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文教部一　学术

译成为一国一乡的人。那些劣等的，成为一室之人，七尺之躯的人。至于最劣等的，成为不具之人，异类之人。言语成为世间的法则，行动成为世间的表率，活着时人们以他为楷模，死后他的著作得以流传，风范遗泽，历久弥新，这是百世之人。功绩在于造福百姓，事业在于匡扶济世，他在世时天下依赖他而安定，他去世后天下不知依靠谁，这是天下之人。恩惠施及于一方，德行表率于一域，事业尚未光大，但立身无愧，这是一国一乡之人。至于那些智虑不离锅碗瓢盆，慈爱不超出妻儿的人，只是一室之人罢了。沉溺于口腹身体的供养，追求耳目感官的娱乐，身外之事置之不理，只知满足自身欲望的，只是七尺之躯罢了。沉迷于所嗜好的事物，昏乱荒废，这是不具之人；进而败坏法度、灭绝道义，成为百姓祸害的，则是异类之人。难道人生之初，就如此不同吗？难道有驱迫限制导致这种区别吗？是习惯造成的。习惯的不同，是由志向决定的。志向在此，习惯就在此；志向在彼，习惯就在彼。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恶事了。”这是说志向不可不坚定。所以立志于道义，不会陷入货利之中；立志于货利，不可能侥幸成就道义。立志于道义，就会不断上进；立志于货利，就会不断下滑。其开端极其细微，其效果极其巨大，近在胸臆之间，却周遍天地之内；在一息之间确定，却影响百年之久。志向这种东西，前往必定到达，谋划必定成功。等到它到达，就无法返回；等到它成功，就无法更改。世上诵读周公孔子言论，通晓其义理以谋求仕进的人，比比皆是。周公孔子的遗教，未曾听说有付诸实践、遍及上下的，难道是年少时学习，长大后忘记了吗？恐怕是诵读周公孔子，但志向不在周公孔子吧？志向不在周公孔子，那么所志向的必定是货利了。让那些志向在于货利的人，凭借富贵的资本，主宰众人的命运，我悲叹民生日益困顿。如今种子播撒在地里，种高粱大豆就长成高粱大豆，种乌头附子就长成乌头附子。雨露的滋润，培土的力量，都按照所种的种子，产生相应的成效。高粱大豆长成，人们依赖它们供养；乌头附子长成，人们遭受它们的毒害。学习不端正志向，却勤奋于诵读，广博见闻，美化文辞，以谋求仕进，那么所学于古人的，都成为毒害他人、谋取私利的凭借。唉！学者一天的志向，是天下治乱的根本，是百姓忧乐的源头。《学记》说：“大凡学习，官员先注重实务，士人先注重志向。所以未做官的人，一定要让他端正志向。”教育而不先端正志向，学习而不崇尚志向，想要天下治理隆盛、风俗美好，从何而来呢？所以人漫无志向，安坐饱食而已，是自暴自弃的人。舍弃道义，而急切追求货利，不知自我反省，将导致毒害他人，从而伤害自身。自暴自弃不可取，毒害他人从而伤害自身，更不可取。况且，志向在于道义，没有不得到道义的，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能得到。志向在于货利，未必真的得到货利，而道义已经坐失。人如果审察内在与外在的区别，必然得到与未必得到的道理，也可以确定自己的志向了。

译百姓尊贵

余廷灿

起初万物萌芽，与天地一同开辟的，大概是那些头顶圆、脚掌方的百姓吧？百姓是根本，有顺应百姓本性而加以教化的人，就称为圣贤；百姓是萌芽，有顺应百姓萌芽而加以通达的人，就称为君主和宰相。这两类人并非与百姓不同，而是用百姓的道理来阐明百姓，用百姓的力量来保卫百姓，不是利用百姓而是为百姓所用，这是天地的本心。然而治理百姓的人却说“百姓低贱”，这有什么不同于脚每天踩在地上却不想到离开土地，那么脚就会悬空没有依托，即使有飞廉那样凌空跨越的双脚，也只能僵倒仆地罢了。这有什么不同于鱼每天生活在水中却不知道水会干涸，那么鱼就会一起处在陆地上，即使有横渡大海的长鲸，也只能任由蝼蚁主宰它的性命罢了。杨雄说：“周朝的士人尊贵，然而文王、武王、周公尊重百姓，也是明显的。”爱护自己孩子的人尊崇他的老师，尊重士人正是为了尊重百姓；使脚寒冷的人伤害他的心，百姓不尊贵，那么士人也就无法得到尊重。明朝人耗尽三百年的学校科举之力，来奉养数千上百位宽衣博带的士人，而这些数千上百位宽衣博带的士人却只知道文章声气，不知道百姓的事务，谈论吏治之术，那么他们回报国家的又是什么呢？像姚、姒、姬、孔、孟这样的圣人与贤人，上天吝惜而不轻易降生，然而等到他们降生后，上天也只是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百姓罢了。如果凭借姚、姒、姬、孔、孟的贤能，却对百姓漠然不屑，尚且说是违背天意，怎么可以截然将百姓与士人隔绝？一方视为珠玉，一方视为粪土。小百姓正兴起相互仇视，国家即使想长久与士人共享天下，难道可能吗？现在抛弃诗书，家庭必定败落，这是肯定的，秦朝轻视士人就是例子。现在整天歌诵诗书不离口，却让他们观看沟渠河流，谈论庄稼桑麻，就吐弃如厌恶之物，这简直是毁坏天地的本性而抛弃生民的性命，又哪里是真的能歌诗诵书呢？

养源篇

宗稷辰

想要向天下灌输恩泽，使得远处的人像近处的人一样蒙受，后世的人像同时代的人一样蒙受。他的志向和度量广阔无边。然而神圣的人不害怕这无边，而是穷究那有边的地方；顺着有边的地方进一步穷究那边的来源，那么就连深远得仿佛看不见边的地方也一并穷究了。大概那最终宏大而不可穷尽的，其开始必定微小而不可穷尽。这就是所谓的源头，银河不枯竭，东井不干枯。源头出于天的是这样的。至于岷山、嶓冢以上，泛舟所出的地方，于是形成了长江；昆仑以上，众窍所发的地方，于是形成了黄河。以及汝水、汉水、淮水、泗水、恶水、池水、睢水、漳水、湘水、沅水、章水、贡水、淞水、渐水、震泽、支流万千，没有不有源头的，而清淑之气蕴积其中，流淌于广阔的区域，长久不息，所以常常不凋谢不枯萎，像天上的水。因此养护源头的是天地。正因为如此，君子养护源头不可以停止。源头出于天地，明显在人耳目之间，而天地暗中养护它，抬头看不见它的开端，低头看不见它的边际。如果天下有大源头，存在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之前，等到长久安定后，人们不知道也不了解。源头大的千年不竭，源头小的百年逐渐消微。后来的圣人兴起，不能寻求前代圣人的源头所在而养护它吗？养护天下的源头怎么做？回答说：仁厚罢了。仁所以宏大而没有不包容的，厚所以均匀而没有不普及的。皇者弘扬它，帝者尊崇它，王者廓大它，伯者依托它，其下的则轻视它。不仅轻视它，而且自我剥落它。所以有有源头的天下，有无源头的天下。有源头可以养护，无源头的从哪里养护呢？那些大小国家，大的看这里。至于家看待国家更甚，而家的兴起与家之所以大的原因，也不能没有源头。源头端正的，主要不出于仁厚。源头深而养护深的，家必定茂盛而长久；源头浅而养护深的，家也积累而昌盛；源头浅而养护又浅，家应当衰落而损伤。如果无数代的源头而没有一天的养护，不奇怪它早晨兴起而晚上灭亡。〇国家的源头根本虽然不同，而逐渐达到的天理是相同的。至于人有身体，身体有心，看待家更少，而身心之所以产生与身心之所以成就，更不能没有源头。源头高尚的，主要不过乎仁厚。源头而养护它，又可以贤良，可以圣明。源头未尽而养护它，使得可以成为常人，可以成为君子。源头既无而养护它，又失去准则，开始端正而最终邪恶吗？有的。昨天良善而今天奸佞的，有的。起初念头正确而转变念头错误的，有的。一息存在而一息离去的，有的。同样是这些人，都出于本性，都出于天，不能称为无源头。而禀受气质不齐，其源头所得的稍薄，后起的教化所以开启其觉悟的，或许难以完全恢复其最初的良善，而完全转化其气质的偏颇，那么其身心不能自我养护，往往如此。而有的好有的不好，几乎难以辨别。天下国家的源头，得到养护或失去养护，在于几个人，几代人。不担任其职责的人，即使想养护它也没有途径。至于身心，不是分外的责任，源头可以自我寻求，养护可以自我努力，权柄在自己。而悠悠忽忽，自弃于小人的归宿，禽兽的道路，是谁给予的忧患呢？我因此特别痛切地陈述，以期望世人

译这是滋养本源的人。

译给曾子植的信

刘蓉

分别将近一年，你我都在偏远之地，没有机会相见，多次想寄信，却常常苦于没有便利的使者，想专门派人去问候，但那些我内心想要表达的浅陋意见，不知道在你看来如何？所以我就沉默不语了。开春时接到你哥哥的信，信中对我的嘱托，情意非常深厚。我原打算在五、七月间或许能到省城，得以与你见面。却不幸遭遇祖母去世的丧事，而我这瘦弱之躯又日日生病，自己虽然懈怠荒废了自我修养，哪有空闲为你谋划？因为这种拖延，于是关系变得疏远，而你也没有书信问候。这一年学业的进展，志趣的所在，没有人告诉我，我一无所知。然而每当想起你哥哥多年来对我的嘱托，以及你去年与我相处的情谊，我抚躬自问，感慨万千，没有不感叹辜负了你们的。心中怀想已久，道义上不能沉默，于是借着这次使者方便的时机，陈述我的浅陋心意来告知你。

我私下认为，人做学问，贵在首先辨别自己的志向。志向不确立，就会因循守旧、萎靡不振，日子一天天消磨，月复一月地侵蚀，最终侥幸成功的希望都没有。如果志向在心中果断地自我决断，那么他的成功也必定是远大的。纪昌的射箭，秋胡的弈棋，后羿的射箭，庆忌的雕刻，师旷的辨音，公输般的展示巧思，庖丁的解牛，他们并非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智慧，却能凭借技艺名扬一世，是因为他们用力专一而志向先已确定。君子对于学问，难道与此不同吗？志向在于小处，所以成就的也就小；志向在于大处，那么成就的也就大。大小虽然可以衡量，但关键在于激励我的志向去追随它，耗尽日夜，忘记寝食，以求达到这个目标，达不到就不停止，这一点是一样的。因此，小人立志于技艺以成名，君子立志于道义以成就德行。基础奠定在一念之间，而成就则在数十年之后，就像拿着左券去要求右契那样，没有不偿还的。古代圣贤之所以能成就不朽的功业，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但是谈论今天的学问，又有需要辨别的地方，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组织治理之学，这三者都杰出地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有才能智慧的人士争相趋附。然而我认为这三者，如果不以道德的实质为根本，那么也就和那些俗学一样归于无用罢了。如果想要追求其实质而求得实用，那么不如从事于道义之学。道义之学，其内涵极其高明广大，而实际上是吾心吾性与生俱来的端倪；其精微极其关乎性命天人，而实际上都是愚夫愚妇可以知晓和做到的事情；其功用极其关乎赞襄天地、参赞化育，而关键不超出平常的言语行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以能教化世人，全都在于此。学者如果能激励自己的志向去追随它，最高能达到圣贤的境界，最低也不失为人的君子。譬如射手对于靶心，如果把箭靶挂在侯位上，而每天凝神注矢去射它，虽然功力所及有远近难易的不同，但其中靶心必定有那一天。如果不只求正中靶心，那么即使整天拉弓，也不知道靶心在什么方向，指望他有一次射中的收获吗？这可以用来比喻做学问而立志于成为圣贤的人。

然而世上的学者，往往嫌它高远而难以企及，甘愿自暴自弃而不求取，而对于身外偶然到来、不可必然得到的东西，却像鸭子一样争相趋附，甚至到了冒犯廉耻、舍弃性命的地步都不惜。向往道义像那样，追求利益像这样，难道是他们的才能优于做小人而不足以做君子吗？凡是能做小人的才能，都是能做君子的才能，如果把做小人的原因换成做君子，将没有不足的。然而往往致力于做小人，而怯于做君子，不是才能与不才能的差异，而是志向所趋向的不同罢了。现在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只趋向利禄，如果稍微自立知道向往学问的人，那么流俗的议论互相欺骗诱导而震慑他。内心羡慕贵富显荣的遭遇，而外面畏惧庸俗讪笑的口气，感情受慑怯懦而不能自我振奋，这就是士风日益败坏的原因。士君子读圣贤书，应当识别轻重，明辨取舍，而知道所好所恶，为什么不羡慕古代仁圣贤人，而羡慕这些苟且卑贱无耻的众人？不畏惧古代的法言庄论，而畏惧这些荒谬无知者的口舌呢？羡慕它固然将效仿它，畏惧它又将思考如何取悦它。如果自爱的人，他对待自己的轻重，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呢？况且我们住在斗室穷居，不过是一个草野之士，我激励我的学问，独自实行我的志向，这与人有什么关系？然而还畏惧这众人的喧嚣，不能自我借重。假如一旦位列朝班，跻身显要官职，想要有所议论建议，而小的诋毁张扬浮言全都动摇，那么就将缄口咋舌，俯仰顺从别人了吗？胡广、冯道之流，阴柔媚世，人人都知道嘲笑他们，等到他们持守自身，也不能自我激励。穷居时无法自我表现，立朝时想要用什么施展？我见嘲笑别人的人，将要亲身蹈入被嘲笑的路径，而坐着看被嘲笑的人乘其后也。这不是志向不确立而随俗浮沉者的明鉴吗？

所以我们的志向，是一日之志，也是终身成败的关键。关键在此决断，而千秋的功业就建立了；关键在此失去，而一生的品行就堕落了。假使世上的士人，每天自我磨砺，以遵循先民的规矩，虽然由此与古代哲人争光，也没有困难。假使古代的圣贤，稍微自我降抑，以顺从流俗的规则，也就和那些愚昧的人同归于尽罢了。君子追求志向，不期望在人世间立异，也不肯苟同于

译世俗之人，亲身践行仁义，不因世人都不这样做而自我阻碍；饱食道德，内心以此为乐，不因终身默默无闻而自我悲戚。凡是那些兢兢业业，在毫厘之间比较义利，在方寸之间争夺得失，每天勤勉不懈，常感不足的人，其目的就是要期望依循中庸之道，接近成就德行的境界而后止。等到德行成就时，无论是穷困还是显达，没有不得到的；无论是进取还是退守，没有不宽裕的，这是因为他们平时所树立的根基如此。圣贤应当做的事，人人都知道；尧舜可以达到的境界，人人都听说过。知道应当做却努力不够，这是自我放弃；知道可以做却推托不能，这是自我残害。自我残害、自我放弃，这是下愚之人甘心接受的，而志士深恶痛绝、不肯做出的。所以我现在私下希望足下先坚定志向，志向坚定之后，然后工夫的次序、功力的得失，才可以商议。如果不这样，即使每天谈论学问，也没有益处。足下认为怎么样呢？我早年不学习，壮年又遭放逐废弃，如今犬马之年即将三十，却碌碌无为，毫无长处，大概是志气因循守旧的过错。足下比我年轻，而且聪明才力都超过我，如果趁着这盛年，努力自我奋励，古人不难达到。如果失去现在不图进取，那么后人看现在，将像现在看过去一样，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时光匆匆，转眼即逝，还请以我为前车之鉴吧！我平生迂腐耿直，与世俗少有和谐，对于朋友如果真心爱护，就一定尽到责备的道理，而不敢宽恕。多年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虽然颇自悔恨，但内心终究没有后悔。足下性情笃实真挚，令兄屡次称赞你，你对我似乎并非没有心意，所以姑且直言以启发足下的意旨。如果认为对，将继此而有进步；如果认为不对，也希望能有所回复。一定要极尽议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才不枉费这次往来。在客中写下这些，虽然粗陋繁多，遗憾不能尽意，只希望足下仔细审察。

译致刘孟容的信

曾国藩

去年承蒙您惠赐书信，其中阐明学术的道理非常正确且详尽，而且对我多有宽容体谅的言辞，意图诱导我进取，并让我陈述治学的宗旨，这份情意实在深厚，实在深厚！〇我早年未能自立，自庚子年（1840年）以来，才开始从事学问，涉猎前明和本朝各位大儒的著作，但不能辨别其中的得失。听说这里有人擅长写古文和诗歌，我去请教他们，才知道是桐城姚郎中姚鼐的绪论，他的话确实有可取之处。于是我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用心研读。其他六朝能诗的人，以及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泛览其流派而探究其归宿。然后才知道古代懂得道理的人，没有不精通文字的。能写文章而不能懂得道理的人，或许有吧，哪有懂得道理却不精通文字的人呢？古代圣人观察天地间的纹理，看到兽蹄鸟迹而创制书契，于是就有了文字。文与文相生而形成字，字与字相连而成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而成篇章。口头不能表达的，文字能够曲折地传达，所以文字是用来代替口头而流传千百世代的。伏羲既然深知经纬天地人的道理，就画卦来彰显它。文王、周公担心人们不能明白，于是建立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确定各经来阐发显扬它，而道理散列于万事万物中的，也都在文字中尽数体现了。圣人之所以可贵，是说他们的立身行事与万事万物交错而曲折地符合道，他们的文字可以教导后世。我们儒家赖以学习圣贤的，也是凭借这些文字来考察古代圣人的行为，来探究他们用心的所在。那么这句子与句子相连、字与字相连的，古代圣人的精神，言语笑貌都寄托在这里，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谬误千里。言辞气息的缓急，韵味的厚薄，写文章的人一不谨慎，格局立刻改变；读书的人一不谨慎，就会粗鲁无知。所以曾国藩私下认为，今天想要阐明先王的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上古盛世，圣君贤相相继治理和谐，道德的精义沦入骨髓，而学问的意义通达于街巷，因此那时即使是捕兔的野人、汉阳的游女，都本性贞静娴雅，吟咏如同伊尹、莱朱、周公、召公、凡伯、仲山甫等人，他们的道足以使文章工巧，这又不用说了。降到春秋时期，王室的恩泽衰竭，道本来就要废弃，文章也几乎完全不同了。所以孔子获麟时说：“我的道穷尽了。”在匡地被围时说：“斯文将要丧亡。”于是感慨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王的法度戒律，流传千世而不刊改，用心极苦，事业极盛。孔子去世后，门徒分散，辗转流传衍生。后来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有识见著书立说，大体上是孔氏的后裔，他们文章的纯正与驳杂，完全看他们见识道的多少来决定差别。见识道特别多的，文章特别纯正，孟轲就是如此。其次多的，纯正程度次之。见识少的，文章驳杂。特别少的，文章特别驳杂。从荀子、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往下，次第等级可以指数。所谓见识道多少的分数，是什么呢？回答说：深和博。从前孔子赞《易》，以阐明天道；作《春秋》，以裁断人事的最恰当处，可以说是深了。孔子的门人有四科，子路懂军事，冉求能富国，向柱下史问礼，向鲁国乐师论乐，九流的说法，都详尽其源头，可以说是博了。深就能研究万事细微的征兆，博就能探究万物的情状而不至于在应用上穷尽。后世见识道不如孔子的，他们的深有差别，他们的博有差别。能深且博，而文章又不失去古代圣人的意旨的，孟子、毛公以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遥远而少有匹敌。许慎、郑玄也能深博，而训诂的文字有时失之于琐碎。程颢、程颐、朱熹也能深博，而指示的话语有时失之于狭隘。其他如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应麟等人，能博而不能深，那么文章就流于冗长了。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衡、薛瑄、胡居仁等人，能深而不能博，那么文章就失之于简易了。由此有了汉学、宋学的分别，争辩不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我私下不自量力，错误地想要兼取两者的长处。见识道既深且博，而写文章又达到没有瑕疵。这点心意，实在过于奢求。好比让蚊子背负大山，盲人行走万里，也是可笑的了。〇上等的是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是笃好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两人确实也深博，而且颇窥见古代文章的法度。现在评论的人不探究这两人的识见，就轻易说司马迁的书愤懑不平，韩愈的书傲慢自喜。而您或许不深入考察，也偶尔附和世人的说法。这就像看到《盘庚》《诰》的诘屈聱牙，就说《尚书》不可读；看到郑卫的淫乱，就说《全诗》可以删去。这岂不是笼统一概，而没有仔细推究呢？孟子说：“君子所禀赋的本性，即使大道行于天下也不增加，即使穷困隐居也不减损。”我却说君子所禀赋的本性，即使破万卷书也不增加，即使一字不识也不减损。离开书籍而言道，那么仁义忠信，反躬自省都具备。尧舜孔孟，没有多余；愚夫愚妇，没有不足。起初不关乎文字。即使就书籍而言道，那么道还是人心所承载的道理，文字还是人身的气血。气血

译确实不能用名理来概括了，然而舍弃血气，性情又依附于何处呢？当今世上那些雕虫小技之徒，既沉溺于声律辞藻的末节，而稍微懂得道理的人，又说读圣贤书应当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应当探究其文字。这就像谈论观察人时，说应当观察其心中所承载的道理，不应当观察其耳目言行血气等末节，这难道不是诬蔑吗？知道舍弃血气就无法看见心理，就知道舍弃文字就无法窥探圣人之道了。周敦颐称“文以载道”，并用“虚车”讥讽俗儒。那虚车确实不可没有，但车又能行远吗？孔子孟子去世后，道至今尚存，是依靠这能行远的车啊。我们这一辈今天如果有所见解，想要为行远做打算，又怎能不早早准备坚固的车呢？所以凡是我的浅陋愿望，如果对道有所见解，不仅看见它，一定要切实地践行它；不仅亲身践行，一定要寻求用文字传给后世。虽然说是达不到，志向却是这样的。对于各家的著述，都通过其文字来校勘其见道的多少，剖析其轻重而评定优劣。对于汉宋两家争论的端由，都不能偏袒一方而依附于一派。对于诸儒崇尚道而贬低文的说法，尤其不敢随声附和而苟且跟随。深知狂谬，被有道君子深深排斥，然而沉默而不宣扬，过错反而更加严重。姑且因为您的引诱，而陈述一点浅见。恳请您怜悯我的愚昧，而纠正我的过失，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译回复刘孟容的信

曾国藩

孟容足下：两年间三次承蒙您来信，我竟一次也没有回复，即使是枯木那样没有感情，也不会如此冷漠置之。我本性懒惰懈怠，然而如果我对别人这样，别人难道会说我对自己儿子也这样吗？每次展开信纸，想着您心中想听我这不成器的人说些什么，不该就这样罢了，却又再次搁置下来。日月在上，只有您能鉴察我的苦衷。恭敬地得知您信道笃行、努力学习，又能明辨王阳明学说的错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天下的道理，不是两个方面并存就不能确立，所以确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确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确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乾坤毁灭了就无法体现《易经》，仁义不彰明也就无所谓道了。《传》说：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兴盛于东南，这是天地的盛德之气，这是天地的仁气。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兴盛于西北，这是天地的尊严之气，这是天地的义气。这两种气，从它们的作用来说，因为仁来养育万物，所以庆赏之事兴起；因为义来端正万物，所以刑罚之事兴起。中正就治理得好，偏颇就混乱。从它们的本源来说，太和之气氤氲流动而不停息，人、物、圣人、常人，最初所获得的都是均等的。人获得了全部，物获得了偏颇。圣人，既获得了全部，而且他的气质又最清且厚，他的习染又没有丝毫牵累，于是全面践行了所谓的仁义，这就叫作尽性。推广到普通百姓而符合标准，推广到各种事物而符合标准，这就叫作尽人性、尽物性。常人，虽然获得了全部，但被气质所拘束，被习染所蒙蔽，喜好不当就损害仁，厌恶不当就损害义。损害日益严重，本性日益微弱。

学问之事，从此兴起。做学问的人，不过是恢复本性罢了？做学问的原因，不过是格物诚意罢了？格物就是剖析仁义的差别等级并详细梳理，诚意就是列举符合仁义的好恶并努力完成，这就是它困难的原因。我的身体与万物的生命，其道理本来同源，然而它们的分别却纷繁而不同。亲爱亲人与爱百姓不同，爱百姓与爱万物不同，乡邻与同室不同。亲爱有递减，贤能有等级，有的相差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如此不整齐。不了解它们的分别而随意施行，过分于仁，其流弊就是墨家；过分于义，其流弊就是杨朱。产生于心，危害于政事，其极端都可以扰乱天下，不达到率兽食人的地步不会停止。所以凡是格物之事，之所以委曲繁重，就是剖析它们不齐的分别罢了。朱子说：人心的灵明，没有不知道，这是说好恶的良知；说：天下的事物，没有没有道理的，只是对于道理没有穷尽，所以知识有不详尽。这是说我们心的知识有限，万物的分别无穷，不探究那极端的分别，无法洞悉那极端的统一之理。现在王阳明的学说却说：“致良知罢了”，这就是任凭心的明觉，就能曲折地符合万物的分别，果真可信吗？帽子和鞋子位置不同，凤凰和鸱鸮栖息不同，这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分别不同。瞽瞍杀人，皋陶逮捕他，舜背着瞽瞍逃跑；鲧堵塞洪水，舜杀死鲧，禹祭祀鲧。这是事物与我相际的分别不同。仁义的不同施行，就是根据事物来区分的。现在却把即物穷理看作支离破碎，这就是我们心中虚悬一个固定的知识在这里，与各种事物完全不相涉，却说都符合事物的分别，又可信吗？朱子说：“知道去做以去恶，就应当实际用力，务必去除并求得必定得到。”这是说仁义的分别既然明了，就应当尽我们的好恶来完成事情。现在王阳明的学说却说：“即知即行，格致就是诚意工夫”，这就是任凭心的明觉，另外没有所谓的实行。心如果明觉了，不必屑屑于外在事物，即使不仁不义，也无损于心的明觉，这是多么简捷而容易遵循啊？遵循这种说法而不辨明，差不多要把天下人都引向佛徒的趋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学问，难道有别的东西吗？不过是即物求道罢了。事物无穷，那么分别不同的就没有极限，而格物的就没有停止。时刻一息不格物，那么仁有所不成熟，而义有所不精纯。那几位圣人，只有时刻格物，而且以好色恶臭的态度来完成它，这就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不这样，我没见过他们成为圣人。

自大贤以下，知识有精粗，行为有实不实，而贤与不贤依次区分。国藩不成器，也错误地想要从事于此。凡是伦理关系的应酬，各种事务的磨砺，虽然不能衷情于仁，也一定要寻求所谓的和蔼；虽然不能裁断于义，也一定要寻求所谓的秩序。日往月来，学业没有增加，意念言语意念行为，尤其悔恨聚集。寻求赋予一物符合它的分别而不可得，陷溺者深了。自思这一生，纵然能穷尽万一之理，也不过窥探零碎无法由，达到逢原的领域。然而终究不敢放弃这个而另求，快捷方式说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下愚之人，甘守下愚罢了。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所以常馁，不敢取彼说者廓清而力排。愚者多柔，理有固然。现在您崛起于僻壤，却能寻求先王之道，开启学术的蒙蔽，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这真是国藩所祈祷以求的。这里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肃穆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推崇二

译陆、二张归隐，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如狂澜中的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都切实探求朱子的旨意并努力践行。国藩既然追随几位君子之后，参与末议，而资质浅薄鄙陋，又喜好华丽的辞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越、王安石的文章，日夜诵读不厌。所以凡是我所立志的，大的方面，是想在天下推行仁义，使万物各得其所；小的方面，则想减少自身的过错，在妻儿中践行道义，树立不违背正理言论，以垂范教育宗族乡党。如果有成就，就以此终老；如果没有成就，也以此终老。承蒙您知遇最深，便直抒无愧之言，并非敢像对路人那样喋喋不休如此。

译回复刘孟容的信

罗泽南

您所提到的关于诸生持守涵养的说法，确实是学者们的良药。读书人研读圣贤的书，不只是用来满足口耳之欲，实在是用来规范身心。持守不牢固，涵养不深厚，即使每天谈论仁义，最终也是一团糊涂。古人的学问，言语和行为合而为一。用平时所说的话激励自己付诸行动，也把自己所做的行为表达为言语，所以听到他的言语，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今人的学问，言语和行为分而为二。写成议论的，俨然符合圣学的规范；表现在行事上的，不免陷入世俗的迷乱。问他的言语，是对的；问他的为人，却是错的。纵然他的行事勉强支撑，不知道内心已经堕落，心神不定，已经不能在独处时自我审视了。涵养不深厚，那么省察就不严密；省察不严密，那么举动必定违背常理；举动既已违背常理，那么言语必定错误。这些毛病相互关联，其危害无穷无尽。泽南每当清静夜晚之余，常常后悔往日实践少而议论多，公开场合不能在大庭广众前自证清白，私下里不能在早晚盟誓中无愧于心，近处不能安慰良朋好友，远处不能面对圣贤。一时存养疏忽，一时宽懈懈怠，时光飞逝，白发催人。扪心自问，惶恐不安。霞仙对我说这些，我心里深有同感。这不仅是诸生应当铭记在心的，也是泽南应当奉为治病的针灸的。只是学者的功夫，穷究事理和保持恭敬，必须同时并进。不保持恭敬，无法确立穷究事理的根本；不穷究事理，无法明了保持恭敬的功效。天下的道理，极其精微，从自身到万物，分析它必须先切近自身；从一个道理到万千差异，探究它必须尽力而为。它的道理没有穷尽，它的功夫没有完成，如果对道理有所不明，终究难以保证持守完全得当；如果对义理有所不精，终究难以期望涵养完全纯粹。《大学》教导人们以格物致知为首要任务，其先后次序非常明确，不可混乱。朱子补充的传文，在《或问》中恳切地告诫学者，其功绩直接惠及万世。陆子静不从事讲习，专门致力于实践，因此最终堕入禅学。朱子之所以辨析它，既明白又详细。他的文集中，虽然有后悔往年教导人们在言语文字上用功的话，这无非是鞭策学者，希望他们把平时的讲习作为身心的准则。他所说的言语文字，本来就是讨论玩索的功夫，不像俗学的词章，是可以放在后面的。如果把讨论玩索放在后面，而只专心于持守涵养，这又堕入陆学的窠臼了。王阳明选取那些接近这种说法的观点，作为晚年的定论，认为朱子的集注、《或问》是中年未定的说法，后来自己痛悔，甚至自认为欺骗了别人，想改正却来不及了，这种说法的荒谬，前代儒者已经辨析得很明白了。后世主张良知学说的人，仍然张扬这种荒诞之说，喋喋不休，圣学因此不明，人们不再从遗留的经典中寻找头绪，这正是中了王阳明的毒害。我们既然知道它的危害巨大，正应该剖析毫厘之间的疑似之处，以阻挡已经倒下的狂澜，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姑息，让那些入主出奴的人在其中暗中发作。霞仙对晦翁的佩服至深至坚，而他致力于格物致知，已经多年，本来就会觉察后进的昏愦，使他们不陷入异端邪说。现在只举出文集中的一句话，认为学者不加以遵循守持，专门致力于诵读解说，未免把后面的当作前面的，把前面的当作后面的。不加以遵循守持，专门致力于诵读解说，固然中了我们要害的大病，而他所说的先后之义，似乎不太明白，希望霞仙取朱子文集的意思，再次明确指示，以解除诸生的疑惑，并且不要让良知学派有所借口。您所示的《启某执事书》极力陈述时弊，再三展读，不禁为之浩叹，这确实有别人不能说的，也有别人不敢说的，忧世之心，可以说是深明而痛切的。

然而我也私下希望向霞仙请教，士君子学习圣贤的学问，明德、新民，没有不是一己分内的事。朱子称赞范文正公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因为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身处草野，道在求志，保全一己的性天，不必议论人世的是非，鉴察古今的成败，不必论时政的得失。有忧国忧民之心，不必有感慨时世愤恨世俗的言语。一部《周易》都讲素位，位在潜就潜，潜有潜的道理存在；位在跃就跃，跃有跃的道理存在。禹稷以三次经过家门不入为中正，颜子以箪食瓢饮陋巷为中正，是因为位分不同。希望霞仙学问随年龄增进，德行随时间增加，把古人的聪明才智作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学问中未尝没有阅历，尽力侍奉父母，用平时的讲习；阅历中未尝没有学问，竭尽敬恕的功夫，以保全性分的大义，储备经世济民的谋略，以等待国家的任用。精进的功夫，就会越通达越向上。而他流露在笔墨上，形成书信的，尤其应该谨慎，不然越位的谋划想要伸展，及身的灾难难以预料，这确实不可不留心。至于身体不适，急切地自我保重，养生的道理，大概以去除嗜欲、安定心气、节制劳逸、调节起居为要。披阅经义，虽然应该趁时讲究，如果力量不能继续

译此时，不可稍微勉强行事，以致耗损精血，务必谨慎再谨慎，必须保全这副身躯以备有用之时。承蒙您视我为知心之人，我直陈浅陋之见，以霞仙您的高明，应当能宽恕我的狂妄与愚昧吧。近来我写了《养气论》，旨在阐明天人合一、天人同气的宗旨，这也是我喜好论说的毛病所致。特别因为霞仙您不来，想说话却无人可说，姑且抒发我的见解，以代替讲习交流，希望您仔细审阅，指出其中的瑕疵。文中若有违背古训之处，或有抵触今理之处，或选择论题时不够精当，或论述时不够详尽的地方，都请一一标明，让泽南得以有所印证，那将是非常幸运的事。

译回复友人论异教的书信

李元度

来信说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异教，愚昧的百姓大多被他们迷惑，担心这会夺去我们尧舜孔孟的地位，认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变故，言辞深切悲痛到了这种地步，真是有心人啊，真是有心人啊！然而我个人的浅见，私下认为不值得忧虑，反而非常值得高兴。不仅不担心他们的教派会夺去我们孔孟的地位，而且高兴我们孔孟的教化将在他们的都城盛行，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粗陋的风俗。请让我把话说完，以开阔您的胸襟：「〇尧舜孔孟的教化，为天地确立精神，为百姓确立命运，是天地之所以不被遮蔽的根本。天地生育人类，以人为贵；人的道理，以伦理常道为根本。那些遍布海内外的夷人，以千百个国家计算，都是人。有血气就有心智，都可以用人道来治理。只是自古以来不通中国，又相距七万里之遥，只听说他们来求学，没听说我们去教化，所以没有办法靠近圣人的居所而听到他们的教化罢了。上天诱导他们的内心，让他们通过互市往来，所以结伴游历中原，逐渐接近我们的礼义风俗。他们自己知道以前蔑视抛弃伦理纲纪，不再可以为人，难道不会幡然彻底改变旧俗吗？」天主教和耶稣教，仅仅在法国一国罢了，然而各国都排斥它们，不让它们进入国境，〇这也是共同知道它们的粗陋了。国家的尊崇，士民的欣戴，官吏的职责，姑且敷衍应付，那么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赓陛「〇我私下有所思考：当今天下刚刚平定，流离失所的百姓喘息未定，荒芜的土地杂草丛生没有治理，卖酒来资助军粮，关税占据天下的一半，民气亏损，民财枯竭了。虽然我们县没有遭受战火，但偏僻地处东南角落，山上不产木材，海里不出珍珠，河水不供灌溉，沼泽不能通达远方，恰逢世道变故，物价翻倍，小民终年辛勤劳作，生活艰难窘迫。如果大兴土木，耗费巨万，向这些救死不暇的百姓索取，这不符合孔子保留旧制的仁爱，也不符合天子视民如伤的隐衷。事情已经停止，恰逢连绵大雨损坏了大成门的庙宇，秋天又丰收。赓陛说：『不修缮治理是不行的』，第二年又丰收了，百姓乐于做事、努力建功吗？于是下令于县，明确告知百姓，让他们各自缴纳钱款代替劳役。命令下达，百姓争相前往，投钱一万缗，事情得以完成。赓陛说：『唉，圣德深入人心啊！现在凭小小的遂邑不事责骂鞭打，命令刚下资金就取足，如同从宫中取用，从左藏转运，如果不是圣人的感通，谁能做到这样？』《诗经》说：『规划经营，百姓施工，不用多久就建成。』先圣后圣，途径不同但结果一致，这也可以慰藉先圣的英灵而弘扬天子的光辉了。不然，大兴土木，装饰华丽的景观，抱怨声充满庭院，叹息声布满道路。这有什么不同于末世荒政，奢侈营建寺观，消耗根本，崇尚虚无呢？赓陛不才，私下深深担忧后来谈论政事的人，把兴作当作推崇文教，把徭役视为常事，所以首先陈述学校的大本原，其次谈到举事的艰难，反复辩论，以此表明我的心志。并且用来激励都城的士人。

国史儒林传序

阮元

从前周公制定礼制，太宰用九种方法维系邦国，第三是师，第四是儒，又在司徒那里，以风俗联合师儒。师用德行教化百姓，儒用六艺教化百姓，分合异同，周初就是这样了。几百年后，周礼在鲁国，儒术最为兴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结合，兼具师儒。颜回、曾子所传的，以道兼艺；子游、子夏等人，以艺兼道。定公、哀公年间，儒术极其纯正，没有少许差错谬误，原因就在这里。荀卿著论，儒术已经背离，然而六经的传说，各有师承传授。秦朝儒籍入汉后复兴，虽然黄老、刑名之学仍然混杂。等到汉武帝彻底罢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大多彬彬有礼、富有文采了。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逐渐疏略，高名士人半数加入党锢之流。到了魏朝，儒风〇已经衰微了。司马迁、班固、范晔都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传授井然有序，虽然对于周礼师教未免有所兼顾，然而名儒大臣，匡正时局、树立教化，祖述经说，文饰章疏，都与儒林传相互出入。因此朝廷秉持纲常，士人敦守名节，拯救衰世、消除逆乱，历经多年，这是周、鲁儒学的功效。两元时期学盛兴起，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逐渐不同。北魏、萧梁义疏非常细密，北学守旧而怀疑新说，南学喜新而得到伪说。到了隋唐，五经正义完成，而儒者很少以专家古学相互传授了。宋初名臣都敦行道谊，濂、洛以后，于是开启紫阳（朱熹），阐发性情，分析道理，孔孟的学问品行不明著于天下吗。宋史把道学、儒林分为两传，不知道这就是周礼师儒的不同，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金华，等到河东、姚江，门户分歧，交替兴起交替灭亡，然而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层出不穷，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衡量周礼，有师无儒，空疏得很了。然而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然多有私议，有时伤害国体，然而其正道实在拯救世道

译心。因此，两汉的名教得益于儒家经典的功劳，宋明的讲学得益于师道的益处，都在周公、孔子的道理中得其分合，不可以偏颇地讥讽而互相诋毁。我朝历代圣君道德纯粹完备，包容涵盖前代古人，推崇宋学的性命义理，并用汉儒的经义来充实它；圣学所指之处，海内人士都向往追随；御纂诸经，兼收历代学说，等到四库馆开设，风气更加精专广博了。国初讲学的人如孙奇逢、李容等，沿袭前明姚江（王阳明）的学派；陆陇其、陆世仪等开始专门恪守朱子学说，辨别伪妄而获得真知；高愈、张履祥等坚苦卓绝地自我持守，不愧于切实履行；顾炎武、阎若璩等卓越而不迷惑，探求真理而辨明诬妄；惠栋、戴震等精研阐发古义，训释圣人的言语。近代孔广森对于《公羊春秋》，张惠言对于《孟子》《虞易》的解说，也是专门的孤学。况且我朝各位儒者喜好古学、勤勉探求，各自达到其领域的极致，不树立门户，不互相攻讦，约束自身而践行，默默自我修养。唉！周公、孔子的师儒之道，我皇上继承历代圣君而使之昌盛光明，可以说兼有了古代所不能兼有的东西了。总括来说，圣人的道理譬如宫墙，伦理事物和训诂是它的门径。门径如果错误，半步都会歧出，怎么能升堂入室呢？学者探求大道，好高骛远而轻视浅近，譬如在天际翱翔，出于高屋之上，高倒是高了，但门户深奥之处却没有切实窥见。有的人只探求名物，不讨论圣道，又好像整年寝食在门廊之间，不再知道有堂室了。因此，端正衣冠以示尊重，厌恶困难而追求容易，只要确立宗旨，就占据大名，这是一个弊病；精心校勘、广泛考证，经义确实，但大的方面或许逾越界限，小的方面随意出入，这是另一个弊病。臣等充任史职，综合编纂儒者传记，不敢区分门径，只期望记述学问品行。从顺治到嘉庆初年，得到一百几十人，仿照《明史》将孔氏列入儒林传的体例，另外设立《孔子世家》，其意在于……至于像陆陇其等人，现在国史已列入大臣传，这里就不记载了。

译正学论一

程芳

古代的学者，一天比一天变得明智；现在的学者，一天比一天变得愚昧。古代的学者，从音韵训诂的细微处入手，逐渐达到《诗》《书》《礼》《乐》那广大高明的境界；现在的学者，纠缠于琐碎的章句，直到老死也不停止。为什么雅俗、大小的差异如此之大呢？况且天下儒家大声宣扬汉学的，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他们的主要宗旨认为：唐以前的书籍，都像寸珠尺璧一样，没有一样不可珍贵；从唐上推到汉，从汉上溯到周秦，而九经和《史记》《汉书》的注疏是根本。宋以后的书可以放置不论了。唉！做宋学的，并没有抛弃汉唐；做汉学的，难道就可以抛弃宋元以后的吗？然而士大夫们相继追随，同走一条路，没有不同的，为什么呢？我曾经静心思考，有三个原因：一是天命，二是人事。天的道理，不过是气运往复循环罢了。自从明朝中期以后，士人高谈性命之学，古书被束之高阁，饱食蠹虫；他们所教导人应该读的书，往往记载在文集中，真是所谓乡村私塾的小儒，抱着《兔园册子》的人，足以让人喷饭笑骂。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难怪现在的儒者，得到唐以前的只言片语，不问其义理如何，都加以记录，搜集编纂，这难道不是往复循环的道理吗？至于人心的巧诈，又有暗中与事情相合的。唐以前的书，现在存世的不多，登高呼喊，如从高屋建瓴般泻水，说：“我所学的是古代的东西。”下功夫既容易，又足以打动人心。如果再去沉浸于宋以来七百年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同渡海没有边际，难以穷尽。因此坐在家里议论，必定是《尔雅》《说文》《玉篇》《广韵》等书相互角力；必定是郑康成的遗言，服虔、贾逵的末流相互讨论。古是够古了，不知道做学问的道理，果真就止于此了吗？又更严重的是，因为考据字义而旁及于金石文字。金石文字足以资助史学的，不过是订正日月、校勘职官、证明琐事，而对于制度行为、安危治乱的根源，所关联的非常微小。欧阳修曾经笃好金石，但也只是他才力有余，偶尔旁及罢了。到了赵明诚，所见更加浅薄了。所谓鉴古而知今，蓄德以致用的，果真就是这样吗？整天劳心，只向外追求，而茫然不知道身心所在。拿事情来试验他，就颠倒失措；面临恐惧患难，就失去操守。因为他玩物丧志，在平时所以毫无应对得当的能力，用这个来做儒者，果真足以做程朱的门徒洒扫服役吗？假使有志之士，我知道他一定不被世俗拘束，不拘泥于古，不遗弃今，博学而反求诸简约，修养心性而不被欲望遮蔽，这就卓然成为儒学的大宗了。难道一定要专守一家，遭受那些心胸狭窄的小人的讥笑吗？

正学论二

程芳

有儒者，有学人。儒者读书不一定多，但都能得其精要，对内修养心性，对外处理事务。学人旁搜博览，无所不通，而以经史为归宿，期望实用罢了。儒者和学人合而为一，就是大儒，世间不多见。本朝以来，有三位儒者，叫汤斌、陆陇其、杨名。陆陇其在朝堂立身治人，可以没有遗憾，稍微可惜的，是攻击陆九渊、王阳明太过，还坠入讲学的习气。至于汤斌，则光明磊落与日月并行，如玉般纯粹，如金般坚贞，我没有异议。而有的人还遗憾这两位先生著述不多，不足以辅助经传。颜渊、仲弓的贤德，本来就有著述吗？一定要经传的辅助才称为贤，那么匡衡、马融就比龚舍、王烈更贤吗？三位大儒之外，有三位学人，叫处士顾炎武、黄宗羲，大学士李光地。李光地的学问最纯正，在太平盛世侍奉仁圣君主，他所施行的都有用而无弊，而人们不把他归为大儒，是因为他心术细微处多有作用。顾炎武、黄宗羲博览群书，对于古今治乱兴废得失的规律，都融会贯通于胸中，于是写下来，作为世世的法则。然而顾炎武生于明末，亲眼目睹宽弛的弊端，想以严厉来矫正，学说接近申不害、韩非，几乎不自觉，如果他的术数施行，必定有硗确不安的地方，幸好没有试验，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话，不可完全废弃，在于审慎使用罢了。黄宗羲在出处进退的大端上可以说很确切，而他的主意认为不封建、不井田则世道不可治理，这是迂腐书生习见的观点，不应该出于学人之口。哪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不能通达权变的人呢？在这三人之前，有程云庄，是金正希、蔡维立的老师。当时如刘宗周、黄道周等都尊崇佩服他，说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改朝换代之后，逃入禅宗，现在他的书还在，他那高明广大的见识，确实是旷世之才，而举凡清言诋讥佛道二氏，终究还是依附他们的门户，尊崇儒者，也已经违背了大端。贤哲不世出，偶尔出现一次，而他的归宿不一定由河流到达大海，岂不非常可惜吗？现在的学者不必追求过高的行为，也不必烦劳多读未见过的书，只要行为有自持，在幽独之中盟誓，以孝悌慈惠自我扶持，仰慕贤人圣人，不越级而进，也就差不多

译大概可以了吧。

译正学论三

程芳

古人做学问，都是以修养自身的身心为本，以此来应对天下国家的政事。所以，居处时成为大儒，出仕时成为大臣，从来没有将政事与内心割裂为二，或将学问与行为割裂为二的。从汉代到唐代，孔子、孟子的真传没有彰显，但那些学问品行暗中与古人相合的人，历代也不缺乏。等到宋代贤人出现，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循序渐进、取得成效的途径，才灿烂地大白于天下，毫厘不差。程颢、程颐、朱熹等儒者，也已经小试牛刀，而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从此以后，坚守他们教义的四百年间，志向节操、功业品行，前后相继，即使那些末流学者，也往往有迂腐拘泥、优柔寡断的弊端，那是学习不够透彻的人的过错，而不是前人确立教义的人的过错。

我朝颜习斋亲眼目睹了李自成叛乱的祸乱，探求其原因却不得，于是归咎于讲学，认为学者只应当从事日常事务，不可以高谈性命之理。他的门人李刚主极力阐发并传承这一观点，另外注解四书，自称直接承继孔孟的道统。方苞为李刚主撰写墓志铭，已经详细论述了他的弊端了。近代一两位儒家学者，又认为程朱的学问就是禅学。人之所以为人，不过是情感罢了。圣人教化人，不过是顺应情感罢了。宋代儒者尊崇本性而轻视情感，这就是佛道二家的权术。他们的道理越高深，议论越严厉，就越不近人情。虽然天天攻击佛道二家，但实际上自身深陷其中而不觉悟。唉，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私欲，却不知道这大祸仁义，其危害还在佛老、杨朱、墨翟之上呢。

所谓情感是什么呢？如果喜怒哀乐的发抒都合乎法度，那么依然是情感本于性情的表现。如果我的情感有不得已之处，顺应它而不抑制它，那么嗜欲横行不正是始于情感的不得已吗？匡衡、张禹、孔光、马融迫于时势而诡诈顺从，马融、蔡邕迫于威势而丧失节操，也可以用不得已来谅解他们吗？如今士大夫一提到讲学，就哗然响应说：“人们只以亲身实践为崇尚，有什么可讲的？”这话确实是对的。等到退下来考察他们的行为，却没有一件事可以拿给别人看，这又怎么说呢？唉，魏晋之际，礼法荡然无存，而士大夫中还有秉持清议、维护名教的人，谁能振兴颓风、挽救衰败，一反流俗的谬误，而回归醇厚的质朴呢？

读书简要说序

彭士望

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学术。从来没有学术没有预先具备，却足以在天下有所作为的。夏商周三代以前，有学问而没有权术，而放逐夏桀、迁徙商汤、周公居东讨伐管叔蔡叔，都是顺应自然的缝隙，曲折地迎合它，以不丧失天理的正道。逐渐发展到战国以及后世的伪儒，则有权术而没有学问。尧舜也是世间的虚名，沿着自己的私欲来侥幸入主国家，即使到了杀身的地步也不后悔。王阳明说汉、唐、宋那些在世上很有名望的人，不过是得到了乡愿的相似之处，而顾命大臣已经是狂人了。唉，难以说清楚了！

况且学术，没有不通过读书得来的。秦始皇用不读书来愚弄百姓，明太祖用读书来愚弄百姓，仇士良用不读书来愚弄他的君主，明朝的宦官用读书来愚弄他们的君主。自从科举应试文章盛行，天下士人的读书就误入歧途，内廷大宦官自编书籍，而君主的读书更加误入歧途，这是积重难返的趋势，如涓涓细流汇成炎炎大火，以至于有今天。《诗》《书》有时不能使人成为圣人，贤人有时不被信任，天地鬼神有时不灵验。使得俊杰利益万世的言论，竟然不能获得一时的应用。仁人志士为此呼天抢地、饮泣吞血，只是因为他们的那些书籍像井底的污泥一样流传到异代，博取后人的一声叹息。唉，能不说是极大的悲哀吗！

包山有位石樵先生，我十年前就知道这个人。丁巳年夏天相见，观察他的行事，探求他的学术渊源，与他谈论生平及天下大事，相聚十天就知道他的根基在于读书。《简要说》三千字，事情无论巨细，境遇无论穷达，世道无论阻塞平坦，与人无论智愚贤不肖，读书无论古今，经史稗官野史杂书都统一于实用。实用，是简要的出处。而他的功效不是一天的积累，一个人的资质，一种行业一个官职的庇护。大的方面贯穿数千年的成事，包容天地四方内外，小的方面如破鞋烂絮，喝豆汁水，吃猪肉祭鸡，一瞬一息，一皱眉一笑，都有帝王霸主的缘故。在无穷中相互取用，这就像子琴张、桑户那样在无所作为中相互交往，有不容易一一对人言说的地方。

石樵自述撰写这篇《简要说》，将近十年。他的游历从滇黔到齐鲁再到燕地，以此来周知天下人的真情与虚伪，四方险要的地形和地势，不能说不深。从王侯将相以下，直到愚昧的夫妇、工匠商贾、穷困的百姓、低贱的方技之徒，不能说不久且熟悉。三四十年间所经历的战争攻守、军饷财赋、吏治民生、人才的治忽常变、安危成败、盈亏损益得失，进退臧否，何去何从，何因何革，固然已经了然于心，了然于手，却唯独不能了然于行与事？那么也就暂且保存这篇《简要说》，作为后世读书的方法和应用。然而这篇《简要说》出来后，人们很少再读。立义简要，而有人却认为它穷究大道而失去居所，那么词章束缚人，其弊端已经很久了。欧阳修、苏轼既然考中进士，更加惭愧悔恨他们考取科第的文章，全部舍弃它们以求进于古，而他们的文章于是闻名天下并流传后世。而

译亿万百姓的生命所赖以维系，千百年来国家命运的根本所赖以奠定，一个时代的风俗教化所赖以仰视，难道是可以轻易对待而不深入探究细微之处，不穷尽艰难险阻以求得简明扼要，而想要迅速获得凭借权势谋取私利的吗？或者也曾思考过：最为简明扼要的方法，固然没有超过确立志向、秉持正心的。所以说：“皋、夔、稷、契，有什么书可读？”又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这两者应当互相配合使用，这就是石樵先生的深意啊。

译《日知录》跋

张杓

亭林先生具备经世济民的才能，怀抱匡正时局的志向，慨然将世道人心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在二十一史之外，广泛搜集天下的地理志及明朝一代的实录，下至公文邸报，凡是有关民生利害的内容，都全部收录，旁征博引互相印证，务必验证于当今可行的实际，而不拘泥于古人的说法，确实是古今一部伟大的著作。全书共三十二卷，附录四卷，是先生读书有所心得，随手记录的文章，尤其体现了他生平精深的造诣。除了经史之外，凡是国家政治，大到典礼财赋，小到馆舍邮亭，无不援引典籍，疏通其源流，并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的败坏，世教的衰微，则借古讽今，尤其令人再三叹息。先生亲眼目睹明末的政治，所以不知不觉言辞如此深痛。虽然其中考证经学的失误，如幽、并、营三州不在《禹贡》九州之内；考证历史的失误，如宣房筑成，引导黄河向北流，而梁楚之地没有水灾之类，都难免有错误。又讥讽《说文解字》穿凿附会，甚至说武则天造字，王安石作书，都滥觞于许慎的立言，也过于恰当。阎百诗、钱辛楣先后予以纠正，都足以成为先生的诤友。总之，先生的才能，体用兼备，固然不屑于以考订见长，也不仅仅以经学家自命。即使就经学而言，书中收录以及世间流传的《五经异同》之类，都是折中各种学说，不专主一家的，这是先生治学的体会心得，不崇尚苟同，也并非刻意立异，正不必在马融、郑玄、程颐、朱熹之间为先生强行区分主从。议论的人不察明真相，竟然依据《音学五书》，认为古音复兴始于先生，于是推崇先生为汉学家；或者又因为《下学指南》一书，认为先生尊崇信奉朱子，极力辩驳上蔡、横浦、象山等人的错误，因而称先生为宋儒，议论纷纷，自以为推崇先生到了极点，但这哪里符合先生的本意呢！

读《日知录》

程芳

我读顾氏的《日知录》而感叹：读书之难啊。从明朝以上，直到秦汉，儒家学者，学识广博而精深，所见宏大，坐而言谈可以，起来实行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只有亭林和黄黎洲，对书籍无所不通，又能领悟古圣贤在修身治人方面的用心，独自探求其要领。他们的论述，确实有可以付诸实践的。然而不担心他们的书不流传，担心的是后人认为他们的话句句可信，将全部举而行之，更改既定的法度，日益趋向于综合核查烦琐而不觉察，这又不可不辨明。亭林想要以米绢兑换银行，均田改革选法这几项，有必然不能实行的，有实行了必然不能没有弊端的。其中可以实行的，只有学校贡举罢了。虽然如此，难道容易说吗？如果不慢慢有所替代，很少有不至于溃败分裂的。黎洲则一定要恢复封建井田制，这是连孩童都知道不可行的。真正的儒者不世出，而同时诞生，言论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尚且错谬如此，后人还能依赖什么呢？古代的名臣，如萧何、曹参、丙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韩琦、范仲淹等人，他们读书正不必像后世儒者那样多且精，而知道天下不可妄动，于是共同优游宁静，以无事作为治理，而天下最终没有不治的。譬如人的身体，劳累疲倦之余，闭关习静，屏退私欲，使人从容舒展，而百病可以消除。如果没有办法调养，虽然每天服用补益的药，而劳累不休，那么病还没有减轻，还能施用攻伐的药吗？王荆公、方正学都因为迷信古书而误人家国，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应该谨慎的。至于他们论述的正人心、厚风俗、省刑薄敛、练武修武，则自从唐虞三代以来，万世遵循而没有弊端。太原阎伯诗有《补正日知录》一书，所见尚小，所以我论定它，不要让不读书的人以两位先生作为借口。

原才

曾国藩

风俗的厚薄从哪里来呢？不过是一两个人的心之所向罢了。百姓生来庸弱，到处都是这样，有一两个贤明且智慧的人，那么众人就尊奉他们并听从他们的命令。而智慧的人所说的话尤其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义，那么众人就和他们一起赴义；一两个人的心向利，那么众人就和他们一起赴利。众人所趋向的，势力所归附的，虽然有大力，也不敢违逆。所以说：搅动万物没有比风更快的。风俗对于人的心，开始时很微小，而最终不可抵御。先王治理天下，使贤者都当权，他们的教化百姓都以义为重，所以道统一而风俗相同。世教既已衰微，所谓的一两个人，不完全在位，他们的心之所向，势必不能不成为口头言论，而传播为声气；而众人，势必不能不听从，而蒸腾为习尚。于是徒党兴起，而一时的人才出现。有以仁义倡导的人，他的徒党也死守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导的人，他的徒党也死守功利而不返。水流向湿处，火趋向燥处，没有言语不有所指向的，由来已久了。现在的君子中那些在位的人，常说天下无才。他们自己占据高明的地位，不先以自己心之所向来转移习俗，而陶冶一世的人，反而推辞说无才

译（如果这样）可以说是不欺骗吗？不可以。十户人家的小城，如果有崇尚道义的人，他的智慧足以影响十个人的，必定能从十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并加以任用；他的智慧足以影响一百个人的，必定能从一百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并加以任用。既然如此，那么改变社会风俗、造就一代人才，不仅仅是身处高位的人才能做到的，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负有责任。拥有国家的人采纳我的观点并牢记在心，就会谨慎地选择与自己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士大夫采纳我的观点并牢记在心，就会战战兢兢地谨慎对待自己内心的志向，担心一旦不当就会败坏风俗、残害人才。按照这种做法去做，几十年之后，万一能收到成效吗？这不是我能预先看到的了。

译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

我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时跻身朝廷行列，偷闲阅读旧书，略微涉猎先圣、往昔贤人、杰出儒者、德高望长者的学术渊源。我资质愚钝迟缓又多病，百事无一成就。在军旅中奔波驱驰，学业更加荒废。战乱尚未平定，而我的年龄将近五十岁了。过去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见其中所列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氏多得数不胜数，有的如日月般光明显著，有的则湮没无闻。等到我担任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侍奉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阅览《四库全书》，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前代所收藏的。而仅存目录的书籍数十万卷，尚且不在此列。唉！多么繁多啊！即使有天生知性的资质，历经几代也不能完成这项事业，何况资质低下的人呢？所以书籍浩如烟海，著述者众多，如同江海一般，不是一个人的肚量所能饮尽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度能力不及，便选取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令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汇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世子孙有志读书，取足于此即可，不必心神驰骛追求广博，而斯文道统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往昔在汉代，如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列女传》也绘制画像，感发人心、兴起善念，由来已久，人们已习惯这种形式了。进而探求其精神神通，细微之处契合其心意，诚心求取，仁德难道遥远吗！

尧舜禹汤，史官只记录他们的言论罢了。到了周文王被囚禁，才开始创立文字，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辉显著，这道统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自尊崇并推崇孟子。而宋代的贤者认为孟子可以跻身于孔子之下，尊崇他的著作以配享《论语》。后来的论者，没有人能改变这一观点。这里将孟子的画像绘在三圣人之后。

《左氏传》中关于两周典制的记载很多，而喜好称引荒诞的文字，浮华显然超过了质朴。太史公称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了十分之六七。班固见识宏阔、情怀孤高，远远不及司马迁。然而经世的典章制度、六艺的宗旨、文字的源流、幽明的情状，灿烂完备。难道会与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先生面前争辩得失，沾沾自喜地自我标榜的人一样吗？

诸葛公身处动荡混乱的时代，身着儒者服饰，从容合乎中道。陆敬舆侍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领，用极度的光明烛照，用极度的真诚引导。好比驾驭劣马攀登险峻，纵横于险阻之中而不失其奔驰，多么神奇啊！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相对兴盛，然而他们坚卓诚信，各有独到的造诣，以道义自持，蔚然成风，意趣和度量也非常深远。过去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管仲、晏婴大概不能及。而刘歆认为董子受师友的影响，还远远不能接近子游、子夏。以我看来这四位贤人，虽然不及伊尹、吕尚，本来也将贤于董子。现在按类别绘制他们的画像，可惜不能像刘向父子那样论定罢了。

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上接孔孟的道统，后世君主、宰相、老师、儒者笃守其学说，没有人能改变。乾隆年间，宏儒辈起，训诂博辩，超过往昔贤人，另立旗帜，号称汉学，排斥宋代五子之学，认为不能独尊；而笃信五子的人，也屏弃汉学，认为其破碎害道，争辩不休而没有止境。我看五子立言，其大体多符合洙泗（孔子）之道，哪里可以非议呢？他们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然应当取近世经说来辅助它，又怎么能屏弃汉学而自我狭隘呢？这两者，我都讥讽。

西汉文章，如相如、子云的雄伟，这是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的美。这是天地之义气。刘向、匡衡的渊深懿美，这是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的意义。这是天地之仁气。东汉以来，淹雅无愧于古，而风骨稍减了。韩、柳兴起，尽取扬、马的雄奇万变，而纳入于细微事物之中，难道不奇怪吗？欧阳氏、曾氏都效法韩公，而体质接近匡、刘。文章的变化，不可穷尽诘问，总之不出于这两条途径，即使百世也可以预知。

我抄录古今诗，自魏至本朝，得十九家。诗的道，广大啊。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如同各种美味，罗列在鼎俎上，只取适合我口味的品尝，吃饱罢了。一定要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别品尝后才供一餐，是大惑。一定要强使天下人的舌头，都同我所嗜好的，是大愚。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我在十九家中，又笃守那四人。唐代的李杜，宋代的苏黄。喜好他们的十之七八，非议他们的也有二三。我害怕蹈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便取足于此，终身罢了。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千古，但八书颇病其简略。班固的志较详了，但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想要周览经世的大法，必自杜佑《通典》始。马端临《通考》，在杜佑伯仲之间，郑樵的志非其伦。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攻《说文》，多宗许慎、郑玄，

译少谈杜预、马融。我用许慎、郑玄来考证先生著作的渊源，用杜预、马融来辨析后世沿袭变革的关键，他们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一并绘制图表。

译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统筹万物，究竟归于何处呢？也不过是礼罢了。秦朝焚烧书籍，汉代各位儒生所搜集整理的，郑康成之所以卓绝超群，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内容，十之中占了六，他的见识已经跨越了八个朝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端临、王应麟所编纂辑录的，没有不以礼为谨慎专一的。我们朝代的学者以顾亭林先生为宗师，国史《儒林传》把他排在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就毅然有“坚守先贤遗志，等待后人继承，除了我还有谁”的志向，多么雄壮啊！后来张嵩庵撰写《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作为首要任务。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列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都用礼来统摄，可以说是体制宏大而思虑精微了。我绘制本朝先贤遗像，首先画顾先生，其次画秦文恭公，难道没有细微的旨意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王引之（怀祖）的学问，都不纯粹局限于礼。然而姚先生持论宏阔通达，国藩对文字的粗浅理解，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远远超出常人难以企及，所以把他们放在最后。

姚先生说：学问之道有三，叫做义理，叫做词章，叫做考据。戴东原也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俊，确实不能从一方面来衡量了。至于葛洪、陆贽、范仲淹、马光祖，在圣人门下则是德行兼政事。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在圣人门下则是德行科，都属于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圣人门下则是言语科，也就是所谓的词章。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圣人门下则是文学科。顾炎武、秦蕙田与杜预、马融相近，姚鼐、王念孙与郑玄、许慎相近，都属于考据。这三十三个人，师从其中一人，阅读其中一书，终身运用也不能穷尽。如果比这更浅陋却向外寻求增益，譬如挖井九仞却不及泉水，就认为一口井太狭隘，一定要广泛挖掘数十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疲惫，最终没有见到泉水的一天，这难道恰当吗？

自从佛教徒谈论因果祸福而提出获得报应的说法，深深侵入人心，牢固而不可破除。士人正在读书学习时，就期望在科举仕途上得到报应；或者稍微读些古书，窥探著作的领域，就期望在远近的赞誉、后世的声名上得到报应。编纂著述还没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两个有权势之人的口舌，传播到别人的耳朵里，来补偿我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收获，一次施予十倍回报，譬如卖酒卖肉，喧闹嘈杂地向借贷者索取，又收取加倍的利息。禄位利益不能实现，就侥幸期待后世不可知的声名。更严重的，甚至说孔子生前没有得到职位，死后祭祀的报应比尧舜还隆重，用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情况来互相证明安慰，多么浅陋啊！现在市井中三家谋取利益，分析锱铢，或者一百钱的债务拖欠，怨恨波及子孙；如果通衢贸易，货物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钱的有无，就没有空闲计较的了。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通充裕，那么数十上百缗的费用，就没有空闲计较的了。都是人，所掌握的大，尚且没有空闲计较小的，上天所掌握的尤其大，而对于世人毫末的口耳之学，分寸的学问，却一一谋划所以报应的方法，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经营货物，同时同地，却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应试者所从事的相同，却有的考中有的落第；为学著书的深浅相同，却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有名有的无名，也都是有命定的，不是可以勉强企求的。古代的君子，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大道不明，自己不免成为乡野之人，一息的松懈，是忧虑；安于平易等待天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是快乐。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氏，没有不终身忧虑，终身快乐的，没有什么祈求，没有什么报应，自己则自我隐藏，哪里在乎名声？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感怀才不遇，怨恨愤懑表现在书册上，他们对于圣贤自得的快乐，稍微违背不同了。然而他们自己爱惜不世出的才华，不是那些没有实际内容而急切追求当时名声的人相比的。如果急切追求名声，那就离三十三个人远得很了，将要到燕国去却向南驾车，对于方法不也太疏漏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葛洪、陆贽、范仲淹、马光佐、周敦颐、程颢、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商隐、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引之三十三个人，祭祀馨香，降临在上面，质询在旁边。

船山遗书目录序

邓显鹤

船山遗书刻印完成，于是僭越地在后面写道：“自从孔子去世，大道衰微，七十弟子的遗言余绪，不绝如缕，遭遇秦朝焚毁，荡然无存。汉朝兴起收拾余烬，开始设立专门，各抱一经，私下传授。孔安国、郑玄等儒生，开始贯穿典籍，钻研训诂，直到其弊端，混杂于谶纬，堕入支离破碎。魏以后崇尚虚无，流变为佛老，学术纷歧，世运阻塞，圣人之道，叹息啊！唐代义疏之作，具有端绪，但是是非得失，没有折衷。宋代真儒出现，经典才有定论。至于近代”

译当时的学者，痛恨浅陋的儒生空谈心性，沉溺于考据古事，以至于厌恶鄙薄程朱理学，专门考求古人的制度名物，以此自诩博学；更有甚者，剽窃先儒言论，删去那些驳杂荒谬的说法，以此标新立异。而一两个天资高迈旷达的人，又往往被“良知”说所误导。先生对此深感忧虑，他平生论学，以汉儒为入门途径，以宋代五子为深奥境界，而追溯其根本渊源，尤其在于《正蒙》一书。他推究阴阳法象的情状，往来变化的缘由，反复辩论，洋洋千言，因此对上蔡、象山、姚江（王阳明）的指责极为严厉。有人怀疑他言辞过于激烈，但究其议论精纯，一一合乎正道，确实无可替代。先生生于朝代更迭之际，自认为祖先曾是明朝的世臣，与国家存亡与共。甲申之变后，他在岭南一带艰难辗转，既然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退而著书，隐居于祁阳、永州、涟水、邵阳的山中，流离困苦，一年之内多次迁徙，最后定居在湘西蒸水左侧的石船山，建造观生居以终老。以荆棘为席，以茶代食，身影不出山林。先生去世后四十年，遗著散失，他的儿子王敔才开始搜集整理并阐发，呈送给督学宜兴潘先生，借此得以在史馆儒林传中立传，但他的著作仍然湮没不传。后辈年轻人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姓名，真是可悲啊。当代经学大师在先生之后兴起的，不下百十家，然而各家所著据以立论的新见解，往往都是先生已经说过的。《四库全书总目》在《春秋稗疏》中曾提及先生，据我所见，此类情况不止一事。〇（我）未曾见过先生的书。近来仪征相国编纂《国朝经解》，在广南刊刻，收录甚广，唯独没有收录先生，其他更不必说了。先生出处的始末，大致可见于潘宜兴、储六雅、全谢山、余存宇等人的文集中，不再详述。这里只详细记述先生学业的大要，著录于篇，使世上阅读先生著作的人有所考证。

译再次致贺耦庚中丞的信

曾国藩

接到您的亲笔信，承蒙您过分地怜爱宠信，言辞过于美好而超出了我的实际分量。我本是无根基的学问，只是随声附和、追逐虚名，自从跟随镜海先生学习，才稍微粗略地认识到学问的宗旨。像坐在干涸的井底看天那样见识浅陋，却自以为明白，心里也感到不安。才刚刚涉足求道的门槛，就立刻钓取了超过实际情况的赞誉，这是第二次羞辱我了。〇曾经剖析我一生的病根，养痈成患、隐藏毒瘤，各种毛病层出不穷，而其关键就在于不真诚罢了。我私下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建立，贤人的德行功业之所以能够宏大且长久，都是因为真诚。所以说：真诚，是事物的始终，没有真诚就没有事物。现在的学者，谈论考据就把它作为逞辩的凭借，讲求经世济民就把它作为猎取名声的途径。说的人不感到羞愧，听的人只看重名声，互相欺骗蒙蔽，不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比如官场积习，更加崇尚虚文，奸邪弊端所在，踩上去不觉得奇怪，知道了也不说，彼此粉饰，姑且用来自我保护，懈怠成风，附和相同、惊骇奇异。所以我常常私下发表狂言，认为今天谈论治国之术，不如综合考核名实；今天谈论学术，不如选取笃实践行的人。事物穷尽就会变化，挽救浮华没有比质朴更好的。玩物丧志之后，用猛药来振作，意图就在这里吧？如今时事非常紧急，追究祸乱根源的产生，何尝不归咎于挑起事端的人？他们难道真的看清了天下的大计，应当痛加惩处并廓清吗？难道预先知道今天的变乱，确实能由自己收拾吗？不过是用言语欺骗别人，想先登上要职罢了。我因此反省内心，早年所做的，阅览书籍，讲求各种技艺，哪一件不是欺骗人的事？所谈论的古今大事，夸夸其谈自我夸许，哪一句不是欺骗人的话？半夜思考，汗水像流水一样流下。最近看到先生写的楹联“道在存诚”等语，高深啊，这大概是君子暗合道义的话吧？如果真诚而不自我欺骗，那么圣人的学问和王道，还有别的吗？镜海先生，大概是不欺骗的人吧。倭艮前辈来看我，自我反省言行没有妄为。吴竹如比部，天性质朴迟钝，正直足以办事。同乡则有黎月桥前辈，本性真诚恳切。陈岱云品行端正，冯树堂有志向且努力学习，都是致力于笃实的人。我虽然愚笨柔弱，既然听到了明确的教诲，怎敢不请求效法？至于读书的方法，博学广说；经世济民的才能，广泛采纳询问。估计智慧和精力，终究恐怕有所不及，只应当谨慎遵守规矩，不敢用浮夸引导子弟，不敢用自暴自弃危害父母留下的身体。如果有进步，是幸运；如果没有进步，终身如此罢了。承蒙您大力扶持的美意，恐怕您不了解我的浅薄鄙陋，而期望过高，所以恭敬地陈述一二以作为请教的地方，也附合《皇华》三拜的意义。

书《学案小识》后

曾国藩

唐先生编纂《国朝学案》，命令我校对文字并交付刻印。完成工作后，于是恭敬地在后面写道：“上天生育百姓，赋予我们刚健顺从和五常的本性，难道只是为了自我完善吗？而是要养育百姓、美化社会，从而弥补天地的缺憾。对于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应当探究的。两仪的奠定，日月星辰的秩序，百姓的生成，鬼神的状况，草木鸟兽的和谐，洒扫应对进退的琐事，都是我们本性分内所有的。所以说万物都具备于我。人是天地的心。圣人，他的智慧足以周知万物，他的才能足以适时施行而都适宜，但不敢放纵心意而自用，一定要寻求法度来衡量。以舜的深邃智慧，尚且喜欢询问、仔细考察；周公思考有不合之处，就夜以继日；孔子圣德盛大，尚且喜好古代、勤勉求索；颜渊、孟子的贤能，也说博学、也说集义。〇想要完善我们本性分内的一个源头，就应当明了万物万殊的等级；想要详尽了解万殊的等级，就没有比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更好的了。接触事物穷究其理，是古代圣贤共同遵循的道路，不是朱熹一家的解释。自从陆象山以本心为训，而明代的余姚王阳明就颇为遥承他的绪论。他的学说主张良知，说我们心中自有天理，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在事物中寻求。天理确实是这样的，但眼睛技巧所到的地方，如果不继之以规矩准绳，就可以依据吗？况且以舜、周公、孔子、颜渊、孟子的智慧那样高，尚且喜欢询问、仔细考察，夜以继日，喜好古代、勤勉求索，博学而集义的勤奋如此。以中等资质的人，重视物欲的拖累，却说念头不过分吗？那么能不稍微欺骗吗？从此以后，沿袭其流派的有百辈人，间或有豪杰之士，想有所补救其偏颇。改变一种说法就产生一种弊病，高景逸、顾泾阳的学问，以静坐为主，所重视的仍在知觉，这是变化而产生的弊病。近代乾嘉年间，诸儒务求浩博，惠定宇、戴东原等人，钩深研微、训诂，本着河间王夫之实事求是的宗旨，轻视宋儒为空疏。所谓事，不就是物吗？所谓是，不就是理吗？实事求是，不就是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吗？名目自高，诋毁日月，这也是变化而产生的弊病。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问，抑制嗜欲，苦炼筋骨，力勤于实践，等同于许行的并耕，批评宋儒为无用，这又是另一种弊病。由前面的弊病，排斥王阳明而不堵塞其源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由后面的两种弊病，矫正王阳明而过于……”这正是因噎废食之类。我朝崇尚儒学一道，正学兴盛。平湖陆子

译桐乡张子驳斥邪说而回归正道，坚定得不可动摇。陆桴亭、顾亭林等人，学识博大精微，本体与功用兼备。其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更是接连不断。两百年来，学说中的纯正与驳杂，已经区分清楚了。唐先生于是编纂了这部书，大体上是持守恭敬而不偏向静坐，探究事物而不流于琐碎，努力践行而不陷于狭隘，这三方面互相修养。选取名言，大致依据这个标准。那些或者沿袭王阳明的旧路，或者改变王阳明却接近前人，存在上述三种弊端的，都加以厘清和剔除。难道是好辩吗？因为离古代越来越远，各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声，肯定这个否定那个，没有办法互相取胜。即使是那些最接近道理的，也不能让所有人的心都满足，而没有不同的意见。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罢了。如果有人在喜好这方面而寻求途径，那么就应当增加见识，去掉骄傲，不要仅仅听说道理；不要自我标榜以划定界限，自我局限而不做口头耳目的浅薄追求，而是追求真正的自得。这就是君子了，这也是唐先生与人共同编纂此书的志向。

译《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曾国藩

人才随着风土习俗而改变，这话确实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如此，不过大体上不能超出这个规律。前代史书称燕赵之地的人慷慨悲歌，敢于在别人危难时伸出援手，〇有着豪侠的风气。我观察直隶地区的先贤，像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鹿征君等各位贤人，他们后来的议论各不相同，但起初都接近于豪侠之风。即使今天的士人阶层，也大多刚强而不摇摆，质朴而崇尚道义，还保留着豪侠的遗风。人的才质本源于地方风俗，大概没有错吧？豪侠的品性，能够进入圣人之道的大致有几点：侠士轻视财利，抛弃万金而不看一眼；而圣贤则身处富贵而不留恋，处于贫贱而不离开，痛恨那些在坟墓间乞食、垄断市场牟利的行为，虽然精粗不同，但轻财好义的原则大致相近。侠士忘记自己而救济他人，不惜苦心志，把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圣贤以广泛救济为胸怀，邹鲁之地（指孔子孟子）的急切忧虑，以及大禹视他人溺水如自己溺水，后稷视他人饥饿如自己饥饿，伊尹视他人被推入沟渠如自己被推入沟渠，几乎没有多少差异。那些能够尽力救助穷困朋友的人，也就是可以进而援助天下的人。侠士轻视死亡而重视气节，圣贤很少谈到这一点；但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选取大义，坚定不可动摇的操守，也未尝不与侠士相似。前人讥讽太史公喜欢称颂任侠，以我看来这几点，并不违背圣贤之道。那么豪侠之徒，不可过分贬低，而直隶的士人，他们做学问应当比其他省份容易，怎么可以不努力呢？努力怎么做？做学问的方法有四种：叫义理，叫考据，叫辞章，叫经济。义理，在孔子门下属于德行科，当今世人把它看作汉学。考据，在孔子门下属于文学科，当今世人把它看作汉学。辞章，在孔子门下属于言语科，从古时的文章到当今的科举文章诗赋都是。经济，在孔子门下属于政事科，前代的典礼政书以及当时的掌故都是。人的才智，上等的哲人少而中下等的多，一生也不过几十年的光阴，势必不能把这四种学问都观察并全部掌握，所以君子贵在慎重选择，先做紧急的事。选择那些切于我们身心、不可仓促离开的，没有比义理之学更紧急的。凡是人生所具有的，有耳目口体心思，每天接触在我们面前的，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一点的有君臣有朋友。做义理之学的人，〇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自恭敬地履行职责，而五伦各自尽到本分，又将推广到万物，使百姓都能安身立命，而对伦理纲常没有遗憾。如果使全世界都对伦理纲常没有遗憾，即使是唐尧虞舜的盛世也不能达到，如果通晓义理之学，而经济之学就包含在其中了。程朱诸子的遗书都在，何曾舍弃末节而言根本，舍弃教化新民而专事彰显明德？看他们雅正的言论推阐，反复而不厌倦的，大抵不外乎立志以奠定根基，居敬以涵养德行，穷理以获得知识，克己以努力践行，成物以实现效用。义理与经济起初没有两种方法可以分开，只是它们用功的顺序，详于本体而略于应用罢了。

现在与直隶士人约定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根本，选取乡里先达杨、赵、鹿、孙几位君子作为表率。他们能够忍受艰苦困饿，坚忍以成就其事业，而我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能够把穷达、荣辱、祸福、生死置之度外，而我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能够以功绩称颂于当时，以教化恩泽启迪后世，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洗除往日昏暗卑污的见解，矫健地直趋广大光明的境界，视人世间的浮华微利像苍蝇蚊子触到眼睛而不留恋，不忧虑所到之处不遇合，而忧虑节操气概稍有贬损；不忧虑冻饿在家，而忧虑德行不能施于百姓。志向所指向的地方，金石为之开裂，谁能阻挡？志向既定之后，然后取程朱所说的“居敬、穷理、力行、成物”，精心研究并切实体会。然后寻求先儒所说的考据，使我们所见证的符合古制而不谬误；然后寻求所谓的辞章，使我们所获得的通过笔札表达而不差错。选择一种方法坚持，而其他方法固然不敢完全废弃。其中如果有些士人，质性所接近，师友所熏陶，有偏向考据之学的，有偏向辞章之学的，也不必立即改变前面的轨道。即使这两条路都可以进入圣人之道，他们的文章涵盖经史百家，他们的学业在于学问思辨，他们的事功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有不同的流派，何必相同呢？共同到达大海罢了。至于风气没有常态，随着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那么数辈人都想努力追随先哲；有一二人好仁，那么数辈人都想安济百姓。倡导者开启头绪，应和者衍伸波澜，倡导者可以传给同志，应和者又可以传于无穷。倡导者像有源头的泉水，流向河流；应和者像支流沟渠，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勉诱导，好比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的士风，如果真能得到有志者引导先路，不过几年，必有体用兼备的人才，文采斐然而四处涌现，像泉水涌出而云彩兴起。我愧居此地的官位，自愧学问没有本源，不足以作为众多士人的楷模。嘉许此地有刚方质实的资质，乡贤多有坚苦卓绝的品行，粗略陈述旧闻以勉励士人，也期望通才硕彦告诉我昌明的言论，上下交相劝勉，仰慕古昔，与人取法，人为之轨，在化民成俗之道上，或许不无小补。

译补充说。

译立言

顾炎武

文章之所以不能断绝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它阐明了道义，记载了政事，体察了民间的隐情，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像这样的文章，对天下有益，对将来有益，多写出一篇，就多出一篇的益处。至于那些怪诞虚妄、扰乱神明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言论，抄袭剽窃的说法，阿谀奉承的文章。像这样的文章，对自己有损害，对别人无益处，多写出一篇，就多出一篇的损害。张载曾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今天的百姓，是我与那些显达而在高位的人所共同拥有的。用实际事务来拯救百姓，这是显达而在高位者的责任；用言论来拯救百姓，这也是困顿而在低位者的责任。”

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然而政治教化和社会风俗，如果不完全正确，就允许百姓议论了。所以《盘庚》的诰辞说：“不要有人敢隐瞒小人的规劝。”而国家遇到重大疑难，就向百姓占卜征询顺逆的意见。子产不毁坏乡校，汉文帝停下辇车接受进言，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唐朝中期，这种用意还保留着。鲁山县令元德秀派遣几名乐工，手拉手在蒍地歌唱，唐玄宗因此感动。白居易任盩厔县尉时，创作乐府诗及诗歌百余篇，规劝讽喻时事，流传到宫中。唐宪宗召他进入翰林院，这也接近于陈列各国的风谣，听取百姓的歌诵了。

天下的事情，有的言论在当时提出，而其效果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显现出来。《三国志》记载司马朗有恢复井田制的建议，说过去因为百姓各自拥有世代相传的产业，难以中途剥夺，现在承接着大乱之后，百姓流散，土地产业没有主人，都成了公田，应该趁这个时候恢复井田制。当时没有实行。等到拓跋氏占据中原，下令将绝户人家的宅院、桑树、榆树全部作为公田，用来分配给百姓，而口分田和世业田的制度从此兴起，直到隋唐都沿袭这一制度。《魏书》记载武定初年，私铸钱币泛滥且质量低劣，齐文襄王建议说：“一枚钱重量达到五铢的，允许在市场上使用。”天下各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自设置两架秤，悬挂在城门上，如果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然重量达到五铢但掺杂铅锡，都不允许使用。当时没有实行。等到隋文帝统一天下，重新铸造新钱，上面铸有“五铢”字样，重量与字样相符，在关卡放置标准样钱，不符合样钱的没收销毁，而开通元钱的规范从此确立，直到宋朝还仿照这种制度。朱熹撰写《诗集传》，到了《秦风·黄鸟》这一篇，极力陈述用人殉葬的危害，认为这是出于戎狄的习俗，因为没有圣明的君王和贤能的诸侯去讨伐他们的罪行，于是习以为常，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历代沿袭，直到明朝英宗才开始革除这一千古弊端。〇英宗刚即位，就受到宪王奏疏的感动，这也得益于朱熹《诗集传》启发他的天资。唉，多么仁爱啊！

《唐书》记载李叔明任剑南节度使，上疏陈述道教和佛教的弊端，请求本道将寺庙定为三等，道观定为二等，上等寺庙保留僧人二十一名，上等道观保留道士十四名，每降低一等减少七人，都选择有修行的人，其余还俗为民。诏书下达尚书省商议，不久作罢。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才开始采纳他的建议，合并裁减天下的寺庙道观。而在明朝洪武年间，也稍微实行过他的方法。《元史》记载京城依赖东南漕运粮食，耗尽民力来航运，危险不可测。秦定年间，虞集说：京东数千里，北到辽海，南到青齐的芦苇之地，海潮每天到达，淤积成肥沃的土地。采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水造田，可以传给子孙，就像军官的田产制度一样。这样既可以减轻东南的漕运压力，以舒缓民力，而游手好闲之徒也都有了归宿。事情没有成功实行。等到元顺帝至正年间，海运不到，听从丞相脱脱的建议，于是在江南设立分司农司，招募能种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作为农师。当年于是大丰收，至今水田的遗留利益还有存在的。戚将军继光又在蓟镇修筑，这些都是提出建议的人所没有见到的。而困穷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天下的道理，本来不出于此。孔子说希望实行夏朝的历法，本来不指望鲁国的定公、哀公，周朝的景王、敬王，而只告诉颜渊。等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几乎过了三百年，于是实行了。孔子告诉颜渊，实际上是告诉汉武帝。孟子想要任用齐国，说：“用齐国来称王天下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如果是滕国就不能任用。而告诉文公的话，也没有贬低齐梁。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这就是王者的老师。”唉！天下的事情，有见识的人不一定遇到合适的时机，而遇到时机的人或许没有见识。那么开物成务的功业，立言的作用，难道可以轻视吗！

杂言日知录

顾炎武

阅读屈原《离骚》的篇章，才知道尧舜之所以能够施行，超出常人，是因为他们正直不阿。与流俗同流，与污浊的世界合拍，就不能进入尧舜的道义了。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这就叫做正直不阿。与此相反的，叫做随波逐流。道就像大路一样，尧和桀的区别，一定在于此。

老子的学问，之所以不同于孔子，在于和光同尘，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卜居》《渔父》两篇，完全说明了这一点。不是不知道那些话可以听从，而是道义上不应该这样做。扬雄如果知道这个道义，反写《离骚》，难道可以不写吗？推究其大意，生于这个时代，为了这个时代，这样就够了。这就是他成为王莽大夫的原因吗？今天的人情有三种相反的情况：叫做弥

译越是谦恭，就越虚伪；越是亲近，就越疏远；越是奢侈，就越吝啬。

译巧诈招致杀身，狠戾招致杀身，吝啬招致杀身。

江南的读书人，轻浮薄情、奢侈淫逸，这是梁、陈诸帝遗留的风气；河北的人，狠毒凶残，这是安史之乱那些凶徒残余的教化。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很难啊！今天的北方学者就是如此。整天坐着，说话不涉及道义，喜欢卖弄小聪明，这很难啊！今天的南方学者就是如此。南方的士大夫晚年大多喜好学习佛学，北方的士大夫晚年大多喜好学习仙道。他们一生做官，到老得闲，正应该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来弥补从前的缺失，却因智慧达不到，而流入异端邪说。他们与那些只求田产房屋的人相比，行为虽然不同，但孜孜以求私利的心却是一样的。《宋史·吕大临传》记载：富弼退休在家，研习佛家学问。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代三公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有有德行的人担任。在内则在朝廷议论治国大道，在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古代担任此职的大人，必定要用这种大道来唤醒百姓，成就自己从而成就万物，难道会因为职位的升降、年岁的盛衰而改变吗？如今大道尚未彰明，人们趋向异端学说，不陷入道家就陷入佛家。怀疑圣人之道未尽善，轻视礼义为不足，人伦学问不明，万物处于衰老，这正是大人恻隐之心存留的时候，应当以道自任，振作败坏的风俗。至于那些转移精神、改变气息，务求长寿的，那是山谷中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的喜好。难道是世人所期望于您的吗？”富弼向他道谢，以尊贵年长的身份接受后辈的规劝，实在是不容易得到的。

贫穷的人不靠财物侍奉人，但未曾没有自我提升的途径。江边的贫女，常常先到并打扫房间、铺设席子；陈平在乡里服丧，因为先到后走，被罢免了辅助的职务。古人的风范，我们这一党人应当努力效仿。

与左逸民书

鲁一同

来信推崇高雅明智的道理，爱护勉励之情非常深厚。我资质平庸，见识浅陋，不能尽知，私下奇怪您说士人喜欢议论时势而中了贾谊的毒，这大概不是明智之人应当说的话。又说汉文帝不用贾谊，坚守家法，更是错误。人生如果不立于天地之间，一旦踏上尘土，就不能不寻求毫毛般的补益。仁人贤者用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必只有贾谊是狂惑呢？汉朝兴起，承接千载的衰败，周代跟随暴秦的覆辙，风纪荡然无存，法制违背常理。贾谊一次痛哭就使明主心动，史册上有记载。文帝对待大臣有礼，先仁义后刑罚，广泛积蓄储备，兴办礼乐来教化天下，开创梁代以制约六国，延续到孝武帝，推行恩泽分封，坐制强大的藩王，都是师法他的意思。怎么能说不用呢？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又说：“武王、周公大概是通达孝道的人吧？因时设立政令，随世推移，这才叫守成。”假如汉文帝不用贾谊的话，箕踞怒骂，不喜欢儒术，难道不是他的家法吗？这就太偏颇了。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德行，于是作《周官》，等到他所用，又不完全符合。夜里思考，坐着等待天亮。孔子告诉颜渊：“四代的礼乐，帝王治理天下，如同太阳驾驭天空。”历年久了，必定有差错，动辄烦扰推算。您却说守成的时代，一切不适宜更改，那么吕公就不应当兼采三王之道，孔子就不应当论及四代了。又说人用才智加于朋友，朋友必定更加嫉妒。用明智的臣子不适宜议论法度，却不知道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来探求天下的缘故，是为了利于国家安定社稷呢？还是怠慢君父用才智加于他们呢？不探求其端绪，不责问其是非，却说“旧例”，这是汉唐中等君主掩饰错误、拒绝劝谏的常谈。您又贬低大义而伸张小忠，更有利于臣子持两端以保全爵禄。一个朝代的兴起，规模大体，万世不变，那些小小的细节，日变月变，自然不同。宣成之制已不同于文景，开元之礼变化于贞观，这是推移的渐变，所以如此。况且本朝二百年来，列圣相承，未曾一次议论更革，然而冗官逐渐增多，岁出逐渐扩大，文法逐渐繁杂。对照开国，已难完全符合，而议论的人不以为非。如今淘汰冗官，节省岁出，改变文法，却以变易为罪。不知道变的是变呢？不变的是变呢？天下安于常道、习惯旧例，庸人乐于无事，而不肖之人有所容身，他们只是保全自身畏惧祸患罢了。至于草野讲求，何畏何忌？却想闭口不言，以无讳之世为重足之忧，这不是对士君子的期望。您怀抱观古的见识，究极物变，文章汪洋，我每次目睹都心惊。曾想极力论述以拯救天下的迷惑，而您先施教戒，我怎么敢不尽言以报答大德？您推崇禅让，轻视世袭，进退尧舜，抑扬禹文，将汤武降为莽操，将范蔡进为知机，说太伯、伯夷有心为此，这都是衰周大乱之世，庄周、惠施、驺慎之徒，用来惑世害民的。

如今圣人治理天下，正道昌明，还坚守此不变，以为奇怪可喜，那么谈鬼说梦，颇足以娱心。何必陈陈相因的偏颇言辞，令人厌烦？如果真认为如此，那么衰周那几个人的学说，等待在您的昌明。万一远近流传，诧为诡诞，采风的使者密报上闻，事后的后悔，大概不可讳言。数十年来，人心逐渐放肆，士大夫为大言以毁前圣，小人用私智而抗国法，这应当是深识之人隐忧的。您又从而张

译这（种风气），恐怕更加严重了。凡是人的议论，贵在平正切实；文章务必切合事理。至于追求高深、喜好险怪，就像舍弃豆米而吞食马肝，毁坏冠服而穿着树叶，这实在不是保养性命的方法啊。耳目所及的当世情况，清晰明了，却仍然抵触不入。唐尧虞舜、殷商周朝距离今天已有数千年，法度典籍，百中无一留存，墙壁中出土的史书真伪参半，上古圣人的用心，与凡俗浅近之人截然不同。如今舍弃当世的得失，去探究远古的是非，拾取残缺破碎的言辞，夹杂私人的臆测，揣度古人的胸腹，推测圣哲的心思，自己既然不合时宜，便一概诋毁，前后横断，黑白混淆，人不过是天地间的余气，百年光阴如飞驰，精神魂魄能有多少，白白浪费在无用的地方，致使当世之人斥责其狂妄愚昧，后世之人指其为异端邪说，岂不可悲！推想您的心意，难道认为往圣可以非议，典籍可以毁坏吗？只是因为流俗的文字柔弱无力，一旦发出高论，震惊万物，大名立刻就能获得。不知道文章如同水火土谷，可以滋养身体，其余的用来滋养他人，再其余的用来滋养天下后世。究其旨归，没有什么值得惊喜的。如果画布为龙，张皮为虎，用来惊吓乡里的小孩子，他们就会喧哗着跑开了。宇宙很大，后来者无穷无尽，难道都是愚昧幼稚的人，可以用鼓声来惊吓他们吗？听说您写诗，杂取诸子史书，雕琢成词，储存起来等待选用，大才盛气，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总之，这件事是从内心发出的，向别人借东西，即使十年不还，主人也不会追索。但就我们内心而言，难道不会像旅店一样摇摆不定吗？您通达温和，深明退让的道理，一定能接受尽言。我们之间的议论，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正直诚信的朋友，是古人所珍视的。如果我的浅见可以采纳，感动您的内心，去掉那些铺张衍生的内容，割除那些借用的辞藻，那么您清高旷达、超迈往古的才情，足以在天下自雄，我将执鞭跟在您后面。如果您自满自是，听了我的话也不回答，那么您的学业就止步了。天下的人，一定没有像我这样爱护您、向您进献苦口忠言的人了。非凡的才能难以成就，直率的言语容易触犯人，擦肩而过之间，只能为之浩叹。又以前赠送的诗，确实钦佩您淡泊的风度，高尚素朴的志向，没想到您认为怪异，以为我轻视您？您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难道还以贫贱为羞耻吗？文章事业，都以静俭为根本，实在不愿品德高尚的奇人，效仿这种世俗的情怀。我看到您的文辞奇特质朴，喜爱珍重不已，从早到晚，不能忘怀。又感激您教诲规劝的意思，在我心里私下还有未尽之处，所以敢陈述我这些狂妄的言语。伤害直率只希望得到宽恕，如果能赐复信，那就太好了。不再多言。

译给左君的第二封信

鲁一同

信还没发出，又收到了您的来信。很高兴看到您的议论逐渐切实，有许多值得采纳的地方。虽然如此，您大概还没有明白当今的大势。《传》中说：“高谈阔论不能止息人们心中的欲望。”又说：“效法近代的君王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的理论浅近而容易施行。”从前盖宽饶刚直高洁，喜欢触犯皇帝的心意，王生为他感到悲伤，通过观察来规劝他，认为屡次进献不被采纳、难以听进去的言论，去匡正辅佐左右，是不恰当的。言语不在于追求高远，而在于切合时务，高远而不切合时务，就像违背时势去追求不高远的一样。您的话说：“国家获取利益的途径很多，政令的源头不清洁，下游就容易浑浊。因此想要罢免乌喇探珠的军队，停止吉林采参的贡品，革除三姓征貂的官吏，辞退叶尔羌搜玉的使者，拒绝波斯珊瑚的珍宝，免除关市的税收，开放鱼盐的禁令，断绝与外洋的贸易，以清心寡欲的风气来教化天下。”陈述的议论非常高远伟大，纠正时弊非常正直急切。但是您只是看到了前代的过失，没有看到今天的弊端吗？如果把这种议论陈说在汉太初、宋大观、明万历年间，难道不是不识时务、不明政体、豪爽之士吗？可惜把规劝昏暗君王的策略献给了有道之世，虽然绳墨切中要害，但没有抓住关键，就像在无用之地挥刀，虽然刀刃不会缺损折断，但也无法解开问题。“国家”历代圣君相继传承，世代的德行继承美好。皇上登基以来，亲身践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听近臣说，皇上穿着洗过的衣服，拒绝珍奇的美味，后宫没有过分宠爱的人，外戚很少有恩惠私情，赏赐有节制，出入有常规，可以说是恭敬节俭了。天没亮就临朝听政，傍晚才退朝，统领各项政务，一天处理上万件事务，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了。况且现在吉林、三姓、叶尔羌等地，过去被称为极远之地，现在都隶属于版图，各地进贡其特产，哪里会有耗费国库、劳役百姓，使上困下疲的情况呢？天下大利所在，圣人一定要掌握其权柄，调节其出入而补救其弊端。关市有税收，盐利有禁令，外夷有贸易，这是用来权衡各种货物，调节万物的。历经汉、唐、宋、明一千几百年，沿袭不改。现在却想要引用上古遥远的事情，全部罢免，不知道天下地丁杂税每年收入四千多万，灾荒停缓的费用也在其中，而户部奏报每年支出达到三千三四百万，除了田赋之外，全部裁减革除，军国事务重大，不像您这样平民小户可以勉强维持、凑合度日。这真是书生的迂腐言论，所以我不能信服。古人的税收，百姓有田有口，周官有九赋，汉有口率，唐称两税，这是用来警戒游手好闲的人，体恤从事农业的人。现在天下的丁税，都合并到田税中，法律取法简捷，农夫负担沉重，游民越来越多。您又建议去除杂税，农夫怎么能不流亡？奸民怎么能不滋生？铜钱和白银，只是流通货物而已，不能拿来吃，也不能裁来做衣服。不在此处，就在那里，上下转运，没有利息损耗。您认为银价昂贵是因为与外洋通商，这是朝廷大臣已经议论过的。不考虑天下的困苦，不专门是因为银少，而是因为衣食的来源不足；衣食不足，是因为物力艰难；物力艰难，是因为浪费；浪费的原因，是因为风俗奢侈；风俗奢侈，是因为百官奢侈。官员在上面奢侈，士人在下面华丽，工人在市场上做工，农民在田野里效仿。朴实变成雕饰，都是官员造成的。以今天的河工官员来说，一顿饭的费用，是八口之家几个月的食物；一件衣服的费用，是中产之家一年的财产。河水不是金穴，堤防不是银矿，从哪里来呢？您认为我提倡节省工帑是言利聚敛，我确实不肖，不至于成为桑弘羊、裴延龄那样的人，而您一定要庇护这种积习，甚至引用汉高祖、陈平的事情，放纵他们的出入以示大度，而专门责备朝廷以节俭之意，这就像治家的人听任奴仆偷窃，而靠粗茶淡饭来求得不贫穷，是不可能的。您只知道嘉庆年间河费达到五六百万，说今天节省，不知道当有事时，千万也不吝惜；当无事时，两河四百万的帑银泄漏不是小数目。我看到的是助长奸邪而危害国家，没有看到这是大度。

您又说胥吏不能造成弊端，是因为官员不勤勉。官员的原因，以今天的河工官员来说，捐纳职务的逐渐减少了。由科举出身的人，没有看到他们能勤勉百姓而制约胥吏。古代治理天下的人，都是上面简略而下面详细。三代封建，几千个都是州县。方伯连帅，寥寥几十人，分土而治。诸侯以下，卿大夫士大概几百人，胥吏减少，足以成为士人。汉法极重守令，刺史的职位很微小。唐县分七等，节度使观察使的数量也很少。后来失去制度，反而更加增多。明初督臣使用，沿边中叶以后，逐渐设置。由此说来，封疆大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多设。州县之所以不能制约胥吏，是因为牵制太多，文书太多，驳回复审太密，穷尽日夜的精神来承接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五六位公爷的意旨，还担心不够，又怎么能亲近百姓而督促胥吏？您认为督抚是心膂，司道是耳目，州县是手足，胥吏是袖履。心膂不太多吗？耳目不太多吗？手足不太多吗？袖履不太多吗？我认为宰相是心膂，近臣是耳目，院司是手臂，州县是手指，胥吏是狗。两只手臂不能运转一个手指，所以院司应该少；一个手指不能驾驭千只狗，所以胥吏应该

译减少。如果在两臂之间牵制一根手指，尚且不能驾驭狗；作为手臂的人，又放纵狗去咬那根手指，手指也就陷入困境了。您痛恨州县官吏的弊端，如果沿用现在的方法，即使由您来担任，即使焦心苦思，倾家破产，也无法供给充足，又怎么能去除弊端呢？这确实是因为牵制带来的祸患深远长久，官吏的职责难以履行。天下的事情一定有生病的根源，如果不找到那个地方，东指西斥，只会越纷乱越混乱。谈论国家用度，就减少赋税额度却放纵官员贪婪；谈论治理之术，就乐于牵制却庇护胥吏，这都是因为好高骛远而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君子的角度来看，想要国家不贫困，首先要核查虚报冒领；想要官吏不扰民，首先要统一事权。虚报冒领核查清楚了，收支就有常法了；事权统一了，手指和手臂就能互相使唤了。您有幸关心当世之事，请深思其中的适宜之处，不要只是发表高论来纠正朝廷宽纵臣子的做法，以听从王生的告诫。

译给蒋瀛海的信

罗泽南

瀛海足下：苔洲从书院回来，说您最近和几位朋友发生矛盾，忽然发泄怒气，在悔悟之后，想让我说一句话来警示您，可见您悔过的速度之快，并且有喜欢听别人指出过错的诚意，真是庆幸，真是庆幸。我的意思是，昨天的事情，大概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不平的意念长久积蓄在心中，偶尔被触动，于是爆发出来无法抑制。不知道我们立身处世，只求自己的过错罢了，不必计较别人的过错。求自己的过错，日常应酬，一定要让自己处于没有过错的境地，一句话不符合法度，就像芒刺扎在背上一样；一个行为不端正，就像嘉石（古代刑具）自己陈述罪状一样，忧虑恐惧警惕严厉，以保持没有灾祸，自我检点尚且来不及，哪有空闲去检点别人？如果只以计较别人的过错为心思，这颗心只看到别人的过错，不知道别人也有对的地方；这颗心只想攻击别人的过错，不知道这攻击别人过错的心，自己先已经陷入过错之中了。开始还想要用自己的对来指责别人的错，接着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错而只寻找别人的错。开始还认为别人的错是错，要求他必须改正；接着就直接把别人的对当成错，来掩盖自己的错。对与错于是在我们心中颠倒，无法再分辨。采用这种方法下去，处在乡邻中就和乡邻结怨，处在朋友中就和朋友结怨，甚至在父兄师长面前，也要衡量长短，负气不肯低头，小则招致怨恨，大则招致灾祸，都是因为看见别人过错的心到了这种极点罢了。人用来充满身体的，是气；能主宰这种气的，是理。人对于这一点，只有随时用理来驾驭它，就可以成为符合德义的勇敢，足以胜任天下的大任；否则就是客气、暴气、戾气，像没有缰绳的马，没有鼻绳的牛，奔放冲撞而无法再控制。天地间因为气而败坏事情的最多，不是气本身有害，是因为没有义理的制约。您天资强健，英气勃发，充分发挥您的才力，似乎也可以有所作为。希望您平时读书穷究事理，用义理浇灌心胸，采取古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鞭策自己的身心，来调和血气。到时候又痛切地自我反省，剪除别人的对，而我的错，错在我，对人有什么怨恨？我对了，而别人错了，错在别人，对人有什么怨恨？顺应道理，抑制急躁乖戾，或许心平气和，行事不至于有失误，而且刚大之气自然足以配合格道义而不会气馁。我年轻时喜欢逞气，不仅行事多错，至今胸口常有肝气作痛，您应当以我为戒。宿雨刚停，天气清和，这个时候正好平心读书，来观察义理所在，千万不要把小小的嫌隙放在心上。希望您放下它。

劝诫浅言四则

曾国藩

立身以不说谎话为根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根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根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根本。凭才能自满，凭能力自夸，就会被小人忌恨，也被君子轻视。喜欢谈论军事的人，他的阅历一定浅薄；喜欢攻击别人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不务实。想要做务实的学问，必须从禁止大话开始；想要禁止大话，必须从轻易评论军事开始；想要不轻易评论军事，必须从不说别人短处开始。三种通达的德行之首是智，智就是明。古来豪杰动不动称为英雄，英就是明。明有两个方面：别人看见近的，我看得远，叫高明；别人看见粗的，我看得细，叫精明。高明的人譬如在屋子里所见有限，登上楼则所见就远了，登上山则所见都远了。精明的人譬如极其微小的东西，用显微镜照它，就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如粗糙的米，再舂打则粗糠全去，舂打三四次则精白绝伦了。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喜欢问就像买显微镜，喜欢学就像舂打熟米，总须心中极明，然后口中可以判断。能明而判断叫英断，不明而判断叫武断。武断自己的事，危害还浅；武断他人的事，招怨实深。只有谦退而不肯轻易判断，最足以养福。孔子教人没有比求仁更大的，而其最切要的没有比“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更重要的。立达是什么意思？大概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这就是立；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这就是达。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以不嫉妒不贪求为重。忮，是嫉妒贤能，妒功争宠，所谓懈怠的人不能修养，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这类。求，是贪利贪名，留恋乡土恩惠，所谓没得到时担心得到，得到后担心失去这类。嫉妒不常见，每在名望事业相当、权势地位相等的人中暴露；贪求不常见，每在财物交接、仕途进取相互妨碍时暴露。想要造福，先去除嫉妒心。所谓人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仁就不可胜用了。想要立品，先去除贪求心。所谓人能扩充不想偷盗的心，义就不可胜用了。

澹泊明志论

保泰符肖嵒

人之所以能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是志。人之所以能实现其志向的，是不被外物诱惑。大概心只有一个，而争夺它的却有上百种

译如果辨别得不够严格，而坚守得不够坚定，很少有不被外物所动摇的。只有认识到我从天性中获得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足，而穷困与显达的命运就听任它自然到来，不会因此增加或减损什么。这样，我就尊贵而外物卑微，我就宏大而外物渺小。平生所建立的一切，没有不能在隐居时确信不疑的。从前诸葛亮教导儿子说：“淡泊以明志。”请让我申述其中的旨意。人从少年时期进入大学学习，必定要抛弃幼稚的志向，以顺应成就美德。那么人的志向，难道不是在脱离经典学习时早就辨别清楚了吗？只是志向还没有明确，口中极尽美味，耳朵听尽靡靡之音，眼睛贪图美色，心里炫耀权势地位的荣耀。外在有所增加，内在必定有所减损；外在有所获取，内在必定有所舍弃。试想这志向是谁的志向，竟然让繁华靡丽的东西改变了它？这都是因为不能淡泊志向才到了这个地步。古人志向尚未实现时，渭水可以垂钓，莘野可以耕作，版筑的劳苦不辞，粗茶淡饭的贫困不厌。这难道是为了用淡泊来标榜清高吗？实在是因为不经历尽天下的穷困，不足以彰显我志向的坚贞；不阅尽天下的困境，不足以彰显我志向的高洁。辨别得严格，所以坚守得坚定。坚守得坚定，所以无论时间长久还是短暂，都有理由自信而不怀疑。有时在田园隐居时是这个志向，有时在朝廷为官时也是这个志向；有时穿着粗布短衣时是这个志向，有时穿着华丽官服时也是这个志向；有时吃着野菜时是这个志向，有时享用丰盛美食时也是这个志向。别人喜欢声色，志向坚定则声色不足以令人喜悦；别人喜爱货利，志向高洁则货利不足以令人喜爱；别人炫耀权势，志向高远则权势不足以令人炫耀；别人羡慕功名，志向宏大则功名不足以令人羡慕。这难道是厌恶这些而逃避它们吗？大概是我从天性中获得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足，只要用淡泊来彰显我本来的自足就够了，哪里会因为区区外物扰乱我的志向呢？后来的君子也曾有志于此，但不明白本性中存有的东西，而志向尚未宽裕，得失在心中扰乱，利害在外围纠缠，经受不住变迁和诱惑，志向因此败坏，被天下人嘲笑。我因此对于诸葛亮“淡泊以明志”的教诲，反复诵读而不放下。机神洋溢，畅所欲言。张之洞评

译论变化气质示弟

士人不学习，不足以成为士人；学习了却不能变化气质，不足以称为学习。张载说：“有气质之性，反之则天地之性存。”周敦颐在《通书》中于气质上区分刚柔，更在刚柔之中区分恶。凡是属于气质的，就应当加以变化；而我认为，变化阳刚之气尤为急迫。为什么呢？有一件事，是天理所不容许的，是人情所未有的，旁观者无不愤然捋袖想要争辩，而其气焰正盛，最终没人敢触犯；阴柔之人只是在私下里退让议论罢了，而阳刚之人必定会起来大声疾呼，在庭堂上侮辱对方以作为痛快。况且被靡靡之音所激怒，因私下退让议论而更加愤慨，必定大声疾呼，在庭堂上侮辱对方以作为痛快。（原文此处似有衍文或语病，依文意译为：况且因私下退让议论而更加激愤，必定大声疾呼，在庭堂上侮辱对方以为快。）如果不加以变化，势必会成为狂人、癫狂之人，成为酗酒骂座之人，成为游侠，最终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假使圣人处于这种境地，必定不会这样。然而当时觉得痛快，就把它写下来；今天觉得痛快，就把它念出口。如果不是圣人的道理，谁能从而折服它，使其低头压抑心志，以全力致力于变化呢？圣人的道理，不如让他自己看见自己的本心。真诚地激发而有抒发，后来在清静的夜晚独自思考，得以看见自己所谓过分之处而加以变化；得以看见自己所谓小不忍之处而加以变化；看见所谓小不忍之处，并得以看见其变化之处，尚且不是心安，以求得心安，而心安得以获得，心的本体才得以显现。大概那些不思不见的，平日里把气当作心，而习惯不察觉；那一经思考必定能看见的，遮蔽仅在于气未被世俗扰乱，而心自然灵明。由此周旋于礼乐的仪文，含咀于诗书的滋味，从容于朋友相互观照之中，优游于仁义中正的领域，以涵养其心，时时看见所谓心安之处，而大概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唉！以今日的气习风尚，哪里会有阳刚暴戾、忿争呢？更甚者修饰为矫健的节操，以暗中施行其容悦，以欺人自欺，简直是阳刚的贼害。加以变化，而客气退去，正气伸展，自然不担心其举动不能胜任，而以此配合格义，充塞天地。唉！士人必定有一次变化，至道的根基，而后有百折不回的气概。没有这样的人，我和谁谈论这些呢？

答张一衡书

魏礼

天下去除质朴已经很久了。质朴，是人的根本，万物的根源，世道治乱的源头。只有质朴去除殆尽，而小人、盗贼、弑君、叛逆、淫乱、报复、杀戮的祸害相继出现。所以世道治理，首先必须返归质朴；而其混乱必定先以浮靡诈巧开始，言行乖戾以酝酿杀机，天地无可奈何，于是听任人的作为，日月星辰改变其度数，山崩川竭，震裂混乱的变故成为兵戈、疾疫、水旱的灾害，其势有所不得已，大概不这样不足以芟除廓清气运，使天下之人困顿忧虑无聊，巧诈不能发作，财竭力尽，浮靡无由产生。于是噩噩浑浑的太古再次出现，犹如秋冬凋杀，木叶尽脱，元气全部返归根荄而春天才开始萌发。君子修身也是如此，运用智巧也是如此。智巧而不以质朴为本，则最终必定颠踬覆溺而智巧穷尽。土石最为质朴，峻宇雕墙，黄金白玉的珰饰依附其华丽。草木的根最为质朴，华实依赖其生长。所以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概愚是大智的基础，拙是大巧的计谋。我私下观察您的书信旨意，多么质朴啊！人没有不自夸其家世的，而您质朴地陈述，早年游历处于公卿大人之间，而质朴未曾流失。您对我说的话也很质朴，没有溢美之辞。因此想到古来当去除质朴之时，必定有二三君子保留其质朴以归还天地，使丝线延续于后世，所以一代有一代的盘古。中古的衰微时期，衰微时期再次成为盘古，道理本来如此。您大概是守朴的君子，我遗憾当面错失您。当时在竹轿中各自熟视举手时，看见您没有浇漓之气，心里暗自诧异。看见您的朋友，说您太质朴不宜担任有司，他们大概只看见您的质朴而未看见您以质朴为基础的作用吧？我因感佩您的质朴而详尽陈述。

书立命说辩后

罗有高

明朝中叶有袁子者作《立命说》，他的学说说道：“人为则美，报随之。有一必有一报的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计日，课数告上天，天将衡量其多寡、长短、轻重，以适合其等级，不差爽其分。”济阳张子听闻而认为不对说：“这是异端曲说。这是炫耀小惠、微动与天地鬼神做交易的人。为人臣而矜功伐、邀宠利，不可以称为忠；为人子而显勤劳、邀厚分，不可以称为孝；藉小惠、微勤邀福报于上天，不可以称为人，不可以称为畏天。人舍弃六经、语孟所教导的公诚，而学习伪以自私，虽然说我是为了济物，私伪之心积累以期望回报，回报不至将怀疑，回报既至将懈怠，其济于物有多少呢！”罗有高说：“张子陈述的道义很高了。虽然如此，我担心堵塞中下之人的道路。”《礼记》说：“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的人，天下只有一人而已。”所以上等之人对于道，成肤革毛髓，悉气之充；中等之人灼知道的益处，如同水行之资舟壶也，

译那些见到不善之事的人，如果受到污染，就像沾染了泥土一样；中等偏下的人对于不善之事，就像影子一样，像梦境一样，不必去分辨。显明地用严酷的王法来勉励他们，幽隐地用严酷的鬼神观念来勉励他们，或者用名誉的驱动来勉励他们，或者用章服仪制的监督来勉励他们，依附于朋辈同类而因循习染上下。下等的人对于恶行，形成他们的欲望，邪僻而凶悍，冒犯王法，欺骗诬蔑鬼神，以便直接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作恶，名誉推崇他们也不改变，讥讽毁谤聚集在他们身上也不改变，公然做坏事不太怕被人知道，诚心做坏事一定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用虚伪掺杂其中。所以说：“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畏罪者勉强行仁，下愚之人不可改变。”因此，上等的人，是天地清纯之气汇聚而偶尔出现的；下等的人，是天地浊驳之气汇聚而偶尔出现的。常有的，是中等人罢了。而中等人，有欲望和畏惧，先王知道中等人的欲望和畏惧很大，可以加以利用。因此树立皇极，以端正他们；观察常伦，以条理他们；统辖礼仪，以确定他们的地位；用颂辞修饰，以驯化他们的野性；用筐篚燕好装饰，以联络他们的情感。考虑到有昏暗而不明白的，于是通过师友讲说，以穷尽其奥妙；考虑到有强横而不谦逊的，于是畅达音乐鼓舞，以感动他们的天性。由此而才美超出他们的同类，于是用爵赏荣耀他们，以表彰他们。教化周全完备而恬静不遵从，放纵傲慢虚张声势，于是施加刑杖，以威慑他们。迁移郊遂划定井田疆界，以羞愧艾刑赏昭示，而欲望和畏惧统一，而王道高亢，像这样迂阔且困难。在那个时候，没有欲望和畏惧，中道如同本性的人，固然应该有的。而因为欲望和畏惧而服从教化，适应的人不多了吗？仰慕风声，敬畏象魏，然后明白好恶的方向，确定欲望和畏惧的分界，以畏惧为堤防，以欲望为标志，勉力趋向事务的人不越轨了吗？这些都是不能脱离私欲和虚伪的。先王不忍心特殊对待，保全无疆总而教化他们，用艺术博雅来怡悦玩赏他们，宽限岁月来坚定树立他们。等到他们成功，和顺普及，诚信通达，欲望厌恶泯灭，天则显著，德产精微的极致，人人知道是固有的，曲折杀伐经等繁委的数目，贯通习说乐而调敦比而不厌，而王道四通八达了。上等的人没有欲望和畏惧，而功业无所事我的教化；下等的人邪僻没有畏惧我的教化，施行而穷尽，只有诛殛窜流的等待罢了。中等的人喜好仁厌恶不仁，真诚不真诚混杂，而他们的欲望和畏惧没有不真诚的。他们的欲望和畏惧真诚，这就是他们良知良能的显现端倪，可以引导驾驭而充实他们的。所以说：圣人制定行为，不制定以自己，所以说议道自己，而制定法律以民。张子的说法得当，没有所谓不以鸟鸟以己，鸟者吾见，爱居之骇笙镛而窜匿也。而且他在天人之际，似乎察而茀离未邃之游意，而为辞者也。说：大禹、孔子之言天，大概以理势之自然者为天，不是说纪功论过，丝丝而较者为天。大概说天之可畏，不是说天之可邀。这是对的。张子所谓的自然，还说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云尔。莫之作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不是其覭阔偶会其适之谓，至神至极，肖类应辨若刻符契，渺不睹朕。所以说：各正性命，物与旡妄。既然这样，那么天之纪功录过，丝丝而较，视人自己疏，薄书尤密核了。权衡不言而人取平，度不言而人取幅，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绳墨不言而人取曲直，规矩不言而人取方圆。这其程品井辨，极于锱铢累忝，而人不谓苛数者陈于前，即大奸猾无所施谬巧而诡遁，人人之准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了。所以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译所以先王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就很明白了。以“太一”为根本，专一于阴阳，掌握四时，记录日星，在社坛祭祀土地，就说这是天降的恩惠；在祖庙施行仁义，就说这是天降的恩惠；兴修工程，就说这是天降的恩惠；制定制度，就说这是天降的恩惠。在郊祀的日子，天子穿着皮弁礼服听取祭祀的汇报，居丧的人不哭泣，不敢穿凶服，清扫道路，乡里为田间照明，祭天的牛必须在涤宫清洗三个月。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受到奉行天道的实惠的，这是为了社稷之事。单独从里中出来祭祀社神，田间的国人尽力劳作，丘乘提供祭品。盛大的祭祀，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受到奉行地德的实惠的，在禘祭时颁发爵位和服饰，在田邑举行仪式，在尝祭时发布秋季政令。重大的政治、礼仪、军事、刑罚、劳役，无不以天来监临，以百神来作为纲纪。神明恩惠下赐，连鼓手、厨师、守门人等贱役，报享的礼节也通达于猫虎。居天下之中而立，却不敢擅自做一件事，独占万物之利，却显示上面有所秉承。精心厘定祭祀典章，不混杂淫祀，也不遗漏小鬼神辛劳的祭祀。这并不是为了文饰，而是确实透彻地知晓神明的德行、幽明之理、万物生成的本源。其情感深沉，其礼仪恭敬，其行事忠诚，其亲身奉行详尽，其施用于治理明察。所以那个时代，百姓和乐，鬼神怀胎卵育得以顺利，就是遵循这样的道理。

离圣人久远，失掉了义理，而掌管礼仪的官员懈怠轻慢，勉强沿袭旧例而行，与工匠、祝史同样昏昧。秦汉之际，礼器制度败坏，装饰淫巧杂乱，采用浅陋儒生和愚昧巫师的法则，施行于太常寺。后来的儒者鉴察其虚妄亵渎、不合常理，矫枉过正，一切虚妄冒称的都说成是“理”，众人都认为没有鬼神，看待前圣的礼制，几乎像优伶的表演一样。张载祖述这种意见，不再探寻本末，从而加以辞绝。这是想要人真诚，却堵塞了真诚的源头；想要人敬畏天，却以空虚无物为教化。张载说：“我忧虑的是立志行事却不以六经、《论语》、《孟子》为根本。”六经、《论语》、《孟子》与袁氏的说法相差甚远，难道还需要辩说吗？虽然如此，我且通达它。商人没有纯金，所夹杂的成色不足的黄金，加倍再加倍，成色与纯金相等，那么卖东西的人和东西就都真实了。这与夹杂劣质黄金而强行售卖的不同，与制造假黄金冒充真黄金的不同，与空手而立志偷窃的不同，与拿着刀抢夺的不同。假如有告说的人说：“积蓄纯金，金子不耗费而货物美好，他们难道不相信吗？”又有告说的人说：“努力积蓄纯金，不要以货物为目的，将有请求的人来请教，他们难道不相信吗？”所以我以为奉行袁氏的说法而真诚劝勉，遵循实行而不懈怠，这将可以和他谈论六经、《论语》、《孟子》了。我私下担忧奉行袁氏的说法若存若亡，那么其萌芽已经焦枯了。我又担忧精心制造的假黄金与真黄金混淆。篡夺六经、《论语》、《孟子》，像辅佐猛虎而让它飞翔一样。等而下之，不还说成色不足的黄金，我以此为耻。制造假黄金，我还有所耗费，不如空手偷窃，空手偷窃不如拿刀抢夺。张载说：“当他作恶时不夹杂一分善，当他作善时不夹杂一分恶，这是恶齐桓公、晋文公而取高洋、朱温吗？取他作恶不夹杂一分善，认为他的强资可用于邪，这是说拿刀抢夺的人可以教化以纯用真金，不欺骗，这不可能做到。”张载说：“人的胃里有积虫，于是就不喜欢五谷而喜欢泥炭。积虫夺走了饮食的正道。知道这是病，急忙舍弃所嗜好的，用药杀虫，逐渐进食五谷，那么元气可以恢复；不然，这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我也说：胃里有积虫，不可以突然进食五谷。进食五谷将抵触而呕吐，没有胃反而伤害它。必须先用药杀虫。”袁氏的说法即使未必符合古代的汤液，也是杀虫从治的药剂。为什么呢？世人对天地鬼神的悖逆，很久了。明朝中叶，纲纪紊乱，政刑乖错，国法不足以作为威吓和劝勉，而有人从上天取威吓和劝勉，从鬼神取威吓和劝勉，他有反省自身、涤除邪恶的意思了。

张载说：“人的胃中积虫是什么东西呢？是躁进侥幸的念头。”我说：“如果是躁进、侥幸和狡诈凶暴的人，将奔走于权贵宠臣的门下，寻求确定的利益而索取它。”而信奉袁氏的徒众，固然还怀疑他们接近权贵宠臣的心，以上邀苍天与不见不闻的鬼神，不敢空邀，而必定自我约束细微勤勉以求鉴戒，遵循这个而不休止，将觉察到躁进侥幸念头的错误，回归公诚就不难，虫杀而五谷进，将觉得它甘美，饱足而不舍弃。《易经》说：“纳约自牖。”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法。”天地鬼神的德行盛大，他们非常哀怜这些人吗？人的宽恕吗？他们的广博，必定不专于一道，可以推究而明白。张载的意思更加说：“天，是积聚道理的精深广博罢了；鬼神，是气能治理的作用罢了。”所以说：“理势的自然，而不知道它堕入空虚无物的略说。”想要达到尊畏，而不知道它的弊端流于空荡轻慢。《论语》说：“致力于民众的道义，尊敬鬼神而远离它。”解释它说：“民众的道义，是鬼神的奥秘；致力于民众的道义，是尊敬鬼神的实质。”远离它，是说“天难以信任”，“皇天没有私亲”。一念鬼神好，不以此以往；一念鬼神恶，不以此以往；好恶无常，只以恶为鉴戒，不像骨肉亲属、伦类那样与之相绵延。以此称为“远离它”。所以说：“父

译尊贵却不亲近，天尊贵却不亲近，鬼神尊贵却不亲近，命运尊贵却不亲近，火尊贵却不亲近。火这种东西，是太阳用来为人所用的，如果放置不当就会焚烧，它不加以选择，不能长久地为人所用，是因为它没有仁爱之心。这就叫做“疏远它”。《易大传》说：“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所谓状，是指形体的表现；所谓情，是指喜好与厌恶。它的形态细微，所以说：“看它却看不见，听它却听不到。”喜好与厌恶充满其中，在天地四方之间周流运行，所以说：“体现于万物而不可遗漏。”确实如此啊！

译功行录序

陆陇其

圣贤的著作，不过是劝善戒恶罢了。有的用道义来匡正，有的用福报来诱导，劝善的目的相同；有的用道义来禁止，有的用灾祸来恐吓，戒恶的目的相同。灾祸与福报对于恶行的作用，就像影子对于形体一样。君子衡量的是事理而不是气数，但他们教导世人时，没有不同时兼说祸福的。事理足以尊崇天下的君子，但只有谈论福报，才足以引导天下的中等之人；只有谈论灾祸，才足以使天下的不肖之徒感到恐惧。这在经传中体现出来的，本来就已经深切而显明了。君子虽然不因为追求福报而去做善事，也不因为畏惧灾祸而不去做恶事，但孔子仍然说：“君子怀刑”，这是用圣贤的标准来勉励自己，而常常用不肖之徒的心态来防范自己。懂得这一点，大概就是成为君子的原因吧？《周礼》中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用来安抚安定邦国，用六保来安定根本风俗，用三物来兴办教化，用八刑来纠察过失。每月初一举行和合之礼，年终接受考核。在乡、州、党、族、闾、比等基层组织中，没有不按时宣读法令的。所以他们的教化，有本源有根基，广博而贯通，简约而详尽，浩荡而平和，没有细碎蔓延的言论，而当时的人也只把它当作正道而不当作利益，知道畏惧法令而不知道畏惧上天。关于吉凶休咎的说法，仅仅出现在圣君贤相的告诫中，并不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明确地辅佐常道，断绝下民与天神的交通，这就是它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圣贤不再出现，教化不再清明，法律足以禁止明显的恶行，却不足以禁止隐蔽的邪恶。只有上天的报应施予，从古至今不会改变，用来补救人力所不及的地方，但又不能没有盈缩迟速的差异，错综复杂的变故。推究始末，不会失去累积的罪过，但当时很少有人不认为它遥远而不可知的。大概祸福来自人为的，直接而显著；来自上天的，微妙而变化。直接而显著的，既然有所不及；而微妙而变化的，又不能使天下人信服。那么中等以下的人将无所畏惧，而没有什么事不做。仁人君子能不担忧吗？不得已而广泛考察古今，叙述那些放纵淫逸招致祸患的情况，并详细记载其缘由，以表明天道必然如此。每家在隐秘之处悬挂一条律令，每户在席子上放置一把斧钺，使阅览的人心中警惕，以消除他们的疑惑而坚定他们的畏惧。虽然这些言论似乎琐碎，但归类分析，探究深奥隐秘之处，略微显露恶行而严厉惩处隐蔽的邪恶。它观察事物，没有遁形的，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辅助慎独的工具吗？宋朝末年，《感应篇》出现；明朝末年，《功过格》出现。这些都是仁人君子身处下位，不得已而拯救世道的作品。所以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王道在上位不明，所以孔子作《春秋》。现在虽然万万不敢与此相比，但心意大概相近。这本来不是盛世所应该有的。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有人创作，那么即使在盛世也不会废弃，又岂止是不废弃而已？一定会为之阐发其义理，扩充其未完备之处，阐明其未达到的地方，以叮咛警示天下的耳目，而唯恐人们不信服。从而顺从，这也是仁人君子所用心良苦的地方。同邑李子孙奇所辑录的《功行录广义》，我非常敬重他用心之深厚，用力之勤奋。唉！士人君子如果在世道中得志，身负治理百姓万物的责任，举荐先王的教化而使之明朗，大纲举起，万目张开，不需要细碎蔓延的言论。而用来劝善戒恶的，也不等待上天降下的威福，那么这本书就可以不写了。现在李子既然在时运中不得志，蕴藏其心意而无处发泄，焦虑地看着世事而不能停止言论，又不希望他的言论太大且深而不符合流俗。于是选取世人容易相信的书，广泛地衍生解说，平易朴实，不修饰不文饰，而勤恳周到，合乎规矩，期望不失去圣贤的本意而后已。过去的贤人有云：“不做良相，就愿做良医。”李子的书，大概也是世间的药石吧？假使李子能够得到施展抱负的权柄，以实行他的愿望，而不只是停留在空谈上，他的成就究竟会怎样呢？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马建忠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的功课非常紧张，考试日期临近，没有空闲将日记抄录呈上。郭星使在四月下旬到达法国，五月初呈递国书和札子，我兼任翻译事务，并承蒙增加薪水，长辈的恩赐，我怎么敢推辞？况且翻译事务不多，不至于荒废功课，不辜负来到欧洲的初衷。五月下旬是政治学院的考试期，对策有八条：第一条问的是万国公法，总共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的交涉、兴兵、疑案都记载其中。第二条问的是各类条约论，涉及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度量衡、钱币、佃渔、监犯以及领事交涉等事务。第三条问的是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能保持信用，由此可知近百年西方人的富裕，不仅仅在于机器的创制，而其要领专门在于保护商会。法国和美国的政策显而易见，因此铁路、电线、汽机、矿务的成本虽然巨大，只要以信用为基础，就不担心它们不能兴起。金银有限而用途无穷，用纸币代替货币，用信用来约束，那么一钱可以得到数百钱的使用价值。第四条问的是各国外交史，专门论述公使、外交部、密札、要函，由此才知道普鲁士称霸、俄国统一，以及俄土之间的宿怨、英法交替兴起，其原因可以详细陈述。

译第五问是关于英、美、法三国政治制度、治理教化方面的异同，上下相互维系的方法，以及利弊如何？英国能够持久而不变，美国则不变却多有弊端，法国则屡次变革却屡次败坏，其原因何在？第六问是关于普鲁士、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四国的政治制度与治理教化，普鲁士鲸吞各邦，瑞士联络各部，比利时作为局外之国，奥地利在新近崛起之后，处理各项事务，谁得谁失？第七问是关于各国吏治的异同，有的实行君主制，有的实行民主制，有的实行君民共主制，它们将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审判法律的权力分开并分别委任，不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权力互不侵犯，因此政事纲举目张，清晰可观。征收赋税不由长官决定，贪官污吏无法放纵私欲；罪名由乡间长老裁定，酷吏无法玩弄法律条文；人人有自立的权利，也就人人有自爱的意识。第八问是关于赋税的种类以及国债的多寡，西方国家的赋税是中国的十倍，而百姓没有怨言；国债向百姓借贷，而百姓不怀疑，其原因在哪里？这八条问题，在考试对策时共用了三天，所写的答卷不下二十本，策问的条目大约有一百多条，我逐一详细回答，都获得了考官的高度赞赏，并刊登在报纸上，称我能洞察隐微、提纲挈领，不是那些只会钻研故纸堆的人所能比拟的。这也是因为西方人与我们华人交往尚浅，往往存有轻视之心。所以只要有一知半解，就被赞许为奇特，而这种奇特正是他们轻视我们的表现。我只有锐意考求，怎敢因一点收获而自夸呢？我自到巴黎后，与当权者相互往来，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是那些被称为“翰林院”的几个人，他们专门研究数学、化学、格致等学问，以及各国政治兴衰的原因。各国都敬仰他们，视其如北斗星一般。他们见我考究西学，热情教诲，常劝我考取该国的功名。我回答说，远道而来学习，只求其实用，不追求虚名。劝我的人说：“只争虚名而不务实，我们西方人也担忧这种弊端。然而名声不显扬，所学就不彰显。所以华人与西方人交涉时，常常被欺骗蒙蔽，并非华人智力短浅、才能不足。名声不显扬而学问不彰显，就不足以使他们信服。”况且办理交涉以文辞律例为主，讲求富强以数学格致为本。中国不担心不富裕，而担心财富藏而不用于事。将来采矿、酿酒、制造机器、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等重大事务，处处都需要数学、化学、格致等学问。我国功名都以这些学问为宗旨，你想务实，意旨就在这里吗？以你精深的学问去追求功名，如同拾取小草一样容易，何必畏难而不为呢？

译郑观应将这一说法告知商部的两位监督，他们允许他赴考。他先参加政治科考试，考完后，再参加文词科考试。六月底举行第一场考试，为期两天。第一天用拉丁文拟写古罗马皇帝祝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的诏书，又用法文翻译埃及希腊海战的拉丁诗歌章节。第二天考查地图以及希腊、拉丁和法国著名的诗文，兼考各国历史。再次获得主考官的优厚奖赏，说：“希望法国参加考试的都像郑观应这样就好了。”当时在考场旁听的人不下数百人，都鼓掌称赞。巴黎的报纸传闻几乎遍布各处，说日本、波斯、土耳其人负笈来到巴黎的，本来就有考取格致秀才和律例举人的，而东方人唯独没有考取文词秀才的，有的话就从郑观应开始了。郑观应想到这点微小的名声竟然引起如此大的震动，也可见西方人喜好名声到了极点。年终考文词秀才第二场，兼考格致。来年春夏之交可以考律例格致举科。近日功课稍微宽松，闲暇时到炫奇会游览。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人，车毂相击，肩膀相摩，比平时多几倍。但炫奇会之所以陈列各国新获得的技术，是让人仔细玩味。会终评选出最优者，原本是为了激励智谋之士。然而前膛后膛孰优孰劣，子弹中装棉药火药何利何弊，附在船上的铁甲有横直之分，燃烧海面的电灯有动静之别，而水雷则有拖带、激射的不同，堡垒则有连环、犄角、重单的区别，都没有定论，这是军法方面没有新奇之处。煤瘴潜伏在矿中，没有固定的方法可以避免，用真空来辅助升降，没有可行的技术，这是矿务方面仍有遗憾的地方。机器织造的布，敏捷但不耐久；机器压制的呢，耐久但不光滑；机器纺制的绸，价廉但没有宝光，这是纺织方面仍待考究的地方。下至印书、酿酒、农具，大体都仿照奥地利、美国炫奇会的旧式，并没有创造新的制度。至于电线传声与电报印声，只是惊骇见闻，终究没有大的益处。只有英国太子的珠钻玩好，法国世家的金石古皿，独辟新奇，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然而这不过是夸耀陈设的精美，供游览观赏的乐趣，以奢侈靡费相夸耀而已，难道是开会的本意吗？大概法国人设立这个会，意图不在于炫耀新奇，而在于铺张。大概法国战败赔款后，几乎难以恢复振兴，近来极力讲求富强，特意设立这个会来向外国人夸耀富有。有人论述中国赛会的物品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但各省所产的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的茶未见罗列。至于瓷器不古，丝绣不精，无一可取，而农具、人物甚至类似玩具。堂堂中国，竟然不及日本岛族。难道是因为日本的管会是其土人，而中华则委托给西方人的过错吗？让西方人陈列中华土产，适宜他们见闻浅薄。有人向郑观应质问，郑观应只说：赛会另有监管的人，我不敢越俎代谋，又怎能详细陈述其中的缘故？这就是巴黎炫奇会的大概情况。

我私下想到郑观应此次来欧洲一年多，初到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门在于制造的精细，军纪的严明。等到翻阅他们的律例，考查他们的文事，才知道讲求富强的以保护商会为根本，追求强大的以得到民心为关键。保护商会而富，税可以加则仓库自然充足；得到民心则忠爱加倍深切，而敌忾之心可以期待。其他如学校建立而智士日益增多，议院设立而下情可以通达。那些制造、军旅、水师等大端，都是末节罢了。于是以为各国的政治都尽善尽美了。等到进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然后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论断，是不错的。英国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令都出于此。不知道君主只从事签署，上下议院只托于空谈，而政柄操在首相与两三个枢密大臣手中。遇到难事，就以议院为借口。美国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正无私。然而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换一个监国就更换一番人物，凡是做官的都是其党羽，想要他们治理得好吗？法国是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不知道互相结党，除了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如果不是同族而想得到一个优差，补一个美缺，艰难得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郑观应自思对于各国政事，虽然未能窥见其底蕴，但已得其梗概。想汇为一编，名叫《闻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诵，还借助耳闻，作为进益。西方人以利为先，第一曰开财源，第二曰厚民生，第三曰裕国用，第四曰端吏治，第五曰广言路，第六曰严考试，第七曰讲军政，最后以联邦交结束。现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年少无所学，涉猎不广，每有辞不达意的苦处。然而郑观应只自录其所闻，对上不负中堂栽培之意，对下不忘西学根本之论，岂敢说是立说呢。

除不学之害中国除害议二

徐勤

徐勤正告天下说：“颠覆我们中国，灭亡我们中国的，必定是愚民！必定是以举业愚民！中国二万万里的土地，四万万的人口，二十六万种的物产，大地

译没有比这更富强的了。然而北方被俄国记录在案，南方被英法震慑，东边被日本割占，局势岌岌可危，几乎就要亡国。推究导致倾覆败亡的原因，在于百姓愚昧的缘故。使百姓愚昧的方法，没有比让他们不学习，而只由在上位者操纵更好的了。使人不学习而愚昧的方法，没有比让他们不通晓物理，不通晓掌故，不通晓古今，不知晓时务更好的了。聚集百万盲人跛子，鞭打指挥他们，就像牧人驱赶鹅鸭一样。稍微投喂一些水草，他们就奔走趋赴，唯恐落后，于是就可以呵斥杀戮，像水獭陈列猎物那样奴役他们。

虽然天下的读书人非常多，豪杰杰出、怀有非凡气概的人，每个郡县都有，要想让他们都不通晓物理，不学习掌故，不通晓古今，不通晓时务，这种方法很难做到。所以采用束水刮沙的方法，完全废除了汉唐以来征聘、辟召贤良、茂才、有道、四行、鸿博、十科等选拔制度，又废除了三公、光禄、刺史、守相等人的举荐，只设立科举科目来招揽人才。凭借人才的不同，而取士的途径如此狭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所谓科举所选取的士人，用四书五经的义理来考试，以通晓圣人的大道；用经史掌故来策问，无所不包，凭借他们记诵的强富，贯通的广博，难道得不到人才吗？

然而所谓经义，并不是想要让人通晓圣人的大道。除了割裂枯缩之外，还秘密制定文法、文式、文律来困住他们。圣人的言论，是为了阐明其道，哪里有所谓词句之间不允许犯下连上的规定呢？哪里有所谓偏全补斡的说法呢？长篇则博士百万言发挥尚且不足，短篇则申公一两句回答就有余，哪里有所谓七百字的限制呢？《易经》奇异而有法度，《诗经》纯正而华美，难道一定要用八家的调子、八股的体例吗？难道有浮泛腔调、滥调像填词唱曲那样淫靡吗？战龙载鬼的怪异，侯旬捋刘的深奥，难道要限制在宋儒的粗浅之中吗？

虽然，限制格式，制定法律，束缚人才，不合道义，但也无可奈何。至于援引古今证据，融会文辞切合事理，然后才能深切显明，这是自古以来写文章的普遍宗旨，不能违背的。而科举考试却禁止这样做，他们的说法是：“代圣贤立言，不得使用汉代以后的书籍，汉代以后的事迹。”认为孔子孟子是周代人，怎么知道汉代以后的事情？对于“儒林”等字也不可用，难道不知道他们所谓的雅正，不过是宋代文字的一偏之见吗？对于宋代的文字，就认为是雅正；对于孔经的文字，就认为是怪僻。新安的经学地位高于阙里，其起源始于归有光、方苞争名的陋习，后来由陋儒专己攻人的私持而成。界限非常严格，依托的体例非常尊贵，谬种流传，最方便不学习的人，大家都乐于接受。于是天下士人束书不读，斥之为杂学。读《礼记》就删减其简册，读《左传》就删减其篇章句子。至于《仪礼》《春秋》《公羊》《谷梁》《大戴礼记》或是孔子的亲笔，或是洙泗的微言，在词馆中的老成之士，很少有诵读的。至于《尚书》更是束之高阁，谈论史学就叙述坊间书籍的《纲目》《易知录》作为掌故，谈论经学就奉行《大全汇参》《备旨味根》作为考据，讲究词章就奉行《古文分编》《眉诠观止》《评注作为宗主。小孩子的学问只限于《论语》，不知道有汉代，何谈魏晋？所以虽然策问极其广博，只重视四书文，空泛敷衍，就可以登科。所以对策中说：“唐代的王阮亭，宋代的白乐天，还知道他们的渔洋、居易尚且是通博的人呢。”

译至于考官阅卷，把贞观当作西京的年号，把佛时当作西土的经文，甚至有一代名臣却不知道范仲淹是谁，曾进入翰林院却询问司马迁是哪一科的前辈，大概是因为没听说过《汉书》可以证明经义，在先儒之中没听说过王粲，这种风气真是古板到了极点。从童年起学习四书、《诗经》、《尚书》、《易经》的一半、《礼记》、《左传》，另外阅读腐烂腐朽的八股文、纤巧的试写帖，方黑的试卷、轻润的折子，送诗片、递条子，拜主考官为师，就可以凭乳臭未干的孩童、毫无功名的空白碑石，考取高功名、夺取鼎元、翱翔于翰林院、主持天下的文章评判。然而小到考选军机处、御史，大到考选差遣、大考，权贵富贵都依赖于此。晋升可以做公卿督抚这样尊贵的人，退下来也不失为主学、道台、知府这样的荣耀，没有一天不依赖楷书法和文赋的作用，即使终身不离开楷书法和诗赋的事业，沉浸其中，习以为常而忘记了其臭味。所以天下风气转移，人们向往沉醉其中。至于那些大儒、老学究、盛德高行的人，被束之高阁不予理睬，难道听说征聘间偶尔奏荐，只授予教职，也不过是个头衔罢了。他们的文章魁伟奇丽，就因怪异而被黜落，或因犯讳、不合律法而被黜落。那些不能压抑的人，也考中进士了，就不计较他们的文章是否工巧、言论是否切直，只考核他们的书法是否工巧。书法的工巧，也不是取法欧阳询、颜真卿、虞世南、柳公权，而是取法符合院体罢了。又不是取法书法，横看章法，想要它端正；看笔法，想要它通顺。不知道沈约、萧该从何处来，却妄自依据刘渊来谈论平仄；不知道《急就章》、《说文解字》是什么，却谬误地持《字学举隅》来挑剔破体。凡是有这些情况的，即使有舒向那样的金玉渊海之才、颜回那样的龙翰凤雏之质，也被压抑在末等，永远做外吏，向督邮折腰，被世人抛弃。所以魁天下之状元，被四万万人最惊羡的，是由抄策冒写方格而来的，不是说有黼黻云汉之学。宰天下之大学士，被四万万人所最尊重的，是由写白折积累资格而得到的，不是说有经纬天地之才。君主用富贵奔走天下，而天下举人秀才中的词馆试差上之状元宰相，所取在于彼，所弃在于此。所以风行草偃，高髻广袖，楚王好细腰，齐桓公好紫服，君主行法而臣下行意，标榜得很高吗？天下的人只求富贵，只求至愚极陋无用之学，不是这样深入人心，谬种流传，子孙繁衍。孩童爱饼枣而不爱金珠；野人爱钱帑而不爱空青钻石。愚以传愚，陋袭陋。易丹而素，看碧成珠以至愚极陋之总裁阅卷者，选试差翰林，又以至愚极陋之主考学政，选拔天下之秀才举子。只有汤王之后才能得到伊尹，只有桓公之后才能得到管仲，只有陆敬舆之后才能提拔韩愈，只有欧阳修之后才能提拔苏轼。如果不是这样，海滨逐臭之夫，盲人摸盘之论。臭味各合，淄水渑水难混。其弃周鼎而取康瓠，珍视瓦砾而舍弃卞和璞玉，是自然之理。大播其陋种，鼓荡其愚风，震撼六合，陶镕一世。举国既狂，就必以不狂为狂而压抑扶持，强饮狂泉。即使有百炼之钢、绝世之姿，蒙药软化其骨而手足皆麻，光色眩惑其神，就东西俱瞀，也不暇从事天下之事，而只攻八股小楷。所以也同归聋瞽了。用八股愚弄天下之人，如果只求通才，不限名额，通就一榜尽赐及第，还可以用余日读书；不通就停其选举，还可以止其幸进。泰西选才皆无名额，而科举则不问通否，只副名额。我们广东南海、顺德、新会童试至五六千人，而名额仅四十；诸生试者万二千余人，而不得录科的尚十之五六；监生不得录科的以千数。会试则我们广东举于五百余，而进士仅十六人，总裁各分其额，人得四卷。其他江、楚、四川也或类似。及额而后，虽有孟荀、庄屈之文章，欧虞、颜柳之书法，也都摈而不录了。其他就我耳目所及，虽然江浙文风之美，而童试无几；如广西、云贵，则士风僻陋，且自童试、乡亦复寥寥，而也以额强取之。若欲以安慰镇抚者，夫国非贤不立，事非才不成，卷耳之求贤，审官菁莪造士育才，此千古之通义，有国之常也。而科举之制，国有庆典则开恩，行省士民有报效捐义举则以恩额，是国家本不以科举为求才之法，而以恩之具，不问其人才之有否，多取其本额之数，是不以士人为才，而以恩幸之流。既以为恩矣，不得滥赏而靳其额，或加惠其额，亦义之宜也。然而愚者进而贤智见遗，小民知其不必才进也，故五经未毕皆怀幸之心，一丁不识并有进取之志，故自龀至耄老，焚书舞之。吾粤学舍千数

译各考场都有上百甚至数百人，都是聪明俊秀的人才，却从早到晚摇头顿足，高声吟唱低声咏叹，只钻研几篇腐朽的文章；那些登坛宣讲的老师宿儒，也只会宣讲几篇陈旧的范文。我路过他们的考场想要痛哭，因为绝世的人才都埋葬在这里，估计各省的风气也大致相同。然而，如果录取名额虽然狭窄，但分设的考场多，每天阅卷的人多，那么遗漏的人才还比较少。但是科举制度，派一名使者每两年巡视一千多里的省份，时间紧迫，考试日期接连不断，比如我们广州每场考生都有五六千人，隔天一场，一个人来阅卷，因此一天就要阅几千卷。即使有孔子的圣明，离娄的视力，力气能穿透纸张，怎么能辨别清楚呢？不过是听任幕僚颠倒取舍，一旦达到录取名额，其余的就可以束之高阁，各自听凭命运的遭遇，就像赌博吕宋彩票、猜花榜一样。如果乡试、会试稍微放宽期限，增加阅卷人员，或许还能好一些。然而西方每次考试不过百人，考官只有几人，哪有能几万几千卷在十几天内阅完的道理呢？只能是马虎潦草罢了。因为录取名额限制如此，考试期限如此紧迫，阅卷如此马虎潦草，既驱使数百万生童被限额和急迫的期限所束缚，用阅卷人少且马虎的方法，侥幸考中成为举人，不幸则三年后复试，那不允许使用后世书籍、后世史实的八股文依旧；又驱使数千举人被限额和急迫的期限所束缚，用阅卷人少而马虎的方法，侥幸考中成为进士，不幸则三年后复试，那不允许使用后世书籍、后置史实的八股文依旧。其他的童试则每年都有县试、府试几场，耗费数月之后才能见到学政考试。诸生则每年都有岁试、科试，通过科试之后才有希望参加乡试。如果每年都有失误，就沉溺于枯燥窘迫的搭截题中，多次考试或许能有所得。然而，如果没有考中进士，终究要在不允许使用后世书籍、后世史实，谬称雅正的八股文中奔波忙碌，不问贤与不贤。考试越重要，录取名额就越狭窄稀少，如同堆叠宝塔登高，越往上越尖。然而考试的事情相同，但尊卑的身份有别。考中则乘坐使车建立节杖，指日可待；落第则面色枯黄头发斑白，困于泥沼之中。树立的标准极高以引诱他们，限制的名额极窄以淘汰他们，严密地层层累进考试以束缚他们，放宽岁月的期望以使他们衰老。所以，集合四万万民众，得到数百万优秀的人才；累试数百万优秀的人才，得到数千举人，数百进士，可以说是巧妙选拔天下的英才了。所以分担天下职事的人，都在这数千百人之中。但因为不使用后世书籍、后世史实的原因，考察他们的知识，不仅与那数百万优秀的人才没有区别，竟然也与那四万万百姓没有区别。集合数百进士进行考试，又选拔数十人进入翰林院，更是天下的俊才之选了。进入翰林院之后，可以读书穷究事理，抒发志向事业了。就用资历来限制他们，用微薄的俸禄来困窘他们，也不问贤与不贤，不问有才能与否。如果有不靠资历而可以越级升迁，能供给衣食足以资助任职的，就有大考试差事在。凭借每年几十两俸禄的贫困，二十年才能开坊的艰难，而突然跻身学士讲读的行列，担任全省学政的富职，跨度太大，操纵太奇特，除非是天生的超凡脱俗之才，哪有不对马首是瞻、俯首帖耳的呢。

译在这个时候，如果尝试运用精妙通达的新理论，创作新著作，开辟新领域，有什么追求不能实现呢？即使失去了四万万民众，只要还有数百位人才，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然而，朝廷却担心官制稍有衰败。从朝廷殿试、大考、考试差遣等选拔中，单独设立一种天下古今最无补益、最无用处的小楷白折试帖诗，以此束缚士人，考中者如登天，落第者如坠地。于是，所谓天下的英才俊士，研磨笔墨，早晚书写，耗尽一生精力，只求精通楷法试帖，擅长诗赋则去探求题目解法，熟诵无用的诗篇，便被称为才学渊博之人，哪里还有余力、闲暇去研究天下事务、新理论学问呢？盲者聚集，又怎能互相补益而稍见光明呢？所以，那些以文辞俊秀而被选为公卿督抚、主考官、学政、给事中、道台、知府的人，考察他们的见识，与百万优秀百姓没有区别，与四万万普通百姓也没有区别。因此，数百万童生，从开始就用枯燥割裂的题目使他们愚昧；十余万生员举人，在中间用禁止使用后世书籍、后世事例的方式使他们愚昧；数百万翰林，在最终用楷法诗赋使他们愚昧。这三种方法确立，天下的公卿士人就没有不愚昧的了，没有能漏网而保持智慧的了。那些脱颖而出的人，孤立无援，无人交流探讨，其智慧也有限。然而，这些人还遭到诽谤攻击，被视为怪诞，流言蜚文纷至沓来，务求不容于世；否则就抛弃他们的学问，改变面目，与他们一同愚昧，然后才能苟且容身。所以，通晓今古的学者，一郡一县没有一个人。《大清通礼》在王公贵族中尚且珍贵，有的省份甚至没有这本书。至于博学雄文之人，有的省份甚至没有。绝学专门、经纬世宙之才，有的时代甚至没有一人。愚昧的效果大大显现了。然而，科举所限制的只是士人。至于上至王公，下至农工商贾，中间的将帅士卒，以及医卜星术之士，不受八股、楷法、诗赋束缚的，可以说是智慧的。无奈才识的开启，都源于文学，士人既然专攻文学，九流百家都奉京师为议论中心，所以两万万妇女都是士农工商中稍识字者的弟子。两万万农工商贾及将帅士卒，都是每天做搭截题、每天做禁止使用后世书籍事例的八股文、每天写白折的翰林弟子。至于天子神圣，首先不需要教导的，不敢议论。然而，经过数百年的积习，数万万人风气熏蒸濡染，智慧之种几乎断绝，因此朝廷没有有才干的宰相，军营没有有才干的将领，边疆没有有才干的官吏，田野没有有才干的农民，市场没有有才干的商人，作坊没有有才干的工匠。聚集黄帝、尧、舜的神明后裔，四万万明秀之才，却都用八股、楷法、诗赋使他们失明，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如果还在嘉庆、道光统一之时，乱民一呼，城邑都会践踏。如今大地交通，数十个强国兴起，兴办学校激励士人，日益使民众智慧，而我们用数百万失明者应对，岂能相提并论呢？唉，岂能相提并论呢！闵马父不喜欢学习，这是周朝灭亡的原因。上无礼制，下无学问，害民之徒兴起，灭亡指日可待，这是孟子叹息的原因。所以说，颠覆中国、灭亡中国，必定从科举愚民、不学习开始。不废除科举搭截枯窘的题目，不开放使用后世书籍、后世事例的禁令，不取消大卷、白折的楷法，八股的文体，试帖的诗，定额的限制，期限的紧迫，考官的稀少，多次考试的繁琐，却想变法自强，犹如行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

在中国四万万人口中，州县灵秀之气所钟，儒先学术所遗，优秀民众聪明所发，却都说他们没有学问，岂不太错误了吗？虽然被八股、八韵、白折、大卷所困扰，难道没有每天钻研、博览群书的人吗？然而探究他们的学术，大体考察风气，那些朝夕孤立自高、结党大呼哗世的人，只有两个方面：一是考据，一是词章。考据用来阐明经义，证明史事；词章用来通晓制作，抒发性情。难道能说这不是学问吗？远观前古，近考西方，也重视这些。难道能说这些不应该学习吗？中国四万万人口中的优秀民众，既然都困于八股、试帖、楷折之中，而那些优秀民众中特别通达有见识的人，竟然只被驱使从事考据、词章这些无用的事情，所以敢称他们为无学。考据之道，其体例极其尊贵。自从顾亭林、朱垞、毛西河、阎若璩先导，钱大昕、王鸣盛继后，戴震想要取代朱熹的地位，便挟持《说文解字》之学，大声高唱说：“想要通晓圣人之道，必须通晓圣人经典；想要通晓圣人经典，必须通晓圣人文字。”他的弟子金坛、高邮能左右他，于是天下士人想要自负为通经学古的，耗尽一生精力，然焚膏继晷，口吟手画，每天讲习《三仓》、《尔雅》、《广韵》、《玉篇》之学，辨析音韵，校正文字，穷究毫厘。那些谈论学问而不通小学的人，就被斥为野人，排斥不得列入学者行列。自从乾嘉之后，直到咸丰、同治，称文学最盛的，就是用这种小学在乡试、会试、岁试、科试中考试，偏僻省份，从老儒宿学到黄口小儿，也都口诵《说文》，手披《广韵》，小学的效果于是极盛了。其他考据的

译书籍汗牛充栋，王刍、绿竹等植物可以演绎《尔雅》为数十篇，车人、轮人的技艺可以阐发《考工记》为百十卷。然而，如果把王刍、绿竹放在博物院中，让邵晋涵、郝懿行看到，他们所说的必定不如植物学家，而且也不认识这些实物。如果把戴震放在车店里，他一定造不出车，而且也不会驾驶。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学，与不学习是一样的。于是，谈论经学时，高标“三礼”作为绝学，然而席地而坐，用手取食，这还是太古据乱、未进入文明时代的风俗。其他的饮食器具、丧葬用具，必定不再流行于当今，纵然有一两个博古之士，并非不能考证旧制。旧俗为了保存太古的风气，于是好事之人在小试、经古、乡试、会试的策问中，用这些来测试士人。我创建规模宏远的书院，延请高名通学的大师，以转移社会风化为责任，却驱赶优秀的人才去从事这些。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学，与不学习是一样的。其他的琐碎义理、逃避难点，巧言令色，对《尧典》两个字考证数万言，对“仲尼居”三个字演绎数十篇。《汉书·艺文志》说童年掌握技艺，白头却无成就，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创作六经，六经之所以值得尊崇，在于微言大义，用来配合神明，醇厚天地，养育万物，本末精粗，六通四辟，它的运用无处不在。弟子传授到汉代，君臣上下、政事奏议都使用它。如果用《禹贡》治理黄河，用《春秋》断案，用阴阳灾异议论政事，其他如讥讽世卿、免除奴婢为良民、赐给孝子悌弟酒肉、三老五更都施行大义，将其应用于实际事务，所以前汉博士的学说保存至今的，如《韩诗外传》、《尚书大传》、《系辞》、《京氏易》、《大小戴记》、《春秋繁露》，都阐明大义，难道有所谓的考据吗？戴震说一定要通晓圣人的文字，才能通晓圣人的道理。如果用《说文解字》、《玉篇》来探求圣人的道理，岂不是磨砖想做成镜子，蒸沙子想做成饭吗？而且一定要等到通晓圣人的文字然后才能通晓圣人的道理，这恰恰是狭隘了圣人的道理。佛教作为教化，所到之地，根据该国的文字翻译其经典，专门翻译大义而舍弃其文字，于是教化就在外国大行其道。至今印度被婆罗门教和伊斯兰教所灭，不再保留旧文字，而佛教却在外部地域广泛传播，难道不是重视义理而不重视文字的成效吗？

译耶教专以外国文字翻译其教义，所以能通行于世界；而我们谈论孔子经义的人，却唯独舍弃其大义，去追求文字形式，别人是得鱼忘筌，我们却是买椟还珠，难怪其道连在中国都不能行通了。猎取文辞而蛀蚀大义，使天下读书人都归于无用。孙鼎臣认为古文是洪水猛兽，难道没有缘故吗？至于词章之学，号称诗古文词的，古文托名于阐明道义，其名称尤其尊贵；然而用文辞来阐明道义，文辞终究不是道，不过是语言的修饰罢了。大概周秦的文辞在当时已经通行，就像如今各省言语中通用京话一样，通行于海内就用京话，通行于天下后世就用文话。文话的极致，没有比得上周秦的。精通古文的人，不过就像能操京话的人一样，闽粤人如果想要外出做官，官话也是不可不学的。然而因为能操官话的缘故，就错误地自高自大，那么京师的仆役车夫，他们的京话尤其优美了。如果因此引体自傲，自以为有学问，岂不是大错特错吗？能写文章的人引体自傲，自以为有学问，与这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文坛巨子，像韩愈、苏洵、王安石、宋濂、方苞等人，却矫矫不群地锤炼他们的京话，这还算可以。真正能精通京话的，只有韩愈一人。其他人都还南北夹杂，多带土音，却错误地严守法度，划定森严的界限，自视甚高，以为天下的能事、圣道的统绪，都在这里了，岂不奇怪吗？文章足以传世行远，发扬大道，难道不是很伟大吗？但能做到的人，不过与能操京话等同罢了。通晓京话之后，谈论政事、教化、学问，更自有其所在；然而通晓京话不足以称为学问，这是非常明白的。至于骈体的文体裁，本源自远古旸谷幽都的语言，云龙风虎的辞藻，《易》的牺牲、《尧典》的书籍，是为太祖而近之述作，辞藻必须引用古人，必须点缀鬼神，本非蛩蛩巨虚那样的自然之物，却效仿比翼鸟；又非离昧罔两那样的虚幻之影，却做成翳叶的形状。既然以华丽损害枝干，以膏腴伤害骨格，无关大道，不周于世用。这就像倡优妓乐，只是聊适耳目的观赏罢了。而一国之风气相互推荡，号称学人，以不能写骈文为耻，几乎就像魏收所说“必须能作赋，才能称为大才”那样。而用来写骈文的工具，不过是盗窃《渊鉴类函》的府库，撕扯唐代四杰、陈维崧、袁枚的衣服，其能剽窃《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六帖》、《万花谷》的已经很少了。如果其中专门想以此擅名的人，当他们诵读书籍时，刺取字句的新丽奇伟，可充材料者，分类抄存下来，于是就以奥博高文，雄视一世。像胡天游死后，检阅他的字料有几十箱就是如此。扬雄为童蒙，拾取香草，妇人绣其佩巾。骈文像胡天游那样，可谓极致了，然而却是扬雄所说的童子妇人，岂能称为学问呢？其七言五字的诗句，诗集诗话的刻本，何止万亿？候虫鸣鸟，各畅其天性，如果无关宣扬上德、通达下情，那么曼歌妙舞者，春兰秋菊，本来足以作为视听的娱乐，只是不可以称为学问罢了。至于京华雅望，金石名家，考商周的鼎彝，辨周新泉布。泉布实在不是周代的器物，义出《周礼》，实为刘歆所创立，而令王莽实行。网罗两千年的碑刻，辨识四朝的古器，考正年月，商订职官，大搜索汉魏，远及新疆。那些都人士，风流共挹，这不过是颜之推所讥笑的门前车高、齿屐隐囊、纱帽之类的东西罢了。至于舆地之学，本征实用，而近代讲求，只有考古。胡朏明谈论《禹贡》，洪北江谈论三国六朝疆域，李申耆的《地理五种》，号称佳作，对今天没有用处。即使顾氏《方舆》，当时称为奇书，如果据以用兵，又岂能行得通呢？往日以前，京师琉璃厂竟然没有地球图，说起来令人骇笑，自愚到这种地步，岂不悲哀吗？这与学问有什么关系呢！举这三者，中国才士号称博学的，全是这样了。

至于笃守程朱，出处有本末，行事有尺寸，学问有本源，燥湿不变，白心不点，以道自任的人，海内有几人呢？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为太平大同之计，自刘歆篡乱后散乱很久了。程朱以所自得之学，稍发《论语《系辞》之义，尊四书而抑六经,对于孔子的道，其割地已多，仅如萧梁之于梁，刘蜀之于汉而已。然而如今一话一言，一义一事，都本于朱子的义理，科举以四书命题，学者以章句为义理，所以如今尊朱子为圣人了。行礼帖式，莫非宋制；文章字句,风俗论议，莫非宋法。然而行之千年，朱子之力，于今已为末流，仅诵章句以获取利禄，其稍能束身自好的，也很少了。岂有所谓以道自任的人呢？大概宋学灭亡已经很久了。昔日董过说现在的少年很少有好学的，公卿吏士二万余人，他们所封禅大仪，能执笔的十余人而已。昔日曾怪疑以为不然，以今观一省

译在这之中，文章与石刻，士人与官吏历经千年，能够执笔写作的人已经很少了。唐宋时期偏远的州郡，簿尉等低级官员和文人，其词章笔法都有可观之处，拿如今一省所有的文章石刻与之相比，差距悬殊。推而广之到京城，卿士人才济济，但文章石刻也再次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大体综合比较，天下谈论考据和词章之学的，通才巨子不过十几个人，各省之中，像大江以南，以雅才著称的，一省可以数出几个人，其他偏远州郡，通晓此道的人有的有，有的没有。那些训诂名物、文言金石之学，既然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学问，然而从事这些学问的人，都是盛名耆年，主持风气，安于自己所习，诋毁未见之物，更甚者有的倚仗高位，有意阻挠，这不仅仅是无学之害，而且是振兴孔子太平之学的祸害，这尤其令人愤愤不平、侧目而悲。徐勤正告天下说：“我们中国如果不做奴隶，不做牛马，只是愚昧不学习罢了。”徐勤又说：“想要霸占天下的人，思虑把持天下，必定从愚弄百姓开始。于是深思远览，知道焚书坑儒不可不实行，但又知道不能直接使用，于是表面反对其实质而暗中运用其意图，即以诗书作为坑儒的工具，即以儒者作为焚书的人。那些愚昧而专务爵禄的人，已经被八股、试帖、楷折所坑害；那些稍显狡黠而聪明旁溢，不可压抑，或者沉默寡言、不慕荣禄的人，八股、试帖、楷折之法既不能完全发挥他们的才能，又能上下古今议论国家大事，其学问又能穷极物理，援引经义，以打破霸者之法，其讽喻说理的全才，又足以传世。这些都是霸占天下者把持所不方便的，于是开设修书之馆，以网罗并正定他们。对于那些好发议论、能言国事的人，或者禁止他们，或者焚毁他们的著作；只有谈论经学则依托体统甚尊，考据则为学甚博，而整天谈论名物训诂，等同于国事，万无切线相连。那些嗤笑狡黠而不屑的人，借此哗众取宠；那些明哲保身的人，借此远离祸害。于是聪明超逸之才，神锋绝俗之士，虽不被科举所困，也无不折服而进入其中。昔日乾隆时举行万寿盛典，供奉者顾虑戏曲有忌讳，于是建造五层之楼而演《封神传》，鬼神杂乱，不可究诘，而不少犯时讳。谈论考据的人实际上类似于此。又幸有古今真伪的极大差异，可使学者穷尽彭祖、儋耳的寿命，辨别一义而无从下手，搜求千卷的小学，明白一字而不足，浩渺如泛沧海，迷茫如游大漠。于是集合百余年的耆儒巨学，集合千万辈的深思研虑，焚膏继晷，断简残篇。天下愚昧百姓怀铅趋赴而霸占天下者，于是隐笑而自嬉。呜呼！读钱辛楣（钱大昕）、梁武帝之论，不能不为之发愤而悲哀了。

译性理

沈学

唉！关于人性与天理的辨析，自宋代儒者以来，都被视为陈腐平庸的言论，为何如此轻视呢？我考究字义而有所觉悟，不禁伸出广长舌，深切地向天下人宣告：性理，是彰显光明的器具，是文字学的纲领，是万物的枢纽。我曾仰观宇宙的宏大，俯察万物的繁盛，称颂造化的名称，却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于是将其命名为“有”。“有”没有二致，“有”之内只有“有”，之外更没有“无”。万物进入“有”中，万物出于“有”中，“有”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有”之中却不觉察到“有”的存在，就像水晶球内外质地一致，水晶球也不会觉察到自己就是水晶球。至于像水晶球这样的例子，是因为没有比例关系。有自己，因为自己有，所以如同无有。应当无自己，应当无，无有比例。以有无的观点来看，或许会说无有。然而无有并非尽无，实际上并非无有。所谓无有者，就是我。既然有今日的我，天地必定不无我，我也必定不无天地。如果我也无有，那么无有从何而来呢？无有已经不再是无有。沈氏说：我之所以为我，我应当为我，不过是“有”罢了。“有”这种东西，不增加不产生不消亡，即是本体即是作用，即是自身即是万物。格物致知的学说认为：人物更替，七天焕然一新。当气血代谢时，我时刻抱着这幻化的身体，应化身无量，浑然与天地同体，无所不是我。星辰是我的渊源，蚊蚋都是我的眷属。我二十四岁时的变幻，已经不知经历了几千万次。我几千万次的变化，依然如故。我，如果不是万物都具备于我，怎能如此呢？有则皆能有，生死死生如同水与冰，冰与水就是这样。我未出生之前已有我，我死后仍有我。今日我更深信有我。古人已去，我的后人同是此理。我的名字是独特的，姓氏是共同的。陆九渊的话说：东海有圣人出现，这是性同理同。推及西海、南海、北海，千百年之前，千百年之后，有圣人出现，此性此理也没有不同。至理不二，大小无外。有则皆是“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物不空，空无非物。无物无身，无身无感觉，无感觉无性。一切声、色、香、味、触，有形质可见，有分量可称。一无虚入，一无虚出。果即是因，因果即是果。我即是天，天即是我。何必有天堂地狱，神鬼魄魂呢？“有”作为万物，是无量的。大概太虚并非心。非法无声无臭，本来无所谓幻迹色相。色相皆由人造，人身有限，心灵浑然，觉悟种种色相，以人为速率，惠及我的字，逆反我的字，厌恶易目字，清净难目字，浑浊一切言语文字，有反正比例了。

人物智愚的区别，就在于比例的广狭。比例，是有率；率，太虚者无率。率，以有率测无率，比例也是无量的。如同畴人用几何积微法测量天体，越高越渺茫，至不可思议，只能茫然说是无量而已。“有”作为万物是三一的，有好生的本性，有无量活成，无量生机，无量形色，永远没有懈怠疏忽。这三一妙性，遍布宇宙。有天球摄力，于是有行星；有拒力，拒力就是地心力；有地心力，于是有结力，结力就是爱力；有爱力，于是有化合力，化合力就是阿屯姆力；有阿屯姆力，于是有天球摄力，推及一切动植物流动。万一力小，有深浅，皆有成己成物之力。人是万物之灵，体用较为完备，力量尤为深远。全体学，小脑主管运动，大脑主管知觉，中脑主管立志。心灵学，觉悟、记忆思考、想象，五才。我认为不觉不悟，觉悟是一才；无记无思，记忆思考是一才；想象是一才。运动即是觉悟才，知觉即是记忆思考才，立志即是想象才。觉悟才，是仁，好生的本性为之；记忆思考才，是义，好辨的本性为之；想象才，是信，好信的本性为之。只有仁没有义，叫做贼仁；只有仁没有信，叫做徒仁；只有义没有信，叫做妄信。这是良知良能三而一，一而三。试着用文字来证明：觉悟才产生一切动作，是活字；记忆思考才产生一切形容，是虚字；想象才产生一切名目，是实字。活虚实字，即奇诂偏训可以变幻通用。如“花”字，花费、花美、杨花、火字，火其书、火速，渔火，就是这样。按照中外性理的论述，如同一个辙。上古有上帝主宰天命，天各种名立祭焚塑刻洗割诵拜各种礼仪，神道设教，驱使人成为物的奴隶的悲痛。中古的性，有清浊伪混、气质玄明的区别，纷纷没有定论。太过的人废弃形色相，毁坏分别性，顽如木石，以枯寂无为为宗旨，毫无生趣；不及的人私心只图义利，辱身忘命。近世格物致知兴起，义理逐渐精细。宗奉印度巴门教的人，有路氏创立人由猴变之说；宗奉希腊可必梯尼教的人，有邓氏创立天良即重心之论。这两人都是耶教中人，大违厥旨。所论都有实理，

译也无可奈何。儒者不过是就着事物去探求大道罢了，事物就在大道之中，大道也就在事物之中。这探究天道的实学，懂得的人尚且很少；有的人虽然理解得圆融透彻，但若不亲身践行就无法证实。人性的凶险诡诈，生命的颠覆惨毒，是偶尔发生的吗？哪里能遇到那些气度宏大、心胸宽厚通达的人士，共同参悟最高深的妙理，实行大自在的境界呢！

译西学书目表序例

我已经为西书撰写了提要，但医学、兵政两门缺失，尚未完成。而我的学生陈高第、梁作霖，以及我的弟弟启勋，拿着书来询问应当阅读哪些西书，以及阅读的先后顺序，于是我为他们编制了四卷目录，一卷札记，展示给他们。并附带说道：“圣人的道理真是伟大啊！孔子前往周朝，求得了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宝书。圣祖仁皇帝亲自编纂《数理精蕴》，润色西方数学，置于卷首。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凡是翻译出的西书，全部予以著录。先圣与后圣，他们的事迹不同，但准则是一致的。唉！广大博深，没有能超过的了。”

海禁开放之后，外国的侵扰日益紧迫。曾国藩在江南开设幕府，创办制造局，首先将翻译西书作为第一要义。几年之间，完成了一百种。而同时，同文馆以及西方人士在中国设立教会的人，相继翻译记录，至今二十多年，可读的书有三百种。从前纪昀撰写提要，认为《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是模仿中国邹衍的说法，夸张变幻，无法究诘。阮元撰写《畴人传》，认为第谷的天文学上下位置颠倒，动静倒置，背离经义正道，不可作为准则。如今，五大洲万国的名称，太阳地球的位置，西方五尺高的孩童都能说出。如果两位先生确实是近代的通才，而他们的智慧反而低于西方学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书籍的完备与不完备。大凡有生命的种类，越是愚昧粗野的，脑气筋越粗，所知道的事情越简单；越是文明的，脑气筋越细，所知道的事情越繁多。禽兽所知道的 simplest，所以虎豹虽然凶猛，人能把它们关在笼子里；野人所知道的也简单，所以苗、黎、番、回虽然强悍，人能制服他们。智慧与愚昧的区别，是强弱的根源。如今用西方声、光、化、电、农、矿、工、商等学问，与我们中国考据、词章、科举文章的言论相比，所知道的简单与繁多，相差多少呢？兵书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百胜。”别人正天天窥伺我们，那么细微曲折、虚实全都显现，而我们还空虚自大，安然高卧，不仅不能了解敌人，而且对自己也蒙昧无知，坐视被侵凌，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国家想要自强，以多翻译西书为根本；学子想要自立，以多阅读西书为功业。这三百种书，选择其精要而阅读，对于世界变迁的国土、差异的根源，可以粗略有所听闻了。

况且我听说英国大图书馆所藏的书，共有八万多种，如今所翻译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西方一切条教号令，完备灿烂，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富强的缘由。如今翻译出来的，为什么如此稀少？那里的学问，日新月异，越变越好，新的出现，旧的完全废弃。如今各书翻译完成，大多在二十年前，他们看来，已经是陈旧之言了。而用来告诉我国所谓的学士大夫，他们反而惊诧为未见，或者瞪大眼睛变色，好像不愿意相信。唉！难道人的度量相差很远吗？还是引导他们没有得其道呢？

翻译出的各书，都分为三类：一是学，二是政，三是教。如今除去教类之书不收录外，其余各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方学问，其类别有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方政事，其类别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类别有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

一、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因精通历法被提拔任用，他们所著的书见于《天学汇函》《新法算书》，有一百多种。又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翻译印刷未完成的书，有一百多种。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谈论外事，切实可读的，也有几十种。搜集荟萃，名为一卷。

一、西方各书分类最难。凡是所有政事，都出自学问，那么政与学不能分开。不通晓学问不能成就一门学问，不综合各种政事不能推行一项政事。那么某学、某政的各门类不能分开。如今为了便于学者，强行区别。有一本书可以归入两类的，就根据其侧重点：如行军测绘不归入兵政而归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归入天学而归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归入化学而归入医学，就是这样。又如电气镀金、电气镀煤等书，原本可以归入电学；脱影奇观、色相留真、照相法等书，原本可以归入光学；汽机发轫、汽机必知、汽机新制等书，原本可以归入汽学；如今都归入工艺，因为工艺之书无不推本于格致，不能完全取来各自归还原类。又如金石识别，似乎宜归入矿学类，又似乎宜归入地学类，但都有不安之处，所以归入化学；《海道图说》似乎宜归入地学类，又似乎宜归入海军类，但都有不安之处，所以归入船政。这些门类也颇费斟酌，但终究不能免除牵强的讥讽。然而自《七七录》以至《四库全书总目》，其门类的分合、归部的

译关于观点的异同，即使是博学通达的人有时也会加以非议，争论至今也没有定论。这件事的困难，由来已久了！海内的君子们若能惠然赐教，那该是多么幸运啊！

一、门类的先后顺序：西学的门类，先虚后实。因为有形有质的学问，都是从无形无质的学问中衍生出来的。所以算学、重学排在首位；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等排在其次；涵盖天、地、人的全体学，以及涵盖动植物的物学等排在再次；医学、图学完全属于人的范畴，所以排在最后。西政的门类，以了解各国情况为第一要义，所以《史记》排在首位；官制、学校是政治的源头，所以排在其次；法律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所以排在再次；能够富裕然后才能强大，所以农学、矿学、工学、商学排在再次；而兵学排在最后。农业是地面的产物；矿业是地下的产物；工业是对这两者的加工制造；商业是对这三者的流通运行。这就是这四者的先后顺序。船政与海军相关，所以附在兵学之后。

一、已翻译的书籍中，中国官方机构所翻译的，兵政类最多。过去的人认为，中国各方面都胜过西方人，唯一不如的是军事。西方教会所翻译的，医学类最多，因为传教士多从事医学。制造局最重视工艺，而工艺必须基于格致（科学），所以格致类的书籍虽然不够完备，但大致轮廓可见。只有西政各类书籍的译者寥寥无几，官制、学校制度、农政等门类竟然没有完整的译本。现在之所以仍将其列为一门，是因为这是根本所在，不可不讲，暂列目录以等待日后的补充完善罢了。

一、书目通常标注作者姓名，现在标注译者而不标注作者，是因为重在翻译。翻译书籍通常是一人口授，一人笔录，现在许多书籍只标注一人，是因为原本就没有同时标注两人，所以沿用旧例，尊重原著者的习惯。

一、收藏家最讲究版本，所以各家书目对某朝某地的刻本极为执着。现在所列的都是新书，极少有其他版本，仍然详细说明，不过是方便购买阅读，与古人的用意略有不同。其中注明“在某某书中”的，是没有单行本。注明“格致汇编本”、“万国公报本”、“时務报本”的，下面不标注版本数量和价值，也是因为没有单行本。

译一、古书采用卷轴装，所以标注卷数；后世装帧形式既然不同，却仍然沿用旧称，非常没有意义。所以现在统一标注册数，不标注卷数。一、目录学家都不记载价格，大概是因为他们重视收藏，不需要这个。现在为了方便购买阅读，所以参照各省官书局的惯例，详细列出价格。那些标注若干元若干角的，是洋银的价格。制造局、同文馆、天津学堂的书籍，一概依据原单；那些私家刻本以及西方人士自行印刷的本子，依据格致书室的清单。制造局的书籍有原价、减价、重减价三种，格致书室清单所列，制造局的书籍按照其减价计算；现在所列出的，是其重减价的价格。减价与重减价相比，大约如同十与八的比例。一、表格下方加按语，表格上方加圈点标记，都是为了方便学者购买阅读而设置的，体例不够典雅，不在考虑之列。可惜我学识浅陋，所加的标记未必恰当。世上的君子，请予以纠正。一、附卷所记载的通商以前的西方书籍，大多属于天算、宗教两门。现在除了宗教类的书籍不著录外，其余各类书籍无法按类别区分，所以以著书人为区别。一、附卷所记载的中国人论述西学的书籍，搜集得非常狭隘。那些海内的通达之士，或许有成书而未刻印，或者刻印后我没有来得及看到的，应当不少。管中窥豹，蠡测大海，我知道自己的孤陋寡闻。至于市面上通行的本子，有剽窃前人、割裂原著以成书的，那是市侩谋取利益的行为，是有见识的士人所不屑提及的，一概不著录，以示严谨，并非遗漏。一、中国人论述西学的书籍，以游记为最多，其余各种也无法按类别区分。现在借用佛典中“人非人化”、化学中“金非金”的例子，区分为游记类、非游记类两门。一、近代有人将翻译的书籍归入自己著作之中，不标注“译”字的，一概予以疏通证明，仍然列入译书表中，不援引“名从主人”的惯例。一、表后附有札记数十则，是过去回答门人提问的话，讲述各书的优缺点以及某书应该先读、某书应该缓读。虽然不够详尽，初学者看了，也可以了解入门的途径，所以借用“过而存之”的意思，附在末尾，命名为《读书法》。博雅的君子，想必不会嘲笑。如果具备刍荛之见，则在我所著的《西书提要》中，这里不能多谈。

论实学

何树龄

说：礼节，仪文，名分，习俗，都是人事的创造，是虚的。理势，象数，仁智，忠信，都是天道的自然，是实的。虚的东西，或许几年就变化一次，或许十年就变化一次，或许千百年才变化一次，不能宏大，不能长久。实的东西，经历万年而不改变，经历亿兆年而不改变，经历京核秭年而不改变，比宇宙更宏大，比天地更长久。伏羲、神农、黄帝得到了它，从而制造器物，开发万物，成就事务，开创世界。苗、猺、獞、黎、生番、野人失去了它，从而成为奴隶，成为俘虏，丧失生命，灭绝种族。培根、牛顿、瓦特得到了它，从而国家强大，开拓疆土，创造财富，兴办学校。这本来是不能与那些词藻华丽、在文艺界驰名的文人谈论的。不仅如此，即使让五十年前的经济学家起来，询问治乱兴衰的原因，他们回答的也不过是：事权专一就强大，政令出自天子就昌盛罢了。没有听说独揽刑罚威权的君主，竟然受制于谋士众多的议院。也不过是说：契丹、金、元居住在塞外，崇尚朴野、耐苦瘠就强大；进入中原，羡慕华丽装饰、习惯安逸就衰弱罢了。没有听说学业越兴盛的邦国，其武备的修习越严密。也不过是说：越国不能轻视远方的齐国，嬴秦不能越过韩魏去轻视齐国，蒙古不能越过金夏去轻视宋朝罢了。没有听说漠北的国家可以远程控制南洋，西域的国家可以远距离吞并东海。过去楚汉连兵，匈奴就称霸；六朝绮丽，胡羯就劲悍；宋儒独善其身，鞑靼就崛起。两千多年来，亚洲大小数十个国家，此兴彼衰，互相消长罢了。没有像今天这样鲁卫同政，各不相尚，都不能自主的情况。泰西的国家，难道是天国吗？泰西的人，难道是天人吗？头同样是圆的，脚同样是方的，脚趾同样是五个，四肢同样是四个，心思的聪慧，才力的雄健，不相上下，而强弱的形势，盛衰的趋势，判若天渊，为什么呢？是因为务实学还是不务实学的缘故。务实学的人，以忠信廉耻为铠甲，以士农工商为士兵，以穷理格物为韬略，以奇法新艺为干粮，师法域外而不认为耻辱；以旧习宿弊为痞结，又将其屏除在外而不吝惜；以丧师失地为药石铭箴座右，而不忌讳。务虚文的人，以农工商贾为鄙琐，以八股制誉为尊圣，以八韵卷折储备卿贰，以弓刀矢石作为干城，以夸毗揖让为驯厚，以放荡不羁为高节，以钻营奔竞为通方，坚守这些不变，估量几年之后，我恐怕占据山的人都是泰西的人，而伯夷、叔齐没有可以隐居的山；占据海的人都是泰西的渔师，而鲁仲连没有可以蹈海的地方。改变它该怎么办？核实罢了。改革科举，更改学校，停止捐纳，明确功

译罪责不分尊卑贵贱，都受法律制裁，这是上位者变革政令的表现。轻视帖括（科举应试文章），重视格致（探究事物原理），鄙薄辞藻华丽，崇尚物理实际，那些浅陋的学问都转变为经世济用的学问，这是下位者变革学风的体现。然而，学校里的学生恭敬沉默地顺从圣上的谕令，乡里中自爱名声的人士却私下抄录《论语》《孟子》；言辞严厉、义理端正、坚守旧制、推崇先贤的人士，却割裂截取关于丧礼的传记，将其作为办理身后大事的依据。私塾先生教导蒙童，也变成了使用删节本。国家选拔人才、晋升官员的途径，结党营私是圣训所告诫的，但刚做官的人却将其变为师生援引的关系。陋规馈赠是典章所禁止的，做官的人却将其变为固定的惯例。科举考中的姓名，日后将成为公卿大臣，岭南沿海的绅士百姓却将其变为赌博的工具。京师的享乐之风是国朝所禁止的，名流和贵官却将其变为亲近男宠的行为。那些败坏人心、风俗和教化的现象，人们自行变法去迎合它，像水流向下一样势不可挡，互相仿效，结社成党，没有人感到奇怪，没有人阻止，没有人议论。唯独到了抛弃短处、采纳长处的良策，挽救弊端、扶持衰败的大计，却嘲笑它、咒骂它，嫉妒它、忌讳它，诋毁它乖张，指责它多事，视其为朋党，以“处士横议”定罪，以“庶人不议”相戒。唉，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何居心。

译所以今天国家的积弱，朝廷不能独自承担罪责，士人的习气实在是导致祸患的原因。要彻底改变士人的习气该怎么办呢？不过是阐明利害关系罢了，不过是开阔见识罢了。阐明利害关系，没有比翻译报刊更好的了；开阔见识，没有比翻译书籍更好的了。务必使泰西关于农、工、商、矿的书籍，天文地理的学问，化、光、电、重等器械，像米、盐、水、火一样平常，像堆积的书籍一样充满屋宇，每月每年都有不同。刻书的人依靠它作为恒久的产业，书商依靠它作为利润的源泉，老师用它来考核学生，父兄用它来勉励子弟，朋友用它来赞誉交往的人。像这样，风气既已形成，人心顿时改变，是非已经确定，国家的根本自然确立。那么安南、缅甸、印度、南洋各岛、非洲等地的覆灭教训，或许可以在天下绝迹了。

反对的人说：“你说的话是对的。但是，拾取香草的人，哪里懂得植物学？吟咏风月的人，哪里认识天文学？根本没有确立，枝节从哪里产生？皮都不存在了，毛依附在哪里？现在，羲和、羲叔，敬顺上天，用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诗经》《尚书》的文章，谁不熟悉诵读？为什么现在的天文历算专家都聚集在欧美，而中国的推步制造者却寥寥无几呢？水土适宜，草人的职责，识别金石，是仡人的职司。黑土、白土，铜铁银金，美玉珠玑，《禹贡》详细记载，经生向来熟悉。为什么现在的矿师聘请自泰西，而中国出生成长的人反而昏昏然呢？象胥掌管翻译，行人掌管外交，方言有专门机构，同文有何种缺失？因为出使外国能独自应对的人不多见，而全面了解各国情况的人才缺乏。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测量土地建立城邑，度测土地安置居民，这是神农、黄帝的事迹，《周官》、王制的书籍，设立在学官，用来考核士人，为什么现在不实行呢？西方人有机器，就举出公输子来对应；西方人有光学重学，就举出墨子来压制；西方人有化学，就举出亢仓、关尹之类的人来领先。世家子弟，奸诈虚伪贪婪蛮横，自弃典型，沦为罪犯，羡慕他人的富贵，谈论祖宗的宅第，话说得越高，精神越沮丧，脸色越严厉，胆子越软弱。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解释说：“如果没有前人，哪里问后人？虽然不能实行，幸好还有言论。八股文的虚伪言论，还胜过淫书邪恶的言论。谈论西学的人，天文地理的空谈，还胜过八股八韵的空谈。修养德行的书，人们常常诵读却不实行，语录内典就是这样。追求利益的书，人们常常诵读就立即实行，风水、占卜之术就是这样。这在于风俗的转移，人心的趋向罢了。讲求正义的人何必不谋利？明白道理的人何必不计功呢？泰西经商的方法，应当翻译；泰西务农的方法，应当翻译；泰西开矿的方法，应当翻译；泰西制器的方法，应当翻译。想要兴办百姓的利益，先要开启百姓的智慧；想要兴办百姓的道义，先要兴办百姓的利益。不给他们利益，只用道义约束他们；不谋求生利，只谋求分利、夺利，上下互相争夺，内外互相攻讧。如果不把四亿聪明优秀的百姓驱赶成为欧洲奴仆，那是很少有的！

《西学书目表》后序

有人对我说：“我不忍心谈论西学。”梁作霖说：“你天天和人谈论西学，为什么不忍心谈论西学呢？”那人说：“今天不是西学不兴的祸患，而是中国将要灭亡的祸患，风气逐渐开通，敌氛逐渐逼近，我知道西学是急务，我将要兴办它，我不知道别人将要兴办它。事机的发动，在十年之间罢了。现在，守旧不敌开新，这是天理。动植物物种的更替，不是墨两洲的迁移有必然性吗？中国儒者的俗论，拘泥狭隘谬误昏乱的言论，虽然坚固强悍，但从法越战争以后稍微改变了，中日战争以后更加改变了。援引这个推论，十年二十年以后，所存的很少了。虽然如此，旧学对中国为害，如同附骨的疽，治疗疽很容易，而保全骨头很难。我曾经见过现在所谓西学的人：他们的语言、服饰、举动、议论都像外国人，动不动就说：‘中国的衰弱，是由于教育不经典无用。’推究他们的意图，简直想把中国文字全部付之一炬。问他们对西学格致的精微有所得吗？没有。问他们对西政富强的本末有所得吗？没有。这种人，对上可以做洋行的买办，对下可以做通事的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己看中国实学一无所知，却借西学来自大，嚣张地说：‘这是无用的学问，我不做。’不是不能。然而希腊、拉丁、英、法的文字也没有上口，声光化电的学问也没有见过，只是把三传束之高阁，把《论语》当作柴火，揣摩风气，拾取影响，盛气凌人，苟求衣食。谈论西学的人十个人中，这两种人几乎占五个。如果不考虑补救，那么学者日益增多，这类人十年以后将占十之六七，二十年以后将占十之八九。唉，不灭亡的有多少呢？虽然如此，中学不能自立，也有原因。两汉之间，儒者通晓经书，都用来经世致用，用《禹贡》治理水患，用《洪范》观察变化，用《春秋》断案，用《诗经》三百五篇当作谏书。大概”

译六经的文字，没有一字不能应用于实际，这是教化之所以昌盛的原因。现在的所谓儒者，只会八股文、试帖诗、律赋和楷书，上面不以此选拔人才，下面不以此学习。那些考中的人，虽然不知道八大行星，不认识五大洲，六经没有读完，各种史书没有了解，却厚着脸皮自称：“我是儒者，我是儒者。”上自天子下至市井商贩，也都庄重地尊称他们为儒者，儒者。再高一点的，注解虫鱼草木，评点风花雪月，在贾谊、司马迁、许慎、郑玄的门下钻营，咀嚼韩愈、苏轼、李白、杜甫的剩饭，海内号称通达事理的人，错误的学说被传为大师。再往上推，则是约束自身、洁身自好，模仿禹和舜的行为，阐发诚意正心的空论，抄袭尊王攘夷的迂腐说法，学问虽然很多，不出这三类。经历了一千多年，每况愈下，习以为常。不考察就认为圣人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那么中国的学问，其沦陷消亡，仅存一线生机，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即使没有西方学问来乘虚而入，也是名存实亡，已经很久了。相比之下，有用无用，顺应时势立刻就能显现，谁兴谁废，不必多说。然而这些人既然舍弃这些就没有学问可学，这条道路也就离开这些无法谋求生存。唉，这还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现在六经的微妙言辞和深刻意义，远远超过西方宗派的教风，事理极其深奥，无法全部说完，请举些粗浅的例子：生食减少，疾病舒缓，理财的方法已经完备；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富国的策略已经具备；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农业、渔业、林业的利益已经开辟；行旅的人都想走这条路，道路已经畅通；互通有无，补不足，商业已经兴起；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才称为士，国际公法已经实行；不教导百姓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兵学的原则已经确立；国人都说贤能，国人都说不可，议院的制度已经形成。以上只是用四书来证明，而且每件事只举一条，详细的内容在专门的书籍里。又如《春秋》的道义，议论世袭贵族以伸张民权，与西方人重视爵位执政，把人分为几等相比怎么样呢？古代的埃及、希腊，近代的日本，都有把人分等级的弊端，凡是国有上议院的，都难免这种弊端，因为上议院往往被世家大族盘踞。英国至今没有改革，俄国更严重。痛恨灭国，痛恨火攻而没有正义的战争，与西方人治理军队、修造器械、争夺城池土地相比怎么样呢？其余一切重要政事，更是难以说完。士人没有世袭官职的制度，万国太平的会议，西方人今天所讲求而尚未得到的，而我们的圣人在数千年前就提出了，其广博深刻透彻明白，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译那么，孔教的至高无上，六经的实用价值，本来就不是我为了偏袒自己的学说而说的。如果不致力于这些，反而抛弃固有的实学，去抱持八股文、考据、辞章这些庸俗浅陋的东西，认为中国的学问已经穷尽于此，用这种学问与西方的新学相遇，怎么能不被别人轻视呢？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读经、读子、读史，这三者相互依赖才能成就，缺一不可。我请告诉学者们：关于经学，第一，应当知道孔子是教主；第二，应当知道六经都是孔子所作；第三，应当知道孔子以前有旧教，就像佛教以前有婆罗门教一样；第四，应当知道六经都是孔子改定制度，用来治理百世的书籍；第五，应当知道七十子及后学都以传教为事业；第六，应当知道汉代以后都实行荀卿的学问，是孔教的邪派；第七，应当知道孔子的口述都在传记中，汉代儒者治经都是为了经世致用；第八，应当知道东汉的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第九，应当知道伪经大多拾取旧教的遗文；第十，应当知道伪经出现后，儒者才开始不把孔子当作教主看待；第十一，应当知道训诂名物是两千年经学的大害，其根源都出自刘歆；第十二，应当知道宋学末流束身自好，违背了孔子兼济天下的义理。请谈谈读子：第一，应当知道周秦诸子有两派，一派是孔教，一派是非孔教；第二，应当知道非孔教的诸子都想改制创教；第三，应当知道非孔教的诸子其学派实际上都源于六经；第四，应当知道老子、墨子是两大宗派；第五，应当知道现在的西学，周秦诸子大多能阐述；第六，应当知道诸子的弟子各自传承其教，与孔教相同；第七，应当知道孔教之所以独存，是由于汉武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第八，应当知道汉代以后没有子书；第九，应当知道汉代以后百家虽然被罢黜，但老子和扬雄的学问深入人心两千年，实际上暗中受其毒害；第十，应当知道墨子的学问应当复兴。请谈谈史学：第一，应当知道太史公是孔教的嫡派；第二，应当知道两千年的政治沿革，哪些是实行孔子的制度，哪些不是孔子的制度；第三，应当知道历代的制度都是为了保护帝王一家而设立，与孔孟的义理大相违背；第四，应当知道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贵，民权日益衰微，是中国致弱的根源，追究其罪最大的，一是秦始皇，二是元太祖，三是明太祖；第五，应当知道历朝的政令都不是由君主宰相悉心审定的，不过是沿袭前代的弊端，前代又沿袭前代的弊端，而且变本加厉，后代一定不如前代；第六，应当知道我们本朝的制度有几件事超过前代；第七，应当知道读史以政治为重，世俗琐事为轻；第八，应当知道后世谈论史书剪裁的最为无理。以上各条大义，大概如此条理，应当等待专门论述。总之，舍弃西学而言中学的，其中学必定无用；舍弃中学而言西学的，其西学必定无本。无用、无本，都不足以治理天下。即使学校像树林一样多，穿儒服的人像鲫鱼一样多，也只是危害国家，无法挽救危亡。如今四方夷狄交相侵犯，中国危险了。数万万人的种族，有沦为奴隶的痛苦；三千年的教宗，有坠地的婴儿。存亡绝种，就在这几年。学者如果不以此为己任，那么颠覆惨毒，难道还有侥幸吗？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很重大吗？死而后已，不也很遥远吗？”这在于我们这一党人。

中国学术辨

道随着世道而推移，学随着时势而变通。处在今天谋求自强的计策，必定要从人才和学术开始。传书说：得到人才的国家昌盛，失去人才的国家灭亡。因此，世道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国运的兴衰；国运的兴衰，取决于人才的消长；人才的消长，取决于学术的显晦。没有学术日益晦暗，人才日益消减，而世道能够兴盛、国运能够昌盛的。我朝在辽沈地区建立基业，在燕京开启疆域，追随龙飞的英才，左有凤凰右有麒麟，功劳比肩终侯酇侯。圣祖仁皇帝，天赋异禀，成就长久的教化，以文治倡导海内。康熙、雍正年间，两次举荐博学鸿词科，学者和人才接踵而至，足以孕育虞唐，包容嬴刘，非常兴盛。现在虽然流风渐微，典型不存，但方领成帷，穿儒服的人像鲫鱼一样多，学校林立，家家户户都像邹鲁一样，文质彬彬的大国风范依然存在。然而评论者毁弃漆室的忧虑，警惕履霜的告诫，好像中国十八行省儒者两千年来相传的道，没有一样足以充当人才和学术的数目，而只有近世所谓的西学，则不惜大声疾呼，想要让天下人都抛弃他们的学问来学习西学，然后才痛快。唉，这也可以说是大惑不解了！然而平心而论，中国的学术，大的方面经纬天地而有余，小的方面明察伦理万物而无不足。虽然大小不同，但都与人心世运相维系。章蔀更替，末裔支流，逐渐失去初衷。追求俗学的，只为谋取功名；喜好古学的，凭借声气相投；攻研汉学的，借以逞辩；习练宋学的，凭借钓名。寻求专精纯一、立志不纷杂的人，千百中得不到一个。这难道是所学没有益处吗？恐怕是操术不真诚罢了。综合其弊端，大约有几点：一是科举之学。三古既远，而论秀书升的典制废除，乡举

译乡里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消亡。朝廷悬挂着利禄的途径，来招徕奔走于天下的士人，他们把经书的章句当作拜见权贵的资本，把修饰文字当作进献的礼物。如果确实能做到根本深厚则枝叶繁茂，油脂充足则光芒远射，那又怎么不能用来润色宏大的功业，提拔杰出的人才呢？然而沿袭的时间既久，体制也就败坏了。有的考帖经，有的考诗赋，有的考论策，有的考书判。自从王安石创立制艺，明朝一代也以此选拔士人，沿袭至今未能立刻改变。那些学习这种文体的人，认为只是为了进取富贵罢了，其他的一无所知。头发还没干，刚认识一点笔画，就把六经四史束之高阁不看，只选取粗陋低劣的陈旧文章，拘束牵制他们的才力，支离破碎地讲解义理，堵塞他们的聪明才智。等到他们拿起笔来写作，又用法律般的规则来约束他们，用篇幅来限制他们。前人的应试之作，字字摹仿，句句拟作，把抄袭剽窃当作丰富，把生吞活剥当作精巧。把文章写得像优伶的表演，把技巧弄得像小偷的钻洞，却洋洋自得地自命为代替圣贤立言。至于问到古今的沿革，各郡国的利弊，则茫然无知，如同陷入九里的迷雾中。像这样来选拔士人，士人的习气怎么不会日益苟且，文风怎么不会日益败坏呢？这是第一种弊端。

第二种弊端是词章之学。《礼记》说：“过去我们有先代贤人，他们的言论明达而清晰。”《左传》说：“言语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孔子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意义归于劝善惩恶，辞藻崇尚得体精要。所以气势足以支撑辞藻，辞藻足以表达意思，这就足够了。如果只是光彩鲜明，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现在从事词章的人，如果研习古人不深，那么气息就卑下；如果读书不多，那么才力就薄弱；如果取材不丰富，那么根基就浅薄；如果修辞不洁净，那么体裁就庸俗。本来没有深沉广博、绝妙华丽的才华，却喜欢写瑰丽奇特、连绵不断的作品，用钩连棘手的句子来掩饰自己的浅陋，堆砌古书，罗列生僻的字，夸耀奇特、炫耀博学，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用来惊诧庸俗的耳目，而不追求义理的安定。甚至夸大其词，诡辩其论，借此来广泛结交，沟通声援。所以他们的文品愈是靡弱，而他们的人品就愈是卑下了。这是第二种弊端。

译第一类是训诂之学，自从秦始皇一把大火，典籍荡然无存。汉朝兴起，各位儒生各自坚守遗留的经典，各自依据自己老师的学说，辗转口耳相传，抱着残缺的文献固守旧说，在千百中仅存十分之一。文景以后，废除了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开辟了献书的途径，于是古文蝌蚪文字，往往从山岩屋壁之间被发现。郑康成、郑氏汇集整理经典，依次梳理，大义微言，依靠这些才得以不致失传。本朝真正的儒者辈出，倡导复古之学，实事求是。黄宗羲、彭士望开其先河，钱大昕、孙星衍继其后，极盛于乾嘉年间，博学通儒，比比皆是，实在足以超越千古。但其弊端在于，考证琐碎，穿凿附会，支离破碎，一个名物的离合，穷尽所有书籍；一个音训的异同，罗列各种说法。考证古代两学，解释者达两万字；格物一章，解说者有十七条训释。自古已然，如今更为严重。轻视廉洁忠贞，认为那是无能；鄙薄亲身实践，认为那是多事。对于宋儒的学问，往往肆意诋毁，竭力攻讦，以遂行其门户党援之见，而畅快其放僻邪肆之心。至于古圣人立言垂教，以及大经大法所存，固然茫然无知。固执己见，抱残守缺，以为博学；放言夸论，以为高深。所谓小有才，未闻君子大道的人，就是这类人。这又是一个弊端。第二类是性理之学，古代没有所谓的理学，只知道有儒行而已；古代没有所谓的道统，只知道有六经而已。所以不曾轻言性命，而性命实际上没有不明。自从战国以后，异端蜂起，于是儒家流派，竞相以性命之说标榜其宗旨。因此，董仲舒在江都对策，陈述天人性命之情；韩愈振兴衰微，有《原道》、《原性》之作。到了赵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真儒迭出，正学昌明。朱熹兴起，集诸贤之大成，承接孔子的统绪，经始有定论。但其弊端在于，专谈名理，置实事于不问。学者乐于可以空疏不学，市侩也；又喜欢诵读其言，本为科举，而盛名又侥幸可得。于是相互抄袭语录的唾余，拾取佛典的牙慧，依附先儒的宗旨，遁入空虚的领域，斤斤计较朱熹、陆九渊的异同，招集门徒讲学，深衣博带，自矜清高议论，彼此标榜，入主出奴，动辄以难行之事责人，使任事者手足无措。久而久之，激而相报，势成水火，而衣冠之灾烈矣，而天下之士气尽矣。汉朝的党锢，唐朝的清流，宋朝的伪学，明朝的东林，先后一辙，以至于亡；而究之，惩忿窒欲之功，忠恕平易近人之道，固丝毫其未有合也，这又是一个弊端。总之，为科举之学者，不过是庸烂之学究；为训诂之学者，不过是怪僻之经生；为性理之学者，不过是诈伪之迂儒；为词章之学者，不过是浮华之才士。并非不读书，而不知作者之精意；并非不稽古，而不识前人之用心。徒有做学问之名，而无致用之实。虽然读破万卷，下笔千言，究其归宿，和不识一字者等同。术之不择，学于何有？那些承学之士，即使举四者而尽其能事，合并四者而备诸一身，难道就足以称为问学之数吗？得其粗而遗其精，就其非而去其一，一旦〇官临民，致身许国外，没有匡济之资，内无挟持之具，徒叹覆餗贻讥素餐，则不得不归咎于所学之非，而学问本来不担此咎，为什么呢？不诚故也。不诚则不仅四者之弊己者，即使号称经世之才，应济变之苟，没有一诚以贯注之，则设心一伪，万事土崩瓦解。没有根本动摇而枝叶能茂盛的。虽然日讲求西学，竞言变法，适足为权贵汲引之阶，华士躁进之路而已，对国是有什么裨益呢？能诚则不仅天算地舆，格致商务，无不可师法敌之长为我之助，即使二帝三王之道，六经诸史之书，时事的权宜，朝廷的掌故，中国所自有者，何一不是经济之原，即何一不是施行之准，举而措之，从容有余。何必西学之皆有用，而中国之尽无用呢？因此，虚憍者，是不诚之媒；毋欺者，是至诚之券。不诚则学虽博而终归无用，能则任所学而日起有功。学术于以明，人才于以长，国运于以盛，世道于以此隆。诚者成也。心不诚而事能成的，未曾听说过。所以说：君子以诚为贵。

论读书

从前宋太祖有言：“宰相须用读书人。”大概太祖的意思是，人能读书，才能博览而周知。宰相必须用之，方可以上备顾问，下做表率。我却认为国家任官，不只是宰相须用读书人。内而尚侍以及百官，外而督抚以下僚，均应以读书人为之。至于牧令，尤其是最要者。国家设教，不只是士大夫须读书，即使农工商贾，也宜诏之以读书。三代以上，似乎无人不知读书，所以农

译那些乡野老农、妇女女子，他们所创作的诗歌，都可以供采诗官采集。郑国的商人弦高也知道用礼义犒劳秦军，阳翟的大商人能够编撰《吕氏春秋》。书上又说：“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凭借技艺来进谏。”如果不是士农工商四民都知道读书，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至圣先师的雅正之言，说的是：“研习《诗》《书》，执守礼制。”他教导儿子伯鱼时，也说：“学习《诗》和学习礼。”他教导弟子时，也说：“践行孝悌忠信等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教导年轻人时，也说：“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平日里谆谆教导的内容，无非是希望人们读书罢了。等到井田制废除，学校也随之废除，百姓才开始有不读书的人了。因此，读书这件事开始专属士人。汉朝兴起，萧何制定法律之后，凡是士人在朝廷被任用的，不仅要求他们能读书，而且要求他们能读律法。所以苏东坡有话说：“读万卷书，不读律法，想要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终究没有方法。”因为律法，都是朝廷确定的刑罚，平民百姓如果触犯，就依据律法来判定罪行，使得执法者不能在其中上下其手，随意轻重。按照律法定罪，那么即使处死犯人，他们也不怨恨，虽然不是尧舜的时代，百姓仍然能蒙受恩泽。违背律法来定罪，那么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君主，百姓也常常遭受冤屈。所以宰相可以只任用读书人，而治理百姓的官员又必须能任用懂律法的人。然而人如果能读书，读律法自然就容易，所以仍然以能读书的人为贵。我曾经议论过，在上位的人，文官能读书，能实现唐虞那样的盛世；武将能读书，可以胜任捍卫国家的重任。在下位的人，农民能读书，那么种植的方法必定精熟；工匠能读书，那么制造的技艺必定精良；商人能读书，那么流通货物的道理必定通晓；贾人能读书，那么贸易的技巧必定精巧；妇女能读书，必定懂得孝敬和顺，可以主持家务而成为好的内助。像这样，那么读书对人的益处，难道浅薄微小吗？为什么世上的人常常废弃它而不读呢？在下位的人不能读书，其危害还浅；在上位的人不能读书，其危害确实深重。当今国库空虚而捐纳官职的渠道开启，军务兴起而保举制度混乱，其中有很多不能读书的人，所以各省督抚创设了考试的做法。然而考试日日进行，不读书的人仍然像以前一样，往往治理百姓的官员，既不懂书，又不懂律法，常常把百姓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如果遇到案件，随意拷打，甚至为了避免好色的名声，见到妇女就故意苛责，恐怕受到强奸的牵连，放纵大恶之人并设法请求宽恕。试问小百姓有什么罪过，而治理百姓的官员竟然忍心这样对待他们呢？推究其中的原因，都是由于不学无术造成的。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让候补官员在考试之外，再让他们用心读书，专心读律法，或许一旦任职，不至于毫无主见，乱用刑罚，使小百姓不遭受无端的刑罚、无辜的罪责，这不仅能够保全下属官吏，而且自己在无形中种下德行，施予超常的恩惠，自然一定能大兴驷马高门之盛名了。如果再能大力兴办学校，使一省的人都懂得读书，不仅专门致力于科举文章，都懂得读律法，又能从事于刑法条章。今天身为平民，共同沐浴在诗书的教化中；将来在朝廷治理天下，都懂得律例的条款，这难道不是挽回浇薄的风俗，成就太平盛世吗？

译论为学贵在实用

保笑嵒

有人问：学问这件事，它对人的益处在哪里？回答说：是为了广博见闻，增进智慧。是为了借鉴古代，从而推行于当今。是为了观察古人的行事，从而可以端正心术，成就人品。这三者，都是从学问中得到的益处。而其中尤其重要的，则在于格物致知，通晓当今并加以应用。古人说：“通晓天、地、人三者叫做儒，这大概说的就是致知，也就是致用。”如果做学问却不知道格物致知，那么他的学问都不符合实际的道理，怎么能穷尽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繁复杂，而各自掌握其精微之处呢？如果做学问却不知道通晓当今并加以应用，那么他的学问都不体现在实际的功效上，怎么能探究军事、刑法、礼乐、农桑的纲领条目，而各自掌握其根本要点呢？虽然如此，学者之所以能够成就事业并卓有建树，大多都专精于一件事而不崇尚兼修多能的才能，大多都逐渐积累功夫而不崇尚速成的效果。所以潜心静气，深入玩味研究，深究天地化生万物的功用；浅究也能窥见人情物性的平庸与奇特；大的方面成为治理国家、规划疆域的谋略；小的方面也能穷尽制造器物、崇尚象数的精妙。所以说：“引申开来，触类旁通。”又说：“通晓其变化，观察其贯通。”学问中的能事都尽在其中了。近来泰西各国极其重视学问之士，士人中有能穷究一个道理、精通一门技艺的，就能通达朝廷，优厚地供给他们的俸禄，让他们专心于此。所以能够日益追求，精益求精，而学问的途径越来越广阔。大概这是因为考察古代以通达时务，考察近事以预见远方，探究细微而推广至广大，从而获得造化的神奇、万物的情状，这是致力者的阶梯。而其方法则在于上层制定法规，有办法鼓舞并振兴它，使学者安逸其身，赡养其家，又给他们展示进取的途径、功名的道路。那么凡是人的聪明才力，有不竞相用于有用的学问吗？那么凡是人的智巧艺术，有不竞相用于当世的需求吗？这就是西学兴盛的原因。浑仪、周髀，是天文学的祖源。而方法越发明密，那么步天歌就可以不作了。幂积、勾股，是算法的宗源。而方法越演越快捷，那么九章算术就不值得学习了。耰锄、犁耨，是农田水利的经典。用机器、运梭、引线来替代，可以节省五分之四的人力。再用化学、汽学、重学、政治学、航海学来精益求精，没有不各自掌握其精妙的。又有一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自我勉励，专门研究一门学问成为名家，他们讲求并切实探究的，并没有空谈无补的弊端，也没有迂阔难行的过失，这就是学问之所以有用，而士人之所以对国家大有裨益的原因。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通晓天、地、人叫做儒”，难道仅仅是沾沾自喜于章句之学吗？有人于是跃然进言说：“如果真像您所说，那么学问这件事，足以作为富强之术的既如此，足以作为家国之利的又如彼。那么过去圣贤所做的枕经葄史的功夫，博古通今的见识，都可以不劳烦去做了吗？”于是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这都是因为切实看到了取士的方法，华美的士人只崇尚文辞，空谈而不能行动，那么浮靡的人不足以依靠；朴实的士人也懂得经世济民，但施设并无技艺，那么迂远的人不足以凭借。推究其根源，则自从汉、唐、宋、元以来，考试科举的方法限制了他们。崇尚策论的时代，人人都像董仲舒、贾谊；崇尚经术的时代，人人都像郑玄、许慎。这还算是根本的学问。”

至于崇尚诗赋，那么人人都像扬雄、司马相如，而对偶声病束缚了豪杰之才。降而崇尚经义，那么人人都像王安石、归有光，而义理格律又磨尽了英雄之气。大概法令所在，士人束发受经时，就已经遵守而不失，惟恐逾越规矩，因而雪案萤窗，黄馘槁顶，使他们的聪明才力完全消耗归于无用之中而后已。以至于谈到格致，就认为极穷幽深而无益于揣摩之计；谈到经济，就认为好高骛远而有妨其诵读之功。于是谈到天文律历，那么两极的度数、四时的测度、五音的正变，都茫然不知；谈到农利水利，那么凶荒的补救、沟洫的经营、坝堰的兴废，都茫然不知。更甚者，足不出里巷，目不见当世事，而徒然自命为儒者，上面以此要求，下面以此应对，能致知的人有几个呢？能致用的人又有几个呢？欧洲各国特别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士人中有能通晓古今治乱兴废的机要、致君泽民的事务的，就在朝廷议政，借助他的谋划；有能遍通各国语言文字的精微、尽读各国记事纂言的著作的，就搜罗典籍，借助他的详译；有能极尽制器尚象的功夫、成就利用前民的事业的，就传述工匠，借助他的化裁。至于更甚的，则又能别出新奇，力通秘奥，将星象的全体收于寸管之中，将山河的全图缩于寸球之上，事情简直泄露了造化的精妙；电气的运行借以备用，汽机的捷速演以试能，事情简直探求了制作的本源；血〇之

译对于事物的考证、居住环境的讲究，事情直接探究到了性命精微的层面。所以读书人如果精通一门技艺，自然足以让人钦佩，并且可以从中获取无尽的利益，这是学问贵在实用所显现的巨大功效。中华人的聪明才智，怎么就比不上西方人呢？然而为什么他们的灵性被淹没、精神被耗损呢？就是因为科举考试的文体限制了他们。如果不是这样，假使从器物进而通达大道，从技艺进而通晓神妙，那么过去圣贤所付出的枕着经书睡觉、垫着史书休息的功夫，以及博古通今的学识，难道会沦为空谈而没有实际用途吗？我非常惋惜科举考试本是选拔人才的事情，最终却使得有才能的人无法展现其才能，并且使得有才能的人枉费其才能。所以特别借着你的话发表这些议论，并不是说通行了一千多年的良法美意有什么弊端，或许就会感慨地请求跟随你游学，从而烧毁科举考试的范文，以激励自己在学问上的追求。

译【实学辨】

治理天下的人，在于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依靠的不过是经史罢了。汉代开始制定策问来选拔士人，后来一变而为明经科，再变而为词赋科，都是凭借文章来考察其经世济民的才能。虽然制度长久实行后弊端产生，因而随着时势进行变革，但名臣大才代代不乏。即使有奸佞小人偶尔混迹其中，没有不博古通今的，假如遇到圣明的朝廷，让他们施展所学并加以正当任用，他们的才能也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八股制艺代圣贤立言，义理法度尤为显著，并且可以验证品行，不仅仅在于才华。前朝明代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各位大家，他们的人品和文章都足以不朽。本朝初年文教更加兴盛，贤才荟萃，得人之盛，千载难逢，怎么能说是沿袭陋习呢？自从《袖珍》、《典林》、《文海》、《类联》等刻本层出不穷，典故则没有不搜集的，文章则没有不备选的。而评判文章的人专门崇尚辞藻华丽，应试的人竞相钻研揣摩技巧。对于四书，只是摘取朱熹的注疏来记忆；对于五经，只是节选可以命题的部分来阅读；对于时文，只是选取近年科举的墨卷来模仿。除此之外，经史子集，视同赘疣，而笺注考据之学，古今名大家的文章更不旁涉，文品的浅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对于圣贤性命之学，帝王治化之源，无不剖析其精微，参酌其得失，因此二百年来，上安下顺，风俗人心一律归于纯朴古朴。此后仕途逐渐混杂，于是导致吏治日益纷乱，这就是祸乱产生的缘由，并非科举制度造成的灾难。至于曲艺之类的选拔，自古已然，那些人习惯于权谋机巧，或许不知道性情道德为何物。即使现在兼设语言、文字等科目，只是以备一时之用，而辨别官员的才能，仍然以科场为重。〇音律、历法、算术等学问，经史中本来无不具备，如果真能阅读古人的书籍，广泛稽考深入探究，那么德行道艺自然会有全才，不必沾沾自喜地追逐末节。至于乡选里举，确实是三代的良法，然而只能在三代实行。现在试问乡里所公推为董事的人怎么样呢？学校所密荐为优等的人怎么样呢？一旦完全废除科举而实行选举，那么耿介之士、贫寒儒生，还有进身的道路吗？只有今天的科举不可不急于整顿，方法也在于确实遵行功令罢了。严格搜检以杜绝抄袭剽窃的凭借，严密关防以杜绝侥幸的念头。主考官和同考官，必须简选博通经史、讲求理法的人，那么综合三场、三文、一诗、五经、五策来观察，学问的虚实就可以洞见了。从前唐代韩文公主持贡举而文运重新振兴，宋代欧阳公执掌文衡而贤人蔚然兴起，以真知灼见选取真才实学，于是学校有了真功夫，朝廷有了真经济，转移风化的权力，就在掌管文章命运的人手中了。

【劝学篇书后】

自古立法，没有不变的道理。孔子也曾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的境界。”这“变”字，且被垂范为训典了。大抵经权常变，都视时局为转移。以目前的时局而论，凡是国家所实行的千古不易的良法，一变而为百弊丛生的憾事。想要剔除弊端而弊端反而滋生，想要祛除弊端而弊端更加严重。因而沿袭它而效法它，已经无可收拾，无可补救。于是有人站出来，不敢私心自用，贻误无穷，〇不得已而创立变革的学说。又不敢公然宣扬变革，以致触犯清议，于是以崇尚效法西法为说辞。崇尚效法西法，难道不可耻吗？而且更足以招致攻击，将担忧遗臭万年。这就是南皮尚书《劝学篇》所作的原因。尚书博学鸿才，举世无双，声名重于中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论事，洋洋洒洒，数千万言，都能显扬其才识，足以启发人的聪明。所以读者万种倾心，五体投地，赞叹为不世出的人才，这确实是目前封疆大吏中仅见的。按此篇所著的论述，共计二十四篇。内篇有九：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纲，日知类，曰宗经，曰正权，日循序，曰守约，曰去毒。外篇有十五：曰益智，曰游学，曰设学，日学制，曰广译，曰阅报，日变法，曰变科举，曰农工商学，日兵学，曰矿学，曰铁路，日会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而又概括为五知：一知耻，二知惧，三知便，四知要，五知本。筹划精细，包容无遗。诚能遵循实行，推广扩大，那么还担忧什么不强呢？还患难什么不富呢？这部书一出，实际上可以称为变法的指南。它之所以不题为《变法指南》，而一定以《劝学》命名，也是深深恐怕防备清议而给人留下口实的缘故。不看他自序的词，首先引用我们中国国君的训辞来开端，继而又以求仁、求知、求勇等说，谓与《中庸》一书所载相合，暗中将西法附属于中土圣经贤传之内。如近日我友所著《西学近古编若干卷，取西国所行的政令，一一引《周礼》为之比例，确实像是实为之张本者。然而翻阅阅读，参酌观察，也颇为不错。这类著作，大概因为轻言变法，人们不愿听，即使舌敝唇焦，诚恐毫无益处

译不嫌弃文辞委婉、附会其意的人，著书立说，以供朝廷采择。没想到尚书也持有同样的心意，撰写了这篇文章。他的言论纯正而不驳杂，他的法则堂皇而不偏私。然而阅读的人，仍然私下里不免有指责，说外篇所列如益智、游学这两项，我们中土早已多次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了，为什么没听说得到一个人才呢？如设学、学制这两项，我们中土也长久设有同文馆、方言馆等，并且中西学塾到处都有，为什么不见成就一个人呢？如广译、阅报等事，我们中国也已经开设多家，日渐扩充了，为什么不觉有丝毫益处呢？至于如兵、农、工商以及矿产、铁路，我们中土有的实行，有的未实行，有的实行如同没实行，有的长久不实行，为什么毫无成效呢？只有丧师、失地、赔款、输金，却是真实且有证据的，大大损害国家。就从风气已开的地方，如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处来看，尚且不见对国家、对百姓有益，何况其它地方？如果不谈变法，还可以推托为不自振作，既然风气已开，却也不过如此。唉！那么变法要怎样才可以呢？春秋的大义，在于责备贤者，我仍然对尚书抱有厚望。我不理解尚书的地方，现在也请借用圣贤的训诫来诘问责备。圣贤的话说：“先实行所说的话，然后才跟随他。”大抵有志之士，手中没有一点点权力，所以只寄托于空谈。像尚书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先实行所说的话中的一两项，由此逐渐推广到其它各项中的一两项？如外篇所列，以彰显实事求是的正道，不可仅仅写在纸面上，与学士文人的行列等同。即使人们仰望尚书，又为什么不以尚书的正确措施和实行为重？不必拿着这篇文章空泛地称颂赞美，这样大概才恰当吧。

译在《明夷待访录》后

《明夷待访录》是余姚黄梨洲先生所著，其中《原君》《原臣》两篇，言辞激烈宏大，浅陋的儒生听了都为之咋舌。至于《原法》《置相》《学校》《取士等篇，都穷尽了古今治乱的关键，依据古代圣王的道理，顺应时势立论，即使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这些言论。其余如《方镇》《田制》《财计》《�吏》《奄宦》等篇，如果有王者兴起，完全可以效法并师从。只有《建都》篇认为以金陵为上策，已被顾亭林先生驳议。顾亭林先生与黄先生的信中说：“我凭借管窥之见写成《日知录》一书，私下庆幸其中所论与先生相同的有十之六七，唯独关于定都的策略，我认为必须在关中，而秣陵（金陵）仅足以成就偏安一隅的基业，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能知道的。”等等。顾亭林与黄先生是同学，在道义上互相规劝切磋，毫不客气，古人的风范在此可见。虽然如此，黄先生是少年血性男子，十九岁时，袖藏长锥进入京城，为其父忠端公申冤。看他用锥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杀死牢卒，与各位忠臣的子弟在狱门设祭，哭声直达皇宫，忠烈之气震荡宇宙。后来正值朝代更替，辗转于海上，事情没有成功，朝廷通缉先生为首犯，最终得以不死，都是天幸，而先生的志气因此没有丝毫畏惧。海上势力覆灭，先生不再抱有希望，于是返回故乡，全力从事著述。唉！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乐于以著述闻名于世吗？实在是有所不得已啊。先生读书无所不读，对历学稍有神悟，但最终没能完成其用意的，大概是上天降大任于先生，让他毕生著述，以作为后世王者的法度吧？顾先生已逝，他所著的书，有的记载游览，有的记载乱世褒扬忠烈，有的编纂诗文，只有《思旧录》是关于唐史的，《留书》是关于辅佐王者的前人论述很详细，后生小子没有多余的话可说，只是妄加评论一二。只是时势不同，斟酌可行与否，作为历代王朝增减损益的依据，这不是后死者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我读《明夷待访录》一遍，就感叹说：经世致用的书以此最为出色。《建都》一篇，顾亭林已经驳议，确实有先我而想到的人，至于有待剖析疑义的，则是《兵制》篇所说的：“国家在太平时期，武人做到大帅的干涉文臣，即使品级相差悬殊，也必定穿着军装，左边佩刀，右边佩弓矢，头裹头巾快步进入庭院拜见其门，自称走狗，退下后与其仆隶并列。”兵祸兴起以后，崇祯皇帝因为人们不重视武臣，武功不立，于是专任大帅，不让文臣节制。后来武臣拥兵与贼寇相望，共同劫掠李自成进入京城，天子封各镇为公侯，以结其心，最终没有一箭入援。先生说：崇祯皇帝轻视武人而不重视武人，安定国家保全社稷，是君子的事，供指使使用气力，是小人的事。那些武人中做大帅的，正像飙风浮云一样兴起，过去不敢抵挡敌人的人，乘时改换旗帜，各自以利刃咬噬腐朽之物，鲍永因此侥幸富贵了。后来才知道太平时期，对待武人如同徒隶末端是错误的。议论精辟卓越，关于明末兵制的利害，切中要害。只是说武人如飙风浮云兴起，知道对待武人如徒隶并非错误，教化的言论则没有语病。怎么说呢？这本书的《原君》《原臣》等篇，是想把末代提升到三代之上。那明朝一代的制度，是后世杂霸的余孽，比如山间的瘴气，接触就会生病。愚昧的人把它指为海市蜃楼，足以供人赏玩。更有人怀疑海云山雾可以预示天下雨，像泰山云那样，则更是痴人说梦话。假如武臣进门自称走狗，走狗啊，这就是明朝不振的原因。自从文武分途以来，天下混乱日益增多，乡野间嚣悍之夫，向来不知道礼教是什么，边疆有事，就用文臣节制，以为可以收效，不知道这都是侥幸万一、苟且图功者的所为。正本清源，不如仿效当今泰西制度，武职由文职转任，其人文学素养优秀而体力刚健，堪胜任将帅之用，于是弃文就武，以供职于水陆军，这种人韬略必定精通，威望也易于使人信服。像英国的名将戈登，可以作为明证。否则以文节制武，仍然蹈袭中国数千年文武分途的习气，恐怕中原不再有太平之时了。近日士人都知道讲学，这本书被儒林所重视，我担心拘泥于先生言论的人，不深入探求因时立言的宗旨，互相在其中进献一解，那就错了。于是记几语于后。

论中西文字辞语之异

自从西方人接踵来到中国以来，华人想要学习西方语言的实在不少，因此今天讲求西方语言的细微内涵，似乎也是紧要的事务。泰西词语与中国言字，根本不同，所以毫无相同之处，绝对不能使两地书同文。中国字音虽然没有固定，但字形却有固定，因为字的根本在于其形，不在于其音。西方国家的字有单音，有双音，音数的不同，因为字的根本在于其音，不在于其形。中国的字义由字形确定的多，由字音确定的少，所以字形入目

译这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西方文字表达意义，虽然仍然依靠眼睛，但用眼睛来辨别声音，声音便暗中进入了耳朵。文字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通过笔画形成形状，或者利用字的形状来表示所有的意义，通过分别和连接来构成其他字的形状。世间有事物，心中产生意念，既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状，然后再设置虚字来连接，从而组成篇章和句子。到了这一步，文字的原理和法则可以说是神妙了。现在中国的文字有六种含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应为“指事”）、假借、谐声（应为“形声”）。它们构成文字的方法虽然不完全在于事物的实际形状，但也可以推求各个字形成的缘由，所以仍然可以称为依靠笔画形状的文字。而西方国家创造文字的方法，有小处的相同，也有大处的不同。人生活在世上，先用声音来称呼，一个事物必定用单个音节来称呼，所以古人在眼前看到的常见事物，如地、马、油、木、房屋等类，大多用单个音节来称呼。后来人口日益增多，各自发表意见，又用双音节、多音节来称呼。双音节、多音节的话语，虽然原本是由单音节组合而成，后来因为声音逐渐变化，反而大多忘记了它们组合的缘由，不如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另外创立一种方法，可以伸展各种话语的声音。于是创立了二十六个字母，用反切的方法，用这些字母来拼出各种声音，每个音节需要三到五个字母，双音节、多音节的话语，可能需要五到十个字母，甚至有十五六个字母或更多的。这就是它们表达意义的方法，仍然是书写声音，而不是书写形状。推究比较中西方造字的方法，似乎中国的文字更古老，中国上古时期造字，必定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所以只用一个字来称呼一个事物，或者称呼一件事，有了字自然就有音了。发展到今天，也有用两个字、多个字来称呼一个事物、一个事物称呼一件事、组成一句话的情况。西方的文字，人口既多，意见各异，于是有了用多个音节组合成一个字的方法，然后书写文字的方法就形成了。至于中西方书写文字的方法，中国的方法确实更为简练，西方的方法虽然较为繁复冗长，但各自也有其专长和优点。人出生后既然能够说话，想要学习认字，其用功较为容易。大概中国的文字应当通过形状来寻求，所以可以称之为“识”；西方的文字应当通过声音来寻求，所以适宜称之为“读”。字母只有二十六个，熟悉了这些字母的用法，就能得到它们的读音；习得了读音，自然就能完全理解它们的意义。这件事确实对贫穷且无力长期读书的士人有益，如果能读上两三年，书本的意义就已经掌握了。至于西方语言的语法，又多与中国的语法不同，中国人实在不容易学习。所以将它们的字分为几种，如土、椅、房、石一类，分为名词（实字）；如打、去、爱、挑、恶一类，分动词（活字）；如殆、美、大、黄一类，分为形容词（辨质之字）；如他、我、伊、咱一类，分为代词（称人畜之字）。名词有时称呼单数，有时称呼复数，都需要稍微改变字形；动词都随着时间而变化，就以“去”字为例，昨天去、今天去、明天去、为了谋事成功将要等等，都需要改动字形来辨别明确指向何时。代词都根据单数、复数、阴性、阳性而权衡变化；形容词，在法国、普鲁士等国也根据单数、复数、阴性、阳性而相应变化。而且在连接篇章句子时，也有多种方法，务必通晓，否则就不能表达清楚了。这些语法规则，也都有好处，大概是为了辨别清楚不至于遗漏错误。

译续论中西文字

追溯自中外通商以来，聪明灵巧的人士无不竭尽心力，各自施展才能，而在制造和翻译这两方面，尤其多有钻研从事的人。大凡制造器物崇尚精巧，翻译典籍崇尚明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想要制造器物，必须先制造制造器物的工具，比如徐雪村制造黄鹄轮船就是这样；想要翻译书籍，必须先翻译翻译所用的工具，比如广东人编纂中西字典就是这样。因为学者有了规矩可以遵循，有了门户可以进入，掌握了根本，末节就容易处理了。

机器的精巧，没有超过中国风箱的。风箱的用途，工匠用它来掌控陶铸，百姓用它来烹饪熟食，它开合迎送，一动就顺应机械的自然规律。大凡风箱是利用机械来煽动火，而西方人的机器却是反过来利用火来驱动机械。世人常用这东西，却竟然不知道它的妙用，只有西方人取法最为详尽，运用机械最为纯熟，用机械制造轮船没有不利的，用机械制造火车、水龙没有不适宜的。推广到所有事情和物品，都利用机械的作用，便利得非同寻常。所以西方人制造器物尤其精良，制成器物尤其迅速。

然而当西方人开始创造机器的时候，固然必定结合当时策略的长处，以成就一件器物的完美，而器物能够宏大且持久，既美观又坚固，那就尤其必须先磨利工具然后才能从事工作。制造器的方法，已经完备地记载在翻译的各种书籍里。现在的翻译者，则是从西方国家的二十六字母入手，学习这些字母的用法，以求探求语言所指的意义，有的通过意会，有的通过推理，没有不通晓的。大凡中外文字，它们的音类各自不同，但它们的理解本质上是相合的。

譬如讲化学的人，有创造出来的事物，有被创造出来的事物。西方文字属于创造出来的，熟悉它的读音就可以通晓它的文义。中国文字则本于创造，而成于被创造，所以它的字有实义，有虚神，协调它的音节就称为文。中国的文章，必定用实字和虚字相配才能构成一句话；西方则一个字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一篇文章。就像“他的”这两个字，在中国原本是一个意思；在西方则区分称呼男性和女性的“他的”字，字形不同；区分称呼人和牲畜的“他的”字，字形也各不相同，这也是结绳记事遗留下来的意思。

又有分为实字、活字、辨质字几种，比如“米”“谷”等字，确实有这种物体，是实字；“负米”“量米”“收稻”“打稻”中的“负”“量”“收”“打”这些字是活字，因为它们的字义活动而可以更换。如果换成“生米”“熟米”“早稻”“迟稻”之类，那么“生”“熟”“早”“迟”这些字又是辨质之字。所以它们的字形、音类各有不同，但它们确切指名的理解并无差异。所以必须先翻译它们不同的原因，然后才能讲求它们相同的原因。

制造器物、翻译书籍，固然志向在于大成的人不太留意，但实际上却是当今的要务。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必定应当尽力，这也是不遗漏细微、不抛弃根本的道理。当今的人，看到西方人制造的精妙，羡慕他们的文字便于记忆阅览，几乎怀疑中国的文章长篇累牍，仅仅属于虚文而没有实用。大凡中华是文物昌盛的大国，自唐虞三代至今，都凭借文教的兴盛光辉照耀四海。那些废弃文事的人，比如秦始皇烧书坑儒，前后五代攻战不息，近代太平天国扰乱窜犯东南，这种种情况使得文化一旦衰败，转眼之间就都灭亡了。那么中国文章的实用，不更是最大且最重要的吗？

我认为现在的制造者，务必在于阐明其方法，不在于炫耀羡慕其新奇。现在的翻译者，应当针对这两端，思考切实的用途，不要夸耀自己的一点收获，把它当作显露才华的手段。现在西方人经商，大多能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执笔之士写得斐然成章；而中国人从事洋务的，也能说西方的话，所制造的器具多模仿他们的办法，充分显示出精良。可知中外的人，他们的才力本来不相上下，他们的聪明本来没有差别，只是心思的运用有到位和不到位的区别罢了。因此从事职业的人，贵在专业经营而不泛泛涉猎。

卷二 文教部二 经义

中庸论

张尔岐

《中庸》被天下尊崇已经很久了，但小人常常窃取它的学说以便谋取私利。宋代儒者已经极力阐明这一点，到了近日却又变得晦暗不明，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谈论中庸却不指明它所指向的具体事物，人们得以根据自己所见的来阐述，摹求形似以妄意揣测，认为只要沾边就算对了，所以抬高它的人就认为它是浑渺幽玄的事情，贬低它的人就认为义理减损一半，情欲嗜好也减损一半，这就是中庸；迁就这里的是，回避那里的非，这就是中庸；众人认可的认可，众人赞同的赞同，这就是中庸。以前的说法既然无法追究，后来的说法又游移不定，熟便猥近之称，于是人们把自己寄托于中庸的就多了。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明白中庸所指向的是什么事情，既然没有所持的标准来衡量是非，所以人们得以自我美化其名以各自安慰自己的不肖，就是这样。

我曾经读这本书并思考它，它的要点归结为两句话：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发动出来都符合节度，叫做和。大凡喜怒哀乐，一天之间多次变化。从天子到平民，如果不是圣贤，必定不能立刻符合节度。圣人必定知道人不能立刻符合节度，又必定不肯听任其不符合节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