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内政部二　科举

译也是先考《四书》而后考五经。沿袭这种习惯既久，士子对于经义只是略微涉猎罢了。至于研习礼经的人，常常删去经文的大半；研习《春秋》的人，把《左氏传》弃置不看，询问他们事情的本末，茫然不知。经学因此日渐衰微，这是求学之人所深深担忧的。我愚昧浅陋的看法，斟酌古今，认为考试士人的方法，应当模仿洪武四年会试的成例，出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政、府州县卫的考试，应当经书一起考，也是先经后书。《四书》所共有而五经所独有的，专精于五经所独有的，而对于共有的部分也不肯落后于人，那么经义和书义或许就能一起治理好了。至于元朝人考试经义，诗经以朱熹为主，尚书以蔡沈为主，周易以程颐、朱熹为主，这三经兼用古代的注疏。《春秋》允许使用三传以及胡安国的传，《礼记》使用注疏。等到明朝洪武年间加以增减，《春秋》得以兼用张洽的集注，《礼记》则用陈澔的集说，但终究没有废弃古代的注疏。而永乐年间的各位大臣编纂《大全》，大多抄袭一家的书作为定本，废弃注疏不予采纳，这与选拔人才的程序不相协调，怎么能称之为《大全》呢？应当核查各书所依据的底本，各自归还给著书的人，另外从事编纂工作是可以的。

译三礼取士论

郭起元

诸种经典都汇聚为一，而礼却分为三种。《周礼》是礼的根本体制，《仪礼》是礼的实践践行，《仪礼》是礼的经典正文，《曲台礼》是礼的传注解说。前人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周礼》因刘歆的窜改插入而败坏，王莽借它来篡夺汉室，王安石用它来危害宋朝，后世的学者几乎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仪礼》在秦朝焚书之后几乎断绝，汉朝兴起时叔孙通寻求它，仅剩下一些粗略的草创。到高堂生时只传下十七篇，不太被应用。后来得到郑玄、马融、王肃等人的注释，才开始流传于世。《曲台记》始于后苍，刘向校订为二百五十篇。戴德删减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六篇。马融增加了《明堂》《会》《月令》《乐记》三篇，共四十九篇，唯独列入学官，用来选拔士人。《周礼》精深详密，垂范百代的制度，非周公不能创作。其中有不合常理的说法、不相协调的意义，不妨斟酌增减后施行。《仪礼》除了勉斋黄氏的集录外，元代吴澄辑录逸经十八篇，可以核对参考。《戴记》中，《大学》《中庸》升为四书，是因为经文不尽像这两部书那样精粹。《月令》采自吕不韦而不用《夏小正》，其取舍较为疏漏，学者不能没有遗憾。现在议论的人想要将三礼并列于学官，让博士弟子学习阅读并参加考试，这个意图是好的。但建立制度必须基于人情，人情所不乐意顺从的，即使勉强也难以长久。那些学习《易》《书》《诗》《春秋》的人，学业专在一经，功夫专一而容易通达。学习礼的人学业涉及三经，事务兼杂而难以通晓。成年人和年轻人将会视礼为繁重苦难，势必改学其他，那么学习的人就会更少，而礼最终就会湮没。然而三礼兼行的说法，将只是寄托于空谈而终究无法施行吗？我认为关键在于先以劝导为先，凡是科举取士兼立三礼，让举子自行选择学习某一种礼，统归于《礼记》项下，减少其他经书的录取名额以增加礼经的名额。又在岁科考经义之外，另外设置关于《周礼》《仪礼》疏解的问答题，有能通晓解释的人提升等级，给予奖励，那么士子讲习就会勤奋了。坐而言起而行，没有两条道路。博士所学习的，就是朝廷所施行的。《史记》《汉书》有礼志，章和年间诏令曹褒条陈正定礼仪，得到一百五十篇。唐初制定《贞观礼》，中叶制定《开元礼》，宋初制定《开宝通礼》，明代有《大明会典》制度详明，都是本朝应当效法的。诵读讲求，而切实实行其中，修养心性美化自身，修养自己治理他人，感通上下而感动鬼神，一以贯之了，这在于有志于复古的人。

制科取士之法考

刘子壮

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寻求圣贤来共同治理，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安抚亿万民众。而且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居于亿兆之上而使他们相互安适，所以有天子向下访问平民的事情。后来道义衰微，上位者以功名作为诱饵，下位者有富贵的志向，上下互相猜疑，而以权术来驾驭。法律日益严密，而治理也日益不如古时候了。尧举荐舜，内部有四凶，外部有洪水，而他所详察的却在家人父子之间，又将以这些来考验他，认为他的道不出于此。伊尹乐于尧舜之道，而商汤与他讨伐夏桀。武王以吕尚为军师，而他陈述的是敬义。在那个时候，有的用币帛聘请，用车载着，学习他们，而把他们当作老师。几千年后，只有昭烈帝对诸葛亮是这样。那时还没有制科，而他所取得的士人如此，他的士人固然不同，他取士的方法也不同，他们之所以相互成就，也自然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等到士人出于选拔，选拔确立以法律，那么宾客老师的地位就空虚了，而道德的意义就衰微了。周朝最接近古代，有三年宾兴的典礼，这是后世制科的源头。然而考察它的制度，由乡学出来的，由乡大夫掌管而任用在大司徒；由国学出来的，由大乐正掌管而任用在大司马。然而都记录他们的德行、道义、才能、技艺，而没有所谓文章辞藻的观览。《礼记》说：“用宾礼来礼遇他们”，还有尊重贤者敬重士人的意思，而没有一切束缚猜忌禁令以及像徒隶役使的事情。等到周朝衰微，诸侯不贡士，士人不养于学，于是各自以其所学在列国显扬，进而为游谈，退而为著述，而上位者以文章取士，士人以文章自我表现的源头从此开始了。到汉文帝访问贾谊，汉武帝策问董仲舒，于是成为天子临轩策士的开始。他们所谈论的都是天下的大务，一代治乱的原因。可惜他们的君主只能知道他们言论的好，而不能提拔他们为师傅以完成他们的学业，假使两位君主能像商汤、周武王对待伊尹、吕尚那样，他们所表彰显现的必定有超过古代的，难道仅仅是这样而已吗？隋唐沿袭它，武后有洛阳殿的亲问，而后来直言如刘蒉的人，却不得第。那时士人不知道有三代的学问，而君主又多不亲自询问，他们的言论既然不能通达于上，而上位者也没有为天下得人的意思，所以他们的文章不显扬而士人也无所表现。宋明以来，视为故事，拘泥于声律对偶的文字，画地为牢，固宜其没有明道知治的士人了。这是制科在天子方面的情况。汉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列侯、郡守选择官吏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贡二人，而茂才、孝廉于是开始。后来设立五经博士，

译开设弟子员，设立教习射策的制度，又制定了年限的规定。儒生考核经学，文吏考核章奏。魏朝建立九品中正制，选拔本州人士担任中正官，吏部依据中正的评价来授予官职。这两者还兼顾经术和德行，并没有专门以文章来选拔士人。到了晋朝举荐秀异之才，宋朝采用策试，隋朝设置进士科，才开始专门以文章来选拔士人，而士人都投送文书自我推荐了。唐朝的制度有三类，由天子制定等级，在学馆中的称为生徒，在州县的称为乡贡，都由主管部门来升降任免。科目有十二种，而实行时间长久的是进士和明经这两科。然而其方法以声韵帖诵为精妙，当时崇尚的是诗赋，而后世评论善于作诗的人反而不在其中。宋朝继承明经、进士的旧制，而进士科最为兴盛，又将经义、诗赋分为两类。评论的人说：能够像胡瑗那样选择师儒来教导国学，像欧阳修那样慎重地主管文柄，那么士人得到培养，文章就可以端正。这都是在末端加以纠正。明朝专门采用经义并兼取论策，其意图在于阐明道义。士人追求功名，都习惯于抄录编纂之中，没有真正的收获，只求获取科第，其他方面往往依靠诡诈的手段，那么士人更加卑贱，制度也想变革却无处着手。这是主持科举的主管官员的问题。综合考察，以师礼相待，以宾客之礼相待，以臣下之礼相待，这是三代以上的制度。以经术、诗赋、文义来选拔，这是汉唐以下的制度。亲自策问而不能任用其人，不亲自策问而不能了解其人，或者得到了其人并了解了，但不能充分任用，不能尽其才。这是天子制定科举制度的不同之处。不等待上级举荐，而是以名字自我推荐，不一定其人值得录用，而以文辞作为判断标准，又不一定看文辞，而是以诡诈手段使人认为科举可以废除。这是主管科举官员的不同之处。古时候，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治理天下；现在，选取数百个士人，天子还不知道其人。为什么呢？古人认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此；今人认为拥有天下，不依赖于此。所以轻视它。古时候，一定先了解然后授予官职；现在，都是先授予官职然后考察。因此上面没有真切的见解，也没有破格的举措，下面也循规蹈矩守本分，不敢说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大业。我曾经看到国家缺乏人才，治理不显著，而怀有道义和志向的士人，等待时机听候命令，却无法在当世显达。不揣浅陋，特此条陈如上。恳请裁断。

译关于以时文取士的奏疏。乾隆三年，礼部议奏称：

查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称：科举制度，凭借文章录取，按照格式授官，已不是好的方法。况且积弊日益加深，侥幸得中的人日益增多。古人询问政事、考核言论，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任职为官时应当处理的事务。现在的时文，只是空谈而不切实用，这是它不足以选拔人才的第一个原因。墨卷和房行（考官评阅的试卷），辗转抄袭，言辞肤浅诡辩，蔓延杂乱，认为只要能考取功名就罢了，这是它不足以选拔人才的第二个原因。士子各自专攻一经，每经拟定考题，多的有一百多道，少的也不过几十道。古人用毕生精力钻研尚且不够，现在几个月就能有余力，这是它不足以选拔人才的第三个原因。表判可以预先拟稿而获得，答策随题敷衍，没有独到见解，这是它不足以选拔人才的第四个原因。而且人才的盛衰，取决于心术的正邪。现在侥幸求取功名的人，弊端百出。探究根本、清理源头，应当改变并革新考试的条例，另外思考选拔真正有才华和实学之人的方法等语。谨按：选拔人才的方法，夏商周三代以上出自学校，汉代以后出自郡县官吏，魏晋以后出自九品中正制，隋唐至今出自科举。科举的方法，每个朝代不同，而从明代至今都出自时艺（八股文）。三代崇尚礼乐，汉代的制度接近古制，但最终不能恢复古制。到汉代以后，历代变法不一而足，最终都没有不产生弊端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毁誉出自一人之口，以至于贤愚不分，门第高低相争，刘毅所说的“下品没有高门，上品没有寒士”就是这样。科举的弊端，诗赋只崇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只从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代赵匡所说的“学习的不用于实际，用于实际的不曾学习，当官的很少有称职的官吏”就是这样。时艺的弊端，就是现在这位侍郎所陈奏的。圣人不能使立法没有弊端，在于顺应时势进行补救。苏轼有言：“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实际。能够责求实际，那么即使沿用现在的方法而振作鼓舞，人才自然可以奋起兴盛。如果只追求名声，那么即使高谈复古，法律建立后弊端产生于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终究没有益处。”现在说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都是空谈抄袭而无用的，这正是不责求实际的过错啊。凡是说出口的、写下来的，都是空言，为什么唯独现在的时艺是这样呢？况且用时艺选拔人才，从明代至今，将近四百年。人们知道它的弊端而坚守不变，不是不想改变，实在是因为改变后没有好的方法来善后，而且就在此责求其实用，那么也未尝不切于实用，而不可以一概诋毁呢？为什么呢？时艺所论述的，都是孔孟的绪余，精深的奥旨，没有不深明书理而能称为佳文的。现在只看到世上的腐烂抄袭，认为无用，不知道明代的大儒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等，以及本朝初年的各位名人，都寝食梦寐于经书之中，深入探究，穷尽旨意，始于圣贤的义理，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参酌经史子集以发扬其光华，规范于规矩准绳以严密其法度，然后才能称为文章。虽然说是小技，但文武干练、英伟特达的人才，未尝不出自其中。

至于奸邪之人，迂腐懦弱之士，本于性格形成，即使不擅长文章，也不能避免，不能归咎于时艺。如果现在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极力挽回末流的过失，反而归咎于制定方法的浅薄，不是太过分了吗？即使经义、表判、策论等，如果求其实用，又岂能轻易符合经文？虽然与四书并重，但积习相沿，轻慢忽视已久，士子不肯专心学习，确实如这位侍郎所说，几个月就能有余力的。现在如果规定为法令，不精通的不录取，那么服习讲求的益处就不浅了。表判策论都加以复核，那么必须精通词章然后才能写表，通晓律令然后才能写判，必须有论古的见识、断制的才能，然后才能写论，必须通达古今，明习时务，然后才能写策。凡此各科，内可以见其本源之学，外可以见其经世济民之才，为什么不切合士人的实用？哪一项不能见于施行呢？一定要改变现在的方法，实行古代的制度，那么将要建造宫室，供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诉讼听断在这里，军旅谋划在这里。又将挑选不听从教化的人，放逐到远方，终身不齿。这难道不是徒增纷扰而不可行吗？又何况人心不古，上面以实求，下面以名应，提倡孝道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的人；提倡廉洁则必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装饰节操的人。相率为伪，弊端更加繁多，甚至借此虚名以求进取。等到做官之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如普通人，这尤其是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可以指数的。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无大更改，而仍然不过求之于语言文字之间，那么论策现在所见实行，表是赋颂的一类，这是诗赋也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义，如古所谓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助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一无所知）。其余如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等，或驳

译各种弊端纷繁复杂，或者偏向于偏狭的长处和诡辩的技巧，尤其不足以推崇圣人的学问并激励真正的人才。那么，不如惩戒只重名目而忽视实质的过失，追求注重实效的效果，遵循当前的制度，加以振作和补救，才是得当的做法。我们圣明的君主洞察选拔人才的渊源和流变，所颁布的谕旨完全明察那些主管文衡、考核士人的官员，如果确实能诚心诚意地体察皇上的心意，大力革除积习，杜绝侥幸心理，将会看到几年之后，士人都能在诗书礼乐中约束自身，潜心钻研经世致用的学问。文风日益兴盛，真正的人才就会不断涌现。然而，这仅仅是就文学方面而言，至于人的贤能愚笨、有能无能，有不是文字所能决定的。所以，制定法规选拔人才不过如此，而国家的治乱兴衰起初并不由此决定，没有必要更改既定的制度。所奏请的事项应当不必讨论。

译说士上

管同

如今的读书人，不外乎分为三等：上等的从事诗文创作，次等的追求科举功名，下等的经营谋取钱财。从事诗文的人，剽窃古人的辞藻华丽，却缺乏学习圣人、希冀成为贤人的志向。追求科举功名的人，只志在个人的富贵，却没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建立功业的心意。至于那些经营钱财的人，轻则兼营商业，重则兼营高利贷，更严重的则挑唆争讼，从事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霸道专断，百姓畏惧他们如同畏惧虎狼毒虫。纵观史传以来，读书人习气的衰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议论的人对此感到怜悯，有的说是教育缺乏具体的措施，有的说是先要有养育然后才能教育。如今读书人没有赖以生存的供养，即使善于教育，又能怎么样呢？这两种说法都只得到了一方面的道理，却不知道根本所在。如今读书人作为一种身份，其名位很尊贵，其品格也很崇高。名位尊贵，那么其途径就不能太多；品格崇高，那么其选拔就不能泛滥。三代以前，这里不再详细论述。考察汉代的历史，太学的学生以及所谓的郡文学博士弟子员，合计全国来计算，人数很少，因此读书人的风气之美，没有比得上汉代的。到了唐太宗增加扩大学生名额，沿袭到宋元，人数越来越多。沿袭到明朝，于是开了用钱捐纳进入国子监的先例。直到今天，府州县学每隔一年招收的学生，少的十余人，多的二三十人，不用十年，一个县号称读书人的，就有几百上千人了。唉，怎么这么多啊！山中有金，水中有珠，这些宝物不能立刻得到。如果每天去索取，按固定的数额去要求，不问精粗，不论真伪，那么砂石的到来，必定比金玉多得多。如今选拔读书人，每隔一年，一个县就增加几十人。一个县那么大，哪里能每隔一年就有几十个人足以当得起读书人的名号却没有读书人的品格呢？上面昏昧地寻求，下面就混杂地响应。读书人之所以杂乱出现、不伦不类、无所不为，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世上的人不深入思考其根本，切齿痛恨，归咎于读书人习气的衰败。唉！把砂石当作金珠，没有用处就说金珠不是宝物，那金珠就受委屈了。把非同类的人当作真正的读书人，既然做了坏事就说读书人习气衰败，那真正的读书人就含冤了。所以为当今打算，不如少选拔读书人，裁减名额，延长选拔的期限，使一个学校不超过几十人，那么读书人就会尊贵，其风气必定改变。读书人的风气改变，对国家的益处就多了。古代的名臣有话说：“希望陛下十年不实行科举，那么天下就太平了。”过去曾怀疑这是过激的话，以现在思考，确实如此。有人说如今选拔读书人，用无用的言辞来考核，在一天之内决定，即使裁减名额，延长选拔的期限，那些贤良和不肖的人，又怎么知道呢？回答说：“确实不敢知道。”虽然如此，拥有国家的人，多得到一个贤人，不如少收一个不肖的人。所以选拔读书人，与其扩大名额使贤良和不肖的人都多，不如减少名额使贤良和不肖的人都少。

说士下

管同

扩大读书人的名额，不仅多收了不肖的人，而且教育和养育都落空；减少读书人的名额，不仅少收了不肖的人，而且教育和养育都落实。教育的虚实，我应当另外论述，请先从养育方面来说。规定读书人的法度，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做吏员，不可以争讼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霸道专断。那么读书人，除了做儿童的老师，就没有可以做的了吗？儿童的老师，一个县多达几千人。有不是读书人而做这个职业的，有读书人做这个职业却不足以自给的。那么读书人，将让他们闭门挨饿受冻吗？读书人固然有坚守道义至死不变的准则，但圣明的君王不拿坚守道义至死不变来要求别人。况且坚守道义至死不变，可以在贤人那里得到，而不能在中等才能及以下的人那里得到。国家知道这一点，所以养育读书人的方法，有廪膳，有学租，有书院的膏火，恩德非常深厚，不再需要复议。而天下的读书人还是汲汲营营地谋取钱财，无所不为。像前面论述的那样，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人多啊。一个县的读书人，得到廪膳学租的二十人，得到书院膏火的七八十人，合计仅有一百人，而号称读书人的却多达千人。那一百人或许能生存了，而那八九百人靠什么自给呢？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固定的志向，只有读书人能做到。如果是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没有固定的志向，放纵邪僻，没有不做的。”如今的诸生，号称读书人，但实际上十分之九都是百姓。以百姓的实际，冒充读书人的名号，却让他们没有固定的产业来自给，所以轻则兼营商业，重则兼做吏员，更严重的则挑唆争讼、从事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霸道专断、放纵邪僻，完全像孟子论述的那样。唉！把五个人的食物分给十个人，十个人都饿，不如减去五个人而使五个人都吃饱。廪膳膏火学租之类，养育千人几百人，就不够；而养育几十人，就可以相当于中等人家的产业了。那么养育读书人，与其扩大名额使人人都不够，不如减少名额使人人都有余。人人都有余，那么养育就归于实在，可以要求他们不做坏事了。周朝的读书人，当时有士田，对每个人进行养育，所以那时读书人尊贵而多贤人。到了战国，读书人有没有固定产业的，纵横捭阖之流，像〇起一样不可再禁止。孟子认为他们有固定的志向，是指其中的贤人而言罢了。沿袭到后世，读书人名额越来越多，就选择人来养育。选择人来养育，不仅不足以敦厚读书人的风气，而且足以败坏读书人的习气。宋朝胡瑗在太学，旧制读书人

译每月都有考试。瑗说：“学校是讲求礼让的地方，如果每月让他们竞争，这并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于是将考试改为考核，不再区分高低优劣。有不听从教导的人，召来教导他们罢了。设有考试，尚且担心他们竞争，何况在膳食津贴方面，有的给予有的不给予，让他们去争夺利益呢？邓志宏说：崇宁年间以来，蔡京将天下的学者纳入学校，考核他们的文章，分为三等，饮食供给因此有了差别。人才的价值只体现在鱼肉斤两之间，学者不以为耻，反而贪婪地追逐。学校的败坏，从崇宁年间开始。唉！这种制度，是蔡京制定的。

译关于确定乡试考官阅卷章程并防止士子抄袭等弊端的奏疏。

林则徐

臣私下恭敬地奉到皇帝诏令，今年壬辰科江南乡试，指派林则徐进入考场担任监临官，钦此。臣到达苏州接任印信后，已临近开闱日期，当即遵照科举考场条例，将监临官应当办理的事务预先布置妥当。

查考今年四月内恭敬奉到皇帝诏令：“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各直省的主考官都由朕特别加以简拔任用，应当如何涤荡杂念、洗心革面，认真阅卷，务必求得为国家选拔人才。顺天府的同考官以及会试的同考官，都是翰林院、詹事府、科道部属的官员，这些官员原本科第很高，又经过朕亲自考核选拔，没有荒疏谬误的人充任，所以选拔人才较为兴盛。各直省的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必不能振奋精神，悉心阅卷，即使是近年考中的进士，也不免经办簿册钱粮事务，文理日渐荒疏。各省督抚虽然照例考试廉能官员，但仍恐怕视为形式，完全依赖主考官搜阅落选试卷，或许可以严格取舍而选拔真正的人才。此后各直省督抚务必认真考核帘官，不得让年老荒疏谬误的官员滥行充数”等语，钦此。

又去年十月内恭敬奉到皇帝诏令：“命令各直省督抚将书肆中小木版印制的文章全部销毁，贡院左右如果有公然售卖小本文章策论的，枷号责打严厉惩处。倘若士子还有不知检点约束，夹带侥幸的，就斥退革除；那些倚仗人多逞强，不服从约束的，枷号示众，按应得的罪责惩处。士子考中后，除了策论学问中引用经史语句相同不必议处外，四书经文中如果有全篇抄袭旧文的，一经磨勘官查出，立即斥退革除，务必期望永远杜绝这种弊端，以端正士风”等语，钦此。

仰见皇上慎重选拔人才，清理积弊的深切意旨。

私下查考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进入考场的士子多达一万四五千人，额定同考官十八房，每房大约需要阅卷八百余卷，稍有草率，就恐怕遗漏和滥取同时受到讥讽。臣听说近年房官常有争先荐卷的弊端，认为荐卷早则录取的人多，荐卷迟则录取名额已满，难以入选，所以在头场分卷到手后，便将首艺中幅略观大概，称之为望气，那些合意的汇成一束，以备加圈呈荐，稍不称意的就列入落选卷中，不再下笔批阅。推究其初衷，仍想等佳卷荐完后，再将落选卷覆加细看，以决定取舍。然而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的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因而又赶紧寻找已荐的字号，连同经文策问一并加圈，急忙随头场呈荐。恐怕别房的荐卷三场均已齐全，而该房仅有头场卷，不能早点供考官比校，那么所录取的人数就不及别房多，因此相率效尤，总以赶早荐完作为分房的诀窍。直到三场荐卷都已完成，然后将先前略观大意的落选卷批点塞责。那时中卷已定，意兴阑珊，纵然见到好文章，也推托说是那人命不好。于是分段落选的情况有之，读破句的情况有之，并有文章并非荒疏谬误，仅点首艺开讲几句就摈弃的情况。其批驳之词，不说是欠精警，就说是少出色。这类批语竟可预先写好，不论何等文字，都能以此贬低。像这样阅卷的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降于恍惚之际，诚如圣谕所说。回想未考中之前，与众多士子有何不同？却对落选卷漠不关心，设身处地于心何忍。

臣前任京职，曾担任乡试考官两次，会试同考官一次，自忖学识疏浅见识浅陋，只有细心勤阅，才稍少屈抑人才。历次在考场中，刊刻批语板片刷成批纸，区分首艺、次艺、三艺及诗。凡是头场四篇，逐篇都有批语，被黜的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稿，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此次臣职任监临，除了考试帘官必选文理优长、精神振作的官员，不敢让年老荒疏庸碌的人滥行充数外，私下拟定将臣逐篇分批的章程，责令该帘官遵循办理。除了二三场批语不拘外，首场四篇必须逐一批出。凡是泛泛而不切实的字样，如“久精警少出色”之类，一概不用。三艺统批，往往借口概括，转而不切当。逐篇分批，则对于这一篇的得失利病，不是心里明白就不能口里明白。该帘官受此约束，不敢草率了事，对于衡量人才似乎有裨益。至于揭晓之后，臣仍将落选卷复加查核，如果首场文艺没有大疵，仅点数行就停止的，据实参奏予以处分，尤其足以警戒懈怠之心而免遭物议。只是想到头场三文一诗，每卷大约有两千余字，如果认真校阅，那么穷尽一日之力只能以四十本为度，每房卷帛八百余本，大约需要二十天才能完成。首场查例载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内揭晓，不得匆忙攒办等语，近年揭晓之期往往是提早。此次恭敬遵奉新奉谕旨，主考官须将落选卷全部校阅，江南卷帛最繁，那么揭晓之期自应照例以九月十五日为限。如果临时尚虞匆忙，或许再仰恳圣恩宽展数日，总不出……

译九月中旬的期限，希望主考官和房官都能仔细审阅，真正的才俊自然不至于被遗漏。至于士子中品德高尚、自爱自重的人固然很多，但企图侥幸中举的人也不少，因此科场的搜检自然应当从严。只是应试人数多达一万几千人，难以保证完全没有遗漏，而且往往因为搜检而导致场面更加拥挤，因拥挤而不免延误时间。查考嘉庆癸酉年江南乡试，因为首场封门太迟，曾奏请议处，所以在认真搜检的同时，又必须不耽误时间，这才得体。臣查夹带作弊的弊端大约有三类：一类是专门携带文章中的典故，以及经义解释和策论素材，虽然有所凭借，但仍需自己运用；一类是坊间刻印的小本成文之类，明知不可抄袭，只想拼凑成篇；一类是分别委托多人，将四书题目文章全部写好，带入考场见到题目就抄写，不费思索。听说近年因此侥幸中举的人颇不少，所以平时在书馆教书的人，除了教书之外，还有代写文章的生意。每写一篇文章，从二三百文到银元一元不等。文章名声越大的士子，揽写的文章越多，于是众人争相托名出售文章，大半是脱胎换骨、抄袭旧作，并非独出心裁。而一篇文章有时卖给两家，一份稿件又经过多人传抄，像这类情况，必然出现雷同。但是帘官的眼力参差不齐，雷同的文章未必都在同一房，所以有通篇一样的文章，这一房录取而那一房黜落的情况。臣以前在江西主持考试，录取的文章已经刊印发行，等到查阅落榜试卷时，竟查出许多雷同之作，将已经刊印的又黜落。虽然当时他们没有侥幸中举，但事后没有加以惩处，终究恐怕不知自爱之徒，仍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查考抄袭旧作侥幸中举，条例中有斥革的条款，但闱墨只刊刻前列魁首，其余通榜中式的文章，放榜后即已解送兵部，未必人人都能看到。即使偶尔有抄袭旧作雷同的试卷，但事情没有确凿证据，谁肯毁坏自己已经成就的名声，所以抄袭侥幸中举，仍然肆无忌惮。只有在场内阅卷时，发现雷同就登记在册，撤闱后加以惩处，或许可以杜绝这种恶习。而且本届考试遵奉谕旨，将落榜试卷全部校阅，抄袭雷同者更无处可逃。臣请求行文主考帘官，记下其字号，揭晓之后，移交给臣查办。除了策论中援引语句不予议处外，凡四书经文雷同达三行以上者，正途贡监生员按照考案事例依次降等，罚令对读。如果是俊秀监生，以后不许应试。至于全篇雷同抄袭者，无论正途俊秀监生，一律斥革，永远不准参加考试。这样士子都有畏惧之心，不敢抄袭旧作，而请人代写文章的人，恐怕其无益有害，那么夹带作弊的弊端似乎可以立即消除，而真正的人才就会辈出了。

译关于请求陕甘乡试分设考场并分设学政的奏疏

左宗棠

臣私下认为，甘肃地处西北边远荒僻之地，旧时隶属于陕西行省统辖。康熙年间开拓疆土日广，才开始设置甘肃巡抚，驻守在临洮。乾隆年间又将临洮改为兰州府，后来设置总督驻守于此，兼管巡抚事务。这里地处西部边疆要冲，南北边界连接藩属国和荒服地区，汉、蒙、回、番各族杂居其间，风俗习惯各异，习尚各不相同。汉族崇尚儒术，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蒙、番两族崇信佛教，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自设置行省以来，各项建设，有的开创，有的沿袭，在军事防备方面尚且详尽，而在文治教化方面，唯独有两点与各省不同。各省除了安徽一省因与江苏毗邻、一水可通，乡试归并到江南，录取士子早已习以为常之外，其余各省均在省会适中、督抚驻扎的地方设立贡院，届时考官入闱阅卷，按定额录取。唯独甘肃距离陕西道路险阻且漫长，而乡试必须前往陕西参加；陕甘学政远驻陕西三原，每三年才到甘肃巡视一次，举行岁试和科试，都与各省不同。因此，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中精通经术、品行端正，能自我修养并教化乡里的人尚且不少，但至于考中高科、以文章和经世济民之才受当世重视的人，却很少见到。这并不是各省都知道研习古学、争相自我磨砺，而唯独甘肃士人安于固陋、不求显达。计算甘肃各府厅州县距离陕西，近的如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或一千里，兰州一道近的有一千三四百里，远的有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则两千余里或三千里。至于肃州、安西一道则有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是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遥远，加上惊沙乱石足以阻碍奔驰，比起中原行路的艰难何止数倍。士人前往陕西应试，不是一个多月就是两个月才能到达，所需的车马雇佣费、饮食草料费、旅费、试卷费，少的要几十两银子，多的要一百几十两银子。他们赴乡试的劳顿费用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相当，所以诸生附籍于府厅州县后，竟有终生不能赴乡试的，穷尽经书直到白头，却没有一次考试的机会，实在令人感慨。自战事兴起以来，学政未到甘肃巡视已十多年了，幸好前任学政许振祎不避艰险，依次巡视考试，生员和童生踊跃欢呼，迎拜于马前，计算补行的各届岁试和科试，录取的新生不下万人，而从前录取的生员尚且不在内。只是因为路费无着，不能远行；加上夏秋暑雨，洪水纵横，有无从问路的；有中途艰难受阻，导致考场期限已过而返回的；有路费耗尽，抑郁成疾而死的。那些能抵达陕西完成考试的，不到三千人。那么甘肃士子中赴乡试的，合计新旧诸生来看，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臣自从肃州凯旋，经过甘凉各郡途中，见诸生在道路左侧迎谒，起初怀疑他们是秋试被黜落的人；等到询问试事，则都称无力前往陕西，不知详情，言语间叹息不绝。臣安慰劝谕后让他们回去。接到学政许振祎咨送甘肃赴试士子共同恳请分设考场的呈词，当即行文两司议定详报。昨天从肃州返回陕西后，又据绅士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员曹炯及汉回士绅等联名上呈说：捐建贡院，选定袖川门外地基，筹备砖瓦木材，已有头绪。请求参照湖广、云贵乡试分设考场录取的先例，并称甘肃武试本系分设考场，文试理应仿照，恳求具奏。

臣认为湖广、云贵等省乡试道路险阻遥远，历蒙历代圣主恩旨，分设考场录取，士林感颂至今。现在甘肃、陕西赴乡试道路险阻遥远，比各省数倍有余。皇上视同仁，体恤士人赴试艰难，倘若恩准分设考场录取，使边远寒微之士能像各省一样就近应试，那么放下武器研习学业，士气振奋兴起，文治的兴盛可以指日可待。只是分设考场录取的名额应定为多少，难以拟议。陕甘乡试向来是合两省录取，从未分开。现在刚议定分设考场录取，如果把两省名额平分，各占一半，那么陕西应试人员向来多于甘肃，现在且有增无减。甘肃如果占名额一半，导致陕西录取名额顿时减少，实在不合情理。如果按照臣初度陇时奏准甘肃录取二十一名成案计算，无论当时因贼寇气焰正盛，赴试人少，一时权宜酌定，本非甘肃定额。况且当陇境肃清，应试士人自必增加数倍，而录取名额仅此，反而导致落榜者失望，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按照永广中额的部章计算，甘肃自战事兴起以来各府厅州县派捐粮料饷银，正值人物凋残、市价昂贵之时，调核各厅州县历年案卷稽查捐输的数额甚巨，而又限于部议永广中额不得超过十名的定章，无从推广，这是拟议中额鲜有依据的实情。追溯考察从前两省合录时，道光丁酉、己亥、咸丰壬子等各科，甘肃每榜曾录取三十余名。同治九年庚午科乡试，臣接到陕西抚臣蒋志章来信称，主考评阅考场试卷，甘肃独优，殊嫌名额已满。本年癸酉科乡试，据陕西布政使

译谭锺麟禀报，主考的意见也相同。由此可见，陕西与甘肃的文风并无高下之分，而甘肃单独设立考场后，人才日益兴盛，尤其在意料之中。可否恳请皇上格外施恩，特别批准参照各省中名额最少的贵州，每科录取四十名，满营应试的士子每科录取二名，合计四十二名作为定额。遇到简派主考和学政的年份，另外简派甘肃正、副考官各一员，甘肃学政一员，使全省士子能够就近参加乡试，而岁试、科试按期举行，学政大臣可免除奔波之苦，生员、童生得以时常亲近接受教诲，温习旧学并开启新知，这不仅能使边疆地区的士风文气有望大为振兴。臣自从西征以来，目睹民俗日渐衰败混乱，日益严重。不仅抢劫杀人、争夺财物被视为平常之事，动不动就聚集多人，肆意违法乱纪。而且民间伦理纲常不明，礼教长期败坏，追求名利、违背道义的案件，杀不胜杀。因为此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习俗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正担心华夏变为夷狄，没有止境。不得已而在湖北设立书局，刊刻《四书》《五经》《小学》的善本，分发到各府、州、厅、县。军队所到之处，命令设立汉回义塾，分别负责教导，希望耳濡目染，逐渐改变陋习，恢复华夏风气。近来汉族百姓尊崇儒术，诵读六经；回族百姓也知道向往，争先设立义塾，聘请老师讲授儒家书籍。前任学政许振祎依次巡视，多方激励，回族生员得以附入学籍，进入国子监的所在多有。他们更加欣喜地认为能依附于孔门是意外的荣幸，吃着桑黮（当地特产）而怀念美好的教化，这正是时候啊？如果承蒙皇恩允许其单独设考场应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考核，那么经术端正、百姓兴起，边疆百姓长治久安的效果，就基于此了。臣也知道圣贤之学不在于科举功名，立志于学问的士人，不是因为科举功名才开始被劝勉。然而没有科举功名就无法劝勉学习，不劝勉学习就没有读书明理的人。希望改变风俗教化，与我太平盛世相同，没有别的办法，固然不是说科举文章足以吸引庸俗的耳目，兼可博取名誉。愚见所及，谨此附带陈述。

译论科举

科举是弊政吗？科举是最完善的取士方法。古代实行世卿制，春秋时期对此加以讥讽。讥讽世卿制，正是为了确立科举制。世卿制的弊端在于，世家子弟不必读书，不必求知，即使愚钝荒淫，也能按惯例进入政界，那么追求读书、求知的人必然很少。像这样，所以上层没有人才。平民的后代，即使读书，即使求知，却因受限于门第等级，最终无法做官，那么追求读书、求知的人也很少。像这样，所以下层也没有人才。上下都没有人才，这是国家的大患。科举制确立后，这两种弊端就革除了。所以世卿制是乱世的政治，科举制是升平世的政治。

古代的科举都出自学校。学校制度废除后，科举才开始出现弊端。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校。长官有党正、遂师、乡大夫，都是当地的教师。在《周礼》中记载的，都说他们掌管当地的教令。《王制》所记载的，有秀士、选士、俊士、进士的称号。当他们是秀士时，家、党、术、乡对他们进行教育。《国语》中齐桓公内政的法令：正月初一，乡长复命于君父，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居家好学，对父母慈孝，聪明贤仁，在乡里闻名的人吗？有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叫做遮蔽贤明，罪罚为五。”官吏处理完事务后完毕。桓公又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具备殷肱之力，出众于众人的人吗？有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这叫遮蔽贤才，罪罚为五。”役官及五属大夫复命，桓公像起初那样询问。五属大夫退下后在其所属地区修行政事，属退下后修县，县退下后修乡，乡退下后修卒，卒退下后修邑，邑退下后修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被举荐。启超按语：属、县、乡、卒、邑、家，用《周礼》、《管子》来验证，都是让在当地施教的人。当他们是选士时，司徒对他们进行教育。当他们是俊士时，大乐正对他们进行教育。所以将秀士升举给司徒的，是乡大夫。《尚书大传》说：“七十岁退休，在乡里养老，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一年的事务完毕，其余子弟都入学。启超按语：古代乡官都由本乡人担任。那么乡里，都是老于本乡的大夫。将选士升举给学校的，是司徒。将俊士升举给司马并报告给天子的，是大乐正。居住相近，耳熟能详，做他们老师的人，在平时，对于士人的德行、道艺，谁高谁低，谁贤谁不肖，本来已经详细考察并充分了解了。到了大比之日，记录贤能的人，教育有素，不是草率地在短短一两天之间决定优劣的。自汉代以后，得天下的人都在马上，无暇顾及学校之事。京师大学尚且议论几十年不能确定，郡国之间更是没有听说。所以虽然有乡举里选的名义，但对于古人良法美意，几乎渐渐消亡了。因此天子不能教育士人，只设立一条荣途作为标准来诱导他们，天下的士人趋向于此。班固所说的利禄之路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或许有硕儒巨子出现在其中，代替司徒、乐正的职权，施行学校之事，缀学的小生聚集于此。禀受教诲，至于人才的盛衰，则常看国家所立的标准，或好或坏来决定差别。虽然如此，取士与教士，既然分开了途径，那么即使所立的标准极尽善美，但在得到人才方面也已经很难了。所以两汉辟举之法，其流弊甚至变为九品中正。学校不设立，官吏从未有人才的责任，一旦以考校宾兴之事，而听命于渺不相属的刺史守相，他们从哪里了解，又从哪里举荐呢？所以不考察实际行为，只采纳虚名，末流所至，甚至寒门贵族，划若鸿沟。乡举里选的弊端，在当时达到了极点。隋唐以后，科制相继兴起，担心郡国不实，于是全部贡送到京师以统一权力；担心牧守徇私，于是专门派出侍臣来弥补不足。郡国的疏远，已经不如塾序，而京师更加严重；牧守的阻隔，已经不同于学官，而内侍更加严重。将一切耳目，寄托于虚空无着之处，对于孔子“举尔所知”的意义，其悖谬到了什么程度啊！其疏远而阻隔，既然已经这样，那么不仅实际行为不可见，即使虚名也听不到。于是所立以为标准的，不得不在雕虫小技、兔园之业、狗曲之学、蛙呜之文上，以上鼓动下，以下应和上。父亲告诫兄长勉励，朋友学习老师传授，即使有道艺，不由此进身不为荣；即使有豪杰，不由此道不能进。耗尽数十寒暑，疲精敝神，从事于此，而得与不得，尚在不可知之数。所以三代之盛，天下之士，无一人不能自成其材，而国家不可胜用。两汉之间，士人失教而自弃的，有的。如果其才学可备世用，则无不可自达。降及后世，岂惟不教，又从而禁锢遮蔽；岂惟不用，又从而摧残。唉！所余能有多少呢？所以科举合于学校，则人才盛；科举离于学校则人才衰；有科举无学校，则人才衰

译灭亡。

译科举与学校既然已经分开了，那么所设立的标准如果出自多种途径，人才就会稍微兴盛；如果只出自一种途径，人才就会更加衰微。这也是古今得失的一个方面。所以汉代以孝廉为常规科目，而其余还有所谓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目，大多不具备征召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的人。元光五年，文学高第、有行义、茂才异伦的人，大多不具备征召可充博士位的人。阳朔二年，勇猛且懂兵法的人；元延元年，能直言通政事、延揽侧陋可亲民的人；建平元年，明兵法有大虑的人；建平四年，治狱公平的人；元始二年，通天文历算、钟律、方术、本草的人；元始五年。而丞相辟除掾属也有四科：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经学达到博士水平；三是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核问案，文笔达到御史水平；四是刚毅多经历事而不惑，明智足以决断，才能胜任三辅县令。光禄茂才也有四行：厚质朴，谦逊节俭。刺史移送名册也有三等：一是明经，二是明律，三是能治剧。他们的选拔，有的特诏征召，有的特科考试，有的三府辟除，有的公交车召，有的公卿郡国举荐，有的遣持节察上，有的上书待诏，有的博士弟子射策，有的以技艺为郎。《汉书·卫绾传》记载有的人在郡县担任曹掾从事。他们的科目与出身如此之多，所以天下的士人都能因其性之所近，而各成其学。学问如果成了，那么征辟察举就会接连而至，没有不能自我展现的。所以天下人人皆是有用之器，而国家不至于以乏才为患。唐代沿袭隋制，设六科：一是秀才，二是明经，三是进士，四是明法，五是明字，六是明算。又有史科、开元礼、道举、童予、学究等科。制科的名目多达百数，见于《困学纪闻》的有八十六种。虽然不免猥滥，但一时贤俊如姚崇之下笔成章，张九龄之道德侔于伊吕者，往往出自其中。宋初沿袭唐制，也有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傅、通礼。起初沿袭唐制试《开元礼》，至开宝六年，《开元通礼》成，才改科。这一年以新书试问学究、明经、明法、医。《宋史·医学》记载起初隶属太常寺，元礼间始置提举判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疮科。试题有六：一是墨义，二是脉义，三是大义，四是论方，五是假令，六是运气等科。明经有科，那么士人就知道坚守其教了；行义有科，那么人就会笃于行义了；治剧有科，那么有司就知道尽心于民事了；明律治狱有科，那么政刑就公平了；兵法有科，那么就可以为人师了；《开元礼》《通礼》有科，那么士人就习于本朝掌故了；学究有科，那么就可以为人师了；技艺、明算有科，那么制器就能领先于民了；明医有科，那么人就能长寿了。这些科目，现在西方各国，没有不有的。如果突然告诉守旧之徒，他们将吐而弃之，说“彝也，彝也”，而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曾经实行过的。可惜只是悬挂其名，未广其用，所偏重的，乃专在进士一科，遂令天下学子虽有绝学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于诗试帖括之业，而通儒硕学，蹉跎不第。像韩愈、刘蕡这样的人，还不可数计。以至于廉耻道丧，请谒若固，关节往还，温卷求知等，名习焉不以为怪荣途之狭，人才之少，风俗之坏自千数百年以来矣。

宋熙宁年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这是三代之下一大举动。可惜荆公因无助而败，后人废其学校之闳议而沿其经义之偏制，谬种流传遗毒遂日甚一日。凡天下任举一事必有本末。荆公之议兴学为本变科为末。本既不行徒用其末不成片段安得不敝？荆公经艺取士未敢谓为善制而合科举于学校则千古之伟论也。当时旧执政之党哓哓争辩全属意见之言。其传诵后世最近理而乱真者苏文忠公一疏也。向尝刺其谬而条辨之今录于下当今之世其犹有援此等迂谬之论以相诘者可以此折之矣。苏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梁启超曰君相虽曰知人若欲举天下之士其才学之可任与否一望而尽得之虽尧汤皋禹吾知其不能矣。则必寄耳目于公卿公卿寄之牧令牧守寄之令长令长可谓亲民者也。然其

译百姓的才智与他们的学问品行，从哪里可以得知呢？如果不依靠学校教育，就无法成功。只说要求实效，不谈革新，这本来就是守旧派的常谈。试问国家选拔人才，不就是为了共同处理政事吗？既然处理政事的人才不足，那么设立学校来培养他们，本来就是适宜的。现在却用诗赋、帖括中粗劣的作品来冒充其名、凑足其数，那么什么是实，什么是虚呢？胥吏、皂隶中并非没有人才，古代卒史都由通晓经学的人担任，这是学校教育的功效。公卿、侍从常常担心无人可用，是因为他们从入学开始，就致力于迎合时俗、无用的学问，一旦得志，怎能指望他们匡正时局呢？这是没有学校教育的弊端。我认为苏氏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那是他苟且；如果他知道了，就应当推求其中的原因，对兴办学校感到紧迫，刻不容缓，哪里还有闲暇去写驳议呢？苏氏说：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起与废弃，假使三代的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的选举制度也一定有其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梁启超说：道有可以随民众变革的，有不可以根据民众变革的。学而优则仕，学习之后才进入政界，这是不可以随民众变革的。人民社稷，何必读书？这是孔子深恶痛绝的话，而苏氏却拾取来说，为什么呢？况且所谓他们的选举也一定有其道理，这道理究竟是怎样的呢？强迫圣人顺从我，圣人难道会接受吗？苏氏说：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了，天下人认为太平可以期待。直到今天，只有空名尚存。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德行道艺之士，要求九年大成的业绩，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改变现在的习俗，又应当发动民力来修建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士，并且时常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将他们放逐到远方，徒然造成纷扰，这与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呢？梁启超说：凡是持论的人，只应当论说事情的是与非，不应当论说事情的成与不成。学校如果不应当设立，即使庆历的规模已经确定，也应当废除它。如果应当设立，前事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庆历年间仅存空名，正是由于朝廷不能要求实效的弊端。苏氏为什么不申述他要求实效的说法，提议继续旧有的事业呢？反而因为噎废食。人才是国民的根本；学校是人才的根本。兴办学校是为了安定国家、长久地治理百姓。想要成就大功，不贪图小利，即使稍微劳费，又能躲避什么呢？况且有司供给的需要，养兵饷馈的费用，每年节省一二成，就可以兴办学校还有余了。不争夺那些，却斤斤计较地阻挠安定国家、长久治理百姓的举措，究竟是什么用心呢？范蔚宗推究汉代的法制，还说倾斜而未颠覆，抑制而未坠落，是出于党锢诸贤心力的作为。游士究竟辜负了国家和人民什么呢？先王教化他的百姓，就像教诲他的子弟，所以既有选拔优秀者的晋升，也有不遵从教化的惩罚，上下一体，痛切相关，这是太平的原因。后世距离古代不远，不明白先王的意思，只根据今天的弊政来衡量古代的制度，难怪会被当作笑柄了。苏氏说：想要兴办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格物致知，审察好恶以表率风俗。如果想要设立科目、建立名目来选拔他们，那就是教天下人相继虚伪。上面以孝道选拔人，那么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庐墓；上面以廉洁选拔人，那么破车瘦马，恶衣菲食，凡是可以在中立意的人，无所不至。德行的弊端，一至于此。梁启超说：科名不足以得到贤才，固然如此，其根本一定在于学校。至于修身格物的说法，乃是俗儒的迂腐之言，能制住人的口，不能服人的心，在辩才方面，这是下等的。汉代以孝廉选拔士人，而一代名节由此产生，虽然说是虚伪，比起唐代进士，怀揣温卷，在马下趋拜的人，怎么样呢？自从魏武帝下令，再三寻求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此后廉耻道丧，传播其流风，极于五代，比起割股庐墓、恶衣菲食的虚伪，又怎么样呢？苏氏本来以气节自任，现在却因为意见的缘故，发出这样的话，真不是我敢听的。苏氏说：“虽然知道它无用，但从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认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罢了。”梁启超说：“我听说《大易》的意义，纠正父亲的弊病，称为吉，宽缓父亲的弊病，称为吝。现在既然说它无用，就应当再寻求所谓有用的，来匡正其不足。现在却全部归罪于祖宗，认为制度虽然坏，我不承担其过错，这难道是仁人孝子所忍心说的吗？况且祖宗的法度，不是祖宗自己创造的，只是沿袭前代的弊病而已，前代又沿袭前代的弊病而已，推而上之，以至于古人立法的开始，那么其法本来不曾这样。历代相沿，不思振作，逐渐流变，遂成今日。那么所谓法，不过是成于泄沓庸臣之手，而不是祖宗的意思，认为不如是不可为治的。现在乐于师法庸臣，而惮于效法先王，这是太平之道千岁而不一遇的原因。自汉迄今，取士之法已不知几次更易，现在却说不过如此，谁相信呢？”

译历经数百年，背离元朝进入明朝，社会衰败疲敝，一直延续到当今时代。揣摩八股文的腔调，言语像戏子一样；点名对簿公堂，囚犯俘虏似的等待；背着书箱奔波的样子，如同乞丐被搜索；糊名阅卷摸索，好似赌博。回归根本重视书籍，却像挑选抄写员一样。国家选拔士人，是看重他们的才能，看重他们的学问，看重他们的品行。现在却把士人当作戏子和抄写员来豢养，把士人当作囚犯、乞丐、盗贼和赌徒来对待，想要士人自我珍重，想要国家能任用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呢？王安石说：古代选拔士人宽松，任用他们严格；现在选拔士人严格，任用他们宽松。我请对此发表一点看法：古代考试士人的标准严格，但晋升的途径宽广；现在考试士人的途径宽广，但晋升的途径严格。现在用来升降天下士人的，是八股文和八韵诗。即使是伊尹、吕尚、管仲、乐毅这样的贤才来写，也必定不会远远超过金章、陈罗等人；而迂腐浅陋的儒生剽窃模仿，也未必不能做到游刃有余。所以不必讨论这种制度好坏，只要能使符合这种法规程序的人被录取即可。按照所录取的人作为比例，那么举人能够考中进士、生员能够考中举人的，都应当有数千人。然而进士的名额每科不过几百人，举人的名额每省不过几十人，那么其余数千名被排斥淘汰的人，怎么知道其中没有伊尹、吕尚、管仲、乐毅那样的才能呢？而所录取的那几百几十人，怎么能够没有迂腐浅陋的儒生在其中滥竽充数呢？古人议论科举的弊端，说法不一，而以抽签的比喻最为恰当。所谓不是科举能够选拔出人才，而是有奇才异能的人能够考中科举，这确实是这样的。然而有奇才异能的人固然能够考中，庸碌卑下的人也能够考中，那将如何选择呢？现在假如带着千金去寻找大力士，向众人宣告：有能举起千钧重物的人，给予千金。那么强壮有力的人立刻就会出现。向众人宣告：有能举起小鸡的人，给予百金。那么所带的金钱顷刻间就会花光，而贲、获那样的勇士未必能招致。现在发表议论的人，常常因为科举录取泛滥，想要削减录取名额以澄清仕途。不知道沿着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制度，即使进士的名额削减到几十人，举人的名额削减到几人，而泛滥的情况依然如故。只是让怀才的人坎坷抑郁，不能自我施展，渐渐头发变白，才气消磨殆尽，这就是所说的不揣度根本而只整治末节。我看到那些读书人，在他们年轻气盛的时候，没有不想博通古今、经营天下的，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暂且降低心志去学习八股文，一旦考中功名可以娱乐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然后才从事于我想学的学问。当他们参加童子试时，县试几场，经过一个月才结束，又过一个月在府里考试，府试几场，经过一个月才结束，又过一个月在省城考试，三次考试结束，一年就过去了一半。既然用半年的力气废弃学业去应付考试，一旦落榜，就穷愁感叹，不能读书而颓废自放，又过了几个月。感叹之后，县试又到了。考试不止一次，年份不止一年，即使侥幸入学，生员考中举人的艰难，情形也是如此。举子考中进士的艰难，情形也是如此。翰林院获得差事的艰难，情形也是如此。考试的事情无穷无尽，已经的日子，就是学子没有休息的时候。日月在上面流逝，身体在下面衰老，而以前所说的博通古今、经营四方，终究没有机会从事。至于那些杰出的人士，志气不衰，冲破罗网，实现自己志向的，千百人中，难道没有一二人吗？然而其中等以下的人才，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哪里可以说得完呢？况且这一二人，如果不是被科举所困，而把冲破罗网的力量用于其他方面，那么他们的成就又将会如何呢？所以学校教育兴盛，中等人才也能进升为上等人才；科举制度衰败，有志之士也会变成无用之人。它们的差别相差如此之大。

现在国内有同文馆和方言馆，国外有出洋学习的学生，实行了几十年，而国家没有得到人才的作用，是有原因的。从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亲自游历各国，挑选国内优秀的子弟，让他们在葡萄牙和法国的首都学习，回国后给予高官厚禄，遍布朝廷和地方，俄国于是变得强大。日本维新之初，选拔高才生到欧洲学习，学成回国，根据才能任用，现在的伊藤博文、榎本武扬等人，都是昔日的留学生。而中国所谓的洋务学生，耗尽他们的精力，废弃他们的本业，离开家乡，从幼年直到壮年，去从事西学，侥幸稍有成就，认为可以身居高位显赫，光宗耀祖，却贸然回国，却被闲置不用，大而无当，往往滞留十年，没有得到一个官职，上不能充分发挥所学，下不能救济饥寒，千金买得屠龙术，成功了也没有用处。唉！人们又为什么乐于做这种劳苦的事呢？国家教育他们是为了任用，教育了却不任用，那么教育他们的用意何在呢？学生求学是为了效力，求学了却不被任用，那么求学的用意何在呢？这真是我不能理解的。有人说这些人中，寻求所谓有奇才异能可以大用的人，也很少，这确实是这样的。不知道国家所看重的，既然不在这方面，全国上等的人才，都已经被法令所束缚，被八股文所驱使，出卖身心直至灭顶，不能自拔，谁肯放弃稽古的荣耀，而俯身从事呢？所以当他们开始求学的时候，那些参加选拔的人

译（这些人）大半不过是中等资质罢了。而且自从成年以后，又从未教导过他们中国的义理之学，只是混迹于洋场，深受不良习气的影响，等到学业完成，也被视为杂流，不与士人并列，他们不自爱，本来就是应当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杰出卓越的人才，更加因前车之鉴而畏惧退缩，羞于与庸碌之辈为伍，因此这里的人才日益凋零。然而在这二十年间，那些在西国学堂考试中名列前茅、获得结业凭证的人，往往都有，而西方通达事理的人，也常常感叹说，震旦（中国）的人才并不比他们国家差，那么出洋学生中并非没有人才，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却将他们束之高阁，听任他们自生自灭，不过问他们，于是出现了美国学生因无法谋生，投身某洋行做买办的情况，有制造局的匠师月薪四十两银子，却被西方某工厂以二百两银子聘走的情况，豪杰之士怎能不感到憋屈？有志之士怎能不望而却步？既然没有像细腰高髻那样的歌女（比喻没有吸引人的事物），又加上抛弃鼎宝瓠（比喻珍贵人才）的损失，不怀有亡羊补牢的补救之意，只是效仿渊鱼丛爵（比喻自取灭亡）的愚蠢，还只是跺脚搓手，天天叹息说：“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天下的人，难道能忍受这种局面吗？

译所以想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来使中国强大，只有变革科举制度才是第一要务。大变革就有大成效，小变革就有小成效。综合来说，有三种策略。什么是上策？远效法夏商周三代，近采纳西方各国的做法，将科举与学校合而为一，从京城到州县，依次设立大学、小学。聚集天下的人才，先教育而后任用。进入小学的比照秀才，进入大学的比照举人。大学学业完成比照进士，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人出国学习，比照庶吉士。其余的人归内外户部、刑部、工部、商部等各部门任用，比照各部属官。庶吉士出国三年学业完成归来的人，授予职位比照编修、检讨。学生学业有固定的课程，考核有固定的标准，在学四年后进行大考，以教习为考官，不限名额，不糊名。凡是自明朝以来选拔人才的工具、选拔人才的方法，千年的积弊，一旦清除并摒弃它们，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顺从风向。八年之后，朝廷就充满人才了。所拟定的详细章程，在下篇中详述。什么是中策？如果积习已久，不能立即废除，选拔人才的工具不能完全改变，科举与学校不能完全合并，那么不如采用汉唐的方法，多设各种科目，与今天的帖括一科并行。过去圣祖、高宗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网罗俊才良士，激励后辈，所以本朝人才以康熙、乾隆两代最为兴盛。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多进胜于一进的说法。现在请求杂取前代的制度，设立明经一科，以能够畅达教化意旨，阐发大义，能用今日新政印证古经的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晓中外算术，引申其原理，精通其方法的为及格；明字一科，以能通晓中外语言文字，能互相翻译的为及格；明法一科，以通晓中外刑律，斟酌适用的为及格；使绝域一科，以能通晓各国公法、各国条约章程，才辩敏捷的为及格；通礼一科，以能阅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熟悉掌故的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明白格致制造的道理，自己著写新书、制造新器的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通晓教学童方法的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通晓全体学识，万国药方，知道中西病名证治的为及格；兵法一科，以能熟悉操练法程，识天下险要，通晓船械制法的为及格。至于选拔的方法，或者像康乾鸿博故事那样特诏举试，或者像近世算学举人那样，按省附考，总之，必须给予出身，显示荣耀的途径，给予翰林、进士、举人的名号，准许一体参加乡试、会试、朝考、殿试的实权者，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见，告知他们用意所重的地方，引导他们利禄所在之处，那么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以及西学各馆及出洋学习的学生，都可以因此自达。那些没有成就的人，也可以更加勉励于实学，以供天下使用，那么事情很顺利，而效果也很迅速。什么是下策？完全沿用今天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改变选拔人才的工具。童子试不录取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须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物致知等艺学。乡会试必须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诗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门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的原因；第三场试天算、地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业，听人自选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完全依照汉代策问贤良的故事，专门问当世的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考试学差、试差，也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规。完全像殿试这样，那么过去攻八股、吟八韵的人，必将渐渐放弃旧业，从事于实学，而得到的人才一定比过去多。

上策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中策是汉唐的策略；下策是宋元的策略。实行上策国家强大，实行中策国家安定，实行下策国家生存。如果固守晚明的弊制，抛弃历朝的宏大法度，拘泥百年的积习，畏惧众人的非议，违背造就人才的公理，沿袭愚民的老办法，那么即使铁舰充满大海，谁与之作战？枪如林立，谁与之使用？数万里土地，谁与之守卫？数百兆人口，谁与之治理？《传》说：“你有美锦，不让人学习制作。”说不学习的人，不可以共同处理政事。现在使用人才，在那边；而选拔人才，在这边。这就像蒸沙子想要它变成饭，去燕国却向南驾车一样。难道不荒谬吗？难道不荒谬吗！

过去同治初年，恭亲王等人曾请求选拔编修、检讨、席常，以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拔、副贡、岁贡、优贡等进入同文馆学习西艺，给予廪俸，给予升迁途径。原奏究澈利弊，驳辨邪说，字字恰当，切实可行，恐怕外面看到的人还少，特意照录以满足众人阅览。其文说：“臣等因为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设一馆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上谕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臣等查考此次招考天文算学的提议，并非追求奇特怪异，震惊于西方人的术数之学。因为西方人制造器械的方法，无不由

译依据一定的法度而产生。如今朝廷商议想要讲求制造轮船、机器等各种方法，如果不借助西方人制造器械的方法，阐明机巧的原理、制作的根本，我私下担心会主观臆断、自以为是，白白耗费钱财粮草，仍然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因此我们反复权衡，才上奏此事。议论的人如果不明察，一定认为我们此举是不急迫的事务，一定认为舍弃中国的方法而跟随西方人是错误的，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学习西方人的方法是极其可耻的，这些都不了解时务。中国谋求自强，到了今天已经非常紧迫了。了解时务的人，没有不把采纳西方学问、制造西方器械作为自强道路的。边疆大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深明这个道理，坚持这种说法，时常在奏章中详细陈述。去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从京营派遣官兵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也请求在福州设立艺局，选拔年轻聪慧的子弟，聘请洋人教授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作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的根本。由此看来，西方学问不可不急于学习，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几个人的私见。有人说雇佣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岸都曾办理过，既方便又节省，何必为此劳神费力？不知道中国应当学习的，本来就不止轮船、枪炮这一件事。即使就轮船、枪炮而言，雇佣购买来应付使用，计策虽然方便，但方法终究掌握在别人手中。讲求以透彻其原理，方法既然明了，那么使用权力将掌握在我们手中。一个是权宜之计，一个是长远之谋，谁得谁失，不用分辨就自然明白了。至于认为舍弃中国的方法而跟随西方人是错误的，也是凭空臆测的说法。查考西方术数中的借根法，实际上本源于中国术数中的天元法，他们那里还称之为东来法，只是他们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所以能推陈出新，在海外享有盛名罢了。其实方法本来就是中国的方法。天文算法如此，其余的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中国创立了方法，西方人沿袭它。中国如果能超越它，那么在我们这里已经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向外寻求，其利益正是不浅薄的。况且西方的术数，我圣祖仁皇帝非常赞同它。当时列在台官，垂范为时宪，兼容并包，智慧周遍没有遗漏。本朝的掌故，也不应该数典忘祖，何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代农夫戍卒都懂得天文，后世设立严厉禁令，知道的人才开始稀少。我朝康熙年间，解除私习天文的禁令，从此人文兴盛，天学盛行。治经的儒生，都兼治数术，各家著述考证都很精妙。俗话说：“一物不知，是儒者的耻辱。”士子出门，举目见天，却不懂列宿是什么东西，也足以羞愧了。即使今天不设立这个馆，也应当学习涉及它，何况是明确目标来招揽人才呢？如果认为学习西方人的方法是可耻的，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天下的耻辱，没有比不如别人更耻辱的了。查考西洋各国几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学习，制造日新月异。东洋日本最近也派人去英国学习文字，研究象数，为仿造轮船做准备，不出几年也一定有成就。西洋各国雄踞海邦，各不相让，不用说了。至于日本这样的小国，独自知道发愤图强，唯独中国拘泥于因循守旧的积习，不思振作，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现在不以不如别人为耻，却唯独以学习别人为耻，将要安于不如人而终于不学习，就能洗雪耻辱吗？有人说制造是工匠的事情，儒者不屑于做。我们尤其有话说。查考《周礼·考工记》所载，都是梓匠轮舆的事情，几千年来学校奉为经术，这是什么缘故呢？工匠习惯其事，儒者明了其理，理明而用广。今日的学习，是学习其理，这是儒者格物致知的事情，并不是强迫士大夫亲自从事技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总之学习期于适用，事情贵在因时制宜，外人的疑议虽然多，当权者的权衡应当恰当。我们对此考虑得很成熟了。只是事情属于创始，立法应当详细。大致想要严格课程，必须优厚供给廪饩；想要期望鼓舞，必须酌情给予升迁途径。恭敬地共同斟酌拟定章程六条，抄写呈上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一向优秀。差使较简，如果让他们学习这项步天算学，考核功效必定容易。又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举人五项贡生，事情同一律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广泛采纳。

译皇帝下旨，依照所议办理。那时正值日本初次派遣人员出洋学习的时候。这项建议如果实行，中学与西学就不会被截然分为两途，而通过正规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没有不潜心钻研此道以等待朝廷任用的。到现在三十年了，过去所谓的编修、检讨以及五品以下的官员，都已位居卿相、孤卿之列。用他们来革新各项制度，力图国家富强，西方的大国尚且会畏惧他们，更何况是区区的小日本呢？然而当时倭仁（倭文端）正以理学名臣的身份主持清议，一时未能详尽考察，便以“用夷变夏”的说法上疏极力争辩，竟然阻挠了这项决议的达成。孔子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出他的智慧，一句话也可以显出他的无知。”倭仁的言论，那误人误国的程度，难道有穷尽吗？还是说上天的心意尚未厌倦战乱呢？如今，非常之事的开端，百姓是畏惧的。千百年的积弊，一旦想要全部去除，我知道这是困难的。然而如果不走这条路，就终究没有自强的一天。虽然事事模仿西方的制度，但究其成效，就像邯郸学步一样，新的武艺尚未学会，旧的步法已经丢失。我们这三十年来学习西方方法的成效，已经可以看到了。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后悔前事已来不及，想着继起者能有所作为。唉，不要让后人再来哀叹后人啊。

卷二十九 内政部三 官制

制禄议

任源祥

明朝的官制，表面上仿效西周，但俸禄却远远落后于古代。定额数量本来就少，又实行折支（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劣质物品发放），这实在不是养廉的办法。三代以上暂且不谈，即使是汉朝的太守，号称二千石，实际只领一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际只领一千石。现在正一品官员，年俸一千四十四石，这是三公的俸禄已经不及汉朝太守实际领取的数量了。其中本色俸（实物）占三成，折色俸（货币或折价物）占七成，除去发放的十二石米外，发放银二百一十五两零，这是三公实际领取的俸禄不及汉朝三公属僚实际领取的数量了。以此类推，直到从九品，除去发放的十二石米外，年该发银一十九两零，对于一个八口之家，说这足以代替他们耕种吗？况且一品到九品都发放十二石米，这是没有等级差别。折色俸徒有其名，却用无用的宝钞和关税来支取，这是诱导欺诈。上级欺诈下级，下级欺诈上级百倍。按照法律来说，官员除了俸禄之外，只要有所索取，分毫都是赃款。既然缺乏衣食的费用，又凭借有权势的地位，而能做到一介不取，非中等以上的人才不能做到。我担心三百年来，完美的人屈指可数。起初只是文书上互相索取，上下互相蒙蔽；最终贪污成风，即使严加诛杀，也不能制止，这是俸禄制度造成的。所节省的小，所亏损的大。现在即使不能恢复古制，但姑且按照一千四十四石等而下之的数量，实际发放实物，酌情支取米、绢、布、钱，以凑足其数，那么上级就免除了诱导欺诈的罪责，下级也充裕了养廉的费用。如果不是非常不肖，即使犯赃的人也会很少了。古代制定赋税，原本是为了宗庙、朝廷、百官、五礼的费用。后世兵制不好，花费天下大半的赋税，又或者消耗在奢侈浪费上，消耗在侵吞中，而不知道察觉，却唯独吝啬百官的俸禄，以为这是节俭，果真足以称为节俭吗？吃饭的人少，难道是说的这个吗？如果确实人能胜任其职，职名符合官位，而俸禄也与之相称，不也很合适吗？不然，明显地诱导欺诈，暗中纵容贪婪，剥削百姓的膏血以谋利，而祸乱随之而来，盗贼频繁兴起，战争不止，这是费呢？还是俭呢？怎么不想想呢？

俸禄 日知录

顾炎武

如今贪婪的风气之所以牢固地存在于人心而不可去除，是因为俸禄微薄而无法赡养家庭。从前武王攻克殷商，众士的俸禄加倍。《王制》规定：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汉宣帝神爵三年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平，那么治国之道就衰败了。现在小官吏都勤于事务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扰百姓，难啊。”于是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十五。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下诏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其中千石以上比西汉旧制减少，六百石以下比旧制增加。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说：“古代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绩制定俸禄，即使是下士也足以供养上等农夫，对外足以奉公忘私，对内足以赡养亲人施予恩惠。现在在位的人俸禄不足以代替耕种，这不是推崇教化根本的方法。”于是商议增加官吏俸禄。唐朝时的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州、下州刺史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等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郡、上等县簿尉二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下制说：“衣食既充足，廉耻才知道。至于资用不充足，或者贪求不止，败坏名声触犯法律，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京城之下，尤其难以获取供给。”那些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式官员，今后每月发放俸禄、食物、杂用、防合、庶仆等，应当十分率加二分，那些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作为例程。而白居易任盩厔尉时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唐朝兴起，上州司马秩五品，年俸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职足以庇护自身，食物足以供给家庭。”现在的俸禄制度不过唐朝人的十分之二三，他们无法自给自足，能不向百姓索取吗？从前杨绾为相，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