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　外交部二　通商

译卷四十七 外交部二 通商

论通商的益处

通商的利益，是中外共同享有的。然而那些见识浅陋的人，动辄声称自从开通商以来，西方人独自享受了利益，而灾祸却由中国承受。出口的土产货物，往往抵不上进口洋货的数量，试举海关的统计簿册作为证据。去年的簿册报告，土货出口总值白银一万四千三百余万两，洋货进口总值白银一万七千一百余万两，土货少于洋货，相差白银二千七百余万两。通商五十多年来，白银外流的数目不可胜数，来日方长，如果漏损的缺口不堵塞，即使让天地作为熔炉，阴阳作为炭火，日夜不停地鼓风铸造，也远远不足以供给这种消耗。西方国家多使用金镑，以黄金作为货币，而不使用白银，进口的印度大银元及墨西哥银元，每年都能获取厚利。近年来西方人收购黄金，金价昂贵，每两黄金折合白银三十余两，这在咸丰、同治年间难道不止是三倍吗？黄金日益减少，已经可以大概看出来了。唉！金银是重要的货币，西方人使用黄金，能使中国的黄金价格上涨，西方人并不使用白银，但他们铸造的银元却在民间流通，夺取了朝廷发行货币的利益。唉！他们用心算计，善于谋取利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其他各项货物也可以由此类推。通商汲取中国的财富，民间面临财力枯竭的忧患，而国家却增加了海防的巨大费用，购买军火的费用，出洋经费数额巨大，稍有言语冲突，则铁甲兵舰接连而至，一旦开战，军饷动辄超过千万，财政主管兴起仰屋兴叹的悲哀；如果议和，赔款多达万万两以上，耗尽军务费用也不够，国家威望受损，士气被摧残。通商之事确实令人忧虑，于是那些戴着高帽、系着宽带的儒生，文学侍从之臣，中枢府邸的重臣，甘盘那样的旧学之士，心中怀着忠愤，谈论财利，想着阻止通商的源头，从而闭关谢客，勉强从事，灾祸反而更加深重。唉！真是荒谬啊！通商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是上天造成的。上天所兴起的，谁能废除它？难道没看见大海吗？那是上天用来限制五大洲的。有了轮船，五大洲都相通了，近来更盛行铁路，千里之遥一瞬即达，巧夺天工，水陆并进，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人力所至，舟车所至，皇天也退居到无权的位置，而想要用区区亚洲的力量来堵塞它？沧海横流，用一颗泥丸来阻挡，哪里会有益处呢？西方人把中国看作金穴，以通商作为立国的根本，精制机器来弥补人工的不足，在本国设立商部，任命大臣总领其事，在其他国家则用坚船利炮来壮大声势，又派遣领事来保护，资本不足则纠集公司来资助，消息不灵通，则安设电报来加快传递。货物必定迎合我们的喜好，而且做工精细绝伦，价值务必低廉，而销售市场更加广阔，重视商人，地位上与王公抗衡，偶尔宴请贵宾，甚至借用御园宫殿。国家有战事，商人承担筹饷的责任。中国却不是这样，禁止追逐末业的禁令记载于成周时期，商人不得被推举选拔为官吏，见于汉代的诏书。如今主管财政的人，专门以损害商人为务，专门以损害本国商人为务，关卡如林，税关密集，横征暴敛，索取无厌，而西方人的货物则睁大眼睛熟视无睹，无可奈何。这难道是优待友邦吗？为何如此克制自己呢？为树林驱赶麻雀，为深渊驱赶鱼，挂牌的洋商，日夕之间就有不同。这是陈氏厚施造成的吗？有人说这都是不重视通商的过错。通商之事，善于运用就接受其利益，不善于运用就接受其害处。商人位列四民之末，有国家的不能一天没有他们。农业和工业是百货的来源，如果没有商人沟通有无，按时节出入，那么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妇女有多余的布匹，工匠积存器具却难免饥寒，士人高谈王道，闭门潜修的人，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和供给他们的需求。即使国家财政轻重不均，如果没有商贾勤勉转运，怎能流通？日中为市，交易后散去，各得其所，上古时代之所以均平而没有贫弱之忧，就是由此而来。如果真的毅然郑重对待商务，上面没有鄙薄市侩的心思，废除损害商人的苛政，挽回已失去的利益权力，学习工艺的良好方法，扩大平民的生计，那么中国商务难道会有止境吗？况且通商的利益，中国实际上暗中享受了，只是人们自己没察觉罢了。无论洋货土货，成交的时候，大多在通商口岸，这还是中国的土地。经手的用钱，搬运的杂费，海关的税项，合计起来，已经抵得上货价的三四成，这都是中国靠力气吃饭的民众所得到的。虽然出口货少，进口货多，似乎洋货足以夺取中国的利益，却不知道中国小民还有收回的利益，只是分散而没有记录，无法复核罢了。福建广东失业的民众，散居到英美各国，南洋各岛的，何止几千万人？都依靠工作作为生计，每年各自寄回养家的银两，致使被当地人厌恶。如果不是通商立约，出洋谋生的人，不会像这样兴盛。由此说来，通商也未尝不是中国的利益。永远保持利益权力，不被外洋侵占，在于深明时局的人。

互市利弊论

《孔丛子·陈十义篇》中，赵王问子顺说：“如今我想寻求北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回答说：“用他们有利的东西引诱他们，并与他们通商，他们自然就会来了。与他们通商，是用我们没有用的货物，换取他们有用的东西。”

译因此，这就是用来削弱他们的方法。如果这样不停止，那么对夷狄的利用，将在衣食上浪费殆尽。几乎可以举起鞭子驱赶他们，难道仅仅是削弱他们而已吗？”《贾子新书·匈奴篇》提出五种诱饵来败坏他们的耳朵，败坏他们的眼睛，败坏他们的嘴巴，败坏他们的肚子，败坏他们的心。这五种诱饵，都是中原地区的声色、滋味、淫靡和精巧之物。中行说教导匈奴人，得到汉朝的丝絮，就在草棘中奔驰，衣服都撕裂了，以此显示不如毡裘的完善。得到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此显示不如酪浆的方便美味。唉！这是古代驾驭夷狄、谋划中原的策略，现在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利害颠倒过来实施。每年用千万金钱，去换取毒害百姓的鸦片，甚至布帛、器械、饮食、玩好等日常所需，从上到下，都只追求洋货。而内地的物产卖不出去，内地物产卖不出去，那么我国从业百姓的生计就匮乏，生计匮乏而百姓日益贫困。中国的金钱有限，外洋的淫巧技艺无穷，而外洋日益富裕。过去用无用的物品来削弱夷狄，现在夷狄却用它来削弱我们；过去用它来败坏夷狄的耳目口腹心，现在却用它来自败。照这样下去，几十年不改变，百姓能不贫困，财富能不耗尽吗？古人说“财聚民散”，有聚集在君主身上的，有聚集在贪婪暴虐臣子身上的，有聚集在兼并土地的豪强身上的。聚集在君主身上，有以财发身的主君，可以拿出大笔赏赐。聚集在贪婪暴虐兼并的臣子身上，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可以借此来利民。如果聚集在外洋，那就一去不返，即使有善人，也难以谋划了。有人说：“那么断绝互市可以吗？”回答说：“怎么可以断绝呢？无论外洋以市场为命脉，必定施展毒计，与我们争斗，即使我国百姓中趋利的人前往，杀了他们也不止。”北宋禁止与高丽通商，而闽浙百姓违反禁令前往的无穷无尽。明朝初年在浙江设立市舶司，与日本通商，嘉靖二年废除后动乱发生，祸害甚至蔓延到东南地区。不懂得长远驾驭的策略，只知道闭门自守以求平息事端，这是庸俗儒生的浅陋见识，不能谈论大计。有人说：“那么互市没有利益吗？”回答说：“为什么说它没有利益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敌人的情况，依靠互市来平息事端的是庸儒的浅陋见识；借以充实国家用度的有，百货钱币的盈虚通过互市而流通的有，东南人口稠密的祸患通过互市而得到调剂的有。过去祖逖在河南抵御石勒，祖逖请求与石勒通好，祖逖不回复书信但允许他们互市。尚且不与他们通好还通过互市来制约他们，与他们通好的难道不可以顺势而为谋取利益吗？互市的危害，起初在于想要获取赋税而没有长远的考虑，后来在于战败士气低落，想要和戎而没有闲暇思考防患之计。西洋各国通商赋税，都是由其国君根据缓急情况来制定，或者轻税以扩大来源，或者重税以扩大到达，没有一成不变而权力反而掌握在客人手中的。现在如果真能讲求自强的方法，使轻重操纵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外洋就不能夺取中国的利益了。然而实行几十年，他们深谋远虑所在，必定不会顺从。如果东粤的肇庆、西粤的桂林，他们既然要求通商，那么今天起来回应的人应当深思熟虑。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外洋模仿制作，那么洋绒、洋布等物品，官府也可以模仿制作以夺取其利权。官府无暇顾及，可以命令富商大贾去做，并责成他们必须成功。印度的丝绸和茶叶日益兴盛，那么中国的丝绸和茶叶不可不讲求种植的精良方法，以警示百姓并广泛招徕。泰西货物日益精巧以诱惑我国百姓，而我国百姓只知道苟且求速效，器物日益粗劣，这是官府的责任。外洋的轮船进入我国领土的每天都有，而我国船只前往的却听不到，一只船帆都没有，可以说没有人才。海滨的大商贾扬帆出海，过去所有的，现在为何断绝了呢？那么制造船只前往通商不可迟缓。中国书籍日益流向外洋，而远方记载知道的很少，这不是利用夷狄长策的方法。那么讲求秘籍，设置写书的官员，设立翻译人员不可缺少。海滨百姓趋利前往海国，一百多万，大都是贫苦无告的人，有的卖身为佣，等到他们回来，富有的金钱千万，少的也累积数百，没有空手而回的。上天或许以此偿还鸦片浪费的金钱呢？那么保护并鼓励他们前往的应当有切实的策略。而且他们都是我们的子民，不忘中国，熟悉那里的风土，了解敌人的虚实，大有用处。能够斟酌百姓百货的盈虚，贯通平准均输的精义，无事时收取赋税以利国，通商以利民，谨慎边防，精良器械以防患。有事时制服他们的死命而讨伐他们，而孔子顺从。贾谊长沙王的计策，可以依次实行。那么互市，是驾驭夷狄的方法，中国的利益所在。

译通商应当诚实不欺的论述

昔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代理宰相职务，参与国家政事，仅仅三个月，卖小羊小猪的人就不再用虚假手段装饰货物了。这是大圣人德行深厚、教化神奇，自然不是平常人所能比拟的。然而市井商人贪婪欺诈、善于欺骗，自古以来就十分明显，到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了。我身份低微，而且住处又靠近市场，日常饮食所需的米、盐、酱、醋等细微之物，虽然我没有一一亲自过问，但耳闻目睹的事情，还是足以叙述的。曾经有乡下人背着柴火去卖，每次称量轻重时，暗中用手拉扯秤杆，以便多卖些钱，这是一件事。把鸡鸭装在笼子里去卖的，往往预先强行喂食，使其饱胀堵塞而死，这也属于“饮羊”（注：指给羊灌水增重）一类的欺诈。然而还可以说这是乡下人愚昧无知，不值得深责。于是鱼目混珠的店铺，到处都是，安然自若不知这是错的；而药店卖假药给人喝，油坊搀卖花生油，甚至伤害人的性命，尤其可恶。然而还可以说这不是正经的大店铺。于是以次充好、冒用名牌的事情，倒闭亏空、逃跑的案件，层出不穷，大盗不拿兵器，这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还可以说这不是有字号的正规交易。于是茶商焙制绿茶，常常使用铜绿和鱼胶，只希望颜色和味道好。丝绸和棉花打包的时候，偶尔有掺水以增加重量的；又有收购茶馆泡过的茶叶，做成“还魂茶”的，外商吃亏，不知有多少次。近年来严格检查格外小心，而狡猾之徒，借口货物与样品不符，退货减价，时常有所听闻，以致丝绸茶叶的利润，远远不如从前，而茶商独自遭受很多亏损。这都是昧于信义、通商不以诚实不欺为根本的流弊。我听说外商来中国贸易，排场阔绰，宅第高大宏伟，货物堆积如山，来往频繁，成千上万令人震惊，不知道的人很少不认为他们是带着巨额资金来的，而其实他们身无分文，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品行端正，诚实可靠，为众人所信任罢了。各洋行中必定聘请华人做买办，西语称之为“康白度”，即我们中国的挡手，与店铺的经手人、官署的账房、带肚子的门丁没有区别。做买办的都需要垫付银两，多的有十几万，少的也不下几千，而殷实可靠的保人写好保单，保证赔偿的银数不在其中。一切开支及办货的杂费，都从买办那里取用，不用担心不够，还何必忧虑筹措呢？华商买洋货的，必定带着现银去取货，或者五日期限的庄票，刻有“汇划”字样的不收。洋行收买土货则不然，先交货，约定日期付银。最早也要等到礼拜六才允许照付，快慢悬殊，怎么这样厉害呢！熟悉市场的人，也可以从此明白其中的原因了。〇洋行收买土货，成交之后该行即核算货价，用钱、关税、水汇费、行用的总数是多少，总开一张单子，交给银行买汇票而支取现银，以便转付给各货主。另开一张单子，函寄给外洋的收货人，照单备齐银两，向银行取货，而银行规定，必须等到货物运上轮船出口，才照汇票付给。这是洋行买货付银的大致情况。华商向洋行取货，必须付现银，或者付庄票的，也是因为外洋寄来的货物，与从中国寄往番邦的货物情形一样，都已经先买了银行汇票而来。如果不先付现银，那么提货的栈单都在银行，银行银两未收清，不还栈单，凭什么提货？这是向洋行付钱取货的大致情况。著名的大洋行虽然能自己出具栈单，不经过银行转手，只是因为进出浩大繁琐异常，银行相互往来，立簿作为凭证，汇票到期，据此登账罢了，仍然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此外与银行没有往来的，必须先照付汇票，才给提货栈单，何必再问呢！只有寄货向银行买汇票这件事，因为西人诚实所以实行而没有弊端。华人则防不胜防，银行对于买汇票的货物，仅凭该行的清单开报，从不派人查视，而汇票到期，也从无不付银取货的事情。如果让华商来做，就会夹杂伪物，甚至在货箱中装满土石，而照付汇票，必定视货价的涨落为权衡，怎么能长久让人信任呢？由此说来，洋行大致是借水行舟，以“诚实”二字为根本，而获利无穷，人我都受到好处。华商不乏有见识的人，试着想一想，认为怎么样？

中人与西人贸易，应当先学习西语的论述

自从中西互通贸易以来，中人与西人交往，言语不通，不得不借助中间介绍的人。于是，在官场有翻译，在市肆有通事。考察翻译这一官职，在古代是象胥的职责，寄托着和睦亲近之意，隶属于司寇。又《戴礼》说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都是通译语言的官员。〇用来宣布朝廷的命令，传达远方的情意，从而使中外没有隔阂的祸患。所以这个官职虽然不是很尊贵，但其责任却不是很轻。至于通事，则在古代没有记载，虽然因时制宜，未尝不可在世俗所称的三百六十行之外，另外增加一个行业。我私下默观时势，探究商情，则认为目前翻译必定不能没有，而通事则必定不可以有。为什么呢？翻译多在官府任职，他们所掌管的事情重大，大到两国的和战之事，小到地方交涉的开端，

译没有不确实有关联的。况且担任这一职务的人，眷恋国家大局，顾惜个人功名，终究是君子多而小人少，然而真正能认清时务、明白大体的人，已经很少见了。至于通事（翻译），则更是不堪询问。这些人大多属于市井无赖，穷困得无处容身，于是去学泰西（西方）的语言，认识从右向左书写的文字，粗略通晓英语，便自称为通才，夜郎自大。等到他们一旦得志，就更加喜气洋洋，目中无人。但他们胸中只有金玉锦绣，见解都来自田间地头，向来遭受困窘，所谓读书人吃三斗油脂，就自认为穷奢极欲了。西方人知道他们这样，用微小的利益引诱他们，用甜言蜜语诱惑他们，于是他们倾吐肺腑，知道的无不告知，见利忘义，无所不为。凡是中国人情势的强弱，市场情况的真假，货物的好坏，价值的贵贱，中国人有时不能完全知道的，西方人却没有不知道的。这并不是西方人聪明绝世，而是有通事把底细全盘托出。况且遇到事情无不压制中国而袒护西方，商人偶尔与他们争论，他们就说：“这是西方人吩咐的，我不能做主。”好像君父的命令，尚不足以抵挡他们尊奉西方人的心意。等到这些人的身家富裕了，而中国的市场却败坏了。况且像汉口等地的各茶栈所用的通事，号称“马箭”，名字不雅正，乡里自爱之人所不屑为之，然而却趋之若鹜，只图自己赚钱，不管他人亏本。茶市疲败，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看本报所登《四明若痴主人茶务揭要》中，痛论“马箭”的弊端令人发指目裂，以此类推，通事可用不可用，也就显而易见了。那么怎么办呢？回答说：凡是与西方人贸易的，无不学习西方语言然后才可以。查考西方人经营商务的，无不学习各国语言，如在俄国经商，就学习俄语；在德国经商，就学习德语。这是欧美的通例，唯独到了中国，西方人都反客为主，而我们反而屈从他们，这就是我们衰败的原因。纵然不能强迫西方人学习我们的中国话，可以令华商学习西方语言来对抗他们，将来可以与西方人当面交易，不必再依赖通事。商人各自顾惜身家，不像通事只赚佣金，而对商务像秦人看越人肥瘦那样漠不关心，想必能稍有把握，完全去除上下其手、扶抑勒索的弊端。话虽然迂远，实为切要的计划，只是其效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是有远见的人不能理解。况且用近事证明，日本维新之际，最初与西方互市，其弊端正与中国今日相同。不久大悟，凡是贸易中人全都学习西方语言，弊端于是革除。又在本地郊外设立贸易研究所，顾名思义，立意可想而知。研究所学生八十人，总管其事的是荒尾君，曾邀请我去游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条例很精密。学生一半读中国书，以备与中国贸易之用；一半读英国书，以备与西方各国贸易之用。数年来听说成才的人已经不少了。中外往来，开创千古未有之局面，而商务实为第一关键。如果不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真假，凭什么制胜？像通事等人虽然懂西方语言，然而不是身处局中不知利害，那么又不如不懂西方语言的好。这其中的损益得失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有智者，一定能明辨。当今如刘岘帅、张香帅等巨公，都励精图治，锐意学习西方方法，在水师学堂之外，又创立自强学堂，将方言与商务并列。高明的谋略，卓绝当时。但我浅陋的意见，格致算学都须从方言入手，而商务尤为重要。似乎应以方言为纲，商务为目，那么中国市场蒸蒸日上，将来还可以远涉重洋，自己与西方各国贸易，与之并驾齐驱而不致受制于人，这就是中国商务的福气了。我私下不自量力纵论及此，也姑且寄托于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罢了。

译通商应当设立商部，以疏通利源。

太史公说：“农民种植粮食供人食用，虞人开发山林川泽供人取用，工匠制作器物供人使用，商人流通货物供人交易，这难道需要政教法令去征召、约定时间地点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竭尽自己的力量，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物价贱时买贵时卖，各自勉励从事自己的职业，乐于自己的事业，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日夜不停，不用召唤就自然前来，不用征求百姓就自然拿出。”《周书》说：“农民不生产，就缺乏食物；工匠不制造，就缺乏器物；商人不流通，就断绝了三种物资；虞人不开发，就财物匮乏稀少。财物匮乏稀少，山林湖泽就不能被开发。”这四个方面，是百姓衣食的根本。根本广大就富足，根本狭小就贫乏。对上可以富国，对下可以治家。贫富的道理，没有人能给予或剥夺，而灵巧的人有余，笨拙的人不足。看了《货殖列传》的序言，才知道通商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策略，不能不视为与身心性命相关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农业务本，轻视商业抑制末业，认为天子有道，守在四方夷狄，通商只是羁縻外国的权术罢了。况且天子不言有无，哪有承受天命受箓的君主，却孜孜追求财利，与盗跖一样的呢？道光末年，海疆战事兴起，中外大臣不能抵御外侮，黄爵滋首先挑起事端，林则徐操之过急，而耆英、奕经、伊里布、琦善、英桂等人大多以庸劣之身承担重任，导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当时还以讲求洋务为情，多隔膜，动辄受欺骗蒙蔽。直到如今，泰西各国享受和约无穷的利益，事事占尽便宜，虽然说是城下之盟，危急之中怎能选择？而始作俑者，难道能不遭受千载的唾骂吗？从前管仲辅佐齐国，善于因败为功；姚崇被提拔入中书省，人们称他为救时之相，况且困极则亨，穷久则变，这是天道循环的道理。泰西以全力保护商业，于是能够逐渐达到富强，彰彰可考，而其长技良法，不自我珍视保密，任由他人模仿，这也足以看出欧美各国人性之质直。而近代执政的大臣，只以讲求军制、兵法、制造军火为急务，如福州船政局、上海制造机器局、金陵洋枪局、天津武备学堂、军械所等处，仿制军舰、枪炮、弹药，测量远近，推算重力、压力、速率的方法。曾袭侯敏惠公，著有《中国先睡后醒之论》，也是指中国修明武备，仿用西法枪炮以及创立海军等大政而言，而都将商务视为缓图，对于西人保护商人讲究商务之道，全不详细体会，而且多设关卡以扰累商人。官商之间，不通上下之分，隔阂太深，剥削更加严重，而商贾多是失业之人，熟悉趋避之道，于是有挂靠洋单，挂洋行招牌的事情。唉！商人惟利是图，是其本性，而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是谁的过错呢？凡此数端，都是不重视商业的过错。如果能幡然悔悟，不要自封步调，排除浮议，设立商部衙门，由亲王大臣总领其事，特别显示崇重之意。各省均设置督办商务的大员，以统一事权，或者就让藩司兼管，各府州县根据当地所宜，设置官员以倡导率领，完全按照西人章程，而以保护商人为主，商务的兴盛，可以计日而待了。商务既兴，则铁路、矿产、机器制造等各项，自然依次举行，商人殷实富裕，国势也与之俱兴，不必以讲兵为强，而兵力自然足以无敌于天下。兵之强弱，视乎饷项之盈绌；饷项之盈绌，全视乎商民贫富。所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产生于有，而废于无。所以君子富则好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深渊深而鱼生焉，山深而兽往焉；人富而仁义生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因而而不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太史公《货殖列传》真是经国之要图也。

各省道员的缺额，最肥美者，莫过于海关。钻营者以此专心致志，不惜贿赂奔竞。如果能一旦到手，则此生吃不尽矣。查海关缺额最上者，厥为江海关；次则凤凰城之东边道、津门之海关道，皆岁入甚丰，每年二三十万两不等。报解大郡不过十分之三四。定例包征包解，入者多而解者少，大可饱其私囊也。现闻此次计臣筹饷无微不知，早知各关道包征包解之弊，大妨国课，拟陈大廷，将各海关之包征包改尽征尽解矣。俟定议后，一概行知各直省照办。但兴一利必有一弊，不知能不病于国、不病于商否？前有天津友来函，披阅之下，不禁为海关惧。改章者徒切忧，并为管关者望。改章者代致欣幸焉。曾阅邸抄，张家口监督每岁差满回京循案例奏云：“张家口应征正额二万四两二钱四分，盈

译五百五十六两七钱六分二，共计银六万五百六十一两。如今自奴才接任之日起至某月日止，一年期限届满，共征收银三万九千二百六十四两三钱五分。除去正额二万四两二钱四分已征足外，计算盈余仅有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两一钱一分，还短征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两六钱五分。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并非敢怠慢征收不力。查张家口上年短征盈余银两，户部议定减去四成五八毫。奏请后奉旨允准。如今商货微少，牲畜稀少，情形比上一届更为严峻。只有援引旧例，恳请天恩，敕令户部核复，从宽减成，遵限赔偿缴解等语。」所说的（情况）是每年短收的银数不相上下罢了。

又历任广西巡抚关于梧、浔两厂应征盈余银两，实在难以如数征收，援引旧案减成赔偿解缴，以显示核实之折内称：「梧、浔两府应征盈余银两，前任抚臣将征收短少的实在情形分别核定着赔成数，具奏后奉批允准，并户部咨文按三年限期，梧厂照四成，浔厂按一成完解。如今又届三年，与藩司督饬两府的正署各员设法稽征，原本期望改税。」逐渐兴旺，恢复旧额，无奈商稀税淡，征收更不如前。值此财政枯竭之时，筹款方渐充裕，征解岂容稍宽？然而历届相沿，每况愈下。如今据该府等先后具文说明缘由，司核明两厂征数相符，并无隐匿漏报混淆，详请具奏前来。复核确属真情，只有恳请天恩，俯准援引原奏减成着解。一旦将来商货盛行，征收丰旺，再行奏请恢复原额云云。

这都是包征包解的关税短少，大受其累的情况。与关税丰盈饱入私囊者相比，判若霄壤，实在有苦乐不均的感叹。马玉山中丞曾因为梧、浔两厂上奏说：“若不问是否有征收，只是督责勒令完纳，必然导致廉洁的官吏枉遭参劾，不肖者多方浮收，仍然像往年那样累及商民，实在与用人理财之道两失其宜。”张联桂中丞推崇为至当不易之论，并且说：“增加税课必须先体恤商人，一味严核苛求，不仅对税课毫无裨益，反而恐怕商力更加困顿，裹足不前，势必导致税收愈稀，短少愈甚。”这就是不敢操切图谋的原因。他们在体恤下情、曲当事理之处，可谓前后辉映。

私下认为国家岁入有常，钱粮之外，以关税为大项，而金亦资挹注，原本不容稍形短少，致使滋生侵蚀。然而自从包征包解的例行之后，如粤海、福建等处，每年可盈余数十百万，甚至以一门丁而获数十万，尤其令人骇人听闻。然而这些优厚肥缺，皆以旗员担任，而汉人不得参与。畛域分明，明显违背正直公平之政，不符合王者一视同仁之意。自从通商以后，洋单盛行，税务情形大有沧海桑田之变，而取盈之弊遂集中于包征包解之关。管关的官员每以此为苦，究竟缺分尚优，无须规避，只是较从前出息稍逊而已。通商各关或使用西人征税，尽征尽解，毫无私弊，公家得益转巨，何不仿而行之？良法具存，难道甘受包征之累吗？即卡所定比较之法，虽为筹款起见其弊适与包征相等。多收实贪天之功，短收则无辜受累取盈之非，孟子之时已剀切言之了。及至征不及额，责令减成赔偿缴解，有名无实，徒成具文，终当亏及国帑耳。

近来见西报载天津钞关书舍缺底约有四十分，缺底值银数十万之多。其平日排场闊绰，无异富贾豪商。如今闻津关税务有暂由洋人包办，交銀三十万两之说，并户部刻已议准不日即可施行。该关书办一闻此讯忧虑特甚，徒唤奈何。详见《关事談》新一则中，此事如果实在，则海关改张一事必能见诸实事也。行见国家大收富国之效，而库帑充盈，管关之員又不至以赔成受累，一洗包征之敝，何快如之！惟关差素优之阙，不禁忧形于色耳。虽然，公忠體国，竭诚奉上者，当不若是。

译互市档案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消灭郑氏政权，台湾平定。过了两年，边疆大臣请求开放海禁，得到朝廷批准。于是设立四个榷关，分别位于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江苏的云台山。当时荷兰因为协助攻打郑氏有功，首先请求与大西洋通商。荷兰向来以富饶肥沃著称，而且其人勤于贸易，大多以驾驶海船为生计。自从荷兰获得通商许可，以前那些未曾与中国通商的国家，都争相前来。英吉利是大西洋的强国。自明朝以来，其开拓疆土逐渐广阔，开通商埠，延伸至东南洋。在康熙初年，英吉利就谋求在澳门通商，但因海禁未开而作罢。康熙九年，郑成功之子郑经占据台湾，英国商人往来于澳门、台湾等地，长达数年。郑经降低税收以笼络他们，借此来控制荷兰。不久，耿精忠与郑经交战，藩镇内部发生动乱，朝廷商议先安定沿海边界，防止外洋势力援助郑氏为患。于是英国人认为与华商交易不便，便离开了。等到台湾并入大清版图，英国人又怀疑新开拓的地区税收必定加重，于是舍弃福建前往广东，又时常往来于浙江的舟山、宁波等地。而那时英吉利的名字并不显赫，人们只知道他们是红毛番族。康熙五十六年，总兵陈昂才上奏称广东的红毛番中有英圭黎等国，最为奸诈不法。○当时在广州、澳门等地通商，常因粤海关索要费用过重，联合洋商共同争辩。雍正初年，又商议增收礼物银两，于是在雍正七年联合控诉于大府，得以稍稍裁减。不久，官吏又增加出口税，于是英国人才有了将贸易移至浙江的念头。起初，浙江的海关设在宁波，舟山尚未设县，商船出入宁波，往返百余里，水流湍急且礁石众多，往往掉转船头直接离去。等到定海设立后，监督张圣诏才请求将海关移至定海，户部商议同意，于是在定海城外道头街的西侧，特意建造了一处红毛区，作为外国船只往来的客栈。从此浙江定海的商船日益增多。当时因为广东不便，多次往来于舟山，见到今昔情形的不同，便定下计策与之争辩。乾隆二十年，英国船只停泊在定海港，有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向浙江宁绍道台请求，愿意在定海缴纳赋税，并请求允许将货物运至宁波府。福建和广东两地的总督听说后，认为这是因为浙江税收较轻而导致关税收入减少。乾隆二十二年，闽粤总督上奏称浙江海关的正税，请求参照广东海关的则例。酌情增加一倍，户部商议同意。奉旨：洋船向来在广东口岸征收，由粤海关稽查征税，浙江宁波不过是偶尔一次。如今奸诈的牙行勾结渔利，前往宁波的非常多，外国船只云集，日久停留，又成了一个广东的澳门。现在重新制定章程，比广东稍重，使洋商无利可图而不来，以示限制。初衷并不在于增加税收。不久，户部大臣又复议禁止外洋前往浙江贸易，定制归并到广东一个港口，每年夏秋之交由虎门入口。这时正严格禁止丝、绸出洋，英吉利虽然时常违制偷偷前往宁波，但无所得，仍遵守新制，在广东通商。广东起初设立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己有垄断之利，勒索不止，串通官吏，规费日益增加。于是英国商人洪任辉等人仍前往浙江，请求在宁波开港，而浙江巡抚已奉到新令，全部拆毁英国商人的旅舍。听说他们的船只停泊在舟山，便下令驱逐，切断岸上供应的食物。洪任辉非常愤怒，于是从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请求通商宁波，并揭发粤海关多年的规费弊端。奉旨诘责，命令将洪任辉由陆路押解至广东。于是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奉旨：着福州将军以钦差身份赴广东查验，若有苛勒确凿，将监督及其家人问罪。又因洪任辉不应违制擅自前往天津，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才释放他。自此各国通商广东，奉法非常谨慎。然而事情过了三十年，弊端又起，以前裁改归公的费用，又增加并加重了。各洋商都以为不便，但因惩罚洪任辉的前事，不敢公开申诉。英国国王乔治便与其臣下谋议，借纯皇帝八旬万寿入贡天津之机，乘间提出此事。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国王派遣使臣马戛尔尼（一作马戛附尼）由海道前往天津入贡，开始与中国通好。

当时皇上认为远方之人向往慕义，诚意可嘉，特命理藩院引导其入觐。随后使臣进献其国王的表文，仍请求在浙江开港并通商天津，又想要援引俄罗斯的先例，派人寄居京师。皇上认为宁波、天津没有通事、洋行，交易不便，而且俄罗斯自设立恰克图后，久不在京寄居，所请求给予舟山海岛及广东附近省城土地，华洋混杂，断不可行。于是特意颁布前后两道敕谕，逐条驳斥，示以中外之防，使臣才不敢再言。等到他返回时，皇上派遣重臣伴送，由内地经过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到广东出洋回国。其船只经过宁波，请求顺便买卖茶丝，出洋时允许了。马戛尔尼回国，国王宣读敕谕，自知所请与中国体制不符，事情于是搁置。然而虽然断绝了在舟山的念头，仍想在澳门逞志。又当时英国人正与法兰西交战，害怕此事传扬到中国。因此

译皇帝诏谕中曾有允许他们再次前来朝贡的言语，于是他们在六十年（乾隆六十年）又准备了书信和礼物，通过广东的大班转呈给广东巡抚代为上奏，并陈述他们当年曾带兵船到的密地方，协助天朝大将军福康安征讨廓尔喀的事情。广东巡抚翻译了他们的文书，因为言辞极其恭顺，皇上也给予了优厚的答复。然而他们往来于澳门之中，既忌恨葡萄牙人，又防备法国人，辗转包藏祸心，于是就有了嘉庆二年、十三年发生的事件。

澳门是各国贸易往来的聚集地，而实际上由葡萄牙人主宰。乾隆年间制定制度，各国船只暂时停泊在黄埔进行贸易，事情结束后仍回澳门过冬，转而向葡萄牙人租赁房屋居住，期限一到就驱赶他们回国。另外，葡萄牙人只缴纳船税，不像其他各国船只货物一并征税。英国人自从在广东通商，设立四班公司管理贸易，想要得到中国的一个岛屿，像新加坡、马六甲那样作为旅舍，没有比澳门更便利的了，但被葡萄牙人抢先占据，已经愤愤不平。又看到澳门的官吏与葡萄牙人相互勾结，更加暗中忌恨。

等到乾隆末年，英国入贡提出要求，请求让澳门的洋商出入自由，意图效仿葡萄牙人的先例，得以减轻赋税并自行建立码头，但不敢明说。皇上也暗中加以控制，所以诏谕中只让他们遵守以往在澳门贸易的常例，而英国人窥探之心不止。

嘉庆七年，英国有六艘兵船停泊在鸡颈洋，借口说法国人想要侵犯澳门，所以派遣军队来驻守，实际上是借机窥探澳门。葡萄牙人察觉了，于是报告给大府，命令洋商宣谕，让他们撤兵回国。于是他们在当年六月离开。离开那天，派人陈谢，仍然以法国人为借口。当时广东的大官认为他们在澳门停留不久，又没有动用兵力，于是隐瞒不报，但这件事已经渐渐传到皇上耳中。

等到十年，英国国王又准备了方物，派遣使臣依附商船来到广东，翻译他们的表文，则是说正与法国交战，担心他们在中传播谣言，离间我们，自己解释七年那次军事行动。这时英国商船每次有货船，就用兵力保护，又恐怕怀疑他们再有侵占澳门的事，正值闽粤之间海氛不靖，于是借口协助剿灭海盗，在内洋游弋。皇上看到表文中有愿意为中国效力的言语，谕令新任总督那彦成到广东，整顿军事防备，那些保护货物的兵船也令其申明边界，不要侵犯逾越。

过了两年，澳门的争端爆发。十三年，英国有将领名叫度路利，一作图礼，从安南战败归来，率领剩余的船只抵达澳门，也声称法国人夺取小吕宋，将顺道袭击澳门。葡萄牙人知道他是欺诈，而广东的大班名叫喇佛，因为七年的军事行动被澳门夷人所间离而失败归来，想借此时的兵力唆使度路利占据澳门作为补救之计。大府听说后，立即命令洋商传谕大班，让他们派遣兵船回去，并且告知说：“澳门不是葡萄牙所有的，而是我大清的土地，你们怎么敢侵犯？况且边境有敌寇警报，中国自己能抵御，不必劳烦戍守军队导致我的百姓惊疑。”

度路利听说后愤怒，于是率兵登陆，占据市楼。澳门的百姓惊恐罢市。当时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听到变故，于是参照违抗封舱的案例，调兵防守。度路利于是率领三艘兵船，直接驶入虎门，停泊在黄埔，又从黄埔乘坐几十艘杉板船，直达省会，进入馆舍寄居，扬言要抢劫十三洋行以报复。度路利既已下令，兵船争相前往，于是有碣石镇总兵黄飞鹏，用战船横截省河，飞炮击死一名西洋士兵，伤了三名，才开始害怕而撤退，然而他们占据洋面依旧。

当时大班索要历年商欠，又因为封舱停市，请求退还所买的茶叶并偿还价值，虚张声势恫吓，气势更加嚣张。恰逢英国本国有船主到来，听说封舱的事情，对大班说：“侵犯中国而罢市，即使得到澳门，也像石田一样无用。”先前洋船通常在七月底，广东停泊在黄埔，换货不过两个月，入冬就回帆离去。至此停泊在港外数月，货物没有起运的日子，各商人也怨声载道。大班喇佛于是对度路利说，指责葡萄牙人纳贿，用六十万番银犒劳军队，英国的兵船才具状归顺，请求照旧开市。

当时正奉有剿办的谕旨，各路官兵云集两千六百名，而督抚意在平息战事，于是许诺兵退开舱。于是度路利在冬月启程出洋，已有成约。皇上认为吴熊光办理迟缓，又不亲自到澳门，展示兵威，虽然开舱在西兵撤退之后，但许诺在先，严旨切责。随即命令新任督臣驰赴澳门查访，完全了解实情，于是弹劾吴熊光示弱畏缩的状貌，于是与巡抚孙玉庭都被论罪罢免遣散有差。

这次事件中，英国人觊觎澳门，自认为与天朝没有细微的嫌隙，而度路利称兵入省，实际上是由封舱激成的，况且他从安南来，也不是该国国王的本意，大班喇佛教唆此事，被英国国王听说，于是革去大班的职务，喇佛不敢回国，又回到广东。广东人以前事怨恨他，驱逐回澳门，几年后因忧虑而死。

译自从东印度公司设立以来，大班来到广州，大多寄住在洋行里，洋行的人侍奉他们非常谨慎，然而用来剥削他们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又与海关官吏勾结做坏事，关税增加后，勒索的费用也随之增加，有的索取比从前多十倍、二十倍。嘉庆十五年，英国大班向广东巡抚控告，说各洋商的贸易资本都是从国库借来的，无法承受亏损，请求酌情裁减以利远方之人。广东巡抚韩崶发公文命令布政使核议，过了很久竟然搁置不办。当初实行时，每两抽取三分作为洋行的辛苦费，后来军需费用从中支出，贡品费用从中支出，各商人摊还西方债务也从中支出，于是分为内用、外用等名目。于是各洋商利润微薄产生怨恨，屡次想借进贡表示忠诚以希望得到恩泽。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又派遣使臣分别进入广东和东京，其中来到广州的使臣叫加拉威礼，刚到广州，就争辩谒见的礼仪，按照旧制贡使见制府、将军都要脱帽俯伏，大官坐在大堂上接受，加拉威礼不同意。当时广东总督蒋攸铦正入京朝见，代理事务的是董教增，答应免除拜伏，只脱帽致敬，大官也离席站立接受。这时，英国的正贡使罗尔美，副贡使马礼逊已经乘坐贡船到达天津。夏季六月皇上派遣大臣户部尚书和世泰等在天津宴请使臣，有关部门告知他们在谢宴时应行跪叩礼，不能带入京城，又告知乾隆二十八年该国使臣入觐的礼仪。他们不回答，当时皇上在圆明园，尚书和世泰等提前引导使臣从通州起行，一昼夜奔驰到御园，车马困顿而使臣的衣装辎重都落在后面。皇上厌恶他们不肯遵循跪叩礼仪，想用计策阻止他们。当时使臣的表文没有携带，礼服不齐全，仓皇失措，于是以生病为由推辞，而睿庙已经第二天早上登殿，传呼和世泰，才以正使生病上报，又召见副使，又不到。皇上愤怒他们无礼，命令他们的贡品不接收，当天派遣理藩院押送回通州，临走时仍命令按照乾隆五十八年的先例由内地行走。这次事件中，使臣失礼实在是因为衣车没有到的缘故，皇上后悔了，朝廷大臣才知道当时理藩院迎接不符合礼仪，于是派遣和世泰酌情接收贡物几件，仍然颁布敕谕赐给他们的国王珍玩以回报远方的诚意，驿站交给广东总督蒋攸铦让他安慰遣送。然而英国使臣本想将广东增加规费的事上报，竟然没能达到目的，怏怏不乐地离开，大班在广州，起初寄住在洋行，后来设立公局，长期留在澳门，已经不再遵循回澳门过冬的惯例。道光初年，广州城外发生火灾，民居多被烧毁成平地，英国商人想扩大他们的公局，于是借修葺为名，依次侵占扩展土地数里。而那块地正对着河对岸民居渡口，居民想返回原来的土地不能，于是向大官控告。当时大学士李鸿宾担任两广总督，置之不理，广东人说他接受了洋商的贿赂，于是趁他入京朝见的间隙，向广东巡抚朱桂桢控告。朱桂桢在广东素有威望，洋商畏惧他，听说控告震怒，立即逮捕通事下狱。洋行害怕耽误开舱的事，跪求免究，于是亲自监督拆毁夷平。英国商人中桀骜狡诈的，借此事要挟，停止开舱，相持半年，最终还是由孟加喇新到的船主居中调停，事情才解决。这是道光七八年间的事。起初，洋商在广州通商，定制不得带家属，自从大班公司设立，出入自由，于是在八年秋天有大班某人带着一名洋妇寄住在广州城。而当时十三洋行中有东裕行司事谢某，为他置办轿子出入乘坐。过了很久夜郎自大，反而不许洋行中人乘轿进入馆舍。大官查知此事，立即逮捕谢某究治，谢某死在狱中。大班听说此事，于是在洋馆外架设大炮，设兵自卫。大官担心激变，于是命令通事蔡刚以理晓谕，命令撤去兵炮，并迅速遣送洋妇回国。于是洋行具文托言，大班患病需要人乳做药引，等稍好立即遣送。大官据此结案，不再追究根源，洋妇最终逗留不遣。几年之后，义律来到广州，竟然以携带家属作为援引成例的常事，而边衅也因此而起。义律是某公司解散后续来的大班。英国人自从在广州开港，只有公司船允许到广州贸易，此外散商不得擅自出入。定下法令，以二百年为限。他们的公司大班也定下三十年一换。所有贸易资本，都从国库中领取，每年收取利息。后来因为公司侵吞国库资金，不能偿还，又在十三年后请求展限。期限满了亏损依旧。英国君主看到他们的党羽日益增多，几乎不能控制，急忙想办法解散他们。正值道光十年后，屈指计算期限将到，大清二百年之期，教四人记载以解散公司为十四年事。然而律劳卑以这年来广州，被卢制使驱逐，则解散必在十年以后，十四年以前。二百年的，也是举其大数而已。于是乘机裁革前例，解散公司之局，听任散商各自牟利。英国的富商都以为方便，而中国向来厌恶公司横行，不如散商易于控制。只有十三洋行与公司交往已久，狼狈为奸，反而以为不便。于是托言公司解散后统领无人，因此有再次派遣大班来广州的请求。十四年，卢坤调任两广总督，上奏请求敕

译命令洋商写信回国，仍沿袭先例，派遣公司大班来广东督理贸易。英国君主接到信后，随即派遣一名领事，名叫律劳卑，于当年秋天抵达澳门，再从澳门来到广东。广东大吏因为他没有通报，擅自进入省河，担心他不是该国君主正式派遣的。当时有御史上奏称，律劳卑带领兵船进抵黄埔，总督卢坤调派水师严密布防，律劳卑随即惶恐认罪，请求领取红牌出口等语。〇只知道驱逐律劳卑这件事，而当时大班来广东实际上是出自总督的请求。核查道光十六年纪律来到广东，广东总督上奏朝廷，奏章中仍然理据前次总督请求寄信派遣大班来广东的案件。此时驱逐律劳卑是有原因的，于是派官员押送他回澳门。十六年继律劳卑之后来到的是义律。义律到来时，英国人起初商议想在广东设立审判衙门，专门处理各洋行的交涉诉讼事务，不管贸易。〇想要仍然听任散商自行经营。然而当时各洋行的资本首推英商，而义律初到，洋行尤其恭敬地侍奉他，于是他在当年冬天带着妻子儿女来到广东，名义上是约束商人和水手，不管贸易，实际上却是总揽一切事务。在广州的外国人全都仰仗他的鼻息，不敢自持异见。十九年趸船事件，是义律主持的时候，钦差大臣查来办理广东事务，命令各洋行将趸船上的鸦片全部缴销。首先传唤义律，他不来，后来因为各洋行又拖延，拘捕了奸商颠地等人。义律正好从澳门回来，就封锁商馆撤去沙文。沙文就是洋商的买办，见后头的命令已经下达，不得已才遵令缴销，但愤恨想要报复的念头不停止。义律写信回国，仍然住在澳门。这一年的秋天，各洋货船来到广东的，都遵照谕令停泊在澳门洋面，听候中国委员查验。义律首先挑起事端，凡是英国的货船，全都配备兵船，聚集停泊在尖沙嘴，不听查验。总督发令驱逐，三次挫败他的锋芒，才驶出老万山，又行文照会，索取鸦片赔偿，作为进入广东配茶的费用。总督见他跋扈，一方面照会答复斥责他不守臣节，一方面上奏请求停止英国人的贸易。这时边衅刚刚兴起，内外大臣有请求闭关封舱，并且对外洋各国一律停止通商的。皇上发交广东总督议奏，林则徐上言：惩罚不波及中间，必须显示大公。现在因为英国人不遵守法律，就将恭顺的各国一律严拒，未免良莠不分。假如各国问有什么罪过，臣等就〇难以批示。况且自从英国人贸易断绝后，其他国家颇欣欣向荣，〇逐利者欢喜，那边亏损而这边赢利；怀忿者认为这边荣耀而那边耻辱。中国控制驾驭的方法，正可以让他们互相间隔互相疏远，倾心归向内部。如果一概与他们断绝，反而容易联成一气，古人所说的他们聚集起来协同谋划对付我们，不可不预先防备。等因奉旨如议。然而这时像美国、港脚等国的货船，虽然奉准开舱，但英国人用兵船拦阻在口外，不得入港。

译道光二十年冬天，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东，正打算商议招抚，允许英人按照旧例通商，而义律却急于先开战后通商，于是发生了大角、沙角的战事。广东巡抚上奏说：“自从用兵以来，关税收入短缺，到达的洋船已不及以往的十分之二，又被英人拦阻，停泊在港外，等待开舱，遥遥无期。”当时皇上已任命贝子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为参赞大臣，命令他们到广东，先查明各国的情形，究竟是因为怨恨英人阻挠生计，还是对天朝未能招抚安抚稍有不满，以致陷入困境失业，据实陈奏等因。皇上意在怀柔远方之人，更想使边疆大臣体察外部情况，如果怨恨有其原因，就可以加意招抚，供我驱使，这是近交远攻的计策。然而当时各洋人因为被阻留牵制，就想着各自带兵船与之讲论，而义律用甜言蜜语引诱，说招抚之事已有定议，因此各洋人急欲开舱，反而为英人作说客，而广东大吏没有察觉。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闯入虎门，攻破乌涌炮台，当时港外的美国、法国及港脚等国货船共四十多艘，首尾相连地前进。于是美国人首先请求开仓，又陈述义律悔罪，不敢另有要求，只求与各国一律通商，无不同声欣喜感激。参赞杨芳据此上奏，奉旨严加斥责，而义律果然不接受招抚，于是发生了四月闯入省河的战事。当义律请求招抚时，一要鸦片烟价，二要得到香港码头，琦相认为事关割地，假装答应而未敢上奏。然而英人自从谋划夺取澳门不得，屡次想在靠近广东省城的地方乞求一个岛屿或一块土地作为定居之所。早有窥视香港的意图了。等到听说相国允许上奏，起初就举兵要挟，接着就请求缴还浙江的定海及献出二角炮台来交换。相国正想请旨定夺，而英人已在香港张贴告示建造房屋，把码头视为己有。不久将军参赞到广东，于是以六百万两及香港一岛为城下之盟，而义律所耍弄的狡诈得以逞逞，遂在粤东始终得逞。诗说：“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则是东印度公司再次设立的原因。粤东罢兵，义律于是回英国，不再来。那些在闽、浙江、江苏举兵以要挟通商各海口的，叫濮鼎查，叫郭士利，连兵两年，扰乱三省。由海入江，而南京的招抚议和再次兴起。道光二十二年秋天，英人停泊下关，将要攻打江宁，钦差制府联名请求招抚，首先定下五口通商的条约。五口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福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起初，英人因为粤东关税沉重，屡次请求在浙江开舱，然而其本意也只是想在舟山建立码头，运货到宁波，不敢立刻希望进入内地。道光二十年，英将伯麦占据定海，就想在定海通商，然而自从粤东再次战败，已占据定海作为老巢，请求谕令粤东钦差大臣，计出万全，慎重妥善办理，必不可准许英人在定海通商。然而自从粤东再次战败，已占据定海为老巢，于是将城墙拆毁，建造洋楼绵延数里，携带眷属居住，在浙江巡抚致南京三帅的函件中，自认为足以实现其夙愿，不再有其他要求，一旦逞志侵犯长江，挟兵要抚，遂萌生得寸进尺的念头。况且得到宁波而占据它，那么定海就是一个香港，上海则有吴淞作为屏障，修筑海塘高岸以遮蔽，一旦进入山麓，扼住黄埔口，渐渐深入堂奥了。开港的请求皇上认为福州关系省会，命令给泉州而濮马等马，即马利逊（见后），坚持前约，三帅不敢与之争辩，于是定议。当粤东初开舱时，规定洋商换货之后，诸领牌回到澳门过冬，不得逗留在省，携带眷属寄居，也不得在城内设立货栈及洋商擅自入城。等到白马之战，濮马等意在放宽禁令，于是于条约内载明五口通商，准许设立正副领事官管理贸易，皆得携带眷属居住，又海口赁屋买地以及建造礼拜堂、医院、坟茔之类，悉听方便。领事官遇有相商事件，随时往来，悉数听准入城与地方官衙署相见，大府只以通商二字结案，不再援引携带眷属入城的旧例禁令与之诘难。自此五口通行，皆与澳门、香港无异了。这次战役，美国人未参与，法国人也后到。续闻通商事定，相国耆英担任两广总督，赴粤陈请，悉数援引英人例许之。只有俄罗斯，旧制在黑龙江设立恰克图，只许其在陆路通市，不准由海道入粤，等到五口禁开，遂于道光二十七八年间闯入粤东及江苏的吴淞口，虽迭经督院查明驳回，但阳奉阴违，率附英弥海船出没于各口间，关吏不敢诘问，这是南京议抚通商的大略。当英人在粤东要挟招抚时，粤东的绅民唯独忌恨他们。恰逢赔款事定，英人登岸，出北门，经过萧关，三元里乡民聚众，义律几乎不免，详情见后。过了一年南京议款时，粤民正兴起团练之局，与英人为不共戴天之

译仇，听说条约中有领事官商议事务，可以在地方衙门相见，认为这将打破昔日禁止入城的禁令，更加汹汹不可遏制。过了一年夏天，濮鼎查来到广东，事先向两广总督递上名帖，约定入城相见，广东人联名阻止他，濮鼎查于是离去。此后多次请求入城都不被允许。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年，英国船只闯入省河，挟持兵力请求入城，广东人集结乡勇为两广总督声援。英国公使文翰知道民众的愤怒不可触犯，于是请求取消入城的约定，恢复开舱通商如旧。咸丰六年，英国人以白门条约所规定的税则一款，原本议定百中取五，近年货物价值逐渐降低，税额不符，拟请恢复原状，并想援引白门条约中允许与两广总督商议的规定。当时署理两广总督的是叶名琛，奉旨授为钦差大臣，广东人于是拿着道光二十九年的条约与之争辩。当时英国人在广东，正以中国扣押他们的船员为借口挑起事端，于是公使、水师提督以及领事巴夏礼等人挟持兵力来要挟我们。这一年九月，英国人攻城未能攻克，于是袭击沿河炮台，广东民众非常愤怒，于是全部摧毁了城外的十三洋行。英国人未能取胜，于是回国报告君主，请求调派兵船，另派重要使节到广东，并约请法国作为援助。七年，英国公使额罗金来到广东（西方人月报作埃尔谨，是谭言之的转音），首先请求更改贸易条款，两次致信两广总督都不予理睬。这时各国都在夏秋之间来到广东，于是英国人因为所请不被允许，互相号召，于是发动联合的军队。十二月，英法进兵攻打广东，攻陷城池，抓获两广总督，囚禁在船中带回国内。八年，四国派遣军队由上海直接前往天津，于是有这一年四月的大沽之战，以上都详细记载在后卷。罢兵之后，俄国和法国又以安抚事务请求，奉旨命令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查办。很久没有结果，而英国人挟持兵力要挟结盟，擅自拟定天津新议，共五十六款，就请求换约并上奏皇帝。皇帝说税则的条款必须亲自到海口考察地形适宜，于是降旨命令四国使臣前往上海，仍命桂良等人快马同往。这一年八月，钦差大臣及四国使臣先后到达上海，于是英国人拿着他们所拟定的天津新议中关于交涉通商事务的部分，定为税则善后条约，将近年出口进口的货物，仍照百中取五，按时价估计载明纳税定数，议定十年一修改时，直洋药上税定每百斤纳海口税三十两。钦差大臣等又与三国议定专条，载入上海条约第五款，与天津新议的第九款、二十八款无关，见后卷中。议定后桂良上奏请求让那三国赴京城换约，于是有九年不遵守原议，闯入大沽的战役。英国军队既已战败，只有法国人因恭顺被允许换约而归，然而连天津新议也中途废止了。当时西方人认为天津新议已经上奏批准，于是刊入通书中，这是天津再次议定通商的大略。

译道光十年，英国人因换约未能实现，又因大沽水师之败而受惩戒，回国招募湖南勇丁，打算从天津登岸，进犯京城。夏季六月，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僧格林沁率兵在大沽口抵御。七月初五日，西方军队从北塘后方袭击我大沽北岸的炮台。初七日，天津失陷，僧格林沁退守通州。西方军队从河务、张家湾一带进袭通州，僧王抓获英国首领巴夏礼，将其囚禁在京城。八月初七日，西方军队从通州入侵，都统胜保率领禁军在齐化门外抵御，我军战败。次日，皇上启程前往滦阳避暑，恭亲王奕欣奉旨留守京城。二十二日，西方军队袭击海淀，恭王退驻到彰义门外四十里处。西方军队直逼安定门，声称要攻城。驻京大臣等人请求释放巴夏礼，与西方人议和，皇上答应。二十九日，大开安定门，将西方首领安置在国子监、天主堂等处。不久，遵行朱笔谕旨，命令恭王入城，迅速确定和议。于是于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七日，与英、法、俄三国先后交换了和约。英国方面由巴夏礼在天津主持，在新议定的五十六款之外又增加了八九条，法国、俄国也有续增的条款。又在先前通商的各海口中增加了天津、淡水等地，其中关于税则专门规定在上海确定的，称为《通商善后条约》，共十款，内载各国进口出口的货物都有确定的税则，议定每十年更换一次。将以上各项协议，均奉皇上谕旨颁布施行，各省督抚大吏一律按照办理。英、法于是罢兵，退驻天津。这是续议通商以及天津先前议定获旨允许实行的缘由。

和议既成，英国人想在各省逞其志向，以独占通商之利。不久根据其首领卜鲁士的照会，换约的王大臣内称：“八年所定条约内载，奉天即牛庄等海口皆准通商，想要派领事官前往驻扎，并称第十款所载长江一带，拟在九江、汉口两处先行开商，请知照湖北、江西各大吏一体查照遵办等语。”于是恭王奕欣等奏请筹办通商善后的章程，并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钦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皇上谕旨：“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指派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张文祥管理，并命令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关防。应设司员，即在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中满汉各员挑选八员，即作为定额轮班办事。侍郎衔候缺京堂崇厚着任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会同各将军、督府、府尹办理，并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神的关防。其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并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着署任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办理。新设口岸牛庄一口仍归山海关监督经管，其余登州各口着各该督抚会同崇后、薛焕派员经理。所有各国照会及一切实务，宜随时奏缴，并将原照会一并呈报御览，一面知照礼部转知总理衙门查照。其吉林、黑龙江中外边界事务，并着各该将军等据实陈奏，一而知照礼部转知总理衙门，不准稍有隐瞒。钦此。”按此皆依据王大臣抚定章程六条内开各事宜照议允许。不久据恭王等又酌定新设衙门章程十具奏，奉旨均照所拟施行。钦此，这是京师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口设立通大神的档案。

以上所辑，前半部分依据《海国图志》所采广东旧档，参以西方人所撰《华英通商事》。自咸丰十九年边衅以后，则皆得之于闻见者。自康熙开海禁以来，二百年互市的消长变迁，令人不可思议。于是议论者都说中西的争端，自烧烟开启。今考证前后，才知道争端源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互市，实在是中西交争之利，而关吏牙侪必欲独占外洋之利，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遗中国，而暗收其利。好啊，范蔚宗的话说：“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也通关市不绝，以中之。”这是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中之”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波，得利则欣，失利则戚，这是人情之常，何足为怪。一自从贪吏侵渔，奸商掊克，他们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沸腾吗？明代的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侪，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中国官民也交困了。

国初海禁既开，设关有四，江浙闽南粤，无不可通。乃未几而粤东海关专其利薮，未几而十三洋行操作其利权。税有定则，未几而加益以规费，支销名目，未几而又加益以归公充饷名目。开始取之在吏，继

译那么，税收就掌握在官府手中。如果依据《澳门月报》的说法，洋行抽取的费用按规定不得超过百分之三。现在根据嘉庆年间大班控告的言辞，一石棉花价值八两银子，以往例行抽取二钱四分，运输税银不过四钱。据此推算，最初制定的税率，每两银子不超过二分，即百分取二。后来每石棉花的抽取费用增加到二钱，已是原来的几十倍了。又说茶叶除了缴纳二两五钱的税饷外，洋行会馆每石还要抽取六圆到九圆不等的洋钱。计算茶叶出口的税收，不过是一石八两棉花的三四倍，而税收和行用两项已经亏损了其中的十分之三，这就是增设名目的开端。洋商无法忍受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搜刮，就向地方官控告。地方官不能公正地审理诉讼，就向大府控告。大府不能彻底查清案件，于是洋商就向本国申诉。于是洋人带着兵船来谈判，战争的端由此而起。《尚书》说：“就像倒生的树木有它的根源。”俗语说：“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了，然后虫子才会滋生。”由此说来，即使鸦片不进入中国，也不能保证外洋最终会安宁而隐忍。况且鸦片的流入，也是出于货物亏损的考虑。货物得不到利润，就想通过获取违禁物品来弥补。如果税收不增加，拖欠的款项能够收回，他们又怎么会乐于用违禁的烟土来让海关官吏把持，并贿赂水师呢？我认为当时想要与他们申明烟禁，必须先对中西互市的大局通盘考虑，平衡各种货物的税率，对于行用中特别贪婪的胥吏和中间人加以惩处。一定要让洋人清楚地认识到，生计的盈亏不在于鸦片有没有。只要关税和行用的积弊逐渐消除，那么湖丝、茶叶、大黄等货物的转运自然便利。这是将中外视为一体，威势与恩惠并行，制服敌人和安抚敌人的策略，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清除源头而只图堵塞支流，一旦堤坝决口、防线崩溃就无法遏制，即使借助十七省商民废弃的资财，也不足以填补那无底的深渊。有见识的人看到鸦片毒害中国，无不扼腕长叹，认为战争的开端源于关市，祸乱的阶梯梗塞于边疆，这是非常严重的。漏卮（指国家财富流失）的损失看似轻微，而养痈（指姑息养奸）的祸患却很大。有人问：中西的争端起于互市，那么闭关的议论可行吗？回答说：这是喝了热汤烫了嘴就吹冷粥、因为噎住就停止吃饭的见识。中国不依赖外洋，而外洋实际上依赖中国，茶、大黄之类就是例子。因为它们是不可缺少的驱除瘴气的物品，所以中国借此保全百姓的生命，也就借此控制他们的生死。只要关市公平，蛮夷归顺教化，那么他们趋附中国就像慕膻（羊群向往膻味），他们甘心情愿就像吃桑葚，又何必采取闭关折符（断绝往来）的方式呢？林则徐奏复曾望颜的一折，不想停止外洋贸易，却不知道他请求停止英国人贸易也是自失之策。为什么呢？当时英国人负隅顽抗，我们声讨其罪过，本来就已经师出有名，不必涉及琐碎的贸易而明确禁止。违抗封舱，历来有成例。当他们在尖沙嘴聚集停泊，不听查验，计策只有扣留他们的船只，不准入口，并严兵守卫虎门内外的炮台，断绝他们兵船窥伺的念头，似乎没有必要在章奏谕示中预先表明请求停止贸易，让他们有所借口。至于定海的陷落和大角之战，逆情显著，他们的货船在外面，难道肯深入不测的深渊吗？这又是无需禁止的。只是事机的失误，确实失于广东自行撤除藩篱守卫。如果增兵固守，没有懈可乘，那么他们的攻击不能得逞，本来就已经自绝于天朝。即使招引他们来，他们的货船也一定不敢进入，然后大肆晓谕，允许恭顺的各洋先后进口开舱。这时如果被英国人拦阻在他们平时役属的港口，双鹰等国，或许不得不仰其鼻息；但像法兰西、美国这样的劲敌，岂肯甘心失利？有嘴三尺而不带兵船与他们谈判吗？据美国呈请通商的言辞说：货船入口，正可以借此制服西兵。这正是以毒攻毒的机会。可惜当时虎门已经失守，无可把握。如果防卫依然，只需严守内洋，大肆宣扬通商的谕令，那么制服西兵的人就在西人自己。英国人岂能梗阻以自速其寇仇呢？英国人求战不得，开舱无期，仍然必须由法国、美国两国为他们讲和修改，又岂敢索要烟价、索要香港来肆意吠叫呢？我认为林则徐烧烟之举，未免操之过急，而海口的防范也因此煞费苦心。当时守卫虎门的是关天培，守卫沙角的是陈连升父子，都是一时的猛将。如果海口的藩篱守卫不彻底，即使他们极尽鬼蜮伎俩，也不过在闽浙间逞志，而像广东这样的地方，本来就已经扼住咽喉、拍击背部了。又怎么能翻然翱翔，纵横于海上呢？那么琦善不来，林则徐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经理，始终其事，那么大局未始不可挽回。

译广东抚恤局支付的六百万两贿赂款项，名义上是追缴拖欠的款项，实际上却是按照道光十九年销毁鸦片的价值如数赔偿，并仍令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的甘结。除此之外，尚无包藏祸心的事情。至于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以后，中西交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都是由南京条约开启的。如条约中规定五口通商，不把天津、山东等地申明的严厉禁令载入条约中，有识之士已知其日后必有得陇望蜀的要求。至于外国人不得入城及城内不得设立栈房，条约中既不提及，中间却突然插入管事官有相商事件得与地方官在衙署相见一条，遂成为后来进入广东、福建的借口，最终酿成咸丰七年攻占广州城的变故。又如广东已给予商人亏损补偿六百万两，江宁议和时未闻划抵，却突然又增加军费一千二百万两，遂开启天津新议，索取军费二百万两，随后又在京师换约时增索六百万两。其援引五口通商定约案例的只有英国一国，直到咸丰二十五年耆英在广东才开始增给法国、美国两国通商条约，一如英国的格式，遂开启四国连兵及十年以后大西洋各小国纷纷效仿陈请的先例。我连年奉差赴浔州，见西门外洋楼绵延一如上海，而自从广东战事扰乱，东南淮盐滞销，该洋人则自长江驾火轮船拖带盐船，甚至潜赴吴城、绕州一带。前年有至省城的盐船，我奉委会同首县驳回，所过关卡不听查验，于是盐法败坏。白银的流失耗费于鸦片，近来各口通商很少有以货易货者，所以洋商置买货物也复银洋互用，中外流通。只有中国自行钞行大钱之后，私铸既多官铸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来购办铜料并中国制钱，也捆载出洋，于是货币制度败坏。至于茶、丝两项之出口，足以与鸦片之入口相抵，这是中国的地利尽失于外洋，而得到一块败坏的土地。以至于商民等人竭尽终岁的劳作，不足以偿还暗室中的一盏灯。今日银荒，恐怕数十百年后百货俱荒，悉入外洋垄断的渊薮。〇利之所在，不夺取不满足。所以太史公读孟子而以利为利之始，孙子说智者的考虑必杂于利害，诚有见于古今。大势以利益开始的，未有不以祸害告终的。呜呼！可不以此为鉴吗？

白门原约二则 中西纪事

壬寅年，南京的抚恤，是时所议各条抄传在外。我答复友人的书信，论及此事。现在核以后来之事，多预料中的，因此撮其大略于左。

一、抚议内称通商马头一广东一福州一厦门一宁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粤东之香已于上年奏给在先，此时未宜与之说明，作为广东马头，不许牵及广州省会。乃该洋人竞以香港为已得之马头，每欲得陇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而我取其税，固犹然中国之版图，主势异焉。若香港一岛已与割地无异，将一切地租杂税皆输之于英人，如澳门之岁租五百，无其实而存其名者，且不可得，予深虑阳之田之不复返也。既给香港，又在粤东通商，是二口也。闽以门，又索福州省会，奉谕以泉州换给，卒不行，是闽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悬外，并无险要之可守，乾隆年间洋屡请在舟山建立马头，奉旨驳回。伯麦攻陷定海，遂欲在此通商浙刘韵珂陈八弊。今因索宁波，不复言海，而浙闽向争定海，今却宁波，予谓既得宁波，则定是其出入之汇，何待于索？苏既得上海，则吴淞亦然，是浙名为一口，实亦二口也。通商马，东南四省联络一气，向则开门盗，今则入室操戈矣。此寅私拟之原稿，而后来验，果不出意料中。如香马头，近见西人月报已载英国埠下与马六甲、新加坡无异，又核其所收地租杂税各，每岁可得十余万两，然中国大关一岁额矣。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见第三条中。后见梁中归田琐记有致刘中鸿翩一书中云：「执事亦该洋人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产尤该洋人所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间早传该洋人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得马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罗巴某国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回籍，在竹峙江中与之相遇，令所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论，必能富强于江南、浙江、广

译这是东方的情况。于是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许设立一个通商口岸，而福建一省却偏偏要增添一个通商口岸来讨好他们，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中原沿海的省份众多，倘若援引福州的先例，在山东索要登州作为通商口岸，在直隶索要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在辽东索要锦州作为通商口岸，难道都要唯命是从吗？外国像英国人这样的也不止一个，倘若有人援引英国人的先例，也在沿海各省请求分别设立通商口岸，难道也要唯命是从吗？况且福州省城距离海边还有百十里之遥，江苏省城距离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距离龛赭海门也不过百里，广州省城距离澳门则不过几十里。如果都因为海路可以通行的缘故，各自援引福州的先例，在各省省会城外请求分别设立通商口岸，将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考察上述种种言论，对照后来发生的事，没有不预言准确的，附记在这里，以证明我的话与事实相符。

译条约中只记载了允许通商的口岸，而没有提及不准通商的地区，这是重蹈广东的覆辙。靖逆将军曾以六百万两银子了结广东的局势，却未涉及江浙；如今又了结江浙、闽粤的局势，却未涉及山东、天津。在当时，确实担心多此一举会引发意外的波澜，然而当年义律在天津递交文书，返回时经过山东请求拜见巡抚，怎么知道他不是借此机会察看登州一带的地形，作为日后提出要求的依据呢？至于他滋扰浙江，又散布流言，声称将从福建口岸再次前往天津提出要求，这一切都记录在靖逆将军及浙江巡抚的奏章中。对于洋人声东击西的伎俩，原本就不值得相信，只是天津绝对没有通商的道理，正应当与洋人严正申明禁令，载入条约之中，以杜绝他们觊觎的苗头。却因害怕生出别的枝节，一味含糊其辞，万一在两千万一百万两赔款付清后，洋人乘坐一艘火轮船径直前往天津要求通商，那么当事者难道不又要费一番口舌吗？辽东沿海设防，居庸关外实际上是陪都神灵宫寝所在的区域，而上海沙船到达关东的，从南向北航行的是空船返回，从北向南航行的是满载货物。这里是九州之上最肥沃的土地，天地之间最险要的区域，怎么能不慎重对待呢？在议和的次年，美国人果然前往天津呈请通商，被朝廷驳回。三十年后英国人进入天津，也是同样的意图。近日天津议和，于是要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后换约，便增加了天津通商一条。这都是二十年前预料到的不幸而应验了。

条约中两千万一百万两的赔款内，有烟价六百万两，商欠三百万两，都是重复支付。为什么呢？广东的六百万两，名义上是追缴商欠，实际上是烟价。两万多个烟箱的价值，义律曾索要一千二百万两，经美国人核算其成本，减半支付，推算银两和箱数，正好与六百万两相符。如果靖逆将军当时据实陈奏，何至于在南京议和时，又生出六百万两的纠葛？即使濮、马等人任意虚报，也可以援引扬州商人三十万两的先例，按数抵销。靖逆将军以追缴商欠为名，商欠的数额，与官府有何相干？况且又从哪里得到确切的数额？那么这六百万两的增款，仍然是义律在广东所索要的价格，不够又增加商欠三百万两，岂不是贪得无厌吗？至于军费的一千二百万两，当时为什么不向洋人质问？中国兴兵三年，所花费的军饷达数千万两，也应当责令洋人缴纳。洋人借此堵住我们的嘴，传闻当时议及这笔款项，张喜拂衣而起。即使是仆隶庸流，尚且知道心中不平，怒形于色，然而一品、四品的大员在议款时，却舒展眉头，恭敬地接受居间调停。〇一道一府，隐忍甘愿，一句话也不敢赞颂。所谓在口舌之间折冲樽俎，在哪里呢？尤其奇怪的是，受赂的款项，完全不同于拖欠的债务。按年分期支付，偶尔有短缺，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乃至加上利息一层，无人敢争辩，也载入条约之中。广东争平，广东六百万两，洋人净用外洋法马。南京争息，洋人狂吠之声，足以让强者怒目而视，懦者掩耳。已商欠名目，始于广东，其后因为广东民众烧毁他们的行栈，便在八年扰天津时，索要商亏二百万两。至于军费名目，起于南京，便在八年扰天津时，也索要二百万两。等到十年扰京师，又增加四百万两，而法国人也效仿，索要如数。作俑之祸，〇不知道何时才能到头了。

长江设关 中西纪事

咸丰十年秋九月，英法两国先后换约。过了一个月，据在京英国官员卜鲁士照会恭亲王及同时换约的王大臣等，内称：现行天津新议第十条所开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都可以通商等语。本国现拟仅在汉口、九江两处先行开市，只是鉴于江西尚未安靖，所有两口通商之处，暂按后开章程办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内装载货物，无论进口出口，应纳税饷，均在上海或镇江各关，按照新章纳税。各关监督都应当妥善设法，务必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想要上溯大江，应当向海关先行报明所存保护船只的兵船火药铅弹等物品数量，请求发给照单。该关口查明所报军器数目，如果在情理之中，就应当注明发给。倘若发出照单之后查有额外军器，或者没有照单私自售卖军器药弹等物，就将该船所载货物全部没收，并驱逐该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贸易以上各节，应请查照，并通知湖北、江西各大吏一体遵行等语。随即恭亲王等奏请给予照覆允准。奉旨依议。不久由军机大臣密寄湖广总督、湖北、江苏、江西巡抚以及江宁、京口将军、福建陆路提督等，其中写道：十年十月二十日奉上谕：恭亲王奕�等奏，英国欲于长江通商业经给予照覆允准一折。长江通商一事，八年原定和约内载明，除镇江口一年后设立通商外，其余自汉口逆流至海各地，选择不超过三口，准许为英船进出货物通商之区

译如今该国因抚局已成，想要先前往汉口、九江两地开展商业活动，应纳税款或在上海、镇江各海关按照新章缴纳。并且根据该国照会中称，先向海关申报护船兵器、火药、铅弹等物品，请求发给照单。该海关查明所报军器数目，如果在情理之中，即注明发给。倘有额外军器，或者没有照单私自售卖的，即将该船所载货物全部没收归公，并驱逐该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进行贸易等语。该官员此次严定章程，无非是担心该国勾结贼匪售卖军火等物品，有意存着示好的心，已经由恭亲王等人允许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抚了。只是汉口、九江两地属于通商创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须按照条约与其妥善商定，不要另生枝节，以期永远相安无事。其进出口应纳税款，恭亲王已令其与上海海关共同商议，也须明确制定章程，以免税款短缺。至于该洋船所带兵器、火药等，已经据该官员声明，在海关申报，均须严密稽查，照章办理。其经过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都应命令一律知晓，不得滋生疑虑，以致另起争端。着官吏等悉心妥善办理，总期杜绝渐萌之患、防范细微之弊，而又不致伤害和好，才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加急分别密谕让他们知道。钦此。这时江苏巡抚薛焕正奉旨署理钦差大臣，督办五口及长江三口的通商事务，会同湖广、江西督抚筹划办理九江、汉口开商事务。不久批准咨文称，转据江南海关道吴煦详细陈述：江海关征收西洋各国税钞，已于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征收办理。忽然据新关李税务司依据英商顺即将地行称：现在前往婺源、屯溪、河口一带购置货运出海口，请求发给凭照前来。诚恐内地关口地方没有周知，理应摘录条约，即上海所定税则的第七条，呈送飞咨浙江、江西、安徽巡抚查阅照办等情。

译自从卜鲁士得到回复后，英国商人便以此作为护身符，不等各省督抚知会，擅自驾驶轮船，并有兵船护卫，从镇江驶往九江、汉口等地。过了一年，长江开放通商的局面便形成了。当初英国官员卜鲁士请求在长江通商时，恭亲王回复说：“南方军务尚未肃清，长江道路是否畅通，本爵无法凭空揣测，应由贵大臣斟酌办理”等语。随后江西巡抚毓科上奏称：“九江通商之事属于开创，关系重大，恐怕不是九江关监督一人所能办理，拟请选派藩司大员前往九江会同筹办。”当时江西藩司张集馨详细禀报称：“徽州大股贼寇分路窜犯，攻陷东流、建德，向上侵犯湖口、彭泽，气势十分猖獗。现查九江一带商贾绝迹，此时如果立即前往商议办理，不但没有交易对象，更恐怕贼氛肆虐骚扰，有碍外国船只航行，应请求暂缓前往九江”等语。江西巡抚据此上奏朝廷。而此时顺前来内地采购茶叶的事，已由江苏巡抚咨文告知在案。接着又接到江海关道的急报，探知英国水师兵头霍姓，现带领小火轮兵船五只，战兵八百余人，洋商数人，于咸丰十一年（原文称本年，以纪事故表之）正月初二日，直接停泊在吴淞口，起锚驶往长江，声称前往汉口等地察看通商情形，并称还有夹板货船随后开来等语。不久薛大臣上奏称：“查得恭亲王回复该官卜鲁士的公文，言明九江、汉口等地进出应纳税饷的章程，令其就近与上海关共同商定。先前已转饬苏松太道照会英国领事密迪乐知晓，至今未据回复。卜鲁士现在天津，尚未来上海商议办理，此次兵船驶往长江，又不事先知会，擅自起锚开行，实在任性自由，无法以理谕告”等语。随即署理江宁将军巴栋阿上奏称：“英国商船于正月初十日已抵达镇江，探看地势，设立官署商栈以备通商。”由水师及镇江知府先后报到，委派佐领文禄前往接见，询问来镇江通商的情形。据称该国参赞巴夏礼一人，水军提督和普一人，和普与霍是译音不同，实为同一人。又称贺亦同，正副领事官二人，确实是来镇江通商，现无货物装载，也无其他情况，其余未到的货船十余只陆续即可到达镇江等语。随即在十二、十三日，该国参赞巴夏礼、正副领事等人前来，奴才接见时询问情形，据称确实是来镇江察看地势，设立官署商栈，以备通商。昨日开轮船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并想让粤匪闻知，不敢开炮拦阻。该船在十三日驶回上海，现有商船二只在镇江停泊等语。奴才当即饬令镇江府、丹徒县遵照条约妥善商议办理。现据该参赞等人选定，在镇江西门外云台山上下建造官署商栈，又选择在甘露寺地方暂作副领事费笠子的住所，以便会商一切。十五日，巴夏礼已开船驶往上海，察看江西九江、汉口等地的情形等语。于是江西巡抚接连接到各处咨文，急令藩司张集馨酌带委员经费前往九江办理，于是有了在九江建立码头（马头）的提议。

咸丰十一年二月，江西藩司张集馨抵达九江途中，接到饶九道文，署理九江知府程元瑞先后报称，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等日，陆续到达火轮船七艘。经两广总督派委都司带领英国参赞巴夏礼、领事官许士二人，进入道署。据巴夏礼等人称，船内水师提督贺布（和贺布普，皆译音不同）一人，意图先在九江、汉口两处设立口岸，派领事官许士驻扎九江，办理通商事宜，并想先赴南康、饶州一带查看地方情形，探测水势。他与贺布亲往汉口商定一切后，仍回九江商议办理等语。张藩司在初六日抵达九江，此时巴夏礼已从九江起锚前往汉口了。过了几天，巴夏礼从汉口返回，与藩司接见，行了免冠礼。洋人免冠之礼本属平辈之礼，我之前奉命接待法国使节，他也免冠相见，原奏称其恭顺，其实并非如此。会商租地立市事宜，而巴夏礼想先赴上下游察看地势，再行定议。十三日巴夏礼带领藩司委员前往湖口，众官员都认为湖口地势扼要，翻越湖泊即为江西咽喉，上通吴城，下达江西、安徽，形势较好，想在该处设立市场。经委员马长龄告知湖口城内多乱石，城外都是沙土，难以修造楼房商栈，且该处山势回环水深，风涛险恶，商船停泊交易必定不愿前来，又地处建德、东流交界，时常担心贼寇骚扰，水陆防军混杂，容易引发事端，不如仍在九江，可符合原议。再三辩论，巴夏礼的意思才转变。与诸官员用千里镜远看四面，又用盘子盛水银测验地底，确是沙石，于是同意折回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门外龙河之东丈量土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

译商议撰写租约。巴夏礼因弓步测量不准，再次按照指南法用绳索校准，测得水深六十丈，水底有民房三百余家。巴夏礼提议每亩租金五十千文，如果不愿意接受，由地方官员酌情提取公费予以补贴，于是商定应当订立永久租用地基的契约，以一百五十亩进行核算，载明丁税、米税以及正税、耗羡的银两数目，每年由领事官向德化县清缴，归入编入赋税定额之下。又商议在租约上由该参赞与中国联藩司衔名画押，各执一份。这就是英人在浔州开设商埠的大致情况。

译汉口开通商埠的事，在九江之前，因为巴夏里先前往汉口，已经将一切安排妥当，才回到浔阳。所以九江的条约，江西巡抚上奏说仿照湖北的模式。如今根据湖广总督大学士宫文原的奏折中说：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先有一艘英国火轮船驶抵汉口，询问得知是上海顺行即颎地行的行主韦伯，同英国官员威司利、通事官曾学时、杨光让，以及随从人员四五十名，当时命令汉阳知府、汉阳知县等妥善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人入城到官署相见，声称从上海来汉口查看地势，建立行栈通商。随即在汉口托人代为寻找房屋一处，每年议定给房主租金银四百两，留下通事杨光让居住，照料行主韦伯等人。就在二十九日驶回上海了。二月初一日，又有火轮船、兵船四艘到达汉口，大约载有英兵共三四百名。随即有英国参赞巴夏里带领属官渡江到官署相见，声称从上海前来查办九江、汉口开港事宜。至于九江上岸诸事尚在未定，先来汉口查看地势，建筑行栈。其领事是从福建调来的，风向不顺，尚未到达湖北。次日，又有英国水师提督贺布率领所属武官二十人到官署拜见，只是贺布声称驶往上游一带探看水势，并无其他意图，当时命令沿途经过的地方妥善迎护，当时他尚未回来。连日来，巴夏里在汉镇下街尾、杨林口上下看定了民地基址，会同府县丈量，宽二百五十丈，深一百一十丈，四周立石为界。现已由巴夏里到藩司衙门请求发给丈量地基的对约，加盖藩司印信，议定等英国领事到汉口，传集地户房主会同地方官当面议价立契，照给交地之后，任凭英商建造行栈。应缴纳的地税漕粮由英商到县衙交纳，并议定再有他国来湖北，须在英商行栈以下择地建栈，不得占据正街。事情定下来后，水师提督也从上游折回，在初十、十二等日同巴夏里的船先后开行，仍留英官姓夏者及火轮船一艘停泊汉口等。因此，英人在汉口开通商的大致情况如此。

九江设立市场，事情定下来后，巴夏里随即返回京师。据说法国、美国，美即弥也。现在按照档案作美两国商船也将接踵而至，江西巡抚仍命令藩司留在九江。随即据该司详细禀称：今年三月三十日，美国水师总领施碟烈伦驾驶火轮船一艘到达九江，于四月初一日卯时驶往汉口。当天午时，美国商人驾驶飞箭火轮船一艘从汉口返回九江，停泊登岸。美国金宁谦及旗昌洋商在九江府城西门外勘定地基，并要求琵琶亭空地十五亩。又旗昌洋行商人勘定琵琶亭空地三十亩，因地势低湿，随即动工用土填高。探询该商人等都说：美国领事官尚未确定人选，法国领事也没有来九江的确切消息，并说该国通商事务均由该商等自行专断，不必等待领事官定局等语。只是租地换约各事宜须等领事到达九江方可会办。该两国领事既无来江西的消息，不便延守候等因。江西巡抚据情片奏，请檄令藩司回省，等两国领事到达九江再前往商办。所有各国通商寻常事件，就由九江镇道督同该府县妥善办理，以专责成。于是藩司张集馨遵照命令回省，当时正值粤匪上窜黄梅湾，中洋商便怀疑他闻警潜回，讹传由总理衙门上奏，奉旨革职留任。随即被两江制使奏劾罢官归乡。续据兼护饶九道九江府知府蔡景青详细禀称：九月二十二日接到湖北汉黄德道刘齐衔信函称，美国旗昌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尚未承买过户，现委派暂署领事官别列子驰赴九江办理通商事，并将前勘地基传集业户公平定价出卖，以便旗昌承买管业等因。奉批应当查美国勘买地基应行换约订界，与英国有同一律，应遵前次谕旨命令委派藩司来九江会办等因。奉批美国领事官既然已到九江，而张藩司业已卸任，自应仍由该护道妥善办理等因。随即据以奏闻，自此九江通商事务全由九江关监督一手经理，而效仿胁迫之渐纷纷陈请，应接不暇。先前美商因无领事来九江，中国不肯与之立租换约。因此由该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称该国商人在九江贸易，生意不大，意图将来不设领事官，即交与九江府代为照应等语。由恭邸咨明江苏巡抚，随即准驳驳回。因有暂署领事官别列子来九江之事，当时查勘定地基一节，前已与该国总领事议定：该国商人在九江贸易事，与英国不同，所有租买地基建屋诸事，无须换约，地价租钱应由商人自行向业主公平买卖，地方官不必参与。至于民买民卖，固然不容业主抬高价格，也不准洋商恃强勒占。所以该国旗昌洋行现有九

译江租赁民房设立行栈，是向居民自行议价付租，并未经过官府，双方相安无事。如今该国记洋行在三月间所勘定的西门外地基，该国领事官别列子来到浔阳，并没有前往道台衙门会商，竟于十月初八日，由记洋行率领工匠在西门外先前勘定的地界内砌墙筑垣，被本地百姓阻拦，才停止。别列子知道事情办不成，才在初十日前往道台衙门，由通事传话，说该行先前勘定的土地只能按照英国的价格支付，而且急需建造房屋等语，经监督反复驳斥诘问，别列子不欢而散，声称这块地界先前已经租定，一定要按照英国章程以低价承买。随后监督询问当地士绅百姓，他们称这里是大街热闹区域，与龙开河那边偏僻且有水的地方不同。后来批准监督照会驻扎汉口的总领事，这才仍然按照民间买卖的原则议定结清。而此前所勘定的西门外琵琶亭空地，额外索要至五十亩，因为那块地在龙开河以西，与英界情况相同。监督查明那块地是濂溪书院的空地基，仍由地方官会同划定地界，其价格也较英商稍高。这就是美国人在浔阳开设商埠的大致情况。

译这一年三四月间，湖广总督兼大学士宫文咨会总理衙门，称英国领事官以及俄国、美国的船只抵达汉口进行货物贸易，也已陆续前来，而俄、美两国并没有领事官，任意装载货物往来，毫无稽查考核，咨请妥善商议遵照办理。经总理衙门斟酌制定章程，所有各国商船前往各通商口岸，必须有领事官管理，才准许商船前往贸易。如果该国没有领事官，准许其委托别国领事官代为办理，也必须别国领事官答应代为管理，才允许该国商船开舱贸易。否则任意前往，不仅不准贸易，即使该国人有被人欺凌侵害的事情，地方官一概不管。除了咨行江苏巡抚就近札饬俄国、美国在当地的领事官遵照办理，并出示晓谕通商口岸的百姓一体遵行等因。当时薛大臣札饬上海道传谕美国在上海的领事官。不久接到回复称，汉口通商一事，先前已另外派遣西地惠林士为汉口领事，已经接印上任等情。又据办理三口通商大臣传谕俄国在天津的领事官孟第，饬令查照办理。但孟第说，该国并未设立领事官，也没有船只前往汉口贸易的事，恐怕是别国假冒俄国名号，或者是该省关口官吏查报不实，请由总理衙门行文该省确切查访等语。不久江苏海关道详称，汉口设立领事官一事，已经照会俄、美两国领事查照办理。现在接到俄国领事官夏德尔的照会，称七月二十七日接到本国驻京钦差札委，由本领事兼理长江一带镇江、九江、汉口等地，随即本领事转请美国驻汉口领事魏连士代理本国的通商事务。此后凡有本国商人到那里经商，即由美国魏领事代办在案，请求立即详细办理等情。查俄国如果没有船只在汉口，何必请人代理，明显是孟第所言凭主观臆测，而该国观望犹豫、模棱两可，行迹诡秘，也可大概看出。这就是俄、美两国在汉口开商及设立领事的大致情况。起初，英国官员卜鲁士照会长江通商时，拟定有长江暂订章程十款，大多是与巴夏里往返商定，由恭亲王咨行江面各省大吏查照办理，不久接到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的意见，认为其第七款、第九款多有阻碍，原定章程载明货物出口入口的税课都在镇江或上海缴纳，九江、汉口一概不征收，所以第七款内有沿途随意起货下货、不用请给准单、不用随纳税饷等语，薛大臣认为如此办法毫无稽查考核，应饬令该洋商将运进长江的货物，除在海关已完正税不计外，所有应完的内地半税，即子口减半的二两五钱，先在上海缴纳，由上海发给凭单上驶；出口货物如在汉口出口的，先在汉口缴纳，在九江缴纳的，先在九江缴纳，由各该关发给凭单下驶，这样上下稽核，自然没有偷漏的弊端。又第九款内称，遇有人因事故将该船主告到各口领事官，由领事官将该船留在口内，等查办完结才准许开行，薛大臣认为这是英国商民与各国商民口角之事，与关务无关，至于干涉关务之事，仍应由管关监督自行主政办理，领事官不得预闻，于是分别批准驳斥，咨会总理衙门及各省督抚在案。后来巴夏里到上海，认为第七款确实便利两国通商，又当面交译出章程十条，与前译的十条字义又有参差，因此先将已定的八款试行，其余请恭亲王照会卜鲁士会商定夺，不久，后来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来京呈递清单，条陈税务事宜，核与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总理衙门认为所议章程头绪纷繁，实在难以洞悉流弊，请饬户部会商办理，不久接到行在军机处字寄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此次各口设立新关与外洋交涉，设一切章程未能妥协，徒滋争论，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怕户部不能凭空确定，所有各口关税章程，仍着奕欣等悉心斟酌拟定具奏，并咨令办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况妥善筹议，务必破除情面，力洗积习，以免外国商人有所借口，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赫德清单内言：想要征收子口税，须选择紧要处所设立关卡，意在九江、汉口等地。后来恭亲王在赫德来公所谒见时，与他逐层辩论。其中最关紧要的，除洋药外，就是内地出进之子口税。查原订章程，出口入口的货物，均在镇江或上海征纳税饷。此次议定专归上海征税，镇江以上、汉口以下准许商人随意起货下货。将镇江以上即作为上海的内口，无需设立虚设的关卡。其立意在总处纳交，以杜绝偷漏。然而总纳之后，即可沿途随意起卸货物，漫无限制，这仍然与原议依违不定。又据清单内称，洋船载土货出口完纳出口税，便往外国，则中国无从征第二次之税；若出口复经进口，如湖丝、茶叶既从上海口出，复进广东

译对于口税之类，议定按照新章加征复进口之子口税。不知华商出入货物，经过一关便有一关之税，怎能独让洋商取巧，况且容易开启华商影射（借洋商名义避税）的弊端。因此议定内地货物复进口时，缴纳一正税、一子口减半之税，此后经过各关仍须逢关纳税。又与该国公使往返辩驳诘问，才请求给予该国照会，以便向洋商商办。至于赫德所请紧要处所设立关卡，他是专指洋货进口、土货出口而言，那么子口税仅征收一次。如今土货出口而复进口的，更应在紧要处所设卡征收。土货出口以过关准照为凭，洋货进口以入关准照为准。总之期望该商进出口货物，完纳一正税即有一子税的办法，以期税课充裕。因此又酌定长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口通商章程，奏请颁发长江各口遵照办理。

据原奏内称，各口关税章程先前已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筹办理，迄今数月之久，未见该大臣等商定办法分别咨送。屡次据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咨称，洋人进入长江以来，进出口正税均在上海交纳，他们自入内地卖洋货、买土货，既然没有议征子口税，而洋人又不任由地方官抽厘，汉口、九江领事又都不服从稽查。臣等与英法驻京公使反复商议等语，即法国公使也声称，中外交涉事件，不能与外省大吏纷繁商办，因此与臣等公平面议。查本年春天，薛焕与巴夏里会议，有长江通商条款十款，对于船只往来颇有稽查，只是尚有未尽严密之处，而对于收税一节也未议及。因此就在原议章程基础上重加增改，定为长江通商条款十二款。凡是洋商来往长江，有关军需之物，令其出具保单，向各关领取执照起卸，均有查验，这样就不致再有资助匪类的情事。

再长江及南北各口，现在尚未一律议征子口税及土货复进口税，因此另拟通商各口通商条款五款。臣等与英法公使当面商议数次，于八月间照会英法之后，现据英国威妥玛到公所当面称，章程两件均欲照办，该国已发出英商告示两张，令其遵照办理，送阅前来等因。

又附片奏称，土货出口而复进口的，如果不议增复进口之税，将来洋商以贩运士货为有利可图，必然导致内地商人无以为生，所以臣等先前与英法公使极力相争。凡是土货出口，如欲运往他口，虽然已完纳过出口税，不能照洋货发给免重征之税单，其复进口时应交子口减半之税（二成即扣归军费之款，只扣正税不扣半税），其缴纳过半税后，只准在口岸售卖，若运入内地销售，仍照内地惯例逢关纳税，过卡抽厘，这样才足以保全华商生计，而内地各关也不至于担心缺额。现在已列入通商各口通商章程之内，应饬令南北各口遵照办理。于是汉口、九江先后奏请设立关卡，遂为长江开辟了新局面。

译这一年八月，湖广总督、大学士官文上奏请求在汉口设立关卡，征收洋货进出口的各项税课，以严格稽查并杜绝弊端。他大致说道：英国代表巴夏礼所续增的长江通商十条中，即包含普鲁士原先订立的十款，经英国官员翻译出来的，并非另外增加。其中第七条规定，所有进口出口货物都归上海稽查纳税，这实际上是有意取巧，预先埋下欺骗蒙蔽、偷漏税款的祸根。查究半年来，洋商往返贸易，凡是洋货进口售卖、内地土货出口贩运外洋的，因为自今年二月以来，太平军上犯，原本在汉口的巨商大贾已迁移一空，所到的洋货，都在汉口各商行暗中以货易货，运载上船，既不递交进口货单，也不申报出口货目，导致毫无稽查。对于应缴纳的子口税，虽然上海方面有公文往来，但据该领事称，必须先完正税，然后才完子口税，即使是条约内规定应办应查的事项，也一概置之不理。更有内地奸商，船上悬挂英国旗帜，借此影射偷漏，甚至将禁止运输的货物如米粮、木材、铜铅等装载下船，难免有私自卖给贼匪等弊端。必须在汉口设关收税，设立官办商行，按单发货，到上海照单查验；出口洋货，也凭上海发来的单据到汉口开舱，这样长江自镇江至九江、汉口进出口的货物，才能免除偷漏之弊。如果像英商所说出口货物仍到上海纳税，那么迢迢长江千余里，随处都可以上货下货，任其自便，这确实是存在欺骗蒙蔽的明证。最近据司道传询英、美等国领事，他们都称汉口没有关卡也没有监督税务的官员，凭什么稽查征收？如果竟然听之任之，来往自便，漫无稽查，那么长江上下中原的利益将尽归外国，加上内地奸商倚仗外洋，私买私卖，不仅税课偷漏，也必然亏耗厘金，对筹饷大局实在有害。洋商坚持“一税不二税”的说法，不肯缴纳厘金，他们实在没有考虑到，纳税出自洋商，收厘取自华商，两者互不相干。现在有内地商人到湖南、湖北产茶的地方购买茶叶等货物，动不动就声称是英商雇用的伙计，从而抗拒不缴纳厘金，像这种情况，那么内地奸商人人都可以称为洋行雇伙，内地货物种植都可以指为洋商采办，汉口之外，山乡市镇都可以作为通商口岸，那么条约中所称不超过三个口岸的规定就成了虚设。只有在汉口设关收税，明确章程，设立行栈，收票发票，稽查查验，并禁止华商雇伙往各埠头采办，全部由商贩自行贩运到汉口入口售卖，才能杜绝弊端的根源，也与先前议定的条约相符合，因此请求在汉口设关，按照海关章程，将内地各货出口的正税及子口税一并在汉口缴纳，进口洋货运至汉口，仅照单点验后，才允许销售，以符合“一税不再税”的约定，并禁止华洋行伙往山乡镇市自行采买，以符合“不逾三口”的条款，现已命令汉阳府勘定地基，设立关卡，并请求添设监督一员，督办关税事务，以明确责任等因，于八月二十六日上奏，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等人妥善商议后上奏，钦此。随后总理衙门议称，上海是入江放洋的总汇，稽查较为方便，应将长江进出口的税收命令仍在上海征收，拨归湖北、江西两省。至于洋人自行进入内地购买土货一事，英约第九款载明，允许持照进入内地游历通商，势不能禁止他们不进入山乡市镇采买，现与英商议定，凡洋商进入内地买货，先请该关发给买货报单，内注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商号，以此杜绝奸商影射。随后又与英国议定，此项照单专门由海关发给，与领事官所发的各处游历通商执照不同，那些并不买卖货物、专门进入内地游历的人，仍由领事官发给地方官盖印的执照，内必须注明“游历”字样，不必再写“通商”等字，以免混淆。如果有借游历在内地影射买卖货物的，经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税例惩办。议定之后，湖北汉口由督抚奏派道员专门办理通商事宜，监督税课，并奏请九江关一应应办事项，咨明江西巡抚，依照汉关办理。于是湖北的汉口、江西的九江都在这一年及次年先后开关，因此稽考档案，叙述其本末并加以详述。〇自从通商议抚以来，这是中外的一大变局。

查官文相国案卷中言，有装载货物违禁接济贼匪的情况，都是内江通商以后的事。见于奏报的，如江宁将军上奏称，二月间有洋船在福山、狼山之间游弋，起初与贼军开炮对峙，随后改挂白旗，嘱咐不要动手。那时正值各国商船从镇江到九江，从九江到汉口的期间。又据两江总督上奏称，本年四月十六日辰时，有一艘洋船悬挂红旗，内载货物约二千余石，停泊在安庆城下，第二天早晨才开赴下游，重载而来，轻载而去。随后据投降的贼军口称，城内米粮将尽，遇到有洋船……

译来到此地，于是得到了接济。又根据总理衙门给法国人的照会所说，近日江浦失守，也有中外商人前往接济。又根据都将军的奏章称，官兵轰击君山的贼军队伍时，有外国人乘坐沙关快船一只顺流而下，见到兵船追击，便弃船逃走，搜查船舱得到一张伪造的“大义陈坤书”印凭，当时四眼狗正向上侵犯湖北一带，印凭上写着上海洋官玛土哆等人采办洋货由福山进口等字样，大约就像中国的路票一样。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洋船停泊在浔阳、汉口之间前后的事情。

查访洋人勾结贼匪已经不止一年，然而他们的目的在于贪图利益，所以他们接济贼匪，不是用帮助贼匪的利益来引诱他们；他们请求中国剿灭贼匪，也不是为了效忠顺利中意。然而两利相比，则取其重者。现在洋商不远数万里，将要在中国寻求巨大的欲望，区区米粮军火，想要独占其中的利益，却先在不可测度的深渊中试探。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这类接济贼匪的船只，必定是奸徒假冒，一是倚仗洋船作为护符，二是以洋人为傀儡。意谓其中必定有无赖洋商依附陪伴游历，而海上奸徒暗中勾结，许诺分润，于是有了这件事。然而长江一带在未开放通商以前，洋船向来不常见到，偶尔遇到，水师巡船容易察觉，如同三年前上游领事为沪贼寄信，就是证据。现在则通商畅行，船只连樯上下，轮船烟雾遮蔽天空，无从查究，所破获的案件未必能占十分之一。大都在停泊之际，见到其形迹可疑，侥幸抓获。那么长江的祸患，哪有止境呢！

西方人游历各省，始于法国传教士，乾隆年间已有，经地方官访查拘禁。纯皇帝念其无罪，降旨释放解送回国，然而这些人皆习得汉语，效仿汉人装束，与中国平民杂处。即使五口通商以后，除海口外，没有敢明目张胆前往的。自从长江通商商议起来，予以十年冬，我在祁门督师幕中，根据军营探报，有洋人数名从河口来到景德镇，说将前往屯溪、婺源一带。后来根据江苏巡抚咨会，即英商颠地等人，踰年五月间，根据九江关监督详称，本年四月十八日，根据英商怡和呈验上海关监督发给的凭照一张，准许该商前往内地江西义宁州置办货物，按照条约在第一子口报验，即请该口验明执照，务必将何字号、何货以及件数或箱或包裹若干，计斤两或丈尺若干，详细记载盖印填发，以便沿途各子口及海关分卡查照查验放行，有不符者，即照通商章程究办等原因。当时查访该商置办货物必以茶叶为大宗，即经札饬义宁就近查明置办货物若干，先行申报，并移文南昌府转饬遵办在案。

现在听说英商怡和知道义宁近有贼匪踪迹，即在吴城镇租栈收买茶叶，又有英国的顺以及美国的记旗昌等号，既无海关凭照，也未知会到关，均有陆续前赴该镇办茶的事情，并有洋商自在九江向内地商人买茶的，又有商人采办徽茶由饶州来到九江的。查访各国商人既在九江设立码头通商，其前往内地采办货物，自然不能禁止他们不去，而稽查之法也应查照通商条约，随时察看情形，听任中国设法筹办，因未奉有明文，理应请批示遵行，抑或咨会五口通商大臣另行议定章程饬令遵行等原因。后来批准江苏巡抚来文，说英美两国商人有并无凭照买茶之事，既然已经查明，应询问该商为何无照，即按照条约将无照自行进入内地的人送交领事官惩办，并由关督照会各国领使，论说今后必须领取中外盖印执照方准前往。至于该商在内地买货，须照条约遵行完纳内地子口税，应由该道在大关之旁慎重选择总隘地方设卡专门征收内地税银，随时遵办等原因在案。

查访通商自有一定规矩。码头如当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贸易外，不得逾越前往各省郡县。现在长江通商，除两处关口贸易外，即不得擅自前往山乡市镇采办货物。官相国所奏的，自是一定办法，而该洋人坚持天津第九条之约，反复争论。恭邸认为前约既已实行，穷于铸错，不得已只从中分出通商、游历两层，略示限制。然而他们既在内江占设码头，水陆任其所往，舟车听其自便，势必通盘筹划，认为自华出售为商，不如从当地民人处购买，获利更大。且又在吴城等处增设栈房，转运无所不便，何必通往外国，舍近求远？是他们土货复进口的，左右逢源，既然不能禁止，那么除了逢关纳税，遇卡抽税外，也别无办法。这也是法穷而不得不变的情况。总之，限防一旦决口，便有不可收拾之势，修补漏洞，顾此失彼，所以通商的条约愈多，而纷乱变更愈甚。不但有伤政体，也无益于军需。当日桂花诸臣，为何重于违抗敌意，而轻于谋国呢？

译我近年多次奉命前往九江，看到九江设立海关之后，贸易日益繁盛，每月每年都有不同。后来因为查勘地图，我亲自到该郡西门外，用脚步代替弓尺，走遍大街前后，绘制了西门外洋界图，加上签注说明，由江苏咨文备案，送交总理衙门查核。从西门出城，沿大街向西走到大马头，大约二里多，那地方是大江的次港，也就是龙开河。又从龙开河沿大江向东走到西门外大街的功叙坊口，即大街的后身，也就是英商所定的一百五十丈界限，现在称为洋街的地方。那里楼台连绵，是英商行栈聚集之处，东西有界限，东界直达功叙坊的北大街，以南为前，以北为后，有一所洋行费礼查新建的洋楼，租给海关，作为办公收税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洋关。从功叙坊入口，就是大街坐北的地方。从功叙坊口起，向东走到张公巷为止，是美商记的起止界限，也就是以前勘定地基从民间承买的地方。又从张公巷起，沿大街向东走，南边是美商旗昌行栈，北边是旗昌下货入江的马头，也称旗昌洋行，也就是旗昌从民间议租的地方。这些都在大街中，与英界在大街后边的无关，而且他们从居民处租赁，不经过地方官换约，也与英商马头分别办理，本来没有什么嫌疑。但从功叙坊口沿大街向西走，直到湓浦河之南、甘棠湖之北，湓浦河在街后边，中间隔着小河，被英商架起板桥，直达大街中间，都是英商设有行栈，不经过地方官之手，意思也是步美商的后尘而效仿，但已经超出英界之外了。湓浦对河的大街，南边有巷子，是英商沙逊洋行的进路，里面就是沙逊洋行，行栈南边是法国天主教堂，正对着甘棠湖，这又是法国人租赁的，与英商同一办法。这些都与民居市场参错不分，复查记承买的界限，因为建造未完成，又在离西门最近的大街另租记洋行，在此贸易，而其西边又有英商仁记栈房。查仁记行栈已在150丈界限内，这又是增设的，在洋商占立民间，多多益善，而且浔民贪利私售，将来西门外大街的房屋势必全部归洋人所有，不止如此，城内居民也将效仿了。传闻城内小南门地方有英人房屋一所，离道署不远。关署以前在大街口，后来被粤匪所毁，现在新建的道署在大街南首。我去查看，结构像中国式，整天锁着。有传言是英人教堂，有人说马〇南是校场，洋人在此放马，话虽近似，但两廊木板甬道装修整齐，又绝不像马厩。很久之后，有居民每于夜间窥探，听到里面有妇女喧笑声。我询问德化县令，却不知道城内有洋人房屋一事，真是令人感慨。美国官定界限在龙开河西边，过渡南行，就是琵琶亭旧址。当巴夏里到九江时，最初想在此立市，但因为九江太守某一言而停止，说那地方低洼。后来英人勘定东岸界限，东岸居民怀疑是太守指使。定界之日，大家鼓噪，某太守因此被撤职。美商继至，无地可图，于是谋划筑土增高。议租换约后，因为开市在大街中贸易方便，所以虽然在那边钉界，实际上至今未立房栈。但我因为绘制洋界图，向县中索取此案卷宗，却已定在十一年之后了。琵琶亭旧址湮没不足惜，但东岸的湓浦河被英商筑土加高，只有涓涓细流从英人行栈流入大江，而城内水口也因此淤垫了。

中国商埠情形记

英人布里难附

中国与外洋通商的口岸虽然有十八处，但从欧美、印度各方运来中国的货物，必须先经过香港与上海，然后分达各处口岸。至于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海口、北海六处的洋货，则由香港运往扬子江上；这六处并北方三处的洋货，则由上海运往。英商行店均设于香港、上海，贩来各国货物转售给华商。至于其余各口岸，虽有洋商，但逐渐减少了。十八口岸之地，有英商贸易其间的地方只有十二处；而十二处之中，英人喜欢运货进口转卖的，仅存三四处。如果略小的商埠，洋商反而不如华商兴盛。华商费用很轻，所以贩卖洋货，成本也轻，卖价也比较便宜。而且华商能知道行情市价，又能与内地客商交易，这些都是洋商的短处。所以洋商贩运洋货来华的，只能销售于香港、上海，其余都归华商之手销售。洋商只要脱离其货于香港或上海之后，就没有顾虑，所以洋商也很愿意华商获利。销货越多而利越广。但洋商断不肯自劳以保护华商而推广利益。货已出手，即非己物，后在途中

译有什么阻滞，英商无暇顾及。上海进口的货物，如今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不像其他口岸那样彻底，但是华商日益增多而洋商日益减少，因为华商自己能够办理从外国采购货物并销售。只是他们的购买方法，仍然经过上海的外国代理商，与华人订立契约，由外国以某种银价购买，以及货物到达的日期，都一一明确约定。近来英美两国运来的布匹，由华商预先订购的超过一半，货物既已抵达港口，等到货价付清，代理人的事情就结束了。华商订购货物之后，无论盈利还是亏损，都不能反悔。过去华商与代理人交易，先交银两而后订购货物，只是近来银价涨落不如以往剧烈，所以华商更愿意先交一半货价，等到货物到达后再付清。但是银价如果突然涨落，那么风险也非常巨大。英国兰加西亚运到上海的货物，预先订购购买的占一半，其余除了三四家洋行自行办理羊毛、棉布之外，其余各种货物尚占上海进口货物的百分之七十五，几乎全由华商订购寄送。也因此之故，中外通商的条约有不执行的时候，华商更为焦急。但是华商势力孤立微弱，不像英国人一声呼唤而百人响应，所以想要推广商务，必须像洋商依靠其本国的帮助才可以。如果希望华商自行整顿，实在没有希望。华商确实没有自行整顿的权力。华商自己贩运的洋货，从某处运到某关，纳税多少，不敢查问，确实害怕激怒长官，反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又华商无论做什么事业，如果自身失去利益，即使对天下有益，也不去做。如果在通商口岸，华商与洋商所享受的利益相同。如果运货进入内地，华商反而不如洋商便宜，因为内地的关卡不像洋关那样公道，一切商务任由关卡横行霸道。但是按照通商的条约，英商既然缴纳了税饷，就可以任意到任何地方销售其货物，其税只每百抽五作为入口税，再加抽百分之二点五作为入内地税，就可以通行各处。华商从未享受过如此优惠的税则。由此可以看出，华商所缴纳的税确实与英商应该缴纳的税大不相同，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西方人在内地散卖货物，比华商便宜。依据通商条约来说，洋商进入内地的税则原本是一样的，不论货主是谁，清朝也曾明确答应。只是答应给华民与答应给西方人的，事情虽然相同但实际执行却不同。华民有委屈不敢申诉，宁愿自己忍耐，不敢触犯官威；洋人则没有这种畏惧之心，他们的身家财产安稳无虞，假设有损坏，就可以告诉领事官并向清朝索取赔偿。

译那么，洋人为什么不亲自运货进入内地销售呢？原因有三：内地市场分散，每处销量不大，洋人认为利润微薄，这是第一点；资本少的人，又因为内地未曾与西方人相通，行动不便，自行贩卖难以获利，这是第二点；此外，洋人彼此心存戒备，认为本国领事未必能切实保护，万一出事先自己吃亏，这是第三点。由于这三个原因，英国商人除了习惯的做法外，不敢随意进一步深入。目前英国商人停留在华人商埠的，确实寥寥无几，令听闻者感到惊骇。上海一个商埠，大小英国商行店铺不过八十家，其他各埠则在牛庄有三家，天津有九家，烟台有两家，重庆有一家，汉口有十二家，九江有两家，镇江有四家，福州、厦门、广州各有六家，汕头有两家，其余商埠就没有了。而且这些商行店铺大多是经纪人，如果不计算茶叶商人，剩下的就更少了。然而我国所依赖以振兴商务的，就是这几家。中国作为我们的买主，必须有银两才能交易，有人仔细核算年度财政要务，知道中国已经尽其力量购买。英国商人如果长远考虑、仔细研究，就会明白中国只有多出口货物，然后才能进口货物。所以与中国通商想要兴旺，必须让中国多卖他们的物品来交换我们的货物。但这件事也必须依靠我们英国人帮助，否则有来无往，怎能希望它不枯竭呢？近来因为银价贱而金价贵，所以中国货物往日不能出口获利的，现在获利很多。光绪十六年海关清单所列出口通商货物五十种，价值银七十六兆三十三万九千两，其中杂货价值银一百五十四万四千两；到光绪二十一年，这五十种货物出口价值银一百二十九兆三十五万五千两，而杂货总共价值银十三兆九十三万八千两。中国产品一旦销售到国外，华人必定再生产，但必须洋人自己选择哪些货物为上等，华人才知道趋利避害。中国出口运往欧美两洲的货物不同，进口商务，进口商务渐渐有转归华人自贩自卖的趋势，而出口商务仍然由西方人经营，很少。华商自己办理土货出洋并在外国销售，那些办理土货出洋的仍然归华人购买使用。近来常有西方人劝华商自己办理货物出洋在西方国家的市场销售，华人不敢这样做，确实担心不熟悉西方国家的行情。然而近日也有略微改变计划的样子。过去出口的货物，都依靠中国各大洋行贩卖到国外；现在则有几家小洋行接收外国寄来的货单而采购。这是因为电报和银行的便捷，所以做经纪人代人买卖的，在香港称为经纪人。生意人可以不需要本钱，于是中国商务出口也渐渐变成经纪模式。做经纪的只知道在通商口岸选择价格便宜的货物，获得折扣的利润，就发出国外。华人从内地运货到商埠，如何受勒索，与他们无关。总之，中国加征关税导致华商裹足不前的，实际上阻碍了英国人的商务。华人不能免除，必须英国人帮助其免除。又阻碍出口货物的，也是阻碍英国人的商务。有来无往，不是长久之计。华人也不能自己免除阻碍，也必须英国人帮助。中国特设关卡以阻止洋货，其意图在于暗中制约洋人，实际上却是自害其民，自害其国。西方商人坐视华人受害而不救，实际上是让自己暗中遭受亏损而不觉悟。想要振兴中英商务，我们英国人应当在此处着想，何必另求他处呢？

烟台英国领事关于中国各口岸商务的报告

驻扎烟台的英国领事白勒能先生，对中国各口岸商务情况广泛访问、详细咨询、考证极为完备。西历去年十月十五日呈报外交部，现在将所报外交部的内容印成一册，共七十页，后附中国草图一幅，售价仅五便士。该册开头有简明目录，分为五项：一、目前情形；二、内地商运商货情况；三、商情；四、中日战后关系；五、振兴商务之道。本报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照刊，想看完整报告的人，可以购买一册。本报只能择要摘录，供大众阅览。白勒能先生起初认为英国商人必定时常向领事请愿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推究其原因，是由于商务不兴旺，商人都按部就班，无所仰赖于领事，而且华商也渐渐分夺我们的利权，外人将有难以容身之势。三十年前英国重臣黑孟者曾说，外交部对中国事务过于忽视，五十年后英国在华商务必定衰退。此前我在埃及勒房江商务的沦陷，可以作为殷鉴。白勒能先生认为黑公有先见之明，所以稍有不同的是，白勒能先生的意思是商务衰退，不全是因为国家的原因。中国自通商以来，各国商人到来，争夺胜利所在，必定被善于经商的人夺去，我们只能袖手旁观而已。近来英国商人往往为华人作护符，华商动不动就被华人官员鱼肉，不得已而冒用洋商之名，借以自保。

白勒能先生于是论述中国目前商务情形。他论及关税时说：租界之中，按例不征收关税。然而一转眼间，即不免于此所征收

译这些税目，货物各不相同。概括来说，是每百抽二。所以即使在通商口岸，洋货按规定只需缴纳进口税，即每百抽五；但如果要零卖，则必须缴纳每百抽七的税。洋货进入中国口岸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口岸，南边的香港，北边的上海。其他口岸所需的洋货，都是由华商到香港、上海购买，比起洋商运来更为划算。洋商对于已经售出的货物，不太关心；而华商却只能听任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勒索，不敢与之抗争。因此虽然违背了条约，却没有过问的人。华民对于华官，即使受了委屈，也只有闭口不言，像寒蝉一样沉默，否则灾祸就会立刻降临。

译又说：所有进口货物，大半卖给华人，其中布匹一项占百分之五十，其余各货占百分之七十五。虽然违背条约，一再征收苛捐杂税，而洋人不过问，这是又一个原因。缴纳正税为货值的百分之五，内地半税为货值的百分之二点五，而洋商货物可以通行无阻，这比华人运货往内地更为便宜。然而内地货物不仅依赖洋商，仍然由华商辗转运输销售，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华商看到洋商夺取他们的利益，必然起来与之抗衡，洋商中资本充足的并不多，势不能抵挡华商众多；第二，洋商不能见机行事，在华商尚未聚集众人之前，先发制人；第三，洋商即使想要与华商强力抗衡，但考虑到困难之时，其公使领事不肯出力，任由他们吃亏，不伸手援助。由于这三个原因，各口岸的英商士气低落、胆怯，没有敢振臂一呼的人，只是兢兢业业小心地守着原有的局面罢了。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不能坚忍委曲、百折不回，商人所求的是利润，与其耗费财力精力去争夺以后的权利，不如专心一意去博取眼前的重金。

论述到这里，白勒能先生又列举在华英商的行栈，以显示其数量之少。在上海的，仅有八十家；在各口岸的，共五十三家。又说进口货与出口货相互依存，进口多则出口也多。只是因为银价低廉的缘故，近来出口比进口更为活跃。出口的货物，都是由洋商经办，而洋商也并非拥有巨资的人，大多是替人经手。获得一笔经手费用，所以不问其他事情，只知道在通商口岸照章办理。如果是自己的资本，而所节省的税款都落入自己的私囊，那么我知道他们必定殚精竭虑去争取条约的权利，务使中国所征的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违背条约的地方，他们本来也漠然不动心。

白勒能先生《商务报》的第二条，是论述内地转运商货的情形，切中要害。说按照条约，洋货进口后缴纳半税即可通行中国，免除零星征税的麻烦。土货从内地运到通商口岸的，也可以参照同样办理。之所以有这一条，在英国官员看来，是为了振兴商务，使洋货可以直接到达内地，土货可以在产区购买，没有辗转的浪费。而在中国官员看来，这一条是出让我们的利益，华商货物不包括在内。况且洋商在通商口岸缴纳的半税，是上缴国库的款项，点滴归公。即使有截留归省的，也必定是指拨某项的专款，地方官吏无法舞弊以施展其私肥中饱的手段。因此缴纳半税对国家有益，对各省则有损。这就是各省官吏必定竭力阻挠，以使半税之法不能实行的原因。有的减轻捐税以招徕，使商贩乐于前来；有的假借权势以凌压，凡是商董无不顺从。他们最擅长的伎俩，是遇到已经缴纳半税的货物，听任其来往不查，等到货物到达时跟踪而至，强行征收所谓的落地捐，货值的百分之三。即使已经缴纳了半税，他们也不顾。

驻扎广东的领事呈报北京公使说：“缴纳半税而运货内地的，几乎已经绝迹，因为内地华商不敢收买缴纳半税的洋货的缘故。”

如果因为国家财政匮乏，不得不多方筹款，那么违背条约，频繁征收，情理上还可以原谅；而所收的款项，上缴国库的不到十分之三，对国家财政有什么好处，只是让各省官吏饱食罢了。然而询问那些官吏的俸禄有多少，必须用显微镜才能看见。广东有定例三条：第一，华人自己的洋货可以缴纳半税；第二，洋人自己的洋货可以缴纳半税；第三，洋人的货物已经卖给华人的，不能再缴纳半税。广东官吏对半税一事深恶痛绝，所以华人不敢申请缴纳半税，洋人虽然缴纳半税，但货物到达后仍有落地捐的征收，总计起来，比缴纳全额税金更多。土货从内地运到通商口岸的，也是如此。想要在未运输之前缴纳半税，当地先有征收，所以半税的条例不能实行。阻挠半税的，以广东最为严重。如果洋商想在内地办货，取得所办货物未经重复征收、成本较轻，那么中国官员必定处处掣肘，使其罢休而后已。

各口岸发放半税执照，不能统一。虽然条约载有一定办法，但未能付诸实施。中国理财的方法不改变，那么此事终究难以统一。幸运的是，变化的契机已经显露，或许可以拭目以待吧？

论述在华商情，白勒能先生说在华英商大都按部就班，守着条约已有的权利，没有开拓的意图。我曾召集众商，问我国在华商务究竟应该如何整顿，请各自发表见解，而所说的都不甚符合我的心意。中国商务还可以大为扩充，这固然不需要智者才知道，而英商尤其深知。等到追问扩充之道在哪里，却又没有人起来代为谋划策略。洋人想要做的事，中国动不动就掣肘，使其锐进勇往的士气消磨殆尽，所以闭口不言。

译袖手旁观，只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自行开辟财源罢了。

译各口岸的商务各有其弊病，香港所患的弊病，一是广东官吏阻挠缴纳半税的洋货，二是中国船只纳税轻于轮船，三是中国不肯在西江开埠，导致半税之例不能畅行，这些前文已详细论述过了。华船之税轻于轮船，对英商尚无损害，只是轮船公司吃亏罢了。西江现在才开始开埠，而华人尚且多方设法阻挠。南宁、百色之间，如同宜昌之于重庆，适宜使用华船，〇轮船只能到达南宁为止。福州所患的弊病，是茶税太重，大约值百抽五十，将福州城划为租界以外之地，也是不对的。

上海中国会说道：“除公使驻扎北京外，每省省会应派一名公使，专门准备我与省中大员办理交涉之事。该员即归属公使体制。因为中国督抚的权力很大，我国非派专员不可。况且驻京公使公务繁忙，往往无暇兼顾商务，自然应当另派一名商务大员，专心考究振兴英国商务的方法。”等等。我认为每省派一名专员没什么用处。上海中国会的话说：“各省督抚必定体恤国家、爱护百姓，倘若本省有未兴起的利益，必定思考如何兴起它，只是苦于无人相助，所以因循守旧而未能实现。如果我们派员去鼓舞他们的士气，必定会有翻然改观的人。而且可以观察他们变革理财之法，以富强其国。”我却认为中国会对各省督抚的期望过高，哪里知道各省督抚最不喜欢的，就是变革理财之法，法度越混乱，他们越可以舞弊，宦囊充足，全靠这个。

司法长官与总领事，是完全两回事，不宜责成一人兼任。幸好外交部已觉察其非，不久将分开设置，以专司责任。

如果准许英商派遣华人进入内地采办货物，对英商并非没有益处。至于在内地行驶轮船，则华轮胜于洋轮，〇洋轮遇到的阻难处很多。中国应当整顿币制，鼓铸钱币，使全国货币统一，否则平色不一的弊端不胜枚举。只是钱币统一而官府就失去了利益。食盐价格这一项，中国国家独占其利，如果准许洋盐入口，值百税百，盐税收入可增加一倍，而盐价可减少一半。

白勒能先生认为中日战争，中国商务并未因此减色，只是牛庄一港被日本人侵占，直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年底，日本人才撤退，此外各口岸商务仍如未开战以前。〇查阅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及九十五年的海关报册，其进出口货物与价值，与前不相上下，探究其所以然的原因，大概大半得力于上海驻扎总领事韩能先生。韩先生力持扬子江与上海为局外之地，不得攻击，至于中国大局，则虽一败涂地，创巨痛深，而委靡不振依旧，不出我所料。

马关条约签订，而英国在台湾的商务一变。〇台湾既属日本，英货必须缴纳较多税款。所幸的是，商务从此可望扩充。台湾茶叶此后必先运至日本，然后再转运出口。这对我国在门茶商大为有损。中国筹款赔偿日本兵费，恐怕对我商务颇有关碍。洋债全部以关税抵偿，而关税不足的部分，则势必在内地各税设法弥补。查内地抽税大约征收一百，而中饱私囊七十，归公的只有百分之中的三十而已。所以商人所缴纳的数目，比归公的几乎多出三倍。此次因弥补关税之缺，而中外商人都须吃亏，违背条约的征敛，应当在此更加严重。

新开口岸是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处。重庆若非用轮船不能兴旺；沙市则洋人货物没什么销路，只是上下轮船在此装卸货物，转运他处罢了。苏州离上海太近，所有商务都荟萃于上海，苏州不能很兴盛。杭州开埠后，不过是土洋货物经过之处，〇浙江内地土货的出口及洋货进入浙江内地的，必定先到杭州，再行转运。如福州的绿茶，此后必定改由杭州而至，不由宁波了。那么苏、杭开埠，只是商务稍有移动罢了，从那里汲取注入这里，起初并没有增加。出口的丝，也未必因苏、杭开埠而有所增加。每开新埠，中国国家必定说这是让与洋人的利益，而哪里知道所利于华人的不亚于洋人？无论其他，即使有税则有定额，关吏无私这两层，已大有益于华商了。

有人说金贵银贱，凡是用银的国家，必定大兴制造。就像中国，以前用若干银购买若干货，今天也是如此。货价既没有很大涨落，工价也没有很大悬殊，而用金的国家则货价与金价日渐昂贵，难怪用银的国家大兴制造。这种说法，还不完全正确。〇中国虽然号称用银，而实际上铜钱的流通远过于银。农工不问银价与铜钱价格如何，他们非铜钱不收，诚然因为日用所需，用钱居多。于是工价货价都须以铜钱作标准了。所以中外贸易以金铜两品的上下为尤关关键。现在用银一两，只兑铜钱一千二百文，以前可兑一千五百

译之多。然而银价虽然下跌，但人工费用却依旧如前，以前做工一天需要多少钱，今天仍然需要那么多。查考上海一地纺织业盛行，但究竟能否与英国著名的纺织区曼彻斯特竞争取胜，则须看银铜价格的涨跌而定。

译白勒能君说：想要振兴中国的商业，必须先使中国的百姓富裕；想要使中国的百姓富裕，必须先开辟和疏通利益的来源。然而，凭借中国现行的政治法制，却期望利益来源能够畅通旺盛，这就像步行却想快速前进一样（不可能）。中国民间的穷困，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这实在是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看待百姓的疾苦，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一样，对百姓的贫富毫不在意，内心毫无触动。其中更严重的，是设计盘剥，唯恐榨取不尽。像这样，百姓能不贫穷吗？

我们西方人也有被中国官员损害利益的事情，但为了平息争端，如果能够忍受，也就忍受了。有时我们西方人与中国官员发生争论，请求公使向中国政府说理，中国政府没有不袒护中国官员的。即使政府答应办理，行文给各省督抚，而各省督抚大多装作没看见没听见。有人说，政府在行文给各省时，往往另外附上私函，暗中嘱咐各督抚不要在意。政府行文给各省，只是为了掩饰西方人的耳目，平息他们的愤怒罢了。

各国公使有事，除了总理衙门没有可以告诉的对象，而总理衙门没有节制外省官吏的权力，如果遇到紧要的事情，只能请求皇帝旨意，周折如此，实在令人厌恶。

中国财政日益短缺，窘迫到了极点。趁着这个机会，或许可以使中国改变征收厘金的办法。如果各国允许中国将关税增加一倍，那么中国税银每年的收入可以增加七百万两，这是中国所希望的。至于内地的厘金事务，让中国委派西方人办理，与海关相同。所征收的税和所设立的关卡，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只是这件事对各省官吏非常不利，所以很难答应。然而各省厘卡林立，并且派遣贪污的官员主持其事，终究对商人不利。即使说有违背条约征收的弊端，可以将已征收的款项归还，但必须有确实的证据。在中国，必定要以中国人所见的作为证据，而中国人畏惧官员如同畏惧老虎，揭露弊端、发现隐情，哪有希望呢？至于增加关税，每年可以增加收入七百万两。中国富裕的几个省份的关卡厘金，被官吏中饱私囊的，也有这个数目。中国内地商业不兴旺，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征收厘金繁琐苛刻已经到了极点，镇江厘局对于凡是经过的货物，如果交足值百抽十五的数目，那么沿途所经过的厘卡都可以免除捐税。镇江的例子就是这样，而商民乐于遵从，可知零星缴纳的情况应当还不止于此。所以长途转运，竟然有货物还没到达港口，就已经需要变卖货物来完纳厘金的情况了。

驻扎在中国的领事，因为需要审判案件，无暇顾及商务。现在的计策，各国应该专门派一人管理商务。既然有了管理的人，那么不仅对商人有益，而且公使也可以咨询了解一切。其便利程度如何呢？

我们西方国家与中国通商已久，而缺憾还很多。中国所有而西方所需，与西方所有而中国所需的，遗漏不少。我们西方人应该加以注意研究。

中国内地商务，我们西方人了解得不够全面，研究而得其精髓，只能依靠传教士们，因为他们熟悉内地情况。各通商口岸应该仿照上海的办法，设立货会，陈列各种货物样品，让人观看，那么洋货的名称种类，华商就可以完全明白了。

各国制造厂应该派人，将所出的各种货物到中国内地游历，或者分送，或者贱卖，以广泛招揽顾客。

中国通商各口二十一年份商务情形。

英人特甫附

中国本年篇章中说，本年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商务情形，驻北京英国公使麦格铎瑙报告，外部大臣沙列不雷侯报告，或者采纳各口领事的论述，或者摘录各海关的记录，准确指出利弊，颇费心思。查天下最著名的英国船厂及工业场中与中国有交易的，共计六家，所派代办的人，我虽然到任不久，常与他们交谈，遇事无不为他们竭力谋划。他们固然精明强干，但并非英国人，都是外国人。以英国字号而聘请外国人经理，其弊端特甫已在文中述及了。再寄货运价至英国各口与至外国各口的，各不相同。譬如货物运至汉堡（德国城名），至纽约；至乌塔萨（俄国城名）的，虽然往往绕道伦敦，比起直接到伦敦的，运价反而便宜，各国颇占便宜。听说英人开设轮船公司所定运价，也是如此。其有损于英国商务，比起各国以货物与我们争利，尤其严重。这也特甫详细说明了。英使所述如此，兹请特甫将所写的照录于下。

中日构本年年初兵事，尚未停止。人们都认为这与中国必定大有利于商务，却不知不然，恰恰相反。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国与各国互市货物价值约价三百十五兆两。九十四年仅二百九十兆兩，是本年转多二十五兆两。尤其奇怪的是，所增加的数目，比起九十四与九十三两年相比，所增加的数目更多；比起九十二年相差更远，自不待言。本年中国进出总价，每百分中增加八分。

英商生意本年也有增无减，各

译各国与我们争夺利益，本来就有这样的事。只是他们争夺的，确实如上海领事所说，仅限于火柴、洋针之类的小件货物。至于大宗货物，英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英国商人办事拘泥刻板，不懂得变通，遇到交易时，往往等待华人主动上门；而其他国家的商人则常常主动前往华人处，多方招揽生意，这一点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英国在中国的商务，目前虽然远远胜过其他国家，但如果交易方法不尽快加以整顿，将来被各国算计，导致商务衰落、落后于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最难理解的是，英国一些大型商号派来中国代办事务的人，都籍贯属于其他国家；英国商号常常借他人之手行事，而其他国家的商号都由其本国人亲自管理。仅凭这一点，谁优谁劣，本来不需要聪明人也能知道。

译中国与各国的互市货物价值，除英国外，共计一百八兆两。与英国进出货物的价值相比，与各国的货物价值大约可以加倍。英国与中国互市，以香港这一口岸最为紧要，而香港实际上不过是转运而已。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都是从各国进口的货物。其从中国进口到香港的货物，都仍然由该港出口到英国、美国、印度、南洋、新金山以及中国沿海各口岸。例如蚕丝由广东出口到香港，再由香港出口到法国，就作为香港的出口货物，因此香港的商务，仅仅是英国与中国互市货物价值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与英国上年的进出货价共计二百四兆十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五两，与各国的货价共计八十九兆六十三万六千五百六十八两；本年与英国的货价二百十五兆三十一万六千二百十八两与各国一百八兆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两相比。

以上进出口货物的价值数目，所有各国进口到中国，由中国再出口到各国的部分，并未扣除计算。查本年货物中由中国再出口的部分，价值八兆二十五万二百四十五两；上年价值三兆五十四万三千二百八十两。用再出口的货物价值减去中国与英国及各国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就能得到进出口的实际数目。这一节以下论述中日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以及中法在六月三十日所签订的条约与商务有何关联？各情报中并未将原文照录。内地半税执照的办法本来极其简便，无奈中国官员故意刁难，彼此争执，往返行文辩论长达多年的情况也有。这种执照有几个省份尚未秉公办理，致使洋商不能失去其中应得的利益。其中最刁难的，是广东的官员。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所发的执照最多，共计一千九百四十六张，折合货物价值一兆七十五万两。次年中国官员多方阻挠，有申请执照的或被治以罪名，或被权势恐吓，几乎到了无人敢申请领照的地步。这一年仅发出四百九十二张。今年中间几个月，内地半税执照竟然废弃不用了。现在请直言其弊端：洋商办理货物前往内地，那些有执照的，中国官员或许不阻滞，但这货物也被华商所购买，中国官员又随之抽税，任意勒索。说消除弊端的人必定会说：凡是货物已经申请了执照的，不准中国官员再行抽税。哪里知道中国官员压制勒索的方法严密而且繁多，实在不是英国使臣所能全面了解的。其弊端难以消除就是这样。只有按照这样办理，对中国利源最为妨害。〇中国官员苦于不悔悟，另设新法筹款以供各省财政库之用，这种弊端终究没有停止的时候。内地执照中国官员刁难，固然不仅仅在广东而已。茶叶在福州所退还的内地各税，比起申请执照而退还半税的，数量更多。而本地茶商深恐中国官员阻挠，由福州出口的茶叶不敢申请执照。其余各口岸本年发出执照的数量增加，只有上海。

上海一口的执照数量大大减少，有几个口岸如汕头、如宜昌的厘金委员，都因为抽取杂税比起仅缴纳半税，利己更多，内地来的货物申请执照的很少。

附论出口货物。中国出口货物，除香港外，以美国销售最多。本年销售十五兆二十五万两，上年共计十六兆二十五万两。其运到英国的，不过十兆五十万两。英国销售的货物价值，自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九十五年十年之间，除九十二一年外，这一年销售的尚不及十五兆十五万两。本年的数量特别少。印度办理的货物价值，共计二兆七十五万两，上年二兆五十万两；其余英国属地销售的数量，没有太大增减。只有澳大利亚一洲，连年减少，而该洲本年办理的各国出口货物总盘合计，比起前两年确实有进步。其出口到俄国各属地的，有增无减。到欧洲的，除英俄外，共计二十一兆两，上年仅十九兆两；八十八年尚不及十三兆两。

茶叶这项货物，以在英国销售而言，颇有江河日下之势；而俄国则越办越多，否则本年出口数量比上年必定相差更远。茶务尚能支撑，依靠的就是这个。中国茶叶，美国仍然喜欢食用，但销售已不及往年之多。〇也是逐年减少，上年出口到美国的共计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担，本年不过三万一千二百二十担。广东茶务几乎已经化为乌有，本年出口数量不过一万担，上年尚有十二万担，但比起前年每百分中已减少五十分，而前年与九十二年比较又减少了一半。俄国商人在长江各口岸办理的茶叶，以汉口出产的最多，前年以来出口数量大大增加，而增加的数量不在茶叶，而在茶砖、茶饼之类。这种茶砖是汉口所制，专门预备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处之用。

蚕丝，这项货物是中国土产中最著名的。古时西方国家以丝闻名中国。近年来有几种丝的出口数量大增。如用机器所缫的丝，上年仅出口五十万担，本年

译增加到三兆五十万担。其中由上海出口的份额最多，今年该口岸出口的丝价共计三十六兆两，去年也有三十一兆五十万两。目前上海所有的缫丝厂共有二十五家，苏州和杭州原本靠近产丝的地方，也将陆续开设丝厂。现将光绪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中国出口的各种蚕丝数量分别列于下方。

译九十三年。九十四年。九十五年。

生丝，四万三千五百十四担，二万九百四担，三万五千四百十六担。

黄丝，一万二千二百十八担，九千八百担。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六担。

重缫丝，无，五千六百八十一担。一万三千六百十七担。

机缫丝无，四千三百四十四担。六千二百七十六担。

广东出口丝虽不及上海之多，数量亦属不少。该省土地本适宜养蚕，巴斯陡收养病蚕的方法，中国现在也采用了。此法系赫总税务司从外国觅得，传授给华人。广东税司名泛雷阁者，在年度报告中谈及丝业时曾说，该口岸丝厂开设尚不足数月，而在劝导教导当地人收养病蚕及各种深奥精微的方法上，已颇有成效，云云。广东今年出口丝的数量没有太大增减，惟生丝一项大有进步，计出口二万四千担，较上年的二万担，多出四千担。机器缫丝，该口岸今年属初次办理，计出口二万担，价值七千五百万两。

各项出口货物，上年棉花价格虽涨，仅出口一亿磅，今年反而出口一亿二千万磅，此项棉花大半发往日本，现在上海及各地陆续增设纱厂，将来销售棉花的路子必定更加宽广。猪鬃运至西方国家，获利尚厚。黄豆及豆饼，自从日本占据牛庄后，出口数量大减。樟脑自从台湾交割以来，也显得逊色。狗皮、羊皮出口颇多，合计价值二千六百四十九万两，上年仅八十八万一千两，海关年度结算报告中曾论及此事。此项皮货，天津是出口的主要集散地。鸡鸭毛产自重庆，其出口数量之多，实属无可限量，上年出口四万三千担。今年增至六万五千担。牛皮大都由汉口出口，今年皮价虽高，而出口数量不如上年多，中国牛皮出口总数减少，原因就在于此。赤糖减少，白糖、冰糖增多，汕头今年出口各种糖共计一千五百万担，较上年的九十万担多出四十万担，此货大半运至中国北方沿海各口岸，运至香港的仅四万四千担。草席今年出口三亿余张，约是上年出口数量的两倍。铺地席也大幅增加，计出口四十八万三千卷，较上年的二十七万三千卷多出二十一万卷，其中运至美国的居多。菜油生意的总汇之处，汉口是其一，今年出口数量稍增，九江也有少许菜油出口，数量也逐渐增加。草帽辫，上年出口七十万担，今年不过六十二万担，但以天津而论，今年出口数量比上实有长进。此项生意之所以显得逊色，是因为货色太低，若不赶紧整顿，恐怕会被日本独占其利。日本货价虽贵，但货色较好。土布出口三万六千担，较上年的六千担已增一倍，此项货物大幅增加，似应留意。现在外国的华人普遍认为，使用土布比使用洋布更合算。

中国不出口到外洋的货物很多，若门颇有金叶出口，指出口到中国各地而言，计二十四亿张，较上年的十七亿张，前年的十一亿二十五万张，实为年年增加。该口袋大幅增加，今年出口的数量约是前年的两倍，蒜头比上加倍，布也增加，插香加倍，干荔、龙眼、草席、糖等类都属于增加，纸张减少。柚子出口三亿个，以抵上年的一个亿之数，而黄酒减少。

汉口茶务减色，另有其他货物以补足之。各口岸并无其他生意。若福州出口货物，仅木条、橘子。纸、竹、橄榄，而木条自军务以来也大幅减色，今年出口的数量不及前年一半。烟叶出口计有几处，如汕头今年出口二万八千担，较上年的二万四千担也多四千担。该口岸出口烟叶一种，其他地方没有。

中国出口五金，除锡外，数量甚少。蒙古出锡最多，其出口货物中，锡为大宗。今年出口四万担，若上年则止三万九百担。门英领事谓该口岸出货镬，运至南洋、香港者颇多。并谓此项铁镬，中国镬匠既需缴纳领照费，护商又需缴纳出口税。若由英国制造出口，其价格可比中国便宜。英国铁商若能先觅得镬样，仿照制造，发至新加坡等地销售，必利市三倍也。

英国进口至中国的货物价值，今年计三十四亿两，上年仅二十九亿两，此数殊可满意。缘欧洲各国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除俄国外，仅值银七千五百万两。英国各属地来货，除印度减少三亿两外，其余也属于增加。上年约二十亿两，今年约十七亿两，上年的数字包含印度，今年的数字不包含印度。惟进口货物所增加的数量有名无实，缘有几成向来作为本国贸易。今作为与各国互市的数目也。

英国

译来华货物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日本。今年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共计十七兆两，其中从台湾进口的货物价值八兆八万两，也包含在内。去年来华货物仅值九兆两，美国来华货物比往年减少，去年计九兆两，今年仅五兆两。

译棉花类：此项棉货总价，本年共计五十三兆两，上年为五十二兆两，增加并不多。若以十年核算，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九十五年，并无增长之势。在八十六年至九十五年期间，原布、白布、粗布、英美斜纹以及英美细布做被单布，共计六十六兆零六十一万三千匹；而在九十一至九五年这五年间，总共仅有六兆零八十八万四千匹。来货之所以减少，是因为用金之国装运布匹来华，售价比往昔较为昂贵。印度棉纱进口增加，以及手织工业大兴，还有上海纺织局相继设立，也是由此原因。

本年上海商务比之上年固然有进步，各通商口岸也是如此。只是各口进口货物，本年不及五年前的数量，以后恐怕也未必能再增加。上海纺织局前已提及，而张香帅在武昌所设的纺织局，出产的布匹和棉纱也相当多。各局所雇用的工人约二千八百名，日夜工作，工价每月从三千五百文至三千七百文不等。小孩约二千文，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仅休息一小时。工人晚间工作能耐劳苦，与白天无异。九岁以上的小孩工作时间与成年人相同，放假日期每逢初一、十五等日以及中国新年而已。现在工作的织机计一千架，锭子三万零七百个，每日出产的布约六百五十匹。所用的棉花取自本埠通州、长江北岸及邻近上海各地。本埠棉花长度为一寸中的四分之三，通州棉长度为一寸中的八分之七。织布局旁现又建造一座纺纱厂，年前应当可以完工，备用锭子五万个。其纺纱机器购自道格赛的白洛格司，其汽机锅炉是比利时制造的。纺织局所聘请的西方人仅六名，四名是英国籍，两名是瑞士籍。有一位姓嚣的人担任总办。其棉纱在本地销售甚多，布匹则出口至上海本地及长江上游一带，也颇畅销。中国纺织局逐渐增加，那么印度棉纱及普通布匹的来货必定立即减少。

羊毛类：此项货物本年进口至中国者约三兆零七十五万两，上年为三兆零五十万两有余。进口羊毛货中，除意大利布各种均有增加外，意大利布上年八万五千匹，本年六万三千匹有余，只是此货并无增加之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以前有数年曾达到四兆零五十万两之数，一千八百八十六至九十五年的十年之间，除九十八、九十九年及前三年外，均超过五兆两之数。羊毛货进口减少，实在是因为货价上涨的缘故。本年进口较多，大约是为了制作陆军号褂的需要。由此看来，此项进口货物所增加的数量，以后能否不减少，尚难预料。

土洋药进口总数：本年计六兆零七十五万磅，合价二十九兆镑；上年在八兆零五十万镑以内，合价三十三兆镑。此项货物进口至中国，其数量自九十五年以前，从未在八兆镑以下。中国种植罂粟的地方，现在也不少。满洲所产的，由牛庄装帆船运至山西，这种土药掺假颇多。中国种植罂粟的地方，在西边及西南一带，如四川、贵州及云南等地。重庆一口，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九十五年，进口的洋药仅一磅而已。其余种植罂粟的地方，若台湾，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以来种植增加，只是由台湾出口的数量尚少。山东全省每年所产约二万四千八百担土药，零售价每斤三元，洋药价格约为其两倍。长江下游、湖北、河南各省也种植罂粟，宜昌一口几乎无洋药进口，只是由该口复出口的土药，自九十一年以来约增加了三十倍。南边沿海各处种植罂粟的地方很广，洋药进口增加，仅少数地方，琼州就是其中之一。而十年前洋药进口至中国的数量，比现在多得多。

五金及杂货：本年进口五金比上年减少。本年合价七兆两，上年同期合价七兆零五十万两。驻上海领事前在报告上海商务情形时说：“五金一项大半来自英国，而欧洲其他国家也有运至中国与英国争利的。”查中国进口五金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九十五年的十年之内，其数量颇有增加。上年来货固然格外多，而进口五金的价格早年已超过七兆两之数。虽然各口进口五金大半数量平常，不必细论。

杂货之中，最紧要的是煤油。本年俄国及色曼曲拉的来货大增，而美国煤油则比上年减少至不及一半。一因由美国寄来的存货过多，一因美国一时出产不足敷用。上年设立油池时，中国政府极力拒绝不从，而既设立之后，此项生意颇有兴旺的希望。可惜英国没有产油的地方。色曼曲拉的油大半进口至琼州，该处所销售的色曼曲拉油比美国油每罐价格低一角。煤油的使用虽逐渐推广，

译然而有几处仍然厌恶使用它，这是因为所使用的灯是日本制造的，存在令人担忧的危险。这种灯容易碰倒，由此引发的事故不胜枚举。前年重庆打翻洋油，导致发生巨大灾难，当时地方官员禁止使用煤油，众人的意见也认为应当如此。该口岸在光绪九十三年进口的煤油共计五万五千加仑，每加仑合八升。上年进口量为三万五千四百加仑，而今年进口数量仅一万二千七百加仑，就是这个原因。

译火柴这一项，其在中国的销售渠道不断推广。日本火柴的进口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今年进口不过八十五万格劳司，1886年进口各种火柴总计尚不及二亿格劳司，而到1890年已超过四亿格劳司。如今已是1890年进口数量的两倍了。现在中国制造火柴的地方有好几处，重庆没有外国火柴进口，本地有两处火柴厂，去年出产四千五百箱，今年出产五千八百箱，每箱计五十格劳司，即今年共出产四十一亿七十六万匣。查中国内地有好几处，所用火柴非常有限，奇怪的是，中国

今年进口的火石，比之年多了一万担。

今年进口的煤，共计五十七万二千吨，去年仅四十八万六千吨。咖啡、鸦片，去年进口数量为四万八千两，今年增加到七万两。大米，每年计十亿担，去年仅六亿担。燕窝、人参，是华人嗜好中的主要物品，以及面粉这一项，进口数量都有增加。广东税务司论及进口面粉说：“如果永远按照现在中国的情况，南方销售使用面粉将推广到什么地步，正难以推测。”

附带论述船只。今年进出口船只共计三万七千一百三十二艘，轮船二万八一千七十六艘，帆船八千九百五十六艘合计二十九亿七十三万七千七百八十吨。从1886年到1895年十年之内，无论进出口船只及进出口船只的吨数，都是年年增加没有减少。以进出口英国船只的吨数而论，也是如此。去年二十亿四十九万六千三百四十七吨，今年增加到二十亿五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八吨。只是进出英国的船只，今年仅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九艘，去年反而有二万五百二十七艘。英国之后，除了悬挂中国旗的西式船外，进出船只以德国为最多，共计二千八百八十四艘，合计二亿四十四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吨。1886年来往中国的德国船只吨数计一亿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九十六吨，其往来船只计二千七百二艘。因此德国船只往来吨数近十年内大约增加了一亿吨。其余各国往来船只吨数很少，不值得详细论述。只是瑞典、挪威则居第三位，应当陈述清楚。其进出口船只计五百九十五艘，合计四十二万四百八十五吨。查中国生意各船只吨数百分比中，英国占六十九分，德国占八分二一，瑞典挪威占一分四五，丹麦占一分一五，其余各国仅占一小部分。看以上各数据，可见做中国生意往来船只数量，英国船只确实冠绝各国。

中国沿海各口岸往来船只所定的运货价及搭客价，非常昂贵。其所定中国乘客价格之高，几乎为法律所应禁止。凡是轮船公司遇到能垄断的地方，无不趁机谋取暴利，唯恐不足，而此习气以招商局为尤甚。按照三公司订立合同，凡船价均一律，而这里说招商局尤甚的，〇是说独有招商局行驶的口岸价格颇高故也。又所谓中国乘客价格之高，〇是指官舱、房舱的价格而言。

论述关税。中国海关所收各税，今年计二十一亿三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九两。比起1888年至1894年几年间的收入较少，实在是因为失守台湾及被占据牛庄所致。因为中国关税1887年已超过二十亿两之数。今年进出口税共计十六亿二十五万两，其中英国货物所缴纳的凡十亿二十五万两。船钞计四十七万八千两其中英国船只所缴纳的凡二十一万四千两。曲兰雪脱税（厘金）计五十万两，其中英国货物所缴纳的凡二十一万四千两。洋药金（鸦片税）计四亿十万四千两，其中印度土所缴纳的凡三千万八千两。各项并计，中国关税百分比中，英商所缴纳的实不止六十四分。查收入洋药税，现在不到往昔的五分之一，而五年前所收尚不止四分之一。

我们驻在北京，声气难通，论述商务本属不易。因为京都既非通商口岸，遂无侨居的洋商，想要寻找王商曾在某项生意经营多年者，向他探访情由，极其困难。只是详细查考各海关册报及各口岸领事具报情形，中国今年商务似乎没有十分增减。中国更张各举，预兆颇多，并且有几件事自上年有事之后，其开办根基业已一律改换新的。只是在商务一道，其中有进步的，也有退步的，未见变动。譬如茶务与英国、美国等交易的，颇形减色，而这项生意减色已逾多年；再加茶务与俄国交易的继续增加，而其增加之势经久不移。若此均未重加整顿，今年进口印度土顿减及丝业大兴，二者均属合理。中国新扩充各举，其显而易见者，如各地

译进口日本货物日益增多，如同进口机器般自由无阻，又如因此中国所织的普通布料增多，这些都属于实际情况，也应当加以筹划考虑。

译英国在东方贸易的局势，确实有值得自我庆贺的地方。至于其与中国相关的巨大利益，以及中国所征收的税款，大半取自英国商人，此前已经详细阐明。即使是近来中国借取外债所需的利息，大都出自英国货物，这自然也不待多言了。因此，英国在中国的商务，如果进一步推广，最终能获益的，难道只有中国吗？不幸的是，中国当权者未能洞察这一点，常常看重一本士（英国货币单位，十二本士为一先令，四先令为一银元，所以一本士即一先令的十二分之一）的厘金，而轻视一镑的关税。

英国商务在中国的规模虽然很大，但仍须不遗余力地保守和整顿。所惋惜的是，现在的局势似乎已达顶峰，颇有停滞之势。而各国争夺我的利益，从而破坏我的局面的人，又不乏其人。而当局对此置若罔闻，这是英国的不幸。

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

薛福成

奏为滇缅分界通商事宜亟应预先筹备，不让英国独占，以免临时棘手，恭敬地呈递密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查考伦敦使馆接管档案内记载，光绪十一年冬天，英国印度派兵出境，进占缅甸。当时出使大臣曾纪泽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多次与英国外交部会商。起初商议立君存祀，使其遵守十年一贡的惯例，既然不可得，才商议确定由英国驻缅大员按期派遣使者献纳仪物。关于界务、商务两件事，则打算先划定边界，再筹划通商。因为英国人注重商务，如果划分边界稍有纠缠不清，那么办理通商就会多有牵制，亏损无穷，所以不能不审慎其先后次序。英国人自认为突然开辟缅甸全境所获已多，所以有稍让中国扩展边界之说。当时英国外交部侍郎克蕾曾说，英国朝廷愿意将潞江以东的土地，从云南南界起，向南抵暹罗北界，向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说的萨尔温江），向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老挝），南有掸人各族，或留为属国，责成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明确告知，转咨总理衙门。又说云南掌本系入贡中华的国家，倘若英国人果然将潞江以东让给我，似乎应当接受，将掸人、南掌均留为属国，责令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昭告天下，才可以防止后患而巩固边防等语。曾纪泽又曾向英国外交部理论，想要索取八募之地。八募即蛮暮的新街，昔日蛮暮土司的地域颇大，后来全部被缅甸兼并，其商货汇集的地方称为新街，洋图译音则为八募，距离腾越边境外百数十里，在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江上游）之东，龙川江下游之北，宾郎江下游之南，向来是滇缅通商的巨镇。英国人因为它是全缅精华所聚集之地，吝惜而未答应。等到争论数次，克蕾才说，英国朝廷已命令驻缅的英国官员勘察一地，以便允许中国设立商埠，且可以在那里设关收税。据参赞官马格里说，八募虽然不可得，其东二三十里有旧八募城，似乎肯让与中国，日后贸易也可以达到繁盛，并且答应将大金江作为两国公共的河流，这样则形势与对方相同，利益也与对方相同，对于大局似乎比得到潞东之地更为有利。曾纪泽因为商谈已有头绪，于是与外交部互换节略，存档暂停商议。随即交卸职务回国。光绪十二年六月，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欧格纳议定条约五章：第一条申明十年呈进方物的惯例；第三条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察划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也应另立专章等因在案。臣私下推究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订定的约章，以及曾纪泽与外交部会商的节略，虽然措辞详略不同，而大意仍然相合。外交部所称愿意让出的土地，因为立约时尚未勘察划定，所以用“两国派员会勘”一句概括，这是从前商办滇缅事务的大致情形。追溯自立约至今，已过了五年，英国人未曾催问，我国也暂时搁置不理。然而臣近来听说英国朝廷正与暹罗勘察办理界务，又屡次秘密派遣干练官员驰往滇缅交界查看情形，探询矿产，并且有创筑铁路连通云南边境的意思。议论者都知道他们等到布置妥当，必定会以拖延已久为借口来相催迫，形势不能不答应其开办，那么对方从容而我方仓促，对方熟练而我方生疏，对方筹划周密而我方进退失据，临时竭蹶，胜算未握，必定没有不受亏损的道理。就今日情势而论，商务须从界务扎根，只要分界能协调机宜，那么日后通商也可以少除流弊。审度利弊，随时操纵，固然属于总理衙门与勘界大臣的事，然而如果明知对方有阴谋而缄默不言，坐失事机，那么罪责在使臣。如果想要事先预防，查探边情，又不是责成疆臣不可。只是分界固然不是详查密访不能得其要领，而其轻重缓急的大势则有可计议的。大抵英国人所称愿意让出的潞东之地，南

译北方将领抵达千里之外，东西方向也有五六百里，如果能将南掌和掸人收为属国，或者列为瓯脱之地，确实是安抚边境、保护百姓的良策。只是查考南掌就是老挝的转音，臣查阅外洋最新地图和说明，似乎老挝已经属于暹罗，如果只接受英人的虚惠而最终不能拥有那片土地，恐怕反而会被外人窃笑。倘若因此产生其他枝节，又并非上策。

译南掌的掸人原本各自分裂为许多小国，分别依附于缅甸和暹罗，似乎应当查明南掌归附暹罗之外，是否还有自立的国家，以此决定接受或不接受其归附。那些向来依附缅甸的掸人，土地实际上比南掌更大，稍微能够自立，而且一向服从中国的教化，如果收编为我们属国，那么普洱、顺宁等府的边疆都可以得到巩固了。至于曾纪泽所索取的八募之地，虽然英国人不愿意舍弃，但曾经默许的旧八募地区，也可以作为通往大金沙江的铺垫。如果将来竟然不与之争夺，或者争夺而得不到，我私下有五点忧虑。天下事，不进则退，从前拓展边界的议论，并不是说区区边界足以增加中国的疆域。我听说乾隆年间，缅甸倚仗强盛而不安分，吞并了云南边境的各土司，腾越八关之外，形势不完整，西南一角本来就有许多不太清晰的边界，如果我们不谋求拓展，他们反而会将边界勘定进来，这是第一点忧虑。我们在边境外不稍微留有余地，他们必定会修筑铁路直接连接到云南边境，一旦有事，就会动辄受到要挟，这是第二点忧虑。长江上游是小金沙江，小金沙江最上游的源头从西藏流入云南，距离边境很近，洋人的地图称之为扬子江，如果我们能分享大金沙江的利益，尚可使他们远离边境一些，万一仍然坚守旧边界，那么他们窥知江源近在咫尺，或许会逐渐图谋行船直接进入长江以争夺通江的利益，这是第三点忧虑。我们稍微拓展边界，那么通商就在缅甸境内，英国人经营商埠最为擅长，而我们在彼处设关收税，也可以与之共同繁荣，我们不拓展边界，那么通商就在云南境内，将来他们还会来挑选租界，设立领事，地方各项事务就不能不受牵制，这是第四点忧虑。我们得到大金沙江的利益，那么迤西一路的铜可以由轮船沿海上北，运费应当节省一倍，否则他们独占运输货物的利益，既然进入云南境内，窥知矿产丰富，或许还会逐渐产生狡诈的图谋，这是第五点忧虑。这五点忧虑，都在意料之中。我又私下忧虑英国人在这几年内，一心拖延，等到我们相忘稍久，才催促勘界，或者更遇事要求，完全不顾以前的议定节略，况且谋国的道理，最忌讳的是被敌人预料到，中国向来有不勤远略的名声，外国各国对此了解得很透彻，所以伺机而动，接连乘虚而入，琉球灭亡而南越随之，越南被削弱而缅甸又随之，现在并且渐渐议论到朝鲜了。我私下认为英国朝廷以前的议定节略，他们预料中国未必竟然接受，所以以此相试探，本来未可知。我们如果出其不意，依据他们以前的说法，尽力与之相持，或许能因此稍微拓展边界事务。各国知道中国办理这类事件与以前不同，也可以代为谋划而收取后效。他们给予的有不应当接受的，不妨明确指出，作为另外索取的地方；即使他们的意思有万万难以允许的，不妨故意索取，以得到抵制的益处。边疆情势不可不透彻了解，而以前的议定不可不重新料理。拟请敕令云贵总督王文韶，选派委员分路侦察，如南掌的存亡，掸人的强弱，腾越关外的地势民风，一一查询明确，据实上报，以备勘界时有所依据。并请皇上敕令微臣，催问英国外交部，以确定勘界日期与分界办法，一面即可相机辩论，仍然与总理衙门函电相通，务必合乎最恰当的道理。臣并非不知道英国人性情坚韧，当他们突然得到全部缅甸，喜出望外，所以允许中国稍微分享其利益；现在事情相隔数年，未曾不想毁弃以前的说法。然而臣阅览卷中的节略，是英文参赞官马格里与英国外部侍郎克蕾会议时最多，现在幸好二人均未更换，他们或许难以立刻翻悔。臣不过是多费笔墨，多耗费时日，以与之切磋琢磨，虽然没有速效，断不至于另有亏损。或许希望得到寸尺之利，稍微弥补微小的贡献。臣因为边界得失动关紧要，而且此事为中外全局所系，不敢不竭尽我的愚诚。谨摹绘缅滇交界及南掌掸人疆域的完整地图，恭敬呈上御览。所有滇缅分界事宜，急切应当预先筹划缘由，理应恭敬呈上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

薛福成

我私下观察法国使节海阿所议，中国与法国应办理的越南事宜三条，大旨不外乎分界、通商与保护越南。果真能互相推崇信义，秉持公理订立条约，那么法国人有悔祸之意，越南有可以保存的机会。从此争端逐渐平息，边疆逐渐巩固，而中国经营外务，逐渐能在无形中制胜。即使日后朝鲜、琉球等藩属国，也应当暗中蒙受其益。这是中国盛衰强弱的机括所由分明的地方。然而曾经考察敌情，征验近事，又使前后文函反复玩味，我私下恐怕法国人未必立刻就范，还将故作波折。洋人得步进步，即使想要实行这三条，而细节尚多可议之处。条约事务多歧，人言可畏，稍不详细审慎，或许导致将来后悔。事情不预先筹划，那么考虑不周；思考不汇集众人意见，那么获益不广。薛福成因此事关系全局，谨审其刚柔缓急、进退应对之机，应当议其大略如下：一、和战；二、事宜虚实相济。近年来外侮环逼，议论者有的偏于主战，有的偏于主和，

译不知道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如果一心只想开战，就会使对方没有回旋余地，导致战事连绵、祸患不断，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况且中国的军事装备尚未精良，不能把它当作孤注一掷的赌注。如果一心只想求和，那么对方窥探到我国的虚实，会更加肆意地提出苛刻要求，没有尽头，一个国家得逞后其他国家就会效仿，中国将如何自立呢？因此，现在的对策，不如以和平为根本，以营造可以作战的态势为手段。从前英国人救援土耳其时，广泛调集战舰，驶入黑海停泊，却暗中劝说土耳其人与俄国讲和，所以俄国人有所顾忌，条约就容易达成。庚午年天津教案，失误在于没有调集重兵，难免在仓促之间被法国人挟制。甲戌年台湾战役，虽然有重兵，失误又在于议和太快。近来东北边境调军防备俄国，而俄国修改条约并未遭受重大损失；朝鲜发生变故，大军迅速进军，而日本人感到气馁，接受盟约后撤退。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况且所谓营造可以作战的态势，即使事机偶然遇到，不得不战，也必须时时坚持愿意求和的说法，这样敌人就不能把理亏的责任归于我方，而回旋余地也容易找到。法国人攻破东京时，趁我国没有防备，突然挑起事端，无理到了极点。却反过来归咎于河内总督的轻视，自称并没有侵占土地的意图，时常以归还东京、重新订立和约为说辞。战国时期苏代对秦王说：“一定要让他的言辞像圆环一样循环往复，用兵像飞针一样迅疾。摧毁别人的国都，却还装出厚道的样子、说甜言蜜语，自称并没有恶意，这可以说言辞像圆环一样循环往复了。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不到一个早晨就夺取了东京，这可以说用兵像飞针一样迅疾了。中国也应该稍微借鉴这种意图，只要知道虽然作战但无损于求和，那么最终也就不会真正开战。这是和战两件事虚实相辅相成的妙诀。”

译一、法国上下的谋议，不可不审察明白。法国在欧洲，习惯于战斗，向来被称为强国。自从改为民政制度，其国民才开始有卸去重担的意愿，况且畏惧德国战胜的威势，割让了肥沃的土地，并赔偿巨额费用。法国的君臣痛心疾首，未曾不想积蓄锐气观察时变，以全力在德国身上求得逞快。如今窥探到越南贫穷且弱小，想要渐渐蚕食其土地，就像英国占据印度、俄国灭亡波兰那样。法国所畏惧的，没有比得上德国的。德国与法国接壤，而国势日益强盛，简直如同卧虎在床边窥伺。俄国、奥地利等国，又是法国的世仇，却是德国的盟国。英国人常常因为滇境通商，忌恨法国人抢占先机。法国人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法国受到的牵制既然很多，我私下推测该国经营越南，仅用财力兵力的十分之一，计划还能实行。如果一定要劳师糜饷而留下后患，那么他们必定长远考虑而有所顾虑，会有所不为。为什么呢？他们不是畏惧中国，而是畏惧欧洲各国议论他们的后事。现在法国听说中国发兵的消息，捋袖奋起的人固然不是没有，但究其最终结果，必定是愿意和谈的人多，愿意开战的人少。看其外交部接见使节的电报，就命令西贡巡抚不得生事，其情形可见。我私下曾用管见推测，那些言论战和纷纭不定的，是法国的上下议院；筹划边防事务，兼顾大局，适可而止的，是法国的朝廷；不惮于挑起争端，想要以开拓土地为功绩的，是法国的西贡巡抚。至于其使臣海防秉承朝廷的意思，原本以排难解纷为职责，然而他也衡量中国的情势来决定进退。如果逞其口舌，先得到便利，未曾不见机而进，希望彰显他作为使臣的功绩。审察这几点，那么粤南的事情就可以着手处理了。即使与使臣商议办理越南事务，尤其不可不善于驾驭。

一、滇粤各军不能骤然撤走。自从法国人侵扰越南，中国分道出兵，以示声援，未曾明言拒绝法国。而越南君臣借此壮其胆气，不至于迅速订立吃亏的条约。刘永福等人借此坚定其守备，不肯据为退避的谋略。即使法国人也因为兵少势孤，有所顾忌，这确实是安抚边境、保护小国的关键举措。等到两国的军队日益逼近，恐怕挑起争端，暂且因为使臣的话，酌情允许退军，以便两国派员会议。乘风转舵的妙处，确实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然而使臣照会称中国已命令官兵退足，令法国派出驱逐黄黑旗党的巡军，没有阻难。是我退而对方反而求进，情势殊难测度，且与前言不符，诚如总理衙门所忧虑的那样。即使使臣并无此心，或许因翻译汉文意义稍有讹误。然而中国救援越南的得力之处，在于出兵；其松懈之处，必在于退兵。如果竟如使臣照会所称，退回本国境内，法国人见中国退兵之快，他们的议院必定因此窥探我的怯懦而谋划增派军队，他们的西贡巡抚必定更加窥探越南人的虚弱而谋划占据，势必进攻刘永福等人以图谋北圻诸省，不必使臣也无力禁止。那时形势危急，以前议来责备使臣，他将置之不理。如果我国军队因法国人违背约定，既退又进，恐怕必定激成争端，反而不是平息事态的方法。福成愚以为此时粤军分布在富良江以北，与法军尚隔一条江，不必撤退，或者令其最近东京的一路酌情移营。滇军前敌在兴化以东的，宜酌情度形势，秘密命令退舍数十里，已足以表示和好的情谊。如果使臣以未退回本境为借口，宜回答说两国相交未曾有施无报，中国既退以示先施恩惠，法军也宜退出东京以昭示睦谊，如此才足以堵住他的口而折服其无厌的要求。即使到了会议之时，兵备尤其不可稍懈，庶几声威振作而和局可成。

一、立约分界保护最宜详加审察。越南全境近三十省，顺化都城在富顺省。富顺以北，以广治省广平道为左�，其河静、乂安、宁平、清华、南定、兴安、河内、海阳、北�、广安、谅山、太原、高平、山西、�化、宣光十六省为北�。富顺以南，以广南省广义道为右�，而南�九省中有嘉定、边和、定祥、�隆、安江、河僊六省已被法国人所占据，设立西贡巡抚治理，只有�和、富平安顺三省尚属越南，因此南�所存不过三分之一。只有北�境�广阔，而十余年来中国屡次出兵，为越南剿平大寇，如吴亚终、黄崇英、李�才、陆之平等，全部被擒获消灭。富良江以北的山西、太原、谅山、高平、北�、宣光、海阳等省，都是中国所平定的地方，况且其土产较�，不是法国人所垂涎的。那些素称膏�为法国人所注意的，�在越都左右�及南�所余之地。又因为经营富良江商路，那么北�迤南之地也难以尽让给我，这是法国人的隐情。使臣照会称法国愿意设法从海口到达滇境，开通一条河路以利于商务，又称两国在红江中间之地划定界限，北部归中国巡查保护，南部归法国巡查保护，并互相立约，将越南的北�现有全境永远保全。如果只说保全北�，那么北

译如果从圻州一带到顺化都城，就已经无法保障了。万一这个条约一旦确定，对方就会进取越南都城，我们将不能过问。况且红江就是富良江，富良江以北的土地不到北圻的一半，这是中国所巡查保护的，仅仅只有越南领土的五分之一，看不出公平合理。对方既然承认保胜是中国开放的口岸，保胜在富良江以南，那么其中多有纠缠不清之处，似乎应该按照总理衙门所商议的，北圻归中国保护，南圻归法国保护来与他们磋商。虽然明知他们必定不会答应，但是提出较高的要求，只能得到次一等的结果，将来或许能够办到。富良江以北，北圻的土地归中国巡查保护，越南现有的南圻全境归法国巡查保护，富良江以南的北圻土地以及其都城左右的圻州地区，仍然让越南自己管理，由两国派遣使者常驻越南都城，设法保护富良江的上下游。使越南认为法国人的通商之路，如同中国长江通商的例子；至于设置官员分治，设立关卡收税，都由越南自主。这样措施得当协调，就可以没有南顾之忧了。

译一、如果法国不承认越南是中国的属国，我们也就不应承认法国与越南的旧约。法国与越南在甲戌年所签订的和约中，声明越南拥有自主权，不服从于其他国家，这是法国早已埋下狡诈的阴谋，想要使中国无法过问此事，而越南人自己却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和约中还称越南的平定、海阳两省，沿洱河逆流而上，可以到达云南边境，这说明他们蓄意开通商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然而越南向中国朝贡，这是中外都知道的事实，既然法国不承认越南是我们的属国，我们也可以不承认之前的条约。云南是中国的领土，那么通商允许与否的权利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能够抓住关键，善于操控，对方必然自然落入我们的掌控范围。

二、法国应当将东京交还给越南，以符合原来的协议。法国最初攻打东京时，曾行文给越南，说河内总督不以礼相待，导致发生攻战，但实际上并非因为越南无礼。法国请求越南国王派员前往河内妥善商议，以便交还城池。法国又称想要补立条约，就允许退出东京，并将所夺取的库银及海防关税银三十七箱交还给越南，仍允许越南像以前一样收税。法国多次切实说明，该国并没有兼并东京北圻土地的意图。因此法国占据河内，最初的意图本在于胁迫结盟，如今保胜通商既然如他们所愿，那么交还城池和款项也必定会商定日期。既然东京必须交还，那么他们设立机构巡查北圻的说法似乎应当驳斥。为什么呢？既然称为巡查，就必然要驻兵；驻兵则越南无法在富良江以南自立，恐怕最终难以保全。

三、云南境内通商是英国人所忌惮的，应当让法国人知道这一点。英国人在台湾条约中，早有通商云南的提议，只是因为缅甸陆路多有阻碍，至今没有成功。如今法国人捷足先登，开通了江路，那么缅甸通往云南的道路就更难打通了。英国人对此事有所忧虑，见于今年七月的报纸上，说从此法国与缅甸相邻，倘若英国与缅甸关系恶化，法国必定援助缅甸军火，缅甸与法国将签订保护条约，将来法国必定彻底消灭越南，并将缅甸作为外府，这对英国非常不利等语。可见英国人对此考虑得很成熟，忌惮也很深。今年春天，越南侍郎陈叔讱，委托招商局代为转达想要以重金贿赂求救于英德的说法。后来越南国王咨文两广总督，请求发给凭照前往聘请英德等国，不能说谋划得不高明。中国固然应当成全此事，暗中表示扶持，虽然英德未必立刻能援助越南，但终究有益无损，而且容易触动法国人的顾虑之心。这也是辩论时暗中震慑法国人的一个助力。

四、处置刘永福，必须妥善斟酌。刘永福本是黑旗党的首领，起初是流寇，后来接受越南提督的职务，扼守山西、保胜一路，征收商税以供应军饷，所以法国人必定想要驱逐他，以打通保胜的商路。然而刘永福一向依赖这个作为饷源，誓死不肯退让。又以前曾经击败法军，北圻的民众与黄黑旗党啸聚的人，颇依赖他作为依靠。法国的兵船屡次驶向山西，不战而退，似乎稍微忌惮刘永福的威名。法国最初的照会，说中国应当设法使商货畅通，比如驱除盗贼，撤去保胜境内的关卡之类。后来照会总理衙门，则称中国军队撤退足以让法军驱除黄黑旗党，没有阻碍。这都是指刘永福而言。然而如果中国竟然代法国驱除刘永福，不仅清议所不容，而且会被外国人暗中嘲笑，这绝对没有道理。如果竟然听任法国进攻刘永福，那么他们兵威既盛，或许因此完全兼并北圻，中国将如何抵御？现在想要筹划妥善处理的办法，保胜既然作为中国允许法国通商的口岸，而刘永福曾到粤军求救，愿意做先锋，似乎不如由中国授予他一个官职，把他的部众编为一两个营，在富良江以北选择地方安插，他的军饷则由中国发放，日后就在保胜关税中开支。相信刘永福不敢不遵从，法国既然得到了通商的利益，又听说刘永福为我们所用，这就足以稍微遏制他们的狡诈阴谋了。

五、通商章程应当详细商议、谨慎审核。法国知道中国地产丰厚，寻求考察商路，几乎花了十年时间。他们提出的意见说，如果开通红江商路，那么四川、贵州、西藏的货物可以通过水道直达东京。各商人都愿意装载货物而来。几年后进出口货物应当增加到数万万佛郎。所以他们经营不遗余力。他们既然蓄意已久，我们自然难以阻遏。而且从大局来看，也不必最终阻遏。为什么呢？如果法国人谋划开通这条路，而中国起初没有察觉，那么法国人独享其利，而中国将遭受其害。如今由两国会议通商，原本期望两国共同分享其利。果真能使滇、蜀土货畅销，边民日益富庶，那么中国获得的利益尤其丰厚。倘若将来保胜一关，每年进出口货价各有一千万两，那么一年就能得到洋税百余万两。只是这是边地通商的开始，与江海各口的情况不同。从前各口通商所议定的条约，大半是由逼迫而成，中国吃亏过大。此次两国本无交涉，中国因为越南之事慨然允诺商务，似乎不能援引江海各口的章程，必须明确显示限制，仿照今年朝鲜与美国立约的意思，议定一个最公允的规条，以彰显友谊。或者酌情增加税项，或者逐渐收回政权。这样那么日后续立的条约可以援引此例办理，已立的条约可以

译暗中起到挽回局势的作用。它对整体大局的益处，难道是不显著的吗？

译一、越南既然归两国共同保护，那么两国所办理的事务都应当一律平等。分界通商的议定既定，法国朝廷必定仍然派遣使节驻扎在越南，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名义上是保护。那时中国如果心存省事，害怕派遣使节，那么越南的事务，中国仍然不能参与听闻，将独自任由法国使节把持，开启他们挟制侵占的渐端，所以越南委托给法国。西洋对于半自主的国家，没有不派遣使节驻扎缔约的，章程既定，不再有重要事件。日后两国使节驻扎在越南，原本不过是遇到事情共同商议，按照条约办理罢了。然而既然想要保全越南，那么遵循惯例的做法，实在不能缺漏。有人说朝鲜同为属国，朝鲜既然不派遣使节，越南难道必须独异吗？不知道朝鲜不派遣使节，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属国，而与西洋各国地位平行，担心体制难以统一。越南不能不派遣使节，是因为两国既然有保护的名义，那么两国使节必定有会商的事务，担心措施不统一。随机应付，各有适宜之处，难以一概而论。

一、富良江以北各省适宜驻扎军队巡防。中国之所以尽力保护越南，是想巩固我国滇粤边境。而富良江以北各省，又是滇粤切近的藩篱。越南不安定，那么北圻就不安定；北圻不安定，那么滇粤也不安定。现在想要保全南越，如果能跨越富良江南北而防守，固然很好；即使形势不能做到，那么江北各省适宜驻扎防军，是必然的。〇法国既然有巡查越南的说法，那么他们的军队必定不会全部撤走；而我们一旦撤军，显示出无暇顾及远略，又将开启他们狡诈的图谋。况且近来粤军连年出关驱剿叛寇，即使遇到班师入塞，也常常分布要害以顾全边防，他们的饷银仍然不能稍微减少。古人所说的“事情不能停止，那么驻扎与行军的劳费相等”。现在命令滇粤各军分驻越境，计算不过是在额定饷银之外多加运费；而沿边有拱卫的军队，属国壮大了辅翼的势力。防军因为巡逻训练而少懈弛，强敌窥探举动而畏惧声威，其利益也很多。况且法国人认为江北数省是中国所勘定的，所以他们的意图甘愿退让不争。万一越南日渐衰弱，最终被法国所灭，那么中国分得这一隅之地，也稍微免于被各国轻视。这是将来最后的一着，而现在不可明说。只是各军暴露在外已久，适宜以休息为名，进入驻扎各省城中。越南人正倚仗我们作为屏障，必定没有异议。这样边境收坐镇之功，壮士免除久役之苦了。

以上各端，或者在事前理论，或者在事后筹措，虽然法国人未必立刻能全部答应，然而福成认为颇有把握，因为法国人所深愿的是通商，所不愿的是开战。现在用他们不愿的来胁迫，用他们深愿的来引诱，坚持前面的说法不稍迁就，那么管见所拟，似乎有八九成可以成功。假如原议三条大旨，固然是撮合两国友好，然而窥探其意图，实在尚无定衡。我们如果尽力与之相持，那么所得或许稍微超出三条之外；我们不尽力与之相持，那么所得或许还少于三条之内。使他们设词推托的，不是说本国议院不答应，就是说西贡巡抚不答应。现在中国也适宜用他们的办法来相抵制，其有关于兵事的，可以托付滇、粤两督来拒绝；其有关于界务的，可以托付越南及刘永福来拒绝；其余一切不可答应的事，可以托付中外清议来拒绝。用言辞拒绝，那么他们就知道所答应的不是容易得到的。得失既然巨大，周折必定很多，果真能贯注全神，始终不懈，使这件事持平议结，那么东西洋各国知道中外渐渐熟悉外务，不敢肆意侵侮。从此力加整顿，更图富强，中外交涉之事，或许有头绪了吗？

上海租界考

道光二十三年诏准西洋各国在上海通商，上海是长江要隘，于是也开辟为通商口岸。于是西人来华的渐渐居住在上海，然而那时城外租界还没有开辟，所以洋商都侨居在城内及南市。到二十五年，英、法、美三国才开始各自在城外开辟租界，西人才渐渐建造洋屋，依次迁居。考察法租界独偏于南，东起黄浦，西至北门，南起城濠，北至洋泾，东西大约一里半，南北大约二里。英租界居其中，南起洋泾，北至吴淞江，东至黄浦، 西至保安庙，东西大约二里，南北相似。美租界独偏于北，南起吴淞江，北至虹桥，东起黄浦，西至铁路桥，东西不到一里，南北大约一里多。统计三国租价，每亩每年缴纳钱一千五百文。然而那时人稀少，洋商寥落，自城以北大致都是田亩、坟墓、荆棘、瓦石罢了。自咸丰三年发逆肇乱，红巾占据城池，于是洋商渐渐聚集，各国商人遂极力请求扩充租界，而法租界于是西至八仙桥，南北虽然仍其旧，而东西则加倍了。英租界于是西至泥城桥，东西也几乎增加一半。后来泥城以外虽然不是租界，而工部局有管理的权力，巡捕房有巡查的职责，这与租界没有不同。至于美租界所扩充的比原界何止倍蓰，北至山界而现在已经侵占山界了，西

译到了老闸，如今老闸以西的地方也逐渐被他们占为己有了。唉！几十年来，统计各国租界开拓的面积几乎增加了数十倍，近来更有请求开辟新租界的议论，他们贪婪得多么没有满足啊！追溯自开辟租界以来，西方人的商业日益繁荣，中国的利权日益亏损。其间像银行、像机器厂，都是掠夺我们利益的所在；像工部局、像巡捕房，都是征收我们捐税的地方；像领事、像司法官员，都是督责我们百姓的官吏。上海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县治，自从把城外几十里的地方租给西方人，上海这一县几乎不再是中国所自有。同治初年设立会审委员后，租界内的居民几乎不是我们县令所能过问的。虽然会审委员本来是我们华人，并且由中国官府委派，但评判是非曲直必须与西方官员商议，而且常常多顺从西方官员的意见，这虽然是叫作租界，无异于拱手相让了。这是租界的弊端。至于道路平坦，街道整洁，缉捕勤勉能干，护卫周全周到，以及水利、消防，设立医院，建造游乐设施等种种善政，则是因为章程严密，规模宏大完备，确实是中国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这是租界的好处。唯独上海这一隅，几十年来，商贾日益兴盛，工业日益兴起，自从甲午战争以后，以上海为局外中立之地，于是各地的富贵人家，没有不以上海为乐土的，以至于五十年前每亩地价五十元的，现在便宜的也要四五千，贵的要一二万，以现在和过去相比，实际增加了百倍。然而我曾说地价既然增加了百倍，租界自然可以按照地价增加一半，过去每亩一千五百文的，现在可以增加到七十余千，统计英、美、法三个租界，每年大约可以增加百万两黄金，这样中国不是又多了一项收入吗？可惜中国日渐衰弱，西方人既不能用道理说服，中国又不足以用武力对抗，于是使得巨大的利益失之交臂，而西方人仍然不感激我们。况且我曾观察租界内的道路，各有名称，法国、美国的租界且不说，唯独英国租界内的各路，都以中国二十一行省及各处属地的名字命名，窥探他们的意图，他们既然有治理租界的权力，用中国各行省及各属地之名来命名租界，是暗寓笼络我们全国的意思。唉，他们的心思也真是狡猾阴险啊！我因为考察上海各租界，不禁纵论及此。

译苏州日本租界章程

第一条 中国允许将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的青阳地，西起商务公司边界，东至水渌泾岸边，北起沿河十尺官路之外，南至采莲径岸边，即图内红线所划区域，按照界石划定作为日本租界。至于沿河十丈宽的地面，其中包含四丈宽的官路，暂时搁置不论。但中国允许日本人民在此自由往来行走、上下客货、停泊船只，并声明不许在该地面上进行任何建造。将来如果允许其他国家将沿河地面划入居留地内，日本也应一律办理。

第二条 界内的道路、桥梁以及巡抚之权由日本领事官管理。这些道路和桥梁现在议定由日本领事官设法建造修缮，与中国地方官员无关。但按照图内所划应设道路之外，如果另开道路，凡涉及彼此人民水利有关之处，必须与地方官员妥善商议办理。

第三条 界内地基只准日本人民租赁，但华人愿意在界内居住的，允许其租房自行贸易营生。至于品行不端、无业游荡、曾经犯罪、不安分守己的华人，以及骚扰租界、行为如同无赖的日本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违者立即驱逐，不许逗留，倘若再次故意违犯，由该国主管官员惩办。界内居住的华人，凡有诉讼案件及中国地方官员应办的事务，宜照上海租界洋泾浜会审章程办理，中国应在界内设立会审公所。

第四条 界内地价，每亩议定租金银洋一百六十元。自盖章之日起，十年内不得涨价；十年后，则应按照界内邻近地区的公平价值租赁。租主、业主均不得阻挠或强行压低。

第五条 界内地税每亩每年应缴纳钱四千文，但从盖章之日起十年内，每年每亩只缴纳钱三千文，十年后则每年每亩永久缴纳钱四千文。缴税日期，每年限定在华历正月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在这十五日内，各租主须将该年应纳的税款如数筹集齐备，照上海各国人缴税的方法办理。但公用的道路、桥梁以及沟渠等处不缴纳地税，也不准任何人或家庭租赁。

第六条 凡租地时，须请日本领事官将承租人的姓名，以及想要租赁的土地亩数，通知中国地方官员，派遣人员会同踏勘该地是否有阻碍，才能出租，并待其交清租金及一年地税后，地方官员应缮写租契三份，除一份存档外，其余两份函送领事官，盖章后一份交给承租人收执，一份存于领事公署，以便查考。租定后，让租主自行树立界石，再界内土地，每人至多只能租六亩，至少也必须租二亩，倘若有人租至六亩以上，应先具文请领事官，领事官仍通知地方官员核办。

第七条 凡租地必须租主或代理人居住管理，若有不得已的事故非转租不可之时，须先请日本领事官查明情况，通知中国地方官员存档，方准换契转租，以便查考。

第八条 凡租契以三十年为限，期满后可换契续租，以后永远按照三十年一换契的惯例。换契时，租主应请日本领事官通知中国地方官员更换，不得再支付租金以及别项费用。倘若期满不申报的，应由地方官员通知领事官传谕该名承租人，若超过两个月仍不申报，即将该契注销，以便稽查而有限制。

第九条 界内房屋应当迁让之时，中国地方官员协助办理。至于坟墓，地方官员极力劝导迁移，对于坟墓较多的地方，则应由地方官员筑墙围护，以免践踏。再者，界内未经日本人民承租的土地，应听凭华人照常耕种，以免失业。

第十条 界内不准建造房屋，以及板顶等容易引火、贻害他人的房屋。倘若有人违犯，立即禁止，强制拆除。

第十一条 界内不准收藏火药、炸药以及一切危害人身家性命财产的物品。倘若有人违犯，各按本国律例办理。倘若因工作必须应用炸药等物，须先列单呈报日本领事官，由领事官先行通知海关查验明确，方准上岸。但上岸后，应有固定的收藏场所，并应迅速用完，不得任意各处收藏或长期搁置不用。若有此类事故，应由领事官责令该名承租人迁出界外，以安定居民。

第十二条 日本领事官应与中国地方官员筹商界外一处僻静空旷、与民居无碍之地，自行向民间租赁作为日本人埋葬坟墓之所，其土地面积以十亩为标准，倘若将来不够用，随时与地方官员妥善商议扩充。

第十三条 此后苏州其他国家的居留地，倘若中国给予额外利益之处，日本租界人民也必须一体均沾。

第十四条 其余琐碎事宜，未及在章程中详细记载的，彼此另行照会存档。以上各条，系两国委员各自奉政府命令，和睦商议妥当的，应缮写汉文、日文各两份，彼

译此校对无误，署名画押，各执二纸，待上级长官全部批准后，方能加盖官印照此执行，以表明信用与遵守。

译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明治三年三月初五日

大清帝国钦命二品顶戴苏州承宣布政司聂。

大日本帝国钦命驻扎上海兼理苏州镇江等处通商事务总领事官珍田舍己。

洋务局马房执照章程

租马房执照第号。洋务局鉴于发放执照一事，今据华商申请在青阳地租界内路第号开设马房，特此颁发执照。此照自发放之日起，限用个月，准许其雇用四轮车、双轮车、大马、小马、骡子或马骡。所有租界规条列于后，如违反规条，即将此照吊销，不准再用。

一、该马房收到执照后，按月先行缴纳捐税。计大马、小马、骡子或马骡，每只捐洋两元；所有出租的四轮车，每辆捐洋二元；双轮车，每辆捐洋一元五角。

二、执照上载明车马数量，本局指派捕房总巡随时到该马房内查看，如果车辆坚固、马匹健壮，即准许行驶；车辆破旧、马匹瘦弱，即不准使用。

三、该马房所出租的马车，须将号牌编定，钉在车身正面，以便车辆被拖走时，众人一目了然，易于辨认。

四、马车如不合用，应由该总巡限期令其更换，倘若任意拖延抗拒，会同本局强制令其停业。

五、执照内载明棚内马匹数量、马车数量，除此之外不得多留。

六、马房内必须干净、通风、有亮光，并且阴沟须得畅通。按照上海马房修理的方法办理。其棚内车马未经批准发放执照者，一概不得行驶。

七、所有两轮马车只准载客四人，包括马夫在内；四轮马车只准载客五人，也包括马夫在内。大篷四轮马车可载客六七人的，须用两匹马拖拽，方可。

八、该马房如违反以上所列规条，本局即将此照吊销。如有其他不法情事，再由该总巡会同本局分别惩处。

洋务局东洋车章程

一、车费，每辆按月捐洋一元五角，须在外籍人士月份前三个月到巡捕房缴纳捐税，其车照铅片不在内。

二、各车往来，须分左右上下。依租界一侧为左，依沿河一侧为右。由密渡桥上相王庙对岸出发，须靠左边上行。由相王庙对岸下密渡桥，须靠右边下行。各车往来，须遵守此左右上下规则，才不至于相撞。倘若故意违反，罚洋一角。

三、东洋车必须坚固制造，并时常须要修理洁净，再另外准备油衣遮布等物品。

四、东洋车夫，必须年力强壮、无病之人，方准充当。凡是车夫身上的衣服，也须时常清洁。

五、东洋车夫不准拉住行客兜揽生意，也不准拦路停车。有行人时，凡如有大声呼唤、吵闹等事，应一概禁止。

六、东洋车载客，只准限载：大人一名，或小孩二名，或者大人一名搭坐，小孩一名。

七、东洋车不准载运货物，凡是鲜腌鱼肉、牛羊、蔬菜等类，以及会传染人病的人，并乞丐等，俱不准载。

八、凡是东洋车内看见有遗失物件者，该车夫应当速即送至巡捕房，交明车夫，不准私留遗物，查出予以罚款。

九、日出以前，日落以后，东洋车夫须提灯一盏，灯上须贴东洋车上的号头。

十、车价须照洋务局议定章程，不准另外索取争多。如客人与车夫自订价目，则可不必照所定车价收取。兹议定由密渡桥至租界各处价洋五分，如果该雇车因客人有事等候至一个小时之久，或超过一个小时的，按每小时加洋五分。夜间车价照日间加半。

十一、不论何时，凡是客商在租界内雇车者，车夫不得推辞不拉。

十二、如果东洋车夫不小心遇有损坏人家物件之事，均向车夫或其保主之人问责。

十三、如果巡捕查出不符合以上定章者，随时由总巡酌量办理。若所犯情节较重，则扣留车照。

十四、东洋车夫兜揽生意，查出无车照者当即拿送究办，绝不宽贷。

苏州关道陆拟办租地章程

计开

谨将所拟洋商租地章程开列呈上，恭请「宪鉴」。

一、编号，苏州通商已议定盘查葑门外空旷地处，黄道台遵宪会同日本领事荒川，划定有日商居住界，绘图一幅。本道督率洋务局委员，划定有各国居住界，绘图一幅。现当洋商商议租地之际，应先将这两幅图发交勘地公所绅董，按照四至边界复丈明确，用开方法以五亩或十亩为一方块，挨顺编定字号，以便洋商按号租赁不致重复错乱。

一、议租，洋商租赁地亩，日本领事官照会关道后，随即由关道分别知会洋务局委员及勘地公所绅丁，一面回复领事官，饬令该商人赴公所申报

译明确拟定租地的亩数及字号，经官员和乡绅查验确认没有阻碍或问题后，订立初步契约，收取定金，仍须先向本道台报告，由道台审核办理。

译关于丈量土地：自从本道台衙门接到勘地公所员绅的报文后，立即委派会同该员绅等人，对土地进行三面复核丈量，在图纸上准确标注并签字画押，同时监督该洋商在土地内自行钉立界石，以显示信守承诺。

关于订立契约：会丈确定无误后，由经办各员绅填写好华洋文合璧的上、中、下三纸契约，送交道台衙门核查无误，在契约内加盖官印。除将中契一纸留存档案外，其余上、下两纸契约函送领事官，加盖印信后，一纸交给承租人收执，一纸存留领事署备查。该契约以三十年为期限，期满后另行换新契执守。

关于租金价格：议定无论何国商人，每人租地最多不得超过六亩，最少也须二亩。日本商人因道路桥梁等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所以不分上中下等级，每亩租金一百六十元。各国商人租金仍按原议，上等每亩二百五十元，中等每亩一百十六元，下等每亩一百元。此外，不论何国商人，自华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东历明治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十年之内每年每亩缴纳年租钱三千文，十年之外每年每亩缴纳年租钱四千文。

关于转租：凡议定租用的土地，必须询问清楚确系该商自己租用，并非代他人出名租用，才准立契租给。假如承租后遇到万不得已之事，必须将该地转租他人，应先告知领事官，由领事官照会本关道查明注册，另行换立新契。如果有不告知而私下授受，自行辗转租赁者，一经查出，将此契作废。

关于坟墓：界内坟墓最多的地方，议定由我国筑墙围护。如果有洋商议租土地，经查是坟墓最多的地方，应由公所绅士极力劝说留出，以免发生发掘坟墓的惨剧。那些零星散落的坟墓，经查确属难以避让的，才由锡类堂绅士代为迁埋。假如洋商在所租地内开掘地基或沟渠，遇到骸骨，须迅速通知勘地公所或洋务局设法掩埋，不得擅自抛弃。至于洋商填筑地基所需泥土，必须向远处购买，不得在界内任意挖掘使用，以免引发争端。

关于收款：由公所绅士兑收地价后，立即解送藩台衙门存储，同时报明本道台衙门备查，待收到一定数额后，分别提取偿还所垫付的建造官屋、关署及筑路等经费，仍在每千元内提出五十元，作为勘地公所绅董及洋务局会丈委员津贴办公之用，由各该员绅自行公议开支。

以上各条是否可行？恭候宪台指示，遵行不怠。

苏州关道陆拟呈经营官建市屋章程：

谨将经营管辖通商场附近官建市屋的章程拟呈宪台审阅。

详情如下：

一、房屋管理宜专责。此次房栈建成后，应先绘制房屋图纸六份，呈送督抚宪台及藩司职道，并发往苏州府、道、库、厅分别备案。以后即责成道、库、厅经管，按季度将有无损坏及租户居住情况报明司道及首府查考。

二、收租宜稽查。房栈既归道、库、厅经管，所有放租、收租等事务，应即由道、库、厅办理收缴，随时呈报，由职道加派租界巡查委员复查注册。到年终汇总造册上报，供督抚宪台备查，以归于核实。

三、修理宜限制。房栈没有年度维修费用，容易损坏坍塌。拟请十年以内，每租金一百元提取六元作为年度维修费；十年以外，每租金一百元提取十二元作为年度维修费。其维修费用应由道、库、厅会同居住在该屋的租户共同商议办理，注明在租折上备查，仍按季度汇总造册上报。

四、租金宜慎储。苏州新辟商埠，尚无丝毫闲钱，办公非常拮据。此项房栈租金，应请专储于道库，作为洋务公用。但非先行详报奉督抚宪台核准，不得擅自动用支取。

苏州租界租地章程

详情如下：

一、租界之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凡是界内东北两边沿运河，自官路边界起，进深一方作为上等地，每亩租金洋二百五十元。再进深一方作为中等地，每租租金洋一百六十元。其余没有区别的，均作为下等地，每亩租金洋一百元。自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起，十年内每年每亩完纳税钱三千文，十年后永远每年每亩完纳税钱四千文。此外没有其他地租，所有税钱委托领事官在每年正月内向租户照数代收，缴回中国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给回收据。

二、凡租界内凡有约之国商民均可在此照章租地，遵约建造房屋、栈房。但欲租地，必须告知领事官，并备齐应完地租以及本年内应纳税钱，照会中国地方政府收讫。由地方政府实地勘察该处，即印发租契三纸，由领事会印：一纸给租户，一纸存领事衙门，一纸存中国地方政府衙门。一经承租之地，遵约照章……

译归租户租用。只是每人只能租六亩为止。

译三、所有租契应以三十年为期限，期满后应允许换契续租，以后永久按照每三十年换一次契例办理。期限届满不申报的，即行注销。遇到期限届满的年份，租户申报清楚，立即准许其续租。租户无需再缴纳地租，两国官员均不得稍有阻挠，致使租户吃亏等情况。

四、一经租给的土地，只准租户遵照条约定章租用。如果有转租的事情，在转租之前，必须明确告知领事官查明核准，随后照会中国地方官接续租用。凡是承接转租的人，必须是立有和约之国的商民，才符合规定。

五、凡是租界内不准搭建草屋及板屋，恐怕容易引发火灾，贻害他人。至于火药、炸药及一切有害人身家财产的物品，一概不准收藏、夹带、运送，一旦被官府查出，或他人告发，各按本国律例惩办。如果有工事必须应用炸药等物品，应先明确告知领事官作何用处，开列清单，上报听候查明，照开清单知会新关，由税务司查明，才准许起岸。起岸之后，必须立即使用，不得久留贻害。

六、租界内所有的桥梁、沟渠、码头、道路等项目，由中国地方官自行建造，确保坚固。所有各项工程设在何处、何方以及修理的方法，领事官可与中国地方官商议施行。所有修理费用，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共同商议章程，一起筹款捐助，以显示公允，以期久远。

七、所有商民在此界内往来居住，中国地方官自然应按条约保护。所有巡捕房事宜，由中国地方官会同税务设立管理。

论苏杭交涉之难

本馆阅读西方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邸报，知道有一位名叫宋伯鲁的进取侍御史，奏请皇上降旨，命令在乡试时命题考试洋务论说及改新善策等字样。奏折内词意恳切，该侍御史所陈述的固然忠义可嘉。只是改新最善的策略，莫过于将守旧的生员革去顶戴，勒令还乡，并告诫他们此后度日务必安分守己。改新的妙处，没有比这更妙的了。或许该侍御史还不知道吧？中国无知识、无廉耻的贪官暴吏不知有多少，无非是消磨贫民的骨肉，侵蚀肥己，其弊病比起蝗虫为患，恐怕更严重呢。那么时势的败坏，没有比这更坏的了。或许该侍御史也没有见到，没有听到呢？而旁观者清啊。以中国近事秉持公平心而论，不整顿官制而尽去其官长，不足以挽救这个古国的灭亡。救法不易，实行艰难。然而中国不能自己为之，那么中国也不能自立了。昔日欧钧黎司古时以力名于世的人，打扫奥基恩牛棚，工程虽然巨大，比起打扫中国来，简直是小儿戏罢了。因为奥基恩棚中所喂的牛仅三千头，所积污秽仅三十年而已，而中国内的人不知有几千万头，其国中相沿的弊政又不知传自数千百年。像欧那样才力的人固然不常见，即使得到一个人如右立斯希欧司，其才力比起欧钧黎司稍次的人为之攘臂而起，扫除积习，尚且不敢预料。据目前所见，实在没有得此人的希望。尤其危险的是，中国无论治人者或治于人者，并不知道国家急切应当打扫啊。此次可怜可笑的军务议和之后，议论改新的人纷纷攘攘，固然不乏其人，然而大都是粗疏之言，徒托空谈，毫无实际帮助。中国近日之官制得失，说比起三年前已稍稍清廉，已稍明亮了。有人说中国官长都在衙署中执茶杯，摇首而长叹其不能为国啊。唉，其叹息如此，而其志向又如彼。现在试举一端以表明中国官场寻常办事之法，就军务后而言，处理马关条约所开的苏杭通商口岸最为切近，请就以此论。两口地方官办法不信守日本条约而多有为难，这必定是大员所命，固无疑议，其于画界之事，仍照中国旧的习俗，说请示也，说推托也，说迟延也，百计多方，日益阻难。苏州商议租界之时，华官藐视日人情状，实俄国干预所致。回忆昔日租界之处，华官先请求以距城二十里的稻田开办，经洋官渐渐设法，耐心办理，才得到现在所定的地址；而附近该处有用之地，华官已借口某公司谋为己有，这固然是意料中之事，不足为奇。杭州办法也是如此，商议之时，华人胸中存见，已先有两点：一是激怒与之交涉的洋人，二是在开办租界中从中取利，任意勒索，这两点华官都如愿以偿了。杭州租界内田地，那些以常价购得的，现在售与人，照田地章程，每亩价银一百五十元或二百五十元，而华人由此所得利益，与所谓为民父母者在苏、杭两口谋得的地，拟请修筑铁路时希图善价的利益，两相比较，则此次所获还算是微小的呢。总之，地方官于此事办理迟延，及其

译确定难以施行，田地章程、行船章程历来的做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然而与中国官员办理交涉，深知若不坚决执着、力争到底，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愿望。所有中日交涉的各项事务，现在尚未商议完毕，而已经议定且办理得非常得当的，〇这是因为日本派遣的真田领事，熟悉中国取巧耍赖、疲于应付的手段，最终有办法来制约他们。只是开放口岸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日本一国，也与英美各国的利益都有关系。既然与我们的利益有关，那么现在办理杭州的情况，难道不应该仔细商议并审慎处理吗？查《马关条约》明确规定，苏州、杭州两处开放口岸允许通商，各国人民往来贸易、居住、工作、制造的一切章程及应享有的利益，与在华已经通商的其他口岸相同。可是中国大员及其下属，多方筹划，似乎意在废弃《马关条约》中的条款。其第一层办法，仅与日本有关〇，而他们所争辩的管理街道及设置巡捕等节，其用意固然值得嘉许，却被日人驳斥，最终未能实行。本馆听闻此事，不禁感到欣喜庆幸。其第二层办法，又拟定章程阻滞运河商务，而日人又驳斥说杭州是定为通商口岸，并非闭关拒商的意思。至于中国大员所拟定的田地章程，究竟如何规定，我当静观其变。只是现在所拟定的各款，是已通商各口岸所没有的，这也显而易见。而侨居在新开各口岸的洋人和华官，所遭受的等待及阻难情形，更是历来所未有的。以中国城邑而论，杭州实为可以造就的地方。其绅商请求仿行西法，以求便利商务邮政，心情殷切迫切。而有司认为，凡是有整顿可加入款项之处，固然愿意。只是洋商往来贸易、居住、工作、制造等一切，条约中虽载有专条，他们必定要使洋商不能稍沾微利而后已。杭州没有功名出身的土著居民，初次将土地卖给英人，有司虽然将地契盖印成交，但华官却下令将地主收禁，至今仍在狱中，辗转遭受枷锁刑具之苦。由此可知，洋人与该省土著将来交易，必然难以畅行。唉！条约墨迹未干，而负有施行条约责任的人，先自弃约而违背它，这也是中国惯常的做法。我不怕麻烦的领事湛米孙先生，曾因此案亲自前往晋省两次，华官行为诸多触犯，而他请求转告使有司更加愤怒于被监禁之人，又有什么用呢？那么此案申请驻京公使办理，或许能调停如意。如果这样办理，拖延在所难免，而无辜被禁者已经不堪其苦了。看该省有司对此案的处理办法，我国若不急忙据理力争以禁止效仿，是不行的。其违犯条约，明显昭著，我应得的权利立有明文规定。因此该省官员尤其应被训诫条约不可轻犯。我希望该员因此案严行彻底追究，以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

滇缅分界大概情形疏

薛福成

奏为遵旨与英国外部商办滇缅边界，因滇境西南两面均有展拓，谨陈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臣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书称：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密筹滇缅边界事务一折，请旨专派臣商办滇缅边界商务，以重事权。奉朱批：依议钦此。仰见圣主审慎驾驭远方，郑重边疆的至意，不胜钦服。臣查光绪十一年英兵进入缅甸之初，前使臣曾纪泽先与英国外部会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国人自以突然得到缅甸全境而喜出望外，因此有答应曾纪泽三端之说。界务一端，则愿意稍让中国展拓边界，〇指的是普洱边外的南掌、掸人诸土司听任中国收为属地。商务二端，则以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在八募附近勘明一地，允许中国立埠设关，八募即中国所谓的新街。当时曾纪泽因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论稍觉犹豫，又因中外往返查商之际未能毅然实行，仅与外部互书节略存档，旋即交卸回华。次年英国署使欧格讷与总理衙门议定缅约五条，又因三端尚未定局，遂未列入条约中。臣自去年奉命与英国外部议界，〇在欧使立约之后已过六七年。查使署接管卷宗内有曾纪泽议存的节略，英文参赞马格里是原议人，臣屡次派遣马格里赴外部重申前说，外部坚决不承认。据称西洋公法规定，议在立约后不可不遵，议在立约前提不能共守，以其有约为凭，既然未叙入约章，必有其道理。臣想英人反悔前议，虽以公法为解释，实也是时势使然。当其兼并缅甸之初，深恐缅民不服，及缅属诸土兴起与之对抗，万一中国暗中掣肘，他们则劳费无穷，固不敢不稍分余利以显示联络。他们之所以突然答应三端，是时势造成的。后来英人积年经营，集中其兵力饷力，勘定土寇，又在缅甸境外的野人山稍用兵，威胁收服其全土，盘石之形已成，藩篱之卫也稳固。他们之所以忽然吝惜三端，也是时势造成的。前议三端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

译没有把握，况且查考滇边各土司虽然长久隶属于中国，然而自乾隆年间以来，往往有私下向缅甸进贡以图避免侵扰并巩固边防的。英国人抓住这一点作为借口，来索取缅甸固有的权利，那么他们或许会指责这些地区为两国共有，或者分割我国的边境土地，这几乎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先前失去了藩属国，随后又促使边境局势恶化，不仅会被邻国暗中嘲笑，恐怕还会激起远方人的觊觎之心。我反复思考，深深担心处理不当，违背了总理衙门推崇赞许的本意，辜负了皇上倚重的恩德。恰逢前年秋冬以后，英军在滇边游弋，常有数百人以查勘边界为名，闯入界内，来去迅速如风，当地野番土目惊恐异常。英军常驻的地方，有神护关外的昔重，以及铁壁关外的汉董。英人采用印度武官的计谋，窥探逼近边界，导致沿边骚动，警报频繁。云贵总督王文韶担心引发争端，多次发电报通知总理衙门。我承接总理衙门的急电办理文书，照会英国外交部，斥责其违背情理，责令其退兵，又多次前往外交部苦口婆心地争论，英军稍作撤退，滇边至今保持平静。我又查考野人山地区方圆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如果按照万国公法，应由中英两国平分此地。曾纪泽曾有此想法但未阐明其理由。我因此再次照会英国外交部，提议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境内归属云南。明知英国人耗费大量军饷占据这一险要之地，绝不会轻易放弃，但必须借此一步，才能力争上游，振兴全局。英国外交部果然坚决拒绝，两次停止通商，而我毫不在意；多次反复商议，而我毫不在意。英国外交部稍有依从的，是印度事务部出来阻挠；印度事务部稍有松懈的，是印度总督出来阻碍。印度总督甚至进军至盏达边外的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愿分地的意思。我相机进行理论，刚柔并济。英国外交部说这个提议不是出自总理衙门和云贵总督，一定是使臣的私意。

译臣发电报请求总理衙门向英国公使欧格讷进行辩论，以彰显立场的一致。总理衙门洞察事理机宜，极力主张以画江为界的提议。英国外务部知道我们中外同心协力谋划，坚持不让步，方才稍微顺应我们的范围，然而仍然多次反复折腾，屡次改变说法。他们既然重视野人山地区，不愿分割，于是有了在滇境东南，让我们稍微扩展边界的说法。据称已与印度总督商定，在孟定橄榄坡西南边外，让我们一块地方叫科干，位于南丁河与潞江之间，这即是孟良土司的旧有土地，共计七百五十平方英里。又自孟卯土司边界之外，包括汉龙关在内，划一条直线，向东抵达潞江麻栗坝的对岸为止，全部划归中国，大约八百平方英里。又有车里、孟连土司，孟连土司管辖的疆域很广，向来隶属于云南版图，近来新设镇边一厅，是从孟连所属境内分出的。英国人因为这两个土司在过去曾经向缅甸进贡，并将这一厅争作两属，如今也愿意以全权让我们订立条约章程，永远不再过问。至于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区相连之处，也允许我们酌情扩展。其驻兵的昔董大寨，虽然不肯让归中国，愿意将穆雷江北现驻英兵的昔马归给我们，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峰向西越过南障而至新陌，共计三百平方英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块地方约计七八十平方英里，是野人山地区，也稍微让出了一些。其余均依照滇省原图的界线划分。英国外务部于三月二十三日行文照会前来。臣恰好探知欧格讷与印度总督尚多方散布煽动，想要阻挠成议的时机，局势瞬息万变。此议虽然未完全满足臣最初的志向，不能不审时度势而量力而行，见风使舵而收帆。曾经将此情形发电报请求总理衙门进呈御览。总理衙门与云南贵州总督的意见，也说对旧界有益无损，嘱咐立即商议条款，臣先行行文给英国外务部订定大局。只有腾越八关的界址未清，尚须理论。英国外务部请求等待印度寄来的地图，又正值英国外务部各位官员避暑在外，稍有停顿。先前据总督王文韶电报称，汉龙关自前明已沦落于缅甸，天马关也久被野人占据，那么八关仅存六关。现经臣再三争辩，这两个关口也可以归中国。又前年英兵所驻的汉董本在界线之中，臣因为那里扼制我们的形势，逼近处境堪忧，向来向他们强力索取，英国外务部也愿意退让，以表示格外的和睦情谊。眼下界务已完，商务本来不像界务那样繁重，而且已经先大致讲明，没有太多争论，现在正商议订立条款，可以期待事情完成。臣私下认为，数十年来，西洋各国都知道中国幅员辽阔，又有不争远土的名声，一遇到界务，很少有不对我们虎视眈眈的。如果可以听任他们蚕食，于是琉球、越南、缅甸以藩属而被吞并，香港、珲春、海参崴以边隅而被掠夺，甚至有窥视朝鲜、议论台湾的。中国向来恪守好大喜功的戒律，避开开疆生事的嫌疑，得到土地就说如同获得石田，失去土地就说是不勤于远略。然而石田弃置而肥沃的土地危险了，远略松弛而近忧紧迫了。我们视为荒土而让出，他们一经经营则荒土化为奥区，以夺取我们的利柄；我们视为瓯脱而忽视，他们一经布置则瓯脱变为重镇，以逼近我们的岩疆，伺机蹈瑕，永无底止。岁朘月剥，后患何穷？臣愚以为，必须选择一二件事以全力争持，然后才可以折服狡谋而挽回积习。

此次滇缅界务，凭借皇上威灵，才开始改变前规，稍微扩展旧界，实在全是总理衙门的功劳。总理衙门统筹全局，假借臣的事权，始终扶助，谋议相同，每当有查询，朝发夕报，使臣得以远承指挥，稍尽愚拙。虽然获得土地不多，而裨益有五：风示各国，使他们不要藐视，一也；隐备印度，杜绝其窥伺，二也；保护土司，免受引诱胁迫，三也；扞卫滇边，防备他们勘进，四也；援引公用法，稍获明效，五也。有此五益，臣才知道曾纪泽所商议扩展的界限，迄今时异势殊，也稍有窒碍之处。南掌诸部近已尽归暹罗，争之已觉不易；而掸人各种中，只有康东土司最大，其地与车里相仿佛。英国人想要据以遮隔法国和暹罗两国，断不肯舍弃，况且且离我边境较远，控制管辖不易，固不如今日之所展，皆在近边。除等待条约拟议妥协，再发电报达总理衙门，并专疏详报外，恭敬绘制滇缅分界图一幅，恭呈圣鉴。用黄、红、蓝三线分别旧界、新界与英国想要占据而退出之界。所有商办滇缅界线西南两面均有所展拓的缘由，理合恭敬折驰陈大概情形，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书《招商局帐略》后，或作《书甲午乙未两年招商局帐略》后。

泰西立法以商务为重，而商务必立公司。公司是众人之财合而为贸易者也。只能取息，不能拔本，故其基业巩固，可以垂久远，不第为众擎易举而已。泰西行之

译然而国家日益富裕，中国若不实行而国家日益贫困，这本来不需要有智慧的人就能知道。但是华人并非不羡慕公司可以获利、可以长久，所以未曾不模仿实行。当时上海各项事务相继兴起，售卖股票的人纷至沓来，请求上级官员批准，或数万，或数十万，都以上海为总汇之地，而买股的人也几乎像蚂蚁附着膻味、苍蝇追逐臭味一样。无论富商大贾，都不惜倾尽家财以谋求数倍的利润，甚至有人变卖产业来购买，有人典当质押来购买，甚至有人向亲朋好友筹措，到处挪借，认为获利就在指顾之间。不料一旦失败便无法振作，如同浮云过眼，不到一两年，有的导致家产荡尽，有的导致轻生。当时视如确保证券的东西，转眼便不如废纸。于是华人一听到公司股票，都视为畏途，这并非不是当时办理矿务的人不能实心办理，因循卤莽的行为遗留下的祸害。现在虽然金银煤铁等矿逐渐有起色，但也十中不得一，百中不得一，总计前后已经得不偿失了。只有招商、电报两局是中国公司中的巨擘，规模越扩大越充实，余利越积累越丰厚。去年电报除了官利一分之外，再加一分余利，近来贸易获利之丰厚，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而招商轮船集资越大，费用越繁杂，一艘船的费用多至十万金，一个栈房的费用多至八十万金，所集股本不过二百万两，如果办理不善，必定导致亏损。然而看综结所置长江外海轮船共有二十五艘，从十万到五千，资本已有一百十二万两了。各埠局产及本埠栈房屋产存本金有二百四十万两之多，这都是众目共睹不能虚饰的。两项而论，股本之外已余银一百数十万两了。照账目所该收的款项虽然巨大，但所存的足以相抵，而且其中备置新船的款项四十余万，以及现存银洋十九万余，这都是显然的赢余款项。而且从前所借洋款均已还清，历年磅价也已在公积余利内支销清楚，那么现在所存的公积银两，都是实在的赢余款项了。将来继长增高，更何可限量？正如节略所说，历经患难，深固不摇，确实不是当局者的夸夸其谈。其中自保险船这一项，分外洋的利权，尤为算无遗策。自从泰西各国来沪开设保险各行，华人都趋之若鹜。虽然有利无弊，但其利外溢，终究不少。阅账略有该自保船险规银一百六十余万两及保趸船险四万两。如此巨款如果不是自保，必定为他人所有。虽然账略中列为该收款项，其实即为本局的赢余。而且既然归自保险船，一切自然能格外留意，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现在朝廷想要振兴商务，尚未见到商务的成效；民人想要纠合公司，尚未知晓公司的益处，所以不无徘徊观望，想发动却又保留。然而自从这个账目刊布，我知道富商大贾会有接踵而起的人了。纱厂、丝厂的奋兴，并非不是商局开启了先河。看今日商务蒸蒸日上，不禁回溯开创之初，处处为难，如果不是有胆识的人不能创立此基业，也不是有继承的人不能扩大此鸿图。所以凡为天下之事，有治理的法度，尤其贵在治理的人。我私下认为商局现在虽然积利之厚，置产之多，购船之盛، 但不过在本国外海大江行驶，虽然分取了太古、怡和各洋商的利权，但所得的终究是本国之利。如果能将来积利较多，购办大公司轮船，仿照泰西方各国驶行外海，自行运货，不也能更得到外洋之利吗？本国如果置办外洋公司船，我知道商贾前往外洋的必定增多。如果华商能亲赴外洋，信息既通，人情熟悉，想要开风气，我往自然较易于彼来。商务之兴，有不期然而然的。不仅商贾易于彼来，即使皇华使者瓜代往来，也易于迎送，不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吗？因论账略情形而推及于此，这是尚有望于在局的领袖诸公啊。

译阅读《光绪二十一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后，概括其大致内容，并附上评论。

中国自从与西方国家通商以来，西方人载货出口及运货进口，规定的税率载入条约之中。只收取西方人的关税，不得不参用西方的方法；既然参用西方的方法，就不能不使用西方人。于是各口岸设立洋关，每关由税务司总揽其事，总税务司常驻京城，各关税务司的调遣、升降，都由他主管。有人说中国的利权都归外人操纵，恐怕不免有太阿倒持（大权旁落）的祸患。不知道当初设立之时，无论华人，断然不能与西方人交涉，而且办事不能像西方人那样认真，出入账目也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没有弊端，所以国家乐于使用西方人，逐渐发展到反客为主，而华人反而听命于西方人。虽然有榷使作为专职官员，但关务的一切都必须由西方人签字作为凭证，榷使好像只负责支出而不负责收入一样。楚材（指西方人才）用于税务，不能说没有益处。

承蒙上海新关惠赠《光绪二十一年通商各关华缘贸易总册》，分门别类，出入井然有序。其第一款从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列为年表，凡是进口、出口的正税，复进口的半税，以及船钞、内地半税、鸦片税银，逐年依次比较，每年的盈余，哪年短缺，可以一目了然。其第二款又按年更换，按关核算总数，以便知道某年某关的盈亏。其第三款又将各关出口、进口及复进口的半税、船钞、鸦片各税，区分华洋而总括核算，以便知道华洋分税的盈亏，就可以知道华洋贸易的盛衰。共计有关口二十四个：叫牛庄，叫天津，叫之罘，叫重庆，叫宜昌，叫汉口，叫九江，叫芜湖，叫镇江，叫上海，叫宁波，叫温州，叫福州，叫淡水，叫台湾，叫厦门，叫汕头，叫广州，叫九龙，叫拱北，叫琼州，叫北海，叫龙州，叫蒙自。每关税务司呈报，并且各自附上评论，或者各自抒发见解，凡是盛衰兴旺、盈亏消长的道理，简直了如指掌。

征税的方法，必定依据货物的价值作为标准，每年收税多少，按照价值计算，就知道货物的多少。册中将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按年总括核算列出。第四款中也从光绪十四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分列成表，以供比较。然而这还是总括核算的数字，如果想要知道各关的盛衰，那么又从各关洋货进口，土货出口，以及土货进口的价值，每关分别核算列在第六款中。那些由东西洋直接进口出口的，也按关分别核算价值列在第五款中。然而这还是只核算在华的税与价值，即中国贸易的盛衰兴旺罢了。而各国贸易的盛衰，还没有考证。册中又将东西洋各国往来贸易总括核算而分列在第七款，共计二十一处：叫英国，还有香港，还有印度，还有新加坡等处，新金山，新西兰，还有大浪山嘴，还有干阿达，还有美国，还有南美洲，还有欧洲，还有俄国，还有俄国又分两项，一项由水路，一项由陆路。图们江北也是俄国土地，而又分为一项。此外还有日本，还有朝鲜，还有澳门与吕宋，以及安南、暹罗、爪哇、埃及等国进出货物的价值分别核算依次登记。只是只列出本年以备比较盈亏。如果将逐年比较，则有逐年之册。本册自然应当删繁就简，而眉目自然清晰，本来不必以多为贵。

税的多少，既然依据货物的价值，而货物的价值，又须衡量其轻重。册中又将各关与各国贸易进口的船数，每年每国共多少只，货物共多少吨，税钞的数量，又附在下面。出口也是如此，这是第八款。各关互相贸易的船只吨数，也像第八款的例子，作为第九款。而又区分华洋，区分内地，凡是税值、价值、船只吨数，都清晰如眉毛排列。并且洋货运入发给税单，土货运出发给报单，也以各国分别核算总数，鸦片税银则另为一项，附在下面，这是第十款的账目概要。从第一款至第九款，都条理分明，而又将统括各国的来往船只，以及进出次数、货物价值、税钞吨等，都分为成数，以一万成为比率，某国得多少成，那么各国贸易的兴衰盈亏，可以一目了然，这是通商的大纲，出入的要领，而为一册中最不可缺少的。因此又推及各国的洋行，各国的人口，都有总数，不仅西方商人的口都有总数，凡是通商口岸二十多处的华人，也都核算有总数，可以说留心时务，毫无遗漏，这是第一节十款的大概。至于第二节，则共分为三款，其第一款将进口的货物分门别类，注明出自何处，价值也附在下面，先列出鸦片类、棉布类，其次列出绒毛布类、杂样布类，再次列出铜铁类、杂货类，每类有几项，有几十项不等。

译进口货物中，以鸦片和洋布为大宗，仅这两项，已造成中国极大的财富流失。此后人们喜好新奇，无不喜爱洋货，因此杂货一类名目繁多。但就今年而言，杂货进口总值为七千八百三十万四千三百十四两，棉货进口总值为五千三百七万四千一百六十四两，杂货反而比棉货多出一千余万两。人们崇尚的风气，利权向外流失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鸦片次于棉货，进口总值为二千九百十六万四千八百两；铜铁又次于鸦片，总值为二千十八万九千四百九两；绒毛货又次于鸦片，总值为三百七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六两；杂样布又次于绒毛货，总值为二十四万七百三十二两。统计这一年进口洋货总值为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九万六千七百十五两，这是中国一年支出的大宗。

若看第二款，则专门列出出口的土货，并不分类，其中终究以丝和茶为大宗。丝则有白丝、黄丝、野生蚕丝、机器丝、缫蚕茧、乱丝头等区别。白丝这一年出口估值为一千九百十三万九千四百七十七两，机器丝估值为一千一百二十一万一百六十七两。其余各项则在二三百两到一二百万两不等。

茶则有红茶、绿茶、茶末、红茶砖、绿茶 brick、小京茶砖等各种，其中又以红茶为最，这一年出口估值为二千三百十万九千五百十二两。其余各项则在三四百万两、三四十万两不等。

还有进口后转运出洋的货物，其分类也同进口货物一样，总值为八百二十五万二百四十五两，列在第三款。这就是第二节三款所记载的大致情况。

第三节第一款则专门列出鸦片进口的花色总数。就花色而言，小土多于大土，其次为新土，再次为金花。又将各海关除转运至其他口岸外，实际销售的数量列为年表，从光绪十三年起到今年为止。按年份来看，十三年各海关共销售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担，十四年共销售八万二千六百十二担，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大年各共销售七万六千担，十九、二十年则减少至六万八千、六万三千余担，今年则进一步减少至五万一千三百余担，比前两年少一万余担，再比前四年少二万余担，再比十四年少三万余担，折合银两可节省一千余万，鸦片造成的财富流失似乎可以稍微遏制。

译无奈国产土货的弊端日益严重，进口货物虽然减少，但中国的鸦片危害终究未必能够消除。按照海关来论述，以上海的市场消耗最为巨大，自光绪十三年起，每年都在一万六七千担左右，今年仅销售一万四千余担。其次是广州，也逐年递减，到今年仅销售五千九百九十二担。其他各口岸，从四五千担到二三百担不等，宜昌、重庆有的仅销售一担，有的甚至一担也没有，四川土烟的泛滥程度，由此也可以知道了。

至于出口货物，除了生丝之外，以茶叶为大宗，列为第二款。红茶、砖茶、茶碎归为一项，绿茶归为一项，运销到各国。红茶、砖茶、茶碎以销往俄国最多，统计经由水路运输的有二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七担，经由陆路经过恰克图的有五十六万六千六百八十担。其次是英国，今年也销售了二十万三千八百五十四担。如果是绿茶，则以销往英国最多，这一年共消耗四万六千六百六十担，其余各国销售的数量从十余万担到十余担不等。

如果按年份比较，光绪二十年红茶、砖茶、茶碎共销售二百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五担，逐年递减，到二十一年仅销售一百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七十八担。至于绿茶，今年共运出口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二担，与十九年、二十年相比增加了八九千担，与十二年至十八年相比则增加了三四万担、五六万担不等。绿茶的盈余虽然抵不过红茶的亏损，但还算有些微的弥补。以总数计算，十二年共销售二百二十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担，今年共销售一百八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担，连年只有减少没有增加，这就是茶业不能好转的原因。

第三款则是汇总核算各国往来船只的数量，以及运输货物的吨数，合并各国进行比较，从光绪十八年到二十一年，并且分年份进行比较。其中以英国最多，十八年往来船只共计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只，共运输货物一千九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五吨。其次是中国洋式船只八千二百四十六只，共运输货物六百三十万八千五百二十三吨；中式船只六千二百八十六只，共运输货物二十五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吨。其次是丹麦和德国，再其次是法国和美国，其余则是几十只、几只不等，逐年比较都不离开这个数目，只有二十年较多。上海是通商汇聚之地，虽然有直接前往其他口岸直接运往国外的，但进出口货物总体上以上海最多，所以另外列出一条作为第四款，来核算今年江海关的总数。

计算今年洋货从各国进口的总共售价九千八百六十三万九千六百九两，从其他口岸转运进来的十九万三千二百十八两，扣除转运出口五百九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一两、转运其他口岸六千九百三万八千七百二十一两之外，共计实收白银净数二千三百八十六万四千二百八十五两。至于土货进口虽然少于洋货，但价值也有五千八百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之多，其中转运出口的有三千四十九万八千七十二两，转运其他口岸的有一千八百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七两，实际销售净数只有九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本口岸土货直接运往国外的，有直接运往其他口岸的，总共售价六千一百六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两，这就是第三节四款的大致情况。

总册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备而详细，都是因为各税务司所上报的资料能够全面而详尽。一个海关有一个海关的情况，一个海关有一个海关的收支。阅读一个海关的论述概要，就知道一个海关商务的兴盛与衰败；阅读各海关的论述概要，就知道各海关商务的盈余与亏损。而汇总核算其收支，还可以知道天下的商务，哪些是利，哪些是弊，哪一年兴盛，哪一年衰败，哪个国家兴盛而没有衰败，哪个国家由衰败转为兴盛，哪个国家已经兴盛无人能比，哪个国家将要衰败无法振兴。这本册子不仅可以观察一国利权的厚薄，而且可以观察天下国运的盛衰。这就是各口岸情况论述概要之所以绝对不可缺少的缘故。

中国的金关税以及各州县钱粮漕运征收杂项各款，也按年造册上报销算。然而所谓上报销算，不过是向上详细汇报，送达户部罢了，而民间很少见到，很少知道。不仅民间不能见到，不能知道，即使问起士大夫，一国每年的收支，每省的盈余与亏空，恐怕也未必能完全知道。这就是上下蒙蔽的习气之所以相互促成，而国家利益的谋划，最终难以振兴的原因。譬如居家过日子，出入的大权虽然掌握在家长手中，但家人父子也应该让他们知道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这样自然就没有浪费浮费的祸患。否则，坐吃山空的人不知道艰难，谋求生计的人无法接续，这个家庭必定走向衰败。小事可以比喻大事。

如果是西方人，一国的人，务必让他们知道一国的事情，不但让他们知道一国的事情，还想要让他们知道天下的事情，然后才能与天下争强。这是西方人胜过中国人的地方。中国自从设立洋关，一概任用西方人办事，西方人也

译不肯稍显苟且。看册中所论述的，事事追求实际，处处留心，只希望华人不要存有嫉妒之心，而认为利权外属，必须存有奋勇的念头，作为前人可效法的榜样。将会看到风气日渐开化，消除蒙蔽，共同戒除侵吞的弊端，普遍存有统一规范的规矩。实行十年，如果国家还不能富裕、不能强盛，我是不会相信的。这一年呈报的税务司：天津是德国人崔琳，台湾是裴式模，重庆是吴得禄，宜昌是余德，汉口是穆和德，九江是马根，芜湖是班模，上海是贺璧理，宁波是李士理，温州是那威勇，福州是爱格尔，淡水是马士，台南是司必立，厦门是贾雅格，汕头是辛盛，广州是法来格，九龙是义理迩，拱北是阿理文，琼州是史纳探，北海是穆好士，龙州是客纳格，蒙自是柯尔乐，亚东是好博逊。论世，贵在知人，所以刊登出来供大众阅览。从此以后，台湾被日本人占有，中国又少了若干进项，令人不能没有今昔之感了。

译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关警船灯浮桩总册》之后作序。

自古以来，行船的危险，没有比得上渡江航海的。江河之中风涛变幻莫测，大海之上茫茫无边无际。所以，乘着长风，劈开万里巨浪，虽然说是男子的壮志，但惊心动魄，屡次濒临危险境地。自从海禁开放，五大洲进行贸易，各国各自驾驶巨大的舰船，远涉重洋。起初是夹板船，最耐风浪，不久火轮船出现，瞬息千里，快速而且平稳，〇造化的奥秘，到这里几乎完全泄露了。虽然如此，行驶平稳快速，固然以轮船为首选，但驾驶稍有不慎，其危险就比普通船舶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轮船船身重大，入水很深，从几尺到一二丈不等。在汪洋巨浪中飞行绝迹，原本不至于有搁浅的担忧，但海中沙线迁徙无常，有时增长有时消退，本来没有固定的地方，误入其中，就会遭遇搁浅停滞。起初不过略微倾斜，时间久了船身暗中受损，脱险非常困难，如果没有其他船只救援，实在有难以设想的情况。至于礁石高耸险峻，潜伏在水底，从外面看固然是一片平静的波涛，毫无阻碍。如果驾驶稍不专心，与之碰撞，那么其危险比起搁浅更加严重。不仅身处其中的人将性命视如鸿毛，即使局外人谈论起来，也会吓得脸色改变。一艘船所载货物，多的达到百万金，少的也不下数万金。乘客多的达到一千多人，少的也不下百十人，怎么可以轻率地置之不顾而不为之未雨绸缪呢？国家安抚远方的人，既然允许开放江海通商口岸，互相贸易，设立税务司来稽查征收洋税，又设立各口巡工司来稽查险要之处，这些职务都由西方人担任，取的是他们向来熟悉这些事务。于是从北海关开始，到琼州、广东、潮州、台湾、淡水、福建、温州、浙江、东津、山海关以及镇江、芜湖、九江、江汉、宜昌等，共十九个关，划分界限，按照所属的海道，分析经纬度数，设立灯塔、灯船来标志标准，设立警船、浮标、船桩来指示方向避开危险。灯有常明、放焰、渐明、渐暗、忽明、忽暗、凹镜、透镜的不同，大体上以光的大小远近为次序，分为八等，派人守护。遇到大雾，就或者放炮，或者鸣风笙，来指示行船的方向。浮标则分别装饰的颜色，凡是应该从浮标左侧通行的，装饰红旗；应该从浮标右侧通行的，装饰黑色；应该靠近浮标行驶的，装饰红黑横线；中间有沙礁应该远离的，装饰红黑线；洋面有礁石的，装饰红黑方格；进口有险处的，应该从浮标左侧通行的，装饰红白方格，从浮标右侧通行的，装饰黑白方格；下面有沉船的，装饰绿色。大体上也分为八类。船桩则只有红、黑、白三种颜色，类别只有六种。它们指示行船的道路，标识险要的标准，与浮标没有不同。至于增减迁移，则以随时查报以及沙岸坍塌涨落为衡量标准。每年农历十二月，由各口巡工司向总税务司报告，翻译成中文，明年正月印刷颁布，使华洋官商轮船都奉行这一册，作为顺利渡水的指南针。这样之后，双轮船行驶履险如夷，更没有意外的担忧，都是这册子的功劳。这件事，始于同治末年，到现在光绪二十年，共计二十二次。其中凡是新列入册的：粤海关增加塔灯一处，镇江关迁移设置灯一处，江海关设立浮标一处，撤除浮标一处，又迁移浮标三处；九江关迁移设置灯三处，山海关增加塔灯一处，粤海关设立浮标一处，淡水关更改浮标一处，东海关向来设立塔灯，添置风笙一处。又各口另外查出暗礁未设浮标的六处，合计总数，则止海关浮标三处，琼海关浮标四处，粤海关灯二十三处，浮标七处，桩七处；潮海关灯五处，浮标四处，桩一处；门关灯四处，浮标一处，桩一处；台南关灯二处，浮标五处；淡水关灯二处，桩一处；闽海关灯四处，浮标十一处，桩四处；瓯海关桩七处；浙海关灯三处，浮标二处，桩四处；江海关灯十三处，灯船二处，浮标二十八处，桩十处；镇江关灯十一处，浮标一处；芜湖关浮标一处；九江关灯十六处，桩一处；江汉关灯十四处，浮标九处，桩四处；宜昌关无；东海关灯八处，桩一处；津海关灯一处，灯船一处，浮标四处，桩六处；山海关灯船一处，浮标三处，桩五处。综合十八个关口岸，共有灯浮桩二百六十八处，布置可以说很严密了。千古行船的诀窍，到今天而穷尽了，上窥天度，下测海程，环绕地球九万里，也计算日子可以到达中国沿江沿海十一行省吗？而我不能不说的，是因为我国风气久开，人才辈出，识时务、精通测算的人士应运而生，又开设水师学堂来教练行海的各种要诀，对于沙礁险要，都已经了如指掌。为什么各口税务司、巡工司等职务竟然不让华人列入其中？难道是因为人才不足以任用吗？还是因为不能亲身承担劳苦吗？私下希望当权者变通旧法，储备人才以备使用，务必在数年之后，一切驾驶官商轮船以及布置各口岸灯塔浮桩专用华人，不必借才异地而自然能满意踌躇，那么我国富强的效果就可以实现了，岂止是堵塞漏洞而已呢

译阅读光绪八年招商局账目略书之后的感想

译我翻阅了光绪八年招商局的账目概要，不禁感慨万千。我说：中国办事与西方不同。西方人做一件事，必定有许多人协助；中国人做一件事，则必定有许多人阻挠。因此西方人的事情容易成功，而中国人的功业难以成就。中国设立招商局，是自古未有之事。起初也借用了官款，如今官款已逐次归还，股票价格日渐上涨。拥有三十多艘轮船，用于在天津、长江之间往来，甚至远至海外，其势头蒸蒸日上。这确实是中国最令人欣喜的事。中国人应当如何齐心协力加以协助，以促成其成功？即使不需要众人协助之力，也应当如何欣喜赞赏，以慰劳创办者的苦心？无奈中国人心，实在令人不解。就像账目概要后面所说，有人误以为招商局是官办机构，也想来谋求差事，有想领取薪俸的，有想免除船费的，有想乞借旅费的。未能得逞，就散布谣言。而当权者或许被人愚弄，徇私泄愤，竟然认为办理局务的人可以借此发财。唉！这是多么浅陋的看法啊！中国被外洋轻视，已经很久了。外洋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所获利的，都是外洋所迟钝的。如果有个人为此振兴，不辞辛劳，竭尽心力，以与外洋各国抗衡。合计现在招商局所有的船只，与外洋相比虽然还少，但分开来看则显得很多。外洋近来不敢轻视中国，实际上招商局的功劳居多。所以招商局这一机构，对国家的益处很大。即使在商人方面，向来只有外洋轮船在海上、江上航行，独占利源，而中国商人无不仰仗洋人的鼻息，搭船颇受欺侮。自从招商局创设以来，中国轮船日渐增多，不但足以分夺西方人的利益，而且有便利中国商人之用。在江海间往来，无不称便。所以招商局对商人的益处，也很多。边疆有事，载兵前往，迅速便利，不难捷足先登。就像台湾、山海关以及目前高丽一战，明效确证都在眼前。海运漕粮，上供朝廷正税，也比河运便利，快速而且平稳，漕米没有潮湿霉变的祸患。即使是官员出行，以及赴京会试、公车进京，现在都舍弃陆路改乘船只，车船相接，迅捷无比，其益处实在说不尽，而众人却还要嫉妒它、毁谤它，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至于所说，有一等冒充京官的人，偶尔见到局中有朋友进京，就声称出示奏折草稿，并说现在有人要参奏招商局，还有冒充京官的人，每到上海寄居客栈，暗中让人散布谣言，说是大官派来密查招商局事务，像这样的，实在是诓骗之流，冒充官场，造谣撞骗，其实不妨指控地方官从严审讯办理，以警示其余的人。〇这种造谣撞骗，本来就有违禁令，即使与招商局无关，也应当送官惩办，以安定地方，那些奏折草稿等件，都可以作为造谣的证据，他们又能有什么辩解呢？至于确实是官员，或者怀着嫉妒之心，竟然肆意鼓噪，虽然对局务未必有妨碍，但实在足以让主持事务的人心灰意懒，这类人。〇不知道其中的曲折，不了解其中的底蕴，而逞其主观臆说，以图一时之快，主持局务的人，心意坦然，即使有谗言，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只是悠悠众口传入耳中，不能不在心中愤慨罢了。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不顾大局，往往如此，实在不免被外邦人嘲笑，像这样的。〇不仅招商局这一机构而已。先前董子珊司马制造气船，赴金陵验收，曾有人从旁诋毁，于是不能被大官接收。气船的制成，不但开启了中国的新气象，也让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有这样的人，应当如何策励并协助，让他能发挥所长，从而出来制胜，却反而从中诋毁阻挠，这是什么缘故呢？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办事，比外洋困难得多，外洋人心一致，中国人心涣散，这难道是国家之福吗？招商局被诋毁，其害还小，人心不能齐一，其害实在大。如果能让中国人，也以西方人的心为心，必定要使本国振兴，而绝无嫉妒妨害之意，岂不美好吗？这在于有人能感化他们了。

湖南开通商口岸得失评议

天地有自然的利益，不可深藏；乾坤有逐渐开辟的契机，难以长久阻塞。中国从远古直到元明，最严格地限制中外界限，闭关绝市，各自坚守疆界，利源无法流通，声威教化更难远播。自从本朝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互市，江海各口商贾云集，货物繁多，彼此往来更加便捷。只是内地各省界限仍然严格，洋商贩运货物，按规定不准越过雷池一步。前年中日和议达成，日本人除了赔偿军费外，又请求开辟四处通商口岸，此后苏州、杭州等府都开关设埠，竭力经营，中外商民都称便利。至于湖南一省，富饶丰足，土产充盈，外人垂涎已久，

译往日，无奈衡山一带民风刚强勇猛，且向来有守旧的名声，因此不敢轻易尝试。近年英国因贷款一事，索取增加通商口岸，朝廷已允许在湖南沅州开埠，只是鉴于湖南风气尚未开通，须推迟两年再行筹办。我私下曾议论说，通商是彼此货物流通，其间并无损益。只是利源未开，土产不多，则外人得以用他们的货物换取我国的银钱，财富大量外流实在不可不堵塞。至于湖南，物产丰富，久已闻名，三湘七泽间出产的米粮，除本地自用外，向来都销往各省。煤炭一项产出尤其多，洞庭湖中运煤的船只帆樯如林，终年不断。近来讲求开矿更是日益精进，日前由总局矿师查勘芷江一处的煤矿，预计可产煤三百万吨。常宁铅矿自前年开始，每日可出铅砂八九百石或千余石不等。又有安地摩尼矿一种，经亨达利洋行订立合同，每年销售三万吨。至于新设的和丰火柴公司、善成机器制造公司，都相继建厂，工作日益兴盛，物产之多，厂肆之盛，既已蒸蒸日上。若不设法及时流通，则货物弃置在地，未免可惜。我私下查得英国近年来制造业日益增多，对煤的需求很大，英伦三岛开采渐有枯竭的危险，而停泊在东方海面的军舰，用煤尤其巨大。日前曾阅读西方某报纸记载一事说：英国海军官员由欧洲至东方，沿途所经各口岸，凡是上等煤就立即购买，别国奉命东来的战舰，也必须添购。因此煤价飞涨，新加坡每吨贵至洋银三十二元。他们需求如此殷切，我方待售的货物又如此丰盛。若使互相流通，则利益何须多言？然而有人说：湖南民气的刚强，非其他地方可比。西方传教士足迹几乎遍布天下，唯独湖南无人敢去涉足。先前议设电杆，也被当地人毁坏，虽是大官也无能为力。如今若大张旗鼓晓谕，开辟为通商口岸，恐怕民众仗义而起，动不动就与外人作对，将使交涉之事从此日益繁杂，而外人更得藉词要挟。这是朝廷大臣们徘徊审慎、不敢立即答应的原因。对此我恭敬地回答说：这实在是谋国者的过虑。湖南人守旧的习气，固然比其他省份更深，然而他们一意孤行，悍然不肯稍作改变，也是有所激愤才如此。如今放眼时局变化，知道风气开通，非人力所能阻遏，于是幡然醒悟，竭力从事于西法，这实在深得古人“以通为塞”的论断。倘若商埠开辟果真成功，我猜想湖南人士必会一心经营，留心商务，思考如何扩大土货销售，思考如何杜绝洋货流入导致利益外溢，从而使利源得以挽回。这样看来，湖南通商，实为中国之利，而非西方人之利。唉！中国至今日的疲弱形势，实在不忍言说。与邻国稍有争端，就以增添口岸为借口，中国也仿佛万不得已，委曲隐忍而暂且答应其请求。广西梧州的通商，英人已经如愿以偿，现在又觊觎湖南，想独占利权。外人屡次逞其无厌之求，中国难以拒绝其无理之请，他们踌躇满志，无可奈何。然而也应想想，通商并非夺取我国土地，货物不过彼此以有易无罢了。中国只要使土货日益增多，制造日益兴盛，则不仅可筹谋抵制，而且可获得盈余。我知道数十年后，中国都将认为通商有利，而绝不会认为通商有害了。西方人虽然狡诈，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译美人论大连湾通商事宜

英国人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法国人认为不妥，主要在于南宁的通商以及云南、四川的铁路。南宁如果开放通商，那么英国的轮船必定会从梧州到达浔州，进而抵达南宁，从西面占据龙州的上游。这样一来，法国人在龙州新修的铁路，其利益必然大为减损，而红河的商务也担心会被英国人侵蚀，这就是法国人不高兴的原因。俄国人认为不妥的，在于大连湾的通商。俄国继承彼得大帝的遗策，想要经营一个自由出海的口岸，西面不能在波罗的海专权，南面不能在黑海得志，而地中海南端，一处是直布罗陀，一处是苏伊士，又都是英国重兵驻扎的地方。幸好得到海参崴这一个口岸，却又受冻四到五个月。近来刚与中国亲善，其西北方向铁路的出路已经借道满洲，又趁着德国人占据胶州湾的机会，于是使鹰形的旗帜得以高悬在旅顺口。将来从吉林修筑一条支线，直达辽东半岛以抵达旅顺，俄国怀有这个志向已经很久了。现在如果大连湾作为通商口岸，那么俄国正想张开它的口，而英国却先切断了它的咽喉，这是俄国数十年苦心经营一旦失败，俄国人之所以大为恐惧的原因。那么中国对此将如何为自己谋划呢？我曾为中国筹划过。奉天是大清国发祥的地方。奉天和锦州视旅顺为安危，而旅顺以金州的得失为关键。大连湾与金州澳南北陆路相隔仅一两里，如果敌人的陆军越过鸭绿江，沿着黄海北岸向西趋向金州，而海军进入大连湾，切断南北的要冲，那么旅顺就成为绝地，而海军无法支撑，甚至奉天、锦州胆寒，榆关、天津震动，甲午中日战争正是如此，这实在是北洋的锁钥，不仅是谋划辽东的人所应当守住的。然而以周围数百里孤悬入海、三面受敌的地方，而今日中国国家财力既不能筹措大队海军作为外部护卫，又不能添设炮台、多置巨炮作为内部防守，一旦有事，想要谋求旅顺这一个口岸不被外人夺取，也很难了。现在如果将大连湾作为通商口岸，那么凭借各国安居乐业的商人，杜绝各国觊觎的念头，明确给予各国一个口岸以通商，暗中实际上是借各国兴办商务来巩固险要，这是不费力的防守，无形的防御，保卫辽东半岛以保卫奉天、锦州，进而巩固北洋的门户。为中国考虑，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英国向中国所要求的，其利权固然不小。然而中国如果拒绝英国而向俄国借款，那么除了地丁税抵押之外，我担心俄国所要求的，如东三省开矿、修铁路、直至不冻口岸，以及以后总税务司的使用权，俄国人大概也必定理直气壮，其所要求的利权，英国固然很大，俄国也不小。果真如此，那么各国害怕有损于平权的局势，必将有利益均沾的请求。试想德国租借胶州湾，实在是因为归还辽东，中国厚待俄国、法国，薄待德国人的缘故。现在如果再厚待一国，那么东方拥有十万艘军舰的英国，其不甘沉默而止步，是必然的。日前路透电报载英国某大臣演说说：“如果其他国家在中国关闭贸易的门户，我们英国必定出兵与之作战。”等等，这其中的意思所指，关心时事的人也可以恍然大悟了。即使我们美国人向来不干预其他大洲的事务，然而如果与我们的商务有所阻挠损失，那么我们的政府也不能置之不论不议。

论东洋逐渐夺取西洋的利益

东洋的国家，以日本为最大。向来与中国通商贸易，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其交易的货物，则以红铜为大宗，其他非常稀少。既与国家生计关系不大，也对民生没有太大益处，所以沾取我们中土利益的，实在有限。等到泰西各国通商互市以来，除了鸦片、土货这一宗沾取我们的利益最大外，目前铜、铁、铅、煤都属于大宗，而军械、火药一门尤其称雄。此外洋布、呢绒、羽毛等货物各显其奇，争奇斗艳；钟表、玩器等物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即使是极普通的家常动用什物，妇女装饰的零星物品，无不捆载而来，不遗余力。其中利润三倍，自不待言。我们中国人民惊骇于奇异的情状，为之改变争夺，喜爱其物品的美好而修饰其外观，又羡慕其制作的精巧而适用，转而嫌弃我们中土的物品朴素而不华丽，嫌恶我们中土所制的笨拙而不精巧，争先购买，万众跟风。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几乎都存有舍弃旧物而谋求新物的心思。日本人因此获利丰厚，自从与泰西各国一律通商，于是大变其国俗政令，全都效法西方各国，是则是效，日积月累，虽然不能并驾齐驱，简直可以说是同土而异曲。西洋制造一件器物，东洋也照样制作；西洋出产一种货物，东洋也接踵而至。而且可以融会贯通其意，别出心裁，以竞争取胜。中土的人钦佩其物品的美好，几乎分不清东西；又贪图其价格的低廉，于是忘记了其脆薄。其取值比西洋低廉，是因为东洋距离中

译国土不过三四千里，路途既然近，船价就轻，行程既然快，周转自然方便，不像西洋距离中国动不动就四五万里，海洋既然远，水势就大，行程既然迟缓，往返需要时间。这其中大有不同的形势，所以隐隐可以掌握掠夺的权力。人们认为是人的力量，我认为这是地理的优势罢了。然而他们的人心原本与中国不同，而与西洋可以契合，为什么呢？西洋人以坚忍精进为存心，东洋人也能以坚忍精进为要务，不像中国人畏难苟安，浅尝辄止，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所以百事难成。而在效法西洋方面，则更有方枘圆凿的矛盾。这就是他们不能从他国获利，而专门让他国在我国获利的缘故。有人或许说：这只是风气未开的缘故罢了。风气如果开了，自然人人自奋，制造器物，日久天长，何难从东洋夺取利益？又何况从西洋夺取利益呢？想要开风气，必须先设立博物院，分布到各省，再散布到各府州县，完全像西洋人的做法。凡是制器精良、成物巧妙的，必须呈献给朝廷，放置在博物院，优厚地加以奖励，准许其独占利益若干年，不许他人争夺。将会看到人人考求，家家研究，格物致知的道理层出不穷，融会贯通的心智类推无极，哪里肯让西洋独自专擅？又有什么难处能贬低东洋而凌驾于其上呢？然而中国确实断然不能实行这种政令。既然不能实行这种政令，那么又怎能改变这种国俗？而东洋于是得计了，而东洋于是获利了。有人或许又说：东洋凭借他们的心思智力，来沾取中国的利益，中国固然无可奈何了。而东洋凭借他们路途近、时间短，来夺取西洋的利益，西洋不将日益失色吗？那么回答说：古人有言，物生于东，而成于西，西洋确实是成就事物的地方，东方则是转而效仿罢了。必定西方有一物成就，而东方才有一物效仿，所以凡是事物都必定让西洋人先获得利益，这是明显的。既然已经让西洋人先获得利益，那么东洋逐渐夺取其利益，尚不足以成为西洋的祸患，姑且可以作为东洋的幸运罢了。然而难道不知道东洋的大利，在于其国君全部改变西洋的法度，将从前的一切弊政一概废除，不留痕迹。朝廷之上，君主独断专行，不像从前听命于将军；军国大事，特别开设议院，不像从前壅塞不能上达。铁路日益广泛，机器日益完备，军政则极力揣摩，矿务则多方研究，凡是所有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无不追随西洋人，以傲视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迷迷糊糊，忧虑担忧，只认为他们制造器物将逐渐夺取西洋的利益，从而交困我国，却不知道这种夺取利益的事情，尚属次要的隐忧；而他们日益富庶，日渐强横，看待我们中国的贫弱。凡是西洋之所以利于我国的，他们也将迟疑地夺取，奋勉地争夺。唉！他们所获利的，不就是我们所不利的吗？谋划国家的人，要审慎考虑啊。

译关于高丽通商事宜，开矿为第一要务。

凡是山多的地方，地气必定深厚，其下蕴藏的物资，无法用深浅多少来计量。地球之上，浮出水面的是陆地，陆地之中本应有所产出；然而水也在地表之上，水底与没有水的陆地并无不同，水下的土地也能孕育生物。只是人力从水中获取的，都是水气凝结而成的动物，而地中热气所形成的矿物，因为无法在水底流通，所以世人难以见到。但是地中的气也是流动而不阻滞的，所生成的物质能够运转迁徙，而水底的物质往往归并聚集到山中，这就好比水面的物体，经过波澜的推荡和风力的吹送，逐渐靠近岸边一样。因此，多山的地方，矿产固然不少，而多山且靠近水的地方，其矿产比别处更多。高丽全国都是山地，南北长达二千里，其山脉自北而来，直接连接关外的兴安岭，直到俄国西伯利亚的乌拉岭，可以说非常遥远了。北部边境的山虽然气势雄伟，但塞外夹杂着沙漠，东西绵延三万里之遥，左侧俯瞰东海，稍微靠近一半而已，边界北冰洋，终年寒气凝结，偏向盛产水中与水底生物，不及其他海域。如果右侧倚靠欧亚分界的地中海，那么距离本来就很远，水底物质的归聚相当困难，虽然有黑海、咸海、里海等水域不通大洋，周围里程也不甚广阔，这就是高丽以北地区之所以不见生物繁盛的原因。自从与吉林分界，地形径直面向东海，山势延绵如同人的脊骨，寸节相连，直到南境入海才结束，纵向有二千里，横向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东西都是海洋，崇山峻岭与波涛相互侵蚀，水底的物产也逐渐归聚于此，而该国向来没有开采的方法，难道不会日积月累地增多吗？日本近来与高丽交好，私下羡慕其地理与本国相似，目前日本大力试验开采方法，煤炭之多可以出售给其他国家，铁之多全部用于冶炼，物产繁盛，成效明显，推及高丽，自然没有高下之分，所以急切地想要与高丽通商。地中的物资，每年有所产出，多取则生成缓慢，以至于匮乏。西方各国即使很大，也不过开拓土地五千里，百余年来煤铁金银的使用过于急促，地中热气的酝酿郁结不能迅速恢复原状，近来甚至需要其他国家的材料来使用，可见使用就会逐渐不足，不使用则常留有余。我的家乡东边靠近剡山，山中多出产石头，人家造屋取用，平整围墙，多而且便宜，然而长久以来也不觉得缺少。到了同治年间，海塘工程大量需要石料，山中斧凿日夜不停，大船装载，全部投入洪流之中。不到十年石头就将用尽，山的西面千疮百孔，看上去将要坍塌，这才知道造屋筑墙的用石，不及修筑海塘的一半。这虽然是很微小的例子，却可以比喻大事。现在高丽地中元气浑然一体，如果能够及时开采，其用途难道有限量吗！可惜该国风俗粗野，人情质朴，既不知道开采传授的方法，又没有聚集资金的资本。目前虽然说通商，但固执的观念尚未改变，想要该国人士有志于此，还不知道在何日？但我说不通商则罢了，既然已经通商，就不必内地都有布置。只举所选择的鲸山、釜山等港口来说，四大洲各国的人聚集居住于此，条约中原本就有租地的举措，对于商人来说不难经营此事，使从古以来的浑噩陋习一变而为富庶繁华的景象。只是高丽是中国的附庸，与各国往来一切平等，都遵循同盟的礼节，怎么能像南洋番族、非洲黑人那样，当西洋跨海建立港口的时候，望尘奔逃，不改狩猎穴居的习俗，而任由他人建设造作，不敢过问呢？况且高丽本来没有利于航行的船只，如果各国既已到来，也应当有商人在重洋贸易，与使臣远驻他国，这是第一件需要钱的事情吗？海防不可不防备，训练军队、教导士兵，制造器械、建造船只，哪一件事不耗费百十万？其全国国库的储备，商业资本不值一件事的需用。其他通商地区之所以与各国合力经营的，又不可少。只有开矿才能迅速获得大宗的利益，以救济这笔大款项的用途，否则计策将从何而出？特别担心高丽人有这些美好的矿产却得不到方法，且没有资本，所以我以为有赖于中国的帮助。中国矿务近来开办了几处，逐渐见到成效，股票之贵不谋而合。虽然不过是数年间的功用，但华人能够知道开矿的利益与争出股本、乐于从事的心，即使说华人对于矿务实已达到极致，而其余力能为高丽代谋也是可以的。上天不吝惜大地，大道不吝惜自然的利益，天下可以共享。那些以西方人明晓矿务，在他国有矿的地方，他国不能自采，就与他国商议代办公分其利，原本不全是附属国，高丽是中国属国，事事求助于我们，何至于有越俎代谋的讥讽呢？况且中国内地开矿，原本不是用本地的人收取本地的利益，那么同样是纠集股金兴办，与高丽人分利有什么差别？与内地人分利，而说不免舍己为人，这又是拘泥的儒生之见了。

关于高丽通商事宜，设官为第二要务。

高丽通商的大局，今天的意思而议论迅速者，其君臣有同

译基于心同德合的情谊，因为日本人在那里，才相信通商对国家有利，与通商的国家越多，通商的利益就越广泛，因此彻底改变计划，完全改正从前的积习，又经过中国互相筹划劝勉，然后他们的意志坚定，事情才能迅速成功。然而这只是其朝廷的主张，至于全国民众的民情，未必能一下子改革。马观察陪同美国官员前往高丽，一同前往签订条约的人，有的是为了公事，有的是为了生意，都想考察那里的地势，观察那里的民情，希望一切稍微有个标准。于是各位到达高丽之后，所见所闻大致相同，虽然只停留了十天就返回，逗留时间不长，没有机会深入探访究竟，竟然像所说的那样：看见美国船只停泊在海口，不敢与船上的人往来；英法军官士兵登岸，看见的人颇有不悦；妇女一见西方人，竞相奔逃躲避等情况，可知其君臣对于通商，民间尚不满意。至于风俗的朴陋，人物的古野，日常生活的俭啬，尤其不是可以谋划大事、兴办大利的。所以议论的人说，条约虽然签署交换，但办理还需要一两年。积重难返的局势，凡事都是这样，其君主恪守附庸的职责，你不欺骗我，我自无担忧，二百年来没有什么举动，朝廷和民间相安无事，遂成习俗。节俭过度就接近于鄙陋，安分过度就流于懒惰，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目前定计变革，难的是民情不从，一旦有人反对，诸多掣肘，取笑外邦而贻羞本国，该怎么办呢？事情有因势利导的方法，顺应时机而化解，不必强人所难，自然没有违逆之言。听说高丽人居住饮食，节俭不合礼制，八道二千里幅员之广，古代诸侯所没有的，而富户极少，平时安分乐业，不知道非分的谋划，这是因为见闻狭隘的缘故。现在口岸多处同时开放，万商云集，建造华屋而开辟坦途，游处其间的人，四洲富商都有豪奢气象，不曾见过的人为之咋舌。我知道高丽人必有羡慕心动之心，因而自惭形秽，力求致富的方法。于是国内应该兴办的事，应该获取的利益，上下一心相助办理，原本不难蒸蒸日上。然而一定要等到这时高丽人才开始经营，未免太晚。但是民间的成见牢不可破，即使在上位者劝谕交加，也无能为力。比如中国二十年前，京城人士耻于谈论洋务，痛骂西方人，用古今时势局面异同的说法，曲解譬喻，终究不肯相信，甚至把说话的人当作汉奸、洋奴。京城官员子弟有进入同文馆的，同乡辄鄙视他们。那些离海口较远的地方，更不知道外洋有几国，地球有几里。现在高丽人的所见，大概也是这样。只是目前定下这个大计，全靠中国主持。高丽人有对政府不满意的，必然没有对中国朝廷和华官不满意的。至于那里的迎送之礼，不敢缺略，而道路两旁观望伫立等待的人，尤其觉得礼意真诚，可知尊奉中国朝廷已成国俗。如果华官为他们经理通商，自必事事听从命令，而以前认为不便的，从此异口同声不再议论了。由高丽官员自己管理，不如华官代理，因为高丽的君臣起初也执意不行，现在突然改变计划，对于通商事宜，固然没有亲自掌握权力，明显看到效果，民间必有借为口实的人。如果由中国派员前往，都是熟悉洋务的人，在中国想要大收通商的利权，或许有所不行，赴高丽而令粗略定下通商的格局，规划不担心不周全。等到布置完备，高丽人的耳目已觉一新，由此经历验证诸事，而逐渐知道其益处，眼界为之一开，风气为之一转，国内致富致强的效果，全在于此了。洋关收税，是通商利益的大宗。拘泥的儒生之见，高谈世务，一涉及中外交涉之事，常为人担忧，说只看见中国的钱财被外洋人赚走。他们哪里料到通商以来，有今天这么大的利益呢？然而中国自知积弊不能立即清除，海关税务特意用西人经理，才能事事整饬，每年收取数百万的款项。当时定下章程，难道是说中国官员独自不能胜任海关的职责吗？也是因为事情未经办理，有不相宜的地方。那么中国的事情，还有需要人经理的地方。现在如高丽通商之初，既然为他们核定约款，相度机宜，衡量事大字小的道理，固然无不合适，而其君民上下之间，还有扞格不通的情况，正赖中国熟知洋务的官员，有以善谋其始，而大变其俗呢？所以说，这是因势利导的功效。

译关于高丽通商事宜中招募商人的第三策：

每逢高丽贡使回国之时，中华货物便随之运往高丽，在其国内出售。其中货物以丝绸为大宗，历来是用高丽的人参、纸张、布匹等物进行交换，交换的数量自有定数。受限于惯例，各种新奇的贵重物品无法备齐，因此即使是丝绸也没有优质的。高丽国内百姓无力购买这些货物，只有王公贵族和官员才会采购。中国商人每年也有前往高丽贩货往来的，但是走陆路前往，从北京到奉天，向东抵达吉林，进入义州境内，关卡查验极为严格，商旅经过必定受到盘查，因此一年不过几次，而且并非任何人都能前往，必须由吉林将军衙门发给护照才可以。所贩卖的货物，民间大多也不购买，而带回的货物除了人参、纸张、布匹等种类外，很少有值钱且内地适用的，所以关卡禁令严格，商旅也就常常稀少。至于高丽人贩货来华的，更是罕见。商业事业与国家财政的来源，互相维系，高丽民情如此质朴拙劣，难怪国家用度不能宽裕了。

然而高丽国内虽然没有人去国外经商，但士农工商四民各自有习得的行业，难道没有白天在集市上交易的商人吗？那些才能足以权衡资本、交换有无的人呢？可惜他们资本不多，只能在乡里间经营，而不思谋取海外的利益。目前事事都是初创，商民拘泥于成见，哪些可以与西方商人交易，哪些可以让国人经营，全盘计算尚无头绪。如果因循守旧，等待风气逐渐自行变革，那么通商条约几乎成了虚设，而各国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久而久之也会意兴阑珊。这样，想要港口兴旺，怎么可能做到呢？

日本与高丽订立条约至今已有四五年了，只看见日本人去高丽，却没看见高丽人去了日本。日本的货物固然由日本人贩运而来，各国的物品也都由日本人转运，而高丽的土特产却又由日本人载回，高丽人却不能自行出口，这可见高丽人并不擅长贸易。日本想使高丽归属自己，急切地推行通商，议论的人说其本意不在通商，而是另有图谋。但即便仅从商货的利弊来说，几年来也特别缺乏生气，一方面外货销售少，另一方面土货出产稀少，进出都没有利益。我认为今天的形势，不止是日本往来于四海之上，将来各国都会成为盟友，追随其后增添光彩，必须使通商的地方日益繁荣，然后对自己国家有利而不被外邦嘲笑。然而整个高丽国内，并没有著名的富商可以创业兴利，这该怎么办呢？

近来中国商民对于合资合股经营的事情，颇为踊跃。某矿某公司的股票买卖，有的加价一半才买得到，有的加倍本金争相求购，与十多年前相比，风气为之一变。如果高丽开设港口的事，由中国派官员经理，虽然在高丽，却如同在本国一样。我认为华人听到风声争相前往，其心情会比前往新加坡、旧金山等地更加迫切。因为高丽是我们的属国，仅隔一洋，如同门户；而七洲洋之外，要经过几程才能到达南洋诸岛。而且高丽民情尊崇礼义，中国与他们相处，自然没有土著仇杀的祸患。与近来美国人商议阻碍驱逐之事相比，事情刚刚初创，利益必定争先，其心意只怕别人奔赴而自己反而落后。所以中国的商人会有不待招募就到来的。所担心的是，高丽人不懂贸易的方法，华人虽然以创业兴利为心，却没有人跟他们通力合作。招募外来的商人，容易；招募国内的人，困难。

计策只有一条。高丽人缺乏的，并非完全不懂经营，只是见闻狭小，规模卑陋，志向迂腐拘谨，财力短促，即使有善于经商的人才，也苦于没有凭借的手段，所以如此。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额度既然不可增加，民间存储的资金注入又担心枯竭，目前的资金不足以开创一项事业，这就不得不仿效西方方法开设银行了。高丽人虽然没有现存的财富，也有世代守护的财产，现在如果有人用银票借贷给他们，那么万金的财产就可以应对万金的用途，由此或者自己谋划事情，或者合作兴办利益，流通既广，转运就不难了。小的方面，如通商场所，一切布置自然可以逐事整顿；大的方面，如修筑铁路、架设电报、开采各矿、制造船炮等项目，致富致强，全都在这里了。然而目前开设银行以便高丽人，正只有华人来做，道理才顺畅。

各国与高丽订立条约，所选择的各港口商人，既然前往贸易，必定使当地繁盛而后分享利益。他们看见高丽贫瘠非常，商民缺乏贸易的方法，竞相设立银行进行借贷，那么就已经占了华人的先机。而在办理一切事务时，高丽人不经惯的，又从而赞成，表面上是帮助高丽人，暗中实际上侵犯高丽的权力。积累渐久，平等往来的局面一变而成强弱相役的形势，这就是安南、缅甸的后续了。难道不是中国的大患吗？高丽与美国订立条约时，向美国朝廷请求，说高丽向来是中国的属国，如果与中国交涉，美国不必过问。这也是深思远虑的一点。预知将来必有流弊，所以预先提及。那么高丽人尚且知道自我忧虑，而说中国用来帮助他们的，可以让别人占先吗？

译设置戍守（的军队）

译俄罗斯开拓疆土极为广阔，横跨欧亚两洲，若从球体视角来看，如同揭开圆形器皿的上半部分，大有俯瞰一切的气势，况且四周全是海洋，所以能够四通八达。只是它偏居北方，气候寒冷，土地空旷而人口稀少，道路平坦却迂回曲折，虽然有着长途驾驭、远程控制的谋略，但受限于地理条件，无法充分施展其志向。否则，像中国东三省，在我朝初兴之时，兵力强盛，不过几十年，就已经定都中原，不再经营发祥地的旧土，使其与内地各省一同治理，导致数千里的广阔土地被弃置为边境荒地，恰好与俄国西伯利亚部乌拉岭南北的一片荒土相接。太平日子久了，东三省的防务兵力已经非常疲弱，外藩蒙古也再次不振，而俄国正大开宏图，急切谋划吞并，通往东方的道路畅通，难道不值得忧虑吗？所以俄国不能得逞，是中国的幸运。中国的幸运，也就是高丽的幸运。然而俄国不能从东部直达中国，但起初从未曾对中国忘情。移动界石，未能得逞其奸计；逆回叛乱，最终弥补了裂痕。然后舍弃陆路谋划海路，认为土地虽然广大，东面可惜没有通商的口岸，于是经营王〇车春。它经营王〇车春，难道不是说同样是通商的国家，葡萄牙的澳门、英国的香港，中国的土地居然由他们治理，那么俄国仅仅在王〇车通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却不知道事情虽然相同，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往来珲春，仍然依靠轮船向西驶出波罗的海，逆流红海以到达印度洋，而东京日本再向北行驶抵达。水路数万里，不畏惧迂回遥远，来争夺这个埠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它与日本如此亲信，船只停屯了，器械储备了，修理接济的事务也代为承担了。这些都是往事，说过去与中国确实有违言，难怪有这些举动。然而近来又用兵船在南洋、东洋游弋，想要做什么呢？〇它在陆路上的谋划不成，转而谋划海路。中国知道了它的谋划，特意简选大臣经营东三省，在黑龙江、宁古塔等地练兵，在奉天、吉林两属招商放垦，加厚防务而边疆清晰，充实土地而根本稳固，以断绝俄国陆路的谋划。而对于珲春这一个埠头，则与俄国共同整顿，以完成友好通商、彼此获利的大局。它凭借贸易而来，我也说志向在于贸易罢了。而直隶、山东、辽东各口岸层层布置，都驻扎重兵，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罢了。然而吉林与高丽接壤。从陆路进入吉林，首先当其冲要，然后才波及高丽。现在陆路的谋划已经断绝，那么高丽不必再设置防备。当前急切应当筹划的是，高丽三面临海，从前没有开放口岸，害怕敌人突然乘虚而入。现在各国通商，又担心敌人逐渐侵入。高丽的士兵，穿着长衣大袖，拿着阔斧大刀，哪里能适应今天的战用？向来没有水师兵舰，口岸严格封闭，商船尚且难得见到。谈论海防，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事。中国即使不为通商的大局考虑，也应当为高丽谋划，因为它在海势上逼近，在陆地上更相连。如果有不测之事，不仅是高丽的祸患，也是中国的拖累。所以仅仅自我巩固防务，而谋划并不完善。日本窥伺高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看到各国订立条约通商，并成为高丽的盟国，心里已经有所忌惮。又看到高丽事事请示中国，意思更加不悦。观察美国官员在高丽签署文件的时候，日本驻高丽的官员独来独往，想要参与其事而不能。看到的人把它比作闲云孤鹤，它不能参与其事，正是有不肯不参与其中的人在。此后通商事宜逐渐筹办，或者利于高丽，或者利于各国。在日本不过是同盟中的一个邻近国家而已。它想要像过去那样单独与高丽通商，欺负高丽人没有熟悉外务的人，事事占其便宜，形势上已经不能。积忿成仇，逐渐积累又想逞强。而各国之中，强大而且辽阔的，没有比得上俄国的。如果暗中与俄国结盟，以图谋高丽，以日本一国的力量，或许不能改变各国的盟约。以日俄两国的谋划，未尝不能破坏通商的大局。然而想要高丽整军经武，处处设防，那么国家用度已经无处支出，造船制炮的需要，尚且等待通商数年之后，财源逐渐旺盛，才可以次第兴办。而现有的士兵，大多拘泥于古法，疲弱生疏之辈，即使参用西方方法，赶紧学习，恐怕缓不济急。所以我认为中国既然以藩属的旧例事事为其经理，那么派遣官员以资督率，尤其应当分拨兵舰作为援助。天津、上海、福州、广东等地次第造船，加上从外洋购买的铁皮炮船，数量不算不多。然而目前海疆安宁，所有停泊在海口的船只，每年耗费数百十万。闲暇则性情骄惰，安逸则技艺生熟，而终年停泊，轮机不动，船中器具腐朽损坏令人担忧，与其耗费如此多的国库银两而置于无用，哪里比得上让它们巡历海中而长期作为外援呢？总之，俄国与日本不能忘记高丽，也就是不能忘记中国；中国如果能保卫高丽，也就是自我保卫。怎么能说向来没有驻守藩属的先例，而把此举当作越俎代谋呢？

　　策高丽通商事宜化俗第五

自道光二十年以来，中外

译中国与外国交涉，至今将近四十年。只有通商各口岸，与西方各国的商民相互熟悉，一切交涉事务，也已经了解他们的性情，知晓他们的风俗。有各自出资本互相协助经营的，有中国的事情，各国互相赞助完成的，有西方的事情，各国相辅而行，而中国也参与其中的。习惯久了，渐渐觉得相安无事，没有惊骇诧异的样子。确实因为现在中外形势，以通商为根本事务，地域分散在四大洲，国家并立为数十国，与中国古代中外常态，南北疆域划分的情况大不相同。不过通商的意图，主要在于谋求利益，利益所在，人们必然争相前往。那些国家如果不能自立，有利可图却不兴起，其他国家就会羡慕并夺取它罢了。然而他们的意图在于利益，其实也不仅仅在于利益，利益产生于土地，其他国家占据它以兴办利益，正想要长久保有这块土地而不让别人拥有。如果一定要得到这块土地作为己有，那么距离国都或许数万里而不能联络，或者数千里而仍然隔着海洋。所以近来如英国对印度，西班牙对南洋，以及非洲、美洲各国所建立的口岸，其利益可以谋取，而其土地则不可以得到。而且所谋求的是利益，也曾设置军队驻守，耗费大量资本，然后每年有所收获。凡是这些地方的利益，被其他国家的人所拥有，也是因为该地的君臣商民不能自立，振兴的方法萎靡苟且，以至于兵力也不能抗衡，然后其他国家得以趁机夺取。假如五印度，起初不受佛教虚无寂灭的祸害，后来又不遭受回教放诞邪乱的灾难，开拓土地数千里，居于东半球之中，联合五国的势力而成为一统的尊主，兵强国富，又怎么会积成衰弱而被英国人蚕食呢？其他如美洲的荒土，风气未开，非洲的炎热，物产低劣，也是地气所限制，上天特意举出授予西方各国的。假如美洲早有华盛顿那样的人，非洲也出现圣人，那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了。南洋各岛，土著凶狠粗陋，不能自立为国，固然由于土地狭小所致。然而苏禄三岛竟然能够自我防守，那么也不完全在于土地的大小。可见西方各国所到之处，如果都能自我振兴，即使有轮船火器的便利，也难以奏效。相持久了，不过是同为友好国家，一律通商，而普天之下，没有不是自主的国家，断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守府的情况。然而目前的大局，是经验之后才看到的；而古史的事迹，诵读之后却容易忘记。一提到外国，大家都说：这是中国的祸害。试看中国疆域如此广阔，而四十年来了解西方志向与通商利益的，在各直省中能有几处的人？广东与洋人交往最久，近来福建、浙江南部的人稍稍知道利害得失。然而距离海口千里以外，如果有外国人传教到达那里，或者游猎经过那里，那么乡里父老、市井小儿仍然哗然认为奇怪。民情如此，官员也是如此。前年马嘉利探路到云南，被腾越的野人杀害，外人纷纷议论该处总兵实际上是主使者，又说省中大官授意的。衡量情理，此案也有不能妥善处理的。少见多怪，人情大抵如此，即使过了四十年也不能避免。那么用中国的往事来类比今天的高丽，又可想而知了。高丽从古不通他国，势穷计尽，然后与日本往来。因为与日本往来才开始知道通商的利益，这只是通日本，而日本未必是高丽的福气；不仅通日本，而日本也不足以成为高丽的祸患。那么今天请求中国与美国、法国、英国等国订立条约通商，正是高丽兴废存亡的关键，关系不可谓不大。其君臣急切于通商事务，其跟随中国之后成为各国的友好国家，是明显的。成为各国的友好国家，必然不至于成为印度、南洋与非洲美洲的荒土，也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其君臣立意已定，而其八道的百姓却不能与君臣同心，此后依次兴办，能使民心都满足吗？以中国朝廷的权力和通商的长久，而内地百姓尚且如此，那么以高丽的国势和国俗来说，可以依赖吗？作为君主，有一件事不合乎民情，已足以导致动乱。如果通商之后，该改的应当改，该兴的应当兴，岂是一两件事可以概括的？所以应该有乱人暗中谋划弑君叛逆。去年季裁仁的案件，高丽朝廷严办痛惩，而乱党最终没有完全绝灭，现在又有江道源、赵灵天等暗中图谋不轨。虽然这些人不知长远谋划，只执守成见，即使全部逮捕他们的党羽并在高丽诛杀，对通商起初没有损害也没有阻碍，只是在事事整顿之际，而内乱屡次发生，也实在不是好计策。我私下认为高丽疆域直不过二千里，横则六七百里不等，三面靠海，其内地没有距离海口很远的，像中国的腹地那样，扩大其志趣，开阔其见闻，较之中国还算容易。百姓所好在利益，如果通商之后，能使国内大开利源，君民共同沾惠，转变自然迅速。然而目前不能立即兴起大利，似乎还需要依靠繁琐的条教号令。

译那些德高望重、受人敬重的人，或许由中国多派遣官员来全面管理各项事务，那么国人大概就不会有怨言，而拘泥迂腐的风俗也就能够逐渐改变了。

译关于高丽通商事宜及兴办学校第六

就高丽目前的大势而言，各项事务都关系紧要，而能够获取通商利益、扩大通商局面的根本，尤其在于改变风俗习惯。高丽国家虽然有仿效泰西（西方）的意图，力求富国强兵的策略，知道富强的根本实在于通商，急切地与各国订立条约，并请求中国派遣官员前往考察情况，代为经营管理。然而民间仍然拘泥于旧有的偏见，动不动就把结交外国视为可疑之事，对于外国船只进入港口则畏惧躲避而不敢与其往来，见到外国人登岸则惊恐怀疑而不敢靠近，这种弊病百出的状况，甚至足以预示灾祸。外国船只进入港口、人员登岸，是因为有条约规定在。条约既然各自签字画押，那么来者就坦然无疑了。可是国内的人有这样大惊小怪的情状，能让远方的人安居吗？既然不能安居，那么对于商务又怎能期望好转呢？然而想要改变风俗，其形势又不能立刻做到。朝廷既不能每天颁布条令告知官府，又不能逐个人劝告开导，即使中国的官员驻扎在那里，长期习惯与当地人往来，开诚布公，家喻户晓，但也只能在海口树立风声，而不能进入内地像木铎巡行那样教化。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兴办学校来教育他们，终究会拘泥固执而无法改变。高丽的君臣本意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曾经派遣去日本的学生，以及到天津各局学习一切事务的人，不能说没有对西法感兴趣。我认为高丽人见闻狭隘，对于西法各项事务毫无门路可寻。高丽地处东瀛偏僻之地，泰西传来消息，说苏彝士运河开通之前，取道非洲，由西向南到达红海，既然轮船已经通航到那里，并不需要横渡大西洋，只有从欧洲到美洲，才需要横渡大西洋以抵达美洲东岸各国，至于太平洋，自从日本通商之后，才开始成为从日本到达美洲的要道，十多年来轮船帆船才在东瀛盛行，高丽人才得以见到。等到日本与高丽通商，然后西洋货物才完全进入高丽人的视野，但也只是粗略看到大概，不了解精微之处。现在突然让高丽人学习一切制造运用的方法，实在觉得格格不入。试想中国南洋诸岛，自明朝以来已大半被泰西占据，福建所属的人贸易所到之处，泰西人的风情、物产、制造方法、经营之道早就为人所知。然而中国通商至今三十年了，一切举办仍然觉得不太得手，那么对于向来没有见过的高丽人，一旦要求速效，难道有益吗？我的意见是派人出外学习，不如先在中国设立学校，广泛购买西书，让精通翻译的人译成中文，再由中国通达世务、熟悉一切的人，分门别类地教导他们，使他们通过中文阅读西书，了解西方风俗的质朴敦厚，认识西方人的精明勤奋，见到西方器具的便利实用，以及一国的法律条例、万国的通行律法、通商交易的条约、往来贸易的利弊、驶船行海的章程，都能熟记于心，然后再教他们西语西文，以求变通的方法。这样通商一事，国内的人就知道它是立国的关键策略、利民的根本事务，大概出去担任职务，都能专心致志，追求所谓的大利大益，而没有苟且因循的看法。那些志向远大、家境殷实、体质强壮的人，则再选择多人，专门派他们出洋游历考察，用见闻的实事，补充诵读的空谈，使他们与担任职务的人商讨确切详明，同心协力，为商为国，美好的利益共同分享。像这样而没有蒸蒸日上的吗？以前中国选派学生出洋，有不到期限就回来的，有延期才回来的，这些人沾染了外国习气，回国后不能胜任一切事务，即使饮食起居也多不习惯，充其量所学，要么一知半解，能翻译但不通中文，要么制器造船，明白一端而不知整体。十年来经费浩繁，以为培养人才，却适成这种无益之举。南北洋分派职位，颇觉困难，可知舍本逐末的做法，终究无益。高丽派选学徒，不立即去英美等国，而是先去中国东洋，而且不局限于幼童，似乎弊端不至于如此。然而与其出外学习，不如在国内设教，先使见闻开阔，志趣远大，一改从前迂腐拘谨、粗陋的习俗，使国内的人都知道通商是富强的要务，习见外国人，而熟闻外国事，必定有救时振俗的人才从中出现，然后让他们出洋学习，辅助其不足而达到成功，这是循序渐进的效果，不能急于求成。高丽人分三等：最尊贵的是国王亲属，世代为官长；其次是前王族亲属，也与平民不同；至于编户平民，则世代从事渔樵工贾，即使有才能，也难以向上通达。我认为国内设学之后，似乎应该稍作变通，使草野之中的人才蔚然兴起，都为国家所用，那么大概就能兼收并蓄，而民情兴起，其人才不可胜用。

论日本及美洲西部商务情形

往年游历，众人都说日本、中国、亚洲、东方诸国与美洲诸邦，必将跨越太平洋大兴商务。看近日情形，所说的确实不错。查八年前太平洋商务，其贩运

译往来运输，仅由一家公司包办，绝无阻碍，只以振兴商务为要务。一千八百八十年，轮船往来，开辟新路，与当时新造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相接。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北太平轮船公司又开辟一条航线，直接连接从大口马（西雅图）始建的北太平洋铁路。后来又有美国阿利根邦亚洲轮船公司，特意开辟新航线，直通伦敦。这些都是轮船经太平洋往来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航线。美洲大北铁路，其终点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地方，唯独这一处尚未与轮船相接。不久，该铁路公司必将与日本轮船公司特意开辟新航线以相连接，足以使日本与美国主要邦州之间的往来道路便利妥帖。过去轮船由横滨渡太平洋开往美洲沿海地区，最快也需二十五日。自从开辟多条航线以来，水路行程减至十五日，前往纽约仅需二十日，前往伦敦仅需二十七日而已。邮件经美国送往欧洲，不到三十日，现在邮件每五日一班，比较起来必然加速，将来自然会逐渐减少时日，这是可以预知的。每年环游地球，观赏该国特殊技艺盛况的人，或来或往，多由太平洋轮船经苏伊士运河，虽然路途遥远平坦，但夷人乐于前往。开辟新航线，游人循着走，贸易往来也就随之发展。古语说：“转运便利，贸易兴旺，这确实是商务的根本道理。”从近年贸易兴盛的情况来看，足以证明这话有效。太平洋各航线，以去年货物而论，仅靠常年往来的轮船已不够转运，所以需要租赁其他航线的船只协助转运。日本将成为太平洋沿岸麦面的一大买家，不仅本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依靠贩卖，如高丽等就是。西伯利亚、上海两地销售尤其广泛。日本公司的轮船转运货物，分赴邻近口岸，极其迅速，日本商人因此大获其利。日本纺织棉布的各厂将贩运美国棉花，广泛贸易，因为美棉细美，其他国家愿意得到。美棉进入日本港口，每年约五千吨，今年清单上的数量遂有增长，运棉的路线也只经过太平洋各航线而已。华盛顿州所产的木板材料，足以成为日本及东方诸国的大宗物资。华盛顿州素来号称常青之国，因为林木相望，出产松、杉、柚之类，茂盛繁盛数百年，雨水滋润，阳光温暖，林木盘生，其价值不可计数。而且有无数高树，竟有高达三百尺，周长超过二十七尺的。出产上等木材的地区广达二百万亩，那些尺寸较小的树木日益繁多，将来的出产自必无穷。去年美洲货物运往日本的只有四种，以后转运日益加速，那么今年、明年之间可望日渐好转，入口货物当不止这些。附近西雅图地方炼铁、炼钢等厂正拟开设，将来必然推广，凡濒临太平洋的各邦州皆能一律开办，也待日本及东方诸国铁路盛行，应当可以推广。横滨商务局上届清册论及太平洋沿海各厂所出的铁丝钉运入口的情况，又说铁丝钉不能兴盛，因为美国工价较高，实在不敌欧洲工价之低，所以获利无几。然而既然有机器造钉，工价的多寡可以不必计较。美国始创电气，不必用于燃灯，而且用于机器需求，凡是街道、铁路、解木厂、机器厂等处都取资于此。这是因为取之很廉价，用之很方便，确实足以代替汽机。美国电机比其他国家的好，价格也细微，然而看其与机器是否合宜，其用途也比其他地方的电机略有不同。华盛顿州西部牧畜极繁盛，向来依靠它转运载物，现在因电机盛行，马价遂有所减少。上等调良马匹运到日本需银八十两，牛肉也可畅销。华盛顿及附近爱达荷等邦州向来称为牧畜之地，足以供应日本之用，比其他国家尤为便利，这是日美通商的大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