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文教部十三　师友

译卷十三 文教部十三 师友

师说

夏之蓉

古代的先生，传授的是道；现在的先生，传授的是技艺。古代做先生的，道理内化于心，外显于行事，以礼乐诗书为根本，推及家庭、国家乃至天下，大用有大效，小用有小效，所以称之为道。现在做先生的，以内心为根本，以言语为表现，开始于诵读训诂，终结于辞藻文章，而其实质归于无用，那就只是技艺罢了。人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人才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师道的得失。天下人每日竞相追求无用的技艺，却想借此求得古人那种明体达用的人才，这是肯定得不到的，确实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天下的技艺，都契合于道。国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天下的士人，并不是为了困住天下的才俊，使他们相继走向无用。万物的道理，没有比六经更完备的了。概括六经的宗旨，明白简易，无论精粗本末无不详尽的，没有比四书更完备的了。国家以此选拔士人，是希望他们通晓天下的道理，并在行事中体现出来。为什么科举文体不同于古代，不采用论说体呢？回答说：凭主观臆断来立论，其说法容易放纵恣意，而无法得其归宿；以古人的言语为言语，则好比水一样，用容器去盛装，方圆曲折，必定像容器而不能超越。所以设立科举文体，是为了探究天下人的心思，从而求得古人的意旨，这是道，并不是把它当作技艺。现在做先生的，我感到困惑。六经子史之书，其道理与四书相互阐发的，一概束之高阁，而每天选取坊间雕刻流传的平庸熟烂的文章，互相传授，窥探其用意，不过是因此类文章散漫没有规范，容易雷同抄袭罢了。道降格为技艺，有见识的人为此担忧人才。选取那技艺中下而又下的，况且他们立心如此，那么不仅学业荒废，对于人世间的羞耻之事，还能知晓的人也很少了。天下不愁没有才智聪明足以有所作为的士人，但当他们年幼时，已经沉沦在庸碌先生的手中，等到稍知自我振拔，而时过境迁，后悔已来不及。那些少年科第脱颖而出的人，又不知道自己所学的错误，直接认为科举文体对于实用没有恰当之处，因而轻视技艺而更加轻慢先生，那么道终究不能彰明，而天下的人才将更加衰微。至于为子弟选择先生，不再审查其传授的缘由，只选取那些容易相处且收取束脩的人，揣度他们的用心，我又怎么能够知道呢。

取友论

孔子谈论损友和益友，是因为选择朋友不可不慎重。玉石经过雕琢才优良，兰花经过浸泡才美丽。朋友固然为学者所依靠，然而损友多而益友少，往往如此。而选择朋友之道，对于布衣之士还容易，为什么呢？那些愿意与我交友而来的人，只怕有不如自己的人罢了。不如自己的人在我这里，固然是一种损失；而他们未必得不到。我选择朋友，何尝不选取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如果对方不是不如自己，那么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人，一定是愿意共同经历风雨晦明的人，一定是可以共同患难的人。那些谄媚逢迎、柔顺巧辩、花言巧语这三类人，又求什么于我而到来呢？这三类人奔走趋附而来，大概是为了膏粱子弟罢了。他们又何必羡慕而来，不过是凭借损友的三种乐趣进身，而子弟就败坏了。膏粱子弟尚且如此，公卿大夫呢？《六月》这首诗赞美吉甫的功绩，最后说“还有谁在呢？张仲孝顺友爱啊！”诗人的言辞简约而意义恰当。有一个孝顺友爱的张仲，而吉甫受到的福佑确实很多。大将军有一个长揖的汲黯，难道不厚重吗？况且谄媚逢迎、柔顺巧辩、花言花语也大多不是庸人，他们初进身时，常常攀附文字以表现自己。萧望之的门下就亲近一个郑朋，郑朋的奏记文笔也可观。然而追溯其反复无常，谄媚逢迎、柔顺巧辩、花言乱语没有一项不极尽足以害死望之还有余。马融、班固，是千秋的作家。自从马融依附梁氏而李固被诛杀，班固依附窦氏称功颂德，只招致丧身。这两位君子，难道不是谄媚吗？不是柔顺吗？不是花言巧语吗？又何必责备郑朋呢？至于大臣在畏惧罪责、回避嫌疑的时候，尤其应当闭门谢客，深深自责。田蚡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我得以作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以及倡优巧匠之类，不如魏其侯、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之议论，不仰视天而俯画地。我比不上魏其侯等人的作为。”唉！田蚡的话可谓巧妙中肯，而魏其侯也不自我防备，这也是轻率结交宾客者的警戒。

与友人论师书

钱大昕

日前您屈尊拜访我，我因事外出，未能相见。近来遇到某舍人，说您想以我为师，我不敢当。师道废弛已经很久了。古代所谓的先生，称为经师，称为人师；现在所谓的先生，称为童子之师，称为乡会试之师，称为投拜之师。人生五六岁，开始能识字，稍长则学习科举文章，父兄都聘请先生教导他们。父兄说：“你的先生，我也跟着尊师”，并非一定是道德上可以尊师。巫医百工之人都有先生，童子之师犹如巫医百工之师，称他们为先生是可以的。乡会主司同考对于士子，朝廷未曾允许他们为先生，而相沿尊称为先生的有三百多年

译年。然而法令甲类又有外任官员职位低微者需要回避的规定，这就明确地给予了我“老师”的称号了。汉代人对于举荐自己的主官有为之穿丧服的习俗，而“门生”这一名称从唐宋以来就有了。论及辈分，他是前辈；论及交情，他是知己。因为那一日的知遇之恩，而尊奉他以先生长者的名号，称他为老师也是可以的。如今最没有意义的，就是那些投拜拜师的行为吧？外表雅致而内里庸俗，名义上是公事而实际上是私情。老师从弟子那里所求的是利益；传授道理、解答疑惑，一概没有。拜师的礼金，早上送到晚上就忘记了。弟子所依赖老师的是权势；质疑问难，一概没有。今天得志而明天就背离他的老师了。因此，只要有一级官职以上的人都可以摆出傲慢的脸色充当老师，而所有那些贩油卖浆的小商贩都把他们引为弟子。士人的风气因此变得苟且，官方的纲纪因此败坏，师道因此毁坏。孟子说：“人的祸患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古代喜欢当老师的是为了名声，现在喜欢当老师的是为了利益。好名之心，我年轻时也不能避免，到现在才把它当作警戒。而只看重利益，那我就不敢做了。您对我，并没有一日之好的交情，却突然想拜我为师。我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做您的老师，而势力又不足以提拔您。如果想要借助我来结交一两位大官，使他们稍微帮衬您一把，那么我这种固执地坚守节操、不利用私情求人办事的作风，朋友们都是知道的。我固然不想自误，又怎么忍心误了您呢？如果认为我粗略通晓经史，可以供您咨询，以后以平等的身份交往往来，就足够了。正直、诚信、见识广博，被称为三种益友。不知道我这种愚直的性格，能否附在您益友的一席之上？希望您斟酌裁断。

译座师与门生的辨析

康乃心

商海梁药亭先生名佩兰，考中丁酉科举人第一名，与京城一位权贵号称同窗，兄弟般交情深厚。梁先生从丁酉年到戊辰年决意不再追求仕途，已经三十多年了。权贵诚恳邀请他进京，让他参加礼部的考试。这一年权贵恰好主持考试事务，梁先生考中进士后，以门生的礼节去拜见权贵，徘徊着微微环顾说：“我们是老兄弟，该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又说：“否则应当先拜故人。”于是彼此行了四拜之礼。如同断绝以前的好友关系一样，拜完后权贵像对待师生礼仪那样接受了梁先生的拜礼。河山氏说：“君臣之道重于朋友，这是万古不变的通义。然而所谓的君臣，是经典礼仪、纲常名教的大界限罢了。如果在朝廷受爵位而在私室拜谢恩德，那就是私情，不是公义。至于友谊为重了。国家的制度，以座师门生相称的，惯例有禁令，并没有不可解除或万万不可逃避的道义。”当初权贵招引梁先生时，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故交老儒，而恳请他参加同窗雅聚，以事奉君主的诚心。让他出自门下而成为弟子，这是把朝廷的爵位当作自己德行名利的媒介。况且两人不能成为好友，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布衣同窗几十年，用四拜就了结，抛弃得像追逐一样，那么作为朋友也就太浅薄了。安坐接受拜礼，把故交当作弟子，这是伤害友情，这是欺名盗世。有所图谋而招引他应试，这是以故交为名而结党营私为实，没有一样是可行的。况且权贵之所以看重梁先生，难道仅仅因为门人弟子尊贵吗？权贵作为门人，也已经成名了。一定要说：“他是名士，而我能录取他。”与其以名士为弟子为荣，不如以名士为友，以兄弟为重且大。汲长孺说：“假使大将军有揖让之客，难道不尊贵吗？”唉，世风衰落，欺瞒上级行私利，一以富贵利达为归宿。权贵本来号称雄杰，却也不能免于此，那么流俗的卑鄙，古道的无存，已经很久了。

欧阳生文集序

曾国藩

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名鼐写古文辞，仰慕效仿他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的作为，并向刘君大櫆和他的伯父编修君范学习法则。这三个人精通后，儒学硕望姚先生治学更加精深。历城周永年字书昌说：“天下的文章，大概在桐城吧？”从此学者多归向桐城，号称桐城派，如同前世所称的江西诗派。姚先生晚年主持钟山书院讲席，门下登记在册的，上元有管同字异之，梅曾亮字伯言，桐城有方东树字植之，姚莹字石甫四人，被称为高第弟子，各自以所得传授徒弟朋友，往往不绝。在桐城的有戴钧衡，在庄事字植之久，尤其精力过人，自以为坚守他家乡先正的法度，教导后辈，道义上无所推让。那些不列在弟子名册中的，同时信服仰慕的有新城鲁仕骥字絜非，宜兴吴德旋字仲伦，絜非的外甥是陈用光字硕士。硕士既拜舅舅为师，又亲自受业于姚先生门下，乡人受其感化，多喜好文章。硕士的随从有陈学受字蓻叔，陈溥字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字子序，都承袭絜非的风气，私下向姚先生学习。从此江西建昌有了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字月沧交友，月沧的同乡人有临桂朱琦字伯，韩龙字启瑞，翰臣马平王拯字定甫，都追随吴氏吕氏，而更加向梅伯言广泛求取文术。从此桐城宗派流传于广西了。从前曾国藩曾奇怪姚先生主持湖南考试，而我们家乡出自他门下的人没听说跟随他学习文章。后来得到巴陵吴敏树字南屏，称述他的文术，笃好而不厌倦。而武陵杨珍字性农，化孙鼎臣字芝房，湘阴郭嵩焘字伯琛，浦舒焘字伯鲁，也以姚氏文家正轨，违背这个又求什么呢？最后得到湘潭欧阳生字生吾，是欧阳兆熊字小岑的儿子，而向巴陵吴君，湘阴郭君学习，也师事新城二陈。他受熏陶的人多，他的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桐城姚氏的。当乾隆中期，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杂称引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停止，另立旗帜，名叫汉学，深深贬低宋代诸子义理之说，认为不值得再保存。他们写的文章尤其芜杂少要点，姚先生独自排斥议论，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须义理为本质，而后文章有所依附，考据有所归属。一部书之内，唯独对此兢兢业业。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代学子渐渐诵读他的文章，承用他的学说。道的废兴，也各有时候。是命运吗？

自从洪杨倡乱，东南遭受毒害，钟山石城，昔日姚先生拄杖讲学的地方，现在成为犬羊的窟宅，深固而不可拔除。桐城沦为异域，攻克后又失去，戴钧衡全家殉难，自己也殴血而死。我来建昌，询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然无存，田地荒芜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辗转迁徙无处安身，而广西用兵九载，

译盗贼仍然猖獗，局势骤然混乱，无法理清头绪。龙君翰臣又去世了，只有我们家乡稍微安定，两三位君子还能悠闲地从事文章创作，曲折地追求符合桐城派的规范。然而舒焘先前已去世，欧阳生也因战乱而死。年长的人被世俗事务牵绊，有的遭遇乱世未能完成学业；年轻的人有的中途夭折。天下多事，想要像姚先生那样聪明早慧、在太平盛世长寿终老，从容地跻身于古代作家之列，终究是不可得的。那么，学业能否成就，又怎能说不是命运决定的呢？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死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仅二十多岁。他的文章和诗歌，清新细密且喜欢反复推敲，也时常流露出对离乱时世的感慨。庄子说：“逃避空虚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高兴，更何况是兄弟亲戚在身旁咳嗽呢？”我很久没有听到桐城各位老前辈的咳嗽声了。看到欧阳生的作为，难道仅仅是听到脚步声而已吗？因此为他作序，以慰藉小岑的悲痛，也借此表明文章与世运相互关联，使后人得以考察阅览。

译友说

姚文栋

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谁没有朋友。朋友，是人伦关系之一，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同等重要，这就是所谓的“五达道”。虽然如此，有因权势利益而结交的朋友，有因名声意气而结交的朋友，有因文章道义而结交的朋友。对于因权势利益而结交的朋友，我有什么可评论的呢？因名声意气而结交的朋友，名流或许难免如此，但追求外在、迎合他人，君子对此是警惕的。只有因文章道义而结交的朋友，以学问互相切磋，以德行互相勉励，才算是得到了交友的正道。孔子论述有益的朋友时说：“正直、诚信、见闻广博”，又说：“以文章学问来结交朋友，以朋友来辅助仁德”，都是这个意思。然而这种交友方式的弊端也有三种：拘泥于长幼的礼节，那么朋友之间就会因年龄产生隔阂；辨别贵贱的等级，那么朋友之间就会因身份产生隔阂；抱有门户之见，那么朋友之间就会因地域产生隔阂。那种不分年龄、不拘礼节的忘年之交，以及无论贫贱富贵都平等相待的交往，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唯独到了两国人才之间，诚恳相见，往往就有互相较量、不肯相让的意思，务必自我夸耀以作为国家的荣耀。对于分析疑难、求得益处的意义，往往缺失。这即使是结为布衣之交，也不过是所谓的“面朋”罢了。文章道义的朋友，难道就是这样吗？从前子贡问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居住在这个国家，侍奉其中大夫里的贤者，结交其中士人里的仁者。”郯子来朝见，孔子向他请教官职制度。古代的圣人虚心接纳、集思广益，不因地域的远近而有相同或不同的偏见。孟子说：“一乡的士人，就结交一乡的士人；一国的士人，就结交一国的士人；天下的士人，就结交天下的士人。”所谓士人，并不是追求名声意气的人，而是指可以与他们共同砥砺、切磋文章道义，互相观察学习的人。但是，如果有一丝一毫互相较量、不肯相让的意思，那么就会被一乡一国的见识所局限，怎么能将心胸扩展到天下呢？那么，想要成为孟子所称道的天下士人，固然必须效法虚心接纳、集思广益的圣人，而彻底消除世俗的门户之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在日本居住三年，知己朋友遍布东海，而与丽泽社的各位学子最为亲近。现在我将回国探望母亲，与各位学子举杯告别，心中不能不充满眷恋。想着侍奉双亲，不可以不了解人。不顺从父母的人，在朋友中也不被信任。侍奉双亲的道理，与结交朋友是相互资益的。子路离开鲁国，对颜渊说：“用什么赠送给我？”颜渊也说：“用什么对待我？”我借用这个意思，作《友说》赠送给各位学子。各位学子一定会有所益于我。

十三间楼校书记

张文虎

西湖石山的半山腰，有宋代十三间楼的旧址，是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处理政务的地方，据说现在这块地已归入弥勒院。郡人瞿世瑛先生重新修缮了三间楼房，沿用旧匾额称为“十三间楼”。己亥、庚子年秋季，钱熙泰先生继续文澜阁校书的工作，与我一同寓居于此。楼前是后湖，两岸就是锦带桥，西南对着孤山的放鹤亭。我的诗中所说“开窗看放孤山鹤，万古逋仙共髭翁”就是这里。起居饮食睡眠，都在竹荫山色之中。临窗挥笔，绿色映照在笔毫和纸笺上。拿着书卷诵读，与佛家的诵经声相应和。天还没亮，听到钟磬声，悠然披衣起身，看山还像在梦中，真是如梦一般。中间出游湖上的各个名胜，向西到天目山九锁，向南渡过钱塘江，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寻访兰亭修禊的地方，有时住一两晚，有时过了十天以上才返回。返回后仍然在这座楼里校书。当时绩溪胡竹元先生和陈硕甫先生也一同寓居在湖上。胡先生精通三礼，正在为《仪礼正义》补充贾公彦注疏的疏漏。陈先生专门研究《诗经》毛传，也作疏以纠正孔颖达的注疏。他们时常过来商量探讨疑难义理。读书的乐趣，交往的雅致，登临游览的胜景，三者兼备了。从前苏东坡居住杭州，游历的足迹只到洞霄宫，未曾去过浙东。那时他受官职牵制，读书交往的事情，能否像今天这样，固然不可知。而我们两人以超脱世俗的身份，兼有这三者，不是很大的幸运吗？钱先生笑着说：“苏东坡读破万卷书，结交贤士大夫，足迹遍布半天下，而你却以此傲视他，太轻率了。”我说：“苏东坡伟大，我怎敢妄言。虽然如此，茫茫宦海，名字编入党籍，舟车所到之处，曾不得一日安处，年老被贬谪到穷荒之地，备历忧患。他看我们两人像闲鸥野鸭，翱翔在山水之间，怎知不羡慕我们呢？况且不只是苏东坡，当世之人也有羡慕我们的。”钱先生感慨地叹息说：“有这样的话啊，你的话！是有感而发的。”回来后，请工匠绘制《十三间楼校书图》，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

游说

张海珊

古代所说的游说的道理有两种，有孔孟的游历，有战国士人的游历。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历齐梁各国，说是为了推行道义，为了拯救百姓。那么像孔孟这样的人，就有孔孟的游历，如果不是孔孟这样的人，就不能进行孔孟的游历。但这又不对，孔子虽然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但一定要像周游列国观察礼制，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能校正音乐。孟子七篇，也大多成于游历齐梁之时。他论述士人说：有一乡的士人，有一国的士人，有天下的士人。因此，如果自命为士人，那么天下的道理都是我应当知道的，天下的事情都是我应当做的。百姓的疾苦，郡国的利弊，虽然曾经从书本上得知，但如果不是亲眼考察、亲口询问，确实从中有所收获，那么当时或许

译如果让他承担重任，将会产生那种心怀不满、觉得不足的祸患。因此，这种道理使得他不得不去游历。虽然如此，但当今世人所说的游历，不过是战国时期士人的游历罢了。自从天下走向兼并，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人们四处奔走、纵横驰骋，像鸟兽一样四散，在上位的人无法过问。而在这些人中，最不成器的，莫过于士人。学校的编制既然增加了，一个县的人数大概有几百，国家的科举科目既然无法容纳他们，况且这些人大多游手好闲、不劳而食，更不能自己谋生，于是都从事于游历。韩愈所说的奔走于权势显赫的路途，守候在公卿权贵的大门前，脚将要迈出却迟疑不前，口将要说话却吞吞吐吐的人，他们看待战国时期士人拍掌谈笑、纵横捭阖的行为，还认为豪杰之士是难得一见的。游历的途径日益广泛，而游历的事情却越来越卑下。于是喜好修养的士人常常忌讳谈论游历。我年少时就有志于四方，长大后，认为古人的书籍虽然曾经广泛阅读，但考察时弊却感到抑郁无法抒发，常常想到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为此感到惊恐畏惧，于是决然打算舍弃现状，去追随自己的志向。虽然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有不得不游历的道理；按照后面的说法，又担心会陷入当今士人的行径，因此打算与志同道合的人商议，作这篇《游说》。

译顾炎武在给人的一封信中说：“人做学问，如果不每天进步，就会每天退步。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切磋，就会孤陋寡闻。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就会沾染习气而不自知。如果不幸身处穷乡僻壤，没有车马的费用，也应当广泛学习、详细询问，与古人相参证，以探求是非的所在，或许能求得十之五六的正确。如果既不出门，又不读书，那就是面对墙壁的人，即使有子羔、原宪那样的贤德，最终也无法对天下有所作为。”

《南游记》节录

孙嘉淦

游览也有多种方法。从前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开山修路，用来治理水患；孔子、孟子周游列国，用来推行他们的道义；太史公览阅四海的名山大川，用来使他的文章奇特。其他如喜好排场的君主，东边封禅西边狩猎，用来放纵心意；隐士道士，探寻幽深极远之地，用来施行怪异之事；士人中那些贪婪且无事可做的京官，向四方投递名帖，用来谋取钱财。这是游览的大致情况，其余都不恰当。我年轻时，淡泊名利，但内心没有所得，不能自我安适，常常寄情于山水。考中进士后，被授予馆职，像葫芦一样系在京城，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己亥年夏天，因母亲生病告假回家探望；那年秋天遭遇母亲丧事，无尽的恩情未能报答，风木之悲尚存，加上妻子突然去世，儿子夭折残疾，无法击缶自娱，几乎导致失明。学业没有遇到好时机，被境遇所困，想再次寄情于山水之间，姑且借此不长久怀念、不长久悲伤。《诗经》说：“驾车出游，以抒发我的忧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向东走出旧城门，经过井陉，路过真定，历经清苑，在获鹿观赏春水，在滹沱河吃麦饭，在曲阳遥望恒山，在易水探访金台，在庆都仰慕伊祁，在涿郡思念轩辕。不久向北走到军都，临近居庸关，登上天寿山，向东在汤泉沐浴，于是到达渔阳，登上崆峒山，下到玉田县，渡过卢龙，怀念孤竹国，在其中沉浮又过了几个月。我家世代居住在塞北，如今到了辽西，三次经过的风景，大致相同。当时正值冬末，层层冰凌，飞雪千里，丛林像被捆束一样，阴风怒号，不知不觉悲伤从心中涌起。因此决定向南行走，返回京城，整理行装，恰逢我的朋友李子景莲在礼部考试中不得志，于是与他同行。辛丑年二月二十四日离开京城，这是我南游的开始。京城喧嚣拥挤，黑色尘土如雾。出春明门，觉得日光洁白而天空青蓝；经过卢沟桥，到达琉璃河。卢沟河，就是桑干河；琉璃河，就是圣水。向南到白沟，这是过去宋辽分界的地方；向南到雄县，有一望无际的湖泊，水势弥漫，是河北壮观的景象。经过任丘，有颛顼氏的旧城；向南到河间，九条河流的故道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滹沱、易、清、衡漳、滏、卫、高、交、淇、濡都经过这里，流入大海。向南出阜城，到达景州，向东到德州，进入山东境内。州城临近运河，船桅像麻一样密集。向东南到齐河，从涿州背着西山向南走，七天走了九百里，极目望去都是平坦的田野，到了齐河才开始见到山。途中抬头，想眺望东岳泰山。但我从泰山的北面来，上午看到它的背面，下午看到它的侧面，到了泰安州才看到它的正面。第二天早上想登山，当地人说不能去，山顶有娘娘庙，领取官府发的票后才能进入，每人票银二钱，叫做香税。东岳自有神灵，所谓的娘娘，始于哪个朝代，有什么功德？愚昧的百姓带着夫妇奔走求福，为官长的人既不能禁止，又借此牟利，不得已也领了票。二更起床，数千男女贫民住宿在路边，点燃火把乞讨钱财，教化缺失而百姓缺乏羞耻心，令人感慨。

四更到达，回马岭，台阶越来越陡峭，像在墙壁上行走。天亮到达玉皇庙，以为到了山顶。向导笑着说：“才到一半罢了。”到了上面，曲折攀登，看到所谓的娘娘庙，在秦观峰下。堂上有三座铜碑，是明末大宦官铸造的，其余没有可看的。东厢房檐下石柱中断，俯视有字，擦拭辨认，是李斯的篆书。登上秦观峰，才是泰山的顶峰。抬头望天外，俯视世间，登上泰山而觉得天下渺小，果然不假。峰顶有殿，庭院中石头突起，猜想古代金泥玉检的文字，都封存在这里。日观峰在东，月观峰在西，高度都与秦观峰相等。古迹名胜不可胜数，于是下到松山稍作休息。回想三座观峰，如同在天上。第二天早上，从泰安赶往曲阜。之前在山上，看泰安城如在手掌中，大汶水像一条线环绕城外，徂徕山像墙一样蹲在汶水之上。出泰安城，看不见水和山了。走了五十里，看见大河宽阔如汶水。又走了五十里，看见高山巍峨，那是徂徕山。相距百里，而俯视不过几步，其高度可想而知了。徂徕山以西叫梁父，对峙像门一样。从门向南出，平坦肥沃的田野，泗水向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子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城南。孔林方圆十余里，树木遮蔽天空，草丛遮蔽地面。至圣墓有红墙，墓中生长蓍草。西边偏处叫子贡庐墓处，墙东南有枯木和石栏保护，是子贡亲手种植的楷树。门外有洙水桥，距离曲城南门约二里。进入曲阜的北门，折向西，就是孔庙的东华门。庙的规制像皇宫宫殿，而柱子用石头做成，蛟龙盘旋，是皇宫所没有的。至圣和各位贤人都是塑像石刻，至圣像有三尊，车马服饰

译礼器收藏在衍圣公家中，衍圣公进京朝见时，便无法观赏。大殿南面有一座亭子，匾额上写着“杏坛”。杏坛南面有先师亲手种植的桧树，高三丈多却没有枝杈，纹理都是向左螺旋。子贡种植的楷树虽然不腐烂但颜色枯槁，而这棵桧树却生机勃发。我因此振奋兴起。孔子是天所特别孕育，用来教化后世的人。考察他的一生，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对于死亡感到悲哀，对于离别感到伤痛，难道只有他不同于常人吗？现在看《论语》中“志学”这一章，七十年来日日进步月月增益，不因境遇困窘而稍微停止他的功业，〇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见识宏大啊。我却忧愁苦闷想要以身殉道，是多么浅陋啊！《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路令人遵循，虽然不能到达，但内心向往。”曲阜东南是邹县，县南有孟庙。滕县在邹县南面，地势平坦开阔，可以实行井田制。滕县南面有峄山，秦始皇在上面刻石。峄山东面有陶河，渡过陶河到达邳州。邳州南面有落马湖，是黄河泛滥形成的。湖的南面叫宿迁，再往南叫桃源，那是黄河的北岸。向南到清江浦，黄河向南弯曲，运河向北弯曲，两河之间不到一里，而运河比黄河低几十丈。黄河水性湍急冲撞，如果有意外发生，淮扬地区就要变成鱼鳖之地了。淮安南面叫应天府，应天府南面叫高邮，那里湖泊众多，四面望去都是水，高邮以南才开始看到农田。江北暮春时节像河北的盛夏，草长麦秀，花红树绿，风光确实不同。向南到扬州，扬州自古繁华，地处南北水陆交通要冲，舟车汇聚，士人女子游乐，加上盐商聚集，僭越模仿没有节制，流俗相互效仿，竞相奢靡，这是它的弊端。向南到瓜州，于是渡江，扬子江水清澈，蕴含虚空混同碧绿，上下澄澈鲜明，金山焦山在中间，如同蹲坐在镜面上。过江后从小河进入山中，到达镇江府。镇江古称京口，四面被山阻挡，形势隔绝禁固，以此面对天堑，实在是南北必争之地。

译向南走到丹阳，听说有练湖却没有见到。从丹阳往西，看见山峦绵延一百多里，到了无锡，叫九龙山。它的南面山峰叫惠山，惠山的东面叫锡山，惠山的南面叫夫椒，是夫差打败越国的地方。夫椒的南面叫阳山，是越国打败夫差的地方。阳山以南，山峰排列耸立、高大而茂密的，是灵岩、穹隆、支硎、元墓、上等许多山。虞邱南面六七里，就是苏州城。姑苏控制三江，跨越五湖而通向大海。阊门内外，货物堆积如山，行人往来如水流，说起它的繁华，京城也比不上。然而风俗浮华奢靡，人们夸耀欺诈，各种工匠和百姓，耗尽智慧竭力，制作奇技淫巧，这就是所谓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吗？登上虎丘四面眺望，竹林树木环绕村落，浓密的树荫深沉碧绿。然而赋税沉重，百姓无法忍受。向南出吴江，经由蓝溪到浙东嘉兴、杭州之间，那里的风俗是蚕桑之地都种桑树，家家有池塘养鱼，村村有河道通船，麦子和稻子在桑树下茂盛生长，文静的女子提着篮子，儿童晒着渔网，与三吴地区的繁华又不同了。向南到武林门，划船竟然进入城中，出候潮门到江口，一眼望去浩渺无边，气势不亚于扬子江，而颜色与黄河相同，就是钱塘江。钱塘西湖的胜景，从小耳熟能详，既然看见了江，就急切想到湖边去。居民说：“游览西湖的，陆路坐轿水路乘船。”我说：“不对，江山景观，一旦进入轿船，就不能看见它的全貌，而且奇异的境界大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轿和船是到不了的。”于是步行到苏堤，堤西有园林亭台，潭北有亭子像鸟展翅一样，水面上的就是湖心亭。亭子北面突起而秀丽的是孤山。山上紫色围墙缭绕的是行宫。它东面直通杭州城的是白堤。苏堤纵向延伸而白堤横向延伸，孤山夹在两堤之间。它西面有岳飞庙，庙外铁铸的秦桧夫妇，他们的头被人击碎。曾经读史书读到国家兴亡之际，不能不对天有所怀疑。当岳飞率兵北伐时，山东、河朔的豪杰响应，韩常归附，乌珠逃跑，如果让秦桧突发急病，让岳飞长寿，恢复中原而迎回两位皇帝，是很容易的事。然而却不是这样，等到那个人死去，国家衰败，改朝换代后才重新祭祀岳飞而击打秦桧，难道是上天悔过而借人之手吗？还是上天终究不悔而人奋力与天抗争呢？人们说：“恶人的报应不在他身上，一定在他的子孙身上。”现在听说秦氏兴盛而岳氏衰微，这又怎么说呢？如果上天不好善而厌恶恶，人的好恶之心，从哪里产生呢？上天的好恶，既然与人相同，为什么误在其子孙，而终究不悔呢？唉！这其中的缘故，圣人知道了。从前圣人作《易经》，君子道长而小人道消，叫泰；小人道长而君子道消，叫否。气运有否泰，是定数，上天也不能违背。不是小人得志而害君子，气运就不成。所以万世的人心，喜好君子而厌恶小人，是上天常理；一时的气运，福佑小人而祸害君子，是上天定数的变化。万物对于上天，就像儿子对于父亲，臣子对于君主一样。关龙逢、比干，他们的君主不认为他们忠诚；申生、伯奇，他们的父亲不认为他们孝顺。孝子不敢非议亲人，忠臣不敢怨恨君主，对于上天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从岳飞墓往西，道路经过北高峰下，路旁都是苍松翠柏，遮蔽山峦连接云彩。沿着溪流深入，有牌坊题字叫“飞来峰”。过牌坊往西，有寺庙匾额叫“云林”。当时正值四月八日，寺庙在这天斋僧，远近来的僧人很多。本寺住持穿着法衣上堂讲经，他的大和尚叫“禘晖”，年纪大约九十多岁了，高大威严地坐在高座上。首座二人，侍者八人。下面行列拜跪的，大约三百人。比丘和比丘尼都在其中。威仪俯仰，都熟练谨慎。只是可惜所讲的没有阐发新意，只是照本宣科诵读。下面的人不一定都听见，听见的也不一定都理解，只是听侍者说拜就拜，说起就起罢了。

唉！佛法传入中国一千多年了。愚民断绝父子天性，饮食男女的大欲，而做僧人，自然应该求成佛，而佛又必然不能成，不成佛而徒然自苦，做僧人有什么可取的呢？而且这堂上堂下，说法听法，各位不是不知道，照本诵读，随人跪起，不能成佛，然而一定要这样做，〇有所不得已。贫穷的人没有不努力劳作的，于是剃度做僧人。而天下的愚夫愚妇，如果不是因为殿宇庄严，戒律威仪来耸动他们，不能激发他们的信心，而得到他们的布施。所以这济济一堂、衣冠楚楚的人，名义上是学佛，实际上是救饥荒的计策。井田制早已废除，学校不兴盛，他们既没有田地可耕，又不闻圣人之道作为依归，穷困而无处可去，不足为怪。出天竺往南，到了忠肃公的坟，在坟的南面，是南高峰。这里名山古刹很多，屈指不能数清名字，累月不能穷尽境界，我开始知道我的脚力不能到达，于是返回，停留几天，于是渡江向东。可惜时节不是八月不能观看大潮，渡江到萧山。萧山有湘湖，出产莼丝和嘉鱼，干旱时引湖水灌溉田地，涝时泄水入海，风景类似西湖而更有用。萧山以东就是山阴

译船行在山阴道上，千岩万壑，山下都是水，大溪小港交错。泛舟进入山阴城，出城到达鉴湖，从鉴湖游览吼山，返回船桨后去拜谒禹陵。禹陵的山高而圆润像山峰，环绕拱卫如同侍卫。庙旁有石窆石亭，相传是埋葬大禹时所用的，石头高五六尺，圆如柱子，顶端有圆孔，类似孔庙的汉碑。《礼记》记载：“公室看丰碑，三家看桓楹。”石窆石像楹柱，是葬碑。从禹陵到南镇，南镇就是会稽山，山下有庙，是历代祭告的地方。回船夜泊在山阴城外，月亮几乎圆满，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船中，身心明朗透彻，恍然若有所悟。我划船在山阴道上三日夜，有山都秀丽，无水不清澈，回环往复，分不清西东。绍兴的西南都是山，而东北近海，吼山在东，兰亭在西北，禹陵、南镇在其南北。从绍兴再返回杭州，从杭州逆流浙江直到富阳，富阳以南，河道逐渐变窄，就是桐庐了，转而向西就是富春，南北都是山，中间都是水，没有一寸土地，两座钓台在北山下，石峰直起，旁边有子陵祠高耸。山流水的极致美景至此尽览。向西到严州，高山四面封闭，大水环绕四周，可称天险。向南进入横溪，到达兰溪。从杭州到兰溪四百多里，山势在富阳绵延雄伟，在桐庐清澈，在富春奇特，在兰溪秀丽。人在船中，两岸的山依次从船窗中经过，像画卷慢慢展开。行船的乐趣，没有超过这里的。兰溪以南叫金华，河道大开。向西到衢州，向西到玉山，再登船到广信，是江西边界。向西北到贵溪，听说贵溪有象山陆子静在上面读书，曾说：“云山泉石的奇景，眼睛未曾见过。”问当地人却不知道，只知道有龙虎山张真人罢了。向西到安仁，地势平坦空旷。向南到瑞洪，于是进入鄱阳湖。从安仁以西，四望不见山；到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见树。湖水很浑浊，波涛都是红色。出湖进入章江，到南昌，登上滕王阁。南昌遇风受阻，泊船在生米渡。第二天早上渡江，几乎遭遇不测。我从维扬登船，经过扬子江，泛舟吴淞江，涉足钱塘江，逆流桐溪，经过鄱阳湖，在船上数月，侥幸平安无事，习惯并安于其中。假如不是遭遇这次危险，就会安于危险，而忘记“垂堂之戒”的告诫，难道可以吗？

译向南到达丰城，向西进入清江，到达临江府，向西经过新喻山，尤其多分宜的山，清幽而秀丽；袁州的山，奇特而雄壮。到了芦溪便改走陆路，经过萍乡，再次登船，直达醴陵，从渌口出来，到达湘江，进入湖南境内。右江的风俗胜过三吴两浙，男子从事耕种，兼营商业，女子都从事纺织，出产的麻、葛、棉、松、杉、鱼、虾、米、麦，不制作奇技淫巧之物，他们勤俭务实，有唐代魏征的风范，唯独喜好欺诈且好打官司，这是楚地的习俗。湘江的水，清澈而有文采，向南到达衡州，拜谒南岳。凡是名山镇岳，不仅仅是形体雄伟，其气势也旺盛。从前登上泰山，郁郁葱葱，灵光焕发；渡江以来，名山无数，神采稍减。这次见到南岳，才又像看见了泰山，连绵的山峰争相耸出，高得没有尽头，重叠的山岭互相掩藏，深厚得无法穷尽。我从九个方向眺望，却始终没有看见山顶，这才感叹衡山的云雾难以散开。向西到达永州，从右江到衡阳，数千里之间，土石大多呈红色，一眼望去是红色的原野，绿草碧树，红色的山崖灿烂得像绘画一样。到了零陵，山是黑色的而石头是白色的，天地的气息一变。城下是潇江，向北与湘西汇合，流入湘口水更加清澈。向西到达全州，是粤西形势险要的地方。向南到达兴安，有海阳山，半山腰有分水岭，山脊上的流水可以行船，到了岭顶水分流，向北流的是湘江，向南流的是漓江，一条水却分离开来，所以叫湘漓。我从长沙逆流湘江到永州、全州，拉船直上，如同攀登险峻的山，腰身回转船转入漓江，下桂林，如同从高屋倒水，源泉滚滚，近在咫尺就分流，向北流入北海，向南流入南海，那岭的高耸可想而知了。向南经过灵川，到达桂林，过了夏时，时常骑马出游郊野，靠近城郭的山水胜景，都看见了。这次出行，在桂林的日子最久，猺、苗、土獞等民族，蟒蛇、山羊、锦鸡、孔雀、黑白猿猴，荔枝、佛手树，黄皮、白蜡林，芭蕉的心，长大如椽子，天雨之花，红色射日，可以说是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唯独那里的风俗凶悍狭隘，贪利好杀，天地的灵气钟爱于物而不钟爱于人，为什么呢？七月暑气消退，登船返航，向北到达长沙。西边有岳麓山，山顶有道乡台，从前邹志完被贬长沙，守臣温益驱逐他，雨夜渡江，宿于此地之后，张敬夫为他筑台，朱子题名为“道乡”。道乡是邹志完的别号。凡是地方的美恶，取决于那里的人，不选择地方而能安于其中，哪里都可以安身。我越过五岭，泛舟三江，遥望九嶷山，历经百越，都是古代迁客骚人痛哭流涕的地方，我进入其中游览。花鸟水石，都有会心之处。等到长沙，山林雅致空旷，水土平坦良好。已经像重新开始生活的百姓，再次看到司隶的雍容，贾太傅却不能克制自己而抑郁致死。俗话说“少不更事”，贾太傅就是这样。向北经过橘州，从前范质夫被贬南方，夫人每次骂章惇，经过橘州时船翻了，范公背着夫人出来，缓缓地说：“这也是章惇做的吗？”我性格狭隘，信奉范公以开阔自己的心胸。现在经过此地，想见他的为人。经过黄陵，进入洞庭湖，浩浩荡荡，四面没有边际。我游历天下，山我都认为低矮，水我都认为狭窄。并不是真的低矮与狭窄，眼睛能穷尽它的尽头，就把它看小了。事物有什么大？有什么小？因为它的大而认为它大，就没有不大的；因为它的小而认为它小，就没有不小的。苏子瞻说：“倒一杯水在地上，小草浮在水上，蚂蚁附着在小草上，茫然不知道它将到达哪里。不一会儿水干了，蚂蚁就直接离开，看见同类流泪说：‘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哪里知道俯仰之间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呢？”计算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一杯水；船就像小草；人就像蚂蚁。我怎么知道蚂蚁附着小草不认为这是对的，乘木筏浮海，等到水干而离开，不认为这是沧海变桑田呢？四海虽然广阔，应该也有边际。目光达不到，就望着海洋叹息，因为它大而认为它大罢了。现在在洞庭，我的目光穷尽了，就把洞庭当作我的海也可以。

向北出泾河口，进入岷江，向西北一望，荆襄汉地沃野千里，像燕赵两河之间，浩浩荡荡有大国的风范。江南岸是临湘、嘉鱼、蒲圻的地界，连绵都是山。赤壁在嘉鱼，雄峙江边。向北到荆口，两山对峙，北边叫〇〇丐口，〇〇丐口的北边，西边叫汉口，是汉阳府；东边叫夏口，是武昌府。依山为城墙，以江为护城河。武昌城内包含三座山，汉阳城内有两个湖，汉阳城外有大别山。我曾登上大别山的顶峰，眺望三楚、荆衡连接江汉，是朝宗水陆的要冲，舟车汇聚，百货聚集，商贾云集。那里的山川雄壮，民物繁华，除了南北两京之外，没有超过这里的。然而江水漂流湖水汇聚，百姓多受水患，盗贼趁机作乱。楚地风俗强悍轻率，很少考虑积蓄，山林沼泽水湿，流民聚集，那些人大多懒惰庞杂而难以治理，也是值得忧虑的。向北进入孝感，向北出武胜关，右边排列方城，左边排列穆陵，所谓险要的关塞。向北到达信阳，信阳是古申国，东边邻接息、申，息是楚国的北门。又东边邻接蔡国，从前桓公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

译这不是上策。从蔡地到郢都，大小崇山数不胜数，所谓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没有谁能像秦国那样能征伐楚国的。从武关出兵，沿汉水而下，就能撤除荆襄的屏障；从三峡出兵，沿夷陵而下，就能扼住鄂岳的要害。所以秦国能够兼并六国，也是地势使然。向北到达叶县，这里是沈诸梁的封邑。向北渡过汝水到达襄城，向西到达禹州，是大禹的封邑。向北到达告城，这是古阳城的所在地。临近颍水水面，箕山背靠嵩山，左边是城皋，右边是伊阙，高山四面环绕，清流回旋荡漾。在高平的地方有周公测影台，巨石矗立，高约七尺，下方宽五尺，上方宽三尺。《周礼》记载，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中心，太阳在南时影子短，太阳在北时影子短，冬至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指的就是这里。向北到达登封，位于嵩山太室和少室两峰之间，太室的山峰排列紧密像城墙，少室的山峰笔直耸立像台观。虽然没有泰山、衡山、华山那样高峻奇特，但气象雍容，神采秀丽明朗，如同王者居于中央正道，戴着端正的冠冕、垂着长长的绅带来朝会万国，不靠大声色威慑，而德意自然深远。中岳庙在太室南面，少林寺在少室北面，山岳的奇丽景色，不是笔墨言语所能传达的。出嵩山，渡过洛水到达偃师，道路北边有缑山，再向北登上北邙山，就能望见洛阳。从孟津渡过黄河，到达孟县。孟县，就是河阳。向北渡过沁水，登上太行山。太行山之上，首起于河内，尾抵苏辽、碣石、恒山析城、王屋，都属于太行山。这确实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登上太行山向四周眺望，九州的范围可以一一指点。所谓天下的中心，大地的腹地，就是指这里。越过太行山向北，就是山西境内了。总计起来，天下大势，水归两条漕道，山分三条主干。黄河发源于江源，岷山蜀地始于西极，流入东海。黄河以北，水都向南流；长江以南，水都向北流。汉水向南流入江淮，向北流入黄河。虽然号称四渎，实际上还是两条。太行山九边，西接玉门，东抵朝鲜，这是北干。五岭、衡山巫山，西接峨嵋，东抵会稽，这是南干。岷山嶓冢、华山嵩山，这是中干。泰山特别耸起，不与嵩山相连，也属于中干。北方属水，所以燕、秦、三晋的山色黑且坡陀像波浪。东方属木，所以齐鲁、吴越的山色青且森秀像树林。楚南、闽粤山尖且土红，粤西、黔蜀石白且形方。天有五行，五方与之相应。江水性缓，黄河水流湍急。焦湖白、鄱阳红、洞庭澄清，这是大概的情况。这次出行，四海滨临其三，九州经历其七，五岳看见其四，四渎见到其全。帝王所建都，圣贤所居住，通都大邑，民物所聚集，山川险塞，英雄所争夺，古迹名胜，文人学士所歌咏，大多见到了。唯独所谓魁奇磊落、潜修独行之士，有的隐居在山巅水边，混迹于渔樵负贩之中，而我一概没有见到。难道是造物主没有生这样的人吗？还是我没有遇到呢？还是虽然遇到了却不认识呢？我感到遗憾。

译然而如果我的心以山为准则，从水中看到仁者的静定，从水中看到智者的灵动；那山势的突兀高耸、水势的汹涌澎湃，如同目睹勇士的叱咤风云；那水波的涟漪荡漾、姿态柔美，如同目睹贤良君子的温文尔雅。那么，说我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人可以吗？再进一步思考，天地的化育，不过是阴阳罢了；只有阴不能生长，只有阳不能成就。所以大漠以北不长草木，而交州、广州以南多水，文明的发生，唯独在这震旦（中国）地区而已。向北走到胡地，向南走到越地，三个月就可以到达；从昆仑山到东海，不过是半年的路程罢了。由此说来，大地其实也很小。我在二月离开京城，河北地方的草芽还没有长出；到了吴地花开，到了越地花落；进入吴地时栽插秧苗，到了广东时吃稻米。从广西返回时，秋高气爽；到了河南时树叶全部脱落，回到山西时路上积雪铺满。转眼之间，四季循环一周。由此说来，古今的时间也很短暂。内心不能自得其乐，而向外寻求安适，所以遇到胜景就产生快乐；本性不能自我安定，而依附于形体，所以时过境迁就产生悲哀。快乐哪有几次，而悲哀却无穷无尽。我怀疑自己立于天地之间没有凭借。宋代的宋濂说：“古代的人如曾参、原宪，终身住在简陋的房屋里，蓬蒿掩门，但志向却充实饱满，好像囊括了天地，为什么呢？莫非他们在山水之外有所得吗？”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了。”老子说：“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这不是虚话。”如果被地域所局限，那么山川就有界限；如果被形体所拘束，那么见闻就有阻碍。如果心能与万物融合，而本性能与天道相通，那么从此以后，我可以不游览了吗？而我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游览。

这篇文章之所以被选入的原因，在前篇张氏的游说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古代男子生来就有志在四方的志向，只是二十岁以前广泛学习但不施教，在内而不外出；等到三十岁以后，就与天下的士人交友，出门交往有功业，这固然不可缺少。太史公司马迁从自己的学问出发，以泛舟江淮、登临会稽来说明。邴原游学四方，才成为著名的儒者。明代儒者胡敬斋晚年自以为足迹不出乡里，无法扩大见闻、激发志意，于是游览吴越楚粤之后才返回，以此作为游历。这哪里还是世俗那些守着破窗的人与夸耀车马相连的人呢？所以将这两篇文章附在师友篇之后。

重儒官议

冯桂芬

先前的儒者说，师道确立，那么拜师的人就多。儒学的兴盛与衰败，是人才升降的根本。现在郡县没有不有学校的，学校没有不有老师的，生员数以百计，仅仅认识面的是廪生，增生和附生都是陌生人。每年征收学租，等候学使者巡视辖区，争夺新生拜师的礼金。生员获罪，作为州县掌管文书像狱卒一样，此外无事，完全没有所谓教育人才的意思。唉，师道不被讲求已经很久了。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既卑微，权力也微弱，流品近来更加混杂。汉成帝诏书所说的“被下属轻视，不是尊崇道德的方法”。现在天下只有书院稍微有教育人才的意思，而省城最为显著。我所见到的湖南岳麓、城南两所书院，山长地位尊贵声望重，大吏以礼相待。生员一百多人，分屋居住，读书声传遍户外，坐在虎皮椅上，问难没有空过一天，可以说是兴盛了。可惜他们所学习的不过是科举之业，不及经史；所研究的不过是文章技艺，不及道德。而楚南多才，往往在其中发迹，何况能由此进而研究经史道德呢？考查《宋史》，晏殊知应天府，聘请范仲淹来教导学生，大概是书院。后来沿袭其制度为学校，那么学校之初本来是这样，后来才逐渐衰微以至于今天。朱熹说：“必须罢免由朝廷堂除及注授的教官，聘请本州的乡先生担任。”陆氏世仪说：“教官不应该有品级，也不能称为官。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尊于天下，在一国就尊于一国，在一乡就尊于一乡，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只看德行。”顾炎武说：“师道的消亡，始于赴部候选。”又说：“教官必须聘请本乡的贤者作为老师，而不隶属于仕籍。”从前贤人的论述如此，现在的情况如此。我认为只有将书院和学校合为一体，然后师道可以尊崇，人才可以振兴。将书院移到明伦堂旁边，建造可容纳一二百人的精舍，由郡县主管，省会则由督抚学政主管。春秋祭祀及学政考试事务，归州县出纳琐碎事务，由城绅统领。集合通学的人来教育他们，学贡愿意来的参加，同其甲乙；童生则选拔其中优秀的参加，异其甲乙。选择老师的方法，不由官府决定，让生员各自推举本郡及邻郡有经师、人师声望的乡先生一人，官府核实推举最多的人聘请他，不论官职大小都与大吏抗礼，以示尊师。厚待生员的廪饩，住在书院里的为内课，使足以代替训蒙，不能住在书院里的为外课，减半。每月官课一次，亲自前往以重视其典礼。有事则改日。师大课一次，小课一次。家远又不能住在书院里的为课，每季一次，不给饩。不是游学，连续三季不到者，山长报告学政而黜退他。有败坏品行，也这样。小过错降为童舍，期满恢复。重病给冠带，痊愈后恢复。其黜陟大致采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加以变通。

译法令规定，将大课的名次一并计算，依据得分多少决定先后顺序，制作积分册，随着考核成绩升降。年终时，挑选积分最高且品行也优秀的人选，送交学政参酌审定，按次序贡送入太学。经过岁试、科试共十次考试，满十五年才出学。书院中愿意留任的，仍允许他们继续任职数年。文风不日益进步，士人习尚不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未曾听说过。有人说：文风固然进步了，士人习尚与此有何关系呢？回答说：这也在于能够选择到合适的老师罢了。老师选得合适，见到正当的事，听到正当的话，践行正当的道，与品行端正的人相处，不可能不变得端正。香气与臭气、光泽与润泽所触及的地方，有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影响的。听说风气尚且会兴起，何况同处一堂呢？况且观察人的方法，不只看重暂时表现，更看重一贯表现；不只看重显著之处，更看重细微之处；不只看重矜持之处，更看重疏忽之处。而能在日常、细微、疏忽中看出一个人的，只有朝夕相处的人，让他们承担保举的责任。其中出现滥竽充数、侥幸得逞的情况就很少了。这哪里能与一个人推荐的文书、一天的文章相提并论呢？于是太学中的学生，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不是那些靠一百八十金捐纳出身的人所能比拟的。司业等职位，必须选拔天下最优秀的人才，才足以符合众人的期望。也应当由诸生共同推举翰林官，请求按照惯例建造房屋，以容纳一千人为标准，像郡县学一样供给他们的膳食。在国子监读书三年后授予官职，所谓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真是文治昌盛啊！

译告诫训导学官

李棠阶

读书人是社会风气的源头，而教职人员确实是读书人的表率，专门负责教导和考核，人心风俗的根本系于他们，将相和州县长官的人才基础也系于他们，关系极其重大，所以按月考核的定例非常严格。近来因循守旧，职责大多不尽职，而书斗等小吏又往往借此作为勒索的资本，名义存在实际掩盖，读书人怎能进步？本院奉命视察学校，学校是我的专责，读书人习气不正，文风不纯，我深感痛心。然而全省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势不可能全部知晓并普遍教导，不得不倚重各学官分担责任并扩大教诲。况且各属都说教职人员是桑梓之地，读书人的优劣与他们有荣辱关系，怎能漠不关心，视为无关痛痒之事？学生来求学有贽礼这一传统不能废弃，近来听说诸生入学拖延玩忽的多，虽然属于他们无礼，但也必定确实有迫于饥寒的人。究其根本来说，我们未必没有过错。〇老师接受贽礼，是为了教导学生。深夜自省，读书人的品行果然由我敦促吗？读书人的学问果然由我进步吗？假如真能诚恳劝勉教导，视如子弟，谁没有良心？正将致敬尽礼都来不及，怎肯故意拖延玩忽？必定没有这种礼节了！现在与各学官约定，本案新生和在学旧生，按定人数分为每月四课，到期汇集明伦堂，先教导他们敦厚人伦树立品行，反复劝谕，然后命题面试，秉公甄别录取。将所取的优等生，每一课呈送几本，每三个月呈送一次，其余每课二三等只造清册呈送。其文理通顺，屡次取优等的，本院酌情加以鼓励，劣等的反之。如果无故三个月不呈送卷子，本院定行查究。至于武生也在每月定期传集默写《武经》一篇及《圣谕广训》一二百字，他们更应委婉训诫，或与他们讲解《圣谕》一二条，让他们恭敬聆听，久了也可以感化他们桀骜傲慢之气。如果有三次不到者，照例严传戒饬，无故整年不到者，详请斥革。如果确实实力奉行，认真训课，激励劝勉的方法无不详尽，那么诸生即使间有不肖，而守分好学的士人必定多。本院巡视时从优奖赏，决不辜负苦心。如果仍视为具文，诸生毫无进境，本院定行严惩，也不能格外宽贷。

江宁府学记

曾国藩

同治四年，现任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在冶城山建造孔子庙，正殿门庑规制大致完备。六年，我再次来到金陵，第二年，荷泽马公新贻继任两江总督，继续完成工程，开凿泮池，建造崇圣祠、尊经阁以及学官的官署。八年七月工程竣工，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候补道桂嵩庆。工程既已敕建又周全，始终没有懈怠。冶城山巅，〇是朝天宫旧址，道士祭祀老子的地方。道家这一流派，起初只崇尚清静无为，后来却声称上通天帝。自从汉初不能革除秦朝时的各种祭坛，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的祭坛，皇帝都亲自前往郊外祭祀。由此圣王祭祀上天的大典，不掌管在天子的祠官手中，而被方士夺取并统领。道家称天，侵扰混乱礼经，确实开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箓禁咒征召百神、驱使鬼物等各种异术，大体依托天帝。所以他们的徒众所居住的宫观，名叫朝天，也如同称上清紫极之类。嘉庆、道光年间，宫观还兴盛，黄冠数百人，房屋连片如梳齿般排列，迷惑百姓。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人盗据金陵，窃取泰西各国的绪余，焚烧各种庙宇，群祀在典与不在典的，一切毁弃。唯独对他们所谓的天有所事奉，每餐必祝祷。道士及佛门弟子一并被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猪的窟宅，三纲九法扫地以尽。推究方士称天以侵夺礼官，是老子所不及料想的。等到粤贼称天以恐吓群神而毒害四海，则是道士辈所不及料想的。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杀凶恶首渠，削平各路，而金陵也适时平定，才得以在道家旧区，廓起宏大的规制，尊崇祭祀至圣以及先贤先儒。想要黜退邪慝而回归正道，采取什么方法呢？也就是尊崇礼制罢了。先王制定礼制，人人纳入轨范之中。从他们年幼时，已设立制度防范，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菜肴有定位，緌缨绅佩有恒度。长大后则教他们冠礼，以责成成人的道理；教他们婚礼，以明确厚别之义；教他们丧祭，以笃终而报本。他们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见以劝忠；他们在职位上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中深远的，则教他们乐舞，以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他们大学，以达于本末终始之序，治国安天下之术，教他们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所以他们的材能成就，则足以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其次也循循守矩，三代的士人，无或敢遁于奇袤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老子起初，固然未精于礼；经孔子告知曾子，子夏述说老聃言礼之说至矣。后来厌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悖本，破坏自然之和，于是矫枉

译过分矫饰，以至于讥讽礼制的人，是因为忠信淡薄，而这正是动乱的开端。〇这也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罢了。圣人并非不知道浮华的文饰和细枝末节与精微大义无关，只是因为礼的根本源于太一，发端于细微幽渺之处，不能对所有人都讲得透彻，所以不如就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常事，制定修习的规范，作为教习的内容，从而形成风俗。风俗一旦形成，那么即使圣人去世，鲁国的儒生们仍然在乡间演习乡饮酒礼和大射礼，直到数百年后也不断绝。又怎么会有那些深奥玄虚、荒诞虚妄的学说混淆百姓的视听呢？我看江宁的士大夫，才智虽有长短之别，但都不屑于诡诈顺从以迎合外物。对于清静无为的宗旨，以及祭天祀神的事，他们本来就会严词拒绝而不迷惑。孟子说：“没有礼制教化，没有学习修养，祸害百姓的人就会兴起。”如今战乱已经平息，学校刚刚建立，大家互相讲明这个道理，对上可以辅助圣朝匡正人心的教化，对下可以辟除异端邪说而引导贤良之士。〇啊，向往圣贤的境界，难道仅仅是人文荟萃、声名显赫于东南地区而已吗？

译劝置学田说

张之洞

百姓与士人，常说不教而化，未曾听说过。治理百姓的方法，难道能让人心满意足吗？只有在上位者不剥夺他们的生计，不扰乱他们的生活，这才是治理百姓的方法。百姓如此，士人也一样。如今士人多而贫困，即使书院、义学等各种机构，千方百计地培植，还担心不够，怎忍心再加重剥削呢？四川的学校事务，使者对于应当做且能够做的事，竭力谋划。唯独有一件事，令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莫过于新生复试时，计较束脩（学费）这一事。往年四川的风气，新入学的人拜见老师，贽礼（见面礼）丰厚，实在是因为生计富饶，学额珍贵，沿袭成为惯例，动辄索取足额。常有一朝进学，家产毁去大半，负债终身。即使是极其孤寒的人，也索要常例，结案的凭证未剖开，扣除的牌子已悬挂。全省习惯成自然，视为理所当然，使者少见而骇然视为怪事。每到复试之日，整天彷徨不安，如芒在背。如果操之过急，恐怕狡猾的生童藉词挟制；如果听任其迟缓，更恐怕贪婪邪恶的书吏斗级逼迫勒索孤寒之士。操纵皆非，无从停决，所以使者不以昼夜考校、不寝不食为劳，而以复试日为苦。由衷之言，有如皦日（明亮的太阳）。试想童生应试，穿着草鞋，背着斗笠，三十天吃九顿饭，想谋求一个馆舍，艰难如移山。终年修脯（学费）不供，情况严重的，寄食无门，破鞋无处下脚。幸而考中，哪里能有多余的钱财？即使粗茶淡饭勉强供给，而求得一个青衿（秀才），就责令他破家弃产，也可说是忍心违背情理，伤心惨目了。只是广文（教官）一职，自唐代以来，就号称冷官，束脩自行收取，尚不在礼法之外。如果一定要连这也禁绝，教官靠什么生存？送考办公的资用，从哪里取之？那些富有而好礼的人，自愿致敬，也将不允许吗？而且将让他们藉案讹诈，勾结劣生，嘱托公事，以此获利吗？教官的子弟，也期望游庠（入学），诸生的家庭，岂无司铎（教官）？为何不平不恕，只务责人？使者按部巡视所到之处，不惮严切禁戒，多方督催。如今诸教官固然多能砥砺廉隅，自甘刻苦，然而不肖的书吏斗级造谣生事，设谋串陷，变怪百出，又哪里是人意料所及？尤其可患的是，沿袭今之道，书吏斗级利舞弊幸进者的一切从丰，必致包庇串合，无所不为。而且陆续送覆，随棚带覆，单身补覆，下一届补覆等各种弊端，终究也不能禁绝。顶替鬻贩，百弊丛生，试事安望澄清？真才安望吐气（施展抱负）？这是四川积年的痼疾，已然明白的事，都是士人亲眼目睹、亲身遭受，扼腕拊心而历历言之的。如果不思一劳永逸的长久之方，仍为本省师生终古之累。如今只有一策，你们可以自行为之。四川尚称殷实，各州县公局义举项目很多，士民乐于急公捐施，恐后。

四民以诸生为翘楚，地方以读书人为元气。这不讲究，好何为？如果得到各处绅宦粮民感发集议，公捐购置学田，计算其三年收获的租，足以抵当两考束脩之数，各学丰歉不同，须就本地历届情形酌议，分年匀给，送考时酌加资斧。这样，远郡署事者，即使不遇送考，也不至于困陪难归。取进后限定只以千钱为贽，一切书斗小费，认号转案、补帮增出、贡举优录、丁起复录、遗诸费，都从此取办，陋规概为湔除。士民定议于下，然后请长吏督率施行。官吏劝捐则滋弊，士民筹办则可行。由本州县详明立案，立石永远不得变革。如果不能筹措买田巨款，或每年仿照他项公事之例，酌定数目，按年捐助，或另筹他途取息给用，因地制宜，不必一辙。其瘠土狭乡不能办的听之，不愿办的听之，仓卒不能办的徐图之。通省办则通省士林利，一县办则一县士林利。这样，贫士不病，冷官不讥，诸生坦然无累，然后可壹心而读书；学师廉介无求，然后可抗颜而训导。岂惟庠序之乐，抑亦化导风俗之源泉。四川公举之费亦多矣，然而饱衿棍、饱衙，不如饱寒畯（贫寒士子）之为得也。三费局之设诚矣，然而恤捕衙、恤泛官，不如恤学师之重要。三费是大政，不可挹彼注兹。如果吝财惜费，则更有说以喻之。总之，富室大户，孰无子弟，孰不望其成名？既有公则，异日子弟入学，不致受无名之抑勒、费无益之唇吻。就云自谋，亦复甚纵。使家无儒士，可决其后必昌。既擅乐施之令名，兼获济物之美果。此日之孝秀，即他日之缙绅士。此日获助于乡人，他日必思造福桑梓。无往不复，更非他项捐资所可同日而语。如校官者，虽非本县人士，却是同省寒儒。即使云于彼有益，亦是楚弓楚得，并非波及局外。此举在他

译节省经费在四川非常困难，在其他省份则相对容易；在其他省份可以暂缓，在四川则十分迫切。近来南川县令、文昌人黄际飞先生就秉持这一主张，设法劝募捐款，有志者事竟成，购置学田一千多亩。计算其收入，足以与往年相当，章程都与上述所说相同。前年岁试招覆时，师生共同欢欣，确有成效。黄先生的贤能爱士，南川士民的好义知本，是使者敬之所期望的，全省一百六十个州县都效仿他。如果打算查照南川县的做法，可以来本衙门抄录案卷。俗话说：“富人赠人以财物，仁者赠人以良言。”使者平庸愚钝，不能另谋一套振兴士风的策略，斗胆进献这方寸之地的微小补益之言，可以吗？

译论古今师道之异

孙多士

《尚书》说：“上天护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因此，从上古直到近代，没有不设立君主来治理百姓，设立老师来教化百姓的。由此可见，作为老师的权力与责任，也与作为君主的相当，这难道是普通人人都可以担任的吗？夏商周三代以前，君主常常兼任老师。从前从伏羲氏，到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教化的事务都由他们亲自承担，好像臣下只是分别掌管各自的职事罢了。周朝衰微时，上天降生孔子、孟子，于是师道才开始归属于地位在下的人。只是师教的方法，古今各不相同。从前孔子教导人说：“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兄长，言行谨慎守信，广泛地爱人并亲近有仁德的人，践行这些还有余力，就去学习文献。”到了汉代朝廷选拔人才，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种”为标准，以“精通经义、品行端正”为标准，然后才能被乡里推举选拔，升迁到朝廷，用经术和策问来考核。等到唐代，裴行俭还说：“士人首先要有器量和见识，然后才是文艺。”这是前代教导人、选拔人，没有不先考察他的品行，后观察他的文章的。到了后世则相反，君主选拔人才只看他的文章，不考察他的品行；老师教导人不以品行来训诫，只以文章来督促。这是古今学术的不同，所以人心也因此而分裂，政治也因此而分化。孔子不曾说：“在文献知识方面，我和别人差不多；至于身体力行的君子，我还没有做到。”这虽然是至圣自我谦逊的话，也足以看出文章容易而品行难。况且现在所谓的文章，更是文章中最为末流的吧？古代圣贤设立教化，先教人小学的方法，后教人大学的道理。现在做老师的，对于小学的方法、大学的道理，都视为无关紧要、不急迫的事情，他们一生专心竭力的，只有八股文这一件事。所以世上的人自从束发从师之后，先读四书，后读五经，他们之所以必读四书五经，都是因为朝廷规定的考题一定在其中，否则连这些也可以不读。更有急于求成的人，读完四书之日，老师就让他们读诗文，所以有五经尚未读完就已经去应童子试的，甚至试帖的平仄还不能协调，字画的正俗还不能分辨，而做老师的都认为这不关紧要，只要时文妥帖就可以考取功名，去长安看花了。又何必多求呢？所以在从事诵读的时候，勤奋的老师没有不时常给弟子讲解的，但只求他们所谓的讲解，不过是将圣人平日谈论的语言与诸贤当时记载的文字说一遍，训诫弟子说：“日后考中如果遇到以此命题，你应当如何阐发实义、描摹虚神，这就可以称为一代之名师了。”至于圣贤训诫人的精义，老师固然茫然不解，弟子更漠然不知，还希望古今学术能够相及吗？所以虽然历代以来，在京师及各省地方，都命令设立学校，命令设立书院；而他们用来训诫人的，也不过是制艺试帖。如果有书院用经解、古文、诗赋等技艺来考核士人的，另外看作古学，而能列入其中的，已经寥寥无几了。唉！士人只知道学文，已经是古圣设教的末务了。至于现在的八股文，又是文艺中的末务。于是老师以此教导，弟子以此学习，朝夕如此，终身如此，觉得除此之外，并没有所谓学问。一旦得志，就自负地说：“我是圣贤的门徒。”别人也称他说：“他是圣贤的门徒。”哪里知道古代圣贤之所以教导人，本来完全不在于此呢？古代设立教学如此，而现在习教学如彼，它们在轻重缓急、大小先后的顺序上，又岂能用距离来计算呢？所以说：“古今学术既然不同，政治人心之所以不同也就明白了。”像这样，老师难道是容易做的吗？

论端士习以崇师道为先

孙诜

在当今谈论时政，人人都知道以自强为首要。但是要有自强的良法，必须先有可以自强的人才。士人的习气不正，而想要人才兴盛，是不可能的。师道不尊崇，而想要士人的习气端正，更是不可得的。古人有话说：“种树的计划，需要十年；培养人的计划，需要百年。”之所以培养人，是想要得到人来推行政令。然而它的效果必须期望以百年为计，岂不是太迂阔？不知道这并不迂阔。〇民众有四种，而士人居于首位。进而向上，就位列百官，升任宰相。所以士人是官职的基础，政令的源头。因此想要培养人，先要端正士人的习气。“习”的意思是逐渐养成。它的不正，不是朝夕之间造成的；那么它的端正，也不是旦暮之间可以期待的。必须先用政令刑罚，接着用道德礼教，罢黜奸邪而惩罚劝善分明，然后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前辈引导后辈，后辈跟随前行，渐渐地人心变得淳厚而风俗变得醇正，人才由此辈出，这个期限固然非百年不可。如果今天的士人习气，还能称之为端正吗？儒者忧目时艰，正值水旱灾荒接连报告，以及人心变化、风俗浇薄，比咸丰、同治以前更加严重。灵秀之气士人最为突出，即使机巧技艺也只有士人最为精通。总而言之，大体上有两种弊端：一是追求名声而没有实际，二是追逐利益而荒废道义。从前

译读书人耗尽毕生精力，只求在小楷和试帖上精工，除此之外对任何事都不知晓，他们的弊病仅仅在于空虚、浅薄、鄙陋罢了。如今空虚、浅薄、鄙陋的状况依然如此，但见闻却较以往增多，人人都夸张炫耀以求胜过别人，因此刚获得生员资格，就抛弃诗词文章而高谈阔论经世济民之道了。然而探究其实质，不仅经世济民之道不容易说清，诗词文章也不容易说清，就连轻视科举业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精通科举业；轻视当时时文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精研时文；至于极端轻视考卷的人，实际上也并不能写出考卷。这是追求虚名的弊病。

过去的读书人虽然也不能完全忘记利益，但都只谋求分内应得的利益。如今谋取利益的途径越来越多，营利的术数越来越卑下，凡是那些刀笔吏和商贾的谋算，锱铢必较和投机取巧的计策，只要能够获利，就没有什么不做的。而且荒废学校的学业，四处游荡谋生，得志就在幕友、司事之间混迹，不得志就沦为害民之人而毫不顾惜。其原因在于追逐时俗的欲望而没有卓然自立、自我期许的志向，追逐时俗就只讲究服饰玩好，一味奢华；放纵欲望就使耳目口腹肆意纵欲，不能节俭就不能廉洁，廉洁既少，忠义也就罕见了。这是追逐利益的弊病。

读书人如果有这两种弊病，在野时不能成为名儒，出仕时怎能成为良吏？这就是即使涉猎经史，讨论掌故，也是没有根本的学问，其过失仍然与只钻研小楷试帖相同。挽救这种弊病，在于督学使者的监督告诫，在于地方长官的训导教化，而尤其在于前辈贤达和乡绅老者的感化引导。

身为前辈贤达，一言一行都被乡里所效法。前辈贤达如果追求虚名，想使当地人士追求务实，是做不到的。前辈贤达如果追逐利益，想使当地人士趋向道义，是做不到的。这件事看似细微，其影响机制却非常迅速，读书人风气的兴盛与衰败，不与此相关，还与什么相关呢？

译然而这还是为已经立志做士人的人所说的。至于士人最初的根基，在于启蒙阶段的教育，在于师道。如今城乡各地，大儒设馆教学，固然不乏其人，但那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先生，也到处都是。就拿松江和沪上两地来说，二十年前，子弟从私塾出来，不是跟着长辈，就是跟着童仆。有的年纪超过舞勺之年，结伴闲游，也不过最多到庙宇、社坛、茶寮为止。现在却把茶换成了酒，由酒进而到了赌场，舍弃了庙社而去了赌场和妓馆。过去所说的童子嬉戏的场所，如果再去问他们的老师，老师也是茫然不知。在启蒙的时候，就沾染了种种不良习气，将来怎么能指望他们自立成才？这对一个人、一个家庭造成的祸患，还算小；对当世造成的祸患，实在很大。枝叶还没有受害，根本却先被拔除。那么，对于百年树人的大计，怎么能不对师道加以重视呢？虽然如此，今天的师道，也不容易说清楚。必须依据旧有的章法来阐明其本体，然后学生才能奉为楷模；效法西方学问来通达其应用，从而儒术得以宏大并匡济世道。不久就会看到人文兴盛，教化无穷，在乡间成为通才，出仕成为朝廷的硕望，而中国自强的政事，也可以依次推行了。难道不美好吗？

卷十四 文教部十四 教法

论幼学

西方人每年创造新的法制、新的器物数以十万计，著写新书、获得新理数以万计，而中国却没有一样。西方人每百人中识字者从八十人到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到三十人。头顶同样圆润，脚趾同样方正，五官同样齐全，四肢同样具备，却相差如此悬殊。唉！大概是上天赋予的才能本来就不同吗？但我曾听西方人说过：震旦（中国）的人在他们那里学习的，才力智慧没有哪件事比他们差。他们在学校居住几年，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的往往不断。人的度量相差，大概不远。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说：春秋万法寄托于开始，几何万象起源于点。人生百年，立足于幼年教育。我以前观察我们家乡私塾里的谈话，那些学究愚蠢浅陋、粗野悍戾、迂腐荒谬、猥琐卑贱，令人无法接近。退下来后，我惊愕不安，忧愁地思考，难怪乡人终身只是乡人。后来我游历到其他乡镇，到其他县，到其他道，到其他省，观察那里的私塾谈话，那些学究的愚蠢浅陋、粗野悍戾、迂腐荒缪、猥琐卑贱，全都和我以前所见没有不同。退下来后，我瞪大眼睛，茫然失措地说：中国四万万人的才能、学问、行为、见识、志气，被这些愚蠢浅陋、粗野悍戾、迂腐谬误、猥琐卑贱的人消磨掉的，哪里能说得尽？侥幸得以幸免的，万亿中难得一二。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他说：强敌、权奸、流寇，都不足以亡国，只有吏胥可以亡国。外教、左道、乡愿，都不足以亡天下，只有学究足以亡天下。想要拯救天下，要从学究开始。

古代教学的人，已经无法见到了。但他们的道理，散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记载的书中：如《曲礼》、《少仪》、《保傅》、《学记》、《文王世子》、《弟子职》，多么详细啊！我没有机会游历西域，观察他们的私塾和学究；但我曾在他们的书中寻求，在他们的口中听闻。他们与今天的中国，多么相反啊！他们的道理，先识字，其次辨别训诂，其次造句，其次成文，不超越等级。识字之初，一定从眼前的名物指点，不喜好难懂的字。一定教以天文地学的浅显道理，像演戏一样，是童子乐于知道的。一定教以古今杂事，像说鼓词一样，是童子乐于听见的。一定教以多国语言，童子舌根未硬，容易学习。一定教以算术，百业所必用，多做歌谣，容易上口，多用俗语，容易理解。一定练习音律，使不感到厌苦，并且调和血气。一定练习体操，强壮筋骨，并且使人人可以当兵。每天授课不过三个时辰，使不致太劳而产生畏难情绪。不随意施加体罚，使不伤害脑气，并且培养廉耻之心。父母不得溺爱荒废学业，使不浪费人才。学究必须出自师范学堂，使熟悉教学技术，深知其意。所以西方童子外出就学，四年之间，想成为士人的，就可以进入中学，进入专门学校，以成名成家；想成为农、工、商、兵的，也可以认识天地人物的道理，中外古今的事迹，他们的学问足以用来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稍加阅历就可以致富贵。所以用力少而蓄德多，几年的功夫而终身受用。

中国却不是这样，没有识字，就教他们读经；没有辨别训诂，没有造句，就强迫他们写文章。开塾不到一个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话，就在口中跳跃，在耳边洋溢。记载的人明确揭示说：“大学之道”，现在却突然施加给乳臭未干的小儿，为什么呢？“明德”二字，汉儒依据《尔雅》，宋贤沿袭佛典，动辄数千言未能完全理解；现在却背着孙子告诉他，他哪里知道这是什么样子呢？“大学之道”，以至于平天下；“中庸之德”，极于无声无臭，这难道是几岁的学童所能从事的吗？现在的教育者，大概只是传授给他们，而希冀他们万一能理解吧？这是大愚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