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文教部三　史学

译于是那些羞愧无颜的人，不敢见人，便躲藏在北方边远之地，隐匿身影于阳光之下。唉！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译古代治理军队的人，在平定营垒后长久驻扎在湟中，每月计算粮草和干草多达数十万，却未见加重百姓负担。古代治理百姓的人，陈襄刚到成都，就上奏免除陕西数万石米粮，未曾听说士兵挨饿。古代供养军队的人，荆州十年的积蓄，不烦劳转运使调拨。古代利于百姓的人，内史用牛车运输物资，不费吹灰之力去催促呼喝。

明宣宗时，特别实行三种方法：一是长期任职；二是不按常规次序提拔；三是不限制出身门第。

万历庚戌、丙辰年间，采纳内阁大臣的建议，馆选隔科进行一次，所以这两科唯独没有庶吉士，这是遵循旧制。到了崇祯甲戌、丁丑年，又再次实行这一制度。

地方长官的难处有四种：坐在大堂上，安抚一县百姓，专心致力于考核士人，什么事业不能成就？然而时间耗费在迎来送往，精神消耗在馈赠贿赂，弯腰曲膝，东西奔波，这是难处之一。善于弥缝补过、讨好上级的人，越级被推荐到台省任职，不这样做的人，就借其他事情陷害他们，害怕公文法令不如害怕上级，这是难处之二。首尾互相牵制，公文往来互相把持，稍微超出常规的事不敢轻易举动，长才无法施展，受掣肘的祸患，这是难处之三。官员如同过路的马，只是暂住而已，书吏差役才是主人，官员反像客人，那么其中的弊端不可得知，知道了也无法彻底解决，这是难处之四。既然要求他们安抚百姓，却因征收赋税不及定额而议定处罚；既然告诫他们不要贪污，却以设法筹办不耽误公事作为标准。有人因为自己的不廉洁而导致自己的不法，也有人因为自己的不法而促成他人的不廉洁。

拥有万户人家的县城，必定有数十位士大夫，他们争相谄媚阿谀，竞相炫耀奢侈靡费，子女婚姻、童仆仆役都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稍微不能容忍，他们必定会虚张声势、肆意妄为，并向官府索取必然的结果。

海瑞只有一件袍子、一个仆人的作风，才能向嘉靖皇帝直言进谏；陆树声只有焚香喝茶的雅致，才能不向严嵩谢恩。

茅屋几间，田地百亩，仅够供给衣食。像吴介肃那样高尚持重，刚正耿介、少与人交往，发誓不谋取私利，终身不变。像何文肃那样正大光明，破旧的皮衣还要借别人的，母马也不是自己拥有的。像陈茂烈那样坚守风纪，自我约束。

地位低的人积累俸禄以求升迁，狡猾的人快捷地谋求要津。

汉代的能吏多出自掾史，唐代节度使所征辟的书记，也往往入朝成为大官。即使在明朝初年，吴讷因医术起家，中丞郁新、严震因人才登上高位，杨士奇以平民身份被荐举而直入内阁，陶鲁因恩荫而至金吾卫，黄福以贡士身份成为六卿，胡俨因乡试中举而成为国子监司业，锺蔚能以吏员身份成为郡守。龚子刍说：“认为现在江南即使极大的县，拥有数万金财富的，不过二十家，拥有万金财富的加倍，拥有数千金财富的又加倍，拥有数百金以下稍微殷实的不少于数百家。以拥有数十万户口的大县而言，富户不过一千多家，在一千多家之中，这数十家富户烦苦，又特别严重。他们为国家承担劳役，即使在无事的时候，也应当加以爱惜。现在多事都需要备办，富户如果不保留他们的余力，那么财富必然难以保全，直到贫穷才停止。没有富户怎么能成就县城？应当给予他们休息，曲折地加以保护，不要让奸人蚕食，使他们能够用余力赡养贫民，这是根本的计策。”又说：“一个县中，依靠官府获利的人大概有数千人，依仗诉讼、烦苛的刑罚得以吓诈别人钱财，所以一个差役常常由六七个人共同承担。如果不制造事端，靠什么养活自己？应当每个差役只留一个正副供驱使，其余的一律罢免，让他们自行经营产业。而大略在于省事，事少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吓诈。即使强迫他们应役，也会有不愿意而逃跑的人，这更是安民的要务。”

卢九台告诉人说：“不肖的人十分精神，七分用来调停宰辅台省，一分消耗在簿书期会，筹划军事、制定策略，只剩下二分罢了。如果能有五分用来办理贼寇，也不至于任由他们猖狂。”

古代治理军队的人，必定治理赋税；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必定筹划军事。而汉代的太守，都自己担任将领。自古以来守令将帅不能互相配合使用，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

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有至今不变的：经义、武举、茶马。崇宁、大观年间的法令，有至今沿用的：邓洵武的官阶。

孙沔用张禹、李林甫来斥责吕夷简，而吕夷简认为这是元规的药石之言，恨听到这话晚了十年。又如文彦博请求召回唐介，宋代当时的宰相还有这样的胸怀。

巴蜀受到文翁的教化，改变议论刺探为崇尚文章；南阳受到召父的教化，改变经商为从事本业；颖川受到黄霸、韩延寿的教化，转变争讼为笃厚。

非常之策，陈汤不向公卿奏报；度外之功，班超不向从事谋划。

不防备意外，不可以出兵。韩世忠在京口之战，只是没有防备无风和火箭两件事，于是败于兀朮。所以用兵的人，在于先认识自己的缺陷，然后才可以等待敌人。

论黄帝

黄帝的事迹，最初没有记载在《诗》《书》中，只有《易·系辞》、《礼·祭法》、《春秋左氏传》偶尔引用，但说得不够详细，仍然无法得知事情的本末，而杂见于诸子百家中，其文辞又不典雅，被通儒所不称道，大概所传的不是真相，而支离附会的不少。现在考察诸子中，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没有一字涉及黄帝，至于《庄子》、《列子》两书中称引黄帝的不胜枚举，那么谈论黄帝的，应当以《庄子》、《列子》为滥觞，而其他书籍是后来的。《列子》说：“黄帝神

译在百姓没有嗜欲的国家游历，不知道喜爱生存，也不知道忧虑死亡，那国家距离中原不知有几千万里，位于弇州和台州之间。黄帝无思无虑地过了三个月，睡醒之后，仍然从事修身的事情，但终究没有得到完整的法则。睡觉而进入梦境，精神再次游历于形象之外，经历了二十七年，中原四境民俗纯美，浑厚安宁，于是无与伦比了。」这是列子的话。又列子说：「只有黄帝、孔子能辨别梦与醒，世上没有黄帝、孔子，谁能辨别呢？」于是将黄帝与孔子并列而言。又列子引用黄帝书说：「谷神不死，叫做元牝；元牝之门，叫做天地的根本，绵绵不断好像存在，使用它而不穷尽。」现在在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不称老子而直接称「黄帝书」，这大概是史儋直接采用黄帝的言语而隐藏其名，就是所谓「述而不作」吧？其他如黄帝书又有说：「形体运动不产生形体而产生影子，声音运动不产生声音而产生回响。」这黄帝书早已散佚，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全本了。又有说：「精神进入它的门，骸骨返回它的根本；又有说：「至人静坐像死，行动像机械。」又另一处记载说：「周穆王登上昆仑山，想要观看黄帝的宫室，注释说就是黄帝到西方的行宫。」所有这些关于黄帝的事情，都散见于诸子著作中。至于《素问》一书，近来中国儒者互相考证，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战国时期的人所著，凡是有问的，都称黄帝，凡是有答的，都称岐伯，偶尔称鬼区、臾，都是假借他们的名字来彰显其义理。现在看这本书，阐明病情，探究医理，具有古代的格致之学，而最终以道作为归宿，是真正的道家言论。书中也记载黄帝升天的事情，只是不如史迁所记载的详细，而从黄帝、岐伯问答的言辞中，玩味可以知道战国时期的人认为古代的真人，其才能其力量，确实足以持守天地、执掌阴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充足，意识安定，所以能与天地同体而同用。又至人、真人、圣者三者，都能保养精神，节制嗜欲，寿命以百岁为限度。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人都把黄帝当作医术的始祖，而孔子、孟子不知道也不谈论的，孔孟的时代尚且认为有这种说法，而被战国时期的人所依托，是没有疑问的。其他如春夏秋冬，黄帝都有论述，说春天适宜有好生的德行，夏天不可轻易发怒，秋天刑罚适宜缓和。又说春天肝脏容易受损，夏天心脏容易受损，秋天则是肺，冬天则是肾，都容易损伤。又说天下有九州，人身有九窍，人的一身，阴阳共分十二经脉，从手起到脚止，外与天气相通。又说天气、地气、云气，气有三类，不正当的气经常在暗中袭击人，使人暗中受到损害，导致种种疾病。如果先辨别它的由来，预先加以防护，可以期望保全天年，不至于短命。而当今世人常有暗疾，其病的发生，都是外来的邪气作为病根。人如果能学习道家的清净，保养其真元，将看到烈风不能伤害，毒气也不能伤害。所有这些《素问》所记载的黄帝的言论。《素问》中也说，地球悬于空中，向东而行，天向西而行。黄帝请求岐伯解释其义，岐伯说：「金、木、水、火、土五行附着于地，所以随地而行，与日月五星在天空中运行的情况正相类似。」又说地上生物虚者所排列的，应合天上的精气。

译黄帝又问道：“大地是处于最下方的吗？”岐伯回答说：“大地在人的下方，却处于太虚的中间。”黄帝问：“有什么凭借吗？”岐伯回答说：“是太虚托举着它。”《素问》中有这样的记载，由此可知战国时期那些能明察物理的人，已经知道地球悬浮在空中，这与天文学的说法大有关系。其中又提到中原各国，都有与之吉凶相应的星辰，通过占卜来预测国家日后发生的吉凶之事，而这件事实际上在巴比伦的古书中早有记载。就像五行学说，也是波斯古书所载，由此看来，《素问》中“地球悬浮在空中”的说法，必定是从巴比伦逐渐传播推广，最终传入中国。阅读《旧约》中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设立的官职，巫觋、太史、博士，与中国古代设立的公、孤、六宫相似，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与西方风俗本来相通，从西方传到中国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素问》中的黄帝不仅专门谈论治病，也喜欢深入探究各种道理，他所探究的道理，正与尧、舜、周公所传承的道理没有区别，只是所说的黄帝实际上是假托而已。再考察《庄子》对黄帝的描述，其意以为黄帝依靠道术力量可以战胜天命，说黄帝凭借此道得以登天就是例证。《庄子》的这种说法，《列子》和《素问》都有类似的意味，只是不知道哪本书先说的，大概当时世人大多喜欢这样说罢了。

又《天地篇》说黄帝在赤水之北游玩，登上昆仑山丘，向南眺望后返回，遗失了玄珠，派智者去寻找没找到，派离朱去寻找没找到，派吃诟去寻找没找到，于是派罔象去寻找，罔象找到了。黄帝说：“奇怪啊，罔象竟然找到了吗？”这是说聪明人找不到，而愚昧人却找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对贤智之人隐藏真理，对愚昧之人显露真理，耶稣又说人必须舍弃所有财物，才能得到无价之宝，大概是指福音的真道，就是这个意思。

又《庄子·天运篇》说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专一，百姓有亲人死了也不哭泣，而百姓并不非议他。另一处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广成子居住在空同山，黄帝询问大道的精髓，说我想摄取天地的精华，来辅助五谷生长，以养育人民，我又想驾驭阴阳以顺应生命，该怎么办？”这就是《庄子》中关于黄帝的记载。

再考察《世本》，《世本》说少昊的孙子是樵，昌意的曾孙是帝喾，帝喾的儿子是帝尧，又说黄帝的庶子是昌意，昌意的儿子是颛顼，颛顼的儿子是瞽瞍，瞽瞍的儿子是舜。《世本》是战国时期的书，当时各国都有宗谱，看《世本》可知大概，都尊黄帝为始祖，如果有缺失就编造来补充。孟子所说的瞽瞍，也是沿袭当时人编造的说法，因为年代久远，后人怎么能知道得那么详细呢？至于瞽瞍为何知道是后人编造的？是因为舜祭祀尧却不祭祀父亲，而后人又认为舜不祭祀父亲其中必有缘故，所以又编造了各种不孝之事，似乎是不应该祭祀的。各谱系用黄帝作为祖先，如此尊贵，可见这是出于拜奉祖先的心理所形成的，所以各争先后。大概当时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人，自然不敢不尊黄帝为祖先。鲧是禹的父亲，也源自颛顼和黄帝，卫、韩、郑、邾都有以黄帝为祖先的谱系，楚国也是如此，都自称是黄帝的支派。《世本》内有数百家，足以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到了国家变革的时候，常常分封虞、夏、商、周的子孙，以致祖宗的血食祭祀不废，所以战国时期各国都说出自黄帝而制定祭祀之法。我们观察这些祭祀，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实情了。

至于《世本》，又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二个儿子有姓氏，流传于后世，这就是所谓的黄帝十二姓。其他书籍记载，黄帝制作冠冕，教导烹饪，铸造鼎鼐；又命令羲和观测太阳，常仪观测月亮，伶伦取竹制作律吕。大挠创造甲子，首创造算数；沮诵、仓颉创造文字，师荒创造图画，纪与创造衣冠。又有人为他制造鞋子，制造杵臼，制造弓矢，制造车辕、舟楫。这些人都是黄帝的臣子。战国人创立道教，黄老并称。黄帝在数千年前，用来并称，实际上是取悦当时的公、侯、伯、子、男。黄帝距离现在光绪年间，在五千年以内，距离战国在二千年以外，人怎么知道各物是黄帝的臣子所造？哪些是真？哪些是伪？起初不容易辨别，只是不全是黄帝的臣子所为，则是可信的。

《列子·杨朱篇》有三皇五帝，说古代三皇若有若无，五帝若隐若现。十万年之中，十知其一，再往前的事，千不识其一。但伏羲以来，有人说三十多万岁，可知战国时人认为古代的岁月非常漫长。然而《书经》不说伏羲有三十万岁，《易经》说伏羲，不说他是人身牛首。现在战国时有这种说法，可知当时风俗大多喜欢编造古代，加以装点，大概从孔孟时代就这样了。《史记》说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造鼎，鼎成龙垂下胡须下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去，臣后宫跟随的七十多人，龙于是上升，其余小的

译臣子无法登上天去，于是抓住黄帝的胡须，胡须被拔落，黄帝的弓也掉了下来。《韩非子》也记载黄帝在泰山聚集鬼神，集结虎豹组成阵势，蚩尤在前面，雨师在后面。这本书大约成书于《史记》之前一百年，司马迁也不相信那些话，只是觉得它的文字值得欣赏罢了。到了后来情况更加严重，星空中有一颗星名叫轩辕，一颗星名叫黄帝座。而关于黄帝的言论，大多是道家那一派的，就像工匠制作一件器具，假托古代有名望的人之名，以期望提升自己的声望，所以他们便借用古代的黄帝来抬高自己著作的地位，其实其中假托的成分很多，不值得相信。

译汲黯论

黄永年

古代的大臣纠正君主的过失，不是在过失已经明显显露之后才去谋划，往往是在过失的苗头尚未萌发时便暗中消解，或者在苗头刚刚萌动时就加以遏制，这样君主不合道义的事情就没有机会滋长。而且，这不仅仅依靠我一人耿直地在朝廷上争辩、当面驳斥君主。在朝廷上争辩、当面驳斥，是君主所畏惧而不乐意亲近的；我投其所好，让他感到极度畏惧，而那些环绕在他身边的人，如果迎合他的心意、曲意顺从，投其所好，让他感到极度快乐，那么君主难道不会疏远我而亲近他们吗？那么我一人就可以被立即驱逐，即使侥幸没有遭受斧钺之刑、冒犯鼎镬之祸，也可能被调任其他官职，置于朝廷之外，我只能坐观其成败，对朝廷的议论一无所与。只有君子，招揽贤才、举荐士人，使朝廷之上无论尊卑上下，没有不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同心协力来辅助我所不及之处，因此不劳而功成。我观察汲黯对待汉武帝，其纠正过失、匡正谬误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武帝也对他深为礼敬，汉朝的公卿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然而最终因为屡次直言进谏而不能留在内朝，而武帝奢侈放纵、肆欲无度的习性终究没能被匡正，最后被调任淮阳太守，他叹息流泪，愤恨御史大夫张汤专门迎合武帝的旨意，自己不能出入宫禁，拾遗补阙。唉，这也太晚了！像汲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糊涂于大体的人了。当初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首先举荐贤良方正、极言敢谏的士人，非常赞赏董仲舒的回答，既然采纳了他的言论，下诏各郡国举荐孝廉担任宿卫，他可以说是英明的君主。然而又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汲黯当时就应当极力向武帝陈述董仲舒的贤能，说：“陛下再三策问董仲舒，他真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所应拥有的贤臣，当今贤士没有超过董仲舒的。陛下即位之初，上天大概是将董仲舒授予陛下，陛下想要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务必应当尽快任用董仲舒，举荐一个董仲舒，朝廷的根本就确立了。”并且广泛寻求各郡国的德高望重、老成持重之人，如申生、辕固生之辈，多方面劝谏皇上从容地安置在左右，每日陈述暴秦灭亡的原因、祖宗兴起的原因，使他们明晓治乱的法度，告诫皇上暗中遏制其奢侈放纵的心。况且武帝生平滥用兵戈、迷信神仙、大兴土木，几乎危及天下，这些苗头没有不在即位头几年就显现的，在这个时候加以遏制，本来很容易。况且每日与君子正人亲近，那些张汤、公孙弘、桑弘羊的权术，从哪里能投到皇上面前呢？《易经》说：“给小牛戴上枷，大吉。”孟子说：“在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卑尊都是薛居州那样的贤人。王能和谁一起做不贤的事呢？对宋王有什么办法呢？”汲黯不在这个时候趁着小人尚未得势，急切地引荐贤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小人已经掌权，才想凭一己之力在朝廷上辱骂指责他们，也只见他杀身成仁却无济于事了。我曾经论述商朝的太甲、汉武帝都是败坏礼法度数的君主，反过来利用他们的才能，就可以大有作为。太甲有伊尹为他辅导，所以早早端正了他的德行；武帝则没有人，直到晚年才自己追悔，下诏天下罪己责躬。唉！汲黯不能推卸责任，也已经很明显了。虽然如此，汲黯在世时，武帝还能听到刚直之言，有所敬畏忌惮；汲黯死后，武帝的狂惑更加严重。那么汲黯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拂士了。

范仲淹论

黄永年

士人如果没有英伟冠世的气概，不足以在末流中特立独行；如果没有痛惜天下的心怀，不足以恩泽被及一世。孟子说：“我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周敦颐说：“志，是伊尹的志向，这志向，也就是气。”士人负有振兴衰微、矫正颓靡的责任，不可一日没有这种气。如果这种气弥漫于一乡，那么一乡中龌龊萎琐的习气就不能沾染；如果弥漫于一国，那么一国中龌龊萎靡败坏的习气就不能沾染；如果弥漫于天下，那么天下中龌龊萎靡败坏的习气就不能沾染。正因为其自立的高远，所以所见也深远，等到他显达于天下，人们也自然而然地跟随他。因此，他的意念所经营、智虑所谋划，都与世俗所为截然不同。当他尚未出众时，每日与人交往，也没有办法窥探他的内心。唉！观察宋代的范文正公范仲淹，士人能不早早自立吗？五代以来，风气衰败、道义丧失，士人只知道苟且求荣、贪恋权位，维系社会的四种道德准则已经断绝，人伦纲纪沦亡。宋朝初年颓废的风气依然如此，范质、王溥不必说了，寇准以命世英才，刚罢免中书舍人，就谋求使相，后来又附会天书之事，以图谋进取，风气移人，贤者也不免。一百多年过去了，范仲淹出现才开始砥砺廉隅，振作名节，他的取舍受辞、进退出处，决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谓的宠辱毁誉、得失死生、祸福利害，浩然大气中一无足以动摇他的心意。天下的士人听闻范公的品行，警惕地开始知道羞耻，而争相趋向名节义理之重。宋朝的风俗因此为之一变，如果不是他的气清明刚大，怎么能兴起这种变化？他从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饮食睡眠，念念不忘的都是经世济民的心怀。他的学问从兵刑、钱谷、水利、农政、职官、边陲、险要关塞，无所不周。一旦出仕任用，都是从胸中取出而早已具备。起初在守丧期间，给执政大臣写信，极力论述天下大事，后来执政，都不改变他的说法。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言论如此，他的行为也如此，这不就是所谓的大丈夫之事吗？真宗、仁宗时期，贤相很多

译然而，功业留存于宗庙社稷，恩泽惠及于一时；至于功业在于名教，道统师法百世，使天下人闻风而动，使愚顽者变得廉洁，懦弱者得以自立，那么只有范公一人罢了。天地正气偏斜，士人风气堕落，下等的人只图温饱，上等的人希求名位，把诗书当作求官的工具，把道义作为清谈的借口，前后相沿，步调一致，古代大人豪杰的志向事业，早已绝迹于这些人的梦寐之中，难怪那些庸俗猥琐、衰败无能之辈充斥其间。儒者说：立志以统帅气节。那气节，为什么一定要靠志向来统领呢？世上足以损害我们气节的隐患很多，而人生来，禀受于天的非大贤清明之气并不多。进入社会之后，污浊横行，浸染泛滥，不能固守其清明的本体，就会日渐随波逐流，直至终身沉沦，怎么能指望他们能自立呢？我因此借评论范公的人品而谈及此，有志向的士人可以反省了。

译韩琦论

所谓度量，是什么呢？斗的容量足以容纳升，用斗来容纳升，其痕迹就消失了；斛的容量足以容纳斗，用斛来容纳斗，其痕迹也就消失了。由此推演上去，度量越大，它所容纳的东西就越没有痕迹。天下是巨大的事物，只有它的度量足以兼容万物，然后才可以治理。现在，天下有智慧的人，而我想利用他们的明智，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退避；天下有才能的人，而我想利用他们的能力，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退避；天下有力量的人，而我想利用他们的强力，那么有力量的人就会退避。这样对于事务，必然无法施行；对于功业，必然无法成就。这是因为度量不足以相互容纳啊。《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大臣，诚恳专一没有别的技艺，他的心地宽宏，好像能够包容一切。”商容观察周朝军队进入（商朝都城），就知道周王说：“见到善事不欣喜，听到恶事不愤怒，脸色与内心相符，因此我知道他。”我曾经评论韩公在朝廷中，淡泊而不显见他的功绩，惠及万物而不显露他的痕迹。当时的贤能之士、掌管旧例的官员、文学之士，都被包容在他的范围之内，所以当他承担天下的大任，享有天下美好的名声，承受天下的大福，却没有陨落。韩公遗留的事迹，史传大多记载不全。他在政府任职时，曾与范仲淹讨论政事，有不合意的地方，范仲淹甚至拂衣而起，愤怒表现在脸上。韩琦慢慢拉住他的衣袖说：“希文难道不能再商量吗？”和气的样子充满面容，范仲淹也释然了。欧阳修不相信河图，韩琦与欧阳修共同辅政，不曾有一句话涉及《易经》。他平时与同僚相处，在仓促言语之间，从容涵养浸润，潜移默化地补救，有让人不知不觉进入境界的。在朝廷之上呢？有人曾说韩琦的宰相业绩无愧于古人，唯独文学不及。韩琦说：“我担任宰相，欧阳永叔担任学士，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韩琦规划治理天下，用欧阳修来润饰伟大的功业，欧阳修的文章，就是韩琦的文章啊。这话尤其可以看出他的存心。贤者与贤者相处，时常多有不同意见，其流弊于是发展到分门别类，纷争不止，而比较短长，想要胜过别人的心，君子也不能避免。唉！观察韩公这个人，哪里用得着忿恨嫉妒呢？为什么不能宽容包容呢？这是宰相的准则啊。

与郭筠仙中丞论通志体例书

李元度

我多年从军，学业荒废。去年秋天，主管官员招我进入修志馆，那时我请求回家奉养父母还未得到批准，担心有阻碍，需要恳请当权者再次陈述，所以不敢推辞。又听说主持这件事的是阁下，我不过是充当写官的行列，在旁边聆听高论，也借此启发我的闭塞，所以暂且混迹其中，实际上不能胜任工作。近来议论多而成功少，同事一半已经辞职离去，正担心事情没有结果，又怎敢再标新立异？但是愚者千虑，或许有一得之见，私心认为不安，也不敢沉默停止。先前看到同人拟定的体例，实在有令我不满意的，不敢附和，恭敬地列举并商讨它。志书是官方的书籍，自然有通行的体例，书成后应当缮写正本，上表呈给皇帝阅览，不同于私家著述，也不同于郡邑志还可以别出心裁的情况。康熙年间曾颁布《河南通志》给天下，作为修书的范式。雍正七年诏令各直省编纂通志，也曾经由礼部颁布条例，现在虽然不能见到，但是各志书都在，《河南志》也在，这就是通行的格式。至于《盛京通志》《热河志》，都是经过皇帝钦定的，《大清一统志》则是奉皇帝命令编撰的。《四库全书提要》称《盛京志》制定凡例，一一都是皇帝的睿裁，但是所分的三十六门，统称为志，没有听说另外设立名目。《热河志》分二十四门，《一统志每个行省设立统部，外诸府及直隶州，又各分二十一门，都没有听说变更名目。自从嘉庆年间谢蕴山修《广西通志》，模仿《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的体例，设立典一表四略十录二传八实，两百年来十八布政司中，每部书都创立新体。道光初年阮文达重修《广东志》，仍然效仿它，于是成为喜好古奇者的滥觞。昨天看到子寿同年《志例琐谈》，打算完全效仿它的体例，您认为正确，我私下感到困惑。恭敬地考察列祖列宗《实录》完成后，惯例修撰《圣训》，就以《实录》馆作为训典馆，典的意义本来自《尚书》《尧典》《舜典》，都以稽古著称，它们是史臣追记，很明显。所以训典只适宜用于列圣，而现在皇帝的诏旨，又不能不恭敬记录，统称训典在义理上不安，反而不如各志书称诏谕的合适。查《广西志》训典中不记载世祖定鼎建元的诏书，凡是列圣遗诏、登极诏都缺失。《广东志》效仿它，却唯独将仁宗遗诏、宣宗登极诏恭敬记录在篇中，竟好像有所选择，然而开宗第一义，就详略不伦类这样，这是不可效仿的第一点。学校是政教的源头，人才由此产生，世道的升降与之相关。康海《武功志》将学校并入建置中，这只是为了简略，而且是县志，暂且从略罢了。但是已经有议论它的，通志效仿它，就可以说是不知根本了。考察州郡志中保存的，以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周淙的《干道临安志》为最古老。《吴郡志》目录有二十八，中间设立学校门，在州宅亭馆祠庙之前；

译（此条）接续在城池、社稷、官署之后。从宋仁宗庆历四年开始，朝廷下诏要求各郡县都设立学校。朱氏的著作完成于元丰七年，相距三十多年，但他对重视学校教育的认识已经像这样深刻。此后如常棠的《澉水志》、袁桷的《延佑四明志》，都详细记载了学校，未曾听说将其并入官署、亭堂、寺庙以及城邑祠祀之中。明代包节的《陕西行都司志》，将学校和祀典置于建置门类中，认为这两者是建置的大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他说：“除了郡县的山川人物之外，没有哪一项不是从建置开始的，难道能全部附在建置门类下吗？”他的论断是正确的。本朝尊崇道义、推崇儒学，典章制度极其完备，远远超过宋明两代。《两广志》却将学校列在建置门类中，略去了所有典制、礼仪、乐舞等内容，一概付之阙如，这难道是可以略去的吗？还有什么不可以略去的呢？如果说这些事属于公共典制，《通礼》《会典》有专门的书籍，无需赘述引用。那么他们所谓的“经政略”“前事略”，哪一项没有成书，却在那里详细记载而在这里略去呢？况且既然将学校并入建置门类，而学制、学田苦于没有依附之处，却又分别出现在经政略中，相距三四十卷之远，不仅轻重失当，而且首尾隔绝，这是不可效仿的第二点。古代的地方志只记载方域、山川、物产罢了。《元和郡县志》涉及古迹较多，沿用《山海经》的体例；《太平寰宇记》才开始涉及人物、艺文，都是由舆地推广而来的。有了土地然后才有人民，政事法度应当以地理为根本。现在用表来接续典，表目有四项，只有沿革属于地理，而职官、选举、封建却以此类推，共八十多卷，才开始提到地图。现在又增加道里表，篇幅更加繁重。《提要》说：“末大于本，舆图反而像附录”，其批评确实如所讥讽的那样。而且让读者翻阅二三十册书，在地方志的名义下还看不到地图，实际上名实不符，这是不可效仿的第三点。《周官》六卿分职，后世六部沿袭此制，凡是官署都设立六曹。贺氏的《经世文编》也以此分类。邓氏的《庆志》首创六书，虽然改变了旧例，但条理分明而不混乱。现在他们所谓的《经政略》，分为二十一类，合并吏、户、礼、兵、工五部的政事，统归一门，头绪迷茫，不便检阅。至于户口应与田赋连类，却归入《舆地略》中，附带希姓，尤其觉得不伦不类。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以户口、水利、食货为门类，《提要》讥讽其牵强不伦，创例不协调。可惜没有见到《两广志》。

译通志旨在完备地记载官民情况，考据适宜，雅俗共赏，凡是通行的体例，人们都熟悉。如今忽然更改名称，使阅读者感到茫然。等到核查所记载的内容，仍然是官方的言论，不过是合并、替换以显示不同，徒然显得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章法罢了，这是不可采纳的第四点。方志古称图经，图和表，《河南通志》都有，自然不可缺少。至于录、传，都与志含义相同。既然称为志，志中又有略、录、传，这不是叠床架屋吗？古代志书以录命名的，只有宋代高似孙的《剡录》，其目录有官治志、山水志、兵志、学志等，反而以录为经，以志为纬。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高似孙任馆职时，给韩侂胄写生日诗九首，都用“锡”字，暗含九锡之意，被清议排斥。他任处州知州时，尤其贪婪残暴，这个人不足称道，他的书更不足凭信。以略命名的，只有明代谢肇淛的《滇略》，分为十门，叫版略、胜略、产略、俗略、绩略（原文为绩略，疑为绩略或物略之误，依文意译为物产或政绩相关，此处直译绩略）、献略、事略、文略、夷略、杂略有，意义一脉相承，没听说又混入其他体例。此外，如明代任庆云撰写的《商略》，自称本于华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说：“华峤说‘略’语出《史通》，也是史志的别名，不是地志的名称。”略的含义，惯例如此，那么把志改为传，就更没必要了。又考证明代雷礼的《真定志》分为四纪九志十五传，《提要》讥讽它与地志体例不合。隆庆年间《永州志》分为一记七志五传，《提要》讥讽它虽然宗法《汉书》，但不是志的体例。胡淞《滁州志》《提要》也讥讽它以志名冒充史体，文章虽然创新但义理却违背，可见地志不宜袭用史体，这是显而易见的。《提要》是钦定的书，言论混淆，以圣裁为准。《两广志》炫耀博杂、标新立异，所以与《提要》相悖，这是不可采纳的第五点。有人说谢启昆、阮元号称博学大儒，创制体例应当有法度，然而舍弃钦颁的成例、钦定的成书，而独自听从一家的臆说，这难道是遵循正道、遵循常理的意思吗？难道符合为下不倍（不违背）的原则吗？况且十八个布政司都有志书，两广只占其中两个，广西志在谢氏之前的有郝浴、李绂、金之俊，广东志在阮氏之前的有黄佐、刘秉权、郝玉麟，都遵循通例，可见谢、阮只是两广志书中偶尔这样做的人罢了。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必违背众人、独断专行，舍弃平坦大道而走羊肠小道？如果只是被他们的名声所震慑，那么各省纂修通志见于《四库目录》的，黄宫允（黄叔琳）、沈光禄（沈起元）、查编修（查慎行）、傅编修（傅玉露）、陆检讨（陆奎勋）、孙编修（孙灏）、顾司业（顾栋）、高杜检讨（高诏）、储庶常（储大文），都是杰出的人才，未必就落后于谢、阮二人。从前王文恪（王鏊）作《姑苏志》，因为杨仪部（杨循吉）喜欢造谣诽谤，不想和他同局修书，书成后，杨循吉挑出“姑苏”二字，还没展开书卷就诋毁为不通，王文恪大为信服。毛西河（毛奇龄）撰写《萧山志刊误》，又作《杭志三诰三误》，当今做杨循吉、毛西河这样的人，正不乏其人。如果遵循旧章而偶尔有误，还可以辩解；改变通例而招致诽谤，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不可采纳的第六点。这六点，即使质问作者，也不能强词夺理。至于山川关隘，反而排在舆地之外；官职业绩著录，另立迁谪一门。等到阮氏说“国初收复广东及削平尚藩等大事，已载入《国史》，此志不得记载”，与《广西志》同例，那么子寿已经纠正其错误了。然而还想沿用其例，大概只是看到目录，没有仔细考察其书吧？我认为作志以典核谨严、完备掌故、扶植伦常、有益于民风吏治为贵，不在于体制的不同。先前南屏年丈在《大箸湘阴志》中屡次想要提出疑问，我说邑乘惯例不呈报，不妨自成一则，只是通志不可固执己见。事见告亦如此说，至今并未裁定体例，推测未必最终以两广志为准则。我私下担忧过度，顾虑或许会一成不变，所以不能不言。我见《江南通志》采用班史体例，分为十志，以纲统目，以简驭繁，与河南志小有出入，但体例确实完备。附录别纸，略加变通，将职官、选举、封建、世爵等表移到后面，以恢复地志面目，不知是否得当？如果一定认为这是盲说而置之不理，我也就不敢有伴食之怀，谨慎罢了。担心口述不能尽意，所以以笔谈冒犯清严，伏地惶恐。

拟汇刊宋人及国朝人补历代史志序。

姚文〇

从前刘知几《史通》论述史书有六家，而归结为二体。然而编年一体，并非没有作者，但沿袭正史唯独使用马、班旧式。我曾对此感到疑惑，反复思考，才知道纪传可以涵盖编年，而编年不能涵盖纪传。怎么说呢？《史记》《汉书》首列本纪，本纪就是《史记》《汉书》中的编年。如果列举一朝的将相任免、封爵、袭替，而丝联绳贯地编为表；罗列一代的典章制度，而使之各具本末地编为志，那么其开篇条理清晰，胜过编年家。这就是编年家的短处，而《史记》

译这已经是《汉书》的长处了。唯独奇怪的是，后来撰写史书的人，能够效法《史记》和《汉书》，却仍然舍弃了《史记》和《汉书》的长处。比如陈寿、李延寿的史书都没有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的史书以及唐初所修的各种史书，都只有志而没有表；《旧唐书》和《五代史》也是如此。那些既有志又有表的史书，又往往详略不当，令读史的人感到遗憾。宋代时，丰城熊氏才开始有补史的著作，到了我们清朝，这类著作尤其兴盛。如今广东书局又有校补史志的计划，书籍的增补，正不可限量。然而先出版的反而已有散佚的忧患。这里汇集各种补史著作，编为一部，既是为了扩大它们的流传，也是为了让潜心研究史籍的人没有零星购买的困难。唉！用当时所缺少的，而由后人加以补缀，其益处已经微薄。但是打开书卷条理清晰，读史的人便受益了。于是仿照《史记》的体例，列出目录如下。

译西汉郡国的兵制，班固附在《刑法志》中。京师的卫士见于《百官表》，没有设立专门的兵志，并不是疏漏缺憾。钱氏搜集采录本书，使散失的内容全部汇聚，虽然说是借史学抒发胸臆，但也有功劳了。收录钱氏的文章，季补《汉兵志》一卷。

史书没有年表，从后汉开始，不知道《东观记》以及谢承、司马彪等人的书本来就是这样吗？总之，范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丰城补史之堂因此兴起。收录熊广居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自从范晔开了先例，后来者沿袭他，所以十七史中除了《史记》《汉书》外，只有《新唐书》有表，其余都缺失。四明万氏全部补撰，如同女娲补天，功劳伟大。收录万季《历代史表》五十九卷。

熊丰城的书已经很好了，然而海昏没有，寿亭各条也有缺失。四库馆臣纠察之后，有作者削去其瑕疵，拾取其未备之处，编成一部书，也是丰城的功臣。收录钱可庐《后汉书补表》八卷。

魏收作《魏书》设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设立部族表，元朝起自北方，应当同此例，而史臣缺失，这怎么能不补录呢？钱竹汀《元史氏族表》三卷。

竹汀另有《元史稿》百卷，可庐另有《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想必他们各有专精，与汉圣、唐鉴公的美名相比也不难。艺文一门，尤其是钱氏所用心研究的，收录竹汀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收录可庐补《续汉艺文志》二卷。

目录之学，史志最为重要。然而除了汉、隋、唐、宋五书外，没有记载这一项的。现在所采集的，与钱氏兄弟的书相先后。收录倪玙士补《辽金元艺文志》卷，收录侯君谟补《后汉艺文志》卷，《三国艺文志》四卷。

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并编了年表，现在又散佚了。而后来的作者，又有所制作，以司马迁《十二诸侯六国年表》及《秦楚之际年表》为例，虽然补入书中也可以。收录张廷硕《十六国年表》卷。

自汉代以来，谈论地理的，推崇班固的志。司马彪《续汉志》，大致可以继承。此后，群雄纷争疆域割裂，记载它愈难，而记载它的人缺失也愈严重。有能用心于此，而做那艰难之事，岂可不珍视呢！收录《洪稚存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汉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

正史没有记载僭伪疆域的先例，稚存《十六国一种》固然不可以补入书中，然而做那艰难之事，正于僭伪蜂起时可见，有不可用常例拘束的，所以因稚存书，并录徐仲圃《东南北朝舆地表》若干卷，刘孟瞻《楚汉诸候疆域志》一卷。

现在《隋书》十志，乃是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以证明，那么说《梁书》无地理志，是不可以的。然而《书》有地理志，而稚存《东一种》史学家珍视它。梁朝本来没有专志吗？收录洪子龄《梁疆域志》八卷。

郝冀公《续后汉书》有官职录，然而杂采《史记》、《前后汉书》之文，记载冗杂，不可据为三国典要。《汉书》百官表，实承《史记》将相大明年表之例，后世史臣只为之志，失去初意了。收录子龄《三国职官表》三卷。

李延寿《南北朝》无表，志然而沈约、萧子显、魏收及唐之史官，既各为之志了，那么志固然可以不补，而表则必当补。收录《周》两《塍》《南北史表六卷。

曾怪司马彪《志》舆服，沈约、萧显《志》符瑞祥瑞，而食货、刑之大缺，轻重颠倒，莫此为甚。后汉、南未有为之补辑者，今录郝兰皋补宋书食货志一卷，刑法志一卷。

兵之有志，始于《新唐书。自是乐清钱氏，遂起而补汉书之阙。越数百年，乃复有钱氏者起而补《书之阙。若有渊源者然。录钱衎石补兵志一卷。

凡宋人所补，表一，志一。国人所补，表七，志十有三，合若干。其有续出者，惟当世君子留意焉。年月日，某序。

答东洋近出古书问

姚文栋

中国通日本始于秦。史迁言始皇遣徐市即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徐尝称海中有三神山。其后实至日本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墓，此其证也。日本通中国始于后汉。范书言建武中，委奴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所谓委奴者，亦即本。近时筑前人掘土得汉委奴国印，此其证也。徐福渡时赍书与否不可考。彼史称有典坟，殆因中土有此而附会之，未有人见其书也。欧公《日本刀歌》云

译“徐福东渡时，书籍尚未焚毁，散失的百篇古书至今尚存。法令严苛不允许传入中国，所以世上无人能识读古文。”这不过是喜好古道的想象之辞罢了。根据源光国《大日本史》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从百济征召王仁，才开始有《论语》和《千字文》。这就是钟繇所书的《千字文》。继体天皇七年、十年，百济派遣五经博士扬尔，又派遣汉安茂，才开始有五经。《日本纪》将礼乐、书、《论语》、《孝经称为五经。《古语拾遗》说：“上古的事情，只是口耳相传罢了。自从王仁来到日本，才开始识字。”查考日本与百济相通，那时正值中国南北朝末期。而陈寿《三国志·魏书》中有“亲魏倭王”，《北史》说其后又接受中国的爵位任命。东晋战乱，宋、齐、梁三代朝聘不断，由此可知中国汉代以后频繁与日本往来，却没有一部书籍流出海外，考察日本国史可以得知。隋炀帝时，日本派遣大礼小野妹子。《隋书》说：“苏因高就是那个人”前来朝聘。小野妹子回国，上奏说：“臣回国时，《隋书》授予臣书籍。臣的船经过百济，百济逼迫臣夺走了书。”这是中国书籍东传的开始。此后派遣到唐朝的使节在路上相望，又频繁派遣留学生来唐，因此该国书籍逐渐丰富。然而日本史书没有艺文志，无法考证其书目以及各书存佚聚散的原因。到了宋代，记载日本僧人圆然进献郑注《孝经》，又圆然叙述其本国书籍中有《文馆词林》。宋人不知道书名，误将“馆”写成“观”。此事见于宋朝《类苑》引用杨亿《谈苑》。推测中国经历五代战乱，书籍多散失，反而有凭借日本流传下来的。然而日本自保元、平治之乱后，武家争权，源、平两族日日交战，天下动荡，书籍多毁于战火。那时赖以维持一线传承的，只有僧人罢了。过了九百多年，德川氏兴起，文治复兴，各藩设立学校书库，昌平坂学问所、足利学校、枫山官库、伊势林崎文库，其中藏书尤其众多。一时学士大夫受风气熏陶，没有不知道珍视古本的。如狩谷氏求古楼、小岛氏素木堂、福井氏崇兰馆、新见氏芦文库、曲直濑氏怀仙楼、山氏九折堂、增岛氏竹荫书屋、塙氏温古堂、多纪氏三松齋、伊泽氏酌源堂、海保氏传經庐、松碕氏石经山房、奈須氏久昌院，都是海外声名显赫的藏书处。近代书目学家，前有藤佐世的《日本现在书目》，又有今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大致足以供考证。森立之说：“该国所传古抄本，完整保存了隋唐旧貌，是宋元人所不能看到的，不下数十百种。至于宋元刻本及朝鲜刊本，是明代以来各家所未曾见过的，更是数不胜数。”一一能证实他的话，颇为不虚夸。然而那些书籍散落在各地，难以搜集。而明治维新以后，废除世袭禄位，废弃旧制，学士贫困，将不能保全其所有。那些流落民间乃至消亡的，翘首可待。光绪三年，番禺何公出使日本，访求搜集佚书，无所收获。然而日本人知道中国在寻求这些书，于是渐渐拿出他们的藏书，让世人知晓。如今星使遵义黎公再次搜集，不到一年间，不胫而走的，将近二十种，那么将来继续有所收获，不可限量。

译《瀛环志略》自序

徐继畬

地理没有地图就不清楚，地图没有实地勘察就不详尽。大地有形，不能凭主观想象随意伸缩。西方人在远航时，船帆所到之处，便提笔绘图，所以他们的地图最为可靠。道光癸卯年，我因公驻守厦门，遇见美国人雅裨理，他是西方博学多闻之士，能说闽南话。他有一册地图，绘制雕刻极为精细，但我苦于不认识上面的文字，于是临摹了十几幅，向雅裨理询问翻译，粗略知道了各国的名称，但最终仍不能详细知晓。第二年再次到厦门时，厦门知府霍君蓉生购得两册地图，一册宽两尺多，一册宽一尺左右，比雅裨理的地图册更为详密，并获得了泰西人的汉字杂书几种。我又搜集求得若干种，这些书语言粗俗不通顺，高雅之士不屑一顾，我却荟萃采择，得到片纸也保存记录不丢弃。每次遇见泰西人，就翻阅地图册，考证域外各国的地形时势，稍稍了解其概况。于是依据地图立论，采纳诸书中可信的内容，扩展成篇章。久而久之，积累成卷帙，每得到一本书，或有新闻，就删改增补，稿件修改了数十次。从癸卯年至今，历经五个寒暑，公事之余，只以此作为消遣，未曾一天停止。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看到后，认为可以保存，为之删订错误，分为十卷。同僚中索要观看的人很多，怂恿刻印，于是命名为《瀛环志略》，并记下其缘起如此。

附凡例

一，本书以地图为纲领。地图是从泰西人原本临摹而来，原图中河道网络，细如毛发，山岭城邑，大小俱全。既然不能全部翻译其名称，而汉字笔画繁多，也不是方寸之地所能注写的。所以河道只画最显著的，山岭只画其大势，城邑只标国都，其余一概省略。

一，本书专门详述外域。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印度）之北，所有蒙、回各部，都是我国朝廷管辖之地。朝鲜虽然突入东海，也如同亲藩，都是神州的辅佐，不应列入本书。谨在卷首绘制一图，表明拱卫北极、朝拜宗主的意义，而不敢赘述一词。

一，南洋诸岛国，与闽粤相近，五印度邻近，两藏汉以后，明以前，都是弱小的番部，朝贡时通。现在都变成了欧罗巴（欧洲）各国的据点，这是古今的一大变局，所以在这两地论述较详。至于诸岛国，自两汉时即与中国相通，历代史籍不无记载，但地名国号辗转混淆错误，方向远近也说法不一，无法究诘，反而不如近代闽粤人游历南洋的记录可靠。本书关于南洋诸岛国，都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其沿革于后。（五印度现为英吉利属部，都依据泰西人的书，其历代沿革过于烦琐，且半涉及佛经，仅在篇中略述数语以归简净。）

一，西域诸部，直至南方的波斯、天方（阿拉伯）诸国，泰西人绘有分图。岭之西，里海之东，波斯、阿富汗之北，俄罗斯之南，泰西人绘为一图，总名为“达尔给斯丹斯丹”，一作“士丹”，西域语意为国主。《元史》讹为“算端”，又作“算滩”。这是古时康居、大夏、大宛、大月氏、奄蔡诸国，历代变更沿革，混乱如乱丝。近代士大夫从军西域者，也多有所撰述。现在只就见于官书的内容，约略言之，不敢涉足考据的藩篱，也聊以藏拙罢了。

一，日本、越南、暹罗、缅甸诸国，历代典籍论述非常详细。现在只就其现在的国势、士俗立传，而附其沿革于后面。至于欧罗巴、阿非利加（非洲）、亚美利加诸国，从前不见于史籍，现在都从立国之始，直到今日。其古时名国，如加巴、庇伦，即今土耳其；东土波斯，即今波斯；希腊，即今土耳其；西土犹太，即拂菻，即今土耳其；东土罗马，即大秦，即今意大利；列国厄日多，即麦西，在非洲北境；非尼西亚，即加尔达额，在非洲北境之类，都别为一传，附于今本国之后，大概界限分明，不涉牵混。

一，泰西诸国的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都取自泰西人的杂书，有刻本，有抄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大约数十种。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但事实则多有可据。诸说间有不同，选择接近正确的跟随。也有遇见泰西人时得之于口述的，凑合而敷衍成文，期望成片而已。取材既杂，不再注其出自某书。

一，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精通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近泰西人无深于汉文者，所以其书多俚俗不文，但其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于是知道他们的文章反而不如这样质朴。

一，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翻译则十种不同，一人翻译则前后或不同。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同音者或数十

译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的情况，而中国没有这种字，所以用汉字来记录外国语言，那些无法完全吻合的本来就占了十之七八。而西洋人学习汉字的都居住在广东东部，广东当地的方言本来就不是汉文的正音，辗转传抄导致混淆错误，于是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一个波斯，有时被翻译为白西，又转变为包社、巴社，讹误为高奢。我曾经让西洋人口头叙述，他们说「百尔设」，又让他们笔下书写，则写为「比耳西」。现在将翻译语音不同的异名标注在各国的条目之下，希望阅读的人容易辨认，然而也不能遍及所有情况。

译有一位西洋人对于汉字的正确读音不能细致区分，于是“斯”、“士”、“是”、“实”、“西”、“苏”等字混作一个读音，至于“剌”与“拉”就更不用说了。“土”、“都”、“度”、“杜”、“多”、“突”等字混作一个读音，至于“撒”与“萨”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所翻译的地名、人名，说法各不相同。

一、西洋各国语音本来就不相同，这本书中的地名有英国人翻译的，有葡萄牙人翻译的。英国人翻译的，字数简单但语音不全；葡萄牙人翻译的，语音虽然完备，但一个地名多达八九个字，曲折拗口难以契合。例如美国，英国人翻译为“缅”，葡萄牙人翻译为“卖内卖”，读起来像“莫内”，读起来像“昵”。现在暂且用来记载事迹，无法知道哪种是对哪种是错。

一、地名中，“亚”字在开头的，都读作“阿”；在结尾的，多读作“讶”。“加”字多读作“嘎”，平声也有读作“家”的。“内”字都读平声，音近“尼”字，读起来像“诃”。

一、各国的正式名称，如瑞典应当写作“瑞典”，丹麦应当写作“嗹马”，西班牙应当写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应当写作“波尔都噶亚”。但是一经更改，读者突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所以一切仍然沿用旧称。

一、外国地名人名，少的一个字，多的多达八九个字，完全没有文义可以遵循，几个名字连写，读者无法断句，现在将地名人名全部钩画出来，间或加上圈点以醒目，明知这不是著书的体例，姑且取其便于阅读罢了。

《日本国志》凡例 甲申九月

姚文栋

一、编排次序。全书分为十卷。第一卷总述并附东西两京。第二卷畿内。第三卷东海，分为上下两卷。第四、第九卷仿照此例。第四卷东山道。第五卷北陆道。第六卷入道。第七卷山阳道。第八卷南海道。第九圈西海道。第十卷北海道。每道以国为纲。每国首先记载疆域，其次形势，其次沿革，其次郡数，其次户口，其次田圃，其次租税，其次府县治所，其次军镇，其次学校，其次名邑，其次山岳，其次原野，其次河渠，其次湖沼，其次港湾，其次碑角，其次岛屿，其次暗礁，其次灯台，其次灯船，其次浮标，其次工场，其次物产，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经纬幅员、建置治体、皇宫官省、军舰泡台、开港铁道、电机邮便各门，都总载于首卷中。至于古迹名区与政治无关的，都不采录。工程始于光绪八年正月，至九年十月完成。

一、事物异称，日本一里，有人说相当于中国十里，有人说六里多一点。其里法，六尺为间，六十间为�0，三十六町为里。田亩制度，一间平方为步，三十步为亩，十�0为反，十反为町。另外街也称町，市集称各邑，书信局称邮便，外国租界称互市场，船埠称波止场。此类不可枚举。其地名人名，多有用杜造之字，为中国字典所未记载的，如〇〇十山〇（上〇下）〇〇中囗〇（八〇方）〇〇米〇〇〇之类的，现在全部仍然保留，以见一隅风气。

一、采用书籍。内务省地理寮及东京地学协会收藏的地志书最多，但都是日文，没有全汉文的。现在将采译书目录列于后：《日本风土记》五十卷，《民部省图帐》二卷，都是官书。《大八洲记》十二卷，梨本佑之撰。《天保乡帐》无卷数，官书。《舆地实测录》十三卷，伊能忠敬撰。《日本地志提要》七十七卷，《国势要览》二卷，都是官书。以上总国五畿内志六十卷，《关祖衡》撰。《迁都考证》一卷，望月纲撰。《雍州府志》十卷，黑川道佑撰。《摄阳谈》十卷，冈田徯志撰。以上畿内三�0地志百十二卷，藤堂元甫撰。《五铃遗响》八十卷，安冈亲毅撰。《入尾张志》六十卷，深田正韶撰。《骏国杂志》四十九卷，阿部正信撰。《骏河新风土记》无卷数，新庄道雄撰。《骏河志料》七十九卷，新宫道平撰。《甲斐国志》百二十三卷，松平定能撰。《豆州志稿》十三卷，秋山章撰。《新编相模风土记稿》百二十五卷，官书。《新编镰仓志》八卷，河井恒久撰。《新编武藏国风土记稿》二百六十五卷，《东京府志料》百二十卷，都是官书。《新编常陆国志》六十三卷，中山信名撰。以上东海近江舆地志略百卷，寒川�0情撰。《飞州志》十二卷，长谷川崇忠撰。《白川风土记》三十三卷。《新编会津风土记》百二十卷，都是官书。《新撰陆奥国志》九十卷，士岸俊武撰。以上东山三�0志四十卷，富田景周撰。《若耶谈》二卷，撰人不详。《足羽县地理志》无卷数，官书。以上北陆�0因�0志三十七卷，安倍维亲撰。《云阳志》十四卷，黑泽宏忠撰。《怀橘谈》二种，撰人不详。以上山阴�0作阳志六卷，江村宋普撰。《东作志》四十五卷，正木辉雄撰。《备阳记》三十五卷，石丸定良撰。《冈山

译《县里程经纬周围录》一卷，官修之书。《备前略史》二卷，成田元美撰写。《福山志料》三十五卷，吉田丰功撰写。《艺藩通志》一百五十九卷，官修之书。以上为山阳道。《日本国地方铭鉴》一卷，安冈百树撰写。《纪伊续风土记》九十七卷。附录九十四卷，官修之书。《阿波志》十二卷，藤原宪撰写；《赞岐志》十卷，尾原景惻撰写；《西赞府志》六十卷，秋山维恭敬撰写；《西条志》二十卷，官修之书。《南路志》一百二十卷，武藤致和撰写。以上为《南海地道里纂考》二十八卷，官修之书。《太宰管内志》八十二卷，伊藤常足以撰写；《筑前续风土记》二十八卷，贝原本笃信撰写；《丰后国志》九卷，唐世济撰写；《长崎志》十六卷，田边茂其撰写；《续长崎志》十三卷，小原克紹撰写；《肥后国志》无卷数，森以瑞撰写；《壹岐续风土记》一百十七卷，吉野秀正撰写。以上为《西道道边要分界图考》七卷，近代守重撰写；《虾夷志料》二百九卷，官修之书。以上为北海道，共计九十九部。又有朝鲜书籍《海东诸国记》二卷，也可作为参考。

译一是参订姓氏，冢本明毅、中根叔都是静冈人，北泽正诚是长野人，柳禾〇酋悦是三重人，川田刚、荒井郁之助、岗本监辅都是东京人，藤野正启是爱知人，铃本大亮、岗千仞、本材信卿都是仙台人，小牧昌业是鹿儿岛人。以上这些人，有的熟悉地理形势，有的通晓历史掌故，随时向他们咨询访问，纠正了许多错误。

二是未备之处，除了这部书之外，还有《矿产考》《海陆驿程考》《火山泉考》，都另外作为专书，所以卷中没有列入一个字。又有《年号表》以及注明险要地形的地图，作为这本书的辅助，都因为时间紧迫，整理修订尚未完成。又如军政、官制、刑法、食货等方面，都是立国的紧要事务，考察搜求不容遗漏。后来的君子，希望他们加以补充。

《皇朝通典》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皇帝命令撰写。按照八个门类事项，一如杜佑的旧例。其中的条例有的改革，有的沿袭。比如钱币附在食货门下，马政附在军礼门下，兵制附在刑法门下，在道理上相近，在义理上可取，现在也没有更改。至于古今制度不同，不能强行统一。比如食货典中的榷酤算缗，礼典中的封禅，前朝的弊法早已被圣代废除，就一律删除，不再保留虚设的名目。又比如地理典，因为统包历代，分合无常，疆界参差，名称错乱，所以推究本源，以九州作为大纲。现在既然专门叙述本朝，自然应当恭敬地遵循现在的制度，威德震动四方，疆域广阔，东到日出之地，西到无雷之国，山河两戒，并在职方管辖之下，最近又平定了冉駹，开设屯田，列置戍守，皇家疆域更加广阔，已经不是九州旧界所能包容。所以都以《大清一统志》为准，不再用《禹贡》的州域来扰乱当今时代的版图。至于杜佑叙述唐朝掌故，与历代合为一书，所以都在篇末杂乱地缀连，其文字简略，也是体裁限制，不得不这样。现在则专门编纂一部书，以彰显国家典章。正当法制修明的时代，宏大的谋略和政事不胜枚举，所以卷目增加，超过了旧书。而且杜佑所采用的只有《开元礼》比较详细，现在则功业昭著，各自成为完整的篇章。礼有《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乐有圣祖御制的《律吕正义》、皇上御制的《律吕正义后编》，刑有《大清律例》，兵有《中枢政考》，地理有《皇舆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满洲源流考》《皇舆西域图志》。又有《大清会典》及则例总领纲领，八旗及六部则例具备条目。所以分条缕析，端委详明，用来昭示万年，确实足以美化国家礼制。又哪里只是杜氏搜集残文，汇编成书所能同日而语的呢？

《皇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奉皇帝命令撰写。起初与《五文续文献通考》合为一编。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前朝旧事使用平书，而叙述当今时代的典章，记录列朝的诏谕，尊崇称颂帝号，在礼仪上应当出格跳行，体例特别不同于统一，于是命令从开国以后另外作为一本书。后来续《通典》《续通志》都是古今分卷，就是采用这本书的体例。其二十四门，起初也仍然沿用马端临的目录。后来因为宗庙考中采用马端临的旧例，附录庙因，而载入敕建的各种祠堂，仰承圣上鉴察周详，纶音训示，申明礼制，厘定典章。执笔的大臣们才知道尊卑有分别，名实难以混淆，恍然大悟于沿袭谬误的过失，于是恭敬地遵循圣谕，另外设立庙一门，增加原目录为二十五门。其中的子目：田赋增加八旗田制，钱币增加银色直及回部普儿，户口增加八旗壮丁，土贡增加外藩，学校增加八旗官学，宗庙增加崇奉圣容之礼，封建增加蒙古王公，都是根据现在制度所有而增加的；市籴删除均输和买和籴，选举删除童子科，兵考删除车战，都是根据现在制度所无而省略的。至于象纬增加推步，物异删除洪范五行，国用分为九目，尊号册之典从帝系移入王礼，则是斟酌而稍微改变其体例。考察马端临所记宋朝之事，虽然因为世家遗荫，多识旧闻，但是计算其编撰实在是在入元以后，所以典章散失，疏略不详。理宗以下三朝，因为国史北移，更缺失无一字。据理宗以后国史，元兵载以北归，事见《宋季三朝序》。现在则圣圣相承，功成文焕，实录记注都记录在史官公牍奏章中，全掌握在籍氏手中，每件事都寻源竟委，概括无遗，所以卷帙繁富，与马端临原本相当。《尚书》兼陈四代而周书最多，《礼记》也兼述三王而周礼尤其完备，借鉴殷商借鉴夏朝，百事修明，文献足以征引，搜罗自然广泛，有不必求博而自博的道理了。

史学

阙名

儒者以五千年前后的历史作为镜子，映照亿万人的操作，灵顽之质，从三代开始，直到明朝，持论不可更改，行于上下，效仿者沿袭于长幼，沿袭于四方。这个时候，震旦儒士局限于见闻，虽然汉唐史志对岭西的地势国名颇为详细，但风教缺失。元代几乎囊括全亚洲，等到进入中原，鞭长莫及。那时的士大夫没有听说研究印度、波斯、突厥等事实，以考察政俗兴

译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朝大大开拓了疆域，威势所至，使陆上震慑、水中战栗，然而三百年来国运运转已至穷尽。《易经》说：“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中国的通达局面如此严峻，却坚持不变直至死也不变，即便已经变了，民众议论、官员士人聚集成千上万的儒生，咨询他们关于“三通”、“二十四史”的名目，能完整列举出来的人也很少。更何况是了解全球呢？就像溺水求救，衣服来不及脱；落入井中被人推石，狼已经得逞。如果不先让他们透彻了解古今中外的情况，却指望他们奋起，这就像在聋人面前演奏韶濩之乐，本来就不奇怪了。荀子说：“想要观察圣王的法则，就看那些显著的地方。后王就是这样。”谢秋水说：“在经书中学习明理，在史书中学习事务，史书在学问中占十分之六，而阅历锻炼又占十分之四。”所以，不通晓中国历史，就不知道秦汉以来的政治学术，哪些是真正的源头，哪些是旁支末流，经历数千次变化而没有归宿；而制度典章文物那些明显改变程序的，还不在此例。不通晓西方历史，就不知道欧洲数百年以前世家掌握权力，民众习惯于旧常，士人谈论空理。比如西历1278年，英国人诬蔑研究物理的人为妖术，这与中国的永和遗风相近。只是西方越变越实在，中国越变越空虚。将中西各种历史对照考察，我疑惑那些天天谈论皇王精意的人，仍然固执地以不变为借口，而对于俄国的大彼得、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等一切史实从未梦见的人，却说“那是他们的旧习俗”，哪里有所谓百年以来的新政呢？从前耶律德光对臣下说：“中国的事情我都了解，我国的事情你们不了解。”拿辽国与今天的西方比较，其智愚优劣如何呢？尚且能如此。那么，我们中国四万万人民竟然没有通晓各国治乱兴衰原因的人，可以吗？不可以。

译古代六经都是史书。《尚书》由左史掌管，《春秋》由右史掌管。《尚书》已存，《易》是用于占卜的史诗，列国得失的礼乐，以及史官的制度。经与史互为表里。等到周代文治衰变，回归殷代质朴，楚国、晋国的史书各自形成流派。于是以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为正史，荀悦、袁宏的纪事，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史书。至于兵刑谱系的不同类别，诏令奏议的合并归属，有的作为地理遗编，有的作为职官故事，有的沿袭周代六典的遗制，有的仿效刘向七略的体例。辨析源流，周知派别，原本是史家的常例。而有志之士，更以专心探究四民教养的根本，通考历代礼乐兵刑的制度，并能付诸实施为要务。如果沿袭宋代诛心之论的余绪，承袭明代评点末流的陋习，衍生为空谈，博取科举功名，这就更加低下了。总之，考古以证明今世，由中及西，博观而约取，顺应时势而达致实用，这四点，是史学的宗旨。

因此，阅读历代正史、编年、纪传的记载，是通晓古史。阅读《国朝东华录》《东华续录》、魏源《圣武记》等书，是通晓今史。阅读黄遵宪《日本国志》、王韬《法国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徐景罗《俄史辑译》、冈千仞《米利坚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以及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艾约瑟《欧洲志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还有林乐知、严良勋、李凤苞的《四裔编年表》、王韬《普法战纪》、林乐知《昂翟来东方交涉记》、林乐知与郑昌棪的《列国岁计政要》、李提摩太《泰西新史览要》，是通晓西史。只是中西文字迥然不同，诸史多经翻译而成，词意杂乱不实在所难免，因此初学者多苦于其艰涩难懂，通达之人又轻视其琐碎。这就要求儒者平心静气，以西史精要之处与中史参互研究罢了。我曾说，从前没有西学，华人很少能通晓史学，精于史学裁断谬误的人虽不乏其人，但能破除秦汉以来治乱得失症结的，十中无一二。如今袭取西学的皮毛，华人反而想要废弃史学，没有西学时史学亡，有西学时史学也亡。想要挽救这种过失，首先应当揭示古今各国政治术数的异同，以知晓强弱存亡的根本。其次考察列国源流、种类迁徙，再次列举帝王人物中西比较，再次阐明各教派别，否则将来环球大地不能超越孔子改制精心的境界。再次表明各国和战机要中有关全局者，再次详述各国古代土著与中国獞黎蛮苗逐渐消亡的道理，再次明确应读史书。其详情容每册列考。唐太宗说：“以古为鉴，可知得失。”我说，合中西之古以为鉴，其收效又当如何呢？

西方不设立史馆，报馆就是他们的史馆。凡是召开议院时，君主亲临，王公大臣以及各位议员都到场。无论事情大小，各自陈述观点以剖辨是非，报馆就记录这些并传遍一国，散布于五洲。《礼记》有言：“史载笔，士载言”，大概就是这种遗意吧？所以言论没有忌讳，多记录实情，比起中国的史书更为可信。其推广新闻纸之多，即使到了酒楼茶肆，往往也有。这是史馆为一国公有的权力，史学是四民共同知晓的事业。而且凡是地数、民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报、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等，无不详细记录且核实，与中国史书各表志的体例相同。按照《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出于稗官，如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以讲说之。”今天的报章，就是日后的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都权衡于此，一举而三备。所以本报首重史学专门者，确实是重视它，确实是谨慎它。

读史记丛论

世人传说家天下，从夏禹开始。史书记载，禹去世，将天下授予益。三年丧期结束，益让位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退避居住在箕山之南。孟子所述的义理，也与此相同。那么启拥有天下，是天下人给予他的，不是禹传位的，这是确凿的。所以说家天下从夏开始，可以说是从禹开始，那么禹就是开端了。

秦始皇即位，就以愚弄天下百姓为心，哪里知道这会导致失去天下呢？最终亡于首先发难的陈涉。陈涉只是一个百姓罢了，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项羽、刘邦继陈涉而起，如果陈涉不反，天下就不会乱。刘邦、项羽虽有大志，恐怕未必会立即起来与秦朝为难。所以秦朝家天下虽然灭亡，导致秦朝灭亡的，未尝不是陈涉造成的祸害。秦始皇想要愚弄百姓，最终被百姓所愚弄，后来的王者，千万不要轻视百姓啊。

高祖性格豁达，不从事生产。他隐居芒砀山时，跟随的人日益增多。饮食服御，谁来供给？势必出入山泽，夺取小民的财物，如同寇盗所为。看他与项羽作战，项羽要烹杀太公，高祖神色不为所动，并且说：“分我一杯羹。”这虽然是事势逼迫，但父子天性

译大凡有血气的人，哪里忍心说出这样的话呢？高祖难道真是亡命之徒吗？他后来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不过是侥幸承接了秦朝衰败之后的局势，并且得到了萧何、张良等人辅佐罢了。高祖怎么足以作为天下的典范呢？

译汉高祖在荥阳被围困时，几乎无法逃脱，幸好纪信代替高祖欺骗楚军，汉高祖才得以脱身。纪信最终被项羽烧死。在这场战役中，如果纪信不死，汉高祖就不能活下来。汉代四百多年的天下，都是靠纪信一个人的力量得来的。等到高祖登上皇帝之位，大封功臣，却唯独没有封赏纪信。难道是因为纪信已经死了，就认为可以欺骗他吗？高祖的刻薄寡恩，本来就不只是对纪信一个人。只是可惜当时的萧何等人，也不为纪信在九泉之下辩白一句。如果有知，恐怕这些人也没有脸面去见纪信了。

谈论封禅的人，没有比秦始皇时期更兴盛的了。凡是方士，没有不被采纳建议、听从言论的，劳民伤财，怨恨充满天下，而神仙终究看不见，不死之药终究得不到。秦朝迅速灭亡，封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本来是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共同鉴戒的。而汉武帝即位后，信用方士，专门从事封禅，到老也不醒悟，最终导致天下疲敝，百姓怨恨痛恨，如果不是几乎成为秦朝灭亡的后续，那就太少了。唉！地位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责任也没有比天子更重大的，难道可以抛弃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不顾，任凭私情妄为吗！

《史记》中的《历书》以及《天官书》、《河渠书》等篇章，都渺茫不合常理，与国家政事无关，不如删去。

楚国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伯嚭的祖父，这是楚平王的错误举动。伍子胥、伯嚭已经逃到吴国，攻破楚国，不共戴天的仇敌，也已经报了。再鞭打平王的尸体，不是太过分了吗？伍子胥、伯嚭鞭打平王的尸体，是为了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既然臣服于平王，那么被君主杀害，也是本分上不能推辞的。君主对于臣子，虽然亲情不如父子，但尊贵是一样的。为父亲和祖父报仇，固然是孝子顺孙。然而父亲和祖父的君主，也就是我的君主。为了父亲和祖父而鞭打其君主的尸体，不仅自己是不忠，而且使父亲和祖父陷入不义，这不仅是不能忠于君主，也不能算是孝。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伍子胥、伯嚭大概也是逞一时之忿，而忘记了大义吧？

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最为兴盛。然而文公在做公子的时候，喜爱齐国的女子，留在齐国，没有离去的心。幸好齐国女子以及赵衰等大臣谋划，灌醉了他，用车载着他走，最终返回晋国，于是成就了霸业。假使当时没有齐国女子以及赵衰等大臣，那么重耳也不过是在酒色中终老，默默无闻罢了。重耳周游列国，在外十九年，辛苦艰难都尝遍了，还难免沉溺于安逸，不顾祖宗的大业，酖毒的比喻，确实可信啊！

小白因为齐国动乱而逃亡，重耳因为动乱而出奔，等到回国，齐桓公于是发奋图强成就霸业，最终成为春秋的首领。西方国家王子游历的制度，难道没有深意吗？居住的环境改变气质，供养的条件改变体质，这是沉沦志气的关键。作为君主，关系到一国的存亡，承受万民的观察和听闻。志气既然懈怠，还能有政事来治理国家吗？观察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更加感叹西方国家王子游历制度的好处。

汉代的萧何和曹参曾经有过嫌隙。等到萧何死后，推荐贤能只推举曹参。曹参担任相国，完全遵循萧何的制度，没有什么变更。唉！这两位大臣，都可以说是汉高祖的良臣。萧何能忘记曹参的嫌隙而举荐他吗？萧何深知当时的相国非曹参不可，忘记私怨，顾全公义。曹参则认为天下刚安定，法律不容扰乱。萧何既然制定了制度没有弊端，遵循并守住它，百姓才能安宁统一。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私怨而不顾天下的公义呢？万民安居乐业，是曹参担任相国的功劳。高祖得到贤才，是萧何举荐曹参的力量。萧何可以说举荐得当，曹参可以说没有辜负举荐。因此这两个人，确实是互相配合而更加显扬。

汉代如果没有萧何，就不能成为汉代；没有韩信，就不能消灭楚国。等到高祖即位后，对萧何则逮捕并囚禁他，对韩信则捆绑并杀害他。汉高祖也太刻薄寡恩了！然而韩信因为谋反的缘故被杀，还可以理解；那么萧何呢？贵为相国，臣子的地位已经到了极点，因为小事就立刻把他交给狱吏，为什么反复无常、轻率用刑到了这种地步？汉高祖真是莽撞的英雄啊！

周亚夫将军驻军在细柳，法令严肃。天子为此屈服，亚夫带兵的方法确实正确。然而亚夫既然做了将军，那么军队就是亚夫的军队。亚夫也知道将军是谁的将军吗？谁让他做将军？谁让他拥有这支军队？都是天子。军中听从将军的命令，确实是因为军中由将军节制。然而节制将军的是谁呢？谁节制将军？谁给予将军节制军队的权力？又是天子。士兵知道有将军，将军难道可以不知道有天子吗？为什么用军礼在军中接待天子呢？因此带兵的才能，亚夫固然有余，侍奉上司的道理，不免还有遗憾吧？

豫让不肯臣服赵襄子。说：“既然已经献上礼物臣服侍奉别人，却要求杀他，这是怀着二心来侍奉他的君主啊。这话多么深刻！确实足以使天下后世那些怀着二心侍奉君主的人感到羞愧。然而豫让本来是范氏、中行氏的旧臣，中行氏被智伯消灭，智氏是中行氏的仇敌。豫让不为中行氏报仇，反而做智氏的臣子，并且为智氏报仇赵氏。烈女不侍奉两个丈夫，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既然臣服中行氏，那么中行氏已经灭亡，作为家臣应当与他们一同灭亡。再臣服其他家族，已经是两个君主了，所臣服的是智氏，可以吗？豫让也想过智氏对于中行氏是什么样的人吗？指责他侍奉赵氏，就知道自己已经臣服智氏而……”

译不能再做赵氏的臣子了。当他做智氏臣下的时候，也曾想到过中行氏吗？对智氏忠诚而不忠于中行氏，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呢？推究他的内心，不过是智氏对他厚待，中行氏对他薄待，所以一方面报答厚待，一方面遗忘薄待罢了。看他说的“别人以普通人对待我，我就以普通人回报；别人以国士对待我，我就以国士回报”，这一句话就可以揭示他的隐秘心思了。唉！豫让啊，哪里足以作为天下后世做臣子的典范呢？

译秦朝李斯的儿子李由从三川郡归来，百官为他祝寿，门庭前的车马骑兵数以千计。李斯感叹道：“事物忌讳过于兴盛。”李斯出身平民，地位达到人臣的顶点，富贵到了极点。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衰落，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收场。听他这话，好像李斯本是明白大道的人。赵高想要废掉太子，用富贵来打动李斯，李斯又眷恋他的爵位俸禄，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只是苟且容身，阿谀迎合。那“盛极必衰”的话出自李斯之口，却不知他后来竟落得如此下场。李斯如果能在当时顺势退隐，那么日后夷灭三族的惨祸，赵高虽然狡猾，又从哪里加害到李斯身上呢？唉！那个谋求容身固宠的李斯，竟然成了连首领都保不住的李斯了。看他跟随赵高废掉嫡长太子的举动，可以知道昔日的感叹，并非畏惧过于兴盛，只是害怕衰落罢了。

自古以来做非常之事的人，必定等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定有非常的才能，尤其必定有非常的器量。才能，是做事的基础；器量，是承载才能的器具。有才能，事情就可以成功；有器量，才能才得以施展。有才能而没有器量，就只足以扰乱天下，而不足以治理天下；有器量而没有才能，就只可以处在太平盛世，而不可以处在离乱之世。曾经读《史记》，战国时期的士大夫，才能之大，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但大抵格局狭隘浅薄，规模卑劣狭小，折腾了几十年，纷扰了六七个国家，他们的君主和臣子，没有对天下有什么益处，只是导致纷争扰攘，战争杀伐，从春到冬，直到没有停止的日子；从早到晚，没有停止的时候。虽然秦始皇吞并六国，天下一统，但所用的李斯等人，终究都是有才无器的人，所以陈涉一呼，天下像云一样聚集响应，而秦朝于是有了土崩瓦解的祸患。汉高祖只是一个豪强罢了，萧何、张良纵然不是大器，也已经超出于战国士大夫之上，于是奠定了汉朝四百余年的天下。唉！战国时期的士大夫的才能，上下数百年，纵横数万里，这是不可多得的，但最终没有成就，不是很可惜吗！那么没有器量的人，虽然有才能，也不足以依靠了。

秦始皇焚书论

苏东坡把秦始皇焚书的罪责归给李斯，这是不对的。秦始皇焚书，不等待李斯，虽然李斯进言，于是焚毁了《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但是假如李斯不进言，秦始皇必定自己会做而不迟疑。为什么呢？因为在秦始皇的时候，夏商周三代的王道已经废弃，严酷的法律兴起，他把古代圣人的书籍视为无用的赘疣之物已经很久了。李斯只是探察秦始皇的心意来迎合引导他，使秦始皇完全废除古代的法度而崇尚督责罢了。李斯不过是趋时求荣而已。但是假如秦始皇能考虑上古的事情，效法殷周亲近贤人的做法，君子远离小人，发奋修明政治，减轻刑罚，重视士人百姓，像这样的话，李斯虽然狡猾，他敢在秦始皇面前进献焚书的言论吗？而且秦始皇果真能远离小人，那么李斯这些人怎么能在秦朝的朝廷立足呢？所以焚书的举动，我不说是李斯，而说是秦始皇。等到秦朝灭亡，我不说是二世，而说是秦始皇。陈涉，是平民奴隶，是被征发戍边的徒役，没有商汤周武王的贤德，不是王公的尊贵，却能在什伯之中奋起臂膀，致使天下的英雄豪杰群起而攻打秦朝，没有其他原因，是秦始皇不亲近士人百姓，不修明政治，废弃王道，禁止文书，蔑视古代圣人，抛弃礼义，在天下肆意妄为，使天下的臣民都不安于其所。他向来被天下臣民所怨恨厌恶，所以陈涉一呼，天下于是像云一样聚集而响应。秦朝灭亡的契机，就在此时显现了。曾经推究秦始皇的心意，认为天下已经安定，法令应当统一，如果让诸生不效法当今而学习古代，恐怕他们议论我的短处，假如不禁止，那么君主的权势就弱了。这就是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然而秦始皇的心意还不止于此，所以又坑杀儒生四百多人。秦始皇也是怕君主的权势弱而已，没想到事情竟然有不可逆料的结果。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立少子胡亥为帝。胡亥之所以被立，是因为长子扶苏在外。长子扶苏之所以在外，是因为劝谏坑杀儒生的缘故。秦朝之所以坑杀儒生，是因为诸生议论的缘故。诸生之所以议论，是因为焚书的缘故。推究其源头，考察其根本，就知道秦朝灭亡的祸患，实际上基于焚书的举动。可悲啊！秦始皇想要削弱天下反而削弱了自己。然而因焚书而灭亡的，不只是秦始皇而已。后来汉高祖进入关中，萧何不收《诗》《书》而收取地图户籍，项羽全部焚毁，而项羽也灭亡了。因焚书而灭亡，在这里可以借鉴。后世的君子想要治理天下，还不要重蹈前车的覆辙啊！

张耳陈余论

陈胜说：“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成就大名。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这话旨意深远啊！人生在乱世，如果有凭借的工具，豪杰的资质，谁不想三分天下，面南称王呢！秦朝吞并天下，暴政横行，天下怨恨毒恨，豪杰四起，中原的猎物，谁将得到呢？于是凡是有血气的人，就起来与秦朝争夺天下。张耳、陈余，也是当世被称为豪杰的人。看他们劝谏陈涉“称王楚国”的话，固然审时度势，顾全大局而不私心一己，但综观他们的生平，有愧于豪杰之称的地方很多。所谓豪杰，是磊落豪放，坚强果断，才德过人，智勇出众，能忍受小的愤怒，不扰乱大的谋略，能成就大事，不贪图小利的人。

译我起初认为他们以信义相约，后来却以权势利益相互倾轧，最终导致一生的豪杰名声，毁于一旦，所谓的豪杰，竟然像这样吗？张耳被围困在巨鹿，陈余拥有军队却不救援，张耳责备陈余，于是结下怨恨嫌隙。陈余曾遭受官吏对张耳的鞭打，知道张耳责备自己不能忍耐，似乎张耳本来是能忍辱的人，到了这里却又不能忍耐，为什么前后像两个人一样呢？陈余既然解下印信给张耳，张耳就据为己有；陈余又怨恨张耳，不肯谦让，为什么如此留恋利禄、贪恋爵位呢？窥探他的心意，不过是想得到将军印信，以便专断军事，使得可以获取富贵、博取荣宠罢了，起初并没有大的志向。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必定有超过常人的器量，超越常人的见识，能够有所忍耐，然后才能尽得天下之利；不有所贪求，然后才能取得天下之势。小的忿怒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气，利禄不足以动摇他的情感，放开天下人的作为，而慢慢制约其后，然后天下都进入我的笼络，受我的钳制，事情才能成功。项羽的勇猛，远远胜过高祖，然而消灭强秦而取得天下的人，不在楚国，而在汉朝，为什么呢？回答说：项羽虽然勇猛强悍，但他的器量、见识却本来狭隘浅薄，远远不及高祖。因此，凭借项羽的才能，器量见识狭隘浅薄，尚且被高祖诛杀，那张耳、陈余的才能既远远低于项羽，却想求得不死于高祖，怎么可能呢？秦始皇暴虐，天下愁怨，正是给人夺取天下的资本。假使张耳、陈余能够任用天下的豪杰之士，招收山东敢死的士卒，领兵向西进发，迅速进入咸阳，就可以平定郡县，占据关中而控制天下，等到项羽、高祖起兵时，中原的天下已经落入张耳、陈余之手了，这才是豪杰所做的事。

译唉！天下纷争的时代，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能够平定诸侯，就可以面南称王了。不知道走出这一步，反而因为私人的愤恨互相争斗，导致败坏名声，毁掉事业，不是很可惜吗？有人说两只老虎不能互相扼杀，两个英雄不能同时并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假使有张耳而没有陈余，那么张耳或许可以成就大事；假使有陈余而没有张耳，那么陈余或许可以成就大功。互相依赖，也就互相制约，这难道不是必然的趋势吗？回答说：这确实是这样的。然而假使张耳、陈余本来就是豪杰，那么大丈夫贵在自立罢了。像刘邦、项羽那样就可以了，何必因为陈胜才起事呢？况且后来，张耳已经归附项羽，陈余确实可以专断军事，率领良将劲卒来争夺天下。为什么又因为张耳被封为王而愤怒，使得陈余自己只被封为侯呢？唉！豪杰的志向，仅仅在于封王封侯吗？既然归附汉朝，又背叛汉朝，不采纳李左车的计策，最终被韩信擒获，于是丧失头颅，尤其不能说是懂得用兵的人。当初如果采纳李左车的计策，那么韩信可以被擒获，刘邦可以被击败，汉朝能否成为汉朝，就不可预知了。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任用，陈余有一个李左车而不能听从，这更是千古以来深深惋惜的事情。我曾经推究论述，自古以来得到天下的人，没有比高祖更容易的了。高祖只是一个被迁徙的徒卒，编入户籍的平民罢了，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德，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天下数十个国家，项羽百万军队，像摧折枯木朽株，拨开蒙草振落树叶一样，取得天下如同反掌。后世的石勒、唐朝的李密，他们的才德器识，实际上远远胜过高祖百倍，而最终不能成为天下君主，是因为所处的形势不同罢了。继承三国，唐朝继六朝之后，那时的刑法不及秦朝那样毒辣，天下的怨恨痛苦不及秦朝那样深重。高祖时天下苦于秦朝已久，所以夺取天下容易，并不是他本来就有得天下的才具与见识。当初假使张耳、陈余的才具见识不像这样狭隘浅薄，那么他们的门客没有不是豪杰智谋之士，应当不仅仅只有李左车一人。秦朝的天下的归属，我不知道会落入谁的手里。可惜啊！张耳、陈余有得天下的资本，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志向。因此成就大业的人，处于可以做到的形势，尤其必须有想要做的志向；有想要做的志向，尤其必须有能够做的才能；有能够做的才能，尤其必须有可以成就我才能的器量与见识。我曾经广泛观察千古，而找到这样的人了。有成就我才能的器量与见识，而没有可以做到的形势的，李密、石勒是也；有想要做的志向，而没有能够做的才能的，苻坚、刘备是也；有能够做的才能，而没有成就我才能的器量与见识的，曹操、孙权是也。像张耳、陈余那样有可以做到的形势，而没有想要做的志向，只是没有大志的人罢了，哪里足以称得上豪杰呢！

淮阴侯用兵论

用兵的道理，勇冠三军容易，谋划周全困难；谋划聚集千人容易，决断出于一心困难。因此有勇不如谋略，谋略不如决断。有勇而无谋，是暴勇，暴勇的人必定失败；有谋而不断，是疑谋，疑谋的人不能成功。项氏的灭亡，不是勇力不足；刘氏的兴起，不是勇力有余，是谋与不谋，断与不断的问题。项王勇悍仁强，是汉王所不及的，然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有勇而无谋，最终导致他的强大容易变弱。其开端在于驱逐范增让他归田，其关键更在于驱逐韩信让他归汉。将才如韩信，楚国失去他而汉国得到他，这是上天所以夺取项氏而给予刘氏的原因。汉王统领将领，而韩信统领士兵，以名将辅佐兴王，国士无双，于是成为战功第一。所以我并不推崇汉王的谋略，而推崇韩信的谋略；而且不推崇韩信能运用自己的谋略，而推崇韩信能运用别人的谋略。世上评论将材的人，必定推崇韩信，孙武、吴起不足道，吴起、白起、廉颇、李牧以下更不用说了？他对汉王说：“陛下统领士兵不过十万，我统领士兵越多越好。”自秦汉以来，未曾有将材像这样优秀的。统领将领，不是真正的君主不能做到，而统领士兵的才能，可以说独绝于天下。我曾经试着列举古来的名将而感叹选择将领之难，其人如此。赵云胆量壮，还要依靠诸葛亮的指挥；周勃军令严，尚且缺乏陈平的计略。勇可以依赖，而谋不可依赖，不是将材的全部。于是有的人神机妙算，置孙武、吴起的兵法而不谈；有的人降低身份读书，教授《春秋》《汉书》而熟习。这哪里有异术呢？“不读兵书的人，有谋略作为暗中契合；多读兵书的人，有谋略来观察其会通。”战场没有必胜的军队，而帷幄中有必胜的将领，将领固然自有其道。得到这样的将材，而又正值急需将领的时候，这是韩信可以不求助于汉王，汉王不能不求助于韩信的原因。然而有人说韩信年少时不能治理生计，长大后不能结交君主使其了解自己，依靠萧何在前的极力推荐，张良在后的赞成，于是登上坛台拜将，全军都震惊。由此顺风而呼，俘虏魏王，擒获夏说，兵下井陉，成安君授首，背水一战，千古称奇。只是兵法几句，韩信凭此成功，而马谡最终凭此失败，难道不是上天将要兴盛汉朝，所以使所向克捷，侥幸成就“子房”的名声吗？不知道广武献策，早在韩信的计谋之中，假使他的计策果然被采用，韩信必定不会冒险到这种地步。看见知道他不采用，又自度其力足以胜

译这样，自然不必等到全军都死战，必胜的态势就已经很明显了。评论韩信带兵，应当以此作为最出色的表现，而他统帅的宏大深远，不在于能够斩杀陈余，而在于能够赢得广武君李左车。当韩信解开李左车的捆绑，以师礼相待，诚心归附其计谋，舍弃己见而听从他人意见，用长击短的权衡之道，取得了先声夺人、后实制胜的效果。灭掉赵国之后，一举威胁燕国，再举平定齐国。所有这些都是广武君的计策，但实际上却是韩信的谋略。

译他隐藏实情以迷惑敌人，就像腹中藏着甲兵一样深不可测；他制定计谋并投入战斗，就像撼动山岳一样坚不可摧。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百胜，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成为他的对手。先前用陶罐渡河出奇兵，后来用沙袋取胜，那么越是层出不穷，就越便于运用。如果不是善于谋划并能成功的人，谁能建立这样的伟业呢？况且高祖依靠三杰来夺取天下，他说萧何负责镇抚百姓、供给粮草，张良负责运筹帷幄而获胜，然而萧何只是文官而不能带兵出征，张良多病而未曾执掌兵权，只有韩信能够统领百万大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取。需要将领之才，除了韩信还有谁呢？萧何说：“除了韩信，没有可以共同谋划大事的人。”张良说：“只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由此可见，韩信在深谋远虑方面，与樊哙等将领相比，相差多么悬殊啊！所以当刘邦与项羽相持不下时，都知道权柄掌握在韩信手中。汉王商议割让函谷关以东的土地，黥布可以驱使，彭越可以驱使，名义上借助三人的力量，实际上依靠的是一位将领的功劳。而蒯通却想用奇策打动他，说勇猛谋略震动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劳盖过天下的人无法赏赐，但韩信不为所动，难道不知道两位君主的命运都悬在自己手中吗？竟然如此犹豫不决、狐疑不定吗？大概应当决断时就立刻决断，这是将领的方略；不应当决断时就不决断，这是臣子的本分。所遗憾的是假王一事误请逮捕，暗中萌生谈论兵权之意的人，不免为此感到气馁罢了。总之，韩信在军事机变上的高明，胜过卫青随意邀取上天侥幸；韩信在个人谋划上的拙劣，甚于项羽妄引上天灭亡。史公惋惜他因叛逆被杀，说韩信如果能学习谦让之道，不夸耀、不自大，或许汉朝的首功之臣，可以与周公、召公、太公望比肩。不敢庇护他的短处，确实不忍心埋没他的长处。论将，三代以来，商汤、周武王的仁义难以期待，即使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也不易得到。而齐国的技击之士，魏国的武卒，以及秦国的锐士，有精兵却没有良将，那些不重蹈覆辙的，极少啊。世上那些夸耀一次胜利的威势，就想著书立说来流传后世的人；百人队长，也想凭借策略来迎合时势的人，都是韩信的罪人。更何谈拘泥于旧智而自恃其才，像莫敖那样招致失败；熟读父亲的书却不通晓变通，像赵括那样迅速灭亡呢？贺若弼评论将领，说杨素是猛将而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而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而非大将，意思大概是以大将自许。可惜他的评论虽然正确，但他本人尚且不如韩信可以担当此任。李左车为韩信出谋划策，似乎左车的谋略，实际上出自韩信。上位者不知道，只有高祖能任用韩信，只有韩信能任用左车。左车虽然有谋略，恰好足够供韩信使用。左车被韩信所用，更知道韩信远远胜过左车。后来的名将，无法企及了。

读《三国志》

《三国志·孙权传》中记载，孙权正式登上尊位，蜀汉丞相诸葛亮极力拒绝称臣的提议，派遣卫尉陈震出使东吴，庆贺孙权即位。孙权于是与蜀汉平分天下，将豫、青、徐、幽四州划归东吴，冀、并、凉四州划归蜀汉，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订立盟约说：“上天降下丧乱，皇纲失序，臣子趁机夺取国家权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颠覆四海，至今九州分裂。昔日上天没有统御，百姓神灵怨恨痛苦，无处停息。等到曹操的儿子曹丕凶暴无道，接连作恶，窃取天位。而曹叡愚昧无知，追随曹丕的凶恶行径，凭借武力盗取土地，尚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昔日共工制造混乱，高辛氏出兵讨伐；三苗违背法度，虞舜征讨他们。今天消灭曹叡，擒获他的党羽，不是汉和吴还能是谁呢？讨伐邪恶、剪除暴虐，必须声讨他们的罪状，应当先分割土地，使士民之心各有归属。因此《春秋》记载诸侯讨伐卫国，先分割其田地，宋人以此表明其义。况且古代建立大事，必须先盟誓，所以《周礼》有司盟的官员，《尚书》有告誓的文字。汉与吴，虽然信任发自内心，但分割土地、划定疆界，应当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播，辅佐本国，统兵在外，诚信感动阴阳，诚意震动天地，再次结盟，广泛表达诚信与誓言，使东西方的士民都共同知晓。因此设立祭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次歃血并加上文书，副本存入天府。天高听下，神灵威严辅佐诚信，司慎司盟，神祀无不降临。自从今天汉与吴结盟之后，同心协力，共同讨伐魏贼，救助危难、体恤患难，分担灾祸、共享喜庆，好恶一致，没有二心。如果有害汉的行为，则吴国讨伐它；如果有害吴的行为，则汉国讨伐它。各自守卫分得的土地，不相侵犯，传给后代，始终如一。凡伯的约定，都如盟书所载，诚信之言没有差错，确实在于友好。如果有违背此盟约，制造祸端、率先作乱，违背盟约、不协调，怠慢天命，明神上帝将讨伐监督，山川百神将纠察惩罚，使其军队溃败，不能继承国家，请你们的大神明鉴。”

按，当时吴蜀所划分的九州之地，都被魏国占有，吴蜀两国只是说些快意的话，未能实际施行。后来的读史者，已经为此感到怅恨。后来司马昭派遣锺会、邓艾率兵伐蜀，吴国人不能严格遵守盟约，车马奔驰、士兵奔走，倾全国之力去救援。等到蜀国因被魏国讨伐来告知，仅派遣大将军丁奉督军前往寿春，将军留平与施绩前往南郡，将军丁封、孙异到沔中商议出兵方向，以救援蜀国，远远地

译声援毫无实际帮助，等到听说后主出降，就立刻停止军事行动，这确实与救助危难、体恤祸患的约定大相违背，而且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春秋》记载说“吴人来援”，称“人”是贬低的措辞。那救援不力的讥讽，在史书中留下了遗憾。推究起来，蜀国既然已经被灭，吴国也不能独自长久存在。不到十年，王浚就率领水军到达石头城，孙皓乘坐青盖车进入洛阳了。

译然而魏、蜀两国的灭亡，并非亡于魏国，而是亡于蜀国。虽然是被魏国所灭，但其中的计谋实际上出自司马昭。不久之后，魏国也将皇位禅让给先前的吴国而灭亡，这还足以稍稍缓解后人的愤恨。这里暂且不详细论述，只是盟约后半部分的那几句话，与现在和约中彼此互助的条款没有区别，也就是西方各国的联盟那样。盟约前半部分关于瓜分魏国疆土的话，考察史书传记，类似的情况不少见，难道因为这种事如同儿戏，就不值得效仿吗？

自从通商以来，海上的局势日益紧张。法国与越南那一仗，中国还算没有吃太大的亏。冯宫保在镇南关取得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人心。然而当权的大臣们不能乘胜追击，竟然急于议和，以至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提出了瓜分中国的说法。等到甲午年朝鲜事变爆发，海军全军覆没，更加被外人轻视。瓜分的言论刊登在报纸上，毫无顾忌，甚至说法国占据广东、广西、福建，英国占据长江各省，德国占据山东、山西，俄国夺取东三省以及蒙古、朝鲜的土地，北京及直隶作为公共土地，并且已经秘密订立盟约，即将寻找时机行动等话。唉！这难道是我们中国士人百姓所能忍受听到的吗？又难道是我们中国士人百姓所能忍受说出的吗？

如今，德国首先发难，借口小小的教案，突然用两艘兵舰占据了我的胶澳。朝廷顺应时势，隐藏锋芒，委屈自己等待时机，不想轻易挑起战端，打算从长计议，同意将胶澳租给德国，以九十九年为期限。只是根据德国人传述，将一切仿照香港办理。那么，把胶澳全部拿走，还能称之为租界吗？如果仿照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的办法，那么还可以用“租界”二字来勉强自我解嘲。德国占据胶澳之后，俄国军队已经进入旅顺。有人说：“按照条约代为保守。”又说：“借以屯兵。”总而言之，无论怎样措辞，俄国已经满足了它的大欲。英国人声称要收回舟山，又想借我巨款开通三个商埠，大连湾是其中之一。俄国听说后加以阻挠，并声称如果不答应就动用武力。德国皇帝派遣他的弟弟督军赴华，大言不惭，各国都讥笑他越分。至于告诉朋友的话，则说“弱弟将要做中华的皇帝”。唉！这是多么丧心病狂啊！

俾斯麦瓜分中国的阴谋，十年前就已经听说了，近年来更加肆无忌惮，几乎有照着书本行事的气势。胶澳大概是它的开端吧？各国都想效仿它。把骨头扔在地上，狗争着吃。细看亚洲恐怕难免于战祸了。唉！神器（国家政权）不可以靠武力争夺。疆场之事，你进我退，胜利了就提出万种要求，失败了就割地求和。战争的大势，可以看得出来了。然而民心尚存，就是天命未改。深重的忧虑能启发圣人，多灾多难能振兴国家。少康凭借一旅之众，尚且恢复夏朝祭祀，配享上天；勾践凭借五千甲兵，最终建立了灭吴的伟绩。怎么能轻易用吴、蜀结盟的事，妄自比拟俾斯麦的瓜分条约呢？

诸葛孔明论

后世的儒者评论先贤，必须先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是我处于那种境地，又会怎样？先考察他的心术，再观察他的学业，接着看他的事功，仍然要考究当时的时势，然后才能判定他的得失是非。所以评论古人必须有见识。为什么妄加讥评，以创造新奇可喜的言论呢？王景略出仕苻秦，因为他临终遗言“不要攻打江左”这一句话，当时和后世人尚且原谅他的志向，不忍苛求他的行为。又何况诸葛武侯，是三代以下不可多得的人啊？古今评论孔明的人，没有不以忠义来赞许他的，然而说他是识时务，可以说是明大义，则未必。这有四点理由：刘备虽然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但服属关系遥远，世数难以考证，就像宋高祖自称是楚元王之后，所以《资治通鉴》不认为他继承汉统。周瑜以枭雄看待他，司马懿以诈力鄙视他，孔明独自有什么见解而委身于他呢？这是第一点。刘备屈尊拜访草庐，说“主上蒙尘，想要伸张大义于天下”，言辞很正当。孔明用跨越荆益、成就霸业的利益来开导他，于是刘备的志向才开始转移，不再把献帝放在心上，未曾派一个使者前往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二点。向吴国求救，没有一句话提到献帝，而是用鼎足三分的说法去游说，在三国时期说这样的话，献帝再也没有染指天下的希望了。这是第三点。刘备在汉中称王，是建安二十四年，献帝还在，竟然敢于自称王；听说献帝遇害，孔明不能仗着大义，联合孙吴声讨罪贼，反而请求即位，费诗认为大敌未克，就先自立，恐怕人心疑惑，孔明反而发怒并贬黜了他。这是第四点。

立这四点来挑剔武侯，是不深知武侯的人。武侯为人，闲居时淡泊以明志，出仕时宁静以致远，鞠躬尽瘁，集思广益平时以谨慎自许，遇事以谨慎行事。他的心术光明正大，他的学业纯粹精微，难道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吗？管仲尚且能尊崇周室、抵御夷狄，乐毅也能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使百姓知道道义，武侯自比管仲、乐毅，他的人品实在在管仲、乐毅之上，难道反而不知道大义吗？光武帝也不是帝室的至亲，然而成就统一大业，就继承汉统，假如昭烈帝成就了光武帝的功业，谁敢再议论他的身后事？假如光武帝只成就了昭烈帝的功业，也与昭烈帝相等。以成败论人，往往如此。至于周

译周瑜视刘备为枭雄，司马懿视刘备为靠欺诈和强力起家的人，敌对双方互相轻视，这哪里足以作为确定的评价呢？如果刘备真的如此，诸葛亮因他三顾茅庐而委身相托，又怎能比得上司马德操呢？司马德操、徐元直、崔州平这些人，也都是偏爱自己所喜好的人，喜欢刘备得到人才，庆贺诸葛亮遇到明主。而当时各位名士的见识，难道都低于后人吗？如果说《资治通鉴》不认为刘备是继承汉室正统，这是司马光个人的偏见。刘备不能继承汉室，却认为出身不清正的曹氏反而可以继承汉室？那么习凿齿、朱熹等人的说法，就都是错谬的吗？刘备虽然是疏远的宗室，终究是帝王的后裔，当时的人都清楚知道，又怎么能与刘宋相比呢？至于说刘备想要伸张大义等话，哪有初次见到贤人不说正直之言，反而说私下话语的道理？诸葛亮告诉他跨越荆州、益州，成就霸业等话，正体现出他不以大话欺骗世人，行动必定践行诺言的地方，所以他一生的功业不辜负草庐中制定的计策，这正是诸葛亮所不及的地方。当时，曹操实际上是篡逆的贼人，汉献帝是守成之君，即使假设刘备得到蜀地之后，每天派遣一个使者，每天进献一份奏表，每天进贡地方特产，果真能直接通达汉献帝吗？不过是向曹操进贡罢了。刘备、诸葛亮都是旷世之才，怎肯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情，来粉饰自己的一己忠诚，来掩盖当时人们的耳目，来博取后世的称誉呢？

译至于向吴国、孙权等人求救，他们正坐观成败，如果不以鼎足三分的利益来劝说他们，又将用什么言辞去进言呢？如果说应当尊崇王室，但天子已经被曹操挟持了。如果说应当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但曹操此时的恶迹尚未显著。况且孙权已经占据江东，鼎足三分的说法不过是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罢了，难道是教唆他做不臣之事吗？献帝被曹操控制，曹操能制约孙权，孙权不能制约曹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当时只求孙权不投降曹操，献帝尚能苟延残喘，昭烈帝才可以逐渐谋取荆州、益州。否则，篡夺汉室的举动难道还要等到曹丕的时候吗？昭烈帝在汉中称王，虽然不合礼制，但请求即皇帝位，实在是因为魏国已经篡夺了汉室，宗庙荒废，社稷更替，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君主，所以先正名分即帝位，奉祀汉室的宗庙社稷，然后申明大义，兴师问罪，这也属于权宜行事。如果上天保佑汉室，帝位最终会归于昭烈帝，所争的只是早晚而已。费诗的谏言，是常理；武侯的请求，是权变。如果因愤怒而罢黜费诗，怎么知道不是出于昭烈帝的私意呢？否则就是陈寿挟私怨诬陷武侯，武侯生平未曾因私意愤怒罢黜他人，为什么唯独对费诗正直的言论反而愤怒罢黜他呢？况且臣子侍奉君主，即使遇到平庸低劣的君主，未必事事都由臣子决定，句句都听从臣子的意见。为什么昭烈帝在伐吴这件事上，武侯也说：“如果法孝直还在，一定能阻止主上东行”，这不是证明吗？昭烈帝去世后，后主继承大统，武侯六次北伐中原，如果不是为了践行大义，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然而武侯的六次北伐不过是稍微尽到人事，想要挽回天意罢了，难道真的不知道汉室难以复兴吗？唉！武侯不幸生在汉室气数将尽之时，蜀地偏安的局面导致大义未能伸张，巨星先陨落，而他的事功所达到的程度，不仅不如伊尹、吕尚，而且不如萧何、邓禹。但如果论他的心术学业，不仅是萧何、邓禹所不能及，即使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无奈上天不保佑汉室，人多背叛汉室，为什么呢？所以他生前，大义未能伸张于当时；他死后，大义又未被后世所信服。既不幸受困于陈寿的史笔，又不幸再受困于文豹的议论。武侯如果有知，应当嘲笑他们的悖谬迂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不能不为他辩白，确实是担心后生小子看到他们深文周纳的言论，奉为新奇可喜的论调，推演到极致，将会认为孔子在东鲁做官想复兴东周，也是不明大义。这样一来，宇宙之内，竟然没有完人了！唉！这都是未能设身处地，深思熟虑就贸然发表议论。如果能深思熟虑，这种论调也不敢作。所以我常说：评论古人，必须有见识。

中兴四将论

以辱国失地的君主而侥幸得到中兴名号的人，是宋高宗。以宋室的罪人而侥幸列入中兴四将行列的人，是张俊、刘光世。史书记载刘光世不肯为国家担当大事，听到谈论恢复失地，意气愤然，不仅律己不严、治军无法而已，那么即使有战功，也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过。张俊帮助秦桧陷害岳飞，败坏中兴的大局，千古痛骂，然而史书将他与韩世忠、岳飞并称，并且说张俊最为杰出，这是多么的诬蔑啊！难怪评论者想要用张浚、刘锜来替换他们。天下有战将，有儒将。杀敌果断，骁勇敢死，是战将；忠勇仁爱，把握大体，是儒将。战将仅凭血气之勇，儒将则更有学问。我观察三代以下，号称中兴的，只有光武帝的那些将领大多敦厚笃实接近道义，有诗书之气。此外则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宋代的武穆王岳飞，可以比肩，韩世忠、刘光世也差不多接近。张浚则志向远大而才能疏浅，稍微有些褊狭浅薄，然而在符离之战中，甘愿沉浸于安然无事，称颂这种心学，他的定力也是不可及的。至于他推荐秦桧，虽然是大罪，但失误在于见识不足，与张俊有意结党秦桧，不可同日而语。这四个人，学问虽然有优劣，但都志在社稷，不愧为儒将。然而有良将，尤其必须有贤相；有贤相，尤其必须有明君。四将未能完成功业，评论者多归罪于秦桧，本来就已经不知道秦桧的奸谋，也是高宗的昏庸所启发的。秦桧曾经被罢免，但高宗任用贤才也不专一，早晨清明晚上昏昧，今天提拔明天罢免，应当长久任用并专一负责。而高宗对待将领如同下棋，即使没有秦桧，也未必能成功。像秦桧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没有呢？除去一个秦桧，怎么知道不会再有一个秦桧呢？所以我认为，宋朝有高宗而不灭亡，是天数；在高宗时代生出四将，使得中原最终不能恢复，也是天数。岳飞最贤能而不能保全自身，伍子胥功成而死于谗言，武穆王功不成而死于谗言，尤其令人痛心。我尤其悲叹拥有国家的人，处在可以战胜的局势下，却用议和挫伤将士的士气，摧毁天下人的信心。

论韩范筹边三策

历来谈论天下大局的人，比喻为棋局。我说国家疆域，正如同棋盘。棋盘有中心，就有四角；有四角，就有四边。疆域的形势，也有腹地，有边隅。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边防的策略，自古以来，哪个朝代没有呢？推究其祸患的关键，都在于西北；而考察其策略，确实没有比宋朝更完备的了。西陲的关系重大啊！这

译用计谋来应对他，不仅屡次侵犯边境，而且其猖獗程度之甚，更难感化他的心志并震慑他的气势。因为北方沙漠地区苦寒贫瘠，他们蓄意侵占地盘，并非一日之久了。任由他们侵占地盘而我不与他们计较，不是上策；一定想要他们归还所侵占的土地，却没有办法制服他们，也不是上策。那么，朝廷倚重为关键，转瞬之间就能见到平定局面的，怎么能没有人在其中筹划呢？看宋朝韩琦、范仲淹二位在军中，他们的深谋远虑是怎样的呢？宋仁宗元元年，赵元昊在夏州称帝。考察可知，元昊是西夏人，世代姓李，是德明的儿子，保吉的孙子。宋太宗因为李继迁请求投降，赐给他姓名赵保吉。到了元昊时，不愿臣服宋朝，妄自称帝。康定年间秋天，于是侵犯延州；庆历年间春天，又侵犯渭州。那时各个关隘都失守了，汹涌的态势，竟然无法遏制。银泥鹄的计谋，尤其奸诈厉害。西夏贼寇造成的祸害太大了！这时如果没有人来谋划应对，那么边防事务几乎不堪询问了！况且了解臣子没有比君主更清楚的，用兵应当攻心。君主忧虑而臣子却羞辱他，所谓的大节不夺是什么意思呢？军队精锐而不贵在人多，三军的勇气，是可以被夺去的。从前元昊入侵，人数虽然只有四五万人，但暗中诱骗〇作为声势，夏国可以说是有计谋了。而我们则边防不修，出兵没有纪律，势力分散力量薄弱，遇到敌人难以支撑。于是有范雍被欺骗，而被西夏贼寇打败贬官；有任福被诱骗，而被西夏贼寇战死。在这个时候，互相看着失色，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成为军国隐忧。西夏贼寇造成的祸害，不是更大了吗！于是感叹韩琦、范仲淹二人，应当是海内的人望，而同时被起用，不是虚名。和好相处的国家，自古就有，而元昊却忘记宋朝的恩德，反而用先人穿锦绣衣服，作为庸俗英雄称霸的言论？他的蓄谋已久，像这样想要他求和很难，即使或许和谈了；而想要他归还我们的土地，尤其困难。然而韩琦认为没有盟约而请求和谈的，是计谋；范仲淹认为有盟约而告诫晓喻的，是道理。

译看那听到韩琦名字就心惊胆战，听到范仲淹名字就魂飞魄散的谣传，虽然想要不和睦也做不到。然而派遣使者前来，上书立誓，世代遵守，称父称子，他们怀着归顺之心顺从，他们认为这是永久友好的基础，我却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不把权宜之计当作权宜之计，反而当作永久友好，稍微不戒备，就是招致失败的道路。于是韩琦、范仲淹大规模检阅州兵，日夜训练，六名将领分别负责，有先发制敌的谋略，并且估量西夏敌人的多少，派遣军队轮流出击以抵御他们。古人说：“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不可一天不准备。”这就是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说不必求和而应当用兵打仗的，是拘泥固执；说既然求和就可以忘记战争的，也是错误的。有人说：“无论是求和还是作战，策略都适宜。”求和的话，我方不欺骗你方，你方不猜忌我方，彼此推心置腹而不疑惑，这是两国的福气。作战的话，请听从命令，兵器一旦相接，谁胜谁负，都有定数，实际事务从此就停止了吗？不知道占据险要设置伏兵，是保卫国家的要点；驻扎军队屯田耕种，是保全自身的根本。能保全自身，没有不能保卫国家的，这是不变的道理。当韩琦、范仲淹经营泾原时，步步为营，持久不懈，以天下为己任，两人本来就有同心。推测他们的意图，认为舍弃求和而作战是中等策略；舍弃作战而坚守是上等策略。唉！世上那些不作战的人，在各路部署重兵，自认为能防守，势力孤立力量薄弱，敌人到来就抛弃他们，实在不如集中兵力从一道出击，击鼓前进，趁着西夏敌人骄傲懈怠，一举歼灭他们，那么防守就不如作战了。虽然如此，将领贵在挑选人才，挑选人才来统领军队，恩威并施，无论是统领千人还是万人，如果能够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自然兵将一心而在指挥之下，简直不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就像韩信统领军队，越多越好，除了这个没有其他方法。用有节制的军队作为国家的屏障，这就叫做有所准备没有祸患。然而军队不可一天不准备，尤其可贵的是百年不使用。道理在于用和来对待，用信来实行，用威来震慑，订立条约，守卫疆界，各自安守本业，各自治理自己的区域。因此永远保持太平的局面，不仅一方接受命令，即使推广到四海，也没有不敢来朝贡的，没有不敢来称王的。所以我说道：作战、防守、求和，这三者虽然万世筹划边防，也不能改变。

秦桧论

秦桧起初本来是宋室的忠臣，当金人想要得到三镇，下诏百官集议是否放弃防守，唐恪、耿南仲极力主张放弃，范宗尹以下七十人都想给予，秦桧与梅执礼、孙傅等人极力说不可，这也是多么为国忠诚而持论公正啊？等到青城被俘、全家北去，金人商议立异姓皇帝，宋齐愈首先写下张邦昌三个字来示众，王时雍甘愿做卖国的中间人，吴幵、莫俦、范琼之类的人争先推举拥戴，秦桧独自与马仲吕等人共同起草奏状，请求恢复皇位以安定四方，并且论述张邦昌在太上皇时期祸国乱政，导致国家危亡，这是本来写下名字喝毒药的唐恪不敢说的，而秦桧独自直言不讳地说，逃入太学的赵鼎、张浚、胡寅不敢说的，而秦桧独自正直敢言地说，说了触怒王时雍等人而不顾，触怒张邦昌而不顾，触犯金帅的盛怒而不顾，当时，秦桧以死抗拒金人的意图，与以死报答宋朝的心，与孙傅、张叔夜没有不同。金人抓获秦桧北去，与孙傅、张叔夜一起放在军中，心中忌惮秦桧对宋的忠诚，与忌惮孙傅、张叔夜对宋的忠诚没有不同。作为秦桧，纵然不必像孙傅那样跟随皇帝到燕山而死，张叔夜那样在路上扼喉而死，只要能不改变他不放弃三镇的说法，不忘记他不立张邦昌的道义，不改变他宁愿被拘执也不依附金人的心，难道不是始终为宋的忠臣而可以与赵鼎、张浚等人并驾齐驱吗？于是秦桧得志后，专主张和议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杀戮忠良以取悦敌人，忘记仇恨忍受耻辱以打击沿海忠义之气，以前不肯放弃河北三镇的，后来连中原万里都放弃了；以前极力抗拒金人而请求恢复皇位的，后来依仗金人要挟他的君主；以前斥责张邦昌祸国乱政导致国家危亡的，后来祸国乱政导致国家危亡比张邦昌还严重。在东都坚守节操，本来是生平最痛快的事，后来却视为生平最羞愧的事，听到王庶的话而且非常怨恨。还是这个秦桧，为什么前后像两个人呢？说：这正是秦桧之所以为忠臣的原因。当秦桧抗论拒金时，他是宋臣；等到秦桧从金回到宋，他就是金臣。宋臣忠于宋是应当的，金臣忠于金也是应当的。忠于宋而抗论拒金是应当的，忠于金而多方误宋也是应当的。世上厌恶秦桧、愤恨秦桧、因而诋毁秦桧、丑化秦桧的人，正是秦桧心安理得而自信没有诋毁丑化的原因。有人说这种说法难道不过分吗？说：金主把秦桧赐给达赉，达赉信用他。等到南侵，让他做参谋军事，又让他做随军转运使，史书说了。金想要与宋和谈，达赉暗中放秦桊回去，史书说了。乌珠写信给秦桧，让他杀岳飞，史书说了。那么秦桧的身体，就是达赉乌珠的身体。秦桧的心，就是达赉乌珠的心。高宗让秦桧做宰相，把他当作心腹，把他当作股肱，实际上是让达赉乌珠做宰相，把他当作心腹，把他当作股肱。让秦桧做宰相而宠

译任用秦桧，以及他的子孙姻亲，实际上是宠信达赉乌珠以及他的子孙姻亲。希望秦桧和他的子孙对宋朝尽忠，实际上是希望达赉乌珠和他的子孙对宋朝尽忠。那么，不是秦桧不忠，而是宋高宗不明察。然而，宋高宗在秦桧死的时候，对杨存中说：“我今天才免除防备秦桧谋逆的担忧了。”既然这样，那么宋高宗也未尝不宠信秦桧如同宠信达赉乌珠。既然宠信秦桧如同宠信达赉乌珠，却仍然尊称他为太师秦桧、秦公、秦王，那么不是秦桧善于伪装忠诚，而是宋高宗不能决断。唉！宋朝在金国做官的人，像宇文虚中，他内心没有一天不想图谋金国。金国人知道这一点而杀了他。金国在宋朝做官的人，像秦桧，他内心没有一天不想图谋宋朝。宋朝人不知道这一点而重用他。金国虽然想不臣服于宋朝，却不得不臣服；宋朝虽然想不君临金国，却不得不君临。怎么能做到呢？而秦桧的志向还不知满足。他起初偶然对宋朝忠诚，虽然想保全宋朝的宗庙社稷却力量不足；他后来对金国竭尽忠诚，足以灭亡宋朝的天下却绰绰有余。宋朝没有灭亡于金国，是侥幸，而不是灾祸。这是因为宋朝有未能达到的地方。秦桧不能为金国灭亡宋朝，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忠于金国的人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后世统治天下的人，应当务必做到明察决断，不要把敌国的忠臣当作忠臣，而与忠于敌国的人一起图谋敌国啊。

译明嘉靖改制论

明太祖平定天下，极力革除元朝以词曲取士的弊端，从而确立了科举制度。后来他又下诏停止考试十多年，当时时文不被推崇，读书人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进取途径了。推想太祖的心思，大概是想要仿效两汉的选举制度却未能实现，为了杜绝推荐人的私弊，又想采用策论诗赋。隋唐两宋，也都实行过，终究没有可以用作取士标准的办法，不得已再次开设乡试会试。整个明朝，这便成了定例，而时文这一道日益精美。然而它的流弊与其他取士方法相比，则更加严重，以至于儒学诸生，除了四书之外，专门研读一经，就算完事了。因为第一场作四书文七篇，第二场作五经文五篇，而题目是五五二十五，诸生自己认定习哪一经就作哪一题，所以不必读五经。至于其他十三经，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至于子史等书，则互相告诫不要读，恐怕荒废时文的功夫，竟然视同淫书小说，父兄师友一起防范。所谓的读书人，不过如此，而翰林院部曹都出自其中。加上刚制定制度时，四书必须遵从宋儒程朱的学说，即使是五经也只是朱子的《易注》、蔡沈的《书传》、朱子的《诗集传》、胡氏的《春秋传》、陈澔的《礼记集说》而已。凡是汉儒的实学，一概置之不问，大体上用模糊不清的话，勉强应付差事，而持身处世之道，则也专门从语录中得来。总之，外表迂腐而内心空疏。二百多年间，学校士风，仕途风气，都根本于此。而当时又都是昏君与这几辈庸臣共同亡国。以今日看来，时文的流弊，与时文必定尊崇宋儒造成的贻误，也太过严重了。虽然如此，太祖制定科举以时文取士，虽然命令使用宋儒的学说，但是表彰至圣，确定《春秋》丁祭的礼仪，端正两庑从祀的位置，超出前古，增减得当，未曾专门尊崇宋儒而遗弃两汉经师。时文虽然使用宋学，假如天下的读书人以通经致用为心，讲求经义，博览训�，本来没有禁止。汉学的废弃，从嘉靖开始。嘉靖年间，武宗去世，以兴邸世子入继大统，他以孝宗为祢，这是常理，言语顺当。却因为追崇私亲的缘故，母亲不肯入京，毅然追尊生父为帝，立庙附祭，未尝不是千古罪人。众臣伏地号哭，高呼高帝孝宗，固然失之激烈，而张璁、桂萼之类，窥探帝意认为古制不足依据，汉儒不足信任，阿附以取富贵，结主知，他们的名声又哪里值得称道呢！嘉靖既已确定大礼，就因私意之故，诬及古人，将孔庙从祀的汉儒，罢撤大半，仅存伏生、高唐生等五六人。唉，这是什么事情呢？追尊生父是帝意，假如一定要这样，众臣也难以强争。如果文庙配祀是高帝的遗制，祖宗成法，岂可轻易去除？还文饰其词，认为戴圣为吏受赃，马融恣意声色。那么宋儒之列祀者，难道没有可议之处吗？唯独汉经师吗！这是帝意想要掩盖却更加彰明的。然而天下人听闻后，于是将汉学置之不问，而专门以宋儒为主了。试看成化、弘治以前的时文，大多声希味淡，说明书理而止；而嘉靖以后，则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日益发扬蹈厉，词句愈纯，体格愈备，的气势愈充，几乎令自王半山以后的文章看至此时，而叹为观止。而谁知道时文愈工，士习愈坏，率领天下之人而攻于八股之内，而时事于是不可问了。

汉学，是根柢；宋学，是糟粕。宋人致力于此，想要以艰深文饰其固陋。训诂之学，并非专门为了明小学。由训诂而知义理，由经传而通政教。所以汉之经师，大半为循吏，竭尽毕生之力，而都见于实事。宋人苦于汉学，特于汉学中绝之际，另择一条舍难趋易之路，取圣贤经传而以空言解释。又故意做出艰深高远的说法，为古人增其身分，而为天下锢其聪明。使经书意义晦暗而不可见，则后世学者无从而入其门。而彼之标榜者乃负盛名于天下。而不意北宋始之，南宋继之，竟致举世若狂，为其所欺。又不意八股文出，而专尚之以至于今。试思主亡国破之际，日讲《大学》一章，果何为耶？向使有益于治，那么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百余年间，崇尚理学，亦可谓不遗余力。何以理学愈昌而宋亡愈速呢？又何必明人之时文，更为两宋诸公之余绪呢？吾故有慨于时文，而不能不罪嘉庆之罢祀汉儒矣。

读通鉴丛论

读史至霍氏反伏诛章，未尝不叹息霍光之不智不果，而为儿女子之情。夫霍光承昭帝遗诏，辅助幼主。尽忠竭力，而无异心，诚功臣也。

译贪图利禄，优柔寡断，妻子弑杀皇后却不知纠正她的罪行，子弟骄横奢侈却不知遏制他们的过错，长期独揽大权却不知辞去高位，等到夷灭全族时才醒悟。宣帝虽然残忍刻薄、缺乏恩德，然而霍光如果能纠正妻子的罪行，辞去高位，那么子孙哪里会做出谋反的事情呢？又哪里会落到灭族的境地呢？旁枝过于粗大就会伤害树木的主干，权势地位过重就会损害宗族，这是自然的道理。后来的臣子处于霍光那样的权势地位，应当以霍光作为借鉴啊！

译史书上称光武帝气度宽宏，才能英明，勇敢有谋略。我私下认为，他的才能和勇敢固然出众，但说他气度宽宏、仁爱英明，我却不敢苟同。我曾看到他免除大司徒韩歆的官职，让他回乡，后来又下诏责备他，最终导致韩歆自杀，由此知道光武帝的器量狭小。韩歆喜欢直言进谏，没有隐瞒的话，非常刚直急切，以至于光武帝不能容忍。然而，刚直急切的话语，实际上是君主的福分，国家的利益。作为臣子，不畏惧刑罚杀戮而敢于直言极谏的人，是不容易得到的。得到这样的人就应当尊重亲近，或许这样才能听到自己的过错。谁想到光武帝竟然厌恶听到直言，甚至不能容忍一个直言进谏的韩歆呢？不能容忍，这不是器量狭小吗？反而说他是气度宽宏、仁爱英明，这是什么缘故呢？然而我有所感慨。光武帝能够在即位之初，访求儒雅之士，表彰品行义节，兴办学校，似乎是有所作为的君主。可是还有因直言进谏而死的大臣，不如光武帝的人，又会是怎样的呢？因此我有所感慨。

苏老泉在《六国论》中说六国应当同心协力去攻打秦国，我认为三国时期蜀汉和东吴也应当合心协力去攻打曹魏，那么曹操虽然能干，恐怕也抵挡不住两国的势力。可惜啊，蜀汉和东吴的计谋不出于此，反而仅仅因为争夺荆州这件小事，最终互相攻伐，让曹操趁机成功。唉，这大概也是天命吧？不然的话，孙权和刘备有雄才大略，能够在天下自立，难道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荀彧是有才智的人，喜欢推荐贤能之士。等到他死的时候，人们都为他惋惜。然而我独自认为不值得惋惜。荀彧是自己不知道进退取舍而招致的。进退取舍，是士人的大节。荀彧与曹操相处好几年了，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吗？不知道曹操，这是不智；知道而不离开，这是贪图恩泽。等到曹操的大逆不道已经明显，才正言规劝他，最终导致自杀。虽然死了，也不值得惋惜。开始既不能选择君主侍奉，最终又不能洁身引退，仅仅为了微薄的爵位俸禄，成就了曹操篡位作贼的逆奸行为。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汉武乡侯诸葛亮去世，前军师魏延作乱，长史杨仪派遣将领斩杀了他，诛灭三族。我认为这过分了。魏延虽然桀骜不驯，但也对汉朝有功。作乱的罪行虽然不可推卸，诛杀他就够了。为什么竟然忘记他以前的功劳而诛灭三族呢？诛灭三族，不是太过分了吗？

人只有有德行，就不强制别人，而别人自然信服。汉朝长史校尉廖立和李平，被诸葛亮放逐，等到诸葛亮去世，两人哭泣而死。大概知道没有诸葛亮就不能策励自己，如果不是诸葛亮的德行有所感化，他们能这样吗？虽然如此，这两个人也可以说是难得的了。

蒋琬因为诸葛亮去世，被提拔到群僚之上，担任尚书令，总领国家事务。蒋琬既没有喜色，也没有悲容，神态举止像平时一样。因此远近因为新丧丞相而惊恐不安的人逐渐信服。唉！像蒋琬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富贵不能改变他的心志啊！而蒙我更有感慨的是，湖南的人才，汉代只有蒋琬一人，魏六朝没有听说。明朝有熊廷弼，到了本朝咸丰、同治年间达到极盛。过去为什么这么少，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有志向的人能不奋发吗！

琼山邱氏论述说，灭亡大概是因为中原一半被夷人占据，所以刘渊一倡导就随之灭亡。我私下认为灭亡，固然因为夷人，但灭亡的原因，不是夷人。如果真能自我修明，那么夷人怎么敢入侵？即使居住在中原，怎么敢起来攻打呢？因为不知道自我修明，所以夷人能够乘虚而入。所以我说是自己灭亡的，不是夷人灭亡的。

天下的事情必定有确定不变的道理，看惠帝时，贾后废黜她的婆婆杨太后，没过几年贾后也被废黜，可知害人就是害自己，欺人就是欺自己，天理自有权衡，只在于人自己审察选择罢了。

史书称明帝有文武才能，以弱制强，暗中谋划独断专行。看他夜晚派遣秀，早晨击杀王敦；渡水偷袭，在越城收功。骑马微服出行，在湖畔察看营垒。确实英才超越众人，雄才大略超过常人。至于用冷马粪误导追兵，留下马鞭延缓敌骑。智慧足以保全自身，权变能够应对变化。与琅邪王相比，大概超过他。在位时间短，功业不宏大。可惜啊。

殷浩厌恶姚襄强盛，屡次派遣刺客刺杀他，事情败露，又派遣军队袭击他。接着又让他做前驱，做事怎么错乱到这种地步呢！姚襄正来归降，就应当慰劳安抚他尚且来不及，哪有刺杀他、袭击他的道理呢？然而既然刺杀他、袭击他，那就是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没想到殷浩又让他做前驱，这是把武器交给敌人，最终兵败，也是应该的！

陈后主沉溺于酒色，写词赋不知道读有用的书，讲求政事，所以见识愚昧荒谬。等到江南临平湖堵塞的草忽然打开，就把自己卖给佛寺做奴仆。唉，他的灭亡是应该的！

唐高祖不立李世民为太子，而立李建成，导致兄弟相残的事情。所以李建成被杀害，我不说是太宗杀了他，而是说死于高祖。然而太宗纳巢刺王妃，就太过分了。

唐张蕴古上奏，太宗说：“百姓李好德生病，所以说妖言，不应当获罪。”这是张蕴古当官执法、坚守正道不阿谀。在太宗，正应当奖赏他，来鼓励坚守正道的人。没想到竟然听信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的诬告，于是杀了他。他的过失很大了。后来虽然下诏命令死刑者都要覆奏，每天撤去音乐膳食，但最终能免除盛德之累吗？

太宗修建洛阳宫，大臣屡次劝谏，最终不能停止。等到敕令窦琎修建，又嫌华丽

译暴虐太过分，立刻下令将他处死。唉！太宗也反复无常得很多啊。

译唐代张玄素曾经担任刑部令史，唐太宗曾在朝臣面前询问他。张玄素对此深感羞耻。唉！太宗的询问固然不符合对待臣下的礼节，但张玄素因此引以为耻，又是何等狭隘呢？如果对上不能忠君孝亲，对下不能爱民修身，这才是可耻的。至于门第的低微、出身的贫贱，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孙伏伽也曾担任令史，等到显贵后，有时在众人面前陈述往事，毫无隐瞒，这难道不比张玄素高明吗？

唐太宗时期，长孙皇后真是巾帼中的大丈夫。皇帝想要封赏长孙无忌，皇后极力劝谏阻止。历代皇后，大多想请求封赏外戚，以此作为显赫荣耀，唯独皇后明于事理，不愿虚取公侯的封号，从而助长骄奢的习气，最终招致灭亡的祸败，所以极力阻止。等到长乐公主出嫁，嫁妆加倍于其他公主，魏征劝谏认为不可。皇帝告诉皇后，皇后能顾全大义，不因溺爱小女儿而扰乱礼仪，并且称赞魏征能引大义来抑制君主的私情，称他为社稷之臣。后来皇帝恼怒魏征，想要杀他，皇后又用言语劝解，最终没有让皇帝背上妄杀忠直之臣的名声。像这几件事，足以看出皇后深明大义，是巾帼中不可多得的人。

唐太宗下诏让有关部门不要限制太子使用库府物品，这是助长太子骄纵安逸的心性。太子本性奢侈靡费，作为太宗应当以正道教导他，以严厉约束他，或许希望他能回归节俭。反而效仿妇人溺爱幼子的做法，开启他的骄奢之心。开启他的骄奢之心，就是害他。后来太子最终谋反不得善终，也是太宗助长了他。后来的为人父者，可以以此为鉴。

唐太宗能乐于听取臣下的谏言，却不能乐于听从臣下所谏的内容，近乎喜好虚名。

国史，不是天子宰相所能观看的。唐太宗执意想要观看，而房玄龄等人也顺从旨意呈上，这是错误的。

魏征认为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于是推荐他们。后来，杜正伦因罪被罢黜，侯君集因谋反被诛杀。于是奸邪之徒得以趁机诬陷魏征，唐太宗也怀疑魏征结党营私，下令推倒魏征的墓碑。唉！唐太宗多么轻率啊！魏征在世时，忠君爱国，毫无二心。贞观年间，能直言进谏匡正君主的，首推魏征。而唐太宗因为别人的缘故，不考察事情的是非，就急忙推行推倒墓碑的事，也是刻薄寡恩啊。唐太宗认为魏征结党营私，胡乱推荐两人而治他们的罪，难道知道误用这两人的人是谁吗？魏征举荐了不适当的人，就推倒他的墓碑，那么任用不适当的人，又将推倒谁的墓碑呢？唉！唐太宗也很少深思啊。魏征是功臣，皇帝既然自称君臣相处如同一体，那么难道不可以念及魏征生前的功劳吗？竟然在他死后不久，就急忙忘记他以前的功劳，这不称为刻薄寡恩是不行的。由此看来，那么从谏如流的美德，大概也不是出于真心了。不然，又怎么会迅速达到这种地步呢？虽然后来因为征讨高丽无功而念及魏征，重新立起被推倒的墓碑，也可以说是知错能改的人了。

李世绩是唐太宗的功臣。唐太宗去世时，对太子说：“如果我死后，李世绩徘徊不去，就立即杀了他。”唉，多么残忍啊！太子如果能以恩信对待他，以庄重威严管理他，那么李世绩又怎敢有异心呢？如果太子自身不修养，那么即使杀了李世绩，比李世绩更危险的人正多着呢。唐太宗不知道以此教导太子，而在授予皇位之日，就教他诛杀，这难道是教子的方法吗！唉，大大违背了义方的训诫啊。

唐高宗立武氏为皇后，众臣争谏不听，却听从李绩的一句话。作为李绩，正应当晓以大义，以忠言劝谏，竟然不仅不劝谏，反而助成此事，最终使唐室几乎倾覆。虽然是武氏所为，但实在是李世绩促成的。唉！我不知道李世绩有何面目见太宗于地下。

唐高宗的武后，唐玄宗的贵妃，唐肃宗的张皇后，她们遭受祸患，如同一条轨道。

唐肃宗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违背情理太严重了。史思明跟随安禄山反叛，杀伤军民无数，罪恶滔天，杀了他都不足以偿还他的罪，反而封他，这是什么道理呢？况且史思明是反贼，不是敌将。反贼不诛杀，那么天下可诛杀的人还有谁呢？时而反叛时而投降，不胜就以土地来归顺，胜了就一定想要翦灭天下以偿其愿。像这样的人，即使是奴隶都想诛杀他，而唐肃宗却以王爵封他。我担心后世的反贼不畏法的人日益增多了。唐肃宗违背情理太严重了。

唐玄宗、唐肃宗时期，宦官专权的祸患，与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相同，其酷烈程度相当。

元载在世时，唐代宗信任他，坚决认为没有超过他的人。等到元载被诛杀后，又发掘他祖父的坟墓，砍断棺木抛弃尸体，毁坏及宗庙的主位。这是多么不平等的行刑啊！元载穷凶极恶，唐代宗不知道早点诛杀他，反而放纵他的作为。既然诛杀了他，也就足够了，何必牵连他的祖宗呢？元载的恶行，是元载自己做的，唐代宗是纵容促成他的人。难道是元载的祖宗教他的吗？这样就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了吗？古代圣王惩罚罪人的妻儿，都不牵连祖宗啊。唐代宗行刑的不平太严重了！

史书称郭子仪穷奢极欲，我认为这是矫枉过正了。穷极奢欲，是小人得志时的作为。曾经以郭子仪的贤能而这样做吗？史书的意思大概是想说得过分，以更显出郭子仪的贤能罢了。大概因为穷奢极欲而人们不非议他，那么一定是平日有恩德惠及他人而

译足以取信于人罢了。然而穷奢极欲的罪名并非可以加在郭子仪身上的，所以我认为是修史的人矫枉过正了。

译陈僊奇为了国家杀了李希烈，奖赏他是正确的。吴少诚因为被李希烈宠信，所以杀了陈僊奇为李希烈报仇，那么诛杀吴少诚是可以的。然而唐德宗也奖赏了吴少诚，我不知道他奖赏的是什么名目。

唐宣宗派遣使者迎接道士轩辕集到来，问他长生之术可以学习吗？轩辕集没有用服药不死的说法来回答，而是说君王应当屏除私欲、崇尚德行，自然承受上天的福佑，哪里还需要另外寻求长生呢？这回答也可以称得上是有道行的方士了。

宋真宗时，契丹大举入侵，寇准劝皇帝亲自出征，最终歼灭了契丹倾国之兵，功劳非常伟大。评论者都说如果没有寇准，天下就会分裂为南北了。这话固然恰当，然而我却认为毕士安的功劳尤其重大。寇准对于真宗来说，真宗常常因为他的刚愎自用而怀疑他，毕士安每次都为他申辩解释，然后真宗才消除疑虑。等到寇准劝皇帝亲自出征时，同僚们害怕想要退避，皇帝也感到为难，毕士安又坚决为寇准请求，皇帝才听从了。否则河北各军看不到皇帝亲至，势必瓦解，如果是这样，敌人乘虚而入，恐怕皇帝蒙尘逃难的事情又难免了。幸运的是，毕士安的那一次请求。大概是因为皇帝一向信任毕士安，他的话必定听从，所以能够确立功业，保全天下。在那时，没有寇准则天下几乎灭亡，没有毕士安则寇准的功业不能建立。寇准的功业如果不能立即建立，天下就不能保全。所以我推举毕士安拥有歼灭契丹的功劳。

世人称伊尹、霍光为“伊霍”，我认为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霍光怎么能和伊尹相比呢！

岳飞忠孝信义，谋略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假如宋高宗能够真心任用他，那么宋朝的中兴就不在话下了。然而当岳飞击败刘豫之时，他上疏请求进军恢复中原，皇帝不允许，错失良机太严重了。在那时，岳飞的军队屡战屡胜，士兵勇气百倍，正可以趁势乘机，命令韩世忠等将领直捣黄龙，以图恢复中原。然而皇帝优柔寡断不允许，存有一时苟且偷安之心，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唉！像高宗这样的人，真是千古的罪人。

有人献上天书，宋太祖斩了他，是适宜的。纵观前代各位皇帝，相信天书说法的，没有不招致败亡祸患的。只有宋太祖能在面对这种诬妄之事时，慨然斩首而毫不迟疑，可以说是明于事理的人了。

读史丛论

整个宋朝，因为求和而误事。我认为不是误在求和，而是误在只依赖求和而不修备战守的器具。所以必须势均力敌，先立于不败之地，可以作战然后才可以求和。秦桧、汤思退之所以能够实行他们的意志，如果不是韩世忠、岳飞等人在前面血战，虞允文在后面奋力抗击，那么宋朝也就如同靖康之祸一样了。明朝末年那些人，鉴于宋朝已经发生的事，于是把求和当作忌讳，而所谓不求和的人，也只是逞口舌之快，在朝廷上发表高论，而不寻求自强的策略，只是用红旗督战，故意挑起边境争端，以为这是好计策。那时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就像熊廷弼、袁崇焕等人，明明知道完全没有作战的理由，却因害怕台谏官员起来攻击，最终不能伸展自己的志向，于是边防事务就不可为矣。宋朝不可以求和的原因，是因为敌人俘虏了我的父兄，使我的母妻成为臣妾，毁坏了我的宗庙陵寝，这如果还可以求和，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明朝则是道理和形势都可以求和，而且不得不求和，却动不动以宋朝为鉴，执着于小节而误了大事，这是错误中的错误。所以都足以导致国家灭亡。后来的人又将鉴于明朝忌讳求和而败坏事情的情况了。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规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势，不能强行相同。所以同样的四镇，宋朝因为不使用而失败，明朝却使用它反而加速了灭亡。胶柱鼓瑟，不审时局，拘泥于成法，是必然失败的态势。江东的人才，周瑜在才能上优异，鲁肃在见识上优异，至于吕蒙则才能见识都不值得称道，不过是勇猛狠斗的士兵罢了。相比周瑜、鲁肃，简直是天壤之别。然而孙权因为得到荆州的缘故，对吕蒙的宠爱特别超过这两人，这是孙权的私心罢了。看陆逊评论这三个人，把借荆州作为鲁肃的一个短处吗？鲁肃兴复东吴的功劳，以借荆州为第一。因为那时曹操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地广人多，周瑜虽然有才干谋略，他能与之抗衡吗？况且人心怀疑有二心，不借助刘豫州的威名，就不能镇抚人心。赤壁之战的胜利，实在是因为曹操志骄意满，又水土地势都犯了兵家的忌讳，所以周瑜得以获胜。假如让周瑜率领江东的军队，向北争夺中原，胜负的定数，不用智者就能知道了。自从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吴楚的势力强大，鼎足之势形成。如果不是鲁肃倡导借地的举措，江东能够立国吗？看蜀国灭亡而吴国随即灭亡就很明显了。那时北方的战将、谋臣不及从前，他们的主公又没有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的方面吴国尚且不免遭受屈辱。所以曹操听说孙权用土地资助刘备，正书写而笔落在地上。大概曹操的见识，本来高出孙刘远矣。所以我认为鲁肃这个策略，胜过劝孙权迎战和推荐周瑜的举措。周瑜必定想要把刘备豢养在吴中，大概没有审察当时天下的大计，所以他临终推荐鲁肃代替自己，并且说人将死，他的话也未曾不服鲁肃的见识，而深深后悔以前的失算。这就是诸葛亮东和孙权的隐衷。至于吕蒙，哪里足以知道这些？而孙权的意志只在觊觎荆州，与刘备的意志

译在吞并东吴这件事上，都是因为他们贪图小利而看不清大局，所以只能在荒远之地勉强立国，而不能争夺中原哪怕尺寸之地来与魏武帝抗衡。江东如果没有鲁肃，难道不会早早被魏国吞并吗？

译晋代太尉陆玩说：“任用我担任三公，可知天下已无人才了。”唐代郑棨被任命为宰相，诏命下达那天他叹息道：“歇后郑五做了宰相，时局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两位公卿虽然对当时政事没有直接责任，但自我审视非常清醒，尚知惭愧自励，这种古道遗风值得称颂。如今士大夫们贪恋厚禄，厚颜居于高位，遮蔽贤才、妨碍能人，却安然自得且自鸣得意，世风不再古朴，日益卑劣靡弱，不知最终会落到何种地步，有识之士怎能不痛哭流涕呢？刘彦和的《文心雕龙》固然在世间广泛流传，但在当时并未被时人所称道，必定要等到沈约加以评定后才得以重视，由此深深感叹前辈学者奖掖提携的风气，确实是后辈晚辈赖以生存发展的关键。知己的恩情，等同于生养我的父母，所以赵用贤等人出卖老师来树立名声，君子厌恶他们树立节操并非真心，这如同违背道德、不祥之事。栾布痛哭，蔡邕流泪，他们感激知己的恩情，确实是情非得已，难道是不明知道刀锯鼎镬就在面前，而故意去尝试吗？“礼仪上，戎装仪容要庄重，言语仪容要严肃，神色仪容要严厉肃穆，目光仪容要清明，站立仪容要辨别尊卑，没有头颈（指昂首挺胸），必定像中山那样直立，行走时气势盛大，颠沛中仍保持高尚，面色如玉。”凡是担任将帅的人，遵循这些原则去做，而不能战胜敌人、取得成果的，从未听说过。后世那些丧失军队、违背军纪的人，恰恰相反，所以只要具备其中一点，都可以成为名将。时事多艰，正是有志之士卧薪尝胆的时候，希望长子丈人将这些话写在衣带上。刘台、傅应桢、吴中行、赵用賢以门生身份弹劾座师，艾穆以同乡后进身份弹劾前辈，在当时都获得了很高的名声。平心而论，张居正虽然不能虚心引咎，但这些人沽名钓誉，言辞语气失去公允，不能以“揭发即为直率”来推卸罪责。于是朋党之祸，牢固结成而不可化解，伤害深入人心，祸患延及国家，直到社稷化为废墟，百姓陷入苦难，才停止。傅应桢没有直言弹劾张居正，而是在奏疏中暗指他像王安石，从而触怒张居正，于是刘台等人愤然起而攻击他。吴中行因夺情之事上疏，后来又通过副封告知张居正，这难道是君子爱人以德的做法吗？身为吴中行，应当先写信劝谏他，如果不采纳再上疏论争，这样或许师生情谊尽到了，君臣之道也得以保全。必定预料他不会采纳，又恐怕被他中伤，于是先发制人，断绝他改过自新的道路，好名的拖累真是严重啊。宁肯别人辜负我，不可我辜负别人，君子忠厚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的。

史学源流考

自从黄帝设立史官，后来夏朝有太史终古，商朝有太史向挚，周朝则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分别掌管其事，而诸侯国也设置这类官职，职责在于记录史事。凡是国家的兴亡，君臣的得失，政事的废兴，人才的盛衰，无不依据事实直书，流传给后世。史书的体裁有两种：一是纪传体，一是编年体。纪传体，则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编年体，则有《春秋》《资治通鉴》。《史记》共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是汉代太史令司马迁续写其父司马谈的遗作，褚少孙补遗，始于五帝，止于汉武帝。注释《史记》的只有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于世。班固撰写《司马迁传》，认为他评判是非颇违背圣人之道，论述大道则推崇黄老而轻视六经，叙述游侠则贬低隐士而推崇奸雄，记述货殖则崇尚势利而羞耻贫贱，这是他的弊病。我按：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其次他的议论别具深识，非凡人所能理解。《汉书》由班固撰写，其妹班昭续成，共有二十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起于汉高祖，终于孝平帝及王莽被诛。唐代颜师古为之作注，他的注释条理精密，实为独到，但唐人大多不采用他的说法。总之，疏通证明，终究不愧为班固功臣的称号。《汉书纂要》说班固撰写《汉书》，从高祖到武帝完全窃取司马迁的内容，他论及国体则掩饰君主过失而折损忠臣，论及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记录时务则谨守辞章而略去事实，范蔚宗讥讽他是恰当的。我按：班固的史才虽然不及司马迁，但他的制作工整，义例精当，已是后世难以企及的。《后汉书》共有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由范蔚宗撰写，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作注，志三十篇，则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内容。梁代刘昭注释此书，都经过斟酌，尽善尽美，为前代史书所不及。翟公巽说它语言浅近、辞藻冗长，事迹多有重复，岂不是太苛刻了吗？《三国志》由陈寿撰写，共有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由，宋代裴松之作注。他的注释引用诸书，且时常加入自己的意见，其中往往喜好奇闻、贪多务得，颇为芜杂，但搜集繁富，凡是六朝旧籍如今不传的，尚能一一见到其大概，所以考证之家，常于此取材。我按，陈寿的史才不亚于班固，只是他的父亲受髡刑，心怀怨恨诸葛亮，导致

译诸葛亮在军事谋略方面并非擅长，这是裴寿的私见。《晋书》有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由房玄龄等人编撰。然而陆机、王羲之两人，一个仅擅长文章，一个仅擅长书法，唐太宗却为他们亲自撰写传赞，所以卷首题写“太宗御撰”，那么全书的宗旨大概可以知道了。这确实是所谓忽略实际功绩而奖赏浮华，忽视正统典籍而选取小说的做法吧？为《晋书》作注的是唐人何超，他在审察音韵、辨析义理方面，颇有创见。《宋书》由梁代沈约编撰，共有帝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以何承天的《宋书》为基础，广泛采纳徐爰的说法，颇为精详。永明年末，沈约的《宋书》刊行后，河东人裴子野另外编写了《宋略》二十卷，沈约感叹自己不如裴子野，因此谈论宋史的人，推崇《裴略》而将《沈书》排在其次。《南齐书》由梁代萧子显编撰，共有帝纪八卷、志十二卷、列传四十卷，起自升平年间，止于永元年间。曾巩（南丰先生）说萧子显的文章，喜欢自我驰骋，那些更改、剖析、刻意雕琢修饰的变化尤其多，而他的文风却更加低劣。

译《困学纪闻》说子显是齐朝宗室，在梁朝做官而撰写齐史，虚夸美化、隐瞒恶行，他怎么能做到秉笔直书呢？戴氏明确说《齐书》的天文志只记载灾异祥瑞，不记录州郡户口，祥瑞多记载图谶，他怎么能逃脱子固的讥讽呢？《梁书》由唐朝姚思廉撰写，共有本纪六卷，列传二十卷，姚思廉凭借他父亲姚察的旧稿，加以新的记录，才写成此书，他的议论大多平正公允，编排次序，尤其符合汉传下来的史书法则，与那些由众人之手完成、编排杂乱无章的史书不同。《陈书》也是姚思廉撰写，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是采录谢炅、顾野王等人的著作，综合概括为两部史书，以完成父亲的遗业，只是其中记载的年月间有矛盾抵触，不能不说是瑕疵累赘。《后魏书》由北齐魏收撰写，共有本纪十二卷，志十卷，列传九十二卷，记事详备而条例不够严密，而且多有忌讳和不平之处，世人称为秽史，后来被魏澹驳斥纠正，《北史》不采纳魏澹的书，但魏澹的传记保留了他的体例，绝不掩盖他的短处，这大概是公正的议论。《北齐书》由唐朝李百药撰写，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是继承他父亲李德林的遗业，编纂成书，大体模仿《后汉书》的体例，至于他父亲笔法萎顿芜杂，条目琐碎，固然由于史才史学不及古人，也确实是时代造成的。《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撰写，共有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刘知几讥讽他的书说：“文采而不真实，典雅而不可信，真实很少而客套话尤其繁多。”不知道文质因时而异，记载应当从实，周代既然文章典雅，仿照古制言语，记载的人势必不能改变那些华丽的辞藻，改从俚俗语言，刘知几的说法难道是忠厚之论吗？《隋书》由唐朝魏征等人撰写，本纪五卷，列传五十五卷，长孙无忌等人撰写志三十卷，起初诏令颜师古、孔颖达修撰，魏征总领其事，作者都是唐初名臣，所以《隋书》最为简练，而且书成进呈皇帝，所以文笔严肃洁净。虞世南在贞观年间礼遇甚隆，而他的哥哥虞世基的传记中直书罪恶，尤其彰显魏征史笔的严正。《南北史》均由唐朝李延寿撰写，《南史》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起于宋，终于陈，令狐德棻曾为他改正乖谬失误，宋人称他删繁补阙，是近代的好史书，完备宋、齐、梁、陈参校的资料，仅有此书，只是他采录《〇史》作为实录，则又不能完全相信了。

《北史》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李延寿在《北史》上用力独深，所以记事详密，首尾典正核实，离合编次，也很有别裁。只是以姓氏为类，分卷没有法度，参差错杂混淆，几乎难以辨别，实在是错谬。《旧唐书》由刘朐等人撰写，帝纪二十卷，列传一百五十一卷，虽然颇为繁芜，但事迹明白，首尾完备详赡，颇有可观之处。《新唐书》由宋朝欧阳修、宋祁等人撰写，本纪、表、志由欧阳修审定，列传由宋祁审定。大体想要以事增文省，永远胜过旧书，于是导致事多小说，文多涩体。《旧五代史由宋朝薛居正等人撰写，后来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旧史完全依据各朝实录，而不再参考事情的真伪，这是欧阳修史书之所以撰写的原因。《新五代史》本名《新五代史记》,就是欧阳修私撰的七十五卷。大体以《春秋》书法为宗旨，褒贬谨严，即使司马迁也不能企及。只是事情稍嫌简略。《宋史》由元朝脱脱、克托等人撰写，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大体在于表彰道学，其余都姑且备数，所以错谬不能尽数。《辽史》由元朝脱脱撰写，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当时所依据的只有耶律俨、陈大任两家的书，见闻既狭隘，又在一载之内完成，无暇搜采，潦草成编，实在多有疏略。《金史》由元朝脱脱撰写，共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代典制修明，图籍也完备，又有元好问、刘祁等人私下编纂，所以此书有所依据，较《辽史》更为详备。《元史》由明朝宋濂等人撰写，此书仓促而成，最为草略，大概因为期限过后一朝的典故，仅六月而书成，适宜其错谬滋甚。《明史》由国朝张廷玉撰写，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详略得宜，褒贬尽善，可谓能上继《麟经》之法的人了。至于编年体，则孔子的《春秋》，历时二百四十年，是万世不易的法度。其次则有《通鉴》，宋朝司马光奉诏编集，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元朝胡三省音注，淹通贯穿，是史家绝作。朱子想要修《纲目》以掩盖它，终究不能掩盖。该书将纪传体改为编年体，上下数千百年，兴亡治乱，了然在目，诚然是史家的纲领。总之，作史有法，论史有体，处在史书之外，取其抑扬的大义，而不应当取其更载的年月。观史书的志，应当观其史历代，则叙述历代的沿革；史一代，则著一代之可否。观史书的纪

译史传应当褒贬分明、秉笔直书，以公正的舆论评判是非，而不必计较观点的异同。懂得这一点，才可以和他谈论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