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　通论部一

译你们这些人混杂在民间不肯离去，借着夷人的势力，作奸犯科，以此谋取衣食，官员无法查究，官吏无法抓捕，这是第一点。夷人既然用武力胁迫求和，便夜郎自大，在通商口岸，清除道路向前推进，文武官吏都像尹、邢那样避面不见，这是第二点。他们夺取百姓财物，掠夺百姓子女，出入苏州、杭州的街市，谁能禁止？这是第三点。不守法的百姓，触犯国家法律，一旦被逮捕审问，就躲进夷人馆舍，便成了夷人的护卫，这是第四点。百姓冒犯夷人，官府就只怕放纵百姓而激怒夷人；夷人冒犯百姓，官府又将要抓捕百姓来讨好夷人，地方官员只知有夷人而不知有百姓，这是第五点。水师将领大多怯懦，洋盗出没，抢劫商旅，有时悬挂大英国旗号，我方兵力虽然查缉，也愿意以此自我解脱，这是第六点。夷人强力胁迫通商，必定要求免税，西洋各国大半已被英夷降服，此后货船我方设关而他们收税，这是第七点。黄岩一县，无论贫富都吸食鸦片，太阳刚出来，街上无人，夜深灯红，于是开设鬼市。通商之后，鸦片禁令大开，鬼市将成，这是第八点。近年来战乱不断，专门为了禁烟；禁烟专门为了阻止白银外流。鸦片仍然流行，白银耗尽指日可待，这是第九点。国家所依赖用来通商增加赋税的，是白银。如今白银泄漏给夷人，法度被夷人扰乱，财力匮乏百姓贫困，而且会生出其他变故，即使停止战争也来不及了，这是第十点。安抚既定，后患很多。我私下认为计策出于万全，必定要预防流弊，而我过分忧虑的，不得不就管窥蠡测之见，再向执事陈述。英夷船只散处在闽、粤、浙、苏等地很多，退出之后，或许有其他国家出来效仿，或者就是英夷借口后到，另提要求，我们未能深察夷情，又怎能完全制服这些丑类？这是不可不虑的第一点。英夷在广东起初已经归顺，等到给予银两，又肆意滋扰，这次议定后，或许声称是国王的命令，说郭士立等酋长办理不善，调回本国，另生枝节，这是不可不虑的第二点。逆夷屡次有北上天津的说法，上年投书的陈在镐以及如今诱获的郭士立义子陈禄说，即使给予银两割让土地，终究不肯不去天津，而先前索取通商口岸，却又对天津不加过问，反复诡谲，情势特别可疑，能杜绝他们北上的阴谋，才能避免事后的后悔，这是不可不虑的第三点。通商之后，各省关税自必明确制定章程，万一英夷像以前一样阻挠勒索，形势不能听任他们损害商人侵吞赋税，一经追究，必定引发争端，这是不可不虑的第四点。澳门旧制，百姓与英夷诉讼，一律听任官府讯断，万一案件涉及夷人，抗拒不交出凶犯，像广东林经喜那样的案件，如何能制止夷人的暴行而安抚民心？这是不可不虑的第五点。罢兵之后，各省海口仍需设防，如修造炮台战船，增设兵员营卡，起初并非剿灭夷人，却因猜忌嫌恶阻挠，导致海防不能整顿，这是不可不虑的第六点。通商定议，须惩治奸民，应令夷人悉数交出安置在指定地点，否则介于夷汉之间，倚仗夷人犯法，万一夷人庇护，官方法度难以施行，必定产生嫌隙，这是不可不虑的第七点。英夷既然设立口岸，那么口岸之外不允许上岸，倘若任意闯入，掠夺牲畜妇女，百姓不平，纠合抗拒，夷人必定归罪于官府，于是起兵兴问罪之师，这是不可不虑的第八点。名义上是通商，而英夷拆毁定海城墙，建造夷楼，携带家眷居住，倘若各省都像定海这样，转眼之间，就不再是我们所有，恐怕不符合通商的体制，这是不可不虑的第九点。中国凋敝的原因，在于白银泄漏到海外，夷船既多，白银泄漏更严重，正好让会子、交子的弊端将要实行，国家用度、民用生机一同枯竭，此后虽然允许以物易货，比起以前更须严禁白银分毫出洋，杀戮必定无数，而祸端的开启，就在这里，这是不可不虑的第十点。

译古人治理世务的言论，当时人们往往忽视它，常常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因为精诚所至，竟像符节一样吻合，即使过了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书中所担忧的，如破坏海防、对抗官方法律、在鬼市哄骗、放纵奸民、发行交子，以及夷人蓄谋在天津多方挟制，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没有丝毫差错。像公这样深思熟虑地谋划事情，如果能够从容施展抱负，没有那些蒙面畏缩之辈从中掣肘，夷人虽然狡猾，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黄钧宰识

天津新议续议中西纪事

咸丰八年，大沽之战，桂良等人到达天津，英国人擅自订立了通商新议五十六条。奉皇帝谕旨：关于税则的条款，必须到上海商定。后来因为上海议定后，该酋长换约时不遵守，照会此事于是搁置。然而我在咸丰九年身在浙江，见到西方人将五十六条刊印在通商文书中，因此摘录其大意记录下来。等到咸丰十年，京师换约，英法两国要求将戊午年原约及现定续约颁示给各省督抚大吏，按照办理，于是也将上海所定的税则刊刻通行。阅读其余条款，都是由洋人任意增减，王大臣等人只是画押接受既定结果罢了。今次的条款如下。

第一条约中有居住京师的条款，说英国官员及所带眷属可以在京师长期居住，或随时往来，全由该国自便等语。查此条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该国进贡表文中，请求援引俄罗斯的例证，派人寄住京师，照管该国贸易事务。奉纯皇帝谕旨，告知天朝没有这种体制。俄罗斯从前在京城设立馆舍，是因为在设立恰克图以前，暂时给予房屋居住。后来因为恰克图已经设立，就在彼处交易买卖，不准居住京城，已经几十年了。该国现在已有澳门洋行发售货物，又想在北京另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不得越界混杂。所请在京城立行的事情，绝对不可实行等语。等到贡使回国，特意将两道敕谕颁付给广东地方长官，备入档案。等到道光庚子、辛丑年间，接连侵犯浙江、广东，根据其月报说中国对待他们不肯像对待大西洋、俄罗斯一样。自从琦善奏请给予香港，不再垂涎澳门，而寄住京师之事，在白门议和中并未提及。现在大沽之战，首先以此事请求。约内虽然没有在京师设行贸易的话，但他们屡次请求受廛（指请求居住和经商），如果不是有意通商，就是觊觎国家大事。天朝旧制，通商在广东，也不允许在城内设立栈房及擅自进入省城。所以广东人有二十九年复位之约，首先禁止洋商入城，导致有七年十二月的事件。现在查约内第一条载：“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宁所定的和约，仍保留照行广东所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现在更改，既然已经并入新约，所有旧约作为废纸等语。”这是因为入城这一条，担心广东人拿着以前的条约而争执。寄住禁城，那么各省的入城谁敢违抗呢，可以知道其用意之深远了。查天津、上海的议定，因为换约不遵守而作罢，所以批准与否也没有明文。现在看其续约第一条说：“前戊午年大清钦差将英国驻华大臣随后在何处居住一节，在上海会商所定的议定，现在特明确作为罢论，仍照原约第三条遵行等语。”就是这件事。那么寄住京师，当时在上海并未批准实行，后来挟持兵力要求，才按照原约允许。

第二条议沿海地区，想在旧约五口通商之外，增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洲等处，又想在长江一带，自湖北汉口镇沿流至镇江入海的路上，等粤匪平定后，选择不超过三个港口，作为洋船出运货物往来的区域。按长江自吴地流向蜀地，经历江苏、安徽、江西、湖广等地，都是漕运往来的通衢，外洋船只自二三百吨以下的，都可以在江中行驶。该洋人沿途停泊登岸，稍有借口，用几艘火轮船横截江面，运道因此堵塞；又或与粮船水手斗殴滋事，或者船只被其轰沉，或者重运遭其掳掠，这是国家正供的收入，正好成为资助粮食给寇贼的资本。现在虽然试行海运，但上游四省的漕粮，难道能越江飞渡吗？越国强大时，伍子胥担心它与我们争夺三江五湖的利益；魏国进入荆州时，吴国张昭说长江的险要与我们共有了。自从这个议定成为事实，而东南的祸患就中于腹心了。十年换约，便请求暂在汉口、九江两处先行开商，是他们垂涎已久。

第三条议江宁旧约所载各货税则的多寡，以价值为比率，每价百两征税银五两。近来各种货式多有价格逐渐降低而税较重的，请求重新修改定夺，并议定此后十年一修改等语。该洋商志在牟取利益，算计到椎刀之利，也不足为怪。只是进口的货物，自海口纳税后，允许由中国商人运往内地，所过关口，应听中国按价估价征税，与该洋人无关。而自从五口开放以来，外洋商人有带洋货私自进入内地销售的，又有在内地买卖运至海口下载的，经由各关口，中国只知道照货纳税，不问中外商贾。于是该洋人提出免抽征的请求，说不论

译关口的数量，凡是子口的税都以一次性总纳为准。因此规定按照海口税例减半，在首次到达的关口，每百两纳税银二两五钱，发给票据作为凭证。此后经由各口凭票放行，不再重复征收。又议定外国商船应纳钞课一百五十吨以上的，吨与虿相同。外洋以一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虿，每吨纳钞银一钱，也发给票据作为凭证，不再重复征收。凡是这些纷纷扰扰的议论，无非是那些洋人自己占便宜，同时把华商当作傀儡。因为洋人货物交接的规定，不得越过海口一步。自从通商畅行，出入自由，此后洋人进入内地，就借助华商作为导虎之伥；华商进入内地，又借助洋人作为腐鼠之吓。试问中国自己征收商税，偷漏影射的弊端，处处难免，为什么逆势日益嚣张？奸商恶民推波助澜，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自从长江通商，天下一家，更从哪里分别中西？当十年换约之后，码头尚未建立，货船尚未到达，就有持总理衙门执照前往安徽的屯溪、江西的河口、义宁州等地，采办茶叶，大半是华商引导的。

译第一条条约中规定：“英国民人若有犯法之事，由英国领事查办；中国人若有欺压虐待英民的行为，由中国地方官查办。若有涉及两国的交涉事件，双方共同审理办理等语。”查考钱债纠纷、斗殴之事，中国既定制度是由州县审办；若欺压虐待外国人，经地方官查知理亏在我方，自然可以先行查办。倘若事端由对方挑起，便已属于华洋交涉事件，此时照会该领事共同审理办理，也无不合适。然而条约中明确规定正领事与中国道员平级，副领事与中国知府平级。因此一旦遇到交涉事件，反而不去州县，而是向道、府申诉，于是借道、府来胁迫控制州县。各领事现住在海口，有事便强行闯入监司衙门，咆哮肆虐，连方面大员也对他们视若无睹。回想台湾二十二年红毛人的供词，说他们小港口设立的官员如同中土的知县，称为“未士洛云”。如今看到香港、上海各处洋行的招牌，都冠以“未士”二字，意思即是外国授予的官衔，在中国则与牙行户头无异，却能与天朝的州县平级，这真是亵渎至极。

第二条条约规定中国民人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的房屋内，一经中国官员照会该领事，即行交出，不得庇护隐匿等语。这已载入江宁条约中，但自五口通商后，屡次因照会移取犯人而起纠纷，甚至有殴打杀害中国民人、抗拒不交出凶犯的情况。这是因为英人收买人心，专以接受投降为得计。我见西方人出版的月报中说，各国罪人逃入英境的，英国都收容隐匿，而其本国缉捕罪人，不得用兵船轻易进入英境，这是在外洋各国往来的定例。所以中国虽有照会交取犯人的条约，多成空文。至于其所定的中西交易，有欠债不偿、潜逃躲避者，彼此知会缉拿追缴，一体办理，立法并非不善。但我听说上海交易完成后，应付华商银两，洋商给予银票，票期通常在对月，多则五十日之限。到期凭票取银，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国，立刻关闭货行歇业的。华商向领事申诉，领事置之不理。这见于西方人自撰的月报中，且说洋行欠账私逃，不仅华人受其累，即各洋商也认为不便等语。这大概是宽恕之词。然而华商识破其诡诈，屡次想改变对月取银的惯例，最终未能实行。所以咸丰初年，沪口生意渐渐不如从前，甚至有茶商仍想改道前往粤东的。那么通商善后之约，该酋长阳奉阴违，只是以此玩弄中国官民于股掌之上罢了。

第三条关于传习天主教，江宁条约中已有此条，但尚无华人弛禁的明文，不过说该国教士来到中国，请求免予查办而已。自道光二十五年，法国人在广东陈请，在各港口设立天主堂，并允许华民入其教者，概免查禁，朝廷议准实行。此后各省华民公然无忌。今查英国条约内载明耶稣圣教、天主教两项，盖因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稣教后，于是禁行天主教，见泰西传闻而不悟耶稣即天主。法兰西所奉的仍是旧行的天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当时英人借助法兵，所以条约中一并提及。若法国条约，则只说天主教而已。只是西方人矜夸其教法，驱除异己，各小国有不顺从的，以兵力胁迫。五印度及回疆的战事，属于英国的，如今都改行耶稣教。甚至如东洋的日本、暹罗，向来与西洋人天主教为仇的，近年英人日益强大，都借通商之约传教于其国，而日本、暹羅也畏惧其强，不敢诘问。如今又想以此强迫中国，岂非想用夷狄来改变华夏吗？

第四条条约中议定使用汉字英字一条，查英人两次入贡的表文，皆由中国翻译进呈。据乾隆六广东总督朱文正公奏称，有西字正副表两件，该国自书汉字副表一件，臣等共同开启其汉字副表，虽照中国格式，但文理错乱，难以句读，随即令通晓西书的通事，将西字核表与汉字表核对，重新译出等语。是该国虽有自书的汉字，诘屈难通，仍由中国人中通习西语者另行译出，并不要求以汉文正本配送。等到嘉庆年间，广州知府杨健详定英人商禀，允许使用汉字。此后该洋人久居中土，多以中国言语翻译该国古书，所以马利逊有华英字典的编纂，悉依康熙字典注释。当时纯庙敕谕二道，由该国副使马利逊翻译。等到嘉庆二十一年的敕谕，则由马利逊翻译。盖马利逊也时任副使。详考英人贡使，都以武臣为正使，文臣为副使，皆见于西方人的记载。中土同文之治，逐渐染化外邦，所以英、弥二国都建立书院，让洋人习汉字者居住。如今条约中请求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以便日后文书往来不用配送汉字，这是想以外邦的语言文字强迫中国传习，已经荒谬至极。自十年抚事定后，总理衙门奏定……

译章程中提到，臣等先前拟定的章程里曾请求命令广东、上海挑选专门学习英、法、美三国语言文字的人员来京任职，并挑选八旗子弟进行学习；除俄罗斯馆的章程由该馆遵照旨意酌情商议外，英、法、美三国教习及学习人员的薪水和奖励，仿照俄罗斯馆议定的办法办理。又查得俄罗斯馆狭窄难以容纳，现查铁钱局改为衙署后，尚有炉房稍加修葺即可作为馆舍，以免在外惹事等语。由此可见，王大臣等已经商议过此事了。

译第一条，有人建议中国发出的照会公文中不要使用“夷”字。我曾在西方人的月报中看到，说“夷”是轻蔑的称呼，外国人大多忌讳使用，不禁令人失笑。“夷”本是东方国家的名称，也是四方边远民族的总称。《说文解字》认为“夷”字由“大”和“弓”组成，意为大人手持弓箭，这在六书中属于会意字。氐、羌、蛮、貊都以野兽命名，唯独“夷”字从人从大，按照以“魏”为大名的惯例来推论，不能说不是一种美称。《说文解字》记载东夷有君子不死之国，《说文解字》广泛采集奇异传闻，所说的不死之国，怀疑就是指毗骞国王的事情。孔子说仁者长寿，又说想要居住在夷地，是有原因的。那么，“夷”字的称呼，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君子且多长寿，所以赐予美好的名称。近来西方人也有不少文雅之士，为什么不去考证呢？

第二条，在上海议定的税则，名为《通商善后条约》，英国十款，法国与之相同。大体上都是根据天津新议所定的贸易各款进行推广阐述，其余则是罗列出口进口的货物，酌情确定税额和银两数目。只有第五款内称：“向来洋药、铜钱、米粮、豆石、硝磺、白铅等物品，按例都不准通商，现在规定稍微放宽禁令，听任商人遵守规定纳税贸易。”洋药这一项，现在准许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但该商只准许在口岸销售，一旦离开口岸，即属于中国货物，只准许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使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国人持照前往内地通商，以及第二十八条所议内地关税的条例，都与洋药无关。其如何征税，任凭中国办理。此后遇到修改，则仍不得按照其他货物定税等语。查旧制，洋商进口的货物只准许在海口销售，一旦离开海口，即系中国货物。其出口的货物，也由华商运至海口与之交易，不准许洋商擅自进入内地自行采办，这是历来各货进口的通例。今天津新议第九条准许英国人持照前往内地各处通商，不得拦阻。又第二十八条准许英商贸易出入内地，照海口税减半，只缴纳内地一口之税，以后凭票放行，不让重复纳税。这是二百多年的旧例，一旦扫除一空。所以桂相等人在上海说：“以洋药新定的税则，本不与其他税相同，况且货物轻而价值重，容易开启偷漏影射的弊端，应请求另立条款办理。”于是该洋人才有税则第五款的提议。然而自从长江通商，洋商占立马头，深入内地，怎能保证他们不夹带鸦片？又怎能保证他们不勾结华商互相影射？必然导致阳奉阴违，毫无顾忌。其他如铜钱、米粮等项，不准运往外国，仍准许其在内地各口往来贸易。凡是这些提议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计策而已。十年换约之后，照此办理，而英国人已在总理衙门呈明内地商税过重，详细列在洋药卷中，这是华商、英商串通一气的证据。天津新议根据约内所记，在咸丰八年五月，其税则之定自上海者，则在十月。这些条约直到十年换约之后才奉颁施行。这时英法挟持兵威，请求续增英国条款九条，法国十条。只有弥国的条约，仍是八年所定，并无续款，然而已预先为日后张本了。俄国的条约，则又意在申定边界，载入续约中。现在具体论述如下。

第三条，英国人续约首先在于索取贿赂，根据他们八年所定的专条，议价商亏二百万，军费二百万由广东省筹措，清复交出粤城等语。现在续约又索取增费四百万，合前所许共八百万，商议在十年十月在天津先交五十万，又在广东交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余两，其余在各海关所收税内扣缴二成，以三个月为一个结算期，仍以二百万赔补粤中商亏，那六百万全部抵充兵费，这是第一点。八年天津新议第三条所载在京居住一节未曾允行，现在请求仍照原约，或在京长住，或随时往来，总以奉行该国君主的谕旨为定，这是第二点。八年所议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中，现在续约内论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都照各口章程一律办理，这是第三点。粤东有九龙司地方，先前经两广总督荣崇光给与该洋人作为在广东的总局，由该国在广东的领事巴夏里批租住在案，现在续约第六请将该地界归英国管辖，撤销前次租批，与琦相在广东奏给香港一岛同为割地，诛其用心，一是为年利起见，一是因巴夏里被执不甘作为中国酬罚，这是第四点。换约之后只许退出京地及舟山屯兵，其天津以及大沽台和登州、北海、广东省城等处，应等八百万还清后才行退还，即使早退，也必须等该国君主谕旨施行，较之八年原约退出广东省城的又增加数处，这是第五点。其余重复及贸易琐屑者不录。

夫氐、犬、羌、羊，是兽而人者也；狼子野心，是人而兽者也。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司马相如谏猎说：“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

译车之清尘。”这是胡越之敌兴起于车毂之下，而羌夷之众紧接于车辕之后，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在皇帝车驾之下，戎狄猛兽与百姓同处一地，一旦有触藩之变、衔橛之虞，那么遇到逸材之兽，京师哪里还有可以保全的地方呢？若非族群逼迫，将有侵凌卧榻之旁，防备其窥伺，为何像兔子洞穴般暗中经营、像斑鸠栖息般不再返回？这确实是不可以一天安居的。天津条约的主持者是李国太，后续增加的条约则由巴夏里所定，因为他在广东充当领事，广东的祸患，他实际上始终参与，等到八年新安之役，广东人悬赏重金购买他的首级，他逃回本国，于是谋求担任额罗金参赞，怡王进入通议抚，那么他单骑赴宴，僵卧在邸中，坦然无备，等到他被擒获，恶贯已盈，却依然脱网而出，这与李国太在天津被擒复释，究竟凭借什么而不恐惧？这是天下后世所不解的。商亏的盖六七年间，广东人焚烧其城外洋行，索赔房屋货物，无论商民平等，犬兔之逐、蛮触之争，不足为奇，即以报复而言，该洋人连烧我两次台，也足以取盈了。至于污染我的宫室、毁坏我的居室，这大概是上天想要放纵其心，以加重其毒，而后降下惩罚，他们不自愧悔，又肆意贪婪，在他们看来，疯狗吠叫非其主人，曾不足怪，而在京内外的大臣们，不闻兴借一师，稍挫其方张之焰，他们如虎，我如鼠，城下之盟，适宜任其予取予求之不竭。至于北塘之盟，口血未干就背弃，如今六次赔偿，远及二年，或因关口稽查导致饶唇舌，或因税课亏短稍涉稽迟,则随地随时皆可藉端起。彼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岂不是借寇兵而赍盗粮吗？虽然如此，贿赂银两割让土地，他们所求的只是利益而已，唯有名分与器物不可以假人。春秋重视中外之防，通鉴严格正闰之辨，所以楚国难以称王，而鲁史贬之为子；魏国固然是帝，而武侯斥之为贼。至于东晋以后，胡人乱华，寇履易位，而北方称南方为岛民，南方称北方为索虏，未曾以敌体相待。后晋尊崇契丹，因为石敬瑭为其所立，而其子尚且不受，唯有南宋之后金元始大数传，而终于不振。我太祖龙兴关外，正值明朝末年，天与人归，蒙古首先上尊号，然而尚且不欲抗衡中国，屡次议和，皆出自太宗之意,并请来往文移低一格，仍用前颁龙虎将军的印，由此可知天道亏盈而益谦，我朝之所以终于受天命者，正是如此。如今以数万里外不宾之荒服，一旦侵陵中夏，竟使嚼火争明、十日并出，这岂止是阴之疑阳、紫之夺朱而已哉？我见壬寅江宁之约，英国尚低一格，过了二十年遂成敌体，其约内称君主者,乃是外洋女主的书法，并非贬词。

译除了法国在八年所定的四十二条之外，又订立专条，称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杀害该国传教人马神甫，请求将该县知县革职，永远不再任用，并将此载入条约。其余所定的各口岸通商往来礼仪及一切税课事宜，都与英国先前所定的五十六条大体相同。只是军费赔偿原定二百万，英国人比这少一半，如今法国因用兵得志，也请求续增十条，附在天津新议之后。第四条将先前定的二百万，也增加到八百万。除去在海关已征收的数额外，议定今年十月先在天津交银五十多万，在征收的税款内分五次扣除。那八百万中拨出一百万，作为法国商人在广东被烧毁的赔偿之用，其余都作为军费等。又第七条内称，该国水陆两军，等到收到银五十万就退出天津，仍驻屯在大沽台，等待中国各地方军队全部撤出境外。又第八条内称，现在驻在天津的军队，等到五十万交清后撤退驻守大沽台，只是统兵官请求暂时驻在天津过冬。其余与英国续约大体相同。我按法国人索要商亏和兵费，以八年与英国人相比，即使增加也不过四百万罢了。如今效仿英国的过分之处，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多多益善，在我们这边却默默无言。传闻今年桂相去天津议和，曾答应英国人一千二百万，后来英兵进入京城，法国使臣噶啰居间做说客，来往调停，于是比前议少了四百万。然而在英国人那里是减少，在法国人那里却是增加，这是借此收取渔翁和农夫的收获啊。各海口贸易，英国居首位，美国次之。如果按法国来说，每年出口的船只不过几只，都是钟表、呢绒、羽毛等细碎之物。所以英国的税多而法国的税少。英国从“朝三”变为“暮四”尚且容易，法国的一件皮衣却是集众人之腋而成。所以英国所获取的是辛劳，而法国所获取的是安逸。虽然如此，英国吝惜帮助法国而用利益引诱它，法国凭借英国而坐享其成。曾不想土地相同而谋求满足欲望的，正是勾践豢养吴国的计策啊。没有贿赂的祸患，必定不免于象牙牙齿的焚烧，最终也必定灭亡罢了。

美国换约之事在九年，如今其条约三十条，仍是八年所定的，附在英国、法国之后。查该国向来不立君主，绅士百姓公举有名望的一人，住在华盛顿都城，总理二十七部之事，这也是新加坡甲必丹的旧制。西方人将一部之长称为斯丹，一说斯坦，一说算滩，都是声音的转变。其管理账目及船主叫甲必丹，是他们所说的“丹”，即中国里长、约长之类，竟然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虽然其八年所定是按照英国、法国的格式，但九年大沽之战已停止英国人换约，美国卑辞请求更正，应当与他们说明，仍照广东旧约格式，即使该国主官已盖印，也可令其回国更换，迟至来年再行换约，不算失信。为何王大臣等不加追究，一律准许？况且就其条约内所定的效仿之渐，实在不可助长。加上第五条说，该国使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当准许到北京暂住，但每年不得超过一次。到京后迅速议定，不得拖延，应由海口或陆路，不得驾驶兵船进入天津海口，中国派地方官照料。若是小事，不得轻易请到京，到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所带跟随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等。词意尚为恭顺，却又在第六条内载明，此后无论何时，在大皇帝愿意与别国订立允许之处，以及在北京居住或久或暂，应当允许该国来使一律照办，同享此典等语。核对与第五条不准拖延及每年不得超过一次的话，自相矛盾。又第十五条内载，合众国民人在各港口贸易的，除中国例禁不准带出口进口的货物外，其余各项均准许贩运往来。至于买卖应纳税饷，只照粘附在望所立条约例册，倘若别国有按此条约更改的，就应一体均同等语。又第三十条内载，现在两国议定之后，倘若大清国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国，或涉及船只、海面、通商往来等事，为此条约所未有的，也应当准许该国官民一体均沾等语。凡是这些重复絮叨的话，都为后来毁约埋下伏笔，而且预知后来英国、法国所请求的必定比这更进一步，即使条约内没有长江通商及各海口，只有广州、潮州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等地，那么五口之外，仅增加潮州、台湾两处，与英国、法国条约兼有牛庄、登州、琼州各口的情况不同。自从十年英国、法国换约，又增入天津、淡水两口。凡是这些即美国条约内所谓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国，为此条约所未有的，也一体均沾，固已预先扫清道路包揽一切，而其中坐收渔翁之利的已不少了。美国也太狡猾了！

俄罗斯的条约，其与英国、法国不同的，他们是增加索要贿赂款项，多占码头，这却是要求割地，意在更大改变。康熙、雍正两次会盟定界之前的条约啊

译查《天津条约》第十二条规定，除陆路已定边界照旧通商外，增议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台湾、琼州七处海口通商，又载明此后若有别国在沿海增设口岸，亦准该国一律照行，这是第一点。旧制中，俄国人不列入朝会序列，只有理藩院设立库伦办事大臣，掌管蒙古与俄罗斯通商事务，与东西两路将军会商，行文给俄国的萨那特衙门，不直接通达其大汗。现在改议由俄国总理事务大臣与中国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往来互换照会，地位平等。若有紧要事务，由俄国专门派遣使臣到京师，其行程或取道恰克图，或由就近海口，完全听其方便，这是第二点。两国边界有从前未经明确规定的，应各自派遣大臣秉公查勘，清理疆界，载入条约，续绘地图并立册，以昭示信守，这是第三点。其他贸易琐碎条款，大体与英、法、美三国相同。至于咸丰十年续订的条约，意在申定边界，以防日后争端。其第一条议定此后两国东界，从什勒喀河、额尔古纳河汇合处，顺黑龙江下游至该江与乌苏里河汇合处，北边土地属俄国，南边直至乌苏里河口地方全属中国。又自乌苏里河口向南上溯至兴凯湖，两国边界以乌苏里河及松阿察河作为界限，二河以东土地属俄国，二河以西土地属中国。又自松阿察河源头中外交界处越过兴凯湖，直至白棱河，再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的山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国边界，其西皆属中国边界。以上凡遇中外交界之处，绘制地图，用红线标识，上写该国翻译的地名，立定界牌，永远不得更改。至此等交界均为空旷地方，遇有中国人居住渔猎，俄国不得占据驱逐，仍准华民自行照管，这就是所定的黑龙江一带的东界。第二条载明西疆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流向及目前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以及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的末端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再自此往西南顺天山至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止。这就是所定的西疆一带的西界。第三项总判规定：此后交界遇有含混可疑之处，即以上二条所定之界作为解释证明。东边自兴凯河至图们江之间的土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之间的土地，设立界牌，由两国派出大员秉公查堪。东界查勘自乌苏里河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西疆查勘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不限制具体日期。所派大员即按所指各交界做标记绘图，各书写俄文两份，中文或满文两份，两国交换画押用印，以凭信守以上俄罗斯新定的边界大致情况，此核对康熙二十八年及雍正五年所定之边界，有更改侵占、予取予求之嫌，窃恐将来必有贪得无厌侵害我国的祸患。查现在所定东边交界都在黑龙江北岸，而俄人在江中修造战船、设立炮位，都见于西方人的月报中。又说咸丰五六年，俄人因土耳其战事被英法攻击，将其各埠货物全部迁至黑龙江南北两岸，南岸逼近内藩，中国官兵阻止不得，这是其得寸进尺的征兆。至于西疆都是回部叛服不定，一旦遇有动乱，中西对峙，俄人又将从中窥探以收渔翁之利，这是不可不忧虑的。

译密陈夷务疏节录

殷兆镛

我私下认为，当今国家事务中最紧迫的，莫过于洋务和海防这一方面。关于议战、议守、议抚、议防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然而二三十年来，终究没有定论。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正不必讨论我们如何制服对方，应当先考察对方战胜我们的地方在哪里。近代人羡慕并畏惧西洋的，一是富有，二是强大。所谓的富有，是指他们在各处洋面占据码头，每年的收入比中国多出一倍罢了。所谓的强大，是指他们的船只坚固锋利，新式火器层出不穷罢了。至于他们致富、致强的根本道理，没有人能够揣测其根本并探究其源头。即使我们拥有他们的船只和火器，但驾驶和操作的技艺不如他们；坚韧勇猛的人心不如他们；如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号令不如他们，那么这与没有船只和火器又有什么区别呢？拿最近的事情来比较：我们大清国兴起于东土，以骑射为绝技。当时与明人交战，明人有鸟枪大炮，而我们却没有。这与今天我们的枪炮不敌西洋的情形相似。然而明人虽有枪炮，往往来不及发射，我们的劲弓怒马已经冲到他们面前。明兵大多丢弃枪炮逃跑。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人心整齐与不整齐、士气勇敢与不勇敢的区别罢了。本来就不在于有没有器械。前年普鲁士与法国交战，法国的陆军枪炮在西方各国中最为精良，千百年来称雄无敌。普鲁士是个狭小的国家，仅仅因为君主英明、臣子贤良，长期蓄谋，殚精竭虑，上下一心，于是使法国的火器技术失去了倚仗，被普鲁士挫败。这是西人与西人交战，所用的轮船枪炮都精良，只以人心的整齐与涣散来分胜负。中土向来习用火器，即使事事都发挥其巧妙，也不过与法国的船炮相当罢了。如果不先寻求鼓舞士兵的斗志，整顿刑法政令，假设有像普鲁士那样强锐无前的敌人，我们能不被挫败吗？所以从前明朝有火器与清初无火器相比，有火器的失败而无火器的胜利；以普法两国相比，以火器著名的失败，而火器不著名的胜利。那么，必然失败和必然胜利的原因，应当以士兵斗志的勇敢与怯懦为优劣，而器械的有无和锋利与否实在是次要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以中土十八省分为南北两路，南方人擅长文辞，精通书写，北方人往往比不上。于是北方人只效仿南方人笔砚精良、纸墨华美，而不能在年幼时耳濡目染，像南方人那样勤学不辍。北方人习于弓马，善于驰骋，南方人也比不上。于是南方人效仿北方人，只购买名马、高车、劲弓、健矢，而不能像北方人那样手足生茧，耐习劳苦，这是没有益处的。以同一中华之人，南北适宜不同，尚且不能事事互相学习，反客为主。于是一旦想要强行改变开天辟地以来数万年的人心风俗，驱迫他们去效法西洋，即使有汉武帝、秦始皇那样的威势，也不能取得丝毫成效，这是显而易见的。臣愚昧地认为，目前中华对于东西洋的情势，有三点不必忧虑，有三点难以效仿，有三点大有可为，敢向圣明详细陈述。

按照西方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能统一于一个尊主。最大的是英国、俄国、法国、美国，而普鲁士后起，也与之抗衡，与中土从前的战国非常相似，互相联络，互相猜忌，更互相防备。所以历次条约中必定说：“如果以后有施恩的地方，各国一律均沾。”其牵制控制的隐情，大致可以看见。决不能有一个国家单独挑起战端，使我们驾驶得宜，操纵有法，那么他们反而为我们所用。即使鹬蚌相争也可以，即使化为灰烬也可以。即使不然，也必定有亲近的而疏远的，一个违背而众国不合，决不至于各国同时分裂与我们为难，这是不必深虑的第一点。西人虽然勇于战事，但兴兵则非常谨慎困难。必须一国中君臣绅商咨询谋划一致，并且筹措到巨额军饷，才肯任命将领。就像道光二十年洋兵初来，正值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威名最著，于是他们不敢贸然侵犯广东，特意乘浙江的间隙，以及占据定海，大可接踵内犯，却仍然向天津诉苦。次年二月，奕山在广东议和，给予六百万两，已经可以罢兵。如果不是裕谦在宁波被剥皮，那么江宁的二千一百万两，决不至于如此严重。咸丰六年，叶名琛与他们争执入城一事，辗转一年多，才将省城攻陷。等到僧格林沁在天津击沉洋船一只，法国急于报仇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命令上海道吴煦让商人与他们讲和，只给兵费二百万两，一切仍照戊午年的原议，他们的各兵就可以撤回。于是端华、肃顺在内部拒绝，何桂清、薛焕在外部拒绝，洋人无可奈何，才大队北上。那时洋兵聚集在上海，载来战马两万匹，在洋泾滨游牧，中国人都看见听见。正值发逆接连攻陷苏州、常州，如果洋人乘利逐便，翻然改图，用攻打天津的兵力，先占据杭州、湖州作为贼军的前驱，那么本来唾手可得。而西人没有奉到君主命令，不敢这样做。因为

译洋人前后数年的情势加以揣度，他们善于作战却不轻易决战，确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大概华军虽然不能在海上与他们交锋，如果在陆地上激战，洋人自己估计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我方兵勇的调遣招募可以源源不断，他们来的兵力只有这么多，全靠潮勇和汉奸作为前锋罢了。这是第二个不值得深深忧虑的原因。洋商自从十三口通商以来，在中国购置房屋、繁衍子孙已经二三十年，对土地感情深厚，只急于求利，一旦有变故，他们数千万的资财产业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前些年屡次帮助中国剿灭贼寇，并非他们归顺教化特别真诚，而是他们为自己谋划更为迫切。如果不是万分怨恨，怎么肯自毁前程？去年东洋无故多嘴，在京的威妥玛公使尚且出面排解，他们不愿通商各口岸受到搅扰，遭受池鱼之殃，这也是确凿的证据。虽然东洋人心险诈难测，与西洋人不同，不可不为他们做准备。然而通商各口岸有西洋人在贸易，断不会让他们独自逞强，这是第三个不值得深深忧虑的原因。

西方人的兵法最为严格，而供养最为优厚，他们的军饷比中国多几倍。即使一队千人，死了八九成，剩下的一两成仍然勇往直前不退缩。每条船几百人，整天寂静无声，被派在船上分头巡查的人，持枪往来，脚步不停。不但没有无故登岸的人，即使在船上也没有酣睡高卧的人。枪炮器械绳索等物品，不惜花费重金，必定崭新坚固，整天磨砺练习如同等待敌人到来。即使是子弹的光滑程度，也如球如镜，大小符合枪膛，加上规算测量，所以他们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即使是王子贵人，一旦入伍，与平民同等，凡是劳苦笨拙的事都练习做。桅杆高几丈，攀绳而上，必定行走如飞，具备所有士兵的能力，才能担任水师提督。行伍之中，没有一个军官士兵可以侥幸晋升，这是法律的精严，中国难以学习的第一点。

西方首领奉命出使边疆，作为全权大臣，行动都可以自主。他们督兵时，临阵如何开战，往往在决定计策之前，广泛咨询探访，必定汇集众人的意见，选择好的采纳。即使是走卒末僚等，都可以参与议论。等到计策确定之后，即使是王公贵人也不能动摇，一切无知的浮议更屏弃不顾，所以下情没有不上达，而好的计策不会中途被阻挠。敌人的山川形势，兵将的强弱多寡，城郭的远近平险，必定事先侦察确实，告知各兵都能心中明了。再分别授予地图，临时再三告诫，使众心成为一心，掌握胜算才肯行动，从来没有轻率从事的时候，这是用兵的详慎，中国难以学习的第二点。

西洋旧制，除了临阵死亡的不论外，凡是所俘获的囚犯伤者医治他们，死者收敛他们，生者供养他们，绝无摧残侮辱欺凌虐待的事。两军交战使者到来，不加阻挠，一面白旗立即停止战斗，不得无故伤害。每天的战事，允许局外士人随时记载，没有忌讳。将领的胜败，如果布置确实不是他的罪过，被众人称道的，各国都可以录用，如现在法国的麦马韩之类。这是对待将领的宽厚，中国难以学习的第三点。

译拥有这三项长处，所以他们的军队心力果决，失败少而胜利多，加之船只坚固锋利，才开始能收到奇特的功效。否则，就是孟子所说的“武器装备并非不坚固锋利，却弃城逃跑”，罢了。兵将法律严格且精详，这是根本；轮船火炮锋利且快速，这是枝节。有根本而没有枝节，即使是强弓硬弩也不能穿透鲁国的薄绢。谈论洋务的人，对于西方人的根本长技，难道不深入思考一下吗？为什么？中原对于西洋，未必百事不知，也未必百事都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长处，而天理所在则没有两样。现在的人只知道西方人处处倚仗强力，处处倚仗权势，却不知道他们平时优待百姓，信任使用军队，仍然不能逃出中原圣贤的大道至理，而且在举措之间时常有一二暗合之处，这就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世人都认为西洋人聪明，而臣独认为西洋人愚笨，正因为愚笨，所以用心能专一，制造器械能锋利；而中原的聪明十倍于他们，那些不专一不精到的地方，都是被聪明所误。世人都认为西洋人狡诈，而臣独认为西洋人呆板，正因为呆板，所以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原的圆融十倍于他们，那些不整齐不严肃的地方，又是被圆融所误。现在想要与他们竞争，谋求富强的效果，必须先探求富强的根源，究竟各国得力的实际，是由军民一心、法令整肃严格呢？还是仅仅在于船只猛烈、所向无前呢？如果能够抓住这两端而详细辨析，那么朝廷之上整顿纲纪、发号施令，孰先孰后、孰缓孰急的次序，自然有主见而不会被众说纷纭所迷惑。又，洋人的擅长在于海洋，战争在这里，谋利也在这里。清初郑成功窃据台湾，圣祖仁皇帝将沿海百姓内迁三十里以躲避他，郑氏于是被我们困住，这就是不与争海的成效。此时如果确实放弃海洋的利害关系给洋人，而只依靠陆路兵民的心志来战胜他们，他们必定无技可施。追溯自道光庚子年起至今三十年，内地与洋人交锋，只有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及台湾各社两次重创他们，都不倚仗枪炮的猛烈，而只倚仗人心的坚定，前者已死，后者再进，洋人的利器竟然也不能发挥作用。从前捻匪兴盛时，各省各县修筑圩寨，那些圩寨不过是秀才监生，一旦发号施令，数十个圩寨中百万人都能为之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都能像圩长那样恩信及人，那么平日的百姓都是临事的士兵，即使一呼而数千万人都能集结。船是死物，待人使用才灵验；民心兵心是活物，激励他们可以必死。其间优劣，相差天壤。先选拔沿海的督抚，再选拔沿海的州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上下联络，万众一心。中原有船有坚固的防御，足以战胜外洋；即使没有船没有坚固防御，也必定卓然有所倚仗而无恐惧。与其花费二三千万购买非人不能操作的船，何如只用一千万，或者征收厘捐，或者开垦荒地，就可以收服沿海万里的人心呢？天下之大，兵、刑、钱、谷的繁杂，边府海防的重任，一一综核其名实，振作有为，使各直省中没有一民不安其生，没有一官敢旷其职，节省无益的费用以减轻民间的赋敛，寻求有用的人才各自专任要职。船固然不必废弃而不讲，但不专恃船来自强。兵将关键在于训练使之精干，更应当要求兵将敢于赴死。将看到薄海内外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国势蒸蒸日上外洋的人各有耳目，自然既敬且畏，不敢妄自要求。办理洋务的大臣恪守条约，以恩信结交他们，断不至于有无端要挟欺蔑之事。再过一二十年，我皇上春秋日富，英明神武上承天心眷佑，机会方来，也像乾隆朝准噶尔旧事一样，定可报复数世的仇恨，宣泄天下的愤懑。目前固然不必急急忙忙追求奇效，徒乱人心。制造器械则画虎不成，临阵则羊鹤不舞以举棋不定拖累庙算，狼狈相倚，开启外人的疑心。竭尽千百万小民的脂膏，购买东西洋唾余的船，有百损而无一益，这是天下士庶绅耆异口同声而不敢上诉的。臣不胜愚戆急迫之至，谨冒着死罪上陈。

拟陈洋务疏

郭嵩焘

臣因病两次乞假回籍，厚蒙天恩，优厚赏赐假期。当时滇案办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愈，理当请求退休。五月二十四日，英使威妥玛贸然离京，滇案未能议结，臣怎能立即置身事外？自应勉强支持，暂且请求销假。而现在办理洋务，机宜有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伏思夷狄为患中国，自古皆然，控制驾驭的方法，战、守、和三者而已。他们侵扰有常处，盛衰有定势，因时制宜，应对有余。洋人以通商为义，环绕列于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借衅生端，以求便利，名为外忧，而依托实在内地；名为敌国，而构祸不出于邦交。所以臣认为今日的洋务，战、守、和三者都无可言说。为什么呢？

译大凡用兵有两种，一种是进攻剿灭的军队，一种是应对敌人的军队。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可能前往进攻，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像洋人练兵、制造器械那样精良，他们的君臣共同讲求研究，日新月异，未曾稍有停息，却唯独不肯轻易用兵。他们看待通商各口岸，都认为是利益聚集之地，内心尤其加以保护爱惜。他们不主动言战，为何要逼迫他们开战呢？大凡议和有三项内容，一是确定岁币的等级差别，二是商议聘问使节的礼节，三是辨别称号的高低尊卑。洋人通商二十多年，从未计较争论过这些。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的通商依然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就连广东的通商也恢复如故。他们苛刻索要兵费，只是认为既然因此用兵，兵费就从这里取偿，始终维持通商而已。每当发生事端，就增加通商口岸，占据要害之地，所争夺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更不能算是议和。至于防守作为道义，从远古直到今天，从天下的范围直到一家一户，都不能废弃。中国沿海九千多里，大大小小的港口有百几十个，虎门、大沽并称为天然险要。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处理已有既定格局，增修虎门炮台作为善后之计，花费多达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接入侵，炮台被毁得一无剩余。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虽然良将劲兵，高垒深沟，终究也不能持久。至于广东辗转延误，导致宁波失守；金陵辗转延误，导致镇江失守。延及咸丰七年，广东省城被洋人偷袭进入，骚乱波及天津，洋务于是到了难以处理的境地，这些既成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了。现在甚至涉及到在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经没有藩篱阻隔，所以臣认为防守是治理国家的常道，而不是目前防御海疆的必胜策略。私下认为办理洋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讲求应付的方法罢了。应付的方法，不超过理和势两个方面。势，是人与我共同拥有的。有对方必定争夺的势，有我必定争夺的势。权衡其轻重，把握其缓急，先使事理在心中清晰明了。对方必定争夺的，不能不应对。对方必定争夺，而且也是我必定争夺的，又是万万不能应对的。应该应对的就答应，不再迟疑；不应该应对的就拒绝，也不再屈从退让，这就叫做势。理，是用来安身立命的。自古中外交兵，先要审察谁曲谁直。势力充足而理据确实不能违背，势力不足而别无依靠，尤其要依靠理据来折服对方。臣看到历代平定准噶尔、布鲁特时，正以极大的仁义诛杀暴逆，却坦然地展示诚意，招抚怀柔，委曲周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叛乱，办事大臣某某已被贼人杀害，追究挑起事端的缘由，谴责其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变乱，参赞大臣某某经回民控诉，被逮捕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族番民，也经控诉，逮捕总督某某所属回番各部，安抚处理，务必使公正持平，唯恐有一人声称受屈，这是历代圣明控制中外的一定制式。深入探究古今得失的缘故，熟察彼此应对的适宜，这就叫做理。臣认为洋人的强大，以及他们逼近中国为害的深远，超过前代，而他们借端欺凌，乘隙要求，中国与他们相处，情势也与前代截然不同。处理得当，在各口税务以及学馆教习和练兵制器等重大方面，洋人共同经营谋划，未曾稍有猜忌。处理不当，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祸，易事变成难事，以致遗患无穷。私下看到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大臣沿袭南宋以后的议论，以议和为耻辱，以作战为高尚，积成数百年的习气。他们对于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安抚边疆应对敌人的深谋远虑记载在史册中，未曾省察阅览。对洋人的情势尤其茫然，不能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门办理洋务，也不能不顾忌内廷人言，瞻前顾后，不敢直截了当地办理。臣以庸碌愚笨被众论诟病讥讽，怎敢再有陈奏？然而私下考虑当今关系天下利害，没有超过洋务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练习洋务极其精博，能够极力筹划富强之术，而在交涉洋务上也都能深得要领，维持保全。像臣这样才识短浅，但从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以来，根据所见所闻，印证前代事迹，对中外交接的道义深有领悟，心中沛然无疑。虽然疾病昏愚，不能自我效力，但其中的道理本来有可说的。谨就今日办理洋务的机宜，列出四条可以施行的建议，恭候圣明采纳选择。

译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作为发布政令的地方，内外事务的机要全都归其裁定。咸丰十一年设立总理衙门，完全仿照军机处的章程，于是与军机处并立。当时恭亲王实际主持总理衙门，本可以独断专行，但因处理外交事务多持公正意见，不愿参与。如今已办理十多年了，观察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应当成为国家的定制，但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仍不能不归由军机处。军机大臣如果没有奉派在总理衙门任职，对事情的原委茫然不知，是非得失无从推究。臣愚以为，军机大臣都应当兼任总理衙门的衔名，这样大概可以讨论情势，通盘筹划，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向来只限于广东一口，后来沿海各口开放，以及奉天深入至江西、湖北，法兰西占据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岸及陕西、甘肃、山西，英吉利又商议在云南通商。四川、贵州、河南等地交涉教案层出不穷，目前只有湖南一省没有洋务交涉。必须能够熟悉洋情办理，才能从容应对。对此稍有惶惑，就会视之如荆棘在身。起初过分坚持正统言论，后来辗转反复改变，迷误必然很多。所以今日的人才，以通晓洋务为尤其重要。自从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量出，大多因为华洋交涉案件争辩纷纭，而办理归结之处，总在讹索赔款。广泛开放口岸，这就是其用意所在。不知预防的人，动辄积累嫌隙引发争端，激成事端，辗转以此供其挟制，而使其得逞。推究其根源，是由于地方官不了解洋情，既以挑起争端为能事，又多加粉饰；又以了结案件为屈辱，而更加拖延。像这种情况，如果用在民间诉讼案件上，含忍受也就无话可说；如果用在洋人身上，必定会多生事故。所以臣认为，考求洋务，也没有其他含义，只是通晓事理罢了。汉代诏令出使绝远之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的不过是樽俎之间折冲退敌，一天之间，实在不及西洋关系紧要的万分之一。伏愿皇上考察人才，勤求方略，使中外诸臣不要存有轻视他人的心理，以洞悉得失利病的根源，忍辱负重，刻苦自励，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的气概。对外筹划应对之术，对内建立富强之基，全在朝廷一念之间的斡旋而已。

一、驻扎西洋公使，绝不是今日的急务。其中只有美利坚的旧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附近的秘鲁及西班牙所属的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以资办。此外各国全无凭借，而依靠数万里外的使臣，因事与之辩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刻显现。即使有能者，也是徒然将有用之才，虚弃于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够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逐渐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然不可缺少。此时出使通好，实在没有关系，而既然已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沿为例，正担心此后出使人数必定逐年增加。臣认为，考求洋务，中外诸臣必须留意，而出使则尽可以差遣。私下估计各部寺院的二三品以下堂官，大都能熟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意，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应当请求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具二三品以下堂官，年龄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也与寻常出使同等，务必使朝廷大臣习以为常，不至于心存轻重，而对于洋情事势也不能不加以研考，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裨益必定很多。

一、西洋公法，使商各国，都依照本国法度。中国刑例有万万不是西洋所能实行的，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例，酌情增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完全依照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没有可依据的形势。只应当廓然显示大公，凡是租界滋事，依照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照中法办理。看待洋民如同中国之民，看待办理洋案，也如同办理中国之案，事先化除界限之见，以保存中国一视同仁的体面。其中交涉洋务，上谕奏折应当发钞的，一概发钞，使天下人明白事理的公平。那些委曲周旋之处，也能窥见朝廷的用心，以知晓事理的得失，不仅用来消除士民的疑虑，也足以折服洋人的气焰。以上四条，对于办理洋务的要旨未能详尽，而先务求通晓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览中外之势，以使议论喧嚣平息，自然可以逐渐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要求归结于理势二者，深谋远虑，没有超过这个的了。宋代大儒程颐论事，必定折衷于一，他说当时朝廷有五不可，其中一条说至诚对待敌国。能以诚信待人，人也必定以诚信回应；以猜疑待人，人也必定以猜疑回应，这个道理没有差错。方今时势艰难，财力支绌，洋务案件多一反复，国家就多伤一分元气，维持国体，全在于事先防备

译唉，事端一旦爆发，补救便无从着手，此后更难与之相处。臣久病体衰，毫无才能可用，足以应对国家急务，断不敢以言语邀功，供人指责。审慎考量洋务的情势，确实有不可更改之处，冒昧呈上陈述，言辞拙劣直率，不胜战栗惶恐之至。

译覆奏洋务事宜疏

沈葆桢

臣于本年十月十七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的九月二十七日皇帝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急宜切实筹画的一折，其中所陈述的练兵、简选器械、建造船只、筹措军饷、任用人才、持久作战等各条，着令详细筹议，提出切实的办法。此外若有其他重要计策，一并奏陈，不得以空话敷衍塞责。”等因钦此。由此仰见我皇上日夜操劳、焦虑不安，显而易见。反复诵读，感激涕零。臣本是迂腐的儒生，不熟悉洋务。近年来在船政局任职，不过是依靠他人成就事业，从未窥见其中的关键。然而不敢不将采访所得，结合自己浅陋的见解，向皇上恭敬陈述。

原奏称，拟议中的外患比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更难，敌军也比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更精锐，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那么军队为何精锐？因为训练所以精锐。凭借西洋枪炮的猛烈，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处施展力气，养由基、潘将军那样的神射手也无处施展技巧。等到观察他们练兵时，枪队讲究步伐整齐、节奏一致，纵横进退、快慢有序的纪律；队列讲究旋转进退、前后移动、修整队形的法则；测量炸弹远近、迟速的方法，都断然讲求，仿佛忘记了可以依赖利器一样。这是因为不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作为力量，而依靠千万人的力量作为力量；不依靠一个人的技巧作为技巧，而依靠千万人的技巧作为技巧。然而，训练义勇兵容易，训练正规军难。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时，各省无不舍弃正规军而招募勇兵，明知正规军无用，但大难刚平定，反而撤除制胜的勇兵，重新使用无用的正规军，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多年来，地方大吏想纠正正规军的积弱，给予优厚的粮饷，使其与勇兵相等，约束在营垒中，使其与勇兵一起行动。而海上战事兴起，又纷纷招募勇兵，没听说以正规军为可依赖的，这是因为法令繁杂而积弊深重。和谈议定后，军饷不足，将领又提议裁减勇兵保留正规军，使用那些不供养的，供养那些不使用的，明知如此却故意违背，想要自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按照西洋方法训练军队，不得不先按照西洋方法训练将领。将领不知道的，士兵就欺骗他；将领不屑的，士兵就效仿他。如今的名将都是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立功的人，因循守旧就无法精进，而中年以上的人经历了百余场战斗，让他们舍弃所长，屈尊学习西学，不是他们愿意的，也不是他们习惯的，然而不能完全通晓其文字，不可不深明其意义。应请求每省选拔懂军事的大将，能耐劳苦的一二人，训练勇兵二万，少则万人，分为两军，一支驻扎省会，一支驻扎要害之地，屯驻大营，不要零星散布，专门训练洋枪洋炮，一旦临敌奉调，即可迅速出征。选拔通晓西洋方法的人作为教习，我国的大将以宾客之礼相待，朝夕与他们讲明切究其中的关键方法，几年之后，陆军大概可以依赖了。水师则以熟悉风涛的人为基础，枪炮按日操演，还可以每月期望有成就。至于水师与陆军不同，外海水师与内江水师不同，近日的外海水师与往日的外海水师又不同。绿营原额不缺精壮，然而熟悉城市而疏于风涛，即使是曾制胜的洋枪队，在陆路使用尚且担心不足，岂能拨入水师？况且迁地不良，如果像生病眩晕一样，即使是最精妙的技艺，也无用武之地。沿海渔户，实在众多。招募不难，练习也容易。唯独困难的是管驾官。浅显地说，商船舵工，各口岸的引水员，其中天资聪颖、在西洋轮船中历练多年的人，能担任驾驭，但仅百中有一二。深入地说，则必须通晓华洋文理，明于算学、兵法的人，才能胜任，不是剽窃所能成功的。上海出洋局十五年限满，以及福建船政局学年，再令出洋学习二三年，必定有能胜任此选的人。至于迎击、截击、尾追等各种方法，合数船操演，则其方法完备地蕴含其中。应请求将现有的兵轮船，聘请英国水师军官一人，教练以二人辅助。除奉差驰出外，其余应当按日合操。几年之后，水师也大概可以依赖了。经费不足，应当将水陆冗兵中无用的，酌情裁汰。固然不应立意纷纷更改，也不应心存迁就。总之，化无用为有用，在于督抚因地制宜。原奏称，各国枪炮日新月异，明知效仿其长处，已居于后。然而如果没有此器，更靠什么？因而思考购买最精品的，与自行铸造的方法。枪炮不是购买难，而是知晓难，使用更难。新旧既已区分，优劣悬殊。贸然购买，虽然能以低价得到，终究是弃物。如果不能测量力量的远近，弹子开花的迟速，不能演试，怎能比较其优劣？演后膛枪一次，花费银数分；演螺丝大炮一次，花费银数十两。磨擦有费用，修理有费用。得到此器者，往往层层包裹收藏，日久生锈，一用不可再用，其爱惜之，不啻于抛弃。前膛枪一出，后膛枪可以四出。所以后膛枪临阵必用。法国的萨司博，俄国的白尔单，普鲁士的莫司尔，都是后膛枪。而以美国的林明敦为最近，则英国的抵尼享厘驾乎其上。今闻普鲁士新出的，又胜过它了。

各国洋枪外均有小队，而以美国的格林为最。其大先尚铜，继为铁

译那么没有钢就不算珍贵。前后膛炮互相有长短优劣，但都以用螺丝固定为贵。前膛炮，装药装弹的人必须身体探出炮外，这是为了避免敌人射击，以及防止炮口炸裂的危险。前膛炮以英国的最为精良，听说有新式炮，口径四十二英寸，重八十吨，发射一千二百磅的开花弹，发射时用电线点火，但人还是要躲避，否则声音震耳欲聋，这恐怕不适合中国。后膛炮各国都有，但德国（布国）炼钢的方法，其他国家比不上。它的炮弹以开花弹为贵，但攻打铁甲船则非实心钢弹不能穿透。我私下认为，洋枪应当随时访求最精良的购买，以十余吨的大炮为宜。购买之后，必须每天让士兵操练，这样士兵熟练了，器械也熟练了。摩擦洋油、砂布、棉纱的费用，修理工匠的费用，一定不能节省。那些不会浪费钱财中饱私囊的，在于将领任用得当。铸造方面，天津和上海两局已有头绪，应当稍加扩大，自然日积月累会有功劳。我私下认为，操练技术应当专一，专一然后才能精通，精通然后才能进一步求精。应当请求总理衙门将沿海各局通盘考虑，哪些适合制造子弹火药，哪些适合制造枪炮，哪些适合制造铜铁，哪些适合制造船只，各自承担其任务，用这里所有的交换那里所没有的。确实因为洋人每制造一种器械，必定开设无数工厂，如果爱好广泛而不专一，那么工厂首先容纳不下工匠，怎么能不敷衍了事呢。必须用这个局的盈余来弥补那个局的不足，就像千人共食一灯，看似费用巨大，实际上节省很多。如果一人一费，必定加倍。今年我在台湾，李鸿章将天津局制造的洋火药、金陵制造的洋火龙陆续送来接济。如果由福建船厂购买器械自己制造，费用会怎样？我购买洋枪只选取林明敦式，也是因为上海局也在学习制造子弹火药，可以互相支援修理，不担心没有人手，所以如此。至于铸造枪炮，似乎应当仿照出洋局的例子，挑选灵巧的工匠和聪慧的少年去德国学习，取法于上，希望得到源头，取径似乎迂回，但收效更快。原奏称创立外海水师应当如何添选兵船及铁甲船，并自行制造扩充之处，都应当切实筹备。查中国海江近年来盗匪之气尚未平定，日本和外国勾结传递文书、装运援兵从未感到棘手，这是有船之利的明显证据。然而淮军分装三次，累月之后才完成，操练仅派六艘船便够了。没有船以供差遣，这又是船少的弊病的明显证据。只是购买船只原本属于万不得已的急需，自从通商以来，从未见外国将全美之船卖给中国，想要求精良，非制造不可。如果官厂所造未必精良，但创始有基础，那么进阶就有渐进。外国苦于煤炭费用，因此发明新式省煤轮机；苦于船坞木材困难，因此发明新式铁船。应当请求购买新式卧机一幅，仿照它来制造兵船；新式立机一幅，仿照它来制造商船；铁船全部仿照，以弥补木材的匮乏。不要吝惜眼前的费用，希望收获日后的功效。只是驾驶缺乏人才，那么船多也不足以依赖。我从前向赫德借凌凡官兵教各船合练，据称老辈管驾官多由商船出身熟悉驾驶但不精通兵法；那些从学习出身的人，驾驶和兵法都有根基，加上阅历，便成为全才。那么出洋学习这一端，不容迟缓。想要获得铁甲船的利益，应当先知道铁甲船的困难。它的制造始于美法各国，跟随实行的，英国最为精良。然而新式试航，全船覆没的再次发生，一是务求铁甲之厚，忘记上重下轻，一侧翻就不能挽救；一是务求水面躲避，忘记船身不胜而沉没。我先前提议扩建船厂试造，费用既繁重，成功又需要时间，而且上等匠师未必肯远涉我国，因此又有去西洋定制兼资送生童学习的提议。费用虽多但效果较快，而取大取小中间没有定见，犹豫再三，无所折衷。那些主张因地制宜的人说，造船必须为修船考虑，吃水只宜丈七八尺，使得可以进入福州口。虽然建造石坞广厂，增添机器，所费也不菲。然而海口关隘重叠，距离洋面尚有数十里，突然遇到外敌警报，得到几座炮台，几千精勇守卫，厂中仍可制造修理，以应急需。而且驾驶有信任的华人，不至于掣肘，但行驶快捷如常，也只能躲避敌人，而从无战胜敌人的。英国入华的铁甲船损坏，香港船坞也不能容纳，转向东洋修理。东洋目前尚无大船，为什么有此大坞？其意图可知。应当仿照的更不止这些。既然未雨绸缪，仍然存有因陋就简的看法，如同侮辱我一样？果真如此，那么必定定制最大的铁甲船，又必定选择沿海最深之地为最大的船坞。因为最大的船厂所有一切机器洋师匠徒都具备，重兵设险以保护它，确实是煌煌巨观。而仅这一端，已非千余万金不能办到。而且极深之水，内江没有，必在外海。我的全力所聚集，敌人也必以全力攻打。外警一来，本厂仍须停止而等待其他厂接济。华人骤得大船，无敢承领驾驶的，仅招募洋匠，临警必万分周章。我虽生长海滨，向未出洋，自任船政开始，知道福州海口；奉命赴台，始见台湾海口

译对于这座船坞，无法凭空揣测，又深深忧虑积累费用的困难、工程的艰难，因此日夜彷徨，废寝忘食半个月有余，也无法主观臆断。现将候选知州张思桂所提出的建议，以及洋将日意格所陈述的意见，通过信函送达总理衙门，以便采纳选择。

译原奏声称，如果没有大宗巨额资金就无法开办，如果没有取之不尽的饷银来源就无法持久。鉴于四成洋税留存不多，因此谋求开源积流的计策。至于四成洋税各国每年收入多少，从何处借拨多少，户部现存多少，不是臣所能预知的。只是想到天下的洋务纲领在于总理衙门，天下的财赋纲领在于户部。必须总理衙门周知户部实际存留的数目，然后洋务才能通盘筹划；必须户部周知各海关实际存留的数目，然后随时可以应总理衙门的急需。计算四成洋税，各海关必定不敢侵吞挪用，或许是因为指拨的六成洋税超过了实际收入，因而暂时挪用四成洋税以待日后弥补。但必须将六成洋税不敷指拨之处立即切实奏报咨文，然后户部得以权衡调济。如果秘而不宣，那么六成既已不敷拨用，哪里还能得到弥补的日期？各海关以为已经支出，户部尚以为存有，每日拨用日益深入，等到最终全盘托出，贻误必然很多。

谈论开源的人说：借洋债。然而今日所借的数目，就是后日所偿还的数目，这不是源头。况且高息输送给外洋，如果不是迫在眉睫，谁甘愿挖肉补疮？说：大开捐纳，民力已经枯竭；减成捐纳只会滥授名器，未必能踊跃输将，即使靠压制勒索所得，也不过无多，而且可以一次不可再行。说：增加洋税，无论外人以利为命，势必行不通；即使竭泽而渔，也不是招徕商贾之术。现在洋税尚无弊病，尤其不应当使其借口以开启偷漏的端绪。说：清理田赋，发捻之乱相继十几年，而元气尚能逐渐恢复，是因为国家虽然紧急，从来不肯加赋，农民稍得以自存的缘故。按户搜索，民不聊生，州县压制勒索的难堪，增加粮额以应付，所得几何，贻误匪浅。说：收取盐利，盐归官办，如果得到刘晏那样的人才，未尝不可迅速见效。然而接轴连樯，完成厘课而享受其巨额利润的，是我的商人；肩挑背负，逃避厘课而窃取其微薄利润的，是我的百姓。得到人才如刘晏，不过是巧取商民之利而归之官府；万一不如刘晏，那么弊端有不可胜言的。不要扰乱狱市，古人深意存焉，似乎不如仍旧贯之为愈也。

想要谈论开源，或许是指煤铁吧？福建古田等处产铁甚旺，洋人使用之皆以为铁质胜于西洋。只是当地不产煤，用松木熔炼，近山松木尽，铁矿亦废，而且不通水路，运输极为艰难，煤价每担仅千余文，而运费加倍。虽然稍加价值，也不能源源而来。台湾产煤，听说兼产铁，然而不谙以煤熔铁之法，所以向来无试采者。臣曾函商总理衙门令赫德延请一位看山洋人来台，如果果然矿脉旺盛、质地优良，再行约议试办。近闻李鸿章已在磁州举行，将来或许可以仿照办理。因为煤炭充足，那么财不耗于西洋，而劳作的小民，兼得资以食力。台地樟脑石油，虽然其利不及煤炭，也是地不爱宝的一端。硫黄例禁极严，只是禁止而不免泄漏，不如收取以广储军用。然而这些都要在数年之后才能见效，目前开始尚苦于费用，不易筹措。

至于节流，也只是节省其无用的罢了。臣认为折冲资行阵，则武科宜裁；南归海运，则漕标宜裁。事权贵在统一，责成贵在专一，专一则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宜裁减。一分虚糜，即可增一分实用我皇上躬行节俭，费惜露台，凡在臣工的，孰不当仰体斯意哉？

原奏称以上各事，一不得人，均归徒费，请简派知兵重望、实心办事熟谙洋情之大员为之统兵各大臣公议会推奏请钦定。

臣赋性愚昧，何足以言知人？只是就见闻所及，兼此数长者，无逾李鸿章、左宗棠者矣。李鸿章坐镇畿辅，中外洋务本赖其主持；左左宗棠一时能否舍陕甘而莅海疆非臣所敢妄参末议。臣窃窥彭玉麟，忠肝义胆出流辈必能为国家肩大事。虽居官仕职非其所欲，而御灾捍患当所不辞。或疑海江统帅时与洋人交接，若性情激烈恐嫌隙易生。抑知天下惟忠义之最能坚忍，即远人亦未尝不考素行而生爱敬之心。至于后进人才既关培养尤资历练而后取多用宏其源不竭。近日人才之弊有二一则误于空谈谓公愤可以郄敌言及外事则斥为汉奸及身居局中又茫然不知所措。一则狃于习见谓我曾以此法破发捻战以气胜宜勿慑于彼族欺人之言迨临事而悟其弗如则已晚矣。近惩二者之弊又取柔和熟一路但通洋语识洋文能调停交涉事件者便为出类拔萃之才。抑知片长未技以备顾问以供驱策未尝不可实学非所知也。行阵部伍中国以为角力之士也而西洋无不知书之武臣规矩准绳中国以为食力之民也而西洋无不知书之匠首我

译（外人）认为粗糙，他们却认为精细，那么他们得到了精细，我得到了粗糙，这本来就是必然的结果。臣先前特别请求设立算学一科，实在是因为外国万事万物的根本方法，都根源于算学；而中国鼓励人才的方法，没有比科举制艺更快捷的了。如今同文馆设立已经多年了，其中应当有学业勤奋敏捷、心地纯正明澈的人，是否可以仿照满族笔帖式、汉族小京官的做法，将他们拨入总理衙门，让他们学习外交事务，慢慢考察他们的成就来决定升迁或罢黜。其中特别优秀的人，可以升任司官，与正规科举出身的人同等对待。在同文馆中教育他们，是为了培养他们；在总理衙门中试用他们，是为了历练他们。不培养则人才没有起点，不历练则人才没有施展的途径。那些出洋有成效而回国的人，更应当优厚地提拔他们，名声所在，众人争相奔赴，日益推广，那么人才就不可胜用了。臣从洋教师那里所见，都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实在胜过西洋人。循序渐进地追求，不愁他们不精进，只是风气初创，苦于没有人督促率领。就像船政一事，如果得到通晓制造源流的人在其中领导，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现在监督工匠的是匠首，而匠首的智慧不如工匠；监督匠首的是绅士官员，而绅士官员的智慧不如匠首；监督绅士官员的是臣，绅士官员能知道大概，臣则一无所知罢了。一切造船驶船的事，不能亲自审察其是非，只能询问其优劣，心力交瘁，昏聩糊涂有什么补益？这就是培养历练后进人才不得不急切的原因。原奏议定开办后，应当如何一心一意，长久坚持，尤其应当共同尽忠，永远维护大局。臣认为想要收到长久的效果，应当探究其不能长久的原因，而预先杜绝它。如果财政没有亏缺，日渐进步，谁愿意承担不好的名声，来改变即将成功的事业？所担心的是，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开始时，并非与自强的意图有所抵触，等到沿袭旧事而增加华丽，暗中滋生亏损，耗费之门日益扩大，府库的积蓄日益枯竭，水旱盗贼的忧患相继而起，财政官员仰屋兴叹，舆论纷纷，这时候想要采取苟且的谋略，也不可能了。人情愤怒则振奋，快乐则颓废，只要使朝廷内外以庚申年的耻辱常悬于眼前，怎么能将自强的思想都置于度外？至于办理不善，应当归咎于人的失当，不允许半途而废，时势不同，如果给予人便利，不允许用繁琐的法令苛责他，有以不变为持久者，自强的方法，听到好的就能改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然而以练兵、简器、造船为自强的项目，筹饷为自强的纲领，而贯穿在纲领和项目之中的，则是持久的精神与持久的作用。士大夫知道格致是进入圣人之门的途径，就是报国的经纶，读有用的书，在有用的地方试用，以成为有用的人才。局中的人受到局外人的批评，集思广益，不视之为空话；局外人体谅局中人的苦心，露胆披肝，各自贡献独到的见解，人人都能尽力，只有不随便附和的人，然后才能和谐统一，因循守旧的弊端，大概可以避免了吧。

译海防条议

丁日章

第一条练兵：原奏称，陆路军队固然应当加强训练，外海水师尤其应当力求精干。各口岸固然需要设防，然而如果没有海洋重地可以迎击剿杀、加以截击、尾随追击，敌人就可以随处登岸，使我们陷入防不胜防的困境等语。这说明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要害关口设防，不效法从前零星散漫的做法，这正是兵法所谓“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的意思。查考近十多年来西方三次大战：一是英法联军攻打俄国的战争，开战之初，英法就用重兵把守黑海口，使俄国军队不能出入，后来俄国最终向英法求和；二是美国南北战争，开战后，北方美国立即将所有兵船驶往南方美国各海口，全部堵塞，使其不能向邻国乞求援助或购买战械，南方美国最终导致覆灭；三是普法战争，普鲁士人自从听说法国出兵，就将全国精锐部队先堵住莱茵河口，而法国最终也被普鲁士所困。就像中外用兵以来，兵力并非不多，军饷并非不足，然而敌国不过几千人，今天骚扰广东而广东全省疲于奔命，明天骚扰福建而福建全省疲于奔命。我们则是防备过多力量分散，敌人则是选择弱点而入，这都是因为没有训练重兵屯驻，只蹈入处处设防的弊端，所以导致这种局面。外国发生战事时，力量与力量相当，则器械精良者胜；器械与器械相等，则先下手狠者胜。所以今天选择要害练兵，以备攻击剿杀尾随追击之用，尤其不可片刻延缓。现在以天下大势来说，法国占据安南的胥江及南圻省，已经与我们广西、云南、贵州的边境相连；英国占据五印度，已经与我们云南、四川的边境相连；俄国染指新疆，联络回部，已经与甘肃、陕西的边境相连；其占据黑龙江以北的地方，又且与我们盛京等处的边境相连。至于东南七省逼近海洋，洋船可以朝发夕至，更不必说了。自古以来中外交往，陆路紧急的往往水路迟缓，固然没有像今天这样水陆交逼、处处环伺的严重情况。然而以理势推度，凡是外国陆地与我们相连的，不过是得步进步，志向在于蚕食，而不在于鲸吞；其水路实在逼近这里的，则动不动就制约我们的要害，志向在于鲸吞，而不在于蚕食。所以东北最为重要，东南与西北次之，西南又次之。这四个重要方面，如果区分缓急，选练重兵，水军则首尾相应，陆军则各自为战，或许能逐渐平息敌人觊觎之心，或者能有稍微巩固我们防务的一天。中国绿营各营，数量并非不多，口粮太薄，器械太差，断难依靠它们来制敌。近年来虽然有减兵增饷的提议，但军饷仍然微薄，汛兵没有裁减，终究难以化散为整，彻底改观。臣在江苏时，曾将抚标兵营的旧兵一律裁汰，换用新勇，撤去汛地，改练洋枪洋炮。当时舆论颇以撤除汛地为难，经臣秘密上奏，认为和议不可长久依赖，自强必须早作打算，仰蒙圣恩，特别允许照办，至今并未听说汛地撤后稍有流弊。如果各省都以勇兵替换绿营兵，减少名额优厚军饷，分别训练为枪队炮队，虽然不增加国库费用，而十万劲兵，固然可以星罗棋布，而其关键则在于裁撤汛地合并营伍。因为分设汛地则士兵断不能训练，不训练则虽然军饷优厚名额减少，但士兵从何而精呢？至于各省沿海水师，只知道停泊内港，不能抵御外洋，积习之深，非一日了。然而即使水师精干，而所用的是艇船旧炮，则仍然等于把优势送给敌人。沿海渔人蜃户，熟悉风涛险恶的，其根基较内地士兵更能耐劳。其次则挑选水师中得力者，更换其船械，勤加操演，教以测量规算，逐渐训练逐渐熟练，使其常以水为家。而且应当令沿海全洋统筹兼顾，不可稍分界限。为什么呢，风涛驰骤，一息千里，如果分各省疆界，则彼此推诿寇盗，终无消灭之日。所以化散为整的方法，不仅陆军应当如此，而水师尤为切要。日本弹丸小岛，不过是夜郎靡英之类，而近年来发愤自雄，变更峨冠博带的旧习，师法轮船飞炮的新制，其阴柔而有谋，固然值得忧虑，其穷而无赖，则更值得担忧。以北境之塞希轮地与俄国，而日俄之交，固用李太国开火车铁铁路，而多借英国之债，其国主常常见英使巴夏礼与之潜谋密计，日英之交，固用黎展远密查台湾情况，资为指臂心腹，日美之交，固彼其低首下心伈俔以求悦于各国者，岂有他哉？大概其觊觎台湾，已寝食寤梦不忘，中国倘若弃之如遗，固既从心所欲，万一形势出于战，则又交昵各国为之解铃说合，不至于能发而不能收，这就是它敢肆无忌惮，快意于一逞的原因。臣任苏藩司时，曾于议复修约条内陈明：日本阴柔而有远志中国所买枪炮，皆彼国选余之物宜阳与之好，而阴为之备。当时李鸿章深以臣言为然。

译应当立即代为秘密陈述。如今日本虽然得到了一些赔偿，然而他们所花费的，何止是这赔偿数额的十倍，况且在这次战役中死去的，又有五六百人。万一他们日后再次借端挑起事端，用几艘战舰横亘在黄海、黑水洋之间，那么天津、上海的航运就会断绝，事事都变得棘手，而台湾的祸患，不过是其中较小且较缓的罢了。所以现在驾驭、应对日本的方法，对内要极力谋求整顿，不可仅仅寄托于空话；对外要敷衍周旋，不必稍显虚伪骄矜。不仅要对泰西各国开诚布公，显示诚信，就连日本也应当暂时加以笼络牵制，使目前不至于决裂。等到我们的水陆各军都训练精良，自然可以暗中消除他们窥伺的念头。万一做不到，他们出于骄横，而我们以正道应对，也大致能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这就是练兵应当迅速务实，不可得过且过的原因。

译一简器原奏称，凡台及水台所需的巨炮应如何购办，水陆各军所用的洋枪应如何一律购用最精良的器械，以及以后应如何自行铸造以求精益求精等因。查外洋火器至今日如此精良，不仅唐宋元明所没有，即使是尧舜禹汤也达不到。料想总理衙门所说的“知晓效仿彼之长”，已经落后于人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器械，更依靠什么，这确实是洞察症结的言论。只是火器这一项，不外乎枪炮火箭等物，有适宜于进攻的，有适宜于防守的，有攻守都适宜的。英国的大炮有叫阿勿斯郎的，有叫巴留西的，有叫安司税浪的，有叫回得活特的。法国的大炮叫墨迭儿鲁士。普鲁士的大炮叫克虏伯。美国的大炮有叫巴勒得的，有叫四得卧得的，有叫布噜嘎斯的，有叫得里氏嘎的。〇各国的大炮，以阿勿斯郎、得里氏嘎为最大，以克虏伯、布噜嘎斯为最精。大的炮弹重达六百磅，听说铸造时内部用生铁，外部包裹熟铁并用螺丝钉固定，制成之后多用火药轰放，使内外两层的张力均匀渗透，生铁与熟铁紧密结合，然后才投入使用。阿勿斯郎在其本国购买尚需一万九千圆，买价既大，运费也必然不轻。精良的二十四磅炮弹能与百磅炮弹具有同样的锐力。从前炮尾开门仅用左右双劈，近来则用整块圆劈，又用药弹试放千数百次，炮膛内才加装钢圈，钢底炮弹则加上铅壳，比炮膛略大。炮膛内有螺旋三十二转，必须使炮弹在膛内相荡相摩，宛转之后才出口，这就是张力加大、速率加快的原因。但无论何种大炮，其命中范围须在一里内外，过远则炮弹本体的坠重力与空气的阻拦力都足以拖累它，恐怕攻坚就没有劲力了。至于美国的格林炮管多放速，如同鱼贯蝉联。普鲁士的联珠枪，两人肩负而行，若中国的枪一秒钟可放数十次，也是陆战行营所必不可少的。若想打击近敌，则用马口铁盒装满子弹，用漆固定，出口后也能四散扑人，如风雨骤至，但必须圆滑合膛才能得力。若想越山越城而打击不能望见的目标，则用十五寸口径以上的么打炮，昂起炮口而用高弧度的角度，自上而下，可以炸毁物体焚烧营寨。南花旗炮台被北花旗所毁，多受此种炮弹之害。至于洋枪这一项，外国不到三十年而已，屡次改变其制式，初用火石引火枪，继用钢夹引气枪，最后以来复枪为第一等。自南北美交战，北美开始使用林明敦枪，南美开始使用果伦比枪。自普法交战，法国开始使用筛师拨枪，普鲁士开始使用尼一根枪。经历一次战争，则必增加一番惨酷，造物至此，也几乎无以供其雕琢。其枪膛有来福线，皆从后门进子弹，循环迭放，无坚不摧。然而机括太繁，用久则逐渐失去挺力，而不能尽如人意。而且铜卷火药购觅艰难，〇〇鸟弹用尽则枪成为废物，故只能用于临阵操演，只能仍用旧枪。其抵御马队，则用可爆炸的火箭。倘若两军相接，我方占顺风，则用喷筒毒烟以迷惑敌人视线，使其洋枪不能施放。器械既精良，则又在于平时心定与手熟。总之，机器及前线军械，必须精良于腹地各省，庶几得以重驭轻之法。至于炮台，则适宜建于地势险要、水流曲折，敌船必须宛转而后才能行驶之处，方能使敌船多受几炮，又可从前后面面形成通行的包围。若炮台设于水路笔直之地，则敌船瞬息即过，岂能每炮都命中其要害。北海只有大沽的水道最曲折，大江自镇江以下，只有金山前水势回环，均可建筑炮台。焦四面受敌，似乎不如金山。造炮台之法，最内一层须用灰墙，外墙则用砖石，不若用三合土，其厚度总须在二十尺以外，高低则视地势的高低及水路的偏正。护墙必须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倾斜至五分之一勾敌炮，若来自可斜拂而过，不至于显与为抵。其炮台及火药仓上方，必设太平以抵御自上而下的子弹，下方必设高阳堆以抵御横扫的炮弹。其最下层的地道，必须加筑坚固，四面俱通沟渠。外的小炮台、大沙堆，也必须迤逦照应，即使敌人用陆军闯入，尚可侧轰横截。然而北美的铁甲船被南美炮台的炮弹轰伤的仅三只，被水雷轰沉的十余只。盖专用炮台而无水桩、水雷浮坝等物，阻于前则炮台决不能得力，而敌船的游驶可以自如而无忌者，台中大炮则从六百磅以至二十四磅之炮无不可用。只是放炮地步愈宽则愈可转移，愈窄则愈受敌弹，这在位置者先事之绸缪与临时之变通罢了。外国寓兵于工，即寓

译工匠多出身于士人，因此制造器械与行军打仗的大致原则可以归为一致。中国将这两者分离，便导致两方面都出现缺失，这就是中国不能将格致之学作为自强根本的原因。至于机器局的设立，必须位于煤炭木材聚集、五金矿产易于开采的地方，才最为便利。江西鄱阳湖岸边有几座大岛，山势阻隔、水流环绕，敌船无法进入，而南赣、汀州、建宁的水路也可借助水势上涨，向上直达湖北四川，向下抵达安徽江苏。在这里建立一座大型机器厂，气息容易流通，材料容易聚集。臣去年曾将此事与曾国藩、李鸿章商议，他们都认为可行，只是因没有经费而作罢。如今机器制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有进展而没有终点。如果精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局势如同孤注一掷，万一外国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率先采取狠辣手段，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苦心经营？因此，想要制造器械，又必须先寻找制造器械的地点，这是尤为迫切且重要的。

译一、关于造船的原奏称：创立外国水师，应当如何添购各类兵船及铁甲船、水炮台，需要多少船只？这些船吃水最深，各海口何处适宜驻泊？如何抵御？如何攻破？请逐一详细议论等因。查阅外国近十余年的报纸，就有说：“中国自唐虞以来使用木船划桨，至今数千年，仍然使用木船划桨，可以说是永远固守古法。”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是很微妙的。《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战国时期杜挚有言：“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令；功效不到千倍，不更换器具。”大概如今若能变革，则尚有通达之日；如今若不变革，则再无变革之时。

外国的铁甲船有几个等级，其中最好的，内部使用样板木与黄松木，外部包裹极坚韧且有大凹凸力、全无炭质的熟铁板五层，每层约厚四寸，用螺丝钉层层嵌合。凡是船中受力之处，则增加铁板的层数和厚度。因为多层铁板相合，炮弹难以穿透；而单层厚铁，炮弹容易穿透。铁板之下必须用坚硬的木材作为垫层，有的厚十二寸，有的厚八寸，才能稍微减轻敌弹震动的力量；又在木垫之内嵌入铁弹，使其无法穿透。其中最大的铁甲船，机器动力有一千五百匹马力，吃水太深，中国口岸内恐怕没有这样深水的港口，难以购买使用。今年英国驶来的“换仁刁”号铁甲船，约八百匹马力，用在中国洋面最为合适。

如果像日本所购的铁甲船，本是木质，不过上面覆盖三四寸厚的铁，仅有二百八十匹马力，船底吃水之处也完全没有铁。如果用两艘半桅的结实头板船乘风撞击，必然震动松裂，这不是真正的铁甲船。购买的价格，视船只的精粗、大小、厚薄、新旧以及马力多寡、机器锅炉的灵便结实程度，往往有比兵轮船便宜的。大约上等和中等的铁甲船价格，总在十万磅以外、二十万磅以内，每百镑又须加船油杂费十二圆半。如果委托洋人辗转购买，必定会误买木质蒙铁者，不如选派熟悉船务、结实可靠的委员，分赴外国船厂，委托其制造，同时带领中国制造和驾驶船只的人员前往认真学习，等到船造成，中国工人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学会。

大约英、美、法、丹各国船厂，每厂各应定造一艘，造成后再考核优劣贵贱，以此作为对委员的赏罚，才不至于虚耗巨资。现在英国有大小铁甲船五十四艘，法国六十二艘，俄国二十四艘，美国四十六艘，其中用木船旧质外蒙铁甲借以虚张声势的也不少。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至少需要十艘，将来自然能够创造；至少需要三十艘，才能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商人。

至于停泊铁甲船的地方，固然需要水深，但海底必须是硬泥质地，才能承受锚力；如果是泥质，起锚艰难；如果是沙质，锚容易走动；如果是石质及蛤壳质，则不能受锚。中国极好的锚地以香港为最，上面有重山掩护可以避风，下面水深二三十拓，不至于过浅过深，如今已归属英国人，也不必再议。北海辽东的老铁山前后以及搭途岛、长子岛等处，海面全是泥质，水深二三十拓不等。直隶、辽东二海大风不超过十二时辰，虽然没有山势阻挡，也没有妨碍，这里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二三艘。距离大沽南炮台南高墩约八里以外，海底是泥质，这里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三四艘。东北海若有这几艘船首尾相应，则津沽、山海关、鸭绿江的门户可以巩固，只是十月水浅以后，须将各船移泊烟台以资活动。

烟台港外有崆峒列岛可以遮蔽风力，海底也是泥质，似乎可以停泊中小铁甲船一二艘。扬子江口崇明山的南面，水深二三十拓不等，只是海底多为泥质，中间也有泥沙相合者，可以抛锚，这里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二三艘，上以通达津沪之气，下以保卫太平洋万里之安。台湾北面距离日本的九修岛近在咫尺，似乎适宜停泊铁甲船二三艘以巩固东南枢纽，但台湾东北海面水势被吕宋诸山所束缚，波涛最险，不如停泊于澎湖、渔翁二岛之间，或者鸡笼港等处，也容易运煤，锚地也尚稳妥。

广东虎门水并非不深，但海底不平，且一旦与诸国有事，就不能驶出与香港及东北洋诸铁甲船相联络照应，资首尾之互击，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一二艘，作为自固之用。其铁甲船攻破炮台的方法，在八百丈以内的，可用八寸口径以上的螺丝炮，配以实心尖弹，专指台角一处层层发射、迭次打击，不可忽东忽西。等到有倾圮的迹象，然后自上而下，递次打击、递次降低，其台墙自必渐渐裂开、渐渐脱离，倒塌了。其十五寸以上的么打炮、炸弹，则用来仰攻台中的火药仓、太平盖，使其延烧，台军自无立足之地，而船中人抽调陆兵为常行垒，以逼迫之，敌人接济一旦断绝，有不涣然瓦解的吗？其铁甲船自卫的方法，倘若两岸有

译在林木繁茂的地方，船桅上务必多挂树枝，使敌人无法辨识。所有锅炉、蒸汽管道、机械链条，两侧必须用沙袋防护，外面必须用铁链包裹，使其往复环绕，再用大绳结网作为外层遮蔽，以柔克刚。倘若遇到敌人的铁甲船冲撞，若对方势头猛烈，就转动舵柄向左或向右避开；若双方势头相当，就急速转动船首，让对方的铁撞角先撞击到我方船身中部。又在船首安装两条长四五丈的长木，做成叉形，外面蒙上网，下面用重物坠住，这样就可以收取前方阻挡的水雷等物，以免被其触击。

攻破铁甲船的方法，第一是用大炮必须使用实心尖弹，从二十四磅到六百磅，越大越有效力。弹体形状有四种：一是觜弧形，二是圆锥形，三是圆柱形，四是平圆底。开炮时，应先计算其速率，三千步以内将准星定在船头，三千步以外则将准星定在目标到达之处。等到距离更近时，又必须每炮都攻击其火药库、锅炉、螺旋桨、蒸汽机、舵柄等部位，这样一炮的效力胜过十炮。至于炮中火药，宜使用近日英国新制的药饼，这样才能使速率稍减，避免炸裂；若速率倍增，铁甲便可直接穿透。

第二是水雷，用生铁捣制成外壳，厚度约半寸，装药从五十磅到百余磅不等，根据距离水面深浅决定用药多少。水深者使用用电线引火的水雷，水浅者使用摩擦发火的水雷，下面系上锚，其重量必须比水雷重七倍，如果用木桩系住，则更为稳定准确。如果紧贴船底轰发，即使极坚固极厚的铁甲船，没有不破裂沉没的；如果在船的前后左右轰发，则有沉没有不沉没的。但用于外海则烟雾弥漫、水势渺茫，很难恰好对准敌船固定的往来航道，而且从铜山到沈家门，潮水落差过大，从七尺到二十一二尺不等。水雷放在海底，潮水上涨时相距两丈有余，即使触发也没有威力；如果放得高些，潮水退去时恰好被敌人看见，更是无济于事。虽然使用活动机关使其上下俯仰，但高低悬殊过大，终究难以获得稳定的威力。如果能用于内港河道较窄之处，分排布置如雁行阵，虚实结合，难以有准确判断。也有船上装载水雷，用机器在水底行走的，但难以对准敌船，本船也多半先受危险，似乎不可使用。若使用，须用小船以软垫包裹船桨，使其无声响，船首用长竿系水雷，黑夜用猛力送到敌船之下，自然可以轰破。这在国外大洋对峙时，也有偶尔使用的。

第三是水台，有在水面浮洲，用坚固木材排列成格子，外面用沙土筑成墙垣的，这是固定炮台；有下面系七个重锚，中间用铁链堆在木桩上的，这是活动炮台；有用四千吨的铁船，配备极重的大炮，中间用机器自行，遇到铁甲船经过可以从后面通行射击的，这是浮动炮台。这三种炮台，有用六门大炮的，有用四门、两门的，即使攻击铁甲船有效，但形势如同孤注一掷，所以使用的都是光膛大炮，昂贵的螺丝炮不使用，恐怕一旦同归于尽。近来法国比伦，又用熟铁皮做成极大的浮标，形状为扁椭圆体，总重三万吨，比铁甲船加倍。浮标留三个孔，锚链就从三个孔穿出，其分隔的机关共有八千个，均无漏水之门，所以不漏气与水。即使铁甲船用力冲撞，也不易沉没，似乎较水炮台稍为有效，但费用沉重难以运输，不如多造水雷更有实际效益。

第四是大筏，中间用铁仓，装满火药，外面用触火之物，筏露出水面的部分极小，乘风乘水送到铁甲船边，机器一发，药仓炸裂，美国（北花旗）的铁甲船也有被这种大筏冲毁的。至于气球、电线，都是行军必不可少的物品，自然应该分别购买制造，才不至于临渴掘井。以上各项船械购买的价值，比自行装配便宜数倍，但如果不一面购买，一面装配制造，则始终受人控制。终究没有自强的一天了。

译关于筹措军饷的原奏称，上述各层此时初创所需，日后长远之费，若无大宗巨款无法开办，若无不竭的饷源无法持久等语。查各条办法，只有陆军营改兵为勇，就原有之饷银，挑选新练之兵，只费训练工夫，不必另筹口粮。其军械火药等物，或酌情使用前线剩余之旧枪，或酌情配给次等新枪，似乎尚无须大宗巨款。其炮台、铁甲舰以及要口防兵、新枪、新炮、水陆雷、炮台等物，并制造一切经费，日后持久固然非数万万金不能，即便此时开办，恐怕也非千余万不可。从前总理衙门提议提取四成洋税，原为未雨绸缪而设，不知现存还有多少。各省厘捐、盐税、落地税，若能切实整顿，归为统一办法，岁入应当可以稍增。其两淮之商捐，广东之沙田收入，或也可酌情筹措一二。其余则只有如原奏所称，尽人力、因地利、开财源、节流而已。丝茶二者，是中国大利之所归。如今只有闽浙数省种植得法者，能在气候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产一分货物，即可多增一分税收。洋人之呢绒布匹，皆从中国购买丝棉而成。往来跨越海洋十余万里，尚有余利。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需向外求取，深耕可尽地利，不但百姓可免饥寒，而且利权所入应当更加丰饶。五金、煤、铁各矿，西班牙、比利时、英、俄、新旧金山等处岁入何止千万？中国地大物博，为五大洲第一繁盛之地，此类金属矿藏，岂能终秘而不宣？西方精于化学者，凡见石面上有青黑色花纹，及平地隐隐有一条凸起如山，或有一条凹下如沟涧，或其地草木独特，则其下掘至三四丈深，必有五金矿藏。又其下小石与大石相附丽而自成一色者，西方人称之为“果唔”。若能分辨其脉络，而以水银灌之，则“果唔”中皆有金可取。听说仿造火柴之草木质、金石质原料，云南与印度接壤之处最多，似乎可令通晓化学之人分别前往采觅。四川盐井之有煤油者，若以机器挖通，亦可源源不断。磁州、平陆、大同、太原、米脂等地，皆煤多而质佳。传闻潍县、孙村、莱芜等地，皆有煤且块大。镇江之东南山，煤、铁、五金似乎皆可开采。浙江之金华，福建之永定，则有煤矿。至于铁，则各省产者尤多，且产煤之处，皆多产铁。广东之芝麻铁矿，尤有韧性，而炭质亦少。台湾北路一带田地，最为富饶。自崇文山后与菖蒲厅毗连之处，高山旷野，纵横千里，土著野性，醒时如人，而醉时如兽，本万难驯服。然趁此恩威并用，随时招抚，使生番化为熟番，或亦是一机会。台地每年出产乌龙茶数千万箱，皆此间附近所产，且良材大木尤为众多。五金、煤炭之矿，定亦不少。若在此设一大机器厂及大船厂，当可取不尽而用不竭。闽粤之人佣工于彼路者，无一生还。若招其屯田、开矿，利源日开，人口自可日盛。数十年后，意可另设一省去此，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利且木料、五金、煤铁等项，不仅关乎利源，亦关乎军事胜败。法国战船十倍于普鲁士，而平时未及多储煤炭，战事开启而始购用。各国遵照公法之例，不予售卖。法国因此竟为普鲁士人所败。故开矿一事，尤为目前军事、饷事之第一要务。至于中国人之商于外国者，以新旧金山、新加波为最多，生意亦最大。若设领事官并派铁甲舰以保护之，则抽取其货物厘金，亦可为供给该舰之费。若夫鸦片一项，漏税尤甚。每年丝茶所入之不足，抵不上鸦片烟所出之数，即便不能禁彼之不来，亦当设法维持，使其销售渐少。查官与兵二项吸烟者，原本已有禁令，自当认真申明旧例，有犯必惩至于绅衿及士农工商之吸烟者，拟定限五个月全戒，不戒者不加罪，但别其籍入瘾，附于娼优隶卒之后为五等。合家不得请封，子孙不得应考。为官者不加罪名，则无书差需索之扰；列为贱籍，则有家人父子极力劝戒，有自行严禁之益。只禁有用之人吸烟，而不禁无用之人吸烟；又只禁吸食之人，而不禁贩买之人，则彼国亦不得责以违约，向我纠缠。除官与兵二者，由大吏自行查禁之外，其绅民限期，似乎可由督抚选举公正绅士，会同州县设局办理限满之后，临时再酌情予展限一次。应入瘾籍而不入者许旁人揭发，分别妥善

译办理此事。仍然多张贴戒烟的良方，用来帮助挽救。如果担心突然推行这一件事，或许会被人借题发挥，那么各省百姓因吸食鸦片而自杀的人，没有一天没有。地方大员借此列举几项要点，恳请朝廷普遍下令办理，以重视百姓生命，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况且英国为了废除黑奴贸易，捐款一千多万两银子，以成就善举。现在用毒品危害中国，他们自己问心恐怕也不安。似乎可以一方面派遣公使，与该国君主及上下议院委婉地讲理，耐心坚持，只求将来能有成效，不指望一时就能见效。并由商民经常刊印外文报纸，向各国公布中国遭受鸦片毒害极其惨酷的情况，他们国内虽然重视利益，但也爱惜名声，或许不至于无动于衷。或者由公使携带桑树和茶树的种子若干，赠送给该国君主，劝令他们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地方试种桑茶，他们用毒物来，我们用美好的物品去，或许能使他们内心愧疚？至于在禁烟尚未彻底清除之前，中国自行出产的鸦片，似乎应当稍微减少税收，使内地的鸦片比外来的鸦片便宜，那么他们的鸦片就会销售停滞，本钱亏损，更可以期望他们一天比一天减少供应。不禁止吸食者和贩卖者，却只禁止内地种植者，那么内地少种一分，就导致外国多销一分，中国的钱财也就多流入外国一分。这就像担心猛虎吃人，却又可怜它不能飞而给它插上翅膀一样。沿海旧有水师裁撤后，所有的口粮和船费，就可以用来补贴新创建的水师。旧日水师大小官员的衙署，都设在内地人烟稠密、可以收取费用的地方，如果一律变卖充公，似乎也不无小补，而且可以杜绝水师永远驻扎陆地的弊端。陆地上设立电报，费用比海上减少十分之七，如果选择陆地紧要、繁盛且靠近沿海的地方，先设立公司汉字电报，一可以通报军情，二可以收取信资，三可以节省驿站费用，似乎也不无益处。况且洋人在沿海已经设立了英文电报，我们仍然置之不理而不设立，那么我们的每一个举动，外人瞬间就能知道；而外人的每一个举动，我们最终却不得而知。陆路电报已经通畅，那么海中电报的销路必然滞缓。然后由中国承办，也允许外国附递信息，但必须一律改为汉字，让翻译官翻译后交付，似乎也是防微杜渐的方法。此外，再设立公司银行，凡是官民公司都可以入股，以流通天下的物资，以报告随时的利息。将来开矿这一局，也就从此公司生根。银行一旦设立，那么银票就可以通用，像古代的钞票之类，开辟财源的开端，哪有比这更大的？至于目前的轮船招商局，则是损害外洋、增益内地，对大局最为有益的举措，还应当扩大充实它，使其可以由近及远。铁路也是将来不能不设立的，否则恢复新疆时转运艰苦，抽调兵勇行走，岂不延误时间？但这必须在我海防已有可靠依托之后，才不至于被他人所掌控。以上各层，都关系到人力、地利、开源节流的大计，只适宜逐步推行，持之以恒。购买制造最耗费巨款，不可像对待泥沙一样随意；矿务最容易扰民，不可鲁莽行事。用财的人如果凡事秉持至公，丝毫不存私意，将会看到天下变通，大地不吝惜其物产，国家用度也不会担忧匮乏了。

译原奏称，上述各项事务，若用人不当，皆归于虚耗。然而其错误在于用非其人，而不在于制度不完善，不能说事情不可做等语。查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等事，都可以筹划出切实的办法，唯独用人难以找到切实的办法，而洋务用人尤其难以找到切实的办法。为什么呢？用人若要求切合实际，那么浮泛的人就会心生疑虑；用人若要求务实，那么虚伪的人就会心生怨恨。想要寻求用人的方法，首先要寻求知人的方法。至于洋务，更是污秽丛聚之地。当风波骤起之时，如同捕捉恶蛇，如同抵御洪水，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经营，才不至于决裂。于是人们不责备他们平时不能自强，反而指责他们在临事时不能果断舍弃父母留下的清白名声，终日与异族往来应酬，说得口干舌燥，反而使千秋万世蒙受一个不义的名声。有志之士，怎么能不视其为玷污而远离呢？总理衙门原奏中所称，同心的人少，持异议的人多，局中的曲折隐情，局外人未必完全知晓。这可以说是痛哭流涕地陈述啊。南宋初年，赵子砥从金国归来，上奏说：“金人议和，以用兵我国，收敛军队等待议和，譬如害怕老虎却用肉去喂它，肉吃完了终究会被老虎吞噬，不如预先设置陷阱来等待它。”这话可以说极其明白切中要害。给予香港、支付赔款，是用肉喂虎；陈兵、简器、造船，是设置陷阱等待老虎。那些深居室内、未曾见过老虎的人，就认为老虎形状像羊，样子像猪，可以用棍棒驱赶它，用严厉的脸色吓死它。等到一旦独自在深山行走，突然遇到庞然大物，张牙舞爪，趴在地上长啸，风声猎猎，不禁皱眉长叹，这才后悔没有设置陷阱，导致自己亲身遭受祸害，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何不趁现在事情还可为而去做呢？去做的方法是什么？只有任用能挽救变局的人才来自强：一是水师将才，二是外国使才，三是制造通才。什么叫做水师将才？查水师的脉络虽然与陆路不同，但驾驭的道理并无差异。十多年来，水陆各营将领，难道没有智勇双全且能忍受风涛之苦的人吗？应当调往轮船学习，优厚他们的俸禄，深入观察他们的培养成效，估计其中必有杰出特异之人。又在机器各局及现有轮船管带办事人员中采访考验，用事务来测试他们，应当也能得到一两个人。对于旧时水师以及沿海各类人中，或者设榜招揽符合标准的人才，或者广泛访求以求得人选，上面以诚意求取，下面必定有以实情回应的人。什么叫做外国使才？自古以来各国交往，都不废弃聘问之礼，难道今天能独自例外吗？只是使臣必须能够通达彼此的情意，而又能消除未然的祸患，责任也确实不轻。京官是人才的渊薮，向来有抱负经世之才的人，即使未曾担任过洋务，只要稍加历练，办理事务自有分寸。其次则向沿海士绅商人及曾亲自前往外国的人中寻求，只求能胜任时局的艰巨，不必再计较资历的有无。英国使臣阿而各本来是医生，巴夏礼本来是商人，何曾有资历呢？而他们的国家倚重他们如股肱心腹，中国却大受其累，可见哪里没有人才，什么途径没有人才，关键在于当权者能否树立目标来招揽罢了。使才既得，或者几个国家共同派遣一位使臣，或者一个国家专门派遣一位使臣。唯独对英、俄、法、美、普五大国及罗马教皇处，应当选择有魄力且善于言辞的使臣，才不辱使命。因为英国交涉本来繁杂，又有鸦片这一祸害；法国及罗马是天主教的枢纽，必须端正使节与之辩论。教士进入中国，引诱坏民，欺凌良善，掣肘官吏，暗中传递消息，凡是有百姓的地方，就有传教的人。目前受其荼毒固然非常严重，将来酿成大变，更是防不胜防。罗马本是弱国，全靠法国为之袒护，自从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后，护卫该教皇的铁甲船已经撤回罗马原境，又被意大利夺取，教皇也无能为力。所以近来教士在其他国家，气焰稍衰，而在中国的教士则嚣张如故，因此应当急忙派遣使臣，将教士种种不法之处，与该教皇及法国辩论，深切陈述并反复商议，一方面制定约束教士的法令，一方面严令州县，不分民教，一律公平处断，不要再驱赶麻雀入林，这是派遣使臣的第一要义。喀什噶尔酋目牙古干，前年与英国立约，英国议院中也有议论说该国不宜与中国的叛臣通好结盟，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公使在那里，不能拿着条约与他争辩。普鲁士向来憎恨传教，俄国关涉新疆，而且是最大最强的国家，美国地广物博，都是使臣必须联络的对象。日本在我卧榻之侧，近且逼迫，所派使臣应当精益求精了。至于离间一法，只能施行于过去，不能施行于今天。因为泰西各国自从远涉数万里以来，和好则利益共同沾润，交战则起事难以抵挡。普法交哄时，法国领事被杀，普鲁士领事尚且代为抱不平。兔死狐悲，道理本来如此。所以使臣只有一秉至诚，不必稍涉疑间之计谋，反而开启各国的猜疑之心。至于安南、暹罗等属国，也应当派遣

译派遣顺道前往抚慰，坚定他们归顺朝廷的诚意，不仅仅把厚往薄来当作尽到礼仪的情谊。什么叫制造通才？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难道没有精通化学、算学，留心机器制造的人才吗？化学、算学，是制造技术的源头。将来军火、铁船、耕织机器，以及各种开矿事务，都与制造技术互为表里。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尤其应当慎重选拔人才并明确其职责。天津、上海、福建等处的制造局，培养人才已久，成就必定很多。京城及地方官员中有精通算学的，自然可以指派到局中，互相切磋。此外如果有心灵手巧、品行端正的人，似乎也不妨广泛招致。只希望从众多人才中精选精英，断难从精英中再求数量众多。此时给予丰厚的薪水，日后给予优厚的出身，人才岂有不蒸蒸日上之理？况且求才必须在太平无事之时，然后才能在有事之际使用。否则时局安定时，即使伯乐牵着千里马，从门前经过也不看一眼；等到变故突然发生，劣马的骨头竟然被奉以千金。为什么呢？预先准备则识别提拔自然真切，紧急时取舍或许就会失误。第一，储备将来有用的人才，项目有九项：图学、算学、化学、电气、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凡同文馆、广方言馆，以及出国留学生，都应在这些主要方面发愤精研，以求成功。学成之后，只允许为公家办事，不得自行谋求生计。各海关道台以及办理洋务的各州县和各省税务司，都是这些学生进入仕途的阶梯，未来的将才、使才，通才也都由此产生。只有中外各馆需要再加以扩充，这样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强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意见：外患不除，是人身上的痈疽之疾；民生不安，是人心腹中的疾病。痈疽之疾，固然足以伤害生命；心腹之疾，尤其能致命。海内百姓，自从遭受太平天国和捻军扰乱以来，仅有生计衣食不缺的占十分之三，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占十分之七。其中尤其受困苦的，苦于无处申诉的，一是农民，二是商人。农民终日辛勤劳作之余，所得几何？一旦遭到胥吏的觊觎，叫嚣必定不止，直到鸡犬不宁才罢休。一次催缴赋税，串票有费用，投纳有费用；一次诉讼，审讯有费用，提押有费用。见到教士则像天神一样敬畏，看待平民则如鱼肉般宰割，好像深恨百姓入教不够快似的。朝廷有免除赋税的宏大典制，而贪求盈满的人不向下传达；民间有委屈之情，而倚仗权势的人不向上反映。当官幕吃喝嫖赌、呼卢喝雉之时，正是百姓颠沛流离、疾苦哀吁无门之时。那些佐杂官员擅自收受滥刑、营讯官员藉端讹索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商人渡江航海，冒着霜露，谋求微小的利润，而官府仅取百分之一以充饷奉公，他们又怎敢稍有异言？然而苛吏卡员万般苛索，翻箱倒柜，无异于盗贼。随身需用之物，洋人尚有优免的章程，唯独华人，漏报一丝一缕，虽然全船货物充公，还要加以重罚。不知当权者为何厚待洋人，而薄待华商？太阳已高还不起床，天未黑就停止检查，私费未送，即使千百人守候呼号，也不予理睬。征收完纳之间，绝不寓含体恤怜悯之意。等到商人因税厘导致利薄本亏，难道没有损失吗？那不如明确制定一个抽收章程，挂牌示众，使各类均归一律，不得轻重不均。罚款一概充公，办事人等不得私分，以免藉端酷罚。再出其不意，特派素有清望的大员微服查访，弹劾参奏一二人，或许可以挽回风气，厘金课税也可日渐好转。去年沿江讹传彭玉麟微服查察厘金，员役收敛踪迹数月，可见这些人并非毫不畏法，只是任用非人，则流弊滋甚，这又不可不防备。

然而农商受害日益严重，是因为官吏不能沟通上下之情；官吏陋习日益加深，是因为官员多而空缺少，补署无期。一旦希望得到差使，地方官就像饿狼忽然遇到肥猪，不趁此饱食一口，则将来永远没有果腹之时。等到这头狼去了那头狼又来，民困如此，怎能复苏？元气如此，怎能恢复？万一诛求无厌，人心动摇，不知须耗费几千百万的军饷，贻害几千百万的百姓，然后才能安定。明收有数之款项，暗耗无限之脂膏，广西前事，是殷鉴。难道不是所入过薄，所偿过厚吗？朝廷倘若一旦毅然决然实行停止实职捐输的计策，地方大吏认真淘汰考课，无能者，一概奏请在本职上酌加虚级，咨送回籍，听候调用。然后散去浮泛隔膜的虚文，讲求聚财教民的实济。必须大僚不贪馈赠，然后州县之法可行；必须州县不任胥吏，然后官民之情可通。如果上对下呼吸相通，则下对上亲爱自至。即使一旦海疆有事，百姓怀抱同袍同泽的诚意，可一呼而成劲旅。虽有教士的浸淫，不怀疑贰；虽有汉奸的买嘱，不能离间。这是国家所失于捐输

译弊端虽然很小，但赢得民心的效果却非常大。又何必饮鸩止渴，为了暂时的权宜之计，而重蹈东汉末年的覆辙呢？否则，官民之间的气象日益背离，上下之间的情谊日益离散，心腹之患既已深重，即使每天忙于筹措军饷和军队，恐怕最终也无助于万一。除了船只、器械等一切自强的工具，必须效法东西洋之外，其余关于人心风俗、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等方面，仍应当遵循我国的体制，并加上诚意，这样或许可以用我们的正气来平息他们的戾气，不至于像日本那样更改历法、改变服饰，被有识之士暗中嘲笑。

译一、关于持久的问题，原奏称：当今大局所系，没有比外患更严重的了。抵御外患的方法，没有比自强更有效的了。如果不是局内局外的人都用心深切，筹画坚持既定见解，怎么能有所成就呢？等语。查西方人在格致（科学）一事上，往往专心致志地独自探索，父亲不能通晓其道理的，儿子或孙子必定通晓后才肯罢休，所以事情能够成功。然而，能够制造出一种有用器物的人，国家必定加封其爵位，子孙必定世代继承其事业，因此有志之士无不端正心志、齐心协力，坚韧忍耐、刻苦为之。而我们中国则是穷究事理的学问有余，探究事物的学问不足，确实因为所悬挂作为富贵功名目标的在此不在彼，所以极尽身心性命去追求的也在此不在彼。目前尚难指望事情有所成就，何况日后能期望事情持久呢？其不能持久的原因，概括起来，大约有两方面：一是任事不专，责任重大者事务猬集，每日何止数百件事？所以只能处理事情应当做的表面，而不能深入探究事情之所以然的根本。虚文繁多则精力疲于应酬，例案繁多则关键受制于书吏。不仅执行者习以为常而不细察，即使倡议者也是匆匆而过而不留神。极紧急极重要的事，反而被不紧急不重要之事所拖累。姑且以一省来说，地方上报盗情，上司只批令会同营伍严拿，而营中是否有兵不问。州县上报灾荒，上司只批令筹款抚恤，而款项是否有着落不计。一事如此，诸事可知；一省如此，全国可知。非常之举，百姓所畏惧，固然不是惨淡经营、苦心孤诣不能最终成功。可是关系安危之事，与循例奉行之事纷至沓来、混杂交错，怎么能穷尽其所往，使事情没有隐藏之物，物没有隐藏之情呢？所以必须先精简事务而选择其中最重最要的，竭尽心力去图谋，然后事情才能有所成就，这是持久的一个方法。二是求救太急，西方谋划国家，缔造经营，掷金钱于无用之地的不知有多少。一旦开拓疆土，才开始在数千年之后收到成效。中国士人对事情浅尝辄止，给予的吝啬而期望的遥远，看见鸡蛋就想要鸡叫天亮，看见弹丸就想要烤鸮鸟吃，难怪其事业止步于半途，功亏一篑。况且西方人的船械本于创新，则近于捉影捕风，而耗费难以计算；中国的制造出于因循，则按图索骥，而实效容易求得。即使初次不成功，而所节省的费用比西方人，已经不可以道里计算了。譬如先前制造的器械不精良，而后制造的必定可以逐渐精良。如果因为一件器械不精良，就认为此器械无用，那么虽然说是自强，而自强终究不可得。至于精卫填海，未必一石而海就填平；愚公移山，未必半锄而山就改变。道理只有不计较成效的迟速，但求其成效的有无，日积月累，成效必定可观。这又是持久的一个方法。西方国家事事必定追求远远胜过古人，所以技术日益学习而日益精良；中国事事必定追求效法古人，然而辩论多而事业少，虚文多而真谛少。古人的糟粕留存，而古人的实意已经丧失了。铁船飞炮，是古人所没有的器物，也是古书所未记载的条目。好古的人固然不奇怪他们不想舍弃我们的长处，效仿彼方的长处。然而如果彼方仅以船炮自限于东西，那么我们也不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奈我们弱一分，则敌人强一分；我们退一步，则敌人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的。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坏室家，毙伤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位老师宿儒，反而斥责水龙各机器为奇技淫巧，并且斋戒沐浴，恭敬俯伏，想要以至诚感动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或者击鼓，召吏卒，祭祀井泉，区分长幼，持杯勺以浇灌。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的灰烬于火，人命的毙于火者，已经不可救药了。抵御今日的外侮，而仍欲以昔日的兵器，与这有什么不同？沿海的机器船厂，当经开办，旋即请求停止的屡次了。提出异议的人，岂是真想要敌国日益强大，中国日益衰弱呢？不过是古人所载以矛刺盾的议论，横亘胸中，而且目未睹铁船炸炮之利，身未尝铁船炸炮之苦，所以深深忧虑夷人的变故，想要挺身而出以一身当其冲。拟此后凡有指陈练兵、简器、造船之失的，即令亲往沿海各厂各船考究阅历。外国的兵与器，果真胜于中土的兵与器吗？即将来购船制器，当必有疑为耗费过大的，亦可令指陈之员亲往查核。果真真有弊端，自可愈加厘清剔除；若其无弊，言者应当可以释然。其购物价钱以及一切杂用，尤其必须每月刊布月报以昭示。核实古今来，无论大如邱山、小如毫毛之事，内愈秘则外愈疑，那么何必不洞开城府，使局中局外都可共见共闻？天津一案，臣屡次言和不可恃，防必须固。万一决裂，或从上海，或从胥江，以捣其后，又自请严惩，为津郡官民赎罪，奏牍具在，可覆按也。而议论者痛诋在津办事诸臣，陷害循良官吏，贻误大局。

译如果让当时局外之人得以看见臣与曾国藩等人秘密呈递的各种奏疏，或许也能稍微平息讥讽和诽谤。这正是曾国藩叹息痛恨，至死也不肯闭目的原因。所以臣为了要使局内局外齐心协力，谋求长久之计，不如将应当办理的各项事务，让他们亲眼目睹、心中明白，在内心清清楚楚。如果担心泄露机密，又何妨让持异议的官员亲自到局中详细查阅原委，妥善筹划、深思熟虑，这样办事的人才有立足之地，而坚定的见解才可以依靠了。况且当今的人才，不担心意见的异同，而担心萎靡不振日益严重。宋代臣子苏轼所说的“平时没有敢于冒犯君颜直言进谏的士人，临到紧急时刻哪里会有殉义死节的臣子”？如果局外之人能够坚持异议，虽然未必言论都能切中要害，然而他们的气节自然是可以任用的。倘若让他们经历边疆事务，由粗浅到精深，由生疏到熟练，此时多一个刚直不阿的士人，就是日后多一个能干的臣子，难道不是大有裨益吗？那么今天如果让人人都能自强，就应当先给他们展示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仅使用空话；想要事事都能持久，就应当以诚相待，而不能稍分门户之见，才不至于功败垂成，半途而废。

译覆奏总理衙门六条疏

李宗羲

臣私下禀报，于十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亟需切实筹划，将紧要应办事宜归纳为几条，请旨详细商议的奏折。该王大臣所陈述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之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在一个月内覆奏。此外另有重要计策，也一并奏陈，总期望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务必达到有益的效果，不得以空话敷衍塞责。原折和清单均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仰见圣天子关切海疆安危、智慧周全且思虑深远之至意。

臣私下查考总理衙门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之两条作为前四条的纲领，由末流追溯本源，用意极为深远。臣私下认为，持久这一条尤其足以挽救时弊。纵观史册，凡是建立一项提议、创立一种制度，如果不是事情中习见的，必定有多方辩论阻挠之人，这是因为从局外议论局中之事，往往各自怀有意见而不得其事实，徒然变乱是非，坐误事机。目前筹划海防的议论，只在于皇上独断专行，逐步推行，持之以恒，将天下大事中应当讲求的，书写在御座之上，每日反省，每月考察，每年考核，这样内外诸臣各自体察皇上的心意，切实奉行。《礼记》说：下级侍奉上级，不听从其命令而顺从其喜好。皇上一意坚持持久，那么臣下自然不敢松懈了。

然而持久之道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如果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等大事，万一得不到合适的人，无论章程如何完备，条目如何精详，一旦落入急公好义或营私舞弊之手，势必颠倒舞弊，完全败坏立法的初衷，又怎能期望其持久呢？所以用人这一条尤为万事的根本。仅就海防而言，则以寻求将才为最要。宋朝臣子杨万里有言：宰相不嫌旧人，将领不尚新人，说用兵最忌讳暮气，应当任用年轻气盛、素有远大志向、尚未建立大功之人。臣私下希望皇上加意搜求，破格奖赏提拔。臣下如果有所知晓，也应当随时据实上报。至于宿将勋臣，老而益壮，皇上心中自有简拔，任用自有权衡，固然不需要臣下议论列举。

原奏练兵一节，臣私下查考，西方人倚仗其船炮，所以得以在海上横行。自古有海防而无海战，今日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然而先从水师说起。寻常战舰不及轮船，寻常轮船又不及铁甲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船只是否得力，仍取决于人。西洋各国驾驶轮船的人，都是从童年开始学习，依次晋升，由水手逐步升至提督，所以他们心思专一，技艺精湛，统率之人无不号令严明，指挥如意，这是因为他们的功绩是逐渐积累而来的，不是仓促所能成就的。

如今的战舰，即使不能一时更换，似乎应当在弁兵中挑选人员赴轮船学习，增加一艘轮船，就酌情裁减若干战舰；增加一名轮船弁兵，就酌情裁减若干战舰弁兵，而仍然归水师提督节制，这样事权统一而经费节省，再招集沿海一带熟悉沙线、能耐劳苦的人，参用西法，使他们由渐递升，以船为命，或许可以逐渐收到实效。然而沿海之地，几乎长达万里，处处可以登岸，势不能处处都停泊轮船，一旦有事，如果敌人乘海滨无备之隙地，舍舟登陆，那么我们的船炮都无处施展。外人涉重洋而来，志在登陆，并非志在海上；中国厌恶其来，是厌恶其登陆，并非厌恶其海上，那么陆军应当亟需讲求了。

前明时倭寇内犯，谈兵者都说在海中击之为上策，在海上拒之为中策，在内地战之为下策。于是唐顺之讲求水师，出海击敌，这时倭船很简陋，不像如今的轮船铁甲，然而仍然登岸肆扰，水师竟不能制服，最终戚继光等人精练陆兵，血战数年，才得尽歼其众，这是往事可以验证的。近日法国水师，其多且精，十倍于人，然而最终被人打败，是因为人从陆路进攻，水师无从措手，这是近事可以证明的。所以水师足以倚仗，尤其应当亟练陆兵；水师不足以倚仗呢？练陆兵之法，查同治四年曾国藩复奏折内称：沿海的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共练陆兵九万；沿江的安徽、江西、湖北，共练陆兵三万，合计十二万之数，以陆兵为御敌之资本，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防虽极辽远，血脉皆可流通，其意思大概是以陆兵为主，确实是至计。如今如果遵循其议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自专责，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以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现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练兵尤其须练艺，选兵必先选将，这是在平时实力讲求的了。

原奏简器一节，查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今日之所谓巧，即后日之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取胜。观西人所著《

译《海防新论》中详细论述了南北花旗交战的事情，虽然有极好的炮台、极猛烈且数量众多的大炮，却只能击毁一两艘敌船，并不能阻止敌人来去自如，这足以证明火器不值得过分依赖。然而风向所趋，即使是造化似乎也听命于智巧的算计，那些不能不随之变化转移的，是时机和形势。近日各国的火炮，后膛炮中以德国的克虏伯为最佳，英国则以乌理治为首选；洋枪中以美国的林明敦为最佳。今年夏天，臣已将各类枪炮陆续购置，但至今尚未运到。想要自强却必须依赖西方人才能强盛，这也是不可靠的。臣愚以为，开始应当从海外购买运输，同时命令局厂仿制，这样起初依靠引进，最终实现创新，不至于依赖他人而强盛。现在上海机器局仿造乌理治炮和林明敦枪，已经能够按照规格制造，只是克虏伯炮尚未掌握其秘诀，而且后膛炮不如前膛炮稳固，似乎也没有必要仿制。水雷一项，另有机器也已经设法购得用于制造，只是各类火器不难在使用，而难在不用。有事之时，天天试演，还可以经久耐用；无事之时，一旦搁置，立刻就会生锈损坏。以后购置制造的枪炮，应发给负责管理的官员和士兵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允许生锈损坏，违者治罪，这也是珍惜巨额国库资金的重要原则。至于铸造的方法，上海局厂的机器工匠中外兼用，中国工匠协同外国工匠学习多年，也逐渐窥探到其中的奥秘，但只能依照外国工匠的成法依样仿造，如果想要灵活变化、推广扩大，必须有上等工匠以及学习数学的学生亲自前往海外，参观各厂相互考察校验，才能自出心裁，智慧创造、巧妙叙述。现在出洋学习的幼童，已经三年了，其中聪明的人，既然学习了语言，也可以兼通技艺，拟命令管带官员分别察看，如果有能通晓制造方法的，由督抚优厚供给粮食，酌情保举官职，让他们竭尽思虑，精求绝技。将来技艺学成归来，广泛传授，足以开辟途径并激励人才。臣听说自古以来观察国家形势的人，看重人才的盛衰，而不看重财用的盈亏；看重政事的得失，而不看重兵力的强弱，从未听说以器械作为轻重标准的。况且西方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心志和谐统一，法制简明严格，用人必定考核实用，做事没有欺骗侵吞的习气，选拔士兵非常精干，所以临阵都勇敢而不怕死，然后再加上精良的器械，所以强大。如果不考察他们强大的原因，而只是效仿他们的器械，哪里值得依赖呢？从前林则徐在广东，英国人畏惧他如虎；僧格林沁在天津击败英国人，都没有使用精良的器械。这说明火器不可不讲究，但实际上从未专门依赖它来取胜。原奏中关于造船一节，自从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金陵、天津又继之，都是由枪炮推广到轮船。当初建成之时，已有横绝四海的气势。等到西洋各国铁甲船出现，轮船便黯然失色。近日英国又创制蚊子小铁船，又名水炮台，长约十丈，能装载数百磅巨炮，在三里之外狙击铁船，铁船又为之黯然失色。今年筹办防堵，人人都称赞铁甲船，争相提出购买策略，臣坚持不允许，不是因为铁甲船无用。而是深知外国造成一艘船，都是留作自己备战守，那些损坏不堪使用的，才卖给中国，并且抬高价格，耗费岁月辗转经手，白白让中间人饱私囊，对实用毫无益处。中国用百余万的巨款，购买一艘外国不堪使用的坏船，驾驶不善容易损坏，修理不得法也容易损坏，后患方长，而船损坏很快，权衡利害，确实不敢轻易一掷。况且铁甲船吃水极深，英法的铁船来到上海，停泊吴淞口不能进入黄浦江；日本的船来到北洋，停泊燕台不能进入大沽口。如果中国真的有铁甲船，必须先斟酌确定停泊处所，能否与各类轮船合在一起，才可以放手仿造。现命令上海机器局先就小型的试造一艘，预计明年春天可以完成。如果试验适用，由此扩充，就可以酌情增添制造。臣愚以为造船仍以兵轮为主，如果在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岸，长期驻留铁甲船一二只，蚊子船三四只，辅以兵轮，安置重大且射程远的火炮，与炮台相辅相成，就可以屹立成为重镇，以遏制戒心。只是以后轮船日益增加，必须先筹划养船的费用。外国轮船以商船为主，以兵船为辅，所以财力雄厚而兵饷也充足，上年直隶督臣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就是这个意思。为今之计，制造兵轮而增添铁甲，借助商力来养活兵船，确实是兼顾统筹的办法。臣听说泰西各国，其轮船以百数十艘计算，其铁甲船以数十艘计算，其大炮以千门计算，小炮以数千门计算。即使中国每年筹措巨款，多方制造，也一定不能像他们那样多而且精。况且即使百般搜刮，船炮都可以相当，仍然不能阻止他们登陆。据臣愚见，船炮不可不办理，也应当量力而行、徐徐图之，稍积蓄财力，用来训练陆防的士兵，以备有事时使用。

译然而仍然急切地以修明政治、造就人才为根本，使各国仰慕我们的道义，或许外来的侵扰可以稍微缓解。

译原奏中关于筹措军饷这一条，自战争爆发以来，劝捐、抽厘、津贴等手段无所不用，民力已经枯竭。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开辟财源，我私下恐怕没有可开的源了。国家的经费是有定数的，地丁、漕米、关税这三项，虽然比起从前不能足额征收，但各口岸的洋税、各省的厘金、京城内外的捐输，都是以往所没有的，数额非常巨大。总计一年的收支，仍然不够。那么，这并不是财力不足，而是用度不足罢了。现在谈论理财的人，有的说煤矿、铁矿是中国天然的巨大利益。如果一一开采，不仅造船、造炮可以取之不尽，而且可以致富，可以自强。有人说一旦开矿，必然招集无赖之徒，深怕容易聚集难以解散，酿成大祸。臣愚以为，酿成祸患的说法，是由于管理不善的过错，不必过分忧虑。因噎废食，现在磁州已经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地的煤厂、铁厂，如果扩大推行，果然有效，何必舍近求远，向外国索取呢？臣所担忧的是，中国开采煤铁，地气不厚，精华容易枯竭，耗费很多，所得有限，不敢轻易相信这是巨大的利益。作为目前的权宜之计，只有暂时将各口岸的洋税全部提取六成，专门供给海防使用，以五年为限，应当可以办成。至于节流的方法，并不是非常高深难以实行，其效果也不是难以达到。自古以来，能够节省用度的人，国家未必不富裕；谋求聚敛的人，国家没有不贫穷的。因为利益的门路一旦打开，上下就会互相征敛，君主的奢侈之心必然产生，贪婪官吏的盗取之心更加炽盛，而收入反而抵不上支出。过去汉文帝时，轻赋薄敛，多次免除田租，而国家更加富裕，是因为他节省用度。汉武帝时，横征暴敛，各种利益都兴起，而国家更加贫穷，是因为他不节省用度。汉昭帝继承汉武帝之后，全部罢免兴利之役，似乎不免于贫穷，却又富裕起来，是因为他节省用度。那么，富国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我私下认为，想要节省用度，必须从朝廷开始。如果真的能停止土木工程，节省传递办理的费用，减少宫中的用度，以节俭为天下表率，那么一年所节省的，何止百万？各省督抚悉心筹划，全部裁减不急之费，而对于州县的钱粮漕运、关局的厘税，都切实稽查，不让其侵吞，固然不可刻薄以伤害政体，也不可徇私隐瞒以讨好人情，那么一年所增加的，又何止百万？仍然请求敕令户部统筹全局，分别收入、支出的界限。京师旗营绿营大约用多少，内务府大约用多少，各直省旗营绿营大约用多少，各路勇粮大约用多少，文武养廉俸银大约用多少，杂支大约用多少。而在综合核算各项之外，指定筹防专款应用多少，使中外上下清楚地知道经费的有限，财用的有制，绝对不允许因为紧急需用，先行挪动，自取支绌的困境。从此中外一心，兢兢业业，力求节省，一定不兴起计臣言利的策略，自然可以充裕度支而垂之久远了。

以上四条都是就总理衙门原奏而论证，以外间一切情形推广而言。一定要军饷充足，然后可以造船，可以简选器械，可以练兵；尤其一定要得到人才，然后可以谈论筹措军饷，可以谈论持久。这六者互为表里，施行有顺序，操持有根本。皇上统览大纲，臣下各竭尽微薄的长处，各抒忠诚之心，不把它当作安常处顺的时候，而当作卧薪尝胆的日子，大局幸甚。况且臣广泛咨询，觉得可行之事还有三项：查沿海各岛，大多土地贫瘠物产微薄，只有台湾一岛形势雄伟险要，与福州互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菲律宾），西南遥制越南、暹罗（泰国）、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挡泰西（西方）的往来，实为中国第一门户，这就是日本人垂涎的原因。而且那里物产丰富，有山木可采用来制造船只，有煤铁可开采用来资助制造，那里的客民多是漳、泉、潮、嘉刚猛耐苦的人，足以作为水师的选拔。趁着此时倭事初定，番民感激国恩的时候，如果得到干练的大员假以便宜行事，使他调和民番，兼用西方人的机器，以获取煤铁、山木的利益，过几年，那里就可以自己开设制造局，自己训练防海之师，作为沿海各省的声援，断绝东西各国的窥伺，这是中国防海的关键。只是创办之初，得到人才颇难，所需费用也巨大，其中细节繁多，应请敕令闽浙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妥善筹划议奏，以期必定成功。这是可行之事之一。海外新加坡、槟榔屿、旧金山（美国旧金山）、新金山（澳大利亚墨尔本）各埠头，都有闽广等地的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设有会举，有头人，名为首领，大体能知道他们的姓名。这些人都是世代沐浴圣恩，怀念故土，每当中国人到来，接待非常殷勤。凡是首领之人，必有干练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果从泰西原请派领事出洋的提议，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担任此事者，给予虚衔，使其前往各埠结纳首领，婉转劝导，激发其同仇敌忾之念，展示加官进爵之荣，由各督抚咨

译请求总理衙门奏请朝廷任命官员，派遣他们担任练首，命令他们组织团练壮丁，随时进行操练，每年酌情赏赐银牌星以示鼓励，大约估算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这是第二件可行的事。西洋各国考察地球，参酌天象，都距离中国数万里。即使电报极其快捷，但兵船到来，终究需要六七十天。现在通商各口岸，洋人像星星一样罗列分布，中国的情况，没有一件不是侦察得清清楚楚；而他们的都城情况，中国都没有深入了解。自从斌椿、志刚、孙家谷出使之后，至今没有继续前往的人。私下认为通商各国，应当选拔有才能谋略且通晓洋务的人，随时派遣使者，遇到有可以辩论的交涉事务就与之辩论，可以预防的就秘密预先防备。对于他们国家有用的人才、新制造的精良器械，都可以随时采访，作为招揽购买的对象。目前各国通商，双方都没有猜忌，实在是千古未有开创的局面。比起张骞出使绝域、苏武出使匈奴，更是履险如夷。海内极其广大，人才辈出，未必没有英伟杰出的人士愿意充当这个人选。这是第三件可行的事。以上三点，采纳自众人的议论，用所听到的来验证，如果试行，似乎对洋务一定有益，而对国体也没有损害。臣智识浅陋，阅历尤其浅薄，不敢存有贪大的心思，也不敢发表无根据的言论。一点愚诚，相信蒙受圣上慈爱垂察。

译给合肥伯相的信

郭嵩焘

二月初八日寄上的第三封信，想必已呈递给您审阅。这里政治教化、风俗气象日新月异，推究其立国的根本与末节，起初君臣争夺政权，互相屠杀，大动干戈数十百年，直到后来才安定下来，起初并非有至高的德行和善政长期积累的结果。一百多年来，其官员与百姓共同讲求国家政事，从君主开始推行，蒸蒸日上，日益达到理想的治理境界，至今君主以贤明著称，人心风俗进而更加良善。计算其富强的基业，实际上始于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于乾隆初年，当时并未很看重它的利益。到了嘉庆六年，才开始用于航海，又因法国人创制火轮船，始于嘉庆十八年。此后更加讲求电气之学，通过吸铁机器传递书信，到道光十八年，才在其国都设立电报，逐渐推广到远方，同治四年才到达印度。自从道光二十二年与中国发生战争，火轮船于是到达广东。咸丰十年再次发生战争，而电报则直接从印度通到上海了。其开创才几十年，趁着中国衰败，七万里之遥一瞬间就能到达，然而也足以看见天地的气机，一旦发动便不可遏制。中国士大夫自恃私利，想要遏制天地的机运，没有谁能战胜它的。来到这里几个月，确实看见火轮车的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需半天。当地士绅极力认为中国应当修造火轮车，相互劝勉，并且说英国富强实际上基于此。起初大家也互相怀疑阻碍，就拿刚抵达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来说，往来车辆使用马匹三万多匹，担心影响他们的生计。等到铁路开通，用马甚至达到六七万匹，因为道路便利，贸易日益繁多，火轮车只出一条线路，相距几十里以内，来乘坐火轮车的人，用马反而更多了。去年冬天路过上海，看见格致书院收藏有一张火轮车路线图，由印度直通云南，一条从临安以东趋向广州，一条从楚雄以北趋向四川到达汉口。又由广州沿着山岭出湖南而会合于汉口，再由南京到镇江，向东出上海，又向东出宁波，向北出天津到达京城。看见后感到惊怪，说云南刚刚通商，就筹划到火轮车路了。等到来到伦敦，得到这张图，知道已经出自十几年前，凡是他们蓄意所到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印度火轮车才到达阿萨密，其通往中国分为山南、山北两道，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依拉瓦底河，南道绕出缅甸，折向东北，以会合于依拉瓦底河，而到达蛮允。大致云南通商一两年后，这两处铁路必定兴修。日本公使对我说：“天地自然的利益，西方人能发掘出来。他们做难的，我们做易的，难道应当自己坐视废弃吗？”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是各国所羡慕的。听说至今毫无振作，极为可惜。我惭愧得无言以对。前年进入京城，本意是推求古今事宜，辨别其异同得失。自从隋唐时代与西洋通商，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因为禁止鸦片烟而引发战祸，逐渐增加，各海口深入长江，其势头日益逼近，祸患日益加深。应当究明其根本与末节，详细列举其致富的实际原因，而阐明其用心，然后中国自我处身，以及对待他人的方法，都可以知道其关键所在。打算编撰为一本书，呈报给总理衙门，颁行天下学校，以解除士大夫的困惑。朝廷周旋于远方人的用心，本来自有其深远广大的考量。应当让臣民明白知晓，认为这个道理明白了，就是国家亿万年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以确信无疑。路过天津时，也曾向中堂陈述过。等到到达京城，被喧嚣的议论所折服，沉默不得发言。私下认为中国的人心，有万不可理解的地方。西洋危害之烈，没有比鸦片烟更严重的。英国士绅也自己耻于以害人的东西，作为挑起中国战端的工具。正谋划如何禁绝它，中国士大夫甘心沉溺，安然不悔。几十年的国家耻辱，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没有一个人引以为疚心。钟表玩具家家都有，呢绒洋布之类，甚至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弃国家钱币而专门使用洋钱，并且抬高其价格，漠然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一听说修造铁路电报，就痛心疾首，起来阻挠，甚至有把看见洋人机器作为公愤的。曾劼刚因为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到长沙，官绅起来大哗，几年不息。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危害，以便榨取我们的脂膏，而挟持全力堵塞自己的利源，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办理洋务三十年，地方大员全无知晓，却挟持朝廷说这是“公论”，朝廷也因此奖饰他们说这是“公论”。唉！天下民气郁塞壅遏，不能上达已经很久了，却利用这种嚣张无知的意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中引导。宋朝的衰弱，明朝的灭亡，都是这些嚣张无知的人造成的。我是楚地人。生长在愚顽之乡，又没有学习过商贾，与洋人相近。曾经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而在举世哗笑之中有所得，寻求保邦制国的常道，以自立于不败之地。畅快地谈论，略无顾忌，而始终没有人理解，流落到七万里之外。

译不到两个月，经过一两次参奏，他也终于幡然醒悟，后悔当初的用心，不敢再提出陈旧的论调。然而，在见闻所及的范围内，有必须向中堂陈述的事情。

译日本人在英国学习技艺，共二百多人，各个海口都有。而在伦敦的有九十人，郭嵩焘所见到的二十人，都能说英语。其中有个叫长冈良芝助的，原是诸侯，自己治理一国，现在降为世袭爵位，也在这里学习法律。他们的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命出使来考察制度，打算全面仿效。他们设立的电报信局，也是在伦敦学习成功后，才回来设立办理的。而学习兵法的人很少，因为兵事是末节，各种创制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堂正主持军事，所以专心考求兵法。据我愚见，各省军营制度完全没有整顿的可能，招募勇丁也不是长久之计。西洋近几十年来没有战争之忧，这是从理势上可以断定的。考察伦敦招募士兵的方法，都是先让他们读书，通晓兵法，然后选拔。派遣医生检查他们的血液、胆气、筋骨是否坚强，然后教他们跳跃，逐步掌握枪炮技艺的全部本领，这才编入军队，他们的根基深厚啊。这难道是中国能做到的吗？个人的技艺不能达到长远，正担心耗尽千金去学屠龙之技，学成后却无处使用。郭嵩焘打算让李丹崖带领出洋的官学生改习勘察煤铁、冶炼等法，以及兴修铁路和电学，以求实用。仍命令各省督抚多选拔少年才俊，资助他们的费用，先到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察学习规程，通晓语言文字，然后派遣到外国，各自根据才质相近的领域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也应当增设两三位教师，以等待来者。只要引导一下开端，希望人心知道趋向。这里有个叫斯谛文森的，也曾说各国铁路多有创造，尤其恳切地劝中国赶快实行。谨将所拟定的条款呈上，抑制郭嵩焘的意思，认为事事都必须由洋人来做，必定不能长久。应当先让中国人通晓其方法。埃及国隶属非洲，在修造铁路时，先派人到英国练习，然后才敢仿行，这最值得效法。伏乞指示以便凭依，与李丹崖会商办理。我私下认为，当今治国的要点，应当实行的方面很多，但没有比急于整顿内政以奠定富强基础更迫切的。像这两件事，可以使国家千年不衰，其长远且巨大的利益，不必细说。其浅显而易见的利益有两点：一是中国幅员超过万里，邮传远的要几十天才能到达，声气常常像隔绝一样。这两件事实行后，万里之遥如同庭院门户，突然发生水旱灾害或盗贼，早上发生晚上就能听到，就不必担心有奸民暗中发动叛乱，这是第一个利益。二是中国官民之间的隔阂太深，又互相掩盖以蒙蔽朝廷耳目以便谋取私利，因此民气常常郁结不能上达。这两件事实行后，富民都能自我效用来供给国家使用，即使怀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就像人身血液一样自然流通，政治的好坏无法自行掩盖，就不必担心有贪官压制民气谋取私利，这是第二个利益。三代盛世，不过是说官吏尽到职责，百姓表达实情罢了，其道本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议论的人只说洋人的机器所到之处有害地方风水，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修造铁路电报，必定在驿道平坦的地面进行，没有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是为了求深，煤质越深越好。中国开煤务必旁通洋人，开煤务必深入，同样是开采，深浅是一样的，有什么妨碍？就拿湖南地产来说，铁矿多在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举功名人物以这两个郡最为兴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大族多出那里。湘乡煤产无处没有，功名爵禄尤其称极盛。世人一哄而起的议论，没有人启发他们的蒙昧，为什么不就近根据实事来验证？中国百姓自己去做而自得其利，无故起来互相阻挠，几十年后洋人所到之处逐渐兴修，其势力足以相互制约，其利益又足以收买奸豪滋事的人，役使他们以为所用，那么权利就全归于洋人，而中国无法自立。传书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觉悟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觉悟后觉的人。”先知先觉的责任，必定由朝廷大臣承担，所以政教清明则士大夫的议论自然平息，这也在于朝廷果断实行罢了。

至于国家根本大计，衡量当今的时势，估量当今的力量，有难以一一道来并举行的，而切要的几个方面，无关根本大计，却是各种政令的出发点，不先致力于此，即使有良法美意，每天兴起以图功效，也终究归于无方。一是禁止鸦片烟。原本鸦片烟的禁令，确实从雍正时期开始，起初只是作为药品供应，依靠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间不敢吸食，到了道光中期，这种风气才开始盛行。郭嵩焘年轻时，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当时物产丰饶，家家衣食充足，百姓守法非常谨慎。等到后来鸦片烟的危害兴起，而世风日益变化，水旱灾害和盗贼相继而起，即使今日洋祸的猛烈，实际上始于禁止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也因为海防散勇啸聚山谷，逐渐导致大乱。所以这鸦片烟不仅残害民生，耗竭财力，实际上也是导乱的根源，洋人至今引以为大错，中国反而习以为常。我私下认为，鸦片烟的危害不消除，诸事一无可为，而寻求禁止的方法，有至简而易行的，其方法在于先官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

译对于百姓，一概采用劝导的方法，而用刑罚来补救其不足，使用刑罚也只是触动他们廉耻之心，激励他们自我振作，宽限二十年的期限，必定可以保证禁绝鸦片，不至于稍有遗留祸患。嵩焘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没有可以改变的地方，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开垦浙江的荒地。起初听说洋人只追求商业利益，对农田不太经营，至此才知道并非如此。他们通商专门致力于使百姓富裕，所征收的税只有茶、酒和鸦片这几项而已，其余都没有税。每年计算商业盈余，估算所获得的利润，大约征收八十分之一；住房器物按租金征税，如同中国的户税，年收入三百磅以下的免税；他们所得的星章及其他标记刻印所用的器物有税，饲养狗以上的牲畜有税，这些都超出了常规税收之外。国家制度规定的收入，全部取自土地税，他们勤勉利用地力的程度到了极致。过去见到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时，专心致力于农事，兴修水利，灌溉田地，在湖南教导百姓耕种，各种方法都很完备，可以作为懂得根本大计的人效法。江浙地区经历战乱后，到现在十二三年了，荒废多年的田地没有开垦的仍然很多，百姓害怕开垦的辛劳，而吝惜自己的力气，州县官吏苦于奏销的拖累，而隐瞒田地的名目，荒废的田地任其长满杂草，开垦的田地也互相隐瞒，这也应该是户部应当经营、督抚应当劝导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喀什噶尔之地，适宜割让给浩罕。汉光武帝仍然保留酒泉的君长，赐予印绶。吐谷浑迁徙到浩舋河，郭元振请求就在他们安置的地方设置边防要地，靠近义取，采取羁縻政策，无所顾惜。至于汉朝建立校尉，唐朝设置都护，远的几万里，近的几千里，投降的胡人和杂虏因为叛乱袭取封地，作为惯例，不值得比较讨论。只有喀什噶尔之地，逼近安集延，形势上不能修筑葱岭作为长城来阻挡他们。浩罕各部并入俄罗斯，回部残余的民众趁着喀什噶尔的混乱，袭取占据那块土地，仍然畏惧中国的威势，而想依附作为附庸。去年威妥玛代为请求，嵩焘认为应当顺从他们的心意，与他们立誓约定。现在缴还各城，只要有一位镇守乌鲁木齐的大臣，信义威望足以使他们信服，可以保证百年无事。如果只依靠兵力攻取，旷日持久，耗费没有止境，侥幸攻克，而回部残余的民众必定投奔俄罗斯以相依附，构兵纵掠，终年骚动，只是让俄人趁机坐享其利，而中国承受其弊病，不知道如何善后。治理国家的人务必筹划长远，主战的人只追求进攻，所以弃地的议论不能出自将帅之口。只有依靠朝廷权衡缓急轻重，凭借成熟的计策来宣示机宜，然后将帅的威势得以伸张，而朝廷的恩德才能深入远方人的心中，使他们俯首听命。所以认为威妥玛的代为请求，实在是不可失去的机会，这是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是伊犁一城，适宜与俄人订立条约以垂久远。英俄两国势力足以相敌，而英人致力于开拓土地以兴利，俄人致力于袭取土地以开疆，无故趁着混乱袭取伊犁，这他们的志向在于掠夺土地罢了。我推测新疆事情平定后，命令俄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定还有很多烦扰的议论。西洋公法没有趁着混乱占据别人土地的条例，形势上将会要求兵费，责成他们收赎，如果没有巨大的满足其心意的条件，他们必定不会答应。所以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责成他们减价而赎买，而是责成他们准许所赎的价格交易而卖给我们。知道他们像日本库页这样一个荒岛，尚且想要全部占据，必定不会轻易退还伊犁，这是明显的。与其含糊拖延以滋生戎狄之心，不如明确与他们订立条约，划定疆界，可以保证几十年的安宁。如果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的土地与他们互换，也还有名目可以依据。这是第四件事。

第五件事是停止各省的厘捐。嵩焘对于厘捐筹饷了解得很清楚，推行得很有力。湖南开办厘捐，实际上是我全力赞成的。在广东陈述厘捐的情况，援引古事证明今事，自认为能得其要领。然而凡是设立厘捐来筹饷，原本不是国家的常制。军务结束十多年了，到现在不讨论停止，就不合体制了。而且法令久了弊病就产生，各省本来没有急需，互相视为闲事，不太在意，所以办理日久，征收的数目日益减少。突然有军务，筹划军饷，沿袭旧例，习以为常，将更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地方，这是两败俱伤的做法。前年因为滇案讨论停止租界的厘捐，这是专门为洋人免除厘捐，何异于驱赶鱼进入深渊，驱赶雀鸟进入丛林，不仅失去民商的心，伤害国体实在很严重。我认为应当及时停免各省的厘捐。租界免厘这一条，自然应该删除，并与订立条约因事筹饷不在此例。而像福建的茶，浙江的丝，以及凡是物产在其地的，应该征收土税以备地方之用，不与厘捐一同免除。这些都是可以据理取胜的。旧时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的，骤减至二两五钱。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论过，他的意思也认为如此。各省自有的利益，还可以设法另议，没有连同土税也不准完纳的道理。中国自有的道理，操纵应当出自朝廷。我对此事极有不安于心，这是第五件事。

译郭嵩焘原本上奏请求出使海外，凡是中外交涉的事件，稍有所见，按例可以上报朝廷，我怀着想要陈述的意见已经很久了。只是想到京城里充斥着流言蜚语，自己处境艰难，天地之间竟无处容身。朝廷也不能不采纳众人的言论，对我加以轻视简慢，况且我刚出洋不久，屡次遭到弹劾参奏，更不敢有所陈述议论，以免自取罪过。唯独想到中堂您是国家的重臣，中外得失利弊都与您有关，应当深加考虑。我这点微末意见所陈述的，都是审时度势，略举其切要之处，措施得当就能施行，而且非常简便容易。并非为了追求高远难行的事情，来让自己在议论上感到痛快。过去我与您讨论，当今的洋务，中堂您能把握其大体，丁雨生能把握其精微，沈幼丹能落实其实际。其余在位的各位公卿，竟然没有懂得的人，互相嘲笑说郭嵩焘既精微又宏大。我回答说：哪里敢奢望精微和宏大，我一生的学问都在虚处，没有落实实际的功夫，距离沈幼丹还远得很。虽然如此，通过考察古代印证当今，知道其大要，从汉唐推溯到夏商周三代，经国怀远之道与今日的不同以及应当增减变通的适宜之处，只有我深知其深意。我私下认为，自南宋以来，这种道理在天下断绝了七百多年，这是我独自自信而不敢多推让的地方。只希望中堂您采纳并向上陈述，推广施行，这样对国家裨益，一定很多了。

回复贝君的信

元征齐年，有道李正则写信，称您流寓天津，安顿好居所，德星汇聚，很好，很好。收到五月十四日的来信，充分得知您具有先觉的资质，蕴藏着忧悯时乱的宗旨，正打算反复谋划，高瞻远瞩地相互告知，您说：“正则一同驻留，借此了解中外情势，这确实是当务之急，是儒者应当尽心尽力的。”唉！谁来去做呢？没想到才几个月，天下大局就破裂到这种地步，割心沉痛，怎么可以说得出来！不得已而求和是对的，但是利权、兵权、制造之权，渐渐波及用人、行政之权，一概授予敌人，没有一道短篱笆不被撤除，有一张网就全部捞尽，简直是合并四亿人民的身家性命而使之灭亡，这还能有什么作为？现在的条约已经解除。以前寄信有未说透彻的地方，现在且就回答您的话语，一一陈述。您的话语将要讲求洋务的方法，认为尚未精熟，必须变法来谋求治理吗？还是中国的圣人之道本来就有不可完全抛弃的呢？我认为圣人之道无可怀疑，正想稍微抛弃它而不能，何况完全抛弃呢？只是所谓道并非空言而已，必须有所依附而后显现。《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上，说下，明确道与器是相互统一的。衡阳王子申阐发其义说：“道是器的道，器不能说是道的器。”没有道就没有器，人类能这样说。虽然如此，如果有器了，难道还担心没有道吗？君子所不知道的，圣人知道；圣人所不能的，普通百姓能。有人对道感到迷惑，他的器就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并非没有器，没有器就没有道，人们很少能这样说，但这确实是真实的。洪荒时代没有揖让之道，唐虞时代没有吊伐之道，汉唐时代没有今日之道，那么今日没有他年之道就多了。没有弓矢就没有射道，没有车马就没有御道，没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就没有礼乐之道，那么没有子就没有父道，没有兄就没有弟道。道可以有而且没有的情况很多，所以没有器就没有道，这是真实的话，而人们特别没有察觉罢了。所以古代的圣人能治理器而不能治理道，治理器就称为道，道得到就称为德，器成就就称为行，器用广泛就称为变通，器效显著就称为事业。所以《易经》有象，象是模拟器的，卦有爻，爻是效法器的。爻有辞，辞是辨别器的。所以圣人，只是善于治理器罢了。又说：君子之道，尽在于器而已。辞用来显明器，而鼓舞天下的行动，使人勉力治理器。由此看来，圣人之道，果然不是空言而已，必须有所依附而后显现。依附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依附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依附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依附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道是用，器是体。体确立而用施行，器存在而道不灭亡。自从学者不审慎，误以道为体，道才开始迷离恍惚，像一个幻物虚悬在空漠无迹之中，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对人有什么补益？对世有什么救济？得到它有什么好处？失去它有什么损失呢？将不是所谓惑世诬民的异端吗？如果辨别道不离开器，那么天下的器也太大了。器既然变化，道怎么能独自不变？变化后仍然是器，也仍然不离开道。人自己不能抛弃器，又怎么能抛弃道呢？而且道并非圣人所独有，尤其不是中国所私有。只有圣人能在器中穷尽它，所以归于圣人，归于圣人还可以。那些外洋无不有它，把它私有于中国就大不可。因为那里处于数万里之外的海外，隔绝不相往来，起初未曾互相谋划而交替教化。等到证实相见，所吃的粮食和肉类，没听说有什么不同；所喝的酒和浆，没听说有什么不同；所穿的布帛裘褐，

译所珍视的金玉珠玑，没听说有人用一顶帽子去代替鞋子，用贵重的物品去交换低贱的物品；所必需的百工器具，商贾运输贩卖，以及治理国家、规划疆域的法度政令，没听说有一样不齐全的。与中国通商互市，交换器物来使用，又未曾不各自适宜。唯独在伦理常道上，私下里怀疑其偏颇绝灭。

译伦常，是天道生生不息的依据，也是人道得以存续的根本。上下四方，无论亲疏远近，之所以能够相互维系、紧密相连，使得社会不至于瓦解崩溃，没有片刻的分离，也没有一人例外。虽然在礼仪细节上略有差异，或者立法原则相距甚远，但这不妨碍各国根据各自的风俗习惯，使人们易于知晓并便于实行。从未有过一个社会具备伦常却缺失其中某一方面的情况。

就像君臣这一伦常，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无需多言。而所谓民主制度，尤其公正无私，有着唐尧虞舜禅让的文明风范，比起中国秦朝以后那种尊崇君主、贬低臣子，以隔绝上下沟通作为巩固权力的愚昧策略，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

在家族亲属方面，有姓氏的区分，有谱系的记载，长幼尊卑次序分明，父子兄弟相处和睦融洽。他们之所以没有人不入学，是因为深得“易子而教”的道理，所以等到成年自立，技艺学业已成，父母便分给财产，让他们独立生活，这尤其符合古代士人父子分室而居的制度。他们每天依然可以照常问候探望，并非一旦分离就不再复合，一旦分别就不再亲近。而且，正是通过这种小范围的分离，来保全整体的聚合；通过有所区别，不至于因为过于亲密而互相伤害、变得没有亲情。这样就不会出现中国家庭中那种“室无空虚，妇姑勃溪”（家中没有空闲，婆媳争吵不断）的弊端。人人都不得不寻求自立之道，全国因此没有懒惰之人，不像中国那样反而拖累父母担忧养育，使父母产生“多子多惧”以及“你们催我老”的感叹。

祖父的遗产，死后并不全部归于子孙，这也是民主法度的延伸。因此永远不会有兄弟骨肉争夺财产的诉讼，也没有争夺嫡位继承权的诉讼。

我所认识的西方人，有一位英国医生，能够孝顺母亲，谈到母亲时神情诚恳，流露出孺慕之情，每隔几天就寄信汇报琐碎事务，非常详尽，甚至每天吃的蔬果都要恭敬地告知，还不时发电报问候安好。至于他们习俗中左男右女的现象，是由于风气所限，就像中国烧香拜佛的陋俗，认为只能给母亲烧，父亲则不应起身一样。

夫妇方面，从君主到平民都没有纳妾的例子，而且都是出于双方自愿，所以夫妻情深意重，没有争吵的祸患，他们的子孙也就没有嫡庶互相猜忌的祸患。朋友之间崇尚风义，讲究诚信，和睦相处，互通财货，忘却权势，互相奔赴危难。他们的学堂书院规模宏大，师生情谊分明，完全不同于中国书院的争吵以及近日师生相待的淡薄。即使与外国人交往，也无不竭尽诚意，胡越之人也能肝胆相照，永远没有市井欺诈的习气，这尤其是中国衰败时代所绝无仅有的。至于夺取他国，专门崇尚阴谋狡诈，这是兵家的道理，所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因势利导而施为，这是应当自我反省的，怎么能怨恨别人呢？

中国的五伦在文献上详尽，在法律上简略；他们不崇尚文献，但他们的法律能使家庭之间不即不离，即使难免有些流弊，但长短恰好能够相互抵消，怎么会像中国那样前仰后合、步履维艰，表面合而内心离，强行遏制自然的快乐，完全丧失自主的权利，使得古今贤圣君子在父子兄弟之间动辄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即使是尊贵的天子，德行的圣人，也只能怀抱无穷的幽恨，而没有办法弥补已经缺失的周全，这难道不是因为过分严密了文献，而法律却没有用来调节宣导吗？

由此而论，正因为是人，所以才能与人相偶；正因为有义，所以才能处理事务；正因为有礼，所以才有周官的制度，才有朝聘、宴飨、军宾、婚丧、贺吊、岁时节令、上坟扫墓的礼仪。他们不祭祀，是知道那没有益处；丧服各有等级差别，为父母守丧一年有余，依次递减，那些不守三年丧的，只是文献记载不全罢了。天性深厚至诚的人，哪里知道不会有终身的哀戚呢？

他们脱帽，我们半跪；他们握手，我们长揖；他们画十字，我们顶戴；他们的星章，我们的翎枝。我们嘲笑他们冠服简陋，他们就会质问我们的发辫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无言以对。至于智慧和诚信，又是人人共知，无需多言的。

子张问十世，孔子告诉他百世可知。万年之久，万里之遥，各自安于所习，不必相距遥远，不必互相追随，自然也不必互相非议。那些不能改变的，即使纵横天地，也是无可改变的。果真没有哪一个社会具备伦常却缺失其中某一方面的。如果他们没有伦常，就不会相爱，不会养育，互相吞噬，攻伐涣散族类，早就灭绝了，还怎么能举国一心，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一旦远出中国，达到如今的地步呢？如果他们没有伦常却还有今天，那么伦常就与治乱得失无关，成为可有可无的赘物，而我们圣人以伦常设教，反而是空虚而多事了。

他们的宗教或许有不懂的地方，但大体也是尊崇天命、敬畏鬼神，暗中用来整顿百姓罢了。中国的佛老，怎么说呢？乡野间的牛鬼蛇神，一木一石，一藤一泉，都虔诚地祭祀，祈祷祈求，这又怎么说呢？诋毁他们的人说在中国有抉目刳心等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是谁看到的呢？果真如此，为什么在本国没听说过这些，而天道又在哪里呢？这是有识之士断然不信的。我曾嘲笑儒生妄自尊大，认为圣人的道是中国所独有，除此之外都不窥探我们的藩篱，好像圣人的道只够在中国施行一样。这是尊崇圣人吗？这是小看了圣人。

圣人的道，没有不顺从天的阴阳，遵循人的自然本性，起初并非有意在其中增减，强迫万物接受它们本来没有的东西并涂抹附加上去。那么凡是同生于天地之间，能辨别味道声音，被色彩

译头顶天而脚踩地，怀抱阴气而背负阳气，靠口鼻呼吸饮食，靠手足持物行走，人的形体和气禀相同，其性情本来就不容许有丝毫差异。子思子说，凡是车船能到达、人力能通行的地方，推而广之，凡是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所有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尊亲的，不一定就是尊亲那个人，而是自然遵循其道却不自知罢了。就人类而言，同类相聚，分别各自依据情感的厚薄来确立差等，于是就有内外中外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分殊”。如果从天道来看，那么本来都是天的子女，都具备天赋的道德准则并使之完善，这就是所谓的“理一”。难道天唯独特别给予某一性别、单独确立一道，与中国截然隔绝而能自己治理其国家吗？又怎么安置那数万里之外的海外之人，彼此隔绝不相往来，起初未曾互相谋划而交替教化，等到相见验证，没有不遵从相同的，如同所说的种种情形一样。正因为人性没有不同，也就是人性没有不善，所以性善的说法最为精微而无可怀疑。而圣人的大道果然能够贯通性命、连接天人，简直可以包罗万象无所遗漏，推广到四海都作为准则。然而议论的人还说：“那些不过是禽兽罢了，哪里值得和他们计较是非、比较得失！”唉！从哪里得到这种极其不仁的话而称道它呢？这是自我贬低而看轻圣人，更是过分了。所以中国之所以不振作，是因为士大夫只抱着空虚骄妄、不切实际的愤激情绪，而不考察那至高的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他们既然与我们相同，我们为什么又不斟酌采纳他们的长处呢？斟酌采纳与我们相同的东西，这无异于自我采纳。由此而效法他们，应当改变还是不应当改变，这才可以进一步论述了。

译法，是道的载体，也是道繁衍变化的依托。夏、商、周三代的儒者谈论道，必定同时谈论治理的法度。汉代的儒者，还坚守这一义理，所以老子和庄子与申不害、韩非子一同被传述，而《盐铁论》也被列入儒家典籍。那些自称谈论道的人，不依托于法，并且认为法是粗浅的，另外去寻求所谓精微的东西，道没有寄托的载体，那么道也就不是道了。至于法随着时代而变化，所谓汉、唐没有今天的道，今天也没有未来的道，道是有存在也有消亡的。况且，如果某种事物宏大，就不能长久；如果某种事物存在，就必然应当急切地拥有。然而就今天而言，不仅是有存在也有消亡，实在是今天所没有的，古代未必没有。回想往年与您谈论世事，痛恨世人轻视儒术，嗣同奋起变色说：“怎么能诋毁儒术无用呢？今天所使用的，只不过不是儒术罢了。”您便赞叹不已，说这是知言。所以，法应当变革，并不是说变革古代的法，而是直接变革当今以非乱真、以伪乱真的法，希望逐渐恢复古代的法。古代的法可以考证的，《六经》最为尊崇，而其中最为实在的法度纲要，没有比《周礼》更详细的了。《周礼》，是周公用来实现太平、使四方夷族臣服的。朱子说《周官》像一桶水，点滴不漏，几乎经历了历代圣君贤相的创立、继承、变革，汇聚到至善的境界，然后才有这种文采斐然的治理。嗣同曾感叹，如果周公的法还在，谁敢正视中国而承受这普天下的羞辱？至于率领九州之人舍生取义来殉道呢？到这时才开始认识到周公立法的善，而孔子、孟子惶惶不安地四处游历，想以匹夫之身挽救即将废弃的周公之法，最终不被任用，只能留下空文来教导后世，万一有能恢复它的人，所以遗留给万世以安宁，不忍心人类日趋消亡，于是才有今天的祸患。这件事极其艰难，这颗心极其痛苦，所以他的计虑也极其深远。当时既然都不觉悟，到了秦朝果然完全废除了周公的法，周公的法在秦法时期已经荡然无存，何况秦朝以来两千多年，日益削减，直到今天，即使汉、唐的法尚且远远不及，哪里还有周公的法的一丝一毫呢？那么今天所使用的，不但不是儒术而已，简直是积累了两千多年暴秦的弊端之法，而且几乎等于无法，还认为不应当变革的人，难道曾经深思熟虑，综合考察上下古今吗？然而，用积累了两千多年暴秦的弊端之法，而且几乎无法，想要全部取用周公之法，那法是经历了历代圣君贤相的创立、继承、变革，契合至善，然后才有这种文采斐然的治理。这是两汉可以恢复却没有恢复的吗？世袭的爵禄可以恢复，但让它在积重难返的时候一旦恢复，那么形势也有万万不能的。井田制可以恢复吗？分封制可以恢复吗？宗法可以恢复吗？一切典章制度，礼乐文物，又都泯灭没有传承，不是后世所能凭空模拟的。这几样，是周公用来立法的根基。这几样不可恢复，其余的无所依附，自然阻塞而难以施行。所以说：没有载体，就没有道。没有珩琚等玉饰，却做出磬折委佩的姿态，人们很少不嘲笑他佝偻作态。没有筵席几案，却做出席地屈膝而坐的样子，人们很少不怀疑他瘫痪了。所以后世的君主，没有不羡慕古代良法美意的，小心翼翼地效仿它。像封禅，像乐舞，像耕藉，像亲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效仿它确实是正确的，但最终只是涂饰附会，奉行故事，牛不像牛，马不像马，拘泥于虚文而没有实际的成效。即使是儒生，古代称先要深入研究经术，好像三代大同，得到尺寸的权柄，就可以举而措之。等到被任用了，也终究不能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踌躇满志的一天。难道都是学习不到家，或者所跟随学习的人不到家吗？建造高楼必须依托丘陵，挖掘深池必须依托川泽。古代的法废绝了，没有可以依托的东西。没有可以依托的东西，那么即使周公、孔子再世，也必定不能使用。今天的法，追求过去的效果，是明显的。穿透七层铠甲的，不是空拳；砍伐大树的，不是徒手。没有其他东西，就没有道。在这里不忍心坐视而翻然改图，形势不得不酌取西法，来弥补我们中国古法的消亡。即使西法不像古代的法，也远远胜过积累了两千多年暴秦的弊端之法，而且几乎无法。又何况西法的博大精深，周密细微，对照《周礼》，往往相合。不仅工艺一端足以补充《考工记》而已，这难道不是圣人之道，中国丧失了，只依靠西人来保存的吗？

有人说周朝衰微，从事天文历算的人的子弟相继向西迁徙，所以西人得以窃取中国的残余而加以精研，反而凌驾于中国之上。这还只是粗浅的议论，没有通达性善的宗旨和圣人之道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同样生于天地之间，本性没有不同，即本性没有不善的。他们即使没有中国的圣人，固然也不缺乏才士。积累千百年来才士的思考与力量，他们的创制显功，最终能达到中国圣人的境界，如果不是性善而能这样吗？又可以看出圣人之道，果然顺应天道的阴柔，遵循人的自然，起初并不是有意在其中增减，强迫万物拥有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涂附上去，所以暗中契合而远远相同吗？即使像说话的人所说，西法都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尤其应当急切地效仿它，以收回我们固有的东西而恢复到古代。看见飞蓬而制作车子，看见蜘蛛而编织网，一草一虫

译圣人尚且制作器物崇尚卦象，效法它们以利于使用，何况穷尽变化、通达长久如西法那样，难道不是圣人之道吗？如果不这样，就会日益贫困、日益衰弱，长久被人奴役，圣人之道最终就会消亡了。所以谭嗣同认为变法图治，正是为了不忍心完全抛弃圣人之道，想要保卫并保存它。您说数十年来，士大夫争相讲求洋务，却毫无成效，反而驱使天下的人才都陷入愚钝、贪婪、欺诈之中。谭嗣同认为，您不仅不知道什么是洋务，更不知道什么是“讲求”。中国数十年来何曾有过真正的洋务呢？难道有一位士大夫能讲求的吗？如果能讲求洋务，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您所说的洋务，只是您所见到的轮船罢了，电线罢了，火车罢了，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等各种机器罢了。对于其法度政令的完备美好，您连梦都没有见过，所以您这样说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是洋务的枝叶，不是根本。拿着枝叶去要求根本的成效，怎么会没有成效呢？何况连枝叶都没有人能讲求，试着先从枝叶谈起吧。西法传入中国，应当以枪炮为最先，其次是轮船，都已经不算短了。枪炮尚且不能明白测量，何况制造呢？现在把一支精良的枪炮放在这里，您以为可以仅凭眼力随意射击吗？必定要用测距仪和计算才能命中。那么请问左右前后的炮界如何？仰角俯角如何？平面如何？抛物线如何？速率如何？热度如何？远近击力如何？寒暑风雨阴晴的视差增减如何？平时自命为读书才士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清的，甚至有的人连名称和制度都不能识别。有事时就招募愚昧老实的乡民，使用读书才士所不能识别的器械，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去年日本听说中国购买枪械，于是嘲笑说：“即使得到精良的，又怎奈没有人懂得使用呢？终究会成为我的罢了。”后来果然如他们所说，他们的炮兵无不精通测算，枪兵也通晓决定胜负的大数，早就在此分辨清楚了。轮船即使是内河商轮，尚且不能自己驾驭，必须聘请洋人驾驶，何况海船呢？何况海军边战边行，回旋不成三角形，如何避免碰撞？船炮机器如果不极其灵熟，如何抵御雷艇？下至风涛沙石，尚且要依赖洋人的耳目。即使秦越之间有同舟共济的情谊，而攻战大事，怎么能专门责成一两个驾驶的人呢？平时船只靠近港口，虚张声势，起初没想到真正派去出战，等到用军法逼迫，将士们围向哭泣，甚至有连夜逃跑的。他们能与履险如夷、从小养成习惯的强悍敌人，在洪波骇浪中追逐，而希望他们不覆没失败吗？至于所有蒸汽机的灵便滞涩，水火比例的均衡，速率马力，涨力压力之多寡，测量天文以辨别经纬，测量地理以知晓远近，更不用说了。我曾往来于各省机器局，看到所谓的总办，不是道台就是知府，问他们得到道台知府职位的原因，上面的是凭借万一无用的科举文章猎取功名而逐步升迁至此，否则是捐纳钱财而买取的，或是营求荐举而巧取豪夺的。中国辩士议论官员，本来就不出此范围，难怪对算学制造毫无醒悟呢？那么以下各级官员的懵懂昏昧，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有一两个奇材异能之士夹杂其中，又有谁知道并听从他们呢？不是没有格致书院、武备、水师等学堂，但肄业不过百数十人，而且不过是每月应付功课领取奖饷以图敷衍塞责，并非能集合天下全力像治理八股文那样殚精竭智来治理他们的学业，以求得御敌的力量，又没有一定的晋升途径，使他们免于攀附钻营求取禄位，却说这智愚不同的百数十人都可以造就人才，有这样的道理吗？人才即使成就了，又有谁知道并辨别他们呢？于是各局不得已而任用西人主持其事，西人是否竭诚忠事，已经不可信赖。看到我们无知无识，安坐束手接受指挥而听任愚弄，他们又为什么不去愚弄我们呢？所以枪炮厂不止一处：天津、上海、江宁，其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到了使用枪炮的时候却没有枪炮；船厂不止一处：旅顺、福州，其中最大的，到了用船的时候却没有船。于是又不得已而从外洋购买。外洋知道中国向来没有试验船械的机器，无法辨别好坏，就把他们共同抛弃的废品，以高价卖给中国，其外观虽然一样，但铁质的粗疏，炼法的苟且简略，花骨节不符合标准，这些没有机器是无法辨别的，所以不能仔细审查而争论。何况像去年危急紧迫时，想要购买稍差的器械，都碍于公法而得不到。智利作为局外国家，因为缺乏现钱，竟不愿意出售；而出使大臣却在分取利益，收兑委员随之索取费用，价格越高器械越差。又屡次被倭船搜夺，私自授受，紧急之中怎么能选择呢？然而中国虚掷这数十年，您还称为讲求洋务，岂不是过于高看那些公卿们而为他们开脱罪责吗？警戒末流的过失，就说是创始的错误，这又与喝汤烫了嘴就吹凉，因噎而废食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数十年来士君子只崇尚空谈，清流蓄养名望，把办理洋务视为降低志向、侮辱自身，攻击不遗余力。稍知羞耻的人，甚至不敢与办理洋务的人交往。于是只有下贱无耻、不顾名声的人，才甘心从事。上官明知他们不是同类，苦于无人可用，不得已而任用他们。有细崽起为

译有关防道员的人，有从马占仕做到封疆大吏的人。人才怎能兴盛？洋务怎能有效？您所说的“反而驱使天下人才都陷入顽钝、贪婪、奸诈”，这个“反”字，恰好足以说明洋务本身并不是驱使人的工具。因为没有真正懂得洋务的人，致使那些顽钝、贪婪、奸诈之徒得以借洋务之名行其奸诈，反倒像是洋务在驱使他们一样。这又不能完全归罪于各位士人君子因避嫌而自视清高、不屑于从事实际事务的过错。

译有学问却不去运用，还可以说是运用者的过错。自己不肯去学有用的学问，又能怪谁呢？某位公卿曾经感叹说：“难怪合肥（李鸿章）能够得志。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学问并非不好，人品并非不好，心术也未必都不好。然而问他们新旧大小火炮几百种、新旧后膛枪几百种，形式是怎样的？运用是怎样的？哪种适合水战，哪种适合陆战，哪种利于进攻，哪种利于防守，哪种利于山林，哪种利于平地，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道营垒等各种攻守器具，进而说到西方政治法度的完备美好，更有百倍于此的，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贤良与不肖，在这方面是一样的。稍微懂得一点的，只有合肥一人。”国家不用他，那又用谁呢？

然而昨天看到□□□给合肥上书，极力痛骂洋务，同时牵涉到曾国藩、左宗棠，也牵涉到张之洞。他为合肥出谋划策，又劝他率领铁甲船去攻打日本，这确实是个计策。然而无论中国起初没有人懂得驾驶铁甲船，即使有，铁甲船难道不是洋务吗？不测量天象就无法识别路途，难道说应当使用中国的土圭吗？不测量地理就无法记录里程，难道说应当使用中国的更香吗？不懂蒸汽机，怎么行船？不精通算术，怎么校准火炮？不熟习国际公法，不能悬挂旗帜；不通晓外语，不能回答局外人的询问。这几项，如果不长期致力、专心用心，就不能获得实际效用。却认为平时不应当研习，等到临事时自然可以办到吗？铁甲船尤其是各种洋务的荟萃。中国的所谓名士，并非不知道洋务有用，只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不能做，恐怕一谈论洋务就失去了他们作为名士的资本，不得不忍心使出死力来排挤它罢了。试问那些诋毁洋务的人，能不穿洋布、不用洋货吗？与其依赖他们的物品来使用，让他们每天耗费我们百姓的财富，哪里比得上全都自己制造、自己使用，并且制造他们所需用的东西，用来抵御他们，以保留养育民命、缓解民力的脂膏呢？

就拿洋钱这一项来说，在东南各省通行，西方人获利无数，中国为什么不早点仿造？起初认为是资本太重。湖北建立银元局，购置机器才花费几万两银子，这又有什么难？竟然到现在才有广东、湖北两个局。铜钱则干脆坐视我们的人熔化而不加以管理。中国做事落后，渐渐连落后的地位都没有了，因此衰败到了今天的地步。而所谓的士人，反而更加坚持旧说，固执不服，不问此时是什么时代，应当做什么事，沉溺于考据辞章，拘泥于湘军，中国人杀中国人百战百胜，却以此夸耀，起初不分辨是哪个洲哪个国，一概称之为洋鬼，动不动就夜郎自大，想凭借一时的议论作为经世济民的才能，把意气当作志节，想把他们全部驱逐到海外，闭关绝市，竟然好像经过几十年，贤士大夫苦思焦虑，也没有办法处理一样。他们一旦蛮横，早晚就可以平定，看见有见识的人讨论实学，努力挽救危局，又厌恶他们显露出自己的空虚和短处，从而嫉妒他们、憎恨他们，骂他们是异端，指责他们是邪说。那么难道就应该拱手瞪眼，等待被诛杀吗？我曾经说中国有亡国的士人，就是这些人。

不只是士人有亡国的，百姓也有亡国的。各省毁教堂、打洋人，湖南阻挠矿务、阻挠电报，以天子的尊贵，不能做成一件事，在湖南做官的人，都变色相戒，闭口不敢谈论洋务。加上周汉那些稗官野史般的士人和乱民煽惑，快意于一时的逞强，而暗中给君主带来危险和侮辱，还悠然自得不知天高地厚，正自诩忠义，骄傲地对人说：“我能辟除邪说，攻击异端了。”最近四川教案牵涉多国，非常不容易了结，保护教堂的严旨，急如星火，以至于湖北的洋人，每天游洪山，命令由督抚衙门派兵伺候，这哪里还成世界？西方人还说中国的官员曾经不能约束中国的百姓，要这些官员有什么用？他们评价我们湖南人，一是说没有教化的野蛮，二是说未开化的愚昧，而中国人曾经一致思考过吗？探究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就不得不专门归罪于各位公卿处理事情没有方法，而在变法的时候，不能拿出铁肩担道义的下辣手，像张居正毁掉天下书院那样，像清初剃发令那样，用力遏制这些稗官野史般的士人和乱民，反而曲意顺从他们，使他们不变，使士民无所适从，想要不讲洋务而接触聪明才智，接触精神，接触日用饮食，哪一样不是洋务？既然不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那么离开它而形势上又不能，平时所考的不过是八股试律大卷白折以及使之，迥异于他所考的，不问他们习不习，一味求全责备，事事都让他们做，最终导致一事不能做，想要讲洋务而国家起初没有这种方法，缺乏师承以致其精，又望而畏其烦苦，恐怕白白分散治理举业的时间精力，又不能与通过科目、资财、荐举的人竞争进取，每天营求四海茫无系属，于是忍心西行。诸不论不议，没有铁路及游历的费用，以扩充其见闻，于是真以为可以不讲洋务。而讲之即非圣人之道，似是而习非成是，一倡百和，同然一辞，虽家置一喙，亦将深闭固拒不信。日本、暹罗变法，先变衣冠，所以神其鼓舞之妙用而昭其大信。

译从而刷新士人与百姓的视听，使他们清楚地明白法律决断于变革，通过长期的熏陶浸染，久而久之自然会同心同德，以舍弃旧俗、革新现状为目标，谋求进步。其他法令才容易开始让人听从，乐于效力，民心因此安定，非议因此平息。日本因此勃然兴起，暹罗也不失为世界第三等的国家。那些不改变的人，则都被抛弃不顾，彻底灭亡了。所以改变服饰，也是洋务根本的一个方面。有的人用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不愿意改变，也可以不强迫他们，但其他应当改变的方面，确实没有一样可以拖延的。

译如果言论不当，即便变法侥幸得以推行，在选拔任用人才没有依据的时候，那些无能之辈也能借此隐藏自己的无能，寄希望于糊名取士、按资历用人的制度，以便谋取私利罢了。西方人鄙视中国士人的志向情趣卑劣浅陋，只想着做状元宰相，绝不谋求其他。真正依靠本领来济世安民，真是奇异啊！这话出自西方人之口，我们中国选拔任用人才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您惋惜感慨按资历和糊名制度的弊端，却仍认为那比现在好，是公道仅存的体现，这您愤世嫉俗的深意，并非不知道圣人之道已经不存在，只是依靠这种稀疏将裂的法度，勉强作为遮拦，却独自不忍心改变计策，为什么呢？如果改变为乡举里选，错误地采纳虚名，那么就会重视世俗爵位而抛弃天爵，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弊端更加滋生，更不如按资历和糊名制度，这说明古法果然不能实行于今天，果然不能不改变为西方那种依据实事实用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如果依据实事实用，即使是乡举里选，也未尝最终不可行。所以认为变法就是变革，从而回归圣人之道，这就是我的志向。假如早几十年将科举改为像西方那样依据实事实用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身途径，那些谋取私利的人又哪里还能寄希望而不改变心意，去研习西学呢？直到今天，民心长久安定，非议长久平息，人才长久遍布在位，中国长久回归圣人之道，从而领先于万国。父亲以此告诫，兄长以此勉励，我们也必定在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等事务，以及天文、地理、测绘、航海、军事刑法、医学畜牧、方言、算术、制造器械、格致等学科中，各专攻一门，各擅长一艺，共同在追求功名的正路上奋发，哪里会像今天这样一无所长，而沦为废物呢？又何必费口舌，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们写八股文，难道不会像今天嘲笑辱骂洋务那样嘲笑辱骂他们吗？又假如我们不生在中国，而生在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看到中国所谓的八股文和我们这样的言论，难道不会旁观而暗中嘲笑吗？那么各位公卿和士民都没有可以归罪的对象了，是因为没有早点变革科举的缘故。现在追究祸患根源的人，必定把李鸿章当作众矢之的。天色已晚，路途穷尽，各种政务废弛，确实令人厌恶。然而二十年前有一篇绝大的名奏议，关乎中国的生死存亡，就是请求将科举改为西法的奏疏，既然被搁置不行，从哪里得到策略来辅助自己？从哪里使君子区别于小人，从而将四亿无用的废物变为有用之人，更从哪里有安内攘外、建立威信、消除隐患的一天？李鸿章是聪明人，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所以虽然规模极其宏大，布置极其周密，一旦有边境战事，就始终主张议和，也是清楚地看到科举不改变，材艺不奋发，绝对没有可以作战的道理。这是洞察先机，极力维护大局，不是后生浅识所能窥见的。责备别人并不难，我们安居逸乐，超然于世事之外，只觉得他们失机误时，而身处高位的人步步荆棘，居高位而不能实现志愿，事变万端，交替奔赴，确实有极难之处。只奇怪他变革科举的建议既不被采纳，为什么不用去留来抗争？抗争不得，就辞官退隐，不也是两全其美吗？等到伊藤博文提出十年变法的质问，瞪大眼睛而不能回答。唉！贪恋权位足以丧身竟然如此，徒然浪费了他的才能罢了。所以变革科举，确实是扭转乾坤、改变风气的大权，而且是最根本的。

有人质疑说：“不先端正天下人的心，变革也等于没有变革。”回答说：“这固然是根本中的根本，但也只需端正上位者的心就可以了。”有睢麟那样的诚意，然后才能实行官礼之法，这也是就上位者而言的，为什么就把罪责推给天下人的心呢？如果一定说天下人的心都不正，那也太尊崇西方人而自我诬蔑了。西方国家的治理太平，难道都是因为人心比中国正吗？他们独自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境界呢？那么是他们人性善而我们人性恶吗？也是他们的法度良善美好，而我们无法度罢了。法度良善，中等以下的人还可以自我勉励，无法度，中等以上的人也难以独自生存。法度良善，曹操、王莽无从觊觎，无法度，尧舜最终也感到忧虑。况且即使想要端正天下人的心，又岂能靠空话就能端正呢？深知今天的祸乱，有为人心所招致的。那些甘心误国的人，所谓不待教导就应诛杀，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端正这些已经死掉的人心。然而有后来未死的人心，没有法度又从何处开始端正呢？那也只能在变法之中罢了。衣食充足然后礼让兴起，圣人的言教必定在富裕之后。孟子说：“救死还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呢？”谈论王道则以耕种桑麻、饲养牲畜为先。没有器物，就没有道。圣人谈论道，没有不依附于器物的，怎么能偏执地要求四亿困苦无告的百姓，一一用空话强迫他们端正心志呢？所谓留下空文来教导万世，也是希望后人能实行其法度来推行其教化，从而使空文不空。如果只是空文就足够了，那么前人留下的空文也已经很多了。现在的教化又是怎样的呢？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害怕，但孔子在世时不乏乱臣贼子。孔子去世后的时代也不乏乱臣贼子。孟子排斥杨朱、墨翟，但异端在后世不绝。

译韩愈排斥佛教和道教，宋代儒者也排斥佛教和道教，但佛道最终却与韩愈、宋儒并存。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孔子、孟子、韩愈、宋儒不幸没有掌握权位来推行他们端正人心的方法，仅仅依靠口头谴责和文字抨击，以为能像千里长的金堤一样阻挡洪水，却不担忧堤坝决口，这固然难免被奸雄暗中嘲笑。然而如果不改变制度，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推行教化来端正人心。因此，变革学校，确实是端正人心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学校为什么要变革？也就是因为科举必须依据实际事务罢了。既然人心无法直接提取来考察其端正与否，所以如果不借助实际事务作为验证，就无从了解人的内心。中国对于经史、性理之学的诵读学习，依然如故，尊崇程度也依然如故。这些本应确定为每个人应当具备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观察其他方面，不应当另外设立一个科目而将其视为外在的东西。即使是考据、辞章、八股文、试律，也听任人们自行研习，不将其列入正式课程，不以此评定高低优劣，只要求文理通顺即可。因为这些科目可以弄虚作假，而其他科目则不可弄虚作假，自然都必须是实际事务。都是实际事务，那么科举选拔人才就有依据，而地方推荐选拔人才也就没有计谋来谋取私利了。好啊，西方学校与科举合而为一的做法，有古代泽宫选拔士人的意味。设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生依次逐级升迁，有才能的人升入大书院，就像古代的成均一样。各自坚守专门学问，等待录用。学习不精进，或者有其他过失，就依次降级，就像古代的郊遂一样。参加考试时，由各个专门学院的院长进行考核，不限制人数，请求考试就考一二人也可以，考百十人也可以。不限制时间，随到随考，今天考也可以，明天考也可以。所考的内容又都是实际事务，都可以实地验证。比如考算学，就当面命令进行运算；考船学，就当面命令驾驶船只；考律学，就当面命令审理案件；考医学，就当面命令治病；考汽机学，就当面命令制造机器；考天文测量学，就当面命令操作仪器。众目睽睽，毫无弄虚作假的可能。考中后当面颁发证书，根据等级高低给予不同的名称，就像中国的举人、进士之类。其中有特别优秀的人，立即上报提拔。考政治学、文学的人，在内部任职；考算学、理财的人，在户部任职；考兵学的人，在海陆军部任职；考法律的人，在刑部任职；考机器的人，掌管机局；考测绘的人，掌管地图；考轮船的人，航行于江海；考矿学的人，掌管煤铁；考公法的人，担任使臣；考农桑的人，列入农部；考医学的人，进入医院；考商务的人，担任商官。其余的人或者担任教师，或者等待录用，或者再次考试。每个国家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的有十几万所，少的也有几万所。学习哪门学问，就读哪门专书，而各门学问又无不兼修。地理之学，还有兵学校，所有士兵都要求读书。还有盲人学校，制作凸字书，让他们抚摸阅读。凡是子女八岁不读书，就惩罚其父母，还有五家连坐的法令，一家不读书，五家都受连坐之罪。所以百工、商贾、农夫、徒卒无不读书。还有女子学校，所以妇女无不读书。因此小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教育，七八岁时就知道地球是球体，月亮是地球的行星，地球是太阳的行星，地球自转形成昼夜，地球绕太阳运行产生寒暑，地球共有几个大洲、几个国家，哪个国家与我们亲近，哪个国家与我们为仇，以及各国的疆域大小、国力强弱，都能大致明白。至于品行和心术，固然无法通过实际事务来考察。即使在各种学问中，将基础学问确定为每个人应当具备的，在此基础上再观察其他方面，如果品行不端，也决不可能把事情做好而不败露。何况还有警察官吏举发揭发，有上下议院评论监督，又有重赏厚罚在后面驱使，又何必担忧得不到人才呢？中国通过八股文来考察品行心术，又有什么关联呢？不仅仅是八股文，经史、性理、考据、辞章，凡是能够弄虚作假的，其与品行心术无关的程度都和八股文一样。顾炎武哀悼八股文的危害，说它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我认为凡是不依据实际事务的，就不能称为儒术，就是坑儒之坑。只有变革学校，变革科举，进而变革官制，下级以实际才能进献，上级以实际需求选拔，使贤才得到任用，而在位者的心术得以端正。并且由此进一步变革养民、卫民、教民的一切根本方法，那么天下人的心术也就得以端正。根本既已确立，枝叶才能依附其上。还担忧什么愚顽迟钝、贪婪欺诈呢？还担忧什么洋务没有成效呢？

译有人又诘难说：“天下大局已经溃败分裂到这种地步，所谓的利权、兵权、制造权，迅速波及用人权、行政权，全都拱手让给了敌人。想要毁约已经来不及了，即使变法，又怎么能挽救呢？”回答说：“这是难以言说的。我只惋惜此前数十年的宽裕闲暇岁月，不考虑到这一点，不为此做准备。看到日本变法而兴盛，可以说虽然没有老成持重的人，但还有典范可资借鉴。却不想效法，反而议论它、诋毁它、嘲笑它、咒骂它。”

“刚开始通商时不变法，还可以说是不了解中外的情形。庚申年可以变了，庚辰年可以变了，乙酉年可以变了，却坚决不变，直到今天，奄奄一息，连自救都来不及。却不衡量自己的德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脉动气盛，忽然兴起与能够变法的日本作战，如同泰山压鸡蛋，如同腐肉咬利剑，难道有一丝侥幸吗？”

“起初听说湘军一见到敌人就溃败，心里虽然哀怜，却暗自高兴我们湖南人的骄气从此可以稍微收敛了。不久他们的骄气依然如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他人的责备很轻，我哪有闲暇去计较外洋的欺凌？是我自己残害自己罢了！责备自己就够了。”

“《春秋》的法度，对贤者要求完备。那些甘心误国的臣子，既然不是贤者，责任又将另有所在。那么事情之所以不可为，难道不是亡国之士人与民众造成的吗？为什么呢？今天误国的臣子，就是昨天的士人与民众；今天的士人与民众不变法，将来又将误国了。”

“虽然如此，我所说的变革学校、变革科举，都是为了士人与民众消除其桀骜不驯，从而提拔任用贤才。贤才被提拔任用，正如西方人所称的联合力量，难道还有不可为的时势吗？”

“试着为今天的时势筹划，已经割让的土地不必论说了，有作为的人本来就不在于土地广大，这是浅显的祸患。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又商议增加三千万两，这祸害深远，搜刮尽中国的民财，甚至波及妇女的耳环首饰，恐怕还不够支付，不够支付则威海的日军永远不能撤走，五十万的岁饷永远不能停止。利息又每天滋生而日益沉重，势必要向西人借贷。西人更借此盘剥，高利息、抵押土地、抵押海关，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更加不够支付，利息每天滋生日益沉重，欠西人的债与欠日本的债没有区别。”

“积累既久，即使割地、割让海关，仍然不能偿还。统筹全局的人，必定首先从事于此。如果没有内国公债可以举借，那么选择祸患不如选轻的，不如俗谚所说：‘与其欠钱，不如卖田’，这还有办法。至于土地通商、免税免厘、兴办机器局、制造土货，这祸害猛烈，简直没有办法可言。所谓各国依据利益均沾的说法，从而效仿，小民哪里能承受这种痛苦？谭嗣同所说的，简直是合并四百兆人民的身家性命而使之灭亡。这个条约不毁，圣人也没有办法。然而毁约，自然应当有其方法。现在内外蒙古、东疆、西藏、青海，广大而寒冷贫瘠，对中国毫无利益，反而每年耗费数百万金戍守，接壤英俄，久为两国垂涎，一旦来争夺，估计我们的力量终究不能守住，不如趁现在分卖给两国，还可以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两国不费兵力，骤然获得大片土地，也一定乐于听从。计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平方里，每平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两，除去偿还赔款外，剩余还很多，可供变法之用。而英俄拿出这笔钱，也不容易。我们则情愿少取值，请两国居间，胁迫日本废除土地通商的条约，即使再增加赔款，也无不可，而仍然愿意少取值，请归两国保护十年。两国只要毁约与保护，即使少出钱，也一定乐于听从。夫保护的说法，本来不可依赖，而这里所说的保护，只求其出一句保护的空话，而且须有十年的限制，我们且假借它作为虎皮，吓唬他国使其不骚扰我们。像现在浙江的舟山、天津的铁路，竟由英德派兵保护，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使十年内他国有事，也不可真的让他们援助。然而得到天下两大国之一句话，也断不至于与他国有事。况且英俄互相猜忌，倚靠中国作为屏障，中国反而因此居于重要地位。新疆、西藏地域紧密邻接两国，又将彼此相谋，自固其边境，更无暇侵犯中国。即使想要侵犯中国，而经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广大而寒冷贫瘠的地区，如农务、矿务商务、铁路等，必定十年之后方有条理，这更是缓兵之计。我们得到这十年间的闲暇，足以自强了。而两国出钱，又不必都是现银，凡铁甲船、快船、碰船、雷舰、水雷、精枪、快炮、商船、机车、造铁路的钢条、木板及应用的各种机器，都允许作抵。凡此对于日本、对于英国、对于俄国没有不合适的，情理两相权衡公平，这就是所谓的絜矩之道。”

于是迁都中原，与天下重新开始，发愤图强，坚决去除壅蔽，况且没有中外之分，哪有满汉之别？那么凡是官职设两缺的，凡是专称旗缺的，一律裁止；那么凡是宗禄驻防的，凡是旗丁名粮的，一律裁止。广泛兴办学校，没有一个乡、没有一个村没有学校，而群才奋起。大

译开设议院，一个官员、一个县邑就设立一个议院，从而使民气畅通。慎重对待科举，没有固定的名额，没有恒定的日期，考核其技艺，端正其趋向，繁多其科目，精细其比较，从而不要求一个人具备所有才能。改革官制，没有内外的轻重之分，没有文武的区别，专一其职业，减少其层级，提升其勋阶，增加其俸禄，从而终身不更换其官职。选拔士人治理乡里，以恢复乡官的旧制；训练乡兵隶属于地方长官，以替代力役的征发。凡是府吏都任用通晓律学的人士，人们既然有升迁调转的希望，那么胥吏盘踞的现象就消除了；凡是胥吏差役都任用服役的乡兵，既然有轮替服役的期限，那么差役班中的祸害就除去了。几乎缺失的警察官员，是禁止暴乱、整顿乡里的遗留制度。校正田赋土地有测绘的官员，这是封疆均田的职掌。将海军和陆军分为两部，将领必须出自武学堂创办之初。招募西贡、新加坡、新旧金山的华人，以训练海军，无事时就让他们运载货物出洋贸易，既可以挽救商务，又能熟习航海。陆军则守兵模仿农民隶属于地方长官，战兵招募精锐而设立将帅，枪兵崇尚勇力，炮兵兼通算学，工兵具备筑垒、浚濠、炮堤、地基营造、修造器具等各种工作。训练他们时，守兵令其驻守炮台，比较准头，布置阵势，习练步伐；战兵在上述几项之外，再加上征调代替操练。今天去某处，不久又换一处，不久又再换一处，天天像面对大敌一样，他们出去回来，不让他们游手好闲。尽开中国所有的矿藏，以充裕富强的源泉，同时用兵法部勒矿夫，有事时处处都是士兵。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便快速征调，方便转运军饷，兴盛商务，开发矿产，扩大游历，疏通漕运，宏大赈济。商务方面则设立商部，召集商会，设立商总，开办公司，招募民股，兴起保险，建立官办银行，而必须以学习商务为基础。官方精心追求工艺制造，如瓷器、丝茶等中外共同需要的物品，下至烂布可以造纸，萝卜可以熬糖，骆驼、牛羊、鸡鸭的毛可以制成粗布，工与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改订刑律，使中西合一，简单易懂，从而扫除繁冗的文书，清理各种案件，分别轻简、重繁，使操作像白米一样清晰。鬼薪（劳役）的年度开始预先计算，年终决算，丝毫都用之于民，而不私藏于府库，以表明会计没有欺诈。出口税免除，入口重税，点滴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授予外洋，以杜绝漏卮的逐渐形成。食盐和各种土货，只在出产之地征收一次，而不问其流向。对坐贾征税而不的行商征税，以归于简易而堵塞弊窦。尤其需要研究税务之学，详细分析中外税则，查考章程，才可以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的权力。讲求植物学，以裨益农政，以丰足材木；讲求动物学，以繁育马政，以普及畜牧。兴办女学，以考核妇职；兴办废疾学，以不坐食蚕织。使用机器可以去除蚕瘟而成功更多，快速耕作不必用机器，而引水用机器可以节省筒车的费用与手车推车的劳力。延续电报，创办邮便局，以管理邮政；汲取自来水，点燃电气、煤气灯，以利民用。街道修缮则疠疫的源头堵塞，医院多则医治的技术精巧。建造公共的花园，作为养生防病的方法。七天休息一天，以符合文武张弛的政策。博通各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便周知四国的作为，以造就使才，从而四处游历，以增长见识，以充实学问，以观察他国的得失兴衰。各国的长处一并吸取，各国的弊病立即去除。各国的船械无一不能制造，各国的器用无一不更加精良。谨慎权衡度量，审慎法度，统一道德，同化风俗。法度确立而教化自然存在了。

译然而中国存在屡经废除却无法废除的弊端，有两项不得不改变并废除，即漕运事务和治河事务。

八省的漕米每年数百万石，如果通过河运，耗费白银四十两才能运送一石；如果改为海运，费用仍然需要十七八两，而河运的费用也无法节省。梁启超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感叹这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曾经与阁下谈论过此事。阁下说，这是国家正常的赋税供给，怎么能废除呢？梁启超也无法决断。

后来看到李次青布政使的条奏，果然说《禹贡》中秷秸粟米的运输不出五百里范围，《周礼》中的九贡九赋，也是专门指王畿地区而言。汉高祖转运关东的粮食供给中都，不过数十万石。唐朝初年漕运不过二十万石。宋朝定都汴京，距离江淮不远，费用尚且较轻。元朝实行海运，起初只有四万石。等到明成祖取得政权名不正言不顺，挟持众人北迁，担心南方人不爱吃麦子，于是漕运南方的米粮来供养北都，开凿运河数千里，引黄河水来辅助漕运，劳民伤财，几乎耗尽天下的全力。

那么现在的漕运事务，只是始于明成祖歪曲正道以博取声誉，于是沿袭下来不再改变。粮仓里陈旧的粮食，不知道有什么用？应该将海运和河运都废除，估量都城每年用米的数量，另外通过铁路随时转运，剩余的储存在各府州县，通过铁路运往缺米的地方。有了铁路，民间的粮食销售容易征收，可以全部改为折色（货币税），等到缺米时再采购，尤其简便。

古人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以及谨慎储藏的各种方法，都是在人口稀少，又没有铁路的时候说的。现在人口日益繁多，是古人的数十倍，所吃的粮食自然不会有太多剩余，即使有剩余，百姓自己也知道储藏，哪里会担心货物弃置在地上呢？只是苦于没有铁路来流通罢了。有了铁路，粮食不在此处就在彼处，根据空虚的地方去填补，断没有天下都荒歉的道理，就可以有天下互通有无的事情。起初不必依赖剩余的留存和谨慎的储藏，凡是官仓、社仓的繁杂困难，都可以省去了。

往年山西、河南旱灾连年，赤地千里，富户拥有重金，却辗转死于沟壑，官吏冷眼旁观无可奈何，正是由于运输道路艰难遥远。如果有铁路，怎么会穷困窘迫到如此地步？

治理黄河古代没有良策，殷商五次迁都，一半是因为黄河决口。那么说齐桓公填塞九河，中国才开始有黄河水患，是虚妄的。西方人治理黄河也只是筑堤这一种方法，但是善于审察地形，又多筑相距数里的遥堤，多达三四重，两堤之间修筑横堤，使两堤相互交错形成方格，平时都可以裁种作物，偶尔决口一处，水仍然被束缚在一个方格中，再决口一处，又束缚在一个方格中，不至于浩荡横流，使人无从施工，无处取土。

梁启超因此领悟到井田制的法度，也一定是四面有堤，中间如方格，才构成一井。堤上可以行走，这就是所谓的径、畛。井越多，堤就越高越厚，这就是所谓的涂、道、路。而田间的水沟、洫等，都各自依附于本堤，堤四面通达，都有口门可以宣泄。即使水大堤毁，也只有一井被淹，其余可以无害。所以八蜡祭中有防，可知堤坝，每井都有，是农家最切要的事情。否则一旦有水灾，沟洫反而足以引导水流入灌，后儒于是将井田制视为不可理解的积疑。

到了战国时期毁坏井田改为阡陌，大概是厌恶堤坝占地，因而锄掉去除。疆界混乱而水患也加剧了。现在西方人大概是用井田制的方法来治理黄河，这是最应该效法的。而治水的要点，就是不与水争地。湖湘地区的垸圩，越筑越多，所以洞庭湖、江汉的泛滥水势很严重。一年曾奉严旨禁止革除，最终不能停止，也是由于人满土稀，没有可以开垦的土地。

从前在陕甘道中行走，看到山东、河南遭受水灾，百姓带着妻子儿女，背着农具向西迁徙，流离饥困，心里暗自哀怜。停车慰问，他们说将迁徙到空旷的土地耕种，问他们素来愿意吗？回答说苦于路费不足无法到达罢了。故乡一片汪洋，哪里还能居住？当时陕甘的大官颇有周济他们的，西北土地空旷，为什么不趁机将濒临江河湖泊常被水淹的百姓迁徙到那里，让水有所容纳，以减弱堵塞激怒的水势呢？然而这不是有铁路无法做到的。

所以铁路对农业的好处，尤其在于无形之中，确实是根本的一个方面。

中国又有屡经兴办却无法兴办的利益两项：不得不改变并兴办。即铸钱和钞票。金银铜三种都应该铸造，而铜钱到今天尤其坏极了。重则私自销毁，轻则盗铸，这也是古今的通病。只有就在产铜的各矿，用机器铸造极纯的铜，极精美的花纹，而又稍轻的钱，那么私销无利而盗铸不能。然而钱中有孔，就等于多出一边，尤其应该力求细致。机器制造物品，圆体容易做工，方形难以做好。所以广东机铸的铜钱，方孔中不甚光净，无法杜绝刮取铜屑的弊端，应当改造成圆孔，而孔内边外都做成极细的平行纵向纹路，如银元的样式。

至妙的方法，又莫过于无孔铜钱。无孔铜钱积到一千，不便提取，势必不得不使用银元。银元也没有孔，势必不得不使用钞票。所以西方国家的钱都没有孔，也是他们畅行钞票的微妙权宜之计。

钞票法又是银钱兼权的东西。国家不发行钞票，致使票号钱铺坐享盗取御世的大权，而在其中操纵轻重，事情颠倒，没有超过这一点的。钱铺更容易倒闭，甚至故意设置

译骗局使得穷苦百姓受害无穷。然而人们仍然流通钱铺的票据，是因为当时铜钱实在不多，乡村尤其匮乏，不得不依靠这几张纸片来周转运输。议论的人总是引用咸丰年间发行纸币的失败作为警戒，却不知道那只是实行的时间不长，又难免失信于人，所以才难以推行。如果允许百姓缴纳赋税都可以使用纸币，又订购外国的精制纸张和印版，用中国的印章印制，让票号钱铺领取使用官方的钞票，并严禁他们发行私票，随即设立官办银行，根据国家收入白银的数量，相应发行等量的钞票，只求方便百姓，毫无牟利之心，原本不是拿着空纸来欺骗百姓，又怎么会有不能推行的道理呢？官办银行是发展商业的先决条件，银行既已设立，商民进行交易必然以票据为凭证，这样钞票不等推行，自然就不能不流行了。从前陕甘粮台有汇兑的票据，可以汇送白银到应当解送陕甘协饷的各个省份，完全不需要费用。票据到达各省，由藩库发放兑换以代替运输军饷，立意极为巧妙。湖北善后局有台票，允许用它上缴厘金及各项解款，都未曾不畅通流行，而且非常便利。钞票在行军作战中尤其有三点好处：一是便于转运，二是士兵携带轻便，三是不幸战死所损失的只是空纸而已。日本军队的军饷一半是银两一半是纸币，所以损失很少，这也是我们急切应当效法的。凡是利益必须兴办，凡是祸害必须消除，像这样十年左右就可以自立，不需要保护，别人自然不敢轻视我们了。每逢换约的年份，逐渐修改条约中损害极大的条款，援引万国公法，只允许在海口及边境口岸通商，不得闯入内地，让无论东西方大小各国都如此，唯独中国任人进入内地。如果不被允许，那么我国通商于别国的轮船，也应当闯入别国的内地，这是出洋贸易的船只万万不可缺少的，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援引各国的例子，加重洋货进口的关税，如果不被允许，那么我国前往别国的进口税，也应当比其他国家单独减轻。去年湖北筹款，增加抽取洋油的厘金，只加征于中国商民，与西方人无关，而西方人说有碍销售，竟然不准实行，这正是苦于没有手段来报复。只要有一国能修改条约，其余都可以商议修改，像这样再过十年才可以由富变强，才可以称为国家治理安定功业完成，礼乐可以慢慢兴起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十次尝试十次成功的死工夫，怎么能办成一件事呢？平日务必胸中雪亮，眼疾手快，穷究事理尽性，大公无私，权衡数千年来沿革损益与数千年来利弊的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的盈虚消长，并因应时势进行变通，使人才存在政事举荐，利益权柄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凭借中国土地的富饶，人口的众多而聪慧，必将位居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榜首，外人都会仰仗我们的鼻息来生活，又怎么会有战争呢？所以今天谈论治国确实比前人容易，因为格致等道理早已被西方人发明，我们只需取而用之。他们在医学上尤其不惜切割肢体，来订正中国医书的错误，其他的大经大法都是通过反复试验验证而得到的，我们不难亲自接触西方人，亲眼观察其利弊来效法他们。您从前说外洋煤铁向来耗尽，中国的矿产未开发，将来中国凭借煤铁这两项，就足以制住外洋的死命，这确实如此。然而中国必须先自己开发矿产以图富强，才能制住别人，否则别人将夺取我们的矿产来制住我们。西方人也说，中国好比富户，千仓万箱，积蓄极厚，仅湖南一省的矿产就足以抵得上外洋各国还有余，无奈四周邻居都是穷饿乞丐，贪婪垂涎，即使想封闭箱箧，始终紧闭不出，但形势恐怕不能保证安全。切近的话不规劝我们了吗？凡事不怕其难，不忧其繁，但应当先找一个下手的地方。虽然承受小人扰乱极弊之后，不难甩开膀子行动，秘密筹划补救的策略，以期日后可行。现在的矿务商务，已形成中西不两立、不并行的态势。所以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的说法，认为万物必须争斗然后才能得以生存，以延续其种类。以矿务商务与之力争，就是现在的下手处。而之所以能有这个下手处，难道有其他原因吗？是前面所说的贤才登用之力，而对现在的执政者已无指望。况且会匪、回匪、散勇、饥民行将四起，大乱就在眼前，更哪有时间顾及这些？然而失去现在就更不可为，又将怎么办？回答说：前面所说的是王道，不得已则有霸道。河西、吴越以保民为心，广泛寻求俊才，精研格致制造诸学，突然兴起与外洋力战以争夺，一旦一夕的命运。胜利的话，或许可以蒙受数十年的安定，然而不可必得。凡是霸道一定不如王道那样可大可久，都是这类情况。这又不可得，那么只有改变自己的学术罢了。学术可以改变，也就是复古罢了。

译唐尧虞舜时代，主管农业的是后稷，主管工匠的是倕，主管水土的是大禹，主管山林的是伯益，主管教化的是契，主管刑法的是皋陶，主管礼乐的是伯夷和夔，主管历法计算的是羲和，他们都深通各自的学问，所以大多世代承袭官职。而圣人与他们相互咨询谋划，又不离开军事和刑法。六府提供食物，在食物匮乏时努力贸易有无，这是货殖的实事。如果认为这些不足为道，而另外去寻求所谓的“道”，那就错了。夏商周三代的学者，也都各有专门研习的内容，切实近用而平实。自从秦朝改变古法，学术也随之改变，逐渐不再有真正的实学，而今天则更加严重。就拿算学来说，它是中国最实用的学问，但中国往往用虚妄的东西扰乱它，所以谈论算学的人必定推究本源，认为加减乘除都出自河图洛书，却不知道随便举出两个数都可以加、减、乘、除，何必一定要河图洛书呢？河图洛书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之它与太极图、先天图、谶纬、五行、爻辰、卦气、纳甲纳音、风角、壬遁、堪舆、星象命理、占卜相术、占验神怪等一样，都是虚妄罢了。一定要像西方人那样将种种虚妄一扫而空，才能达到精实。算学家又说黄钟是万事的根本，这非常可笑。黄钟不过是一根律管而已，怎么能成为万事的根本？即使以制定度量衡来说，十二律吕谁不可以借用来作为度量衡？何必一定是黄钟？况且累黍之法实在迂腐荒谬不可行，怎么能作为标准？因此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没有一处不出现度量衡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是创制法则的人没有尽善尽美，即使在虞舜时代也不能强行统一。谨慎地制定权量是王政的大事，为什么不寻求一个确定的标准而听任奸民互相欺骗粉饰呢？只有法国人将地面的天度分为四千万份，以其一份作为长度单位，长度确定后计算立方容积作为容量单位，再以其重量作为权衡标准，而权衡立方体的轻重，又可以反过来校正吗？长度一旦有误差，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运算得出。中国的长度单位只到分数为止，而西方有佛逆及分厘尺，每份可以细分为千百份。中国的权衡单位只到分数为止，而西方有化学天平，每份也可以细分为千百份，因此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僻壤穷乡，拿出来比较，无不吻合。中国的测量家多使用西尺，沿海民间交易尤其习惯使用西方的度量衡，不是喜好新奇，实在是他们有标准而我们没有标准。天地运行的机理一旦发动就不可遏制，将完全显露其灵妙奇特，以引导民众进入聪明智慧的领域。其中自然有不期待变化而自行变化的情况，这类就是。算术，古代有九章的说法，分割成立方、田、粟、布、商、功、均输等名目，实在不是本乎自然。怀疑《周礼》中保氏的九数，起初不是这样的，其说法失传，汉代儒生于是割裂算数来补充它。在先郑时代，已经多出夕桀、重差等法，明显不止九种。到了宋代，秦九韶知道九章不可信，另外设立九章名目，分分反而更加无理。这不如西方人的点面体之说，足以包罗一切。只有这一点，凡是中国人所称的五谷、六谷、九谷、百谷、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不过是随便举出一个数作为名称，像九夷、八蛮之类，原本不必拘泥。经学家琐碎地分辨，终究不能折中定论，也只是觉得浪费时间而不切合事理罢了。格物致知的道理，杂见于周秦诸子，乍听似乎很奇特，其实至平至实，人人都能知道能做，而且已经知道已经做了，只是习以为常而不察觉，日常生活中不觉察而已。而迂腐的儒生对于各种机器不辨好坏，一概斥责为技艺淫巧。等到看到它们确实有实用，就又仗义执言，另立一说，说与民争利。当西方人创制机器时，也有持这种说法阻止的人。久而久之，货物财富充盈，上下都便利，不仅本国废弃之物化为神奇，民间日渐富饶，连邻国的金钱也都纷纷输运而来。各国大为恐慌，争相制造机器以相互竞争，仅能自保，彼此没有多余利润，于是相继与中国通商，因为中国没有机器。中国如果广泛制造机器，才足以保护民众的利益，而说与民争利的人又是什么呢？轮船似乎争夺了船户的利益，但任由外国轮船在江海间掠夺民财，我们自己不制造轮船夺回一二成利益可以吗？又如招商局有民间的股份，各轮船雇佣的民众数以千计，各码头的商务繁盛，其利益不还是归于民众吗？铁路似乎争夺了车夫的利益，但应用的人应当是车夫的百倍，铁路达不到的地方，仍然需要车运，这样车夫的利益将会日益兴盛，而民间笨重不能运输的顽铁、怪石、遗落的谷物、滞销的穗子，至此都可以换钱，其利民之处尤其不可胜计。汉阳铁政局似乎争夺了铁匠的利益，但所制造的都是铁匠不能制造的东西，所雇佣的工役又都是铁匠的余杂役及煤铁各矿山所用的人，数以千计，数以万计，财富既然散于民间，也以此分夺外洋铁器的利益。武昌机器缫丝局似乎争夺了蚕妇的利益。但从此养蚕的人将日益增多，而且雇佣女工数以千计，使武昌这个不产丝的地方，忽然增加了厚利，而所缫的丝又销往外洋，真有比这更大的利益吗？凡是地方一设立机器局，肩挑负贩的人数必定比平时增加数倍，这也是利益中浅显而容易看到的。西方兵法有气球、飞船，是机器中最

译那些脆弱单薄的舰船，却最能扰乱敌人的视听，挫败敌人的士气。往年镇南关因此战败失守，今年澎湖又因此未能守住，中国应当如何讲求水师仿造及应对的方法呢？偶然与人谈论此事，人们总是用“技艺过于精巧”这四个字一笔带过、全盘否定，中国的读书人还能称得上是通晓世事吗？

译地图是治理国家的纲领，尤其也是行军作战的要务，这是中西方所共同认同的。然而中国从古至今，没有一幅详尽准确的地图，经史中的大儒们，常常自命为地理专家，对于亚洲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尚且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定论，何况其他地区，哪里还知道是什么地方呢？西方人将地理学分为文、质、政三家：文家论述大地与日月等行星的关系，各天体的大小轻重，各种物质的密度，寒暑昼夜潮汐产生的原因，以及测量日月星辰运行的高度弧，确定经纬度里程，并绘制在地图上；质家辨别土石的新旧层次，各种化石和金属凝结的原因，了解太古以前火山、沧海桑田的形势，动植物的同异，以及矿苗的种类；政家记载风土礼俗以及治理兴衰的道理，进攻防守的适宜策略。所以西方学子虽然门类繁多，但都要从地理学入门。不通晓文家的道理，就不能通晓天算、历法、气象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力学、静力学等学问；不通晓质家的道理，就不能通晓化学、矿学、几何学、金石学、动植物等学问；不通晓政家的道理，就不能通晓政治学、史学、文学、兵学、法学、商学、农学、外交事务、边界事务、税务、制造等学问。去年前线俘获的日本士兵，身上都携带地图，攻打哪里就绘有那里的地图，山川险要、桥梁道路，无一不备，甚至山的坡度、河流的宽窄，哪里适合骑兵、哪里适合步兵，都有比例可查。每逢偷袭、埋伏、约定、会合，即使是一个普通士兵也能按图领会意图，不至于发生错误。西方史书记载一件大事，就附有一张当时的地图，凡是旅行的人到一个地方，就绘制一幅地图。然而西方人还自以为没有达到极致，各国都专门成立地理学会，邀请千百人潜心研究，精益求精，永无止境。中国则是即使大将出征，也不过向向导口头询问，起初就不懂得测绘是怎么回事。兵法，也是儒家的大用，而今天所谓的纯儒，反而忌讳谈论它。平时不讲究练习，紧急时又怎能得到将才呢？西方人既重视韬略，又喜欢观察战争，比如我与日本的战争，其胜负的原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他们都详细绘制地图，并附上评论得失，回国印刷售卖，使人人懂兵法，即人人可当兵，人人可以有枪械，还允许自己制造，所以一呼即成劲旅。所谓百足之虫，死了也不僵硬。中国则是唯恐百姓懂兵法，战争以来，奏报条陈以及两军的情况，都保密不示于人，即使是督抚大臣也不让他们知道，而外国则无不知道。民间售卖收藏枪械，称为犯法，明知弓箭无用，而武举考试最终不改用火枪，〇防止百姓熟悉兵器而作乱，如同汉代禁止携带弓弩一样。最终作乱的百姓并非没有火枪，只是徒然束缚善良懦弱的人罢了。一旦有事，或外患，或内忧，那些不使愚昧百姓首尾相连被杀戮的，能有几人呢？何况国家将要征召他们当兵，怎能期望他们得力呢？那么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来愚弄百姓，恰恰是自我愚弄、自我困顿罢了。尤其不可理解的是，日存猜忌之心，百般制约百姓，百姓不甘受制约的，自然投靠外国，就没人敢奈何他们？就像一家兄弟互相攻击，不遗余力，一遇到外侮，反而羞愧地乐于接受，并且召引他们，唯独这是什么原因呢？商务，儒生不屑于在意，防止士人兼营商业，有违背“谋道不谋食”的明训。然而这不仅中国防范，西方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官是官，士是士，商是商，做官而经商的人，有固定的刑罚。富商即使拥有敌国的财富，也不给予名位，他们所称的商学、商部，只是研究商务的盈亏，并适时调节以匡救，并不是让他们亲身去追求微薄的利润。中国害怕谈论商务，于是连商务与国家存亡的关系，也一并抛弃不再谈论。修建铁路就说没有费用，然而广东商人某竟出资为美国包办铁路了。制造轮船就说没有费用，然而闽浙大商往往购买大轮船，悬挂外国旗帜，自称为洋商了。深渊中的鱼，丛林中的鸟，楚国的材士被晋国所用，这固然是当权者驱使逼迫造成的，那些做士人的难道不能觉悟商务力量之大吗？因此，凡是谈论农务、蚕务、牧务、渔务，都不是说亲身去做，而应当精察其道理，以为百姓引导。图表，更是用来总括学问的条目，而会聚其归宿，是经济学家所依赖以考核和筹划的。试问中国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是谁呢？西方表学译名为统计，说源自《禹贡》及九鼎上的图像。考察西学接近墨家，而墨子效法大禹，则言论必有根据，所以对于政治极其细微详尽的地方，无不立表。家庭登记，百官进退，外国兴衰及交涉事件，矿产出产增减，年成丰歉，百物价值用度奢俭，年收入多寡，兵额增减船械精粗，工艺良劣，各种学术高下，医院治病得失，各类案件人数及罪名，都分等级，制作年月比较表，或变为方圆等图，既可以节省案牍的烦苦，尤其能一目了然，看全国的事如同数掌纹，所以常以简御烦，掌握要领。太史

译公说：“我观察周代的谱牒，其排列方式是旁行斜上，这也就是中国治经作史的方法。”至于新闻报纸，最能增加人的见识，从而借以了解外部事务。林则徐在广东任职时，广泛翻译西方国家的报纸，所以能够透彻了解对方的情况并应对他们的变化。当今最紧要的谋划，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何况乡间没有什么见闻，尤其需要借助报纸作为耳目。中国最大的弊病，莫过于不喜欢游历，现在连报纸也没有，那就终身处于盲目状态了。以上这些方面，有哪一项不是学者应当做的呢？又有哪一项不符合古法呢？如果说另有圣人之道，认为这些不足以被圣人接纳，那就太过分了。

译某某说，从前客居上海时，有一位西方人来到他的书斋，看见书籍堆满案头，假装不认识，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书。”又问有什么用处，（主人）不能回答，于是（西方人）慢慢说道：“这东西在我们中国自有用处，你们中国何必一定要它？可悲啊！”这话也就是所谓“有一器，则有一道”。不努力整治当今的器物，却空谈古代的道德，终究有什么好处呢？至于西方人对书籍，确实是有用的。经史通鉴以及宋代儒先的著作，各国早就翻译出来了，而且都有专门翻译中国书籍的机构，期望将中国的经史子集，下至小说、报纸，全部翻译，以备采择。他们既然有了器物，道德就可以依附于它。看他们的治理，达到了家家富裕、人人充足，路不拾遗的盛世，比起唐虞三代，礼制节度没有这么详细明确，但取得的成效最终并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地域更加广阔。我曾经遗憾“博施济众”的说法，圣人认为极其困难，那么难道要与天地一起终结这缺陷吗？如今没想到在美德诸国遇到了它，虽然西方国家也断无永远不衰弱的道理。而中西互为消长，如同舀水注入。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我给予的，我所增加的也就是他们损失的。我不自强盛，那么他们也就终究没有衰弱的道理。那么洋务应当讲还是不当讲，难道还要徘徊犹豫才做决定吗？来信说日本未曾蓄谋内犯的志向等等。嗣同认为，您这话，比起那些自称通晓中外情事的人，恐怕相差太远了？日本的蓄谋应当在二十年前，储备钱粮，修缮甲兵，早就让外人侧目。合肥（李鸿章）知道这是中国的大患，曾经向朝廷陈述，沈文肃也说过，薛叔耘又说过，而丁雨生中丞的话尤其激切。此外中西智士谈论东洋事务的，指不胜屈。您难道不知道吗？却故意发表轻敌的言论，大概还是认为中国真的可以一战。战争必有其理由，曹翙还能说。现在呢？民心顺从吗？神明保佑吗？忠诚吗？去年主张战争的人，不考察可以作战的人心风俗与能够作战的军饷器械，又不筹划战胜后如何善后，战败后如何结局，懵懂地侥幸于一胜。偶尔有一两位深识之士出来阻止，就嗤笑为怯懦，甚至诋毁为汉奸。虽然这是不能审察形势，但还有道义可以坚持。那么即使穷尽天地，孤行其志，胜败存亡或许可以不谈。等到形势显露出不足，有百败无一胜，失去肥沃土地方圆数千里，沿海八九省同时告警，顾此失彼，日不暇给。防守则没有这恒河沙数般的兵力，放弃又资助敌人，而海军化为灰烬，茫茫大洋全为敌人所有。他们进攻我不能抵御，他们撤退我不能追击，他们他处进攻我不能救援，他们停泊我不能逼近。他们有优游自得、以逸待劳的态势，正打算向东就向东适宜，打算向西就向西适宜，择肥而噬，伺机而动，顾盼自雄，意气横溢。我们则望洋兴叹，不知所措。当海军尚未灭亡时，言官想要直捣长崎、横滨，作为围魏救赵之计。不知道我们的海军且在海口失事，能在外洋得志吗？一泛沧溟，就晕眩呕吐不能行立，恐怕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将要举步后退。前往幽燕而向南，脚能认识长崎、横滨在哪里吗？然而海军不可用，还说是中国的短处。中国的长处，没有比得上陆军的。而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又败于澎湖，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之军，就地招募，无不败。即使威名显赫的湘军，也败了，而且较诸军尤为大败。将领互相推诿而不敢前进，乡民甚至以从军为戒，听说与日本作战就退缩不应募，或者已经招募而在中途逃亡。虽然将领不得其人，但也有善于调度能苦战的人。死亡数万人，也不少，义勇之士。而最终到这一步，那么陆军对于海军，又未必相差悬殊。至于军饷器械的损失，大小炮以千计，炮弹以万计，枪以十万计，子弹以百万计。其他刀矛帐篷锅衣服等尤其琐碎不足计。损失的银钱与工料以千万计，统括中国所耗费的战守填防月饷加饷转运一切，又数以千万计。司农告匮，外库搜刮无遗，下而劝捐勒捐，房捐商捐加税加厘，息借洋息借民财名目杂出，剔指钻髓。而且陕甘云贵的协饷，以及廉俸与凡应支的概支，我们都不发放。卷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敌的一败，而添购军械的尚无所从出。于是赤手空拳，坐待死亡。向来主张战争的人，才开始目瞪舌挢，神魂丧失，不敢出一语。偶尔蒙受顾问，只是顿首流涕，相持嚎哭而已。而求和的态势于是不到，摇尾乞怜，哀鸣缓死不止。嗣我认为，孟浪主战的臣子，以国家为侥幸，事败则置之不理，而逍遥于事外，其罪尤加败将一等。而日本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战鼓经年，其阵亡的真正日本人才六百而已。军饷器械更有得无失，您认为中国可战乎？不可战乎？

前见某某上书言

译与西洋人作战不应当使用枪炮，而应当将这一切都抛弃，只依靠自己的气势……共同坚守这一信条，却持有“变化之气”的说法说：专心致志确实如此。看他的文采非常华美，书法也非常精妙。中国的名士，大抵都是这样。洋枪洋炮的威力，对西洋人来说不过是次要之事，但也没有仅凭徒手就能抵御的道理。大概是误信了孟子“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的说法吧？然而孟子明明提到了秦、楚二字，何曾说过可以抵挡英、俄、法、德等国的坚甲利兵呢？就拿大炮来说，最大的克虏伯、阿模士庄炮，能射击五六十里，炮弹开花可以穿透一尺左右的铁板，能让一万人同时死亡。虽然绝对没有一万人肩并肩、脚叠脚等着挨打的道理，但其威力所及，终究不可不知。由此推论，他们只需发射数万发炮弹，而我四亿黄种人就可以灭绝。还认为气势和精诚足以抵挡吗？况且他们的法度、政令、工艺、器物，有比我们精妙十倍的地方，起初不必完全依靠蛮攻蛮打，自然可以从容地征服我们。如今日本已经占据了险要之地，已经控制了命脉，已经具备了席卷囊括的态势。值得庆幸的，或许是各国担心妨碍商务，不会立即完全实现他们的野心罢了。可悲啊！将会看到中国所谓的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全都变成洋奴而已。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难道不令人悲痛吗？却仍然妄引“攘除夷狄”的说法，妄引“排斥杨朱、墨子”的说法，妄引“利用夷狄来改变华夏”的说法，妄引“不珍视异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的说法，妄引“在两层台阶上跳千羽舞、七十天苗族来归顺”的说法。如同死亡已经迫在眉睫，还说“我本来没有病”，凡是说我生病并给我进药的人都是异端。极大的愚昧不灵，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况且您难道不知道天下的大患，有不在战争方面的吗？西洋人虽然以商业竞争为国家大事，但他们用来作战的手段，也就是用来经商的手段。以商业作为战争，足以在无形中灭亡别人的国家，其计谋极其巧妙而极其毒辣。现在的谋士，动不动就说海防，不知道曲折蜿蜒三四万里的海岸线，怎么防守？既然没有铁路使调度灵便，就应当有海军可以南征北战，首尾呼应。训练一支军队而巩固数省的防线，使数万里的海面不至于完全被敌人占据，就像围棋中所说的“做活”。如今又失守于非己方之人，将从何处开始防守呢？于是有主张组织民团、渔团的说法，这只能用来虚张声势、壮大声威罢了。如果责令他们抵挡强敌，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近乎儿戏。有主张放弃海口海岸专门防守内地内江的说法，这大概是认为西洋人只能水战，对夷狄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西洋人尤其擅长陆战，有正规军也有精锐，谋略能胜，勇气能胜，如果让他们得到我们的海口海岸，所谓“括糠及米”，而内地内江又变成了海口海岸的形势。那么又将放弃它们吗？所以没有铁路没有海军，简直是没有办法防守。况且他们也不一定真的与我们交战，率领几艘铁甲舰，今天在北洋，明天在南洋，后天在闽广，忽离忽合，来来去去只是游弋而不接战，他们花费不多，而我们必定倾尽天下的财力来防守。防守严密他们就退，偶尔疏漏他们就进，一夜之间多次惊扰，乘虚而入，不到一年而我们无不疲惫至极、内部混乱，这是屡次使用多种手段的旧计谋，楚国因此灭亡。如今日本人专门确定几个地方，明目张胆，与我们接战，还算他们老实容易对付。至于西洋人，则更不必屡次使用多种手段。每年从中国获取八千万，比起国家的岁入还多出一千万，而且没有国家的费用，仅商务这一项就已经远远胜过做中国的木那克（蒙古）。等到膏血枯竭，四亿人民僵仆流离，自然不能逃脱他们的掌控。现在想要闭关绝市，既然终天地之间没有这一天，就不能不振兴商务，即用他们人的矛反过来刺他们人的盾，难道一战就能解决的吗？假如战胜日本对中国全局毫无裨益，反而恐怕因此骄傲贪婪而人心中的弊病永远深入痛处，所以失败者未必不是幸运，求和者尤其应当以之为急，只是不应当这样求和罢了。再想想您轻敌的意思，大概还是把他们当作夷狄，这是天下士大夫的通病，有断断不可不改的。

译古语说：“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必须先求自己有值得重视的地方，然后才可以轻视别人。”如今中国的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没有一项能与夷狄相比，哪里曾有一丝一毫所谓“华夏”的样子？即使想与夷狄并列，尚且做不到，何况谈论变革华夏呢？就像万国公法，是西方人仁至义尽的著作，也就是《公羊春秋》的法度。可惜中国自己求取灭亡，被外国所不齿，竟然不足以列入公法之中，并非公法不足以依靠。欧洲方圆百里的国家很多，比如瑞士，国势很强盛，各国共同保护，永远成为兵戈不到的国家，享受太平之福已经六百年了。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又能超过这个多少呢？更小的，摩尔奈只有三里见方，年收入可达万余元，居然列入盟会，不是公法的力量如此吗？中国自己不变法，以求列入公法，让外人代为变革，那么养生送死的利权，全部操在外人手中，可以使亿万黄种人，都成为白种人的奴隶，甚至全部变成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皮土著、印度和非洲的黑奴。这几类人，都是因为不自振作，等到他人入室，全部被驱赶到海边及穷谷寒瘠之地，任其冻饿。黑奴日渐减少，只配做奴隶；红皮土著起初也不下于千百万，现在则种种骤减，只剩十数倍；虾夷则几乎灭绝。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之人，怎么竟不知道畏惧呢？难怪西方人说中国不虚心、不自省、不自愧、不好学、不知耻、不如人，甚至视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的国家。自从战事兴起后，他们讥评中国的话尤其不堪入耳。偶尔遇到懂汉语的西方人，就故意用哀怜慰勉的话来戏弄纠缠，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而今天又有一种议论，说圣贤不应计较利害，这是就个人而言，或许万般无奈，作为一往无前的自我安顿之计，可以这样说。但如果关系到四亿生灵的身家性命，趾高气扬地直情径遂，不屑于稍计利害，这是把天下人看作华山桃林的牛马，听任其自生自死，冷漠地不改变志向。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这样忍心的圣贤。即使孔子说“季氏的忧患在萧墙之内”，何尝不是用利害来打动他呢？孟子“一不可敌八”的说法，小本来不可以敌大，寡本来不可以敌众，弱本来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计较利害？即使滕文公处境艰难，也不过告诉他努力行善，以听从天意。如果孟子不计较利害，就应当告诉滕文公兴兵讨伐齐楚了。尧舜相互授受，尚且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并传，而《阜财》之歌在游宴时也不曾忘记。这是小民的一利一害，无日不在圣贤起居睡眠之中。如果现在的所谓士人，则确实是不计较利害了。养民不如农民，利民不如工匠，役使民众不如商人，又不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的方法，却安坐饱食，高谈空虚无证的文与道。坐而论道，只有三公才能做到。现在的士人只务坐言，不思起行，这是人人都是三公了。我们的孔子尚且下学而上达，现在的士人只贪上达，不勤下学，这是人人超过孔子了。等到生民涂炭，万众处于水火之中，从虎口中夺回残生，从刀俎下招回余魂，则智慧不足以探究细微，勇气不足以担当大事，只抱持无益的愤激，喋喋不休地招致上级的憎恶，充其量不过发愤自缢罢了，对天下大局有什么毫毛之补？他们平日虚度光阴，更可以知道了。英国教士李提摩太，作《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大略说：西北边地被俄国陆续侵占的，可方圆六千里，这是失地，而知晓的人百无一人。中国五十年前人口已有四亿二千万，按西方养民的政策计算，每年生死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而至今初无增益，这是失人，而知晓的人千无一人。又按西方阜财的政策计算，每年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铤，然而中国日益贫困，这是失财，而知晓的人竟无其人。审视这些，那么中国还能说是有士人吗？

嗣同对此深有痛感，常耿耿于怀不能放下。我平日对中外事务，虽然稍稍用心，终究不能得其要领。经历这次巨大的创伤和痛苦，才开始屏弃一切，专精思考。吃饭时忘记进食，睡下后又起来。绕房彷徨，不知出路。既忧虑本性中的民物，又念及祸患切肤。虽然躁心久定，而忧怀转结。详细考察数十年的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征故籍，近访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疾忌医，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地，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向，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必须变法才能复古。不恤首发大难，尽此尽变西方之法于所谓算学格致，益不敢不尽心。于是上书欧阳瓣强师，请求在本县兴创算学。其旨曰：“士人生在今天，也只有隐居一途

译法度。然而做官有做官的理由，隐居尤其应当有隐居的理由。为天地确立精神支柱，为百姓确立生存使命，以继承衡山王船山先生的学术传统，使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传承不至于断绝。这只有您与刘夫子、涂夫子应当担当重任，而各位门弟子也应当分担这份责任。有的像陈仲子那样治理赋税，有的像冉有那样精通算术，能够理财；有的像端木赐那样精通算术并通晓商务，有的像樊迟那样考察农事，有的像公西赤那样具备出使的外交才能，有的像宰我那样习练语言，有的像卜商那样治理文字，有的像颛孙师那样审定礼仪注疏，有的像言偃那样详究礼乐教化。时间久了，必定会有学问与治事合一，高居德行科第，兼具治理国家才能的人，以及像颜回、冉雍那样的人才，师生同堂，和乐融洽。如果三代那样的圣王兴起，一定会来取法于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今世道的变化，与衡山王船山先生所处时代略有不同，那么学问必须验证于实际事务，以期能够推行而没有阻碍。如果只是著书立说，搬弄昌平、阙里的大门面，而不能施行于当今，那么这种学问有什么可贵呢？听说您曾发表变法的言论，我恳请您先在一个县里小试牛刀，召集绅士，讲明当今的时势与挽救败局的方法，设立算学格致馆，招收聪颖子弟在其中学习。这是今日衔石填海之举，将来未必不能收到人才辈出的效果。对上可以辅佐朝廷，对下也足以供给河西、吴越地区的使用。即使现在付诸衡山王船山先生的噩梦之中，处于万无一可为的境地，这也更加有一息尚存的责任。纵然像春蚕到死，还要捣碎麝香成为尘土。谚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必须有米才能做饭，否则也不能称为巧妇。那么，畏惧困难而追求简单，因为因循陋习的一点点不忍，而连累终身；事情紧急时又蛮横地主张开战，完全不考虑情理是否安稳，这怎么能说是通晓天地人的儒家，推演十事合一的士人，以及包罗万象、本末兼该、体用具备的学问呢？那些蛮横主张开战，以及提出闭关绝市说法的人，是不计利害的。这就像是劝说只有五十里国土的滕文公去讨伐齐国、楚国一样。信送到后，我在路上与涂君商议，大围的师友都蒙受嘉许采纳，于是有了兴办算学会的举动。唐绂丞诸位又向学政请求，将县中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而刘淞芙另外联合一个小社团，考察古制以振兴当今，士风一时振奋。从此倡导扶持正学，大力振兴国家，尤其要依靠您。然而您却慑于讲洋务的名声，随众人一起诋毁，像刚才那些话，非常不是我愿意听到的。我私下认为您天资开明敏捷，不久就会猛醒，现在只是被喧嚣的言论所迷惑罢了。纵观近代名公，他们起初未必都明白，经历的事情多了，见识和力量才卓越。如曾国藩、李鸿章父子，丁日昌，对洋务洞彻，都是由亲身阅历而得知的。左宗棠晚年得志，所以观察最久，他请求制造轮船的奏疏说：“他们既然灵巧，我不能安于拙笨；他们既然有，我不傲慢地认为无所不至，就兴起创制机器。”确实知道首要的事务了。沈葆桢上疏论述船政，自谓“我则一无所知罢了”，他的悔恨是多么深啊！彭玉麟号称不喜欢洋务，然而修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法？又何尝不请求制造兵轮？他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甚至说“孔子、孟子复生，也不能不变法而治”，这是对于洋务独能深入其精髓。黎庶昌任兵备道时，还是诸生，上书言事，似乎深深鄙薄洋务；等到出使日本，章奏截然不同，好像出自两个人。郭嵩焘侍郎从泰西归来，将西国比拟为唐虞三代的盛世，几乎被士论所不容。薛福成副都御史，起初也怀疑他赞扬得太过了，后来亲身出使四国，才感叹欺骗之言不假。阅历，是人所共有的。只要不自我辩护以前的错误，不隐瞒自己的过失，还有什么难以醒悟的呢？即使是我谭嗣同少年时，何尝不是随波逐流，弹劾抵触西学，与友人争辩常常失和，很久之后，渐渐知道怨恨悔恨，急切想要再见面那个人，以陈述我的过错，而有时不再相遇，有时那人已去世，墓上草已长宿，哀叹我的无知，辜负了这位良友，所以尤其希望您引以为鉴戒。

译十年前，我曾撰写《治言》一篇，其中所述尚多隔阂，未能切中事理，如今一并呈上供您阅览，也可以考察我见识的增长。过去我曾以“日日更新”来期许您，您未能立刻领悟，或许我的失误就在这里吧？至于我谭嗣同，从今以后更应当追求革新，决不敢局限于自己已经陈述的观点。您不斥责我的狂妄，如果有更精妙的策略，请全部倾囊相授给我。

第一，筹划变法的费用。除了出卖土地以供国家巨额开支外，其余议院、学堂、乡塾所需要的费用，没有比得上废除天下寺观庙宇的办法了。那些不在国家祭祀典制之列的，即使是在祭祀典制之列的，也应当严格设立限制，节省其奢侈的费用以供正当用途，那么各州县的庙宇都能就地筹集财力，无需再向其他地方求助。如今的寺观庙宇数量多而且奢侈，如果全部废除，不仅钱财不会虚掷，人员也不会游手好闲，而且那些高耸的楼阁建筑也可以作为议院、学堂等公所的用途。至于民间每年节省下来的香烛纸炮等费用，更是多得数不清。黄佩豹两次到达西藏及各个番部，那里的金银财富无与伦比。佛寺大小数以万计，寺产价值千万金的随处可见，佛像和屋顶全都用赤金铸造，其余黄金白银有的熔铸成山，有的埋藏在地下。民俗愚昧但勤劳刻苦，每年有剩余的钱财，就都献给佛寺，堆积得很厚却不知道取用。假如强邻入侵，枭雄窃据政权，这就会成为借给敌人武器、送给盗贼粮食，其危害不堪设想。谁掌握国家大权，愿意思考“冶容漫藏”（修饰容貌却随意存放财物）的教训，赶快想办法收取这些财富。那么中国从此就会富强得无人能比了。

第二，利用变法所需的动力。机器的兴起，仅仅依赖煤炭、火油来驱动运动，那么消耗多而势必枯竭。西方国家有收集地热、日光热来驱动轮船，以及使用电力来驱动火车的。然而地热、日光热的力量很微弱，电力资本费用不足，那么不如利用四川的火井、各省的温泉来设置机器，再辅以地热或日光热，这样可以节省火力了。在各山的瀑布、飞泉处安置轮轴，使水流摩擦激荡产生电力，从而传输到需要的地方，这样可以节省物力了。然而西方人的各种机器力量仍有局限，想要寻求大到没有限量的力量，又不如利用海潮。根据天文学说，海潮与日月相互吸引的力量，能使地球暂时偏离其轨道，所以积累久了必然产生岁差。现在任由它自然消长而不考虑如何利用它，那么也是徒然拥有巨大的力量而对人事没有帮助。可以在沿海潮头极大的地方，普遍建立极大的机器厂，来接受其力量。距离海远的地方，则用电传力的方法，力量没有不能到达的。由此巨灵神也要逊色于开山，共工也要惭愧于陷地，助力的广泛，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第三，严格变法的武备。甲船枪炮日新月异，必定要更新，有一种东西凌驾于其上，其他器具都废弃了。涂大围师深痛战争器具的酷烈，曾经说：“不知道气学、电学能抵御枪炮吗？”抵御它则不能，而有更加酷烈的方法，不亚于抵御它而且更厉害。西方人曾经想将电力施用于枪炮之中，各国聚集谋划尚无精深的造诣，只有英国人玛格森曾制造灵巧的小炮，每分钟能发射六发子弹，适合车也适合船，兼有吸水柜，能减少炮身的热度，使长时间使用不停息，固然已经绝伦超群了。完成这个之后，又精心研究电学，创制电气飞船，无论风向顺逆都可以飞行无阻，进退升降旋转如意，只是还不太快罢了。这与气球同为行军绝技，就是薛叔耘副都所说的“云军云战”。现在幸好西方人尚未达到极精的地步，如果中国从而精通它，就可以无敌于天下。〇各种枪炮都不利于仰击，田鸡炮虽然较好，也不能射得远，而电船、气球飞行的高度常在三十里内外，即使降到十里或几里，也没有能伤害到它们的。因此翱翔所到之处，山海失去了阻隔，深藏的枪炮都成了废物。况且重物下坠的速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逐渐加速，也就逐渐增加重量。速度越快重量越重，一斤的东西从极高处坠落，等到落地时，重量可增加千万倍。所以人乘坐电船、气球，并不一定需要用枪，只取开花炸弹或实心巨弹向下坠落，就已经无坚不摧了。而西方人又有用大凸透镜取日光之火，来焚烧敌人，镜面宽八尺，就可以在三十里之外熔化生铁，这尤其应该参考使用这种方法。那么凡是铁甲船、水雷、旱雷、各式炮台地营以及城墙等，都成为无用之物。然而气学、电学所能抵御的，难道仅仅是枪炮而已吗？只是这种策略惨无人道，尤其要防备别人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应当专门设立一个局，孜孜不倦地制造，或许能力争先手。如果又让西方人先于我们申明国法，我们就是案板上的肉了。

第四，寻求变法的人才。前面说过变革学校、变革科举，这是寻求人才了。而在创办的开始，尤其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重任，不如就责成各府州县的绅士首领，有能倡议废除寺观，或集资开矿，或置办机器，以及有一技一艺之名的，与兴利诸事，就给予服命宠异（特殊的恩宠和待遇），让他们进入议院充当议员，由官府资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完成事业。有阻挠议论的人，登记他的名字不让他做官，并且不准干预地方事务。有一个府一个县都顽固不化不接受教化的，就将停止那里的科举来羞辱他们。赏罚分明，那么人才

译人才奋发，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鉴于中国民风良善懦弱，这是五大洲所没有的，只担心上层不推行罢了，何必担心百姓不跟随呢？大家擦亮眼睛，对太平盛世的渴望胜过饥渴，看到各位公卿变法的奏章，应当逐条列举并详细陈述，希望我们儒家的实学，能另想一个可行的策略，不要谈论空洞的理论，不要崇尚浮华的文辞，应当逐条列举并详细陈述，希望我们儒家的实用之学得以彰显。如果只是摘取一字一句的不妥之处，就立刻加以攻击，那么即使是墨翟那样坚守环带之地的防御，也将无法胜任。希望高明之人明察，这是我们的幸运。

译附录这些治国言论，这是我年轻时所作，当时对中外的是非得失完全未能详尽梳理，便妄自凭胸臆行事，一味推崇自己、轻视他人，全是那些迂阔疏漏、虚妄骄矜的论调，如今我已知悔。然而仍将它们附在这里，用以彰显我的过错，也希望能让谈论此事的人对照观看，引以为戒。

以十二万年作为一个“元”，天便局限于句读比偶的机械对应，人力便无法施展挽救之力。以八十一洲共属一片海洋，地便划定在方格广轮的范围之内，人事便无法妥善地进行变通。于是天地神奇的变化，束手就擒、俯首帖耳，一切听任万物相互积累而逐渐推移。天地且颓然日益走向败坏，这也是因为用私意窥测一隅，不顾情理是否安适的缘故。

如果从已经形成的纲纪、本来可以记载的规律出发，进行计算和条理分析，那么天每四千年经历三次变化，地每九万里划分为三个区域。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我无法得知。夏朝兴起，使天下脱离洪水猛兽的灾难，让东西南北海隅的百姓，能够耕田建房，一同登上大顺之境，这确实已经焕然一新，不同于旧貌了。虽然夏朝创立制度、彰显功业，主要都是沿用黄帝、尧、舜的井田和封建制度，以九州为起始，以四食为排列，少康中兴艰难地传承了禅让与世袭的交替，至于其他车马服饰、礼器、百官、宗庙、乐律、政刑、正朔、徽号等，无不囊括五帝的终结而开启三王的开端。所以天在此时成就，地在此时平定，足以应对第一次变化。

夏朝以后，治乱损益各不相同，但其根本大法，历经商周未曾改变，这叫做“道”。道的时代由此延续两千年，到了秦朝发生第一次变化，秦朝完全抛弃先王的法度，视如弁髦敝屣，以迎合后世一切苟且的治理方式。郡县取代封建，阡陌取代井田，礼乐变为会计，诗书变为狱吏，这种急切追求和快捷应对，也足以取悦一时，并钳制世上那些辨别滋味、声音、色彩的人，使他们无法逃脱其控制。等到万物疲惫至极而想要收敛，便会在杂霸、黄老之学的君主，以及稍有条理的宰相那里得到喘息，被视为一种治理。所以秦朝以后，治乱损益各不相同，但其根本大法，经历汉、隋、唐、宋、元、明未曾改变，这叫做“法”。法的时代由此延续两千年，到了今天发生第二次变化。

开辟以来未曾通达的地方，珍宝未曾进贡的地方，翻译未曾重视的地方，使者未曾到达的地方，星辰寒暑改变其居所，而舟车人力穷尽其路途，向东挖掘若木的根源，向西穷尽虞渊的深渊，南北拉伸两极，如同用竹管贯通而用绳索联络，其间虚空与实地、扎根与漂浮的事物纷繁复杂，无不蜎飞蠕动、跂行脊运、错蹄交向于上国，并且轰然、蒸蒸、訰訰地兴起，与之抗衡。上国一再不胜，且俯首折气，日益处于下风，而没有停止，等级下降。统一变为列邦，朝请变为盟会，信义变为货币，仕宦变为商贾，而上国已经衰弱，百姓已经受苦。这是三王所逆料而不能阻止的，也是汉朝以下的人震惊于未曾听闻的。这叫做“市道之世”，这是天的第三次变化。

赤道以北，恰好位于三百六十经度的中间，西至流沙，东南至海，北不尽兴安岭，是八方风雨汇聚之地，圣贤帝王居住之所，经纬风教礼教，由此敦厚，三纲五常由此完备。这足以特别成为一个区域，叫做华夏之国。而东边的朝鲜，西边的回藏，以及越南、缅甸的遗民，仍然面向内朝，震动于先王的声音威灵，服从教化而敬畏神灵，都隶属于此。由此向东起于日本，向北延伸至俄罗斯，向西折向南，到土耳其，再到西印度，西北越过地中海到布路亚、西班牙、德、法、英等国，再向西越过海到北亚美利加，它们的土地不同于法治，风俗不同于艺术，它们禀受于天而彰显于用，是人赖以生存、国家赖以建立、上下相互维系的原因。相对于华夏则片面而不全面，简略而不详细；相对于禽兽则片面而固然是全面的片面，简略而固然是详细的简略。这足以成为一个区域，叫做夷狄之国。而北边的瑞典岛，南边的荷兰岛，都隶属于此。由此向南起于阿非利加，西至南亚美利加，再西至澳大利亚，则都是荒莽未开化的国家。也都低于夷狄，适宜自成一个区域，叫做禽兽之国。而靠近南极的岛屿，都隶属于此。

站在华夏的角度来说，从东到北到西，或左或右或后三方，环绕拱卫的，都是夷狄。其南面空旷浩渺，而零星杂乱排列在面前的，都是禽兽。这是地的三个区域。

以天的变化来看，市道不追求法，法不追求道，而天穷尽地的区域，夷狄率领禽兽侵犯华夏，而地混乱，不早不晚，荟萃盘结于一朝，这固然是天地从旦至宵，生民从长到消，正将休息于归墟，以待别起而为更始。虽然如此，难道只有天地的主宰是这样的吗？治不自治，乱也不自乱，人为的质文交替，是势所必变的。夏商的忠质，固已伏藏周代的文饰，周代的文饰固已伏藏后世文胜而质不存的局面，周代以后都弊于文胜质不存，如今更是加剧了。审察于此而进行挽救变通的方法可知，抑且审察于此而夷狄加于华夏的情况，也都可知。

译怎么证明它是这样的呢？夷狄凌驾于华夏之上，是因为夷狄由忠厚而质朴，并且趋向于文采，而这正好赶上华夏文采胜过质朴、质朴已经丧失的时候。夷狄产生人类和万物比华夏晚，不知道晚了多少千万年，他们初创时的简略，还和上古的蒙昧相近，而人心质朴因此没有流失，所以夷狄的财富不足以使我空虚，夷狄的强大不足以使我孤立，夷狄的愤懑充盈而突然兴起不足以使我灭亡，夷狄的阴险狡诈而频繁肆虐不足以使我被算计。只因为他们发布一道命令全国就奉若神明，确立一种法律全国就遵循如准绳，君主与百姓相连如同脖颈与头颅，名分与实际相符合如同形体与影子。先王谈论治理说：“道统一则风气相同，道并非真正的道却必然统一，风气并非真正相同却必然一致”，这就是他们忠厚质朴的效果，也是他们崛起强大足以振作的原因。世人谈论夷狄，说他们的教化出自墨家，所以兼爱互利而没有缺失，好学而广博不改变他们的本性，勤于死亡而轻视生命，节约用度所以连秋毫之利都要剖析，崇尚鬼神所以推崇地狱之说，每天追求新奇而毁坏古代的礼乐，他们的习俗擅长工艺善于制造器具，制造器具不离开规矩，景教的十字架，是矩，是墨家的道，转动它就是规，所以他们的数理都出自圆形，而圆形最终无不归于方形，切割圆形就是切割方形以使圆形成立，三角形是方形的角，所以他们的教化出自墨家，但现在不仅仅如此，出自墨家是从其源头来说的，他们出来治理国家不仅仅如此，他们出来治理国家，刑罚必然执行而奖赏守信，苛刻严酷而少恩，横征暴敛而随意征收，法律苛刻而断案严酷，君臣用刑名互相责难而父子不相亲近，奋发严厉地推行战争以耗尽国力，这是以前的夷狄，是墨家式的夷狄。现在的夷狄，是法家式的夷狄。墨家的学问，出自夏朝的忠厚；法家的学问，出自商朝的质朴。而又接着以靡丽来延续，所以说：由忠厚而质朴，并且趋向于文采。趋向于文采，那么也就趋向于文采胜过质朴而质朴丧失。文采胜过质朴而质朴丧失，那么他们的衰败就是妖孽，不一定从天上坠落；祸患不一定从地下产生；物产不一定供给不足；盐铁的大利不一定有时短缺。而世道衰落风俗浇薄，风俗浇薄则人人自私自利，而百姓离散；那么政令不能施行，而上下互相困厄。上下互相困厄，那么所举行的都废弛，而国家因此不成其为国家。即使想要像华夏那样质朴丧失，却还可以保存，又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呢？他们的文采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文采，所以他们的弊端也将是一弊到底而始终如此。文采不是真正的文采，那么质朴也不是真正的质朴；忠厚也不是真正的忠厚；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为什么似是而非？因为走到了相反极端。天下只有相反，到了极致的归宿，必然相似。相似到了极致，也恰好得到相反。循环运转，一左一右，是相反的，但最终相遇。绕着地球行走，一东一西，是相反的，但最终相遇。这还只是就一个事物而言。朱砂像紫色，而一正一邪；碔砆像玉，而一贵一贱；驺牙像虎豹，而一暴一仁；卤沙像食盐，而一养人一杀人。相反没有比水火更甚的，却互相济助以产生利益；相反没有比刑罚和奖赏更甚的，却都是忠厚的极致。所以周朝的文治以圣明著称，而王莽曹操以奸诈著称；伊尹霍光以权谋著称，而齐梁君主以互相残杀著称；诗礼不是用来发动的却发动了，是习染所致；仁义不是用来窃国的却窃取了国家，是一并窃取。异端迷惑人心，何尝不是自托于圣贤？巧言颠覆国家，何尝不是自称为忠言？观看龙门开凿，然后知道大巧若拙；观看昆阳之战，然后知道大勇若怯。因此它们之所以相似，就是它们之所以相反的原因。知道它们相反，那么华夏用来自我治理的方法，本来自有其道了。

译如今那些自称能治理天下的人，治理天下并非不显得庞大而喧嚣繁杂，但概括其言论的宗旨，主要不出三个方面：一是说我们中国的帝王之臣，怎能容忍与腥膻的羊群混杂？惩治扰乱夏朝的刑法尚存，司马九伐的军法也不应长期搁置。为了百姓而与封豨、长狼、貙、罴等猛兽争夺这片土地，本来就要一鼓作气将其歼灭。这是兴起并进取，是主战派的观点。二是说如果一战不胜，我们将无法支撑，难道不应当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讲求信用以柔服对方吗？这是上天的安排，非人力所能为。这是收敛并退让，是主和派的观点。三是说我对付他，而我却无法完全制服他，而他却日益嚣张。看到可以战就暂且战，看到可以和就暂且和。既不做牛后，也终究不做戎首。况且我生前看不到的事情，我又何必去辨析？这是不进不退而又亦进亦退，是主守派的观点。至于战，我不知道依靠什么去战。至于和，现在的祸患正逐渐蔓延而没有止境，这种后者的说法似乎更贴近实际。然而误导国家并导致至今成为祸害的原因，也常常由此而来。侥幸没有立即败亡，就从容地纵容奸贪。上天或许保佑我们，就在两端之间首鼠两端。庸医不杀人，却能把人置于不生不死之间；庸臣不亡国，却能把国家置于不存不亡的不安境地。在宽闲中坐失岁月，却给后来的人留下艰难。即使有贤能的人，不是也很难吗？所以战事不可不早早谋划。用于战事的工具如测算、制造，也是志士应当做的事，而诋毁这些的人是拘泥的。不得已而用和来缓解我们的力量，用于和事的工具如立约、交聘，也是官员应当慎重的，而依赖这些的人是愚昧的。但总之，华夏用来自治的方法，都不在于这些。华夏对于夷狄，既然已经有相反的情形了。夷狄因为文饰而衰败，华夏本来可以反过来用忠。忠就是内心真诚而竭尽己力。就自己而言，华夏的自治就是竭尽己力。先王的典章已经彰明，祖宗的恩泽正长。举而行之，人存政不亡。有人说：儒者博学而缺乏要点，迂腐而缺乏实效。然而他们所说的缺乏并非儒者本身，所以平庸之辈得以冒充。使天下扰攘的，统一于礼，然后风俗才能敦厚。风俗敦厚而法律才能公平。每天在外侮中奔波而荒废根本的图谋，这就是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就他人而言，出治者先自治就是竭尽己力。我认为独自放逐则方洲部。我认为家见微，延伸则甲胄干戈，威福用来装饰喜怒；喜怒不中，而威福废黜升降，用来施行好恶；好恶不审，而升降歪曲。所以王道始于耕桑，君子慎于衣冠。如果仅仅依靠科条，又怎么不明白内外呢？有人说：忠是忠了，但用来激励薄俗，与向路人讲姻亲有什么不同？用来驾驭强胡，与救焚溺而用陔夏有什么不同？不是不说寒谷可以种黍，我担心实行起来石田无稼。回答说：这难道容易与俗人言说吗？其理可以说这样。性有秉彝，所以三代的治道不易；民道有隆污，所以未定之天能胜人。事不求可，功不成，君子立本以趋时，居易以俟命，本来就不同于策士的纵横。创业垂统，求为可继，强求善者人，而成功者天，诚然可以期待必然成功吗？孟子不以告滕文矣。而且期待必然成功，那些主张战、和、守的人，能必然成功吗？还是不能漫无边际地说。无可必然而姑且期待，将不是自欺而欺人吗？君子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能不自欺而已。又怎么敢言治理天下呢？言不自欺而已。听吾师蔚芦先生说：“子脍以子之亡，不得谓尧舜不当行礼让；李密以无恒戮，不得谓汤武则不当用征诛；新莽败于井田，不可删尚书之禹贡；王安石祸于青苗，不可毁文公之官礼。天下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固未有不罔于从违者。”而且世之自命通人而大感不解者，看见外洋舟车之利，火器之精，剜心鉥目，震掉失图，说今之天下虽孔子不治。唉！这是什么话？自开辟以来，事会之变日新月异，不可计数。子张问十世，而孔子答以百世可知，这难道是用凿空之论来疑罔后学吗？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也，今之夷之情犹昔之夷之情也。立中国之道，得夷之情，而驾驭柔服之方，因事会而为变通，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代而如操左券。若使夏禹受禅帝启，即有崖山之沉；周武兴师尚父，即膺黄巢之戮，则可以云邹鲁之不灵，六经之有毒了。但总之决无虑此，这才是真正能不自欺的。夫不自欺，忠也。救文胜之弊，而质赖以存也。夫不自欺，自知而知人，明而致知之征也。夫不自欺，又是意之所由诚也。夫言治，至于意诚而治乃可以不言矣。夫圣人固曰：“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身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图存四策疏

两广

译总督陶模

译奏报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旦夕之间，恭敬地呈上保全国家的四条策略，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臣听说普鲁士被法国围困时，国家社稷危如累卵，全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威廉皇帝与俾斯麦上下一心，整顿修治国政，于是击败了法国和奥地利，称霸中原。日本遭受俄国、德国、美国的侵略时，内外交困，国家几乎灭亡，睦仁天皇信任并重用大久保利通等人，毅然改变策略，于是国家蒸蒸日上，足以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因此，敌国和外患，割地赔款不足以导致亡国；国内政治不修明，积弊不消除，民智不开启，利权不保护，这才足以导致亡国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自甲申年（1884年）以来，各国环视中国，侵蚀我的边境，剪除我的藩属，掠夺我的利权，虐待我的同胞。去年因为直隶、山东一带拳匪起事，导致引发巨大祸端，皇帝车驾迁徙，宗庙震惊，这确实是朝廷卧薪尝胆的时候，臣子忧心忡忡、悲痛欲绝的日子。恭敬地阅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以变法自强为最紧要的计策，仰见皇太后和皇上惩前毖后，深谋远虑，臣感激涕零，希望效尽微薄之力。私下认为变法之道，只变其末节而不变其根本，只变其名称而不变其实质，只变其一端而不变其另一端，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弊端更加严重。恭敬地根据我有限的见识，为皇太后和皇上陈述如下：第一，废除科举以兴办学校。三代以上，大学、小学的制度兴起，如今西方各国与之完全吻合。秦汉以后，选举与学校分离，才开始有科举科目，沿袭到前明，于是以八股文一门取士，谬种流传，时间久了弊端更加严重。聚集这些千百个只会章句帖括的士人，对于历代政治、本朝掌故、各地利弊、世界形势，茫然无所知。试问让他们管理一个县或一个府，尚且格格不入，却想与他们谈论时务、推行新政，为国家扶危救难，这就像剖冰求火、南辕北辙一样。然而自甲午战争以后，诏令设立学堂多次了，但人才却不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利禄的途径仍在科举，想让他们舍弃诗赋、八股、小楷的惯技，放弃举人、进士的荣途，而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此，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变法必须从设立学堂开始，设立学堂必须从废除科举开始。现在应当明确颁布谕旨，立即停止制艺大卷、白折等考试，命令直隶各省督抚通行所属各州县，限一年内建立一所小学堂，筹集经费以原有的书院为基础，此外如宾兴局、各种善堂以及各庙产业都准许移拨动用，再有不足，则由各地绅士就地筹集。科举既废，进身的阶梯除了这个别无他路，自然无不踊跃从事。超过期限而不能建立的，革职永不录用。府治设立中学堂，省会设立大学堂，依次举行。更请先命令南北洋大臣限期设立寻常高等师范学堂各一所，以便选拔教习，兼采英美日学制，厘定章程，融会贯通中外，斟酌尽善，颁行天下，明确显示一定的标准。小学、中学、大学依次递升，毕业之日考核其等次，给予执照。朝廷用人，一律从学堂中选取，根据其所专精的学业授予相称的职务，士人没有无用的学问，官员没有不熟悉的事务，万众一心，争相磨砺，风气所趋，云集响应。十年以后，民间私设的学堂且将数倍于官设的学堂，人才辈出，用之不竭。第二，改革官制以统一事权。国家设官多沿袭明制，大小相互制约，上下相互牵制，意在防止弊端，不注重办事，有时一事而有数官，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有时一官而兼数事，敷衍者得意，认真者困顿，闲散杂职无所事事，白白耗费俸禄者不知有多少，官场壅塞，非钻营不能得，差事俸禄微薄，非贪婪无以养活家室，流失败坏，因循废弛，于是酿成这种不痛不痒的局面。官员是国家的耳目喉舌手足，现在不让他们各尽其职，反而牵制束缚他们，不让他们各司其事，反而混淆更替他们，这与聋哑废疾者相差多少？古代长官有佐官而无副职，汉代制度以郡领县，郡守直达天子，牧令称职且长期任职，有的累迁至九卿而不调动其职位。近代美国号称治理极好而官制最简，各州知事与次官、参谋长互相出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县级官员直接隶属于政府，深知任事之不易，非此不足以尽其权而尽其用。现在应当参酌中外，变通旧制，中央设十部：曰外部、内部、户部、学部（教育部）、兵部、海部、刑部、农商部（农林工商部）、工部、藩部。每部设大臣一人，次官二人，司员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地方官每县设刑官一人，主管诉讼狱讼，农商务官一人，主管户口财赋、训导农业、通商惠工，每省设护巡抚一人，名义上如同代巡按的体制，但只有稽察举劾的责任，而无升调黜陟的大权。此外只有出使大臣、参赞、随员、领事、盐务监督、各关监督、税务司，除军官不计外，全国官员只有这些。更应当仿效欧美制度，酌情增加俸禄，使他们足以养活家室而有盈余，人人没有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

译志行其职务分内应当做的事。官员的等级，则各部大臣为第一等，各部次官、各省巡抚、出使大臣为第二等，各部司员、各县刑官、农商务官员、监督、税务司、参赞、随员为第三等。这第三等就由大学堂毕业并领取头等执照的人担任，查验他们在学堂的凭证，就知道他们学习的是什么专业，担任的是什么职务。一件事必定有一位官员负责，一位官员必定负责一件事，就不会有闲置的官员，也不会有荒废的事务了。

译第三，实行印花税以抵补厘金。西方政治家说，观察国家的强弱存亡，以进出口货物价格的增减为标准。自通商以来，财政漏洞日益严重，每年亏损多达五六十万两。内地厘金的收入逐渐减少，这是由于洋商只缴纳子口税，而华商贿赂购买报单的缘故。国家每年的收入不过一千多万两，从百姓身上征收的赋税何止是原来的数倍？这简直是阻塞商业发展的门径，而吮吸百姓膏血的利嘴。过去御史陈璧、盛京卿盛宣怀，屡次提出撤除厘金的建议，这对国家百姓都有利，只是不利于中饱私囊的胥吏，他们在暗中阻挠，地方大员又用空话搪塞推诿，这种剜肉养痈的做法，实在令人痛恨。臣认为，如果厘金不撤除，土货的亏损、华商的困境，将日益严重。洋货仅缴纳半税，反而能畅通无阻，再加上机器制造的便利，导致国内生计日益窘迫，大权旁落，不必等到被列强瓜分，国家也将自行灭亡。应当请求命令各省督抚，限令一年内将所属的厘金关卡全部裁撤干净，并及时向各国宣告，从某年某月开始，无论洋货还是土货，一律免除内地厘金，同时酌情增加进口税，这样名正言顺，他们必然没有借口推辞。臣更保证，三四年后，出口正税必定能突然增加一倍，七八年后必定能突然增加数倍。区区一千多万两的收入，难道还担心没有来源吗？如果想要筹款来抵补，那么没有比实行印花税更好的方法了。欧洲各国印花税是岁入的大宗，比利时疆域不及我国的百分之一，而这项收入已超过我国全国厘金的总数。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上面没有苛刻压迫的情况，下面没有偷漏税款的弊端，与厘金那种祸国殃民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应当请求命令出使大臣，详细考察各国的章程，选择最好的方法实行，有利无弊，可以稳操胜券。

第四，使用民兵来代替营勇。欧洲西部的兵力强大，是前代所没有的。俄国常备兵额将近百万，战时可得四百万。德国、法国等国也是如此。日本仅有三个小岛，陆军也有二十万。日本人曾设想过一种极端情况，认为即使不幸海军覆没，只要有这支可依靠的陆军，也绝不会亡国，这确实是探求根本的论断。我国疆域广阔，是日本的二十倍，东起黑龙江、吉林，西至新疆，与俄国接壤长达二万里，西藏、云南、广东邻近英国和法国，铁路尚未贯通，征调军队非常困难。以最少的数量来说，常备兵非四五十万不可。英国、美国的士兵月薪多的有四磅，日本在各国中最为节俭，月薪也有十元，我国仍然用一两几钱的饷干，招募疲软的士兵来凑数，这简直是驱赶羊群去和熊虎搏斗。如果仿照日本，每个士兵月薪十元，计算每年应花费六千万两，已超过我国岁入的一半。现在的计策，非撤除营勇、使用民兵不可。绿营应立即撤除，酌情发给几个月的饷干，及时遣散。防营应缓慢撤除，缺额不再补充，淘汰弱者保留强者，计划在五年或七年内全部裁撤干净。同时责成地方官清查户口，详细建立册籍，作为使用民兵的基础。中国的人口，在乾隆、嘉庆年间号称四万万，我推测此时不止这个数。现在应当大致仿效欧洲西部的成法，男子二十一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全部编入兵籍。每人每年缴纳兵费洋一元，以一亿人口计算，每年可得到兵费一亿元。每二百人中挑选身体结实、手脚灵便、头脑清楚的一人，实际补充兵额，充当常备兵。八年后退为预备兵，再过八年退为后备兵，再过八年才退出兵籍。常备兵月薪十元，预备兵月薪五元，后备兵则自谋生计，不再发给军饷。各兵的月薪当时只发一半，将另一半存入国家银行代为生息，等到退出兵籍时如数发给。其中有战功的，依次提拔为军官，直到都督为止。既有了养老的资金，又有上进的希望，人人都以被选入兵额为荣耀。朝廷不花一分钱，却得到一百五十万士兵的效用，哪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呢？

以上这四项策略，考察当今世界，实为五大洲的通行义理；考证古代，也是夏商周三代的良法。这是道理上必然如此，形势上必定到达的结果。皇太后、皇上若能毅然决断，发愤图强，成为天下的雄主。对阻挠的部臣加以治罪，对敷衍的地方大员加以治罪。三年以后纲纪举张，一年以后国势必将大为振奋。

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建议：美国废除了对黑人的禁令，文明才大大开启；英国将爱尔兰视为一体，商业才蓬勃兴起；俄罗斯消除了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之间的界限，才得以雄踞欧亚；元世祖严格区分北人、汉人、南人，所以国运不长久。从前代来看是这样，从列国来看也是如此。当今世界，白种人横行天下，常以消灭其他种族为政策，蚕食非白种人的土地，将要波及我国。我国全国的人民实际上都是同种同族，合力自保，尚且恐怕来不及，万万不可再划分界限，加重臣民隔膜的习气，开启外人蔑视的心理。应当请求皇太后、皇上废除满汉界限，在入学堂、授予官职、补充兵额、办理事务等方面，不应歧视，要一视同仁，让同族的情谊深入肌肤，这对全局确实关系重大。臣私下看到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叛乱时，江宁、杭州的驻防八旗几乎灭绝，汉人遭受的毒害没有比这更惨酷的，说起来令人寒心。犬马般的忠诚，

译我不自量力，冒昧地瞻望朝廷，泪水流尽直至出血，心中惶恐战栗到了极点。恳请皇太后和皇上圣明鉴察，恭敬地呈上此奏章。

译中国边事论

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

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先生驻留北京多年，乘船骑马，足迹遍及四百多个州县，对中国军事留心考察，著述极丰。仅看《论中国》这一篇，已可见其用心良苦。不知华人读后是何感慨？是视如浮云过眼，还是大为寒心？唉！今日中俄保护提携，谁知他日不演变成吴越相争的局面呢？他的论述大略如下：

我国俄国在亚洲与中国接壤一千五百余里，关乎国家安危，难道不重要吗？然而接壤之地，并非其本土，而是长城以外的属地，西起新疆，东至满洲一带，作为边防的要地，自不必说。俄国对于中国，无论是军事策略还是邦交关系，与此地都极为关键。本文主要叙述中国外部军备以及攻守的难易，并兼论其内部情况。

北京平原，指直隶省一带地域，是皇帝都城所在，防备森严，常集结大军以抵御外患。一旦有事，便分发兵勇，所有对敌作战的军队都从此处调遣。如果首都支撑不住，那么中国的大势就可知晓了。以上总论北京作为中国都城，其地不在国家中央，实际上偏在北方，距离长城以南仅一纬度。西北山林连绵封锁，东面渤海有白河、运河、新开黄河等贯通平原向东流入大海。又有运河，其河口通白河，舟船便利。天津各河三水交汇之处，向西的河流有的汇聚，有的分流，到处多沼泽。昔日黄河之水纵横汇注于九条河道，如今秋季淫雨不止，河水泛滥溢入沼泽，无法估量。自天津至保定府一带低地，如同在大湖之中。此处平原土质肥沃，但天津以南至运河以东，洪水卷走土沙，不生植物。西方山麓之地贫瘠不长草木，也多沙砾。观察平原一带，不能称之为富饶。然而其土产供养省内百姓，绰绰有余。环绕都城有八旗军将士及家眷居住，其俸禄一半以谷物发放。因此历来南部各省，每年贡米存入北京及通州官仓，然后颁发，永远沿袭为例。假如军粮充足且能执行严法，那么屯驻在北京平原的大军，即使战争日久，也不会出现匮乏。然而官吏专横放肆，私窃官粮也不顾惜，积弊多年，往往暴露恶迹，导致军事颓败，比比皆是。除谷物外，还有燃料及肉类，是此地所产。西南山地与北京平原下有煤坑，散布在砂土或花岗岩层岩下，极易采掘。煤炭丰富，如天津、东北永平地方，以及北京西方诸山，处处皆然。北部蒙古及多产肉类，中国人本嗜猪肉，膳食必供，其余所用肉品极少。畜牧业除养猪外，不见兴旺。北京平原大概如此，今欲践踏此平原，应审慎进退道路。北京平原之地，群山环绕，西北诸山能阻碍敌军前进，其天险足以妨碍大军行进。山岳蜿蜒，溪谷洞开，有一二处天门，非从此路不能行军。考察长城沿壁的通路如此。京城西北有一条捷径叫南口，往日路面狭隘，仅容鸟径羊肠，如今则加工修筑变得宽广。自南口向北有溪谷叫怀来，分岔东西，一路至塘子口，一路至宣化府及贡关，疑即张家口之关隘。南口东北有一条狭路可出长城外，道路险难，仅容车马，只能徒步。又有一条狭路通承德，险恶不亚于前者。又有一条路自承德南下，横断长城抵达北京，为白马关。白马关东有铁门关（注：原文此处似有衍文或误字，依文意应为铁门关），道路稍广阔，军马进退游行自在。昔日北方国家侵扰中原，常由此路。自铁门关至山海关一带之地，峻岭高耸，耸峙不通樵径。山海关之路在史册上著称，北方人攻打汉地，此为要冲。其余自北京经由保定、柏井至山西的通路，以上通路自古以来，黄沙青草，不知留下多少铁马蹄痕。在这五条通路中，广阔平坦可行大军者，唯有山海关一条路。近来自天津经由永平创设铁路，搬运便利，也是由此路。此外虽有白河舟楫之利，但冬季三个月河水冰冻不可行舟，难以通行。道路有五条，而风雪天时诸多阻塞，这也是兵家所不宜忽略的。

北京平原东方一带，渤海波平，不闻外寇警报，难怪其无防备。自中国政府与欧洲交往以来，波涛屡惊，今非昔比。起始于鸦片战争；其次，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同盟军登陆，不出数旬，直逼北京，烧毁都城。而中国从旧梦中惊醒，开始谋划防御，完全仿效欧洲法式，修筑要塞。于是惨淡经营，因辽东及山东两半岛地势当防海要害，聚全力于此，以抵御外敌。盖因中国军制以防卫都城为重，故常屯大军于此。然而形势一变

译如今又在沿海各寨部署军队，作为军事防备的要地。中国军队的兵勇，以八旗营为最多，是国家赖以安定的依靠。他们环绕京城驻扎在城郭内外，所守卫的不只是京城，凡是国家军政重镇之处，都有营房，如山海关、承德、多伦诺尔、古北口、密云、通州以及保定府等。那些修筑要塞的地方，如大连湾、金州、旅顺口、威海卫芝罘、营口、山海关、北塘以及大沽等。除了驻守京城的兵勇外，还有芦台、北塘、大沽、新庄、杨柳清、天津等各个军营，用以防备从白河方向来的敌军。外敌若想进攻北京，经由这条路，行程较为便捷，且有白河这条自然水道便于行船吗？那么这些军营的镇守，难道只是虚设吗？平时驻扎在直隶的兵勇有二十四万余人，北京八旗营兵有十二万七千余人，然而能胜任野战的，只有镶字军一队罢了。防海兵勇及驻扎在白河下游的各营兵勇，都归李中堂管辖。如果考察实际情况，足以进行野战的，不过是李中堂管辖的军队及八旗营兵的一部分。试着选拔其中可用的兵勇，一千人中仅有五十人罢了。总之，一旦战役爆发，必然要在直隶以外或北部海岸派遣军队以应对危急，恐怕是做不到的。如果派遣军队，那么京城的防守就会完全空虚，正好使燕京陷入危险境地。推究其极端情况，若与中国交战，想要进攻北京平原，中国捍卫此地的力量过于薄弱，如果不借助其他省份的援助，怎能防御敌军的进击呢？仅依靠京畿内的营兵来控制敌势，也可以说是极其单弱了。以上论述的是北京平原的情况。新疆位于外部，是中国的西北角。距离中国政府较远，所以朝廷的威信和政令，往往无法通达。翻阅近代史书，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片边陲广袤的荒野，与俄国军事的关系，原本就不浅，这是最不可忘记的。试举近代的重要事件，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况且这一带地方，曾经由蒙古大汗统治。到了十六世纪末，汗国分裂为两国，一是准噶尔，一是东土耳其斯坦。中国官书称为塔什干。准噶尔占据了天山以北的土地，东土耳其斯坦管辖山脉以南至帕米尔西部一带。中国当时在此势力逐渐增强。到了康熙年间，于是兴兵远征，出长城之外，在乌尔稽塔什干之地与噶尔丹的军队激战。随后吞并了东土耳其斯坦，使亡国的遗民奉中国正朔。于是为了巩固权势，让蒙古满洲士兵携带家属移驻到新版图，又迁移甘肃、陕西的居民到这里，并且整顿新图的各种事业。移民繁衍，振兴农业，或者命令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民移居到准噶尔，以经营这片土地。然而也没有看到有效的成果。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甘肃、陕西发生叛乱，向北联合准噶尔，势力极其猖獗。中国威令不行，叛徒们占据山中，设立独立汗国，汗如同君王的称号，威风残暴，蔓延四方，波及俄国边境。俄国不忍旁观，于是出兵击退匪徒，夺取了克里雅一带地方。当时实际是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从此过了十年，秩序恢复旧状，于是将此地归还给中国。

译东部的浩罕地区也时而安定时而混乱，俄国借助中国的力量，提供粮草军饷以平定该地。后来中国向俄国支付九百万两白银作为补偿。该一带土地划归中国，并确定了俄中边界，这就是1880年所签订的条约。中国既然收复了这片土地，想要树立威信并巩固根基，便致力于商业、工业等行业，日日谋求兴旺。如盐业、养蚕业、制丝业等，都是其所鼓励推广的。又为了防备内部动乱等意外变故，设立了屯田制度。到1885年整顿就绪，将喀什噶尔、准噶尔合并为甘肃新疆省。凡是农民想要移居此地，给予田产和资财，不满三年不征收租税，以此来谋求开拓和兴盛。查访华人移居此地，前后合计约二千四百五十户，能纳税者一百二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人。然而用税收来弥补行政费用颇感困难，中国每年补贴四百五十万两，到1893年减少为二百五十万两。产业逐渐兴起，税收逐渐增加，边防军队逐年增多，供养的费用也逐渐增加，然后统筹管理的费用才足够，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总之，中国北疆的政务，在养育百姓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在教化方面却有所欠缺。华人不能使当地人心服，如东干、萨尔特、吉尔吉斯、锡伯等族的首领，像蛇蝎一样，反目猜疑，不肯亲近交往，视如仇敌，动不动就欺凌压迫，引发争斗。看来中国的威名不足以使他们信服，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仔细考察新疆的地理，此地乃是古代的咸海，后来变为茫茫荒野。天山山脉从中崛起，绵延东西，分隔南北。乌鲁木齐府以西山岳高峻，连接俄国的舍米列、天山路港。天山以北称为天山北路，以南称为天山南路。自古以来民族迁徙出入，多经由这两条路。昔日蒙古大军西征，确实取道于此，勇猛锐进，践踏欧洲，曾风靡一时。南路道路险峻，直到帕米尔山地，难以通行，大军只能行进骑兵纵队。蒙古大军到此不能前进，突然驻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此外还有阿尔泰、塔尔巴哈台等山脉一带的土地，也是兵家应当注意的地方。其余一眼望去都是沙砾之地，原野贫瘠不可开垦，唯有伊犁河上游及支流较为适宜。从长城西端嘉峪关进入蒙古，通往天山南北路，有两条道路。在北路要冲，有巴里坤、乌鲁木齐两府，是沿途重镇。再向西到达俄国所属的赛米坡拉廷斯克，南路到喀什噶尔则狭窄，这两条路可以行车。乌鲁木齐府位于蒙古中部，当今中国，以此作为治理边疆的中枢。驻屯此地，常备军队总员五万人。据甘肃新疆总督报告，1894年有步兵二十四营、十八协、一哨，每营五百人，每协三百六十人每哨百人。骑兵四十八协，各协将校一百二十五人。又有炮兵，以三个骑兵编成队，各队三百七十六人。统领者有上级长官及军官，总共三百八十人。又有警察将校一百二十九人，武装军夫一千八百十七人，以及马车夫等属员六百五十五人。至于塔尔巴哈台县兵员数据，据《北京申报》1894年记载，步兵三个大队，并将校士卒二千五百五十五人；骑兵两个大队，五百八十四人。该县兵员据1893年稽查书，即每年核查兵数情况的文书，合计步兵炮兵十三营，将校七十八人，下士及以下四千三百五人；骑兵九营，将校二十七人，下士及以下一千九十八人。此处地方尚有满洲兵及蒙古民兵驻扎，即屯驻伊犁一千八百二十人，屯驻塔尔巴哈台五百十五人，屯驻甘肃新疆二千五百四十人，总计约五万人。然而能堪战斗者不过三万人。甘肃新疆全省军队，沿北路、南路所在各府各有屯勇，以备不测之变。西自俄国境内，东至嘉峪关，千里云山，指挥呼应。然而兵员驻扎相距遥远，朝廷监理不能周到，其战力薄弱，可以察知。然而其防备我国边境的兵力最厚，据说一半兵力在我国边境，也并非夸大之词。暗中看来，中国大概防备我国万一进攻，但战力薄弱，难以抵挡强敌。按中国各省驻军数量，唯独此地驻兵最多。试以人口比例兵数，其余各省三百人中有一兵勇，而此省四十五人中有一兵勇。近来中国政府边防更加修筑，增多枪支，且使征集的兵勇学习战术。往年帕米尔事件，与中国告警，将野炮三十门、山炮二十八门、那儿的儿费儿的式机枪十六门、小枪一万五千杆送至此地，并且选拔监督将校数人，由李中堂麾下简派调遣。又在乌鲁木齐设立制造枪炮火药的场所，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建立军事会议所，专门考察兵制。又架设电

译在新疆，瞬息之间便能传递京城的消息。总之，中国防备我们俄罗斯人，不惜耗费资财，孜孜不倦，从未停止。我们俄罗斯难道会轻易掠夺其边境吗？俄罗斯与中国各自划分疆界，北起额尔齐斯河沿岸，南至乌什，地形东高西低，有的凭借山河作为天然边界，有的设立界碑以作标识。绵延六百俄里，在北部通往贝木鲁须、塔尔巴哈台等地的溪涧峡谷之间，在中部通往伊犁的溪泽之间，这条道路较为宽阔，未必会阻碍行军。中国在此严加布防，也是有原因的。喀什噶尔与我们的赛密坡拉廷斯克两地接壤，山路险峻如羊肠，蜿蜒曲折，行走颇为艰难，但也能够通行小规模军队。若说是大军通行的道路，则不可行。另外，从喀什噶尔通往我们费尔干的一条道路，虽然并非险途难达，但地势颇为高耸，海拔高达一万四千英尺，终年积雪，直到半年后才开始消融，这也未必不足以让人心生退意。伊犁县沿伊犁河上游之地，有一条通路，即准噶尔关门。除此之外，中国的军队，即使有神通，也无法窥探我们的俄罗斯境内。新疆地方，距离中国本部，相隔甚远，孤军深入万里，其不利之处可想而知。想要在这一带地方争个高低，那么此地虽有也如同没有一样。一旦有事发生，此地作为奇货可居，更不必说了。为什么呢？新疆的风俗习惯，名义上属于郡县，奉中国的正朔。然而一旦外患突然发生，疆域内的匪徒便会乘机蜂起，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俄罗斯假借名义为其平定动乱，兴兵入境，就像往年伊犁的举动，以及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事一样。至于在新疆边境上，仅仅戒严布防，我们难道会为此所动吗？

译蒙古一带的土地荒野苍茫，位于我国西伯利亚与中国本部之间，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若从军政角度考虑，此处颇为重要。然而，要想了解那里的情况，应当先考察其历史沿革。在十三世纪初，中国被成吉思汗攻占，到了忽必烈时期，从和林格伦（即今天的库伦）迁都到北京，改国号为元，国运兴盛，文化繁荣，各项事业并举，如开凿运河，实为当时的遗迹。久而久之，宫廷纪律大乱，国势衰微不振，到了顺帝时期，黄河泛滥，连年歉收，贪官酷吏肆意搜刮，匪徒蜂起，天下动荡，最终被明太祖所灭，残余势力逃窜至太耳喀湖畔，后又迁至和林格伦。然而蒙古族人本性勇猛强悍，骚乱接连不断，几乎无年不有。明朝皇帝亲自率领五十万大军深入北方，到达傲嫩河上，当时准噶尔独立称汗，此后日益分裂，无法统一。而明朝诸帝荒淫无度，沉迷游乐，军威衰落，内部官吏放肆，外部被他国轻视。察哈尔汗林丹振作威势，欺凌部下，在中国本部北方独立称汗，甚至强迫明朝纳贡，不久满人取代明朝，于是大清兴起。满人擅长军事，攻略四邻，大幅扩张版图，进军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能与之对抗，屡次苦战清军，但力量不能持久支撑，蒙古一带土地才纳入中国版图。中国想要驯服蒙古勇猛的风俗，将其变为游牧民族，颇费工夫，在此处措施得当，功绩显著，与我国西伯利亚一带接壤，不再有战事警报，我国拓地移民的计划也大有进展。况且蒙古一带与我国接壤的地方，大约二千八百俄里，一俄里相当于日本九町四十五间，西起额尔齐斯河，东至黑龙江省。从军事角度而言，将蒙古地理分为两部分，西北为山地，东北为平原，而尤其引人注目的首要区域是东部平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国进入中国本部最近捷的地方。中国在蒙古一带驻军，这真的值得顾虑吗？我认为俄国不必为此防备，因为驻扎在此地的士兵本来不是我国的好对手，蒙古部落招募的士兵，没有战斗力，所以当有事发生时，中国派兵进入我国境内，必定从东南平原进军。不说俄国进军中国，而说中国进军俄国，俄国人的机智，大概就是这样。蒙古的平野，是戈壁高原的一部分，海拔约三千七百五十英尺，地质多贫瘠坚硬，间或可见粘土及泥土，人口约三百万，多以游牧为生，常随水草迁徙，能定居的，只有居住在喇嘛教寺院的人。这一带高原的道路，确实保留了太古的原貌，不见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这些道路在游牧民迁徙时，率领无数牲畜，或者搬运各种器具，自然形成路径，否则商队往来通行留下足迹而已。然而土地本来砂砾贫瘠，而踏出的路径，其坚固往往与铁路相当，所以大军经过也很方便。然而大军在此高原路径上行进，试问能否获得所需物品，不担心匮乏呢？如泉水、燃料，即薪柴煤炭之类，以及马草，果真能获取吗？这是兵家不应忽视的。称之为军需品，行军时搬运最难。又蒙古高原缺乏泉水，虽有小河湖泊之类，也不太多，在戈壁沙漠中完全没有这种水源，掘井取水，沿水所在多有。然而井能出多少水，足以供养多少士兵，关系到行程的快慢、进军的可能、士兵的多少，应当预先筹划最多的情况。所以预先计算水量的多少，必须精确详细。在此高原的井，口径约一亚儿神，相当于日本二尺三寸五分余，水质不一定淡，或有咸水，或有混杂硫黄的，据旅行者说，水面在地下约七英尺至二十英尺之间，不必更深。从地面到水面不过深，则取水不费多少时间，不费多少时间，则有快速供水的便利，在井数少的地方行军时，也能挖掘新井。进军的快慢、兵势的强弱，与水量的多少，关系如此。其次的是粮饷，凡沙漠中有水源的地方，常为游牧民栖息，而四周土地，也是牧畜的场所，所以各地的马草，被这些牲畜践踏，往往不留寸草。所以当军队扎营时，应当将马匹驱赶到有马草的地方吗？为什么呢？因为有水源的地方大多不留寸草。前队在有水处能获得马草，而后队往往不能如此。所以当在沙漠中行军，又必须携带马草以备马匹使用。至于燃料也是如此，虽然沙漠中并非没有灌木丛生的地方，但也不多。倘若前队也能获得燃料，而后列可能连一根草木都得不到，如果这样，则应当

译深入漠北以搜寻敌军。然而行军之时，又须携带燃料。总之，日常食品固然应当携带同行。至于畜肉，蒙古地区到处都有，获取并不困难，像牛、猪、山羊之类，在沙漠中随处可得，甚至可以大量征用敌人的粮草。那么，在此地行军，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呢？想来也可以行军十万人。考察昔日华军征讨蒙古的先例，也必定相差不远。又须整备器械以运输军需物资，如那位苦路巴多锦将军，即俄国将领，曾有过此类出征的先例，最值得作为借鉴。如今在蒙古地区运输各类物资，适宜使用马匹，除此之外，适宜使用骆驼。这种牲畜能承担长途跋涉，一天一夜可行四五十俄里。又蒙古的牛体力颇为健壮，若用两匹驾车，可以抵得上一头骆驼，这是那些商队在沙漠中旅行时的实际情况。因此行军的方法应当依据此地情况，所以一旦有事进军到那里，收集马匹、骆驼等，自然轻而易举。曾见蒙古人运茶到恰克图市场的实际情况，多达七万五千匹。我们若行军十万人，必需二十万头骆驼，然而聚集这样的数量也不难。

译既然粮饷、燃料以及一切行军所需之事都已毫无遗漏地准备妥当，那么军队将选择哪条路线进军呢？又打算采取什么样的队形呢？请让我试着陈述：第一条，从北京出长城，经过贡关、赛尔乌苏等地通往恰克图，这都被称为驿路大道。第二条，从北京北部经由贡关、乌达、吴厄沁通往乌尔稽及恰克图。第三条，从北京经由贡关、亚尔噶里及奈莱哈到达乌尔稽及恰克图。第四条，从北京塘子口出发，再由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等地到达乌尔稽及恰克图。第五条，从北京经过多伦诺尔及克鲁伦到达克鲁苏台站。第六条，从北京沿兴安岭山脉西部，经过多伦诺尔到达土尔扈特站。如今想要记录各条道路的远近及其险易程度，但我未曾遍踏那些地方，然而仅凭其中一两条大路，也可以知道其大概情况了。如上所记，第一条路，中俄贸易商队每由此路通行，且两国的驿传也取道于此。从北京到恰克图有一千七百七十俄里，与其他各路相比，这条路颇为漫长。意欲在此行军，须将兵力分为小队，一队约六百人，依次行进。为什么呢？因为沙漠中缺乏水源，虽然会有掘井，但如果水源不丰沛，士兵的士气就会衰竭。而且一天一夜的行程以三十俄里为标准，以使士兵不致疲劳。我方行军本是进入敌国境内，但中间地带原本熟悉己国的地势风土，所以六条道路中随哪条路都可以通行。如果中国派遣十万兵勇分赴这六条道路，那么每条路大约一万六七千人，也非常容易行进。然而对我俄军来说，不能有如此便利。根据六条道路的情况，应当全部集结于乌尔稽之地，然后再行进到恰克图。所以俄军的行军，大军可以到达乌尔稽，而此地以南不能这样深入戈壁沙漠之中，千难万险，恐怕对全军的态势也会稍有削弱。因此适宜将全队分为小队，全队与后队间隔三十俄里，并且一小队编制六百人，组成二十队，那么全队的行程六百俄里如同行进一千七百俄里，需要花费三个半月，才能进入燕京。在沙漠中行军，困难如此之大，那么我俄军进军到那里，自然不是排除千难万险并鼓起巨大勇气，能够达成夙愿的。过去满洲喜欢向四方调兵，其所用士兵多是骑兵，所用兵器也是弓箭刀剑之类。然而现在，其军队有步兵，其兵器有炮有弹，不再像昔日那样。而且近来训练军队的方法也有改革，如兵器粮饷的制度也发生了变更。然而像康熙年间亲征噶尔丹的战争情形，也足以作为借鉴了。如今考察其战争情形，大概起兵亲征时，先将大军分为四部分：第一军三万五千六百人，取道土拉河上游；第二军为三万五千四百人，跟随第一军的踪迹；第三军为三万七千七百人，由皇帝亲自率领，从北京经由塘子口向乌尔稽进发；第四军约百万人，役夫辎重也在其中。在一千六百九十六年，即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大军从北京出发，经过塘子口、乌里雅苏台、察罕淖尔等地，于六月八日到达克鲁伦河上游，于六月十一日到达绥尔非特乌。这段路程一千二百一十俄里，大约花费七十二日。从其帝都到我俄国边境，一天大约行进三十俄里。这次战役第一军开始与敌人交战，大约是在离开帝都第六十八日。由此看来，孤军深入万里，疲惫于路途，即使有已经逃跑的敌人在几里之外，也没有追击歼灭的余力，兵势于是容易衰竭。这种困境曾经出现过，于是中国知道回师是正确的，仅留下第一军抵挡敌人冲击，而全部收回其余军队返回帝都。第一军刚到土拉河时，其兵力不到一万人，而在途中散失死亡的有两万五千余人。于是从第二军中抽调二千人，以补充其缺额。中军虽然知道北方地理，却屡次苦于粮食供给不足，甚至到了杀马充饥的地步。在这个时候，被敌军袭击，在乌尔稽邻近之地交战，幸好得以一扫敌军，大有所获，分发给士卒以慰藉其功劳。如果没有这一胜利，那么中军士气沮丧已久，恐怕不免全军覆没于北方荒野了。康熙亲征之时，兵器辎重等不如今天的制度，颇为简易，然而仍然有困难。如今兵制一变，在沙漠中行军尤为极其困难。由此看来，蒙古一带之地，根据情理，按照实际情况作为边界，在中俄之间两军争战的一大障碍。至于西自额尔齐斯，东至满洲一带，几百千里的国境，不能成为彼此争战的疆场。以上是关于蒙古的论述。

满洲近古以来的沿革事迹，足以作为后代借鉴的，非常多。我已经论述了蒙古的风土，接下来将论述满洲。满洲各部，曾经被各种民族割据。在十七世纪之初，聪睿贝勒时期，征服四邻而建立国家，与明朝交战，攻略辽东，显然一直延伸到阴山之间，防备极其严密。

译长久以来，未能实现志向。聪睿贝勒实为中原的太祖。太祖第八子太宗即位后，屡次击败明朝君主，威势大振，于是征服了蒙古的乃蛮、敖汉及喀喇沁等部，将察哈尔作为自己的属部。向东出兵朝鲜，进行征伐，又向南从铁门关出发，越过长城直进，袭击北京，明军大败，北京陷入重重关隘之中。太祖因孤军深入敌境，担心后患难以保全，于是撤回满洲。从此屡次派遣强悍的骑兵逼近明朝，出没于白马关、塘子口及南口等地，有时进至山东济南一带。然而直隶地区的防备依然坚固，不易进入山海关。虽然屡次从铁门关以北的山路进军至北京直下地区，明军往往从海岸一带出击，袭击其背后。于是两军对峙许久，最终攻陷锦州城。当时，明朝逐渐衰弱，各地匪徒蜂起，势力极为猖獗。贼寇李自成夺取黄河附近之地，匪党纷纷归附，于是攻陷北京，篡号称帝。明帝在煤山殉难，但明朝大军仍在直隶西北角，由吴三桂统领。吴三桂是明朝将军，原本以老练刚毅著称。此时他与太宗勾结，想要讨灭李自成以平定祸乱。太宗接受他的请求，于是共同逼近北京，歼灭反贼，国号定为大清。近来两百年间，专门谋求扩大版图，西北从蒙古起，东北至黑龙江、乌苏里江附近之地，于是与我国俄国接壤。我国俄国与中国接壤，以黑龙江、乌苏里江、兴凯湖均为条约所确定的边界。其长度达二千七百俄里，也不算短。满洲位于长城以外，兼管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面积约为二十八万平方英里，人口一千六百万。地质稍显丰饶，人口稠密地区，以松花江周边及吉林以南为最。北部与俄国接壤，居民稀少，但地质也不差，如山间之地，往往肥沃，可开拓以殖民。满洲的地势，固然多山原，高山如盛京、吉林两府之间。有长白山，绵延连接东西山脉，又延伸至南北远方。其最高处耸立于海面之上，实为八千英尺。黑龙江省山地也很多，大小兴安岭山脉分支众多，向西渐低，便见到原野，青草繁茂。西部则是一片荒碛，这就是戈壁沙漠。松花江虽然不太便于行船，但底浅的小艇可以上下至远处。往年华人试图用小轮船，吃水三英尺的搬运货物，最终未见成效，于是停止。我国俄国曾想溯黑龙江而上，从松花江更溯其上游，但华人严厉拒绝我国往来，订立国际条约以防遏我国行船。本江江底也无常态，当冰雪融化之时，其支流冲刷土砂，每年河底大致都有变化。嫩江从伯都讷至齐齐哈尔，称便利舟楫。辽河也可往来，浅底小舟至其河口，则水深得宜，便于巨舶出入。营口繁华，正因此河水之利。鸭绿江在中韩边界，溯江口六十俄里有昌城府，小船可通至此。此处瑚尔哈河迂回曲折，人烟稀少，水量不多，故船舶上下也少，时见小帆船远溯上浮。乌苏里河在中俄边界，为一大河，随处可行小轮船。满洲河流如上所述，虽有舟楫之便，但正值冬季则天气严寒，坚冰覆盖水面，不可行舟，约两个月或至四个月，这是可惜的。满洲的风土，在长白山东，因有定期风从太平洋面而至，秋雨较多；而在其西北方，则因西北风剧烈，秋无淫雨。总之东南降雨甚多，春秋二季连绵数月，时值秋雨，则诸河泛滥，淹没道路，虽大道正路溢水没巷，泥泞如水泽，断绝往来。若欲在此地行军，则应择连绵大雨刚去，渐入冬季之时而从事于此，方才恰当。至于积雪皑皑之时，则开雪橇通道而更得其便利。又山河所在位置颇得其宜，土地肥沃，亦见有栽种植物农耕。牧场到处散布，而山腹之间亦有森林，木材可筑房屋。农产品有大麦、小麦、高粱、稷、米、豆类、罂粟、麻、玉米等类。又到其南部则产出棉类，如蔬菜、杏林、禽类等所在之地皆能产焉，靛青、人参亦能繁植。满洲之地，因此行军于此，不至如在蒙古那般艰苦。其粮食、泉水、燃料、草料，或有困乏；至于家畜之众，则每年输入中国内部的猪甚多，最可见牧养之丰。总之，欲拥四五万兵进入满洲荒野，以向燕京，我未见其缺乏肉与草料。若或有不足，仅向东转一步，则有韩国土地在焉，取此物品，何虑之有？我故言此地天惠丰饶，无使大军饥饿之忧患矣。

译吉林府位于满洲中部，大道可通达四方。东边直到海边，南边直达中国本部。其重要道路有三条：第一条从吉林向南出发，经过奉天府、新民厅、锦州、十五年府以及山海关到达北京；又有从奉天府分出的岔路，经过辽阳到达营口，向南直达旅顺；还有一条山路从辽阳通往凤皇城。吉林、奉天两府之间有两条间道：一条可以到达法库门；一条可以到达呼兰城。沿着呼兰河汇入松花江，地处三姓、百都讷两城之间。这些道路，是连接中国与朝鲜一带的道路。第二条从吉林府通往我国俄国也有数条道路：经过额马赫索罗站，在古塔西南的珠鲁多浑河岸边，以及从古塔到达我尼阔里斯喀雅（位于乌苏里河岸边，属东海滨省），这是第一条；经过三姓城到达兴凯湖畔的图利罗格（位于兴凯湖西畔白棱河口），这是第二条；沿着松花江到达米海罗斜灭罗甫斯喀雅（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滨黑龙江北岸，今属阿穆尔省的水路），这是第三条。从吉林向东走直达我国俄国的道路最近。如果取道于此，那么从中国本部到我国俄国大约一千五百俄里；从吉林出发则只有四百五十俄里。近年来，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极力开拓，又能开辟土地、疏通道路。于是军事枢纽如三姓城、古塔、珧春等联络贯通，指挥调度畅通无阻。第三条从吉林经过齐齐哈尔通往我国。从齐齐哈尔分出两条路：一条经过墨尔根城和爱珲城到达我布拉郭威什臣斯克（即海兰泡，位于结雅河与黑龙江汇流处，今属阿穆尔省，与我爱珲城隔江相望）；一条经过呼伦贝尔城的奋托罗海。从齐齐哈尔到爱珲一带的道路风土形势极佳，可以通行辎重车辆。从北京到布拉郭威什臣斯克为二千五百俄里，由吉林到达为一千俄里。上述记载的各条道路均为国道，平坦广阔，可以通行货车。如果到了岔路则就有困难了。东方的各条道路动不动就有泥泞的困扰，如下雨的时候，绝无车马通行。然而在冬季则道路冻结，各条路上马车络绎不绝，呈现繁盛景象。在冬季期间，每数里设立客舍，以便旅客住宿。按照满洲道路形势自然容易使人产生侵掠的念头，那么此地所涉及的军事方面，最不可轻视。与我们接壤，固然应当留意。此地自古以来部族相互争夺，又屡次使朝廷感到怀忧边治之难，所以常常成为朝廷的忧患，是满人。又使朝廷接连取得伟大功绩的，也是满人。什么是满人？回答说：是八旗营兵。因此八旗营兵的士气，常常与朝廷的盛衰互为表里。然而现在联络不得当，训练也不合适，至于战争之术，则是他们最笨拙的地方。于是朝廷猛然醒悟，近二十年来务必加以振作，想要革新其兵制。现在核算兵员，古式八旗营兵为三万六百八十七十五人，新式营兵为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一个人，驻屯边境的士兵为八千三百二十五人，合计六万三千九百五十一个人。所谓古式八旗营兵，是自古以来用于满洲镇抚的士兵，所以满洲中的重要镇守重城必定驻屯此兵。此外又有边疆防备的士兵，驻屯在俄韩边境，在三姓城附近二千五百人，在古塔附近二千七十五人，在珧春二千五百人，在凤皇城二千五百人，合计九千五百七十五人，近时满洲各省首府必定配置练习野战兵，各府一样，步兵八营，一营五百人，骑兵二协，一协二百五十人，配备二十门火炮，步兵使用毛瑟枪，骑兵使用槟查斯的儿式枪，此兵数实际为一万三千五百人。中国政府近年改革兵制，每年以现役兵的一半作为预备兵，谋求在有事之时能获得大军的策略。并且每月给预备兵银一两，一年两次检阅演习观兵，其意图是在满洲三省得到预备兵六万人。尚有八旗营预备兵，在奉天省管辖七万人，吉林省管辖七万人，黑龙江省管辖三万人，所以满洲全军实际多达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一个人。朝廷为什么在满洲接我国俄国边境的地方珧春及其他要地修筑坚固要塞、加固壁垒、装备克虏伯巨炮，频繁严防备？我不理解其何意。虽然，那些华人在战略战术方面未能擅长，又不熟悉攻守城寨的技术，虽然不足以成为深忧，但其意图也可以略加推测。像那样吉林不独是坚固的堡垒。坚固的城池又谋划在此地建设兵器弹药制造所，最近聘请德国将校，以实行此重要计划。既在吉林设立兵器厂，以扩大其规模，是想供有事之时的使用。像那样修筑三姓、古塔、珧春等三城，作为其前哨，这难道不是向我乌苏里边境排列防御而是什么？又中国厌恶我们，曾经想要溯松花江开辟贸易的开端，其意图在于将松花江据为己有，而一旦有事之时，想要占据它以大收战利品，所以中国曾经在三姓城下的江中投放障碍物，以硬塞

译船舰的便利。至于中国真正关注的地方，全在那边，是不用详细叙述就能知道的。虽然如此，中国固然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国度，但意图自行崛起，以危害他国，这是做不到的。只是欧洲的使节在暗中常常充当顾问，频繁强调军备的重要性，扰乱其神经，中国因此得以推行自己的政策。掌握权柄的人，难道是没有眼睛、看不见邻国吗？作为我们俄国人，身处此地，应当警醒一番了。唉，难道还能不觉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