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内政部八　举劾

译卷三十四 内政部八 举劾

部刺史日知录

顾炎武

汉武帝派遣刺史巡视各郡国，考察治理状况，罢免或提拔官员，依据六条规定来审理案件：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规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背公向私，旁门谄媚以谋取私利，侵吞百姓利益，聚敛财富做奸邪之事；第三条，二千石官员不体恤疑难案件，煽动鼓励杀人，发怒时随意用刑，高兴时随意赏赐，烦扰苛刻暴虐，剥削百姓，被百姓所痛恨，导致山崩石裂，出现妖异祥瑞和讹传谣言；第四条，二千石官员选拔任命不公，苟且迎合所喜爱的人，遮蔽贤才而宠信愚顽之人；第五条，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倚仗权势，向所管辖地区请托办事；第六条，二千石官员与下属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损害政令。又规定年终可以持符节奏报事务。职位低微而使命尊贵，官职小而权力重大，这是大小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维系的意思。《元城语录》记载：汉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天巡视各郡国，秩级为六百石，以百石之职却能检举二千石官员，其权力最为重大。秩级低微则其人激昂奋发，权力重大则能推行志向的根本。自从秦朝派遣御史出巡监督各郡，《史记》记载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在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初，就已经设立了这种制度。《汉书·百官表》记载：监御史，是秦朝的官职，负责监督郡县。汉朝省去丞相派遣的史官，分别设置州，不常设此职。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置部刺史，负责奉诏条察州，秩级六百石，员额十三人。成帝末年，翟方进、何武于是说《春秋》的道义，是用尊贵治理卑贱，不用卑贱凌驾于尊贵之上。刺史位在下大夫，却凌驾于二千石之上，轻重不相称，请求罢免刺史，改设州牧，秩级二千石。而朱博认为按照汉朝旧例，设置部刺史，秩级低微而奖赏丰厚，都能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州牧秩级实为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空缺时用高等级官员补任，其中才能平庸者只是苟且自保罢了，恐怕功效衰退，奸邪行为不能制止，于是罢免州牧，恢复设置刺史。《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灵帝政教衰败缺失，四方战乱频仍，刘焉认为刺史威权轻弱，建议改为牧伯，请求选拔重臣担任此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州任的重要性，从此开始。刘昭的议论认为：刺史监督纠察非法行为，不过六条规定，乘坐传车周游各地，没有固定的驻地，秩级仅六百石，未产生凌犯之祸端。成帝改设州牧，祸端由此萌芽。大唐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说：汉朝设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行为，通籍殿中，乘坐传车奏报事务，居无定处，权力不直接统治百姓。综合这两者的言论来看，则州牧的设置，对于才能平庸者，仅能循资自保，强者甚至专权裂土。《新唐书》记载李景伯任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人卢某议论当今天下各州分隶都督，专断生杀刑赏，如果任命的人不当，则权力过重祸端滋生，不符合强干弱枝的道理。希望罢免都督，保留御史按时按察，秩级低微而责任重大，以制约奸邪之人。”便督是停都督，然后知道刺史六条是百代不易的良法。而今的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是符合古人的意图了。又其好处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长久；监临之任，不可以长久。长久则感情亲近而弊端产生，威望轻慢而法律玩忽。所以一年一代的制度，又是汉朝法律所不及的。而察吏安民的效果，已经在二三百年间显现出来了。唐李峤请求十州设置御史一人，以一年为期限，使其亲自到属县，或进入乡里，督察奸邪讹传，观察采集风俗。此法正是明代所实行的。至于倚势作威，受贿不法，这只是其人不能胜任罢了。不因为守令的贪残而废除郡县，难道因为巡方的浊乱而停罢御史吗？至于秩级止于七品，与汉朝六百石制度相同。《王制》天子派遣其大夫为三监，监督方伯之国，每国三人。金华应氏说：“方伯者，是天子委任以总领外务的人。又有监来监督他们。方伯权力重大则容易专断，大夫位卑则不敢放肆。这是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统属的微妙意思。何必担忧轻重不相称呢？”如果不通达前人立法的意思，而轻率议论变更，没有不名乱而生事的。我在成哀之际，看到汉朝治理的无具了。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罢免或提拔官吏。皇帝亲自临决，牧守以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七人，其流罪以下及充黜者数百人。此后频繁派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到元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人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罢免或提拔官吏，这就是巡按名称的由来。开元二十二年，设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其后有人请求专择守令，停罢采访使者。姚崇奏曰：“十道采访使尚未尽得贤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至数倍，怎能使得守令都称职呢？”

于文定《笔尘》说：“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行为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官，在

译这是外按台的制度。只有所谓的行台御史，完全隶属于行台，每年八月出巡，四月返回治所，这是长官的差遣，并非出自朝廷的命令，其体制就轻了。明代的御史都隶属于内台，奉命出巡监察，一年更换一次，与汉代派遣刺史的制度相同。唐宋以来，都不如它。唐中宗神龙二年，派遣十道巡察使，诏令每两年更换一次。韦忠谦说：“御史一出，应当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明代多有这样的人。”

译《金史·宗雄传》记载：从熙宗时期开始，朝廷派遣使者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遣使者进行官员的升降考核。因此在大定年间，郡县官吏都奉行法纪，百姓繁衍增多，号称达到小康水平。章宗即位后，设立五路提刑使，这就是现在的按察使。

汉代部刺史的职权，不过是依据六条规定来监察郡国罢了，不应当干预郡守县令的政务。《三国志》中司马宣王回复夏侯太初的信中说：“秦朝没有刺史，只有郡守和长吏。汉朝虽然有刺史，也只是奉行六条规定而已。所以刺史乘坐传车，其属吏称为从事，没有固定的治所，属吏也不形成固定的臣属关系。后来才逐渐转变为正式的官署。”因此朱博担任冀州刺史时，告诫官吏百姓：“想要控告县丞、县尉的，刺史不予审理，佩戴黄绶带的官员各自前往郡府申诉。”鲍宣担任豫州牧，因为审理诉讼所监察的事项超出了规定的六条，被弹劾；而薛宣上疏说：“官吏多施行苛政，政令教化烦琐细碎，大体上过错在于部刺史。有的不遵循职守，举荐罢黜都凭个人心意，过多地干预郡县事务。”《翟方进传》记载：“翟方进调任朔方刺史，为官不烦苛，所监察的事项符合规定，就立即举荐。”自从刺史的职权向下侵夺，郡守县令才开始难以施政。天下的事务，就像乱丝一样更加纷乱复杂了。《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告诫治理江西的监察御史花纶等人：‘从今以后，只有官吏贪污受贿、卖法枉法以及罪行重大的，才依照法律逮捕审问；那些细微的事情不要苛求。’”

秦朝设置御史来监察各郡，汉朝废除丞相，派遣御史分派到各州进行监察，并不是常设的官职。汉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立十三州刺史，每州一人。魏晋以后，刺史持节担任都督。《魏志》说：“自从汉朝末年以来，刺史统辖各郡，在地方行使行政权力，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担任监察的职责了。”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郡制，由州直接统辖县。杜佑《通典》说：“由州治理百姓，职权等同于郡守，不再有监察举劾的职责。”从此刺史的名称保留而职权废除，后来虽然有刺史，都是太守的互称。有时改郡为州，就称为刺史；有时改州为郡，就称为太守，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旧时刺史的职权，只是治理一个郡罢了。由此说来，汉代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总督；隋朝以后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知府及直隶知州。

尹翁归担任右扶风时，各县都逮捕狡诈的官吏和豪强百姓，查究他们的罪行，重则处死。逮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上，以及出行巡视各县时，不在无事的时候。他有所逮捕，是为了以儆效尤，官吏百姓都信服恐惧，改过自新。所谓逮捕人，就是现在巡按御史访察恶人的做法。武断专横的豪强，玩弄法律条文的官吏，主持诉讼的讼师，都能被访察出来。等到政治浑浊混乱的时候，就借此来陷害百姓，矫正这种弊端的办法，竟然连访察也一并停废了，这无异于因为噎食而废食。子产向然明问政，然明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子女一样，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所以诛杀不仁的人，是为了爱护百姓。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问政，蹇老说：“忠，信，敢。”董安于说：“这是什么意思？”蹇老说：“忠于君主，守信于法令，敢于惩治不善之人。”所以去除不善之人，是为了保全善人。

立法议

国家惩治贪污的法律非常严厉，官员贪污满十两，吏员贪污满一两的，判处流徙或绞斩的罪行，根据赃款的多寡依次加重。然而赦免频繁施行，宽纵的人很多，我私下感叹：朝廷的立法多么严厉，用法多么宽纵啊！立法严厉，那么人们就无处安放手脚；用法宽纵，那么人们就会习惯于法律，轻率地触犯法律而不感到恐惧。所以善于立法的人，不制定不合情理的条款，使天下人有依据来遵守我的法律；而不幸有小人生事，冒昧地触犯法律，就向天下人显示必定守信，而不需要施行频繁的小恩小惠。因此天下触犯法律的人少，而君主的法律足以在天下树立威严。现在规定贪污一两以上，就判处流徙，流徙是重罪，与绞斩相差无几。现在因为贪污一两的赃款，天下的官吏不至于被流徙的很少了。一定有一日多次犯罪的人，一定有一月数十次犯罪的人。他们的心难道是不害怕灾祸而甘愿做不肖之事，从而自投法网吗？把他们驱赶到无处容身的境地，那么举手投足便陷入罗网，虽然有畏惧灾祸的心，不如转而制定避祸的计策，并且暗中窥探朝廷的法律未必完全执行，而我不妨姑且尝试，以实现私人的图谋。侥幸没有发现他们的奸恶，那么朝廷的法律就没有施加在他们身上；不幸奸恶被发现了，所谓的流徙、斩绞，随后就会商议他们的后事。拖延一两年间，流徙的狱案成立而赦令又到了。所以今天的官吏都不相信朝廷的法律，因此法律虽然严厉却不足以让人畏惧。立法用来威慑天下，却使人不足以畏惧，法律虽然严厉与没有法律等同。我认为，与其立法严厉而用法宽纵，不如立法宽纵而用法严厉？立法宽纵，那么触犯法律的人就少；触犯法律的人少，那么官吏都能在法律之外从容自得，以培养自己的廉耻之心，而没有紧迫无法容身的状况。像这样还触犯我的法律，是他们的心喜好放纵妄为，从而陷入不可预测的罪行，更不必有所顾忌，以培养天下的奸恶。治理他们流徙

译如果流放到边远地区，依法应判处斩首或绞刑的，就立即执行斩首或绞刑。天下人既然能在法律之外求得自身的安宁，却又无法侥幸逃脱法律之中的制裁，那么贪婪官吏的风气大概就能稍微平息了。

译惩治贪官《日知录》

顾炎武

汉代时，犯贪污罪被弹劾的人，有的死在狱中，有的在途中自杀。唐代时，犯贪污罪的多在朝堂上处决，特别宽恕的才流放岭南。唐睿宗太极元年四月，下诏规定：官吏主管人员枉法贪赃一匹绢以上的，都先杖打一百。而在改元及南郊大赦的诏文中，常说：“死刑以下的罪行，无论已发觉或未发觉，已结案或未结案，在押囚犯及徒罪无论轻重，全部赦免。”官吏犯贪污罪不在此赦免范围内。然而仍有被贬谪到远方、流放至蛮荒边地的，卢怀慎郑重地对此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屈从法律而恩惠奸邪，不是从根本上堵塞祸源的办法。由此可知，扰乱政令的同僚，商朝君主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因贪婪而败坏官职，《夏书》训诫必须处死。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没有不遵循这一原则的。

宋朝初年，郡县官吏沿袭五代时期的习气，贪财害民，所以特别严厉地惩治贪污犯罪。开宝三年，董元吉任英州刺史，收受贿赂七十多万。皇帝认为岭南地区刚刚平定，想要惩治贪婪苛刻的官吏，特别下诏将他斩首示众。而在南郊大赦时，十恶、故意杀人以及官吏收受贿赂者不予赦免。史书说宋朝法律有三条可以造就循良官吏，不赦免犯贪污罪是其中之一。天圣年间以后，士大夫都知道约束自己并砥砺廉耻，这是因为上面有鼓励的缘故。《石林燕语》记载：熙宁年间，苏子容任审刑院判官，荆州知州张仲宣因枉法贪赃，论罪当死。按惯例，命官因贪赃判死刑，都免死杖打、刺字后配流海岛。苏子容说：“古代刑罚不加于大夫，该杀就杀。张仲宣是五品官，现在杖打并刺字，难道不侮辱众多士人吗？”于是下诏免除刺字，杖打后只流放到岭南以外。从此便成为惯例，然而惩治贪污的法律也逐渐宽松了。于文定慎行说：“明代姑息养奸的政策比宋代更严重，战败的将领可以不杀，贪污巨万的官吏仅被罢官，而小小的刑名案件反而有凝脂般的严密，这是轻重都失当了。”从永乐年间起，贪赃的官吏被贬谪戍边。宣德年间，改为运粮赎罪，逐渐变得宽松而不再追究前朝的法律。宣德年间，都御史刘观因收受贿赂数千金，论罪当斩。皇上说：“刑罚不加于大夫”，刘观虽然不好，我终究不忍心加刑，命令遣送他戍守辽东。正统初年，于是多有特别旨意曲意宽恕。唉！法律不确立，诛杀不必然，却想让做官吏的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君主既然委托他们掌握大权，而那些所谓的大臣，都是只会弄权术、藏私利的人，罗列细枝末节来应付天下事务，吏治怎么能好呢？

《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特别厌恶贪官。邓州留后陶〇任内乡令，成归仁弹劾他征收税赋之外额外摊派，被贬为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被剥夺历任官职告敕，长期流放绥州。亳州刺史李邺因贪污秽行被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贪污罪，其中有史彦珣旧将的儿子，又是驸马石敬塘的亲戚，王建立上奏请求免死。皇上说：‘王法无私，怎么能徇私情？’供奉官于延徽善于巴结权贵，监仓时犯贪污罪，侍卫使张从贵方便救他。皇上说：‘吃我的厚禄，偷我的仓储，苏秦再生，也说服不了我，一并杀了他们。’因此在五代中被称为小康之世。《册府元龟》记载天成四年，蔡州西平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不公，大理寺判决只赎铜。敕令说：‘古代立法，意在爱惜人命。况且自历代圣君相承，天下无事，人们都知道禁刑，于是从轻发落。丧乱以来，廉耻的人少。我一旦统治天下，历经四年，常宣扬无私的风气，每次革除以前的弊端，只期望不滥杀，都坚守无私。李商不致力于养育百姓，专门谋求润色自己。刚听说告发不公的事件判决，那状头又强夺有主的庄田，鞭打原户主。国家给州县颁发官印，只为处理公文，他却拿着官印下乡，从百姓那里索取物品。根据这些行为，还做什么官？应当剥夺历任官职，杖杀。’读这篇敕令，明宗可以说是掌握了轻重权衡的人了。”

《金史》记载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因贪污死在狱中。皇上说他不被陈尸街头，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贫穷而为盗贼，是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贪污至死，愚蠢也太甚了。他的儿子们都可以除名。因贪官而禁锢其子，似乎不符合恶行只止于其身的原则。然而贪官败坏门风，其子必定没有廉耻，那么世宗的诏令也不算过分。《汉书》说李固、杜乔同心合力，辅佐君主达到文、宣之治，而孝、桓即位时的诏书有说：“贪官的子孙不得详举。”这难道不是汉人已经实行的事情吗？

有平庸官吏的贪，也有有才官吏的贪。《唐书·牛僧孺传》记载：穆宗初年，牛僧孺任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死，宦官为他申辩。皇帝说：“李直臣有才，我想宽贷并使用他。”牛僧孺说：“那些没才能的人，只是持禄取容罢了。天子制定法律，正是为了束缚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因为才能过人，所以扰乱天下。”皇帝认为他的话对，于是作罢。现在的贪婪放纵者，大都是有才的官吏。如果让他们畏惧法律，并以正道使用他们的才能，未必不是治世的能臣。

《后汉书》称袁安任河南尹，政令严明，然而未曾因贪污罪审讯人。这是近日主张宽厚论者所持有，作为借口，而我所见数十年来姑息养奸的政策，以至于纲纪松弛。

译这都是这种言论造成的弊端啊。唉！范仲淹曾说：“一家哭泣，怎比得上满路百姓哭泣呢？”至于唐代柳家的家法，做官时不奏报祥瑞，不度化僧道，不宽贷贪赃的官吏，这正是当今士大夫做官应遵循的法度。宋代包拯告诫子孙：“有贪赃犯法的，不得回到本家，死后也不得葬入祖坟。”这正是当今士大夫教育子孙应遵循的法度。

译惩贪议

王命岳

臣听说，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惩治贪官；而惩治贪官，没有比表彰廉洁更优先的了。如今天下吏治正在整顿，但弹劾贪墨的奏章却每天堆满了公车。议论的人说，小吏之所以不廉洁，是大吏引导他们的。至于大吏之所以违法，又有谁在引导他们呢？臣因此不能为身居高位的同僚隐瞒。有一种人能够出卖朝廷的官爵，致使天下没有廉洁的官吏；有一种人能够出卖朝廷的法律，致使天下正直善良的人得不到鼓励，污浊邪恶的人得不到惩罚。如果天下没有廉洁的官吏，而且好人得不到鼓励，坏人得不到惩罚，那与放纵千百只虎狼在天下，吸尽天下百姓的血有什么区别呢！满朝大小官员，没有不知道其中原因的，然而没有人肯向皇上直言，是因为人人都怀着自私自利之心。如今同样是升迁调动，有的人就慢，有的人就快。慢一定有原因，快也一定有原因。同样是削职罢免，有的人恢复原职，有的人终身禁锢。被禁锢一定有原因，被恢复也一定有原因。如今同样犯了一种罪，有的人被释放，有的人被收监。释放不是无故释放，收监也不是无故收监。同样的罪行和情节，有的人议罪轻，有的人议罪重。重不是无故加重，轻也不是无故减轻。所有这类情况，都是贪官用来盗取名位、窃取威福以行其贪赃枉法私欲的手段。他们用来掩饰自己贪婪的，就是那些条例作为阶梯罢了。朝廷只有典章法度是不可更改的，至于那些条例，则有轻有重，有给予有剥夺，都足以方便他们转移迁就，以遂其私欲。如今惩治贪官必须从身边开始，但惩治贪官实在不容易。法令规定弹劾参奏贪赃官吏，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就以其罪论处。在选官部门买官，收钱的人隐瞒，买官的人也隐瞒，谁会出来作证说：“那个人用某个官职购买我的钱吗？”在秋审部门买法，卖法的人隐瞒，脱罪的人也隐瞒，谁敢出来作证说：“那个人拿了我的钱而免除我的罪吗？”像这样，证据必然无法得到，实迹必然无法求得。贪与廉的行为不同，廉洁的人不告诉别人自己廉洁，贪婪的人也不告诉别人自己贪婪。然而品行在人，舆论难以掩盖。拿国民的舆情、朝廷大臣的公议来质问，与众人一起抛弃他们是可行的。从前杨绾做宰相，百官就减少了随从，拆毁了宅第；毛玠做尚书，官吏就没有人敢穿好衣服吃美食。如今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专任委任，以真诚相待，以此风励众官，矫正改变世俗风尚，即使有贪官，能不改变面貌而回心转意吗？而其根本在于朝廷崇尚敦厚的大政，不要让贪官得以借此图谋私利。贪官往往在贿赂不通的时候，施行刻薄深重的手段。所以爱惜名器看似忠诚，严用法度看似公正，君主不察而相信他们的心，那么他们对于接受贿赂的人就能径直行其私欲，而君主不会怀疑。如今朝廷事事宽大，那么贪官就没有借口操持急迫的手段来勒索宠赂。这不仅是吏治可以清明，而且国家长久的福分，也由此奠定基础了。

原盗

彭维新

有盗贼，有盗取盗贼财物的人，有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盗贼，是被贫困驱使的人；盗取盗贼财物的人，是愚弄神明的人；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是残害百姓的人。等级差别很明显了。宜阳城南有个富家后代，叫张承，年少时游手好闲失业，靠偷窃衣食。一天晚上去小村偷窃，挖穿墙壁，进出多次，得到衣物，堆积在洞外，没有东西捆绑，又进去偷井上的辘轳绳。恰好邻村农夫吴禄和他的儿子夜里经过那里，看见墙边隆起，推测是偷窃者的东西，背回家。张承得到绳子，出来四下张望，发现衣物都不见了，愤怒悔恨之下在林中树上自缢，绳子断落地下，伤了大腿，跛行着，藏在丛冢中间，逃走到嵩山寺，做了和尚。过了一年，吴禄因为背回衣物，给妇女们穿，被县里的巡逻人员查访，全部指认他家的衣物为盗赃，知道他家向来不贫困，诡称呼叫他的同伙，轮流索取他的财物。不久，邻县的巡逻役卒接踵而至，借事拷打逼迫，没有一个月不恐吓勒索，最终使他家破人亡。吴禄父子迁徙躲避到其他地方，十多年寒饿难支，于是跟随大盗，成为河内济源盗案中有名的人。吴禄已被抓获，又悬赏缉拿他的儿子和妇女，又去拘捕从前索取财物的那些巡逻卒，却举不出他们的姓名和住址了。而嵩山做和尚的人，如今因为持戒行为被人争着礼敬。那么张承得以保全，是盗取盗贼财物的人给予的；吴禄父子遭受罪祸，是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逼迫的。明白了，所以盗贼不值得厌恶，百姓不贫困就没有盗贼了；盗取盗贼财物的人也不值得厌恶，有盗取盗贼财物的人，盗贼就会悔改；只有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特别值得厌恶，他有能力使不贫困的人贫困，不偷盗的人偷盗，反而能自己脱身于局外。一定要使所有贫困的人都成为盗贼，不贫困的人都成为盗取盗贼财物的人，才开始能全部列举出来痛快吞食。唉，是谁使他们这样的呢？既不能使百姓不成为盗贼，又不能使盗取盗贼财物的人得以申辩情由而不致贫困，只是让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天天四处出动逼迫百姓成为盗贼，那么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的罪过还可以减轻吗？豢养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纵容盗取盗取盗贼财物者财物的人应当承担责任。于是阅读吴禄的供词而写这篇《原盗》。

论吏治不清皆由举劾不当疏

王命岳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百姓生活的安定与否。与皇上共同安定百姓的，不过是一两个地方官员罢了。皇上勤勉不懈地追求治理，痛恨天下的贪官污吏，不得已规定犯赃十两以上抄没

译关于没收家产的谕令，无非是希望各位地方官员洗心革面，洁身自好，爱护百姓，以彰显朝廷的恩德与意旨，应当让负责治理百姓的官员各自心怀敬畏谨慎，将贪婪转化为廉洁。然而，弹劾贪官的奏章没有一天不上达天听，法律越是严厉，贪污却不止息，这是什么原因呢？臣愚昧地认为，这都是因为举荐和弹劾不当，被举荐的人未必都是贤良，所以举荐不足以起到鼓励作用；被弹劾的人未必都是不肖，所以弹劾不足以让人畏惧。人人都想着谋取眼前的利益，将其作为讨好上官的资本，那么即使天天悬挂惩治贪污的命令，贪污也必然无法止息。

在明朝末年，由于巡抚、巡按的奏报不实，廉洁谨慎的人因为不送贿赂，就被视为软弱无能；贪婪无度的人因为用金银财帛奉承上级，就被盛赞为干练之才。甚至被弹劾为贪官的都是真正廉洁的人，被奖赏为廉洁的却是大贪官，黑白颠倒，腐败的官吏横行霸道，百姓生活日益困苦，最终导致动乱灭亡。提起往事，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

我们皇上独揽大权，官吏承奉风气，各位总督、巡抚、巡按必定不敢公然颠倒是非，辜负朝廷。但臣因为贪污风气尚未止息，不得不请求责成总督、巡抚、巡按负责。臣对于没有亲眼目睹的事情，不敢随意指陈。就像去年十月，内阁臣子、科道臣子各自驳斥弹劾，总督、巡按的举荐和弹劾相互矛盾。内阁指出陕西四川总督金砺所首推的左布政使黄纪以及兴屯道佥事白士麟，随即被巡按陕西御史王继文特别参奏贪污，赃物私产堆积如山。总督已经奉旨罚俸，如果不是巡按御史在后面坚持持正，那么黄纪、白士麟正等着凭借推荐谋求升迁呢。这是同一个人，总督推荐他，巡按弹劾他。

又如总督金砺最初遵旨荐举官员时，内阁指出分守关内道左参议何承都，操守品格如同金玉，忧国忧民之心深切。随即又因道臣贪婪之事被纠参。根据总督的疏奏称，藩司黄纪最初揭发何承都时评语很好，列入应荐名单之中。等到黄纪被巡按御史纠参后，仍然再次揭发何承都的事迹。这是同一个人，开始推荐他，后来弹劾他。

又如偏沅巡抚素廓宇，最初推荐永兴知县周浑，随即因为士人百姓持词上诉，才上奏检举其作为有司纵容蛀虫等事。这又是同一个人，开始推荐他，后来弹劾他。由此类推，那么从前那些无法查问的官员评价，恐怕不止一两个人、一两件事罢了。

举荐和弹劾关系到劝善惩恶，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应当亲自访查确切适当，然后才可以上报。在君父面前，摇摆不定，忽然说贤良忽然说愚笨，如果不是轻率疏忽，就是线索受人操控，至于贿赂偏私，又是臣不忍心推测各位大臣会有的行为。前事已经蒙受皇上处分，臣不必再多说，现在再次陈述这些，是为了表明总督、巡抚、巡按的举荐和弹劾未必件件确切适当，应当立法振作，慎重对待将来。

以后凡是遇到总督、巡抚、巡按的举荐弹劾奏疏上达，奉旨下发吏部时，吏部参酌公议，如果确实有贤良被毁谤，不肖被赞誉，部臣据实覆奏驳斥，不得只凭原疏回复记录或革职的字样。如果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子都可以执奏驳参，这样贤与不肖得以分辨，吏治得以清明，百姓生活大概有所依赖了吧？

又巡按御史原本有都察院考核甄别，虽然贤愚不齐，但升降任免也紧随其后。至于总督、巡抚本是重臣，而且大多长期任职，选拔官员和言官每年都有外调，人人怀有顾虑，担心一旦成为地方官，要仰仗下属的鼻息，所以言官参奏总督、巡抚的极少。恳请皇上特别发出圣旨，普遍晓谕责成各省总督、巡抚，从头清洗，不要以喜怒作为高低标准，不要以厚薄作为爱憎依据，务必期望选拔精实，以符合上旨。每年年终仍然命令选拔官员、宪台官员一同加以考核，某总督、某巡抚、某人弹劾某人确实恰当，某总督、某巡抚举荐某人、弹劾某人或许失实，详细列出呈报，听任皇上亲自甄别，去除不称职者，大概源头根本安定，末流自然洁净，这也是激励的大法，作为倡导小廉的一种辅助。

译奖劝清吏疏 顺治十六年

御史田六善

臣认为，清廉与贪浊，是区分人品的途径；奖劝与惩戒，是朝廷的重大法度。惩戒是继奖劝之后而言的。如今贪腐之风日益严重，处于极其严重且难以挽回的境地，不得不严厉惩罚以警示众人。然而惩罚虽然严厉，弊端却日益巧妙，廉耻之心逐渐沦丧到不可追问的地步。只有惩戒与奖劝并行，那么今天虽然不能必定让人自我奖劝而实行，但时间久了，人们将看到清廉官吏是可以做到的，勤勉自我约束，也可以不靠惩罚而自我奖劝，由此登上大治的境界，就不难了。如今州县并非没有奖劝，缉捕逃人则有奖劝，缴纳银两粮食以及开垦荒地缴纳税粮则有奖劝。百姓的安危，原本系于官吏的清廉与否，而用来奖劝清廉官吏的方法，未曾被讨论过。督抚也并非没有奖劝，州县能缉捕逃人则他们有奖劝，州县能开垦荒地以及缴纳税粮等事则他们有奖劝。官吏的清廉与否，原本取决于督抚的公正与否，而用来奖劝督抚的方法，未曾被讨论过。况且缉捕盗贼、开垦荒地等奖劝，是奖赏有能力的人；缴纳银两粮食等奖劝，是奖赏富有的人。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清廉官吏更为有益呢？况且州县有功，督抚都将其积累作为自己的功劳，因为他们能督率下属。哪里比得上能使官吏没有不清廉的更为有益呢？督抚不能得到荐举，不过是因为认为荐举有虚文而无实用，然而参劾容易而荐举困难，此后督抚将每年参劾数人以敷衍塞责，至于官吏的清廉与否，也就漠然视之了。恳请皇上敕令督抚，不得效仿平常荐举的习套，只核查地方历年所得清廉官吏究竟有几人，一一开列上报。恳请皇上将名字记在左右，以便优厚提拔。恳请皇上敕令该部，或一年或两年分类核查各督抚辖区，有清廉官吏五人的如何褒奖，有清廉官吏十人的如何优待，没有清廉官吏一人的如何处分，这样人人自我奋发，治国之道就可以兴盛。然而实行此策有五种便利，议论此策有三种困难，不可不加以讲求。什么叫五种便利？奖劝清廉官吏，那么那些饮冰茹蘖（清廉自守）的人，会说人虽然荣华，自己虽然冷落，但公道尚存，声名尚美，那么持守的志向更加坚定，这是第一种便利。奖劝清廉官吏，那么不在清廉官吏行列的人，会说自己即使有缉捕逃人、输纳赈灾等功劳，操守尚未被信任，御史弹劾可畏，谁敢不努力自我磨砺，这是第二种便利。奖劝清廉官吏，那么皇上忧虑吏治日益败坏，寻求人才而不得的情况，今后可以知道某省还有几位清廉官吏，以此考察吏治的修明与废弛，这是第三种便利。奖劝清廉官吏使天下清楚地知道，国家奖劝有能力的人如此，奖劝有德行的人如此，风俗可以发生巨大变化，这是第四种便利。至于奖劝清廉官吏兼奖劝督抚，那么督抚往日认为清廉官吏对自己无益，摧残呵斥，使廉洁之士灰心丧志，如今看到清廉官吏万万不可没有，就一定会呵护他们，亲近喜爱他们，这是第五种便利。什么叫三种困难？议论的人必定说：一旦奖劝清廉官吏，那么其余不清廉的就可以知道了，无法处置那些不在清廉官吏行列的人，这是第一种困难。如今天下果真都是清廉官吏吗？与其不奖劝而泾渭不分，哪里比得上奖劝他们，使有清廉名声的人知道勉励，没有清廉名声的人知道警戒呢？议论的人必定说：一旦奖劝清廉官吏，恐怕督抚依旧受贿徇私，这是第二种困难。难道没有巡按御史互相监察吗？巡按御史在地方，虽然不如督抚任职长久，但用来监察督抚荐举的虚实却很容易。不公不明已有严厉的法度，督抚又怎肯为了自己的功名而成为他人的地步呢？议论的人必定说：一旦奖劝清廉官吏，担心钱粮等事未必没有牵累，这是第三种困难。周官六计，惩治贪吏总以廉洁贯穿其中，平常加级记录都可以抵算罚降，难道一尘不染的官吏为皇上爱养百姓，唯独不可以加级记录并承受特殊恩宠吗？如果实行的人极力促成这五种便利，议论的人不被那三种困难所迷惑，将看到廉耻可以兴起，名节可以振作，循良的风气不逊于前代了。臣工幸运，天下幸运。

请分别贤能疏

曹一士

臣看到皇上即位以来，勤勉探求民间疾苦，加惠百姓。恭敬阅读谕旨，上面说：“百姓安定那么朕就安定了。”伟大的皇言，听到的人都感动流泪。臣愚昧地认为，想要百姓安定，务必在于不骚扰他们罢了。而其关键，没有比慎重选择督抚更优先的了。督抚是守令的倡导者。督抚不骚扰，守令不骚扰，小民而天下百姓没有不安定的了。从大吏到小吏，都有贤员，有能员。贤能兼备的是上等，贤而不足以能的是次等，能有余而贤不足的是再次等。什么叫务持大体、与民休息呢？这是贤员。什么叫能趋事赴功、综核名实呢？这是能员。天下能吏多而贤吏少，那么吏治必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不可不急忙加以甄别。臣查督抚保举题奏守令，其辞约有几项：说年力富强，为人明白，办事勤慎。其实际政绩则是钱粮没有亏欠，开垦多方，善于捕盗。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确实就是所谓的能吏。然而不久就有的因赃污亏空被闻知，有的因草菅人命被弹劾。所谓的贪吏、酷吏，没有不出自能吏之中。他们确实有才能，用来助长他们的恶行罢了。至于贤吏则不然，只是恻隐爱人罢了，只是诚恳朴实无华罢了，方正侍奉上级

译不只是不诡诈盲从罢了，官吏百姓同声称赞他不扰民罢了。这几类人都是督抚视为无能的人。然而贤能的人必定出自其中。推度当今世上这样的人不少，而督抚的举荐曾未涉及这些人，难道不是重视才能而轻视贤德的原因吗？还是拘泥于积习，把有才能的官吏就当作贤能的官吏呢？况且臣担心督抚所说的有才能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有才能。把奔走效劳、办事便利称为有才能，那么老成诚实的人就被视为迟钝了；把应对敏捷、口才伶俐称为有才能，那么质朴寡言的人就被视为迂腐疏阔了；把卖弄才华、喜欢多事称为有才能，那么沉着冷静的人就被视为懈怠迟缓了；甚至有人把刚猛严酷、不顾及他人议论称为有才能，那么勤于安抚百姓、不善于罗织罪名的人就被称为沽名钓誉，才力不足而搜集细微过错来弹劾罢免他们了。喜好风尚一旦偏差，取舍立刻不同。等到所选取的人溃败决裂，就说“臣以前不合时宜地错误举荐”，只听从吏部的评议罢了。既然有错误举荐，必然有错误弹劾，错误举荐的人可以议处他的罪责，错误弹劾的人又从哪里施加惩罚呢？臣从子舆氏（孟子）那里听说：“尊重贤人，使用能人”，又说：“贤人在高位，能人在职位。”明确贤与能应当区别开来。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督抚，追求显赫功绩的意思多，而敦厚广大、宽裕包容的道理少；损害下属利益以增益上级的事多，而舍弃上级利益以增益下属的道义少。这确实是关乎当世治国根本的大事。治国根本一旦偏颇，必然滋生流弊，扭转的关键，实在就在今天。臣看见皇上对于凡是丈量土地、开垦荒地、割属州县、调动牧令等一切频繁变更扰民的措施，都颁布旨意罢除革废。作为督抚的人，推度没有不顺应潮流而宣扬教化的。臣所担心的是，他们或许固执己见，就会掩饰错误以自我保护；或者意图迎合，又将姑息养奸以求苟且偷安。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明白贤与能的区别。斗胆请求皇上特别颁布一道谕旨，剖析贤与能的区别，详细加以开导，使他们在精明严肃之中，施行优游宽大的政治。有才能的人务必努力成为贤人，而贤人更加勉励自己具备才能。《尚书》说：“人有才能且有所作为，让他以行为为羞耻（即注重德行），这是勉励他成为贤人。”《诗经》说：“唉，你们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这是勉励他具备才能。”如果贤人不是真正的贤人，能人不是真正的能人，那么必定是开导他不醒悟，引导他不顺从。只有皇上立即赐予果断的裁决以罢免斥退他们，或许督抚没有不洗心革面、涤除杂念，来仰答圣明的。至于他们所属的守令在由僚属题奏举荐时，分别填写“贤员”、“能员”字样，然后在下面分条陈述实事。如果是有才能的官员而有败坏的行为，允许督抚自行检举；如果是贤德的官员而有恶劣的行迹，那么督抚从重处分。倘若他们所属举荐的都是有才能的官员而没有一个是贤德的官员，那么不是大吏缺乏端正自己、率领下属的方法，就是贤人受到阻碍无法上达天听。督抚的贤与不贤，且看他们所举荐的人就一目了然了。像这样，那么以知人的智慧作为安民的恩惠，那么皇上的仁心仁政，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天下百姓有不共同享受福泽的吗？

译请求禁止越级升迁疏 顺治十五年

给事中姜希辙

臣认为，朝廷对于有功有德之人，设有爵位俸禄来奖赏；对于贤能勤劳之人，臣子只应敦厚清正、献出良策，依据职责所在，矢忠尽职，不敢荒废官职，招致覆舟之讥；否则便降职处罚、革除官职，用来警戒冥顽不灵之人，以此来激励振作精神、勤于办事。至于职业已经履行，器物整治完备，行为不违背八法之议，才能或许有独到之处，积累俸禄、按资历升迁，没有落后的，未曾听说掩盖勤劳而不考核名实相符的。然而现在的吏治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比如缉获逃人、开垦荒地、漕粮报竣，有的加级，有的不论俸满，越级骤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究其越级升迁的原因，不过是说逃人容易隐藏难以抓获，荒地容易抛荒难以开垦，漕粮容易拖欠难以完纳，不得不打开功名之路，以示磨砺钝才的手段，否则人心不畅而难以奏效。这三者，都是臣子职分中应当做的事，对于应当履行的职守，如果懈怠玩忽不举，自有刑罚来惩治其后，现在不仅记录功劳，又加级，先前已经升迁，后来再次升迁，甚至级别无可加而升迁仍不止。在国家劝勉贤能的典制上，不免有滥用的弊端，而臣子循分守职之心，也觉得不安。况且这三者，并非此人具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以应得不次升迁，而是看其所在的地方。如果在京畿、齐、豫等地，即使逃人缉捕不尽，荒地开垦不尽，漕粮完纳不尽，而问其他省份，有的说逃人不是故乡人而没有隐匿，有的说没有一寸土地不开垦，这是无所用其力的。至于漕粮，又依赖天时，如果荒年民贫，即使极尽智谋，又能用什么力呢？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岂可作为臣下的训诫吗？臣认为这三者不宜有加级，也不应有不论俸满的特典，只应一年一考，根据事情设立标准，尽职者记录功劳以表彰其功，怠废者严加处罚以惩戒其后，何至于让人因一事之修举胜过三年之考绩，轻视循分的升迁，希冀非常之幸进呢？况且国家考核功劳的典制不止这三者，如征收赋税、教化士人、祭祀神灵、劝课农桑、训练军队、训诫将领、兴办教化、敦厚风俗，未曾听说事事有加级，事事有升迁的。此外臣还有请求，捐俸也属于臣子的道义，记录功劳用来彰显劝勉，竟然有夸多斗靡，金钱米谷成千累百的，这是记录功劳不足以风示，反而足以奖励贪婪。这岂是国家鼓励的初心吗？此后恳请皇上敕谕督抚按务必核实数目才上奏，不得徒尚虚文以夸耀耳目，这也是警戒的微权。

择尤参劾，以图整顿川省吏治、营务片

骆秉章

臣蒙受圣恩，肩负重任，现在四川正值糜烂之后，急图补救之方，应当以振兴吏治、整顿营务、宽筹军饷、剿除贼匪四者为要，而振兴吏治又是筹饷的根本，整顿营务又是剿贼的根本，那么四者之中，尤其应当以这两者为先。四川吏治、营务的败坏，积累已数十年，至今日无以复加。臣率师入蜀，已超过半年，常听官绅士民的议论，一致认为吏治败坏于藩司祥奎，营务败坏于督标中军张定川，不赶快罢免这两人，那么诸事无从整理。臣查考祥奎不识政体，又以贪鄙助长，任职六七年，贿赂公行，声名狼藉，不肖的守令相继出入其门，钻营攀附，无所不至，因此州县优缺署理者占其大半。军兴以来，军饷缺乏，辄借口军需以供其图索，因此缺分之委署有费用，军功之保举有费用，防堵之报销有费用。又听信幕友家丁，肆行讹索。四川近年每地丁银一两，加津贴一两，祥奎因为军饷支绌，又在津贴之外，每两加派银五两，名为按户捐输。地方官既奉严令，日务敲扑追比，百姓怨痛已深，辄复聚众相抗，而渠县、吉安、达县、巴州、营山、东乡、南京、通江各州县遂至围城大哄，几天后才解散。即此任意苛派，激成事变，也实在不称藩司之任。况且州县既以贿得，牧令多与私交相结，想要吏治澄清，从何施其惩劝？这是吏治之病在本原。张定川狡狯刁诈，又以柔佞助长，由督署巡捕保至副将署中军之缺，十余年前任督臣，鲜不受其欺瞒，通省武官多受其笼络，省城重要职位，非其义子门生，即其亲信友善之党，督署内外遍置亲信，一动一言皆所周知，因此权势倾轧，权重一时。开始或许通径窦以献其佞谀，继而倚权势而行其要挟，历任督臣因其党羽众多，也遂熟视而无可奈何，所以年已七旬，仍恋栈不去。军兴以来，兼管制造军装、帐篷、枪炮、火药各项，实多不实，当事人明知其侵吞，而莫敢指言其非，既然相容隐以释其嫌，更加保奖以悦其心。现在该副将已加总兵衔，其子张廷奎也保陕西候补知府。

译像张正伦、戴廷超、刘华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全都担任城守游击、都守等关键职位，声势显赫，家产数以万计。这是军务方面的忧患，且潜伏在核心要害之处。臣蒙受圣主特殊的知遇之恩，正值西陲局势艰难之际，如果仍然稍有姑息宽容，那么四川的事势就绝对没有好转的希望。如果想要极力谋求振作，保住这片富饶的地区，如果不先除去这两个人，实在无从着手。反复筹划，已经过了十天，因此敢上疏陈述。关于这两人的劣迹，恳请圣上裁决。布政使祥奎，恳请旨意立即革职，永不录用，以作惩戒警示。拥有总兵衔、署理督标中军副将的张定川，恳请旨意革职逮捕审问。所有四川吏治和军务废弛，首先谋求整顿的原因，理应附片秘密陈述。

译请求整顿八旗人才的奏疏 光绪八年

宝廷

我私下认为，本朝的制度，是满汉官员共同任用。从前八旗人才辈出，凡是汉族官员所不能办理的事务，满族官员往往能够建功立业。如今却与往昔大不相同了。外省尚且可以不区分满汉，京城官员满汉并列，不能融合十八省的汉族人士来选拔，尚且未必人人称职。旗人的数量抵不上一个府，也一定要勉强凑足员额，岂能避免滥竽充数的讥讽。现在尚且如此，日后情形可想而知。近年来八旗的文风并未大大逊色于从前，为何人才如此匮乏？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没有方法，虽然不乏读书应试的人，但专门攻习科举业，所学的都是无用的东西。二是由于开办公捐以来，入仕太容易，捐一个笔帖式的职位，谋求进入档案房，只要能奔走攀附，即使目不识丁，不出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造就的人才，沾染了这种陋习，也逐渐趋向于轻浮卑佞。所以有人说档案房是淹没人才的深渊，这话虽然有些激进，并非过分的言论。现在想要培养八旗人才，必须从整顿官学和笔帖式开始。整顿官学之前已有旨意交议，至于笔帖式则是尤其不可缓行的图谋。八旗走这条路的人，比其他途径更多，必须立即加以整顿。如何整顿，只有教他们学习条例罢了。查考笔帖式的定制极其严格，如今却是枪手代替、传递作弊，没有一种弊端不存在，清理并非易事。既然不能立即清除其源头，似乎不可不急于疏通其支流。近来堂官看待笔帖式如同吏役，往往不屑于整顿。即使有心整顿的，也不过是严格检查考勤簿册，即便让笔帖式每天到衙署迎送堂官，所习得的仍是奔走伺候，对公事有什么益处呢？对笔帖式有什么益处呢？这仍然是引导他们走向轻浮卑佞。考试难以核实，不如在到部任职时核实。拟定仿照外省分发佐杂、佐贰官员到省考试的方法，变通试行。凡是笔帖式到部，不论实缺、候补、捐赠、考取，一律用满汉文考试，必须大致通顺，才准许作为到部任职。那些太荒谬不通的，驳回令其自学三年，再赴部考试。如果仍然不通，仍驳回学习一年，再赴部考试，必须能够通顺，才准许留在部里学习。三年期满，奏请留任也必须遵例认真甄别，不准虚应故事。如果到署考试与奏留甄别不认真的，堂官以徇私论处。各部设立学例馆，选择深谙条例的司员，派充教习，不分满汉，让一署的笔帖式都来学习。条例和汉文浅显的，先教他们，学习汉文，每月由堂官考核，分别优劣，每季再考，年终大考，优秀的酌情给予乌布（奖励），劣等的酌情开除乌布。三年京察，以条例案卷的生疏熟练，以及差使的勤勉懒惰，分别等第，题升为主事。主事是员外郎、郎中的阶梯，即将主持起草、掌管印信，哪有不通晓条例案卷而能胜任的呢？近来满族司员中，一半都是凑数备员，公事只依靠汉族官员和书吏主持，就是不熟悉条例的缘故。听说直隶按察使刚毅，在部时专心学习条例，跟从学习的很多，等到外放任职，很有政绩声望，这就是学习条例的效果。如果能认真习例，不出十年，六部应当增添许多干练的满族官员，日后府道、封疆大吏，何至于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呢？有人说满族有笔帖式，就像汉族有书吏，无须学习条例，只重视满文。如果终身只做这个官，固然不必深求；如果想要成为司员，则不可不学习条例了。何况积累资历俸禄，在内可以正居揆席（宰相之位），在外可以统领兼圻（地方大员）呢？学习的方法，在某司行走，就学习某司的条例，日后精通，即可掌管某司印信，主持某司文稿。如果才力有余，愿意兼习的听之；限于才力，不愿习例的，也听之。有人担心因此恐怕有翻译废弛的弊端，不知道汉文不通，未能有通满文的人。从前笔帖式重视满文，是担心他们追求文词工整而导致荒废满文，并非说不必通汉文，不必谙熟条例案卷。现在责成他们通汉文、谙熟条例案卷，就说我学习满文；等到用满文考核，却又全不通晓，私下不知他们究竟学习了什么。三年考试的方法具在，只要能认真甄别，又何必担心翻译的废弛呢？恭读乾隆二十九年的圣谕，近来听说各部院办事，只有司员说堂画稿，而各司笔帖式整年不得常见堂官，他们所熟悉的不过是跟班的几个人罢了。笔帖式将来都可以升用为司员，如果该堂官未曾谋面，遇到保题升用的地方，只以司官的话为凭，于理不合。该堂官自然应当在笔帖式中留心察看，遇到可以造就、尚能办事的，时常加以训勉，以期有成等因钦此。又恭读雍正五年的圣谕，各衙门笔帖式都是办事将来升用堂司的人，虽然经过考取，必须慎重拣选人才补用，才对部务有益等因钦此。仰见历代圣上培养人才的深意，足以证明笔帖式，不仅应当学习满文，而且必须讲求部务。造就的方法，拣选的法度，也只是教他们学习条例，而区别能习、不能习罢了。八旗人才关系重大，培养的关键，在于这两者，而笔帖式积习过深，尤其应当立即加以整顿。

译恳请陛下命令军机大臣详细斟酌、妥善商议，最终由圣上决断。如果建议可行，就恳请严令切实执行，不允许敷衍应付，似乎也不必再下发到各部讨论。六部堂官的差事繁多，此举未免更加增加他们的辛劳，然而各位大臣都蒙受国家的厚恩，满族官员本来应当以培养后进为己任，即使是汉族官员也不会漠不关心，想必大家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译公黜陟议

冯桂芬

现在试着泛泛而论，选拔人才的人，是看重文章呢？还是看重才能和品德呢？那一定会说：才能和品德更重要。是看重一两个人的私见呢？还是看重千百人的公论呢？那一定会说：公论更重要。然而从汉朝以来，选拔人才的方法，无论是推荐还是策试，途径虽然很多，但归根结底不外乎用文章来测试，由几位大臣来举荐，难道不是因为才能品德虚无而没有依据，公论分散而没有条理，不得不舍弃它们而凭借文章、凭借私见吗？却不知道这绝对不足以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人们只知道刘蒉在江东落第，不知道这是因为文章不足以作为凭据；难道知道通籍（做官）之后的升降黜陟，竟然也不足以作为凭据吗？没有文章作为凭据，从选拔宰相以下，无非是从容貌、言语、奔走效劳之间来选拔人才，按惯例举荐就按惯例任用，虽然公论都知道他们是浅薄无能、不足挂齿的人，但逐年升迁，不久就参与国家最高决策，不久就手握兵权，比比皆是。士大夫平时议论，从未听说有人说：某人的品德可以大贵，某人的才能可以大贵；只听说有人说：某人的命好，某人的相好，可以大贵。既然说到命、说到相，那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唉！怎么怪他们不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呢？想要寻求变革的办法，不把虚无的变为实在的，把分散的变为统一的，是不行的。尧说：“师锡”中的“师”是众人的意思。《礼记》说：“在朝廷上封爵授官，要与众人共同决定。”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百姓，也就是众人的意思。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夏商周三代以前本来就有善于采纳众人意见的方法，经典传文章节简略，无法考证，但孟子的话却鲜明显著，那么这件事就可以意会了。《新唐书·赵憬传》记载：“赵憬说：应该采集士人的声誉，以声誉多的人优先任用。”就是这个意思，关键在于明确会推的方法，并广泛地加以运用。又把现在的保举方法反过来使用。会推必定是重臣的权贵，现在推广到一般官员；保举是上级长官的权力，现在移交给下级，责成京官，从中书省以上，每年举荐六部九卿一人，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登记在册，以被举荐次数的多少决定先后，遇到应该升迁的空缺，列出名单，没有被举荐者不得列入。又命令每年举荐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给各堂官，如果有应该升迁的空缺，任用被举荐多的人；如果任用被举荐少的人，则必须说明原因，等待皇帝钦定。对于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的各位绅士以及诸生、各乡正副黄耆老，每年举荐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报到郡，郡核实被举荐最多的人，上报给大吏，大吏广泛采纳舆论，折中决定，允许删减，不允许增加。造册奏报，听说有空缺，依次保举，不给予上司权力却参劾他，权力则给予他。乡人全都喜欢或厌恶他，不能平白地就人的言论而定。至于官员，没有乡人全都喜欢却不是好官的，也没有乡人全都厌恶却不是劣员的。所以这个方法非常恰当，不可改变。至于各官员的考核，应该首先以所举荐的人是否得当作为功过，以重视这件事。所谓选拔人才看重品德，看重千百人的公论，就是这样。另外提议通籍后不得再参加考试。又提议考官、学政都由公举产生，就不需要考试差遣。其他如诗文传播，脍炙人口的适合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的适合谏垣；文笔敏捷，记忆无遗漏的适合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伦的适合外任，都可以随事分别举荐。公论所在，难道不胜过昔日的考试吗？

论拔真才宜公举而勿循资格

唉！自从乡选里举的制度不再实行，被埋没在草野中的人才就多了。也自从循资按格的惯例加重，被屈居在下位的人才就更多了。被埋没在草野中，人才如何振兴？被屈居在下僚，人才如何鼓舞？通商以后，西方各国步步占先，中国步步退让。议论的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才兴盛，中国无法与之相比。中国开风气之先，文物声名一向被外邦所景仰。那么中国的人才，难道真的不如西方吗？而人才之所以不显得兴盛，大抵都是被选举制度阻碍、被资格限制所致。士人自从束发读书，父兄的培植，师长的教授，本人的期望，无不希望显扬于当时，有所作为于世间。然而必须经过三次考试才能得到一个生员资格，而且有考了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人，即使得到了也不过是秀才，仍然是无所事事的人。由秀才考试成为举人，无论考不中，即使考中的也不过是举人，仍然是无所事事的人。那些自爱之士，即使没有凭借，怎么谈得上自守？与考不中举人的人没有区别，与考不中秀才的人也没有区别。如果不自爱，大的则攀附钻营，小的则鱼肉乡里，他们的行为反而不如秀才，甚至不如不做秀才的人。没有其他原因，贫穷拖累他们，无事可做也拖累他们。由举人考试成为进士，再考试成为翰林，成为知县，成为部曹，在内任职，在外做吏，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然而知县以即用到省摘委，补缺有定例，脚靴手版听鼓随班出仕，他们盼望得到差事、得到缺额，就像农夫盼望丰收一样。即使得到了缺额，调任没有日子，升补没有期限。那些庸碌的人，且不说。而有为之士，有的因为百里之任困住了他们的才能，有的因为上

译游说者牵制其肘腋，等到依照惯例升补官职，逐渐升至地方大员时，则筋力已经衰退，精神已经耗损，想要有所作为却力不从心了。人才的不振作，难道不是被资历所限制吗？世上并非没有一日三迁、受到荐举保奏的人，但终究秉持公道的少，徇私舞弊的多，往往有未经过艰辛历练却偏偏得到重赏的，大抵都是从攀附钻营、奔走竞逐而来。有攀附钻营、奔走竞逐的人，而真正的人才则更加遭受压抑了。这是人才不由公举而产生的弊端。至于京官，则困顿人才的情况更为严重。科举功名以翰林院和六部郎官为终点，翰林院官员盼望外放任职，六部郎官盼望补缺实授，实际上是因为外放补缺之后才能升迁外任。然而外放补缺往往有延迟到十年、二十年的，甚至有终身不得外放、不得补缺的。所以有“老郎官熬白头”的谚语。在这“老郎官熬白头”的人群中，难道没有人才吗？即使有知晓的人，无奈他们的官阶已老而头发已白。那些得以外放补缺的人，按照资历和等级升到侍郎、尚书，也需要二十年。其中并非没有像李绛那样的精神、郭子仪那样的福泽，但大半都是垂暮之年，不能振作精神了。这种弊端上下沿袭，内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期望人才振作，不也太难了吗！人无论贵贱，劳心劳力，都需要精力充沛，做事才能面面俱到。而精力充沛，都在少壮之时。如果在少壮之时能够作为却不让他作为，等到垂暮之年不能作为却强迫他作为，这是忽视人容易做到的事，而强迫人做难做的事。又何必奇怪蒙蔽、因循、粉饰、攀附之弊层出不穷呢！西方各国则事事求实，公事设立议院，而用人都必须公举。比如中国的治理，有一乡公举的人，有一县公举的人，有一府公举的人，有一省公举的人，即使一个行业也必有公举的人。凡是身家清白而有产业的人，都可以被举荐。现在则不需要产业，有俸禄且确系士人身家清白的，也可以被举荐。参与选举的人须在二十五岁左右，在国内有产业，品德学问兼优，操守廉洁，才能被选。也有只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是否殷实的，舆论全都融洽，众议一致同意。今天举荐别人的人，就是将来被举荐的人；今天被举荐的人，就是将来用人的人。不存偏见，各具真知，这就是人才日益兴盛的原因。现在人们只知道废除八股文而推崇西学，八股文确实是无用的东西。然而假如华人都能学习西学，朝廷竟然以西学取士，而取士仍然照搬八股文的功令，用人仍然按照资历来推升迁转，那么只是改变了形式而没有改变实质，改变了末节而没有改变根本。我恐怕蒙蔽、因循、粉饰、攀附的弊端终究不能消除。这难道与不改变有什么不同吗？那么想要杜绝这些弊端，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想要选拔真正的人才，应当从公举开始；想要真正的人才乐于为国家效力，应当从不限定资历开始。

译人才应当由公众推举说

国家因为时局艰难的缘故，特别准许贵州学政所上的奏折，在今年会试之后开办特别科举，希望借此网罗英俊人才，选拔贤良之士，作为将来辅佐朝政的栋梁之材，作为当前治理国家、保卫社稷的对策。由此可见我皇上求贤若渴的心情，即使是三代盛世所说的四处寻访、梦中占卜、吐哺握发那样的急切，也不能超过。如今读书人生在这个时代，多么幸运能遭遇这样非同寻常的盛大典制啊！然而我认为，广泛寻求人才的心意虽然极其尊崇，但提拔进用的途径却还不完备。为什么呢？凡是参加特科的人，在外省必须由总督、巡抚和学政保举，在京师必须由三品以上的京官保举，那么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就已经狭窄了吗？外官尊贵到总督、巡抚和学政，京官显贵到三品以上，都不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所能接近其门墙、见到其面容的。即使有怀才抱德之士，隐居在草野之中，隐藏其才能以等待时机，也不是京中权贵、地方大吏所能物色并招揽的。那些能让自己的名声传到总督、巡抚、学政以及三品以上京官耳中的人，不是他们的门生故旧，就是他们的幕僚属吏罢了。否则，一定是善于奔走钻营、擅长阿谀奉承，成为他们座上宾、门下客的人罢了。唉！没有遇到孔融，谁推荐祢衡？没有遇到萧何，谁知道韩信？虽然说钟鼓在宫廷中敲响，声音能传到外面，有真才实学的人必定有盛名。然而药笼中的人物不多，夹袋里的姓名有限。想要借此来收揽天下的豪杰，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认为人才依靠保举，不如依靠公举来得得当。保举局限于一个人的耳目，它的弊端在于狭隘，它的弊端在于私心。公举则穷尽天下人的耳目，没有所谓狭隘，也没有所谓私心。品评人物的褒扬，出自众人一致的口碑，那么他平日所积累的声望已经足以让人共同信任。在殿试时考察，对策只需几句，不过是用来检验他的名声与实际是否相符罢了。俗话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户人家的小镇，必有忠信之人。当今风气大开，读书人中潜心研究西学的，在官学之内已经大有人在。那些能深入探究奥秘而可以成为专门名家的人，想来也不缺乏。中国这么大，哪里没有人才？但绝不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学政以及三品以上的京官所能普遍举荐的。现在应当仿效西方公举的方法，凡是有杰出才能和特殊才能的人，他平日所学符合朝廷所设特科条例的，必须由数百人或数十人公举。一人由当地主管教育的官员及地方官考核后出具评语，送呈本省总督、巡抚、学政复试，确认属实才让他随同贡生北上，朝廷只派遣几位老成持重、学识渊博的王公大臣加以甄别，真才就会涌现出来。那些纯粹盗取虚名而毫无实学的人，准许各总督、巡抚、学政在复试时酌情淘汰。如果一省之内没有一人能受到公保，就听之任之。只有那些被总督、巡抚、学政以及三品以上京官特别赏识的人，才准许特别保举。如果举荐不当，就治罪，以杜绝结党营私的弊端。这样就能使选拔精当而任用广泛，不局限于以几个人的推荐作为取舍的标准。况且公举的方法，在西方人实行时，本来弊绝风清，拔十得五，是可以有把握的。又必须是人品端正，一向被乡里宗族所推重的人，然后才能受到这种选拔。否则，读书人中那些有才无德的人，往往错误地得到汲引，如曹操曾经举荐孝廉，黄巢举荐进士，都是由于保举而不是公举所带来的弊端。历来开科取士的大典，朝廷意在求贤，但不才的人不免侥幸进身。特举的权力仅授予总督、巡抚、学政以及三品以上的京官，虽然不违背圣人“举荐你所知道的人”的话，但奔竞钻营的风气必定从此兴起。所以孟子说国君进用贤人的方法，必须考察到大夫和国人，而不只以左右近臣的话为可信，这就是西方公举方法所仿效的来源。中国只有权力统于上级，而民权不能伸张，所以一切用人行政无非是虚应故事，对实用没有帮助。现在就拿眼前的特科一事来说，难道海内的真才都聚集在这里了吗？还是还有被压抑的杰出人才，像尺蠖一样屈曲在泥涂之中而未得到选拔呢？尽善尽美没有弊端的方法，应当一定存在。当代的明智之士，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能以化裁通变的建议为我后陈述，那么怀才之士大概就不会有抱屈的叹息，而进用人才的途径也能避免遗珠的遗憾了。我不禁为天下的读书人祈祷求之。

吏难一

张惠言

古代的吏职难做呢？还是现在的吏职难做呢？古代，百姓吃君主的粮食，穿君主的衣服，奉行君主的教化，从事君主的事务。从出生到老死，都有供给。人口、车辆、马牛六畜，都可以计算清楚。所以百姓有贫富，但没有受冻挨饿的。而那些担任州党吏职的人，起初都与百姓同辈相处，学习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技艺，被众人所推举。然后回来治理他们的乡里，所以众人信服并听从他们的治理。上面的是五百家，往下是百家，再往下到五家为止。这些人熟悉情况所以不用仔细查问，就通晓事务；简单所以不劳累而详细。在那个时候，吏职奉守法令条教，天下就治理好了。后世的吏职就不是这样，离开五百里才听任做官。让南方人治理北方，让山区人治理沼泽地，那里的风土习俗本来就不熟悉。州县大的有数百里，小的

译这方圆百里之地，户口数以万计，文书案卷的繁杂扰民，刚强的人尚且难以承受。迎来送往的烦扰，供给接待的礼仪，舟车饮食的耗费，廉洁的人也无法节省。百姓中富裕的、贫穷的，安居的、迁徙流亡的，官吏不知为何如此。贤能的官吏知道原因，但又能如何呢？为什么呢？因为耕种没有田地，经商没有资本，居住没有房屋，发放粮食给他们吃则没有来源，压迫抑制他们则会作乱，所以不得不听任他们贫困、迁徙以至于流亡。不幸遇到盗贼、水旱灾害，即使免除他们的租税，放宽赋役，每日赈济每月借贷，百姓的死活仍然难以预料。幸运地没有水旱灾害，盗贼未起，租税按时缴纳，徭役按期完成，上下互相庆贺以为天下太平，而那些陷入困境的百姓，父亲卖掉儿子，丈夫卖掉妻子，沦为奴婢以求生存的，官吏并不知晓。因饥寒难忍而偷盗，因矫健强悍、品行不端而陷入刑戮，抱头死去的，官吏并不知晓。失业无依，颈项受刑而死，尸体堆积在沟渠中的，官吏并不知晓。既然如此，那么官吏没有暴虐、没有贪墨、没有违背法律，而百姓死去的已经数不胜数了。唉！现在的官吏想要达到古代那样的治理水平，真是难啊。百姓依靠上位者的力量得以生存，他们生育抚养子孙，自食其力，并将剩余部分奉献给上位者以互相供养，因此尊重君主而亲近长官，无事时则长久安定，有事时则可供驱使。现在，百姓用自己的力量维持生计、办理丧葬，侥幸摆脱饥寒死亡的祸患，尚且未必能够成功，却又损害他们赖以自养的资源来供给君主长官、履行约定的期限，官吏有所需求，大声呼喝命令他们顺从。像对待奴隶一样锱铢必较，充实得像外库一样，然而有因穷困来告急的，平庸的官吏变色怒斥，贤能的官吏皱眉叹息，最终没有人起来为他们谋划。像这样，想要百姓拥戴上位者，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当今的祸患，只在于官吏与百姓疏远而不亲近。百姓看待官吏，畏惧得像神鬼一样不可接近；官吏看待百姓，漠然得像站在高山上俯视原野上的草木，无法分辨。百姓疾苦困顿濒临死亡，有拉住路人哀求的，却没有向州县呼救求援的。愚昧的人不知道州县的职责本应保全我的性命，聪明的人知道呼救也没有用。而且不仅没有用，州县发布一道命令，施行一项法令，传呼的人有几十个，奔走的人有几百个，利益尚未见到，却先遭受其害。所以贤士大夫大多以此为戒，而百姓也愿意互相休养生息而不妄动。制定法令却不便利，是因为上位者不了解下情；法令便利而百姓不努力，是因为下位者不信任上位者。如今良将统领百万大军，虽然下属众多，但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意图，而士卒也没有不与将领同心同德、共享视听的，这并不是因为能每天侦察监视和安抚每个人，而是因为他明察利害，法令严明而诚信显著。所以如果有办法使上下相亲，那么百万大军，指挥起来就像手指和手臂一样灵活；如果没有办法使上下相亲，那么对内治理一个妾室，对外驾驭一个仆人，尚且不足以审察他们早晚所做的事，又怎么能谋划长远呢？乡里有乡正，里有里保，这是古代的闾胥、酇长，应当选择有德行的士人担任。如果能大致仿效《周官》《管子》的意思，设立教化法令，让他们各自掌管辖区，按时考核询问。闲暇时与他们讨论利害，考察风俗，民间隐秘的情况，必定能够知晓。长官有谋划，就修缮乡里，乡里修缮好就修缮都城，都城修缮好就修缮国家，千里之远，可以使它像一家一样。上位者能够了解下情，所以举措不会过度；下位者能够信任上位者，所以命令不会抵触。既然如此，那么治理百姓的政策，推行起来是可以的。

译官吏之难（二）

张惠言

官吏如果确实能在下属中建立威信，并且有志于让百姓生存繁衍，就必定不会拘泥于眼前早晚的安逸，而致力于治理根本。如今古人所说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并不是制定断绝生路的法令，不设立违背常情的制度，不违背民心去博取赞誉，仅此而已。这并不是说漫不经心地任由百姓自生自灭、自荣自枯，而我却不去过问。而是说上级与百姓互不干扰罢了。至于管仲治理齐国，子产治理郑国，孟子治理滕国，毅然改变旧俗，纲领确立，法纪完备，不过一年之间，秩序井然。所以这三位先生的治理，可以说探究到了根本。面对非议而不畏惧，受到阻挠而不退缩，等到经制既定，上下安宁，子孙继承基业，几十上百年都不会败坏。那么，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的贤能官吏说：减轻徭役，谨慎征收赋税，清除盗贼，审理狱讼，百姓就能安定太平。做到这些确实如此，然而他们所惠及的，是安居乐业的百姓。至于那些失去生计的人，即使有宽免徭役、体恤劳役的命令，也与他们无关。饥寒得不到救济，那么所谓的盗贼，都是这些人。官吏看到他们是盗贼，就认为他们不值得怜悯。唉！谁知道他们起初本来就不是盗贼呢？何况还有那些宁死也不愿做盗贼的人呢？天下的土地，都足以供养天下的百姓，但利益产生的来源分布不均，所以得到源头的人就能生存，失去源头的人就会死亡。况且一个人的利益，如果两个人依靠它，就会微薄；十个人的利益，如果一百人依靠它，就会匮乏。现在百姓所追求的利益，一个人得到了，就有上千人趋之若鹜。那么利益怎么能不短缺，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因此想要百姓没有饥寒，就要均衡利益的源头；想要均衡利益的源头，不如端正百姓的职业。管仲说：圣明的君王安定百姓的居所，成就百姓的事业，士、农、工、商四民不让他们混杂居住，所以教化有常规，事业有依据。古代的人规划土地、安置居民，并分配职事，要领就是这样。现在计算一个县之中，上等和下等田地能供养多少人？山泽出产能供养多少人？四方货物、集市利润能供养多少人？风俗所需、技艺工匠的巧手需要多少人？贫瘠土地可以改良的有多少？草木水石尚未开采的有多少？四方疆域之内，都会所在何处？乡里集市位置不当的有多少？出行四方却不抛弃乡里的人有多少？通达游历的地方在哪里？有利可图。汇总这些数目进行乘除计算，务必使所从事的职业与利益相当，并调剂有余和不足。那些能充分发挥地力的农夫，能创造物利的工匠，能充裕本计的商人，所在地方向官吏报告，发放钱财聘请他们，树立为师傅，让他们领导同辈，教导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稽查怠惰者，不能胜任者予以斥退。农夫聚集在田间，工匠聚集在作坊，商人聚集在集市。种田却不能播种锄草的人，不被允许留在田间；种植却不能整理材料的人，不被允许留在作坊；贸易却不能繁荣流通的人，不被允许留在集市。那些没有田地又没有资本的人，让他们互相借贷，并按时计算出入。男子十六岁不从事职业，女子十三岁不从事纺织，就惩罚他们的父母。这样百姓就会勤勉于职业，利益就会修明，那些有饥寒的人，或许就很少了。有人说：“管仲的法令，四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地方。现在百姓混杂居住已经很久了，也要分开他们吗？还是不分开？”回答说：“分开百姓，并不是夺取他们的居所而迁移他们的乡里。百家聚集的地方，必定有集市，有作坊，有民居的街巷。做商人的，必定靠近集市；做工匠的，必定靠近作坊。这是常理，我顺着他们的适宜之处而安顿聚集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混杂杂乱罢了，有什么难的呢？”有人说：“百姓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职业，如果利益不足，又让他们学习其他职业，该怎么办？”回答说：“不是迁移他们已经习惯的职业，只是禁止他们正想学习其他职业罢了。如果习惯了却得不到利益，如果愿意迁移的，我有办法安顿他们，又有办法教导他们，那么他们也会乐于得到合适的地方。”现在一个家庭之中，有操劳家务的，有做仆役的，有喂马养牛的，从事这些工作，都是这些人自己愿意的。而分开他们各自从事的工作，则是家长的事情。现在一个县的百姓，做士人的，做农工商贾的，问官吏他们的数目，却茫然不知道。唉！仆役没有固定的事务，而家长尚且能管理好他的家庭吗？

守令篇

洪亮吉

太守和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一个太守贤能，千里之地就蒙受他的福泽；一个知县贤能，百里之地就蒙受他的福泽。那么做太守知县的，难道有别样的特殊方法吗？也只是看太守知县存心如何罢了。过去我还没成年时，侍奉祖父和父亲，看见乡里有担任太守知县的，亲戚朋友慰劳勉励他，必定替他忧虑说：“这个缺额那个缺额简任这个缺额，不容易治理，没听说过其他的事。”等到我弱冠之后，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时改变，看见乡里有担任太守知县的，亲戚朋友慰劳他，也必定替他忧虑说：“这个缺额出息多少，这个缺额应酬多少，这个缺额一年能入己多少，而所谓民生吏治的事，不再挂在嘴边了。”于是担任太守知县后，他的心思智虑，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保姆在得到缺额的时候，又各自揣测其肥瘦，等到相继到任了。太守知县的心思不在百姓身上，必定先问一年的陋规是多少，属员的馈赠是多少，钱粮税务的盈余是多少，而知道妻子兄弟、亲戚朋友、奴仆保姆

译又各自怀着溪壑难填的欲望，借助谋取私利的手段来助长它。因此不幸的是，一年之内地方长官更换数次，而辖区内的下属官员、管辖下的富商大贾乃至普通百姓，已经深受困顿了。其中即使有稍微懂得自爱以及真正能为百姓着想的人，十个中也难有一两个。这一两个人，又常被那七八个人嘲笑为迂腐、笨拙、不善于为自己谋划，而上级官员看待这一两个人，也觉得他们不合时宜，不符合标准。如果不幸有了公事上的过失就被罢免，也只是担心不能迅速削弱这一两个人的势力，直到他们的做法完全等同于那七八个人为止，甚至有的现任地方长官，还想要讥讽三十年前那些地方长官没有本事。然而我又曾考察过，三十年前那些笨拙的地方长官，任期届满回家，或者被罢免返回，他们的盈余虽然不多，但往往足以让子孙几代温饱。现在却不是这样，接连十艘船、上百辆车，所得未曾不比以前多十倍，然而不到十年或五年，他们自身就已经无法维持生计了，更不用说他们的子孙了。那么难道以前的笨拙者真的笨拙，而现在的灵巧者真的灵巧吗？还是心中细微之处有所不同呢？

译循吏约

沈起元

划分疆界、守护土地的官员，没有比州县官与百姓关系更亲近、更切身的了。所以容易见到成效，没有比州县官更明显的；而难以称职，也没有比州县官更难的。上级为百姓寻求好的地方官，不亚于为婴儿寻找乳母，也是那样郑重而迫切。然而全能的人才很少见到，政治教化如何能够成功？本司不自量力，于是竭尽平日读书所得以及先辈所教导的，对诸位谆谆告诫。人的才能见识，难道没有高下之分？有的刚强有的柔弱，有的敏捷有的迟钝。天赋禀性有定数，本来就不能勉强。但是才能见识高的不足以依赖，低的也不足以忧虑，只看他的心地如何罢了。才能虽有不同，心地没有不同；见识虽有不一，心地没有不一。心地是什么？第一是实心。国家澄清整顿官职，吏治章程细微详尽都具备，只担心人们把它看作形式和旧例。如果只要能够应付上级的责任，免除法令的惩罚，便算完事，巧妙地趋利避害，竞相崇尚浮华，那么即使有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都成了虚设，对地方毫无补益。如果能够将士风、民风、诉讼、赋税徭役、水利、盗贼等事，凡是所有法令所垂示的、公文所告诫的、民生所系属的、国计所关联的，一一实心整理，像饮食衣服那样切身，饿了必然求饱，冷了必然求暖，不因为上级督责而粉饰，不因为晋升阶梯而奋勉，不因为同僚意见不同而摇摆不定。一个百姓没有安定，一件事没有查究，睡觉吃饭不敢安宁，焦灼辛劳不敢顾惜。有一分心里不满足，不肯停手；有一毫心里有愧疚，不肯隐瞒。如果事情不利于百姓，即使上级斥责也不害怕，法令处分也不顾惜。至于才能见识高的，心地因为诚实而探求道理必然细致，操守必然坚定，更没有难事足以阻碍我，还担心政治不能建立吗？即使才能见识稍低，而心地所到的地方，见识自然开明，才能自然拓展，在境内必然每天有起色了。第二是虚心。心地本来灵明，不虚心就会蒙蔽。有欲望的念头就不虚心，喜好利禄和名声都是欲望的念头；有成见就不虚心，务求严厉或务求宽缓都是成见。心地既不虚心，于是对错的衡量不能确定，真情假意的隐情不能洞察，动不动就出错，无所适从，这都是被蒙蔽所导致的思考。只有撤去那些蒙蔽，使喜好利禄和名声的念头没有夹杂其中，不计较禄位得失，不问世俗毁誉，那么事情的对错，百姓的真情假意，自然没有隐藏。事情来了就应对，就事论事，不因为姑息养奸来收买人心，不因为固执拘泥来执行法律，成见一空，逐渐归于无我。有过错就改正，何妨舍弃自己听从别人？有善行不矜夸，常觉得别人长处自己短处。虚心就能接受，虚心就能产生明察。这不仅是做官的切要任务，实在是修养心性的关键。但是心地之所以不能诚实和虚心，能这样做的人其病根又有两点：一是不知其苦。劳心的苦，甚于劳力的苦。不仅地方官如此，而地方官尤其严重。自从设立官职分工以来，本来就把极劳苦的事情责成他们，而不是把它作为我安逸享乐的工具。现在试以一个人作为一家之主，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都责成一个人。即使是几口人的家庭，没有不认为苦的。何况地方官管辖大的地方有数十万户，小的地方有数万户，这数万户与数十万户的身家性命，责成地方官一个人，还能把它作为我安逸享乐的工具吗？自从世道教化衰微，只知道把做官进身为荣宠，得到一个美差，亲友握手相贺，而做官的人也自以为得意，不念及它的苦。近来，朝廷清明，纲纪整肃，贪婪放纵的行为不再敢尝试，也已经知道如履薄冰、如嚼苦菜的境况了。如履薄冰、如嚼苦菜的境况，是苦的境况，而还不知道苦乃是他的职责。不尽其苦，不安于苦，那么如果苟且可以偷安，可以安逸欲望懈怠心气，即使乘势而上又怎么能实心与虚心呢？所以必须知道苦乃是尽其职责，我尽其苦而百姓才得到快乐，我安于苦而心地才日益美好。自然必然勤勉不懈，早晚不暇，甘愿进入苦境之中，而职责没有不尽的了。一是不知其重。那亿万百姓，士农工商不知有多少，而做官的人不过是千百中之一二。那么一命之官，都是上天所厚待的。上天爱护百姓，而托付君主来治理这些百姓，又因为不能独自治理，而分任给百官。试看今天，从地方官往上，只有大学士总管六部的政务；从大学士往下，也只有地方官总管六部的根基。这难道只是洁身自好、奉行公事，就是臣子的职责修好了吗？有一件事草率，一时怠惰，一毫放纵，一念欺诈虚伪，就不是“君主命令我的意思”，也就不是“上天降生我的意思”。真能想到这些，精神敢不奋励，才能见识敢不凝练吗？知道这两点，自然能实心行事，虚心自省，而不肯苟且从事了。唉！生在尧舜的时代，却做虚耗俸禄的官员，所谓“国家有道却只取俸禄是可耻的”，有志之士对此必然感到羞愧，不止是惊惧而起，难道以不被弹劾为庆幸，以侥幸提拔为庆贺吗？诸位。各自留意，不要忽视。

诫子书

聂疆模

你在做官，不应该频繁询问家事。路途遥远书信稀少，徒然扰乱人心。正以没有家信为平安罢了。偏僻山地的知县，事务简单责任轻，最足以消磨人的志气。必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时寻出

译有事情要办，事情终究会办完。如今你任职一年多，民情已经熟悉，正是兴利除害的好时机。如果因为地方狭小，上司或许会宽恕你，你就苟且偷安、隐藏拙劣，日子久了就会变得麻木不仁。无论将来能否大有作为，即使这样，怎么面对这山谷间的愚昧百姓？又怎么不辜负老师门的教诲？在回复黄孝廉的信札中，有为报答先生“春睡熟”的话语，这非常不可取。《诗经》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父母。”做官的人应当晚睡早起，一更、二更就处理公务，即使没有事情也应当如此，这样习惯成自然。将来突然担任繁重的职务，也不会觉得劳累，反而成为一种享受。长公富有文才，生不逢时，愤激而言，何必拾取他的唾余呢？山路崎岖，历来多有虎患，渡水尤其危险。因公外出，必须多带壮丁，持鸟枪夹护，不可为了省钱而减少随从，轻视自己身负民社重任的身份。又不可在途中对随从过于苛责，这些人跟随也有可怜之处。用礼节约束他们，用恩惠安抚他们，这两者相辅相成，偏废一方就会有害。流民在衙门供职的也是如此。县里消除了五患，人们都为你庆贺，我每次想到，反而感到忧伤。李忠定公比喻这些人如同痰，趁着虚火而生，火降则水升，仍化为精。痰与精，难道是两种东西却能在顷刻间变化如此吗？天下没有德行精纯而变成痰的人，都是从自身产生的，关键在于反省自身。此后必须设法处置，不要让数千里外的老人魂梦不安。你家的信多次说办理军需，并没有赔垫，这非常可疑。湖南的州县没有不赔垫的，何况你初任，几户穷民额粮不满二万，恰逢荒歉之年，肯在这个时候增加一分恩惠，救活的人实在很多，同时也不会误了大事。别人笑你迂腐，我心里更加欢喜。如果说完全不赔垫，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本来曲折地说这话，希望宽慰我的心，还说得过去。你把我看作什么样的人？好消息，坏消息，用善行培养而不是用俸禄培养。那些闺阁中的人都能分辨清楚，何况八十岁的老翁呢？此后凡是遇到上司公文，关系到地方兴利除弊，必须设法实行，直到实在不能做为止。大体上自己节省，正是为了替民间兴办事情，不是为了节省作为身家打算，同样是节省，其中却有义利的区别。这样的俸薪必须寄回，用于岁时祭祖。如果有参罚，就不必如数寄回，以免欺骗祖宗。而且可以为你办事忽然戒除养廉银两，听任你为地方使用。全县只得到两个社，目前就必须谋划增建。贫穷的亲戚朋友也不应当冷漠对待。京城乡老重修会馆，这是义举，既然有信通知，必须量力应答。年谊中曾有以诗文赠送的，必须有回报。如果一时不能，不妨延迟。空信告知穷苦，这是最坏的习气，招人厌骂，而且不是诚心待人的道理。

译前往省城拜见上司，若有必须穿着的衣物，须按规制制作。若矫饰情态以示节俭，实际上并非中庸之道。知州虽与知府尚有距离，但既然属于直隶州，就应当以对待知府的礼节相待，须小心恭敬地侍奉，又不可违背道义去谋求私利，尽到本分该做的事罢了。官署聚会，更是是非之地。大县官员遇到小县官员，难免有骄气，他们自视器量狭小，与我何干？但切不可以小县身份傲视他们，也不可以存有鄙薄之心，须像弟弟侍奉兄长，像庶子对待嫡子，像乡下人进城，事事请教城里人是否可行，由我自己斟酌。真诚能感动人，谦卑则受益，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在官署内，不可自高自大，与人不和，也不可随人嬉笑，须澄澈心境静坐，思考地方事务。若有重要案件，更须记清原委，以便传唤对答。山城难以得到优秀的幕僚，自己办理也未尝不可，但须事事留心，功过有所考核。更须将错误之处触类旁通，逐渐觉得过错减少，才有进步。偶尔有微小功劳，更须加倍勉励，不可怀有欢喜心，阻碍人的志气。镇安向来监狱空虚，你到任后囚犯颇多，但须依法处置，不可存有怒恨之心，寒暑病痛也应当加以体恤。我虽不是官医，每次进入监狱查看囚犯病痛，给予药物。十余年来，地方官因你通籍不便，延请我入狱看病，但我自己乐于去做。你母亲也亲手制作丸药，近来更加以此为事，你体会此意，自然应当对牢狱之事尽心。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开垦荒地原本重要，但须不时奖劝，切不可派差役巡查。如果是自己的产业，不可强令报官，有愿意领取执照的，实时给付，不可让书吏勒索银钱，日积月累，以此图谋功效。生员童生文理晦涩，耐心开导，可取即加奖劝，又应当以诚心庄重的言语对待，不可有一丝戏谑轻慢。这两件事都难以一时见效，须从容为之，不可开始勤勉最终倦怠。我最爱雷先生给你的信说：“种子播撒在地，自然会有生长。你在镇安，正是播撒种子的时候，只需播下良种，等待将来生长罢了。”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小邑知县更应亲近百姓，做成一件事，民间就沾受一件事的恩惠，尤其容易感恩。古代有小邑知县，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竟享受千年百年的祭祀，当地人称他为某爷某公，视那些高位显贵来来往往如路人一般，怎么样呢？蒲城罗明府名文思者，查阅乡试会试记录。年谱中都没有此人，在省会契合，且多劝勉，这最难得，宜以师友相待，但不可以此期望人人。你性情狷介，我不担心你不亲近贤人，担心的是你以贤人标准期望别人。州县中听说，也有曾受中丞公特别关注的，最终仍被弹劾，可见大人爱憎至公无私。你蒙受格外勉励期望，我既欢喜又担忧。你能自我担忧，就是我的欢喜。曾子说：“做官不恭敬，就是不孝。”我老了，因你做官，更相信此言。糟糠之妻，布裙荆钗，安之若素，不至于拖累你。万水千山来到此穷乡，情状殊可念，当以礼相待，凡有不及之处，须以情恕。官场面孔，毫不宜施。镇安僻陋，你儿子不至于沾染纨绔习气，我无其他忧虑，但闲暇时宜督促他读书。你也借此与典籍相近。至于律文精奥，尤其须字字研究。《中庸》所说的宪章，即此也，岂能以法家之言忽视。护送人等，嘱咐令到即回家，勿听久留官署。听说你士民时时念我，足见风俗古朴。我身体康健，若能再来，看到地方起色，为乐。其余言语你妻子自悉，不暇谈。

乐山聂翁，布衣也。精于医，次子聂焘任镇安知县，翁寄书告诫他。陈榕门相国巡抚陕西时，曾手批此书三次，并命撰入《镇安县志》。

官戒示长儿子守诚任金衢严道

陈道

初到地方，宜广泛访察僚属，考察当地风俗美恶，旧政沿袭如何，无甚害义者，且循旧制，无轻率变动。未能洞悉原委而轻妄举动，不仅无益，而且滋扰。渐次熟练，知晓端底，而后可以图议治理下属。疆界山川道里，均宜先知。委托同官中练达者，将各府绘制一总理地图，标注土地肥瘠高下，土地所宜，水利开塞情况，以及州县接壤水陆道途所通之处，及大市镇，并详细注于图内。吏胥机巧，非智计所能防备察觉，当立定章程，使其不能作弊。恩信相孚，使其不能欺骗，不假权于若辈。判案一概由内幕处理，而尤其严饬门仆，不与为比。内署左右，为书吏耳目所关注，本官性情，又为左右所伺察，必须自守严正，安重无偏好，无轻言妄举动，使人得而玩弄。

日用物件悉照民间平价购买，无贪小利短折累民。或旧有官方定价陋规，须潜访察明，张贴告示，无为买办蒙蔽。食用须酌定章程丰俭适中。他物宁自节省，无好奢侈靡费而不足，必致妄取于人。所得甚小而所失甚大。

衙署房屋足以遮蔽风雨，即便安居，不必修葺。如命令属官代修

译这尤其是不可以的。为了自己一时的痛快，却给别人带来牵累，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有人赠送礼物，都应当一概谢绝。即使是食品不便推辞，也必须选择其中最轻薄的。凡是送东西投你所好，必定是有求于你，而且与门房仆役串通，才能做到这样。应当严词拒绝，稍微有些犹豫不决，以后就会引来同类的人接踵而至，带来的牵累就很多了。而玩赏之物、甜言蜜语，尤其容易中伤你，务必谨慎坚守。至于委托别人代为购买，对象更是极不合理。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人们没有不轻视并戏弄你的。

译养廉银按月发放，不要预先向各位幕友借支馆谷，每个季度结算清楚，剩下的用于日常开支，能够节省下十分之二三以备急用是最好的。万一不够用，宁可回家中凑补，绝对不可胡乱索取他人的钱财。祖父以清白传家，不合道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可取。侍奉上级应当恭敬谨慎，但不可卑躬谄媚，平时坚守正道不阿谀奉承，别人自然不会把不合道理的事情委托给你。如果平时就诡诈顺从，到了关键时刻怎么能拒绝呢？凡是与人交往，不可追求一时的亲密，那些容易让人欢喜的人，必定也容易让人愤怒。只有遵守礼节、表达敬意，既不讨好人也不招致怨恨，这就是所说的“平淡才能长久”。见到两司以及在抚军座中时，凡是谈论其他属地的优劣或计议政事，不可轻易发言。本属地有公事以及官员应当迁调的地方，都应当先与两司商定，再向抚军陈述。两司总持风纪，全省政事都由他们主张，分巡的职责应当听命，没有专断擅权的道理。遇到公事差遣，切不可推诿。与院司的书信禀报应当经常沟通，但必须选择地方上切实重要、有益且可行的事情，不要泛泛举动以引起别人的厌烦。

对待僚属，应当宽平和易，使人信任而不怀疑。故意作威作福，想要让人敬畏，却不知道这恰恰足以让人轻贱。遇到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担心他不可测度，就先发制人来控制他，没能控制住别人却先让自己失败。属吏是否有能力，应当从政治实绩中考察，言语相貌不足以作为依据，固然不可先存疑心待人，也不可以言辞投合就深信不疑。现在负有考察官吏的责任，更加不可不详细谨慎了。

与州县相见，都必须和颜悦色，谈论地方政事，必须听他们畅所欲言完毕，之后才追问其中的曲折。如果见解不同，也应当和婉商量。有能够据理力争是非的人，必定内心有所见解，尤其应当平心静气，加意采纳，不要固执己见，轻易驳斥别人的错误。人有胆量弱的，一经驳斥就会顺从，不顾事理，曲意迎合上官的心意，贻误民事不浅。同样是公事，只求事理得当而已，个人与他人的意见，断不可留存。

本境的武官尤其应当和睦协调，如果有事务相关，就共同办理，不分彼此，无论大小接待，总应当谦卑下让。

出巡地方，未能有益，却先对属官有损害。但初任不能不巡视一次，行部切宜轻装简从，一个幕友，两三个老实的家人，懂事的书吏各两人，足以供使唤就好了。此外不要多带仆从、夫马及船只，自己出钱雇佣，不要向县里索取。尤其重要的是不派遣头站的人，各种弊端都由此产生。先前已经发牌通知，断无需要派人前去，属吏预备执事在郊外迎接都予以拒绝，只留几个人备用传呼而已。所带的家人只留一个可信的应门，其余都不允许与府县人员相通。所到地方，如果有诉讼案件应当裁决的，就近处理；利害应当兴革的，细心察看，与同僚参议，回署后再斟酌，不要凭自己的意见就发出命令。一切馈赠，除了酒食外，一概谢绝，不要因为语意殷勤，稍有犹豫。或者办理差务及前往省城，都应当酌定合适的人数，不要多带闲人。

善于柔顺的人，能用曲解巧语进入人心腹，当前觉得很可喜，或者引荐进来，认为此人必定为我所用，却不知道这样做的人有所图谋。图谋得逞后，或者别的事情未尽如意，就产生怨怒之心，我的权势又或许稍有失势，他就会转而谄媚他人，于是就不难加以谗言陷害。这是自古至今小人的常态，不足为怪，阅历不深的人，往往被他们所中伤，事后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官场中倾轧的事情很多，而这尤其难以测度，喜好阿谀的人尤其应当随时随地自我反省，加意防范察知。

幕中的各位朋友，必须情意亲密融洽，礼貌周到，不可疏忽。饮食酌定几样，只有一两席稍微丰盛，时常陪饭，便让厨子不敢减损。谈论事情应当和婉商量，不要固执己见，轻率修改。即使意见不合，也应当以礼貌告别，不要说出恶言。

分巡虽然有考察官吏的责任，却没有任免的权力，稍微专断，想要显示自己的长处，那么上级会怀疑他僭越，下级会嫌弃他侵扰。要以安静恬退作为做官的道理。为政最不可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显示才能，必定导致生事滋扰，而奉行不善的人，不是借此取巧，就是借机作恶。然而也不可因此而自我懈怠苟且偷安。事情来到面前，无论大小，都应当细心体察，区分能够做的，审时度势，随事纠正，对民生不无小补。

人只要能接受善言，能知人善任，即使没有才能也可以避免过错。自矜智慧、倚仗才能而自用的人，是下愚；器量小只足以自害而已。用人听言之道，前面已经详细说过，现在再次提醒，应当时时以此自我反省。

这篇虽然是告诫巡道的书，但修身接物，官箴没有两样，与专门谈论考察官吏、驾驭下属的不同，所以仍然列入守令篇中，不以职分拘泥。

申饬官箴檄 乾隆十年三月

陈宏谋

朝廷设置官员，原本是为了百姓。官员必须爱护百姓，才算尽职。所以府州县官，都以“知”为名，又叫做地方官，是说地方的事情，府州县应当无所不知。百姓称官员为父母，自称子民，是说民间的苦乐，府州县无不关切，如同一家一样。屡次奉上谕，令惠爱生民，尽力

译推行教化与养育。近来又奉准部议覆奏条陈施行，命令地方官员遍历乡村，体察并兴办、劝勉、禁止相关事宜，考察有无成效，无非是希望地方官员全面了解民事的意图。一方面让百姓知晓官府的政策法令，有所遵从；另一方面让官府了解民间的利弊，有所作为。只是巡访虽然在于临时进行，但筹划却在于平日准备。官衙之内，如果没有一番讲求研究，下乡之时，必然不能有一番妥善处置，只是白白地四处游目观望，终究没有实际益处。而且下属官员众多，接见的时间很少，也难以完全领会。现在酌情制定几条规定，一并通令告诫，立即遵照执行。

译第一要能忍受烦琐辛劳。一个郡或一个县，有什么事情不等待我来处理？有什么人不仰望着我？每天所做的事，不是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就是关系到地方的风俗人心。其中真假情况层出不穷，疑难问题多种多样，即使小心翼翼，还担心有失误，怎么可以有厌烦之心？每天勤奋努力，还担心来不及，怎么可以有畏难之心？所以人们说做官就可以免除烦琐辛劳，不知道正是做官就不能不烦琐辛劳，也不敢不烦琐辛劳。查看案卷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原委就能透明；审理案件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虚实就能辨别；拟定判决书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供词就能明白确切；检验尸体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尸伤就能明确。后来的案件就没有疑窦；审问囚犯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反复研讯，不依赖刑讯逼供，真情就能得到；批复文书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批断就能切中要害，小民不至于等待再次告状；禀报回复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确切对应，不至于答非所问；实地勘察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边界清楚，堂上审理更有把握；签发传票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票内字句的轻重、名目的多寡都有斟酌，胥吏差役不能蒙混，而乡民免于无端的惊扰，杜绝意外的株连。忍受烦琐辛劳以兴办利事，那么利事虽然难办也一定可以兴办；忍受烦琐辛劳以消除祸害，那么祸害虽然大也一定可以去除。确实有官员忍受一时的烦琐辛劳，而百姓享受无穷的福泽；也有官员厌烦一时的烦琐辛劳，而百姓遭受无穷的扰累的情况。况且事情虽然极其烦琐杂乱，自有头绪，能忍受烦琐辛劳，那么心与事熟悉，理得心安，久而久之将有不烦而得、不劳而理的成效。近来看到各下属官员，明知事情可以做、职责应当做，却有的畏惧其难，有的认为是迂腐，有的阳奉阴违，有的开始勤勉最终懈怠。就像日常案件，也有潦草塞责，得过且过，甚至上司的公文并不全看，颁发的条例并未细阅，偶尔遇到询问，惊愕失措，茫然不知，都是坐患不能忍受烦琐辛劳的毛病。如果不是推究到极致，不能自行祛除痼疾，所以以此勉励各位。

第二要戒除揣摩。人有所本心，事有所定理，当时不免有浮言，事后难道没有公论？无奈仕途恶习，不讲实在是非，只凭私心摹拟。比如举荐一个人，不因为他的政绩过人，而认为是因为某事被上司偏喜；不然就是某人吹捧。弹劾一个人，不认为他任职无状，而认为是因为某事触犯了上司的忌讳；不然就是某人中伤。难道上司完全没有公是公非，只有偏好偏恶吗？全凭私心揣测上司，一倡百和地激扬，公理泯灭，劝戒之意不彰了。至于办理案件，一旦有私意揣摩，必然导致是非混淆，轻重倒置，怎么彰显法纪而让人心信服？况且一旦有揣摩之心，就擅长迎合之计，奔走钻营，无所不至。这对于吏治风俗、人品心术的影响，绝非浅薄。希望各下属官员治理百姓处理事务，推究本心而行，遵循道理而行，自己坚守正道，互相勉励以公论。对人则平心观察，对自己则反省思考，不要局限于积习，不要迷惑于浮言。去掉一分揣摩，就扩充一分天良，就存留一分公道。为自己施展事业，为地方维持风教，就是为朝廷推广德意了。

第三要禁止扰民累民。做官而有意扰民累民，即使愚蠢也不至于此。但是乡民极其愚昧，地方非常广阔，奸猾的胥吏，地方的奸徒，情伪百出，稍有举动，就可以藉端扰民累民。所以无论官政烦苛，即使是良法美意，而体察不到，扰民累民也不浅。无论奉行错谬，即使是遵奉力行，而防范不周，也足以扰民累民。如果应该快却慢，就有等待之苦；应该慢却快，又有逼迫之苦。索取结状造册，需索产生；传谕问话，诈吓产生。即使不耗费银钱，而废时失业，百姓已经苦了；即使不受刑坐罪，而惊受怕，百姓已经苦了。本人被拘系，这是扰民累民；无干的人被株连，也是扰民累民。至于官衙借用物品，虽然说是归还，而取送无非民力，等待更为失时，况且未必全还。买卖物品，虽然说是给价，而多寡不能相值，迟早不能按期，况且未必给价。加上签差出票，辗转守候催促，那么酒食使费更在应付物品之外了。就像州县因公下乡，巡视乡村，原以为民，倘若或等候迎送，或事铺张，或备供应，或供给马草，或平整道路，都属于扰民累民。即使不需要伺候，不肯苛求，也应当不时检点，以防里甲指派。或者自己丝毫不扰，而随带人役，也须防其暗地需索。总之，州县是亲民之官，下乡是亲民之时，不是立威之时，只宜拜跪坐立之有礼，不在仪仗随从供应可观。虽然没有扰民累民之事，须时存惟恐扰民害民之心。巡视一乡，可使乡民聚乐观，不要使乡民愁苦相对，必使百姓庆幸其再来，不可使百姓担忧其再至。至于道府、直隶州巡视州县，更应当轻装减从，杜绝馈赠供应，以为表率。不然则未得巡视之益，先受巡视之累了，获罪也不小，不可不切切留意。

译说这是坚决地掩饰过错。官府处理事务，原本应当在事前慎重，才不至于在事后反复翻案。但是事理无穷无尽，人情世故变幻莫测，起初或许见闻偏颇，或许事务繁杂来不及详细查究。等到推行不下去，已经知道错了，就应当及早回头，依据实情改正，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更能体现出虚怀若谷的远见卓识。即使有违背常规议论的地方，只要不吝惜改正错误，事情就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对上可以面对上级，对下可以面对士绅百姓，这就是所谓公正能使人信服。无奈官场陋习，乐于显示长处，不乐于暴露短处，明明知道先前处理不妥，或者认为百姓愚昧可以用计谋诱导、势力逼迫，或者倚仗才长可以弥补漏洞、牵强附会，安心不肯悔改，闭口不敢认错。先前的错误，还说是无心之过；后来的掩饰，却成了有心之恶。小事上的掩饰，必然酿成大案；小错不改正，必然积成大恶。往往有破坏百姓身家性命，来供给官员一时迁就的情况，种种罪孽，没有不是因为掩饰过错而起的。况且这种习气不改正，不止是掩饰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对于经手案件的上司，就掩饰那些案件之外无关的人，解开中间难以解开的结；对于承办的同僚，就掩饰用莫须有的装饰，给平民加上无法解释的冤屈；甚至更为诈骗赃物、诬告抓捕的书吏衙役掩饰，还把这当作周旋的巧计，一时被看作干练能干的官员。殊不知圣明的君主在上，法令森严，欺骗别人正好是欺骗自己，自作自受是应当的。公然违犯国家法律，暗中遭受天谴，常常是这样。诸葛亮说得好：“违背常规却得到公正，就像丢弃破鞋却得到珠玉。”各位难道不熟记这句话吗？增加一分虚心公正的心，就减少一分掩饰的念头。开始时难，最终容易，补救过错在这里，造福也在其中了。

译第一条是平息愤怒。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平心静气，还担心下面的情况难以详尽知晓，处理不当。一旦有了怒意，堂上官员的气度先就不能平和，怎么能平息阶下百姓的不平呢？如果再加以愤恨，就会偏向和厌恶，不是用刑罚逼迫侮辱，还有什么求不到的？即使有真正的冤屈和实情，申诉也难以进入耳中，不但事情失去了公平，导致破家丧命，都是不可预知的。等到事后怒气平息，虽然知道百姓有冤屈，但案件已经判决，后悔也来不及了。至于那些趁着官员发怒而暗中施展毒辣手段，或者激怒官员而偏执地掌握权柄的，这都是差役们的惯用伎俩，他们本来就唯恐官员不发怒不愤恨。常常看到官员逞一时之怒，小民抱终身之怨，官员也因此造下无边孽债的情况。世俗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似乎做官容易发怒，又好像可以发怒，殊不知只有做官的人最不可发怒，更不敢发怒。即使遇到可怒可恨的人，尤其不能忘记可哀可怜的念头。吕氏说：“做官的人首先要把暴怒作为警戒，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详细处理，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只能害自己，怎么能害别人呢？”这是确切的言论，能平息一分愤怒，就能彰显一分公平，用这种态度治理百姓，大概就没有过错。至于上级官员接待下属，一旦有愤怒，是非就会混淆，对吏治和人才的关系不浅。克制自己可以治理愤怒，先治理好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这又在于上级官员以身作则。

用亲戚不如用朋友（关于治理的臆测）

汪辉祖

谚语说：“不要用三爷，否则废职亡家。”儿子是少爷，女婿是姑爷，妻子的兄弟是舅爷。这三类人，未必没有可用的才能，只是内部有蒙蔽视听、堵塞明智的弊端，外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威严所到之处，权力就依附而来；权力所依附之处，威严就更炽盛。让他们处理文书，就会出售承行和差票；让他们处理案件，就会通同贿赂、颠倒是非；让他们管理仓库，就会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端难以枚举。即使让他们总管采购杂务，事情虽然细微，也必然会导致克扣价值，玷污官声，所以没有一样是可以的。事情如果不是十分败坏，就不会传到耳朵里；等到传到耳朵里，已经难以着手处理。用法度就会伤害恩情，用恩情就会败坏法度。这三类人情况相同，而儿子尤其严重。那些见利忘亲的人，不用说，那些意在爱护亲人而孜孜不倦地为亲人谋取利益的人，势必会把亲人陷于不义，所以危险。我担任幕僚三十年，凡是衙门中有公子主事的，我坚决不接受聘请，坐视其危害，道义上不安。用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名分上不允许，亲眼看到官员受这种拖累的，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县令黄汝亮的重征；五十一年，平阳县令黄梅的苛敛，都因为儿子而连累自身，触犯重罪，儿子也遭受刑罚，这是非常明显的鉴戒。那么舅舅还可以用吗？回答说：不可以。只是他的恩情比儿子淡薄，名分比儿子疏远，或许不至于十分败坏，还容易发觉罢了。但等到发觉，也不容易收拾。治罪则碍于女儿，治罪舅舅则碍于妻子，隐忍罢免驱逐，已经累赘不可言说。总不如选择贤良的朋友任用。朋友以义气结合，遵守义气就尊重并礼遇他，如果他违背义气，有什么嫌弃断绝交情的呢？朋友有瑕疵，旁人都可以开口指出，而且一旦受到玷污之后，无处容身。所以自爱的人常常很多。至亲不可任用管事。

那么一旦做官，至亲都可以疏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从没有遇到机会到显达做官，没有不对我抱有厚望的，他们的情意厚重令人感动。有幸得以做官，怎么能不思念他们？不给他们事权，那么有才能的人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不要求他们立功效，那么没有才能的人也可以自容。衡量我的能力，给他们穿、给他们吃，分禄米周济他们，尽我的心意罢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如果让他们管事，导致废弛决裂，情面和法度都失去，这就是陷人于不义，难道是爱人以德的意思吗？至亲只要尽心力。

官衙的习气最足以败坏子弟。凡是家里不应该有的事，官衙中无所不有。即使做官的人纪律规范极严，但有时升堂，有时公出，检束总有不到位的时候。仆从等人吃饱喝足，怎么能都安守本分？像赌钱、唱曲、养鸟鱼、宠幸优伶、狎昵娼妓之类，哪里没有？穿好吃好，还是他们的子弟，血气未定，容易被迷惑。而且这些人唯恐不迎合公子的意思，管事的人以此固宠，未管事的人以此邀恩。一旦有所沉溺，父兄的教导难以实行，危害不浅。况且官职不是世袭的产业，长久短暂没有定数。子弟即使侥幸没有外染，但饱暖嬉闲，筋骨松懈，假如不能依靠官府供给，将无所依赖以自立。所以只有子弟可以从事儒业的，才让他们在官衙中，以便接受严师的约束。其他不如各自凭借所长，让他们在家谋生，作为长远的打算。子弟不宜轻易让他们跟随任职。

至亲密友，道义上不可拒绝。那些可以资以照料的，一起到官衙中，不无臂膀手指的帮助，即使酌情赠送财物，力量尚能支撑。但有恒产、有恒业的人，必定不肯离家远出；只有无用之人，大多乐于跟随任职。不知道官衙中的公事，必须聘请幕友，官亲能办的，不过是仓库。仓库关系重大，不是深可倚信的人，不敢轻易托付，一时当面提携而去。至于无所事事，徒增悔恨怨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哪里如实言婉谢来得妥当呢？亲友不宜一概听任赴署。

携带家眷的官员，拖累是必然的

译然而确实有万不得已的情况。如果任所没有家属，那么官邸内就像旅店一样，一切都没有约束。官员一旦升堂，拜见客人和仆从就没有顾忌。遇到公务外出或夜晚，印信也难以托付。过去有同僚独自任职，腰间挂满钥匙，每次外出必定带着印信，这实在不符合体制。如果让姬妾来负责，那又不可以。贤明的人百个中也没有两三个，出身小户的女子哪里懂得大义，让她处理内政，客观上做不到。万一她稍有姿色才艺，进而倚仗宠爱揽权，祸患更是说不完。《采苹》这首诗，颂扬齐国的季女，就是因为任职的地方，不可以没有家属。

译论用财学治臆说

汪辉祖

读书人一旦出任官职，凡是官府所需以及种种应酬，都是随着官职而来的，绝对不能节省。然而做官的只有一个人，并不是全家都当官。一个人做官，家里的人却都摆出官家的派头，俸禄难道足够供给吗？况且就官员本人而言，衣服足以显得庄重以肃清观瞻，车马仆役足以供差遣使用，似乎也就足够了。却一定要追求精美，有一条腰带悬挂，表佩玉的费用就高达千金，其他物品也与此相当，试问官声果真因此就亏损了吗？拖累由此产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优伶应当摒弃，宴饮聚会应当简朴，皮衣骏马应当朴素，家人的衣饰应当节俭。假使说缺额丰厚、利息充足，那么也有原思用九百俸禄的道理在，难道还担心钱财被抛弃在地上吗？何况这种情况未必一定存在呢？所以用财应当节制，不节制必然贪婪。人即使不自爱，也没有甘愿因贪污而败亡的。资财用度既然不足，左右效忠的人就会进献获利的主意，大多是在可以不要、可以要之间，认为损害廉洁尚且轻微，不妨姑且尝试。获利的路径一旦打开，就极难再堵塞，情势转移、形势逼迫，想停止也不能，或者被手下人牵着鼻子走，或者受到上官的掣肘，最终利益全归他人，祸害只归自己，败亡以身殉职，不致败亡也会殃及子孙。这都是由不节制的一个念头作为基础的。所以想要做清白的官吏，必须从节制用度开始。不节制必然贪婪。

宅门以外，是官府。规模狭隘，那么对上侍奉、对下接待，没有一处不是招致罪过的根源。宅门以内，是家庭。规模宏大，那么取用多、花费大，随时随地都是亏空国库的开端。而关键所在，就在于不要让家人有居官的快乐罢了。造物主用劳苦来使我生存，无论是在官还是在家，总没有安逸居住的日子。仕途哪有常理，应当停止就停止，顾全大局知道停止却未能停止的人。大抵是被家人拖累，家人乐于在官，就有不能去官的趋势。所以居官时，必须使宅门以内，仍然与居家时没有两样。女红和饮食，不改变寒素的家风，那么家人就不会留恋这一个官职，而退隐的计划就不难自己决定了。不要让家人有居官的快乐。

身兼各种事务，万万不能琐碎地理财，然而收支的数目，绝对不能不知道。完全委托给经手的人，自己不闻不问，那么我没有挪用，有挪用的人，我没有侵吞，有侵吞的人。等到交接的时候，真相大白，后悔莫及了。应当嘱咐掌管钥匙的人，分别设立正入、正出、杂入、杂出四种账簿，每十天一个小结，每季度一个大结，随时检阅，那么仓库出入是否相符，有余不足的数量，一一都在心中。假如遇到离任交接，账册顷刻间就可以完成，即使狡猾的吏员也无法作弊，更不至于遗漏，当面受到后任的推敲。有人说：这在简僻小县可以实行，恐怕繁剧之地势不能实行。我回答说：如果不肯耐心，即使简僻之地有什么用呢？否则地方不同而道理相同，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号称繁剧，不过是增加驿站、多迎送罢了，也可以另外设立一种账簿来阅览其要点。特别立法并不难，任用人才很难，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怎么能得到诚信的人而任用他呢？出纳不可不知道。

宾客朋友僚属的酬谢馈赠、庆吊一切，是常有的事，斟酌情势量力而行，各看其时，不应酬就算了，应酬必须让那人确实受到我的恩惠。曾经见过官中的陋习，因为这类应酬无法质证，掌管出纳的人任意克扣，轻的甚至有打八折九折的，克扣其盈余据为己有；施予的人实际花费，接受的人虚受承情，实在令人浩叹。刘仙圃任浙江令时，调任贵州石阡太守，遇到公分的账目，让账房封固加签，其应标的名称必须等到亲手签署，所以成色或许未必全足，但平准总不敢稍轻，这也是厚待朋友的一种方法。钱财应当实用。

用财必须节俭，这是为自己说的。如果用钱财来用人，那么处处应当留有余地。人听从我任用，无不是为了钱财起见，不让他稍微有所获利，他的心思材力，难道肯实为我所用吗？况且不仅不为我所用，将转为我害了。况且我难道常不计利吗？占据官位，吃官俸，尚且想要节俭用度以自利。那些侍奉我的人，如果让他一无所获，他的家靠什么维持呢？宽待他的分际才能安顿他的身心，惟恐我不任用他，这才收到用人的益处。用钱财用人，应当宽厚。

宁远以前没有库房，征收的饷银都贮存在内室，遇到批解才开始发匠倾熔。我认为这不是制度，创设库房三间，命令库书掌管钥匙。这是正项，即使廉俸的收入也储存在账房。应酬日用都从这里取给，一旦归于私室，那么就要向内人询问出纳。吝啬的人担心不足，支出不易，或许误事机；奢侈的人看见盈余，用度无节，必然导致匮乏。况且钱财所在就是主权所在，并且有因此干预外事的人，怎么能不谨慎？钱财不可进入私室。

奢侈浪费的危害，从百姓那里取用不已，必然侵及官帑。起初是偶然，接着就变成常态，久了就习以为常，从而忘记所以然。因公挪用，就触犯严律；虚出通关，也遭受重谴。何况以私用而亏空官帑，实在是侵盗呢？纵然侥幸逃脱法网，神明也会鉴察；况且法律也未可苟免呢？上官的喜怒，一身的疾病，公事的降革，都不可知。官帑没有亏空，不过夺职而止；不然将有制约其性命的人。应当在用财时，先自我谨慎。官帑不可亏挪。

译百姓也深知积蓄储备是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地购买并储存，事情原本容易施行。自从时移世易，权力落入胥吏手中，便有名无实，阻碍重重。起初还将粮价存在库中，最终连库也空虚挂名，仓库的情况就更难说了。每逢官员交接，总是把粮价折算成钱来接收。然而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干旱，盛世尚且难免，假如遭遇荒年，百姓的性命就系于仓储。万一想要赈灾却没有粮食，想要借贷却没有种子，那些哀号求救的百姓，恐怕不能用美好的言辞来安抚。库中亏空还可以暂时弥补，仓库空虚则在事发时极难筹措。有备无患，对于地方长官来说关系何等重大，怎么可以置之度外呢？仓储应当充实。

译官吏不可贪污，这本来已是定论。我却认为，不仅不可，而且也不必。几十年前，官吏都廉洁谨慎，审理案件依据情理，偶尔也有靠贿赂胜诉的，但都深加隐瞒。自从有一两个亏空库款的官吏，借口弥补亏空，这条途径便逐渐打开。况且家眷、吏役，都乐于官员不廉洁，可以借此作奸犯科。虽然官员并非事事都索取贿赂，但这些人一定说非贿赂不可。借官员的声势，充实吏役的钱袋。官员已经被他们挟持，无法惩治他们的诈骗行为。而且官员因贪污而知名，打官司的人以多财为豪，未曾行贿的，也被冒称为行贿者。那些赌博的人，又喜欢虚张声势夸大数目，自诩为富豪。假如实际花费三百两银子，一定对人说花了五百两。而这三百两银子，在说合交付的过程中，吏役、家眷处处分肥。官员所得，不到一半。而舆论哗然，大多以虚数传播。上级官员中贤明的，必定搜集其他事情来弹劾，即使非常爱惜人才，也必定给予责备激励。至于那些不贤明的上级，则取走一半用于办公，而支出的数目，已经超过了收入的数目，不得不再寻求其他贿赂，来弥补自己的匮乏。而上级的风声又传来，所以贪官必定越贪越厉害。明面上谴责在身，暗地里祸及后代，这哪里比得上洁身自守的人，面对百姓无愧，侍奉上级无咎呢？贪污是不必做的。

清廉只是治术的一个方面，做到这样并不足以称为完美。曾经有洁身自好的官吏，以清廉傲视他人，务求执法严厉，务求口出雌黄，人人侧目。一件事偶然失误，众人便聚集攻击他，不追究祸患产生的根源，就说：“清廉的官吏是做不好的。”这难道是清廉带来的祸患吗？清廉近于刻薄，刻薄地律己是可以的，刻薄地约束别人是不可以的。清廉不可刻薄。

裁减陋规，是美好的举措。然而官府中的公事，俸禄不足以支付，因此因俗制宜，收取盈余以应用，轻易地裁革，眼前自然获得清廉的名声。等到用度没有来源，势必再次向百姓索取，甚至有变本加厉的，助长贪风，开启诉讼的争端，危害将更加严重。极端情况下，陋规不能再恢复，而公事棘手，不自爱的人因此百般搜刮，奸邪之人趁机借端生事，善良的人反而难以安居乐业，这是谁的过错呢？陋规的名目，各地不同，只有吏役所提供的，万万不可接受。其他如平余、津贴之类，可以根据各地方情况斟酌调剂，去掉过于严重的部分即可，不宜轻易说废除。至于署理官职的人员，详细革除陋规，这是说慷他人之慨，用心不可问，君子以此为耻。陋规不宜立即裁减。

凡是有陋规的地方，必定有很多应酬，从百姓那里收取，用于官员之间。谚语所说的“以公济公”，并非实际的贪污。长久沿袭，已成为常例，万万不容在常例之外增加，断不可在常例之中扣减。倘若应该支出却吝啬，象齿被焚，不一定专门因为贿赂了。常例的应酬，不要减少。

俗人所说的美缺，大抵是陋规较多的地方，每年的例入，人人预先筹划分润，善于收入且善于支出，只有有才能的人能做到。或者不善于收入而不能不支出，那么自己就会困窘了。担心困窘而收入不谨慎，祸患接踵而至；害怕有祸患而收入稍微谨慎，又不足以应付别人的请求。所以美缺尤其不好做，自爱的人万万不宜误听怂恿，垂涎谋求调任。白居易诗云：“妻妾欢娱，僮仆饱食，才知道官职是为他人做的。”现在做美缺的人，只是饱食了僮仆罢了，妻妾欢娱，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会给子孙留下累赘。居于美缺的人，能不常常自我警戒吗？美缺尤其不好做。

论处同僚学治臆说

汪辉祖

人没有完美的德行，也没有完美的才能，所处理的官事，必定不能没有过失。况且好恶的言论，难免有异同，离任之后，瑕疵容易显现，全靠接任的官员弥补其缺失。居心刻薄的人，大多喜欢彰显前任官员的短处，来显示自己的长处。后人看今人，犹如今人看古人，不留余地对待别人的人，别人也不留余地对待他，白白伤害厚德，被长者所鄙视罢了。不要彰显前任官员的短处。

接受前任官员的交接，是到任后的首要事务。那时官亲、长随，急于表现自己，往往盘查丈量仓谷，百计求取以显示出力。甚至有不法的长随，借刁难为名，从中勒索，一旦相信他们的说法，便落得刻薄的名声。等到监交官持平处理，说法最终也无用。至于平庸的幕友，大处不能察核，每每斤斤计较于细小节目，苛责驳斥以显示长处，也不可轻易听信。只同监交官三面核算，正项亏缺，坚决不能接收留抵。如果有详案，自然不妨斟酌承受。其他杂项短少些许，可以直接慷慨出具结状。这实在关乎品行，不要效仿宦情淡薄，接受交接必须忠厚。

事由专人办理，自然可以慎始图终。如果由数人共同办理一事，心术难以整齐，才能也不同，尤其应当细细协商恭敬讨论。万一意见不合，或者罪行关乎出入，或者案件有支离破碎之处，应当将利害关键恳切明白地陈述。言论不被听从，不妨直抒己见，向上官委婉禀报。切不可附和雷同，昧心分担谤议。特别议论必须禀告公论，谨慎不要偏执矫激，反而使自己处于理亏之地。共同办理公事，不要瞻徇私情。

立身制事，自然有一定的道理。只依赖别人，势必苟且附和；以自己为是，势必苟且相异。苟且附和的人，不免诡随；苟且相异的人，必定导致过正。两者都失之偏颇。只有斟酌于理，所应当做的，而不存人己之见，那么无所处而不当。所以

译可以与君子共同建立功业，也不妨为小人分担非议。不要存有区分他人和自己的私心。

译论作县数则

汪琬

《舜典》中讲到体恤刑罚，必定先说：“要恭敬啊，要恭敬啊！”苏公担任司寇时，也是只知恭敬。从狱政到《吕刑》这一篇中，凡是提到“敬”字的有七处，可见恭敬是居官的根本，而体恤刑罚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我往来于各州县之间，看到幕府中掌管刑名事务的人，随意判案，不加思索，放下笔墨，不是开玩笑就是赌博，而政事反而像是多余的事情。于是居官的人安然不在意，反而也和他们一起游戏。平素没有学识，一旦承担关乎百姓性命的重任，尽心竭力还恐怕达不到要求，再加上游戏的心态，粗浮的见识，这怎么能够胜任呢？贤能的人对此应当痛加禁止，不赌博，不开玩笑，就不会分散精力，自然专心于所从事的事务。俗话说：“用心不分散，精神才能凝聚”，不可以不加以注意。

凡是诉讼涉及兄弟亲戚的，就应当委婉地劝解开导，使他们回归和睦。如果用官府的法规来裁决，胜负一旦分明，仇敌就形成了。后来即使想要和好，也不可能了。然而现在居官的人，动不动就说平息诉讼、安定百姓，于是把不准受理诉讼当作得计，这又是不可以的。这样就会使含冤负屈的人无法伸张正义，让强者更加横行，弱者遭受损失，争讼反而更多了。从前有一位贤能的县令，对于百姓的争讼，召到案前，委婉地晓谕，使他们知道争讼有害，和好有利。并且说：“你们回去自己思考，如果有冤屈实在无法忍受的，明天再来，我当为你们伸张正义。”后来他们不再来了。争讼不过是一时之气，气消了就平静了。那些实在无法平静的，等他们再来，然后再为他们伸张正义，这就在受理诉讼中寓含了平息诉讼、安定百姓的意思，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至于吏民没有受过责打杖刑的，有小过错，不可以轻易施加鞭打，只应当严厉训诫，以警示将来，使他们知道受到惩戒罢了。

催缴赋税自然不可避免，但应当衡量百姓有所收入，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缴纳。百姓的收入也各不相同：读书人以教书的收入作为支出，商人以贸易的收入作为支出，那些靠做工度日的人，也就以做工的收入作为支出。而且各地的风气不统一，人事的早晚也不同，应当一一体贴，使穷民节省一文钱的费用，就是为穷民留下一文钱的用处。如果只拘泥于二月、八月开征的惯例，不问百姓是否有收入，而限期追缴，凶悍的吏役下乡，哪里还会顾念人的死活？百姓畏惧他们的威势，含怒隐忍，唯命是从，有闲杂费用十倍于正税的情况。于是只要让我赋税能够交完，赴汤蹈火也不再顾惜，于是有轻易抛弃田地房屋，贱卖器具用品，卖儿卖女，来不及爱惜的情况。等到后来稍有收入，已经抛弃的无法再得到，已经卖掉的无法再赎回，只有哭泣痛恨罢了。那么，不如稍微等待时日，让百姓有所收入，然后责成他们缴纳，这样不是更好吗？这应当在开征的时候，照例设立收税柜，如果有能力缴纳的人，不论多少，陆续缴纳，听从百姓方便；那些有能力但暂时无法缴纳的人，必须让他们预先禀明，因为某事需要宽限到某月某日缴纳，如果到期不缴纳，然后再催缴，这样催缴赋税都是为了安抚百姓了。二月、三月开征设柜，所谓是法律设立大法；衡量百姓有所收入然后责成他们缴纳，所谓是礼仪顺应人情。

衙署中用人最为紧要，那些罢官时牵连的人，自然不可以不稍有酬谢，但只可以用银钱偿还，不可以授予事权。这些人一旦权柄入手，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一旦败露，即使想要保全，也不可能了，这恰恰是害了他们。

凡是事奉上官，要像对待父兄；对待同僚，要像对待兄弟；安抚百姓，要像对待子弟。诚意恳切，即使遇到凶暴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百姓有看不到的地方，一一为他们做主，不使他们失足；上官及同僚有看不到的地方，一一与他们争辩，不让他们有过失。上下交相信任，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也不可以不知道。胥吏是百姓的蛀虫，一旦宽纵，就无所不为，百姓遭受其害，官声也从此败坏了。所以不可以不时加约束，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然后用善言教导他们，选择其中仁厚稍有信义的人信任他们；而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惩治他们。赏罚严明，感化和畏惧兼施，他们也有人心，难道不可以翻然改悔吗？

凡是官吏有不被百姓喜欢的，百姓向上官申诉，这也是民情中常有的。那些申诉的人应当自我反省，不能因此就说百姓不良善。《周礼》中太仆的路鼓，司寇及朝士的肺石，都是用来通达民情，使没有壅蔽。宋代制度凡是冤屈想要上达的，先经过鼓院进呈状子，如果被压制，就前往检院。那么古人正是想要引导他们申诉，怎么可以反而禁止他们不得申诉呢？不然就任由州县官肆意妄为而没有人控告，哪里还需要有道府以上的官员呢？现在每见到有申诉州县官吏的，就按告官告吏的罪名治罪，严重的甚至交给本州县自己审讯，而州县官吏就借此发泄积怒，其危害说不完。《孟子》说：“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要反省自己的智慧。”现在不知道自我反省而只是归罪于人，过错太大了。

译宋国谷城县令狄栗，因为审理田产诉讼时误判，被百姓上诉，遭到上级审查。不久，县里登记青壮年作为兵员，有人告发那个因田产诉讼上诉的百姓隐瞒丁口以逃避兵役，狄栗笑着说：“那个受冤的百姓能够自己伸张正义，这正是我这个县令感到惭愧的地方，我怎敢利用这件事来加罪于他呢？”县里的百姓因此心悦诚服。像这样宽宏大量，然后才不配愧对“为民父母”的称号。

译古人讲究学业优秀后出仕做官，然而既然已经出仕，只要稍有余力，仍然必须从事学习，何况那些向来未曾学习的人，一旦名列仕籍，如果不稍微留心典籍，他们凭什么知道做官穿衣的准则呢？凡是读书必须切合自身，如今担任州县官，一旦退堂有空闲，就必须将古来那些循良官员，如鲁公、卓茂、刘矩、刘旷等先哲，爱护养育百姓的方法，细细地观赏玩味，自然有一番触发的地方，学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百姓也受一分恩赐。《资治通鉴》和《循吏传》放在案头，不时翻阅，受益很多。升堂处理政务，退堂阅读书籍，两者循环交替，这就是所说的做官与学习相互辅助。

通论做官学习治理的见解

汪辉祖

官员名声的好坏，离任时才最终确定，但实际上基础在于刚到任之初。新官刚到任，内部的家人长随，外部的吏役讼师，无不随机试探，事事迎合他性情所近的方面，暗中窃取权柄。后来即使悔悟，已经被牵制，官声大大受损，不能堵住百姓的嘴了。所以到任时，必须振作精神，勤勉检点约束，不可给人留下话柄。官声在于初到任时。

正式授职的官员，吏民都知道敬畏，用德行浸润他们，感动而教化他们。风俗虽然败坏，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诱导。代理官印的地方，格格不入，风土驯良，还可以按常规办理。如果是刁悍疲弊的风俗，万难着手，养痈遗患。心里既不安，稍想整顿，就被视为怪事。吏役既然呼应不灵，士民也恩威难洽。缓和则骄纵更甚，急迫则诽谤兴起。对上不负公事，对下不善风俗，该怎么办呢？人与地相适宜，只有用人者权衡罢了。代理与实任不同。

怀疑人则信任不专一，人不为你所用；怀疑事则优柔寡断，事情不能成功。这两者都是因为心中没有坚定见识的缘故。见识不坚定，则浮言得以动摇你。凡是可行可止的事，必须先由自己心中权衡。分内应该做的，过失也不躲避；分内不应该做的，功劳也不居功。自然不至于畏首畏尾，这就是胆量生于见识。多疑必定失败。

有才能，有见识，可以善于治理了。然而才能贵在练达，见识贵在明通，彼此崇尚不同，今昔形势各异，所以必须根据时势和地点，筹划适宜的方法。如果自恃才识有余，独断专行，最终也不能治理好。比如医生用药，不知切脉加减，而专门沿袭成方，那么人参也能杀人，未尝不与砒霜同祸。应当因时因地治理。

现在人的才识每每不如前人，前人制定的章程，总不是草率从事，不能深入探求其缘故，任意更改，则计划不周全，必定暗中留下后患，所以旧制度不可轻易更改。旧制度不可轻易更改。

同城的文武官员休戚与共，捕盗缉私的事都一体办理，稍微划分界限，动不动多有阻碍。推究其开始，多半因为兵役不和，偏袒护短造成嫌隙。道理在于约束衙役和睦兵丁，如果兵丁多事，就传唤到官署，恳切劝谕，而且不要知会营官，保全他的颜面，既免于革除粮饷，又不被责打。一个兵丁感动，众兵丁逐渐感化。营官性情爽直的居多，遇到事故，推心置腹相告，时时以礼貌接待他，断没有芥蒂的道理。至于武职除了养廉银外，别无盈余，总比文官拮据，稍微通融，量力应付，自然情投意合，休戚相关了。和睦营伍。

州县的属官，没有几个有才能的，自然容易周知。这其中并非没有端方之士，然而朝夕相见，性情容易被窥测。甚至有的内部与守门人相勾结，外部与讼师相联系，揣摩恐吓，无弊不作。一概以坦白相待，多被他们出卖。掌握宽严尺度，常说难以下手，严厉宽恕得当。唉，难以言说啊！对待僚属。

私罪必定不能有，公过不能完全避免。一部吏部处分则例，从罚俸到革职，各有专门条款。所以俗话说：“州县官像琉璃屏，触手就碎。”然而像失察、像迟延，这类公罪，虽然任职无状，大体还可以起用。如果用心计避免，则事出有心，身败名裂了。所以遇到公罪案件，断断不宜包庇。我曾在平湖做幕僚，先后辅佐两位刘君处理盗案，都极力赞同详细办理，不敢违抗压抑，后来犯人都被抓获，主人也没有被议处，这是无论条例都应该这样的。两害相比，就取轻的。盗案四次参奏期限满，止于降调，往往蒙受恩赦，原来还可以弃瑕录用。隐瞒盗案被革职，则一蹶不振。命案也是如此。刘齐的话说得好：“我从早到晚，什么时候不承担处分？什么事不可以去官？何必一定要避免盗案的降调呢？”意味深长啊。公过不可避。

事情无论大小，权柄操在自己手中，则人为我所用。如果胸中无成见，听任别人主张，将用亲信而亲信做官，用友而友做官，用长随吏役而长随吏役做官，无一不害人。人有权就人人做官，势必尾大不掉，官像傀儡，稍加约束，人反而难堪，甚至有挟持其短长的人了。国人只知道穰侯、华阳，而不知道王速败之道。所以说：官须自做，官须自做。

事情来了就处理，就不是旷官。每有恃才的吏，假借私人为耳目，风闻访事，侥幸偶尔中，

译自认为精明强干，弊端发展到极点，必然会有趁势煽风点火、借机顶替的人。民间事务繁杂，全靠官员去检查省察，如果官员自己先喜欢多事，那么那些爱惹事的人，怎么会不闻风而动呢？小则连累他人，大则连累自己，懂得政治体制的人不应当这样做那种明察秋毫的事。不要任用私人。

译事情即使非常紧急，首先要使心境澄明、情绪安定，分辨出事情的缓急轻重，按次序应对，才能有条不紊。如果事情一到就手忙脚乱，必然导致忙中出错，名义上诸事都办了，实际上却一事无成。周围窥探的人看到你的底细，借机营私舞弊，你也万万没有空闲去查究了。事情到了，不要慌乱。

天下没有不畏惧官员的人，官员表现出不足畏惧，百姓就会轻慢。等到官员畏惧百姓，那些粗野强悍的百姓就无所顾忌了。对抗官员、闹事公堂，犯事的是百姓，但让他们敢于犯事的，却是官员。事情发生得仓促，用干练来安定局面，尤其可贵的是用冷静来安定局面。在堂上不要退堂，在座位上不要躲避，庄严地面对他们，诚恳地晓谕他们。旁观的人产生敬意，听闻的人心生感动，粗野强悍的人就不敢放肆了。惊慌失措就会酿成事端。治理百姓的人不必突然遇到事情，但不可不预先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预先准备的方法，全在于平日有亲近百姓的功夫。百姓能够信任，那么即使官员有小过错，以及事情遇到难以处理的情况，也绝对不至于有人与官员为难。遇到仓促的事情，不要惊慌。

一个人的身边，侍奉在旁的，等候在下的，奔走在外面的，不下几十上百人。无不窥探你的言辞意图，趁机营私舞弊。不仅声色货利无一可以沾染，即使是读书赋诗，临池作画，都成为招致弊端的缘由。每当兴致到来时，就试着处理公务，稍有不耐烦的神色，弊端就由此产生了。人不是圣贤，谁没有嗜好？必须极力自我克制，能够寄托情志于外物而不执着于外物，这才算是得法。嗜好应当戒除。

豪爽的文人大多善于饮酒，必须停止饮酒才可以。为了治理政事而完全禁酒势难做到，但不加以节制，最容易误事。即使对政事没有失误，被谴责的人也一定会说：“恰好遇到他借酒使性”，这就玷污了官员的名声了。我担任幕僚时，主人大多善于饮酒，都和他们约定：不是二更关闭宅门之后，不得举杯。所以不必有禁酒的痛苦，却从未沾染沉溺饮酒的名声。饮酒应当节制。

经书阐述道理，史书记录事实。儒生的学问，首先在于穷究经书；一旦入仕做官，则以处理政务为重。凡是意料不到的地方，剖断大疑案，决断大案件，史书中无不具备。不必刻舟求剑，自然可以触类旁通。公务稍有空闲，应当涉猎各种史书，以广博见识和议论。千万不要认为一个官职、一个县邑不足以展现真实的学问。空闲时应当读史。

审理诉讼不符合情理，即使双方都勉强顺从，终究是造孽。断案心中毫无把握，以再次审讯来收场，怎能不怠慢？推究其缘故，只是不熟习律例导致的。况且官员读律与幕僚不同，幕僚需要全部熟记贯通，官员则杂务纷繁，势必有来不及的时候。凡是律例中不关乎审理诉讼的，原本可以交给幕僚处理。幕僚如果对于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殴打诉讼、诈伪、犯奸、犯断狱等条款，不是了然于心，那么两造对簿公堂，突然难以向幕僚质问时，势必犹豫不决，被讼师所窥测。只有平日熟习，那么根据事情附会律例，诉讼头绪千变万化，不待片刻就能决断，使讼师慑服，欺诈的诉状自然减少。即使获得诉讼简省、刑罚清明的局面，每逢公务之余，留心一两条，不过几个月，就能掌握要领。畏难而不做，这就是安于怠慢，甘于造孽了。律例不可不读。

朝廷宗庙祭祀的神灵，没有一个不应当敬礼。而城隍神尤其是一方土地的主神。我从前在幕府任职，第二天必定斋戒前往庙宇焚香。将不能不审理刑名案件，以及恐怕有冤屈压抑的缘故，一一坦诚地默默祈祷。所任职的地方，大多安宁平静。在仁和任职，则钱塘多案件；在钱塘任职，则仁和案件多。后来在乌程、归安任职也是如此。当事人戏称我为“福幕”。自忖我是庸人，享有庸福，承蒙主人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俸禄，所以蒙受神灵保佑的恩泽很大了。窃取俸禄远离家乡，也以素心向神灵发誓。共四年，祈祷必定应验，审理命案多蒙神灵庇护。然而应当敬奉的不只是城隍神。凡是地方上的土神，被全境尊奉信任的，他们先前必定对百姓有功德，才能享受血食祭祀而不被替代。有的因为不在祀典记载之中，就不去礼敬，这尤其不可。庸人妇女大多不畏惧官法，而畏惧神灵的惩罚，而且畏惧土神甚于畏惧宗庙祭祀的神灵。神灵不是自己显灵，而是显灵在敬奉神灵的人心中。即使他们畏惧神灵的那一念，官员加以扩大充实，使他们知道迁善改过，难道不是神道设教的用意吗？敬奉神灵以取信于百姓。

称职在于勤学，治理臆说

汪辉祖

吕氏当官三字诀：清，慎，勤。曾与同僚讨论这三件事的次序，都说以清为本，我却说不勤就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兢兢业业地守住绝不沾染一尘，却晚起昼寝，以至于示期常改，审案不结，判决迟留，批词濡滞，前后左右的人，都足以招摇滋事，势必不清，何谈谨慎有力？追求称职的缘故，固然无一不在于勤。只是勤的道理，勤说了，追求治理太急迫的人，弊病在于急躁，行走没有善步，其势必跌倒。道贵在循序渐进，一鼓作气的人，弊病在于锐气在弩末时连鲁缟都穿不透，其后难以持续，道贵在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则因时制宜，条理无不合适；持之以恒则心定神完，久远可以不倦。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要记住啊！

州县一官，造孽容易，造福也容易。天下的治权，督抚以下，没有比牧令更重的，即使藩臬道府也比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权力专一。专一则事事亲身

译见解真切，认识确凿，那么局势的缓急、情势的轻重，都能通过深思熟虑而周全考虑，通过努力践行而不致迷惑。追求治理成效的上司，不仅不削弱他们的权力，反而更加赋予他们权力。地方官认为对的，上司不能主观地认为错；地方官认为错的，上司不能主观地认为对。如果真心尽责，明显地为百姓造福，即便在暗中也会受到上天的福佑。反之，如果虐待百姓，那就是自作的孽障了。三十多年来我所见到的地方官很多。那些招致上天谴责、阴间灾祸，祸及自身并牵连子孙的，大都是那些迎合上司、剥削百姓的能吏；而那些安分守拙、不能造福百姓，但也不肯作孽的人，偶尔也能按常规升迁。至于那些勤政爱民、行为不同于一般官吏的人，我都亲眼见到他们的子孙享受福报，在当世显赫荣耀。上天的报应，快如回声相应。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汗流浃背。我希望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福与孽的显现。所谓造福，并不是指歪曲法律以求宽纵，福与孽的根源，大概在于勤勉与懈怠的区别吧？懈怠对百姓的危害比贪婪残酷更甚。贪婪残酷有迹可循，众口相传，而庸碌冗杂之害，极难指责。受害者痛彻肌肤，旁观者无动于衷，听闻者甚至可能代为辩解，说：“官府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官员于是习以为常。哪里知道百姓靠劳力维持生计，荒废他们一天的劳力，就困窘他们一天的生计，这造下的孽难道还少吗？我年轻时住在乡下，看见有人进城递交诉状，大都是两天往返。随后等待批阅，随后等待传唤，请亲戚找朋友，料理差役房舍，忙碌奔波，动不动就经过十天。等到告示审判日期，又必须邀请证人，提前进城。等到临近日期，告示更改，或者狡猾之人有所牵连，命令等待复审，那么日期就不确定，或三五天，或一二十天，差役不允许离开，百姓必须守候。工商荒废业务，农民雇人替代，差役房舍的应酬，城中寓所的开销，没有一项可以节省。等到事情结束，双方体力已经支撑不住，辗转贫困，甚至有被拘禁在官署，因饥寒疾病而致死的。唉！如果官员肯勤勉，怎么会到这种地步？那些蒙受冤屈得不到审理，抑郁而死的，且不说；更有遭遇强暴，不得已告官，等待很久才批阅，又等待很久才传唤审理，中间几天，强暴之徒再次肆意骚扰，这都是懈怠滋生的祸害。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接收诉状时立即审讯，虚假的就发还，准许审理的，隔夜就批阅，限定日期审讯结案，官员只多费几个时辰，心里省去了差役无限的勒索，保全了双方无限的财力。至于讼师教唆，往往控诉一件事而牵连其他事，以此拖累。抓住根本，就能立刻断案。做官的人，有固定的俸禄，有养廉银，做官的日子，都是吃百姓的日子，却不借此追求治理，反而赌博饮酒，高卧自娱。百姓必然怨恨，神明必然愤怒，怎么能不畏惧呢？

译官员一身，实际上聚集了百种事务，精神稍有不周到，就会给左右之人留下窥伺的机会。应当设置一块粉板，将应当办理的事项随手登记，办完一条，抹去一条，自然没有遗忘的祸患。事情需要谨慎的，或者秘密写在手折上记录，总之不必表面上炫耀精明，给人留下可乘之机。然而这说的是心中筹划的事情，如果是日常例行公事，应当各自设立一个簿册，方法最为简易，具体列在下面。

一、稽狱因簿：记录狱囚的案由以及收禁的年月，其中等待审讯而暂时禁押的，尤其需要加意关注，应当禁押还是释放，随时可以办理。一、查管押簿：“管押”这个名称，法律上没有规定，是万不得已才使用的，随押随记。大概等待质证的贼盗最多，审定后重的禁押，轻的保释，无关的省释，立即予以销除。命案牵连的，应当实时诘问纠正，取保势不能迅速结案的，到了四五天，断不可不完结。如果是词讼案件，自然可以保候覆讯，不适宜差役押解。管押的干系很重，有的押着贼人却让他逃脱行窃，有的命案押解却因惧怕连累而轻生，至于讼案押解而招摇撞骗，各种弊端错出。此外，向来有班房，夜间官员必须亲自查验，以防贿赂纵放，数年前禁止革除班房名目，命令原差役押带私家，更难稽查，似乎不如仍然押在公所为妥。又，差役中贪婪狡诈的，在命案、讼案以及非正盗正贼的案件中，借谕令押解来肆意勒索，常常关押在污秽不堪的地方，夏天熏蒸，冬天冻饿，等到保释时病死的不少，所以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断不可押解。既然押解必须亲自查验，不设立这个簿册，或许有遗忘，势必经过旬月，百姓将遭受大害。一、宪批簿：记录上官批发的词讼，奉批的月日以及易结难结的原因。我从前在幕府任职，凡是到馆之初，就命令承办人汇总记录这个簿册，放在案头，每天调卷查阅，或者需要审结，或者可以详销，自己进行注记。其中原本牵连多人可以摘除的，一一注明，核对时都予以删去。遇到讼师指控经承弊改旧案，就可以明白批示，上官提催，也不难将应急应缓的缘由据实详复，以免差役骚扰，依次办结，不让吏役操权。一、理讼簿：记录两造住址的远近以及证人的姓名。县里虽然好讼，初到时词状多，但应当准许的新词，每天总共不过十纸，其余都是诉词、催词而已。有准许必审，审不改期，那么催促的就少而欺骗的就惧，不久新词也减少了。亲手注记，每天不过几行，何至于劳累幕友去做，已经有明显的效果。官员在受词时可以当堂驳还，新词断不会多，何必害怕记录？所以想要无事先要省事，这是我历次试验过的。放告必须在日中，可以从容阅讯，让代书在旁边伺察，情节不符即可根问立究，讼师不至于让被诬者受累，安民之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断不可委托佐贰官收词。上面四个簿册，由佐幕办理，已经极其便利。如果官员不嫌烦琐，那么事情没有治理不好的。

一位客人说：簿记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况百姓的疾苦，怎么能划一？好问察迩，是为政的第一要著。书役的话，各为其私，不可轻信。门人的话，往往偏袒书役。绅士虽然不必全是贤人，毕竟自顾颜面，所以见客不可不勤。我刚到任，见客就问他的里居风土，再见就问他的里中有没有匪类、盗贼、讼师，如果有这样的人，连他的年貌、住处都详细询问，并告诉他迟迟发觉，必不使闻风归怨，所以绅士没有不尽言的。客人走后，一一亲手记录在簿上。或者问他的地方，某多平原，某多山泽，与某里相连界，也亲手详细记录，锁在箱中，放在内室。将要升堂时，逐一捡视，有改名具词而与所记年相类似的，突然诘问，他的真相立即败露。或者争水利等事，偶尔用所闻来纠正，观看的人惊为不测。不到半年，讼师、盗贼他徙，匪类匿迹。上司问境内利弊及界址，都能详细回答。劳心不过半年而逸以数岁，都是这个簿册的力量。但是勤于见客，则周知外事，不是吏役闻人所乐，必须先严加约束，客人来无阻，以示礼士之诚，以收听言的益处。一堂签簿，事情非急切断不可。当堂签提役赍持堂签，甚于狼虎，往往人未到官，资财已全罄。我住在乡里，看到堂签破家甚于常行，所以不可不慎。万一发签，须当日讯结，如果迁延一日，即民多受一日的累。如果路远人多，须至两日、三日的，立簿登记，恐怕事冗偶忘，则役操其柄，所关系非细，其签必须印发行。其它朱单、朱諭事，与堂签一例，总须印登号数，以防蠹役、地棍诈伪指撞的弊端。上面两个簿册，官中必不可少，且须时时检阅，历时久了则客言簿可省矣。

一正入簿：记录银钱应征的数额，以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一、正出簿：记录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墊的数额，以及廉俸、幕修等项；一、杂入簿：记录银之平余、谷之斛面，以及每岁额有的陋规

译等项。凡是应当归入私人的部分，可以对着鬼神发誓，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不必忌讳。如果是额外贪婪索取，这就构成了贪污私利，既不能记入账簿，也不能对人言说，甚至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鬼神在窥视，神明在鉴察，违背正道得来的钱财终将违背正道地流失，懂得自爱的人必定不会这样做。一旦杂项收入混入账簿，其中那些应当捐献、应当赠送且绝不能节省的项目，以及日常开支的各项费用，便难以区分。上述四种账簿，是官员管理财务的方法。公务稍有空闲时，随时进行核查。如果正当收入略有亏损，或者有所借支垫付，就先从杂项收入中弥补，这样用度自然不敢不节制。这些都是记录总数，或者每十天结算一次，或者每半个月结算一次。至于流水般的详细账目，则交由负责收支的人员管理，而主管者不直接掌管。否则杂项收入会被滥用，正当收入会有亏损，等到交接职务时，或许自己都不知道原因了。

译还有两件应当叮嘱的事：第一，退堂时不可草率。堂上事务办理完毕后，精神容易疲倦，稍有疏忽，狡猾的差役和刁蛮的百姓就会趁机试探。此时尤其应当细心检查，勘结案件应当发出的文书、议照之类，当面让双方当事人领取回去。倘若来不及取回领状附在案卷中，就在审结后标明“发”字，不必再让吏役经手，借机勒索，导致百姓守候滋扰。其他如遵依甘结等项，也可以类推。至于双方供词起止钤印缝合之处，都必须一一过目，用朱笔点钩标识，以免日后狡猾的吏员抽换增减，断不可草率退堂而给百姓留下诉讼的祸根。第二，堂事簿不可不设立。堂事簿，是值堂书吏登记所办理事务的簿册。凡是审断的始末以及谕令办公事务、勾摄保羁等，如果不逐日摘要记录，一旦遗忘，吏役就会蒙混欺骗，各种弊端就会丛生。所以必须在堂事办理完毕时，取出簿册查看，用朱笔批注后放在案头，随时检阅，可以与内号房的记录相互参考稽查，堆积琐碎事务的忧患，大概就可以避免了。

论亲民学治臆说

汪辉祖

做官最难办的，莫过于上下隔阂，而初任官尤其严重。不了解风俗，无法分辨奸邪与善良。这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在于礼遇士人，二在于考察众人。考察众人怎么做？进入一个国家要询问禁令，做官吏也是如此。初到任时，凭主观臆断判案，不符合民情，就会滋生议论。每审理一件事，必须在堂下众多百姓中挑选几位老成持重的人，体察询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理与法律都能兼顾。一天解决一件事，一百天可以解决一百件事，不出几个月，各种事情就都清楚了。这不仅使处理事情切中要害，也使政令下达如流水般顺畅。但是各地方言很多，难以立刻听懂。处理事务时，如果让吏役转达，必定会改变轻重。应当在到任时，雇佣十一二岁的乡村儿童，早晚跟随侍候，让他们专门操练当地口音，留心体察询问，那么双方当事人的乡谈，自然可以听清楚，不至于临事被蒙蔽。礼遇士人怎么做？官员与百姓疏远，士人与百姓亲近。百姓信任官员，不如信任士人。朝廷的法纪，不能全部让百姓明白，而士人容易解析。向士人谕示，让他们转告百姓，那么道理容易明白，教化容易推行。境内有良善的士人，是用来辅助官员宣化教化的。各乡种植适宜不同，旱涝形势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某乡有无地痞，某乡有无盗贼，吏役的话不足以作为依据。广泛采集咨询，只有依靠士人。所以礼遇士人是行政的要务。只是士人的贤与不贤，难以整齐划一，一概优待，容易受到欺骗蒙蔽。自重身份的士人，必定不肯奔波拜见，冒昧陈述意见。越是亲近他们，他们越疏远，应当尊敬并信任他们。如果无故晋见，指挥唯命是从，不是心中没有定见，就是意图有所求，甚至结交仆役胥吏，窥探动静，招摇撞骗，弊端难以枚举，这是士人中的败类。又断然不容许轻易假意辞色，落入他们的圈套。所以能够深明识人之明，才能得到尊贤的好处。

然而还有两件应当防备的事，一是防备左右近臣的壅蔽。侍奉在左右的人，利益在于蒙蔽官员舞弊，最害怕官员耳目通达。凡是接见绅士，勤见吏役，都不是左右近臣所乐见的，必定会多用手段来干扰制约。必须将简房、号房不得阻挠宾客及吏役，有事应当禀报的规定，开诚布公地宣布，张贴在大堂，使人人共见共闻，并在处理事务时随时谆谆告诫，这样左右近臣就不敢弄权了。二是必须机密不泄露。地方恶棍、讼师的姓名，虽然从绅士耆老口中得知，断不可让这些人知道来源。那么揭发他们就像神灵一样，不待警戒就肃然起敬，而且绅士耆老与这些人住宅相邻，今天如果让他们有揭发的名声，日后必定会遭受迁怒的祸患。我们正依靠他们来治理，却导致他们因我而受累，于心不安，何安之有？所以访察固然不可不详细，揭发尤其不可不谨慎。

治理百姓的道理，教养两者都需依靠。教化不只是条告号令具文的意思，要有其实质。这体现在听讼时吗？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明白义理，怎么会有诉讼？诉讼的发生，必定有一方不明事理，坚持己见不得不依赖官员裁决。官员明白剖析是非，判意气平了。但是听讼的人往往喜欢在内衙而不喜欢升大堂。内衙简单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则终日危坐，不端正衣冠、尊重瞻视不行，而且不能中途停止。形体劳累形势困苦，都以为不便。不知道内衙听讼，只能平息双方当事人的争执，无法耸动旁观者的听闻。大堂则堂下站立观看的人不下数百人，只判一件事，而类似的事情是对是错，都可以引申旁通。未诉讼的人可以警戒，已诉讼的人可以平息。所以鞭打一个人，必须反复开导，让他明白受鞭打的原因，那么未受鞭打的人也会潜移默化。纵然所断的案件未必事事通情达理，但隐情也已共见共闻，可以没有谗言诽谤的忧患。而且诉讼这件事，大概不离乎伦常日用，即使断讼也是申明孝友和睦的道义。其言语容易入耳，其教化容易周全。我之前在宁远任职，风俗一向愚顽强悍，动不动就上诉，还喜欢肆意张贴揭帖诬陷长官。我只实行这个方法，窃禄四年，府道未受一词。各宪因此认为我有功，才知道大堂理事的好处很大。所以为政亲民，没有比听讼更切近的了。

教化百姓的要领，不外乎劝惩两端。如朔望行香宣讲，圣谕劝农劝学，乡饮酒礼宾兴，尊礼师儒，采访

译节孝这类表彰，都是劝善惩恶中非常明显的举措。近来大多被视作具文虚设，我刚到宁远任职时，正值初夏，每天发布劝课农桑的告示，大家都惊讶于我的频繁。至于乡饮酒礼，官吏们没有人详细知晓其仪式规范，我不自量力地推行这些迂腐的做法，所有的典礼都按次序举行。三四年间，耳目一新，顽劣懒惰的人改过自新，士人奋发追求功名，妇女懂得贞节，花费的力气不多，收到的效果却很大。那些大城市，尚且说公务繁忙，无暇兼顾。如果是简僻的地方，怎会日夜忙碌，却也将这些一概废弛呢？所以关乎劝善惩恶的典章制度，不可以不施行。

译差役和乡民都没有深远的见识，凡是派遣差役或审理判决，如果不把其中的缘由详细告知，他们必然对如何遵行感到糊涂。差役因此会周折拖延、贻误事机，乡民则会因含糊不清而生出疑虑，这两者都足以妨害治理，所以向下传达的言语必须详细。

论省事与治政的见解

民心本来是安定的，如果放纵恶人欺凌他们，放纵差役骚扰他们，恩惠既不能普及，威严也难以施行，于是那些原本淳朴的人也会感到压抑，极想奋起抗争，不得不向上级官府申诉。上级官府怜悯他们的情状，被迫加以处理，刁民闻风而起，肆意诬告，地方官就难以治理了。假如地方官把地方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尽心抚育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为百姓洗雪冤屈，百姓对于官府，没有不可明说的隐情，自然没有不乐意服从的命令，而民心尚且不安定的情况，是没有的。百姓离县城近，离省城远，如果县官确实勤于职守，百姓何必偏爱越级申诉呢？民心应当安定。

勤于听讼断案，善于处理已经发生的事，对于不必过分争辩是非就能归于和睦的案件，不如由亲友来调解。听讼断案依据法律，而调解依据人情，法律上泾渭分明不可混淆，人情上是非不妨稍微通融。理直的人既然通晓亲友的情义，理曲的人也可以免除公堂上的刑罚。周代官制中设置调人一职，正是这个道理。有的官员自夸明察秋毫，不准许案件息讼销案，这似乎不是安抚百姓的方法。断案不如息案。

按照定例，徒刑以上的案件要逐级上报详报，杖刑、枷刑等罪都由州县自行发落，这是为了归于简易。多一层衙门，就多一层费用，百姓怎么能承受得起呢？所以寻常的户婚、田土等细碎小事，总以迅速结案为好，不要听信书吏的挑唆，轻率地详报上级。不仅小案不宜申报，即使是奉上级批准办理的案件，除了牵涉书吏差役必须解送勘验的外，其余民间细故，也不妨记录供词详细结案，以节省百姓奔波之苦。至于双方请求息讼的，除了伦常纲纪、赃物盗窃类案件外，都可以取具结状详报销案，这也是息事宁人的一种方法。平常案件不要轻易申报。

递交诉状等候批示，等待讯问最耗费百姓的时间。只有期限确定，百姓才能按期到达，没有守候的苦楚。凡是告示审讯的案件，要根据自己的才力，斟酌挂牌日期，如果为了装饰耳目、博取观感，以多为贵，每天留一案，就有一案守候的人，留得越多，受累的人越不堪忍受。至于勘验丈量之事，人多费用多，守候更加不易。即使风雨寒暑，也决不可失信于告示的期限，不可失信。

双方诉讼，官府作出判决，双方脱然离去，可以各自谋生。夸大的官吏，喜欢以审讯勤快为美，装饰观感，往往审而不结，或者羁押或者保释，拖延时日。诉讼者多花费食用之资，家人增加悬望之忧，这是虐待百姓。其中如果有富家牵涉，好事的人就妄加揣测，说官府可以贿赂，营私舞弊又会使自己玷污名声。所以不审不如不告示，传讯不结案不如不传讯。案件已经审理，就立即结案。

勘验丈量之事，主要有四大类：风水、水利、山场、田界。其他房屋基址，容易看清；田界水利，也是一览可知。唯独风水山场，有影射牵强之处，欺诈伪饰百出，稍微不确切，张冠李戴，甚至导致双方倾家荡产，案件仍未定论，这都是勘验官员酿成的祸患。勘验时须先让双方绘图确认，标明山名方向，然后往返实地勘验，凡是所争之处及出入路径，一一亲自经历，不要怕劳苦琐碎，尤其不许双方跟随车马喧哗争辩，以混淆视听。勘验确定后，将两幅图的是非，逐条详细指出，为他们明白讲论，告知子孙可大可久的道理，然后再行剖断，自然心平气和、怨气消释，不至于再争竞，能使一次勘验没有不全的。所以遇到勘验案件，总宜亲自到场，转委佐杂官员，徒然耗费民财，不仅不公，即使公正也不足以服人。至于人不能信服，仍归亲自勘验，重复劳苦百姓，是不可以的。初次勘验应当确切。

往年我在幕府任职，常劝主人不要轻易签发差票，等到自己亲身做官，对此更加谨慎。有人传说近日有原役、号役、改役、加役拏役等名目，换一种差役，就多一份费用，百姓怎么能承受？其实只要准许审讯，一张票就足够了。告示期限不到，自然可以比责原役，何必烦劳另外增添差役名目？于是差役催逼屡屡，案件终究不审，只是张扬差役威风，饱了差役的钱袋，为民父母的大义在哪里？而且屡次催逼不到，不是原告情虚规避，就是被告胆怯在逃，按规定可以暂行注销。追呼不已，又是何用意？我希望幕僚留心，更希望官员加意，差票应当节省。

自爱的人，即使事情非常切身，尚且不耐匍匐公庭，何况不是自己的事呢？借口地方公事，联名具呈，必定有假公济私者，其不安分可知。昔日赵韩王得到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都放在两个大瓮里，满了就烧掉。李文靖遇到中外所陈，一切报罢。说以此报国，两位都是宋代名相，所为如此，所见者大且远。联名公呈，不宜轻易批准，即使事关利害，言有可采，姑且接受而不批示，另外自行体察举行，切勿轻听据详，导致纷扰之弊。至于书吏禀陈公事，尤其不可信用，公呈不可轻准。

告示这一项，谕示绅士的少，谕示百姓的多。百姓大多不懂文义，长篇累牍，没读完就疲倦了。关键在于词简意明，才能人人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韵语书写

译书写，既便于观看阅览，也容易理解，或许能使高雅与通俗的人都能知晓，从而令行禁止吧？告示应当简明扼要。

译谚语说：“导致家破人亡的，是县令。”这并不是说县令的权力可怕到这种程度，而是说百姓的家业系于县令之手，不可不深思熟虑。县令即使没有才能，也一定不忍心让百姓家破人亡。然而民间拥有千金家产的人家，一旦遭受诉讼拖累，很少有不破败的。千金的产业，每年的利息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婚丧嫁娶、衣食开销，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如果花费五六两银子作为诉讼费用，就不免要借贷度日，何况诉讼花费不止五六两银子呢？何况百姓家产不都是千金之家呢？在受理诉状时，如果能恳切同情，深入教化劝导，减少一起诉讼，就能保全一户人家。对于那些不得不诉讼的案件，迅速审理结案，使百姓元气不受大伤，还可以尽力弥补补救，或许才不辱没“父母官”的称号吧？不要导致百姓破产。

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只应遵循旧有的规章，让百姓休养生息。不仅仅是灾祸不可制造，即使是福泽也不容易创造。不然的话，像社仓、书院，难道不是地方的盛举吗？而我说不必创建，难道不符合人情吗？社仓的弊端，前面已经说过。书院的名目，开始劝捐于民，总归不是没有花费。等到规模确定后，有的倚仗长官的面子，推荐聘请主讲老师，其中能尽心督促教学的，十个人中得不到三四个。老师既然只是个空名，学生也就没有真正的学问，用乡里培养子弟的资金，供长官应酬人情之用，已经令人羞愧。更严重的是，资金不够用，长官不得不掏腰包补贴，然后归咎于当初谋划的不善，这又是何苦呢？况且书院尚且有遗留的累赘，何况其他事情呢？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切不可有追求名声、喜欢多事的念头，轻率地开创事业，做事要慎重开创。

谕民学治臆说

汪辉祖

做官的人只知道责备百姓，试想身为执法官吏，果真能事事遵守法律，时时畏惧法律吗？贪婪残暴的人，且不说；即使是谨慎自持的人，终究不能在俸禄之外，做到一介不取，像前面所说的陋规，哪一样不涉及？国家法律之所以成为积弊，是因为沿袭旧习，百姓和官员都习惯了，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大家相率侥幸逃避罢了。官员自己不能超脱于法律之外，却一定要用法律来约束百姓，能不感到羞愧吗？所以遇到愚昧的百姓犯法，只要能反躬自问，自然归于公平宽恕。法律所不容许，侥幸逃脱的，原本不应当歪曲法律来助长奸邪，但尚可以从宽处理的，总不妨根据情理来适用法律，能反躬自问就能宽恕。

先儒说过：“哪怕是一命的小官，如果留心爱护万物，对万物也一定有所裨益。身为地方长官，更应当时常存有这种念头。假如遇到地方公事，不得不借助民力，如果不严格督察吏役，或者他们借机假公济私，扰民的劳累怎么忍受得了？所以想要借助民力，必须先为百姓爱惜民力。这不仅消除怨恨，也可以问心无愧。必须为百姓爱惜民力。”

地方出产的土特产，并不是守土官员的利益。偶尔因为取用方便，奉送给上级官员或同僚，后来就沿袭成为惯例。甚至以官价购买，加重部属百姓的负担，流毒无穷。怎么能成为这种祸害的开端呢？所以旧规中已有的，尚且应当斟酌裁减。如果所产之物，向来不出名，断不可轻易用来馈赠，给后人留下祸害。不要做俑人，不要用土特产充当馈赠。

地处交通要道，应酬频繁，器物食物间有“官价”之名，有的取自店铺，有的由保役供应，不是摊派就是垫赔，原本不是善政，然而陋习沿袭，一概裁革，反而恐怕事情多棘手，这应当酌情节制，能停止就停止，千万不要让见识短浅的幕僚渔利，家人借机勒索，导致民力不堪，激起百姓上控，官价应当有所检制。

藏富于民，不仅仅是为百姓打算。水旱灾害、战争徭役，没有钱财不能长久。百姓如果保有财富，遇到需要钱财的时候，恳切同情地劝谕，即使是吝啬的人也会感奋急公好义，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况且富人，是贫人所依赖的。县里有富户，凡是自食其力的人，都可以借此维持生计。等到富人变穷，穷人更加无法养活自己，恰好有公事，必定多有阻碍治理的祸患。所以保护富人，是治理的要道。况且县境里的无赖，专门喜欢骚扰富人来放纵自己的欲望，保护富人的方法，只在于严厉惩治诬告骚扰，使无赖不敢借端生事。富人可以安分守己，而四境不安定的，是没有的。保护富人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这是莠民。不治理则已，治理就应当使他们畏惧法律，可以打破他们的胆量，可以折断他们的翅膀。如果不能严厉惩治，不如暂且不治，不要急于惩治。如果这些人还害怕有惩治他们的人，那么治与不治效果一样，将会使法律被玩弄而气焰更加嚣张，不到殃及百姓、触犯刑律不止。这就是萑苻多盗，先圣思念子产留下恩爱的原因。然而其中间或有勇猛干练的人才，偶尔走错路的，也应当随时察识，暗中登记，或者选拔充当练保，或者收补为民壮，用威严震慑他们，用恩德怀柔他们，使他们明白礼义，纳入我的管辖范围。假如遇到紧急时刻，未尝不可以收到驱策的功效。但这只是使诈使贪的妙用，没有知人之明的人不能做到，一旦失误，就是关门养虎了。治理莠民。

论治讼佐治续言

汪辉祖

关于传唤必须详慎、省事的说法，大不容易。诉状中指控多人者，一定有讼师主持其事，或者为了泄愤旁牵累及，或者为了偏袒罗列证人。我如果不落入他们的圈套，反而会以经承舞弊脱身为词，百计抵赖申诉。甚至含沙射影，妄指幕友勾结，引起官员的疑窦。所以审核稿件时必须仔细衡量，只有庭讯应当问到的才予以传唤，那么凡是摘释的人，自然有确凿的

译这是可以删减的缘故。遇到刁民诬告，不难明确批示斥责，使讼师不敢肆意虚妄夸大，或许株连蔓延的风气会逐渐平息，而无辜的人就不会受到连累了。

译批驳状词，不可草率轻率地对待一个字词。案件到了官府，不仅原告气势汹汹希望批准受理，而且讼师和差役房都乐于有事可做。一旦批驳，他们就会起来寻找批驳中的漏洞进行抵赖。批语稍微不够切中要害，不是增加了原告的冤屈，就是壮大了被告的胆量。本想图省事，反而酿成了事端。人命、奸淫盗窃以及恶棍横行，原本都是非常之事。一切口角争执之类，都是婚姻家庭的细碎小事。诉讼双方不是亲戚就是故旧，不是同族就是有情分，深重的隔阂累世积累，一时兴起，本来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怨。只需摘取他们词状中的要害，斟酌事理、衡量人情，恳切地开导劝谕，使弱者心平气和，强者气势沮丧。自然会有亲戚出面调处，与其在批准受理之后才平息，费用落入差役房，不如在递交状词之初就晓谕明白，情谊保全和睦。

核查词状必须认清本意。谚语说：“没有谎言就不成状词。”常常有控告近期之事，却先叙述旧事，引用其他事情来曲折证明此事的，其实他们的意图有专属指向，而讼师却习惯以牵强附会作为手段。万一宾主不分，局势将会纠缠不休。又有起初词状只控告一件事，而后续呈递渐渐生出枝节，甚至发展到反宾为主的情况，如果不知道如何剪裁处理，那么房差就会趁机滋扰。所以省事的办法，第一在于批示明白。

人命案件应当防止牵连。前明徐相国徐阶掌权时，在家书中告诫子弟，尚且说命案不可牵涉无辜，何况寻常百姓？往往有凶犯赤贫无依，词证者故意，官员阅览报案词状，如果不是紧要的人证，就当场释放，不进入县城，应当取保的，审讯后立即追取保状。然而还是听说有官员保释却私自羁押的事情，一天不回家，他家就一天不得安宁。怎么能不让人挂念？至于路毙案件，差役保甲无法从中生发利益，常常将地主牵入，这真是无辜，尤其必须禁止。审核文稿时更应当字字检点，以防株连累及无辜。

侵占案件不要轻率查勘。豪强侵占，法律所不容许。然而世代相传的产业，重新加以修整，或者本来不是官产，原本听任民间自行处置。往往地棍藉口挟持，勒索不遂，就修饰词状进行揭发控告。一旦批准受理，必定先派差役查勘。查勘不止，就必须勘断。官员如果不暇立即处理，那么恶棍和差役勾结，费用已经不可估量。这类借名提起诉讼的人，大多不是善类。能够在呈控时严厉批斥，使小人畏惧法律，固然是上策。否则迅速勘断严惩，必定有暗中受其福泽的人。

勘验案件应当迅速结案，事关田产房屋坟墓之类，必须勘验结案的官事非常紧急，怎能天天跋涉山泽？而且批令勘验之后，凡是遇到催促词状，无需费心，所以批令勘验最容易。不知道疆界不清，每每容易酿成其他祸端。如果根据案图辨别地址，核对鱼鳞图册和弓口，卷册明确记载的，或者批断，或者讯断，自然能折服他们的心。不得已而批令勘验，必须为此迅速结案，所保全的不少。至于告示勘验有期限，势必多人守候，尤其万万不宜临期更改。

羁押犯人应当勤加查核，案件中有犯人和证人尚须复审的，势不能不暂时予以羁管。案件繁重的地方尤其多有这种情况，然而羁管的弊端甚于监禁。犯人归入监禁，还有管狱官时时稽查，羁管则权力归于差役，差役不遂意，就把他们系在污秽之处，整天饿着，恣意凌虐，无所不至。甚至有酿成人命，连累本官的。如果贼犯久押，就会纵容窃贼分赃，为害更大。这类人犯，官员难以全部记住，全在于建立簿册检察，以便随时办结。即使官员有代理，幕僚有替换，也可以免除贿赂脱逃的祸患。

不要轻易签发差役。诉讼一起，签发差役传唤两造，不能没有费用。即使彼此相安无事销案，也不容易。我过去辅佐主人治理政务，只有必须审讯的案件才签发差役传唤。其余细事，多批令族亲查理。或者久不回复，经承禀请差役催促，从不特别执行，也不转交票证。事情可以搁置，必定是他们的气愤已经平息，因而置之不理，有益无损。加上差役催促，反而多有挑拨。而且族亲纵然有袒护，终究不敢完全掩盖真相。差役只看利益，更不可信。

应当随机杜绝弊端，地方风气以官员为转移。地棍揣摩，就视官员为迎合对象。官员有善政，未尝不借助这类人。祸端如官员惩治赌博，那么恶棍就设局引诱；官员治理小钱，那么恶棍就揭发掺假；官员清理水利，那么恶棍就控告侵占；官员严禁殴打，那么恶棍就伪造伤痕；官员禁锢婢女，那么恶棍就控告占留；官员体恤穷佃，那么恶棍就诉讼业户横行。如此之类，悉数难尽。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至利少而弊多。全在于因利察弊，力究冤屈诬陷。固然不可因噎废食，断不宜乘风纵火，使得恶棍奸邪得以遏制，官方法度得以施行，而平民自然安宁，这是无事的福分。

上级批驳，应当仔细推究初报，应当谨慎。前面已经说过，或者奉上级驳诘，尤其需要详细推究。驳法不一：有意图在轻宥而驳，故意从重者；有意图在正犯而驳，波及余证者。不虚心体会，容易致误。至于案件可以完结，而琐碎推敲，万勿稍生烦厌，付以轻心。如果我所持很正，与上级意见参差，必定应当委曲措词以伸张己意，断不可游移迁就，使得情罪不符。也谨慎不要使气矜才，导致上下触忤。

治理狱讼，以观察神色为先。曾经说五听，不亲身经历不知道。我苦于短视，两造当前，恐怕记忆辨认不真，必须先定气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虚……

译过了一会儿，眉毛就会跳动，眼睛眨动，两颊的肉不停地颤动。出其不意地发问诘问他，他的真面目立刻显露。往往因此抓住关键破绽。于是堂下的人私下说我擅长相面之术，能辨别奸邪与善良。过了一年多，伪证逐渐平息，诉讼都容易辨别。靠观察神色和倾听言辞起作用的占十分之五六。与口头争辩相比，几乎事半功倍。

译审理诉讼，应当保持沉静清明。由沉静才能产生明察，没有不沉静而能明察的。治理百姓的官员，穿衣靠百姓纳税，吃饭靠百姓交租，哪件事不是从百姓那里获取供给？所以用来回报百姓辛劳的，只有公平地解决争端、平息竞争，引导百姓走向道义罢了。凭只言片语就能决断案件，一定要让当事人把话说完然后再决断，并不是不等他们说完就决断。我曾见过那些勇武刚烈的官吏，以傲慢急躁的态度对待诉讼，一句话不合心意，就用威势震慑。有因为小事而被打上百十记耳光的，有因为大案而被各种刑具轮番加身的，认为这样得到的口供都是真实的，我不敢相信。

没有得到犯罪的真实情况，难以形成可信的判决。导致犯罪的缘由，犯罪者自己最清楚。如果不了解真实情况，不仅判重了，他不会甘心；即使从轻发落，他也认为官员本来就容易欺骗，必定会谋求其他途径，直到被判无罪才满意。于是做官的人，厌恶他不知悔改，就用刑罚来惩戒他。时间越久，真相就越失真。古人说：案件贵在初查时的实情。一旦犯人来到官府，必须详细谨慎地推究，完全查明事实，然后酌情理之中，权衡轻重之标准，寻求可以活命的途径，给予能够活命的出路，那么犯人自然会认罪服法。判决确定如山，不可动摇了。

重要案件更不应该用刑讯逼供。普通的词讼小事，固然不必加刑了。有人说，人命、盗窃这类重案，犯人大多狡猾，不用刑讯难以取得确凿的口供，这不是正确的言论。人命案有伤痕，盗窃案有赃物，不愁没有证据，况且重案判决的往往不止一人，隔离审讯，真口供会被假口供扰乱，假口供会被真口供纠正。人命案有下手的细节，盗窃案有攫取赃物的情景，用道理去衡量，用情理去权衡，没有查不到实情的。保持虚心推问，未免有些繁琐罢了。然而官员坐在堂上，可以喝茶、抽烟、吃点心，从容自如；犯人跪在堂下，外面饥寒疲惫，内心恐惧畏惧，即使非常刁钻诡诈，话说多了也必然露出破绽。静心听取他的破绽然后严厉诘问，用等待来应对，还愁得不到口供吗？何必用酷刑来取供？爱护百姓的人不这样认为。

同族互相告发，不要轻易鞭打。谚语说：刑罚造成的伤害和过错，是终身的污点，不仅自己受污，而且向上侮辱祖父，向下给子孙留下羞耻。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可以轻视鞭打呢？狡猾的人、豪强的人玩弄法律而坚持作恶的，不鞭打不足以示警。老实的人能够知道悔改，已经应当稍加怜悯了。至于双方同族互相告发的小事，能分清曲直，就判定输赢，一旦给予责罚，反而留下怨恨的缝隙。诉讼仇怨所结成的纠葛形成嫌隙，应当在执法的时候，同时寄托敦睦亲情之意。将应当鞭打而不鞭打的原因，明白地宣告，使他们自然醒悟知道畏惧，并且感激，那么一张判决书让他们遵从，胜过公堂上百次鞭打。然而这是针对双方相对相当、可以用情理宽恕劝谕的诉讼而言。如果犯人确实凶横，或者倚仗贫穷骚扰富人，或者倚仗尊长欺凌卑幼，稍加宽容，那么欲望的沟壑难以填平，作为同族的人必定受害无穷。遇到这种人，必须依法严惩。即使是老病之人或妇女，也应当追究他们背后主使的人，让他们知道亲人不可倚仗，法律不可触犯，或许强暴之人会悔改，善良之人能安居乐业。

假造的人命案，断不可蔓延；应当抵命的人命案，吏役尚知畏惧法律，只有自尽、路毙等事更容易蔓延滋扰。百姓无知，最害怕人命牵连，恐吓撞骗，容易借口，全赖相验时力求简易。凡是自尽的人命，除了起因于威逼，或者有罪情出入，还需要复审，其余因口角轻生的，尽可以当场断结，不必押送进城，让家属有守候的劳累。如果死因是路毙或失足落水，就报案立案，不再另行追查。常有糊涂的官员，妄图向地主两家寻找来历，以致辗转拉扯，白白满足吏役的私囊，造孽哪有尽头！

办理重案，必须有头绪条理。一个人处理一件事，以及一件事只有几个人涉及的，权力集中而心思闲暇，自然可以没有差错。如果是同僚会审，事情难以专断；或者案件重大，牵涉多人，稍不冷静细致，就会滋生冤屈。遇到这类事情，首先必须理清头绪，分别轻重。可以以事情为经线的，以人为纬线；可以以人为经线的，以事情为纬线。自己做好记录，成算在胸，才可以有条不紊，不落入书吏的圈套。如果方言不同，必须使用通译的，一句话的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尤其应当慎之又慎。总之办案，应当有决断制度。决断制度，不是主观自用。案件无论大小，总有律例可以援引。援引既定，那么与律例无关的，都没有必要牵连。人少牵连，案件就归于简净了。

境内重案不宜划分界限，守土之官治理不越境，然而遇到接壤的人命、盗窃重案，一有风声，就应当迅速缉捕防范，稍分界限，用等待来应对，导致犯人得以远逃，已经失去了敬公之义。如果犯人借道境内，终究会牵连被议，岂不是自取的吗？

根据笔迹断案的，应当谨慎。普通的诉讼案件，也不容易审理。凡是民间粘贴呈递的契约、议据等项，入手就必须过目。一旦交给经承，偶尔会舞弊挖补，起初不慎，后来就难以办理。向馆嘉湖的吏多老奸巨猾，听说有绝产告赎的，业主呈递契约，请老吏挖去“绝”字，仍然用“绝”字补上。问官照见“绝”字的补痕，以为业主挖改，竟当作活产断续，导致业主负冤莫白。我佐幕时，凡是遇到呈递粘贴的契据、借约之辞，都在紧要处的纸背用图记，并在辞内批明，以杜绝讼源。至于楚省则人情欺诈，只知道挖改“绝卖”为“暂典”。想要

译通过笔迹来断案的人，不可不留意。

译任用吏役，学习治理的见解

汪辉祖

衙门中的文书工作，不得不借助亲友之手，至于标吏办理文稿，衙役执行牌票。即使公务繁忙，也必须按次序亲手处理。如果地处交通要冲，确实有难以兼顾的时候，不便留下公文等待，就批准受理诉状，立即交给值日的书吏承办。那些应差班的衙役，可以在审核文稿时填定姓名，总之不可任由亲友因为忙碌而代为开具，从而开启攀附请托、贿赂的开端。派遣吏役，不可假手他人代笔。

对于抗拒抓捕的情况不宜轻信，这在《佐治药言》中已经论述过，现在再次提及，是因为幕僚不见衙役而思念百姓，所以心态通常平和；而官员未见百姓却轻信衙役，所以意气容易激动。衙役不能在百姓身上逞志，往往装出可怜的样子，或者毁坏檄文，或者毁坏衣物，将百姓的顽劣蛮横当面陈述给官员，进而夸大其辞，说百姓眼中没有官府法令，官员没有不脸色大变、勃然大怒的。官员发怒而衙役狡诈，百姓受害就产生了。抗拒抓捕是有罪的，人人都知道，如果是盐枭、盗贼，犯罪后想侥幸逃脱，所以才敢抗拒抓捕。如果是催缴赋税、传唤讯问，百姓尚且无罪，怎么会抗拒抓捕？偏听且轻信，一个衙役得志，其他衙役转而效仿，百姓能保全自己的有多少？当衙役禀报时，平心静气地仔细考察，那么粉饰的弊端自然显露，暂且将原檄文存档销账，对于应办的事另发檄文改派差役，等到人到官府，事情完结后告知抗拒抓捕的罪名，以及不立即办理抗拒抓捕的原因，百姓知道爱戴和畏惧，即使衙役也不敢再萌生故技重施的念头了。抗拒抓捕不宜轻信。

年轻的吏役，急于让人了解，原本容易采纳他们的意见；老年人奔走效力，逢迎往往不如年轻人。然而服役时间长久，经历的事情必然多，周知利害关系，大体能持重，选一二人早晚侍奉，以备咨询，总有益处。只是这类人性情多老练狡猾，揣摩迎合，是他们的长处，驾驭的方法尤其需要留意。吏役须用老成之人。

老成的人大多知道顾惜颜面，既然已经任用他们，必须委婉地体谅。如果他们的才力不能胜任，将来难免遭受鞭打的事。不如事先谨慎，不驱遣他们；或者必须驱遣，就明确告知此意，使他们知道感激和畏惧，自然能实心图报，获得成效。不老成的吏役，宜保留他们的颜面。

对百姓宽厚，对吏役严厉，这是治理的大概原则。然而严厉并非只是刑罚责罚，用正道奖赏，也是严厉。因为他们的才尚且可用，应该惩罚却暂且宽贷，这就是玩弄法度的由来。有功必定记录，不需要抵过；有过必定惩罚，不允许议论功劳。随罚随用，使他们有自我效命的机会。知道刑罚和奖赏都是自己招致的，而官员没有成见，那么人人畏惧法令，急于公事没有不办的。姑息养奸，是驾驭吏役的人应当深切警戒的。驾驭吏役，在于刑罚和奖赏必定执行。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姚莹

我是一个迂腐的儒生，滥竽充数地担任重要地区的官职，兢兢业业自我告诫，笨拙令人担忧。只有遇事虚心，悉心管理，体察民情，顺应地方风俗，安抚百姓，慎重征收赋税，不敢偏听幕友，不敢委任差役，不矫揉造作以沽名钓誉，不因循守旧而荒废政事。任职一年以来，地方稍微安宁，士人百姓颇为亲近依附，不过是因地制宜，宽严兼施罢了。至于漳州府七个属县，民情我未能完全知晓，但据我所闻所见，大体相同。既然承蒙垂询，让我竭尽所知，敢将愚见陈述如下。

一、开诚心以调和文武。国家设立官职制度，各有职责。文官安抚百姓，武官消除暴乱，如同手足互相配合使用。然而往往不和，以致龃龉坏事。文臣自持体统，常常心里轻视武人，认为他们不懂事；而武臣也常常因此自我怀疑。不肖的兵役趁机在其中煽动，或者兵民交涉时争权，或者礼仪上下时争胜。私怨既成，遇事互相掣肘，这是激变生乱的由来。漳州、泉州民风强悍，械斗频繁，陆路海洋盗贼时常发生，用兵之地常多，如果不能调和同心，一心合力，能成就事功、安抚百姓的很少。所以应当开诚布公，以礼相接，以情相通，顾全大体，舍弃小节。文臣与武臣和睦，胥役自然与弁兵没有隔阂，那么士卒命令悍民有所畏惧，而盗贼无处藏身了。

二、调和乡情以平息械斗。械斗的缘由有几端：或者旧怨未解，或者诉讼不公，或者大小相欺，或者睚眦之怒突发。而其关键都在于负气好胜。一人结怨，千百人为难。作为地方官，如果不探究缘由，而冒昧轻进，或者不顾后果而取快一时，又或者畏怯不前而因循示弱。像这样，无不酿成大患。所以有军队已临而不休，军队已退而如故的，这都是乡情未和的缘故。其开始，不过是悍族村愚。等到势已成，于是无分良莠，执法以往。既然不可胜诛，况且互相正凶死者不能起辨。与其滥杀无罪之人，不如妥善处理为好。所以应当以威震慑而不使用，以恩示之而不怯懦，顺其情而平其怨，惩其强而抚慰其弱，执法而稍通变，那么百姓和悦而可平息了。

三、筹措经费以资助缉捕。查漳州府一厅七县，接壤永泉边界，滨海粤其中，山岭险阻，溪流曲折深邃，盗贼藏匿，既便出没无常，缓则登山，

译出海之后，那些巨族大姓往往拥有成千上万的丁口，占据数十里的土地，将兵役编入社中，时常有抗拒抓捕的危险。因此，缉捕之难，不仅在于盗贼，即便是案件犯人，也十难获其一。若非悬赏捉拿，就必须会同带领弁兵勇役，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驻扎在社中围捕，动辄耗费十天。再加上四处险要之地，除了设置兵丁防守汛地之外，还必须挑选家丁，派遣壮役巡逻以防抢掳。这些捕费，都不能动用公款开销，而漳州所属的府县向来没有盈余，这笔费用将从何处支出？因此必须妥善筹划，并非空谈所能解决。

译一是延请绅士以沟通上下。治理政事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不得罪那些世家大族。世家大族是百姓所信赖的对象。州县官员虽然天天亲近百姓，但仁爱诚信尚未深入人心，愚昧的民众怎能完全知晓官员的贤良与否？他们往往依据绅士的评价来判断。至于府、道等高级官员，地位尊贵，离百姓就更远了。况且漳州的风俗中，家族姓氏的大小强弱区分最为明显，小族服侍大族，弱族服侍强族，这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强大的绅士平日里随意指挥族人，对待他们如同奴隶，而这些人本性畏惧见官，一有事情就深深隐藏不出来，或者暗中指使族人做各种不法之事。愚昧的百姓不畏惧官员，只畏惧这些绅士，没有不听从他们驱使的。如果驾驭不当，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意就无法沟通，官员即使非常惠民爱物，百姓也不知道；百姓即使遭受极大的冤屈压抑，官员也无法察觉，这就是前人大多失败的原因。如果真的能够降低身段、谦恭有礼，以诚信对待他们，使各位绅士都感激信服，那么他们就会敢于出面相见。绅士信任官员，百姓信任绅士，这样上下沟通顺畅，政令就可以推行了。

二是崇尚文教以彰明礼让。争斗之所以不能止息，是因为礼让没有实行；礼让之所以没有实行，是因为文学教化失去了作用。如今州县中也多有兴修书院、捐资设立助学经费、优待文人的举措。但有的人认为这是沽名钓誉的行为，缺乏诚意来推行；劝勉督导没有方法，师道不能确立。虽然每月都有考核文章，但在阐明礼仪、讲求谦让方面，并没有实际的成效。甚至有人把书院当作应酬上司的空架子，不问品德学问，滥聘掌教先生，以至于士子们不能信服。既然文章学问尚不足以成为楷模，何况礼让之事呢？因此必须慎重选择名师，让品德声望一向受人敬重的人作为榜样，严格制定规章，优厚供给膳食，让掌教先生时常宣讲孝悌忠信礼义之事。更要不时亲自接见各位学生，从容地与他们交谈，使他们知道注重品德、确立行为的可贵，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特别加以奖赏以激励其他人。这样之后，文学才能兴盛，礼让之事才能逐渐彰明。

三是严正刑罚以避免姑息。《尚书》说：“威严胜过仁爱，事情才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事情必然没有功效。”《礼记》说：“治理混乱的国家，要用严厉的刑法。”所谓威严和严厉刑法，难道一定要天天以刑罚杀人作为事务吗？也是为了让强悍的百姓感到痛切而知晓畏惧罢了。我刚开始未到漳州时，就听说有会营围捕、拆屋焚巢的事情，颇怀疑做得过分。等到亲自经历久了，然后才知道这是不得已的。漳州百姓之所以敢于持械做不法之事，是依仗他们家族庞大、人口众多，居住的地方都是坚固的城堡，枪牌火药等器具齐全。兵役前往抓捕，如果对方人多，他们就空室而逃；如果对方人少，他们就闭门抗拒抓捕。百姓如果良善，那么一个差役就可以抓捕，何必要动用军队抓捕犯人，甚至动用军队？况且当着官员的面持械对抗，这与乱民有什么区别？那么即使拆毁他们的巢穴、焚烧他们的房屋，也没有可以姑息的理由。只是担心不肖的官员借此妄加牵连无辜罢了。如果罪行确实，即使焚烧房屋，百姓依然不会怨恨，方伯李公焚烧归德堡就是例子。边疆之地，尤其重视国家威严。如今如果让官威重而民势轻，还可以凭借此来弹压；如果实行姑息的政策，使百姓更加轻视官府，官府必然会有尾大不掉的忧患，这难道是忠诚谋国的人所应该做的吗？以仁爱存心，以道义行事，罪行当得、案情属实，就没有姑息的必要。这也是治理混乱国家使用重典的一种方法。

四是严正保甲以追究越级控告。漳州郡的民风既强悍又狡诈，有的人挟私怨而诬告，有的人畏惧罪责而抵赖掩饰，只求耸人听闻，不顾情理。有诉辞没有人证，有控告没有审理，这又是风俗中最严重的弊病。原告一旦抢先一步，差役就不敢抓捕。如果县里打算让原告来不及行动，往往不去县衙审理，就突然越级控告。起初并非真的有冤屈必须伸张，不过是用此来抵制拖延案件罢了。所以亲自上控的人，十个人中没有两三个，大都是讼师包揽代替递交。等到催促审理时，并没有一个人到场，实在使下级情况受到牵制，对政体大有妨害。州县如果确实贪污昏暗，偏听偏信、曲断是非，自然难以逃脱舆论的谴责。有国法在，参劾革职是可以的，诛杀惩罚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奸民畏惧罪责逃避审理，仅仅凭着一张纸上的虚辞越级控告，如果不加考察就一概批准亲自提审，这就是向百姓显示州县没有权力。在这民风强悍的地区，即使加重他们的权力还恐怕不够，反而进一步牵制他们的肘臂，使百姓更加轻视官府，官府还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只是想到国家设立官职、制定制度的体制，难道正好助长奸民作乱的苗头吗。恳请奋发明断，整饬纪纲，访察舆论。各属地中如果有声名不肖的官员，立即揭发参劾。至于百姓越级控告的诉辞，平心静气地考察其虚实，严究保甲连坐，押解回本衙门办理，使贤能自爱的官员没有受牵制的叹息，而不肖的官员也畏惧法律而改过自新，那么民心就可以安定了。

五是严正书吏差役，以清除诉讼的根源。奸民逞强狡诈，诬告违法，固然应该惩治。然而推究他们敢于控告的根本原因，实在是讼师在背后主谋。讼师不是别人，就是各衙门的书吏差役。漳州的风俗都是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寡人，弱小者无法自存，往往结纳各衙门的书吏差役作为援助，有的礼拜他们为师，有的虚挂名册。等到有事时，就向他们问计，这些人本来就把有事当作幸事。于是唆使百姓控告，并在其中把持操纵。事情本来细小，却蔓延扩大。愚民正把他们当作心腹，这些人实际上暗中鱼肉百姓，包揽诉讼、包办提审，无所不为。至于结盟为匪，他们都敢包庇。所以百姓本来不控告，是他们教唆的；百姓本来不狡诈，是他们引导的；百姓本来不敢为匪

译然而他们却像庇护纵容一样。主管官员的公文尚未发出，这些人却已经先泄露了消息。这就是他们成为巨大祸害的原因。所以想要清理诉讼的根源，必须严厉整治书吏和差役。只有对起诉不予受理不轻易批准，对受理呈状必定追究保家责任，那么这些人就没有权力，弊端就可以稍微停止了。

译第一条，用赔偿赃物来平息盗贼，查究保甲制度的原因，是为了在平时严格管理，使盗贼无处藏身。然而，漳州所属地区的抢劫案件，大致上真正的盗贼少，因仇怨作案的多；既然已经动手，即使是仇人也会变成盗贼。因此，应当设立赏罚制度，严厉告诫各家的乡约，划分区域设立签牌，各有明确的界限地段。哪里发生被盗案件，就责成该地区的乡约先赔偿赃物；如果能救护受害者的，可以免除赔偿；如果能抓获盗贼的，给予奖赏。漳州所属各村社都有刀枪火器，既然不能禁止他们持有器械，不如就利用他们来抓捕盗贼。如果坐视当地百姓被盗而不出来救援，那一定是他们与盗贼勾结，否则就是没有义气的百姓，责成他们赔偿赃物，他们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如果赏罚制度真正实行，那么各乡约自然能率领他们的子弟互相救援，以求获得抓获盗贼的奖赏，而免除赔偿赃物的惩罚，这样盗贼的风气也就差不多可以稍微平息了。

第二条，放宽法律禁令以容纳奸邪之人。曹参曾说：“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监狱和市场是奸邪之人得以容身的地方。”这话真是高明啊，可以说懂得了治理政务的关键。天下百姓，愚昧不贤的人常常占多数，势不可能人人都遵守法律，如果一定要全部逮捕并诛杀他们，哪有这种道理呢？治理政务的人，只要让百姓各自安守本分而不作乱，就可以了。如果激怒他们，必然会产生变故。以漳州郡为例，如娼妓、优伶、赌场、酒馆，这些都是法令所禁止的。然而，上天生育的百姓日益增多，漳州郡尤其人口稠密，耕种、商业、手工业、贸易不足以养活他们。懦弱无能的人或许做佣工和各种低贱的役使，那些强壮而不贤的人则聚集在一起从事各种不法行为。自从娼妓、优伶、赌场、酒馆的途径打开，借此谋生的人有上万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奸邪之人。然而，他们与抢劫盗窃相比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如果一定要禁止这些行业，这几万人去哪里呢？他们无处谋生，就会去做强盗，这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恳请体察立法的本意，掌握治理政务的关键，放宽禁令而严明法律。如果有违法者，一定要严厉惩处，而不追究其他无关的人。这样，百姓就能安守本分而不敢滋事。

敬陈风化之要疏 乾隆二年

内阁学士 凌如焕

恭敬地阅读本年七月的上谕：“朕阅览司法部门的奏章，各省的命案，大多是殴打致死，甚至有人手持凶器互相杀伤。小民愚昧无知，不忍心一时的愤怒，于是导致遭受重刑，事后虽然追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深可怜悯。贪生怕死，是人的常情，即使是下等的愚民，也断没有不爱惜自己身命的道理，总因为平时不知道法律，而地方官员又不能时时教化引导，触动他们从善去恶的天良，申明触犯法律抵罪的法令，难怪百姓日日陷入法网而不能停止。此后，直隶各省的督抚要督率地方官员，务必多方宣示告诫，切实劝勉，务使民间百姓都知道法纪，顾惜身家，以远离罪过，那么教化施行而刑罚就可以减少了。”钦此。仰见我皇上怜悯百姓，深思驾驭官吏的方法，务必减少刑罚而推行教化，这确实是正本清源的盛世治理。臣近年来，对民情吏治稍有见闻，私下认为如今风俗还未能端正，教化还未能普及，弊病有三点：在百姓方面的有一点，在官员方面的有两点。恭敬地列举向皇上陈述。

第一条，各州县游手好闲的百姓，还散处在乡村城镇，应当赶快加以整理。大凡百姓的生计，士、农、工、商，各自从事一种职业，然后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家，而教化就容易深入人心。最难安置的，就是游手好闲的百姓。小时候不学习诗书，长大后不勤劳手脚，不学习诗书就不明白理法，不勤劳手脚就难免饥寒。当他们游手好闲的时候，尚未发展到杀人和做盗贼的地步，而赌博从中产生，酗酒从中产生，顽童娼妓从中产生，人命和盗贼案件的根源，实际上由此而来。近来奉到谕旨，命令州县官员在公事之余，各自巡视乡村，询问百姓疾苦，宣布教化，这是亲近百姓的崇高规范，也是好官的法度操守。臣查访直隶各省，现在正在推行保甲制度，每十户联合为一甲，将某里某甲某人的姓名、生计，全部登记在册籍，悬挂门牌。作为州县官员，按甲稽查，就可以知道一个县中，读书的人有多少，耕田的人有多少，从事工商的人有多少，那些不属于四民之内而习惯游手好闲的人有多少，起初并没有难以查核的地方。请求此后州县官员巡视乡村时，每到村镇集会的地方，就命令保甲传齐附近游手好闲的百姓，当面加以训诫，告知他们谋求生计，爱惜身家。其中原本没有固定产业而沦为游手好闲的人，如果是老幼废疾，应按例发放孤贫口粮，安置在养济院内。至于强壮的百姓，虽然没有田地，应当劝谕他们做佃户；虽然没有店铺产业，应当劝谕他们做佣工，使他们驯服性情，勤劳肢体，那么宗族乡邻，也断没有始终抛弃不容留的人。那些游手好闲的百姓居住在城郭之中，与州县衙署附近，还容易随时觉察。

一体安抚，向来虽然顽固，实际上是因为眼睛没看到长官的面容，耳朵没听到长官的话语，习惯于放纵废弛，改过自新没有途径。一旦百姓的父母官，替他们谋划生计，体恤他们的身家，没有不幡然悔悟、猛然觉醒的。倘若下等的愚民不能改变，就用威严来督促告诫，用鞭打来羞辱他们，也不必等到他们犯了杀人和盗窃的罪行，才把他们当作无可奈何的人。这样，各州县游手好闲的百姓，就可以逐渐消除，而教化就能流行了。

第二条，地方官员奉行教化百姓，应当

译应当致力于实际效果，不应当粉饰文辞。朝廷颁布政令教化，完全依赖州县官员去执行。命令州县官员，询问他们钱粮事务，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征收钱粮有火耗的利益可图。询问他们刑名案件，偶尔也知道一些，因为刑部案件有延误的处分。至于他们看待教化是否通达，既然对身家没有利益，又不妨碍功名，那么漠不关心、不再留意的，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个。我常常见到通行的部文，不过是照抄原稿，出示一道，张贴在街巷，衙门就以此作为履行责任的交代，而城乡百姓却还没有能够普遍知晓。就像宣讲上谕这件事，督抚推荐属吏，大都将此列为首要政绩。实际上天下的州县，都不过是在初一、十五在附近聚集绅士、保甲以及随从衙役等人，照着原文口诵几件事，完毕就散去。那些扛锄头、负犁耙的农夫，在市场中贸易的商人，并没有一个人放下本业前来听讲的。即使听了，对于圣言的精义也不能入耳会心，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虚文的形式主义。凡事失去实效，世宗宪皇帝考虑到州县官员文书繁杂，不能专心致力于教化，命令增设约正、值月等职位，挑选生员担任，酌情给予廪饩，是非常盛大的典制。当时那些谈论利益的臣子却说约正、值月自愿辅助教化，不需要廪饩，于是约正、值月的好规矩就自行废除了。我请求以后恢复旧制，颁发廪饩，使他们身家富足，然后责成他们主持教化，命令他们随时随地宣扬上谕，并命令他们翻译成乡间俗语，剖析详细明白，使人容易理解。再比如关于杀人、盗窃判处死刑的条款，尤其应当反复讲解，警惕愚昧顽固之人。州县官员在巡视时考察民俗的淳朴或浇薄、生员的勤勉或懒惰，不要让他们执行不力，白白耗费钱粮，那么在一乡一邑之中，主持教化的人众多，都可以成为官吏的助手，而小百姓就不止是家喻户晓了。

译督抚举劾官吏、考核政绩，应当在平时进行，而上报结果应当追求真实。国家简拔任用大吏，将边疆重任托付给他们，凡是有举荐或弹劾，按例立即批准执行，这是为了加重他们的责任。然而，有的督抚凭一时的喜怒，或凭一日的见闻，当官吏被弹劾时，罗列的罪证秽迹令人难以忍受，等到交付审理后，却一无实据，于是改判轻罪完结的有，甚至请求恢复原职的也间或有之。至于被举荐的官员，也有刚受嘉奖，随即被参劾的，不是在新任期内改变操守，就是在旧任期内劣迹败露，种种流弊难以一一列举，想要找到每一次举荐或弹劾都足以作为全属官吏劝善惩恶榜样的，是不容易多得的。臣愚以为，下属官吏纵然有贪婪残酷、虐待百姓，不可一日姑息容忍的，也应当先访查其劣迹，发布给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公正审理核实，然后详细覆奏具题。只有当案件证据都已共同认定，而该员倚仗职衔不肯吐露实情供认的，才准许题请革职。如果两司审理没有实据，就应当在外结案销案。其中有虚有实的，也只将审理属实的事项详细记载上报，审理属虚的事项全部删除，以节省犯人、证人牵连拖累之苦。至于三年一次的大计考绩，黜退昏庸、提拔贤明，既然要等待三年之久才举行，那么在这三年之中的访察就应当真实。臣查访州县官办理刑名、钱粮事务，凡是属于咨报题奏完结的，都经过上司核准或驳斥，办理妥当的有嘉奖的批文，办理错谬的有申斥的批文。只有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事务，本无固定期限，只凭州县奉行，不必具本申报覆奏，这是督率不力的原因所在。臣请求自皇上登基以来，所有颁发的谕旨，凡是有关于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该督抚应当逐案逐件开列清单，饬令下发给府、道，令其将所属州县某案某条是如何奉行的，一一查明，每月之末将某州县办理某事妥当的发文记功，使其奋进；办理错谬的发文记过，使其羞愧改正。府、道开列的是真实还是虚假，由此也可知道他们督率是得力还是不力。又在每年之末将属员内的功过事由造册咨报部科存案，等到三年大计届时，将三年内的功过大小多寡汇总，作为举荐或弹劾的真实依据。功过足以相抵的，照常留任以观察后效；至于有功无过的举荐，有过无功的弹劾，不仅仅凭一时的喜怒，也不仅仅徇一日的见闻，即使仇人作为上司，也难以对有功者加以参劾；即使亲戚作为上司，也难以对有过者谬误举荐。这样考核就精细而举劾就适宜，举劾适宜而劝善惩恶就确立。督抚、提镇三年一次的军政考核，是否应当推广同样举行，统待部议。以上三条，事情虽有不同类别，道理却是一致的。督抚督导率领有方，那么州县奉行必定尽力；州县奉行有法，那么小民的游手好闲、懒惰怠慢就会暗中消除，教化广泛融洽，刑狱减少省简。或许皇上的仁爱养育、正义匡正的宏大心意，可以稍微仰副万一吧。

论去弊学治臆说

汪辉祖

论治政的人都说：兴利除弊。当今长久施行正道而教化成就，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兴办的利事。只有积弊相沿，未能完全杜绝。在官府方面，如采买、折收、征收漕粮、浮收勒索以及官价、民贴等事；在百姓方面，如地痞滋扰、讼师教唆以及盗贼、恶丐等事，都是百姓的祸害。各处情形不同，必须根据所管辖的地方，衡量其缓急，依次整顿。去除一分弊政，百姓就受一分福泽。所以兴利不如去弊，兴利不如去弊。（注：此处原文重复，依文意保留）

教唆诉讼的人，最坏的是讼师；危害百姓的人，最坏的是地痞。这两类人不去除，善政就无法惠及百姓。去除他们的根本，在于治理吏役。起初这类人平日多与吏役勾结，这类人借吏役作为护符，吏役借这类人作为爪牙。遇到地痞讹诈、讼师播弄的案件，彻底根究一两个，使吏役畏惧法律，那么这类人自然知道收敛了。地痞、讼师，应当治理其根本。

这类人若有犯罪，就受到遣戍的惩罚，然而惩罚一个人，应当有证人证明其罪行，势必将牵连平民。况且这类人党羽众多，被牵连的人，惧怕后患，往往不敢公然与他们为敌，重办也相当不容易。从前在宁远县，向来好讼，上官命令我严办，我查访得知几名，时时留意。两个月后，有改名换姓具状诉讼的，当堂锁系，一面检阅其诉讼案件，分别示众审理，一面将其绑在堂柱上，令其观看理事。隔一天，审理其所讼的一件事，就稍加杖刑惩罚，绑在柱上如故。不过半个月，疲惫得无法支撑，所犯未审的案件也多请求息讼。跪刑和枷刑都可以作弊蒙混，而绑在柱上，挺立着有目共见。又隔日受杖，理应疲惫。哀求呼号悔罪，从宽保释，已经携家迁往他处，而没有再犯的人，诉讼文书于是日渐减少。这是治理地痞、讼师的方法。

读书人干预诉讼，必不可放纵。然而立即用法律惩罚，又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宁远士风浇薄，喜好以干预诉讼为事。我到任后，与诸生约定：国家优待生员，虽然已允许有事用抱告。如果事情不是切身相关，或者偏袒一方，或者作为证人护符袒护诉讼的，点名之后，一概不询问供词，给予纸笔，令在堂右侧席地作文。证人中自有平民在审，如果是平民偏袒，那么与平民并列的生员，就以平民的罪名治罪。立即召集教官当堂扑责，平民

译丁氏并非袒护左派的人，对于生员也不再索取供词，而是让他们将所写的文章在年终汇总后送交学政。对于职员和监生，则先予以责罚，再详细上报，绝不姑息宽恕。自从有了这项约定，竟然没有绅士触犯法律，四年间没有惩治过一名生员。由此可知，生员原本大多懂得礼法，不应当与讼师相提并论。士人如果不自我珍重，就会喜好介入诉讼。官员若能爱护他们，没有不知羞耻而奋发的。爱护他们的方法，首先在于引导他们向学。设立月度考核和季度考试，选拔其中优秀者收入书院或义学中，激励他们，振兴他们。以隆重的礼节对待他们，以优厚的奖赏鼓励他们，使介入诉讼者与不介入诉讼者在荣辱上截然不同。那么士人就会以对簿公堂为耻，无不砥砺品行、坚守节操。这不仅仅是文教可以日益兴盛而已。这是治理士人介入诉讼的方法。

译盗贼必定有藏身之处，而且大多与捕快勾结。严格考核捕快，未必不能抓获盗贼。然而狡猾的盗贼，便把平时贿赂捕快作为日后反咬一口的计策，官员为了避免处分，大多含糊了事，致使盗贼更加难以治理。既然捕快已经抓获了盗贼，功过相抵，如果盗贼确实应当治罪，应当据实向上级请示，惩治盗贼的罪行，同时记录捕快的功劳，再责令他通过立功来弥补过错，这样捕快才会知道感激奋勉，盗贼才能肃清，这也是一项权宜之计。至于消除盗贼的方法，考核捕快还不如亲自巡视。主官不畏惧巡视各地，佐杂官员驻守防地不敢自我安逸，人们心中常常想着有巡视的官员，那么捕快就会时常知道警惕畏惧，而盗贼也就都潜藏消失了。

推行保甲制度，是考核政绩时必须的政治业绩，但现在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过去我在州县幕府任职二十年，我想协助主人推行保甲，竟然无法实现。丙午年，我进京候补，会稽的茹三樵先生自述他在南乐县任县令时，恰逢年成歉收，因为以前没有门牌，各种事务棘手，他捐资设立空白簿册，准备笔墨，每个地保给一本簿册、两支笔、一锭墨，命令他们将所管辖的村庄挨户填写登记，过了三个月，另外给一本簿册再填写一次，半年后趁机抽查，与簿册记载相符，于是捐资制作门牌，逐户分发，颇有实际效果，我认真记下，不敢忘记。等到我在宁远县任职，当地俗称好打官司，文书中右边往往由几里、几十里外偏袒的人列名充数，县里没有鱼鳞图册，山地平原交错，各自凭主观意见争辩，又因为地方有很多外地流民，以开垦山地为名，暗中留下做匪徒，都不容易治理，于是按照茹先生的教导施行，命令地保将辖区内四至接壤以及山地多田地多、有多少塘堰、多少桥梁、大路通向哪里、小路通向哪里、本地人居住的房屋产业从事什么职业、外来寓居者依附何人、有无固定产业，一一登记在簿册内，经过四次更换簿册才抽查没有遗漏，然后捐资发放门牌，偶尔有漏掉的户，也都呈报补发，不到半年，没有产业的流民没有人为他们做主，冒充右边列名的人可以按册子警示，山地平原也渐渐有了界限可以作为依据，盗贼平息诉讼减少，县民称便。离开宁远时，将三十六里的印簿汇总移交给后任，并且告诉他说：“四年任职，没有一项称职，只有这一件事可以作为后来的底本，不无小补，所以详细记载，以推广茹先生的教导。”

我初到湖南，现在担任广信府知府的张朝乐公正被保举为知府，在省会等待咨文。我拜访他询问时政，他说永州与广西接壤，流民乞丐很难治理。我请教他治理的方法，他说前任武陵县令下乡时，乞丐聚集，役卒少，不能逮捕劝谕他们离开，他们就喧哗着乞求路费，几乎无法控制。看到路边有桑园可以容纳百余人，命令他们都进入园中等待点名，登记簿册按名字发放赏赐。乞丐进入后，命令干练的役卒，对着门逐一唱名放出，挑选其中强壮的人命令跟随到县城领赏。到了县城后分别追究驱逐，都散去了，这是张公的急智，不能再次使用。我到了宁远，听说那里的流民乞丐在民间横行，大大拖累，追问其原因，则是上年县里歉收，扶老携幼而来，成群结队遍布各里。因为逮捕他们不能，驱逐他们又不可驱逐，所以越来越多。然而乡民不敢奈何，缓和或紧急处理，都恐怕酿成事端。咨询僚属，都没有好办法。恰逢初到任，按规定应该点卯，知道三十六里各有专职役卒催粮，于是刷印小票数百份，给役卒分发到各里，让耆民协助保甲捕逐，使人人有捕丐的责任，处处都有协助捕丐的人。流民乞丐无处容身，不到十天境内乞丐匪徒相继远去，花户缴纳赋税踊跃倍于平常。因此得以获得民心，这也可以作为驱逐流丐的一种方法吗？

催征赋税中寄托安抚百姓，谈何容易？根串不符，酿成的弊端很大。适宜在中缝用完数木戳，官民截断分开，可以避免弊端混淆。至于户粮各书，往往搁置大户，摘取小户。这应当责成幕僚，实心检核。凡是考核时，仔细核对完纳拖欠的多寡，确数分别责成减免。完纳多的役卒，立即给予功单记名，酌情赏赐而严查需索的弊端，这样不至于追呼滋扰。如果自图安逸，常常委托佐贰官员考核课税，终究是虚名，没有益处。

谈论民间积贮，社仓义仓尚且如此。施行不好，其害无穷。官府不闻不问，则饱食社长之利；稍加闻问，则放纵吏役之奸。借贷粮食的户，大多贫乏，出借难以延缓，须臾还仓，不无拖延。官府稽查吏役需索规费，掌管钥匙的人终究多有赔累。所以到了更替的时期，畏事者多方规避，牟利者百计营求，甚至有因此亏空挪用的，仅存虚籍的，这是社长的害处。或者劝捐之日，勉强书写捐资，历时久远，力量不能完成，官吏从而追呼，子孙因此受累，这是捐户的害处。这种良法，固然不宜因噎废食，终究不容刻舟求剑。要使吏不操权，仓归实济，全在于因时制宜，因地立法。旧有捐置的，务必求得社长得人为之设法调剂。捐户如果无力缴完，也不妨酌情核实详请减免。如果本来未捐设，断不必羡慕好善的虚名，创捐贻患。

花户欠赋，到处都有，但也存在吏役侵吞征收，冒充为民欠的情况。我代理道州，因为前两任都在官物上……

译如果无法征收，于是创设了呈报格式，让递交诉状的人在呈文正面注明本户每年应当缴纳的条银有多少、仓谷有多少，没有拖欠的就注明“全完”，没有缴清的则注明拖欠数额。除了人命、盗窃案件外，一般的户籍婚姻、田产土地、钱财债务等琐碎小事，都批示要求先缴清欠款，等待审讯。欠款数额缴清后，才予以审理判决，双方当事人都乐于结案，没有不按时缴纳款项的。偶尔有吏役代为缴款却中饱私囊的情况，只要有字据为凭，立即查究追缴清楚款项。那些没有诉讼案件的人，在缴纳新赋税时，责令先缴清旧欠。实行几个月后，缴清的欠款就超过了一半。但是这件事必须亲自切实核查，努力才能见到成效，如果依赖幕僚、书吏，终究无济于事。这是清理百姓欠税的方法。

译谕州县亲民札

贺长龄

国家设置的官职很多，但只有州县官被称为“亲民官”。如今各位州县官果真能与百姓亲近吗？政令必须根据当地情况来施行，如果不了解情况，凭什么去施行？况且恐怕贸然施行，反而会使矛盾更加激化。事情必须亲自接触才能了解，不接触又从哪里了解？即使有所耳闻，隔阂也已经很多了。那么想要获得真知，必须先亲近百姓；而真想要亲近百姓，就必须每天坐在大堂上，亲自巡视田间小路之后才可以。大堂是政令发出的地方，而田间小路是政令落实的地方。百姓来诉讼，一定是在大堂，这是官员与百姓相见的地方。只是恐怕官员深居简出，那么小百姓想申诉却没有门路，吏胥就会从中舞弊。堂上距离百里之远，堂下距离千里之远，这种壅塞蔽障的危害，哪里说得尽？不仅是有冤屈不能申诉，有的申诉了却不立即审理，审理了却不立即结案。严重的导致倾家荡产，轻微的也耽误时间、荒废生计。即使是非曲直分明，也已经因等待而受苦；如果再来个是非颠倒，更是委屈压抑难以忍受。对于当事人固然濒临死亡也不推辞，而邻居和证人更是无辜受牵连。如果州县官肯每天坐在大堂上，那么小百姓哪里还会有这种祸害？况且大堂是众人围观的地方，如果审讯公正合理，那么判决结案一案，不仅双方心服，连旁观者也没有不倾心的。这样折服的不只是一案的人，后来的诉讼都可以迎刃而解，更能在判决结案之后，将案情的曲直是非反复讲解明白，那么言语更容易让人接受，政令也更容易推行。这样不拖累百姓，就是养育百姓；善于晓谕百姓，就是教化百姓。只要勤于坐在大堂上，各种政务就都能兴办。如果真心以民事为重，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然而这只是有事进城的人才能见到官员，而终老在乡里的普通百姓，仍然不认识本官的声音笑貌是什么样的，官民之间的情感仍然不通，那么还不能说把百姓都亲近了，也就不能把一州一县的情况都了解清楚。这难道不一定要亲自巡视田间小路吗？州县的地方小，小的不过百余里，大的也不过数百里，划分东西南北为四乡，每月必须到一乡，四个月巡视一遍，一年就可以巡视三次。即使有事不能时常巡视，一年之中总可以巡视两次。真能轻车简从，以父母自任，把百姓看作子弟，百姓亲近他就没有不像亲近父母一样的。至于百姓都把官员当作父母，那么还有什么情感不倾诉？什么事不办理？由此观察情况来制定措施，那么措施就没有不恰当的；时常询问疾苦来加以补救，那么补救就没有不周全的。因事进行宣讲，圣谕一定指出不良风俗作为警戒，那么教化就容易推行。随地抽查保甲，一定不让奸邪之人有容身之地，那么稽查就容易严密。凡是贼盗、地痞以及一切习教、结会、唆讼、窝赌、藏娼之类的人，都畏惧本官的耳目很近，而且又不时下乡，那么一定不敢落脚在此地，而且将会改过自新。如果有小的争讼，就可以立即集合审讯，而百姓不必进城。如果钱粮拖欠抗缴，就可以传唤欠户，立即惩处，而缴纳赋税就不敢落后。这样州县只要时常巡视田间小路，与百姓亲近，那么听讼断案、缉捕盗贼、安抚百姓、催征赋税以及教养、保甲等各种善政，没有一项不兴办。如果真心以民事为重，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而其关键不过在于一个“勤”字，而勤又必须由于减少嗜好。真能一心趋向公务，又哪里有空闲去旁骛？开始或许不免勉强，久了就会习惯而忘记疲劳。不久就会看到名声登上上等考核，赞誉充满，成为神君，州县官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却有人说没有空闲？如今主管事务的大吏，只讲求公事，不喜欢逢迎承奉。如果没有重要事情禀报商议，即使衙门可以不进，哪里还有去省城奔波的劳碌？哪里还有迎送的辛劳？这是如今聚精会神，努力做好官的时候。各位州县官各自设立堂事，按月据实禀报，以备查核，希望共同谋求实效，千万不要空谈。至于知府、直隶州对于所属，也应当在因公过境的时候，虚心采访，屏退随从以免打扰稽查政事的适宜之处。借查吏来亲近百姓，即通过亲近百姓来考察官吏，民意的向背，官声的优劣，诉讼的多少，治理措施的修废，都能从中知晓。车驾所经之处，必定激励勤勉而警戒懒惰，风气所树立，自然官吏畏惧而百姓怀念。这是平近切实的事情，并非迂远难行。如果能秉持实心，必定能够取得成绩。

整吏治以清政本札

贺长龄

查得安定百姓的关键，考察官吏是首要的。本总督先前巡抚贵州时，就听说云南的政事非常熟悉。最近又恭敬地接受恩命，上任以来没有一天不盼望各属官员共同做好官以报国爱民。等到体察近日的民风，似乎不如从前。这总归是因为吏治未能齐心振作，民情无所观感，日益骄横放肆。古人关于风与草的比喻，确实不容易改变。牧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果真能端正自己、端正他人，勤勉谨慎，那么百姓中坏人就少，好人就多。他们哪里忍心辜负清正廉明的父母官，而甘愿做恶人呢？这样的人又有几个？查现在各属牧令，尽心爱民的原本不乏其人，庸碌不称职的也难免有之。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本总督就无法报国。只是如果立即参劾，心里有些不安。所以亟需宣布肺腑之言，向全省牧令申诫。大凡做牧令的，不要说官职卑微，必须时时玩味亲

译“民”这个字，去除贪婪、去除懒惰、去除奢侈，是最为紧要的任务。官吏玩弄法律条文，横征暴敛，掠夺百姓钱财，这固然是贪婪中最为严重的。即便是在民间平常的诉讼案件中，往往也是先收取几两银子的带案费，之后再收取结案费。云南地区大多贫瘠，这些收入又能有多少呢？百姓已经议论说这位官员不清廉了。家丁和书吏差役借着官员的名义，必定索取数倍的财物，所有的怨恨都归咎于官员，这实在是不值得。奸诈的百姓因此诬陷善良的人，只想要被告倾家荡产，并不在乎原告的道理是否正当。况且如果主官不清廉，那么下属的厅官、汛兵以及乡保等人便都能欺凌愚弱的人，有恃无恐。又或者是借着官员的生日来收取份子钱，借着苦差事来索取帮衬。百姓贫穷且吝啬，这样做只会玷污官员的名声。勉强刊刻歌颂官员的碑文，控告之事却接踵而至，转眼间百姓就会仇视官员，那么百姓与官员之间还有什么亲近可言呢？深居高位，卧而不作，漠视百姓疾苦的人，固然是懒惰中最为严重的。就像审理案件和缉捕盗贼，稍微有些松懈，呈文送到眼前，就交给幕僚处理，几天都不批示。书吏差役便索取买批费，又过了几天没有发出传票，书吏差役便索取出票费。又过了几天不审理，书吏差役便索取升堂费。一个案件还没审结，改天再审，又需要等待。民间原本只是原被告争执的旧案，变成了新案，一个案件增加为几个案件，小案变成大案，案件越大就越难审结，于是就有拖延十几年之久的。云南地区的民情虽然强悍但并不刁钻，那些呈文有什么难批示的呢？虚心细致地询问，有什么难审结的呢？事情或许细微，却能让全家财产荡尽，人命案件尤其严重，造下的罪孽哪有穷尽？至于云南地区的盗贼原本难以一下子清除干净，但大多数是四乡的人。一个案件报给官府，几天之后才发出传票派遣差役，又得敛取费用才肯行动。盗贼已经远去无踪，难免有人隐瞒不报。因此盗贼的胆子越来越大，盗窃案件日益增多。百姓知道官员不抓盗贼，见到盗贼也不追问。盗贼知道官员不体恤百姓，稍有空闲又来抢劫。究其根本，盗贼少而百姓多，官员不与百姓同心协力，便觉得盗贼众多难以制服。百姓将会抛弃官员，那么百姓与官员之间还有什么亲近可言呢？纨绔子弟的习性养成，肆意挥霍浪费，固然是奢侈中最为严重的。就像日常起居，不知道节俭。僚属亲友、家丁差役，顺从欲望来讨好官员，声色犬马、锦衣玉食，上面有好这一口的，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士人和百姓逐渐染成风气，丧葬祭祀、婚嫁娶亲，都增加了虚浮的费用。云南地区贫瘠的缺额虽然很多，但官场的排场却非常奢侈。再不改变，变本加厉，负债日益增多，最终成为百姓的累赘。百姓将会鄙视官员，那么百姓与官员之间还有什么亲近可言呢？

译况且滇省近年风气习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有的因为案件需要索贿不遂，立刻杖毙，这是既贪婪又残酷；流娼有打洋琴的名号，出入公馆衙署；省中候补委任的官员有公然开设赌场的，各属在任的官员有与官幕、家丁一起赌博的；有的吸食鸦片，暗中违反禁令，昼夜颠倒，全署昏沉，这是既懒惰又昏聩；纵酒任性，喜怒无常，饮食宴乐，互相炫耀；初到省城时，无论有无空缺，有无子嗣，先置姬妾，嫡庶不分；一旦实任，官亲塞满衙署，有的兼纳外宠，扰乱是非；侥幸获得优缺，债务利息更加紧迫，退休时无资财，于是成为寄籍，起初为赘婿，后来成为鼻祖，伤天害理，习以为常，这是既奢侈又荒淫。以上各条虽然不明确指出其人，但地方长官应当有所见闻，本部堂所说的实情，想必不言而喻。本部堂从词垣出任府道，屡次担任封疆大吏，很羡慕各位地方长官能与百姓亲近，造福最容易，像这样玩忽懈怠，岂不可惜可恨？至于在省候补委任的官员，正应该讲求公务，站稳脚跟，如果清廉勤勉，首府县乐于相助，本部堂也喜其将来实任定是好官；即使查监查街，名为闲散，也要有精神。如果像以上各条，岂能指望其尽职？官无大小，同受国家恩惠，并托付百姓性命，本部堂求贤若渴，疾恶如仇，听说有好官，喜得睡不着；听说有劣迹，恨之入骨。各位地方长官念本部堂一片苦心，孜孜不倦地治理，共同清除积习，极力表明清廉勤勉，那么与本部堂都是同僚的情谊，必定随时推荐。用国家如果仍然执迷不悟，置若罔闻，那就是辜负君主辜负百姓，本部堂岂能姑息，自失本心？此前接见各属，已经谆谆训诫，但恐怕各位地方长官未能共同知晓，除了命令各该管上司严密查访外，为此特别推心置腹，反复申戒，务必期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省候补委任者，不要淫乱不要赌博，不要居住游戏，留心地方公务，勤当现派差使，多看前贤治理谱录及例案诸书。得委后，幕友中有吸食纵酒、不明公务者，婉辞慎请，酌量减少；带家丁藉省夫马，也免冗杂生事。到任后，询问百姓疾苦，去除其过分；收呈随到随批，提案随到随审得暇时巡察乡里，教百姓以孝悌驯良及守望相助之法，署中居家务必遵循伦理，俭约自奉，扫除一切浮华，严格察舞弊，丁役课士，殷勤奖励，不让其出入干预，大略不过如此，已是正本清源至于因地制宜，全赖存心去做，难以尽述。总之，少一分耗费之才力即多一分办公之才力；少一分耗费之精神即多一分办公之精神。言语虽浅近，所以移风易俗者，报答君父之恩，积累子孙之福者，实在不外于此。果能同心振作，行见吏治日益清明，民生日益丰厚，本部堂不虚此言，岂非大幸？如果此番申戒之后，仍蹈前非，一经发觉是伤本部堂之心，定予严参照例惩处，不要后悔。

州县应当照例久任以专责成札

贺长龄

查得设置官员是为了百姓。州叫知州，县叫知县。没有了解不真实而能有力执行的，也没有任职不久而能了解真实的。有的明敏过人，虽然任职不久，而四境情形已不啻了然在目，也未尝没有其人。然而如果任职不久，那么有的了解而未及执行，有的执行而未能完成，也对地方无所裨益。况且其人未可多得呢？九载六年之说，虽然难以实行于今日，而三年大计则是现行通例。自从调剂之说兴起，于是为人择缺，日事纷更，而贵州又有过冬之说。得优缺者知道其不能久，那么只想着尽快肥囊而不暇恤民生；其瘠者又认为上将调剂我，那么且营竞窥探，更无心于民事。一过冬天而皆摇摇有去志了。即使有实心任事之人，而胥吏意其将离，也且呼唤不灵，匪徒以无能为更，有的肆行无忌，那么都是调剂之说误之也。为百姓设置官员，原以利民，非以自利也。现在却以市贾之心待其属，而各属也以市贾之心望其上，此念岂可以对士民难道不是两失之道吗？本部堂抚黔九年，悉心体察，那些入不敷出的不过三数缺耳，其余皆足以自赡。只要谨身节用，自能到处宽然，而且不仅为地方计，即为各属计，也无便于此。为什么？贵州不通舟楫，每一次量移，其眷属傔从至少也须百十夫役，综计频年往来的费用，不知空耗若干，而风霜之苦，跋涉之劳尚所弗计。那么何如久任安居，一无耗费？计算其所省，不犹愈于优缺之所入吗？该司历已久，此弊自所洞悉整饬必有同心。为此札饬该司会同事藩臬司确切查询，某某缺实系入

译另行详细审定。任期届满两年，公务没有失误的，酌情安排调任到偏远艰苦的各缺额职位，应当考察其事务简繁、管理是否得当，随时酌情办理。如果年老庸碌贻误公务，并且劣迹显著的，应立即撤职参劾；或者过错稍轻以及在任期间毫无善政声誉的，罚令出差，这些情况都不能拘泥于三年期限之外。此后无论正职还是杂职，凡是有地方治理责任的，都以三年为任期界限，知府方面的大员不在此例。刘知几说：匆匆而来忽然而去，像浮萍一样辗转不定。既然怀着苟且偷安的念头，哪里还有闲暇去施行善政呢？这话确实意味深长啊。

译札麻城吴县令，咸丰十年

胡林翼

吴县令所陈述的，以休养生息为实心，以组织团练、加固壁垒为急务，颇见心思，但还不够精实。休养生息的方法，必须先严厉禁止书吏差役以及凶恶的无赖、刁钻健讼的律师，凡是扰乱民生、欺诈民财的人，务必雷厉风行，严明刑法，然后民生才能得到供养，民力才能稍得休息。官员必须日夜勤勉辛劳，心力交瘁，把民事当作家事，把民间田产、畜牧、盗贼、诉讼等小事，当作创伤深重、痛彻骨髓的大事。官员辛劳而后百姓安逸，官吏清瘦而后百姓富足，这才符合休养生息的本义。尤其必须劳苦百姓才能爱护百姓，必须教化百姓才能养育百姓，这才符合休养生息的精意。古代从政的人，率领百姓兴办事务，太阳偏西还来不及休息，既不成为荒废时日的俗吏，也不成为清谈高远的名士。如果把废弃政事当作省事，那就谬误千里了。碉堡关卡已经建成，坚壁清野的方法已具梗概，只在于切实执行，持之以恒。得到民心才能使用民力，得到士人的心才能得到民心。应当日夜访求正直的士人，随时接见，咨询地方事务的道理。我从前守卫黎平时，延见士人及椎髻苗头，以保甲册籍作为团练的基础，从早到晚，口不停息。那些士人来见，或坐或立；那些苗头来见，或赐给他们酒食，让他们席地而坐，都详细询问民情地势，让他们各自充分表达心意后离去。俗人害怕见士人，百姓怀疑他们请托，否则就认为是亵渎尊严、失体统。公事准许他们直陈，私情嘱托、假公济私，何难立刻揭穿他们的奸诈。坐在大堂上申明法律，至于亵渎尊严失体统的说法，尤为鄙俗。我看天下的公卿直到黎民百姓，他们的贵贱其实相等，不因亲近百姓而低贱，不因简傲不亲近百姓而高贵。如今的官吏整天与差役相处，把差役当作腹心爪牙，他们果真自贵吗？该县令心地质朴正直，言语木讷，他的器量远远不是俗吏可比，只是德行智慧仁术，办事条理尚须努力自勉，精心思考刻意以自我磨砺。至于守卫碉堡关卡，应用乡兵；守卫城池，应用官兵。我将简派官军来了。

复温邑宰书

刘蓉

月前，侧耳听闻您的旌节将到敝邑，深为民士庆幸，以为六七年来浮夸乖戾的习气，得到贤者以儒术坐镇其间，或许能焕然一新，恢复旧貌。近来诵读您的惠函，果然勤勤恳恳以整顿学校、移风易俗为先，信乎儒者之言，深明治教的根本，欣慰庆幸不可言传。敢因您勤问下情，辄复粗陈其略。敝邑风俗一向号称愿朴，农民勤于稼穑，士子颇励廉隅，所以自军兴以来，文职武弁崛起于草野，实能为国效力的人颇有其人；而迁流日久，则侥幸充数的人也不少，以利禄为易得，而争事浮华变化，朴厚的旧风转而趋向嚣竞。乡村每有争讼，不问理的是非，只较势的强弱；等到呈控到县，也复以此为准绳。因此有势的人固然都恃强横行，无力的人也不断借资于有力的绅衿，以张扬声势而求一胜，这是民风所以浇漓，人心所以窳坏的由来。咸丰二年，湘邑举行团练，在县城、永丰、娄底分设三局，又在四十七里地方分立都总局，绅士专办团练，都总兼催钱粮。当初立法时，妙选廉正绅士以充其任，上下气机既通，官民之情大洽。此邑爱民，也视其力之所能为者为之而已。我私下曾说，居官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而今天治理县政，又不是细微节省所能济事，左支右绌的情形时时有之。但也应当以制节谨度的意思推之，期于济事而止，如果事不可济，则真可以去矣。读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告诉梁松、窦固说：“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再贱。”我私下感叹为名言，因此增一语说：“居富当使可贫，居贫当使可不富。”兄仕宦方始，愿常存此心。

臣事论

梅曾亮

天下的祸患，不是事势盘根错节的祸患，不是法令不预先具备的祸患，不是财力不足的祸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托，汲汲然离去，这才是大患。如今四民之中，士比工农商贾尊贵，较然明显。假使农工商贾都有汲汲然为士之心，那么当他为农时，田地必定不能开辟；他为工时，技艺必定不能精通；他为商贾时，有无必定不能转运。然而天下的百姓最终乐于从事农工商贾之业，而以士为畏途，是因为士人有考试场屋之苦，有文字声病之学，违背其程度则又有褫夺扑责之刑跟随其后。凡是士人深忧以为大辱的，百姓都脱然而无患。那些百姓，度其身而苦其事，有万不可以尝试的，所以甘心绝意，乐其业而不迁。如今做官的人则不然，无愚知贤不肖，而皆有必为公卿

译大夫的心态。官吏的升迁调任，有的按年计算，有的按十几年计算，不可能早晨刚授官傍晚就升迁提拔。然而他们的身体虽在此任职，心思却已离开这个职位，上级也不能靠层层累积来考核。有人做官十年而没有升迁调动的，同乡邻里就会嘲笑他，亲友也会因此对他减色、疏远。如果这种互相效仿的风气形成，那么爵位俸禄，就是治疗廉耻的良药，善于运用它就能使人振作，不善于运用它就会使人废弛。廉耻，是保持聪明的堤防，加固堤防就能充盈，溃决堤防就会枯竭。聪明枯竭了，即使勉强做事，颁布政令，与百姓应对周旋的，也仅仅是那些虚文浮辞罢了。所以说：有不想做事的心态，却把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这就是大患。虽然这种祸患，不是在地位低贱时形成，而是在地位尊贵时形成；不是因为贵贱悬殊而形成，而是因为治理贵贱不公而形成。大臣，是将帅；下属官吏，是士卒。大军的溃败，不是因为将帅独自逃跑，但法律的惩处一定从将帅开始。现在的大官，每天前来请示起居的是下属官吏；供给草料薪米炭火的是下属官吏；供其声色享乐、颐指气使的是下属官吏；听从参劾核查、升迁调任的，又是下属官吏。有了罪过就说：这是下属官吏承办、审理的。大臣不知道共同担责，有了罪过就说：大臣不能和小臣同罪，判了罪，有时降级，有时罚俸，没过多久就恢复原职。罪行相同而地位低微的人，则一跌倒就不能再振作。用法如此，固然使低贱的人不能心服，心不服却隐忍顺从，这样他们自身就不能安心，职责就不能尽到。那么他们把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也是理所应当的了。那么怎么做才好呢？回答说：善于治理的人所慎重而专任的，只有大臣。让小臣的事务统归于大臣负责，而大臣的罪责不能分摊给小吏，无论大小罪行都依法惩处，一定从尊贵的人开始。责任重而追究严厉，严厉不算苛刻；责任轻而追究宽缓，宽缓不算私情。像这样，尊贵的人慎重行事，不敢有把职位当作享乐的心态；低贱的人量力而行，没有急于冒进的想法。以职位为乐，所以内心安定；内心安定，所以事情能成。《传》里不说过吗？美味实在蕴藏毒害，高位实在容易招致倾覆。古人，从一命官以上，忧患层层增加，直到卿相；只有平民没有忧患。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士人中畏惧富贵而不居其位的，有多少呢？假使士人没有科举考试的苦楚，没有钻研文字声律的学问，没有褫夺鞭打的刑罚，又没有农工商贾的劳苦，却能获得超越世俗的名声，那么天下有一个不做士人的，他的心一定不服。君主又怎能得到四民来任用呢？有人问：这样就不是尊重贤人、轻视不肖之人的心态了，而且没有用来激励人在功名道路上奋进的方法了？回答说：现在的贵贱，不像古代那样。说他们尊贵是因为不贤吗？却有时也能成为公卿大夫；说他们尊贵是因为贤吗？那么公卿大夫都是从低微的小臣开始的。况且人抛弃低贱追求尊贵的心态，像水往低处流，像弹丸从斜坡滚下，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抑制。圣人不得已而区分利害的规律，与贵贱相参酌，听凭有才能或无才能的人自己安身立命。政治的失误，就是把利益专归于尊贵的人，把祸害专加于低贱的人。躲避低贱而趋向尊贵，是可以归罪的；但如果让低贱者的忧患比富贵者更严重，谁不躲避忧患而趋向安乐？这是臣下的私利，不是国家的公利。然而如果有公忠体国的大臣，也不会利于这种状况了。

译小臣的职责，统归于大臣负责，这是圣人设立主管官员的原则，是不变的道理。到了有罪的时候，则法律从尊贵者开始执行，又必须考察其获罪的原因，来权衡法律的轻重。严厉惩罚私罪，那么下面断绝徇私粉饰的习气，上面就不会被蒙蔽而能明察；宽待公事上的过失，那么下面没有束缚顾虑的私心，更能抒发意气，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至于小臣的罪过，也应当看其所犯条律的不同而不能一律从轻论处，并非尊贵者犯罪一定重判，卑贱者犯罪一定轻判。我特别因为当时几件事推究而言，那些说做官的人有不尽职的心思，把职位当作寄托，这实在是古今导致动乱的根源。想要小臣尽职，在于上级官吏考核严格；想要臣子急于公事，在于君主责成重大。责成重大而考核严格，大概就没有不尽职而把职位当作寄托的祸患了。如果像枯草聚集在茂盛的草丛中，这是人之常情，除非是圣贤，很少有人不为此动心。显赫的仕途人臣当官履职而不喜欢卑位的人，哪里能说得完？衡量后才入仕，近来没有这样的人。说厚责贵臣而贱者知道止步，这是不可能的事。只是他的议论正大，笔力驰骋，自然合乎规矩，导致难以见到。

军机故事补遗节录

姚文栋

雍正十年三月初三日，大学士等人遵旨议奏，办理军机处机密事件所需的钤封印信，恭敬地拟定办理军机印信的字样，移文通知礼部铸造，贮存在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并行文通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现在办事军机处的银印，是乾隆初年换铸的，清汉篆文，其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印记”，两旁镌刻年月字号，一曰“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九字”，一曰“礼部造三字”，一曰“干字一百二十九号八字”。满洲军机大臣奉旨，在军机处任职者是否准许看汉文折子，历来由本处缮写片纸请旨，均得旨准许阅览。只有乾隆二十五年，尚书兆惠、都统侯富德在军机处任职时，奉有阅览清字不阅览汉字之旨。自道光年间以后，满洲大臣一律阅览汉折，均未再缮递折片。乾隆初年，恭敬遇到圣驾时巡，军机大臣是否跟随前往，都等候旨意遵行。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处上奏：“皇上在南苑大阅，臣等办理军机处事务，除了臣讷亲、臣海望总理行营跟随外，臣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纳延泰随驾之处，应当请旨。”奉旨，大学士徐本、尚书纳延泰去至二十八日，又谕：“朕驻跸南苑，天气寒冷，吏部兵部轮班之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不必前往。近日军机大臣除了特派留京办事，或先前已出差外省及乡会典试外，凡是恭敬遇到时巡，没有不跟随前往的，不需要奏请了。”钱南园先生请求敕令军机大臣进退仍循旧章的一折，当史馆诸臣撰写和珅传时，查不到，现在见于《滇南采风录》说：“在陈孝廉处得到”，恭敬地记录在后面。臣伏见我朝设立军机处，向来大臣与其任职者，都聚集止宿其中，用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方统一则势力无所纷杂，同住则情势可以共见。即使如司员咨事画稿，也能有固定的场所而没有歧路，确实是尽善不易的方法。然而观察近日只有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止宿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有时进入止宿于内右门内旧许大臣暂住之庐，或即止宿于隆宗门外近造办处之庐，大学士王杰则进入止宿于南书房，尚书董诰同他一样，尚书福长安则止宿于造办处。每日只有召见时联行而入，退下则各回所处。虽然有时也暂止军机处，但事过辄起。一切咨事画稿的司员未免趋步两歧。以我皇上干练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法，决不至于因此开启角立朋党的渐端。然而行之万世无弊，莫过于遵循旧章。况且内右门之内，相近禁寝，向来因为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之事，须先一刻预备。恩典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所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在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的司员也更出更入。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侍等狎熟。万一有无知如高云从的人，虽然立正刑辟，但所牵连已多。自宜及早止宿于南书房，以备几暇顾问。等到军机事务既毕入，未为迟。如果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的都能觇听于外，大臣于内办事也属不便。请敕令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大概不懈怠的诚意各申，五夜协恭的情谊共励一堂。其圆明园办事也同一体。近日和珅、福长安止宿于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之庐，王杰董诰止宿于南书房之处，并请敕令禁止。谨奏亲王奉旨，在军机大臣上任职者只有成亲王、恭亲王二人。成亲王于嘉庆四年正月至直办事，是年十月谕云：本朝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来没有诸王在军机处任职的，终究与定制不符。随即命出

译恭亲王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承奉皇帝恩旨入值军机处担任领班的时间最长，受到的宠信倚重非常深厚，且正处在上升阶段，没有止境。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特殊恩遇。

译自乾隆年间以来，定例规定军机大臣一同进见皇帝，没有单独召见一人的情况。道光二年夏天，湘浦太宰因事退出值班，文秋潭大司马出差，黄左田大司马病假，曹俪笙相国于是独自对答皇帝长达一个月，当时人们称这是罕见的恩遇。乾隆时期，裘曰修担任军机大臣，命令盐道某位官员持信寄给盐商牛兆泰，皇上得知后，下旨责备军机处办事的人应当以谨慎保密、防范闲杂为要务，裘曰修虽然没有嘱托的言语，但明显有嘱托的意思，命令他当天就出入值班。又军机章京徐步云在查办扬州提引一事上，预先通信奉旨，徐步云与卢见曾是师生关系，这种紧要事件，敢于私下互通信息，致使卢见曾预先寄放他的属员，可恶，发往伊犁效力。皇上的话语鲜明，前事可以借鉴，在枢密院值班的人不可不知道。嘉庆四年，御史何元烺上奏请求酌情更改军机处名称的奏折，其中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专门掌管军事政务的不同，现在军务早已结束，似乎应该更改名称以显示崇尚文治的隆盛，奉旨说军机处名称自雍正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接圣旨书写谕旨以及办理各件事务，都关系机要，这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似，并非专门指运筹决胜而言，目前三省邪匪早已肃清，大功告成，海内外共同庆祝升平，不必更改“军机”二字才算是崇尚文治，何元烺的奏折被驳回。又十四年，户部议奏的奏折内将“军机处”三字写上，厌恶这是关涉谄媚阿谀的开端，严旨告诫。这两件事都经过谕旨驳正，也是一时的异闻。向来军机章京没有定额，自嘉庆四年以后，定例满汉两班每班不得超过八人，后来在每班八人之外，又增添额外章京一员，咸丰三年因为军务较多，增添传记名汉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同治十一停减其半。嘉庆四年奉谕说，军机处行走的章京向来都由军机大臣挑选补充，并不带领引见，因想各衙门各旗官员，即使是笔帖式、骁骑校、护军校等微小官员，没有不由引见补授的，军机章京职事较重，哪有反而不带领引见的例子，军机章京由引见擢用从此年开始。嘉庆十年定例，满汉现任京官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以及外官文官督抚司道盐政关差、武官提镇以上各大员的子弟，都不得保送挑补军机章京，这是采纳御史吴邦庆的建议。二十五年，谕旨说：“大臣子弟有挑入军机的，借此学习政事，未尝不可以造就人才，防弊的方法起初不在于此。此后着无庸回避。”军机章京例用内阁中書舍人，舍人改任庶吉士则不再进入；改任六曹御史、给事中递迁卿寺至都察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入直如故，只有擢升侍郎也不再进入。间或有凭借资历、凭借荫庇为郎官得以参与的，大率是大臣子弟如此。而张公若霭、鄂公容安，又凭借庶子、侍讲入直；蒋公炳、程焘，又凭借巡抚罢还京入直，都是奉特旨执行，不是旧例。王兰泉司寇说：“乾隆年间满洲大员如侍郎保成、松筠、内阁学士博清额、索琳、福德等；汉族大员如顺天府尹蒋炳、副都御史胡实瑔、傅显、刘秉、孙永清、大理寺卿王昶、光禄寺卿申甫、太仆寺卿程焘、候补三品京堂袁守侗等，都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嘉庆以来，才开始专用司员，没有二三品大员为章京的了。”

与朱干臣书

管同

近来听说阁下晋升郎中，执法秉公，无所屈服，非常欣慰，非常欣慰。而从道路上听闻，有人说将要得到御史职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深深为阁下看重。古代谏言没有专门的官员，从公卿到平民都可以谏言，后来才专门设立谏官，而百官中敢于言事的人仍然不被禁止。现在百官不再言事，而弹劾谏争的责任一概归于给事中、御史。既然责任专一，那么责任就愈重；既然责任愈重，就应当识别其大小之分，轻重之序。必须确实关系到治乱安危，确实关系到国家生计民生所系。寄托者举荐而陈述它，才开始为克尽其官，而不辜负朝廷任使的意思。至于列举利害，不及大体，虽然后来的台谏习以为常了，但恐怕不是贤者所应该出的。阁下刚毅抗直，练达世务，在部中已经卓卓有本末。那么如果担任台谏，必定大有异于今人。虽然如此，天下之事不可枚举，言说了而不可行，如同不言说；行说了而无补于天下国家之事，如同不行。阁下处于今之势，如果担任台谏，他将凭什么言说？我听说，世事之类，由于吏治；吏治的坏，根于士风；士风的衰，起于不知教化。然而教化所说的，不是空文而无实具之谓。以身训人，这叫做教；以身率人，这叫做化。同乡者私作《议俗》一篇，认为当今之风坏于好谀而嗜利。想要人不

译如果君主贪利，那么不如关闭谈论利益的门户；如果想要人们不喜好阿谀奉承，那么不如敞开进谏争辩的道路。天下的事务，难道仅仅只有这些吗？然而必须先提倡这两点，然后人才才能蓬勃兴起，而法度才可以逐渐讲求。只是不知道我的话是否恰当罢了？现在寄上，只希望您采纳选择。有人说同子的言论就接近了，然而《议俗》中的说法，对君主提出过高的要求，如果听的人拿着您的话而招致灾祸，那该怎么办？这种说法，同私下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古代直言进谏而招致灾祸的人，都是因为他们遇到君主不明，而且所遭遇的有不幸之处。当今皇上仁爱宽恕、恭敬节俭，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即使是草野之士未曾亲眼见到日月的余光，却不知圣明的资质，然而近来伏案阅读《官箴》，就已经窥见深宫之中励精图治的心意了。而在御史方面的箴言确实说：“敢于进谏不偏私，忠诚坚贞常自誓。”那么现在寻求言论，比起悬挂鼗鼓、设置铎铃来鼓励进谏是可以的。而议论的人细举利害，不及大体，这是天子想要人们进言，而谏官却哑口不言，反而认为进言恐怕会招致灾祸，岂不是诬蔑吗？没有求利的想法，没有好名的见解，以极度的真诚为本，以恳切直率来陈述，以极度的公正来持守，以平和的态度来表现。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能够听取接受，何况圣明的君主呢？如果真的担心招致灾祸，那么也不是没有应对的办法。孟子说：“推辞尊位，居于卑位。”又说：“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他的言论不被采纳，就离职。”考虑到困难而不担任那个职位，是可以的；担任了那个职位却稍微孤立自己的职责，那就大大不可了。同与阁下相契合特别深厚，虽然年龄和德行相差悬殊，但也接近于朋友之间应当劝勉向善的关系。因此敢于发表狂言，没有什么忌讳。恳请您留意省察。

译李东阳论

李元度

臣子去留的抉择，衡量标准在于道义罢了。道义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去，这是道义。如果身为重臣，接受先帝的临终托付，不幸新君年幼昏庸，被权幸小人蛊惑，既然不能像伊尹、霍光那样行事，就应当竭尽全力维持局面，希望君主能够醒悟，从而慢慢消除祸害。即使事情未必成功，但我甘愿在其中委曲求全、支撑局面，那么我的心力已经用尽，天下也暗中受益，道义上不可以决然离去。如果只是愤愤不平地相继离职，为自己打算固然便利，但国家君主怎么办？先朝的托付怎么办？从前明孝宗时，阁臣刘健、李东阳、申迁同心辅佐朝政，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谓鼎盛。等到皇帝病危，召刘健、李东阳、申迁到乾清宫，握着刘健的手说：“太子年幼喜好逸乐，先生们应当劝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明的君主。”这份托付也可以说非常重了。不久，武宗即位，逆阉刘瑾扰乱朝政，刘健等人立即进谏不被听从。韩文率领九卿伏在宫门前力争，皇帝打算驱逐刘瑾尚未决定，刘健在阁中拍案痛哭说：“先帝陵墓的泥土还未干，这些人败坏到这种地步，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先帝！”当时刘健、申迁声色俱厉，只有李东阳言语稍缓。第二天各位大臣再次伏宫门力争，想要驱逐诛杀刘瑾。刘瑾先在皇帝面前哭泣诉说，局势大变，刘健等人一并请求退休。刘瑾假传圣旨准许刘健、申迁回乡，却单独留下李东阳。李东阳对此感到羞耻，再次上疏请求罢免，不被允许。刘健、申迁临行时，李东阳设宴饯行流泪。刘健严肃地说：“为什么哭泣？当时多发表一句意见，一同离去了。”李东阳因此遭受诟病，有“伴食中书”的诽谤。侍郎罗〇上书劝退他，甚至请求削去门生名籍。改朝换代后，如王士祯等人仍然诋毁他，我却认为不是这样。武宗被刘瑾迷惑，只是没有醒悟他的奸恶罢了，一旦觉悟，还是像抛弃大羊一样抛弃他。四年后，太监张永揭发刘瑾的逆谋，于是刘瑾被车裂于市。刘瑾并非不可去除的奸臣，又不是像王莽篡汉、武氏篡唐那样，建立其朝代的人不能一天安居。刘健、李东阳、申迁都是顾命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难道一走了之就能尽到责任吗？刘瑾被诛后，刘健听说武宗游乐无度，就叹息不吃东西，说：“我辜负了先帝。”他的叹息，与拍案痛哭、李东阳流泪饯行，其道义是一致的。刘健当初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况且当时韩文、刘大夏、戴珊、马文升杨一清、刘忠等人都已离职。如果说李东阳绝对不能留下，那么就要使全国官员都空位，让武宗更加孤立，刘瑾更加得以随心所欲。倘若暗藏的匕首最终实现逆谋，刘健等人有什么借口向先帝谢罪？史书记载刘瑾凶暴无所顾忌，对李东阳没有怨恨，表面上还礼敬李东阳，潜移默化地夺取权力，保全善良之人，天下暗中受到庇护。刘瑾曾经想逮捕刘健、申迁抄没他们的家产，又逮捕刘大夏、杨一清下诏狱，都依靠李东阳极力解救。杨一清最终与张永定计诛杀刘瑾，如果没有李东阳，杨一清尚且不能免祸，刘瑾更加拖延被诛杀了。此外，如陈熊、安奎、张彧、崔璇姚祥、张玮等，都因为李东阳救援得以免死。等到匿名信出现，刘瑾逮捕朝官三百多人下狱，如果没有李东阳，几乎就要灭绝同类了？宋代青苗法实行，做官的多投书辞职离去。邵雍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放宽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如果相继离去，有什么好处？唉！议论李东阳的人，难道没有思考这个道义吗？考察刘健、申迁离职后，刘瑾让焦芳、王鏊一同入阁。王鏊虽然持正，不能与刘瑾抗衡，只与李东阳弥缝其间，多有补救。世上没有诋毁王鏊的人。申迁罢相后，过了二十一年，世宗又召他入阁，已经七十九岁了。第二年因病回乡。如果一定以不仕为高尚，那么申迁多此一举，世上也没有诋毁申迁的人，却单独苛责李东阳为什么呢？李东阳如果贪恋权位苟且取禄，那么在朝五十年，应当坐享荣华富贵了。却还靠卖文卖书来供给日常，否则连设宴待客的鱼菜都凑不齐。清廉节操如此，却与恋栈不去的人一同被讥讽，没有比这更不平的了。有人说：“你对狄仁杰曾经著论非议，为什么唯独对李东阳宽容？”回答说：“时势道义不同。狄仁杰遇到革命之变，道义上不应当侍奉伪朝；李东阳是顾命元老，不可以高蹈避世标榜清高。君臣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况且狄仁杰推荐张柬之，后来张柬之反周复唐，世人全把功劳归于狄仁杰；李东阳、杨一清，后来杨一清定计诛杀逆瑾，却未曾听说把功劳归于李东阳，反而加以诟病。难道不是众人的喜好厌恶都不明察吗？所以评论人贵在折中，这是孔子的做法。”

奏请训责枢臣疏 光绪四年

何金寿

近来因为灾荒不下雨，皇太后、皇上下诏自责，哀痛诚恳，稍有人心的人读后，都为之感动哭泣。然而臣私下思考，皇上年幼，两宫听政，虽然权衡出自上面，但辅佐则在枢臣。凡是用人行政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商议后才实行。枢臣说可以，旨意就认为可以；枢臣说不可以，旨意就认为不可以。如今的朝政，确实没有不是从政府出来的。去年山西、河南固然属于大灾，其余遭受水旱风蝗灾害的将近十个省，总因为官员没有善政，以致天降奇灾。等到成为灾害以后，地方官隐瞒灾害而养祸，部臣贪污囤积而殃及百姓。试问内外各位大臣的进退，枢臣岂能

译难道没有人在其中援引保护吗？能够完全推卸给皇太后吗？考察往昔朝代，遇到大灾就策免三公，三公也自行请求罢免斥退。如今新疆平定，中枢大臣受到赏赐；内地省份受灾，而中枢大臣唯独不受惩罚，并且坐着看宫廷下诏罪己，尚且不引咎陈述，请求给予处分。又不曾在拟旨时恳请严厉责备，灾祸归咎于上天，过错归咎于皇上，于心何忍呢？我私下认为中枢大臣也并非一定有心误国，只是外表虽然勤于职守，内心却缺乏赤诚。各省的年成丰收，就听任它丰收；荒歉，就听任它荒歉。各省的人民生存，就听任他们生存；死亡，就听任他们死亡。各省的地方官员贤能，就听任他们贤能；不贤能，就听任他们不贤能。下达的诏令，奉行就听任他们奉行，违背就听任他们违背。部院大臣的议奏批准，就听任批准；驳回，就听任驳回。不知痛痒，委诸自然，时局的败坏，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山西死亡过半，骨肉相食，劈开尸骨来烧饭；河南市场上贩卖人肉，行人断绝，盗贼蠢动。京城附近数百里赤地，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数万流民聚集在京城，皇帝车驾之下，奸民乘乱结队抢夺财物。此后怎能设想？万一饥民聚集成为明末那样的流贼，不仅是中枢大臣等谋国不忠，即使为自己谋划也是拙劣的。恳请训谕中枢大臣，责成他们忘掉私利和家事，认真改过，或许可以感动上天。不然，虽然宫廷万分焦劳责备，而臣下懈怠依旧，那么感动上天恐怕仍无期限。

译恭敬陈述前任贵州巡抚黎培敬在黔地功德惠及百姓的奏疏，光绪八年。

贵州巡抚林肇元

据查，前任贵州巡抚黎培敬于七月初五日在籍因病去世，全省士绅百姓闻讯后哀悼叹息，感激涕零，甚至有人以头抢地来表达哀思与仰慕。随后，据在籍的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冷超儒、按察衔分省补用道钱登选、候选盐运使杨训章、前云南镇沅直隶州同知高国鼎、五品衔思南府学正莫庭芝、五品衔镇远府学正周之冕等人，因该巡抚在贵州功德卓著，列举其事迹，呈请奏请建立专祠等情前来。臣与该巡抚患难与共，始终相随，对贵州事务了解甚详，陈述起来不厌其详，向上希望朝廷破格酬谢其功绩，向下以慰藉百姓的爱戴之情。臣查黎培敬，湖南湘潭县人，两岁时父亲去世，十九岁时母亲又去世，刻苦读书，有志显扬门楣。二十二岁补为秀才，随即为其母宋氏请求旌表节孝。道光己酉年在乡试中举，咸丰庚申恩科会试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传胪。同治元年壬戌年散馆授职编修。甲子年八月被简放为贵州学政，当时贵州苗族、教匪等叛乱正剧，四路交通阻断，培敬绕道四川，在重庆遇见臣，一同到合江营驻扎，派遣湘勇二百人护卫，经由毕节、水城、安顺进入贵州。乙丑年三月才到达省会，当时靠近省城的贼踪飘忽不定，贵阳的岁试、科试也多次停办。培敬说：“士子之心不稳固，无法安定百姓；文教不兴修，无法平息叛乱。”于是檄令首郡督促所属各县录取童生送考，同僚大多认为困难而置之不理，考棚的各项费用全部由他自备，补录了数届，录取生员、贡生六百余人，士气大振，贵州百姓非常高兴。于是出省到安顺考试，调试普安厅的文武生员，依次到都匀，当时都匀知府移驻独山州，便以州城作为考场，还未到达而贼兵包围了城池，都匀知府派人从小路请求延期，培敬更加前行，贼兵随即遁逃。考试完毕告诉都匀知府说：“州城破败得很，怎能防守？估计你们的力量也无法修缮，我捐出二百金作为倡议，得到千金了，可以砍伐树木顺着城墙加高加厚。”知府感动并督促役夫，木城建成而贼兵攻陷荔波、独山，因为有防守得以保全。借道广东、湖南到黎平考试，所属永从县的苗族原本有学籍，苗族叛乱后不参加考试已经很久了。前任巡抚张亮基又因永从县贡生黄仁统等人控诉苗族阻挠考试，移咨核查办理。培敬说：“长期不应考，阻挠什么？这是苗族学籍不愿被汉民侵占罢了，立即出示安抚苗族，召集苗族参加考试，他们也欣然应考。录取苗族生员杨嘉相为拔贡，以吸引感动教化苗族百姓，苗族百姓制作万民伞来献。从此永从县的熟苗也不再反叛。按试铜仁，刚到而荆竹园大股号匪也到了，相军统领周洪福战死，距离城池十五里的马脚岩，炮声震动城池，城内官民一天多次惊恐。铜仁府县请求延期考试，培敬特意在城外禹王宫作为考场，以安定人心，仍然催促考试日期，与几位教官监试，评阅文章谈笑自若，应试的生童也倚靠而无惧。直到考试完毕，始终没有一个贼兵敢逼近城池，甚至有从贼中逃出剃发来应试的人，人们因此佩服他的气量，贼兵也因此感念他的诚意。于是依次到镇远、石阡、思南、遵义直到大定各府考试，凡十余年，学政的车马未曾到达的地方，没有不遍历的。所到之处每次只骑一匹马，带着几名书吏仆从，与生童谈论忠义，宣扬国家培养恩泽，让他们以此风示乱党，与地方官讨论战守事宜，每次捐金助饷，以激发他们的忠义奋发。丁卯年秋奏报考试完毕回省，整理行装等待接替，起初奉命仍留任学政，再奉命会同该省巡抚办理剿抚屯田事宜，专门上折奏事，三奉命赏给四品顶戴署理贵州布政使。当时臣以粮储道的身份一同到任，培敬对臣说：“我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蒙受朝廷特殊的知遇之恩，赋予理财用人的重任，处于这艰难困苦之际，只有竭力尽心以图报答，万一能同心共济，喜得良朋，希望期望共同有所成就。”

当这个时候，贵州没有一寸土地安宁，国库没有百金积蓄，寇贼充斥，将卒饥疲。培敬对内匡助前任巡抚曾璧光，对外与前任提督张文德商议方略，白天筹划局务，夜晚登城防守。每天早晨，周历各门粥厂，亲自测试粥的稀稠，就食的难民，存活很多。戊辰年春，开州匪首何正来投降，而龙里、贵定巨匪潘名杰在榻旁酣睡，突然骚扰省城四郊，没有休息。培敬竭尽所得银三千两，与臣所捐得的米三千石，商议请巡抚率领军队用车载开花炮攻击，不到五十天而两城全部攻下。潘名杰弃城逃跑，活捉其弟潘满亡，伪知县王满亭等人五人。随后潘名杰也来归降，倒戈战死。从此省城不再有烽火之惊，军势才为之一振。奉旨，黎培敬总理军需局务，完全符合机宜，即补授贵州布政使。贵州自从军兴，停办乡试，丁卯年开科，士子应试的只有一千余人，出入荆棘，半途遇害的比比皆是。己巳年于是特请补行三科，道路稍通，行路旅行没有恐惧。先前在学政任内，密陈记名提

译督军林自清穷凶极恶，请求张亮基将其抓捕正法，未能实行。于是商请巡抚大臣，秘密派遣统领川军的提督陈布祥设法诛杀他，将首级函送省城，上奏报捷得到圣旨，赏赐花翎。随后抓获匪首陈乔生，定番军务平定，上下游苗族、彝族、回族叛乱者的响应才断绝。壬申年，大军平定牛角坡的苗族巢穴，抓获叛乱首领包大肚、全杆杆、吴候起、林杨侯、文开等人，押解至省城伏法。贵州全省肃清，特别下旨加恩，赏赐一品顶戴。光绪元年乙亥，补授贵州巡抚。黎培敬刚代理贵州藩库时，库存仅有八十两银子，在任八年，招徕流亡百姓，开垦治理荒芜之地，依次开征丁粮赋税，节省开支，交接时库存才达到十万两银子。又查核提取杂项收入，按时修缮书院，增加膏火银，并增修尚节堂，酌情增加寡妇的名额，恢复施棺木局，以抚恤贫穷无力安葬的人。他勇于行义，百事俱兴，都像这样。这一年平定六洞叛乱的苗族，戊寅年定番苗族吴琴高等人谋反，又讨伐平定了他们。那年冬天上奏请求觐见，因言及已革云贵总督贺长龄开复原职处分的事，部议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当时北上走到保定，才听到命令，惶恐自责，也坦然自安。己卯年夏天奉旨补授四川按察使。从家中起身，奔赴朝廷赴任，办理秋审新案二百八十多起，旧案六百多起。设立发审投到制度，以免除勒索保费，裁减铺司款项一万六千多两。辑刊故大学士陈宏谋的理刑文檄，颁发给各州县，使他们有所遵循效法。庚辰年补授漕运总督，十月到任，亲自勘查礼字河堵坝的情况。南浤水深四丈，宽三十八丈，东西长四百多丈，选择要害处下扫。这年腊月终于合龙。创办十七、十八堡的石工，向来是层丁层顺，耗费过多，改为丁顺间砌，节省银子一万两，仍将应得的余款捐修湖北堤七庙，以及各堡兵房三十四所。整顿洪湖水陆保甲等，咨造东海盐城领江八团的战船，以防海口。采办桑秧四万株，分发乡民领种，沿堤栽插柳树十几万株，以保护堤根。设立官办煤局，从浙江上海运煤定价平价出售，以便利民用。仿照扬州借钱局的章程，设立利济局，以加惠贫民。裁革陈规陋习，清理积弊，日夜为之，未曾稍自闲暇安逸。辛巳年五月奉旨补授江苏巡抚，因劳累致病，又感染风湿之症，于是患上右肢瘫痪，上奏请求赏假一月调理，又续假一月，病仍未痊愈，恳请开缺回籍调理。壬午年正月走到长沙，租屋就医，多次用药无效，延至七月初五日病故。长子黎锦缨，以光绪元年贵州巡抚任内按规定获得二品荫生，咨报吏部。次子黎锦彝，三子黎锦紫，四子黎锦绩，五子黎锦绮，六子黎锦绥。长孙黎泽润，次孙黎泽澍，都是长子黎锦缨所出，都从事儒业。该抚臣性情纯朴真挚，神识开朗，在官职上只以振兴学校、维持风俗为急务。他考察吏治，勤求民间疾苦，全都出于至诚恻隐之心，期望事情归于实际，所以所在之处都有政绩。而他抓住要害谋划，独出奇伟，不计较生死祸福，所到之处也无人心悦诚服。尤其在做学政时，故太常寺卿石赞清称他深得民心，因此厚蒙圣恩异常宠遇。他激昂感奋之气与驰驱图报之心，简直连睡觉吃饭都不曾放下，而得失在所不顾。每次与我交谈时，正值多难，我们这些人受国家厚恩，励精图治，只恨时日不足。期望稍能匡扶，只有不欺而后能不懈怠。我得益于他的益处，也遂成身心学问之交。共事十余年，没有一天不相见殷勤，没有一事不推诚商榷。等到任四川按察使、漕运总督，也没有一个举动不写信相告，想要我观感兴起，共报朝廷，情意深厚。卧病经年，语言蹇涩，每当说到病势日深而国恩未报，辄至哽咽流涕。忠孝之义，实由本性而生，而年纪未满六十，身体一向称强，实因一患风疾遂至不起。生平事功与其志向事业，多有未尽发扬者。我起初与他同列，后为属僚，深知他所学所行，与其政绩之所效着，以及舆情之所追思。谨据呈列上奏，恳请天恩俯准在贵州建立该故抚臣黎培敬专祠，并饬令将事迹宣付史馆。至于可否予谥以表彰勋勤，出自皇上殊恩，非微臣所敢擅自请求。

译给曾涤生侍郎的信

刘蓉

向您门下进言的人很多，可是曾经有人建立宏伟蓝图、规划长远、陈述天下大计的了吗？老翁老妇的智慧不出豆箪之间，我本来就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可是曾经有人献上忠言、陈述正直的议论，攻击您的短处并指摘您的瑕疵的吗？投献策略以求进取，进献谄媚之言以求取悦，我尤其知道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您所饱闻而听厌的，不过是浅薄之人、小儒、道听途说之流、街谈巷议之辈罢了。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尽善尽美的直言，而君子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您如今是世人所说的贤者，有忠言至计却不告诉您，这不是对待大贤的方式，也不是有道君子自我处身的态度。所以我冒昧进献我的愚见，重大而深远的道理不想立刻涉及，浅薄的道理又不足以陈述，那就请粗略地发起端绪。您试着平心观察，扩大您的度量来接受它，认为可以采纳，我将继此而有进一步的进言；如果怪罪我的冒昧，斥责而不采纳，那么您的过错，就不是我们这类人的责任了。称赞您才能的人说，文章效法韩愈，诗歌效法黄庭坚。奏疏所陈述的，是欧阳修、苏轼一类；志向气量所积蓄的，是陆贽、范仲淹的次一等。这几方面确实足以显扬于天下了。道统衰丧而文风败坏，得一两位贤者兴起而振作它，难道说是小补吗？然而这只是士君子不得志于当时而有待于后世的所为罢了。既然已经显达而在上位了，就应当在天下推行道义，以宏大救济艰难为心，却还想着以区区词章自我表现，不是偏离正道了吗？依托文采以庇护自身，而政纲不整顿；凭借诗酒以娱乐日子，而吏治不修明。陋习相承，已经不是一天了。君子推究祸殃的根源，将唾弃它都来不及，怎忍心再蹈覆辙而亲自为之驾车呢？大疏所陈述的，动辄关乎重大计策，这本来就有言别人所不能言、不敢言的。然而说了却没有见到成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了吗？国事没有见到益处，而声望却因此日益隆盛，揣度贤者的心，不能不因此心怀歉然。至于陆贽、范仲淹的志向气量就深远了。这两个人，遭遇已经隆盛而志向却没有伸展，学问已经端正而道义或许没有尽善。然而匡正君主、救济时世的谋略，先忧后乐的胸怀，确实足以取信于当时、闻名于后世。您的雅量达到这个程度，大概能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也希望陈述古训以自我鉴戒，而不矜持于意气；规划大道以自我宽广，而务必宏大您的度量；集思广益，大概就接近了。如果效法欧阳修、苏轼的节概以自我夸耀，采撷韩愈、黄庭坚的词华以自我豪放，这是承平无事之世用来优游以培养大臣声望的做法，而不是当今时势所急需的，对治乱之数没有补救。颂扬您贤德的人说：“他的廉洁可以效法。”明白您志向的人说：“以身体殉国。”即使您自我期许，也是这样。说：“不爱钱，不惜死。”多么壮烈的言论啊！虽然如此，用这两点表明您自我对待的志向作为平定祸乱、救济时世的根本是可以的。如果要慰天下贤豪的期望，尽大臣报国的忠义，难道仅仅这样就行了吗？贪婪的人殉利，像蚂蚁蚋虫在粪堆中竞逐，埋首殒身而自以为得计。在这里有人，志节皎然，大利当前而不动摇，能不说是贤吗？然而从君子看来，这只是士人品行中的一节罢了。贞洁的女子向众人自号说：“我能不淫。”不淫就足以概括淑媛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而遽然自我标榜，怎么见识如此浅陋呢！如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想要驱使天下智勇材辩之士，抛弃坟墓，捐弃亲戚，出没于锋镝之余，与死寇相角逐，没有赏赐不能劝勉。汉高祖捐出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豨被斩首；项羽印信磨破不忍给予，而韩信、陈平悄悄离去以急走。所以滥赏则志士耻于与庸俗竖子为伍，而吝赏则更加无以系结豪杰之心。以廉洁自我奖赏，那么也将以廉洁约束别人，而功名之士就会甩开手臂而思离去。所以说：廉洁的操守，用来谈论您自我对待的志向是可以的。大臣之道不止于此，而且也不可以泛泛地责求于人人。

给皖抚王清苑中丞的信

胡林翼

安徽是淮服的屏蔽，江界的要冲，士人秀美而专谋私利，百姓追逐末业而厌倦农耕。大江之北，以刀剑嬉戏，喧嚣不安，所以称为难治。自从豫河再次决口，邻国成为壑谷，即使以清献公视察越国、郑公守卫青州那样的德行，还恐怕民气大伤，疮痍满目，那么求治更难。然而君子不更改法律来治理，为什么呢？法律因人而立，贵在审察其适宜；事情因境而变迁，贵在当其可。以今天的天下，学校衰败而下无实学，科举泛滥而士无真才，负贩的商人得以乘坐君子的车，六部的胥吏无异于宰相的权柄，衣食忘记农桑的要务，而田野鲜有力田之民，政事作为财用的源泉，而上无端本之治。所有这些久大之谋，本来不是靠一双手脚之力与旦暮之功所能拨正。即使目前所谓的武备、缉捕、刑名、词讼，也非常疲弱了。试着为老师一一陈述，以备采择。一、武弁宜意注也。国家设立官职制度，武官隶属于文官，而文官常常轻视武官。近日裕督师在浙江的失败，是因为文武不协调，急迫地寻求，骤然地约束，

译这没有成效，本来也是适宜的。只有先以恩德和信用对待下属，那么在礼节礼貌之间不会损害威严，在酒食犒劳方面不会耗费财力，而下属的身心乐于为之效力，这就是萧何、曹参之所以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原因。

一、标兵应当选拔其中的精锐。本朝将军令寄托于总督和巡抚，这也就是将军的制度。行军的法则，一定要有左右亲兵，然后才能冒着不可预测的锋芒，振奋全军的士气，韩世忠、岳飞的后背军就是如此。即使《明史》所载，如杨洪家中的家仆，王越的荡跳士，梁震、何卿、马永、馬芳等人，都凭借百余人的亲兵建立了奇功。而满桂身处孤城，叛兵畏惧他的家卒；成梁蓄养的健儿，日后都成为将帅，这是蓄养的力量。然而蓄养则费用不易，只有简拔兵丁，优厚地供给粮饷，如同戚继光、谭纶遗留的方法，就可以收到训练士兵的效果了。

一、州县官员的疲沓玩忽应当振作其士气。公文络绎不绝，大抵完全不关心，交给幕友书吏之手，即使迫于期限，也含糊地向上回复罢了。只有选择案件中的紧要者，用手札谕示，明确撮取其要点，直接抉发其隐情，指示处置的方法，责成禀复的日期。公文相同而手札专门，就有不敢轻视之心；公文严厉而手札亲切，就有不忍漠视之心。曾见一位老吏说，平生所畏惧的只有这种明察。宰相张居正鼓动人，卓然成为救时的宰相，也只有这一点罢了。

一、捕盗应当规定日程。先用手谕命令有案件的开报姓名，无案件的访查巢穴，宽恕以往的罪过，严惩隐瞒掩饰的科条。再自己设置册簿登录，分日分起，责令擒获，按年月计算功劳，而赏罚就确定了。即使有不肖之人，也畏惧于其他案件被发觉，大宪访查，不用力的人就很少了。

一、亲兵可以派遣捕盗。有所访闻，约定路程的远近，而给予书信若干。到第一驿站拆开，第二驿站的封缄，依次到达境内，可以没有泄漏。他们担心中途改派，一定不敢预先拆开到达境内的封缄，而地方听说大宪专门缉捕，不敢不协力擒拿。况且遇事观察才能，暗中授予方略的要点，积累功劳得到赏赐，又可以作为简拔的阶梯。这些人职位低微，即使到州县需要多少？假设有犯罪的人，就有制裁罪行的法律。天下本来就没有没有弊端的政令，只看如何使用罢了。广汉翁归，他揭发奸邪、揭露潜伏，虽然不免受到钩距（旁敲侧击）的讥讽，但对治理之术并非没有补益。

一、词讼刑名应当限定日程。案牍的兴起，一人投状，十家受害，官员揣度其肥瘠而食取。脂膏有多少，只是饱了衙门蛀虫。其或优柔寡断，滥收在前，而积压在后，有案件历经十数个官员而不结案的，这应当严格设立课程，限定册报，另外设置书记掌管，分日分起札追结报，与捕盗同样的胥役，应当严惩。这类人狼吞虎噬，为祸最烈。安徽某县差役，号称豪强狡猾，一案到官，差役先纳钱请票，官员认为有利可图，而差役的豪侈肆虐，甲于其他省份，这些都是应当革除的。

一、惩治贪污以激励节操。国家的败坏，都由官吏邪恶。近日风气似乎是大法小廉了，而实际上不能如此。巧妙避开其名，而暗中取其利，事前交易，而事后偿还。大抵给予者虽然勉强拿出而不能怨恨，接受者直接认为是礼义了。就像我朝的台湾、西域、川楚教匪，都因为官吏贪婪而成为祸乱的阶梯。我朝承袭前明的制度，有乱民而没有叛官，虽然百世也可以知道。然而民乱必由官贪，如果及早弹劾贪财之人，难道不比十万军队贤明吗？那一家人的哭泣，哪里比得上一路人的哭泣呢？

一、勤于接见以广耳目。每天坐在厅事，门不留客，专心询访，集思广益，即使纵横游说的士人，射利营私，而明镜在空，本无成见；正不可因噎废食。凡此都是卑微的，没有甚高论。以老夫子的德量涵古，经猷冠时，而我林翼却沾沾自喜为此？土壤不选择泰岱的高大，细流不捐弃河海的广大。工匠商人进献规谏，盲人献颂，何况林翼受知最深的人呢？直陋无文，伏乞鉴察教诲。

译奏报已故湖北巡抚胡林翼忠诚勤勉、竭尽精力的缘由疏

曾国藩

我私下认为，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从翰林院出身，接连担任地方官职。咸丰五年三月，承蒙先帝特别赏识，他从贵州道员不到半年，就被提拔代理湖北巡抚。当时，武汉已经三次失陷，湖北的州县大半沦陷，各路军队溃散殆尽。胡林翼被困在金口、洪山一带，身心劳累，焦思苦虑，不仅没有兵马粮饷，也没有官员幕僚。从两司到州县佐杂官员，都远在江北数百里之外，每一文钱每一粒米，他都亲自写信向人借贷，情辞深痛，在残破之余，十个人中没有一个响应的。至于拿出他益阳私家的粮食来救济军粮，士兵们因此感动。恰逢湘军从江西援救湖北，军势日渐振作，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汉，依次收复黄州等郡县。议论的人认为湖北巡抚可以稍微卸下重担了。胡林翼没有为自己打算，全部军队越境围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抚以全力援救邻省，是从湖北开始的。九江围剿一年多，相持不下，中间石达开从江西窥探湖北，陈玉成从皖北侵犯湖北三次，胡林翼始终不肯撤去九江的包围，回救本省的急难，有时亲自统领一支军队肃清蕲黄，有时分派将领驱赶贼兵退回皖豫，最终能够攻克九江，杀尽贼寇，成为东南的一大转机。九江的战功刚刚完成，他又上奏请求用全湖北的力量去剿灭皖北的贼寇。等到李续宾在三河战败，胡林翼因母亲去世回乡，未满百日，听到消息急忙起身痛哭，誓师后不进入衙署，进驻黄州。议论的人又认为李续宾这位良将新逝，元气未复，只能暂且保卫我们的疆土，不宜兼顾。胡林翼不以为然，惊魂刚定，就派重兵越过二千里援救湖南宝庆的包围。援湘的军队还未返回，又商议大举图谋皖北。这时我奉命入蜀，胡林翼留我共同图谋皖北疆域，先消灭发逆，保全三吴的财赋，洗雪天下的公愤，绘制几十张地图，分别送给我和官文以及各路将领，昼夜咨询谋划。十年春天在潜山、太湖大战，相继攻克，于是确定围攻安庆的策略，亲自驻扎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湖北，病中还多次寄信给我，详细陈述不要撤去皖北包围，全力剿灭援贼的策略。所以安庆攻克，我之前的奏折推举胡林翼为首功，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议，当事的文武官员都知道，也是先帝所明察的。大凡良将聚集，意见就纷杂分歧，有的以道义自高而不免气傲过度，有的以功能自负而不免见识偏狭，一言不合，动不动就势同水火。近世将才推湖北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賓、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楊載福、彭玉、鲍超等，胡林翼都以国士相待，倾心结交，人人都有布衣兄弟般的欢乐，有的分出资财以惠及他们的家室，寄送珍药以安慰他们的父母。前线各军求饷、求援，他竭力经营，夜以继日，书信馈赠不绝于道。自七年以来，每逢捷报的奏折，胡林翼都不具名上奏，常推官文和我负责起草，偶尔上奏，就盛赞诸将的功劳而自己不在其中。他的心思兢兢业业，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要务。外省盛传楚军和谐，亲如骨肉，而对于胡林翼苦心调护，或许不完全知道。这是我自愧过去不及，而又担忧后来难以继承的。军兴以来，各省都以粮饷不足为虑，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荡尽乙卯、丙辰之际，穷困到了极点。自从荆州榷盐、各府抽厘，湖北稍微能够自存。胡林翼综核的才能冠绝一时，常在理财之中暗寓查吏的方法。咸丰三年，部定漕米变价每石折银一两三钱，而各省州县依旧浮收加至数倍，湖北甚至有每石十数千的，上下因此交困。胡林翼在七年春天创设减漕，严裁冗费。先帝朱批奖谕，说他不顾情面，去除百年积弊，非常值得嘉奖。统计湖北减漕一项，每年为民间节省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国库增加银四十二万两，又节省提存银三十万余两。利国利民，但不利于中饱私囊的蛀虫，向来各衙门陋规、台局浮费几乎革除殆尽，州县征收正税，不准浮收毫厘，也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作为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员每天有训诫，每月有考核，批答书信娓娓千言，认为取民赡军，使商贾都知道同仇敌忾，这就是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都知道洁己奉公，这就是与廉贞白之士乐为之用。欺饰之人谴责也重，所以湖北贫瘠地区养兵六万，月费多达四十万，而商民不疲，吏治日益兴盛，这又是精心默运，不是操切之术所能比拟的。自从八月以来，安庆克复，江鄂肃清，正庆幸全局振兴，便可长驱东下，不料大功未竟，长城遽然倒塌。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将胡林翼部优恤，承蒙圣慈矜鉴。我与该已故巡抚共事日久，相知颇深，咸丰四年……

译臣曾上奏称胡林翼的才能超过臣十倍，近年来遇事向他咨询，尤其佩服他修养品德的迅猛进步，不敢迎合喜好而过分赞美，也不敢埋没他的忠诚功勋，谨将这位已故巡抚为勤勉公务而殉职的大致情况据实冒昧陈述，恳请陛下下令交付国史馆查照办理。胡林翼的儿子胡之勋读书聪慧，是否可给予恩典之处，全凭陛下超常的深厚恩慈。

译谨呈前两江总督曾国藩忠勋尽瘁的大略疏，由幕府代为起草。

李鸿章

我私下认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因病去世，朝廷已经钦奉恩旨，深切悼念这位忠良之臣，给予他极其优厚完备的丧葬礼仪。我恭读二月十二日的上谕，称颂他学问纯粹，器量见识宏大深远，秉性忠诚，为人清正。皇上的褒奖之语，确实可以作为千古不变的定评。至于他生平建立的战功和政绩，明显地展现在众人耳目之中，并且有历年来的奏报可以查证，不需要我再多说。只是我过去在曾国藩的军营中辅助工作数年，近来与他共事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对他稍有详细的了解。他前后所经历的困苦艰难处境，隐微曲折的情况，以及他平素的志向品行，有外人不能完全知晓的，请允许我向圣明的君主恭敬地陈述。

我查考咸丰初年，广东的叛贼蔓延到东南各省，分派党羽向北窜逃，像寇和这样的流毒几乎遍布海内。太平盛世持续已久，百姓不懂军事，绿营将士既不得力，各省办理团练的也很少有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奉文宗显皇帝的特旨出来治理乡兵，在举世风气衰败之余，独自奋发英明的谋略，不墨守成规，虽然没有丝毫权力，却毅然以消灭叛贼为己任。他奏请仿照明朝戚继光编练军队的成法，招募勇丁进行训练，随即驻扎在衡州，创建水师。凡是枪刀锚的式样，帆樯桨橹的位置，没有不亲自演练测试的，竭尽思虑精力，不害怕多次更改制度，以达到极致的精良。初次出兵救援岳州、救援长沙，都不顺利。世俗之人不明察，众口一词地讥讽议论，甚至有意侮辱。当时，他的势力既不能行于州县，号令更难取信于绅士百姓，不仅仅是筹饷筹防事事受到牵制而已。曾国藩忍受耻辱和辱骂，坚定不动摇，聚集人才训练士兵，振奋兵力再次出击，在湘潭、岳州接连取得大捷，将广东叛贼全部驱赶出湖南境内，于是攻克武汉、蕲州、黄州，肃清了湖北。咸丰四年秋冬之间，长驱直入千里，席卷前进没有阻碍，湘勇的旗帜于是为海内增添了光彩。此后各路杀贼立功的人，都倚重他，凭借一个县的人，在十八行省中捍卫乡里，最终平定了四方，这是前代未曾有过的。

湖北既已肃清，于是率领水陆各军沿着江东下，气势汹汹地有直捣金陵的态势。无奈事机不顺，进围九江未能攻克，而总督杨霈的军队在上游溃败，叛贼又窜逃占据武汉。曾国藩以孤军被困在江西，他部下得力的良将都被遣返回去救援湖北，金陵的大股叛贼勾结湖南、广东的各支叛贼，趁间隙迅猛而来，曾国藩兵力分散，军饷短缺。又没有地方官的职务，事权受到牵制，和在湖南时一样，历经数年崎岖艰难，仅仅支撑住危局，然而他所规划施行的措施，不仅仅是为了屏障一方的计策，他的风采隐约间已经动摇了天下。咸丰七年，遭遇父亲丧事回籍，三次上疏恳请守完丧期。文宗显皇帝鉴察他孝思诚恳深切，准许他暂时在守丧庐舍中居丧。不久又奉命视察军队，廓清江西，进而图谋安庆。随即因为苏州、常州沦陷，被任命为东征大帅，赋予他两江的重任。在这个时候，叛贼的势力像狂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完整的土地，江苏、安徽两省糜烂尤其严重。曾国藩在无可筹措的时候，多方布置，奏荐左宗棠协助办理军务，从湖南征调鲍超到皖北，调蒋益澧从广西前来，定计不撤安庆的包围，亲自率领所部一万人驰入祁门。刚接防皖地，徽州、宁国又陷落，各路悍贼聚集在祁门前后左右，进逼围攻，几乎有应接不暇的态势。曾国藩表现出镇静，激励各军，昼夜苦战，相持数月之久，叛贼望风丧胆，连夜逃遁。从此军威大振，而时局于是有了转机。

等到安庆攻克，沿江各城要隘依次平定，而整个浙江又陷落，吴越的百姓接连告急。曾国藩因为叛贼势力浩大，决定分道进兵，他的弟弟曾国荃统领得胜之师，逼近金陵，攻守并用，激战连年。杨岳斌、彭玉麟专门统领水师，扫荡江面。鲍超率领霆军东西驰击，此外左宗棠救援浙江的军队为一路，我李鸿章救援苏州的军队为一路，淮颍一带则有袁甲三、李续宜、多禄阿等诸军分途并进，将领接连不断，军书往来频繁。曾国藩总持全局，会商机宜，裁决得当，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起云涌，他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虑劳苦的情景，几乎难以一一陈述。朝廷又虚心延访，凡是天下大政以及地方官员的才能与否，无不殷切垂问。曾国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圣明君主鉴察他的忠诚，每当有论奏，立即施行，因此能使各项政务焕然一新。过去频繁上奏议论的人，认为平定广东叛贼的功劳，只有曾国藩实在倡导于始，实在总揽其成，他沉毅的气度，坚卓的力量，深远的谋略，即使寻求古代的名臣，也很少见到。

当我最初招募淮勇时，曾国藩授予我他亲手订定的水陆营制。我反复研读，觉得他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厚薄，都参酌时势，简要精严，确实是久远不坏的规制。又酌情拨给几营湘勇，使我得以观摩练习。我抵达上海之后，扩充训练招募，实际上是以这支军队为发轫的开始。等到金陵攻克，他多次写信嘱咐我不要撤除淮勇，以备剿捻之用。同治四年、五年间，曾国藩在齐豫一带剿捻，虽然

译尚未见到迅速成效，然而修筑长墙进行围困的策略，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关键。臣能够变通方法以获取最大利益，从而完成全部功业，其开创事业的辛劳，实在不可埋没。臣在七年七月，曾经附片上奏说明，起初并非推卸功劳、美化自己的言辞。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考察官吏更优先的了。曾国藩在江南时，治理军队和官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自从军务逐渐平定，各项事务开始创立，曾国藩集思广益，亲手制定章程，期望能够长久实行。劝勉农业、督促种桑，振兴文教、兴办教育，救济贫困、抑制暴行，奖励廉洁、去除贪婪。不过几年时间，民心大为复苏，而官场浮夸滑头的习气，也因此大为改变。他在直隶任职，不到两年，如清理积压诉讼、减少差役、筹划荒政，都有实惠惠及百姓。前后两次上疏举荐和弹劾下属官吏，尤其让众人信服。他的方法是在到任之初，命令省中的司道官员将所属各员酌情加上考语，开具清单汇总进呈，以备核查。同时留心访察，偶尔有所听闻，就登记在簿册上，互相参证错综而得到真相。等到贤良与不肖的情况明朗后，上疏举荐或弹劾，全省震惊，认为他像神明一样，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曾专门讲究史事，然而他培养元气、转变积习，却是专精吏治的人所不及的。两淮盐务，自从战乱以后，疲弊停滞到了极点。商人的资本已经亏损，盐引盐岸全部废除，加上军营武弁把持，票法完全败坏。曾国藩自从驻扎安庆，就将淮南淮北的盐务依次整理，上奏确定新章程。因为运商运盐到岸的弊端在于争抢销售，就设立督销总局，以整顿规则；场商收盐入垣的弊端在于抢跌，就设立瓜洲总栈，以保护牌价。因为商人资本应该轻省，才有利于转运，就确定缓征厘金，以舒缓商力；因为正税收入，丝毫都重要，就确定奏保制度，以务必稽查。计算从同治三年春初到九年冬末，共征收课银达二千万两以上，厘钱达七百万串以上。近来湘淮各军的军饷以及解送京师的军饷，实际上以盐利为一大宗，而商民安居乐业，上下都获益，那么他平日用意的公正且广泛，更有超出立法之外的地方了。自从西方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况已经与往昔大为不同。曾国藩深知时势艰难，反复审视，不肯轻率行事。他的主旨只是务求坚守条约，显示诚信，使对方不能对我得逞。细微小事，或许不予计较。曾国藩自认为不熟悉洋务，前年天津之事，议论者在责备期望之余加以诋毁议论，曾国藩也深深自责，稍微不加辩解。然而他所持的大纲，自然不可改变。他常以隐患正在增长为忧虑，说自强的道理，贵在点滴积累，一步不可少，一句空话不可夸耀。他讲求的要领有三：制造器械、学习技术、操练军队。所以对于上海制造局制造轮船、方言馆翻译洋学，未曾不反复用心。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到天津学习，无非是为了自强奠定基础。他心中兢兢业业于所谓未雨绸缪的谋划，未曾一天忘记。臣对于曾国藩忠诚功勋的事迹，谨慎地列举其主要方面如上。至于他始终不变且持之以恒的，只是说：以克制私欲为礼，以举荐贤才为用。这两点足以概括他了。大凡克制私欲的功夫未达到，那么根本原则就不确立，起初是学术的偏差，继而是事业的累赘。其开端很微小，其效果立即显现。曾国藩自从入仕后，担任侍从官，就与已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已故太常寺卿唐鉴、已故道员何桂珍，谨慎地寻求儒先的书籍，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他的清廉修养和光明节操，已经震动一时。平时行为准则很严格，而不从事外表的炫耀；立心很宽恕，而不务求别人完美。所以他的道理广大而能包容，通达而不迂腐，没有前人讲学的流弊。接着他不轻易立说，专门致力于亲身实践和增进德行尤其猛烈。他在军中在官府，勤勉地率领下属，不分早晚；节俭地奉养自身，不异于寒门素族。长久以来为众人所共见。他平时自我勉励并勉励别人的，每遇到一件事，尤其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然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也毅然前往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就推让给别人，任劳就引为自己的责任。盛德所感化，起初部下被感化，接着同僚谅解他，最终各省跟随而羡慕效仿。他之所以能转变风气在此，他之所以能宏大救济艰难也在此。

译曾国藩生性谦逊退让，受到恩宠便惶恐不安。从参军开始，就奏明在丁忧期间，即使稍立战功，无论何种褒奖荣耀，一概不敢接受。等到守丧期满之后，战功更加显著，皇帝的恩宠接连不断。他的弟弟曾国荃屡次因战功晋升官职，也必定上疏恳切推辞，反复多次。他内心尤其想要远离权势，暗中防范外重内轻的苗头，所以对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的任命，推辞得尤为坚决，这并不是矫揉造作。面临事务时，他害怕大功难以成就；事情结束后，又害怕盛名难以副实，所以地位声望越重，越发存有谦卑不足的想法。前年回到两江任职，朝廷允许他坐镇指挥，听说曾国藩仍然带病处理公务，不肯稍作休息。临终那天，依旧接见下属官员，整理公文，他几十年来每天的行为，都有日记记录。二月初四日写下绝笔，仍然深切地以荒废官职为愧疚，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意思溢于言表。这是他克制私欲的功夫，年老反而更加坚定，即使是古代圣贤自强不息的学问，也没有超过他的。自古以来，在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的多寡来判断功效的大小。曾国藩识人的眼光，超越古今，有时在风尘中偶然相遇，一见就认为是大器；有时在表象之外物色人才，坚定地许为奇才。平时发表意见，常说天下最大的事情、最紧迫的变化，决非一双手脚所能维持，所以他提拔埋没的人才，大力奖赏人杰，尤其是不遗余力。曾经听说江忠源未得志时，通过公车入京拜见，交谈许久，曾国藩目送他说：“此人必定名扬天下，但应当以节烈著称。”后来专门上疏保荐，以响应求贤的诏令。胡林翼以臬司身份统领军队，隶属曾国藩部下，曾国藩就奏称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十倍，两人都被破格提拔，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最终依靠他的帮助。他在籍办理团练之初，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继宜、王鑫、杨岳斌、彭玉等，有的聘请自生员，有的提拔自田野，有的招募自军营，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各尽所长。内部的幕僚，外部的台局，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其余部下将士，有的立功已久逐渐显赫，有的以血战成名，临敌死守的尤其难以悉数。最后派遣刘松山一军入关，经曾国藩从列将中提拔，说可以独当一面，最终能在秦陇扬威，功勋卓著。曾国藩又说人才靠培养而出，器识靠历练而成。所以他用人，凡在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中有一项长处的，无不优厚奖赏借重，量才录用。将吏来拜见，无不立即接见，殷勤训诲。如果有难办的事，难言之隐，很少不广泛访查周知，代为筹划。分别后则驰书告诫，有老师督促功课的风范，有父兄期望的意思。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都乐于为他效力。即使是桀骜贪诈的人，像李世忠、陈国瑞之流，如果有一节可用，必定给予书信，殷勤劝勉，奖其长处而指出其过错，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易弃绝。这又是他爱惜人才的盛意与造就人才的微妙权谋相互关联而产生的。我私下曾综合叙述曾国藩的为人，他临事谨慎，行动符合法度，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乎像汉臣诸葛亮一样，遭遇盛世，建树宏大则又超过他。他发谋决策，应对事物衡量事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乎像唐臣陆贽一样，经历各种艰难，亲尝甘苦则又超过他。他无学不窥，默默探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心，似乎像宋臣司马光一样，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超过他。臣对曾国藩师事近三十年，既有确切的见闻，固然不敢阿谀溢美，又怎忍心让他的苦心孤诣湮没不彰？反复筹思，道义上难以最终沉默，谨撮叙大纲据实冒昧陈述，相应请旨饬付国史馆查照施行以彰显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后世人臣之法。（这是合肥相国拟好而未上的奏疏。先前相国听说文正公去世，急切想要具疏列举事迹，请求付史馆。只是因相隔较远，对近事未能周知，于是驰书金陵幕府，嘱咐就近考核，拟一疏稿。无锡薛福成实际起草此疏，南北往返，辗转稽延，忽然超过两个月。当时署两江制军何公、湖广制军李公以及安徽抚军英公，都已陆续具疏表彰。朝廷恩礼优渥，至再至三。相公认为，如果再上疏，近于烦渎，因此搁置而未奏。癸酉春，瑛得以借读此稿，其中叙述诸大端，有出各省奏疏之外的。于是录一通，付诸刊刻，附在文正公奏疏后，也是考证事实的一助。张瑛跋）卷三十六 内政部十 吏胥附幕友 令史日知录 顾炎武 《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千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后汉《百官志》：尚书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而《梁冀传》说：“学生桂阳刘常，当世名儒，梁冀召补令史，以辱之。”可知此职非士流之所为也。武帝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