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　内政部十八　讼狱

译这正是百姓陷入贫困、文书积压繁多的原因。现在我与各位约定，有六件事必须亲自处理：受理诉讼的期限，必须亲自接收诉状；能够判决的立即予以结案，不能判决的交由幕僚拟写批文，必须亲自仔细审核，分别批准或驳回；批准受理的案件签发传票传唤当事人，必须亲自删减多余人员；人命和盗窃案件以最初的供词和招供为关键，必须亲自勘验现场，越快越好；审理案件的期限，哪一天解送勘验，哪一天详细结案，必须亲自计算；对于监禁管押的犯人，经常前往查看，每天在头门张贴告示，每月造册上报上司，必须亲自管理。这六件事都能亲自处理，那么审理诉讼时出现失误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怠惰贪图安逸，不肯亲自处理的人，记录过错以示惩戒；如果识字太少，无法亲自处理的人，严厉弹劾绝不宽贷。

译第四条 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挂告示牌示众

凡是小民初次涉讼时，原告与被告彼此愤恨争执，任意胡乱书写，其中往往多有妄加牵连者，甚至有差役勾结串通将其牵入诉状之中的情况。传票上传唤的人越多，书吏和差役索取的费用就越严重，这叫做“点”，所谓“堂上一点朱，民间万点血”。此后处理自理词讼，只允许传唤一名原告、一名被告，以及一至两名干证或证人，不准多传。传唤到人证后，除非是命案、盗案等重大案件，不准轻易管押，只允许当堂取保等候审讯。万不得已必须羁押的，则须随时亲自到班馆查访，有无凌虐、私押等弊端。仍要制作一块大粉牌，悬挂在头门之外，将在押人员的姓名逐一登记，并注明某月某日因何案管押，书写在牌上，使众人周知。倘若书吏差役舞弊私押，允许家属喊冤禀报，严加追究。本部堂常常派人秘密查访，如有未悬挂告示牌，或牌上人数与在押人数不符，或与月报人数不符的情况，予以记过并严惩。

第五条 禁止书吏差役索取费用

凡是有一份诉状到案，如果涉及富民及巨商，则差役勾结门丁，买通此案差票；又或者是门丁书吏收受贿赂，将原差的名字签黏在票尾，蒙蔽官员标判；又或者是家丁请求明确，本官指定签派差役。这种弊端，无处没有。又或者是原差串通，告状的人等到该差役值班之日才来喊控，以此作为朋比为奸、讹诈勒索的手段，这就是江南所谓的“坐差”。差役持票上门，引来同类呼朋引伴，喧哗征逐，妇女躲避，鸡犬不宁。本家被搜索一空，亲族也因此受累。等到审讯时，有坐堂的费用；将要结案时，有了结衙门的费用。双方议和的，又有和息诉状的费用。一个字到官府，百种需索，百姓疮痍满目，如何能承受！从今以后，各属应当革除以上积弊，凡是签派差役都选择谨慎愿做的人，分路酌情派遣，不准门丁书吏签黏指请。一切规费，酌情核减。看待百姓家有差役骚扰，就像自家有差役未退；看待百姓家有诉讼纠缠，就像自家有诉讼未结。官员设身处地，则民间受福无穷。这在于良善的官吏内心自我警戒、自我修养，我不能一一预先设定记过的标准，然而查访得实，也必随时严惩。

第六条 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并悬挂榜文

直隶向来章程，州县按月呈报上司的，约有五种：一是新旧各案已结未结开折呈报；二是监禁之犯开折呈报；三是管押之犯开折呈报；四是监官病毙者具禀呈报；五是窃贼未获者具禀呈报。每月报告这五件事，立法可谓极其严密完善。然而近来不报告的县很多，呈报的县很少，即使偶尔报告一个月，又再次间断数月，以致无法稽查。现在想要清理狱讼，必须将这四种章程认真执行。本阁部堂制定一个格式：首先叫积案，上月控告的为旧管，本月控告的为新收，审结的和息注销的为开除，未结的为实在。其次叫监禁，再次叫管押，都分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又其次叫逸犯，无论强盗、窃贼、土匪、逃军、凶犯、要证，只要是逃逸应缉的，都统称逸犯，分为旧逸、新逸、已获、在逃四柱。其逸犯名数未定的，则添注曰“又应缉者几起”。每县每月填写格式一页，而四种情况便朗然在目了。每种各开人名事宜清单，仍照旧例开写，但宜略不宜详。州县每月初一、二、三等日办齐四柱册四种，由驿站递送省城。其偏僻的县，自度驿站难以到达的，派专人送省，限十日内送齐。院司查对数目后，钉成总册，存放在三处官厅，供大众阅看。其未报告的、报告而不实的，立即予以记过。其已报告的，视结案获犯的迟速、监禁管押的多少，评定该员之功过。有过有功者，另写一张榜文，悬挂在三处官厅。这都是本省旧章，前任总督刘公曾申明过。本阁部堂与各位僚友应当力行之。

第七条 严治盗贼以消除隐患

近来盗案频发，抢劫频繁，勒令缉捕、严加比对的文书不断，却罕见破获的罪犯。起初，参奏咨文的奏折不断，最终却没有降调的官员。即使是真正的强盗斩犯，也要再三勘验转报，狡辩供词被驳回，也不是四五年不能正法。从犯者更逍遥法外，毫无畏惧，因此盗风日盛。京城重地，各方汇聚，而行旅都有戒心。从前枭匪、教匪、捻党投降余党未除，一人煽动，盗贼啸聚，这是直隶的隐患。想要消除大患，先要铲除小盗。州县一遇到盗案，无不责成捕役。捕役中能干的人，大半通贼，本不愿破案。一旦破获之后，解送府城、省城，往返羁留，费用一半出自捕役。捕役应得的工食，本官久扣不发，解案的费用，该役无从筹措，这就是捕快借豢养贼寇为生路，视抓获贼寇为畏途的原因。此后各州县都应当厚养捕役，工食之外，另给月饧，任其所为。譬如

译优秀的将领优厚地供养敢死之士，不追究他们千日以来的过错，只要求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效用。等到办理案件时，购买线索、招募人员等费用，由官府供给发放，并设立重赏，少的数十两银子，多的每人一百两或几百两银子。如果抓捕不到，就施以酷刑严厉比附定罪，血流肉飞。巨大的利益在前面，严酷的法律在后面，那么捕役中不尽力的人就很少了。既然供养捕役来治理其表象，又选择团长来治理其根本。挑选精明干练的几个人，设立为团长，以优厚的礼节对待，酌情给予薪资，让他们协助办理捕务，约束乡邻。首告的人有赏，隐匿的人连坐。禁止赌场以清除盗贼的巢穴，抓捕窝主以断绝盗贼的踪迹，专门讲求捕盗的实际政令，不崇尚会缉的虚文。抓获之后，分别采取两种办法：一种赃物少而情节轻的，仍照旧例招供解送勘验转交；一种赃物多而情节重的，禀请本部堂是否可以照军法处置。本部堂审择要犯，批令先行解送省委审，明确立正军法，大盗的首领迅速斩首示众，贼人的胆量自然破灭，而剿灭捻匪余党，或许也可以消除祸患于无形。除了上奏之外，命令各属实力遵行。那些平日不能治本治标，临时不能重赏严办的人，记过撤职参奏；那些确实能认真缉捕的人，悬赏的银子每人一百两，可以让抓获犯人的人直接到督院领赏。即使是难以解送的犯人，本部堂也可以派兵迎护，事事体谅相助，总之不让属员有掣肘之处。

译第八条：诉讼案件长期悬而未决，查明后予以注销

乡间愚昧的百姓，常常因为一句话产生分歧，从而引发诉讼。等到事情过去、怒气平息，或者经过亲友劝解，又怨恨消解、悔意产生，双方心甘情愿停止诉讼，但衙门索要和解的钱财，难以筹措办理，因而躲避隐藏、拖延时间，长期不到案，这是案件悬而未决的一个原因。又有刁民，凭空捏造词状提起诉讼，或者挟持私仇，或者谋取利益，编造毫无根据的言论，诬告多人，只求批准诉状，不求审理案件，递交诉状之后，永远不敢到案，这是案件悬而未决的另一个原因。直隶天津、河间等地，这种恶劣风气尤其严重。如果任由案件经年累月地拖延，那么被告和证人将遭受无尽的牵连。每逢新年开印，或者新官到任，一律换发传票一次，恐吓传唤提审，这不过是书吏、差役、门丁谋取利益的筹码，实在令人深恶痛绝。查考条例规定：各衙门受理告发他人罪行的案件，一经批准，即令原告投案审理。如果不赴审，随即逃脱，且没有疾病等事故，两个月不到案听审的，即将被诬告者及证人释放，所告之事不予审理，抓获原告，专门以诬告之罪治罪等语。此后如有日久未结的各案，原告两个月未经呈递催促，即按照原告两个月无故不投案审理的条例，将案件注销，并将差票查缴，以清理积压的文书。一方面将注销的原因禀报上级，一方面汇入月报册，列在积案开除项下上报查核。

第九条：辨别是非，严厉惩办诬告的讼棍

直隶民风淳朴厚道，刚直好善的风气冠绝天下，但好讼逞刁的人也不少。有的贫民挟持私仇讹诈，捏造词状上控，企图拖累富人；有的恶民聚众谋划，动不动就以钱粮差役控告长官，借重大题目作为敛财的计谋；有的讼棍扛帮，不服判决又以诈赃致死为由，控告书吏差役，借拖延诉讼作为吃喝的计谋。种种幻象，不可言状。一经批令提审到省，奸计就得逞，而无辜者受牵连。此后省控的案件，院司不可轻易批准，情节支离破碎的，批词就应当斩钉截铁，不可使用“姑且批准饬令府查复”等语。少批准一个谎状，就多造一份阴德。那些必须准理的案件，不可轻易批令提审到省，只责成主管知府秉公研讯，或者委派贤明的官员前往会审。那些提省审办的案件，则必须分辨是非，实罪实判，虚罪虚判，道理没有两全，势态不能两存。近来直隶京控、省控的案件，一经发交谳局，平日多方弥缝，临事一味含糊。告官得实的，承审官回护同僚，只议以“不应重，不应轻”的过错；告吏得实的，承审官删改情节，只科以笞杖及除名的罪名。那些控告全系虚诬的，则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咬，只以“怀疑妄控”及“愚民无知”等语结案。奏交的案件，十审九虚，刁讼的百姓，十虚九赦。问官都自命为和事之人，讼棍都立身于不败之地，是非不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凡是京控、省控的重案，本部堂率领属官议狱之初，就应当确切追究虚实。审实的，就治被告以应得的罪；虚诬的，就治奸民以诬告的罪。黑白分明，不稍含混。一改向来麻木不仁的习气，讼棍中积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断外，再加重刑以痛苦之。本部堂惩治其他罪犯，恪遵律例，唯独对待盗贼、讼棍，则应当格外从严，希望以此挽救一时的弊端。有识之士尚请鉴谅。

第十条：奖借人才，变易风俗

严惩讼棍。邪气虽然除去，但正气不伸张，那么风俗仍然难以挽回。风俗的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想要厚植风俗，不得不培养人才。古代乡大夫宾兴贤能，考察其六德、六行、六艺而登用，此后世风教日颓，所谓的六德不可得而见了。至于六行，曰孝、友、睦、任、恤。孝友则宗族敬服，睦则亲党信服。今世未尝没有这样的人。任则出力以救急，恤则出财以济穷，今世亦未尝没有这样的人。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今世取士用文字、诗赋、经史策论，其事虽异，其名曰艺则一也。现在的牧令，即古代乡大夫的职责，本有兴贤举能的责任。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凡是孝友为宗族所信、睦为亲党所信的，是为有德之科；凡是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善举的，是为有才之科；凡是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的，是为有学之科。仰各州县采访保荐，一县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二人。其全无所举及举而不实的，该牧令皆予记过。教官如果确有所见，亦可随时禀保。举荐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额以旌其宅，或延致来省，赐予酒食，馈赠仪物。举荐有才者，本部堂或饬属派充团长，酌情给予薪水，或调省一见，札令帮办捕务

译各县都有几个人被上级长官所了解，那么正气就可以逐渐伸张，奸邪之人因而收敛。这虽然与减少诉讼没有直接关系，但端正根本、改善风俗尤其在于此。任用一地的贤士，教化一方的不良之民。芳草长成树林，荆棘不用铲除自然枯萎；鸾凤在境内，鸱枭不用驱逐自然逃跑。各位良吏不要认为这是迂腐而忽视它。

译与王成齐太论自新所书

张诚

我们县里的自新所，前任明公奉皇帝谕旨将其拆毁，士人和百姓都拍手称庆。如今听说刘知县将此事详报给按察使并议定回复，已经动工重建，全县人心惶惶。对于刘知县来说，只是因为盗贼众多，出于眼前的考虑，来不及深谋远虑，却不知道其中的弊端有说不尽的坏处。

往年季知县创建自新所时，原本是因为对小窃贼匪不忍心让他们被排斥在王化之外，所以每人给一百文钱，让他们从事职业、学习勤劳，自己糊口，不施加枷锁。一年如果没有过错，就恢复为良民，这就是“自新”命名的由来，原本与监狱不同，立意确实很好。

后来情况日益严重，先用铁链锁住，铁链锁不住，接着用镣铐和靠背枷，镣铐靠背枷还管不住，接着用木笼。于是被收进自新所的人，开始就和进监狱没有区别了。然而起初被关进去的只有窃贼罢了，时间久了，打官司的人也关进去，生员、监生有时也难免，衣冠士族几乎与盗贼为伍，乡里自爱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从此永远断绝了改过自新的道路。创始者也没有料到流弊会达到这种地步。

然而接连经过贤能的官员，几乎快要铲除了却始终不能革除，都是因为胥吏从中作梗。大概小民一旦被收进自新所，从刑房书吏、狱卒到捕役，都有例行的勒索钱财。那些有财产的人还可以支撑，如果是赤贫无资，就会遭到拷打拘禁，各种恶毒手段比监狱更甚。所以民间有“宁愿进监狱也不愿被收进自新所”的谣谚，而胥吏们把这看作利益源泉，曲意隐瞒，无不借盗贼为借口，耸动长官的听闻。

不知道责成捕快有案必严，严惩窃匪，盗贼自然减少，这与自新所设不设无关。不然，为什么在自新所设立以前和拆毁以后，没有看到盗贼充斥呢？无知的地方乡绅因为这件事与自身关系不密切，不肯直言，而自新所危害之大，无法传到官员的耳中。

我先前曾向明公进献过一点浅陋的意见，现在不对刘知县说，是因为子夏说：“取得信任后再进谏，像明公您不鄙夷我的迂腐，才能做到言听计从。”刘知县我刚认识，怎敢未经信任就进言？然而这件事关系到民间百姓很大，我自忖热心肠，不忍心沉默。幸好明公您尚未作出决定，敢借您的大力挽回，恩德无穷。如果蒙刘知县允许听从，应当让他当天就拆成平地，永远断绝根株，不要让日后滋生事端的人再次受胥吏的迷惑，而想重新兴建。

前几天明公说：“前任长官的政策一定要告诉新任长官，这是最重要的。”

清理庶狱五条疏 顺治十年

刑部侍郎 卫周祚

皇上最近下达求取言论的诏书，停止刑罚、减少囚犯，朝廷内外和谐舒畅，甘霖沛然降临，这都是像尧舜那样如天般好生之仁，有感必应，因此奸恶之人受到感化，政治简约、刑罚清明。

然而愚民作孽，重案接连到来，监狱未能空虚，囚犯仍然遍布道路。我每次记录对答，都感到伤心惨目。我愧居司寇之位，怎敢不仰体圣人泣罪解网的用心，以辅助公平合理的治理？谨就职务掌管的事项列为五条，向皇上陈述：

一是清理钦件之法。我部京城的案件容易结清，外地详报的案件有积压数年的。我查阅招审详报，看到有案件未结而犯人已在狱中死亡的。如果是重犯，死不足惜；如果是被牵连，冤屈难以伸张。这都是承问衙门玩忽职守、拖延岁月，轻视刑狱，导致监狱冤滥，人命如草芥。我认为我部应当设置钦件簿，每个抚臣一扇，用我部的印钤盖之。将奉过的钦件簿十四扇，用堂印钤盖之。前件下达即开列承问司官某日抄到，限期某日审结，行外着开曾催几次，每个月得以稽查勤勉懒惰而区别贤能与否，这样积案的头绪就可以考查了。

二是宽恕土贼之案。我部大案人命、强盗都有证佐，宽恕怀疑的情况少。只有土贼一案，每起多达数十人，初解到部审，或是县文，或是清字，总未成招。我认为土贼当场抓获的，必无冤情；虽然辗转攀诬，或是借良民以延缓狱事，或是挟私仇以报怨，一经贼人诬陷，即使没有赃证，也必无活路了。贼情如果真实，杀一百人也不算多；如果有冤抑错杀一人，已经是失误。我认为应当实行城守京章，凡解土贼就近会同该道长略节成招。其无章京处所，州县也必由该道长略节报部。如果是无干攀诬者，立即释放，不必解部，这样真贼不漏网，而良善得以安枕。

三是严格诬告之律。京师是四方杂处之地，奸棍众多，挟制抓捕视为寻常，诉讼繁兴，都由这些人引起。我常见旧案有告御状而又逃走的，明显是情虚，惧怕罪责。即前日恶棍杨大用侥幸获得宽典，实获非常之恩。我认为今后有此等奸棍，宜实行诬告加等之法，这样辇毂之下，良民商贾都能安生。

四是推广赎锾之制。我查会典，杂犯死罪与笞杖流徙都有收赎之例，盖有禄人无禄，人情可矜疑与情不可矜疑，所以立赎法以原情。如今赎锾之罪，行于外地的多，行于内地的少，这是四海邀恩者众，而辇毂受法外之恩者少。况且金作赎刑，自尧舜时已然。我认为今后臣民有流徙等罪，除大逆不道不赦外，果可矜疑者，即准……

译对于收赎的刑罚，不要直接将其遣发流放，或许能培养世代相传的忠厚之风，从而使社会风俗发生巨大的改变。一旦援引“八议”的条款，历来讨论罪过必定先推原其功劳，申明法度尤其在于顾全体制。开创基业、继承家业之时，那些一时追随龙飞的杰出人才，有对国家社稷立下功劳的，有在幕后出谋划策的，如果一概与同辈人同等论罪，这就不是法律的公平了。臣认为，有人臣犯罪，除了大逆不道等重罪之外，其余都可以依据“八议”中宽恕的原宥条款，列出情况上请裁决，这实在是为了尊崇国家体制和朝廷尊严。以上五位大臣在刑罚上只谈刑罚，总之是疏漏滞碍，宣扬幽隐而体恤失当，是违背常理的仁政；铲除邪恶、引导向善，成就刑罚最终达到无需刑罚的教化，倘若这些建议有可取之处，恳请敕令相关部门复议，施行仁政。

译请求停止部院的驳查，以节省繁琐的干扰。疏。康熙八年御史高尔修

臣在康熙七年正月间捧读皇帝谕旨：“部院衙门所有应当完结的事务，如果不立即完结，驳查拖延的处分条例繁多，随意轻重，以至于属员及笔帖式与书吏趁机作弊，也未可知。如果有此类情况，就指名参奏治罪以示惩戒。”钦此。仰见我皇上清理政务的深切用意。臣愚以为政务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刑名和钱粮的。有的因为款项不明，支解不清，势不得不驳查以求清楚。至于刑名案件则不然。臣担任刑部官员将近五年，每次看到督抚对功令心存敬畏的，凡是遇到大案要案，无不详细谨慎地参勘，层层批驳，亲自提审当面质对，然后形成供词具题上报，实在是害怕留下一点疑窦而担心臣部驳查。偶尔有部里因为一两个细节未明而驳查的，却从未见过原本判轻的因为部驳而加重，原本判重的因为部驳而减轻，使得一旦经过部驳就能在轻重之间游移，那又何必依赖那些承问各衙门的断案法则呢？这是多一次驳查，徒增一次部覆，徒烦一次圣上审阅，而对于本犯罪行的轻重并没有增减。而且恐怕奸恶之徒自知罪责难逃，反而借驳查开启侥幸的希望；而吏胥作奸，明知推敲已尽，又借驳查打开诈骗的道路。各省远近不同，有的限期四五月，有的限期六七月，案中牵涉的人犯众多，往返拘提，拖延时日，牵连拖累无辜致死于狱中的也有。等到题覆到部之日，官吏更换，案牍堆积，这实在不是清理政务的方法。臣请求从今以后，督抚的审断既然详细，部臣只核查其有无错误，如果有故意出入人罪徇私作弊的，就指名参处。引律拟罪稍有不符合的，具题改正，停止驳查，这样案牍才能得以清理，而无辜者也能免于牵累了。

严批驳以清积案 顺治十二年

古时候谨慎德行、缓和刑罚，意图在于明察公允，而重视期限以执行刑罚，不留积压的案件。大概因为上面堆积大量案牍，因而下面有冤屈的百姓，根源不清，即使忙碌地耗费精神，也没有益处。以前大案积压停滞，臣有京详，应当回复一书，已经蒙受皇帝允许，似乎足以疏通其流弊了。还担心没有清除其根源，其中事件还有拖延四五年不结案的，困毙株连，都是批驳不慎所导致的。从来盗贼人命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给府厅，府厅不得不批给州县，这是形势使然。府厅三四次驳查后才详报司道，司道三四次驳查后才详报抚按，这是惯例。这个惯例牢不可破，即使层层上报，旷日费时，难道不是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结吗？批驳的危害，更有不可言说的：有的事情多犹豫，就推卸责任等待后人；情有异同，就模棱两可等待定论；有的暮夜之金可以进入，凭借贿赂作为拖延办理的资本；情面之缘可以借助，借驳审显示公道之大；有的意见先入为主，而不顾情理是否恰当；有的想要翻案穷凶极恶之人，而不参考舆论是否一致；甚至刻薄攻击作为威势，假借酷吏来发泄其忿恨；罗织罪名作为明察，授意旨来助长其贪婪，让无辜百姓饮恨吞声，无处控诉。如扶风县牛相坤与恶势力勾结害人的疏文中说：抚院摘驳刑厅，刑厅转批给经历。想想盗贼是什么事，经历是什么官，却任意颠倒，致使极度冤屈无处控诉，匍匐到京城门口。批驳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恳请皇上敕令抚按，将原问刑厅确切查清姓名，严厉诘问重究，以警戒失职，仍然通行申饬，以后凡是各省重大狱情，在外问刑衙门初次详报批给县亲审，其次选择属县中廉明者两三人会审，再次府厅公审，每次审招词一一通详道府司院，让他们各自提出意见，细心查驳，不要沿袭仰候详行的旧例。狱案成全招达部，如果有瞻徇私情，听任科道摘参。这样，即使有力之家能得逞于有司，断不能尽得逞于司道，而且府州县唯恐听断不明，关系到他们的考核，自然会有谨慎的想法。而各道司原情比律，极力推敲，也没有凭臆率行的道理。三招成而上报抚按，凭以入告，直接期望一个月的事罢了。其他如经历等官，严加禁止，不让他们参与刑名恣意荼毒，那么积案可以少结，民命可以少得复苏。对于清理沉狱，端本清源之道，或许可以得到了。

清狱省刑疏 周清原

近来因为京师春雨偶尔失期，以致皇上圣怀屡次垂问警示。臣反复思考，只有刑狱一事关系重大。虽然宽恤的法典屡次颁布，但关乎生命，不嫌慎重。以臣所见几条，有的法令历久渐弛，弊端相沿未革，似乎应当在已禁已行的之中，再为申明推广。谨一一陈述：仓铺的滥禁应当永远革除。凡是内外问刑衙门设有监狱，原本用来羁押重囚，其案牵连人犯情罪较轻的，准许取保，不得一概滥禁。定例没有可以再议论的了。只是查各府州县在监狱之外，更设有仓，有铺，有所栅，有的店，各处地方名目不同，其名虽是将犯人暂寄公所，实

译于是高墙严密禁锢，枷锁防范与监狱毫无二致。监狱中的重囚犯，经上司稽查释放尚且有定期，唯独那些被拘禁在仓铺的人，操纵权全在本地官员手中，他们任意向胥吏差役索取诈取，以至于有人被淹禁数年，直到死才结束。不肖的官员凡是遇到殷实可敲诈的户家以及地方的老仇人，或者被有权势的人嘱托，都一律填入其中，作为恐吓报复的地方。倘若遇到清廉明察的上司偶尔稽查，就诡辩说是暂时寄放在公家场所作为借口，违背条例虐待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愚昧地认为，此后各府州县除了监狱外，那些一切私自拘禁的地方，似乎应当命令全部拆毁，贪婪残暴之徒就无法施展他们的陷阱了。

一、枷杖的制度应当命令统一规范。查条例记载，竹板长五尺五寸，大头二寸，小头像一寸五分，重量不超过二斤，枷重二十五斤。那些判杖一百的，折责到四十板就停止，这是因为这类情罪稍轻，原本不是徒刑、流刑、斩刑、绞刑那样严重，不过是让他们感到痛苦羞辱以知道警戒罢了。然而酷吏过度用刑以树立威势，枷有重达十余斤的，板有重达十余斤、大头四五寸、连根带须的，甚至有任意敲扑到五六十板的，或者连日连续责打，责打后即加枷的，或者加枷后命令跪立的，或者轻小事情加枷数月，或者枷犯患病竟然不释放医治，漠视导致死亡的，这些受刑之人狼狈的状况无异于徒刑流刑，性命的危险更迅速于斩刑绞刑，而官员却直接视为常刑，毫不介意。臣愚昧地认为，此后大小衙门除了条例记载某罪用某枷仍照旧遵行，或者免死减等诸犯仍酌情使用重枷遵照定例期限外，那些平常所用的枷杖，似乎应当命令全部遵照定制，不得逾越分毫。至于责打的数目，不得超过四十；枷示的期限，也不过十天。责打后三天内，不得再责打。应当枷责的，都在枷满日期时执行，不得先责打后加枷。枷犯有病，立即保释医治，不得漠视导致死亡。倘若不遵照式样超过期限的，按照事情轻重，酌情给予处分。这样大概政令更加可信，而刑罚得以公平了。

一、夹棍的滥用，应当申明禁令。查定例中，只有谋反等十恶大罪，以及真犯死罪和命盗重案，才应用夹棍，也只允许督抚按察使及地方正印官酌情使用。这是因为小事不可滥用，闲散官员不得擅用。但查前述所犯，都是情罪重大，在下级官府既遇到这类案件，就应当通详上报院司了。无奈州县官相习成风，凡是遇到自理的词状，不肯虚心推勘，用夹棍严刑审讯，终究因为事情轻小，隐匿不通报详报。又如学官、盐官、关差，都不是问刑衙门，他们的衙役多系市井膏粱子弟，不谙用刑的次序，每每导致受刑之人终身残疾。又有一种残酷的正印官，遇到应当用夹棍的事件，将犯人种种凌虐，或者夹住犯人下去另理别事，而且径直退堂，终日不放，甚至有明知律例，却恣意行使威福，或将一人连夹七八次，又夹到膝盖的。凡此之类，都属于非法刑罚。臣愚昧地认为，此后似乎应当命令地方正印官，非遇到通详上报的事件，不许用夹棍审讯。那些大小衙门应当进行夹讯的事情，不许在法定刑罚之外再加刑罚。至于学官、盐官等，遇到应当用夹棍的事件，似乎应当发往问刑衙门审理。倘有违犯，一定议定如何处分，那么残忍的官员有所顾忌，而小民不至于横遭荼毒了。是否得当，伏乞圣裁谨奏。

译查考这份奏折，彻底揭露了历来承审官员在审讯中种种弊端，言辞恳切，对百姓造福不少，因此摘录下来，以告知当今掌管司法诉讼的官员。

《请禁原官会审覆审疏》 乾隆二十九年 御史吴绶绍

查州县一级的官员，与百姓关系最为亲近。凡是诉讼案件全靠他们审理，然而往往有判决不公、下级百姓冤屈压抑，因而向上级申诉的情况；也有逞强狡诈、好讼之人，在案件结案后，又粉饰言辞越级申诉的情况。近来湖南新化县民传帙罢市一案，臣恭读圣上谕旨，认为该代理知府既不亲自审理，又不委派专员，仍然发交本县办理，并将原告禁押，导致事态扩大。可见圣上洞察如神，没有细微之处不被照见。只是外省积习，大体都是如此。臣常听说府、道以上官员收到呈递的诉状，大多批示由本州县自行审理详报，即使另派其他官员，也要求原审讯官员会同审理。如今年二月间，山东高唐州民高上忠控告知州马而良一案，各蒙钦差前往审理结案，但根据原呈状所说，第一次在东昌府控告，仍批示由高唐州查报；第二次在巡抚处控告，批示由司、道办理，仍都委派专员到高唐州会同审讯，以至于出现不审被告、只囚禁原告等情况，这就是明显的证据。百姓如果确实受屈，一定是因为州县官员偏袒徇私，执意不改，不得已才上诉。现在反而让原官复审，那么他们的愤怒和挫败感，自然不用多说。如果既委派了其他官员，又让原官会同审理，审讯权仍在原官手中，他势必会维护自己以前的错误，况且差役都是他的爪牙，意气用事、刑讯逼供，百姓恐怕无法说完自己的冤情，委派官员又怎能证明他的枉法？为了证明他的枉法，包庇纵容，也就不得不如此。这不仅使冤屈无法伸张，还增加了一项诬告的罪名。等到上司依据详报批示结案，那么案件已经不可动摇。即使案情真实、罪责相当，但屡次在原审讯的法庭上受挫，在会同审讯的地方受到重罚，也足以使人心服。还有好讼之徒，借口本官不肯推翻自己的判决，越级渎诉，屡次揭发不停，那么诉讼争端更无法平息，刁风因此更加炽盛，甚至众人肆意横抗，官员玩忽法律种种弊端，事端都由此而起，这实在不符合皇上慎重审理民讼、明察各类狱事的至意。臣想，督抚等官员，统辖全省，如果因为下属呈递诉状，就根据一面之词，立即关提人犯，还担心不妥当。至于道员，则分管；知府，则专辖，自然应当察明情伪，重案亲自提审，其余案件也专门委派其他官员隔离审讯，以免冤屈或纵容。臣请求命令直省督抚以下官员，凡是收到与本地州县有牵连的民词，就委派该管道、府复审。道、府收到民词，就立即调取卷宗案卷，提集人证，亲自审讯。至于案件中遇到检验查勘应差委等事，让他们遴选贤能官员，不得再会同原官，这样百姓的冤屈就容易伸雪，那些越级申诉的人，等到上司另行审讯查实，加以重惩，自然低头畏法，不敢行险侥幸，而刁风也可以稍息了。

论人命

李渔

古法流传至今，今人已失去其实质，而仅存其名称的，难道不是人命案中的“保辜”一事吗？辜，就是罪；保辜，就是让有罪之人自己保全其罪责，以杜绝日后的争辩，并且挽救此时的覆辙。一件事而具备多种好处，古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譬如张三殴打李四致伤，李四因伤垂危，自认为必死，随即让亲属鸣官求验。官府验明有真伤，审得张三凶殴属实，就把李四交付给张三，责令他延医调治，按照律法限期。期满之日，无论生死，定罪发落。这是因为被殴打之人，如果不是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子女，很少有人不希望他快点死去，以此作为向凶人勒索诈取的手段，所以把调理的责任交给凶人。凶人因一时的忿怒，酿成杀身的祸患，没有不悔恨求生的。救人就是自救，何必吝惜金钱？所以一张保辜文书，能救两个人的生命。如果治疗不彻底，如期死亡，那么在限期届满发落时，就可以定罪结案，不至于株连一人，拖延一日。为什么呢？因为在验伤之时，先取得双方的口供，被殴打致死的人，既然在生前亲口诉冤，殴打致死的人，难以在死后用活口抵赖伤情。如果说与自己无关，那么以前的调理又是为了什么？没有证人也可以定罪，尸体完整也可以定罪。比起在人死亡之后审讯，辗转推详而无法究明实情，凭空摸索而找不到头绪的情况，其劳逸难易的差别，岂止是天壤之别！今世仅存保辜的名称而不实行其实质，并非不知道人命是极大的案件，保辜是最紧急的事，无奈公文如山，不能分别料理，常常与田土、婚姻等小讼一概准许进行，常有累月经年无暇审结，以致凶犯脱逃，无人抵命的情况，直到审出真情，知道殴打致死杀伤属实，才开始追论保辜，逆推期限，等到追究行凶之事，势必反复株连，想起死者来问话，已经来不及了。问为什么不实行保辜的原因，就说：人情刁恶，不再是三代遗风，十纸人命状词，没有一纸是真实的。如果一定要一一验伤，人人取结，那么官员就没有空闲的时候，而诉讼庭堂也少有容足之地了。说不难，这是另有制止刁诈的方法，在未曾放告之前，示以画

译只需遵循这一种规范罢了。请主管州县事务的官员分别制作两种状纸格式，刊刻印版后广泛流传。其中一种状纸依照平常的状纸格式，除了人命案件之外，一切奸淫、盗窃、欺诈、伪冒等重案，以及土地、婚姻等琐碎事务，都统一使用这种格式。让原告根据事实如实填写，如果审理后查明属实，固然可以伸冤泄愤；即使其言辞稍有不实，也不必一概以诬告罪论处，轻则斥责驱逐，重则杖责惩罚。因为民间好讼的风气浸染日久，不能立刻革除，暂且留有余地，以便逐渐挽回。另一种状纸则另出新意，专门为人命案件而设，连状纸上的套语也一并刊定，只列出被杀、被殴的情节，让原告自行填写。在词状后面留出六行空格，每行分别刻有标题：一曰凶犯，二曰凶器，三曰伤情，四曰处所，五曰时日，六曰人证。如果用木棍殴打，就在“凶器”项下填写“木棍”二字；如果没有凶器而是拳打脚踢致伤，就填写“拳”二字；头顶有伤，就在“伤痕”项下填写“顶门”二字，其余各项都仿照此例。这六项之中，如果有一项不填写或不遵守此格式，即视为诬告，必定不予受理。如果时间稍远，属于旧案，也不予受理。在这六项之后，又刻有一行字说：“以上如果有一个字虚填，甘愿反坐其罪。”让原告亲自填写花押在下面，没有花押的不予受理。这样，百姓就知道这是特别设立的格式，与那些照葫芦画瓢的状纸不同。法律必定执行，不必等到审理之后，在写状纸时就已经知道了。

译负责审理的官员一旦看到诉状，应立即批示，立刻传唤双方当事人以及诉状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人，同时叫来验伤科的医生，在堂上仔细检验，将伤痕、凶器等与诉状中所填写的内容进行比对，观察是否相符。无论诉状中所述事情全部虚假，严惩诬告必定用尽法律手段；即使五项都相符，只有一项不对，明知是下笔时的错误，也必须先纠正妄填的罪责，责罚治告状的亲属，然后才进行审理。审理查明实情后，就将凶器存入库房，按照先前设定的保辜之法，责令凶手领回伤者调理，等待期限届满后再做发落。如果被殴打或被杀害的人距离县城遥远，如果让他们抬到官府，恐怕受伤之处受风导致死亡，就委派廉洁明察的佐贰官，单人匹马，督促医生前往检验，出具文书详细回复，以等待亲自审理。检验审理之际，务必极其精细详实，因为此时耐心一刻，就可以为日后牵连的人保全数条性命，又免去了上司批驳的麻烦，节省自己推究详查的辛苦，开始劳累最终安逸，对他人和自己都有不小的益处。那惩治诬告的法律，在其他诉讼中稍宽，唯独在人命案中特别严厉，因为别的状子告虚情虽然可恨，所害的不过被告一家人，告虚人命则不止害一家，简直骚扰衙门，戏弄官府，让他们浪费有用的工夫，检验没有伤痕的殴打，那么告状的人不是害人，明显是害官，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即使把他杖毙，他又能有什么话说呢？小民敢于诬告，自认为我以人命告官府，官府原本不会按人命案审理，不过是户婚田产口角争执的罪名罢了，胜了可以服人，害了也对自己无损，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呢？现在知道利害如此，关系如此，如果不是病狂丧心的人，必定不敢以身试法。此法一旦实行，说世间还有假借人命害人的事，我不相信。此法一旦实行，说世间还有误填人命的事，我不相信。此法一旦实行，说有司苦于钱粮簿书及其他诉讼，可以说驳审人命难以定案，招供详文今天验尸，明天夹讯犯人，与凶囚冤鬼为邻，我不相信。但执法不弯曲，始终如一，才能有所成效。如果徇私情累次嘱托，一纸文书不坐实诬告，反而诬告罪当情真，一个犯人容其漏网，那么此法就不行了。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事事劝人执法，语语诫人徇私，无论形势不允许，即使进言的人也难以开口。居官的职责很多，不止词讼一事，词讼的种类更杂，岂止人命一条，留下这一事以示无私，借此一条以明有法，也是时势可行的。颓废的习俗难以骤然更改，顽固的百姓可以逐渐教化。哪里知道一事有效，不可以推行到第二事；第二事有效，不可以推行到第三事呢？由人命而盗贼，由盗贼而奸情，由奸情人而婚姻、田土，以及鼠牙雀角等琐碎小事，无一不可以用此法推行。果真能这样，那么鸣琴卧理的风气，未必不由此达成。

人命案中疑狱最多，有黑夜被杀，没有见证人的；有尸体下落不明，请求检验得不到的；有众口一致作证，一人而此人夹讯死不招供的；有共同看见打死是实，等到吊尸检验并无致命重伤的。凡是遇到这些情况，只适宜搁置案件秘密查访，千万不要自恃揭发伏罪的明察，炼成附会之狱。《尚书》说：“罪疑惟轻。”又说：“失不经。”用陶土制作士人，尚且如此慎重，其他呢？现在做官的人，如果能阙疑慎狱，就是暗中比附陶侃。那些锻炼成狱的人，不及古人远矣，凭什么聪明足以依赖呢！

人命不同于其他案件，审理不厌精详，上司多次批问，正是担心有冤抑，想要与下级官员商酌，为平反计议罢了。总之，一个人的聪明有限，同僚的思虑无穷。从前承问的官员，岂能事事都能自决？也知道重狱非一审可定，未必不留余地以待后人。即使上司批讯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词与意合的，有词在此而意在彼的，又有想轻其罪而姑且大张其词，以示国法之重的。这虽然宪体宜然，也是以试问官的决断如何罢了。承委的各位，须出己见成招，千万不要雷同附和。如果观望上司的批语以定从违，或摹写历来的成案以了故事，其中倘有毫发冤情罪孽，比初审者更重。为什么呢？天下之事，一误尚可挽回，再误则永远难以救正。狱情不始于我，而死刑实成我也。

尸体应当迅速相验而不可轻易检验，骸骨可以详细检验而不可轻易拆解。拆骸蒸骨，这是人命案中万不得已之计。倘若有一余地，尚不可行。如果使人命是真，抵偿可必，那么死者受此劫磨，尚能瞑目。万一抵偿还不果，枉遭此难，让他怎么甘心？所以轻拆不如详检，详检不如速验，速检不如细审。果真能审此真情，那么不但无事，检验拆解并相验也可以不行了。曾经想片言折狱的人，不知存活多少性命，完全多少尸骸，所以人乐有贤父母也。又凡奉上司批驳，情节能不明者，只审情节；尸伤欠确者，力检尸伤，千万不要一烦扰，以致生死俱累。

检验尸体不嫌弃凶秽，

译定宜靠近尸体所在之处，凝神注视进行检验，稍将视线移向别处，仵作等人便能趁机徇私舞弊，而故意做出厌恶嫌弃、回避躲闪的样子，以此打开增减伤情、出入定罪的缺口吗？常常见到官府官员坐在棚厂之内，仵作等人站在棚厂之外，相距不止几十步，而被审问的犯人被迫跪在台阶下，不让其一同查看，只凭尸亲、仵作喊报尸体伤痕，有的多增加分寸，有的胡乱报告青紫红肿，官府官员执笔登记，只不过充当这些人的抄写员罢了，徒有检验尸体的名义，绝无亲自检验的实质，把重大的刑狱当作儿戏，简直可以说是草菅人命。等到经过上司批驳，再次更换检验官员，再次更换仵作，有的暗中出卖尸格，约定与之前雷同的分寸，有的意图对疑似伤痕轻重增减，驳而又驳，检而又检，死者生前已经因刀枪丧命，死后又因反复检验使尸体蒸裂，生死是大事，人命关天，请求问官注目看一眼都不可得，其冤屈酷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查验尸体的弊端多种多样，难以一一列举。那些显而易见的弊端，都详细记载在《洗冤录》等书籍中，是众人所共知的。另外有一种奇特的弊端，叫做“买尸造伤”，不仅伤痕是假的，连尸体也是假的，让人无法测度识别。有一些奸民习惯盗取新坟中的骸骨，用皂矾、五倍子、苏木等物品制造出浅淡的青红色伤痕，卖给诬告人命的人，贿赂仵作，以此陷害无辜人家；或者干脆由仵作一人一手操办，谋取重利。查验尸体的官员不能察觉，曾经因此酿成大案。所以查验尸体这件事最难，不仅要辨别伤痕的真假，连尸体的真假也不可不予以辨别。

查验尸体是为了检验伤痕，检验伤痕，是检验尸主所控告的伤痕，而不是检验那些没有控告的伤痕。尸主在告验的诉状中说用某种器物打伤了某个部位，就在所控告的部位进行检验，观察所控告的情况与检验的结果是否相符，所以叫做检验伤痕。这就像百姓控告灾荒，官府去实地勘察，只勘察所控告的地方，验证他们说的话是否可信。至于没有控告的地方，即使有灾荒，也路过而不问。又如百姓被盗，递交失物清单，等到抓获盗贼时，清单上开了什么物品，就追缴什么物品归还给百姓，其余的财物，怎么知道不是他原本就有的，都可以置之不论。道理是一样的。查验尸体的官员，如果不顾名思义，舍弃所控告的部位不验，而去检验其他部位，或者遍验全身，那么无论被打伤的情况确实与否，总没有不抵命的人了。为什么呢？人活一世，从少年到老年，要么失足跌倒，要么负重撞到坚硬物体，要么嬉戏时被击打，血液不流通，积聚在一处，那么那个部位的骨节上，没有不带伤痕的。轻的日久逐渐消散，重的终身不散。如果你们不信，试着取病死之人的骸骨蒸煮检验，如果全身都是白骨，绝无一点血痕，那么检验出的伤痕才真正值得凭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种物理现象还需要讨论。常有问官不理解这个意思，比如尸主所控告原本说是当头一击致死，等到向浑身检验，找出无数伤痕，全部写入招供详文，申报上司，因为伤痕对不上，被驳回令复审。问官不肯认错，随即增加遍体殴打的情节来证实它。这不是有意害人，只是因此种物理书籍没有记载，人们未曾听闻，见到有伤痕就怀疑是争斗殴打所致，有所凭据而定罪，不至于冤杀无辜，所以始终相信而不悔改。

论盗案

强盗刚被抓获带到官府，应当观察他私下受刑的样子，狼狈与否，以此决定刑罚的宽严，言辞神态的喜怒。如果见他步履如常，形体不太拘束，自然应当显示震怒，加以严刑。不这样做，真情就不能吐露。倘若见到他受伤很重，神气萎靡的，就应当平心静气地审问他，暂且不要立刻施加刑拷。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求生的念头轻，延缓死亡的念头重，不是责成他供吐困难，而是责成他供吐必定真实困难。地方发生失事，保甲负有疏忽之罪，捕快畏惧考核的严厉，往往互相包庇胡乱报案，见到有踪迹可疑的人，就指认为盗贼，或者是乞食的贫民，或者是过去曾做过窃贼的人，无论是非，就加以捆绑悬挂，逼使招认，痛加捶打，一句话偶然符合，又让他招供牵连伙伴，辗转互相诬陷，诛求没有止境。等到送到公堂，已经是一生九死，自己揣度私刑如此，官法可想而知，还敢用口舌来伤害肌肤，用肌肤来戕害性命吗！起初招供一错，以后就以讹传讹，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是在这个时候，不可不慎重。收敛威势曲折审问，仔细审视再三，他的真情如果不显露在言辞中，必定显露在神色中，等到他有破绽可攻，然后用法律制裁他，也不算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善良，不是为了庇护盗贼，只是担心他们像盗贼而不是盗贼，所以如此慎重。倘若相信他们果真是真盗，难道还肯和颜悦色地用言辞神态假意对待他们吗！

强盗杀了他，律法只规定枭首，实际上罪有余辜。常常有一个盗贼亲手杀死数人甚至数十人的，即使除去作为盗贼不论，而以命抵命，他的罪行超过律法规定的倍数，也相差数倍乃至无数倍了。有抢劫财物毁坏房屋的强盗，形成抗拒抓捕对抗官府的逆状，甚至有奸淫抢劫并行，使得事主家破人亡，身名俱丧的，没有一个不堪受寸斩之刑，而他的罪行只止于枭首，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的肉不值得吃，所以在一次死刑之外就不再详细追究了吗？倘若对于这类重案，还劝当事者予以哀怜，那么不只是妇人之仁，简直是放虎纵狼为义，散鸩施毒为仁了。那些只限于抢劫财物而没有杀人、放火及奸淫的，才可以用我的矜持怀疑一念，推详他入伙的原因，审究他上盗的事实，以此决定定罪有无出入。如果真罪确凿，万无生理，虽然是被饥寒所迫，也难以宽贷以国法，所谓“如得其情，哀矜弗喜”，大概是为这些人说吧。或者上盗而未得，与得而无主认领的，都可以开一面之网，不是故意放纵。因为后世没有恒产授予，不能要求他们一定有恒心，加上保甲之法不行，或者执行不力，让这类人得以藏奸，这是上位者也有过错，不能一概归罪于这些百姓的缘故。但这类人原本属于无良之辈，只可以等待他们不死，千万不要立刻打开笼子，让他们脱然事外，沦为刑徒，投之

译在北方，使狼子野心受到制约而不能得逞，或许善与恶两者互不干扰，而解网施仁的恩德不至于流变为暴虐了。

译每当抓获一伙真正的盗贼，必定会连累数十家良民受害。这就像衙门中的蛀虫，只要有一人被查访，那么他的亲属和仇家都无法安稳睡觉。不是担心被牵连，就是防备遭祸害，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官员对于盗贼的口供，只应该压制他们使其开口，不应当诱导他们使其开口。即使说盗贼同伙尚未抓获，真相未明，难以定案结案，势必责令他们自行招供。然而在这个时候，也应当内心怀着不得已的心情，外表显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每听到供出一人，必定详细审问多次之后才落笔记录。只把又害了一个良民作为忧虑，不把又添了一个盗贼作为喜事。因为在刚抓获首盗时，尚且担心他受冤而多方体恤，又怎么会有因主干而生出枝节，由枝节而生出叶子的情况呢！近日世道浇薄，人心不古，良民招供的话尚且不足相信，何况是天理泯灭、良心丧尽的盗贼呢！

禁止强盗必须先禁止窃贼，追究盗贼不如追究窝主。细小的水流不停止，就会汇聚成江河。小偷不惩罚，其势头必然会成为大盗。所以对于偷窃行为的抓获，务必穷尽法律追究，无论证据多么确凿，定罪无疑，即使是偶尔犯下轻罪，也必定严厉惩罚，关押起来让亲属出具保证书担保其改过，然后才释放他。如果因为饥寒所迫，这一念头横亘在心中，草率地发落，这是种下大盗的根源，爱护他恰恰是害了他了。至于窝藏盗贼的罪行，更重于盗贼，纵容十个盗贼也不能漏掉一个窝主。没有深山不聚集豺狼，没有巨大的窝点不来贼盗，窝点就是盗贼的源头。禁止宰杀耕牛这一件事，是消除盗贼的良方，不知情的人仅仅认为是修福，这是把实政当作空谈了。因为大盗必定始于偷窃，而偷窃的开端，又必定以偷牛为事。为什么呢？民间细软的物品都在卧榻旁边，不是久于偷窃的人很少不被发觉。只有耕牛饲养在廊庑之下，而且不善鸣叫，牵出来很容易。偷牛到手就卖给屠宰之家，一杀之后就无法辨认。所以天下最容易偷的东西是牛，而民间被盗的东西最难找回的也是牛。盗风之炽盛，没有不由此阶梯而起的。那些屠牛的人家，明知是盗来的物品而购买，只怕不快的，是贪图其便宜罢了。从来宰牛的地方就是盗贼销赃的地方，禁止这个以熄灭盗风，实在是敦本澄源的方法，而重视农业停止杀戮，又对民生有不浅的资助。在上位的人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努力去做呢？

论奸情

奸情有两种，叫做强奸，叫做和奸。其明显容易断定的，没有比和奸更简单的了。因为捉奸必定在奸情发生的场所，奸夫淫妇罪状昭然若揭，不敢不据实招供的缘故。然而和奸的法律，除了杖责之外没有加刑。作为百姓的上级，即使想要维持风化教化，而清除污秽的念头，又穷于无处施展。所依靠来挽回恶俗，整顿纲纪的，只有强奸这一条法律而已。又无奈强奸的真伪最难辨析：有起初原本是和奸，等到事发变得羞愧，因羞愧而愤怒从而以强奸告发的；有因为争宠二好，由爱生情，由情生争从而以强奸首告的；有亲夫原本属于卖奸，因为奸夫财力耗尽，不能满足其贪欲，又恋恋不舍，拒绝无门，所以告发强奸以图割断关系的；又有报怨雪恨，而苦于理屈词穷，不能保证必胜，所以用妻子作为诬赖之计，让被告无从辩解的。这些欺诈妄为之情，实在难以枚举。即使说呼救的时候，声音传到外面，有邻居的耳目可以凭借；捉奸的时候，情状显露于中，有夺获的衣帽可以依据。然而邻居只听到声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虽然说合体，怎么难以说是偷窃而非抢劫。听讼的人在这里，如果认为是真的，而判处奸夫死刑，那么公道日益屈曲而奸伪日益滋生；如果认为是假的，而判处原告诬告，那么善教更加受阻而风气更加炽盛。每看到慈祥的当事官员，遇到这些疑狱，都以不断断之，置奸情于不问，只讯问他们因其他事情引起争执的原因，或者责备被犯者招致怨恨，或者惩罚原告多事。确实因为强奸重狱，审实就应当论死，不如援引其他情由，朦胧结案，所谓“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就是这样。我唯独对此有深虑：好生固然美德，而纲常伦理也不是小事。人不同于禽兽的，仅有这男女之分、嫌疑之别罢了。我因为一念的姑息，而把百姓比作禽兽，可以吗？如果审得其实，果然没有始和中变、借奸诬害等情况，即使想要开脱他，也必定用九死一生的方法惩治，才足以使贞妇快心，而洗雪丈夫的耻辱。不然，做女子的为什么乐于拒奸守节，而暴露在公庭？做丈夫的，又为什么乐于有守贞不屈的妻子，而反而把诗书所崇尚的作为辱身玷名的工具呢？强奸不分已成、未成，有逼迫妇女自尽致死的，证据如果真实，断然应当判处抵命，千万不要慈祥太过，而引用其他原因开脱他。因为根据强奸的法律，已经应当问绞，又因为奸情导致人命呢？就像强盗杀人，以一身而负两大辟。死罪以外，既然无可加，那么死罪之中，也无可减。只审查强奸之情，确与不确，那么致死的真伪不辩自明。如果奸情还在疑似之间，那么致死的缘由，尚难臆断。千万不要拘泥于这些话，而以形迹置人于死地。

律法事事从重，唯独在奸情这一节，我惊讶其过轻

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奸被视为万恶之首，然而对于通奸的处罚仅止于一杖，而且必须当场抓获在通奸现场，才能以通奸罪论处。那么，除了卧室以外，难道都是别人熟睡的地方吗？捉奸必须由丈夫亲自进行，那么公婆、伯叔、兄弟、子侄遇到这种情况，难道都应当袖手旁观而不闻不问吗？由此推论，如果丈夫远行在外，无人捉奸；或者丈夫在家但善于防范，致使无法当场抓获通奸者，这些人就都能得逞其淫乱之心了。总之，制定法律虽然出自萧何，但斟酌定夺必然经过同僚。只是因为当时同僚中有像盗嫂受金那样的人，所以用宽恕自己的心态去宽恕别人，从而为天下的奸夫淫妇开辟了这种便利的途径。后世沿袭，于是就成了定例。幸好还有“夜间闯入民宅，当场打死不予追究”这一条规定，稍微震慑了他们的胆量；否则王法将如同破帽烂鞋一样被轻视，民间里弄之间，没有一堵墙不滋生淫秽之事。劝告主管风化教化的官员，对于这类恶俗，应当在未发生之前严格禁止，在已犯之后严厉惩处，不能因为法网不够严密，反而进一步放宽，使得桑间濮上的淫靡之风，逐渐发展到不知底线的地步，这才是名教的幸运。但不宜对民间隐私事事详察揭发，只应选择那些奸情最为显著的，严刑惩处一两个人，让他们游遍全城，使家家户户都知道，上级所痛恨的就是这种行为，那么奸淫之人就会知道警戒，纲常伦理不至于扫地以尽。

译有人责问说：“人命关天的重案，你劝当权者从轻处理；奸情这类轻案，你劝当权者从重处理，这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太过分，而令人震惊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奸情是人命案件的根源，重视奸情，并不是为了重视奸情本身，正是为了重视人命。奸夫和正夫，势不两立，不是他杀他，就是他杀他，那些还没有倒在刀下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在两夫之间，难以让妇人因羞愧窘迫而自尽的情况，十个人中哪里只有一两个呢？与其在死后查明冤屈，不如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用今天的鞭打代替未来的杀戮，用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鞭打代替对千万人的杀戮，这暗中造福的地方，正是无量无边，哪里只是追求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的虚名而已呢！”

凡是审理奸情案件，最应当特别重视，千万不要因为事情涉及风流韵事，就用轻慢亵渎的语言去审问。应当想到平时的一举一动原本就是众人观看的，而此时的威严仪态尤其关系到风化教化，稍微涉及诙谐，略微假意皱眉微笑，那些在旁边窥视的人，就会错误地认为长官喜欢谈论风情，乐于放纵，无论奸夫不悔改其奸情，甚至有不奸而强行伪装成奸夫，想以此迎合长官喜好的人。至于在判案文书之间，更应当慎重，千万不要用艳丽的辞藻代替庄重，嬉笑一旦涉及于此，那么就不是小民犯奸的罪状，反而是官府教唆淫乱的供词了。总之，百姓犯下这种罪行，是由于上位者教化失当，如果有反省自身、归罪于己的心，尚且流泪哭泣都来不及，哪里忍心谈笑谈论它呢。

论刑具 祥刑末议

刑具历代都有变更，其中记载在法律条文中，一成不变不可更改的，共有六种：叫笞，叫杖，这两种都用荆条。笞轻杖重，叫讯，就是现在的竹板，有重罪不服的，用讯责打。叫枷，是戴在脖子上的刑具，用来示众。叫杻，是手刑，俗名叫手铐。叫镣，是足刑，俗名叫脚镣，根据罪行的轻重决定刑具的大小。枷比杻轻，镣和讯比枷轻，笞和杖又比讯轻。不是极重的罪行，有死无赦的，不使用镣和杻。不是罪犯激起众怒，依法应当张贴告示以快人心的，不使用枷。比这更常用的刑具，就只有讯、杖、笞这三种了。杖和笞只打在臀部，讯则臀部和腿部分受。这三种都不打在腿弯处，恐怕伤到脚，当权者没有不知道的，这是老吏常谈的，不必赘述，只说那些没有说破的罢了。有同样的刑具，开始用觉得重，后来用觉得轻，今天用觉得轻，明天用又觉得重的，这其中的缘故，不仅长官不知道，即使是审讯的老诚隶卒也茫然不解。我广泛访求而得知，得知后不敢不告诉当权者。那忽重忽轻，不可预测的，是因为新旧和燥湿的不同，而用刑的隶卒又漫不经心，听任刑具露天放置的缘故。新设置的刑具，其性质加倍坚硬，竹木都产于地面，没有不带湿气的。只有用久了，水性逐渐收敛，锋芒也去掉，而且与人的皮肉相熟悉，所以受刑者虽然痛苦，未必危及性命。新设置的刑具在这方面一一相反，最容易致人死亡。丈太青做县令时，因为旧枷磨损破旧不可用，想置办新的代替，担心伤人，就在旧枷圈外的木头上凿一个新孔作为容纳脖子的地方，外面用新木环绕，他不忍害人的心就是这样。说这个意思虽然好，但觉得过于慈祥，反而接近迂腐。说东西不用新的，怎么能得到旧的？只有减少数量并谨慎使用，也足以保全好生之德。凡此都是说新旧的区别，当世也偶尔有人知道。至于收藏这一节，则从来不讲。每到诉讼厅堂，看到拶指、竹篦（即竹板）以及夹棍、扛子之类，都放在滴水檐下，才遇到斜风细雨就都湿透了。遇到倾盆大雨的屋檐流水呢？长官不察觉，隶卒不知道，按照晴明干燥时一样用刑，一般下手，以为同样是这个刑具罢了。受刑者不死在往日，难道偏偏死在今天？不知道轻重不同的形体，一个可以当三个，燥湿不同的性质，十个还可以抵一百个。如果不信，只要取一件刑具，先在干燥时称重几斤，再在湿透时称重几斤，那么受刑的痛苦加倍不加倍就可以知道了。既然这样，还只是论说轻重的形体，尚未阐明燥湿的性质，请让我畅言。寻常无罪的人，坐卧在低洼盐碱之地，隔着席子椅子褥子，还有湿气上蒸，浸入骨髓，染成重病而不可医治的，用潮湿的刑具裂开皮肤而分割肌肉，深入到腠理筋骨之间，还希望他受刑而不生病，生病而不死，有这样的道理吗？常有杖打不到几下就死在廊下，棍子还没离开小腿就死在台阶前的，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伏愿当世贤明长者，各自在厅堂左右另置高敞的廊屋一间，用砖铺地，以防梅雨季节的湿气上浸，安顿一切刑具，用时取出，不用时捆扎收藏。这是比开门径捷的方法，哪里要等到平反大狱、祝网施仁之后才算是阴德呢？衙门人役有能讲这个理的，互相劝谕，勤于收藏，每到用刑之际，必定衡量其新旧燥湿来决定下手轻重，那么阴德也自然无量，不仅长官蒙受福荫而已。古人设置枷刑的意思，不过是羞辱罢了。用木头套住头，张贴罪名，触动本犯的羞耻之心，让他悔改

译对于犯过错的人，也应当让远近作恶的人看到后受到警戒，法律的用意也就止于此了。原本并不是命令犯人背负着行走，何必过于厚重呢？即使过于厚重，对罪人也没有害处，只是白白浪费材料罢了。为什么呢？坐着的时候原本用其他东西支撑，行走的时候也有亲人扛着帮助，厚重与轻薄起初并没有区别。只是知道这种刑罚是专门为无赖之徒设立的，稍微有点脸面和家业的人，就采用其他刑罚而不使用这种刑罚。因为疼痛可以忍受，羞耻却难以忍受；血迹可以洗掉，耻辱却无法洗清。官府一个念头的转变，关系到百姓终身的荣辱，能不慎重吗！

译用木枷铐住双手，用铁镣锁住双脚，这都是为了防止罪犯，担心他们逃跑的缘故。如果不是死刑，就应当保留脚镣而去掉手铐，以顺应人们日常生活的便利，为什么呢？人体各部位的功能，脚占一分，手占九分，没有手，五官就不能自如活动。既然不把他置于死地，就应当保全他的生机，让一个活泼有用的人变成行尸走肉，这不但违背人情，也不符合法律。至于妇女，即使犯了死罪，按惯例也不加手铐，因为她们饮食、大小便不能假手于人，这是重视男女有别。人们说后世的法律比古代宽厚，是因为没有砍脚的刑罚。我认为多用夹棍，多敲扛子，就是砍脚的刑罚，这就好比用木棒杀人和用刀杀人，起初没有什么区别。朝廷立法苛刻还是不苛刻，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呢？只在于用刑的人谨慎还是不谨慎罢了。夹棍和扛子在法律上是极重的刑罚，万不得已才使用，不是常规的刑罚。只有强盗、人命案件，众人证词一致属实，即使审理案件的官员推究情理，也相信是真的，而犯人坚决不认罪，才不得不使用这种刑罚。然而用这个来威慑他，不是用这个来杀死他。可以试用但不能真用，可以用一次但不能再用。夹棍起作用的地方，全在即将收紧而尚未收紧的时候，这时候招供的大多是真话。如果等到收紧夹棍、加上扛子，这时候供出的话，十句里只能听一句，就连这一句也必须在放松之后再审讯，以确定是否属实。常常有人夹一次不招，夹第二次还不招，夹第三次才招，即使满口招认，终究不是确凿的证据，因为从他嘴里说出的，不再是心里真实的话，就像病重时说的胡话。根据这个定案，不仅阴间有所关联，如果遇到仁慈的上司，开恩宽恕，上级部门缓和威严、重新审讯，犯人仍吐出真情，那么以前的案件就会翻案，也足以损害神明的美誉。至于不是人命、强盗以及谋反叛乱的重案，这种严酷的刑罚，即使终身不用，也未尝不可。

论命案

一、对于活人的伤情不要轻易委托他人处理。查验伤情填写文书，按规定要取保辜，这是多么慎重？有的人却委托给佐杂官，不知道双方报伤大多事先嘱托仵作。所以仵作喝报后，主官还必须亲自查验以确定真伪。佐杂官只是依据仵作的口头报告罢了，怎么足以深信？而且某处伤是某人打的，必须取得本人的确切供词，辨别其情形和器物。万一伤者死亡，这就是判处抵命的依据。生前供状不明，死后的推求，白白耗费犯人的供词翻供，案件纠缠不清，大抵都源于此。那么哪里比得上亲自查验更可靠呢？

一、命案接受诉状，就应当提取供词呈报。命案不是尸亲就是地保，应当立刻究问。从殴打的情形，受伤的部位，细细追问，察看供词情状的虚实，自然可以得到要领。因为尸亲等人刚到县城，来不及接受讼师的指挥，代写诉状，不敢大改情节，而且乡民初次见官长，还有畏惧之心，立刻仔细审讯，真情容易显露。过去我在远处，蒋良荣、刘开扬自杀诬告他人两案，都是在报案时审讯出疑点，不至于冤滥平民，所以知道初报就审讯，是最关键的。如果被告也到了，那么更可以对簿公堂明确真相了。

一、相验，应当迅速一面审讯供词，就一面签发差役，无论寒暑远近，就前往传唤查验，以免犯人证人进城，得以投靠讼师商量，中途犯人到达，就选择可以栖息的地方，提审犯人，使他猝不及防，得到真情自然容易。

一、验尸应当亲自看、亲自按，地方官承担利害没有比验尸更大的。因为尸体一旦入棺，稍有游移翻供，就必须开棺检验。不实就触犯条例议处，或者导致罪行出入，就不止于革职了。相验时，仵作报告受伤的地方，必须将尸身反复亲自查看，遇到头发变更必须一一用手按压，以辨别真伪。当时正值盛夏，断然不应当稍微躲避秽气，而且心志坚定精神安定，秽气也不会到鼻孔。我屡次试验，好像有鬼神呵护一样。验毕指定真伤，让凶手比对痕迹吻合，然后入棺检验自然没有后患。如果凶手未到，或者是其他物体造成的伤，伤痕分寸尤其要量准，日后追查凶器比合，可以成为可信的判决。

一、应当奉行《洗冤录》，最可以折服刁徒、刁悍的尸亲，或者妇女泼辣蛮横，竟然有不可用口舌争辩的。把头发变成伤，指着旧痕当作新殴，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不是当场诘问纠正，事后更难折服。应当将《洗冤录》逐条检出，与他们明白讲解，让他们遵照《洗冤录》仔细辨别，终能省悟。这也是屡次试验有效，切不可怕半天的麻烦，留下无穷的累赘。

一、详细开棺检验，应当慎重。拆骨、洗蒸，最为惨毒。疑似之间，罪行出入重大。遇到尸亲控告，先查验原来的详细图格，逐一仔细研究，确实有冤屈疑点，然后详细检验，那么问心无愧。如果是尸亲妄听误告，必须细细开导，果然能悔悟，自然可以陈请上官提审结案，免除检验。因为检验而没有伤，不仅死者增加冤屈，又让生者获罪。而说“我依照法律办理”，是对呢？还是不对呢？过去有一位干练的太守，号称吏才，每逢发审命案，总是用详细检验来塞责。半年之间，骨骸多被提取，省城而太守因暴病而死，家属离散，官府遗留的棺木难以运回。议论的人说有鬼祸，或许是这样吧？

山东臬司条议四

宋荦

其一，诬良之害应当消除。山东的盗案，比其他省份多。治理百姓的官员，平时

译既然平日不讲究消弭盗贼的方法，以及防御的策略，等到一听说发生抢劫，便惊慌失措，害怕受到参劾惩罚，完全不体恤百姓的疾苦，有的将强盗隐瞒为窃贼，有的将抢劫隐瞒为仇杀，强行更改报案文书，多方掩饰，只求暂时保全自己，不顾日后败露。

例如济卫的徐士贞被盗贼烧死两条人命，却强行改报为仇杀，将无辜的杨开美等人严刑逼供认罪，都判处死刑，经本司审理属于冤假错案，现在正在上报参劾。又如临朐县的官衙被劫，捕役张坦诬陷抓捕五名良民为盗贼，经过多次审讯，完全没有证据，也在查取姓名上报参劾。仅这两起案件，现在经按察使司下发查办的，已足以作为诬陷良民的铁证了。

那些势难隐瞒申报的案件，已经抓获盗贼犯人的，大多拖延不立即解送，随即报告病故或死亡，企图灭口凑数，倘若其中有冤屈诬陷，百姓无法自我辩白，这种冤屈的情况，实在令人痛心。

又有案件缉捕的盗贼，其中有临近期限报告抓获的，随即报告病故死亡的，更多是胡乱抓捕平民致死以销案，应当一并立法整顿改革。

此后各属地抓获盗贼，如果在当场被擒获并戴上手铐脚镣，无需等待抓获本犯供认作为充分凭据，一方面追捕其余同党，另一方面将现抓获的盗贼在五日内解送到府，该府讯问确实在五日内解送到按察使司，本司审明后在五日内解送到巡抚衙门。

如果敢违反期限不解送，借口缉捕同伙盗贼，任意拖延，未经本司亲自审理，随即报告病故的，除了将所抓获的犯人不予计入案件外，立即提审经承、禁卒、捕役，严厉追究诬陷良民致死的缘由，遵照定例究办定罪。官员因诬陷平民被揭发参劾，百姓知道警惕，大害可以消除，山东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了。

译其一，诉讼中的刁诈诬告应当遏制。本司衙门是审理各类案件、接受判决结果的地方，各下属官府如果有断案不公、贪赃枉法的行为，应当立即上报弹劾，以澄清吏治。百姓中如果有豪强吞并、贪婪暴虐的人，就应当驱逐清除，以消除民害。我认为郡守作为州县的表率，尤其应当断案公平、执法不屈从，使各下属官府知道效仿。是否可通令各府，将自行审理并已审结的诉讼案件，逐件造册，在每件案件之下摘录简明扼要的几句话，每季造册两本，上报按察使司和巡抚衙门，那么对于断案是否无私，就可以依据册籍核查，没有掩饰的余地。如果断案公平，就可以据此评定政绩优劣。查一年之内，除去停止诉讼的月份，处理诉讼仅八个月而已，案件不多，每季不过造册几十页，不属于繁重难办的事，各府也容易遵行。至于民间诉讼，如户婚田土、斗殴等小事，只到该府州县告理。即使有命案、盗案等重情以及豪强恶霸，也必须先向州县控告，等到审结之后，如果确有冤屈未伸，才允许到府里控告。府里审理仍未得伸冤，才到司道控诉，再有冤屈，才到按察使司控告，这是成例。近来见到好讼的刁棍，或在州县有词未结、在道府控告未准，就跑到省会，远的跋涉千里，近的也不下几百里，跪在路上呼冤，拦车叫屈，呼天抢地，似乎有极大的冤屈、不明的情由。但究其始末，有的把病死当作人命案，有的把忿怒争执当作杀抢案，有的把多年前的旧事说成近事，有的把已结案的当作新词，变幻夸大，无法形容。如果有各府季报的册籍，那么他们是否控告到府就容易核查，如何审断，一目了然，而告词的虚实也可以识别了。这类奸徒，严加追究惩处，刁诈诬告的风气自然逐渐遏制，这也是使百姓无讼的一个方面。

其三，监狱中积存的尸骨应当埋葬。百姓无知，触犯法禁被关押在监狱，即使想改过自新，也难以摆脱法网，遭受这种桎梏之苦，难道没有悔意萌发？即使罪当情真，也可怜悯；何况无辜被滥关押，更值得哀怜。衣服不能蔽体，哪里还问饮食？妻子儿女不能见面，何谈亲朋？更有被人株连，原本不是自己造的孽。一入狱门，骤然难以昭雪；有的染上瘟疫而死，有的受刑而死。幽禁中无处申诉，野葬没有期限。本司前任通永道时，访知各下属多有此弊，深感凄恻，急忙请求埋葬。大概监狱中的空地有多少，日后囚犯的尸骨越积越多，如果不全部起出葬在高处，将来充满其中，竟成为荒野。即使生前犯法，一死已无可加于生前；被冤三尺，在所不及。久埋的骨头，难免冤气缠绵；新死的囚犯，更有臭味侵染，疫病时常发作，病死的人更多，关乎民命，禁止遏制难以延缓。应当呈请本院，特赐通令，凡在监狱的尸骨全部迁移埋葬。此后如果有病死的人犯，一经报明，就令亲属领回埋葬；如果没有亲属，才派土工出外深埋在义冢，不得仍填在狱底，也不许抛弃在道旁。如果敢故意违抗，主管官员、狱官、刑书、禁卒严加提审重处，印官立即揭发上报。此法一立，不仅恩泽及于枯骨，也是感化人心的一种帮助。

其四，押解差役的疏忽脱逃应当谨慎。各下属起解人犯，不是关乎钦部的大案，就是命盗重囚，差遣必须本人，不许代替雇佣寻找，恐怕中途疏忽脱逃。签派差役的官员，既不免于上报弹劾，同解的差役，也难免于拖累，不得不慎重。本司近来见到各下属申解重犯，名义上是一犯二解，其实仅有虚名，批注上的姓名虽然存在，途中并不管押，悠闲在家，行止自由。点发之际，尚且随同伴唱名；投审之时，不过雇人听讲点名。而且所遣之人，大多是民壮，在所押之犯中，无非是奸徒潜伏，押解中还有山林之想，跋涉途中，没有奔逸之思。其党羽甚多，随处隐匿，一旦脱逃，立即被参罚。如果不预先筹划，必致事后遗患。是否可呈请本院通令各下属，此后起解人犯，务必选择壮健有身家的差役，责令亲身解押。或有一批解犯五六名的，其一犯名下注明解役二名，如果有疏忽脱逃，就将原管解役追究，与同解的其他差役绝不干连，那么责成既专，自然没有观望偷安之事，而批注既明，可避免彼此推诿之弊。然而这只是就本地解审人犯而言。本司见到山东中东两路，为南北往来孔道，解往京城的逃人重犯，络绎不绝，所经州县，大多忽略，多以不堪的差役管押，往往扰害民间，延误日期，并请通令各下属。此后有逃人重犯押解到境，如果南来的，即在郯城县发一小票，上注某月某日某时到某州县，一日务必行五十里，计程定限至德州出境，将这张票申缴济南府稽查，如果有违限，按名提究，如果是州府所属州县违限，关会该府查纠。如果北来的，即在德州发一小票，注明定限至郯城县

译若有违反期限的情况，便依据名单进行查究，或者让各方互相稽查，积存的弊病自然可以立刻消除，这样既避免了逃人重犯出现疏漏，也让大路沿线的居民免遭骚扰的祸患。

译审查丁灿庭等人两次进京控告的奏疏

林则徐

臣等去年承奉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到上谕：本日据都察院奏报，云南回民丁灿庭等人控告乡间匪徒串谋杀害无辜百姓一案，已明确降旨交由林则徐等人审理办理。此案涉及奸匪挟持私仇、串谋煽动叛乱，被害者多达一万多人，如果情况属实，必须彻底追查，使真相大白，才能安抚难民的心，并消除地方的祸害。林则徐、程矞采刚刚到任，没有理由袒护包庇，应当平心静气地审讯，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务必严厉查禁棍徒和会匪，对首恶各犯从重惩办，以平息积怨、大快人心等因，钦此。当时臣等已将到云南以来访查汉回互相焚杀的实情，在七月内先行附片奏报，奉朱批：“认真秉公办理，安定边疆最为重要。”钦此。随后在十月内接到刑部文书，又奉旨：此案交由林则徐、程矞采亲自提审人证和卷宗，秉公严讯查明实情，按律定罪拟奏。原告回民丁灿庭、木文科由该部照例解送云南备质，钦此。十一月内又接到刑部文书，奉旨：此次又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人控告匪棍刘书等人挟嫌藉端诬告从逆，导致被搜杀抢掠，等到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害多名等情况，仍交由林则徐等人亲自提审人证和卷宗，秉公严审，按律定罪拟奏。原告杜文秀、刘义由该部照例解送云南备质等因，钦此，并批准将各原告连同抄录的呈词咨解到云南。臣等遵旨会同核明两纸呈词所控告的人，除去相同者不重复计算外，合计指控二百零七名。查保山距离省城十九站，人数太多，难以全部解送，当时已札饬该道、府分别首要、次要，酌情提审，一面檄令司员派委员前往解送。岂料该地七哨汉民顽梗成风，起初想要抗匿应解的人证不解送，后来竟然将起解的人聚众围堵并进城搜杀招抚回籍的回民，释放囚犯，焚烧县衙，并且拆毁江桥板片，截留调换往来公文，种种不法行为，必须大加惩创。经臣等奏请调集云南、贵州两省官兵分布进剿，臣林则徐于今年正月亲自前往迤西驻扎督办。后来该哨民等慑服军威，自行捆绑献出匪犯，并经委员弁兵分头查拿。共计前后抓获犯人多四百三十余名，均已陆续审明，分别判处凌迟、斩首、绞刑、遣戍、流放、徒刑等罪名，两次会折奏报在案。查去年滋事抗官的犯人，本就是历届挟仇构陷的人，现将京控名单与已办人犯姓名互相核对，其中已凌迟者张时，即张时重、张时儒二名；斩首枭示者刘汶华、张炳、张重五、高苍、陈发科、宋潮溃、宋发春、李玉即李如玉、李帼、王均即王君、陈文芝、兰得沛、黄保即黄疤共十三名；斩决者张界、张汶健、张文佑、杨小泗、李全、王遇春、海广、七蛮、周尚志、胡三林、林抄罗共十一名；绞决者刘书、周曰庠三名；绞监候者赵草果、邱美共二名。其遣戍犯，除已故的张杰、万重外，现改发者沈聚成、董俊之共三名；拟军者周郁、张宽、张赞等二十六名；拟流者王全、董玉淋等三名；拟徒者杨春富等三名。统计京控名单内已经办罪者六十六名，除去凌迟、斩枭、斩决各犯不便追缉诛杀，已在未审京控之前业经处决外，其余绞决的刘书、周曰庠二犯，前奏折内声明俟提同原告质讯后再行决，其余定拟监候及遣戍以下人犯，经臣林则徐提回大理府，提到原告丁灿庭亲写遵断甘结，四人共印手模送呈备案。

只是查核原呈情节，有实有虚，或夸大其词，或掩饰罪责，均所不免。恰逢迤西军务已竣，臣林则徐应当返回省城，将原告四名并续获被控的黄溃等人，仍带回省城，遵谕旨，会同臣程矞采再次提审人证卷宗，督同在省司道逐一严讯。缘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秀等均为永昌府保山县城内回民，黄溃等为保山县民人，向为前署县事、嗣代理府事之后补知州恒文服役。

译知州恒文先后奉命前往查办，回民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屡次发生攻击营盘的事情。汉族百姓纷纷传言回民匪徒打算进城，要将汉人杀尽，并秘密约定城内的回民作为内应，还抓获了送信的人，导致九月初二日金鸡、板桥各哨所的团练头目借着官府给予的防匪谕令，纷纷带领团练进城，声称前来救援，于是将城内的回民不分老幼男女混行杀戮，导致同时被杀死的约有四千多人。因为事情仓促，城内的文武官员无法压制，而恒文的家人黄溃与回民原本就有仇怨，趁机持刀到杜文秀未婚妻马小有姑家中，砍死其父，将马小有姑带回住所窝藏。随后恒文押令将其送交保山县转送官媒抚养。黄溃又与已被正法的王均、杨茂、张炳、曰占淋、樊普得等人各自带领团练，名义上是防止变故，实际上是纵容他们抢劫杀人。有外出的回民白廷赞及其兄白廷扬家中被团练杀害多人，并抢夺衣箱四只。随后前任总督贺长龄命令保山县追回，并作为三只转解太和县让主人认领。同日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秀等人家中均被惨杀多人，因为人多势乱，无法指出凶手是谁。后来各路官兵弹压剿办，将抓获的汉族罪犯万林柱等人分别审拟正法，汉族回民被烧毁的村寨及伤亡人口一律抚恤，经前任总督奏报结案。丁灿庭等人痛念家人死亡，财物焚毁，心怀不甘，在回民匪徒屡次报复之后，又商同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人先后赴京控诉，希望伸张正义，这就是这些原告等人起意进京控诉的原因。其呈词中不实之处，如所称城内被杀八千多人，核对历次奏报及府县禀报，都没有这么多。然而先前尚不敢确定，此次我林则徐亲自到永昌，查县衙被烧之后，案卷已成灰烬，只有府衙的卷宗齐全。查有道光二十四年，前任知府金任内，据保山县造报编查户口的底册，当即调出，与镇道及委员共同查阅。其中记载城内共有回民四百一十七户，总计大小男丁一千八百八人，女口一千二百四十三人，总共核算其人口才三千多一点。即使延至二十五年的一年之间，也不可能突然增加一大半。又城外各村，虽有临时逃入城内居住的，也断然不可能凑到八千多人。原呈中被杀人数，明显不实。而且呈词中既然说掩杀八千多人，后面又说被害一万多人，同一句话中，也自相矛盾。审问丁灿庭等人，又都推托说是传闻，不能指实。至于城外汉族回民各村，彼此互相烧杀，在回民的控词中只说汉族烧杀回民村庄，而访问云南省的士绅，则都说被杀的汉族实际上比回民多出数倍。现在事情过去已久，原难一一查清，但总之是挟仇互杀的案子。除九月初二日城内汉族与回民匪徒惨杀之外，一概不能只归罪于一方。

译又查原呈将回匪烧杀抢劫枯柯河弁兵之事，移置在九月初二日以后，声称是因为被汉民惨杀，不得已而复仇；又说乡勇穿着号衣，乡绅佩戴顶戴，官私不分，导致误杀兵弁等语。经查，当时回匪自二十五年七月间即在猛庭寨聚集，进攻思母车，焚烧枯柯河及陶家寨、大田街，后又攻打丙麻，其杀害营员、劫持都守，都是九月初二日以前的事。而呈文中将前事说成后事，尤其可见隐瞒实情、掩饰罪责。又所控告的聚众烧香一事，除指名为首的刘书、周曰庠二人属实，已在当堂对质后立即执行绞刑外，其余则有真有假，且当堂将所控告之人提来与各原告对质，多数互不相识，并有其人早已亡故及外出多年者，也都被混列在内。追问他们凭什么列名控告，则称是辗转搜集凑成的名单，并非有心诬陷。又控告称文武官员视回民如仇敌，放纵匪徒掩杀，纵容丁役抢掠等情。经查，前数年回匪猖獗抗官，不得已调兵讨伐，地方文武官员不能弹压的罪责，原本难以推卸。但如果因为莠民互相残杀，就加给各官袒助匪徒的名声，甚至指为串谋灭教，那么前后数年中，永顺、缅云等地汉人村落被回民焚杀掳掠的，何止千万，难道也都指责官员助回杀汉的偏袒吗？断案的人又将如何裁决？至于受害之家性命尚且不能自保，何谈财物？然而事后如果可以追缴，也未尝不为查缴。所有白廷赞及其兄白廷扬家的衣物，除已向黄溃追回三只箱子外，即使尚有余物，或被焚烧或被抢掠，也早已化为乌有，无从追回，并非地方官有纵容匪徒、隐匿情状之事。又据控告称招抚难回百余名，押解往大理，半途中被杀三十六名一事，查阅卷宗，二十六年五月安置回民行至右甸，途中遇到乡团散伙，被追杀三人，其汉团也被回民杀毙一人，随后命令附近地方官员招徕，仍送至大理安置，所控告的确实有其事，但并无杀死三千余人之多。又据控告称二十六年十二月间永昌收租的回民被发配七人，现查案据确实只有六人，其中袁潮富、木二、蛮二三人，是被王缺嘴挟嫌商同杨椿富等人在花桥谋杀的。已全部抓获，将王缺嘴、杨椿富拟判斩绞，招审病故；郑三蛮、张发沅拟判流放。又杨根大、马溃二人，是被张汶健纠集樊得（即樊么大）、白占淋（即满大）等砍死，攫取银两财物，已抓获。张汶健、樊得、白占淋均判斩刑；白上才判流放，张汝申判徒刑。续获张汝卓，现命令审办。又木汶举、袁湲二人，因下乡收租，被赵润与数名不知姓名之人抢夺银两财物，戳伤身死。两名参犯未抓获，弋业已经开参在案。又原呈牵连控告猛庭回民，于二十六年十二月被右甸乡团杀害一事，虽非该原告等切身之事，但大致尚非虚妄。查此案去年抓获首犯范小黑及张小沅，经臣等会同审理，奏明斩首示众在案。近日续获严萃容、孙幅沓、马中骥、辉溃登四名犯，各供认在猛庭杀死马应瑞等一人；又抓获李九舟、李庭玉二名犯，供认各杀死练勇回民二人，均经汇总核实办理。这又是臣等审讯原告情节，分别虚实，不敢稍有偏袒抑屈的实情。

总之，数年来永昌的案件，汉回各有是非曲直。汉人对回人逞凶泄愤的，没有比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之事更甚的；而回人对汉人逞凶泄愤的，前后合计，确实也是罪责相当。此次将哨匪办至四百余名，回民都已心服。而回匪流毒各处，先后抗拒官兵，近来杀害商旅、掳掠妇女的，也经抓获惩办。不但汉民心服，即使各处回教中的良民，也说匪类既除，他们免受连累，都知感激。因此此番只分良莠，不论汉回的做法，似乎有明显的成效。至于保山哨民余匪，臣等仍随时命令抓捕，又经续解冯得胜、陈登万以及京控有名的已革文生石维沂三名。其中冯得胜供认听纠进城乘机抢夺，石维怡、陈登万均认烧香为从犯，也应一并按例拟结。查黄溃一名犯，身充长随，胆敢附和哨匪，用刀毙命，又将妇女掳藏，又纵容练勇四处抢杀，应比照谋叛斩立决律，判斩立决，加重枭首示众。臣等审明后，即恭请王命，会同委派枭司营将等，将该犯绑赴市集处斩，传首犯事地方，以作警戒。此案系比照问拟，家属免其连坐。李九舟、李廷玉二名犯，在猛庭各毙练勇回民二人，也应斩首示众。严萃容、孙幅沓、马中骐、辉溃四名犯，各杀回民一人，均应斩决。辉溃登押解至途中，病已沉重，适逢臣林则徐审决另案重犯，即将其先行正法，以免侥幸逃脱显戮。马中骥押解至省后病故，应毋庸议。李九舟，李廷

译玉、严萃容、孙幅沅等四人，经由迤西道王发越审理查明并拟定罪名，上报详情称均因患病尚未起解，当即行文告知督臣，会同该道恭请王命，将各犯在大理就地正法，以免拖延诛杀。冯得胜趁机进城抢夺财物，应按谋叛从犯斩罪，向上减一等，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石维泯、陈登万二犯，听从烧香结盟之命，应按例实发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原告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绣、刘义京所控诉状，均有失实之处，本应按申诉不实律定罪，但念及他们家人均已被害，情状特别可怜，应请从宽免责释放。另外，黄溃一犯是勒休知州恒文的家人，该犯挟私仇妄杀，并纵容练丁滋事，即使恒文并未纵容，也属于昏庸不职。况且该员保与已革职道员罗天池一同办理此案，罗天池已经奉旨革职，永不录用。该员保罪行相同，仅予暂时令其退休，尚觉不足以抵罪。相应请旨将勒休知州恒文一并革去职务，永不录用，以示惩戒。黄溃所掳的马小有，经讯问查明未被奸污，已据杜文绣具结愿意领回完娶，应无需再议。此案京控单列出的香匪姓名，除查明已死及早已外出、不在籍贯者，均无需传提，以免拖累外，其余提到被控人犯供认烧香为匪的，均已分别定罪。即使屡讯坚称并无烧香者，也经提同原告丁灿庭等人再三质审，据供素不相识，并不能指出为匪的确凿证据，不敢诬执，自应分别释放回本籍管束。至于控诉之外，有确实曾杀害回民而原告反而未控诉的，也先后抓获多人，俱经讯明正法，统归入哨匪案中录供报部，已行文者无需重复录供外，再有现在续办斩绞遣军的黄溃等十三人犯的供词以及原告丁灿庭等人的供结，一并抄录行文报部备核。经此番公平惩办之后，汉回人等更应随教化约束，令其尽消仇怨，永做良民，以期仰副圣主安定边疆的至意。

译清理积压案件以解救百姓困苦疏

丁日昌

民间百姓所受的困苦劳累，没有比诉讼更严重的了。地方官员拖延不决，差役借机敲诈勒索，经过长年累月，往往导致家产荡尽、倾家荡产。因此，强悍的人变成盗贼，狡猾的人流入异端邪说，人心风俗的败坏，都由此产生。所以，臣在担任江苏巡抚时，创立章程，通令各下属地区，将诉讼案件按月造册通报，给予功过评定，以示奖惩。并命令将囚犯的姓名悬挂在粉牌上，按月另造册上报，使隐藏的情况显露出来，使之明显可见。后来官吏不敢任意欺骗隐瞒，臣仍随时派遣人员秘密核查上报册籍的实际数目是否相符，于是逐渐消除了拖延案件和私自拘押的弊端，百姓的困苦也借此稍微得到缓解。前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前任福建巡抚卞宝第，知道这样做对百姓有益，先后到臣处抄录章程，通令直隶、福建各下属地区一律仿照办理。如今臣蒙受恩宠被任命为福建巡抚，接任后即严厉命令各下属地区实事求是，不得重蹈从前的积习。一个多月以来，翻阅各下属地区上报的文书，大多有名无实，积压的案件实在很多，审结的案件实在很少，而且听说伪造、隐瞒上报的弊端不一而足。就连囚犯也有很多不列入册籍、不悬挂粉牌的，实在令人诧异。臣已经查出种种弊端，统计闽县共隐瞒上报诉讼一百多起，侯官、莆田两县共隐瞒上报诉讼二百多起，福清县共隐瞒上报诉讼八十多起。虽然其中有前任未上报的案件，而各该县到任后不知道据实补报，并且重蹈覆辙，都难以推卸罪责。又派遣人员查点，闽县囚犯隐瞒上报两名，侯官县囚犯隐瞒上报十五名，福清县囚犯隐瞒上报二十八名，南平县囚犯隐瞒上报二十五名。此外，晋江、建安、瓯、邵武、长汀、漳州、漳平等县的诉讼册报也有很多隐瞒遗漏。对于清理诉讼、安定百姓的措施，却视为例行公事，用虚文粉饰欺骗，实在令人痛恨。访查各州县的陋习，是因为诉讼据实禀报，如果结案达不到一定数量，必然受到处分，所以每月必定造报审结多少起作为结案处理，既可以避免处分，又可以凭借结案数量多而希冀上司保举奖赏。所以统一全省月报册籍计算，结案已不下数万起，似乎诉讼案件可以清理，百姓困苦可以缓解。而各州县年复一年案卷仍然不少减少，为什么呢？因为造入月报的都是口角细微的案件，大半是伪报，真正的案件不结，依然如故。这是多一番防范，就多一番欺骗隐瞒。如果不从立法之初，彻底揭发其弊端，选择特别严重的参劾处置，就无法消除顽固习气并警戒玩忽拖延。除了福清县知县某已另案参劾革职，并再查明各县有无隐瞒上报诉讼，以及囚犯悬挂粉牌不实，另行办理外，相应请旨将代理闽县知县某、代理侯官县知县某、代理莆田县知县某、晋江县知县某、代理南平县知县某、代理建安县知县某、代理瓯县知县某、邵武县知县某代理漳平县知县某这十人一并摘去顶戴，限定半年内将积压的各案件依次结清，再行奏请恢复官职。其中有认真振作、一律清理结案的，届时恳请圣恩分别奖励；倘若再不知羞愧奋起，另行严厉参劾，以示惩戒劝勉。

设法清理监押人犯并限定时间查办疏

文煜 丁日昌

据查福建吏治因循守旧已成习惯，积压案件累累未定，罪犯及牵连的人证被禁押既久，往往导致拖死，所以要解救百姓困苦，应当以清理各类案件为先，必须彻底追究根源，悉心体察，揭明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使之全盘托出，而症结方可完全消除，必须力破拘泥，明确奖惩，稍微宽恕其不得已的原因，使之改道不迷，而倒悬之苦方可迅速解除。臣等先前已经查明，隐瞒上报诉讼的各厅县两次汇参摘去顶戴，限定时间清理结案，并选择其中特别玩忽懈怠的，如瓯县知县郑启明、福清知县魏张文等，分别奏请参劾革职查办，一方面严催各下属地区认真清理，随时告诫，几乎到了笔秃唇焦的地步。半年以来，统计办结新旧监犯五百三十二人，各厅县所报人数与实际密查的人数尚相符合，只是囚犯往往有册中仅报数名，实际拘押达数十名的情况，就像厦防厅拘押囚犯八十多人，而册报仅止数名；石码厅拘押囚犯二十多人，而历次上报并无囚犯，以此类推，各州县隐瞒上报、遗漏上报的，实在指不胜屈。而且有书吏差役私自拘押而门丁不知道，门丁私自拘押而本官不知道的情况，百姓或靠农耕做工度日，或靠小本经营谋生，一人被拘押，即一家不得安宁，必定变卖田宅、卖儿卖女，四处请托，而后才能释放回家。当官吏饮酒作乐之时，正是小民呼吁无门之时，这中间的叹息愁恨之声，难道不足以招致水旱灾害而触犯天怒吗？自从臣等严加查究以来，各州县对于册报有名字的囚犯已结释放一千二百四十六人，那些未列入册报以及书吏差役私自拘押计释放的，大概又不止数千人。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如寿县监犯李暄遇赦一年多尚未释放，严厉札文申斥该县，尚且禀回复以犯人留恋监狱无心求释；将乐县拘押犯杨长吉命令查问因何事久押不放，而该县则禀报

译又因那些被牵连、历任流放的罪犯，并没有案卷可供查考；化县监狱中的犯人管福，因入会被禁多年，现在经过审讯查明，确实是被人诬告牵连。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令人愤懑，我都已批示责令立即保释。目前统计全省尚未定案的犯人还有二百九十多名，押解在案的犯人还有六百二十多名。其中监禁时间最长的，如福清县的翁粿，已被监禁二十年；政和县的汤子冈，已被监禁十二年；古田县的雷真、莆田县的潘植，都被监禁十一年；江之县的叶港、瓯县的章文、建阳县的吕富老，都被监禁十年。其中押解时间最长的，如闽县的邱盛、福清县的王三妹、伍相，都被押解十年；南靖县的芋薯、王酒，都被押解八年。此外，监禁或押解六七年、四五年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罪犯中，犯杀人、盗窃罪的居多，有的是被严刑逼供，口供前后反复翻供；有的是被书吏差役指使，口供始终摇摆不定；有的只是被认定为从犯，而主犯尚未抓获；有的竟然申诉自己是冤案，但原告坚持指控，又没有旁证，逃犯难以缉拿。审理官员拘泥于成例，不敢判决结案。仔细查阅各案的审判文书，当时如果依据口供定案，反而可能在援引赦免之列，因为他们的口供前后不符，反而导致长期羁押等待对质，不能仰沐皇上的仁恩，在情理上也值得怜悯。

译到达各该厅县，难道完全没有良善诚实的官员吗？这是因为历年官员交接先后参差不齐，有的因为缉捕正凶有悬赏的费用，审讯定案有招供解送的费用，一旦更换任职，很少肯代为承担。虽然承缉案件按规定有处分，但也已无法再加重。该犯人或狡辩抵赖不承认，本官也犹豫等待继任者，再换一任，年复一年，想办理不能，想释放不可，于是导致积弊深重难以挽回，陈规陋习相互沿袭。目前可以办理的都已经办理释放，未办理的都因种种困难无法推行，无从着手。如果按照惯例全部追究处分，简直要让官舍空无一人。臣等目睹这种情况，深感焦急。倘若再不设法整顿，坐视囚犯相对哭泣，不瘦死不止，既丧失了天地好生之德，也辜负了朝廷怜悯体恤的仁心。可否恳请天恩宽恕过去的过失，准予暂时变通办理，以期牢狱得以澄清。拟请将光绪元年以前积压的案件，如果是因有原因迟延而应免除扣算限期应招供解送的，立即招供解送，并由布政使酌情筹给解送费用，以免贫瘠地区借口赔累。那些在赦免前犯罪应援引免除的，由该管道府就近勘明详细释放。至于抢劫盗窃等案件中人犯没有证据讯问系误捕的，立即予以省释；或者先前有证据后来又狡辩翻供，以及开设花会、书差诈骗骚扰、教唆词讼、掳人勒索赎金一切危害乡里情节可恶但供证未明的，这类桀骜狡诈之徒，如果一律准予释放，不是变为盗贼，就是流入异端。拟请参照抢劫盗窃锁墩的惯例分别酌情确定年限锁系石墩，以示惩戒而避免羁禁。至于牵涉命案及一切杂案的人犯，或者供词狡辩，或者证据不齐，因而拖延不结的，比比皆是。拟请援照正犯在逃其余人犯监候待质证的惯例，如果各犯禁押年月已超过规定期限，就按照现有供词定罪发落；倘若未满期限，则计算何时届满。如果逃犯未获再行拟结，其余词讼细故所有牵连的人证，立即讯断释放，并由布政使遴选委任精明干练的官员，携带先后调到的各案卷宗与之讲求明晰。如果临审情节互异，允许禀明等候指示办理，不敢墨守成见，分头赶赴各属会同厅县，统限年内一并查办清楚，以仰副圣主关怀疾苦、期望刑罚最终废除的至意。倘若印委各员敢再懈怠玩忽，超过期限不结，立即严加参劾。那些能够勘断、明悉情法、持平一洗积弊的，并恳请天恩，准予由臣等酌情保奖，以资激励劝勉。这样前次既宽恕了他们因循的罪过，以后又给予提拔的荣耀，应当没有不惭愧奋进而思自效的。至于此后新收的案件，仍各照定例办理，不得再有积压，重蹈前愆。倘若还有私押、匿报等弊端，就应当从严参处。臣等为慎重民命、清理众狱起见，既不敢拘泥旧章，转而沿袭苟且之习，尤其不敢任情轻纵，徒博宽厚之名。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另外，此折系臣日昌主稿，拟请在十一月间拜发，因渡海途中延搁数旬，故迟至现在缮写发出，合并声明。

奏为重案未协，有关治本民心疏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

四川东乡县一案，昨日经钦差恩承、童华查办审拟上奏，敕下刑部议奏。恩承等人审讯数月，自然应当详慎；部臣共同核议，自然应当平允。只是此案真正的本源紧要关键，似乎还有未完全梳理清晰的。上面听到的，道路传闻，人言纷纷，不敢不为皇上陈述。推想此案查办，起因于滥杀；滥杀起因于诬告叛乱请求剿灭；诬告叛乱起因于聚众；聚众起因于违例苛敛。各禀各疏中所说的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议定派捐输，每正银一两多加钱五百文就是如此。查四川的捐输与其他地方不同，咸丰中叶军饷无着，计臣议在四川钱粮之外加收津贴。津贴，是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津贴也一两。咸丰末年又议在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川省一百六十州县，除了最贫瘠的数十州县外，其余都派及，或一年派一次，或两年派三次，由藩司临时斟酌。大约每县地丁五、六千金者，捐输派至万金上下，而缴纳钱粮最少的户不派正赋一两，则捐输也不止一两。这都是报部充饷的正项，而耗羡解费不在其中。不仅如此，川省杂派最多。像马局、三费局，有的占十之八九。此外地方公事各局名目不一都取自百姓，都派于粮。局绅议定，官吏征收。大抵每地丁一两，合计津捐杂派，大县完纳多将近十两，中县完纳少也必须五、六两。粮民交纳者，先完杂费，再完津贴，然后才完正赋。杂费不完，串票得不到；无串票则官可治以抗粮之罪。其手段也巧妙而毒辣了。不像其他省捐输偶尔为之，即使有勒派也只累及富户而已。川省捐输之数，向来由藩司派定，照文书征收，无可加减。所以东乡多收五百文，非

译勒令富户捐输，实际上是增加赋税；并非为国家聚敛财富，而是为了中饱私囊。这类情形，估计朝廷未必完全知晓。考察四川藩库之所以丰盈，是因为雍正年间招募百姓开垦荒地，自开国以来开垦的土地较少，定额的赋税较轻，所以财政官员屡次加派征敛，而百姓仍勉力缴纳。这是因为蜀地百姓沐浴着皇上的恩泽，懂得急公好义、纾解国难的道理，不忍心吝啬。官吏因此认为蜀人富有且愚昧，于是苛捐杂税征收不止。然而百姓也能体谅官吏办公经费不足、私用匮乏的难处，即使民力已经枯竭，仍然不敢怨恨。为何在旧有规章之外，还要再次增加呢？况且东乡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征收了巨额钱财，却没有一张清晰的账目，乡民愤慨激怒，清算之事爆发，官府便发兵剿杀，并且屠杀了无数无关的老弱妇孺。这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向天地父母申诉啊。况且皇太后、皇上难道没有思考过太平天国、捻军之所以被平定的原因吗？自咸丰以来，贼寇之气几乎遍布天下，军队疲惫、军饷匮乏，局势岌岌可危，然而依次扫荡，重新看到太平景象。确实如宋代韩琦、欧阳修所说：“臣等五六位书生辅佐太后，而天下听从，这难道完全是靠武力臣子的力量所致吗？”实在是因为列祖列宗深厚的仁德恩泽，积累渗透，所以皇天眷顾我圣清，才使得如此。我朝深厚的仁德恩泽，固然美好得不胜枚举，但大要有两件事：一是赋税征敛轻，二是刑罚公平。赋税轻就不会耗尽百姓的财力，刑罚公平就不会残害百姓的生命。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谕令说：“官吏隐瞒欺骗、加倍征收的，杀无赦。”顺治十三年，严厉禁止征收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特别颁布永不加赋的谕令，这是古今数千年未曾有过的善政。至于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慎重对待刑罚，这是历代圣祖相传的心法。顺治十年六月，圣谕说：“死者不能复生，误判者不能改正，这种悔恨和怨恨，罪责将归咎于谁？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受冤屈。”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刑部将逆案中牵连的人中，情罪稍可怜悯怀疑的，一概赦免释放。康熙元年三月，定下供词不全、引用律法不确切的禁令。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谕令大学士等人说：“人命重大，无辜枉死，会冒犯天和。”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定下地方官诬陷良民为盗贼，按照故意陷害无辜者的例子从重治罪的禁令。九月，定下贪官不列入缓决的条例。康熙四十七年二月，派遣侍郎穆丹审理浙江大岚山贼案，亲自书写谕旨，命令审察时不得恐吓良民，并谕令除贼犯本人外，对株连的人使用刑罚尤其要谨慎。乾隆五十年七月，河南王金等人纠集众人抗拒并伤害兵役一案，李二等六十七人持械助势，奉旨从宽免死。至于《大清律》一书，原本依据唐律，斟酌完善，最为精详公平。二百年来君臣上下，依据此律断案，不敢故意加重或减轻。所以培养元气、巩固基业的原因，就在这两端而已。

译我曾考察古代帝王之所以能长久保有江山的原因，认为财力、兵力、权谋、术数都不足以依赖，只有民心是可以依赖的。如果君主仁爱、百姓喜悦，那么即使国家积贫积弱也不会陷入危局；即使有四方蛮夷强邻，看到该国民心团结、上天眷顾，就会感到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气势，而不敢产生欺凌侵犯的念头。就像近年北方省份发生特大灾荒，饿死的人遍布荒野，按寻常事理来说，足以引发事端，然而人心安定，饥荒却没有造成祸害，这是因为上天鉴察到皇太后、皇上具有爱民之心啊。如今孙定扬横征暴敛，妄自招引外兵，残害百姓以逞私欲，百姓没有叛乱却诬陷他们叛乱，城池没有被围困却谎称被围，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却不趁机安抚平定，打算剿杀时却没有一句劝阻，流毒半年，杀人如割草。如果不是该县事先禀报，那么总督剿杀的批示从何而来？如果不是该员事后怂恿，那么各营妄杀的念头从何产生？原禀报中明确有“形同叛逆，县城危在旦夕”的话，这可以说是蓄意诬陷百姓为叛逆，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辩驳。查条例规定“诬告叛逆，已判决者斩首”，律法规定“故意使人获罪至死者，判同等刑罚”。现在听说承恩等人不引用确切的根本律法，而是牵强附会“告发重事不实”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告发重事不实，并完全诬陷十人以上，发配边远充军”，若有关系重大的事情，临事酌情办理，为何又将后两句删去呢？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刺人致死，却把罪责推给兵器”吗？臣愚昧地认为，不诛杀孙定扬，不仅无法向东乡千百冤魂谢罪，无法使袁廷蛟信服，也无法使李有恒信服。如果皇太后、皇上早知四川官吏贪婪残暴剥削的情形，亲眼见到东乡百姓被焚杀糜烂、呼号挣扎的景象，不知会如何怜悯悲痛，如何震怒？然而案件悬置四年，两次被进京控诉，三次被纠察参劾，两次更换总督，三次奉命查办，最终却舍弃首恶不诛，事无真正的是非，刑无真正的罪名，这是臣所深深恐惧的。臣又何必厌恶孙定扬，而一定要诛杀他呢？所惋惜的是国家的法纪和祖宗的恩泽，以及那因苛敛屠杀而不忍背叛朝廷的民心。近年军务之后，地方长官心思粗疏、手法滑头，动不动就用兵。就像去年浙江金屺兰私垦升科一案、山东陵县抗漕一案，杀戮也过于严重，但暂且搁置不论，因为事情未上报则罪责在督抚，案件已报到朝廷则权力在朝廷，如果再不遏制这种流弊，以后日益放肆贪婪暴虐，必定导致驱赶百姓成为盗贼而后止。臣先前奉命在蜀中巡视学政，光绪二年夏天在川北考试时，就听到舆论沸腾，打算等回省后详细考察始末，如果确实有颠倒黑白，就应当上奏陈述。然而秋天到省后，已经被御史参劾，得到旨意查办，自然不能再重复上奏。如今案件已结、罪名已定，但是非尚未明了，臣来自蜀中，确实有见闻，如果不说，上无以面对朝廷，下无以面对四川全省的士民。此案卷宗太多，如果蒙恩将孙定扬诬陷叛乱、请求用兵的原禀报、原供词摘录呈上，一经御览，真情立刻显现。或许有人说屡次查办，牵涉大员太多，怎能再为之平反？不知道漏判一案的处分很轻，如果是国家所倚重的大臣，任用罢黜由朝廷掌握，自有权衡，何必顾忌牵制，以致扰乱大法呢？臣愿皇太后、皇上深思祖训，人命至为重要，民言可畏，上天鉴察难以欺骗，关系极大，不仅限于四川一地，应当如何核议之处，恭敬等待圣裁。

建设候质公所拟请按提经费疏。光绪八年。

毕道远 周家楣

私下考虑，诉讼的拖累，百姓最为严重；而各案中原告牵连的人证以及户婚田土等无关罪名的诉讼，其无辜受累更为可怜。京城地处首善之区，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容易滋生诉讼；加上旗人与平民有交涉，二十四属有上控案件，再加上户部、刑部、都察院、内务府步军统领及五城察院各衙门，经常有移交案件。除应押解者外，凡是一应等候质询的人，有时令其取保，但保人难得；结案而案证未齐，拘禁等待拖延，弊端恐怕由此丛生。即使日常用度又怎能供给？至于大兴、宛平两县，对于不应管押、不能保释的人，不得已而派差役看守，称为差带，更容易滋生弊端。京城的谚语说：“不怕宛平县，只怕到后店。”因为住宿的地方并非拘禁囚犯之地，却有此语，必定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臣周家楣在任前府尹时，往往就案件提查，在宛平县左右地方访察，迹象可疑的，逐一搜剔。经前任宛平县知县王启俊、曹寿臻在署东另租民房，以安置案证，张贴告示：“倘有差役虐待，即令大声呼喊，该县即提审亲自追究。”其弊端逐渐革除。此次到任，再次体察，在接见僚属时举此相警示，仍恐耳目未及之处，或在僻静地方、民舍、僧寺竟作为这种恶庐，无从搜访。大兴县知县赵文粹请求设立候质所，凡顺天府及两县案证等人, 都栖息于此，详细制定章程，专员管理，与治中及两县互相稽查核对，可以除此弊端。臣等共同商议，所

译既然情况都是如此，便命令经历范思本相度地基，在府衙大门内向东依次布置，恰好有空地可以营建，于是大家共同捐资兴办，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工，六月报告工程完工。共建造房屋二十二间，并配备活动木板床榻以及应用桌凳器具，妥善制定章程，遴选精明谨慎的正印委员两名，刻制木戳钤记作为住所凭证，专门负责此事。自七月初一日开始运作，所有顺天府衙门及治中、大宛两县无关罪名应等候质询的各人证，均在此处栖息。臣周家楣每日进出衙门，都经过此地，即可就近查察。每起案件交收、提审、归还，各凭刊印的验票，编号标明时刻，一旦有不符以及中间漏号次、迟延时刻的情况，立即严厉追究，按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法核算，每十日报告一次。臣顺天府衙门查核治中、大宛两县与委员，彼此往返逐案逐人稽核有无遗漏舞弊混淆。所内稍有弊端，允许就近喊冤申诉，或许私押的弊端从此可以消除。仍命令府署谳局及治中、大宛两县对于所审讯的各案迅速清理，不要因为案证人等居住安置妥当，稍有拖延。至于在押在狱的案犯，也命令各属一体加倍怜悯体恤，以广施仁爱而重视民命。查考光绪二年二月，贵州巡抚黎敬培奏请设立军民待质公所，请求推广各省一体照章准予提筹办所需经费，由藩库拨付，此事可以长久维持。每名口粮钱粮若干文，按季支销等节，奉旨该部议奏。随后户部议覆，请旨命令各直省督抚府尹，各就地方察看情况，可否仿照筹办，详细查明具奏。当年闰五月二十日，奉旨依议，钦此。如今臣等察看地方情况，亟应仿照办理。在京畿亲近皇帝车驾之地，尤其应当仰体皇上的仁德，俯顺百姓的疾苦。只是因顺天府衙门很少有可提取的产业，经斟酌改为捐资办理。除顺天府各员捐资外，又据盐运司衔花翎候补知府王海捐资银一千两，该员尚有另案捐资，应俟汇齐另行陈奏。谨将顺天各员捐资数额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至于各名口应领取的食米，按季咨报户部，由京仓预领并上报册籍。所需常年经费核计每年需银六百两，依照案由直隶藩库拨解，以期长久维持。所有顺天府衙门依照成例建设候质公所的缘由，谨会同署直隶总督臣张树声共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