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　杂着部一

译卷一百五 杂着部一

论中国不能享受万国公法的好处

各国将中国排斥在万国公法之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不是大国吗？那么，全世界有一千三百多亿人，而中国就占了三百多亿人。全世界分为六大洲的土地，而中国又占据了亚洲最大洲的一大半。是因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吗？那么，四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历法，纪元两千多年前就有孔子创立教化，早已超越了拉丁和埃及。既然如此，那么各国将中国排斥在万国公法之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刑法大多不能与他们相同。西方人知道中国不能与他们相同，又恰逢中国接连战败之后，无不借机要挟，趁机逼迫。统计自从道光、咸丰年间通商以来，其中遭受损失的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方面。然而其大致的情况是可以说出来的。传教与国家事务本来不相关，有保护的惯例，没有压迫的行为，而各次条约无不加入传教这一条。一国有利，各国均沾，这是什么道理呢？而中国独自忍受了。西方人在中国无不均沾其利，而我们华人旅居美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的，他们能享受到与有约章国家同等的利益吗？有海口就有领事，有村镇就有教堂。领事、教堂所到不了的地方，就有游历人员遍布于我们的内地。无论商事、工事、重案、小事、殴打争吵、闹事，都只由各海口的领事管辖。领事之上又有公使，公使的权力可以集结兵船。兵船之外，租界、民团、埋伏的军队、穿着铠甲的士兵，环伺周围。喧宾夺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华工在美国被驱逐，不能把施用于我们的手段施用于他们。华商在西班牙被欺凌，不能把在我们这里争取得到的权利争取得到。逐渐导致小民积怒成仇，希望一快，那些敢于用刀刺向外人腹部的人，被捕办之后接着就是赔偿，赔偿之余再用口岸、租界来引诱，而且还不满足。去年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就是如此。那些在中国犯事的外国人，即使理亏势穷，领事、公使、战舰、铠甲等等无法袒护，也必定千方百计，旁敲侧击，来恫吓我们、游说我们、蛊惑我们、恐吓我们。而我们因为刑法不同的缘故，也不得不低头顺从，就范于他们的范围，任其颠倒黑白，然后才罢休。这并不是没有根据而这样说的。往年英国人美生私运军火一案，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至于我一提到想要设立领事，他们必定多方阻挠，使不能实行。即使事情快要成功，也必定使其失败，从而感到痛快。无论其他，即使像西班牙的小吕宋港口，中国现在想要设立领事，别说十几次，最终没有一次成功。香港近在咫尺，也至今空无一人。那些已经设立的，也受制于和约章程，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利益。静坐无为，学习太上老子的做法，唉，真是病态啊。说到税则，西方货物进入中国，关税务必从轻；中国货物进入西方，关税务必从重。说到商情，西方人依靠华人借贷，一旦宣布破产，就可以了事；华人欠西方人的债，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也必定自身入狱，通知中国官员，查封家产，连累亲朋，然后才罢休。其中的缘故，虽然中国官员媚外过于奉承，也确实是因为西方人在中国的约章中所载权利太大的缘故。不看看门德商宝记宝昌纠缠不清的事吗？同安县署所拘禁的有多少人，防厅署所禁闭的有多少人，前后三年，至今未了。一艘船的琐事，越境劳顿官员，这件事如果全在西方国家，早就伸张正义多时了。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中国不改变政治刑法，自己吃其亏。如果一旦发愤图强，先改变刑法与万国相同，即使不必船坚炮利，也已经进入文明。对外与万国同为平等，对内则亿万民众的志气可以伸张。马首是瞻，东方有启明星，引导我们的先路啊。

张维说

凡是有血气的，都有争心。争，是天地的本性。妄自放纵争心，就会混乱；人争而已，不争就会混乱；争而不知道为什么要争，也会混乱。礼义廉耻的维系，是用来止息天下的争，用来端正天下的争的。外国振兴商务，机械工巧，无微不至；中国极力与之竞争，数十年来，其效果可以赌注。所谓富强，就像没有网的纲，没有桨的船，混乱漂摇，最终没有定所。为什么呢？外国外务其末，内持其本；中国内持其本，外务其末。本，是什么？四维。末，是什么？商务。四维以耻为本，以廉为用，以义为主轴，以礼为模范。模范能成物，但不能应用。天下的事，有耻才能动忍；有廉才能整齐；有义才能相时而动，不失其宜。外国议院的各种政举行动，都效法管理商业，实际上有廉耻义来维系。经过百十载，教派淆乱争夺，反复振作挫折，郁积至极思奋，人争自立，所以日益兴盛。中国文诰频行，上下不紊，臣子如陛，众庶如地，彰彰于天下的，只是礼而已。无事之时，委蛇俯仰，雍容揖让，也足以自持。际此外侮交讧，度支日绌，

译在上位者也明白，昔日的礼制不足以通应变局、挽救弊端，于是效仿外国，每年不惜耗费数百万国库资金，争相设立海军、学堂、通商等重大政事。然而积弊深重难以扭转，在其中经营运作的人，大多是无耻、无廉、无义的徒众。试问督抚保荐提拔的人，果真了解他们的耻、廉、义吗？通过捐纳等异途登上仕途的人，果真能自我砥砺耻、廉、义吗？那些一二脱俗敦厚、敢于任事的士人，沉沦多年，即便不遭受压制，也往往退缩止步。那些建立节度、开设府署的高官，或许以耿直彰显廉洁，以矫激崇尚道义，以张扬粉饰来图谋洗雪国耻。但对于根本的大道，无暇维持补救，却还小心翼翼地共同将他们视为匡正时局的良佐。唉！上下互相蒙蔽，不过是苟且度日罢了。天下是重大的事物，治理天下是沉重的负担，就像背负重物一样。人们用黄牛皮绳捆扎，却系上腐朽的绳索，胜负还需要计算吗？孔子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先王的正道。外国好比齐国，中国好比鲁国。外国不熟悉诗书纪纲的严密，往往接近《周官》的制度，其谋划建立之艰难可想而知。中国典籍俱在，不难遵循，况且世运的升降，不外乎文与质的增减。外国崇尚质实，中国崇尚文饰。外国的质实，只得到十分之五；中国的文饰，达到了十分之八。如果去掉文饰的大半，辅以质实，遵循祖宗励精图治的本意，参酌《周官》六职的精义，恢复孝悌力田、乡举里选的法度，简化科条，废除捐纳，废止科举，重视学校政事，研习古今要务，确立德行义理的标准，选拔贤明，杜绝滥举，严惩贪墨官吏，重罚横议邪说，去除厘金以舒缓商民，招引外国游商以保全财富，讲求屯田以节省军饷，兴修水利以保卫农田，开采矿地以辅助用度。元气一旦恢复，身体就会充盈，这样就能做到行己有耻，共同砥砺廉洁，见义勇为，上下同心，黜落浮华崇尚务实，不崇尚奇珍异物而洋货滞销，不遗漏自身利益而洋商的计谋熄灭，内外上下不仅具备汉官的威仪，在奉令承教的细微之处也不繁琐沉重，实行三年即可见效，实行十年就能大治，何必惋惜失地，何必忧虑国债，何必担忧外侮，何必亦步亦趋地效仿海军铁路呢？人必定先自我轻侮而后别人才轻侮他，人们只知道外国侵蚀中国的财富，却不知道千百庸懦、奔竞、夸大、贪婪狡诈的士大夫，处处侵蚀中国的元气，使耻、廉、义固有的良心，在上级汰换下级困顿中销蚀。外国维系国家的有三个方面，中国维系国家的只有一个方面，最终连这一个方面也不足依靠，那就无可言说了。圣人的道理似乎迂缓难行，四维的实际效果，人们常担心不能立即显现，唉！日本是海岛国家，以积弱为耻而自强，竟然就强大了。中国不能效法古人，难道不能效法日本吗？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这在于谋国之人了。狂夫之言，也是《小雅》的遗意啊。

译中外一家说

长着圆头方脚、头顶天脚踩地的人，没有不具备血气心知能力的，也就没有不具备仁义礼智本性的，不能因为是中国还是外国而加以歧视。从差异的角度看，中国圣贤相继兴起，难道缺乏穷奇、梼杌这样的恶人吗？从共同的角度看，外国礼教尚未显著，也有许多奇士伟人。所以孔子作《春秋》，中原地区，如果违背常礼就贬斥它；秦国，是西戎之地，但能聘问鲁国就嘉奖它。所谓严格区分夷夏的界限，是根据人的行为，而不是根据地域。从前伏羲、轩辕的时代，九大土邦曾经共同尊奉一个君主。考察西方国家的记载说：天地开辟，开始产生人物，有亚当统治世界。亚当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轩辕黄帝。又说：该隐无道，天降洪水，人和牲畜荡然无存。挪亚继位，人口日渐繁盛，有三个儿子，叫闪、含、雅弗。说西方各国的祖先，该隐大概是指帝挚。挪亚又译作挪亚威，就是放勋（尧）的转音。凡是西方书籍谈论古代事迹，没有不从洪水说起，可以知道洪水以后，声教阻隔，中西不通。史书记载神农时代，地域超过日月之外，不是虚话。驺衍说中国之外有八个裨海，而大瀛海环绕着它们，在固守一隅的人，正认为驺衍的说法荒唐。不知道如今地球既然开辟，纵观西方人的说法，有可以印证驺衍言论的。西方人说八大土邦加上中国为九，不就是驺衍说的中国之外有八个裨海吗？西方人说五大水汇聚涵容地球，不就是驺衍说的大瀛海环绕着它们吗？而且不只是驺衍的说法，九土的说法已经见于《河图括地象》。如今西方人考察北冰海承接北极，南冰海承接南极，中间有几千丈长的鱼，已经见于《庄子》北冥鲲化为鹏的说法。那么秦汉以前的人，好像已经洞悉地球的全体了。又近来斌郎中见到埃及石棺铭文，郭侍郎见到克里何碑石柱铭文，文字类似石鼓文的字体；墨西哥有数千年前的古城石墙，有文字类似蝌蚪文；澳大利亚大山绝壁上有文字像篆籀文以及鸟兽草木的形状。如果不是四千年前曾经受过同文之化，怎么能这样呢？洪水以后，中西隔绝，方外的人不沾圣人的教化，中国于是渐渐有鄙视外人的意思。不知道如今各国的强盛，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武备习惯，也因为他们文教的兴盛。卓越非凡的人，倡导一种教义，能让亿万民众顺从，如沙门教（佛教）兴起于印度，天方教（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罗马教则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信奉天主教，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信奉希腊教，希腊、俄国信奉希腊教之类，没有不有精妙的道理和名言，启发聋盲，让信奉教义的人心悦诚服。《王制》说：“圣人修明他的教化，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他们风俗自有教化，我们为什么痛绝它呢？”然而如今讲习西学、进入洋教的人，只是窃取西方人的残余，常常高傲自视，轻视华人，几乎认为圣教无用。他们的意思是华人诈伪，不如西方人的诚笃；华人事事粉饰，不如西方人事事实；华人取士以文章，所学非所用，不如西方人学以技艺成，职位由公举。然而这是末俗的流弊，难道是圣教的本来面目吗？我曾经说如今的华人各自信奉圣教，实事事与圣教相反；如今的洋人不识圣教，实事事与圣教暗合，请逐条列举这些事而一一指出。

圣教最重视忠信，华人的诈伪失去了它，西方人的诚笃接近它。圣教最重视力行，华人的粉饰失去了它，西方人的实接近它。圣教最重视学校，家塾、党庠、序、国学，每年入学，三年考校，养老乞言在这里，论秀书升在这里，又先设立小学，让能穿衣的童子无不就学。如今考察外国学校如林，星罗棋布，人都就学，国家没有游民，为什么与三代盛世的气象相似呢？西方人最重视幼学，尤其与蒙以养正的宗旨相同。中国则一省一地书院不多，又只视为具文，没有作育人材的实效，这不是华人与圣教违背，洋人与圣教符合吗？唐虞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周官》兴廉举孝，法度至善。如今西方人议院的官员都由公举，还有古意。中国则汉代重视策论，唐代重视词章，明朝以后重视制义，乡举里选的法度不可复行，风气浇漓，人心变诈的缘故，不是大大失去圣王治世的根本吗？至于技艺一门，古人尤其重视专精的学问，所以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矢，都是技艺以人传。到黄帝作飞车，周公作指南车，后汉张衡作成地动仪，蜀诸葛武侯作木牛流马，用如今西方人的制造比较，还逊色于它们的精妙。自从中国不讲考工艺术的书流入西国，西方人专精地引申它、扩充它，愈出愈奇，愈变愈巧，他们的技艺于是成为中国所不能及。然而技术是圣教的绪余，也是西方人得到而华人失去的。西方人怎么能兴起圣教符合呢？是因为道理在人，没有中外古今的差异。华人为什么反而与圣教背道而驰呢？是因为流及既衰，风俗颓靡，失去本来面目。所以一概诋毁外人的人，固然是井底之儒，如夏虫不可语冰，篱笆上的鷃鸟不知天地。而

译刚刚学习西方学问，只得到些皮毛，反而怀疑圣人教化足以削弱人的国家，却不知道中国的衰弱在于拘泥于唐宋以来的积习，而没有恢复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宏大规范罢了。效法尧舜，遵循文武，圣人教化，就是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宏大规范。将其推行实施，那么一部《周礼》，就是实现太平盛世的工具，而其中已经亡佚的冬官部分，再取用西方人的长处来弥补中国的短处，切实讲求，不遗余力，编撰为会典，特别设立专科，那么中国四亿人的聪明才智，难道不能追随欧洲西方的步伐吗？那些西方人，民风淳朴茂盛，技艺精良，而谋求富强，勤勉不懈。新的制度一出现，各国互相仿效，很符合古人以善者为师的意思。可惜他们习俗重视妇女，阴盛阳衰，甚至有女子弑父并夺取其位置，又将其让给丈夫的情况，这是因为没有听闻圣人教化的缘故。假如用现在西方国家的富强，秉持古代中国的礼义，将会使声威教化遍及四方，中外成为一家，九州统一尊奉的盛况，必定不会仅仅出现在伏羲轩辕的时代了。难道不美好吗！

译罪言

唉！论及今日的中国，不就像病人已病入膏肓吗？即使有像秦缓那样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奏效啊！强大的邻国环伺四周，像老虎一样贪婪地盯着，伺机而动，企图分裂华夏。他们瓜分豆剖的念头，在心中盘桓已经很久了。然而中国的那些高官显贵，依旧酣睡未醒，拖延敷衍，得过且过，仿佛西方人借端挑起事端，不过是想振兴商务，借此获取利益罢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奢望。所以在德国占据胶澳这件事上，不仅不思厉兵秣马，在边境与之交战，反而认为那里荒凉偏僻，在中国本是多余之物，不丢弃固然没用，丢弃了也不可惜。于是德国所要求的事情，竟然全都遵从，即使是九十九年的租约，也无不唯命是从。却不知道名义上是租给，实际上那块土地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古人有诗说：“君王莫把燕云弃，一寸山河一寸金。”当权者即使没有反复诵读这句话，也应当知道西方人扰乱亚洲局势，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发端的。否则，外洋各报为什么对德国的这一举动多有赞美之词？甚至有人写论说，称德国朝廷处置中国非常得当，各国极应以此为法。又如二十四日贵报所记载，英国报纸论及瓜分中国一节，这可见近数年来他们想要瓜分中国的意图，早已流露在言语之间。德国人正是为他们开辟先路罢了。凭借中国物产的丰饶，地域的广阔，五金矿产的丰富，几乎到处都有，谁不想染指？其间如果也借教案来挑起争端，借口自然不难找。以前之所以没有显露锋芒，还因为瓜分非洲的事情没有结束，所以他们的心意还可以暂缓。现在则已经专注于我们了，局势不是更加危急紧迫吗！假如当权的人仍然漫不经心，认为在自己有生之年还可以侥幸避免，我恐怕从此以后，即使想苟且偷安片刻，也做不到了。这实在是草野小臣痛哭流涕、不忍写在纸上的事情。我曾考察从胶澳到京城的路，按海程计算，并不遥远。现在又正在兴办铁路，与东三省相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假如一旦水陆并进，直逼京师，早上出发不难晚上到达。这是第一个危险。近来听说俄国人也想索取旅顺、大连湾两处的租界，这又有不得不答应之势。东三省的土地，更是他们长久以来垂涎的对象。假如与德国人同时发难，那么我们两面受敌，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善后了。这是第二个危险。德国和俄国既然已经如愿，如果坚持利益均沾的说法，英国和法国必定接踵而起。英国图谋扬子江，法国图谋闽粤，这是人们早就预料到的，恐怕转眼之间就会发生。这是第三个危险。英、俄、德、法既然都饱食了剩下的部分，虽然是残羹剩饭，但也未尝不足以让人吃饱。那些全球各国，早就食指大动，难道有不起来争夺的吗？这是第四个危险。如今国库空虚，年收入不过七千万，而赔款却高达二万万有余。入不敷出，即使是街巷小民尚难支撑，何况是国家呢。古人有话说：“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凭什么不恐惧。”这是第五个危险。北洋战舰几乎全部沉没，假如想购置以备不测，无论没有这笔钱，即使有，而比这更紧急的事情正不少。想要恢复海军昔日的景象，实在是非常困难。假如一旦海上战火逼近，试问靠谁来抵御。这是第六个危险。过去丧师失地，百姓的义愤之心，无不溢于言表，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甚至有人愿意跳入东海而死。这种不忘君父的心，固然出于不自觉。现在则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胶澳被占据，几乎像司空见惯，无足轻重，即使有扼腕叹息的人，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激昂慷慨。民心如此，士气不振，已经可以概见。这是第七个危险。如今各省灾荒接连报告，米贵如珠，柴贵如桂，即使是家里一向富裕，一粥一饭也觉得来之不易。这就是盗贼充斥的原因。又有饥民遍布道路，假设有狡猾的人从中煽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啸聚山林，乘机起事呢。外患正盛，内忧将起，不对国家造成危害的，很少了。这是第八个危险。中国的利权全部被外洋夺走，现在虽然振兴商务，终究不免有名无实，而遽然说就可以挽回利源，恐怕也没有这种奇迹。况且近来各处市面全都清淡异常，商民的困顿，一望便知。圣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第九个危险。加上现在各级官员敷衍了事，已经习惯成风，即使有想图振作整顿的人，而人各一心，遇事往往遭到掣肘，那么与其因事获罪，不如缄默自保，反而能永远保住禄位。这样即使有扭转乾坤的手腕，也会望而却步，又谁肯出死力来效忠呢？所以有识之士说：“朝廷现在虽然不惜巨款，开设经济特科，将来人才之多，固然可以预见；但缓不济急，而且新进的小臣，又不免受资历限制，纵有长才，恐怕也无从施展。”这是第十个危险。然而这还只是举其大略而言，

译至于其他萎靡不振的弊端，简直如同百孔千疮，即使现在墨水干涸、笔毫磨秃，仍然不足以完全表达我想说的话。向东遥望长安，不禁让人泪如雨下。纵观当今世道，局势已经岌岌可危，心中不禁有所触动，于是不得不大声疾呼以唤醒麻木之人，只希望能补救万一罢了。除此之外，便不再考虑其他了，了解我或指责我，也就只能任由世人议论罢了。

译倚仗强大并无益处论

俄罗斯国的土地，不能说不广阔且众多。俄罗斯国的人民，也都以强悍且狡诈著称。他们不仅每日肆意进行蚕食，而且每日肆意进行鲸吞。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一点呢？从他们侵占萨哈林岛的事情上可以看出。起初，海中有萨哈林岛，与俄罗斯、日本两国都隔着海洋。其南部与日本对岸距离较近，所以先属于日本。其北部则与俄罗斯对岸距离稍远。近来岛屿北部一带已被俄罗斯占据。岛中有一个村落，居民仅有七十户，也被俄军占据了一半。俄人又派大量军队镇守此岛，士兵时常喝醉，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一天，恰逢俄人喜庆的日子，俄兵乘着酒劲一直闯入日本官署，深入内室，偷走了日本官员的一只鞋，借此来侮辱他。日本人大怒，与他们争斗厮杀，俄兵因众寡不敌，被打败逃走。当晚有货仓突然遭遇火灾，日本人听到警报出来救火，俄兵用石头投掷他们，日本人愤怒想要反击，日本官员下令禁止，日本民众听从命令，没有酿成大祸。然而俄兵作恶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日本人多不愿居住在此岛。

古代的君主，疆域狭小的，没有比得上商朝的成汤、周朝的文王武王的。积累德行、累积仁义的，也没有比得上商朝的成汤、周朝的文王武王。所以成汤以七十里的侯爵封地，向东征伐，西方怨恨；向南征伐，北方怨恨，如同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人心一致归附，于是拥有天下，享国长达六百多年。文王武王以百里侯爵封地，文王时已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武王时八百诸侯归附，灭掉商朝取而代之，享国也长达八百多年。由此可见，商、周初年，疆域不过百里，怎么能比得上俄国两万数千里的广阔土地呢？最终能使天下朝拜归顺，享国长久，质朴与文采相互崇尚，忠厚成为风气，又怎么能比得上俄国数千万亿生灵强悍且狡诈呢？

从周朝以后，秦朝以欺诈和武力也取得了天下，然而仅仅传了两代就灭亡了。隋朝以阴险诡诈起家，只传了两代。元朝以暴虐统治世界，不到百年。倚仗广大和强大的，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汉高祖从平民崛起，身无寸土，不仅比不上秦始皇，而且不如项羽，最终成就了汉朝基业，享国长久。难道有其他原因吗？不过是沒有秦始皇的欺诈，没有项羽的凶猛罢了。李唐起事，只有太原一地；赵宋开基，仅仅由检点起家。前不能比得上隋文帝，后不能比得上元世祖，最终能成就大一统的基业，绵延数百年的国祚，不过是沒有效法隋文帝的诡诈，元世祖的暴虐罢了。

从前太祖也起于平民，与汉高祖相比肩，当时与他争夺天下的，还有陈友谅、张士诚，他们的势力实际上大于太祖。然而友谅、士诚都归于灭亡，而太祖最终登上帝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仁与不仁的区别罢了。由此可知，帝王开国、继承家业、创业、垂范后世，并不在于其土地广阔且广大，也不必在于其人强悍且狡诈，最终在于积累德行、累积仁义罢了。

如今俄国君主既不能效法前代君王，又不考虑为后世留下好名声，已有如此广阔众多的土地，尚未填满其贪欲；任凭其人如此强悍且狡诈，又不加以教化，难道还想要追求数十万里的土地、数亿兆的人民，反而导致尾大不掉的祸害，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俄国君主何不仔细思考呢？何必逞强这种富强的势力，而随处与他国争地争人呢？而且不必征引往古，即使鉴于近今法国的事，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我希望俄国君臣谨慎不要只是嘲笑法国，而反被世人所嘲笑。

中国不应受欺于人论

西方报纸述及中国向德国购买的两艘铁甲船，先拟在旅顺口停泊，以巩固该处门户；后来因为该处水浅，于是移泊于威海外。其意似乎嘲笑我们中国做事之初没有定见。又说旅顺一口地势原本险要，所以中国竭力布置，盛赞边防炮台方向一切都得当；然而竟说该处是天堑，敌人不能飞渡，则未必完全如此。该处东西两边都有可进之路，而后面海道横亘三十多里，不能到处严防；如果从东西两边进入，那么旅顺口就全无用武之地。先前英兵侵逼之时，就是从东边进入，虽然那时旅顺口的防守不如现在得当，然而有旁门可通，那么正门就不足以深恃，这是一定的道理。这话又似乎讥讽我们中国不知扼守要害。

此前当镇远等铁甲船刚到中国时，西方报纸已曾隐隐讥讽，说中国有鸟而无笼，新到的铁甲船将必驶往闽海等语，真不知西人何故这样说，不也有轻视我们中国的意思吗？虽然如此，中国对此固然不必怨恨西方报纸妄加讥评，而且不可以西方报纸妄加讥评的话为不足轻重，正当就其所言而自我审度，选择那些合乎我们措置的话而随时弥补其疏漏、填补其缝隙，这才是中国的良策。

我想中国此时竭力整顿边防，特设海军全政衙门（海军衙门），逐渐布置，必求有以自强而后快。办理此事的人，无非是亲信重臣，才德勋望都达到极致，他们的谋略筹划自必……

译有才能远超常人的人；然而如果每件事都必须亲自处理，那么也承受不了这种繁杂，如果用人稍有不当，那么又不免被下属蒙蔽，况且下属的蒙蔽，还容易掩盖真相。所担忧的是被西方人欺骗罢了。西方人唯利是图，无论哪个国家，大体上都一样；而中国此时刚刚创建海防，对于一切军械船舶以及筑台驻船等事，或许还不能确有把握，那就不得不借助广泛咨询探访的力量，有时向西方人商议。而西方人说这里适宜筑炮台，炮台适宜朝向哪里，台上适宜放置什么炮，炮适宜用什么弹，说得确凿可信，有时就采纳他们的说法。等到炮台筑成，炮也安置好了，然后细细体察，发现所防备的仅在一面，倘若敌人舍弃这里而攻打别处，那么这布置就全然无用了。于是又在别处增加防备，却不知道还有可乘之机。比如西方人所说的旅顺这个海口，有东西两面可以进入，那么这就既要防这里，又要防那里，不胜其烦劳，最终却抓不住要领。而这里需要多少军械，那里又需要多少枪炮，都已经购买备齐。西方炮厂的生意，获利本来就有稳妥的保障。况且各国人的说法尤其不一致。某国人所说的，都是他们国家的法则，所使用的，都是他们国家的器械。于是就从那个国家购买而来。士兵练习，还未精纯。忽然又有别国人提出一种说法，那么看到的法则又变了，器械也不同。或许又从那个国家购买而来，抛弃以前所练习的而练习新的，以致混杂不清。士兵都莫名其妙，最终导致一无所成而停止。唉，这是可惜的。西方国家重视商务，商人都是国家所保护的，所以官员和商人联合成一股势力。即使是商人，也没有不忠于自己国家的。西方官员也没有不照顾他们的商人的。所以凡是关于中国与商人交易的事，如果有可以利于他们国家官员和商人的，无不竭力怂恿，希望事情成功。一个国家如此，各国没有不这样的。所以中国与西方人谋划海军诸事，恐怕不免像在路上商量盖房子，最终一无所成。这是中国的大患。中国中了这种毛病而办事，导致没有定见。西方报纸又重重地讥讽嘲笑中国。西方报纸讥讽嘲笑中国，他们本来认为中国是被西方人欺骗了。然而幸好还有西方报纸的讥讽，中国可以有所警觉，默默地作为借鉴。那么西方报纸的话，未曾不对中国有益。中国此时，正在振作奋兴，极力整顿，那么第一应当持守定见，而用细心来处理。凡是哪里适宜筑炮台，那么必须详细绘图，统筹全局，选择要害之处而建造，或许可以一劳永逸。虽然说敌情千变万化，天下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防御方法。然而下棋的人举棋不定，尚且恐怕输掉对局，难道说防务可以朝令夕改吗？至于哪个海口适宜停泊什么船，也必须先将海口测量详尽，核对兵轮的大小，吃水的深浅，然后确定停泊之处。不要用重船在浅口尝试，以至于以前的布置都归于无用，而船中和台上所使用的。各种炮则必须预先练熟，什么炮适宜什么弹，什么弹适宜什么药，截然不同，不要混用，不要用错，这就更加紧要。军队中所用的枪也是如此。以前西方人曾说，看见一个士兵手持后膛枪，而身上挂着一个袋子，袋子里累累的都是前膛枪弹，正不知有什么用。中国这种弊病，或许也有，这又应当早点审慎对待。总之，当权的大臣如果能事事亲自处理，自然不至于被人欺骗；如果不能，那么尤其应当在用人之际，慎重审择，不要徇私情面，不要采纳虚名。如果担心目前没有人，那么就赶紧命令他们出洋学习，学成之后再用，这鄙人已经说得详细了，无需赘述了。

译论中华将来必能廓大

我曾窥探上天所制定的法则，强者与弱者，退让实为一定的道理。观察山里的草木、旷野的走兽、空中的飞禽，强者称霸，弱者退让，也无不有可以取证的例子。至于“强”字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人物身材的大小、力量的多少来解释，难道就能让人信服吗？时势适宜变化，有忍耐的能力，也都包含在“强”字的含义之内。就人而言，如果气质最为上等，有耐苦的能力，且有勤劳的本性，那必定是强者。如果虽有刚勇的性情、身体的力量，但仍有放荡的野心，没有勤劳耐苦的本性，久而久之，这也必定会逊于对方，这也是确定的道理。观察世事，也有可以取证的例子。暂且先以西洋为例，英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国的人，都称为安哥萨孙族，即原本来自欧洲西北的人。凡是西北安哥萨孙人所到达的地方，不必完全使用武力，渐渐地，土著居民都有退让。久而久之，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了。在美洲，只是五百年前所发现的地方；在新金山、新西兰等地，只是一百年前所发现的地方，而这两个地方都能等同于统一欧洲的大先例，也无不各有土著居民。然而安哥萨孙族人既到之后，土著居民的数量竟然一年比一年少，似乎也无不是确定的道理。虽然英国人得到这两个地方后，都特意设立衙门来抚恤保护当地的土著居民，奈何竟似有不能共存于一块土地的道理，而土著居民竟然一年比一年少了。至于以亚洲为例，蒙古族人在东方，也如同安哥萨孙族人在西方，也没有不同。这是原本来自欧洲西北，那也原本位于亚洲东北。所以说蒙古一地，也是中国的一个族类。因此凡是讲究人族来历的事，无不知道中国人在古时候，必定有出于蒙古族人者。而在往昔，因为他们是亚洲最强的一族人，从北逐渐向南，中国土著居民无不逐渐退让。到了今天，土著居民所存的只有台湾的生番，以及西南几地的苗子而已。但未必都是中国人本族于蒙古人，只是从蒙古开始，互相比较各人的容貌，从北逐渐到南，似乎虽然历经千世，气候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逐渐到南方才开始逐渐有一些混杂于土著种族的不同，所以西方人都称中国人为蒙古族人，或许上天因为他们在古时候出于蒙古族人，于是赐予元代作为中国皇帝，蒙古君主。然而这蒙古族人如大水之波，逐渐从北流向南，凡其他族人无不退让。我曾前往西贡游历，曾观察西贡人的容貌，也与蒙古族人没有大异。所以虽然有土著与蒙古两族在容貌上并存，但以强弱的道理相推，久而久之，蕴含于蒙古种族者生育较为繁盛，蕴含于土著种族者生育较为稀少，而几乎至完全成为蒙古一种人无异了。再观察各中国人在昔年，到新加坡及巴达维亚与暹罗等地，虽然当时在未通商之前，没有本国的保护，但因其才质勤劳强于其他种族，渐渐地，已能将各地方之生意占为自有。如果再加上本国的保护，岂不几乎至变为中国人之地吗？由此可知安哥萨孙族人在西方，没有其他种族可以匹敌，而蒙古族人在东方，也没有其他族人可以匹敌。然而近来几年重洋既通，几乎没有远方没有这两强族之人，初时相遇，究竟如何？果真谁让谁？如果以这两强族人相比较，蒙古人在耐苦省俭方面确实更强于和平，其有自治的能力也较强。

至于论西方人的性情，较为强悍急躁，如果偶然不得善法来约束治理，则容易为乱，国家矣。试看与伦敦京都一地，日日有两万余捕快，昼与夜巡逻于各街道周围，夜晚必然灯火亮如白日，而后才能得到安分的治理。然而中国人不必用此强制，也可以得到平治，其性情较为平和的缘故。至于耐苦之心，中国人也更强，所以在气候寒冷可以适应，气候炎热也可以适应。然而西方人在炎热的气候不能耐受，所以必须自我拘束于风凉之地而后已。如果其才质，中国人也不让之。近世以来，西方人创兴各实学，一世才开始觉悟，然而既省悟之后，一年进一年，无不都受其实学之益。然而中国人迟之又久，无人讲求实学者，只因为除制艺之法外，无别觅俸禄的门路故耳。只是既已用尽一生精力于此，所以无暇计及于彼。西方人既已乘此实学之各益，于是可以自逞为甲于天下吗？试看中国人不用此各新法，而可以立此堂堂之中国若能再加以各实学之益，其权柄尚不知道会达到什么地步。至于以人口而论，除印度外，比别国多至四倍，土地之肥腴甲于天下，人之才能除西方人外，也无可比者。所以中国如果果能振兴，

译不出五十年，天下将没有能抵挡我们的力量。至于北方的俄国、南方的回回、东方的日本，都是伸手即可消灭的。然而这仅仅是论及蒙古人在亚洲东部的事势，如果论及中国人出洋，而祖国果真能有大权柄来保护他们，也未尝不是如此。至于新金山、旧金山两地所有的蒙古、安哥萨孙两个强族，近来已经相遇，而安哥萨孙的人起初知道已遇到真正的敌手，害怕蒙古人凭借才能、勤劳、节俭，久而久之必将称霸于当地，而我们族人渐渐地，必定会被他们排挤出去，最终使那片土地成为中国人的地方。于是便迅速兴起冤枉中国人的言论，创立禁止入境的条例，以补救其后患。由此足以看出蒙古一族的人，大有兴旺的征兆了。

译书中说：中华将来必定能够扩大疆域。

后曰：中国的土地广阔，中国的人口众多，而欧洲人议论中国的事情，反而首推蒙古人，这是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亚洲和欧洲两地虽然接壤，但从上古一直到唐宋时期，亚欧两洲的人互不相闻不问。到了元代兴起，太祖铁木真、世祖忽必烈两朝发迹于漠北，兵威先波及欧洲各国之地，然后入关统一中华，成为中国的君主。《元史》所称：“元兵在尚未入关以前，已经灭亡了大小八百多个国家，然后才灭亡金国。”这话虽然近乎夸张，未必都有事实依据，但也足以看出元代兵威所及的范围广阔且深远。所以欧洲各国的人对中国唐宋以前的事都不了解，只有对元代以后的事才开始知道，因此他们不能称述唐宋以前的人，只能完全知道蒙古人，所以必定首先称述蒙古人。其实他们不知道蒙古人在尚未入关之初，也是外国人，等到元代入主中华，中国才开始有蒙古人。然而中国虽然有蒙古人，也不过只是中华人类中的一种罢了，不能把整个中华的人都概括为蒙古人。这都是因为欧洲人与中国通商时间不长，而对于中国前代的典籍尚未能人人都完全了解，蒙古则毗邻于横跨欧洲的俄罗斯国，而且在五百年前元代声名早已传播到欧洲各国，所以欧洲各国的人谈论中国的事情，必定首先推崇蒙古人，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然而这也是世俗习惯造成的。从前周成王将殷商的遗裔箕子封在海外的朝鲜，朝鲜才开始建立为国家。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帝王不致力于远方的策略，成王因为箕子流窜到朝鲜，所以就地封他，让他奉祀殷商罢了。后来就把朝鲜视为海外国家，也不让它朝贡列入中国诸侯的班列，所以整个周朝时期都没听说朝鲜一国参与朝贡之列。到了汉朝时，汉武帝好大喜功，屡次致力于远方的策略，而高丽一国大概也在朝贡之列。后来高丽一国屡次成为中华的藩属，如今的高丽并不称中国人为周人，反而称中国人为汉人，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周朝时不朝贡，汉朝才开始朝贡的缘故。又如日本一国，世代相传是秦朝的徐福携带三千童男童女渡海前往那里寻求仙草，因为没能得到，而秦朝已经大乱，于是将男女配合在那里立国，由此说来，日本人应当称中国人为秦人了。为什么又称中国人为唐人呢？大概是因为徐福的事本属虚构，而日本与中国通好实际上是从唐朝开始的，这就是日本称中国人为唐人的由来。至于论中所说，西贡人的容貌也与蒙古族人没有大差异，这是因为安南向南为交趾，元代确实隶属版图，所以蒙古人有驻防在那里，元朝灭亡后他们就成为了西贡的土著居民。中国三代以上，中外界限最严，除了中夏数千里之外，就是戎夷蛮狄之人，不让他们混入中国。等到周朝衰微，犬戎、玁狁屡次侵犯中华，而陆浑、无终等戎族也都混迹于华夏。汉朝时匈奴等人更多寄居在中国，到了晋朝于是有五胡乱华的祸患。从此以后，关外各国的人混入中国也与华人无异，这就是南渡的诸华人为何各有郡望之分的原因。元代的蒙古人也不异于此，所以直到今天，即使华人自己也不能知道他们的祖先实际上是哪国人，更何况是欧洲各国的人呢？

中外风气大开说

西方谚语说：“有圣人英杰，不被乡里所信任，更必须等待后世，才能被众人所信任。”这确实是自古至今，中西共同的道理。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出类拔萃，但当时的王侯也没有倾心尊敬他。至于泰西的耶稣，现在共同称为天主之子，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世人虽然目他为善士，但也有怀疑他是痴迷的人。又如阿拉伯国的穆罕默德，创立回教之初，曾当众宣布：“我睡在山洞之中，天主在梦中启示给我回教经书等等。”当时本乡的人，无不视之为妄语。后来逃到别处，用经内有杀外教一人即为行一善事、在阵上亡命死后当享天堂之乐的说法来愚弄众人。愚民相信他，每日扰乱干戈，没过多久，亚洲的西陲成为战场，竟然至每个人遭受其荼毒，于是相继信奉回教，以免受杀戮之苦。沿袭习惯久了，忘记了奉教的初心，反而诚心服从，视穆罕默德几乎等同于天帝了。印度立佛教的祖师为释迦牟尼，如今锡兰岛的遗迹尚存。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无非是一个忧愁幽思的人，郁结于心，几乎要生病，不能乐人之所乐，于是避入僻静之地，常自入定，而愁病更加严重。死后有惑众的人，于是借此立教，让人抛弃本然的快乐，竟然效仿释迦牟尼愁闷的样子，认为这就是上天堂的方法。愚民遵信，都违背天意，反而足以取悦于天而不知道自己错了。看以上几件事，可知确实有圣德的人，当时未必能取信于人，那些假托神灵的人，或许反而可以侥幸获得信任。这不仅论人如此，即使由人而论世，又何尝不是如此？查西方历史

译有人说：“某年，华人发明了指南针。”考察指南针确实对世界大有裨益，如果没有这根针，就无法横渡重洋，所以现在将这一年视为超越古今的年份。虽然当时君臣创造它，却把它放在不太重要的位置，但从后世看来，觉得只有这一举措，确实是关乎民生依赖的重要事务。至于创造火药、枪炮的那一年，现在也将其视为超越古今的年份。这些东西固然关系到人的性命，究竟是西方国家先发明，还是中国先发明，至今尚未查明，大概也是中国人率先发明。在当时各地仿效制造，也不知道其利害关系竟然如此巨大。如今攻城略地，没有这些就不行了。况且在当今时代，如果说百世以后必定共同推崇为世代相承的第一时代，难道不被人斥为妄语吗？然而仔细思考，恐怕不能算是妄论，而确实是确论。试想，用煤来冶炼，即使是顽铁也能变成灵巧的器物，没有什么不能凭借匠心独自创造的。巨大的铁船在海面上行驶如同在平地上，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两个月内没有不能到达的。火车飞速穿越山谷，一天之内可以行走四千多里，如同在家庭中的安稳，完全不需要人力，而事情中最细微的，也没有不能创造的。聆听声音欣赏乐曲，有八音琴；指示时刻，有时辰钟。有人说时辰钟不过是一种玩物罢了，不知道钟摆的快慢，是由一位博学的人发明的。识别重物落地与地球绕太阳、月亮绕地球，其间或落下或环绕的迟速，必须一一考核并创立法则来计算，审查精确，才没有错误，而钟摆的快慢，也在这个法则之中。如果没有这种钟，船在重洋之中，将凭借什么来测量里程，从而避免意外之事呢？电线纷纷沉没在各个海底，顷刻间可以传递话语数万里，几乎没有什么远方不能到达。创立电学的博学士，知道电每一分钟可以行走五千一百六十万里，又知道电有回流，如果电线断在重洋之中，用所发明的微妙机器可以计算出断处大约几道里，派船前往打捞修理连接，毫厘不差。假如没有这种实学，那么想要寻找断处，岂不是如同大海捞针吗？像这样的创举，大约有上百种，实在难以全部叙述。

译有人又说，这些全都是奇特快速的事情，与国家的教化养育没有关系。然而西方各大国的富强，都源于此，这也不需要多作辩驳了。说当今时代超越古代，更有胜过前面所叙述的，比如格物之学、化学、算学等，必须能够探讨其源流，才能确定准则，从此一步步去做，才有确凿的依据，没有一丝模糊不清。因此知道这些实学，才开始领悟从前各国都不如今天。譬如知道化学大约有六十三种本质之物，加热前先熔化，再加热则变成各类气体，或者与其他气体结合而成别的东西，之后不能再变化，最后收敛其气体，用其方法而恢复原形，仍然丝毫不差。又如各种树木和蔬菜，没有不明白其蕴含的本质有多少样，再考察其生长的地方，连同空气及水，无不具备化育的各种本质，否则树与菜就不能长成。所以化学、格物学的实据，大约有千万种方法可以凭借。总之天地造就万物，各物中必须先具备本质，然后天地才能造就它们。如果毫无实学，诡称凭一张纸、一根草就可以变成人、变成马、变成兵器铠甲，这是天地所不能做到的，却说他独自能做到，岂不是荒诞之词吗？英国不到一百年前，常常用法律将女巫处死，因为这些人自称有诅咒的能力，借此吓唬众人，而乡下愚昧的人有的相信他们。近来因为实学已经明白，律例已删去这一条，国内本来就没有女巫，也没有人肯相信，由此可以看出格物学及化学的创立，确实开辟了千古以来的绝学，怎么能不认为这个时代是极盛的时代呢？又从古代到现在，各国都以劝人为善为事，写成的书籍有万万言，本来是想让人崇尚善行、摒弃邪恶，希望将这个世界推进到理想境界。然而近来又幡然觉悟，知道每天用老生常谈逢人劝勉，劝的人越烦，听的人越厌，反而视其为具文罢了。试看西洋各牧师，大概都是好善之人，然而因为他们的家法太严，他们的儿子在持身涉世之道上，比起普通人的儿子，或许反而不及。就像中国官宦家的子弟，腹中装满诗书，然而终究不能说他们的善言善行一定胜过普通人家子弟。总之人的良心，生来就具备，必须天天教他、诲他、强他行善，恐怕会有人厌恶礼法的痛苦，转而放纵越轨了。所以西洋都认为官员是否有德，实在难以选取，必须用法律来约束他，于是有活字印刷的创造，有日报的发行，有写字简便法的妙用。凡人的一句话一言，可以随着他口中所出，一一照录。无论案牍、会议等事务，官员必定一字不漏。再或者有几处大日报，也照样详细记载，借此参考。今日之事，明天全部刊登在各日报上。那些有冤屈不能伸张的，传遍全国，左证人的供词也照供详细记载，让全国人都知道。因此见证人也不敢徇私舞弊。然而从活字印刷从而设立日报，这也是千古未有的善举。能不认为我现在所处的时代，不是卓越的时代吗？但是中国在今天尚未完全沾此益处，或许再过几十年，应当可以同样采用这种治法。自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历经千万年，而直到大约五十年前，西方才创立这些种种良法。现在这开端已经打开，如果再过几十年，其振兴的势头应当更加隆隆直上。能不使有心之人拭目等待吗？

中国亟宜广开风气论

我国家自从咸丰年间允许停战，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海禁大开，沿海各省急切地讲求西学，拘泥古法的士人鉴于四夷的逼迫，才知是固守成法的失误，一时间说西人之言的有，学西人之学的也有，当权者还担心学得不够精，精了不够广，于是因时制宜，广泛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作为日后协助处理洋务之用，有志之士云集蜂起，其中优秀者承担重任，获得显赫名声，为宗族朋友带来荣耀，在这个时候，风气为之一变，然而这只是沿海各地如此罢了，至于内地则不是这样，所学习的是八股试帖，所厌恶的是西言西学，看到官府仿照西法创造一物，纷纷聚众诉讼，肆意诽谤诋毁，指为异端，鄙陋成风，无法医治，还记得前年秋天，航海北上，同船某甲谈论天下事，大言炎炎，让人忍不住发笑，他说：“他们用枪炮，我们用仁义，以我们的长处攻击他们的短处，何战不胜，何攻不克，却不知道文教与武备相辅而行，处在今天的局势，即使孔子复生，也不能不稍加变通。”我的朋友味道、惜花两人与他极力争论，各执一词，奋袂而起，几乎要攘臂，我说两位：“你们不要这样，他本是乡曲陋儒，不值得与他计较，几十年后必定有人以我的话为不错，何必喋喋不休与这些人争口舌呢？”到了京城，稍微与京中士大夫游谈，我语隙波及时事，他们的吐属与某甲一样，外省督抚每创一事，聚议一人倡导，众人附和，或者上奏牍，或者笔之于书，前三年太和门突然遭遇火灾，天坛被焚两事，指为天象示警，应当罢免大工程，京中纷纷

译传闻与谣言四处传播，听到后令人喷饭大笑。虽然这些话可笑，但人们的心情也是可以原谅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见闻所限造成的。我认为，在当今时代谋求国家富强，应当首先广泛开启社会风气。想要开启风气，不如仿照本地格致书院的规模，广泛设立书院。书院中多准备器具和书籍，任由人们查阅浏览，不加禁止。每月进行考试，但命题的规则，本地格致书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所谓“格致”，就是探究事物以穷尽其中的道理。现在书院在季度考试中用历史评论来命题，这与格致无关，评判试卷的人仍然依据文章的格律、笔法的精妙或拙劣来决定取舍，与其他书院的考试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应当变通这种方法。首场考试为时务论，其次从以下科目中随机选取三四题出题：天文、地理、兵法、机器、算学、声学、光学、电磁学、重学、力学、化学、医学、动植物学。录取的试卷，看重的是见识广博。此外，由官府设立格致官书局，聘请精通中西学问的学者，广泛翻译西方有用的书籍，以低价出售以扩大流传，使人们都知道格致的妙用。这样，迂腐的观念就会消除，诽谤的风气就会平息，朝廷与民间同心协力，人们没有闲话。那么治理国家的人也就差不多有可以凭借的手段了。然而有人可能会说：“过去的贤人不是说吗？我只听说过用华夏文明去改变夷狄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如果真像您所说，难道不是被夷狄改变了吗？回答说：“我所说的改变，是要学习他们的学问，而不是要人们变成他们。如果像今天那些所谓通晓洋务的人，说他们的语言，做他们的行为，吃他们的食物，穿他们的衣服，除此之外就一无所能了，我又怎么会看重他们呢？”

译论中国当前的紧要事务

客人从镜海寄来惠赠的诗篇，其中所论述的计有四项。第一是禁止鸦片。鸦片来自海外，近来各省也自行生产。在它刚传入的时候，原本是用来作为药材的，自从有人嗜好它之后，其弊端就说不尽了。当知己相逢，好友聚会，一盏灯下对坐，半张榻上横卧，在美好的夜晚谈论旧事，在长夜里倾诉深情，偶尔尝试一下，也觉得能提神醒脑，但习染逐渐加深，便成了难以治愈的顽疾。渐渐地意志倦怠、精神昏沉，渐渐地筋骨疲乏、面容憔悴，喝粥时面色深黑，乍见时忘记了自己的形体，对着灯火眼泪频频流淌，哪里是真的悔过？买来的是长命的债务，直到死才罢休，住着如同只剩余气的尸身，虽然活着又有什么益处？如果是文人学士、富贵人家，借此消遣时光，尚且还能自我宽解。至于那些靠做工度日、做小买卖谋生的人，整天忙碌，常常难以自给自足，却反而误入迷途，甘愿沉沦苦海，横躺在床上直挺挺的竹子，吹着冷灶的残灰，白色的陈货和红色的搜刮耗尽穷人的口袋，青色的铜钱随意挥霍，难以逃脱黑籍的罪名，忍心看着白米告罄，先去谋求黑米。即使是家道殷实的人，也逐渐败家，甚至偶尔缺乏余钱，三沙也不妨抵押引票，试问有什么苦事，两行眼泪总觉得难以收住。像这样昏迷不醒，谁能唤醒？然而想要突然颁布禁令，终究难以在眼前收到效果，似乎应该定下一个期限，宽缓岁月，对已经上瘾的人姑且宽容时日，对过去上瘾但瘾头未起的人，在将来严禁。再过几十年，或许以前上瘾的人能逐渐登仙（解脱），后来的人不再误入迷途，那么流毒或许可以稍减了。这是希望贤明的长官做到的第一点。第二是禁止赌博。赌博的弊端，各省都有，而以江浙闽粤最为严重。上至投票卜榜，下至掷骰子摇摊，没有一样不是赌博的资本，也就没有一样不是害人的工具。一旦染上这种癖好，大的会导致倾家破产，小的会败坏品行丧失名声，实在令人感慨。人在漫长的日子里清闲无事，有三五个好友，偶然借此遣兴，也可以忘却忧愁。但如果赌博到了嗜好的程度，那就不可设想了。曾经见过嗜好赌博的人，整天埋头其中，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目光专注心神游移，遇到正经事就眉头紧锁，身体虽然在，心已经飞走了。进入赌场就开心火热，采头既烈兴致更高，甚至抛弃家庭不顾，丢弃妻子儿女如同遗弃，家里像石磬一样空悬，听任灰尘在甑内生长，债台难避，任凭喧嚣叫骂在门前。有钱时入局固然好，没钱时旁观也不错。赌败计穷，忘记廉耻不问后果，盗贼是谁做的？难道不是这些人吗？假扮乞丐来谋取利益。请看日后现身说法，不要怀疑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有借口，骂人自我则我岂敢？劝你莫要醒悟，对我有什么过错？凡是这些赌博的流弊，都是因为查禁不严。想要挽回颓风，应当设立重法。这是希望贤明的长官做到的第二点。至于设立兵勇，是用来抵御外侮和防备盗贼的。然而想要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必须先厚待他们的家庭。衣食充足，然后勇敢和义气才会产生。古人已经这样告诫了。我们朝代的兵制名目最多，问他们一个月所得，多的不过五六元，少的甚至只有三二元。用来赡养一个人，似乎有余；用来养活一家，则不足。况且在蛮荒之地戍守，永远没有轮换的期限；在蜃海长途征战，备尝漂泊之苦。怨恨很深了，还指望他们踊跃为公吗？查考欧洲各国，凡是列入兵籍的人，薪粮必定丰厚，使他们没有内顾之忧，更替有期限，让他们有还乡的快乐。所以人怀志士，尽献忠心，倘若遇到战事，无不视死如归，以一当百。欧洲的军队之所以称雄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如果确实仿效这种做法，加上修筑军实、制造器械、训练有时，战守足以完备，又何必担忧敌国和外患呢？至于财用关系到国家的命脉，财政支出不足，也是国家的忧患。我们朝代的立法，出入有税，行坐有厘金，弊端必定惩处，也算无遗策，但国家财政仍然不免支绌，是因为没有得到生财之道。西方国家的银钞一项，最称善法，一张轻薄的纸，就可以论千作百万，重涉险阻，无需车载肩挑，一则便于提取，二则利于贸易。然而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可贵的是必须真诚守信，能发行能回收，才可以中外相通，远近无隔。中国各行省并非没有钱票流行，而在当地纵然可以通财，越境就成了废纸，这是因为诚信未孚的缘故。如果确实能设立银行，签发银纸，发行到市场，推行到各省，而又以诚信持之，以坚定守之，务必使上下流通，商民悦服，那么取之无穷，用之不竭，而国家财政就不必担心匮乏了。这四项，请教那些关心世道的人，以为如何？

论中国应当讲求实学

德国已经占据了山东的胶州，又有几艘大兵轮从德国开来。又听说德国想要占据福州一个海口的说法。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阻梗，那么德国就能占据中国全地，就像当年中日战争，倘若没有他国的阻梗，已经直抵北京而得到中国的天下，那么中国早就被日本所辖了。中国是大国，人民众多，而且都是勤俭之辈，何至于受制于他国呢？近来有友人游历上海西南海边的炮台，看见炮垒及大小炮类皆坚固，兵卒训练也精，然而所用的枪都是旧式无用的。由此看来，其防御不足以抵挡日本的海军，又怎么能敌过他

译国家吗？又前往各处，遍察防兵及驻扎的方法，大都疲弱无用，这是因为统率者都不知道用什么妙法来补救。现在中国已经病态如此，急切应当补救，有几种方法：第一，倘若有人知道自己有病却不想医治，那么这个人必定会死；第二，他应当向医生询问是什么病症；第三，应当知道用什么药；第四，既然知道服用什么药能痊愈，就应当立即服用。现今中国已经知道自己有这种疲弱的病，因此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想要中国的土地，就像取用没有多少阻隔一样容易。近来虽然有商人和各位绅士禀明中国官场，想要振兴中国、抵挡敌人的方法，即应当购买洋枪、子弹、火药等物，作为当前的急务。然而听说在中日尚未开战之前，已经建造炮台，购买兵舰，设立制造厂以及训练各军的新法，为何每次交战都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所用的人不合适的缘故。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不仅要用上等的军器，也必须有合适的人，否则仍然没有益处。查访中国的百姓都是能干的人，并非落后于他人，至于贸易也能胜过别人。凡是西方人来华以及华人到西方贸易，或者做官读书、从事技艺、种田的，都无法胜过华人。为什么这些事会让中华在各国的面前含羞受辱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只知道模仿西方国家扩充武备，却不知道鼓励学问。假如一旦幡然改变计划，设立官办的义塾，让贫苦人家的子弟都可以读书，塾中备有一切书籍及所需物品，等到小孩长大时都能聪慧并阅读新闻，明了国家大事，凡是所谓的天文、地理、算法、格致化学等科目各有专门人才，由一乡推广到一省，由一省推广到天下，就能见到国家不再有人才匮乏的感叹，举世都有实用的学问，这与浪费金银购买大炮、兵舰，修筑炮台，却把它们放在无用的地方相比，相差多么悬殊呢？日本不过弹丸之地，尚且能设立学校，在几年之内，就培养出学问明哲、爱国、稳重、刚毅的人才，出来能够保护本国，以免受他国的残虐，堂堂中国，怎么可以反而落在后面，致使被各国嘲笑呢？回忆二十年前，中国人开始聘请西方人为老师，也有中国人学习西方学问的，也开始有被国家聘请办理交涉事务，或被宦官人家聘请为老师的，目前虽然有教士和官员设立的学塾不少，但应当在通国各处设立官办学塾，每保每区，多多增设，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塾学习，这才是当前的紧要策略，而富国强兵之道就在于此了。

译论中西之学宜并取兼收

自从中日和议达成之后，国内人士议论纷纷，观点不一。但大致不外乎两种途径：相信中国而压制西方的人，认为八股文决不可废除；相信西方而压制中国的人，认为八股文一天不废除，国家就一天不能振兴。于是，相信中国而压制西方的人，听到废除八股文的议论，就深恶痛绝，把他们看作是好标新立异、性情乖张之徒；相信西方而压制中国的人，听到八股文不可废除的议论，就讥讽轻视，把他们看作是拘泥迂腐之流。

那些认为八股文不可废除的人说：自明朝以来，五百多年间，国家凭借八股文选拔人才，从未废除，天下的英雄豪杰、忠臣义士都由此途径出身，成为名卿贤相、在当世显赫荣耀的人，数不胜数。大抵言语是心声，文章又是言语的精华，将心中想说的表达为文章，那么人心的端正与邪曲，立刻就能显现。端正的人，其文章典雅华丽、盛大辉煌；邪曲的人，其文章险怪隐晦、奇特怪异。评判文章的人以此作为取舍标准，那么贤能者就会被任用而不肖者就会被罢黜。科举制度因此得以选拔人才，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观察他的言语就能知道他的行为”的意思。况且八股文是代替圣人立言，必须以经史为根基，不能违背道理和正道。而八股文所论述的，又都是仁义礼智的道理、孝悌忠信的道德。天下的人，从幼年到壮年，沉浸其中，在其中讲论，自然必定循规蹈矩、文雅整饬，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大抵八股文隐含的教化作用，非常巨大。近代的人，只看到那些夹带作弊、剽窃旧文以侥幸获取功名的人，于是便指责八股文无用，不足以选拔真正的人才。却不知道这是因为人心不古，善于作弊，只要在上位者能够杜绝弊端，就可以了。如果一旦废除八股文，兴起西方法度，那么孔孟的教化就此消亡殆尽，五经四书从此无人传诵，人人把读西书、习西法当作当务之急，这明明是使中国的世界忽然变成西方的世界了。见异思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未见中国因此得到治理，只见到中国因此陷入混乱。

那些认为八股文可以废除的人说：八股文是败坏天下人才的东西，而不是用来造就天下人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的聪明才智各有适宜的方向，根据其适宜的方向用实学来教导他们，或许就能有所成就，那么天下就没有无用的人，国家能获得培植人才的益处。现在却不是这样，不论人的聪明才智适宜什么，一概用八股文来束缚他们、驱使他们，使天下的人都走同一条路。终年咿咿唔唔地诵读“且夫”，早晚吟咏“焉哉乎也”。埋头钻研于古纸堆中，尽心竭力于揣摩句调。把四书当作题目的目录，把类书当作典故的渊薮。侥幸一旦得志，骤然登上显要职位，有的出任百里之地的县令，成为百姓的父母官，竟然意气凌人，自诩为通儒。问他们经世济民的学问，不知道；问他们天文地理的学问，也不知道；问他们兵法战阵的事，以及利国治民的道理，就更不知道了。权力掌握在胥吏手中，他们尸位素餐，昏昏然如同聋子瞎子一样。朝廷选取这些聋瞎之人，让他们在位，无论国家不能富强，被西方人欺骗，而且政事繁杂琐碎，百事废弛，内乱将起，外患就会乘虚而入了。所以当今之世，非废除八股文不可。废除八股文而不兴起西方法度，也不行。如果能幡然醒悟悔改，废除八股文而讲求西方法度，那么天下人的聪明才智都用于实学，于是人才济济，用之不尽。而以前那些聋瞎的人，现在变得聪明且明察。而国家的富强，政事的清明，不期而至而自然达到了。

又有识时务的人士，深知科举制度不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而西方法度不能不兴起。于是提出持中的议论，创立变通的方法，认为考试不必专门重视八股文，而改用策论。或者认为头两场试经学史学，第三场试策论。或者认为考试的方法不必更改，每逢乡试、会试附加考西学若干人，录取一人，如北闱乡试附加录取算学之例。此类议论不胜枚举，虽然凭各人意见写成论说，但不免大同小异，恐怕对实事没有帮助。

我认为，相信中国而压制西方的人，未免拘泥于成见，不明时势，但终究不失为正人君子。相信西方而压制中国的人，未免忘了本来面目，而轻易改变法度，但终究不失为关心世道的人。持两可之说，兼重中西法度的人，议论固然平允，但不免游移两可。我的意思不如将西学分别设立学堂，分别设立专科，如外国语言文字为一科，算学测量为一科其他如格致之学，制造之学，以及矿学、电学、化学、公法律例、驾驶之学，分门别类，聘请名师教导，每年由本学堂考试一次，优秀者由小学升入大学，其中有聪颖特出之士，则由大学贡入京师，称为正途出身，其显赫荣耀与由八股文进身者无异，或许能达到平允吧？

虽然如此，我还有一个说法，现在的考试确实有不得不改变的形势，为什么呢？从县考到院考，正试覆试共十多次，才能入学

译等到三年一次的科举大考，近处的人奔走数百里，远处的人甚至要走千里，侥幸考中了。等到进京参加会试，路途更加遥远，费用更加巨大，而钦派学政、主考官、总裁所耗费的国家财政不知有多少，不如改为用本国语言文字作为考试科目，仿照西方国家的考试方法，仍然给予举人、进士等名号，那些能进入翰林院的人，用来充当侍奉皇上、咨询顾问的大臣，果真这样做，难道不是简捷方便吗？像这样，中西方的学问就都能录取兼收，而没有偏轻偏重的弊端，请问当今的各位君子，认为怎么样？

译中国适宜推行新政的论述

《易经》中有这样的话：“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自古以来，谋求治理、教化百姓，颁布政令，没有长久而不改变的。大概是因为法令积累久了就会完备，而用来斟酌增减、顺应时势制定措施的方法，历代相互参照，怎么可能完全一致呢？治理国家的大纲，不外乎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侵扰罢了。如今，强大的邻国日益逼近，时局更加艰难，积习沿袭，积弱不振，如果仍然听任因循苟且、粉饰蒙蔽，虚骄之气侵入人心，浮夸的弊端逐渐形成风尚，那么国家的大计就愈发不可为矣。南海何君沃生，对此深有感慨，亲眼目睹兵祸的由来，不能最终忍受，认为中国的弊政，应当趁此时机进行改革，于是用西文写了一本书。胡君翼南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问世。他主张对内治理的主要宗旨，在于任用贤能，罢黜浮伪，核实名实，融洽君民关系。安危有相反的情形，祸福有依存潜伏的趋势，如果不揣度根本而只整治末节，那么所谓的变革，只是装饰外观而已，看似变化实则未变，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所损害，到了极点必定会导致事情失败。所谓改、革，必须追求实际成效，不要追求虚名；必须出于真心，不要只是伪作。比如建造房屋的人，看到梁柱腐朽蛀蚀，墙壁倾斜倒塌，必定要迁移更换，拆除重建，不能只是粉饰涂白，认为这样可以遮蔽风雨而不倒塌。比如琴瑟音调不和谐，严重的必须解开重新调弦，才能弹奏。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何君列举新政要点，其中为了复古的纲领有七条：选择百官以协同恭敬，厚待官禄以清除贿赂，废除捐纳以重视名器，扩大学校以培育真才，振兴文学以救助士人，实行选举以统一好恶，开设议院以昭示公平。其中为了顺应时势的纲领有九条：开通铁路以振兴百业，推广轮船以兴盛商务，发展庶务以丰富民财，登记户口以严格捕缉，划分职守以整顿政务，建立陆军以保卫疆土，恢复海军以保护商民，整理国税以充裕财政，扩大日报以广开言路。这十六条纲领，实在是用人行政的大端。天下只有能用人，才能行政；也只有能行政，才能用人。二者体用相合，始终相成。《曲台记》不是说吗：“那个人在，他的政事就兴起；那个人死了，他的政事就停止。”前代帝王所制定的法律，有善而无弊，得到贤人则治理，失去贤人则混乱。前面的七件事，意在得到贤人，得到贤人是为了行政；后面的九件事，意在行政，而行政必须依靠得到贤人。新政的兴起，应当不止于此，但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即使我过去也曾这样说，而且屡次说过不止一次。朝廷之上，知道洋务必须讲求，时政必须变通；沿海各省的督抚，也逐渐知道西法必须仿效，西学必须学习。因此，制造有工厂，船政有局，水师武备有学堂，纺纱织布使用机器，修葺兵轮铁甲有船坞，防备险阻有炮台，扼守海口，巡缉洋面有海军。一切都想师法西方人，无奈名是而实非，貌似而神违，只能袭取皮毛，模仿面目，有时反而蹈其短处，而不能尽其长处。每做成一件微小的器物，就喧嚣自足，自以为能胜过西方人，不知道所做的，只是具其形体而已，而且都取材于西方国家。至于精微之处，不能做到，全部从西方人购买，而且必须由西方工匠指导，才能成功。比如水母依靠虾才能行动，虽然局厂林立，但离开西方工匠就难以成物，何况其他。如果想要创立一种新法，成就一种技艺，自出心思，不同于庸众，又怎么可能得到呢？就像现在自命为清流的人，常常鄙视洋务为不屑谈论。有的人说天算格致之学，都是我中国所固有的，他们只是得到并深思精造，以引申我的绪余罢了。比如借根方是东来法，地图之说出于《管子》，重学光学出于《墨子》，璇玑玉衡早已创于虞廷，指南车用于姬公，木牛流马汉代就有。至于刻鸢能飞，公输的巧技未曾逊色于西方人。祖冲之的千里船，施机自运，虞允文的霹雳车，元代的法郎机，都是由中国流入西方。旁征博引，无非是想攘夺别人的美名，以掩盖自己的拙劣。不知道欲盖弥彰，更加显露其浅陋，虚骄浮伪，如出一辙。这其中的缘故，在于不能平心静气地考察。如果能反本探原，虚心受益，看到西方器物用度的精良，货物的丰阜，民情的畅达，众志的辑孚，这必定另有道理，以默默感化。而且看他们的内治如此，而对外则兵卒精练，营垒森严，属地联络，边防完固。比如英国境内，没有敌国外患，将近千年，依靠三岛作为城墙，大海作为护城河，环绕着铁甲战舰，屹立如同金城汤池。即使派遣使者到数万里外，恭敬执行使命，一无私心。国内官员，各守其职，各任其事，不得以私事干预。用人方面，根据才能器使；任官方面，责实循名。施行法律方面，

译雷厉风行；处理公务时，公而忘私。这就是他们能够安抚百姓、和睦民众，保卫国家、安定社稷，创造财富、丰盈物资，探究事物原理、阐明细微之处，并且都能实事求是、顺应时势变化的原因。然而追溯其渊源，实际上与我们古代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暗中契合。那么，古代圣明君王治国法则的昭示垂训，原本就有贯通古今而一致、融合中外而可行的道理。外国施行这些法则，其成效竟然可以如此显著。倘若我们中国能够恢复古代的优良传统，就可以使君臣相互维系，上下和谐融洽，官吏清廉而百姓安乐，远方归附而近处安定。还畏惧什么强大的邻国？还担忧什么作乱的百姓？这就是说，新政的推行，正是古法的复兴。我不禁对此充满期待地仰望盼望啊。

译论西法将盛行事

从前嘉庆、道光年间，考据之学盛行于世。高邮的王尚书父子，尤其擅长讲求经学。于是段玉裁有《说文解字》的著作，仪征的阮太傅有《十三经注疏》的刊印。一时间家家户户传诵，没有不深入许慎、郑玄之学，而匡正张氏之说的。阮太傅写信给友人说：“近来所刊印的注疏，颇有洛阳纸贵之称，这真是好消息。可以想见时运际遇升平，公卿风雅，士人勤学的风气，令人叹慕良久。”不久，海疆祸乱发生，当权的大臣们不能抵御外侮，粉饰太平，苟且敷衍，至今成为祸患。太平天国与捻军在中原交相攻杀，苗民在贵州作乱，回民在陕甘变乱，新疆军书频繁，羽檄交驰，任命将领出兵，特别申明天讨。大概自从练兵、筹饷、选械、制造之外，很久以来就没有别的经世济民之策了。上天保佑圣清，杰出贤哲应运而生，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削平叛逆，成就了中兴的功业。湘军与淮军的功劳，如同车驾的两匹骖马和两匹靳马，不容偏废。君子观察酿成祸患的根源，未尝不对道光末年叹息痛恨。文宗皇帝时运艰难，拨乱反正，特别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示重视邦交之意。即使是英法那样强大，也再次落入我的掌控范围。协助剿匪的洋兵、洋将，攻城夺隘，功勋显赫于军旅。而制造船械的奥秘，不自矜秘，乐于为我所用。当时借助巨款以应急需，哪一桩不是总理衙门所建立的基础并引导的道路呢？筹划天下，忧勤惕厉，十一年如一日。而安庆收复，未能博得皇帝临终前的欢心。中兴的将相，多半由此提拔。所遗留于世，有善于论世论功的人，估计不至于认为这些话是虚妄的。当今时事多艰，外患更急，上年日本之战，受祸之酷，四海痛心。而有识之士则认为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国积弊已深，不大力改革，不能收到舍旧谋新的效果。所有靠八股进身、试帖楷法、样样精工的白面书生，应当暂时置之高阁，等天下太平，再慢慢商议他们的任用。一切西法次第仿行，或许足以支撑危局，共同渡过艰难。这都是从创巨痛深之后，才开始有此奋发有为之机。由贫弱而转富强，拭目以俟了。朝廷既有励精图治、变法自强的志向，草野之人自能努力消除积习，讲求西学，择善而从，希望仰邀选拔，这其中息息相通之理，如磁石之引针，如疾风偃草，皆不期然而然，而没有丝毫勉强于其间。试看近来开矿者，颇知风水之谬，而完全去除拘忌；振兴商务者，或集股，或出资于西人，获利之大端，如缫丝、织布等厂，皆大张旗鼓，极力举办。各省级大员则创设学堂，考究武备、格致、测算之学问；邮政则方兴未艾；电报则成效已彰；铁路则招商承办；官报则复行设立。人人心中皆知西法为当务之急，视为身心性命之所系，而不以为讳。岂无一二腐儒，仍持旧说，而身居要津，以辩言乱政者？当此利害成败瞭如观火之时刻，一人的非议，终不敌众人的正确。尤可喜者，偶然在书肆中与书商闲谈，询问近日何项书籍销路最广，据称凡关涉洋务之书，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如《贾三倍之乐》、《至玉芙蓉》等书则几乎无人问津。我因此喜而不寐，且作阮太傅语说：“此真好消息也。”从来士习之醇薄，关乎国运之隆替。当此多事之秋，执政者屡起乏才之叹，则是士人致力于八股者多，所习非所用。今国家虽未明发谕旨停止科举考试，而崇尚西法之隐意，实已入多士之寤寐。若能得大力者从而提倡、奖劝，使学习西法有成之士，身名俱泰，不至于投闲置散，贫乏堪忧，则桑梓之地，父母之邦，谁忍心轻言远去，而出其蕴蓄，甘愿供外人之驱策呢？资敌已属失算，弃谋臣以资敌国，尤其不宜。这是且喜之余，而又不免深深忧虑的。

论西法切于民生

西法之善，近世人皆知之。而迂腐拘泥者都说不是这样。目光如豆，心塞如茅，确实不值得与他们辩论。他们自幼于中国之书，未曾读过。五经四书之外，子史尚且不知。童蒙之时，偶然翻阅，必遭先生呵斥，认为这是不急之务。所谓杂揽功夫，必待功名既得之后，才涉猎。所以若师若徒，皆终其身为科举行当之人。自命通儒，俨然立异。其视天下也，意中几乎一无所得。当目中亦不见谁何。命途苟通，少年科第第一登仕版，直以国事民生系之。然而谁知上下古今？他们固一无见闻。安知有西法呢？所以他们认为西法不足行，无可怪也。客闻

译有人针对此论提出反驳说：“您说中国人大多不了解西方方法的优点，然而成见难以消除，积习难以扭转，这关系到气运风尚，不可强行改变。鉴于中国疆域如此辽阔，近来采用西方方法的，事情不过若干项，地点不过若干处，仅占百分之一二。那些不了解西方方法的人，即使放在不使用西方方法的地方，对使用西方方法也没有妨碍。何必过分指责他们呢？”

我回答说：“天下的事情，必定等到权力掌握在我手中，而后才能产生处理事务的人才。这必然赶不上近日通商口岸需要使用西方方法的事情，大概将超过一半。那些总揽事权的人，难道平时就熟悉西方方法吗？实在是因为平日不知讲求，一旦使用，便不知所措，所以最终没有成功。即使成功了，终究也比不上西方人。等到没有成效，却归咎于西方方法本身不尽善，中国必定无法实行。奇怪吗？学习西方学问有人，制造西方器械有局，历经几十年而效果仍然有限呢？”

所以中国如果不谈论西方方法，也就罢了。想要实行西方方法，必须让天下处处都有实行西方方法的事情，也就是处处都有了解西方方法的人。因为风俗的积累，形成时运，而改变风俗，完全依靠人心。让天下人没有一个不在心中存有西方方法，眼中见到西方方法，而后才可以兴盛推行，让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西方方法，那就只有将西方方法在百姓日常生活的琐事中试行，然后民间没有不知道西方方法的。百姓知道了，就从百姓中选拔成为士人，自然无不讲求格致之学，探究化学、重力的本源，而实行西方方法的人才于是预先储备好了。士人知道了，就从士人中提拔成为官员，自然无不思考兴利除弊的方法与富国强兵的利益，而实行西方方法的见识与度量，于是早早确定了。

如今西方方法，只在通商各埠有所见，也只近海口处有所闻，离开海口五百里就看不见听不到，不知道西方方法是什么东西，机器蒸汽是什么事情。不仅百姓不能谈论，即使士人和官员也不能谈论。我说切合百姓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国内地无不有，也就没有不能实行的。就拿救火一事来说，如今的省会大郡，官府设置水龙，都羡慕洋水龙的灵捷，而且喷水很大，所以不惜重金购置，果然有成效。然而只放在省会大郡之中，而其他各府州以下都没有，因为价格昂贵且难以使用。虽然目前船炮等项，由中国自己制造的已经不少，因为汽轮机关一本万殊的道理，船炮尚可仿制，为什么区区水龙不能购置呢？

我私下认为民间救灾，官府的力量实占一半，其余都是乡村里社凑钱置备。每次见到火警，水龙到了，而寻常施救的方法，调动人力用力很缓，喷水很细，火势猛烈，加上风势，往往越救越旺，可见寻常水龙不能得力。如果洋水龙则没有不能扑灭的，而且水龙取水，在于汲泉肩挑的人力，容水不过数斗，而如果水源远在里许，将怎么办？洋水龙的优点，在于用皮管汲水，长至数十百丈，可以连接牢固，不必挑水的劳苦。而尤其没有比火龙更好的。火龙，是用皮管吸水，势头不能快捷，生火以鼓动机轮，就可以节省十倍人力。其他如路上设捕禁止闲人，报警有钟，传信有电线，一入火场四方均先截住，以免抢火拥挤的祸患，而便利救火施放的人，这都是洋水龙优于水龙的地方。

如果真的能处处购置，让偏僻乡村的百姓都知道西方人机轮的便利，未尝不在崇信西方方法的意念上有转移。凡事必定由渐进，不切合百姓日常生活的琐事，那么它的推行就不远，而它的效果也容易穷尽。昨夜因为听说石路火警，到四马路观看火龙施放的方法，因而恍然明白西方方法对百姓生活有益。

译论斥责西法之人的痛骂

中国自从与外国通商以来，凡是执政的大臣和有志向的士人，见到西方器物对使用有益，以及西方学问对人有益，没有不购买来供自己使用，翻译来教导他人的，统称为西法。然而世上喜欢西法的人，没有不被世人指摘的，常常招致诟病和痛骂，说他们与古法不同，只是还没有见到写成弹劾奏章罢了。近来路上传闻，说有御史要将喜欢西法的大臣全部弹劾，甚至痛骂他们崇尚西法，胁迫君主，这份奏疏留在宫中未发，所以人们无法看到全稿，因此尚不确定真假。事情如果确实如此，唉，也足够奇怪了。所谓中法，是从前的伏羲，到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下至周公、孔子、曾子、孟子所确立的各种法则。西法，也是西方研究自然学问的学者所确立的各种法则。它们的流派虽然不同，源头却是一样的。所谓格物致知的学问，也是《大学》教导人的道理，都是中国历代圣王教导人的道理，不像佛教只讲寂灭，道教只崇尚虚无，伊斯兰教只崇尚凶暴。它们的政治教化方法，也是井井有条的。从前欧洲罗马等国，也创立了天主教，强迫人们信奉，否则就用武力制服。等到时间久了，人们都不服从，各国都愿意与它交战，不愿服从它的教义。那时欧洲各国政治不完美，教化不兴盛，只知道崇尚武力，不能以善德相高，所以它们的法实在不值得取法。后来研究自然学问的学者日益增多，才知道争战是不对的，才开始谋划教养的事务，开采各种矿藏以增加国家用度，制造机器以代替人工，创立枪炮、轮船、铁甲舰等器物，然后可以攻可以守，大概没有这些不足以建功立业。所以印度等地崇尚佛教的，都抛弃了佛教而采用西法；天方等地崇尚伊斯兰教的，虽然遵守其教义，也采用西法。足以证明西法实在不是毫无益处的。中国圣人的法，固然可以万古常新，但是拘泥执着也是食古不化的表现。无论三代以上的圣人，各自开创局面而不互相沿袭，就是后代又何尝不是这样？试看汉代的王莽，事事都想效法古圣，制作金滕来效法周公，又居摄来效法伊尹、周公，究其一生追随各圣，几乎细微之处没有不像的。等到汉兵已经到来，自身即将被擒，还效法孔子说：“上天赋予我德行，汉兵能把我怎么样？”王莽还自以为无愧于圣人，哪里知道他是貌合神离，正好足以杀身亡家呢！宋代的王安石，也是以《周礼》为法度。哪里知道靖康之祸，实际上是由他引发的呢？所以袁子才先达的诗说：“周官偏姓，王人虽说是戏言，实则是确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以教养百姓为法度。但是养民的法度，首先重视耕种和桑蚕。如今战乱之后，田地固然有很多荒芜的。教化的法度，首先重视廉耻。人有廉耻，然后圣贤帝王的事业，才可以达到。如今在上面的人如此，在下面的人又那样。道光年间，还是中国隆盛的时候，于是西方船只一到，而各省海疆谈论战守的人，起初是怎样的？接着是怎样的？最终又是怎样的？历历在目，不是此时的前车之鉴吗？于是与他们停战结好，撤除防守通商，给予他们各个港口的码头，而西方人络绎不绝地到来。华人与他们往来，目前耳闻目睹，才知道他们训练的精良，轮船的坚固，枪炮的锋利，实在不是中国古时的戈矛弓矢所能抵挡的。

当时也有考虑到西方人必定成为中国祸患的人，我说：“中国各自独立，不相往来已经很久了，如今忽然改变这种局面，怎么知道不是让西方人成为中国唐代的吐蕃、回纥呢？”等到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或者使用他们的人，或者使用他们的器物，来平定复乱的，实在难以计数。各省肃清之后，而有志于挽救时局的大臣，亲身得到其益处，更加相信西法值得依赖，所以开设局所以收取西法的益处，这本来不是轻率决定的。如今痛骂西法的人，动不动就斥责喜欢谈论西法的人为汉奸，他们难道不是吃粮食穿衣服的人吗？为什么性情与人如此不同呢？不过是想标新立异以显示清高，来不及考虑误国殃民罢了。当今之世，即使想要全部驱逐西方人，不与他们交往，西方人也未必不行动，只是他们的兵船一到，枪炮如林的时候，痛骂西法的人，果真能用诗文平息吗？还是能用口舌争论吗？还是仍然推卸责任给他人呢？岂不是在梁人穿着铠甲讲老子、唐人被困立经坛、宋人抵御敌军搞斋醮之外，千古笑谈又要再见了吗！那些印度、缅甸、安南等地的地方，物产丰富，自己不能取用，一旦被西方人取用，西方国家依靠它富强，然后才知道先前阻挠的人，都是外国的忠臣。中国原本不至于这样，只是恐怕粉饰因循，日后贻误，实在也不少。如今各大臣喜欢谈论西法的，不同于日本一国改正历法、改变衣冠、更改制度来讨好西方人，所以足以招致他人的嘲笑。至于那些法度好的，可以有益的，原本不妨效法；那些法度不好的，难以有益的，也未必都效法，这又何必成为累赘呢？其他如开矿的法度，本意是想增加中国的财用，杜绝西方人的觊觎，也不值得过分非议。至于招揽西方人

译翻译西方书籍，不过是想获得它们的好方法罢了。购买轮船、枪炮，对中国来说也并非没有益处；仿效它们制造各种器物，原本是为了不至于经常需要购买，实在担心一旦有事发生，连购买都来不及。虽然每年耗费巨额资金，姑且把它当作一种牵制的手段，又让其他国家听说后，也知道中国还有奋发图强的时候，这用意也确实良善。怎么就立刻把这些人视为汉奸呢？天下的事情，换个角度看待，也能明白其中的底细。西方国家的士农工商，自从通商以来，雇佣华人多达数十万人，购买华文书籍多达数百上千船，购买中国物品，其数量更难一一列举，然而西方国家的君主和官员，何曾把他们的士农工商当作奸人呢？古今臣子中最足以贻误国家的，就是党争之祸。所以当国家兴盛时，臣子们都同心协力；等到国家衰败时，臣子们都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探究起来，在当时，贤良与奸佞难以分辨；在后世，贤良与奸佞立刻就能判定。臣子以正道侍奉君主，何必逞一己之私见，而让国家的大局，只争一时的名声，不争取万古的名声呢？仔细想想，极力诋毁西方方法，并波及喜欢谈论西方方法的人，是为了什么呢？西方方法未必都好，也未必都不好，选择好的而跟随，这是孔子的教诲。况且孔子是周国人，他论述治国，只取用周朝的礼帽；至于夏朝的历法、殷朝的马车、虞舜的韶乐，也都取用。延陵季子是荆蛮之人，也去观看吴太伯的葬礼，并赞叹其合乎礼制。不然的话，周朝的方法已经完美无缺了，孔子是周国人，何必还要取法于其他朝代和取法于吴国人呢？也不过是践行他择善而从的志向罢了。如果是别人这样做，难道又不会有人起来议论他们的后事吗？总之，我们处理事情，事事轻视中国方法而喜爱西方方法的人，固然不对；轻视西方方法而喜爱中国方法的人，也未必全对；就像轻视古代方法而喜爱现代方法的人是错的，轻视现代方法而喜爱古代方法的人，也未必全对。大概凡事本来贵在有一个折中恰当的方法罢了，何必有偏好呢？更何必极力诋毁呢？

译中国复古应当参考西方方法说

从伏羲、轩辕的时代，演变为虞、夏、商、周；从虞、夏、商、周的朝代，演变为秦、汉、魏、晋、唐、宋、、元、明。这已经经历了千万年了。其间政治教化、风俗习惯的变迁，制度礼法的更迭，变本加厉，几乎让人认不出原本的样子。以管窥天的浅见，只根据现在的中国来推断古代的中国，认为本来就是这样，这是错误的。又或者安于现状，认为古代的中国已经断绝不可恢复，这又太拘泥了。然而古代可以恢复的，必定是那些重大的典章、宏大的纲领，流传的风尚、良好的政令，记载在典籍中，传承在人们口中，才可以施行并落实，从而蒸蒸日上，日益接近古代。中国自从秦始皇煽动暴虐，焚书坑儒，圣王治理天下的规矩被扫荡殆尽。六经的萌芽，随后逐渐出现，但只谈论其大意，无法考证其细节，似乎祭祀的牺牲羊没了，告朔的仪式就无从查考，典籍散失后，爵位等级也就无人知晓。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但是我曾经浏览西方的书籍，看到其中论述教化养育百姓的政策，有的与中国古代经典暗中契合，有的足以补充中国古代经典未完备的地方，这难道不是九州统一尊奉的时代，文物典礼逐渐普及到偏远地区？外人还保留着古代的风意，而华人却已经彻底改变了淳朴的风尚，难道不可以到荒远的边疆去访求纪官，到海岛夷狄的国家去购买监本吗？就像《周礼》中提到的和睦任用，小戴《礼记》中提到的鳏寡孤独都有人供养，当时必定有规制法度，条理清晰。可惜书籍残缺，无法效仿。现在考察西方各国设有济贫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练盲哑人的机构、育婴堂、养老院，其恩惠情谊的周到，法制纪律的严明，远远超过今天各省善堂所能达到的。尤其巧妙的是有老儒会，担心读书的贫寒士人以乞食为耻，就供给粮食和肉类，派人送到他们的住处；有绣花会，担心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给自足，就将她们聚集在深邃的堂室中，供给饮食，让她们纺线刺绣并出售，禁止男子擅自进入；有疯人院，有的人因为半生坎坷，一心贪痴，导致痰迷心窍，入院之后，投其所好来破除他的迷障，如想尊贵就给他穿戴冠服，想富有就给他聚集金钱，或者选择园林让他悠闲游荡，放置钓鱼打猎的工具让他消遣，时间久了产生感悟，他的病自然消除；至于训练哑巴的机构以及训练聋盲的机构，都能让他们识字读书，根据他们的能力教授工艺。我想古代圣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首先关注这四个方面，其善法起初不外乎这些。又古代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中国自从学校长期废弛，三代以上的塾中规矩渺茫不可考。现在西方各国振兴学校，德国尤其兴盛。其方法是：学生在一百人以内的，由一位老师教导；一百人以上到一千人的，就分成若干班级，每班必须有一位老师。这个班学满才升入那个班，依次递升，不允许越级。老师有专门教算学的，有专门教格物学的，有专门教重学、理学、史鉴、地理、绘画、各国语言文字的。期满考核列为上等，就各自根据他们的技艺才能，或者进入实学院，或者进入技艺院。古代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升任司徒，升任司马，也不过如此。又中国牢狱中凶犯累累，狭小的房间布满荆棘围墙，暗无天日，这不是古代的方法。按照《周礼》，用圜土聚集教化懒惰的百姓，注解说：“圜土，是监狱的城墙。”有罪的人进入其中，让他们工作，等到他们能够改正就释放他们。汉朝时的城旦、鬼薪之类，就是这种遗意。西方人治理监狱，谋杀叛逆的就绞死，其余关押在监狱中的，如果有平时学习的工艺，就让他们各自从事旧业；顽固愚蠢罪行重的，就充当一切卑贱劳苦的工作，如清除污秽、修砌道路、修筑堡垒之类，都酌情给予工钱，派专人管理。所得的钱财每天足够糊口之外，留下剩余，在罪满释放那天，按名字计数发给，使他们出来后可以谋生。这是一举两得的计策，并且足以补充《周礼》所未涉及的地方。又《周礼》中天官冢宰的属官有医师，掌管医疗的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医师掌管医治万民的疾病，年终考核他们的医疗事务，以此制定他们的俸禄：十全为上等，十失一为次一等，十失二为次一等，十失三为次一等，十失四为下等。这是考核医生的方法，古代制度极其严格，所以重视百姓的生命。唐宋时也有考核医生的方法，考核没有实效，不准行医。直到今天，那些不懂医理、不识病情的医生，公然索取重金，乘坐大轿，拿着补阴补阳的套方，迎合富贵人家，相继草菅人命。病人也因为他们的议论与俗说相合，从而误信，到死都不醒悟。西方医生必定学问有成，由官府考核，给予文凭，才得以自称医生。虽然医理医法中西各有不同，互有得失，但是由官府考核的方法，西方国家尤为慎重，重视民命与《周礼》的意思相合，中国应当立即实行这种方法。以上几点，都是古籍散佚，文献没有证据，而西方方法与古代意思相同的，都应当参考考证，斟酌施行，或许可以由偏颇得到全面，因由开端探究终了，使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今天就焕然一新了，如果鄙视为外夷而抛弃它们，难道不是违背了不拒绝土壤、不挑剔细流的意旨吗？

西方方法长短说

凡是事物都有长短，为什么唯独对西方方法就不这样呢？于是

译现在的人只说西方方法的优势，不提西方方法的短处。我亲身没有经历过洋务，眼睛没有看过西方的制度，又怎么能说什么呢？只是以前看到众人的议论想要废除八股文，改学西方方法，于是写了《探本辨》来问世。幸好不乏同声相应的人，没有违背公正无私的心意。等到如今战事爆发的时节，除了铁路、商矿、织机、农务、学校等西方方法的利弊不再赘述外，摘取西方方法中号称最强盛的陆军、兵制、海军、铁甲舰，衡量它们的长短，再次抒发我个人的见解，来类推其他方面。想到亲身经历过这些事的人，透彻了解利弊，取舍确实恰当，应当比我强百倍，那么把我的话作为开端，也未尝不可。其说法是：至于陆军和兵制，计算军饷的丰厚，枪炮的精准和射程，没有不认为超过中国的。它们的阵法联络详细严密，士兵、队长呼吸相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也没有不认为超过中国的。喜欢谈论兵阵的人陈述说：“以二十四人为一队，两个兵头手持长刀在后面押阵，后退就斩杀其余的人。”我说：“这与中国军队纪律严明的情况相同。”还有别的说法吗？回答说：“正因为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所以所向无敌。”我又说：“假如一队损失过半，该怎么办？”回答说：“即使只剩一人，仍然站立不退。”我又说：“确实是这样，假如一队以及兵头全部阵亡，又该怎么办？”回答说：“有别队接替。”我又说：“假如别队以及全军全部阵亡，又该怎么办？”谈论的人不能回答。唉，这里大有治理的道理啊！曾经中国众多的人才，却不能理解它吗？请只说西方国家的已发生的事，西方古代一旦发动战争，杀戮极其残酷，直到无数种情况才停止。近百年以来，也说是超越古代震惊今世了。然而如果出于战争，仍然耗费生灵达到数十百万，事情平定之后，举国悲惨没有生气。这是以前武安君、商君，后来黄巢、朱温所做的事。难道中国忍心做出这样的事吗？然而还可以说两强相争，互不相让，适宜这样残酷。如果把号称强盛的西方方法施加于中国，那么摧枯拉朽，适宜引用道光、咸丰两朝的事情作为证据。不知道这难道是西方军队真的强大吗？贿赂我国的权臣以及奸民，在内播弄，在外指使，再加上将帅营私舞弊的财富每天流出，陋习有导致这样的原因罢了。假如把贿赂我国人的计谋改为贿赂西方人的阴谋，假如把西方军队齐心协力内犯的心思改为中国人齐心合力外拒的力量，那么西方军队不堪失败，必定比中国人更严重。可惜！当时掌权的人没能做到这一点。不仅这样。镇南关冯子材激战数日夜，子弹如雨般密集，长墙上铅丸炮子堆积厚达寸许。这本来是谈论西方军队的人得意洋洋的，为什么却一败涂地，不堪回首？基隆、沪尾为什么屡屡败逃？北洋各防为什么不敢进犯？当今台湾与日本军队的战役，大小数十战，精锐屡次丧失，遥测敌情，也已经进退两难，同于法国在谅山的失败。为什么不像决断那样求和呢？大概在于法国则中国为之收回，冯军在日则中国不能为之收回，所以刘永福处于法国的形势可以停止，而处于日本的形势不能停止。而且法国虽然大但没有后援，日本虽然小但有后援，这是不同的。终究像这两位将领，只有能脱离内奸播弄指使之外，可以使敌人所依靠的强盛顿时变成无用，而两军不依靠西方方法来取胜，于是并峙千古。因此谅山如果没有急于停战的电报，那么中国军队的强大可以大大彰显在五洲之上。台湾如果没有帮助降入受招的大邦，将卒又帮助兵饷二万万，冉与通商后继续进犯，使他们从容岁月，充裕军饷增加训练，以迭击自己。忠臣义士在外守护祖宗的疆土，那么现在的日本西方制度的军队，一次失败不可复振，也已经昭然共见于五洲之上。然后知道僧格林沁在大沽，林则徐在广东，陈化成在吴淞，都受累于奸贿，不是关中军队弱小。即使现在的奉天、榆关虽然面对难以整齐的军律，难以测度的军心，而奸贿稍清，各统帅真心效命，便足以屡次挫败敌锋，长久坚持以待可胜。

译又有李鉴帅、张香帅等各位，精忠耿耿，全力筹划防务，幸好也没有奸邪贿赂来牵制他们的手脚，因此能够施展宏大的谋略，敌人找不到空隙，不敢正视，这也算是未战而实胜。即便免死旗幡扬威，告示日本人，使他们胆破而激愤地拼命力争，幸好统帅生还，留住了我大国的长城，这也是虽败犹荣。先前皇太后不许赔款，法国人无可奈何；如今却援助他们兵力，援助他们军饷，用来攻击自己的土地，对方充盈我方匮乏，对方强横我方虚弱，对方得到援助而公然行动，并且可以慢慢图谋，我方想要援助却反而私下进行，恐怕难以持久，颠倒错谬，含污隐痛，到了这种地步。更不计较当时洋务兵营以及各项弊政盗取侵蚀民脂民膏、国库银两不知几千万，现在归了何处；也不听说另立善策，却反而纷纷议论到庶政，认为罗致寒士、卑伍、细民养家糊口的点滴小利不是善政，其后反而借此助长了敌人的狼焰，由此忧虑台湾的保守不可必保，这是可悲的。然而具备大神力的人，必定有办法善后，而不仅仅是做杞人忧天，鉴于陆军的情况已经说完了，请谈谈水军。西方制度的水军铁甲舰，其阵法、驾驶、测量、瞄准都很强大，又制造巨炮、水雷来制约它，西方人互相羡慕效仿，都称为利器。但是自从创制铁甲舰以来，没听说哪个国家在大洋中激战以显示其长处，而中国官场却不辨底细，一味借此作为牟利的渊薮，从而购置它，可怜耗费数千万金钱，未受一分之益，先受十分之大损，即使有铁甲舰又有什么用呢？进而思考，铁甲舰耗费巨大，需要的人才也难以求得，其耗费比陆军更大，其丧命比陆军更容易，假设有交锋，除了炮击雷轰外，如风沙、石焚、炸击、撞机损坏、煤尽，一旦有不测，便至各种优势一无可恃，即使不至于丧失，而稍有损伤要害，便等待修理不能急用，所以虽然号称无敌，西方人也不敢轻易尝试，只是招摇其坚固锋利以作买卖，等到大巧成拙，成为西方人想当然的东西，藉以进行洋寻地恐吓野人、迅窜河边恫喝孱弱国家的工具罢了。如果中国防务得人，则海疆巩固，听任他们争夺这茫茫大水也可以，更能出奇制胜以制其死命吗？马江一役，我方拱手听任，对方奋力攻击，可谓敌威大张了，但偶然有其人，仅仅扬武号容当先一炮，已丧其元首，假使全军皆墨，更能齐力以合击吗？如果不得其人，则法国战役中驭远等舰奔逃自沉。日本战役中，南洋管驾惊忧成疾。又如威海、旅顺投降，九连和战，朋比为奸，无非是掩人耳目。而对于中日两军铁甲舰的实际功效，都未曾见到。从前镇海法舰被吴参戎击中，颓然离去。可见制约它难，而摧毁它易。西方人也有所重视爱惜的，而不足以尽供战阵的证明。可见西方人制成这想当然的铁甲舰，既逞其法密虑周，自以为无敌了。为什么这次中日之师，各国都来观战呢？既观之后，法国人又命令勿攻铁带，放大煤仓吗？这还说是虚心考察，应当如此，不可借口。然而其自创此物以来，鲜经阅历，未能自信，也已可见。但我计算，西方人制造这笨重费巨之物，倘若在大洋中几次激战，必有丧失惨酷之时，而思变计。或者西方人亦自知之，而未明言吗？以西方人未能自信之物，作为中国人肥家摆阔的工具，罔恤国家精血所萃，荣辱所关虽一毁再毁，三毁犹号于众说：“此海防大利器，当再置，当再！”兴言及此，真欲令人先号咷后笑者也。

那么诚如前说，中国对于铁甲水雷，可废而不用吗？不是的。对方既有，我方亦不得不备。装饰江海口之观瞻，作迎送之舆马鼓乐罢了。若递邮装载，只须轻快轮船可矣。盖即用铁甲，也不能遇敌而争胜也。至于行洋地，中国本在不需，即使鏖战重洋，亦成效如何？必欲至言其扼要，则仍在于得人必首求廉公善谋，次求忠勇敢死之土。求之者，又非但凭荐引而猜以影响也。必面询机宜，旁观行事有慷慨敢为、公尔忘私之气概考其论说有特抒卓见、强己制人之新法然后俾之于船事见之试演见之实效游弈外洋布不测之恩信行不测之赏罚立不测之功业威名大着培养问择得其数人委之大任夫然后可以备铁甲夫然后可以多备铁甲而练陆军者称是矣否则尽令多制亦不过备他日赤壁一炬虽多亦奚以为诚不若虚设数艘聊张体面省费以济他用且为藏拙地也继之西制陆军强矣是其所长也用贿以取胜其短也故谓能不用贿以结汉奸而能胜中方足征陆军之全能西制水军强矣是其所长也不堪屡经大战其短也故谓能见几次大战于海洋独见极

译大铁甲的完善取胜，才足以证明铁甲的全能。如果还是靠诡计谋略、虚张声势来恫吓，那只能惊动庸俗之人的耳目，把西方的方法说得像神明一样，怎么能让五大洲上有见识的人心服呢？因此，此前越南、台湾战事获胜之后，人们便说中国陆军确实胜过西方军队，而水军则不及。等到如今登州、莱州堵截，奉天省力争，刘铭传军队屡次获胜，人们的这种说法更加确信。其实人们只看到中国陆军的胜利，却没有考虑到这是能够摆脱奸佞贿赂而取得的胜利，那么人们的议论还没有切中要害。由此推论，至于铁路、商业矿业、织布机等各项事务，西方人实行它认为是大利的，是因为有中国肥沃的土地可以获取资源，而且风气刚刚开启，人人都想奋发。如果中国则风气长久败坏，人人各怀私心，恐怕事情还没做一半，大利没见到，祸害就随之而来了。然而当今之时，想要抵御西方的强盛，想要分割西方的体制，又是不行的。不实行它，势必完全像近日李鸿章等疆域大臣所主持的那样，再寻求人才储备人才来继续推行，然后才可以。而西方方法各项，有可以实行的，有不可以实行的，有可以实行但适宜参用的，有可以实行中适宜再寻求新法来鼓舞人才的，中西之间，两方面都不容许墨守成规。从前同治年间，王公大臣以及曾国藩秘密指出，内河永远不准行驶轮船，内地永远不准开辟铁路，反而记载在西方书籍中的，这确实是深思远虑所在啊。只希望主持国政的人体会这个意思，推广到各项西方方法，洞察利弊，确切地取舍，为中国百姓创造无尽的福泽，不要酿成潜伏的祸患，这就是千古的颂祷了。其他如海上闲鸥君说，体察民心，自然体察民心，天下就太平了；又说，报应公正，是非公正，改变人心，维系国脉，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法律没有中西之分，合理的就是善法。又只可以主张说，我国家法制已经完备，只要切实实行它，没有不归于尽善的。仙桥氏说，西方人多功利，夹杂霸道，互相争雄，竞相寻求利器，如果中国废除科举，那么可以借此废除士人，却不可以只须探求西方人的长处来弥补我们的不足，不必抛弃中国素有的长处来舍己从人。这些都是深切中肯的话，足以与前面的说法相互印证。洞观者又接着论述说，“利不百不兴，弊不百不革”，是因为在利益之中必然追求没有弊病，而在弊病之中未曾没有利益。这是关于利弊的常理。如果说权变，那么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利用贪婪、欺诈，弊病都变成了利益；得不到合适的人，营私舞弊、损害公义，利益都变成了弊病。然而守常达变的人士怎么能常有呢？不如坚守“利不百不兴”的宗旨，目光长远到数千年，以此来实行，即使说法律没有长久不败坏的，也一定要选取利多弊少的，使后来的人不能实行权变，仍然可以坚守常理而很少弊病。这是用中法、用西法的大概原则。怎么能不观察通变、衡量长短呢？这就是我的论述。

译效法西方人应当从有益的角度来讨论。

见到新奇事物就改变志向，这是百姓的常情；崇尚奇特、喜好诡谲，是小人的常态。我私下认为，人的本性相近，但后天习染却相差甚远。本性，清澈虚静而明亮，是人的本质；就像白色，一尘不染，是物体的本色。所以本性受上层影响而习染，上层也就受下层影响而习染。就像白色靠近朱砂，就会变红；靠近墨汁，就会变黑。然而红色尚且容易染成黑色，黑色却绝对难以再变回红色；就像上层人常常容易流落为下层人，下层人则加倍难以企及上层。这就是古人设立教化以防止弊端，观察时机以引导适宜，不让人们的志向、思虑和聪明才智浪费在无益的地方。

上海这一隅之地，是各方人士杂居之处，中国二十一个省份之外，又有通商的十三个国家，其余穷困的岛屿和遥远的荒野，更难以全部列举。富商大贾聚集在这里，戏院的宏伟，妓院的繁密，酒楼的精致洁净，房间的辉煌，已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至于洋货的新奇，洋行的整齐，光怪陆离，初到上海的人看起来，如同进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腰缠万贯的人，于是各自逞强豪横，挥金如土，致使戏曲演员被看作贵家公子，妓女装扮成洛水神仙。而那些纨绔子弟、轻薄少年于是艳羡他们，穿着黑衣宽辫，短服花鞋，手插在腰间，帽子戴在眉毛上，意气扬扬，以为这是京城式样。妇女们追求时尚妆容，也只效仿妓院中的样子。让清白的子弟、清门的妇女，自己效仿优伶，自己效仿娼妓，这种向下层习染的现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然而这还是华人的装饰。在其他地方虽然非常诡异，但在上海习以为常之后，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趣味了。

于是看到洋行的职员，洋人的仆役，吃着洋人的残羹冷炙，穿着洋人的衣服，更加相互羡慕效仿，认为这本来就是吃洋饭、做洋商、发洋财、有洋派头的人。眼下国家重视洋务，不沾染洋气、不习染洋式不足以成为时髦的选择。因此请客一次，山珍海味不是不备齐，但一定要吃西餐才算是待客；穿衣一件，纱绫罗缎不是不华美，但一定要用洋绸才算是出众；建房一座，曲廊长榭不是不幽雅，但一定要盖洋楼才算是别致；使用器物一件，红木紫檀不是不贵重，但一定要购买洋制才算是新奇。看到西方人公务之余，喜欢乘坐马车游览，欣然羡慕他们。每当夕阳西下，便挟带妓女登车，脸上戴着细边眼镜，嘴里叼着吕宋纸烟，左手控缰绳右手挥马鞭，奔驰在平原浅草之间，以为穷尽了西方人的本事，以此自鸣得意，所以相同。同治年间，领事公馆和各洋行所置办的马车，只有二三十辆。近来四马路一带，马车行多达一二十家，而每逢礼拜等日子，甚至有应接不暇之势，也可以看出追逐时髦的人很多。然而乳臭未干的孩子，终究因为不习惯驾驭，伤人惹祸，时常有所听闻，而当局竟然不后悔，旁观者也不引以为戒。

尤其可笑的是，闷热潮湿的暑天困人，敞开衣襟尚且觉得汗水涔涔而下，却裹上一件洋线衫，浑身紧紧束缚，以为舒适，像猴子一样，以为雅致，蒸出遍体汗斑，满身痱子，还认为能收汗，让人实在无法理解。揣测他们的意思，无非是为了追求时尚，因此摒弃一切而不顾。至于那些下层的人，穿皮鞋戴席帽，俨然装作夷人的装扮，这都是马夫等一流人，更不值得责备。唉！纷纷扰扰，举国若狂，用夷狄的风俗改变华夏的风俗，恬不知耻，难道不是因为眼下轮船、枪炮、电报以及一切机器不能不依赖西方人，于是抬高他们的声价吗？一提到西方人，好像不胜郑重，而庸俗之辈竞相想借他们的余光来作为荣耀。不知道西方人挟持作为重要资本的，难道是饮食衣服的精致，房屋器用的讲究吗？我曾经观察西方人的一事一物，无不尽心竭力，精益求精，所以一切制造蒸蒸日上。不探究他们制作的精良，而效仿他们服用的奢侈，这是丢弃精华而拾取糟粕，难道不被西方人暗中嘲笑吗？

于是有人以为西方人的智巧实在源于天生，而中国聪颖的子弟又被诗书所束缚，只得让给西方人。要知道这都是面墙而立的言论，似是而非。中国文明开启得早，古今才士制作的精巧，高出西方人的不知有多少。只是中国所重视的在那方面，不在这方面，所以人死了而方法没有流传。至于诗书，是圣贤的训诫；圣人，是百世的老师。西方人的各种学问无非本于格物致知，而致知格物早在《圣经》中就有记载。大概圣人以格物致知为入手的开端，以治国平天下为成功的终点。后世的儒者高谈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这一途径于是未能考察。至于近代中国假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虚名，外洋从事格物致知的实际，所谓五谷不熟，不如荑稗（杂草），正是坐受这种祸患。然而物极必反，教化贵在因材施教。现在既然羡慕效仿西方人的作为，凡是他们所说的天学、算学、电学、医学、气学（物理学）、化学、光学、重学（力学），以及舆图、测量、制造等学问，或者精研一道，或者兼习数门，潜心探讨，一步一趋，以中国山川的灵气，人材的众多，如果施展实力，有什么不可以超越西方人的呢？将看到有胜过西方人，傲视西方人的，何必仅仅羡慕效仿西方人呢？至于衣食器物，各国各有其名，各国适宜的东西，各国自有各国的常规。

译制度，不能强行让西方来迁就中原，又何必让中原去顺从西方呢？堂堂中国，体制法度自有常轨，只有那些年轻人，为何不每天在上级那里学习，却一定要去担任洋行里的职务，模仿洋人细微琐碎的举止，从而自甘堕落呢？我愿给那些见异思迁、崇尚奇异诡怪的人，一记当头棒喝。

译借西方风俗以去除中国弊病说

人们常说：“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如今中国的天下，是容易建立功业呢？还是容易犯过错呢？不必等待智者就能决定了。风俗颓败，廉耻道义丧失，这是容易犯过错的原因之一。百姓贫困，财力枯竭，公私两方面都束手无策，这是容易犯过错的原因之二。上面不能整顿官场，下面不能振兴学校，而全社会却吵吵嚷嚷，早上呈递一份策略说是“理财”，晚上上书说是“练兵”，这真的是为了寻求实际效果吗？还是仅仅为了揣摩时尚的说法，以猎取名位呢？所谓“楚材晋用”，古代也有这样的先例，通达变化，裁度适宜，以顺应时势为贵。谈论新法的人，未必都是空谈。所担忧的是，有改变中国法令的措施，却没有医治中国人心的药方。假如理财有效了，钱财落入私囊，而公家更加困窘，该怎么办？练兵有效了，军队被用作寇盗的凭借，而敌国更加强大，该怎么办？这就像弯曲臃肿的樗栎树，又被虫子侵蚀，既然已是朽木，却想让它承担栋梁的重任，难道不会导致屋梁折断、屋椽崩塌吗？我认为：“效法西方制度，未必能迅速振兴中国的政治，但借以观察西方的风俗，确实可以逐渐去除中国的弊病。”试着逐一比拟一下。中国圣人很少谈论命运，却又说“不懂命运，就不能成为君子”。大概圣贤所说的命运，并非后世子平家（算命术士）所说的命运可比。自唐代以后，术士才开始创立推命的说法，所说的十二辰生肖，虽然本于古书，终究显得牵强附会。世人把命、相这两方面作为祸福的占卜依据，其实“相”还有依据，而“命”则毫无根据。如今中国的习俗，凡是男女刚出生，就把他们落地的年月日时，称为“八字”，交给术士推算终身的穷达，好像一成不变。有的无知妇女，竟然因为术士的说法，胡乱区分爱憎。至于长大成人，男女婚配，不问门第是否相当，不问女婿媳妇的品德才能，只以术士推算的“八字”为凭。粗略估计，在二十二行省之内，四亿男女之中，因此错过好姻缘，错配坏姻缘的，不知有多少。如果有圣王兴起，应当严厉禁止左道惑人的行为。如果用西方风俗来类比，本来就没有所谓推命这一说。这是可以去除的弊病之一。西方妇女大多读书识字，有学习成为医生的，以女医生担任妇科医生，自然能亲切体会。至于胎产一事，也交给医生负责，所以很少有失败的事情。中国则由男医生担任妇科医生，已经觉得隔阂。至于胎产，只顾及产前产后的调理，而在临产紧要关头，反而掉头不顾。任由乡村老妇做主，把千金之躯，母子两条性命系在这些人手中，难怪因产难而死亡的数不胜数。如果效法西方风俗，即使不任用男医生，也应当广泛设置女医生，计算所保全的人实在众多，这是可以去除的弊病之二。至于风水这一门术数，尤其是中国的大害，论述过多次了。它的源流出处，以及唐代曾悬挂严厉禁令，宋代儒者助长了祸端，都不再赘述。只说它对世间的危害，不仅选择墓地的人搁置丧葬事务，建造房屋的人拘泥于方向而已。南方各省的陋习，凡是兴修土木的工程，至于挖一个坑，也必须请示这些人，否则乡邻中有疾病死亡的，就会向兴造的人说长道短，简直是为这些人做捕鱼的獭。如果遵循西方风俗，虽然格致家（科学家）也有星盘罗经，但并没有一切俗说，这是可以去除的弊病之三。风气所开，逐渐趋向简易，我料想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弊病自然可以洗除干净，虽然这些人没有吃饭的地方，但那是他们自己招致的。然而中国的大患，在于上下营私舞弊，欺骗公家谋取私利，而究其欺骗公家谋取私利的原因，则是人人都为子孙做牛做马。子孙如果贤良，固然不屑于依靠贪取利息为生；子孙如果有才能，也不需要这些。只有不肖的子孙，将来得到这些挥金如土，甚至败家成为沟中的饿殍，按照报施的道理，本来就应该这样。这就是留下经书给子孙的，之所以不同于留下满箱黄金的原因。无奈贪利之徒，只知道姑息，没有长远打算，最终或许看到子孙游手好闲，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遵循西方的风俗，那么男子年满二十，自己谋求生计，不再以衣食拖累父母。父母死后留下的财产，任意赠送给伙伴仆役，或捐助公共善举，以期留名后世，子孙不得过问。因此每个人一生经营财富，都存有自己得到、自己用尽的念头，而没有为子孙做牛做马的念头在胸中，那么即使经营财富也知道满足，不至于像中国嗜利之徒那样欲壑难填。这是中国最大的弊病，去除它实在不容易。下笔谈到这些，姑且当作在屠门大嚼。如果说它的效果可行，那就在于世运的转移，而不只是期望于人事了。

论效法西方制度并不耻辱

书上说：“德行没有固定不变的时候，以善为师。如果有好的方法和美好的意图，无论出自何人，我都可以跟随效法。”应当以我不如别人为可耻，不应当以我能取法别人为可耻。三十年前，洋务开始兴盛，西学即将兴起，内外臣工有人谈及，想要崇尚西学，仿效西方制度，以期富国强兵。这种说法一开，有人以为可行，有人以为不可行。好比在路边建造房屋

译说法各不相同，未能统一于一个标准。有人说应当在朝廷上战胜（舆论），巩固民心，防备强大的俄国，专门重视陆战，这话固然算是折中的议论。然而我们今天，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都不足以制服俄国。如果想要驾驭强邻，应当先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力所能及的是什么？利用对方的长处，夺取他们所依赖的优势。想要得到对方的长处，首先应当设立西式学校，讲求西方学问，仿制西方货物，如李傅相所说的“变法用人”，就是其中之一端。想要得到洋人的长处，尤其在于制造船只和简练器械。推广到今天的急务，势在必行，不这样做人才就不会产生。那些不喜欢洋学的人，则认为这样做恐怕是用洋学来改变华夏，怎么可以呢！人才是做事的根本，必须从古代圣贤入手，方向才能端正。只讲求洋学，只会更加败坏，还谈什么人才？现在制造洋器，建造洋船，就不能不学习洋学。既然学习洋学，就不能不以洋学的精通与否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现在因为重视洋人机器的缘故，势必要以这作为学问。如果不重视人才，洋人教我们，一定不尽力；我们学习洋学，一定不精通。我担心天下人都把国家的礼义廉耻视为无用，而把洋学视为难能可贵，人心必然因此解体。那些跟随学习的人，一定都是没有根基的徒众。洋器虽然精良，谁与国家共患难呢？不知道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我们所仿效揣摩的，只是器物罢了，对于风俗人心本来没有什么改变。况且洋人治理国家，顺应民心，上下相通，立法未曾不善。那些倡议讲求洋学的人，原本是想借此作为驾驭外敌、制服敌人的工具，难道真的想要把根本原则全部抛弃吗？如果认为仿制学习他们的器物，就是事奉他们，岂不是过于苛求和曲解了吗？至于说立国贵在善用长处，制敌要先知道畏惧。洋人的长处在于机器，中国的可贵在于人心，这话固然不错。至于说官吏畏惧洋人，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官吏畏惧洋人，百姓却不畏惧洋人。洋人敢与官吏争辩，而不敢与百姓对抗。他们畏惧我们百姓的心，更甚于我们畏惧他们。利器不知晓，小百姓的本性，勇于挑起事端而吝惜灾祸。一时偶然激怒了他们，于是奋起空拳，赴死不顾。最终祸乱起于百姓，罪责归于官吏。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好给君主带来忧虑。地方官和士大夫，平时应当适时进行劝导，以开阔他们的心志。如果想要煽动民心，借此产生洋人的畏惧，那计谋也太偏颇了。自古以来，古今的变化，往往出于防备之外。洋人叩关通商，进入中原，是自古以来未曾听闻的。洋人思虑深远，心计严密，百倍于我们。数十年来，已经洞悉我们的症结，完全了解我们的隐秘。每当有中外秘密陈述的文件，臣民所不知道的，洋人早已探听得知，或者互相传言，写成论说，或者刊登在日报上，代为出谋划策。那些学习我们语言文字的人，并不缺乏。有人归咎于设立电线的缘故，通商口岸有重要消息，往往借助电线传发，所以他得知得特别详细。有人认为这都是因为讲求机器以来，依赖信任洋人，防范不周，不免泄露疏漏，不知道这都是不对的。洋人既然近在肘腋，藩篱尽撤，重门本来已经洞开，现在反而想要深闭固拒，能吗？现在只有加倍怀柔，一心和好，敞开诚心，公布公道，与他们相见。利用天然资源制造机器，修筑铁路，开采各种矿产，扩大商务制造，设立学校，聘请泰西有名的人士，来教导我们的百姓，为他们引导先路。大概必须先学习他们的长处，与他们一起从事，然后财富雄厚可以奠定，百姓富足而君主也不匮乏。国家既然富有了，然后自强才可以期望。至于训练水师，招募陆营，也必须用西法，但还可以缓图。不看看日本吗？起初都嘲笑他们变本加厉，只袭取皮毛，结果一变而致富强，几乎可以与泰西诸强国并驾齐驱，其效果不是已经可见了吗？又不看看宋朝吗？不知道对待盟国的道理，只知自尊而轻视他人，既不能内修政治，外整军备，却只沉溺于宴安享乐。士大夫只知道正笏垂绅，高谈理学，因此日益衰弱，国势于是导致不振。况且，改法的开始，本末容易说清，上下都拘泥于成见，禁锢于积习，受困于风气未开。如果士大夫能破除成见，改变积习，毅然完全学习他们的长处，取得成效，百姓自然能随风从化。其权柄本来操持在上面的吗？采取他们的言论以供我们使用，又有什么事奉洋人的呢？却一定要小心翼翼以为可耻，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学习西法并不足以（导致坏事）。

译关于西方方法与西方器械已有成效的论述

凡事都随着时势运会而变迁，时机未到，即使有善于预测的人，能根据当前的形势推断未来的事情，人们也必定不相信。中原的局势，在军事这一方面，到今天已经多次更换所使用的武器了。自从车战废止，弓箭的优势就变为刀枪；自从火器兴起，刀枪的优势又变为火药子弹。议论的人说，《周礼》中五种兵器虽然齐备，但当时流行的，就像五行德运的更替称王、五色崇尚的差异一样。我们清朝兴起于辽沈地区，用火器夺取天下，因此军营制度不废除弓箭刀枪，而是同时具备鸟枪、炮弹等物品。于是火器的精良程度胜过历代，士兵的操练都以火器的高超为傲。没想到西方各国通过内海来到中国，而火器的精良程度又超过中国。人们说西方崇尚的东西与中国不同，却不知道时势运会的推移，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凡是中国的官员士人都说：“中国凭借文治教化的兴盛，冠绝海外各国，施行王道的人不崇尚霸道的武功。即使西方人的火器精良锋利，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呢？”没想到到了今天，竟然有不得不效仿的情况。中国自以为极其精良，拿着鸟枪、装载大炮去抵御西方军队，却都面面相觑，脸色苍白。同治初年剿平广东叛乱，如果不购买使用西方器械，怎么能成就这么大的功业？所以道光、咸丰年间，西方人以通商换约为借口，与中国发生冲突，竟然被他们挫败。随后经过修好结盟，贸易往来，西方人不独占他们的利益，将火药子弹、枪炮贩卖进入中国，于是得以平定广东叛乱、剿灭捻军和回民起义。于是当权的大人们深知其好处，开始不惜巨额资金购买使用他们的器械，接着不吝惜大量人力仿造他们的器械。到了今天，制造局设立了，船政局长久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试行了，水雷演习发射了，铁甲船商议购买了。虽然现在处于创始阶段，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精良，但比起咸丰、同治以前，确实已经多了这些精良的器械和巧妙的方法。难道当权者只是为了做这些不急迫的事情吗？近来西方报纸，常有揣测中国局势而提出新奇言论的，说从前英国人来中国用兵不多，军资有限，现在中国如果发生与英国失和的事情，两国交战，就不会像从前那样容易，必定要调动大量士兵，耗费大量军费，所以国内的人都有不愿与中国失和的意思。这话大致是因为云南杀害英国官员的事情还没有查明议定，所以推测未来而发表这样的言论。仔细揣测他们的意思，也是说中国近来仿照西方制度制造西方器械，虽然没能达到极致的精良，但声威所显示，已经让那些国家的人都有畏惧观望的念头，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声威已经有日渐增强的效果，而不像道光、咸丰年间那样受西方人欺侮。所以今天的事情，识时务的人都说既然仿照西方方法制造西方器械，就应当精益求精，不可半途而废；而守旧的人往往戴着方巾穿着宽袍，发表危言耸听的议论说：“我们中国难道要依靠学习西方方法和西方器械吗？王道不崇尚眼前的功利，有文治就有武备，忠信作为盾牌，礼义作为铠甲，难道像霸主那样专门以小大、众寡、强弱作为衡量标准吗？”唉！这种话，是多么缺乏思考啊！中国，是五帝三王相传的中国。既然说中国施行王道，为什么秦汉以来封建制改为郡县制，井田制改为私有制呢？这是什么时候，还说王道呢？所以时势运会不到极点变化，即使有一百张嘴预测事情，人们也不肯相信。生活在今天的时代，极力称赞西方方法的好处，只有曾经倡议仿造的人还认为这话合乎道理。如果是那些在窗下读书，把空谈作为生计的人，必定会说：“某人信奉天主教了，拜耶稣了，替西方人卖军器的人揽生意了，登广告了。”纷纷诋毁，只有这几句话，而必定不肯认为西方方法可以学习，西方器械可以制造，当事者所做的正经事。曾经听乡下人讲述谚语说：“运气好时财富来了推都推不走，运气坏时求财财也不来。”一个人反驳他说：“那么你就安居室内不求饮食吗？你的运气不到死，自有酒肉从屋檐上掉下来吗？”乡下人不能回答。现在说这种话的人，与乡下人有什么不同呢？大致弱国的形势，一看就分明，弱而求强，没有自强的方法，就像久病不吃药而听任天命。现在西方报纸所论述的，正像病人已经得到良医几剂药之后，渐渐好转，而外因邪气有不能侵染的趋势。话出自西方人，事关中国，私下认为当事者知道病情有好转的迹象，已经清理病因而投以补药了。

中西一贯大道的论述

世上喜欢谈论洋务的人，动不动就说生活在今天想要治理中国，不是中国的方法所能治理的。必须把两千年沿袭下来的积习，摒弃清除，改弦更张，国家才可以富强。纠正这种弊端的人，又专门斥责年轻新进好事的人，认为我们中国自有典章文物，何必参用西方方法，导致纷纷更张，于是有李文靖做宰相时一切奏报都停罢的概貌。不知道这都是片面的见解。追溯自中国开辟以来，所谓九头、循蜚、归提、禅通等纪年，巨神一千五百年，六十四民，都是荒诞而不足信的。自从太昊、炎帝、有熊氏兴起，竭尽几位圣人的心思才力，然后改变茹毛饮血为烹饪，改变巢穴为宫室，改变皮币为衣裳。结绳记事不可以

译治理天下，用文字契约代替结绳记事；男女之间不可没有区别，于是制定嫁娶的礼仪；百姓有了疾病不可没有治疗，于是辨别君臣佐使的道理，考察温、寒、平、热药物的性质，制定医药，这样人伦之道才逐渐完备。到了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礼乐制度才灿烂地完备起来。所以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唐尧虞舜，论述治国法则必定推崇夏商周三代。这是中国两千年相传的旧制，就像水有源头，树有根本，不必是学识渊博的人才知道。外国也未尝不是这样。比如日本国史，有所谓神武天皇，开辟山林，营造宫室，抚育百姓，发扬大业，于是国势才大大兴盛。非洲则以诺亚的儿子含为始祖，子孙繁衍于各国。欧洲则称希腊各国，首先受到东方文化的教化，耕田制造器物，各种事务都兴盛起来。继承希腊的是罗马，开创基业垂范后世，疆域四方开拓，才形成统一欧洲的形势。美洲则又说从墨西哥向南的各部族，还有城堡、寺院、废墟、屋瓦、突镀金的器物之类，都是数千年前的旧物，推测古代必定有数百万开化的民众在此立国。考证各国的历史，知道开辟以来，大都有所谓的圣人，为他们开创万物成就事务，于是国家与天地才有所依托而立。假使中国几位圣人出生在欧、非等洲，那么欧、非等洲也将信奉中国的教化，与我们没有不同；假使外国所谓的圣人出生在中国，那么中国人也将信奉欧、非等洲的教化，与他们没有不同。所以我曾说，地域有中西的界限，而道理则无所谓中西。只有政治与教化，中西才有大不相同之处。西方有民主的国家，有君主专制的国家，有君民共主的国家，也有起初是君主制而近代改为民主制的国家。中国自三王传位给儿子以后，自有正统，无所谓民主。中国的教化，尊崇儒术，自从汉高祖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儒者于是传承千万代而更加深远。即使老子以清静无为作为道家的始祖，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天竺求取佛法，中国于是有了佛教。天方（阿拉伯）人士，又创立了马哈默德教，俗称回回教。这三种教化，中国虽然也有，但终究都是劝诱愚昧世俗之人，不及儒教的尊贵。至于西方各国，原本信奉基督教，分为三支，其中见解各不相同，规模也有差异：一是耶稣教，英国、德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信奉；二是天主教，意大利、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信奉；三是希腊教，小亚细亚、欧洲东部、俄罗斯、希腊等国信奉。这些教化有时兴盛有时衰微，有时分裂有时合并。而中国通商以来，那些教士必定周游各地，劝导百姓，让他们尊崇他们的教化，好像与中国儒教相等似的。儒教是教化，耶稣、天主等教也是教化。《尚书》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君主统领一国一时，老师教导数十国数百代，从东海到西海，从南极到北极，国家数以万计，里程数以亿计，人口如恒河沙数。如果没有人来统领、杰出地治理、纲纪、整理、分离、聚合，又怎么能传承到今天呢？必定有道理在其中。如果掌握了这个道理，那么我将吸取他们教化的长处，来弥补我的短处；他们也吸取我们教化的长处，来弥补他们的短处。两相增益，彼此没有门户之见，将使五洲之大，改变原来互不干涉的状况，成为风气相同、道理一致的福祉，又怎么见得一定不可能呢？然而有人说，我朝能平定回部，却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弃回教而穿儒服；能降服香蒙（蒙古），却不能使西藏、漠北舍弃黄教而诵读六经；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国蚕食东南，却不能使黄帽、白帽的地方全部信奉天主、耶稣等教。大概必定有所限制而不能强行改变，不知道环绕海洋的五大洲，刚柔虽然不同，燥湿虽然差异，但同样有圆形的脚趾、方形的头部、耳目、口鼻，也都相同。想要因为他们的教化不同而不改变他们的风俗，统一他们的政令而不改变他们的适宜，为什么必定不能共同走向大道呢？所以我曾说，地域则有中西的界限，而道理则无所谓中西。

译论中国人才易于通变

通商两百年，交涉五十年，欧洲西部的运势趋向亚洲东部，而支那、震旦的人民于是遭受其害，屡次受挫而不能振作，屡次受辱而不能雪耻，固守旧习而不改变，于是神州大地上的百姓被各国所讥骂。然而前后几十年间，日本凭借东海三岛突然兴起，暹罗凭借西南偏僻之地公然强大。唯独所谓中国，不能兴起，不能强大，如同地球上最沉重的物质，即使大力者推动它也不动，这难道不奇怪吗？金楙基说：“外人讥骂中国太厉害了，称我们为弃类，称我们为废物。废物尚且足以制造利用，何况是人呢？”我现在考察得知，中国的人才，无不具有可以改变的素质，弊病在于改变他们的人不得其法。我得到了这种方法，急切地想向世人请教，不知道有人愿意广泛推行吗？

现在梁氏斥责守旧党，说他们只懂“考据、词章、帖括”。帖括之学，荒谬虚妄迂腐，如同虫鸣蛙噪，这不足以弘扬圣学并光大我们的道，确实如此。至于考据、词章之士，其中优秀者未尝不通晓十三经传注的学说，两千年来史官的典籍，旁参百家，博览掌故，已经汇聚毕生精力而成此学问，突然在众人面前高呼“革除旧习”，这理应使他们深闭固拒，而开新与守旧两党交战却难分胜负，这是多么不善于变通啊！善于通变的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因势而变，不因变革而变。”博奥者变得通达，细碎者变得有用，敏捷者变得有才，拘泥古法者变得适宜，游艺者变得有器用，观望者变得有力，废滞者变得胜任，屡次变革更加进步，不出十年斐然出众而为国家担当事务，这难道不是令人乐于听闻的吗？

中国经籍分为四部，始于隋唐的史志，而近代西方大学也有经、法、智、医的课程，可谓不谋而合了。经者，是彼土宗教门派的学说，中国人士唾弃而不屑谈论，却将其尊为甲部，重视专门课程，视为卫教之用。固然知道我们中国的经师大儒，如《易》、《书》、《诗》、三礼等各家，深通微言大义，不仅对先圣有功，也是种族赖以生存、人心赖以树立的基础，学者敬奉香火不敢懈怠，尊崇赞叹尚且来不及，怎么可以和一般有一技之长的人同类而嘲笑他们呢？至于折衷许慎、郑玄，能解说古制旧解繁重，援引按察以明晰，虽然排斥异己之义，但最终归于合乎圣人之道，这称为专经之学，应当用经世致用之课来考核，用大体来测试。熟悉政事，谙习律令，那么上可以备顾问之选，下也能补充议院的人数。

查考史籍，辅以记载，偶尔采录稗官杂史，撰写为表志，弥补司马迁、班固、杜佑、马端临的遗漏，虽然在异代，却如同看见兴革，这称为全史之学，应当用累代治乱来策问，询问列国典制，授予章程条例之事，使其竭尽心力，那么上可以胜任起草诏令之任，下也能担任总署的官员。考订篆籀，博览奇字，上追溯仓颉、佉卢的起源，下穷究满、汉、蒙、回、托忒的变化，孳乳繁衍，目不眩惑，九州方言，区分齿腭，三史国语，对音还声，差误微茫，耳不荧惑，这称为六书音韵之学，应当授予罗马古学、拉丁文义、法文英语，旁通曲畅，那么尊者可居教习之任，次者也能称译局之才。

早图经餍，观方志，九州沿革，闭口可谈，水道河源，经支必辨，游览所至，披剔金石，这是古今舆地之学，应当用塞策来询问，用建置来考核，准诸经纬两线，推及文质二学终以测绘比较盲谈，当得依据，那么出外可胜任游历之选，居处也能成为地学之家。刺取训诂笺注，虫鸟关雎何形，驺虞何状，乌灭字、天鸡重名，平仲君迁，留夷象穀，诗疏雅训所陈，妙析理致，这是鸟兽虫鱼草木之学，应当授予百鸟百兽之图，动物植物之性，佳花各菜之益，考察治虫之法，多识博学，应当乐于听闻，那么成为动植物学之家了。

究心律吕，妙通正变，钟鸣铁躍，知所感召，瑟谱琴操，间入新曲，这称为音律之学，应当授予西国传声诸学，空气缓急，声点聚散的学问，殚绝精虑，务为新器，那么声学一家，又可以不烦求而得。考订文献，志在好事，或讲谱牒，或纂目录，稽古有荣，劳苦不倦，这称为谱录之学，应当授予西人的名物象数，厘次整齐，撰写为表谱，歌或订世系，或广提要梯桄蒙学，那么本业不废，俨然成为西学的导师。

词藻温丽，议论宏博，上追周汉下烁唐宋，通方之才，自堪经世。其有俳青俪白，小言詹詹者，文宗庾徐，诗宗元白，嗜好所存，苦无可宜，授予欧洲古史及列国兴盛诸绩，使其逐事讽赞，务取激发志气，风行不禁，那么既须搜采之勤，又广观感之益人己之间，必能两受其利。凡此通变，皆属因才一准微权两忘扞格，中学不坠西学亦兴。先圣有知，当韪吾

译说」。

译至于那些已经取得功名、志在游学的人，气度豁达，才能足以从政，应当让他们学习国际公法和西方律例，使他们能够通晓各种事务并灵活应变，这样对内可以协助府县办理外交案件，对外也可以担任领事的人才。那些读书不成、假托济世利人、对灵素之学略知一二的人，应当让他们学习西医内外各科的病名、药物表以及心灵、全体等学科，送入西医学院，只要求他们通过化电等科目的考试即可，这样庸医杀人的祸患就可以消除，而中西医学或许能够集其大成。那些心灵手巧、能制造奇特器械、资质不低但苦于缺乏学问的人，应当让他们学习《西艺知新》《工程致富》《汽机发轫》等书籍，使他们发挥创意，仿制创造，呈请奖励激励，允许他们拥有专利权，那么不出几年，洋货就会滞销，又会有人能够涉足声、光、化、重、汽、电等领域了。那些耕读传家、田园温饱、与农民为邻、本无远大志向的人，应当让他们学习西方农学的新法，无论是种植还是畜牧，颁布农报，让他们照着样子试验获利，市场收益必然加倍，这样就能教化乡间，日后必定成为农师的魁首。其他如五金、矿师、军械、船政等，关乎实际且不能直接造就，凡是各类派遣的学生，都不应弃置闲散。更有聪慧俊秀的子弟，前往电报局考究新理，制成机器样式，应立刻试用，以此作为鼓励。这样，中国就没有被抛弃的人才，朝廷得以资用，后来者有所激发。过去所谓的守旧党派，在一转移之间，将会新知愈开，旧闻愈扩，天天唯恐国家推行新政不力，又怎么会深闭固拒呢？质疑的人说：您的说法轻视科举文章而推崇考据词章，让中西各学堂的学生，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都是科举之士，斐然有成且有效验。而考据词章之士未曾过问，像这样，谁来通变呢？我回答说：我并非敢轻视科举之士，科举之不足以为学，并不像过去那些士人学问已成却不愿改变计策。现在中西各学堂的学生，资质已具，又有脱离宗法的毛病，如果让各得名的通儒分别担任教习，又完全采纳西方学校的规制，在语言文字等科目之外，让他们用余力考验图史、历算、心灵、医理、声光、碉电、汽重、化热之类，分门别类督促考核，他们所变化的岂止是过去那些人之下，区区翻译之才而已呢？我所担忧的是，那些老于文事的人，宣扬他们乡间学究的新法，坐着比较握笔演讲、义习钓渡乡墨，必定都是同词赋、馆阁。野悍自是误入种类，像顽石的性质，不再可以加以雕琢。我考察了三天，却没有见到可以变化的资质，这就是所谓的无术了。问的人说：“那些乡间学究，生来对世无益，出仕不被任用，任其自封自闭而不能改变，也就够了。您为什么窃窃担忧呢？”我说：“唉，这关系到人才的消长绝续。庄子所说的害马，西方人所说的病蚕之种，难道可以轻视吗？不得已，就有两种方法：一是设立教授的禁令，二是改革学塾的章程。前面所说的我地位卑下而言辞微弱，禁令如果实行，学校科举的变革也就久了；后面所说的我得到梁氏的通议，而特别概括其要点：说必须学习算术，必须读歌。学习算术则是日后设立各学的根基，读歌则塾师易于讲解，童蒙便于知晓。而尤其希望成才者不要自秘，苦口者不要怕劳，推保种之心以保国，推爱教之爱心以爱才。牵引而路途通达，云合而雾集，不要让外人操纵我们的权力而越过我们的俎豆，嘲笑我们的不才而最终制约我们的生死。这是我内心所私下希望的。”问的人说：“您的话确实痛痒切中，当今世界又合中西之撰，通两家之驿骑，以一以贯之了。那么推演而信行之者是谁来响应呢？”我说：“弘扬圣教，振兴国辱，承担艰巨，称使才，这在于人的识量与成就，不是我前面的话所能局限的。至于洞察学校科举的弊端，分担储才实学各馆的劳苦，矫正同文方言中西学堂的过失，而一吐魁垒奇雅之士的气概，不尺寸务为通才，我所说的必有暗合之处。以三千年广大的教宗，至今日而没有一士足用于天下，有心世道的君子必定以此为耻。所以想要恢复先圣的初意，抵御外人的诟病，变质斯变学，爱教必爱人才，拿出我的话作为左证。

论好古之弊

唉！今天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古人造成的吗？虽然如此，古人已经过去了，他们怎么能使中国贫弱呢？而是今世的人拘泥于古，不肯因时制宜，随着世变而建立政教，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中华人士好古的积习，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数千年之久，深中于人心，牢不可破那些下等的固然不用说了，即使上等的也不过是考据六经的训诂，十三经的字体，或者在魏碑晋帖之间怡情适性，或者在钟鼎金石之中消遣光阴，最终没有一个豪杰非常之人，大声疾呼，振聋发聩，消除他们的迷惑而祛除他们的弊端，所以长久地昏昏沉沉睡不醒，愿意禁锢他们的聪明智慧而不后悔，甘愿遭受外人的侮辱而不担忧，可悲啊。我曾经游历英京伦敦、法京巴黎以及德都柏林，以及义、比等国名都大

译衡量其政治教化的善美、制造技艺的精良，我内心暗自惊讶，认为欧洲各国建立的时间，近的不过几十年，远的也不过几百年，它们凭什么能达到这种地步？于是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才知道政治教化之所以善美，起初并不善美，是因为屡次变革才达到善美；制造技艺之所以精良，起初也不精良，是因为尽心考察探求才达到精良。又仔细观察他们的百姓为什么屡次变革而不怕麻烦，尽心考察探求而不畏艰难？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崇古非今的积习，所以化学、格致（物理）的道理每日涌现而无穷尽，新法新学每月变化而每年不同，学问的广博宏大，固然由于这个原因，而国家的富强，也是因此达到的。

于是感慨我们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人民聪慧，实在不亚于西方各国，如果能够人人充分发挥耳目心思的作用，上下合力，研究新理以及一切富民强国的方法，那么自商周以来三千年的制造技艺、学问的精良，国家的富强，不仅可以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而且将超越它们，它们一定会来效法我们的长处、学习我们的方法，把我们看作父兄，而我们看待他们就像看待子弟一样。哪至于像今天这样，步步追随他们的后尘，事事模仿他们的行为，他们反而把我们看作子弟，我们看待他们反而像父兄呢？唉！这都是因为“好古”这两个字来自误啊。

质疑的人说：“你所说的，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请就用《易经》这本书来验证，书中说：‘远古包牺氏统治天下时，制作结绳作为网具，用来打猎捕鱼。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做耜，揉曲木头做耒，耒耜的好处，用来教导天下。黄帝、尧、舜，剖开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舟楫的好处，用来渡越不通的地方。驯服牛马，拉重物到远方，用来便利天下。砍断木头做杵，挖掘地面做臼，臼杵的好处，万民因此受益。弯曲木头做弓，削尖木头做箭，弓矢的好处，用来威慑天下。上古人们穴居野外，后世圣人用宫室替代。上古结绳记事，后世圣人用书契替代。后世的百工技艺、服饰饮食器具，都是古代圣人精心创造的。’况且《周礼·考工记》是古人讲求制造的专门著作。你难道小时候学习过，长大了就忘记了吗？”

我回答说：“夏商周三代以前，百姓没有崇古的心理，所以圣人有制造，百姓乐于跟随，没有抵触的祸患。假使后世的人生活在三代时期，看到包牺氏的网具，一定会说‘这不是古法，不可遵从’；看到神农氏的耒耜，他们又会说‘这不是古法，不可遵从’；看到黄帝、尧、舜的舟楫，以及驯服牛马、臼杵的好处、弓矢的威力，他们又会说‘这不是古法，不可遵从’。唉！崇古的人，幸好生在三代之后，享受古人制造的无穷益处。假如三代以前的人物，也有牢不可破的崇古积习，那么天下将永远处于蒙昧野蛮、穴居野外、茹毛饮血的状态了。”

质疑的人又说：“孔子是圣人，但他一方面说‘诚信而崇古’，另一方面说‘崇古勤勉以求知’。中国自古以来，以崇古为学问的宗旨，你为什么要归咎于它呢？”

我讥笑他说：“圣人崇古，是为了考察古代以印证当今，也就是温故知新的意思，并不是崇古而忘记当今。考察古代以印证当今，是事理当然；崇古而忘记当今，是偏僻怪异的习性。后世学者误读圣人的书，以致败坏事情，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我又曾综合论述说：“从古至今的天下，就像人从幼年到壮年一样。古代圣人的制作，后世谨守而不敢增减改变，以求古人所未具备、未精良的地方，就像幼年所学到成年，却自以为满足，并没有不足的意思。一旦西方人航海来到中国，订立条约通商，于是看到他们制造的精美、技艺的工巧，相比之下，自愧不如，因而产生嫉妒之心，又逞其虚弱懦怯之气，以遂其崇古的私欲，口出大言，认为……祖宗自有成法，汉家自有制度，何必东施效颦呢！这种念头一生，自觉心胸宽广、身体安适，快乐洋洋。考据六经的训诂、十三经的字体，像往常一样。在魏碑晋帖之间怡情适性，也像往常一样。在钟鼎金石之中消遣光阴，更像往常一样。却不知那些虎视眈眈想要追逐的人，将要观察裂痕而动，选择肥美者吞噬了。今天败于日本，还算是小的呢。

虽然如此，想要去除这种崇古的积习，权力在于君主的转变。一旦幡然巨变，痛除旧习，革去一日的弊政，崇尚一切新法，天下耳目为之一新振作精神，实事求是，于是国家可以强大，百姓可以富裕，根本稳固而国家安宁了。如果不这样，亚洲数千年的文明之邦，不仅会被外人欺侮，还将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能不恐惧吗！能不恐惧吗！”

译人才受风气局限说

我闲暇时曾广泛考察五大洲的广阔地域，环顾二十一个行省远近细微的乡里、亲族、同僚和朋友之间，想要探究是人才能够开创风气呢？还是仍然是风气能够局限人才呢？英国崇尚文治，以维持充盈、保持安泰为上策，不能要求他们去做合纵连横那样的事；德国和法国崇尚武备，以战胜攻取为重要图谋，不能跟他们谈论讲让行仁的道理。俄国地处西北边陲，是中原深奥的区域，得到的地气最为深厚，其智谋方略确实足以兼通文武；但考察其政治，大半效法欧洲西方，以开疆拓土、富国强兵为当务之急，常有席卷西陲、囊括东海的气势。然而想要引导他们实行大国对待小国、小国侍奉大国的原则，像商汤和周文王那样凭借百里、七十里的小国，以德服人，最终称王天下，即使亿万千年终究也无法达到，为什么呢？是风气造成的。就像我们中国二十一个行省，其间风气的刚柔、强弱、敦厚浅薄、秀美粗野，各有不同。遇到太平盛世，江浙一带的人才就辈出；遇到动乱时期，湖南、安徽一带的人才就辈出。此外各直省的豪杰之士，隔代才出现一个，大抵都能有利于事物、有利于他人，对实用有所裨益。虽然一省之内各有不齐，一郡一邑之内也各有不齐，但观察他们产生的人才，就可以知道当地风气的善恶。而风气形成的缘故，竟然有不能改变的，不仅商人不知道，即使读书人也不知道；不仅妇孺不知道，即使士大夫也不知道。有人说这都是被诗赋、时文、书法所误导，从小学习，到老还这样，父兄师友所教的不过这些，子弟所接受的也不过这些。就凭借这些考取功名，历任地方长官，粉饰太平，规范乡里，举国上下滔滔不绝如出一辙。一旦遇到艰难险阻，就好像没有人一样。而我说诗赋文章书法，固然足以误导人才，即使经学理学，也足以败坏人的心术。并非经学理学果真足以败坏人的心术，而是因为人借这些来败坏自己的心，于是就觉得谈理说经一无可取。所以科举鼎盛的地方，谈论经学理学的乡里，无论是一省之首、一郡之首，问有良吏吗？没听说过；问有能吏吗？没听说过。这难道是人才只有这些吗？也是风气有所局限。那风气是怎样的呢？士大夫居住在乡里，往往以高谈性理为宗旨，不肯从事一点有用的学问。平时故作清高，自以为培养声望，遇到可以救人之急的事，就说：“饿死事小”，他不应该屈节来求我。遇到可以成人之美的机会，就说：“他命运未通，我徒然为他援引罢了。”并且自以为破除情面，刚正不阿；然而对于礼尚往来，从别人那里取得的，就说：“他本有心意给我，取得它无损于廉洁。”给予别人的，就说：“贫穷的人不把财物当作礼物，我只用德行爱护他，比分给他财物更好。”因此士大夫居住在乡里，清高自喜，独善其身，真有一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做的概略。偶尔有一两个有志之士，讲求时务，通达世故，想要稍微借助阶梯，施展他们的长处，反而被互相非议嘲笑，认为他们好大喜功，将来对世道无益，对自身有害，并且恐怕被他们所连累。风气如此，却想要求得有用的人才，怎么可能得到呢？当今海边一隅，是万国通商的口岸，五大洲人才游历必定到达的地方，加上各省人文聚会，风气大开，救济人之急，抒发人之忧，无不踊跃从事。因此各省报告灾情的，没有不到上海的；各省谋生的，没有不到上海的。风气开通则人才也兴盛，不仅近来科举成绩冠于一郡，而且奇才异能之士也复辈出。不仅县里多杰出人才，而且多借用异地的人才：有精通天文的，有熟悉地理的，有精通一切西学及商务的。从那些高谈性理的人看来，则认为这些都是追求外在的事，想要求得富贵利达罢了。唉！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而世上假托道学的人，他们穷困时借口穷困，显达时仍然用穷困来自我掩饰。道学不是可以伪装的，必定在他穷困时能急人之急，忧人之忧，这样的人显达，必定能有利于人，有益于世，不是那些贪恋名位及老死牖下的人可以相比的。那么风气禁锢人才，其危害难道不大吗？如果让这样的人才充塞要路，主持国政则国家遭受邻敌的侵欺，居住在乡里则乡里遭受尸居之恫愒。这是学习圣贤而不成，反而不如学习豪杰，就像刻天鹅不成还像野鸭，画虎不成反像狗，难道不是极其可耻吗？我希望世上的人才能够自我树立，不被风气所局限，尤其希望趁着风气更新的机会，扩大器量，精研鉴别，竭尽才力心思，务必从事有用的学问，成为有用的人，而不羡慕假高伪学那一类人，将来与五大洲抗衡，凌驾各国，其施展的作为正不可限量，不禁拭目等待。

卷一百六 杂着部二

心力说

力量最大者，中国古称龙象，西方则说狮子，说犀牛，孟贲、乌获、项羽之类，是古代多力的人。在天上的力量，则有风雷；在地上的力量，则有潮汐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