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四　经武部十五　军饷

译随时调拨运输，那么东方可以供给内地缺乏的粮食，西方可以储备边境屯田的接济，对于百姓的口粮和军队的军粮都有益处。臣查访得知，新疆各地仰赖皇上的恩泽滋润，气候和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美好，已经成为安乐之地，只是每当丰收之年，难免有谷价低廉伤害农民利益的担忧。如今各地商人云集，车马往来不绝，如果允许各省商人百姓通过捐纳监粮的方式报捐，确实足以充实边境屯田、满足军队粮食，使商人获利并救济农民。恳请皇上施恩批准，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地各定额征收监粮十万石，在吉木萨、奇台、木垒、昌吉等地各定额征收监粮五万石，在安西、肃州两府州及所属各县各定额征收监粮二十万石。以上安西、肃州两处，每生员捐纳的粮食数量、种类和规格，全部依照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前总督吴达善奏定安西、肃州粮食数量、种类和规格报捐的规定执行，哈密及以西各地全部依照安西的例子报捐。至于粮食的种类，全部随本地所产交纳，这样从肃州到昌吉，沿边一万多里驻扎重兵的地区，粮仓处处充盈，远近都有准备。不仅支取食用有物资保障，还能转运输送便利。而且商人争相购买粮食，农民都知道粮食价格高，更加尽力耕作。确实如皇上谕旨所说新疆屯田政务日益丰盛，既可以充实边境储备，而贫民也能得以生养繁衍，圣主筹划边境屯田和百姓口粮，实在是一举两得。将会看到田间道路广泛开辟，土地没有遗留的利源，出产的粮食日益增多，边境储备更加充足，士兵、百姓和商人共同沐浴皇上的仁恩于亿万万年啊。

译关于精简军队和整顿军备的奏疏 咸丰元年

曾国藩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大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不足，二是军队素质不精。军队的具体情况，各省并不相同。漳州、泉州的悍勇士兵，动辄以千百人为单位持械闹事成为常态；贵州、四川的冗杂士兵，勾结盗贼成为祸患。至于吸食鸦片、聚集开设赌场等现象，各省都是如此。大体上，太平无事时他们游手好闲、肆意妄为，一旦有事就雇佣无赖之徒代替服役，见到贼寇便望风溃逃，贼寇退去后却杀害百姓来邀功请赏。这类情况在奏章中屡次呈报，皇帝的谕旨也屡次申诫，但积弊已久的习惯却丝毫未能改变。至于财政用度的不足，朝廷内外的臣工人人忧虑。从庚子年到甲辰年这五年间，一次耗费在夷务上，二次耗费在库银亏空案上，三次耗费在黄河决堤上，原本就已经不堪其繁重了。乙巳年以后，陕西、河南连续两年大旱，东南六省又发生水灾，估计每年歉收的粮食常在千万石以上，又动用国库数百万两银子进行赈救，天下的财产怎能不匮乏？宣宗成皇帝每当与臣下谈到开捐（卖官鬻爵以筹款）一事，无不叹息感慨，遗憾官场滥杂，后悔取财并非良策。臣曾经就国家每年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统筹计算，一年本可结余二三百万两，然而水旱偏灾，即使是尧、汤那样的圣君也无法避免。以去年江浙丰收却因大风成灾，广西因战事而缓报为例，仅定额内的歉收就不下一百多万两，假如再出现额外的额外开支，又将如何应对呢？现在虽然暂停了捐例，但不另外筹划长久之策，恐怕将来仍不免要开捐。以天下之大，却没有三年的积蓄，急切地只图朝夕之需，从而给君父带来忧虑，这也是做臣子的深感耻辱的。在这个时候，想要在国家岁入常额之外另求生财之道，那么搜刮一分，百姓就受一分害，实在不可以妄加议论了。至于岁出的数额，军饷是最大的一笔开支。臣曾经考察本朝绿营的兵制，私下认为乾隆四十七年增兵的案子，确实是军饷盈亏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请允许我为皇上陈述此事。

自康熙以来，武官就有空名坐粮（即虚设名目领取粮饷）。雍正八年，将此定为惯例，提督空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份，副将以下依次递减，到千总五分，把总四分，各自有名粮。又修缮军械，有所谓公费银，婚丧嫁娶等事，有所谓赏银，也都从名粮中支取。所以从雍正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然名义上有六十四万，但实际缺额常有六七万人。到了四十六年，增兵的议论兴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银、公费银、赏银，另行开销。原本所谓的空名正项，全部要求挑选补充实额，一举增加了六万多士兵。于是每年耗费银子二百多万两，这就是臣所说的军饷盈亏的重大转折点。当时国内殷实，没有战争，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还剩余银子七千八百万两。高宗（乾隆帝）规模宏大深远，不惜散财以增加兵力。当时大学士阿桂就上疏陈述意见，认为“国家经费骤然增加，不觉其多，但每年支出则难以持续。这项新增加的兵饷，每年近三百万两，总计二十多年，就需要七千万两，请求不要一概增加。”不久因为廷臣议论驳斥，最终听从了增设。到嘉庆十九年，仁宗（嘉庆帝）国库大幅亏空，想起阿桂的远见，感慨增兵仍然没有实效，特别下诏裁汰。于是各省依次裁兵一万四千多人。宣宗即位，又下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了二千多人。乾隆增兵，一举增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裁兵，两次仅裁一万六千。国家经费消耗起来如此容易且多；节省起来如此困难且少。臣现在冒昧地提出意见，请求裁汰士兵五万，恢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的旧制。骤然裁减，恐怕会生变乱，只有出现空缺而不招募补充是可以的，慢慢实行则万无一失。医生治疗疮疡，严重的必须挖去腐肉才能长出新的肉，今天的劣等军官和瘦弱士兵，也应当酌情精简淘汰，以挖去腐肉，严格训练，以长出新肉。不遵循这两条道路，那么武备的松弛，恐怕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自古开国之初，往往是兵少而国力强，后来兵越多则力量越弱，军饷越多则国家越贫困。北宋中期，士兵常有一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一百六十万，而军队更加不济。明代养兵一百三十万，末年又增加练兵十八万，而孱弱日益严重。我朝神武开国，本来不依赖绿营的力量。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而如平定三藩、准噶尔的大功勋，平定回疆、金川的殊勋，都在四十六年以前。到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战、英夷之役，兵力反而远远不如从前，那么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显的效验。八旗劲旅，古代无敌，但其定额常不过二十五万，以大半护卫京师，以小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兵力。国初至今，未曾增加。现在即使裁汰绿营五万，尚存汉兵五十多万，较之八旗，还将两倍。权衡本末，比较古今，实在不知道有什么不可行的。近来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地军队，该省定额士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听说竟然

译没有一个是足以胜任的。广东省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想到这些，令人深感忧虑。臣听说各省的军队，稍微有些名气的，比如湖南的镇〇〇阜，江南的寿春，浙江的处州，天下不过这几个镇而已。裁汰的方法，或者精锐强盛的镇不动，而多裁汰劣等的营；或者边疆要地不动，而多裁汰腹地的营；或者营制过于破碎，合并它们；或者汛防过于分散，撤销并聚集它们。这在于兵部的精心审议，督抚的实地体察，不可草率从事。如果真的实行臣的建议，缺额不再补充，不过六年五万人就可以裁汰完毕。按一马二步计算，每年可节省军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十年以后，对经费大有裨益。这笔银两不要轻易动用，督抚每年年终奏报解送户部，另行封存，专门作为救荒的储备，堵塞开捐的途径。养兵是为了百姓，备荒也是为了百姓。堵塞捐纳以澄清仕途，更是爱护百姓的大计。一分一毫，天子都不私占，这难道不是三代圣王的公心，比后世搜刮民财的手段好上千万倍吗？至于训练的方法，则完全取决于皇上精神的关注所在。臣考察本朝以来，大阅兵的典礼举行过二十多次，有时在南苑，有时在西厂，有时在芦沟桥、玉泉山，天子亲自驾驭天弧，让外藩观看军容，一举震慑藩部，使其胆破。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行大阅兵已经四十年了。大凡军队因操劳而强盛，因安逸而衰弱，太平日子久了，京营的士兵既没有经历过战阵，又没有见过搜狩的典礼，体力日渐懈怠，这是必然的趋势。恳请皇上在三年之后举行大阅兵的礼仪，明确颁布谕旨，早日确定日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定大有起色，外省营伍难以立刻要求。皇上先关注几处，物色将才，分布在全国要害之地，只要使七十一镇中有十余镇可以成为心腹，五十多万军队中有十余万可以成为长城，那么在紧急关头就隐然可以依靠。天子的精神一振奋，山泽中的猛士就会云集响应。皇上只需加以重视罢了。从前宋朝大臣庞籍裁汰庆历年间的士兵八万人，于是大大缓解了边防储备的压力；明朝大臣戚继光训练金华士兵三千人，于是荡平了倭寇。臣是书生，见识愚浅，认为今天谈论军事正应该效法这两件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的三个案例进呈，恳请皇上命令九卿科道详细商议，这是大事，大臣们缺乏阅历，不胜惶恐，等待命令。

译沥陈湖南筹饷情形疏。咸丰八年，骆秉章上奏：

湖南地方，山泽众多而平原稀少，土地大多贫瘠，向来不是富庶之地；百姓主要从事农耕，很少从事商业获利。将全省的钱粮赋税合计起来，仅相当于江浙一个大郡的数目，其贫瘠程度可想而知。在平常无事年份，除了起运解交十五万余石漕米外，其余收入仅够本省开支，几乎没有剩余可供调拨。自战事兴起以来，湖南首先承担防剿任务，除咸丰二年逆贼窜扰湖南，动用重兵巨饷随同协济外，此后对内剿灭本省贼寇，对外抵御五省贼寇，又越境兴兵援助湖北、江西、贵州、广东，连年携带粮草出征，没有一天停歇，且须时常协济江、鄂、黔、粤的军饷需求，统计每年需银二百万两，这还不包括本省额设兵丁的饷银。收入如此稀少，支出如此庞大。念及时局艰难，既不敢将困苦劳累的情形上达圣听，也不曾将协拨巨款希望邻省资助以接济的想法，劝谕捐输固然是一方面。然而湖南富户不多，捐输反复多次，势必难以持续，况且邻省如湖北、江西、广西，都偶尔有在湖南收捐之事，臣认为时艰当前，彼此相同，也未曾遵照部文一概禁止捐输。因此湖南军饷繁巨，并非完全依赖捐输。臣与僚属，在筹饷一事上，连年竭力谋划，略微收到实效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是清理剔除钱粮旧弊，让农民缴纳赋税，比从前更加踊跃；二是杜绝厘金扰民，通过通商抽税，比较切实有益。请向皇上恭敬陈述。

湖南各属钱粮漕运的科则原本较轻，近来民间艰难于完纳，不但难以做到当年清结当年并完，甚至有拖欠数年未能完纳的。臣访察各属情形，虽然受弊轻重不同，但究其致弊根源，不外乎官吏的浮收与银价的高昂而已。州县官员俸禄不多，办公所需全赖钱漕陋规稍作津贴，缺分的优劣即视陋规的多寡为衡量标准，这是东南各省所共有的，不独湖南一省如此。湖南也不独近日如此。沿袭习惯已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花费多达数两；漕米一石，民间花费多达数石。名目繁多，民间难以折算，州县也难以逐一清理，完全听任户粮书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压不止。每当完纳银米整数之外，倘有零头，则一并收作整数，如一分一厘则收二分，一升一合则收二升之类，名叫收尾。小户穷民尤其受其累，未完纳之前有由单，由单有费用；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用。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前借垫计息取偿，多达数倍，官府出差催追，名叫揭差。每揭差下乡，则一乡为之震惊。此弊源于官吏，害及于民，而小户尤其严重。官吏既视钱漕为利源，刁顽生员劣等监生即从而挟持，每人索要费用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多达数十人，名叫漕口。稍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者赴上司衙门捏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州县在开征之时，必先将此辈笼络安置，然后才可期望无事。此弊源于刁顽生员劣等监生，官吏受之，其害仍及于民。从前银价，乾隆、嘉庆年间，每银两换钱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银两尚只换钱一千三四百文。此后逐渐增长至二千文，近来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农民以钱换银完纳钱漕，暗中增加一倍有余的费用。咸丰元、二、三、四年钱粮拖欠多，民欠实由于此。等到五年秋后，收成稍好，每谷一石仅值钱四百余文，还苦于无处销售。农民以谷换钱，以钱换银，须卖五石才能得银一两。计算有田百亩，可收租谷百石，不卖谷二十石不能完纳钱漕，农业商业都困顿，情势汹汹。臣与司道熟商，严令各州县将钱漕旧弊大力清理，晓谕事理，告知利害，严禁吏胥生棍扰索把持。允许地方公正晓事士绅条陈积弊，设立局所稽查，民情一致称便。只是各州县缺分不同，钱漕章程向来不统一，如必须尽革州县陋规，丝毫不许多取，那么办公无资，廉洁谨慎者无所措其手足，其不肖者反而将此作为借口，另开巧取之端，更成为国计民生之害。如必须明定章程，允许每银一两，每漕一石收银若干，又怕官吏视为定章，久之或在定章之外复有增加，弊病与现在相同。况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假如刁劣士民本着挟持官吏之心，执持清理弊病的新章，指为滋生弊端的创举，那么告讦日繁，其势不至胁迫官吏以向农民取偿不止。如不厘定征收之额，又怕乡民无所适从，征收未能统一，弱者必仍为胥吏所欺，强者或许借此以遂其刁抗之计，是欲除弊

译这确实是弊端。臣反复思考谋划，不难制定法律来挽救一时的弊端，实在担心救弊的方法反而增加了一个作弊的源头，正当踌躇犹豫之间，各县的士绅百姓纷纷到省城呈递文书，自行拟定条目作为征收的依据。臣考察那些官民都能安定的就批准，不合适的就驳回，等到适中后再批准，几个月之间大致确定下来。又考察那些不能切实执行的州县官员就撤职，不法的吏胥以及刁顽恶劣的士绅阻挠的就责成革职并严厉惩处。那些不安守本分的士绅想要借着清理积弊的举动为臣建立祠堂刻石立碑，企图敛取费用的人，也严厉斥责并彻底杜绝。自从五年以来，湖南的钱粮漕运才开始稍有起色，而元年至第四年民间的积欠都踊跃缴纳，国家的赋税不至于落空，军队的储备不至于束手无策，州县办公也不至于十分拮据，而农民则欢欣鼓舞，几十年的积累，一下子免除，稍微获得喘息的机会了。现在各属地的田价逐渐上涨，农民安心耕作，不再有急切盼望借钱粮聚众冲击官署殴打官吏的事情，自从厘定新章以来绝无此类事件，这是清理钱粮漕运积弊以接济军饷的真实情况。

译征收厘金的举措，臣在试办之初，也深感疑虑，担心执行不当，反而扰民。只是想到重视农业、鼓励商业是以往的训诫，如今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获利最薄，而钱粮漕运等一切赋税，都从农田中征收。商人携带资本经营，流通有无，获利丰厚，没有劳作的辛苦，又免除了征收的赋税。值此多事之秋，稍微取用他们的盈余，以辅助国家财政，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厘金的数额极微，百货价格涨跌，随时本无固定之价，以极微的数额，依附于不固定的价格，官府从商人处征收，商人从货物中扣除，货物价格则随市场行情而定。如果管理得当，又何必担心扰累百姓？难的是，水陆卡局的设立，各有其地点。就水路而言，有水涨时适宜设在此处，水落时又适宜设在彼处的；有水落时暂时适宜裁撤，水涨时才重新增设的。就陆路而言，有已设卡局的地方，并没有总隘可以扼守，不能不分设子卡的；有未设卡局的地方，商贩绕道争相趋避，不能不另行商议移设的。加上贼踪飘忽不定，道路通塞无常，有时因客商绕避贼氛，幽僻的地区反而成为通途；有时因邻境道路偶尔阻塞，通行的道路反而像荒远之地。如果不因地制宜，怎能推行而尽得其利？百货销量的兴衰，会有其时节，各处市场情况，彼此互不相同。有春夏旺盛而秋冬逐渐衰减的；有秋冬旺盛而春夏忽然冷清的。上月征收数额与下月相比，常有差异，此处畅行推广到彼处，又难以统一。如果不随时变通，怎能斟酌而皆宜？臣认为厘金一事，本属创举，收支项目既无定额可循，盈亏情况，实在难以一概而论。卡局众多，事务繁杂，若各执一成不变之法，严格稽核，漏洞必然很多；若再增加各种法规，预先防范，虚伪欺诈反而更甚。古人说“任用法度不如任用人才”，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论断。只要所委任的官员绅士，各以实心办事，上念国家财政之艰难，下体察商人之畏累，将平常衙署关防的习气，一概删除，事必躬亲，数目核实，庶几不因丝毫利益饱了奸人的口袋，也不因苛细失去人心，而商情自然顺服。所有卡局所需的费用，以及在事官员绅士的薪水需求，臣饬令总办局务的裕麟，悉心斟酌，稍令宽裕，使他们能洁己奉公，无虞拮据，这也算是养其廉耻，杜绝侵吞欺诈。仍不时访查商旅，公评时申儆惕。客货经由之地，水边分泊师船，陆路派拨练勇，让他们就近往来保护商贾辐辏之区，专门驻扎水陆练勇以资镇压，使他们知道缴纳厘金以少量辅助军储，就可以凭借厘金保全资本。自设卡局以来，商贾安心，市场如常，军饷得以接济。这是严防厘金扰累以济军饷的实际情况。伏思古今利国之道，关键在于利民。以体恤百姓为心者，除弊即是兴利；百姓认为有利，才是国家的利益。百姓富足与否，是治理太平的长远谋略。以网罗百姓为事者，立法徒然滋生弊端，百姓不认为有利，终究不是国家的利益。利益未见而祸害已随，甚至可能误了安全之本计。就湖南现在的情形而言，虽然局势狭小，仅勉强作为目前敷衍之资，而访查农商情形尚无不便。所有办理情形，谨据实奏陈。

造报军需目疏

曾国藩

窃臣接准部咨，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军需报销一事，臣自咸丰年间带兵以来，统辖日益广泛，条目太繁，曾于咸丰七年十二月酌情拟定报销大概规模，奏陈一次。十年四月奉命署理两江总督，随即于五月附片奏明，拟自咸丰三年到十年五月分为三案造册报销，并先将咸丰三年九起到六年十二月止作为第一案，专折具奏，按例造册咨送兵部在案。臣初出带兵，并未奏请派遣大员总理粮台收放，各随时间遴选人员经管。咸丰四五六七年，由现任湖南巡抚李瀚章在前任守令时经手的居多；八九两年，由江西候补知府张韶南经手的居多。十年五月忝任江督以后，才奏明在江西省城设立总粮台，添委江西建昌知府隋藏珠与张韶南会同经理。到十一年秋攻克安庆，图谋进攻金陵，又在安庆立台，名叫江外粮台，调隋藏珠管理，以江西候补知府王延长为副。留在祁门的，支应皖南诸军，名叫山内粮台。那时张韶南去世，派安徽候补知府李兴锐始终负责其事。跟随臣弟曾国荃在安庆、金陵的，则有江西候补知府李作士等官员，别无台局名目，只是在舟次支应而已。臣统军很久，人数众多，项目巨大，而委员极少，前后十几年，大小委员不满四十人，因此浮费较少，头绪易清，这是臣军营历年发放军需的大概情形。同治三年七月奉到谕旨，令开简明清单，即札行各省台

译将历年各地上解的饷银总数汇总，一并核查办理。此后接到各处陆续送齐的款项，便在咸丰四年十一月于安庆省城设立报销总局，委派安庆、江西两省布政使总管此事，仍令王延长、李兴锐二人专门负责稽核，以利用他们的熟练经验，又增派安徽候补知府彭嘉玉协助查核。江西总台的案卷，则由江西布政使委派候补同知直隶州陈长吉携带至安庆，会同清理。一年以来，各该官员逐一稽查，悉心核算，所开清单力求简明，底册归于详实。现据署理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江西布政使孙调任湖北布政使何璟会同详细呈报：自咸丰三年九月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之前已具奏的款项，此次也重新开具一单，列为第一案，共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两五钱有余，收米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九石八升有余，共支发银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一两六钱有余，支放米三千七百九十九石五斗八升有余，所余银两及余米变价等项共计存银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两一钱有余。自咸丰七年正月起至二月二十日臣因丁忧回籍之日止，陆续支放及各项未列入初案的杂款，另开一单，作为第二案，共支银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两一钱有余。自八年六月臣由原籍起复带兵援助浙江之日起至十年四月底止，开列一单作为第三案，共收银一百六十九万一千六百一十九两一钱有余，收钱一千一十九串有余，共支银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四十六两八钱有余，支钱一千一十九串有余。自咸丰十年五月臣接任两江总督起至三年六月攻克金陵止，开列一单作为第四案，共收银一千六百八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两七钱有余，收钱九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二串有余，共支银一千六百七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两有余，支钱八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三串有余。以上四案，均就实际收支逐一开报，各军欠饷及协济各路银钱另行分析开单具详请奏前来。臣查历来军营根据缓急多少，粮台委员得以主持其事，而臣营十余年来无论支发何项，无不亲自裁度，虽有不合例的供给，从无不核实的项目。同治二三年间统军至十余万人，欠发饷银达十五六个月，从未有兵勇向粮台索要饷银滋扰闹事者，一由于粮台银两随到随发，从无留存；一由于发饷之际，概由微臣斟酌，与委员无关，因此免除了浮冒之弊，从而取信于将士之心。此次汇办报销，历时十二年之久，用度高达一千一百三十余万，臣再次查核，均系确实可据。除同治三年六月以后至四年北征之日止，臣督令各员接办照例报销外，所有自咸丰三年九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的军需项目，分为四案，开列简明清单，恭呈圣览，谨专折具陈。

译奏请拨用两成洋税的附片，同治六年四月。

曾国藩

再者，臣回到任上后，通盘计算军饷需求，目前一年的收入与支出相比，缺口非常大，而且有万般紧迫、必须另行筹措的事项，大约有几项：比如制造轮船，实在是救急的关键策略。上海开设铁厂，在沪地及向洋商购买的两副机器，大体上已经齐备，而造船一事却因无钱筹措尚未兴办。臣以前在安庆曾试造一艘小轮船，方法不太得当，李鸿章苦心经营，独自掌握了要领。现在江宁、上海各局制造洋炮、洋火等项，都使用内地工匠，能够学习外洋的机巧，这既是必须迅速办理的事，又有可乘的时机，有可用的人才，却因无钱可拨而受困，实在觉得可惜，这是第一点。剿捻的军队，如刘松山一军，按规定每月支饷六万两，进入陕西后因增加发放米价运费，将近七万两。今年仅解去两关的饷银，该军孤悬在西陲，每天与捻军、回寇交战，深怕军饷接续不上，或者发生其他变故。淮勇各军人数较多，霆军、湘军去年都发足了军饷，淮勇仅发了九关，臣内心十分抱歉，早就想略微增加，却无计可施。近来苏州局的厘金、上海厘金也远不如从前，盐务则长久没有起色，像这样的状况，连一关的数目都不能满足，下三四两关的饷银就难以齐备，日夜忧虑恐惧，深怕无法维系军心，这是第二点。捻逆流动不定，臣曾说北方以黄河防务为主，东方以运河防务为主，南方以大江防务为主，能守住这几处，不让贼寇踪迹窜过一步，大局尚不至于分裂。而长江上下数千里，仅依靠水师，极少陆兵，北岸沿江最重要的郡县，安庆仅有两营，扬州也仅两营，滁州、和州、无为州并没有一兵。臣想添练几营，布置在各城，作为防患于未然的计策，以免像二月间贼寇窜到江边，上下千里纷纷迁徙躲避那样，也因无钱筹措而迟迟未能举行，这是第三点。运河自清水潭以外，处处低薄坍塌，险工林立。前月漕运总督奏请修堤坝，又另附片奏请疏浚张福口引河、修复新堤三案，分别劝捐办理。总理衙门大臣经过淮扬察看，认为商民太苦，随即咨商停止劝捐，而各工程都不可延缓，银款又无钱可拨，这也是第四点。臣在营中十多年，常说地方大员自有筹措军饷的权力，从不敢因支绌的情形上烦圣听。如今江南虽然已经肃清，民力实在仍然穷困，收入只有这么多，支出却常有增加。即使京饷及协济陕甘霆军的军饷，按理也不可缺少。至于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且奏请拨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难道可以置之不办吗？反复思考，实在有万难周转的态势。查江海关洋税一项，自扣款结清以后，提解四成，另款存储在部库，本是奏定专拨的款项，未敢动用丝毫。只是现在军饷需求万分吃紧，恳请天恩批准将洋税解送部库的四成，酌留两成以救济急需。如果蒙恩允许，臣拟用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用一成酌情接济淮军及添兵等事，其余两成仍随时按数报解。等到轮船办有头绪，各军军饷稍宽裕，就应当奏明仍按四成的全数解送部库，以符合最初的议定。

论筹措军饷之难

自从海防吃紧以来，各省招募勇丁，购买军火，不遗余力。其款项大半取自洋关，统计南北洋各重要口岸防营的新饷，每月骤然增加，有数十万之多。而马江一战，福建历年积累的兵船尽付一炬，船局被毁，需要修缮的达十余万；长门金牌炮台被轰毁，需要修筑的又十余万。现在杨石帅先到，左侯随后到，杨厚帅续到，三军军饷每月需要二三十万，如果在闽地筹措，海关全年收入不过百余万，厘金也不超过百万，向来指拨有定数，并无盈余。近年办防加紧，耗费更多，库储匮乏，已非一日。此次水师大挫，善后事宜十分艰难，大军一到，月饷骤增，无从搜刮。这就是左相说援闽之师必须由南洋筹措军饷的原因。然而南洋收入虽然丰富，但指拨太多，也感到时时竭蹶。近来吴淞、江阴一带的防军增加，需饷很多，加上台湾防务的军饷也须兼顾，出多入少，是必然之势。南洋收入向来以江海关为大宗，自从谅山起事以来，议战议和纷纷不定，商人寒心，行旅裹足，市面大衰，税关收入大减，而指拨的款项却有增无减，将奈何？这就是曾制军有鄂省川盐增价之议的原因，可见他所筹划的艰难了。行军以军饷为要，自古如此，而在今天与外洋构兵，则需饷尤其巨大，为什么呢？洋人所依靠的是器械精利，我们要与之抗衡，即使不能驾乎其上，也必与之齐驱，而精利的器械无论为购买还是制造，所费不赀。自筹措海防以来，即枪炮药弹不知耗费银两数千万，而近日临敌尚且不够用，还需陆续添增。大概即以今年南洋采办的计算，大

译（军费）已高达数百万。唉！创造财富有限，而耗费却无穷无尽，筹措军饷之难到了今天已到了极点。然而天下之事有常态也有变局，常态下就遵循常规的法则，变局下就应当寻求变通的方策。此前太平天国在中原肆虐，捻匪随后在七省骚扰，前后用兵二十多年，耗费军饷数以千万计，最终能够士兵饱食、战马奔腾，荡平这些匪类，大概是因为军队方面依靠训练勇营取得了成效，而军饷方面则得益于厘金制度获得了收益。大体上，国家进行大规模征伐，如果没有筹措军饷的特别途径，就难以建立大功。康熙年间平定三藩时倡导捐输，咸丰年间平定太平天国时倡导厘金，这都是所谓的变通方策，也是筹措军饷的特别途径。如今厘金制度沿袭日久，积弊难返，难以振兴；捐纳事例关闭不久，不便立即开启，况且仕途壅塞不通，即使开启也难以期望人们踊跃参与，这两者都属于强弩之末，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变通方策。那么，在当今讨论筹措军饷，不应当另外寻找一条途径吗？昨天听朋友说，这次左宗棠前往福建督师，奏请得到圣旨批准，台湾富户林姓负责粮台的供应，如果此说属实，真是找到了后方接济的大源头。粮台的支取发放，关键在于通盘筹划，移东补西，如果没有腾挪的手段和垫付的资本，绝对无法应对紧急和缓急的情况。前年新疆的战事，得益于后方粮台的供应，胡雪岩观察使出力最多，如今侯相此举，或许也是效仿这种做法吧？我私下认为，各省不乏极其殷实的富户，如果让督抚奏请朝廷明确下达谕旨，甄别那些殷实而可靠的人，让他们负责粮台的供应，也未尝不是筹措军饷的一条途径。

译关于推行纸币以救济军饷需求的论述

推行纸币的方法，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有人说有利，有人说有弊。综合比较来看，实际上弊端多而利益少。所以历代以来，每当时势艰难、银根短缺的时候，有人考虑到这一点，但往往只是提议而不实行，或者推行了也维持不久。确实是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应对变局，却不可以作为常法。虽然如此，这种方法虽然不可以作为常法，却还可以借用来应对变局。那么在时势艰难、银根短缺的时候，姑且试行一下，等到事态平定之后，再加以改变，这似乎也是权宜变通的一种方法，在道理上是无可非议的。观察目前各省防务军饷浩繁，汇兑不通，一方面需求急切，另一方面供应迟缓，拘泥于旧法不变，局势将岌岌可危，难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轻便简易的方法，确实没有比使用纸币更好的了，而且不得不紧急商议使用纸币的事宜。有人说：论近日经世济用的才能，没有人能比得上邵阳魏源（字默深）；论近日经世济用的著作，没有人能比得上《圣武记》这一部书。然而他的《军储篇》第三，详尽引用了前人关于纸币的论述，并断定认为不可实行。纸币的利益和弊端，当时各位名臣都能辨别。所以虽然鸿胪卿蔡之定在嘉庆年间倡议，又有吴县诸生王鎏推演他的学说，都没有得到户部的批准。仔细考察康熙、乾隆、嘉庆各朝，边疆用兵，将近一百年，每年耗费国库白银无数，却未曾听说以轻代重，以简代繁，突然将军饷银改为纸币。根据这一类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推行纸币是不合法的。然而还可以解释说：那时太平日子长久，国库充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内地转运到军前，无论千里万里，山路水路驿站，都没有阻塞。请试着看看咸丰、同治年间，粤寇在东南猖獗，回捻在西北骚扰，支支节节，遍地都是贼寇。运送军饷解送银两，何等艰难险阻？那时办事的各位重臣，都具备经世济时的抱负，救急应变的才能。如果纸币真的可行，难道他们不鉴察这种情况，权宜请办吗？却宁愿让三军嗷嗷待哺，当时只是用忠义来激励将士，让他们空腹等待。由此看来，纸币难以实行，确实是可信的。我回答说：不是这样。魏默深断定纸币不可行，是论其常法而非论其变通。即使您援引往事来辩驳纸币，也是论其常法，而没有论及变通。天下哪有拘泥固守而不可变通的道理呢？无论雍、康各朝，正当兵强国富的时候，开拓疆土，转运输送很容易，不需要用纸币代替银两；即使咸同二十年间，粤捻蹂躏各省，道路不通，但既然是在内地平定内寇，大军所到之处，有粮台为之接济，有邻省为之协助，一旦呼求粮饷，四方都能响应。至于近日法国人骚扰福建、攻打台湾的举动，论才力则今昔不同，固然不能与康雍朝的战役相比；论兵力则水陆不同，也不能与咸同间的战役相比。难道还要拘泥于成法而说纸币不可行吗？台湾自从被法国人封锁以来，商船不通，导致天津海关协解给刘铭传军营的军饷三十万两，委托上海银行也不能代为汇兑。刘省帅的一支军队隔绝在海外，等待供给必然迫切，在这种情况之后，将依靠什么来救济军粮？依靠什么来供给日常用度？那岌岌可危、不可持久的局势，更不必说了！又哪里比得上暂时推行纸币，就近购买军需，使得法国人虽然有封锁的计划，却无处施展。等到事态平定之后，再商议恢复我们的常制，也不算晚。这确实是所谓权宜变通的一种方法，在道理上是无可非议的了。愚夫的一点见解，固然不只是为了时势艰难、银根短缺而考虑。

筹饷的末议

国家财政极度匮乏，户部年收入七千万，经常担心费用不足，再加上赔偿日本军费这一项，数额高达二万万，主管财政的官员仰屋兴叹，搜刮无门，于是出谋划策的议论纷纷而起，有人说应该开辟财源，如修建铁路、兴办矿务、创办邮政等事，有人说应该节约财用，如裁减冗员、废除驿站、裁减定额兵员等事，所陈述的也不是没有见解，但或许未必就能实行，实行了也未必就能有效，下士仅献一策，只要稍加转变就可以得到千万巨款，而且这本是皇家所固有的，取之不会损害廉洁，尤其觉得理得心安，这个策略在哪里呢？在于裁撤各省卫帮，将屯田改归州县管理，作为公田，由官府征收办理，这项屯田原本是官地，当初因为运丁造船、挽粮的缘故给予这些田地，以便资助供养，现在粮船早已废弃，漕运改为官办，运丁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实在觉得没有意义，而且如果运丁能沾到实惠，还可以说通，无奈只是供中间人饱私囊，询问卫帮中人，据称近来卫署的陋规极重，比正供多到数倍，一年收入大半输送给官府，凡是经户部议定裁革的，都依旧私自收取，而且多有额外勒索，稍不如意，就倚仗权势挟制，书吏差役狐假虎威，也贪婪索取无厌，而且上下勾结，扶同一气，凡是漕院、司道、府州县各衙门的书吏经承都有年规使费，逢五年编审的时候费用尤其巨大，每船屯田约二百亩，一年收入可得三四百千文，扣除各项开销，仅余几十千文，像这样有名无实，难道是国家设立屯田供养运丁的本意吗？查各省屯田总共二百七十六顷九十亩零，山

译东省共有六千顷六十亩零，安徽共有三万九千六百八十七顷八亩零，江苏省共有二千八百三十九顷七十三亩零，浙江省共有二千八百三十九顷七十三亩零，江西省共有六千四百八十八顷九亩零，湖北省共有六千五百三十三顷三十三亩零，湖南省共有八千六十五顷四十二亩零，总计八省屯田共有七万一千五百二十一顷一十五亩零。每亩每年租籽收入折合铜钱二千文，合计白银数额，每年大约可得一千万两。如此巨额财富却白白填饱了官吏的私囊，岂不是非常可惜！应当通令各省裁撤卫所等机构，责令各屯丁将屯田租册呈缴给藩司，略微给予开垦本钱，由藩司按照土地所在地发给各州县收取租税，作为公田。该州县即将每年的租税收入汇解至藩司库中，藩司上报巡抚衙门并申报兵部，以备调拨使用。这对国家财政的补充，难道还少吗！听说此事去年已有人筹划，上书给张香帅，拟定让各屯丁每亩出资若干，即作为民田永远管业。张香帅采纳了他的建议，发文命令司道核实办理。司道行文府令卫所查覆，后来由苏州卫刘翊清等人蒙混详报，捏称难以施行，实际上是该卫所等人恐怕对自己大大不利。小人的居心，难道还不明显吗！谨按乾隆十五年曾裁并卫帮，此后又陆续裁撤，可见军屯一事原本并非不可变更。抽厘、息借等事，都是过去没有而现在才有的，又何必拘泥于成法，而使千百万黄金白白浪费呢？下士侨居苏州，时常与内行人接触，谨就采访所得，参以旧闻，叙述其大概如此。希望公忠体国的大臣据此入朝奏告，不要受流言迷惑，不要夹杂私见，这就是我祈祷所求的啊。

译储备军粮的议论

卢纮

如今军队出动，军粮必须随之供应，从来没有军队在前线行进，而军粮在后继跟不上，却能保证战胜攻取的情况。听说在敌国野外作战，就吃敌国野外的粮食，依靠敌人的粮食补给，我方没有转运的劳苦，而敌人却借给我们携带粮食的便利。比如楚国失去敖仓的防守而汉军乘势占据，隋朝失去洛口的防守而唐军借此利用，这是上天所借给的，所以让敌人自己陷入破绽，而我暗中获取利益，这实在不能依赖作为常法。万一楚国没有失去敖仓的防守，隋朝没有失去洛口的防守，汉军又能乘什么势，唐军又能借什么呢？所以充裕军粮的计策，宁可采取必定掌握在我方手中的，而不要妄图依赖掌握在他人手中的。萧何转运关中的粮食来援助沛公，百战之功，这就是所谓根本的谋划。然而道路遥远艰险，时间漫长迟缓，役夫疲惫困顿，一钟粮食可能耗费十钟，转运供应的危害极大，也说不尽。万一敌人派出奇兵，堵塞我们的粮道，那么全军将士嗷嗷待哺，怎么能够救济呢？所以古人用兵，又说远方不可依赖，不如就近谋划，屯田的议论由此产生。西羌不服从，塞下空虚罢了，于是赵充国提出金城屯田的策略。祈山无功，蜀地运输艰难罢了，于是诸葛亮制定渭南屯田的计策。成效必定在持久中显现，而议论容易在阻挠中改变。凭借宣帝的英明，赵充国的议论上了十多次才确定，他的功业也侥幸在垂老之年完成。像诸葛亮那样，议论虽然相同但功业不能完成，这说明屯田可依赖又不可依赖，似乎又有天意存在其间。那么屯田的议论，就怀疑它迂腐且迟缓了；转运的议论，又怀疑它遥远且受阻了。至于在敌国困粮，如果是贫弱国家恐怕人民逃跑而土地荒芜，富强国家又担心敌人坚守壁垒而清理田野，这些都同样不可依赖。想要用兵而军粮无法供给，将怎么办？那么不如议论在即将用兵的地方积蓄储备，在一两年之间，或者在百里、二三百里内，仔细选择便利险要，可以陆路运输而水路通航的地方，在那里设置粮仓，责令附近郡县陆续运输堆积其中，计算可以支撑数年的用量，可以供给百万军队。然后军队在前行动，而依次转运跟随其后，随地支给，大概不担心匮乏短缺，又不忧虑烦扰遥远，确实可以依赖作为战胜攻取的重要策略。这在有事用兵时，只以预先估计积蓄储备为先；如果没有事而谋划长久，那么屯田的议论终究是不可改变的。

军饷策略

储方庆

如今天下的军饷还不至于严重困乏，而天下人惶惶不安没有不认为困乏的，是因为司农的供应繁多，是因为对小民的催缴紧迫。司农的供应确实繁多了，但还没有耗尽府库的储藏；小民的催缴确实紧迫了，但从来没有额外的征收。催缴与供应，都不足以留下上下忧虑，而上面惶惶不安于调遣的，已经有不可终日的气势；下面惶惶不安于输纳的，也有不能旦夕的忧虑。像这样，兵祸的危害大，而饷祸的危害深。于是去兵省饷的议论产生了，汰兵清饷的议论也产生了，而且以兵足饷的议论也产生了。去兵省饷的议论，似乎与古人偃武修文的议论互为表里，然而当今天下的形势，虽然车书一统，但山海的遗孽未必不借助师武臣力。况且天下虽然安定，不敢忘记战事，前人已经说过了。而说兵可以全部去掉，饷可以立刻缺乏吗？这就是去兵省饷的议论不可行的原因。至于汰兵清饷的议论，似乎可以施行了，然而今天兵最多的没有比得上江海的，而江海的兵可以淘汰吗？今天兵最聚集的没有比得上滇黔的，而滇黔的兵可以淘汰吗？兵不可淘汰，而饷可以立刻清理吗？即使说增加军饷不如核查军饷，多兵不如练兵，而孙子中驖之法未曾不以老弱作为误敌的战术。而说兵可以谈论淘汰，饷可以谈论清理吗？这就是汰兵清饷的议论不可行的原因。至于以兵足饷的议论，那么没有比兴屯更切合的，而屯政可以轻易议论吗？古代守卫那地方就吃那地方的粮食，使用那些人就兼管那些人的食物，所以天下没有养兵的祸患，而不苦于军饷不给。现在东南屯驻重兵，而东南没有可开垦的土地；西北有闲田，而西北没有久驻的军队。古今的形势不同，而南北的地形改变，而说屯政可以实行吗？这就是以兵足饷的议论又不可行的原因。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呢？回答说：保卫人民是兵的职务，供养兵是民的事情，守卫国家是兵的功劳，充足兵是国家的威严。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兵，而兵怎么可以轻言淘汰？兵不可一天没有饷，而饷怎么可以轻言减少？如果说国家不能承受供应，那么节约浮费，裁减冗食，是一个策略；再不然，而省番休，定久戍，也是一个策略。宁愿在兵的法度上变通，不要裁减兵的定额，而兵有不可胜用的兵了。如果说人民不能承受催缴，那么禁止加派，严格耗赠，是一个策略；再不然，而重视本色，轻视折色，也是一个策略。宁愿在饷之外权衡，不要在饷之中吝啬。而饷有不可胜用的饷了。如果因为兵多的缘故而节约其饷，并且因为饷重的缘故而裁减其兵，这是一时节省养兵的费用，而使万世缺乏强兵的使用

译罢了。这不是愚臣所敢提出的。

译关于筹议出关军饷难以借用洋款的奏疏

两江总督 沈葆桢

臣等私下接到军机大臣传发的谕旨，光绪二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左宗棠因为出关军饷紧迫，打算向外国借款一千万两，这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批准他的请求，恐怕这位大臣将束手无策，对西部边疆的大局关系重大。着沈葆桢立即按照左宗棠所奏，妥善迅速地进行筹议，奏明办理等因。钦此。这体现了朝廷深切关怀西部边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至意。

查左宗棠的原奏详细陈述了军饷来源枯竭，万不得已才商议借洋款。这位总督大臣劳心焦思，独自以危局安抚在饥饿疲惫、伤病交加之后的士卒，在雪海天际之间筹措粮饷运输，责任艰巨，冠绝一时。臣等愧居封疆大吏之位，情谊上休戚与共，如果这件事对国家有好处，怎敢稍有推诿。上海是洋商精华荟萃之地，关道所属多有通晓洋情的官员，以利相招，一呼百应。江南自战乱之后，应当修举废弛坠坏之事，刻不容缓的特别多，只是因为国库在转运方面匮乏，导致拖延岁月。关陇暂时有巨额款项支撑协济，稍微缓解了江南的压力，此时为自己谋划，也确实便利。但臣等日夜难眠，反复思量，私下担忧此举对国家有害，关系极大，即使西部边疆的军事稍解目前的急迫，也会留下日后的忧患，不敢不将实际情况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我认为国债之说，在西洋各国流行，受益与受害相差悬殊，这是因为举债的原因不同，所举的债也不同。开矿、修路、挖河，费用巨大，而西洋各国不惜借贷来应对，是因为限期完成事业，税收随之产生，本息之外还有额外盈余，所谓用轻利博取重利，所以英美等国虽有国债却不失为富强。如果因为国家用度难以支撑，暂且作为周转之计，后来利息无处支付，甚至将借来的本金用来偿还利息，每年的收入全部流入漏卮，眼下如西班牙、土耳其都将因债而亡国，日本也渐渐步其后尘。这是举债原因的不同。英美向本国的商人举债，国家虽然受损但财富藏在民间，有急难尚可共同承担；如果像西班牙等国将利息输送给邻国，一去不复返，这是所举之债的不同。

去年台湾战役，本省搜刮一空，外省没有丝毫可以协济，急迫之中怎能选择上策？然而拿新疆与台湾相比，局面的广狭、事体的难易，相差何止天壤！台湾东西二三百里，南北一千多里，日本贸然深入绝地，虽有必死之志，却没有长久坚持的资财，坚决与之相持，情势显露而气势屈服，倘若按照原议借六百万两，那么善后之事依次准备，台湾煤矿、茶山的产出逐渐足以供给军队，一次借款断无需要再借之理。后来因为借了二百万两，倭寇之事已定，局部议饷命令停止，臣葆桢即不敢再提出前议。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占了一半，回部本是土著，根深蒂固，既没有全部剿灭的道理，也没有乞求安抚的情意，似乎不是一两年所能就绪的。即使事机极其顺利，逆回低头，各城全部收复，与俄国为邻，互市设防，正需要朝廷大力筹划，而不是放牛归马、休兵息战的时候。

洋人肯借巨额款项给我们，是倚仗有关税坐扣，如同取之于囊中。洋人从海关取钱，海关仍依靠各省接济，往日各省仅筹措协饷，已催解不前，现在命令兼筹协饷的利息，能如期应对吗？协饷逾期而海关受损，海关无法弥补，不得不亏欠解送户部的款项，而户部国库受损，即使每天逮捕各省督抚藩司弹劾他们，军饷只有这么多，这里盈余那里就短缺，早上取用晚上就枯竭，坐等严厉谴责而无可奈何。前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万两，计利息七十万两，如果拿这七十万两供给西征军饷，未必没有些许补益。现在以一千万两照台湾成例，八厘起息，十年还清，计算耗损的利息将近六百万两，岂不是白白浪费一年的军饷吗？如果按数乘除，西征仅得四百多万两实饷罢了。前三百万两到光绪四年才还清，而续借的一千万两，今年就要起息，明年就要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部边疆的士兵饱马腾，不到两年枯竭可以立等可见。进兵越远，转运越难，需饷也越巨，将半途而废吗？势必不可。将责成各省在还债之外，另筹解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吗？海关更没有坐扣的资财，呼喊也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情岂是忍心说的？这就是臣等反复思量，而不敢孤注一掷的原因。

鉴于出关事务的急迫，左宗棠筹借洋款已有成例，不立即委派官员直接向洋人定议，而是谋划于臣葆桢。谕旨又命令臣葆桢妥善迅速筹议，奏明办理，那么万难尽善之处，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几位老成持重者独照，算计之中，如果臣等博取不分畛域的名声，不顾事后无可收束，于心私下有所不安。说西征可以停止，那么臣等又坚决认为不可。为什么呢？我退而敌进，关陇因此而不安定，白白丢弃祖宗辛苦艰难缔造之地，而列戍防秋

译这也同样相等。只是臣等私下认为，左宗棠这次出征不应当效仿霍去病那种扫荡巢穴、彻底摧毁敌营的做法，而应当效法赵充国那种积蓄威势、承担重任的策略。将帅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国家却能获得万全的福分。如果能够扼守要害之地，加固营垒、清除田野，兴修水利，扩大屯田，考察发展畜牧业，关外每增加一分产出，关内就节省一分转运，变客军为主军，那些胁从的人就会叩首归顺，首领也会束手就擒。这与把血肉之躯消耗在坚固城池之下，去追求那万一可能的胜利相比，其得失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甘省军饷数额巨大，困难在于粮饷的运输。如果粮饷运输节省，那么一年的军饷就可以支撑两年。目前不得不命令各省尽力筹办接济。臣请求朝廷发出旷世难遇的恩德诏令，以内库出资作为倡导，皇太后、皇上亲身实行节俭，超越寻常，难道还有不急迫的开支可以商议裁减吗？然而需要的数目不在于多，只要得到几句明确的诏令，足以激发将士同仇敌忾之心，而产生边疆官吏共同抗敌的情感。

左宗棠原奏中深入指出，甘省军饷被海防经费所占，只有江西、浙江两省尚能尽力顾全大局。查海防专款拨付，转眼就将满一年。臣葆桢担心分摊后数目更加微小，曾咨请各省全部解往北洋，希望借此资助集事。而去年所报解送的，也只有江西十万、浙江十万，其他各省点滴全无，可见各省并非其中有所偏袒，而是限于财力罢了。此时各省未必还有留存巨款等待追加拨付。各省原拨给陕甘的军饷中，解送不到一半的，即使追加拨付也徒有虚名。应当恳请朝廷敕令下部臣仔细权衡缓急，将已有着落但稍缓的款项，转移到最紧急的地区，这样各省关才能勉强办理。

例如江苏、陕甘之中，有每月一万两归陕西巡抚收发的，臣私下计算，陕西肃清多年，本省防军不难自筹一万两。这似乎应当归入西征江西派，协理云贵的兵饷勇饷，数额颇为巨大。云贵并非不急迫，但与西征相比则稍缓了。凡是这类情况，似乎应当由部臣通盘比较，酌情匀拨。至于派遣使节一事，已有既定决议，但多路并进，则费用不可估量。应当请求除已奉谕旨的准行外，其余暂且缓图，使部库得以周转。

军兴以来，各路军营也很少能得到足额军饷。如果部拨的军饷能够解送达到八成以上，凭借左宗棠的恩义抚慰，大局必定不至于决裂。臣等焦虑过虑，哪里敢当机宜？私下想以责难君父的诚意向上呼吁，而以共济的念头求得大臣谅解。除将两江、陕甘饷项汇总核算数目，另行附片陈奏外，所有遵旨筹划商议出关饷需难以借用洋款的缘由，恭折由驿路五百里急驰上陈。

译论筹饷应当寻求自然的利益

国家在开创基业的时候，常常用一地的财力，经营四方边境还有剩余；等到末世，用天下的财力守卫四方边境却不够。为什么呢？开创时代的纪纲严明，法度建立，人心端正，风俗淳厚，官吏没有侵吞的弊端，官府没有虚浮冗杂的费用，量入为出，名实相符，所以没有贫穷匮乏的忧虑。到了衰败时期，纪纲法度荡然无存，正常的赋税供给既消耗在侵吞和虚浮费用上，而度支的常规支出又不可避免。一旦有水旱灾害或边境警报，司农寺报告匮乏，不得不增加赋税来供给国家用度，而谈论利益的臣子趁着紧急局势兴起，损害百姓利益来增益上层，剥削百姓来肥己，公私都陷入困境，而国家就有不堪设想的后果了。

我朝统一疆域，版图之广，除了元朝以外，很少有其比拟的，而每年的收入不过五千万，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可以说极其微薄了。而在太平时期，治理黄河的费用，供养旗兵的费用，宗室俸禄的费用，赈灾赏赐的费用，外官养廉的费用，天子守卫的费用，都超越了前代。而大规模战争，几年间平定三藩、亲征朔漠、平定青海、平定藏卫、平定准部、平定回部、平定台湾、平定金川，缅甸之战，安南之战，多的花费数千万，少的也花费数百万。而当时的臣子都恭敬遵从永不加赋的圣训，不曾额外向百姓索取一文钱，而且普遍免除天下钱粮共三次，而户部充盈，常有六七千万的积蓄，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纪纲严明、法度修明的缘故。

自从咸丰、同治以来，关税厘税每年收入超过以前一千多万，那么国家用度似乎可以稍微宽裕了。然而在无事的时候，封疆大吏享乐怠慢傲慢，不念及富强，用有用的钱财供养游手好闲的士兵，购买无用的器械。等到有边境战事，就以没有军饷为借口，希望朝廷忍辱议和，来实现他们悠闲度日的愿望。边境官吏的职责，谨慎守卫一方以应对意外，事情到了就作战，古代有明确的训诫。假使励精图治，用一地的财力经营一地的政务，粮食充足士兵充足，观察敌情而动，怎么会惊慌急促，害怕敌人像怕老虎一样？增加圣主的忧虑，却不考虑这些，只依赖议和。等到不得已而作战，昏庸懦弱的人缩手旁观，等到溃败却无可奈何。那些发愤有为的人，想要起来谋划，士兵不能作战，于是招募勇丁，勇丁多费用广，于是商议军饷，这也是不得已的形势。然而天地的财富只有这么多，厚敛既不可行，捐输也难以持续。用容易耗尽的民力，拿出有限的钱财，来供给没有期限的战事，饥荒溃败的祸患可以成为隐忧。假使敌人与我们相持数年，沿海的防备不敢稍有松懈，军粮费用每月数百万，从哪里取得？那么天下的大患，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

那么怎么办？回答说：不如效法胡文忠公。胡文忠公曾说：“富裕没有比节约用度更大的，强大没有比裁减士兵更大的。”又说：“筹饷应当在正常的赋税中核实，不应当在正常赋税之外搜刮。”这些话，可以作为千古的治国之道。军队能否作战，不在于士兵的多少，而在于将领的强弱。有良将则士兵多固然胜利，士兵少也胜利；没有良将则士兵少固然失败，士兵多也失败。古来用兵因为士兵多而失败的，很多了。不必远引越南谅口之战，有四十营士兵，为什么不战而溃？至于朝鲜近事，军队没有斗志，更不值得作为旁观者的笑谈。率领市井百姓作为士兵，没有良将统领，纪律不明，手脚不熟练，所发的口粮又多，敌人未到就出来成为百姓的祸害，敌人当前就相率逃跑。所以不知道选拔将领来治理军队，不知道裁减士兵来自强，这叫没有策略。不战而溃固然可忧，没有粮食而溃败更可忧。有人认为沿海数千里，不是士兵多不足以防守。却不知道兵法有所舍弃才能有所成就，有所忍耐才能有所成功。防备多力量分散，敌人乘虚而入，是必然失败的道理。不如选择要害防守，那么用重兵驻扎在居中的地方，观察敌人的到来，慢慢起来应对，相机而动。他们航行数万里而来，侵犯我们我们不能守，他们也不能守，小的损失，不足畏惧。沿海各省边海之地，多的千余里，少的数百里。如果各有精兵四五万，就可以战胜而防守，巩固四五万士兵，每月费用不过三十万，一省的力量尚能供给。比起士兵多而不训练，没有军饷而溃散，得失的区别，显然如天壤之别。而且今天下的祸患，不在于取民之少，而在于中饱之私多；不在于财用之端，而在于人材之衰。以一个巡抚所辖来说，州县的亏空，每年常达数十万，而厘卡委员，关厂胥吏，他们的虚浮费用甚至加倍。如果得到廉耻明察的人才，节约度支，严格核查侵吞，一年的收入就在二百万之外。明知是奸弊的聚集地，鼠狐的洞穴，稍有欲转移，就群起阻挠，改弦更张，实在不容易。然而陶文毅治理淮盐海运，胡文忠治理漕运，都凭一人改变数百年弊政，人存政举，也不难。山海的雄奇，古代依靠它致富，天生五种材料，取之不竭。天下的崇山峻岭很多，五金的矿产，随地都有，开采鼓铸，其利益不可胜数。江淮河汉，古代

译治理国家，只要具备其中一项，就能实现富强。现在的中国，东面濒临大海，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遍布世界各地。如果有像刘晏那样的人才出现，致力于理财，教导农业，疏通商业，优待工匠，那么还担心什么贫穷匮乏呢？这些财富都不向百姓索取，而是从天地自然中获取，从贪官污吏手中收回，从而做到富国富民。这是可以长久发展、成就大业的根本，是富强的基础，也是王道政治的源头。如果不致力于这些，舍弃自然的利益，去追求没有来源的财富，设立关卡增加厘金，开放口岸加征关税，无论所得有多少，都不足以救济国家，反而剥削百姓以奉养上级，导致社会动荡、政令频繁变更，连极微小的利益都要斤斤计较，不成政治体制。百姓贫困，君主也会随之陷入困境。那么，富国的根本在于富民；富民的根本在于整顿纲纪；纲纪的根本在于寻求人才；寻求人才的根本在于有识人的明察。如果对此不明，难怪会日益头疼皱眉，为贫穷而担忧了。

译屯田说

雷鋐

如今谈论调拨军队屯田，这是书生在纸面上的空谈。然而赵充国、诸葛亮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回答说：汉代接近古代，汉文帝开设孝悌力田的科目，用礼义来引导农民，无事时就驱使他们务农，有事时就征调他们为兵。唐代府兵制的情况也是这样，自从府兵制败坏，兵和农分为两途，到宋代骄纵供养的情况更加严重。宋太宗端拱年间，任命陈恕为河北东路营田使，陈恕秘密上奏说戍守的士兵都懒惰游荡依赖官府供养，一旦让他们冬天披甲作战，春天又拿起农具耕作，恐怕会生出不可预测的变故。儒生议论者往往援引汉唐的旧例来责备陈恕，唉，这多么是不识时务啊！从宋元到明代，直到如今兵农分离的时间更加长久，各自习惯了自己的劳作而不相通，即使没有陈恕那样的顾虑，士兵手脚磨出老茧也不肯出力，田地最终荒芜，功效也难以达成。那么田地终究不能屯垦了吗？回答说：自古屯田之法，有的用兵，有的用民，现在只招募民力善于耕种的人来屯田，供给他们牛只、种子、农具、房屋，并放宽他们的租税，田地成熟十年后才确定赋税。在农闲时教他们鸟枪、弓箭的使用方法，训练成为步兵，能当兵的人就用他的田地作为粮饷，足以供养几口之家，年满五十岁及有残疾不能胜任的，准许他的丁壮接替耕作，其余丁壮中有能力的，另外拨给土地，年老而没有儿子的，另外招募鳏寡孤独，有赡养能力的人编入队伍，用保甲制度联系起来，平时隶属地方文官管辖，农闲时操练，则会同武官主持其事。古代的屯田，是兵兼农；现在的屯田，是农兼兵。至于边塞之地，仍然使用不兼农的士兵，守御防卫久了，那么人人能耕，也就人人能兵了。

请兴屯政疏

孙廷铨

我私下观察古代帝王统一华夏之后，没有一年不减免租税、减轻赋役，与百姓休养生息，所以那时百姓和乐，国运长久，实在是因为深厚的恩泽深入人心。如今皇上威加四海，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遵循王道，正当轻徭薄赋、爱养休息的时候。但按时势审视，似乎有深切的愿望却来不及实施，这是因为军粮至关重要，国库没有多余的积蓄，不得不向百姓征收罢了。然而以目前的情况计算，一年的赋税尚且不够一年的军饷，往后百姓的财力日益疲乏且有限，军粮日益增加而没有穷尽，又拿什么来供给呢？凭借皇上的神妙谋略，辅佐天命的大臣老成尚在，不在这个时候筹划长远之计，还等待什么呢？考察明初有军屯的制度，供养百万军队，不花费民间一文钱，等到有事调拨时，才筹措供给行军，军队休整事毕，随即停止供给，每年花费不过数百万，从此以外都是国库的积蓄。怎能不使内库充盈，粮食腐烂相继，坐享殷富的利益呢？皇上亲政以来，朝廷议论也涉及兵屯了。等到经部复核事务下达督抚，往往被外议动摇阻挠，罢废不施行，不过是因为兵力不多，调征分防之外，确实没有闲余的力气可以耕作罢了。如今四方大定，征调用兵稀少，至于分防的说法，尤其不是将帅谋略所适宜的。古人有言：“山中有猛虎，野菜无人采摘，说的是威势神威在于自身，没有远方不震慑的。”如果一定要划地分土，尺寸地防守，将领就会轻慢而没有威严，兵力分散而更加虚弱，敌人将轻视我们，什么变故足以防备呢？我认为应当下达各督抚镇道，凡是有零星士兵散布的，都应当收回本营，按时训练，汛地有事则迅速出发，卷起铠甲奔赴，即使遥远也必定前往。即使有小丑妄为，应当必然被先声震慑而不敢行动，兵力不分散，然后慢慢命令讲求屯政于屯营近处，或者有荒田可以开垦，或者利用明末旧屯，制定什么方略可以成功，悉心实力确切议论具题上奏，该部即筹措供给牛只种子，使他们即刻兴办事务，等候二三年后，籽粒收获成熟，军粮可以依赖，那么这一镇的钱粮即可永远停止调拨，然后再将已经试验有效的办法在各地照例举行，而那些首事有功的官员也应当破格优厚赏赐。古人一言为主尚可封爵拜侯，像这样军粮大计，如果真有人能为国家兴办万年之利，展现先事之勤，这其功效应当不在攻城略地、开疆拓土之下，即使酬以封侯世赏，谁说不合适呢？而那些依次修举的人，也优厚世袭荫庇。这样，前事可以效法，施行有渐进。即使不能一时尽收其利，只要使一二先有成劳，即每年减少司农数十万之金钱。国计可以日益充盈，民力也可以逐渐休息，这是圣子神孙万世之计。

伊犁兴屯原始

新疆各省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据屯，而没有旗屯。只有伊犁都有。兵屯者，是绿营兵丁的屯田；回屯者，是回民的屯田。创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时，初设兵驻守。高宗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农功应当兴举，特命参赞大臣阿桂专门管理屯田。由阿克苏率领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回子三百名，越过穆苏尔达巴罕到伊犁镇守办事，搜捕玛哈沁，招抚散乱的厄鲁特。即让绿营兵筑城，回子趁时兴屯，开渠灌溉，这是伊犁屯田的开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陆续从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换一次，以五百名

译差操兵，二千名屯田耕种。乾隆四十三年，将军伊勒图奏请获准，将眷口定额改为三千名，其中五百名担任差操，二千五百名屯田耕种，划分为二十五处屯田，仍然根据仓库储粮的多寡，随时增加屯田耕种的人数。这是兵屯。

回屯，是从阿克苏原本带回的三百名回民，在伊犁河以南的海弩克地区分拨垦荒耕种。次年调取伯克，并从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地陆续增调回民，到乾隆三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户。其中除去彦齐回民——彦齐是指随伯克品级给予服役的回民三百二十三户，他们耕种土地所产的麦子，供给大小伯克及挖地的回民六十户作为养赡口粮之外，奏定耕种土地的回民六千户，划分为九处屯田，在固尔札修建宁远城居住，设置阿奇穆伯克管辖。这是回屯。

户屯，是商民之屯。创始于乾隆三十七年，将军舒赫德奏报说明，客民庄世福等四十八户，利用不妨碍屯田工程的隙地，请求允许开垦，就在当年征收赋税，永远作为本地居民。这是户屯。

以上兵屯、回屯、户屯等屯田制度实行已有多年，由来已久。只有旗屯这一项，则是以前所没有的，直到嘉庆七年才开始兴起。

在此之前，乾隆二十九年，奉高宗纯皇帝谕旨：“伊犁田地肥沃滋润，如果足够多人耕作，不如让满洲官兵分种，既得以勤于农耕，对于供养家口、喂养马匹都很有益处。着令查明地亩，等满兵到齐后，酌情分给耕种。”钦此。当时将军明瑞覆奏，认为距离伊犁二百里以内可耕种的土地很多，等官兵到齐后，再妥善商议办理。后来在回屯以东开筑新渠，因为地势较高，未能完工而停止。乾隆三十七年又设法用水师，为土尔扈特部屯田，不到一二年也停止了。

等到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奉谕旨：“驻防官兵人口日益繁衍，而国家经费有定额。伊犁地广田肥，着赏给官兵地亩由佃户耕种，用以资助生计。”钦此，历任将军都以灌溉缺水为由，未能筹办。

嘉庆七年，将军松筠勘察地形，亲自实地查勘，才找到导水的要领，奏报在惠远城东伊犁河北岸疏浚大渠一道，蜿蜒数十里，引用河水灌溉田地。又在城西北草湖淖发现泉水，设法疏浚，修筑堤岸，开分支渠灌溉旗屯地亩。又在城东北沿着渠畔选择适宜耕种的好地，分给惠远城官兵播种，而将以前绿营裁撤的屯田授予惠宁城八旗官兵，都令闲散余丁代耕，并雇佣人佃种，永远作为世业。获得皇帝旨意允许施行。

后来又疏浚大渠一道，与以前所浚之渠连通，命名为通惠渠，并在其东阿齐乌苏地方疏浚大渠，引用丕里沁山前的水灌溉田地数万亩，这又是旗屯的开端。

译附屯务成案

乾隆二十五年，办事大臣阿桂奏报伊犁增添兵丁、招募种地回民以及修筑城墙等事宜，奉旨命军机大臣核议具奏，钦此。当时经核查回复如下：

一、原奏中提到，伊犁种地的回民现有三百名，适宜在次年再增添七百名，以凑足一千名之数。恰逢舒赫德奏请派遣回民五百名，令其携带家眷于来年前往，每名应备带小麦、大麦籽种各五斗，谷子、黍子籽种共五斗，农具、马匹、牲畜等项，均照本年迁移回民的成例办理。令其于正月初间从阿克苏等地起程，以便在二月初间雪化之时抵达伊犁种地。除已咨行舒赫德外，尚需增添回民二百名，待伊犁麦收后再行拨发。经查，伊犁地方地广土肥，若多拨给种地回民，实属有益。但移驻种地回民所需的口粮、籽种、马匹、牲畜，若令一时全部办理，各城回民筹措不免拮据，自应陆续拨发。应依阿桂所奏，饬令舒赫德等人妥为办理。所请麦收后拨发的二百户回民，若能同五百户回民于正月内一并发往，甚好；倘若不能一并发往，麦收后种地之时已过，与其抵达彼处徒然耗费口粮，不如等到秋收后再行拨发。这样不但从阿克苏起程不至拮据，而且他们到达不久即逢春季种地，也不致耗费口粮。应请饬令将此项二百名回民于来年秋季落雪以前起程拨往。

二、原奏中提到，伊犁地方外界哈萨克、布鲁特，本年三百名回民始种三百石籽种，除供养他们自身妻子及应留籽种外，回民五百名合此回民三百名，每名若令种一石五斗籽种，按十五分收获可得粮一万八千石，按二十分收获可得粮二万四千石。虽至少也够一千户回民、二千五百名兵丁一年口食。伊犁现有兵丁九百余名，请于来年再添拨一千五百余名。现有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八百余名外，再派马兵六百余名；除现有绿营兵一百名外，再添绿营兵九百名。此项增添之兵，舒赫德处先添马兵四五百名，于来年春间应拨五百名回民起程之际一并发来，照本年春间带来官兵的成例，办给米、羊、只（注：此处“只”疑为“只”或特定物资简称，依文意理解为补给物资），其余兵丁俱俟麦收后起程，只办给沿途口食。经查，伊犁驻防兵丁，宜量回民等所种地亩收获敷用，再为陆续增添驻防。本年三百名回民所种地亩收获之粮，即够千余名兵丁口食。来年若再添回民耕种，可得二千五百名兵丁一年口食。应如所奏，由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城调派满洲、索伦兵六百名，绿营兵四百名；由乌鲁木齐调拨绿营兵五百名，添驻伊犁。不唯口粮易得，而且对防守地方有裨益。此项往驻兵丁，于春间护送种地会民之时，先令几百名起程，秋季几百名再起程，所需口粮等项如何办给，应饬令舒赫德行文与阿桂商议办理。

三、原奏中提到，来年回民足有一千名耕种，所收之粮在壬午年即够三千名兵丁口食。来年秋季拨驻的绿营兵一千名抵达伊犁后，即先令耕种秋麦，壬午年春再令耕种小麦、大麦、谷子、黍子。计一千名绿营兵丁、一千户回民耕种所收之粮，足够六千名兵丁口食。察看此地情形，尚无需许多兵丁，若有兵四五千名，即足敷用。但伊陆地处极边，接连外夷，若驻兵五千，请驻满兵三千，绿营兵二千；若驻兵四千，除一千名种地绿营外，请再拨绿营兵一千前来，令其盖房筑城，俟换防之际再行拟定数目。经查，现在固尔札、海弩克、察罕乌水等处，令回民居住耕种地亩，在哈萨克、布鲁特连界之处安设卡伦（哨所）防守地方，需兵较多。若驻兵五千，部队建制完整而威势盛大，但驻兵必须裁度该地分例，不使耗费内地帑项，于事方有裨益。如今阿桂虽称来年一千名回民、一千名绿营兵丁所种之粮，除去留存籽种外，可够六千名兵丁口食，然必须耕种一年后得实在收获数目，方可裁度定拟驻兵数目。莫若于来年秋收后裁度，秋收后实在收获谷石数目如够驻兵五千，俟奏到之日，将出派何处兵丁、如何拟定年限换防之处再行定议。

四、原奏中提到：伊犁名胜之地，河北无过固尔札，河北无过海弩克。若论屯地肥沃，莫过察罕乌苏。其海弩克地方现有回民三百名，即令其居住，不使移动。海弩地方请建一小城，驻兵数百，以遏制哈萨克、布鲁特等所通之路。至于察罕乌苏地土肥沃，种地的一千名绿营兵丁即在察罕乌苏居住，建立一小城池，以遏制哈萨克、布鲁特由伊犁河北所来之路。请自来年春季起，陆续前来的七百户回民……

译你全都命令驻扎在固尔札，建造一座大城。所有大臣的衙署以及仓库、房舍都修建在这里。命令骑兵等人在草色青绿的时候，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马匹和牲畜，以便各路军队远出巡防。等到草枯黄、落雪之前，各自命令他们回到城附近过冬。但是自从今年粮食尚未积蓄，不便立即调遣筑城的士兵。等到壬午年夏季所拨派的一千名绿营兵到来，专门命令并责成他们从事筑城盖房等事务。那些种地的士兵和回子等，也命令他们在闲暇时帮助，使得在一年期限内完工等语。”

查伊犁种地驻兵，适宜在形势险要的地方修建城池以遏制外夷，现在固尔札、海弩克、察罕乌水虽然都是形势险要之地，但是固尔札野柴稀少，如果修建大城让多人居住，得不到柴薪，士兵不免生活拮据。应当在乌哈尔里克、察罕乌水、哈什崆、吉期伯勒齐尔等树木茂盛的地方，或者靠近产煤之处多驻扎士兵，这才有益。请命令阿桂另行详细视察并定议。在海弩克地方修建一座小城，现有的三百户回子不让他们移动，仍然驻扎几百名士兵，以防备通往哈萨克、布鲁特之路。在察罕乌水地方修建一座小城，命令种地的一千名绿营士兵居住，以防备哈萨克、布鲁特从河北来的道路。骑兵在草色青绿的时候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马匹，以便各路军队远出巡防，等到落雪就返回等，都按照所奏办理。

再，修建城池虽然据阿桂称在壬午年夏季拨派绿营兵一千名让他们专门修建，并命令种地的士兵和回子等在闲暇时帮助，在一年期限内完工，但现在伊犁驻兵的数量，必须衡量该处收获粮食的石数才能定议。如果因为筑城又多派士兵一千名，这些士兵到了那里并不种地，岂不是浪费口粮？计算现在该处所有的绿营士兵、种地的回子以及来年添拨的绿营士兵、种地的回子，已经有两千多名，应当命令他们在种地之余逐渐进行筑城。这两千人的力量也与一千人的力量相等。筑城必须确定年限，也不必一时完工，应当请命令阿桂通融酌情办理。

原奏内称：现在议定来年秋季增添一千名绿营士兵种地，而牲畜是所必需的。乌鲁木齐所有换得的哈萨克马六百余匹，虽然已经舒赫德奏报备作伊犁之用，但数量尚有不敷。此后再有换得的马匹，在来年草色青绿之际，命令安泰等一并筹措千余匹送来应用。另外哈密、巴里坤上年撤回的士兵有无交回的马匹，也命令查问鄂吉、永宁处，令其备作需用。再有阿克苏等处到伊犁有一千多里，士兵调拨前来，必须驮载牲畜。虽然据舒赫德具奏从乌鲁木齐的驼只中调取三百只，但回子地方不宜用驼只，秋季倒毙的更多。现今乌鲁木齐尚有驼七百只，请从安泰处选择五百只，在来年草色青绿之时，借委员运送的便利，将一千名绿营士兵所需的农具一并筹措装载前来。将驼只就在伊犁放牧。那些阿克苏等处应拨派的士兵如需用驼只，就将此项驼只赶往应用等语。

查来年伊犁添驻士兵，必需马匹驼只，应当如阿桂所奏，饬令安泰将现有的马匹派员送往。来年伊犁添驻九百名绿营士兵，臣等议定应当由阿克苏派四百名，由乌鲁木齐派五百名。既然舒赫德已经将乌鲁木齐的驼只调取三百只，那么由阿克苏派出的四百名士兵起程时即使用这三百只驼只。另外乌鲁木齐既然尚有驼七百余只，也如阿桂所奏选择五百只，令其驮载一千人种地所需的农具，即交给这五百名士兵带往。此后添拨伊犁种地的士兵，就就近从乌鲁木齐等处现有的士兵中调拨，可以免除从内地派出的麻烦，等因奉朱批：带领乌鲁木齐士兵前往时，着派安泰，其余依议。钦此。

译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将军阿桂上奏说：新疆地区种地的士兵，每人收获细粮十一石以上，是否给予议叙奖励？起初开垦土地时，是为了用优厚的奖赏来激励大家。现在可耕种的土地，虽然肥瘦不同，但差别也不大，完全依靠选择土地、引水灌溉和辛勤耕作。如果将努力耕作、收获较多的人加倍奖励，那么收获量的差距就会很大。而近年来逐渐增加，有的士兵收获细粮多达二十七石有余。乌鲁木齐等地，每年每名士兵不过收获细粮十四五石。雅尔（即今天的塔尔巴哈台）地区，去年每名士兵才收获细粮十一石。这三处收获量的差距悬殊，但给予议叙奖励的标准却毫无差别。如今各地官兵都已定居下来，不同于当初开垦土地的时候，应当重新规定议叙奖励的条例，以便永远遵行。每名士兵获得细粮十一石，扣除本地食用外，计算每人每天应得八合三勺，还不足以供养三人。此后请停止给予议叙奖励。每名士兵如果收获细粮十八石，扣除自身食用，还可以供养五人，请求按照现在的议叙条例给予议叙。每名士兵如果收获细粮二十八石，扣除自身食用，完全可以供养八人，请求在现在的议叙条例之外，再加奖励给予议叙。这样不仅能使努力种地的官兵更加受到鼓励，也能使那些不太努力种地的官兵知道应当努力，这确实对官兵和边防储备都有益处等语。奉旨：军机大臣议奏。钦此。经军机大臣议复，认为应当照所奏办理。此后种地士兵每人收获细粮十一石的，停止议叙奖励。每名士兵收获细粮十八石的，仍照现在的议叙条例给予议叙。收获细粮二十八石的，在现在的议叙条例之外加倍给予议叙。奉旨：依议。钦此。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将军伊勒图上奏说：“从前因为伊犁地方没有储备粮食，曾从屯田绿营兵丁三千人中，除去各项差役五百名，每年令二千五百名种地纳粮。几年来，储备的粮食现在已有五十多万石，足够发放三年。每年绿营兵丁以及平民、回子等所缴纳的粮食，大约可得十八万石，扣除一年发放外，还可剩余二万石。每年储备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发霉变质，似乎没有益处；而兵丁们如果不善于操练，也没有益处。请求从屯田绿营二千五百名兵丁中，撤出一千名，令一千五百名种地，令一千五百名操练技艺勇武。这样每年更换一半，操练技艺勇武，新疆驻防兵丁技艺娴熟；而另一半兵丁每年种地收获，如果丰收，所得粮食就足够发放，如果遇到稍歉收的年份，储备粮食既多，完全可以没有忧虑。”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将军保宁上奏说：查前任将军伊犁粮仓储备的粮食五十多万石，储备粮食太多，以至于发霉变质，似乎没有益处，请求从二千五百名种地兵丁中撤出一千名，裁撤十个屯，令一千五百名种地，令一千五百名操演练武。如今几年所收粮食分数在二十三四分不等，计算每年所收都以二十四分为准，收获四万二千多石。再发给绿营种地的为民遣犯等缴纳粮食一千多石，回子等缴纳粮食九万六千石，以及各仓斛面浮出的粮食三千石，一年总共可得粮食十四万三千多石。现今伊犁一年发放总共需要粮食十六万六千多石，还欠缺不足粮食二万三千石，都由仓库储备的五十多万石粮食中陆续填补，现在剩余粮食三十多万石，虽然还足够发放数十年，但伊犁地处极边，如果不稍微储备一些余粮，如果遇到歉收或有需用粮食的事情，仓库储备的粮食不能接济，实在关系重大，理应预先筹划办理。从现在各差役行走的一千五百名兵丁中留下八百名照旧操演练武，充当各差役外，以七百名增设七个屯，令从明年开始种地，计算一年二十四分收获可得粮食一万九千多石。这项粮食加上现在回子等请求增缴的粮食四千多石，就足够每年发放，所余仓库储备的粮食三十多万石，每年出陈易新，自然不至于发霉变质，而仓库中可以得到永远储备的粮食。这样酌情筹划办理，一年收获足够一年口粮，其余操演的八百名兵丁也足够充当各项差役。奉朱批：“好事，知道了。”钦此。

嘉庆四年三月，将军保宁上奏说：绿营三千名种地兵丁中，令八百名操练当差，二千二百名种地纳税。这么多年来，仰赖圣主洪福，都各自丰收。每年除从绿营兵丁、平民、回子等所缴纳的谷石中发放官兵外，还剩余粮食一万石有余。计算现在各仓所储备的谷物三十六万多石，足够发放两年。虽然极边之地，积蓄官兵口粮，越多越好，但按年积累过多，以至于发霉变质，也似乎可惜。理应稍作变通筹划办理。考虑到极边之地，兵丁技艺勇武关系紧要。他们虽然更换种地，趁空闲操演，究竟不能熟练。如今各仓既有永远储备发放两年的余粮，请求从现在种地的二千二百名兵丁中，撤出四百名，令一千八百名种地，更换操演练武。再添兵四

译百人，不仅每年征收的粮食在发放后仍有剩余，而且士兵们的武艺也能变得熟练。奉旨：“很好，着照所请办理。”钦此。

译嘉庆九年二月，将军松筠上奏说：据代理总兵纳尔松阿呈报，那十八个屯所耕种的土地，尚且依照前任将军伊勒图所制定的轮休章程，仍然命令耕种十五个屯的土地，特来请示。查此处土地不像内地那样使用粪肥，各屯土地都是耕种一年，休耕二三年后再耕种，才能肥沃丰收。起初绿营曾共同耕种二十五个屯，后来因为轮换休耕的土地不够用，在乾隆四十七年经前任将军伊勒图上奏说明，仓库中储存的粮食既然很多，必然会导致腐朽，而边疆地方操练士兵也属紧要，于是撤去十个屯的士兵出来操演，只耕种十五个屯的土地，一则为了操练士兵，二则因为土地久种不能肥沃，想要使土地辗转更换休耕，所以如此斟酌办理。后来在乾隆五十四年，经前任将军保宁认为多储存粮食也属紧要，上奏获准增添七个屯，共二十七个屯耕种土地。嘉庆四年，又经保宁认为储存粮食既然很多，酌情裁撤士兵让他们操练，上奏获准再次裁撤四个屯，这都是因时制宜办理的。现在代理镇守的纳尔松阿认为现在所种的十八个屯土地，请求仍照从前轮换休耕等情况，合计起来，仓库存粮四十多万石。他所请求裁撤的，虽然也与从前伊勒图拟定耕种十五个屯土地的数量相符，但休耕的土地也不可不定年限。从前经伊勒图拟定耕种十五个屯土地后，隔了七年既经保宁上奏说明增添耕种，应如纳尔松阿所请，命令暂时裁撤三个屯，照旧耕种十五个屯土地，此后不许休耕七年，应命令休耕五年，期限满了仍然增添耕种。现在撤出的三个屯士兵照旧操练，闲暇时让他们修补各该城垣，务必使其完整。奉朱批：着照所请办理。遵此。

嘉庆十三年，将军松筠上奏说：“以前在嘉庆九年，为按照旧有章程休耕土地，上奏裁撤三个屯。奏折内曾经声明，休耕屯地五年期限满了，自十四年开始，就应再增加三个屯耕种，相应上奏说明并札行屯镇总兵国兴阿。自十四年开始，照例增加耕种三个屯。”奉旨：“知道了。”遵此。

嘉庆十年将军松筠上奏说：伊犁塔尔奇地方向来设置水磨一座，是由绿营各屯摊派拨给军官士兵轮流服役。那些军官士兵从仓库领取麦子，每年磨十余万斤，作为出差官兵及各项当差遣犯的口粮应用。每年磨运，不仅常常占用军官士兵的车辆，而且所磨的新旧麦子相接，在夏熟之际难免发生霉变。每当官兵支领时，多导致不堪食用，竟然两无益处。查此项粮食，本是伊犁回民每年交粮十万石，每石加纳三升的斛面余粮。从前每年出差官兵及各项差役应当支领的口粮，原本是有盈无缺的。自从乾隆五十年前任将军保宁上奏增添惠远城满营鸟枪步甲四百名以来，每年应当需要的口粮支放，都是历年积存的斛面余粮。到了嘉庆八年，旧存的余粮都已全部支放，所有步甲每月支领的口粮，自嘉庆九年不得不从正项粮食中支给。如此年复一年，必然导致仓库正项粮食亏短，实在不是慎重仓储的办法。因而考虑裁撤绿营磨运的军官士兵，尽可分拨到各屯增加籽种耕种。自明年秋收开始，每年共可增交小麦六百石。所有回民交粮，每石既有三升斛面，而绿营屯工不交斛面，实在觉得偏袒。应命令屯工一体每石加交三升斛面，每年又可增交小麦九百余石。加上每年回民斛面余粮三千石，总共余粮四千五百余石。总计每年足以支放鸟枪步甲及出差官兵各项差役应当领取的口粮之需。仍着粮饷处按年查明确报部备案。再查回民交粮，不仅每石加交三升斛面，其每斛足敷七十斤外，还有鼠耗。至于绿营各屯交粮，从前只交鼠耗并无斛面，而其每斛的斤秤竟然不如回民粮食的斤秤足敷支放，实在对官兵每月支领有碍。现在虽然增交斛面，其所有不足的斤秤，仍应补交，以充足民食而归于实贮。奉旨：据松筠上奏酌情裁撤水磨增加屯粮一折，其所称裁撤水磨，把绿营磨运士兵分拨各屯种地纳粮，对官兵等较为有益，所奏似乎尚可实行。只是命令绿营屯工在纳粮时一体加交斛面并补足鼠耗斤秤之处，虽然是对比照回民一律办理，但也须体察绿营各屯是否有力加纳，并恐开启藉端勒索浮收的弊端。保宁在伊犁多年，对该处情形素来熟悉，着将松筠所奏事宜悉心详核妥议具奏。遵此，当时经保宁议奏，奉上谕：以前据松筠上奏酌情裁撤水磨增加屯粮一事，因保宁以前在伊犁年久熟悉该处情形，发交他核议。现在据保宁详议覆奏：伊犁塔尔奇地方向来设置水磨，派拨军官士兵轮流磨运麦子以供给各项应差兵役口粮。现在因为麦子陈积霉变，那些官兵情愿领麦易，自是实在情形。而且撤出此项士兵仍可分屯耕种，增交麦子

译仓储也有裨益，着即按照松筠所奏行的办理。至于请求让绿营屯工在交纳粮石时与回户一样加交斛面三升，并补足斤秤的地方，绿营兵丁派拨屯田仍然需要兼习操练防守，原本就与回户专门从事耕种的不同。所交的粮石只应令其按照原定的斛额交足斤数，如果责令加交斛面三升，恐怕兵丁财力不免拮据，而且仓管官员等或许藉词勒索浮收，更容易滋生弊端。松筠所奏不可行。至于惠远城满营添设鸟枪步甲，每年发放口粮，现在从存贮的正项仓粮中动用，恐怕日久会导致短缺。据保宁奏称：他前任将军时因为仓贮过多，曾经奏准在屯田兵丁二千五百名内撤出四百名轮流进行操演，原本打算在数年后察看粮石的盈缺再行酌量办理。如今旧存的余粮既担心全数支放，如果不从原撤出的屯兵中再量为派拨分屯耕种，每年所收获的粮石逐渐增加，不仅官兵的口粮足以供给，仓贮也可以日益充裕等语。保宁所议较为妥帖，即照议行。钦此。

译嘉庆九年，将军松筠上奏说：“伊犁种地的回民有六千户，以前每年每月缴纳粮食十六石，总共每年缴纳粮食九万六千石。后来人口日益增多，开垦了更多的土地，在乾隆五十四年上奏说明，又总共续增缴纳粮食四千石。这六千回户四十多年来，人口增加了一倍。阿奇木伯克鄂罗木杂布开垦并借用厄鲁特的游牧闲地，暂时给回民开垦耕种，以维持生计。现在他仍然自行从〇余水设法开渠，希望开垦戈壁荒土，确实属于急公好义。因查遣戍屯田的土地极多，与其屯种有名无实，不如拨给回民耕作，使他们应缴纳的官粮有盈余，就可以养活家口，这样对回民公私都能得到实惠。询问厄鲁特总官等人，愿意将今年回民借种的土地一并拨给。另外春稽地方有田地二千多亩，也批准回民耕种。鄂罗木杂布及伊什罕伯干等都表示情愿，每年缴纳小麦二千石，以供铜铅厂工人的口粮。”奉皇帝旨意：“着照所请，将哈什河南的遣戍屯田改拨给伊犁种地的六千回户耕种，仍将今年回民借种厄鲁特的土地一并拨给。那春稽地方的二千多亩田地，也批准回民耕种，每年缴纳小麦二千石，以供铜铅厂工人的口食。”钦此。

《筹议省口外屯垦情形疏》，光绪十二年。

刚毅

我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谕：巴燕岱领队大臣长庚上奏称，西北河勤泰山宜早防守，金山等处宜开屯田等语。该大臣对边隘地势向来熟悉，所说的各节不无可取之处。着刘锦棠、谭锺麟、鹿传霖、刚毅按照该大臣所奏，体察地势情况，详细规划妥善商议上奏等因。钦此寄谕到我。伏查金山系属晋边，所有议兴屯田的事宜，自然应该由我察度筹办。当时已经藩臬两司暨归绥道遵照，一方面委派萨拉齐同知徐秋驰往实地勘察。现在据禀称：躔金即台吉地，属于河套外，是伊克昭盟所属的达拉特、杭锦两旗牧界。西到乌拉河东二百五十多里，东到乌拉特地界二百八九十里，北到黄河旧道，南到现行黄河从二百多里到一百四五十里不等。坐落西北斜向东南，长五百多里，平川广漠，一望无际。正北狼山迤西红山，就是黄河旧道由南北行，转折而向南向东的地方，则东大畲、太什拉、千前山后山峦凑接，气势回合连续不断，由西向东逐渐收敛。这是北躔金一带山势地形的概况。套外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追溯查考康熙以前河行北道，并没有水利。现在改行南道，蒙古才开始让素来交易的商人租种分佃，就利用黄水冲刷低洼的地方，因利乘便修成渠道。西边则躔金计共五渠，东边土人称为后套计共三渠，迂回约二百里，中间支渠曲折蜿蜒不可胜数。而余水仍可退至河的旧道，由东北折向西南绕过乌拉前山的西山嘴，归入南河。土地本来肥沃，渠道又顺利，麦谷黎秫种无不宜，所以山陕直隶无业的百姓从前承佃到这里，都能自立生业。这是套外一带水利土宜的概况。达拉旗牧界内台吉波罗搭拉地方，道八年曾奉谕旨，准许租给商人耕种五年抵还债项等因。钦此遵行在案。后来继续相沿，奉部文而承种的有，由台吉而私放的有，由各庙喇嘛而公放的也有，开垦很多。到了同治初年，甘回逼扰宁夏，躔附近各商分立仁义礼智信五社，办理团体，以资安定。后来防剿各军驻扎防堵，或者设台转运，各商分办运粮，导致荒废本业，渠道随即损坏，不再疏浚，辗转衰落，只存一二老名巨商，不忍抛弃基业，努力耕种自给。而土人所称后套地方的商人，那时还不少。到了光绪二年，遭受马贼蹂躏，不仅躔金的偏僻，东西陲者牛坝商号不过几家，即使后套左右也不过二百多家，颓垣废堵，触处皆然。那地方土质红润，利于浇灌，现在失所已久，土质坚硬，红柳及织机草、枸杞等茂然成林，几乎无路可走。听说咸丰年间，该旗岁收租银不下十万两，近年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文，其空乏已经可以概见。这是达拉特旗套外地界，今昔衰旺悬殊的概况。现在如果在那里议设屯政，那么险要可以借此扼守地利，借此恢复蒙旗，借此赡养诚。如原奏所说，对时局不无裨益等情，禀请查核前来。我私下认为躔金一带，地近塞城，远拱京城，形势所关，不仅为省紧要边防，实亦中外吃重关键。如果能及时筹议屯政，无事则巩固我的边疆，免为逋逃渊薮；有事则防备敌人伺隙，便于控制事机，策诚至善。只是该旗牧地历经奉旨准其

译租种抵债，以及供养闲散人员、预备办公费用等各项支出，这与其它地区蒙古无处安放的闲田情况不同。臣从伍至萨拉齐的包头巡视时，伊克昭盟正盟长固山贝子札那吉尔迪前来见面并共同商议。他声称该盟达拉特等旗听闻有此提议，全都欢欣鼓舞，无非是私下希望开垦屯田后，对上能急公好义以报答朝廷的深恩，对下能沾得利益以稍微宽裕自家的生计。只是在办理之初，仍应当向各旗明确宣告，使他们清楚地知道此举固然为了弹压地方，也是为了体恤蒙古。无论怎样办理，必定顺应其风俗而不改变其适宜的做法，决不让该旗的牧界日久归于民人所有，使蒙古人无可怀疑且有所获利，这样一切才不会遇到阻碍。

译至于目前商议屯田的首要事务，其要点有三：

第一，划分屯田区域。套外地区，西边包括金、和、永、牛坝上下，东边包括后套沙忽庙左右，都属于位置适中的地方。在此分为三批：一千士兵驻防金，正三百士兵驻防二道坝渠以西，分二百士兵驻防沙湖尔庙，正三百士兵驻防西山嘴南哈本尔合少北，分二百士兵驻防。士兵一边耕种一边操练，西边可以联络甘、凉、陇、秦的声气，东边可以联络畲太现的马营。每名士兵给予田地五十亩，共计需要田地五百顷，并供给牛只和种子。先就近容易开凿的渠道，督促士兵挑修通畅，以后兵农两便，耕种自食由营官管理，其余地亩全部由蒙古商人按照旧规办理，以维持原状。只有兵屯用地如西山嘴哈木尔台少北等地，须就近借用拟乌拉特地，其余各就近借用拨杭锦达拉特地，以便分配。

第二，修浚渠道。套外渠道以达拉特、杭锦二旗为最多，此外在乌拉特中旗界内大畲太昭有一道山水，向来引水浇地，宽窄不过二十里。两旗界内西山嘴南有珊瑚湾河道，无需另开大渠，只需在湾的东北建筑一道坝，多开支渠，那么乌拉前山之前全部可以浇灌。西口界内有一道乌拉河渠，是借助黄河北流旧道的口引水浇地，过去是商人自行开凿各旗领取租税。如果开设商屯，应将躔金后套各渠道由官府修浚通畅，各处旧商界内的支渠仍责成各商修理，务必达到一律顺畅，以利引水浇灌。这样商人既容易招徕，蒙古又多得租价，将来或许在寻常租价之外酌情加收商人二成交官，名为地粮，以资助公费。租价多少仍由蒙商自行定价，不准强行压低。

第三，设置官员。套外地方连同乌拉特三旗牧界合计，东西绵延七八百里，南北斜宽二百里至三百六七十里不等。蒙古地界商民不能深入了解，往年租种者往往此招彼逐，导致争端。现在既然商议开屯垦荒，事务日益繁杂，该处距离萨厅甚远，难以兼顾。等办理初见成效，拟另设文武官员各一员驻防躔金，专门管理兵屯商屯事务。设官经费即从地粮二成中取给，以免耗费公款。遇到屯兵滋事，即会同营员办理；如商屯欠租，以及蒙古人驱逐佃户，由官府分别审讯处理，以免构起争端。

以上三点，不过是将见闻所及，撮取大纲。至于屯垦详细事宜，必须等奉准开办时，再逐条商议具奏。但其中尚有为难情形，也不能不事先预计。此举事属创始，需用浩繁，库中缺乏积蓄，经费无来源，则筹划难开办。必须从兵屯开始。口外地方辽阔，现有的练军均驻守要隘，无可抽调，则拨兵难。该地系达拉、杭锦、乌拉特等旗牧地，必须先筹商统一，方可通融屯垦，则借地难。

臣愚以为，欲在这几难中勉力筹划办法，计惟有裁撤树军，另行挑选训练屯军，以所节省的军饷作为开屯的资本，庶几两全。查树军每年需饷银八万四千余两，臣现已咨照大同镇总兵张树屏，查照裁撤湖军章程，厚给资粮，分起护送回家，计每年节省银八万四千余两。拟仿照练章，在大同镇属额兵内挑选士兵一千名，作为屯军，每年需薪粮及加练军饷干银二万余两，尚余银五万六千余两，即可作为屯费，尚可无需另筹。如将来屯务得手，屯饷等各项均有来源，即将节省树军全饷报部备用。至于应借蒙古部落地及招商纳租办法，应请旨敕下伊克昭正盟长，并乌兰察布盟转行达拉特、杭锦二旗及乌拉特等三旗遵照商议，果无阻碍，或先试办三年，如有明显成效可证，即行相地审宜，斟酌损益，定为章程，不失寓兵于农之意。然事体重大，所议是否得当，谨将躔金一带形势绘图贴说恭呈御览，仰恳敕下户部理藩院核议施行。

奏为军饷艰难，新疆南北两路急需大兴屯田，以充实边防储备。附新疆屯田事宜清单。户部。

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常苦于兵多而军饷不足，兵越多则国越弱，军饷越多则国越贫。史册都在，可以考证而知。自从军务平定以来，俸禄未恢复，官员已困窘；厘金未裁撤，商人已困窘。京协各饷，定有考核，催逼急则农民也困窘。各处欠饷累千百万，积欠多则士兵也无不困窘。即使尽用搜括裁省之术，仍不足以养兵，这是臣等日夜忧惶，不知所措的原因。以现在的兵饷论之，只有新疆一隅，较各省养勇为多，军饷需求也较各省为急。每年军饷不下七百余两，各省关频年协济，竭尽财力尚且来不及。偶有不敷，动辄请求部里垫支。部库关系根本，且全倚外省解送支用，用度繁多时担心供给不上，万难将巨款屡次垫出，导致耽误重要需求。以现存营勇论之，新疆尚有四万余人

译目前没有战事，如果骤然裁减军队，又恐怕出现疏漏和意外。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白白消耗资财粮草，这种祸患何时才能终结？眼下各省水灾频繁发生，海防局势紧张，假如协饷提解不能按时到位，军心就会动摇，在臣部既没有可以调拨的地区，各路统兵大臣又将拿什么作为善后的计策呢？当此时事艰难，臣等更加深感焦虑，勉强谋求补救，实在缺乏良策。只有在新疆南北两路，紧急大力兴办屯田，这是当今紧要迫切的事务。借用人力来充分发挥土地的优势，即借助土地的优势来养活人，这有五种好处。新疆军粮，一向由内地运到哈密，再分运到各城，或者在各城设立采运军饷局，分运到各处。山谷阻隔深远，道路遥远，核算运输所费不赀。如果兴办屯政，就地收获耕作的利益，内地就没有转运军饷的劳苦，这是第一种好处。各路请饷太多，垫付难以按期拨解。如果兴办屯政，口粮不用担心缺乏，而且该处所收粮食就可以用来抵充该处的军饷需要，每年应当可以节省银数十万两，足以缓解军饷压力，稳固军心，这是第二种好处。新疆现在征收的民粮，每年大约有三十多万石，都用来供给各营，扣抵兵饷。如果兴办屯政，寓农于兵，所收民粮就可以改征折色，用来备用度支，这是第三种好处。战乱之后，百姓家中很少存粮。如果兴办屯政，几年之内必定会有剩余资财，粮价因此平稳，边防储备也因此充实，这是第四种好处。凡是军队因勤劳而强大，因安逸而衰弱。各军无事坐着吃粮，筋骨懈怠松弛，私下担心军队老化、财力耗尽，在紧急时刻都不足以依赖。如果兴办屯政，劳累他们的筋骨，将来驱使他们奔赴战场，必定更加勇猛健壮，这是第五种好处。臣等反复思考，虽然富强的效果不能期望在朝夕之间实现，但屯垦之事实在难以片刻延缓。而且修办屯政以充实边防，并非从今才开始。古人曾经实行过。新疆开办屯田，也并非从今才开始。乾隆、嘉庆年间已经实行过。历代屯政难以一一列举。我朝自开辟新疆以来，旧有旗屯、军屯、民屯、回屯，成效显著，遗留的规矩都在，可以仿照实行，难道只是空谈吗。查臣部在上年十月会议新疆善后事宜的奏折内，曾请求将屯田事宜由该大臣等明确制定章程，奏奉谕旨通知，遵照执行在案。到现在一年多了，仍未见该大臣等上报回复。臣等推测其原因，必定有三种困难。一是担心边地苦寒，秋收难以保证；二是担心军卒骄横懒惰，不习惯锄耕；三是担心心力不齐，难以达成一致。臣等认为这些都不值得担心。新疆地广，间或有戈壁，但北路从本垒河起，向西直到伊犁，土地都肥沃湿润，种一石可收获数十石。南路八城素来称饶沃，各营驻扎的地方，即使不能一律，大抵可耕之地居多，不难选择土地开垦。以前听说俄国山诺尔地方产粮很多，曾代楚军采运。以山诺尔偏远的地方，尚且有余粮售卖，新疆地大物博，如果能勤于耕作，储备必定丰盈。所以边地苦寒不值得担心。昔日唐朝大臣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亲自耕种百亩，以激励军士，于是谷物麦子充足，军队有余粮。该大臣等如果严加督促考核，以身作则，所管辖的军官士兵怎敢叫苦。所以军卒骄惰也不值得担心。值得担心的是心力不齐罢了。心力不齐，坐着吃粮的人任意悠闲，努力耕作的人反而扣抵军饷，人情既然有所不甘，各营或许因此观望。相应请求圣旨命令新疆各路统兵大臣，迅速商议章程，限期一律兴办屯政，并且必须明确赏罚，以示劝勉和惩戒。此后该管营官以本营收获的多寡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各统兵大臣即以各营收获的多寡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大概士兵都会听命，军饷不会虚耗。一旦开办稍有头绪，臣部就立即筹拨款项继续奏明办理。所有屯田事宜，臣等恭敬地整理清单，呈请御览。

译附新疆屯田事宜清单

一、各处屯田的地方，应当预先筹划。查新疆在光绪三年冬天收复，前任总督左宗棠就有就地筹措资财的主张，选派委员，分头清查土地，到现在应当已经丈量完毕。此时开办屯田，无论是昔日的旧屯田，还是回民叛乱者的财产，以及零星的荒地，都可以耕种。各位大臣应当将某境内可以开垦的田地有多少亩，迅速查明，上报兵部备查核定。

一、各营承种的土地，应当分担责任。查新疆从前开办屯田时，每名士兵种地二十亩到二十多亩不等。现在各营承种，必须明确分担责任。各位大臣应当将某营认种某境内某处的土地有多少亩，每名勇丁承种土地有多少亩，分条详细上报兵部查核。

一、兴修水利，以资灌溉。查南北两路河流很多，百余年来水利设施屡次兴建，尤其以前任总督林则徐所修的伊拉里克水利最为显著。所以伊犁将军曾上奏请求增加新赋税二十万两。现在查该地在吐鲁番、托克逊之间，水田非常广阔，所以屯田尤其以得到合适的人选为关键。应当由各位大臣挑选派遣熟悉水利的官员，勘察地势，或者引河水，或者疏通山泉。如果取得显著成效，准许择优保举奖赏，并让他们长期担任此职，以凭借熟练的手脚来完成全部功业。

一、分别赏罚，以示劝勉和惩戒。查光绪四、五年间，伊犁将军派官兵在塔尔巴哈台等地屯田，将出力官兵上奏请求奖励。其实所种的土地并不多，而且有赏无罚，怎么能够显示惩戒？屯田各营耕作，难免有勤惰之分，劝勉和惩戒应当有赏罚之别。此后各营中，如果有收获最多的，准许将该营军官保举奖赏升迁，以示优异；收获较少，经查实是耕作不力的，即将该营军官严加弹劾治罪，以警戒效仿者。各位大臣都根据各营收获的多少，分别议定奖赏或惩处。如果总办、督办大臣果然能尽心尽力，每年确实能以粮食发放兵饷，抵省饷银数十万两的，恳请皇恩特别给予格外优厚的赏赐。如果数额实在很大的，特别恩赐世袭官职，以此作为对广泛筹划军粮者的鼓励，这不是臣下敢随意请求的。都等该处开办制定章程后，再由兵部上奏说明，会同吏部、兵部遵照办理。

一、农具等项，应当分别购买修补。查开办屯田，所有农具以及种子粮食、牛只，都需要经费，或者招募工匠制造，或者从其他地方购买，或者从仓库储存的种子粮食中拨给。由各位大臣查明某营种地多少，应用各项物资多少，上报兵部查核。此后修补添购，或者动用剩余的经费，或者将收获的余粮变卖补贴，随时斟酌情况办理。

一、收获的粮食应当分别扣抵存储。查光绪八年乌鲁木齐都统咨文称：巴里坤屯田初年耕种，除去口粮及种子外，如果剩余各色粮食数十石，二三年就剩余二百多石。巴里坤是著名的寒冷艰苦地区，必须隔年耕种收获才能如此。各地肥沃的地方很多，如果每营一半应差操练，一半从事耕作，大约每人种地仅能供应几人的口粮。一等到收获之时，各位大臣将某营某处实收某色粮食多少，除去种子外扣抵各营兵饷多少，剩余多少，按年造册上报查核。其余剩余的粮食，选择高燥的地方建仓存储，以免霉烂。

卷八十五 经武部十六 裁兵

遣散勇丁论

古代将军队寓于农民之中，有事则征调，无事则解散回归，所以没有招募的名目，也没有遣散的事情。自从李唐府兵制废除后，军队和农民就分开了。太平盛世，百姓以赋税进贡朝廷，又有所谓的地丁钱，也是正供的赋税。从此百姓不再服劳役，百姓不再抽丁当兵，古代所谓的力役征发、邱甲车赋的政策，后世都没有了。后世的兵制，都有定额，有骄兵，有步兵，每省多的不过三十万，少的数万而已。如果遇到内地变乱，或者有外夷侵犯，兵力不够用，才开始有招募勇丁的事情。招募勇丁的事情，也很难说。起初所招募的，不是耕田的农夫，就是无业的游民，不知道步伐进退的方法，不认识枪刀矛的使用。一旦到军营训练，就需要很多天，耗费军饷已经难以计数。等到他们出征时，安家有费用，行路有资费。到了战场接仗时，有的因为胆怯而导致溃败，有的因为战败而全部逃跑。即使侥幸成功了，遣散的事情更有难言之隐。因为欠饷未清，暂时拖延的有之；因为遣归不当，别生事端的有之。以前曾文正公在遣散各勇时，在军营中算清欠饷，只给路费，其余欠饷到原籍后才如数给清，所以各勇没有逗留在外不回归原籍的，也可以说是用尽心力，计划无遗了。然而遣散之后，有的因为饮食改变常态，不能再安于淡薄；有的因为淫赌成习，不能再知道艰难。上等的人甘愿成为饿死的人，下等的人流落成为盗贼，这就是哥老会日益兴盛，而游勇到处都有的原因。我从事公务很久，深知曾公竭尽苦心，仍未得到善策，可见遣散勇丁之难，有十倍于招募勇丁的。日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