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内政部四　用人

译了。

了解人很难

译张望

了解人很难。为什么说了解人很难？因为赞同我的观点而感到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不赞同我的观点而感到愤怒，这也是人之常情；难道有不赞同我的观点却不愤怒的人吗？难道有赞同我的观点却不高兴的人吗？现在这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帮助我，是因为他赞同我的观点；另一个人阻挠我，是因为他不赞同我的观点。帮助我的人，大抵是君子；阻挠我的人，大抵是小人。又假设有另外两个人在这里，其中一个人阻挠我，是因为他不赞同我的观点；另一个人帮助我，是因为他赞同我的观点。阻挠我的人，大抵是君子；帮助我的人，大抵是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帮助我的人，只是为了事情有利罢了；那阻挠我的人，只是为了对自己不方便罢了。这阻挠我的人，只是为了事情不利罢了；这帮助我的人，只是为了求取自己的便利罢了。学问成就，德行尊贵，名声大振，宰相知晓他，天子任用他，显赫的要职寄托着天下的期望。朝廷不可能只有君子而没有小人，也不可能让君子掌权而小人无所作为。于是，声音相同的人互相呼应，同类的人互相追随，那些帮助他的人就来了。于是，气味不同的人互相排斥，色彩不同的人互相扰乱，那些阻挠他的人就来了。这是必然的现象，然而我的心只有一个，天下万物却纷繁复杂。人的贤能或不肖，事情的成败利钝，即使知道了，难道能毫无遗漏吗？那些顺从而阻挠我的人，是开启我的智慧；那些因而帮助我的人，是遮蔽我的明察。为什么说因而帮助我的人会遮蔽我的明察呢？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认为是对的，只是为了求取自己的便利罢了。知道了人的贤能或不肖，知道了事情的成败利钝，同辈人尚且沉默不语，不赞同我的观点，而这个人却已经依恋地发出感叹，赞同我的观点，这出乎意料之外。这难道是他们的情意吗？贤能的人心胸开阔，本来自信，本来不怀疑别人，正打算借助地位声望，设立我主张的援助，探究大事如此，赞颂王室如此，然而谁知道这个人并不是出于真情呢？培养爪牙锐利作为搏击的资本，洗去污垢寻找瑕疵，阻碍我遵循的正道，将来以此败坏我的大名，我也后悔了。小的方面，点名时神色沮丧，冒着不知人的讥讽；大的方面，妄自滋生羽翼，祸害国家，古今以来哪里能承受得住呢？所以说了解人很难。

论用人

陆世仪

人才极难得到。善于用人的人，必定审察确定他的才能适合做什么，授予他职位，并且终身任用他，务必使他竭尽他的才能。凭借唐尧虞舜那样的时代而达到大治，只用了五个人，这就是人才难得啊。凭借五位大臣那样的圣明，却各自专管一件事，这就是才能各有其适宜之处啊。而且各自专管一件事以至于终身不改变，这就是任用他而竭尽他的才能啊。现在的治理不及唐尧虞舜，而三年考核一次士人，多达四百人，那么人才为什么那么多呢？圣明不及五位大臣，而吏、户、兵、刑各部无所不能胜任，那么才能为什么那么大呢？做官像住旅店一样，早上到晚上走，却动不动就建立功绩，为什么才能那么容易耗尽呢？唉！

近来实行荐举，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有三个弊端。一是实行得太拘泥，荐举的方法，是用来疏通科举制度的困局，破除资格限制的弊端。现在一定说某官可以荐举，某官不可以荐举，某官被荐举可以担任某职，某官被荐举不可以担任某职，这还是看重科举，还是拘泥于资格。二是任用没有法度，善恶有类别，邪正有党派，君子所荐举的，大抵多是君子，小人所荐举的，大抵多是小人。现在不立法详细测试，而一概任用，而且适合兵部却去工部，适合礼部却去刑部，用错了才能的人，又不可胜数。即使有真才，又怎么能用得好呢？三是约束得太急切，连坐的法令，是用来对待小人的，不是用来对待小人的缘故同是这个人，或者始终改变节操，或者穷困显达时改变操守。当他被荐举时，不能说不是对的。荐举了他而受荐举的人改变节操，那就不是荐举者的罪过，又怎么能一概而论呢？而且仕途倾轧险恶，诡计百出，或者聚集忌恨荐举主的人，暗中中伤被荐举的人，并且牵连到荐举主，种种株连，危害不可胜道。那么即使有贤士在下层，荐举主又怎么能不顾身家性命，不惜禄位，奋然去荐举他呢？难怪勉强应付差事，而用柔顺圆滑善于谄媚的人，虚应故事。

观察筛米，得到了选拔人的方法。虽然细节上不免有遗漏珍珠的感叹，但往往能拔取十个得到五个。又观察工匠，得到了教育人和量才使用的道理。木材的大小、弯曲笔直不一，而规矩绳墨的法度没有不一的，所以能使它们都符合条理。至于奇特瑰丽的材料，不能用绳墨拘束的，就根据材料来量才使用。所以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人才，也没有不可成的事情。现在的时代，教育的方法废弛了，而量才使用的道理又被抛弃而不讲，让细小的做梁，短的做柱，大的做椽，长的做榫头。却说天下没有人才，说天下的事情必定不能成功，难道不荒谬吗！那么该怎么办呢？说：广泛招收而严格测试，长期任用而破格提拔。用人的关键，没有超出这些的了。

旧制，考中进士必须分派到九卿衙门观政，每个衙门大约三十多人，堂长和司僚与他们朝夕一起测试，事情符合实际就上报给天官，天官登记注录以确定选拔，根据才能授予职位，职位必定长期任用，所以洪武年间得到的人才最为兴盛。现在的观政，不过是跟随班列作揖罢了，名存实亡，令人感慨啊。

用人的方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开诚布公，主要在于任用君子，虽然偶尔容纳小人，但君子容易施展抱负。三代以后，

译禁令和束缚，主要用来防范小人，但小人终究无法防范，而君子的进退却因此受到极大的牵制。有人问：“假设有小人该怎么办？”回答说：“对于小人，只有不任用他们这一条路，再也没有其他防范的办法。”《中庸》说：“延续断绝的世系，复兴废弛的国家，治理乱世，扶持危局，按时进行朝见和聘问，给予的丰厚而索取的轻微，这就是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由此可知，古人治理天下，完全在于安抚诸侯；今人治理天下，完全在于选拔地方长官。

译人不是圣人，就不能没有过错，所以君主有过错，臣子就劝谏他；父亲有过错，儿子就劝谏他。历代都不缺乏这样的人，唯独身为长官治理一个县，却没听说开辟一条言路，让下属能够指出他的过失。近来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骄傲自大，反而比至尊的君主还要过分；没有拒绝劝谏的名声，却有消除诽谤的实质，这确实令人不解。今后我们同党中有人考中进士担任县令时，一定要尊重礼遇有道德的人，请求听闻自己的得失。每月初一一定要设置一个柜子，让士人和百姓把意见投进柜中，指出我一个月内的过错偏差，或许可以避免鲁莽妄行的弊端。

与陈抚军书

黄永年

会审案件结束后，我就立刻向北出发，不能亲自前往您的节下，拜见您的清光，稍微倾诉心中的想法，怎能不感到怅然向往。自古以来的人才和善良之辈，虽然天生具备，但他们的兴盛与衰败，要看学问的断绝与延续；他们的聚合与离散、紧张与松弛，要看当时在位者的喜爱与憎恶、兴起与败坏，这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优良谷物的种植，古今是一样的。世人得到它就生存，得不到它就饥饿而死，有优秀的农夫为之区分种类，播种并覆土，所以优良谷物不断绝，人们依靠它生存。假如把贤人善士看作像稻粱一样，得到就生存，得不到就死亡，如果有像优秀农夫那样的人，适时地栽培，滋润他们的花果，贤人善士何愁不遍布各地呢？范文正公能启发孙明复，十年之后成为世间的大学者；张魏公用陈莹中、邹志完的姓名警醒启发，杨廷秀终身奉行。这两个人，他们起初见到两位公爷时，一个是乞钱的羁旅秀才，一个是小县的县丞。两位公爷片刻之间的言语，深入人心，于是能成全别人的美德。像这样生平推崇贤才喜爱士人，与人为善的心意，内心积累真诚，所以感动他人。就像做饭没有不熟的，种植没有不生长的。那么善人志士在哪里呢？没有不遇到像两位公爷这样的大人物的，只是他们的气节不被感动，他们的美德不被彰显罢了。本朝汤潜庵先生巡抚江苏时，能使贪婪腐败的人改行为廉洁的官吏，这都是德行威严使人敬畏，不待声色俱厉，为一世培养和平之气，为天地培育元气。伏惟先生清高德行和崇高声望，被时人所倚重，怀有古道，扶持树立真实的人才，先贤的光辉，难道只是我这区区末学之人的庆幸吗？制府尹公豁达平和，凡是他的举措，都合乎人心。安徽巡抚魏慎斋先生，是我家乡的长者，李方伯一见如故，心意恳切，只以保护善良之辈为念。两江人才聚集，都是人心世道所依赖的。书生的议论，多沿袭旧闻，先生想必不会把它当作陈饭土羹而抛弃吧。

代应诏陈时务疏

程景伊

臣听说官员的升迁罢免，上关乎天命，下系于民心，不可以不明察，不可以不果断，尤其不可以不慎重。这是治理的根本，也是纲纪的源头。我皇上登基以来，罢免昏庸提拔贤明，至公至正，内外远近，本来就已经心悦诚服了。然而臣私下看见一年之内，有奉旨斥责为怀挟私心、卑鄙小人如某人，却仍然任用为某官；有奉旨斥责为刚愎自用、坚持过错不悔改如某人，却仍然任用为某官。近日更有被逮捕治罪如某人、某人，却仍然任用为某官、某官。在皇上神机妙算独自运筹，本来不是愚臣所能窥见万一的。但凭臣思考，一个人的身上，或许在末路时悔改，或许在一朝之间变节，前后始终，本来难以断定其操行一致。然而没有今天为贤人，明天为不肖之人，明天又为贤人，今天在牢狱之地，正明显地被共同斥责为罪人，明天就授予他掌管军队百姓的职位，立刻责成他安定边疆治理百姓的策略。像这样突然且迅速的，刑罚和奖赏，是人主的大权，圣王使用刑罚和奖赏，未使用时再三审慎，不肯轻易施行；既已使用，就毅然执行，向人显示可信。因此法令确立而民众顺从，事情施行而众人喜悦。假使朝令夕改，忽然举起，又忽然错乱，那么天下视听迷惑，趋向不专一，认为罪状昭著如某人者，尚且能得到复用，那么侥幸之心产生，苟且免祸的术数兴起，其势将导致用奖赏不足以劝勉，用惩罚不足以惩戒了。况且上年某地的崩塌，罪在某某；怀挟私心，扰乱军政的，罪在某某；某地的叛乱，罪在某某。这两起案件本来是天下所共知的，纵然释放不问，已经是皇上宽大的恩德了。现在却明知其犯罪，显见其劣迹，反而授予高官大职，想着慢慢等待他成功。在皇上爱惜人才，委曲成全，本来无所不至。然而以臣看来，这好比凿顽石而求井泉，养蛀木而作梁栋，怎么可能得到呢？至于皇上想要任用的大臣，尤其应当培养他的廉耻之心，才可以责成他有所作为。臣看见近来大臣行事，稍有差错，必定进行责备，如以某人为妄行渎奏，以某为昏愦废弛，以某人为狡诈无耻就是这样。如果确实是昏愦废弛，确实是狡诈无耻，就应当在罢免斥退之列了，然而降职革职的议论刚施行，复职的命令随即下达，无论士民官吏，各怀轻侮之心，即使在那个人也必定羞愧，沮丧，无面目再与士大夫相见，又怎么责成他从容尽职呢？如果这妄渎废弛狡诈的旨意，不过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不是对这些人做官的定评，那么像纶像綍

译将王上的话传达出去，这也算不上谨慎了。如今那极盛完美的治世，首推唐尧虞舜，君主的德行崇高，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然而我观察尧舜的时代，所任用的二十二人，没听说在委任信任正浓的时候却被罢黜惩罚的；所诛杀的四个凶恶之人，没听说在放逐流窜诛杀之后又被授予权柄任用的。贤与不贤的区别既然明确而不同，那么任用与舍弃之间也就确实而各异。所以说：进退任用与舍弃，不可以不明确，不可以不果断，尤其不可以不谨慎。虽然如此，这不仅仅是君主一人的事，大臣也负有责任。为什么呢？辅佐天子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的，是大臣的责任。如果那个人确实贤能，那么应当在皇威严肃之下，从容不迫地上奏，极力担保他没有其他问题；如果那个人确实不贤，那么应当在提拔任用倚重之时，又应当反复陈述，极力指出他不称职。现在大臣中特立独行不阿谀、刚方正直的人，有几位呢？这本来就在皇上英明的洞察之中，皇上能选拔那些“我坚持己见，你辅正我”的大臣，并赋予他们权柄，施行赏罚，审慎用人的准则吗？况且近日的积弊，尤其在于九卿会议这件事上了。天下的是非，没有中立的样子；曲直也没有两方都伸张的道理。即使各人的见解不同，原本可以斟酌妥当，何妨黑白分明，从公商议决定？现在却是彼此周旋，各怀私心顾念，相沿成习，表现为软媚圆滑的态，把不辨是非、不分黑白当作得计。公堂上商议事情，就互相观望，不发一言，所以有今天会议闲聊散去，明天会议又闲聊散去的情况。外表假托老成持重的名声，内心怀着保住禄位、结交朋党的念头，拖延很久，偶尔有人发言，就起来附和；等到退朝时，却又置身事外，只怕灾祸波及自己。像这样还能称得上是实心任事的大臣吗？

译况且各部议处、议罪的案件，尤其关系到朝廷对官员的升降黜陟。近来各部在援引律例之后，往往加上一句转折的话，使得无罪的人被定罪，有罪的人却得以脱罪。君主日理万机，万一偶尔没有仔细察验，那么滥施刑罚、越权赏赐的弊端，就会由此产生。推究其根源，必定有人要承担罪责。所以我才说：这不仅仅是君主的事，也是各位大臣的责任。然而，要正本清源，尤其在于皇上效法上天刚健的德行，遵循天道运行的强健。凡是在官员升降黜陟之间，要用确定的见识来决断，用坚定的意志来主导，不要轻易发动、骤然施行，也不要犹豫不决、姑息纵容，那么顺应天命、安抚民心，就在于此了。

遵谕陈言疏

潘耒

我私下认为，皇上登基以来，恭敬地侍奉上天，勤勉地探求民间疾苦，谨慎戒惧，始终不懈怠。近来发生地震异变，警示异常。考察古书，罪责在于臣下。于是皇上深刻自责，归罪于己并征求言论，又颁布上谕，申诫中外臣工，对于各种不法不廉的情弊，说得痛切详尽。臣跪读之下，感激涕零，敢倾吐愚诚，恭敬地陈述浅见。希望皇上宽恕我的狂妄愚昧并采纳选择，那是万幸。

第一，严明赏罚。自古帝王运转天下的大权，不过赏罚两端而已。奖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舍弃这两者来治理天下。后世并非没有赏罚，也不能起到鼓励警戒的作用，没有其他原因，只是赏赐不守信，惩罚不一定执行罢了。同一种法律，在这里使用在那里不使用，那么侥幸免罪的路子就打开了。同一道命令，在前面执行在后面不执行，那么歪曲法纪的苗头就开启了。跪读上谕六条，地方官吏剥削小民，督抚大臣枉法徇私，种种罪状，在皇上的明察之下无处可逃。经过各衙门会议，设有条约，所以防范奸邪、治理贪腐的方法，严格且完备了。臣认为立法并不难，用法才难。执行稍微不果断，那么有时紧张有时松弛，人们就能逃脱法律之外。坚守稍微不坚定，那么时进时退，人们就能在法律之中钻营。圣王用法，如同画线一样整齐划一，奖赏不遗漏，惩罚不废弃，这是重要的方法。从前齐威王烹杀阿地大夫，而国内大治。汉文帝不赦免薄昭，而朝廷肃清。现在正值立法之初，尤其应该坚如金石，不可稍有宽贷。这次科臣因为不职的督抚指名参奏，皇上赫然震怒，严厉处分。于是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已经罢黜，而江西总督某人仍然任职。臣担心天下人借此窥探国法不能整齐划一，难道不是因为某人正在军中，姑且责成他摧锋陷阵的成效吗？臣查考某人在江西，号称最贪残，失去人心，军民一体，不能安抚百姓，怎么能安抚军队？江西本来不是叛乱地区，自从某人到任以来，寇盗蜂起，屡次攻破城邑，致使烦劳大军扑灭，扰攘连年，才刚刚安定，其才略大概可以知道了。京察大典已经革职，特别恩准任职，应当如何报效？然而几个月以来，没听说他献出一计，施展一策，身先士卒，陷坚克敌，有值得记载的功劳。天兵聚集，谋臣猛将如云如雨，何必凭借这一位臣子而违背国法呢？罢黜惩罚、褒贬评价，不应该有差异。臣敢诵读诸葛亮的话，作为“皇上的告诫”：立法而执行不果断，坚守不坚定，与没有法律相同。臣希望“皇上留意”。

第二，广开言路。跪读“上谕”：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刻派敛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赠在京大臣。对于中外情弊，皇上洞察得很清楚了。然而从前这类情弊曾经暴露的，有几人被判处刑罚？臣下不法不廉到了这种地步，却仍然漏网吞舟，是因为没有经过指摘纠参，“皇上无从得知”，处分无法施加。谁承担指摘纠参的责任？不是言官吗？言官不过二三十人，耳目或许有所不及，又不允许风闻言事。那些贿赂徇私的状况，极深极秘，没有痕迹可窥。言官自非得到实情，固然难以写在奏章上。况且这些奸贪之辈，又不难以势力把持，用金钱拉拢。言官稍有沾染，就闭口熟视而不敢言。臣查考建言，古代没有专门的责任。历代虽然设置台谏之官，其实人人都可以上书言事。梅福以南昌尉的身份议论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的身份议论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的身份攻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的身份弹劾严嵩。

本朝旧制，京官都允许条陈。自从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不是言官而建言，算是越职言事，按例应当降调处分。君主明目达聪，常怕有所壅蔽，所以应该引导他们说话。现在却禁止他们，使他们不能说话，这难道是盛世的风气吗？臣请求解除越职言事的禁令，使大小臣工各自能够献替进言。言路宽广，那么欺君行私的徒众不能对每个人都把持、拉拢，或许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做。这对这类人很不方便，对国家很方便。那些在外地的监司、守令等官，如果涉及大利大弊，确实是真知灼见的，也允许条奏。地方灾荒，督抚不肯题报的，州县官可以直接上闻。这样民间疾苦就没有不通达的，皇上端坐九重而周知四海之外了。

译再次请求允许台谏官员根据传闻议论政事，以激发敢于直言的气概。那些重大奸恶、贪婪不法，未经纠举弹劾，却由其他途径被发觉的，言官要一并受到处分。世祖章皇帝时的成例尚存，可以仿照实行。如果有能够奋起打击奸邪、不畏强权的人，就破格提拔，大概就能使法纪振兴而万事兴办。

第一条是慎重选拔任用。恭读皇上谕旨，得知大臣结党营私的人很多。每当会推选用官员时，都推举平时交往友好的人，只说他们办事有能力，却不问他们操守是否清正。我私下佩服皇上洞察弊端的根源。对于督抚、藩臬等官，与其在任用之后去剔除弊端，不如在刚要任用之初就慎重考察。如今朝廷大臣会推，既没有平素的衡量标准，也没有公正的商讨。一人提议，众人附和，唯唯诺诺，没有人敢有不同意见，泛泛地称之为才能，却不指出哪方面是才，哪方面是能，这又怎能取信于众人并协调舆情呢？陶论论知人时说：“也有九德的行为，也说他人有德，于是说‘载采采’，称说某人有德，必定要说他某事某事是可信的。”东汉旧例，选拔州郡长官，委任三府，都要咨询他们的品行状况，估量他们的器量才能。如果不称职，尚书奏劾，廷尉复核，执行对举主的惩罚，因此多得良吏。如今所推举的人，在内是卿贰，在外是监司，有的曾在部曹任职，有的曾在郡县做官，难道没有可称道的政绩，可指出的政事吗？臣请求从今以后会推，必须列举几条实际事迹，确切明确，众人议论一致，才能奏报皇上。有不赞同的，允许不署名。日后所推举的人，如果有贪污私罪，惩罚波及举主，那么结党营私的弊端就会断绝，而根本之地就清朗了。

第二条是褒扬廉洁节操。君主以风尚感动天下，在于明确显示意图，树立风气，没有命令而不遵从，感化而不响应的。现在虽然处于积弊之后，人心士风卑劣萎靡已极，但凭借圣明的君主在位，激浊扬清，如同泥土在陶工手中，如同金属在熔炉里，随心所欲，用廉洁谦让的风气引导，就会廉洁谦让，用节义的风气兴起，就会崇尚节义。汉宣帝对二千石官员特别关注，凡是治理政绩卓越的人，有的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用玺书褒奖赞美，于是循吏辈出。光武帝即位，首先封卓茂为褒德侯，而东汉的人才至今被称为兴盛。臣希望皇上仿照这个意思，对内外官员，考察那些公正忠诚、廉洁正直的人，褒奖显扬一两个人，有的从闲散职位提拔，有的当面加以奖赏慰勉，以此激励天下。臣虽然愚陋，见闻寡少，就臣所知道的，如前任江都县知县轩辕允，居官廉洁清明，惠爱百姓，离任时，百姓为他租屋居住，至今歌颂思念不绝。前任嘉定县知县陆陇其，慈爱惠政，廉洁公平，一尘不染，离任时，百姓焚香攀送，街巷空无一人。这些都是政绩显著，众口一词的，却都因考核失误而受牵连。又臣与胡密子同为讲官，深知他为人端方清介，志向行为卓然。前年河臣请求罢免生童考试，完全采用捐纳，奉旨会议，朝廷大臣都知道这不可行，但没有人肯发言，只有胡密子直言其非，各位大臣因此定下决议，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刚正有操守。而今年京察他也被处分。

译担任县令的人，在文书簿籍和期限考核之间，难免会有失误。至于密子（指具体负责核查的官员）所察处的情况，并未发现明显的过失。臣希望皇上打破常规的格例，从被废弃的人中提拔任用这三个人。天下人一定会说：“像某某那样清廉的人，虽然遭到罢免斥退，皇上仍然要提拔任用他。”他们必定会争相自我磨砺，不靠奖赏就能受到鼓励，这难道不是改变积习的一大关键吗？况且先师孔子说过：“用忠诚守信来对待士人，给予优厚的俸禄，是用来鼓励士人的。”如果没有供养廉洁的手段，却要求人廉洁，是万万做不到的。汉朝制度中，官职最低的人，俸禄为一百石，名义上叫百石，而每月俸禄十六石，实际每年有一百八十多石。唐、宋两代除了俸田之外，还有职田、春冬衣仗、随从役使等，以优待他们的劳力，而县令的圭租甚至有达到九百斛的。既然给予丰厚的俸禄，却仍然贪污违法，那就将其置于严刑峻法之下，他们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当今的俸禄制度比起前代稍薄，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又加以裁减，在京师做官的人，车马随从和衣裘的费用，常常苦于供给不足。最近承蒙特别恩赐，四品以下官员秋冬两季准许发放全额俸禄，仰见皇上体恤臣下的深厚情意，更希望皇上发出德音，斟酌古今，增加他们的俸禄。臣下见到皇上如此优厚，没有不人人感奋的，这难道不是兴起廉洁、教导忠诚的一条途径吗？

一是培养人才。国家设立师儒的官职，重视选拔文才的任务，将优秀的人才选拔进入学校，并通过乡试等考试推荐他们进入朝廷做官，官员如果不是通晓古今、有学问品行的人是不行的。虽然其中也有不贤的人，但历代公卿将相的人才，大多出自其中，培养士人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过去生员没有定额，大县考取的可能多达数十人，自从定为十五名，士子已经苦于名额狭窄。近年又加以削减，再削减后仅止四名。南方大县携带书册、执笔应试的士人，少的不下千人，而三年之中两次考取，仅得八人，比起乡试、会试考中还要难十倍，人们断绝了进取的希望，大多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士人的子弟多不读书。沿袭这种状况不变，几年之后，学校荒芜，读书声消失，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些学生不耗费朝廷的钱财，廪禄不消耗县官的支出，金钱何妨于国家大计，却裁减到这种地步？如果因为他们不遵守教令、败坏名声品行，那么皇上遴选学官，严格督促率领，弊端自然革除。至于抗拒拖欠钱粮，主管官员可以申斥他们；涉及诉讼案件，主管官员可以追究治罪。纵然有败类，难道可以因为怕噎住就废食吗？况且天下聪明才辩的人，不出自这里，就出自那里。先王广泛激励学官，本来就是要招收百姓中的杰出人才，用诗书逐渐熏陶他们，用礼义慢慢磨砺他们，即使有枭雄桀骜的人，也会循循守矩不敢为非作歹，为国家考虑得非常深远。臣希望敕令下部臣，酌情恢复旧额，然后精选学官，简拔师儒，士风不发生重大变化，文治不广泛传播，是没有的事。以上几件事，都是当今的重要事务。根据臣的胸臆，倾吐万一，言辞粗陋、见识浅薄，不足以向上赞襄宏大的谋略。只希望皇上鉴察臣的愚诚，臣又有请求：向来条奏皇上交给部臣商议，部中多以“无庸议”奏覆，得以施行的十中不到一。现在皇上深感天变，念及积弊未除，奋然想要改弦更张，以革新天下，在励精图治之时，虽然臣的话不值得采纳，但各位大臣所奏的必定有正直的言论和宏大的谋划，切实可行。恳请皇上明确谕令部臣，使他们虚心斟酌商议，不要拘泥于成见，以“无庸议”驳回，那么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用人四事疏 顺治十七年

吏部尚书孙廷铨

五月二十五日，恭敬地阅读皇上谕旨：引咎反省自身，实心图谋治理，悔改隐微的过失，开启直言的道路，命令部院等衙门据实条奏，直言不讳，以弥补缺失，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臣愚昧，没有什么可以向上副助皇上的至意，谨竭尽一得之见，列举为四项，为皇上陈述。

一是培养廉耻。古代刑罚不上大夫，是说大夫是士民的表率，必须平时有所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然后才可以逐渐教化引导下属。近来看见内外满汉各官，一旦牵涉吏议被捉拿送交刑部的，其罪有无尚未经详细查明，就加以刑讯。虽然说所作所为不善，刑辱是他们自取的，也不值得可惜，但在培养廉耻的道理上似乎不相符合。臣等私下认为，除了谋反叛逆等大罪立即捉拿审问外，其他各项情罪，不如先详细核查明白，确实情真，才拟定罪名。人到了贪私坏法的程度，良心已经泯灭，等到看见皇上仍然给予礼貌，而不愿立即使他们等同于庶人，那么感激之心必然产生，他们的愧悔念头如此，那么对法律既没有亏损，而长久以来用廉耻之道激励士大夫，大概对风化和纪纲都有裨益。这关乎皇上道德齐礼的初心，不是浅薄的。

二是放宽考成。有司是牧养百姓的官员。上关系国家大计，下保障民生，最为紧要。自从钱粮考成头绪繁杂，以致降级革职的人一年不可胜数。人才被摧残，催征酷烈，做官的只以考成为虑，哪里还问百姓卖儿鬻女呢？亢旱灾疫，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臣等认为钱粮是军国要务，催征自然不容迟缓。但四部银米物料款项不一，每件定为十份考成，那么处分头绪太多，顾此失彼，终日补救过失都来不及。现在不如将考成则例敕令户部，再

译详细加以考证审定，酌情予以宽免减除。向上不至于亏欠国家的赋税，向下也不至于压抑人才，施恩惠于百姓，以回应上天之和气。这对于吏治也有益处。

译第一条是慎重名位和器物。查总督、巡抚都掌管一方疆土，责任重大，除非平定寇盗、安抚军民，其余都不足以称为功劳。近来如捐助赈济、完成漕运等事，应当加级的，都得以加衔。如加侍郎、尚书、宫保头衔的，固然是朝廷优厚表示鼓励的意思。但爵位赏赐原本是用来等待有功之人的，而宫保尤其用来授予有德之人。那些身为重臣的督抚，如果只凭区区微劳，就骤然担任卿贰、宫保的职位，那么担任这些职位的人，没有不图谋小功以邀取大典的，又有谁肯竭尽智谋、忠于封疆的大计呢？如果以后有封疆上的大功，又将用什么来加封他们呢？今后总督、巡抚除军功、考核期满应行加衔之外，其余如捐助等项，只应酌情记录功劳。其加级、加衔，应一概停止，这样名位器物就不会泛滥，而重臣会更加奋发有为。

第二条是储备人才。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是储备人才应当预先进行。现在满洲子弟中俊秀的人，正不缺乏。科举考试既然停止，学问更加稀少，非常可惜。考察汉代，期门、羽林的士兵，都诵读《孝经》，确实是因为经学是人才的根本，教化的源头。目前追随皇帝的英才，固然有很多人，深恐后学不能继承，致使出现缺乏人才的感叹。现在查国学内，每个佐领下只有一人肄业，似乎太少了。现在酌情，每个佐领下再各增添一人，共为二人。再选拔老成敦厚、通达事理、精通经术的大臣，作为他们的老师，务必使他们通晓大义，以备国家使用。数年以后，将见到人才济济，而文武官员的选拔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了。

请宽恕臣工小过的奏疏 康熙四年

浙江总督赵廷臣

臣认为古今最难得的是贤才，上天最爱惜的是人品。从来英明圣哲的君主，不忘宽恕过错的典章，尤其多有寻求旧臣的恩典。我皇上效法天道古制，锐意治理安定，期望与真正有才能的人共同谋求治理，又担心人才聚集，选拔授官迟缓，当此时人多于官职的时候，臣怎敢再持用人宽缓的论点？但想到马必须服劳于远途才能确信它的力气，士必须入仕做官才能验证他的才能。与其向尚未试用其长处的人寻求实绩，他们陈述奏报困难，不如向曾经受挫但再次施展的人观察后效，他们图报的心情加倍迫切？从今官员的处分中，难道缺少精明廉洁干练的人才吗？有的因公事牵累，有的因小过被罢斥，以致终身废弃禁锢的，比比皆是。以外地官吏来说，掌管钱粮的，不是不勤于催征赋税，但见征收的赋额全部完成，带征的参革忽然波及，轻视论功而严格论罪，可惜啊。掌管刑名的，不是不留意平反冤狱，但有心判重的人不承担罪责，无心判轻的人必定获罪，忽略大案而用微小过失绳之以法，可惜啊。掌管捕盗的，不是不尽心搜捕缉拿，但查缉的成效未曾记录功劳，抓获一个盗贼先已受到弹劾，埋没劳绩而计较小疵，可惜啊。诸如各项职官中，士人百姓也有称赞他们廉洁干练精明的，却因地方受过牵累去官的，不能全部列举。只是一才一能，都是上天所赋予，作为国家辅助治理的资本，而偶然因一节过错禁锢其终身，对个人的困厄尚且浅显，而衡量上天爱惜人才的意图，实在有舍弃不得的，应当如何忧伤动念呢？外地官吏如此，更进而推及京城之下，大小臣工，数年以来，难道没有因公事牵累、小过罢斥的吗？伏想上天生才，如同大地产木，梁栋的资质，往往经过风霜摧折，而后成就其大用。在废弃的人中寻找真才，他们感激图报的心，尤其比寻常人加倍万万。臣恳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将内外大小臣工分别牵累缘由，其中果真有才能可录的，仍然进行甄别任用，这样葑菲也能蒙受采录的恩典，而朝廷更能收到得人的效果了。

请确定京官长久任职方法的奏疏

王命岳

臣观察自古兴盛朝代达到大治，都因为官员长久任职。我朝设置官职分工之外，各省两司郡邑，还实行三年考绩的方法。在京师自京堂以上，有半年升迁一次的，有一两个月升迁一次的。因为缺一个正卿，必定升一个亚卿；缺一个亚卿，必定从各寺署选取。于是右职转左职，少职转正职，丞职转少职，所以升一个官而举朝之官都升迁。臣想，朝廷建立百官，是为了给各位大臣名位显荣打算吗？还是为国家料理各种事务打算吗？人的才智相差不远，初授一官，百事茫然，几个月后知道其大略，又几个月后知道其细节，又几个月后悉知其情弊。虽然非常才奇英敏，初时不得不询问吏胥。等到经历事务久了，关键处熟悉尝试，而下人开始无处逃避其照察。这是长久任职的效果。现在却不是这样，那些任职半年的人，衙门中的典故才略通晓，而这人已成为其他衙门的人了。那些任职一两个月的人，前后奔波，不知如何处置，忽然更换一署，长久以后还是如此。因此衙门有十年的吏，堂上无百日的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线头在下，百弊丛生。各位大臣的官阶日益崇高，而各衙门的政事日益败坏了。现在想要纠正其偏颇，非长久任职断断不可。长久任职则经历事务久而升迁迟，经历事务久则职业修

译升迁缓慢，则名位与器物显得珍贵。名位器物珍贵，则朝廷尊严得以确立；官职操守修明，则太平盛世得以实现，而且人们断绝侥幸获升之心，官员消除越级求进之气。这真是一举而多种善政皆备啊。恳请陛下敕令吏部详细商议，凡是正卿、亚卿必须满三年考核，其余卿寺官员有的应当满三年，有的酌情满两年，斟酌妥当后上奏，以便永远遵照执行。那样，唐尧虞舜时代各种功业都兴盛繁荣的盛况，就可以在今天再次出现了，不要只是因循现行的成例，而不进一步寻求更好的方法。

译恭敬陈述圣德三个方面并预防流弊的奏疏。咸丰元年

曾国藩

臣听说美德所在之处，常有一种与之相似的东西来混淆它，如果不尽早辨别，那么产生的弊端就不可胜防。所以孔子门徒告诫六种言论，必定严厉去除六种弊病。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安定的美德，大约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相似之处也各自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萌芽，请为皇上陈述。臣每次在祭祀侍奉礼仪的时候，仰望皇上对越肃穆雍容，每一步都谨慎小心，而平常处理事务也推求精到，这是敬慎的美德。但如果辨别不早，其流弊就会变得琐碎，这是不可不预防的。人臣侍奉君主，礼仪固然贵在周详，但如果不是朝祭大典，很难保证没有疏漏。自去年以来，步趋失检，广林因小节被参劾；道旁叩道，福济、麟魁因小节被参劾；内廷接驾，明训因微小礼仪获罪；暂署都统惠丰因微小礼仪获罪。在皇上仅仅给予谴责安置，起初没有苛责的意思，只是担心臣下误会风向旨意，或许谨小慎微于小事反而忽视大事，而且有谨守那些不必谨守的地方。行礼有仪注，这是古今通用的制度。近来为了避讳皇上的嫌名，竟然改为行礼的节次。朔望常服，已经由臣部奏定，但去年冬天忽然改为貂袋御门常服；拄珠，已经由臣部奏定，但初次忽然改为补服。以这些作为尊君，都是在小事上谨守那些不必谨守的地方，那么在国家的大计上必定有疏漏而不暇深入探求了。所谓国家的大计，究竟在哪里呢？就像广西一事，其大者在安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再次在慎重军需。现在派往广西的人员不算不多，但安置的险要之处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建立勋名，应该稍加威望，让他参赞幕府。如果泛泛地差遣委用，就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墓辨理粮台，但位卑则难以资以弹压，权分则容易致于牵掣。知道却不使用，与不知道相同；使用却不尽其才，与不使用相同。诸将既然很多，也应该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理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那么钦差大臣应该驻扎横州，才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应该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前往的，暂时屯积桂林，依次输送到梧州；由广东前往的，暂时屯积肇庆，依次轮转到梧州，那么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现在军兴一年，外面既没有呈进地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也没有听说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的说法，那么捐输的局万不可开设在两粤，捐生都是从军之人，捐资都是借凑的款项，辗转挪移，仍然从粮台取之。这三者都是就广西而言，今日的大计。即使广西无事，但凡是臣子，也都应该留心人才，也都应该讲求地利，也都应该筹划国计，图谋远大，就不妨略去细微。汉代的陈平，高祖不问他决狱；唐代的房、杜，太宗只责求贤。如果让我皇上豁达远观，不苛求细节，那么作为大臣的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我取竭蹶，必定会穆然深思，寻求所以宏济于艰难的方法。臣所说的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又听说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余，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但如果辨别不早，其流弊就徒尚文饰，也不可预防。

自去年求言以来，难道没有一二求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都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许者，手诏褒倭仁，不久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答苏廷魁，不久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名。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夸，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愈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过于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只取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过于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只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是大典，而考差者也只论小楷试律，不再计文义之浅深。所以臣常说，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论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所工巧之风，才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年奏开日讲，意在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定不敢不研求实学，为此也。现在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间三藩时相同。然而如果不从容召见，令其反复辩说，恐怕也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势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难道不可称述吗？皇上于京官来京，屡次召见详细考核，今日之翰詹，就是异日之督抚司道也。刚刚脱离小楷试律之间，就给予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只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真学真识呢？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

译关于文集刊刻一事，业已蒙皇上允准。臣考察高宗文集刊布之时，圣上寿数已二十六岁；历代列圣文集刊布之时，都在三十四十岁以后。如今皇上正值壮年，如果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也足以彰显圣上谦逊冲和的胸襟，并且向天下明示崇尚实政、不尚虚文的意思。风气所及，必定会有朴实之学兴起，为国家造就担当栋梁重任的大臣。所谓杜绝文饰之风，道理就在于此。臣又听说皇上精神淡泊深远，恭敬自守以取悦内心，旷达得好像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这是广大美好的德行。然而如果辨别得不精微，也恐怕会厌弃鄙薄世俗，从而滋长骄傲自大的气焰，尤其不可不加以防范。去年求言的诏书本意是将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升降赏罚的大权，朕亲自掌握。”这也是皇上的意思，认为心中没有毫厘私心，那么每一道章奏、每一件服饰都像是奉行天命，德行并非固执己见，哪里容得下臣下再参与末节议论？却不知上天看的是百姓看的，上天听的是百姓听的。国家设立科道官员，正是寄托百姓视听的地方。皇上偶尔举荐一人，军机大臣认为合适，左右侍从都说贤能，还不可以；臣等九卿认为合适，众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必须科道百官都认为合适，然后才是全国人都说贤能。升降赏罚，由天子一人掌握；是非判断，由天子与普天下人共同决定。圣意没有毫厘私心，可以称之为公正，却不能称之为明察。必须全国人都说贤能，才是汇聚天下的明察成为明察。古今人情相差不远，大抵刚直的人少，沉默的人多。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尚且顾忌忍耐，不敢轻易发言；如果看到皇上一句话就拒绝，谁还肯冒犯天威像禧那样呢？恩、曹、履、秦先前听说议论纷纷，很久之后竟然没有弹劾的奏章，怎么知道不是畏惧雷霆之威而不敢率先发言以招致罪责呢？自古以来重视直臣，不仅仅是让他们成名而已，是要借他们的良药苦口来遏制君主骄奢之气的萌芽，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严，以备有事时折冲御侮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正是此意。如果不采纳这类人，就必定专门选取一种阿谀奉承、圆滑熟稔的人，料想他们断不敢出一句逆耳拂心的话；而稍有锋芒的人，必定会挫伤他们的刚直气节，销蚀他们的刚强之气，一旦有事，满朝都是疲沓恭顺、懈怠泄气之人，互相袖手旁观，一筹莫展，最终才罢休。

译今天皇上之所以让赛尚阿去视察军队，难道不知道珍贵的弩箭轻易发射是可惜的吗？也是因为看到朝廷中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平时不储备刚正不阿的人才来培养他们的风骨，并养成他们的威严气势，到了有事的时候，哪里能得到人才来使用呢？目前军务警报频传，谋划决策集中在一人身上，决定于片刻之间，皇上独自承担辛劳，而我们臣子们却不能分担忧虑。假如广西的战事不能迅速平定，这确实是朝廷内外共同担忧的。然而，假如广西迅速平定，而皇上心中或许就会认为天下没有难办的事，眼前没有帮助我的人，这种骄傲自满念头的萌生，更是微臣非常恐惧的。从前大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惑混乱。”舜和成王怎么会到那种地步呢？实在是担心一旦产生自傲的念头，就会觉得正直的言论日益可憎，谄媚的言语日益可亲，其流弊将没有止境。臣的过度忧虑，实际上与此类似。这三点如果在早期加以辨析，只在细微之处就能分辨。如果等到弊端已经形成再去挽回，那就难以用力了。

应当诏令陈述意见的奏疏

倭仁

恭敬地认为，处理政务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用人没有比严格辨别君子和小人更迫切的。当今皇上刚刚继承皇位，励精图治，众臣工都提心吊胆地以皇上的喜好尚作为趋向，四海之内也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观察朝廷举措来预测太平盛世的开端。《易经》说“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这正是时候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藏在内心深处的难以知晓，表现在事情上的容易知晓，分类辨别事物，大约有几点，恭敬地为皇上陈述。大体上，君子朴实笨拙，小人奸诈巧妙；君子淡泊退让，小人奸巧；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谋求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较眼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屈，无所偏私徇情的是君子；模棱两可，伺候君主喜怒来决定趋避的是小人；劝谏匡辅，为朝廷弥补过失拾遗补缺的是君子；迁就逢迎，引导君主滋生傲慢掩饰过错的是小人；提出忧危的议论，使君主产生敬畏之心的是君子；动不动就谈论气数，不畏惧天象变化以滋长君主的安逸意志的是小人。公私邪正相反，往往如此。皇上天资聪颖，勤学典籍，谁贤谁不贤，自然难以逃脱圣明的洞察，只是担心一人之心思而被揣摩的人众多，一人之耳目而被混淆的事情很多，细微之处难以辨别，真情假意更加纷乱，爱憎稍微涉及偏私，取舍将担心失当。这就是“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大禹之所以感叹的原因。现在想要知道识人的方法，难道有其他办法吗？也只有皇上好学的心志，勤奋追求不懈怠，使圣智更加明达，圣德更加巩固。宋代臣子程颢说：“古代的君主，一定要有训诵箴谏的臣子，只命令老成贤能的儒士，使他们每日亲近便座，一起讲论道义，以辅助圣德；又选择天下的贤俊，使他们陪伴侍从，早晚接见，陈述善道，研讨治国之道，以广见闻。”我朝康熙年间，熊赐履给圣祖仁皇帝上疏说：“《大学衍义》一书，是作为君主和天下师者的律令格。”恳请延访真正的儒士，讲求研究，务必穷尽其理。于是用六经的文辞来考核，参考历代的史迹，切实体现在自身，默默思考在心中，作为施政治国的根本。至于左右亲近的人，一定要谨慎选择；禁卫军和侍从，也要挑选合适的人；不是圣人之书，摒弃不读；无益的事情，告诫不做；内而深宫闲居之时，外而大庭广众之地，细微到日常起居言动的常态，凡是用来维持此身的，无不防备；用来约束此心的，无不周全，那么君主的志向清明，君主的身体强固了。臣认为两位臣子所说的，确实是君主修养身心之益，用人行政之源。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责在经筵。只有君德成就，辅弼才能得到合适的人；辅弼得到合适的人，然后天下才能治理。那么开设讲筵以赞助皇上的修养，达到治理的要图，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

应当诏令陈述意见的奏疏

曾国藩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和科道有言事责任的官员，对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陈，密封奏章密奏。仰见圣德谦虚，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臣私下认为，用人和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相提并论。唯独到了我朝，则各种政务，都已经有着成文的宪章，既完备又详细，不可轻易议论。今天所应当讲求的，只在用人这一端罢了。古今人才不缺，想要培育并激励他们，全赖皇上的妙用。大体上有转移风气的方法，有培养人才的方式，有考察人才的手段，三者不可废弃其一。为皇上陈述，所谓转移风气的方法是什么？我朝历代圣君施政，大体上是因为时俗的过错而矫正它，使其归于中庸。顺治时期，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所以圣祖继之以宽厚。康熙末年，长久安定而官吏松弛，刑罚搁置而民众苟且，所以世宗救之以严厉。乾隆嘉庆之际，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所以大行皇帝以静制动，镇压以改变其浮夸的习气。一时人才循循守规矩准绳之中，没有敢才智自用、锋芒自逞的。然而有操守的人多，而有谋略作为的人渐渐觉得少了。大体上把畏惧退缩当作谨慎，把柔弱萎靡当作恭敬。以臣看来，京

译官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一是退缩，二是琐屑。地方官员办事的通病，一是敷衍，二是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同僚之间互相推诿，不肯承担怨责，动不动就请示圣旨，不肯承担责任。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细微利益，不顾全大局，明察秋毫却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所谓敷衍，就是只注重表面形式，只考虑眼前利益，像剜肉补疮一样，不顾及长远后果。所谓颟顸，就是外表看似完整而内部已经溃烂，奏章粉饰太平而言语没有着落。因为有这四种弊病，所以陋习沿袭，只求苟且偷安，只求无过而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旦国家有艰巨重任，必定会有缺乏人才的祸患。我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关键，所以急切地想得到有用的人才，以挽回颓废的风气。去年京察人员中，几年之内提拔为臬司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的有一人，这也是想要打破常规超常提拔，整顿积弱陋习的缘故。无奈风气所趋，难以骤然改变。现在如果立刻寻求振作有为的人才，又恐怕急躁冒进的人因此侥幸晋升，反而不能收到实际效果。臣愚昧地认为，要使有用的人才不超出规范，不如让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汉朝臣子诸葛亮说：“才能需要学习，学习需要静心才能到达。”这是正确的言论，然而想要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从我开始。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变风俗教化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奋好学，儒臣每天进讲，寒暑不停。万寿圣节也不允许间断，平定三藩用兵期间也没有停止。召见朝廷大臣，就与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很多。到了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都是《圣祖》教导而成就的。现在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的年纪相似。臣的愚见，想请求等到二十七月后举行每天进讲的旧例，传遍四海，人人向往。召见臣工，与他们从容讲论，见到没有才能的人就勉励他学习，以严厉惩罚模棱两可、懈怠懒惰的陋习；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更加勉励他学习，以化解他刚愎刻薄的偏颇。十年以后，人才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倡导学习，天下英豪受到鼓舞，其契机在此，其效应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清晰可见。以今天的委靡因循，期望振作，又担心日后变革失败，所以用诗书来润泽，只期望潜移默化地改变，不肯矫枉过正。转变风俗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

译所谓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凡是人才尚未进入仕途的，暂且不详细论述；那些已经进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最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将来在内成为卿相，在外成为督抚，大致不出这八个衙门。这八个衙门，人才有数千人之多，我皇上不能一一详细知晓，所以培养人才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的培养，大约有几点：一是教诲，二是甄别，三是保举，四是超擢。堂官对于司员，一句嘉奖，他们就会感动而谋求立功；几句责备惩罚，他们就会畏惧而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荆棘不铲除，兰蕙就会减色；害群之马不除去，千里马就会短气，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部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的身份被赏赐人参并放任知府；嘉庆年间，黄以主事的身份充任翰林进入南斋，这是超擢的先例。曾经议论过，人才好比禾稼，堂官的教诲，犹如种植和耕耘；甄别就是去除其中的稂莠；保举犹如灌溉；皇上超擢，好比甘霖适时降下，禾苗蓬勃兴起。堂官常常到衙署，犹如农夫日日在田间，这样才能熟悉农事。现在各衙门的堂官多是内廷行走的人员，有的几个月不能到衙署，与司员常常不熟悉。除了掌印、主稿的几个人之外，大半不能识面。好比禾苗与稂莠，听任它们在田畴中同生同落，而农夫不过问，教诲的方法没有听闻，甄别的惯例也废弛了。近来奉到明诏保举，却又只涉及外官而不涉及京官，培养人才的方法不还有未尽之处吗？自近年以来，六部人数日益增多，有的二十年不能补缺，有的终身不能主稿。内阁、翰林院的人员数量也三倍于从前，往往十年不能得到一个差事，不升迁一个官阶，英才已经受到摧折了。而堂官又多在内廷，整年不能见上一面。如吏部六堂官中有四人在内廷，户部六堂官都在内廷直宿，翰林院两位掌院都在内廷直宿，各位大臣随侍御园，本来难以分身进入衙署，而又有的兼任两部，或管理多处。作为司员，画稿时匆匆见上一面，禀报事情时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尚且不能得到堂官的一顾，又怎么能让天子知晓呢？这么多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非常可惜。臣的愚见想请「皇上稍为酌量」，每个部有三四个堂官不入内廷直宿，让他们日日到衙署，以便与司员相互砥砺。翰林掌院也必须有不在内廷直宿的，让他们与编修、检讨相互熏陶，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长官一一详细知晓。「皇上不时询问」，某人有才，某人正直，某人有小智，某人大度。不仅属官的优劣，清晰全部呈现，即使长官的深浅，也可以互相参照考证，而八个衙门的人才，同样往来于圣主的胸中。那些司员只要让姓名传到九重天，不必升官迁秩，就已经感激得无地自容了。然后保举的方法，甄别的惯例，按照旧章依次举行。「皇上偶尔有超擢」，那么楩楠一升，草木的精神都振奋，培养的方法，大概如此。所谓考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询问政事考核言论，两者都重视。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遵循惯例，大事请示圣旨，本来没有才能谋略可以显现，那么不如在言论上考核。「而召对陈言」，天威近在咫尺，又不宜喋喋不休地谄媚，那么不如在奏折上考核了。「国家定例」，在内九卿科道，在外督抚藩臬，都有言事的职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但允许专折言事。然而十余年间，九卿没有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没有一折言说地方的利弊，相继缄默，一时之风气，也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或有奏疏，但从无一人提及主德的隆替，无一折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是尧舜之君，臣子都是稷契之臣吗？

臣考察本朝以来匡正主德的，孙嘉淦以自是规劝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劝大行皇帝，都蒙受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鵬参劾李光地，后来四人都成为名臣，也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没有比得上我朝的。现在皇上御极之初，又特别诏令求言，而褒答倭仁的谕旨，臣读之至抃舞感泣，这确实是太平之象。然而臣还为此过度忧虑，实在是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怕诸臣纷纷入奏，或许条陈庶政多有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弃之心。涉及雷同的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的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只见到其有益，起初不见其有损。人情习惯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的隆替，大臣的过失，非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言说，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的奏事，道员的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下令再三迫使他们言说，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呢？臣也知道内外大小言并进，即使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而无本之言，

译这种办法可以用一次，但不能再次尝试。明镜高悬，怎么能永远隐藏呢？如今考核九卿的贤良与否，只凭借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良与否，只凭借三年的京察；考核司道的贤良与否，只凭借督抚的评语。如果让每个人都提出建议，相互参验质证，难道不是更加真实可靠吗？臣所说的考察方法，大致如此。这三者相互需要而配合使用，并行而不冲突。臣本来愚钝浅陋，近来因为议论礼制的一篇奏疏，承蒙皇上用天语褒奖嘉许，感激之下想着如何报答，只是遗憾见识浅薄，对朝廷毫无补益。恳请皇上怜悯臣的愚昧忠诚，俯身赐予训示，那就太幸运了。

译请求起复曾侍郎督师的奏疏

胡林翼

我私下认为，今年贼匪大股势力上犯楚地边境，经过多次痛剿，幸而得以肃清。小池口的伪城既然已经攻克，湖口县城以及两岸夹守的伪城和数百艘贼船，也已被焚毁抢夺一空，没有一艘船返回。查探九江的贼匪，是倚仗小池口、湖口作为犄角之势的。现在在一个月之内夺去了他们所倚仗的地方，九江城岌岌可危，孤立无援，粮草虽有余，但逃窜无路，攻克收复的时机似乎已有把握。从此大军居高临下向东进军，直抵金陵，擒获首领，扫荡巢穴，这是天下军民日夜期盼的机会啊。只是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如果没有总统大员来节制调度，那么号令不一，心力不齐。就像船行有桅帆而转航需要人，陆行有良马而缰绳鞭策不在手中，最终必然危险而不安。水师这一支军队，由江忠源建议创立，由曾国藩创建，而整理扩充直到近年才开始，大战舰和辎重船八九百艘，大小炮位两千尊。江汉的军队如雷如霆，军威不可谓不盛。只是出楚入吴，风利不泊，即使瓜步、金陵都可以随机剿办。那些应当与吴、皖统兵将帅互相策应的地方，既不是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能够咨商的，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严厉刚烈，孤高不合群，也不是其他省份将帅所能调遣的。况且军旅之事，统一则成，分散则败。唐代九节度的军队溃败于相州，那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也不能避免。谋议可以依靠众人，而决断必须归于一将，这又是军事的大概原则。杨载福、彭玉麟由曾国藩从风尘中提拔识别，自从湘潭出兵直到今天，早已分为两部，就不能统为一军。在这两位官员本身无不和睦，在两营军官士兵中却有才力不相上下的态势，因此这两位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查丁忧的兵部侍郎曾国藩，持身谨慎，早蒙圣上鉴察，水师将弁都是他的旧部。吴会形势险要之处，他尤其心中有数，请求终制，蒙恩暂准曾国藩在家守丧，何曾须臾忘记天下呢？现在幸而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机不可失，移孝作忠，出来任事，天下后世将更加相信他的忠诚，而必定不能责备他不孝。事情必须看到大局，而时机必须抢先把握，应当请求命令曾国藩迅速起程，由湖北抵达九江，即日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继宾等水陆各军，会同将军都兴阿，直驱东下。都兴阿忠勤向来显著，马队勇敢冠军，向来与南勇将士一心一意，必定可以直捣金陵，预先掌握胜算。

再者臣还有请求：自从军兴以来，凡是官军所到之处，贼匪必定严密防备。我军锐意仰攻，石头所及徒然损耗精锐，积日累月，士气潜消，悍贼乘虚而入，反而导致失败。又贼匪的诡计，用坚守牵制我兵力，转而在我无兵或兵弱的地方，狡猾地想要逞强。是我军胶滞于一隅，而贼匪得以出没无定。遵循这种不变的情况，那么士兵日益减少，而贼匪日益增多。这固然不是贼匪果然多于官军，也不是贼匪果然强于官军。就像四年，臣同塔齐布、罗泽南等全力攻打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贼城，十天之间，伤亡极多。五年，罗泽南、李元度等专门攻打湖口县城，城池不能攻克。六年、七年，彭玉麟、杨载福约定夹攻，多次血战，因为无陆军相依，于是没有成效。其不得手的原因，没有别的，出兵以正而不以奇，贼匪得以预先防备。这次李续宾、杨载福事先密商，以陆军五千人从九江城渡江向北，扬言进剿宿州、太康，而随即夜间潜入舟师，绕出湖口下游十里，天刚黎明，舍舟登陆，占据城后山巅，扼其要害而击其背部。那时内湖外江水师血战正酣，贼匪也尽力抗拒，陆军大呼突入，水陆的贼匪都骇愕失措，不知这支军队从何而来。这次战役，臣愚以为深合于出其不意而攻其不备的兵机，固然不是臣的智虑所能达到的。

我私下计算，以陆军精兵六千人，另外筹措每月船费银二万两，雇佣民船四百艘，从水师之后，仍带长工锅帐，以及两个月的米粮军火，遇到皖南、皖北、江南等处有贼的地方，随机剿杀，那么我军所到之处，都是贼匪计谋所不及防备的。等到他们闻警调援，我军即可迎战，或者坚守不出，我军也可以改图。兵到之后，贼匪必定设防；设防之后，兵可迅速回归；兵归之日，贼匪必定放松防备；放松防备之日，兵可再出。计不出数月，贼匪的伎俩已穷，贼匪的势必窘迫了。只是以奇兵剿杀，在于审时度势，无论南岸、北岸、江界、皖界，应当请求命令带兵大员观察贼匪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顿兵于坚城，不为邻省所节制，不为贼情所牵连，动静之机默存于心，往来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仅贼匪不能窥探其机，即使其他省份将帅督抚也不能测度其用。如果稍有沾滞，兵机必定迟钝。

译了。况且那些敢于作战的兵勇，伤亡必定很多。就像九月初八、初九湖口之战，水陆两军受伤和阵亡的共有九百多人，血战之激烈固然近年罕见，但伤亡过多，就应当调回武汉，特别加以休养，以安抚军心并蓄养士气，同时把精锐部队调往下游，弥补空缺，轮流交替作战如同圆环没有尽头，那么往来进退变化无穷，大概不至于被局限在一个角落，反而耽误全局。应当请求以九江作为老营的根本，仍以武昌作为换防和粮饷供应的根本，这样军饷就不会匮乏，而士气常新，对于讨伐贼寇的时机和策略必定有好处。

译致两司书

胡林翼

宜昌由陈守洪钟代理是合适的，他安于常规，顺从时势，恪守本分供职，必定不会辜负期望。佐杂官员必须不能不遵循资历等级，如果不遵循资历，那么司中的吏胥就会上下其手，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诈骗行为。司中在遵循资历顺序补缺、依次委派之余，只需访求提拔那些名声特别美好的，参劾弹劾那些贪婪卑鄙太过严重的，就可以整顿秩序。只有州县官员负有治理百姓的重任，断不可仅仅固守资历。重要缺额必须精选人员差遣委派，按例可以酌情考量。如果说林翼等人有私心，林翼愿意承担罪责而不敢推辞。林翼早年从政，看见天下的督抚、藩臬，每一个差事每一个缺额，没有不照例办理的，也就没有不挟带私心徇情的。况且贫瘠艰苦烦难的地方，是人们所抛弃的，还有轮候补缺、轮候委派的人；而肥沃美好轻松的地方，都是捷足先登者所得。悬挂一个例子而在例子之前预先谋划，变更一种说法以在例子之外圆滑变通，例子实际上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而不足以杜绝一切弊端。轮候补缺、酌情补缺，轮候委派、酌情委派，本来就有两种趋向可以趋避，而颠倒的心思、上下其手的行为，仍然在于督抚、藩臬。从前在贵州、湖南，看见藩臬某某，开口便说按例。如某公在湖南，没有一件事不按例办理，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正按例办理。凡是京官有所嘱托，或者吏胥有所贿赂请求，就像鼓槌敲击鼓面一样响应，像回声一样迅速。京城来的信件早上到达，司里的牌票晚上就悬挂；贿赂夜间传递，委任状早晨就发出。甚至有不出省门就抓获十名或数十名盗贼，专门刻意请托而记功十次甚至数十次的人。所以说遵循例规，反而恰好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林翼愿意打破常规而由一人承担罪责。

复张石卿中丞启

胡林翼

第一，坚壁清野，不用士人不用百姓就不能成事。士人百姓中难道没有欺骗我们的人吗？难道没有败坏事情的人吗？然而兵将中狡猾的占十分之九，士人百姓中朴实的占十分之六。近年官场颇为混杂，地方长官既缺少真正的人才，佐杂官员尤其多庸俗狂妄之辈，他们的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人百姓本性未失，可以用忠义激励。楚地的官员与百姓结仇，楚地的百姓与官员结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憎恨他们的长官而不救助他们。只有勤于接见，决断壅塞蔽障，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官员，看待官员如同看待百姓，不论众寡大小，推心置腹相待，咨询他们谋划以观察他们的见识，告知他们祸患以观察他们的勇气，面临利益以观察他们的廉洁，托付他们事务以观察他们的诚信，了解人任用人，不外乎这些了。近日人心逆乱有亿万种端绪，也难以穷究他们的去向，只有诚信到了极点，可以挽救欺诈的穷途。欺骗一事不能欺骗，欺骗一事之后不能不防备他们的欺骗，不可因为欺骗而对所办理的事情灰心，这就是所说的贞固足以成事。况且赏罚具备，督促劝勉因时制宜以大的权柄临之，何愁不能成功？没有注意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没有成效的。从前卢忠烈公督兵在大名、郧阳，他的得力在于坚壁清野，他的制胜在于亲兵能够杀敌取得战果。傅重庵用碉堡制服苗族，而训练士兵一千五百人，趁机剿灭，兵威才得以安定。钧示招练如何可信？时日已迫，训练岂能一蹴而就？确实值得深虑。私下认为襄毅治理广东，陶鲁参军所率领的三百人，都是当时应募，而所向克捷，且战且练且防，练一天得一天的力量，练一人得一人的力量。百金之士，千金之士，确实难得。然而三年的艾草，也在于积蓄罢了。至于训练勇丁不可依赖，就在于驾驭的方法如何，统领的人如何罢了。国威长久不振，人心思乱，不是从今日开始，也不是到今日停止。除了日日练兵，人人讲武，没有别的补救方法。这个说法与专门谈论守御的，确实可以互相为用，而共同有所成就。间谍是行军的关键，而这件事最难。它的弊端在于安乐日久，没有能耐劳苦，壮胆智的人，甘愿蹈白刃的更不可得了。来谕说我们这里的一举一动，贼寇必定知道，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寇的举动，我们不能知道，这是没有得到间谍的缘故。物色这样的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粗劣的草具，托付给他金钱而不怀疑；野利枣杖，直到垂死也不后悔。他们用人的妙处，用智的巧妙，实在值得玩味。私下认为谋划于荒野则有所收获，积累诚信可以通达，虽然不是一两个月所能突然办到的，然而没有寻求而得不到的。江岷樵，前年在京城乡试，背负他死去的友人的棺木而归；第二次在邯郸道上，送一个不曾谋面的浙江举子的棺木。他的行为道义，即使在汉代独行传中，也不多见。昨天已经写信给岷樵，他风节优于天下，应当有感奋不能自已的诚意。左公高隐，尚且不知道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的人物，假如他真正知道，必定翻然应命。现在也已经写信给他了。林翼才力极差，伏望河海不择细流，不遗弃微言，所以敢把他所知道的陈述在座右。一代伟人，必定能宏大救济时艰。我们楚地幸运，天下幸运。

再者，所陈述的各条，其要点仍然以用人为先。即使是一技一能，也不可抛弃。不用药，勾践凭借它破吴，善于穿地洞；李光弼因此陷入敌阵；信陵君得到侯生，石勒得到张宾，苻坚得到

译王景略，都是凭借一两位有智谋的将士来战胜敌人、攻取城池。然而，必须不拘泥于资历资格，这样丹书军中的裴豹才能献出他的才能；也必须放宽法律条文，这样因愤怒而攻击主将的邓羌才能立刻摧毁强大的敌人。讨伐曹魏的那一战，晋文公诛杀了违令的颠颉，却宽恕了违令的魏犨。自古英雄用人不拘泥于一种模式，实在是因为奇才难得，不能不在其中加以变通罢了。

译致官秀揆帅书

胡林翼

连日来心中担忧贼军进入四川，日夜不安，彷徨无措。贼军此前已分兵窜扰宝庆、武冈，近来却舍弃祁阳，将主力全部窜入邵阳、新化及武冈，那些分兵攻陷广东州县的贼军也必定陆续到来。他们以此牵制永州、衡州的追击部队，使湖南人因疑虑畏惧而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宝庆、武冈，计谋也算狡猾了。查探得知资水发源于武冈，夏季水涨时可经由安化、益阳分路侵犯岳阳、常德、澧州，这些都是船只聚集的地方。又听说贼踪已到达洪江，占据沅水的上游，河边船材堆积如山。贼军若得到辰州、常德，必定造船以窥视洞庭湖，那么洞庭湖的险要地势就必然失守。然而这还只是近处的祸患，况且我推测贼军势头未必如此，即使如此，凭借湖北、湖南的力量尚能扫除一二；即使不能，遏制他们使其不能东下，其祸患也较轻。我愚见认为贼军必定会派出一两支兵力侵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窥视夔州，派出三四支兵力进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顺以窥视酉阳、秀山而进入涪州，那么长江的险要地势就必然失守。长江的险要地势一旦失守，那么湖北必定没有安枕无忧的日子，这才是异常巨大的变故。贼军的计谋如果得逞，必定在近一年内闭关不出，自谋巢穴，一年之后才图谋四处逞凶。在十年、二十年之内，湖北不得安宁，而关中地区也必定危险了。古今谋划吴、楚之地，必定在近一年内形成高屋建瓴的态势，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就像王浚、杨素在蜀地造船那样。又如秦国攻破楚国，必定先夺取巴、蜀，乘船顺流而下，以出扞关那样。贼军的志向在于此，湖北所担忧的也唯独这一点最为重大。湖南的辰州、永顺等府，前面也没有拦阻，后路追击反而是送贼军入蜀。南抚台固然没有这种意思，而将帅中无力作战的人，必定会以贼军入蜀为幸事，说不愿以邻国为壑，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中堂昨日赐函，想要用水师守卫三峡的险要，这是湖北切要的大政，也是老成忠贞的长远谋划。只是水师守卫险要，从上往下剿杀则事半功倍，从下往上防御则势逆力劳。为什么呢？水势盛大之时，水师停泊在依岸之处，而中流仍然无法控制。蜀地产大木，假如用巨筏横冲，火船载薪，趁着风浪和夏季水涨来图谋我们，那么确实危险。又两岸必须有陆师才有依靠之势，楚军守卫水路，怎能得到同心协力的蜀军来保卫陆路？又派遣将领出境，譬如嫁女给人，其家自有公婆，不能事事归己。我主张假如遇到不懂军事的主帅，那么调拨就会失当。像安徽焦湖的失守，资助寇军兵力而助长贼军气势，都是可虑之事。况且纵然能守卫一时，不能保证长久不懈怠。即使贼军不进入湖北，也不能使其不危害四川与陕西。况且贼军进入四川，那么国家每年减少二百万的收入，而又每年增加四百万的支出。战争兴起已经十年了，哪里经得起再烦劳圣主焦心挂念呢？即使仅以湖北一省而论，东防吴地而西防蜀地，分兵则兵力单薄，添兵则饷银不足。况且四川的盐斤百货厘税，也关系到军饷。四川不利，湖北难道独自有利吗？这必定应当为四川谋划，已无疑义了。林翼的志向，如精卫填海般执着，愚笨如常人。近日失眠，私下思考一策，冒昧陈述我的愚见，只乞求中堂采择施行。江西现在没有多少贼军，景德镇不过万人，坚守坚固营垒而不出击。石逆进入四川的兵力，至少也必定有十万。念及万人，若请朝廷命令，让李定泰守卫饶州，饶廷选守卫抚州，彭玉麟守卫九江。即使日后金陵大股贼军因饥饿分窜上游，金陵兵多尚可回师剿杀，其祸患还较小。湖南追兵进入四川，将领没有统一指挥，湖南有邻省远隔，鞭长莫及。四川总督有主客相形，呼应不灵之苦。

查现在江西的军队与湖南的军队，多半是曾涤帅的旧部。若密奏请旨，命令曾涤帅酌情带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的水陆精锐将备，由湖北疾驰进入四川，限定五十日可到。只需坐镇夔州，而四川的士风、民风已隐然有鼓舞奋兴的态势。由湖北进入夔州，可以绕到贼军的前面；由湖南进入四川，则反而出现在贼军的后路了。石逆颇为躲避涤帅的军队，想要让涤帅去浙江，而石逆进入福建；涤帅想要指向福建，而石逆进入广东，这也有趋避的隐情。这是第一点。涤帅创建水师，水师将备尤其能得其要领。想要保住四川不失，也非在水师中得人不不可。这是第二点。四川的财赋可以自给自足，以涤帅前往兼任总督，那么士民输送粮草争先恐后，不至于立即担忧饷银枯竭，向户部呼救，从而增加主上的忧虑。这是第三点。涤帅忠实，长久在圣明的赏识之中，他事奉上级诚信友爱，全凭一个诚字。就像中堂推赤心相待，涤帅感激非常，并无丝毫意气，可见他必定能成功。况且此奏是为大局起见，朝廷必定采纳。这是第四点。四川新督外强中干，色厉内荑，对于军务尤其不相宜。他调任四川而又来京的，嫌夷之想要撤换此人，而实则知道此人不可用。况且圣意必定不让他去四川，前次派往广东，举止从容，无心国事，此番

译如果（兵祸）蔓延到四川，带来的祸害一定很多。有公署负责水陆军务，也与实际情况不相契合，必然与外省的情形格格不入、无法沟通。如果由涤帅督师，那么石达开之逆一定无法得逞，从而保全大局。这是第五点。

金陵的贼寇必定会逐渐陷入饥荒，皖北的贼寇由鄂人负责，唯独捻匪的祸患极大，招降之祸必定会有奇特的变故。涤帅想要请求马队，心意固然集中在两淮，然而两淮的势力尚不如长江势力大，况且朝廷中尚有人能剿灭此贼。西蜀的富庶，是两淮的五倍，江西的十倍，湖北的二十倍。失去四川，那么急切之间无人能平定此贼，朝廷也未必立即调动禁军，因此失去四川则祸患巨大，保全四川则福泽巨大。这是第六点。

涤帅如果得以在四川兼署总督，军务紧急时必定能不请求外省粮饷，军务平定时必定能每年协济京城粮饷二百多万，这可以在奏折中切实声明，必定能保证其不失误。这是第七点。

以人事奉君主是大德，保全忠诚笃实的臣子。对国家的益处，是大功。推荐贤才不必接受赏赐，隐晦的德行必定惠及子孙，这是第八点。

只是正式奏折中，或者使用三衔、双衔、专衔夹片，或者使用清字专衔另折，以实情秘密陈述，极力请求代办总督，并申明该侍郎本年五月现已守孝期满，且须声明必定有地方之责，那么粮饷不匮乏，州县听从命令，这才对军务有益。中堂身为国家宰辅，是柱石之臣，如此重大政事，非中堂不能进言。

林翼幼年即见外省督抚，只有陶文毅请求他秘密保荐林文忠。伊莘农先生担任两江替任时，林文忠与祁竹轩、卢厚山先生的心术德量，与中堂的心术德量相同。又林翼幼年因见陶文毅，陶文毅深以为然，事关大局安危，及早补救，实在对国家有大功。即使一时未蒙采纳，也不失为忠爱之言。如果竟然获准，那么举荐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了。

有人怀疑贼寇全部窜入江西，江西必定无法支撑。江西无法支撑，无碍于湖北，也无碍于天下。四川无法支撑，那么楚地与秦地都不安宁了。两利两害，选择其轻重，只有中堂秘密斟酌。林翼人微言轻，而拯救四川、拯救湖北，除了此法必定没有良策。如果蒙采纳一二，就秘密传达澹村、蕙生及同城大员共同秘密商议拟稿，须嘱咐蕙生精心撰写，将利害得失的缘故明白晓畅，尤其以必定得到总督为关键，切嘱其不要草率。专此秘密陈述，敬请采择酌度。

译驾驭官吏的策略

周振业

州县官长，是百姓所寄托性命的人，是国家血脉的所在；中央各部司官员，是政令所承接的人，是朝廷的耳目。一个人的身体，一定要使血脉贯通、耳目清明，才可以健康强壮而没有病患。然而血脉运行在肌肤纹理之中，而能够统摄它们的，在于脏腑；耳目各有其官能，而能够主宰它们的，在于志气。总督巡抚，是州县官长的脏腑；六卿京尹，是各部司的志气；而他们都效命于君主，这是贯穿始终的道理。所以君主安泰，那么通过脏腑来通达血脉，通过志气来率领耳目，没有不听从命令的。然而偶尔也有不听从的，血脉散布的地方，难免有燥湿的影响；耳目活动之余，难免有声色的引诱。这是气质偏颇所致，即使是君主也不能禁止，但要想调和它们使之回归正道，仍然必须有方法，不可以不加以讲求。如今州县官长、各部司官员的选拔，既然不能不按照资历晋升，依据品级升迁，那么贤与不贤混杂的情况，这是不容易立刻澄清源头的。然而州县官长贤与不贤，既然完全委托给总督巡抚的举荐和弹劾，那么也不担心他们混杂。一个贤能的州县官长被举荐，其他贤能的州县官长就知道受到鼓励，那么贤能的人会更加贤能；一个不贤的州县官长被弹劾，其他不贤的州县官长就知道畏惧，那么不贤的人也会感化而变得贤能，这也是通过脏腑来调和血脉的方法。至于各部司官员按照资历迁升补任的，六卿京尹的举荐弹劾与总督巡抚相同，有的因为考核优异被推荐，有的因为保举，也是一人贤能而被举荐则如同与自己有关荣耀，一人不贤而被举劾则如同与自己有关耻辱，那么知道鼓励知道畏惧，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也是通过志气来率领耳目的方法。所以作为君主，不担心州县官长、各部司官员不贤能，而在于难以做到总督巡抚、六卿京尹都公正。现在如果有人，脏腑生病而不知道，志气昏沉懒惰而不检点，因此血脉日益乖戾，耳目日益放纵，而给他服药的人却舍弃根本去治疗标症，只疏导血脉；贬谪其过错的人也只指责外表而遗漏内在，只追究耳目，这实在是错误而且迷惑了。由此说来，了解人才是御史的根本原则，掌握了解人才的智慧，谨慎选择总督巡抚、六卿京尹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这就是养生的人平息心志安宁精神以安定全身的方法吧。

官吏的评议

卢锡晋

百姓，是君主用来建立国家的根本。孟子说：“得到百姓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尚书》说：“安抚百姓就是恩惠，黎民百姓就会归附他。”凡是君主之所以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不让自己闲暇安逸，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根本。所以圣明的君主重视百姓。然而百姓分散居住在天下，一个人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立官员分配职事，来承担这些事务。在内有宰相、各部寺、御史台、百官，在外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监司、太守，然后才轮到州县的有司。官员到了有司这一级，地位也算低微了。然而地位尊贵的人与百姓不亲近，那些朝夕抚慰百姓，如同家人父子，近在咫尺相处一室的，反而不如州县官吏。所以圣明的君主重视官吏。官吏胜任其职，百姓就安宁；不胜任其职，百姓就不安宁。从总督巡抚往下，如丝线相连绳索贯穿，层层互相觉察。遇到官吏有贪婪残暴不法的，已经专门上疏参奏处理，又在考核之年用八法进行惩戒，理应都谨慎地奉行职守。然而他们施恩惠爱护百姓的，为什么这么少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求太繁琐，役使太卑贱，处境太卑微，待遇太清苦。凡是官吏想要尽力做好却做不到的，都是因为这四个原因。古代任用人才，选择那些能够衡量其才能然后才任用他。善于治理刑狱的，没听说他同时通晓农业；善于礼乐的，没听说他同时治理军事。益、夔、稷都是大圣大贤的人，尚且终身担任一个官职而不升迁。何况像今天的士人呢？况且士人只治一经，乡试录取他，举荐到礼部，而在朝廷大庭中考试。难道不想六经都通晓吗？认为人各有能所不能，不可以勉强要求。等到出任一县县令，各种事务都汇聚到他身上。他如果真的竭尽全力于钱粮赋税、刑名案件、教化养育、安抚百姓，也可以说是能干了。至于盗贼劫掠，有的来自数百里之外，而恰好发生在他管辖的地方，官吏不能保证一定没有。不幸一旦有了，即使他治理得好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也无助于避免参奏处罚降职革职。这难道是选拔时宽容，而使用时苛刻吗？我认为应当把防汛的事专门交给武官，那么他们就不能有所推诿，而借游巡之名虚耗县里的金钱。如果有警报而有司不通报上官的，治罪。这样官吏就不敢迁就隐匿以顾全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尽力擒获盗贼以求无过。那些盗贼听说后，也将不敢侵犯难以对付的地方。现在把罪责分摊给官吏，而防守者反而得以用有名无实的士兵作为影射舞弊的手段，赌博喝酒，坐等文官捕缉。做官吏的人正忙于那些风影不可知的事情，哪里还有闲暇顾及百姓的疾苦？即使说盘根错节需要利器来辨别，然而人的才力，难道都能像虞诩那样吗？所以说：要求太繁琐，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就是这个原因。从前邮驿的政事，曾经由驿丞统领，他单独负责一件事，那么力量专一而勤勉，又出身于三考，凡是草料饲养之事，往来接送的劳碌，本来不是他所难的。现在只有大镇荒堡，还保留这个官职，其余都合并到州县，

译偏僻的县邑尚且能够勉强维持，如果一旦承担了冲要孔道的驿务，那么朝廷使者往返频繁，每日没有片刻安宁，而索求无度、欺诈辱骂，让人心中愤恨却无可奈何。虽然法令中有直接向兵部申诉的规定，然而谁敢冒险，去得罪身为钦差的贵臣和亲临督查的上官呢？士人只有具备气节，然后才能被任用，而奖赏能让人知道受鼓励，惩罚能让人知道受警戒，这都是由气节所决定的。用驿务来考核优劣，已经让他们困顿疲惫、精神萎靡，又给他们留下赔累和应付的苦楚，想要他们不克扣马匹草料的费用，不向百姓横征暴敛来解救自己的急难，这种形势本来就不可能做到。所以说：役使过于卑贱，从而挫伤他们气节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国家想要用清廉谨慎的节操来考核士人，必须先培养他们羞耻厌恶的良知。士人还是诸生时，上级用来培养他们的方法非常合乎礼制。选择那些学问品行都优秀的人，供给他们粮食。偶尔有不贤良的人，就让学官教导他们。教导而不听从，然后才用夏楚（教鞭）责打。作为有司，不得施行鞭打侮辱。有大官巡视县境，士人就在路旁拱手站立，作一次揖就退下。他们培养廉耻之心如此深厚。因此，士人中贤良的人，没有不高自期许，不屑于做一切卑劣污浊的行为。等到他们出身做官，人们没有不告诫说：“做官不同于做士人。士人像处女，做官像新妇。”然而我认为，新妇恭敬公婆，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公婆难道想用不堪的事来败坏她的羞耻心吗？设置大官来管辖下属，不过是想要考察贤与不贤，公正地推荐弹劾，使他们不敢在百姓之上放肆罢了，又哪里曾让他们把下属当作奴仆看待呢？在道路驿站，众人注视的地方，竟然听任下属穿着朝服跪行，自己坐着不让座。甚至大官的仆隶，也厉声斥骂他们。唉！这也太过分了。做官的人，起初还在心里愤怒，久了就安于这种状况。再久就一起贿赂他们。像这样，以前的羞耻心已经丧失殆尽，于是连那些不屑于做的事，有时不幸也做了，还想要求他们廉洁，是不可能的了。况且奴颜婢膝的人，怎么能居于百姓之上呢？这就是所说的处置太苛刻，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操守。《尚书》说：“凡是正直的人，已经富裕且享有俸禄，如果你不能使他们，在家里有好脸色，这些人就会犯罪。”汉宣帝说：“小吏勤于事务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掠夺百姓，很难啊。”他增加百石以上官吏的俸禄十分之五。宋朝内外官吏普遍供给职田。所有这些，都是认为我们先使他们生活无忧，然后才要求他们行善，并惩罚他们的不善，所以人们容易顺从。现在朝廷对于官吏，不是没有俸禄，对于各项差役，不是没有工银。计算一个县的费用，一年不少于五六百两，不能说不是很丰厚。然而相传做大吏的人，因为库房有缺额，所以连年发文命令捐资填补。有的人从任命到升黜，没有得到升斗的俸禄。朝廷难道有意这样吗？官吏即使贤良，又怎么能不谋求生计呢？或许贤良的人尚且不至于大贪，然而百人中得不到一二。况且不仅没有俸禄，那些陋习弊病沿袭下来，甚至根据他们治理地方大小的不同，分定数目在一年中的五个节日进献，叫做规礼。在大数之外，用小数给亲近宠幸的仆人，叫做门包。在小数之外，又给传递禀报的差役，叫做茶仪。从太守以上都索取这些，州县用来转相馈送。至于州县的官员，还有什么可以索取的呢？像这样还能丝毫不连累百姓，我认为除非有陶朱公、白圭那样的财富，否则形势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官吏从百姓那里索取，而上司虽然知道却不能禁止，这是一；差役从百姓那里索取，而官吏虽然知道却不能禁止，这是百。这一种，是条银的火耗。上下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于是加一的是良吏，严重的公开加一，而暗中索取二三不等。不然的话，馈送的资财从哪里来呢？所以表面禁止而暗中容忍，能用所得的一半贿赂上官，就能横行而不败露。至于差役从百姓那里索取而以百计的，是约略的说法。实际上不可测算。那些人，大多是无赖之徒。使用他们却不供养他们，就必然导致以法律为弊端聚集的地方。不供养而又想要严厉治理他们，那么只有逃跑罢了。官吏害怕他们全部逃跑，所以到了不能禁止的地步。那么百姓怎么能不穷困呢？这就是所说的澄清得太清，从而加剧了他们的贪婪。现在富人养育婴儿，既然托付给乳母，就一定清洁她的衣服，丰富她的食物，使她专心于调养保护，抱持又宠爱优待她，不与仆妾同等，然后才可以期望她爱护。我所托付的，如果命令她从事井臼烹煮，而让她受冻挨饿，却想要她像母子相依那样爱护婴儿，这是大惑不解的。所以天下的安危，系于百姓；百姓的休戚，系于官吏。所以说：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县令更重要的。知道如何重视他，就能尽到他的职责，而循良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官吏有损害百姓的，即使诛杀他也没有怨恨了。

论人材疏 雍正四年

鄂尔泰

我私下认为，国家政治只有理财这一件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都依赖理财。财不能理，那么诸事就不振。所以孔子不忌讳谈论财，说：“有大道本诸絜矩，但财没有人就不能理，人不用就不能理。”所以为政在于人，人存在政治就兴起，归结于修身。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之微，都有责任，而一身之分量等级，庶政的兴废优劣，都看这一点，不能不勤勉加意。只是政治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使用违背其才能，即使能者也难以自效，即使贤者也可能导致误公。使用得当，即使是中等人也可以有为，即使是小人也往往能成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一定官无弃人，那么政无废事。臣去年赴京，侍奉五日，亲聆天语，以用人为要，以难为得，推诚布公，虚衷实践，行为如日月，天下皆见。小试之则小效大试之则大效。臣跪诵之下，心目洞豁，浮气顿除深绎

译我反复深思，心中欢喜了多日。私下想到，国家设立官职、分配职责，都是为了百姓罢了。只要能够造福百姓，那么无论是宽松还是严厉，如同水火一般，都是仁政的体现，而辛劳和怨言就不必顾虑。如果不能造福百姓，那么无论是刑罚还是教化，都足以成为弊病，而廉洁和恩惠也就无从谈起。如果错误地拘泥于个人的主观见解，轻视地追求虚名，不把百姓的事务当作自己的事务，不把百姓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本来就没有能够取得成效的。恐怕廉洁的官吏与贪婪的官吏罪责相等，好管闲事比办错事危害更大，目光短浅难以成功，急于求成难以达到目的，没有人能超出这种困境。我仰体皇上的宏大慈爱，敬畏地遵循皇上的训诫，铭刻在心，不敢在吃饭时偶尔忘记。宣扬教化、承继政令，期望三年后能上报可取的成绩，但所有的是非对错，都不敢自信，只有根据实际所知，不敢稍有隐瞒，陈述请求圣上明鉴，以表达我的愚诚罢了。除了已经奏报以及未曾亲眼所见的人员不敢冒昧列举外，谨将云南、贵州的大小文武官员另写一折，在各自名下详细标注，恭敬地呈请御览，恳请训示。

译论用人疏 雍正四年

鄂尔泰

我恭敬地呈递了一份陈述所知情况的奏折。承蒙皇上朱批：“治理天下，只有用人是根本，其余都是枝节小事。看你论述的文武大官乃至低级武官，就我所知道的，很符合我的心意。但我不过是根据目前所见，断不能保证他们日后如何。”钦此。臣身受皇上的特殊知遇之恩，不忍自暴自弃。虽然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义不敢忘记，但那种公正、虚心、明察秋毫的诚实态度，确实难以做到。捧读皇上的圣谕，内心反省，惊惧惭愧。臣有什么私心，岂敢不更加自我奋勉，终身凛然体悟？至于通过实际功效来考察，在临事时检验经验，相信他过去的表现，观察他未来的发展，杜绝窥探伺机、欺瞒掩饰的根源，区分平庸无能者与有才能者的任用。恭敬地推究皇上的宝贵训示，眼前明朗，心中豁然开朗。这确实是处理常规与变通的最高准则，政务的关键枢纽。觉得那种根据才能来任用的议论，还属于后知后觉，算不上先觉之人。恭敬地想到我们皇上至诚至明，不偏不倚，如同太阳高悬中天，妖魔鬼怪无处遁形，而寸木小草都能得到栽培。如果有人自己躲避阳光和煦，怎能曲折地施加教化养育？人都是自取祸福，上天本无偏心，大小臣工应当审视自己如何自处。臣认为，可信与不可信，原本都在于人；而能用与不能用，则确实取决于自己。忠厚老成但略无才能的人，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但行为超出规范的人，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置官职，原本是为了成就事业，不是给众人藏身之所。只要能成就事业，都属于可用之人，即使是小人也应当爱惜并教导他；但不能成就事业，都属于无用之人，即使是善人也应当调离或罢免。臣曾对下属说：“贪官的弊端容易消除，清官的弊端难以消除，实在是因为贪官坏事，人人都怨恨，乐于改正；清官误事，人们还信任看重，妨碍了立即更张。”但有操守又有才能的人实在难以多得，而有才能无操守的人，驾驭稍有不严，就不会用于正道。只有触动他的良心，制约他的邪念，使他熟知利害关系，渐渐爱惜自身的名节，然后才可以成就事业。臣自量能力不足，但不敢不勉力去做。至于臣屡次承蒙恩旨，比拟超越本分，对一言一字都熟读深思。恭敬地想到我们慈父般的皇上在深夜披览时，我的心神追随依附，无法自我解脱。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更加努力勉力罢了。

拟请重亲民之官疏 乾隆十九年 朝考

纪昀

臣宗道言：臣听说圣人在上位，他的智慧可以周知天下的形势，他的心意可以通达天下的民情，但他的权势不能做到对天下每家每户都晓谕以施行治理，相距太远，无法顾及。古代帝王知道这样，所以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用来协助完成天工，宣布德政意旨。虽然封建与郡县制度屡有变化，但臂膀与手指相互维系，事情如同一致。所以百姓的性命，常常系于亲民之官，而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不可以不慎重选择。臣俯伏看见五代纷争，民生凋敝，休养生息，无暇顾及。我祖宗承受天命，统一九州，厚泽深仁，至今已历三世。陛下即位以来，夙兴夜寐，百废俱兴，在明堂祭天告成，即使是唐尧虞舜三代也无法超过。唯独对于亲民之官，似乎没有加以重视，难道是因为他们地位低微而忽视他们吗？一寸的辖制住车轮，一尺的枢转动机关，权力的所在，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担任的职务不为不重，然而他们奉天子的命令，赫然建立节钺以临视百姓，百姓看待他们仅仅比天子低一等罢了。他们的权势越重，他们的体统越尊贵，而与民间休戚相关的缘故就越隔绝而难以沟通。所以古代的循吏，下级官员多而大臣少，是形势使然。知州、通判，他们的地位低微容易控诉，他们的权势接近容易察核，他们治理的范围狭小容易周览，他们见百姓次数多容易熟悉，他们的资历声望轻，即使深入民间询问琐碎之事也不以为意。上达下情，下宣上德，这也是天下的辖与枢啊。陛下轻视他们，恐怕没有深思熟虑吧？况且吏治容易松弛而难以振作，官场容易混淆而难以澄清，一旦不经心，弊端百出。当今清公正直守法、约束自己爱护百姓的人，在州县官中，难道说没有吗？然而南山的竹子不揉自直，造车之材不规自圆，这是千百中之一二。那些横暴的人如猛禽猛兽般搏击吞噬，那些贪婪的人如溪壑般永不满足，那些奸诈的人巧诈行骗，那些懦弱的人昏愦败事，而贵族权门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人，又错杂其中。一两个良吏，恐怕不能弥补千百人的不足，况且这一两个人如果没有激励劝勉，也将随之随波逐流呢。良由看待他们太轻，考核他们不力，形势才到了这一步。陛下兢兢业业，日理万机，确实不能在选拔任命时一一亲自见面。然而臣私下观察《周礼》的法度，论辩官员才能掌管在大司马，八柄诏王掌管在大宰，源流得失，责任在大臣。请求慎重简选宰相执政，责成他们以人事君的道理，委托他们进贤退不肖的责任。在派遣任命时，通过言语观察他们的才能，通过容仪观察他们的德器。虽然未必能周知内心术数，但拔十得五，也足以风厉天下。磨砺渐久，或许能够澄清。至于县令以下，虽然不应当用细事烦劳大臣，也应当由台谏等官裁断他们的去留。在开始时慎重，与在败露时治理，所得所失，相去万里。陛下如果留意于此，天下幸甚。

条陈用人三法札子

李绂

奏为请停拣选分

译关于发布条例，放宽对公罪的处分条款，明确百官的职责操守，以获取人才的实际效用。我私下认为，治理国家在于用人，选拔人才在于修身。我皇上继承大统以来，亲身践行三年的丧礼，以此确立各种行为的根本，日夜警惕，勤勉谋划治国之道，举用年高德劭的老臣，罢免奸邪之人，通过修身来选拔人才，确立皇权建设的最高准则，用人这一根本原则已经确立，用人这一大纲已经举起。然而，地方大吏中仍有一二人积习未除，足以危害用人之法，臣斗胆冒昧陈述。

已故皇帝励精图治，选拔英俊之才，无论是正途出身、杂途出身，乃至监生、生员，无不搜罗，务必做到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以谋求天下的治理。而总督、巡抚等大臣，不了解圣主爱惜人才的深厚用心，私下揣测，纷纷迎合，上疏请求挑选人员分发到他们的辖区，以备任用。而那些候选官员，也凭借挑选侥幸快速晋升，在科举出身中，后一届可以压制前一届；在捐纳出身中，后一班可以压制前一班，广泛开启奔走竞争的门路，扰乱铨选秩序。等到当地官缺稀少，许多人等候四五年仍得不到官职，甚至多到无处安身，这实在毫无意义。

况且人的资质，中等居多，大抵听从上司的转移罢了。上司贪婪而自己独自廉洁，上司懒惰而自己独自勤勉的，百人中难得有一个。上司廉洁而自己独自贪婪，上司勤勉而自己独自懒惰的，也是百人中难得有一个。而九卿的查验，也不过在短时间内办理，陈述履历，观察其衣冠应对，检验那些以衣冠整齐为贤能的人，这就好比说公西赤比曾参贤能。后来甚至发展到租赁衣冠来应对挑选，那么衣冠也不足为信了。以应对敏捷为贤能，这就好比说啬夫比张释之贤能。后来甚至发展到演习履历来应对挑选，那么应对也不足为信了。

况且虞朝的政治，对待下属简约，而挑选分发则一变而为繁杂。臣任吏部尚书时，每月选任州县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不过每月上一道奏疏，每月选任的事就已完毕。至于挑选分发，则一道奏疏变为百道奏疏，候补者众多，严加淘汰，或改任教职，或送回吏部，又有奏疏，每个官员要用三四道奏疏。举从前一月所选数十人，一道奏疏可完毕的事，现在百道奏疏还不足以完成。君主面对天下，一天有万般事务，心思有余于事务，则可以智慧周遍万物；心思被事务役使，则琐碎细碎的弊端必然产生。推此一事为例推广到各种政务，变少为多，则事务烦杂，焦劳更加严重。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从未挑选分发天下官员，未曾不治理好国家。这分发人员的方法，断然应当停止，以节省章程，以平息奔走竞争。而其他各种政务烦苛琐碎的，也推此意稍加减省，大概九重之上，政务简约，心境清明，静观大体，而圣明无所不在。

况且督抚之所以必定请求挑选分发，是因为残忍严酷，胡乱弹劾属吏，空缺多而人员不足用。我大行皇帝，明察万物，洞察人伦，谨慎考察成效，率领众人兴办事务。圣人大智，顺应事物本性，行事无为。而督抚中凶恶愚昧的人，胡乱揣测，以严酷为公正，每天以弹劾官员为事。州县官吏，有的半年一年就被弹劾，有的几个月就被驱逐，有的一个奏疏弹劾十余人，有的一个奏疏弹劾数十人。探求实际情况，大多冤枉压抑，朝令夕改，人不熟悉地方，官员没有坚定的志向，苟且度日。至于吏胥，看待官员如同暂住的旅舍，即使有政令设施，也玩忽不奉行。弊端如此，难道是封疆大臣考察官吏的方法吗？

大行皇帝曾召见江西巡抚布兰泰，责备他残酷刻薄，于是有“仰体要严”的回答。大行皇帝下旨说：“朕听到这话，不觉为之战栗，汗流浃背。朕只让臣下秉公，何曾有要严的意思？”随即命令接任巡抚，查究他所弹劾的属员，逐一申辩处理。圣心大公，昭如日月。而督抚等大臣，以多弹劾属员为秉公的，相习成风，至今未止。

译升降官员的优劣，是治理官吏的常法。官员如果有罪，怎么能不加以参劾？只应当辨别其过错，所以考察其是公事还是私事。凡是贪污赃款、歪曲法律，确实有受贿劣迹的人，罪行即使轻微也绝对不能留用。凡是因公务而失误，或者迫于不得已，或者陷入无法知晓的情况的人，罪行即使重大也不能轻易罢免。所以说：宽恕过失没有大小之分，惩罚故意犯罪没有轻重之别。六项标准来考察官吏，以廉洁为首要。所以贪污的官吏，片刻都不能容忍。人不是圣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所以放宽对他们的处分，他们才能有所作为。宋代臣子范仲淹说当官的人，私罪不可以有，公罪不可以无。确实是因为如果畏惧回避公罪，就没有人敢承担责任了。孔子说观察人的过失可以知道他的仁德，他谈论政治时，把赦免小过和举荐贤才并提，不赦免小过就不能举荐贤才。现在如果确实斟酌确定处分的方法，凡是因公务失误，降级或革职的，都允许留任三年如果没有过错，准许恢复原职，那么做官的人就会勇于承担责任，从而可以收到长期任职的效果了。官员只有长期任职，然后事情没有不熟悉的，下属官吏不能欺骗。刚上任时，即使聪明的人也难以全面了解，长期任职后，即使笨拙的人也能自我勉励。最近奉皇上谕旨，也主张长期任职，以虞朝的人坚守一个官职，汉代官吏谆谆教导子孙作为良法。但是如果不确立章程，那么掌管选拔官员职务的人不知道，如何长期任职？臣愚昧地认为，在京城的官员，应当让他们长期担任一个职务；在外地的官员，应当让他们长期担任一个地方。京官任职，最重要的是六部。凡是主事、员外郎、中书都由本司升迁转任，升到郎中，如果才能和操守都优秀，也加上京堂的头衔和俸禄，使他们长期管理本司。其他如六科、七道，也由本科、本道升迁转任，那么人们熟悉所做的事，下属官吏不能欺骗，而部院的政务就可以治理好了。至于外地亲民官员，莫过于府、厅、州、县。贪婪残酷的人治罪，平庸懦弱的人罢免，才能品德卓越的人特别提拔，其余中等才能的人都以九年为考满。州县应该升迁的就升为本府的佐贰官，府佐贰官应该升迁的就升为本府知府，知府应该升迁的就升为本道。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长期在那个地方，就能体察民情，明白当地风俗，而循良的治理也可以期望了。如果说地方有肥沃贫瘠之分，职位有优劣之别，那么外地官员已经给予养廉银，京官如现在户部、六科都均摊饭食费用，那么人们就没有什么拣择，长期在职，也是他们乐意居住的了。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知人、安民这两者，而知人尤其先于安民。所以说：圣人培养贤才以惠及万民。贤才不可多得，而中等才能的人都可以任用。现在如果遵循资历等待中等才能的人，赦免小过以求取后来的成效，专设官职以尽职责，那么天下就有更多可用的人才，天下就有可遵守的法度，也就是天下没有不安定的百姓了。

厚养廉议

冯桂芬

《左氏传》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失去德行，是因为宠幸贿赂公开盛行。这说的就是今天的情况吧？”外地官员从总督巡抚到典史，某个职位肥沃，每年盈余多少；某个职位贫瘠，每年亏损多少。所谓肥沃贫瘠，都是陋规一类。洋洋自得地习以为常，恬然不以为怪。突然听到，几乎怀疑官名是市集的名字。唉，可叹啊！我的朋友无锡王大令恩绶，曾经听到一个江苏官员谈论山阳、泰兴的肥沃贫瘠。我们苏州有三阳酱园，泰兴有缎肆。大令一向朴实诚恳，误以为是这两家店铺。说话时在林文忠公的衙署，话被文忠公听到，也为此拍手称快。大小京官，无不依赖外地官员的别敬、炭敬、冰敬。廉洁的人有所选择地接受，不廉洁的人千方百计搜刮，结拜师生、兄弟来要求。大体上，大官中廉洁的，仅够使用；不廉洁的，有余。小官则都不够。不够就借债，母债十岁三倍其子，子又为母债十年。外债数额已经巨大，债主跟随不去。还希望他们洁清自好吗？选人也是如此。选人在吏部，尤其没有意义，一概让他们在籍候选。对吏治没有丝毫损害。那么不是本性贪婪，是国家逼迫他们不得不贪。而且仍然设立空虚不用的律例，凡是俸禄外丝毫有取，都按枉法论赃，用综核名实的方法治理。曹局一空了。朝廷真的不知道吗？还是知道而故意放纵呢？王道不外乎人情，士人从田间来，寒士居多。即使在一命之微，没有不有父母之养、妻子之赡、宫室车马、衣裘仆从之需、亲戚故旧之救济的。官越大则用越多，外地官员体统较尊，加上延请幕友、吏役费用，数倍于京官。大体上京官翰林、部曹每年需要千金，递加至一品，当万金。外地官员养廉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两三倍，都是不可少的数。只如数给予，还有习丸法、营私致干宪典的，这才是真正的贪人。于是可以设立严厉禁令：京官取外地官员一钱，上司取属员一钱，官员取所部一钱，杀无赦。这样吏治才可以讲求。有人说：“数目难道不多吗？”回答说：“这是圣人的方法。”《周官司禄》文字散佚，无可考证。《王制》《孟子》还保留其略。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算之，大国君禄食一千八百八十人。这是三万二千亩的收入。

译次等诸侯国的国君俸禄可供二千四百六十人食用，这是二万四千亩田地的收入；小国国君的俸禄可供一千四百四十人食用，这是一万六千亩田地的收入。如今的州县，相当于古代的小侯，小侯的俸禄，恐怕不止万金，哪里还有盈余呢？汉代制度，太守号称二千石，实际俸禄是一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际俸禄是一千石。《王制》中说天子的大夫俸禄比照子男爵位，《孟子》中说元士的俸禄比照子男爵位。这说明古代制度中京官的俸禄重于外官，而汉代制度则京官俸禄轻于外官，比起三代已经减少了。唐代起初俸禄微薄，后来变得丰厚，宋代发放实钱，详见《山堂考索》。陆游诗句“年清百万钱”，注释说祠禄每年计算为一千缗，当时陆游以秘书监身份奉祠，官秩三品，可见宋代俸禄并不微薄。元代初期没有制定俸禄，世祖时期规定太师俸禄为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禄为二百贯，以下各级依次递减。俸禄微薄没有比元代更甚的了。明朝初年，四品以上官员俸禄为钞三百贯，后来又规定正一品官员米八十七石，以下各级依次递减。本朝沿袭明朝制度并加以增益，废除了折米、折钞的名目。雍正二年将耗羡归公，增加发放养廉银；乾隆二年增加京官的恩俸，制度良好，用意美好，超越元明两代，为什么不干脆恢复三代的旧制呢？有人问：“费用恐怕支撑不住吧？”回答说：“另外商议广泛裁减冗员，人数已经减少；停止漕运，减少河工费用，所节省的数以千万计，已经不担心不足。况且吏治既然肃清，各种弊端都消除，中饱私囊一旦杜绝，积欠自然减少，数年之后所得，必定超过所费。”又《文献通考·俸禄》中有职田这一项，历代都有。《宋史·职官志》记载各路职官都有职田，用来培养廉洁，这就是养廉名称的起源。《日知录》称明朝初年尚存，如今商议厚给养廉银，商议筹划恢复职田，每个县若干亩，由绅士征收其租税，供给本州县的养廉银，其次是上司，再次是本籍京官，这也是古代采地制度的遗意。

译州县养廉银被摊派扣减过多，请求酌情变通处理的附片。

贺长龄

我恭敬地请求钦奉上谕：直隶各省的州县经管各仓库，责成其管辖上司层层稽核。如果实心查察，遇到实情就参劾，属官各自知道畏惧，怎么会任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呢？钦此。仰见训示言辞明确切中要害，洞察弊端的根源，臣怎敢不切实奉行，以期彻底洗刷积习？追溯查考近年以来，参办亏空案件已不下百余起。各地方官难道不知警戒，全不爱惜功名吗？然而臣终究不敢自信此后就没有亏空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导致亏空有一半是由于摊派捐输，而山东省的摊派捐输又比其他省份更重。查考山东省州县素来被称为贫瘠艰苦，所得养廉银本来就不够用，加上按规定不准报销的各项费用，常年摊派扣减办公经费，更加显得困窘。又有账目不符核减老民赏赐以及曹工三成、军需二成，已蒙恩典豁免。其六年六月以前未摊派的养廉银，尚须补扣；而上次盘查案件中的无着亏缺及悬抵各款，以及垫解、垫完钱粮漕运等项，又须从本年起到陆续扣减二成养廉银来归补。计算州县所得养廉银，即使全部坐扣，尚多不够用。而各地方官办公有费用，赡养家庭、应酬乡里亲朋，又有费用，供给过往差使，又有费用，不知这些地方官如何筹措？况且盘查亏空都不是现任官员的事，把从前悬欠的款项摊派给事后无关的人，衡量事理本来就不公平。在制定议定之时，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只是因为国库款项不便没有着落罢了。臣则认为摊扣太多，不但对国计没有补益，而且对吏治民生大有妨害。县里只有这些钱财，补了那边必然亏欠这边，这不过是教他们挪新掩旧罢了。其实旧亏未补，新亏已增，对国计仍然无益。即在嘉庆八年山东省清查无着亏缺，是按缺分大小派提节省弥补，计算自嘉庆八年起至九年正月，共提解司库银一百余万两。等到后来旧亏尚未补清，而十九年盘查以及专参新亏，又累积到六百余万两之多，这是明显的证据。然而仅仅挪新掩旧，而不敢在分外取财，这还是州县中淳厚谨慎的人。更恐怕公事正急，费用无处支出，不肖州县便在钱粮漕运上取盈了，而且在词讼中索贿了。钱粮漕运浮收则民力疲惫，词讼失平则民气郁结，其对治道的危害，实在不小，还怎么能裨益国计呢？当此法令森严，这些地方官岂敢以身试法？臣又怎敢姑息宽容？然而私下担心执法从事，而犯法者仍然不能止住。为什么呢？州县按规定应得的款项，数量不多，其余若非侵吞公款，便是剥削民脂民膏，其势本来不能逃脱法律之外，而这些地方官如果为了缓解眼前的急迫，便也不顾而甘愿蹈入法网。臣所说的不但无益于国计，而且大有妨害于吏治民生，就是这个意思。臣的愚见，私下认为凡事应当核实其实，与其名为补苴而实则暗中损害，何如缓补旧欠而尽力杜绝新亏呢？凡事应当务求根本，与其操之过急，使州县惟利是图，吏治败坏而民生也败坏，何如宽大为怀，使州县不敢虐待百姓，百姓富足则国用自然充足呢？臣与现任署理藩司锺祥通盘筹划，除常年捐款由臣酌情删并，将最苦的州县免摊外，尚有军需二成仍应扣补，曹工三成尚未摊完，如果再加上盘查案件中的二成，暂缓等到曹工三成摊完后，再行陆续接摊，次第归补。如果蒙恩允许，则时日稍缓，国库款项仍然有着落，办公不窘迫，州县均得从容，既不能借口挪用，更不敢无端苛敛，从此讲求治理，禁止侵占亏空，百姓获得安宁，仓库逐渐充裕。倘有贪劣之员，胆敢恣意空，则立即严绳以法，也足以折服其心。像这样量为变通，不但无损于国计，实在对吏治民生大有裨补。

再查山东省州县养廉银，因为须摊扣各项捐款，并拨还司库历年垫付款项，经前任巡抚奏准提解司库，以便摊支扣拨。只是查考常年捐款，是按上中下三等缺分分别摊派，其下缺州县向来不分摊，即使偶尔有酌情摊派的款项，臣已全数删除。所有提解的养廉银，现在都没有款项扣拨，仍须饬令具领。不仅有领解的烦扰，而且这些州县缺分本来清苦，未能随时支取养廉银办公，实在困窘。臣与现任署理藩司锺祥悉心酌议，上中等缺分的州县摊捐较多，仍将养廉银提解司库，随时扣拨外，所有下等缺分最苦的宁海、福山、海阳、寿张、昌乐高宛、临淄、嘉祥、定陶、鱼、临朐、文登、巨野、蒙、海丰、新泰、招远、栖霞、化等十九州县，解司养廉银现在没有借垫扣拨，应请仍归各该州自行坐支。所有曹工三成及盘查案件中的二成，并恳请皇上格外天恩，俯念这些州县缺分太苦，办公实在多不敷用，一并免其摊扣，以示体恤。圣恩免摊之处不过十余州县，数量甚微，而这些州县以积累之区得此调剂，则所

译益处确实很多，更应当激发内心的良知，加倍地感动振奋，这对治理国家之道所起的帮助是不小的。

译论考核良吏

舒化民

山东曹县、沂州、兖州、济南各属，地界邻近江南，捻匪最为众多。大股聚集时成千累百，小股聚集也有数十人，无非以掠夺、裹胁、勒索为生。加上连年黄河水泛滥淹没，虫灾导致收成歉薄，济东、武定、临清各属偏远地区受波及的不下数十处。幸好高地尚有收成，那些被淹且未干涸的地方，村庄房屋荡然无存，父子夫妻离散，投河自尽的人不胜枚举。万一再遇荒年歉收，这些无业无食的穷民，既不能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坐等死路，能不聚集为匪、结党成枭吗？所以捻徒或许并非处处都有，但土匪却是无处不有。假如一处有借口的开端，不免各处有呼应的举动。星火燎原，蚁穴溃堤，不敢说没有这样的事。这不是有真心为民做父母的人，如星罗棋布般参差交错其间，怜悯百姓的创伤，拯救民间的疾苦，并且为他们区分缓急，在催征赋税中寓含安抚之意，使民生与国计两不相妨，又怎能平定不可测度的心思，消除作恶者的观望态度呢？那么只有慎重考核良吏这一着，使他们鼓舞振奋罢了。从前郝雪海中丞巡抚广西，曾读他的《统筹国用全局》一疏，其中有何必仗着符节、拥着旌旗而后成为讨贼的人，陷入阵中、冲锋在前而后成为讨贼的事？中外大小文武各官，他们所做的事合理不合理，都足以讨贼，也都足以招致贼寇。”这实在是探究根本的言论。那么有韬略的人，纵使声威显赫，足以斩杀生擒，固然超越众人的才能，尚不是正本清源的上策。治理盗贼如同治理痰涎，养育良民如同养育津液。高明的医生不能使痰涎化为津液，应当不使津液尽化为痰涎。病症严重的，不攻治则痰涎的凝结阻隔无法打开，攻治之后，元气无不受伤，那么或滋润或补益，根据体质的虚实轻重来调养扶持，这病就可以日渐痊愈。良吏治理政事，何尝不是如此？那么所谓合理的是什么？当此之时，迂远迟缓的治理来不及救急了。蔡梁曾说：“大概亲民之官，以廉洁为基础，以仁爱为根本，引导他们进入正道，希望他们亲近感化；禁止他们，希望他们严厉。担心百姓不团结，为他们保护富户，劝勉赈济，崇尚节俭，严格保甲制度，勤于守望，遇到变故或请求赈贷，或发放仓廪，又加以详细办理。担心百姓不收敛，为他们教导孝悌，端正士风，平息争讼，清除盗贼，惩治诬告狡诈之人，讲……”团练寓勇力于农事，对于来办事的人，随时恳切教诲，如同家人父子，又加以详细办理。根植于内心而不流于外表的，是贤能的守令。自恃无他，不体察下情，张弛不协调的，确实是见识不足、才德不充实。视官位为传舍，因此成为利薮，无才如木石般麻木，昏庸有才如巧伪柔邪、贪酷之类，本心既失，成为百姓的祸殃，最终祸及自身。唉！按照前面的说法，就是合理；按照后面的说法，就是不合理。在上位者，以此标准来权衡升降，为地方造一分福，即为地方宽一分忧，以此来挽回元气，而感召天和，怎能不期望大人君子的宏大裁度与匡济呢！

卷三十一 内政部五 育才

育才说

曾经阅览西方地理书籍，都说欧亚两洲的人为天下最聪明，这是中国的人才固然不必多让于西方。之所以相形见绌而不能与之抗衡，弊病在于墨守成规。现在的计策，应当祛除蛊惑，开启聪明，不拘泥于狭隘的见解，使他们不成为胶柱鼓瑟那样固执不变。可以这样，想要去除墨守成规，应当从士人阶层开始。中国的士人阶层，那些自命风雅的人，诗古文辞且各自分其流派，说这样是唐宋风格，那样是汉魏风格。学汉魏的不入唐宋，学唐宋的不入汉魏，入主出奴，积怨不相容，最终都归于无用。汉魏唐宋，其间各相隔数百年或数千年，风气的转移，地势的厚薄，断不是后人拿着几册类书所能虚拟的。仅凭这一点，已可概见。所以想要革除积习，不如讲求实事。现在试举最紧急的几件事来说：一应当多设科举。现在中国考试士人首重八股，而士人应试也朝夕诵读，于是好像只有这样可以备作干城抵御外侮。即使主考官稍尚实学，也不过将二三场篇幅加长，辞意古质，凭借石印书的力量来侥幸尝试。现在应当奏准对策有时务专条，虽然未能立即废除文墨，也必将对策中所答实力讲求，无论天算地舆各学问，有能够条举精详，非由抄袭者，就给予高第，那么绩学可得而士气倍奋，数十年后有不超越西方之上吗？一应当重视商务。财富出于百姓，百姓的多财皆由商贾。西方的惯例，无论大家贵族皆必经商，所以商人极受重视。即使下至工人艺士，如果制造有新式器具有关日用者，国家就给予文凭，准许其独造几年，且禁止仿造者，所以人各研究，不惮精益求精。又有将创造者之像缩小成像，附着于所造之物，一则严杜伪冒，二则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