥他，所以他粉饰为浅薄的诉词，指责赓陛嫉妒宗教。赓陛自忖愚钝，本无学识，既然不能使政事公平、诉讼合理，以报答清代的恩泽，又怎敢随意任性，让皇上担忧，因此特意略陈浅陋之见，秘密禀报并附上呈递。

译督院张

徐赓陛

我于十一月十一日恭敬地接到十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密札，蒙您就清除内匪这一条，给予训示。体察我狂妄直率而曲意宽容，担心我粗疏而告诫我要稳妥审慎，反复叮咛，简直如同师长在堂上对弟子教诲勉励。大人谋国的忠诚，处事的审慎，大概兼具武乡侯的谨慎和潞国王的精纯，用来维持各项事务，周全照应毫无遗漏，卑职有幸承受您的风范，既惭愧又感激，应当更加保持敬畏勤勉，恭敬服从训词，竭尽愚忠，以体会上面的深意。只是士人向知己伸张心意，向野人显露本心，再次呈上浅陋之言，恳请明察。我查得粤东拆毁教堂的案件，其起因或许不止一端，但必然导致民怨深重，是因为地方官压制百姓而偏袒教会。大概地方官不懂大体，动辄说外国人本性难以驯服，必须迁就才能了事。百姓懦弱容易控制，即使压抑委屈或许也无妨。不知道外国人不服从，越是迁就越会助长他们的骄横；民气不得舒展，越是压抑越会滋生愤恨。冤情在官府无法伸张，怨恨于是结在教堂。所以历来教堂的变故，都是酿成于地方官的庸俗鄙陋。假如平日对待百姓像慈母一样爱护，对待洋人像严师一样敬畏，又怎么会突然引发祸端，敢于犯上作乱呢？至于百姓与教民互相诉讼的案件，虽然不敢说州县官全都公正持平，但既然涉及教民，即使是刚直的官员，也没有因为害怕洋人挟持而将事情上报烦扰上级衙门的。只有教士掩饰错误、庇护短处，州县官隐忍偷安，以至于民怨沸腾，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这其中的缘故在于害怕惹事却反而招致事端。现在中外大局，声威教化不足以威慑他们，军事威力又不足以制服他们，只有百姓的愤怒是洋人有所顾忌而又无可奈何的。所以驾驭的权柄，正可以凭借民心向背的关键，作为节制洋人要求的凭借。我认为愚顽固执的人应当约束，用来遏制边疆衅隙的萌发；正义的愤慨不可摧残，用来维系国家根本的重任。仰赖大人智慧周遍万变，学问通达三才，浅陋的思绪，愿听明白的教诲。因为这是禀复密札的事理，便陈述固陋之见，改用夹单密封呈上，不敢通禀各宪衙门，请求免予批行，一并声明。

覆法国领事文光绪十二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接到贵领事官的公文，称日前广东省各处教堂被抢被烧的案件，已经命令教士将各处情形逐一详细列成清单，共计三十三张，相应照送给贵部堂查照。只是此次教士教民被害，共损失银三十八万三千三百八十八元三毫四仙（注：原为“元”，此处依文意及货币单位习惯，可能指银元或两，原文作“元”则译为元），都是光绪十年、十一年（即法国一千八百八十四、八百八十五年）的事情，也是因为各地方官未能切实保护，才遭受此惨祸。虽然屡次奉到大清皇上保护的旨意，无奈各官不能切实奉行，所以各处百姓将教士教民任意欺凌，无法安生。此次既被骚扰侵害，又损失巨款，深为可怜。素来仰慕贵部堂胸怀高厚广大，必定为本署领事用心迅速将案件办结，仍希望命令各属一体保护，以敦睦情谊。或者由贵部堂派委明干公正的人员，会同本署领事所派的人员商量，秉公妥善办理，也可以。至于应如何办理之处，希望立即照覆。为此照会等情，附送法文稿一份，以及中法损失清单三十三张。本部堂均已阅悉。查中法国自去年订立条约，敦睦如初。所有前年七月贵前任领事官离开广东以后，至去年六月回到广东以前的一切事件，本部堂实在认为无可议办。去年七月初四日接到师前任领事的来文，已于七月十一日照覆，文中以及七月三十日答复函内明白指陈在案，意在表示师前任领事必定恍然大悟，深深悔悟立言之失。贵领事官也必定不至于再沿袭师前任领事的错误。然而此次来文核查与师前任领事去年的文件大意相同，实在非常诧异。贵领事向来深明公平道理，备悉各国交涉章程，不应该又生波澜提出此不合情理的要求。本部堂不得不更与贵署领事切实论述。来文所称教堂各案，大约分为三项：一是教堂，二是教士，三是教民。粤中各属法国教堂，有事时则由官府代为封固看守，事平后则点名交还，保护的道理不过如此，这是教堂无可议办的。教士出境则送行，留粤则保卫，保护的道理不过如此，这是教士无可议办的。以上两项，前此照覆文中均已详细陈述，现在无庸复说。至于教民一项，这些人虽然习信法国宗教，仍是中国子民。领事离粤期间，粤省教民之事，岂能再行追问？这无异于干预中国保护子民的权力了。这又是教民无可议办的。

总之，前奉谕旨保护法国官商教士，是我国家格外浩荡的深仁，舍弃小忿，眷念旧盟的厚谊。所以虽然正值兵事纷纷，但高天厚地般的覆涵濡养，曾无小异。粤中文武百官宣奉恩命，为他们消除仇衅，为他们保卫行旅，为他们保护室庐。当时人情汹汹，数百里内外传书聚

译民众必定想要抓住敌人以解心头之恨。见到敌国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敌国的物品，无论是钱币还是货物，发誓不在境内留下丝毫。前任领事以及传教士等人，哪一位没有亲眼所见？哪一位没有深切知晓？经过本衙门多次反复晓谕，声明法国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并非因战争而来，本来与法军不同。严厉命令各位将领约束各营，明确指示严密防范，费尽心力，才换来今日的安宁。那些被众怒所指的财产，竟然幸运地得以保全，即使稍有遗失，倘若像细微之物那样留存于法国的，实际上数量很大很多。法国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将要离开时，没有担心生命受到伤害；等到离开那天，没有悲伤于迷失道路；再次返回后，得到了栖身之所。他们所仰赖于上天恩赐的，极为优厚。而广东地方官员重视和睦情谊，禁令严格；广东民众遵从旨意、遵守法律，格外厚道，也实在有很多值得感激的地方。本衙门的意见是，认为前任领事回到广东后，必定应当转述贵国国家以及将相大臣和传教士的意思，用好话尽礼，道歉并致谢，以报答我两广百姓。以后更加谦和，更加谨慎收敛，不争不抢，以期民众与教会永远相安无事，那么贵领事官这才算是善于奉行西方宗教、维持商务的人。现在来信不知道感谢地方官员，不知道慰答广大军民，反而说保护的旨意各位官员没有切实执行，诬蔑为欺凌，诋毁为骚扰危害。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切实执行，那么在义民百姓愤怒沸腾之际，恐怕对贵国前任领事官已经不利了，还谈得上区区教堂的什物吗？现在两国和好如初，以前的事情自然应该搁置不提。来信所说损失银三十八万余元，请求将案件办结等语，查这些都属于开战以后、议和以前的事情，无法归结。如果各属教堂在去年七月传教士回堂之后，另有被抢被烧的案件，一经告知，自然必定按照条约命令地方官员公平妥善办理，也不必另外派遣商办人员。再者，去年撤兵立约以前的事情，本衙门本来不想提及，以免显得气量狭小，现在来信既然屡次纠察前事，那么本衙门也不便沉默不言。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直到十年六月鸡笼开战，此后耗费银款，各路用兵的费用以及税收短收的项目，数额巨大。然而这是国家款项，断然不屑与贵国计较。即使以商民亏损而论，战端既开，生计多有阻碍，福州、台湾、镇海等处战乱扰攘，士农工商、船户、渔户伤亡人口、损失物业、财货、船只，不知有多少。然而这尚属其他省份，暂且搁置不论。即使专以广东一省而论，掳掠广海的渡船，封锁北海的商口，省城、潮州、廉州、琼州道路梗阻，货物停销，商工船渔都遭受亏损。总计广东省各口岸损失的银数，大约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然应当由举兵至人国境制造事端者承担罪责，贵领事官须先明确说明。将这三百八十万两银款如何查办、如何归结，筹画妥善切实办理，与本衙门商议明确后再行办理，然后再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也可以。至于广东省筹办海防，正需要经费，现拟筹备银四百万两，购买船只尚未筹集齐全。贵领事官以和睦为怀，如果能代为用心筹款资助，更是令人欣喜的。

译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

薛福成

奏报英法两国教案牵涉广泛，关系重大，谨就我所见闻，分别提出治本和治标的策略，恭敬地密折陈述，仰求圣上明鉴。

我私下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得知五六月间，长江上下游教案接连发生，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地的天主教堂大多被焚毁，武穴被杀的教士及洋关扦手各一人，都是英国籍。各省多次查拿匪犯，有的立即处死，有的审讯定罪，但英法德三国使臣仍然愤恨争辩不止，前来催促逼迫。我屡次将中国的处理办法详细告知英法两国外交部，他们知道我们办理认真，尚无异议。等到接到他们驻京使臣的函电，却又往往改变主意。各国使臣久居中国，深知情势，起初因为谣言四起，风声警报频繁，被迫采取自卫措施，逐渐萌生要挟之意，勾结一气，协同谋划对付我们，拖延数月，此案不知何时能议定结束。

我私下认为，匪党之所以能肆意焚掠，是凭借蛊惑愚民的手段；愚民之所以不能消除疑虑愤怒，是相信迷拐幼孩的谣言。按照旧说，称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来制药，这种说法不知始于何时。前代儒者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中，也有烹食小儿的说法。那时中外隔绝，偶尔听到传闻，并非事实，但这种说法流传已久，则深信不疑的人众多。还记得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时，前大学士曾国藩初闻挖眼之说，也想悉心查办。等到进入天津境内，拦车递呈诉状的人纷纷诉说此事，询问有无实据，则言辞多恍惚不清。等到严加审讯，其事更加虚妄，所以专门上疏特别驳斥这种谣言的诬妄。我在当时列在幕僚，颇知大概。出洋以后，留心察访，大致天主教徒所崇奉的只有耶稣，耶稣之说也以仁慈为宗旨。近来有禁止黑奴的协会，禁止鸦片的协会，他们对于虐待人的事情、害人的物品尚且想要禁止，岂会有残酷到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以为常者？即使他们中精通化学医学的人，也说无心眼入药的道理。必须确切知道旧说讹传，然后此案才能着手处理，否则在事的大小官员先怀疑虑，葛藤不斩断，纠葛增多，将如何晓谕那些愚民，将如何禁止那些匪党？

而各位教士自忖不能久居中国，其力量足以煽动各国。酿成争端，西洋风气重视教务，一遇有事，很少不上下同心。如果争一事，占一地，其民还有从有不从。不像昔日俄罗斯侵略土耳其，法兰西割占越南，都是以护教为名，其中关键不可不谨慎细微。

我不是说洋教对中国没有损害。那天主教虽称为善，自历代教王增删私说，并逐渐失去耶稣本意，滥于招纳，不择良莡。教士即使不自行迷拐，难保没有迷拐者依托其门，恃为护符。而且男女无别，西洋习俗如此。教士违背规矩，也如同中国僧道不能尽守戒律，而入教的民众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怨日深，一发难遏，地方日益多事。幸好周孔程朱之教遍布寰宇，深入人心，凡列入衣冠之内的，很少羡慕异端之学。然而彼此龃龉，不能相安。我愚以为，不与妥善商议章程，终究不是好策略。近来欧洲德义等国限制教民，立法极严，大权始不旁落，无复从前挟持纷扰之患。中国允许洋人传教，既在约章，势难骤然改变，只有妥善筹划约束之法，本系内治的要政，非各国所得干预。而他们不能不干预的，是积渐使然。当津案初结之时，总理衙门曾照会各国使臣，修改传教章程，都被该使驳回。

由此思考，其中各条有暂难立即实行的，如限定各堂华民入教的数量，撤去女教士、女塾、孤儿院及非教民子孙不得入男塾之类；有可以办到的，如禁止教士诋毁儒教，凡有教堂，允许华官随时查看，堂中所收婴孩全部报明地方官，教民有诉讼教士，不得徇私庇护之类。与其未必能行而全部被阻，不如选择可行的先为商办，中外合力，慢慢磋磨。他们既然就我范围，即可循序渐进，将来对于他们难以允许的，相机伺便与之理论，或者等到武备日益精良，邦交日益巩固，竟仿照西洋限制之法。关键在于统筹全局，因势利导，虽然效果迟速不可知，但尽一分心力，必有一分补益。我所拟治本之计，筹划经久之道如此。

自各国立约以来，英国重通商，法国重传教，所掺之术不同。此次被毁的教堂多属法国，而英国只有武穴一案，德国则并无受损，惟有福州旧案未销。然而三国使臣既互相勾结，法国外部又奋其全力，密联英德外部，意在广树声援，乘此事机，收取意外之权利。英德恐法国得权利而不甘居

译在这些人之后，于是与他们合纵连横谋划，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又随之依附。他们相互约定，以顾全西方国家大局为借口，而意图则在于各自便利其私人的图谋。以要求我方保护将来为说辞，而意图则在于观察临事时的变化。臣愚以为当今紧要的措施，应当命令各省格外严防，不要再滋事端，杜绝他们借口的产生。而防备变故的方法，应当着力查禁匿名揭帖，那么风气不起波澜自然平息，柴薪不添火势自然熄灭。至于办理此案，应当先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规模，如果他们要求缉拿凶手，多诛杀一个匪徒，对我方并非无益，可以答应，但罪行必须求得恰当；他们索赔多，承认一项赔偿费用，对我方尚无大损，可以答应，但数目必须求得核实。即使他们想用不肯保护的罪名，株连印度官员，如果考察他们平日玩忽民事，政声较差，也可以答应，但须趁他们尚未极力催促时，给予撤职调离的处分，自然足以折服远人之心，而消除他们挑剔指责的念头。只是他们倘若借保护教民为名，逼迫我做不能做的事，或者想要另订章程，暗中收取权利，并且使得他们的教民日益恣意横行，自然应当坚定拒绝，镇静应对。过去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虽然一时谤议纷起，但经历世事之后，人们都谅解他心地的公忠，并知道他的事情处理得妥协得当，因为既保全了和局，而在原案之外并没有任何让步。现在各国既受法国笼络，骤然不可分离，英国人在武穴一案中，也想留作观望的资本，不肯立刻结案。那时盛气凌人则期望更加奢侈，时间久长则谋划更加狡猾。为今之计，似乎以设法迅速结案为妥当。想要迅速结案，似乎以坚守大的方面，酌情让步小的方面为妥当。即臣所论述的约束教士的方法，恐怕他们知道后先肆要求，似乎不如暂时隐瞒不宣布，等结案后再商议善后章程为妥当。又听说英、法、德、意、俄、美等国，多派遣兵舰往来中国海面，江面都以保护教务为名。外洋各报纸谣言纷纭，有的说费用巨大，有的说相机行事。臣私下认为南北洋兵舰，也应当悉数调派分布各处，暗中防备非常之事，既显示势力不孤单，又以保护他们教民为名，使他们知道我所花费的也不少。这样那么他们的气焰平息而我方的道理正直，我方的气势也愈加强壮了。臣所拟定的治标之计，消除目前的争端就是如此。以上两种说法，不过是就臣见闻所及，妄加揣度，不知道近日情形是否相符，各省教案是否已经结案。耿耿忠心，略抒愚诚。倘若蒙圣明俯察末议，敕令总理衙门以及南北洋大臣、湖广督臣，以备万一的采择，大局幸甚。除了先前已经写信发电陆续详细报告总理衙门外，所有英、法两国教案分别治本治标的缘由，理合恭折密陈。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

译论教案

唐贞观十二年，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唐太宗下诏让有关部门在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不久又下令将其拆毁。历代王朝对天主教屡次禁止又屡次放松管制，未能彻底杜绝。明崇祯初年，天主教在京城盛行。上海人徐光启是天主教徒，他进入政府后，极力推崇天主教的学说。皇宫内供奉的各种铜佛像都被尽数熔毁，他如此坚信，甘愿成为儒家名教的罪人。于是广泛建造教堂，京城建在宣武门内、东华门以东、阜城门以西；山东的济南；江南的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浙江的杭州、金华、兰溪；福建的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西的南昌、建昌州；广东东部的广州、香山；广东西部的桂林；四川的重庆；湖北的武昌；河南的开封；陕西的西安；山西的太原、绛州，这些教堂星罗棋布，盘踞在十三省的要害之地。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呢？明朝纲纪之所以不振，是因为放松了对通海泄漏的防范。徐光启又以历法推荐利玛窦等人入朝，对于数万里程之外不朝不贡的人，来而不查其来历，去而不究其去向。十三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无不收录进图册而不予禁止。自古以来，有如此轻慢对待外国人的政令吗？我朝因袭明朝的做法，习以为常，每每以劝人为善为由，欺骗迷惑愚昧之人，使他们欣然入教。查天主教在利木亚洲推行，而利木亚洲被其夺取；在印度推行，而印度被其兼并；在土耳其推行，而土耳其被其侵害。劝人为善，果真如此吗？同治年间，德国君主威廉一世发愤自强，任用贤臣，俾斯麦、霍亨洛赫、罗恩、李希霍芬等人尽夺教权。于是意大利、瑞士效仿，瑞士驱逐教使，意大利封闭教堂，君主宰相的命令得以执行，而教徒的气焰熄灭了。法国三次用兵，死亡数百万人，都源于宗教，普法战争的祸端，实由教士开启，乃至国家破败、君主被俘，却最终没有醒悟。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奥地利首相安德拉、意大利首相兰查色勒都著文讥讽此事。我朝自顺治年间允许荷兰通商，各国源源而来，外国船只汇聚，在广东东部近两百年，起初没有兵船和领事的保护，从未听说有华民仇视洋人的事。像日本、高丽、安南等国的人到来，士大夫与他们融洽交好，没有隔阂。正因为没有互相猜忌的迹象，所以才有相爱的感情。推究中外兴兵作战的原因，本不超过宗教和利益两端，华民认为入教是获得护符，教士认为包庇是得计。以“保护”二字挟持地方官，企图压制华民，却不知民气是不可遏制的，越激怒则越激烈。这不仅是中国的大忧患，也是泰西各国通商全局的大害。日本具有深远的见识，只允许通商，不允许传教。既然不能将其教义推行于万国，却单独施加于中国，可以吗？而回教传入中国已久，又没有地方官保护，历经千余年，未听说华民焚毁清真寺的案件。华民入教者，果真能谨慎遵守法度，行为没有过失，何至于仇杀案件层出不穷？地方官务必持平迅速结案，固然不可偏废。教士产生与生俱来的嫌疑，尤其不宜偏袒洋人，以致激起众怒。如果官员勉强周旋，民众更加捶胸愤恨，只怕波及不传教国家的人，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唉！天主若有知，将用什么方法挽救呢？

论办理教案

我私下观察中德龃龉之事，不禁感慨万千。中国与德国原本素来和睦，平时枪炮从德国购买，教习聘请德国人，被德国赚取的资财，数目已觉不菲。然而他们包藏祸心，一旦借杀害教士的借口，突然趁中国无备，占地屯兵，毫无顾忌。等到中国朝廷与他们理论，才开始要挟六件事，强人所难，仍然占据胶州，按兵不退。这件事出乎情理，不仅我君臣共同愤慨，即使天下之人也应当听闻而不平。无奈国家在挫败之后，外无训练有素的军队，内无积蓄的军饷，军械丧失，船只沉没，朝廷束手无策，不得已勉强同意和议。据官方消息传来，说总署王大臣与德国公使筹商和局，听说已略有头绪。中国答应赔偿兵费银一百万元，一须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录用，一杀害教士的凶徒当即正法，一西人在中国设立的教堂须加建字样，一胶州湾允许借给德国作为屯兵之所，一山东省铁路煤矿均归德国人办理。朝廷已答应其议等语。又本地传言，德军现在从胶州逐渐撤退，将由中国在福建另给一块地方，作为贮煤的区域。至于所要求的几件事，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想必不会一概抹杀。两种说法传来，不知哪个是真的。凡此皆属难以实行的事，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能忍受这些？然而这未尝不是因为日本人留下的祸患。中国处在亚洲，虎视眈眈、步步紧逼的计谋不止一个国家。譬如一块肥肉，环伺在旁的都馋涎欲滴，竞相企图染指。等到忍俊不禁，往往抢夺而纳入口中，及主人

译醒悟过来想要加以斥责，早已无可奈何。各国对待中国的情形，大致相似。只是中国教案处理得已经很多，只有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稍显周折，其余的都容易处理。然而今天山东这一案竟至于如此决裂，这也是外交交涉中前所未有的破天荒之事。

现在的对策，中国应当与传教士另订条约，不论天主教、耶稣教，都由教主及教会自行派遣使臣驻在中国，如果有民众与教民发生冲突，教中的使臣可以与中国官员秉公处理，与各国无关。所有在华传教士的财产产业，先查明登记立案，以免赔偿时产生争议；如果伤害了传教士，也预先规定每人赔偿多少费用。从前金登干因教案受累，曾前往罗马面见教皇，商议派驻中国教使的事，可惜这件事未能成功，否则何至于有今天的事情呢？

虽然如此，东西必先腐烂然后才会生虫，中国因为不能自强，所以各国争相欺侮。如果中国能够发愤图强，那么地大物博的中国人，各国都畏惧尚且来不及，哪里值得害怕德国呢？

这次胶州事件，事实出乎情理，按照国际公法，各国理应出头仗义执言，以压制德国的嚣张气焰。然而俄国说：“中国处于危急困难之时，我俄国实在没有力量相助。”法国则一言不发，袖手旁观。幸好中国识破先机尚早，隐忍以求生存，所以日本得以苟安无事。假如中国坚持不受侮辱，极力抵抗，那么德国的军队必定不会撤退。德国军队不撤退，那么山东全省必定因此骚动。各国乘此机会，势必群起响应，实行瓜分中国的约定。德国占据山东，俄国占据东三省，法国占据福建，英国占据广东和长江流域，日本孤零零地处其中，难道能独自幸存吗？

因此，日本人一听到胶州的事情，日本公使就照会德国公使说：“传教士遭难一事，应当参照先例，秉公办理。至于贵国贸然占据中国胶州湾土地，本大臣实在不以为然，不能承认此地是贵国应当占据的。”日本外务大臣又说：“胶州一事关乎亚洲大局，不能漠视，曾电告各国公使，将如何意见电复，以便秉公判断是非曲直。”然而各国使节的答复大多含糊不定。我们日本只有依据国际公法与之周旋，不能听任其无理强取。

唉！平日不能同心协力，等到事机到来，才想用口舌相争，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认为日本人处在此境地，也应该后悔以前威逼中国太过分了。

译平息教祸的策略

西洋宗教传入中国以来，信奉的人尊崇并奉行它，不信奉的人嫉妒并厌恶它，门户各自分立，结党营私，标新立异，因此闹教案件层出不穷。自从道光末年，双方订立了和约，朝廷准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宣扬教义，诏书下达后，地方官员一律妥善保护。于是传教活动遍及二十一个省份，教堂林立，传教士往来频繁，信奉宗教的人日益增多，而那些好生事端的人依然视教会为仇敌，时常纵火杀人，酿成巨大的祸患。地方官员处理这类案件，务必从严，行凶的人则诛杀，被毁的房屋则赔偿，惨死的人则抚恤，甚至有因处理不当而被降职罢官，永不录用的。条约中虽然只有保护教会的条文，并未提及肇事后如何惩治罪犯、如何赔偿损失，但朝廷曲意表示怀柔，不得不加倍体恤。那些传教士深受庇护，也未尝不感激皇朝的恩德，然而没想到巨野教祸突然兴起，德国人竟然借此借口占据胶州湾，致使皇上几乎费尽心血，日夜忧虑，才使得双方恢复友好关系。而胶州湾既已失去便不可复得，北方的关键门户无故拱手让给外人，于是那些关心时局艰难的人，无不辗转反侧，思考寻求一个妥善善后的策略。有人说：往年贵池人刘芝田中丞出使海外时，曾入见教皇，请求派遣教使来华专门处理教会事务，倘若教皇果真答应，那么此后邦交中涉及教案的事情，都可以与教使和睦协商，不至于让德法各国借保护教会之名，以致平地生波，时常借端多嘴多舌。这种说法固然近似合理，但是自从普鲁士人路德创立耶稣教后，虽然与天主教同样侍奉上帝，但教会规则却大不相同。天主教至今由教皇管辖，而耶稣教中宣讲福音的人，并不归教皇统率。如果遇到愚民骚扰天主教，教使固然可以调停，万一与耶稣教发生冲突，那位教使怎么能越俎代庖去弥合祸患的缝隙呢？有人说：现在应当与传教士约定，此后凡是赴内地传教的，都使用已入教的华人，至于西方传教士则仅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不得冒险进入内地，这样才能避免那些穿着奇异、言语怪异的人时常被乡下愚民侮辱，以致牵涉到邦交关系。回答说：这难道不是更要看各国所立的条约吗？明明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宣扬教义，怎么能阻止他们不去呢？那些西方人不是说我们公然违背和约，就是说我们有意与他们的教会为难。我恐怕愚民即使没有得罪教堂，西方人也将兴师问罪，这难道是得当的计策吗？那么将如何处理呢？回答说：处理也有它的方法。现在应当开诚布公，向各国宣告说：“中国地域广阔，中国百姓众多。各州县官员虽然有保护教堂的责任，怎么能每天巡视乡间僻壤，为教会中人充当守卫？不幸祸患突然发生，政府实在心中抱歉。现在应当共同订立一个公平的专门条约，此后如果有教案发生，凡是拘捕罪犯、赔偿银两等事，一一预先核定，写入条约中，永远遵行，以免临时商议。”至于传教士也应当自我防范，远离祸害，切勿故意陷入危机。当太平天国叛乱未平定之时，中英订立条约第十条说：“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开埠通商外，其余等待地方平定。”等等。现在虽然天下太平，不再有盗匪之患，但凡是民风强悍的地方，依然仇视外人，加上游勇遣散士兵，结成哥老会匪党，遍布江湖。他们传教与通商，西方国家视为同等重要，何不参照这个先例，声明凡是民心不安定的地方，传教士暂时不要往来，或许可以避免意外的危险，而不致于与国家违背和睦的情谊呢？否则像天津三王案件，牵涉教务，以致抢劫财物、杀害人命，当时也只是惩治罪犯、赔偿银两就安然无事。现在却变本加厉，巨野祸起，甚至割地成行。将来祸患来临，谁能保证不会比巨野更严重呢？寄语我们中华的执政者，千万不要只顾解救眼前的急难，而不思事先的预防啊！

劝各处平息教争的言论

自古以来，识时务的人才是豪杰，豪杰做事，第一要考虑顾全大局，第二要考虑如何了结。不考察这一点，却只固执地以发泄小忿为得计，这是糊涂啊。我世代读书做官，既没有入教的事情，也不敢存有毁坏教会的念头，只是就事论事，平心静气仔细思考，私下认为信奉宗教的人，是多么不知道审时度势啊！在内地传教，记载在和约中，自从天津教案以来，传教的地方不胜枚举，教案不计其数，最终没有一处讨到好的。就拿最近秦州各处来说，西北如海州，东南如如皋，都赔偿了数千串钱。本朝正值国库支出匮乏之时，还能再有力气赔偿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百姓齐心，自以为罪责不牵连众人，这话似是而非。聚众滋事为首的人斩首示众立即执行，幸好在这无事之时，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却猖狂煽惑，乘兴妄为，一旦官兵到来，试问百姓敢与官兵作战吗？不敢作战，就必然交出为首起事的人，按照法律定罪，保不住性命，对事情无益，白白丧命。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地方贤良的官员

译长官无不爱民如子，小事无不设法弥补，不忍据法加以诛戮，可见官员爱民之深。官员如此爱民，而百姓却任意滋扰，不顾官员的处分。诸位曾听闻四川成都教案吗？总督尚且被革职永不录用，我们小民何苦给官员带来累赘？这是第三件不可做的事。教堂只敬奉天主，不祭祀祖宗，愚民因此详细指责他们说没有父亲。然而试问，我们难道不是国家的子民吗？皇上准许他们传教，小民偏不依从允准，这是没有君主之心。用没有君主之心的人，去攻击没有父亲的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这是第四件不可做的事。去年天津招兵达到十万，尚且不敢转而与日本一战，最终讲和罢兵。如今若逞一时之忿，焚烧教堂，杀害教士，一处起事，各处响应，事态愈发严重，大事不妙，或许导致兵祸连绵，上让君父担忧，下延及百姓灾祸，事后即使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呢？教士的肉，足以充饥吗？这是第五件不可做的事。近日各处闹教，大多是不法匪徒，地方无赖借端生事，以发泄私愤。我们都是善良百姓，何苦听从匪人指使，随声附和？等到事后官府缉拿凶犯，那些匪人早已远走高飞，良善懦弱的百姓反而受其连累。这是第六件不可做的事。从以上几点来看，闹教一事，对上败坏国家，对中连累官府，对下丧失身家，既无名义可存，也无利益可获。我不理解闹教的人为何要这样做。洋人心志极坚忍刻苦，绝不会因为闹教之事就停止设立教堂、不派遣教士。闹教之事有损无益，有祸无福，这是显而易见的。前车之鉴，后患宜防。我之所以不避苦口危言，是为了劝诫海内之人。如果说洋人的教与我们中国的教不同，恐怕将来必然导致以夷变夏，这种说法近乎正确。然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多吃洋烟？为什么喜欢穿洋布？为什么使用洋伞、洋货等一切外洋器物，致使银钱流入外国？对此不以为耻，却唯独耻于并不强迫人入教且与我们无相干涉的教堂，实在觉得不当。张敬夫说：“血气之勇不可有，义理之勇不可有。”闹教者的所作所为，都是血气之勇。何不反过来寻求义理之勇？儒家之道至今几乎成了虚名，亟宜在各乡广泛设立讲习所，每月初一、十五邀请公正能文之人讲解圣经，兼宣讲《圣谕广训》，或许能使圣道昌明，人心归正，日渐远离恶行，成为安分守己的良民。这就是义理之勇。我只是一个寒士，既无官职在身，也无进言的责任，只是一片苦心，实在为了破除愚昧、驱除迷惑。想通晓变通世务的人，应当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河汉之谈吧。

译善于劝导以安定民众、教化百姓。

近年来，中土教案之事层出不穷，国家对此严惩不贷。如去年四川、福建等地的案件，也足以作为榜样了。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泰州等地先后发生事端，虽然其祸害不如川闽诸案那样巨大，但民心喜好作乱却可见一斑。俗话说：“治理动乱的民众需用重典”，不正是指这类人吗？然而，在事后严厉惩罚，哪里比得上在平时委婉引导？拘禁他们的手脚使他们知道传教不可为，哪里比得上开导他们的心思使他们知道传教无可惧？光绪年间川闽案件兴起时，各直省的大小官吏都曾遵旨出示晓谕居民，但能透彻了解源流、委婉详尽的，很少有像直隶保定府陈太守陈保泰的那一道告示。他的文章说：“为了明白晓谕以安定民众、教化百姓一事，查得泰西各国在中国通商传教，朝廷准予保护并载入约章，理应官民一体遵守，以彰显和睦友谊。然而乡间百姓不深入了解朝廷怀柔远人的道理与西方传教的规矩，往往心生疑惑，而地方匪徒想乘机抢掠，便妄造谣言，从中煽惑，以致百姓由疑生忌，逐渐激成事端。等到事态平息、审理清楚，谣言全是虚假诬陷，匪徒却已饱掠而去，只让安分守己的百姓背上不好的名声，国家也因此大受拖累。那些西方人感激皇恩，虽然怒气渐渐平息，心中终究不服，而局外各国且抱不平，从而私下议论。以中华礼教兴盛光明，众百姓沐浴圣恩数百年，难道竟因民教不和，不顾给君主带来忧虑，失掉国家的礼制，可以吗？况且西方教士万里跋涉而来，为了劝善而广泛传播其教，我们应当以东道主的情谊，遇事体恤，以显示我中华仁爱之风。即使偶有争端，也应当禀报地方官公平处理，才合乎道理。而竟一切不顾，只信谣言，冒昧行事，可以吗？本府曾思考教案起衅的根源，未必是华民故意仇视教民，大体是因为有匪人在间播弄，又不明白西方人传教的意思所致。现在试着将彼教的情形略与你们众人说说：查西洋希腊、天主、耶稣三教，名称虽异而实质相同。所拜的天主，所诵的新旧约书，所行的善举，如育婴义学、施医医院等事，也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传教的规矩罢了。三教在欧美各国极盛。如法、粤、意、美西、比等六国，则都尊崇天主教，而耶稣教也偶尔有之；如英、美、德、荷、丹、瑞、瑙等七国，则都信奉耶稣教，而天主教也偶尔有之；如俄、希等国，则所尊崇的是希腊教。他们传教时，各国人互相往来，互相传教，也互相亲爱，从无欺诈。计算各国地方纵横数万里，人民数百兆，无论君主百姓上下，都以三教为归宿。凡其国婚丧大事及大典大礼，都在教堂举行。所以各国教堂大小数万处，教士数万人，国人无不尊敬。其教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八百九十余年之久。其教中一切费用，或者出于善士的捐助，或者出于国家的公款。其教士必选品学兼优者，还必须考取后才能担任。他们来到中国，都是教会所派，既不是奉其国君之命，也不是别有希冀之心。只是因为他们耶稣有遗言说：‘以后凡是信奉我的教，必须广为传播，才能表示其信爱之忱。不然即使自己信奉，仍不得称为至善。’所以近来传教者不仅行于欧美，又广传于亚、澳两洲凡此，都是他们不畏惧险远，不惜资财来华传教的根本用意。众人试想，他们若真如谣言所说，怎么能传播如此之久、如此之广，且使信奉者如此之多呢？自今以后，如果能知道彼教不仅行于中华一国，而来华传教者也不止一国之人，且知道各国都视传教为极重大之事，那么以前那些不经之谣，不用多言就能解开了。恭查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钦奉上谔：‘泰西之人本是劝人为善，民教本可相安定等因。’又今年因闽、浙、四川三案，钦奉谕旨在严拿匪徒，并饬令将教堂时常加以保护。只是思考保护之道，严防于临事，不如晓谕于平时；想要避免民教不和，不如揭示传教的根本用意。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知悉：你们今后应当明白西人传教无非是劝善之心，我国须一视同仁，切勿轻听浮言，以免再生事故，再失我中华体统。其示谕所不及之处，你们可互相劝告，使众人周知。倘有奸徒造言惑众，无事生非，则国法具在，定行严拿惩办决不姑息，凛之特示。此示剀切严明，句句入理。私下认为各直省官吏，只宜照录一通，发交地方绅士，在讲乡约之处，不时宣讲，使民间完全释去疑惑之心，那么匪徒的奸谋，不能再逞，教案从何而生？我中国大圣人，特以政、刑、德、礼，分别治理民众，功效显著者，”

译这就是此物此志。身居高位、掌管礼法的贤明官员，希望不要对这篇文字漠不关心。

译弭教案而育人材论

唉！民间与教会关系的变故，真是危险至极啊！自咸丰、同治年间以来，通商与传教引发的案件，也时常出现龃龉，但终究不如光绪甲申年（1884年）之后那样罄竹难书。早年江南一带，哥老会蠢蠢欲动，造谣煽动民众，在地方教堂首先显露端倪。如同火势初起，如同汤水初沸，各地焚毁教堂、杀害教士的案件同时纷纷兴起，几乎像铜山在西边倾倒，洛邑的钟声在东边应和。当时新任两江总督三次到任，依照惯例对乱民施用重典，本着“刑期无刑”的宗旨，执法极其严厉，派遣军队购买线索，暗中缉捕与公开抓捕相结合，这才得以化险为夷，转祸为福。然而地方官员的危惧疑惑与震撼，以及赔偿抚恤之事，几乎煞费苦心。通商口岸，如安徽的芜湖、江苏的镇江，这两起案件尤为显著。除此之外，又不可屈指数尽。去年夏天，四川动乱接连发生，成都、嘉定、雅州、保宁各府治以及毗连的州县镇市，英、法、美三国的教堂一时被夷为平地，火烧斧砍，以至于没有一寸椽子、一片瓦片留存。各教士伤亡互见，其余的逃窜躲避到官府衙署，幸免于难。这一役，也牵动了整个四川，向下扰乱了武汉地区。英、法、美公使在总理衙门极力争辩，主要坚持惩办官员、赔偿费用两条：一是谴责革职四川总督以及以下办理不善的府道营县官员；二是索要法金四千万法郎。总理衙门辗转调停，最终答应他们的请求才罢休。不幸的是，福建古田教案接踵而起，残杀教士，变本厉，英国更加愤怒，独自出面势将赴各国以伸张公愤。《万国公报》记载此案不能再予原谅，也不是赔偿银两足以了事的，除了从重惩治一法，别无转圜余地。正在办理之际，汕头德国教堂因抢匪之事而听闻了。浙江金华府因张贴揭帖而出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等到古田案定罪前后，按例应斩首的二十六人，充发黑龙江，遇赦也不赦免的六人，充发极边瘴疠之地的十一人，禁锢十年的二十七人，分别刑遣，囚禁的多至数十人。这真是大狱啊！各该领事且亲临现场监斩，这也太过了。有人说，疆吏降职，人民弃市，黜陟生杀的权力，是我们治理内部的权力。为何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岂不是向邻国示弱吗？那么正告他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强邻环伺，观察空隙而动，一旦有借口，就用战舰临阵，用兵力胁迫，动不动就拿着最后通牒相诘难，不然的话，践行诺言也不难。给深宫带来外侮的隐忧，耗费大量截留的正帑，那些愚蠢的乱民，死一百次又何必顾虑？近来如江苏的泰州、浙江的松阳两处教案，都因教士购地设堂，启酿成祸端，处理者更不知如何掣肘，荆天棘地，举步艰难，遂使万里之外的西人没有掉臂游行的快乐，况且以欧洲为例，以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不仅主客的情谊乖违，首先就昧于国家怀柔远方的胸怀了。恭敬地阅读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的上谕：泰西的宗教，本是劝人为善，民教本可相安无事。又光绪二十一年闽浙蜀三案，屡次谕旨严拿匪徒，并饬令将教堂时常加以保护等因，钦此。伟大的纶綍，明亮如日星，凡百臣工应当如何深思熟虑，严密防范，辅佐成就治世，平定危乱，未雨绸缪。民教如同水火，应当化解其制度而受其利用。现在的官吏，我知道了，平日深居简出，不通晓民间疾苦，不闻教务，一旦仓皇变故发生，也只是搔首踌躇罢了。大概一个州县没有教堂就算了，一个州县而有教堂，不知道以联络为保护；一个教堂没有交涉就算了，一个教堂而有交涉，不思以权变为补苴，这都是没有谋划得当啊。我私下曾考察西教的源流，知道基督教传到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了。希腊耶稣天主派分而三，西洋文字的始祖在希腊，缘师基督教以立说，如俄国如希腊，耶稣日耳曼所演也，如英国如美国如德国如荷兰如丹麦如瑞典如瑙鲁，天主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如法国如奥地利如意大利如葡萄牙如西班牙如比利时。各教堂矗立在欧美亚奥之间，不啻星罗棋布，车流马迹，几乎五洲即教士〇被来华，也既首载约章，申明保护，势不能拒人国门之外。至于论及在内地设堂传教，信从与否，只有我们民众自己裁断，没听说强人弯曲顺从其教之理，信如是而再谣言不息，猜嫌不忘，忿难不蠲，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官员蔑视，民众仇视，因应之机迭为倚伏的见端，致使同一覆载的黄白种，不能偕游于熙皞之天。唉！执笔者盱衡时局，纵览成书而得一弭教案育人材互用之道。道在哪里？在于广设中西学堂开始。

推论民教〇杀之故

我朝自顺治年间允许荷兰通商，海国源源而来，洋船辐凑，粤东垂二百年。那时初无兵船领事之保护，从不听说有华民仇视洋人之事。有的话，是从教堂开始的。然而中国教之案，自同治以来层见叠出，各省皆有。以其时考之，则有一年半……

译相隔不过一年；从地理位置来考察，却有千里万里之远。从未听说过在一个月之内，几个府的地方接连发生五六起教案，像近年扬州、芜湖、和州、安庆、金陵、丹陽、湖北、福建的案子那样。今年春天，安徽省六安州苏家埠地方，又发生了哄闹天主教堂的事件。地方各官员与教士反复商量，至今没有定案。最近由两江总督刘岘帅札派蔡和甫观察前往上海，会同法国驻沪领事商议结案。本馆前几日将办理章程详细刊登在报纸上，执笔人阅读了几遍，有忍不住要说的话。

大概天主教在中国，议论的人常常认为它违背了中国圣人的道理，而且喜欢讥讽诽谤仙佛，所以中国人民如此仇视它。然而中国除了天主教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其教派也不止一种。用圣人的道理来衡量，哪一样不在异端之列呢？那么为什么今天僧寺、道院、回回堂遍布天下，都不听说因为它们是异教而与之为难的事情？不仅今天没有这种事，即使查考史册，这些教派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没有听说因为它们是异教而聚众哄闹的事情吧？

洋人获准在中国传教，虽然在道光二十年和约之后，但洋人获准在中国建造天主堂，则从明末以来就有了。那么为什么在海禁未开、和约未行、居民少见多怪的当时，却从不听说有拆毁天主教堂的事情？到了今天，建堂传教已经载入和约，奉旨准许实行，居民习以为常，反而时常有聚众哄闹的案件。我私下推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才知道其实并非一朝一夕之故。问题在于教内，而其根源并不在教。当哄闹发生时，虽然有地方无赖从中煽惑，企图乘机抢劫，但那种一呼四起、山鸣谷应的声势，终究不是几个无赖的力量所能造成的。

盖是非曲直存在于人心，如同日月运行于天，江河流淌于地，起初并没有一天的改变。他们看到我们中国自从与西方人通商以来，所订立的各种和约，西方人处处占便宜，我们处处吃亏；西方人恫吓要求，我们迁就依违；西方人得寸进尺，我们只求无事。西方人在我国游历，不仅纵容他们，而且保护他们；我国百姓受雇于西方国家，不仅遭受凌虐，而且被驱赶禁止。我国百姓伤害了西方人，告诉官府，争辩于总理衙门，一定要按照惯例严厉惩处才罢休；如果西方人伤害我国百姓，则反复会审，曲意开脱，或者仅以轻微伤害的案子，薄罚了事。中国的货物进入西方国家，则征收重税；而洋货进口，则征收轻税。

凡此种种，在我们皇上，也并非真的不知道、不明白，只是以大度如天，视中外为一体，不想因为细微的嫌隙，而立刻失去怀柔远人的常道罢了。然而愚民无知，只看到中国人民受到西方人种种欺凌，一腔愤懑不平之气，时常横亘在胸中，一听到谣言煽动到耳边，便不辨虚实，随声附和，酿成拆毁教堂的案件，因而波及到并非传教的西方人，急急忙忙带着妻儿，流离迁徙，并使沿海各口十余国的商民，一听到这个消息，早晚探问，惶惶然担忧祸变不可预测。

唉！如果西方人能够反省自己，谦虚地持身，宽恕地待人，将他们心中不公不正的念头、恫吓要求的见解，全部洗除、改换，我知道华人与西方人将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而西方教士足迹所到之处，甚至有宾至如归的快乐了。西方国家不乏宏通之士、明理之人，请将我的话悬挂于国门之上，应当不会认为这是荒诞不经的话吧。

译询问民间教民仇杀的案件，层出不穷，其原因何在？应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他们长久地和睦相处呢？有人写作：“询问教民仇杀，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从前先王治理国家、规划疆土，用仁德来覆盖百姓，用道义来规范百姓，用礼仪来节制百姓，用智慧来推行教化。用来维系百姓的方法，是让百姓不知不觉地接受；用来联合百姓的方法，是让百姓非常适应。这就是圣人治理教化的原因，之所以广大而不着痕迹，是因为伦理纲常没有超越的余地。除此之外，圣人所居住的地方，东西南北，也都有百姓，也都有教化。只是因为那里的人大多愚顽，愚顽则即使听到圣人的道理，也不领悟。他们的教化似乎偏颇，偏颇则必定有依附的说法掺杂其中。然而这仍然是教化，必定出于神奇怪诞之处，难道完全是因为创立者喜欢附会吗？这也是上天有所启发，使他们改变野蛮状态，开启他们的知识，久而久之消除他们的邪戾之气，使他们能够与中国相通，接受圣人的教化，逐渐融洽，不再长久隔阂。因此，外国的教化，对于创立者来说，本来就是他们那里的圣人；他们之所以传播到中国，大概是上天想要中国实现大一统。只是如今民间，常常与泰西天主教、耶稣教的士人积怨难解，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时机未到。试着追溯其源流，以及百姓之所以仇杀的原因和如何开始和睦相处，著录成篇。

大概上古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泰西，都信奉天神。当中国处于商朝沃丁时期，有一个叫摩西的人，假托天神降临在西奈山，颁布十诫来教化世人。他规定每七天休息一天，称为礼拜。这时距离耶稣出生，还相隔一千五百多年，这是天主教的起源，并非就是现在的天主教。到了汉朝平帝元始元年，才有了耶稣。耶稣出生时就显出神异，长大后扩充了摩西的学说，游历各国。于是天主的名声开始显扬。后来耶稣被害，徒众广泛分布于远近各地，传习更加神妙。他的学说经过几代之后，遂在欧洲各国流行。各国中最先深信且深入的是罗马。罗马本是强国，众教士得到支持后，便尊崇罗马为教宗国，并以耶稣出生的年份作为纪元。所以如今各国都说一千八百九十几年。

到了唐朝初年，阿拉伯回教兴起，凭借武力侵扰四方。因为罗马尊崇天主教，想要强行去除它，于是因教士拜墓之事，突然引发争端，连兵百万，血战两百年，死亡无数，而天主教最终获胜。那时的大教士是法国人彼得。彼得乘胜骄傲，于是废黜罗马国主，自己担任教皇之位。各国上令不一，升降任免由他决定，挑衅构兵，多为不道之事。教士中有远行者，到明朝万历六年，才有日耳曼人路德阐扬教旨，别立耶稣新教，废除斥责天主教，视其为邪说，一倡百和，不过几年间，已经远近各国苦于教皇暴虐的人，也都响应他。天主教于是衰落，教士多有改信耶稣教的，教皇仅拥有虚名，近来甚至寄居法国宫廷，怎能作威作福呢？

耶稣教兴盛后，欧洲文化也随之开化，两教士人一同东来，如利玛窦、熊三拔、南懷仁等，凭借他们的算术，来中国观光。我朝顺治二年，任用西方人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加授太仆寺、太常寺卿衔，可谓荣耀恩宠到了极点。然而那时只是借用来明确历法算术，并不立即允许他们传教，而他们也没有传教的请求。等到五口通商，教士到来的人越来越多，民间才开始有人信奉他们的学说，到现在五十年，国家也未曾有禁止阻挠的事情。难道不是因为两教士人都是他们那里的俊才吗？他们以教化诱导我们，就像我们以教化感化他们一样。而天堂地狱的界限，终究抵不过仁义礼智的精微，所以如今的天主教、耶稣教也参杂有礼乐道德的言论，而尊崇我们的正统学问了。他们既然尊崇正统学问，而学成离去，回到他们的国家，转相传授，潜移默化，他们环绕海洋九万里，有不沐浴圣人教化的吗？这是借他们的教化作为传播的凭借，本来未尝不可。

如今，圣人之道已经西传，所希望的是像欧洲意大利、法兰西、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美洲秘鲁、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十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欧洲英吉利、荷兰、瑞士、丹麦、奥地利，美洲美国等六七个信奉耶稣教的国家；以及亚洲俄国、欧洲德国与奥地利、三四国同时信奉天主教、耶稣教的国家，都能遵循他们的教化而进入我们的教化，逐渐沦入我们的教化以融合他们的教化。大一统的规划，上天既然开启了它，上天必定有办法成就它。虽然时机未到，但征兆已有显现，教化以感化民心，于是有了这样的遐想。

有人怀疑说：“教化以感化百姓，为什么如今我国从事教化的人众多，却没听说他们的教化感化了百姓呢？况且那些教士凭借权势，欺凌官府，欺蔑百姓，以致民心日益愤怒，积久爆发。如从前云南的腾越，直隶的天津，浙江的温州，四川的夔州，江苏的松江，以及如今奉天的辽阳，有的焚烧房屋，有的杀害人命。此波未平，彼澜又起，百姓与教民日益不相容，怎么能必定他们会有成就呢？”于是回答说：“这正是百姓与教民相互成就的征兆。”

译罢了。他们互相残杀，正是为了显示教化之气衰微，民众之理得以伸张，而我仁义礼智的教化将由此逐渐渗入。况且思考他们互相残杀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探究其根本原则，民众分为两类，而教化占据其中一类。这两类是什么？一类是拒绝教化的民众心胸过于狭隘，一类是信奉教化的民众过于贪婪。至于导致我民众狭隘、贪婪的原因，关键在于那些教士气势凌人且以利诱之。比如一位教士，在通商口岸请求传教，还未进入内地，就已经存有与民众不能相安的想法。于是倚仗条约，拜见官府，买地建房，凡是所需，都凭借官府势力强行索取，得不到就强迫官府治民众的罪。官府慑于教会的势力，民众畏惧官府的刑罚，因此大多隐忍。隐忍多了则心地狭隘，凡是天堂地狱之说接近佛教，礼拜赞美之仪相似于伊斯兰教的，都视为邪说而极力拒绝，于是萌生了互相残杀的念头。相反的情况，因为教士的到来，听到了新奇深奥的道理，互相结交，由此教士得以因人施术：对贫穷者给予财物，对强者许诺庇护。一旦入教，同辈便不敢轻视，长官也不敢禁止，私欲可以逞逞，王法无所顾忌，于是深深崇奉。崇奉深了则心思贪婪，凡是逃避罪刑类似佛教，聚众作恶类似伊斯兰教的，都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专一信奉，于是存下了互相残杀之心。这就是近来仇杀案件层出不穷的原因。现在想要在积渐之后，思考消除这三类祸患的方法，平息教士的嚣张气焰，使我狭隘的民众变得宽厚，断绝教士的诱惑，使我贪婪的民众变得廉洁，有办法使大家长久相安，进而推广我仁义礼智的教化，以感化他们的宗教并改变他们的风俗，也有两条途径。这两条途径，一是平抑彼教，二是齐整我民。等到现在辽阳案件发生，他们必定派遣使者来商议，就在会议之际，首先申明。”用来平抑教民等级的道理，说：教民本来不是他们的民众，仍然是我的民众。然而一旦学习他们的学说，就区别称呼。我能驱赶他们吗？我不忍心驱赶他们，我难道就没有办法治理他们吗？拟定从今以后，教民一旦有干犯行为，就与佛教的和尚、伊斯兰教的徒众同等科罪。教士不得干预此事，不得干预则我仁义礼智的教化，民众怀念；教民也还怀念。不仅还怀念，而且能通过教民来感化教士。教士被教化所感，也将愿意列入我民众之中，而我民众中先前拒绝的，甚至至此都忘记了彼此日日不同的差异，而深深喜悦今天的相同。相同就可以相安了，这是由我感化彼的。其次再斟酌抑制教士权力的方法。天主、耶稣的教士，也如同佛教的喇嘛、伊斯兰教的师父，只是寄托劝导的权柄而已。虽然天主教的神父，常常气势慑服官员，但也只是在几十年前，现在已与耶稣教的牧师势力相当，想到他们来到中国还肆意凶焰，实在是我有所包容、纵容的缘故。现在应该依据万国公例，不在使馆办事及有职守之人，公使、领事就不能袒护。凡是教士只允许担任劝导之事，如果有不法行为，一律由地方官会同就近领事按平民办理，种种倚托一概不准。趁他们窃取我仁义礼智之余，来迷惑我民众，我就完全展示仁义礼智的奥妙，去除他们窃取的借口，诚诚恳恳率领他们进入儒者的境界。这样不仅使先前拒绝的民众给予教化，使先前专一信奉的民众改变；即使那些先前气势凌人且以利诱人的教士，也多习以为常而忘记，而且将用所学去感化他们的同人，辗转流传，以至于环瀛四洲的民众，都学习这种习惯而归于教化。教化就可以长久相安了，这是由彼转致我的。彼我交相感化而教会的势力平抑，即民众的等级齐整。于是颁布我的宏大谋略，收纳我的亿万百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车书统一，等待日后者。追溯其由来，固然没想到今日的互相仇杀，却能积渐而知仁以覆盖，义以制约，礼以节制，智以实行的道理共同微妙，而达到如此相亲相爱的地步。那么现在聚集天主、耶稣的教士使他们同处中国，难道不是上天想要成就我大一统的规划而为先兆吗？

译论及中国各省的教案，应当迅速从严办理；而在西方人的议论中，也应当保持公正持平。或许可以题为《论教案速宜严办，而西人亦宜持平》。

今年四川、平阳、河源、佛山的教案，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福建古田的教案。因为其余案件不过是损伤毁坏房屋器物，而古田案却独自杀害了多条人命，所以如此。平阳、河源、佛山均经地方文武官员派兵弹压，已平复无事。只有四川一案查办尚未完结，而福建一案也正在缉拿凶手、追究办理。恭敬阅读皇帝谕旨：洋人侨居内地，朝廷一视同仁，屡次谕令边疆大臣时常加以保护。四川一案已抓获犯人审讯办理，福建一案将军、总督督饬营县迅速拿办，不让罪犯漏网。圣旨光辉灿烂，尽显中国朝廷敦睦邦交、怀柔远人的仁至义尽。然而驻京各国公使及通商各口岸的领事、商人、教士愤愤不平，纷纷聚集商议，发电报给本国政府，意图请求中国认真办理。按中国对于中西交涉案件没有不认真办理的，从前天津教案，首要各犯审讯明确后正法，地方官也被剥夺职务问罪发配，毁坏物品照价赔偿，并无袒护华人之意。中国律法本无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一律以公正持平为主。如今四川、福建的案件，中国自能秉公办理，按照中国律法惩处犯事的华人，依法惩治，必定不会让西方人有不满之意。然而近日西方人或向朝廷喋喋不休地抱怨，见于各西方报纸的言论，如天津的西方人自称必须英美两国迅速向中国发出“哀的美登书”（最后通牒），以示坚决之意。厦门的西方商人则说这类事情必须割地分疆，才足以警戒等语。所持言论都未免过于激切。假如中国朝廷对这类案件置之不理，是中国不念邦交，因此失和，这才会有发出“哀的美登书”的间隙。假如边疆大臣不办理此案，则罪责在边疆大臣，或者州县官偏袒华人，或者故意放纵要犯并不拿办，则罪责在州县。以上几种情况并未有所听闻，哪里见得损害邦交就导致发出“哀的美登书”的道理？寓居天津的西方人这样说，难道不是过于激切吗？如果说割地分疆，那么通商口岸不过数十里，传教士或在租界内存教，或在租界外传教。如果在租界外传教，那么华人中从教的只能称为教友，不能因此就说传教的地方竟然属于教士所属国家的分地，又何必谈论割地分疆？厦门的西方商人这样说，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天津的西方商人们何不将历来西方人杀害华人及华人杀害西方人的案件，两相对比考察，西方人犯下的罪行，或仅抚恤，或仅监禁；华人犯下的罪行，既要赔偿，又要抚恤，凶犯则分别首犯从犯问罪抵命，地方官则轻者摘去顶戴离任，重者革职发配军台，都有成案可查，为何不平心考察，轻易发出违背常理的言论？这也是思考得太少了。中国士绅商人皆循规蹈矩，素来没有与西方人为难的事情，与西方人为难的，都是愚顽的匪徒，一呼百应，祸起仓促，防不胜防，诛不胜诛，一旦滋事，地方官只有查拿审讯办理，务必抓获真凶。至于地方官办案迟缓，常被西方人作为借口，实在是因为不忍心牵连无辜，慎重民命的苦心，并非对重大命案不迅速办理，西方人也应当体谅这种苦心。此刻为西方人打算，无非是静候各国公使咨请总理衙门，严饬地方官秉公办理，迅速缉拿凶手，妥善结案，以安定西方人的心，而宣泄死者的怨恨，或许能化险为夷，永远避免意外的变故，难道不是好事吗？

卷五十五 外交部十 外史

希腊大帝亚历山大传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上古时代，欧洲人很少，亚洲人陆续居住在那里。当中国成周时期，有的在希腊境内分立为几个小国，有的在罗马境内分立为几个小国，而亚洲的波斯是第一大国，蚕食邻境，直达地中海，并非洲的埃及国，也都隶属其版图。到救世主降生之前四百九十年，正值中国孔子在世，波斯国王大力巫师率领十一万军队到欧洲，想要夺取希腊国，希腊只派遣一万士兵抵御。等到交战，波斯战败，大力巫师非常愤怒，回国以后，征召全国军队，精心训练了三年，而大力巫师率领其子赛尔即位，以洗雪父仇为己任，于是统率水陆军队二百六十四万，连同军中服役的长夫计算在内，以此讨伐希腊。希腊知道波斯必定报复前仇，水陆各险要之处早已分兵设防。有一个隘口，是波斯进兵必经之路，而地势奇险天成，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态势，所以希腊只派遣三百精锐士兵，其余七千士兵埋伏等待。等到波斯军队全部到达，虽然人多却无处施展，大败而退。水路兵舰又遭遇飓风，沉没了一半，波斯因此士气不振。几十年后，希腊腓力在位，想要联合众小国为一大国以讨伐波斯，于是派遣使者分别前往众小国，游说百般，而自己训练军队组成方阵。假如有士兵四十人，分南北东西为四个方向，可以人人各自为战，由十而百，而千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