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三　理财部八　公司

译三 理财部八 公司

译拟议粤东商务公司应当推行的各项事务

徐勤

联合的意义有三：谈及政治则是议院，谈及学术则是学会，谈及商业则是公司，仅此三者罢了。然而学校若不兴盛，科举若不改革，民智未开，国家大政未定，那么议院就无法开设。禁令若不废除，人心未定，全国愚昧嚣张，懂得学问的人很少，那么学会也无法开设。至于商务公司的设立，则比这两者容易多了。百工在作坊中完成他们的工作，终日经营以求盈利或避免亏损。一省之中有会馆，一埠之中有会馆，一行当之中有会馆。所积累的财富有的多达巨万，或数千万；所聚集的人数有的多达十数万，或数千数百。其势力容易形成，其人容易聚合，这本来就不是学会和议院所能比拟的。顺应这种趋势并加以引导，那么商务的兴盛就可以翘首以盼了。然而人们未曾通过学问来惊启智慧，只是守旧愚昧，拘泥于成法，只知近利而忘记长远，对内不足以扩大商务而立于不败之地，对外不足以堵塞利源流失而完善抵制之术。所以几十年来，国势江河日下，工商濒临枯竭，而无法振救。这是商务兴起的第一个难点。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创设厘金税，遇到关卡便百般勒索，工商的困境有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西南的一个商埠，正当西北两江的要冲，柴米油豆的价格在这里确定。自从在三水设立厘金关卡后，市场就荒废了。佛山这个商埠，是天下的重镇，从事工艺的工匠都聚集在这里。自从设立厘金后，各行各业都亏损了。近来又增加了牙捐、海防费用、台炮坐厘等名目，商务日益困顿而抽税勒索却更加严重，自己伤害自己的同类，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这是商务兴起的第二个难点。明朝末年，葡萄牙、荷兰从东方到来，镜湖成为互市的开始。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割让香港，开放广州，通商事务也位居各省之首。四百多年来，洋货遍地，纹银大量流失，士绅百姓束手无策，仰赖异族供给，我们广东的痛苦不可言说。近来贪婪无厌的要求日益横行，英国开辟梧州的口岸，法国觊觎琼崖的海岸，德国窥视高廉的土地，深目高鼻的外国人充斥于内地，奇技淫巧的器物更泛滥于市场。腹地全部开通，利权全部丧失，险要之地全部失守，控制我们的生死，大势将倾而风雨相继而至，百姓遭受水火之灾而痛苦日益加深。五年之间，虽然外患尚未到来，但内变的迹象可以预见了。这是商务兴起的第三个难点。海禁开放，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广东出洋谋生的人以百万计，新安县之所以富甲广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洋货的流失已经很久了，也稍微借此来弥补其缺口。自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倡议禁止华工以来，澳洲、安南、暹罗、古巴、夏威夷等地随之效仿。甲午战争，军队战败，华工遭受虐待，日益严重。英国所属的加拿大，日本的三岛，高丽的旧藩，台湾的故土，也纷纷效仿，重税苛例，层出不穷。我们的百姓前进没有依靠，返回没有职业，游散之徒遍布全国，金田起义又将重演了。这是商务兴起的第四个难点。人们常说：“我们广东户口繁多，位居五省之首。”他们所说的，虽然不是确凿的证据，然而广东自从耿、尚二王陷落城池时，死人仅七十万；太平天国起义之变，受其害的，除了嘉应、广州、四会之外，没有听说其他地方有。咸丰四年，红巾之乱，土客争斗，死伤的人数不过数十万，与其他行省相比，很少了。近来虽然连年瘟疫，死伤也少，水旱灾害未为严重，所以说人口居五省之首，人满为患，确实不是凭空臆测。这是商务兴起的第五个难点。

印度鸦片售于中国，始于我们广东。自从林则徐禁烟不力，受其毒害的，以我们广东最为严重。赌博之术，日新月异。甲午战争以后，筹款紧迫。闱姓有饷银，番摊有征税。整个广东，只致力于赌博，终年忙碌，等同于正当职业了。士绅胥吏，借此作为营私舞弊的工具；市井小民，依赖这个作为衣食之计。售卖赌具的馆舍，多于米薪之店；嗜赌之辈，多于食力之工。唉！风尚至此，不仅泰西所未有，即使其他行省也未曾听闻。然而还尊其为雄省，倚若长城，难道不荒谬吗？这是商务兴起的第六个难点：山东马，我们广东海贼为患已久。然而还说海外之事，与内地无关。自从二十年来，华工全部被禁，失业者众多，于是城市村落，强暴充溢，结伙抢劫，以百数。所用器械，隐若军队。商人裹足不前，道路为之梗塞，风声鹤唳，寝食不安。越南的散勇，在钦州横行凶悍；苗洞的客民，在境内反复无常；三合、三点、兴中之会党，在南洋繁聚。昔年陷城之谋，党魁未获；广州遂溪之乱，余贼未平。唉！大乱将至，上下晏安，旦夕之危险，腹心之祸患，难道有比我们广东更严重的吗？这是商务兴起的第七个难点：谈论洋务的人，动不动就称道闽粤，然而究其实，福建不敌广东。考察香港西学堂，近来学习西文者，其名额骤增至三千余人。省城之中，富家大室，多有延师为教习的；其余城厢内外，西文

译在馆舍中，也不下十几个人。洋务的兴起，在当时非常兴盛。然而学习西方文字的人，只求通晓语言文字的琐碎细节，用来充当通译和买办的角色，供奔走服役的劳苦罢了。对于西方人的商业学术条例，商务的盈亏得失，连丝毫末节都没有窥见。即使侥幸稍微获得盈余，财富超过巨万的，也不过是降低自己的供养，辛勤劳作，才达到这个地步。并不是能够联合大众，集合众人的股份，出奇制胜，来与西方商人抗衡。这是商务兴起困难的原因第八条：因为这样的缘故，商务不兴盛，这当然是必然的。如果再忍心放置不管，不改变旧习，那么西方各国，实际上处于这样的境地，难道能慢慢以礼让对待吗？印度灭亡的惨状，香港被控制的痛苦，难道不是耳闻目睹的吗？大火在原野上燃烧，那么拯救更加紧急；疾病到了危险的地步，那么求医更加迫切。存亡延续，就在这几年之间，如果真的能够联合大众，集合众人的力量，改变新法，鼓励并努力实行，那么挽回利权而堵塞漏洞，保存我们广东而振兴中国，未必不是由此而来。英国凭借一个公司而使印度五地成为废墟，凭借一个商会而扰乱中国加税的提议，对外看到敌对气氛的紧迫，对内怀着家国的变故，这也是有心之人不能自己控制感情的时候了。自从近来各省有设立商务局的提议，事情下达给商厘正，这件事在旬月之间，寂静没有听到消息。我本性不敏于商务的道理，没有什么知识，只是以事变突然到来，共同遭受倾覆国家的感慨，没有忘记在心中，所以不揣测自己的愚昧错误，竭尽所虑，贡献所知。近来考察我们广东商务导致弊端的原因，远探西方商务盛衰的缘故，斟酌损益，期望可行。以野老而谈论文学，以聋俗而辨别五音，自知其不恰当。至于纠正而使之正确，条理而使之严密，推广而使之广泛，合力共济这艰难，这也是我小小的心所私下庆幸的。谨将诸事条列于下。

译第一条是公选总办。设立公司，是为了联合大众。设立总办，是为了统领各位商人。我们广东的风俗，言语不通，官民隔阂，百姓畏惧官吏如同畏惧老虎。一旦涉及诉讼，那些绅士之流大多倚仗官吏的权势，上下其手，借此谋取私利。书院、学社之多，冠绝其他省份，然而借此作弊的人不知有多少。鉴于这些原因，官员与百姓不相亲近，绅士与百姓也不相亲近，上下缺乏信任，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也无法自行实施。商务公司是国家的好政策，也是广东首创的事业。如果条理不完善，所任用的人不当，上面阻碍新政推行，下面背离商民意愿，事机一旦失败，就不可收拾。将来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总办这个人，必须学识渊博，通晓中外，能够保护商民、振兴商务，才能被选举。公选的方法，必须联合各位商人，集思广益，遵循议院的方法，坚守从众的原则，才能避免弊端。然而仍担心公选偶尔有失误，考察或许不够详尽，导致败类得以滥竽充数。所以定为三年一任，到期就替换。表现好的就再次选举任用，贪婪低劣的就起而除去，不能让他们借此盘踞以求长久安稳。而且筹款之事，出纳的权力，仍归于商人，总办不参与。这样官吏从商人那里取利，就没有专责的对象，总办没有压制之苦，商人也没有自我束缚的祸患了。

第二条是创办商报。农民生产食物，工人制造成品，商人流通货物。所以商人是农工的枢纽，掌握着天下互通的权力。至于商务报纸，大的方面可以详尽了解中外商业的盛衰，小的方面可以探求本行业的兴衰，开启风气，增进民智，精通商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么它又掌握了商务互通的权力。西方各国的报馆各有专门，以政治为重，商务次之。省会、香港的报纸不下十家，货价、市场行情、轮船航期，每日陈列，商务之事，也依赖它知道一二。然而只是记载本地，不及记载其他各埠的大势，洋货的大宗，哪些滞销以及如何，抵制的办法如何，挽回已失去的利益，则无法听闻。选择而不精当，谈论而不详细，每月没有记录，每年没有统计，知道渐进而不知道长远，知道末节而不知道根本，这也只是聊胜于无罢了。与西方考查精详、远近都记录的情况相比，则远远落后了。所以虽然实行了三十年，多达十余家报纸，但对于商务的盛衰，终究没有什么益处。现在应该特别设立一家报纸，精心挑选撰写人员，每月出一册，凡是省中七十二行的情况，细微之处都详细记载，列为表目。其余广东各埠以及外省、南洋等地，或者派人游历，借此察访，或者发函给当地商董，让他们随时报告。凡是有创造新器物、获得新方法的，就迅速刊登在报纸上，以开阔见闻，广泛翻译西方报纸，以了解通商之事，翻译西方书籍，以穷尽商学的道理，降低价格，以扩大销路，简化论说，以便阅读。几年之后，商报大行，智慧学问日渐开启，对于市场行情的涨跌，洋货的亏损，前后的盛衰，消长的时机，就像家人计算米盐，庄岳谈论楚语一样，知道得非常明白，掌握得非常熟练，商务的利益，难道还会有落后的祸患吗？我不相信。

第三条是开设商会。西方各国，没有不设立会团的，而见效最快的，以商会为最。葡萄牙、荷兰统治南洋，美国财富冠绝各国，英国领土遍布五洲，都是由此道而来的。我们广东各位商人，到处都有会团。凡是这些会团，不过是做岁时祭祀之事，宾客应酬的场所罢了。西共堂是七十二行的总会，却只被当作要挟长官的工具。义兴、海山等公司，是南洋华工的总会，却只被当作结党斗争的计谋。空有其名，而不知道根本要点，虽然成群但实际孤立，虽然聚集但实际分散。这对于商务，难道有什么补益吗？当今列国并立，在无事的时候，就以商为战。中国与十六国订立条约，洋货进入中国，每年达到三万万两以上。纵然天下的商人，集合全国的力量，聚集行省的财力，振奋精神，互为犄角，作为内守外敌的计策，还恐怕不能胜任，最终失败。何况只是拘泥于成法，声气不通，中外的变化，茫然不觉。他们众多而我们稀少，他们通达而我们闭塞，他们联合而我们分离，那么怎么能够不被他们削弱呢？怎么能够不被他们使贫困呢？现在应该仿效西方方法，设立商会，以省城为总会，以各埠分会。近的则一个月开一次会，远的则三个月开一次会。那些路途遥远而不能赴会的，就让他们以信函互通消息，了解当地的情况。开会之日，百行交集，工商云集，陈述土产所适宜，察访人情的好尚，辨别市货的涨跌。那些畅销而获利的，出谋划策以扩充；那些滞销而亏本的，集合众志以变通。有过去兴盛而现在衰落的，这里抛弃而那里取得的，都让他们自行陈述，审察利害，确定避趋，以兴利源。又中国所需要的外洋诸物，以及外洋所需要的中国诸物，都寻求抵御的方法，自售的办法，汇总要论，编成书籍，

译将这些内容刊登在报纸上，让上级和下级都完全知晓，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专一地趋向于此，无论远近都没有隔绝的弊端，从而让公家和私人都免于相互困苦的折磨了。

译第一条是设立商学堂。西方各国经商，上面有商部来经营管理，下面有学堂来教育培养，所以商学的人才用之不尽，而商业的利益日益兴盛。我们广东的实学同文馆，创立已经很久了，然而一个是专为水师而设，一个是专为旗人百姓而设，与商人没有关系。现在应该设立商学堂，聘请中西教师，严格规定课程，挑选聪慧的子弟充当学生。入学之初，首先以辨别文字、学习语言为第一要务。辨别文字的方法，分为楷书、草书两类，挑选通用的三千个字，按日辨认。学习语言的方法，先通晓粤语、客家话，其次再学习南北标准音。语言文字稍微有所认识，那么经商之学就奠定了根基。然后教以文法，传授算学，指示地名，训练西文。凡是所学稍有成就，就广泛翻译西方商务书籍，考究其原理法则，辨明其条例，对于制造、销售、水陆转运、邮政、电报、金融、保险、进出口税则、权衡轻重等事务，都让他们讲习，不要有任何茫然不知的地方。然而还担心他们见闻不广而局限于一隅。再挑选学成的人，遍游各地，先在广东各港口、各省各口岸，以及南洋各岛屿、华工所到之处，考察其商业，记录其情况，呈报给公司，以让众人周知。如果学堂经费稍微充裕，更派遣他们去各国，以求取新法并窥探敌情，那么中外的情况、精粗的学问，没有不齐全的，可以称得上通商了。用这个来振兴商业，什么商业不振兴？用这个来抵御敌人，什么敌人不抵御呢？如果说旷日持久，成效不快，那么倒行逆施的话，今天的商人，语言不熟，文字不懂，却急于追求微利的人，比比皆是。而最终不免于终年辛勤劳作，愁苦万端，却一无所获，那么谁得谁失，谁大谁小，不用智者也能明白了。

第二条是设立工艺院。工艺之道，中国有两点超过西方：物产极多而不假外求，工价很廉而成本很轻。如果能够开设艺学，教授工艺，使自行制造，以对抗洋货，那么凭借中国人口之多，心思之慧，不难超越欧美各国。日本三岛工艺日益兴盛，西方人尚且担心其侵夺商务，何况中国呢？我们广东地处赤道附近，物产尤其丰富，是海滨国家，中西交通要道，运输极为容易，这又是各省所不及的。自从通商以来，佛山针业大多废弃散尽，妇女织纺之业荡然无存。列国并存，商战时代，势力相当，才能自立。我们既然每天与他们相通，却依赖他们的器物，却不思考如何振兴技艺，自行制造来防范制约，那不至于上下束手无策，耗尽我利源的情况是不会停止的。现在应该创立工艺院，聘请工艺师，讲求种植工艺之事，如种茶、植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线、制毡等类。开始开办时，力量不足，就先设立贫民工艺院，教授粗浅的各种技艺，花费不多而获利很大，使他们能自食其力，而国家没有游民。既然有了成效，然后逐渐推广，几年之间，广东货物遍布大地了。海外华工也应当归来寻求这些技艺，不至于在异国卖身了。上保存国体，下救济小民，兴盛之机难道就在这里吗？

第三条是开设博物院。西方人经商，靠商报来阐明其道理，靠博物院来考证其实际。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日本的东京，美国的费城、芝加哥等博览会，其为百年来的最大博览会，自不必说。即使以香港而论，一个小岛之地，西方人仅数千人，尚且有一个博物院，作为士女游观、工商考察的辅助。而我们人口众多，省份广大，物产丰富，反而默默无闻。所以有终身经商、终身做工的人，问他们专门的事业，那港口的物产，仍然懵然不知如何回答。唉！近处尚且如此，那么各省就可以知道了。各省如此，那么五洲就可以知道了。博识与浅陋既然不同，智慧与愚昧自然各异，而巧拙的工匠、精粗的行业，就由此决定了。现在天下商权削弱了，商势孤立了。人家整齐而我们分散，人家智慧而我们愚昧，而我们每天驱使那些平庸、驽钝、失败、不识不知的民众，去与他们竞争，那么我们凭什么而不恐惧呢？近来，美国人李佳白想在京城创立一个博物院，以开启士大夫的智慧。凭借我们中国之大，却借助西方人的力量，那就太可耻了。湖南、广西两省创立学会，大量购置图书，然而只为士大夫而设，对商人还没有补益。现在应该在省会创立博物院，兴办之初，先准备七十二行中的工艺各种器具，以及广东省的动植物，并购买各省及海外制造的各种物品、水陆特产，以扩大其规模，开阔其知识，使中外物品陈列，互相炫耀奇异。愚昧者开启其闭塞，灵巧者神化其技艺。虽然没有公输般，但工匠自然灵巧；虽然没有管仲、陶朱公，但商人自然精通。又仿照西方博物院的例子，有新制的一件奇器、偶然得到的一件异物，就放在院中，记下其姓名，定下其价格，以示表彰奇异而扩大其销路，那么对外获得声誉，对内获得大利。凡是百工商人，没有不争先恐后而勉励

译是那些从事商业和技艺的人吗？

译第一，设立功牌制度。我们广东的工匠一向以精巧著称，无论是象牙球、刺绣业，还是各种精美的席子，西方人也都称赞不已，认为无人能及。可惜上面没有向官府申报领取执照的规定，导致人们奋发向上的心志懈怠；下面多有搀杂争夺、假冒伪劣的弊端，使得创造新法的人很少。于是使得智巧的技术日渐失传，畅销的物品日渐凋落。我的朋友南海陈锦涛，算术精深，西方人认为前所未见；周灵生，真诚恳切，一部书能超出中西算术的范畴。开平谢康如，能制作行军服装样式，送达英国朝廷，被大量采纳。早年出洋留学的学生，多半是广东人，其中偶尔有成就专门学问的学者，然而由于前述的原因，最终导致人才被压抑阻滞，不能发挥作用，实在可惜。考察美国每年向官府申报创新器物并领取执照的，多达两万零二十项，其中法则类有七千三百项；英国则有六千九百项。现在应当仿效他们的办法，凡是工商界能创新法新艺的人，就在商会开会时，当众考察其确实有实用价值且利于百姓的，就由公司总办禀请大吏，授予功牌，给予丰厚利润，刊登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凭借我们广东物产的丰富、工商的灵巧，几年之间，新法新器将层出不穷。那么凡是顺德的蚕桑、鹤山的茶、新会的葵橙、高要的草席、清远和英德的煤铁、南雄和龙川的纸、兴宁的布、惠州的糖、广州四会的竹木、潮州的瓷器、从化的油豆、香山和番禺的水果、琼州的藤木、沿海各县的鱼盐矿产、石湾的瓦器，这些过去在广东称美的特产，也将争相考究，精益求精，以扩大其自然的利益。

第二，设立轮船。轮船数量之多，以英国为最。其商船来到中国的，每年多达千余艘，所以东方商务的兴盛，各国中首屈一指。我们广东沿海而居，是通商的国家。然而轮船禁令未解除，道路阻塞，百里之遥，动辄耗费时日，商务的停滞，大概就在这里吧？过去有商人开设轮船，向官府申报领取牌照，在内地航行，但厘金关卡的胥吏都借口走漏税款的弊端，一旦防范厘税的措施废除，就一直没有定例。近来梧州开埠，外国船只充斥，侵夺商利，哪里能计算得尽？因为区区防范弊端的缘故，而自我困顿百姓，增强外敌，不如放宽例禁，让民间自行设立轮船，遍行内地，以流通百货并收回利权更好呢？无事时作为通商运载之用，有事时作为调兵运饷之用。过去广西的旱灾，今天高州的动乱，轮船的功效已经可以证明了。如果再建造巨轮，通行南洋，联合华工，夺取洋人公司的权力，收取载货搭客的利润，一旦有变故，可充当战舰，为国家抵御外侮提供帮助，公私两利，一举两得，这是极好的办法。日本效法我们，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战胜我们的原因。

第三，办理团练。我们广东自从孙文之变后，人人都有恐惧之心，城市之间，团勇相望，然而抢劫案件并没有减少。这虽然是盗贼滋长猖獗，实在是因为捕治没有方法。中国通商各口岸，五方杂处，是盗贼的渊薮，而抢掠之事整年很少听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方法好。设立捕房来总领稽核，规定守时以舒缓他们的余力，口号统一，则呼叫调动自然灵便；器械精良，则抗拒抓捕尤其容易。严明赏罚，打破界限，能够收到指臂相助的效果，盗贼就敛迹了。考察广东街道之多，除了旗人满人所居住的地方外，有二千四百五十六条，每条街大约有团丁四名，统计其数量，不下万人。如果聚集合并，精心训练，那么干城之选，就是泰西民团的方法。只是捕盗吗？过去他们势力分散而不聚集，私用而不公用，办理团练的权力没有一个尊定的标准，捕盗的方法没有守望相助的辅助。所招募的都是乞丐之流，所使用的都是破旧不堪的器械，终日站立，没有定时，一年之久，没听说操练。他们疲惫倦怠的样子，散涣的态势，弱小的孩子尚且侮辱他们，何况强盗呢？每年花费巨大而不能收到效用，虚有其名而实际遭受其害，那么又何必做这件事呢？现在应当裁撤旧额，另选壮丁，完全仿效西方方法，设立捕房以统一事权，聘请通晓泰西兵法的人作为教习，用兵法训练他们，更新章程，定为例禁。省城既定，推广到各埠，沿袭实行，那么盗风可以稍息，商业也可能稍微安定。

第四，修缮街道。省城户口之多，京师以外，首推我们广东。然而道路低洼狭窄，沟巷秽臭，行旅苦不堪言。西方人游历，到这里认为这是土番之国，确实不错。过去南皮张香帅督粤时，修筑堤岸，建造码头，商人称便。只是大工程未完成，就突然中止，广东人至今惋惜。现在应当仿效香港洁净局的例子，规定清道的方法，严禁堆积秽物。狭窄的地方就拓宽，淤塞的地方就疏通。设置自来水，以免泥泞之苦；设立街市，以除秽杂之患。增修堤岸，添设码头，那么轮船得以停泊，马车、手车也可以使用。节省搬运的繁杂，免除游民之苦，消除疫病之害，往来的便利，商旅的利益，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以上这些道理，都是泰西已经实行且极其切要、极其接近、极其简单的。

译这至关重要，容易推行，是商务公司应当着手办理的事。那么将如何筹划呢？回答说：方法有四种。我们广东人颇以好义著称，省城的爱育善堂、广济医院，香港的东华医院，澳门的镜湖医院，其资金多至十余万两的，都是由劝募捐款得来的。去年广西发生旱灾，广仁善堂筹集到五万余两银子；近期湖北发生灾荒，也不下一万两。至于商务公司，则由上层倡导，下层执行，大可以保卫国家，小可以保全家庭，这件事非常重大，利益非常广泛。集合全省八十家善堂的力量，到处募捐，所筹集的资金必定不是区区救灾济邻之事所能比拟的。这是第一种方法：募捐。广东的闱姓业，在六年之间，申报收入二百二十万圆，缴纳饷银四百八十万圆，也可以说是数额巨大。然而人们仍然像鸭子一样争相趋附，唯恐得不到，何况凭借商务的大业，拥有商报、轮船、工艺等各种利益呢？巨大的信用一旦确立，人心所向，聚集众人募集股份，那么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这是第二种方法：集股。设立一家公司，实际上是商人兴利除害的计策。现在根据省城七十二行核算其商务的多寡：如迎神赛会的惯例，按规定输助一份；凡是从商学堂、工艺院学习毕业的人，三年内必须将其所得薪水的一半投入公司，以充作经费；省城民居铺户约九万余间，人口约六十五万四千余人，如果每人捐一两银子，折半计算，也有三十余万两。况且有公司为之保护，有商会为之研讨，有功牌为之鼓励，有商学堂、工艺院为之学习，益处非常大。如果不捐一两银子的人，都不能参与其事，均沾其利。商人近期为自身家庭谋划，远期为子孙打算，难道会吝惜这一两银子而失去这巨大的利益吗？那么所得更不止三十余万两。省城庙堂有多至十余万两，或数万两的，迎神报赛动辄耗费千百两，大的以万两计，陋习沿袭，安然不以为怪。现在稍微节省，将所耗费的费用用于有用的地方，日后公司获利，按数额抵派，这种方法非常美好，利益也自然存在。这是第三种方法：例捐。我们广东的富裕，外人认为富甲九省，如果在公司内设立任祠，凡是捐款超过一万或数千两的，就在祠中立牌位，全省工商人士聚集，时常祭祀以铭记盛德，或者禀请上级官员表彰其门第，切实鼓励，那么所资助的必定很多，这是第四种方法：励捐。资金已经筹集，各项事务立即办理，那么规模也就初步形成了。其他如设立保险以安定生计，开设银行以互通有无，修筑铁路马路以便利往来，确定厘税以便出入，疏浚河道以通畅运输，开采矿产以救济困乏，派遣游民以开垦荒地，沟通南洋以保护华工，联合各省以扩大声势，毁坏淫祀以尊崇孔子，设立书院以惠及士人，教化蛋户以兴起渔盐之利，教化苗民以兴起山泽之材，禁止赌博拐带以除去日常之害。所有这些条理，都是以后需要使用的，不是现在急需的。等到三年以后，基础大致确定，功效已经显现，众志成城，然后列举这些意义互相告知。

译山西商务总局集股章程

山西巡抚胡奏请设立山西商务局的折片：此前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议，批复御史王鹘运关于讲求商务的奏折，奉谕旨命令各督抚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重、素有声望的绅商担任局董，将该省物产行情逐一详细研究，以期扩充商业利益。随后又接到咨议，批复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条陈养育百姓事宜的奏折，命令仿照设立商局的章程，招集绅商广泛劝办等因。查阅原奏中称：开渠种树、缫丝种茶、植棉等项，要么不适合晋省，要么需要逐渐推广，能否开办，容臣体察情形后再行奏明办理。但所称葡萄酿酒、皮毛筋角等货物，都是北方土地所产，自然应当及时扩充。查省内葡萄随处可见，尤其以文水一带所产最为著名。近年设有教会民众，能仿照西方方法酿酒，其味道浓厚芳香清冽。确实若能设局开办，延请精通此业的华洋人士教授酿造，设法销售，其利润应当能与泰西的香饼等酒相抗衡。况且古代酒酤由官府经营，米糟肉酱皆由官府提供，规定数量，这是民众酿造销售，官府补助，尤其属于有利无弊。至于羽毛齿革，记载在《禹贡》中，本来与金锡同样珍贵。现在的皮毛等货物，产自口外者通行海内，晋省腹地也间或有之，但工艺劣质粗糙，营销尚且滞涩。若能招商设局，延请专门人才，讲求机器，将口内外的毛货加工精造，自然可以广开销路而扩大利源。只是人情乐于看到成功，难以参与初创。晋省地处偏僻角落，向来未讲求西方方法，商民大多拘泥于旧习。如果仅由官府设局劝办，众人难免疑惧沮丧，非得本省殷富绅商、品望素著的人来倡导，恐怕难以成事。查有籍贯山西的刑部候补郎中曹中裕、候选道冀以龢、候选知府刘笃康，都识见明通，品行端谨，乡望素孚。拟调该员等来晋，由臣督同司道与他们商办一切，必能联络官商，合为一气。等在省城设立商务总局后，就针对本省土货易于营销的先行集资试办，此外查有可兴之利，再随时推广。将来开办矿务一切招商集股事宜，亦可派令他们经理。如果蒙恩允准，拟请旨饬令下部臣速令该员等来晋，借以资襄助，实于商务大有裨益。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奉旨：照所请，吏部知道。钦此。

公启者：晋省是古圣建都之地，制度文章率先天下而倡导开始。然而唐俗勤俭，大多谨厚自安，虽然盛世享有富强之誉，实则仍保持古朴。看那山川蕴蓄，财富藏于地下，却无法开采，甚至经商劳作者，几乎四方转运，艰难却无人筹划。至今事机日益紧迫。追溯自海疆开埠互市以来，南北行商频闻亏损。等到倭韩事件发生，晋民在旅顺、奉天经商的，损失多达千数百万，以致市井萧条，百姓困苦。贫穷是弱小的开始，关心世道的人，深思其故，难道是巧拙不同，势迟速异？应当是人工之于机巧，不可以强争吗？还是人各一心，无法自我奋发，耻于效仿，无人开创呢？当今朝廷博采正直之言，诏令兴办商务，我胡大中丞通筹全局，首开天算，让各学掌握其本源，复奏设立商务局，勉励以富裕国家、繁荣民生，期望集思广益。我认为通商惠工，是圣道所不废弃的。现在的商务，不仅是效法泰西的长处，实则是恢复周官的遗意罢了。有人说滨海地区，耳濡目染，所以经商者易于争长而取法。晋省则见闻所限，落后了。不知商务的兴起，以货财为主，晋省的货物以煤铁为大宗，地利所藏，犹如不竭之渊，不涸之仓。如果能精心采炼，设法转运，则利源日辟，其勃发兴起可以确信。然而不聚集众人之力以为力，合并众人之财以为财，势必观望迁延，因循误事。利权一旦失去，想要再收回就难了。譬如家有窖藏，我不自取，却仰屋忧贫，一旦他人取走，虽悔何及？由此看来，开矿以出煤铁，火车以利转运，实为当务之急。如织布、火油、毛货等，也宜次第扩充。近今有志之士忧目时艰，争相砥砺，如果能有裨于国计，虽毁家纾难，都义不容辞。况且本厚者利宽，又有人引导先路，有不乐观其成而共襄此举的吗？我等绅商身受委任，也想竭尽智能。而全省所开辟的，举凡开拓振兴之策，联络保护之方，如果不求助于人，实恐无法施展。所望诸同人顾全桑梓，与各省君子协力兴举，各来厚资，以成大业。当兹利源甫辟，在近者实力提倡，在远者与声应求，这是深佩而跂望的。附呈招股章程，诸乞匡其不逮。谨启。前浑源州学正太平柴淇、拣选知县太谷张惠、内阁中书太谷曹中成、刑部候补主事太平刘笃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灵石何乃莹、刑部贵州司主事忻州杨履晋、前京畿道监察御史临

译汾州曹榕，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洪洞贺勋，工部候补主事；太谷杨长澡，候选知县；吉州冯作栋，刑部候补郎中；太谷曹中裕，候选道；介休冀以龢，浙江严州府知府；太平刘笃康，国子监学正、学录；夏县贾景仁，谨启。

译一、晋省此次筹办商务，事务繁重巨大。首要的是开采煤铁业，已勘定平定、潞、泽三处矿苗最旺盛的地方，依次购买机器开设工厂，分炉冶炼，随时运销。其次是火车铁路，这与煤铁盐务的运销相辅相成，潞安、平定两处并计划接入芦汉干线，自然可以搭载客货，广开利源。第三是机器纺织，即用本省棉花、毛货织成布匹、毡毯，分路营销，以免利权外溢。其余如葡萄酒、煤油、火柴等，都计划依次招商兴办。计算购买机器炉具、钢轨、买地、设栈等一切费用，大约需要成本银八百万两以上，才够周转。现就用本省所招股本银两，先行选择重要项目试办，一旦商股招齐，就应当依次办理。

一、用途既多，不得不广为招徕。除本省绅士富商、官场由总局收银付息外，所有外省招商集股的事宜，现拟禀明巡抚，札委稳妥可靠的绅士商人分赴外省通商各口岸，广为招集。其中收汇解款，统一由新泰厚、大德通、大德恒等钱庄就近经理。

一、所招股本，每股库平足银一百两为一股。从一股到千股，都可以附搭。每股分两次交纳，自注册之日起，每股先交银五十两，发给局中收条。半年后定为第二次交银的期限，再交银五十两，即将前次收条缴还，由经手的钱庄换给股票息折，凭此取利分红。如果第二期五十两不交，就将股份销除，并将以后应得红利扣除，不予分派。

一、晋省设局督办，绅士办理照中国买卖常规，参以外洋公司章程。所有各项职事人员，多在商股中选拔充任，以期得力。不派委员，并除去书吏、差役、文案等名目。那些挂名干馆之类，一律禁绝。浪费既少，利息自然丰厚。至于各项出入，都有总账，每日有流水账，每月有小结，每年有总结，随时都可以查核。而有股的人，也可以随时入局察看。开办一年之后，每年刊刻总结清单，分寄各省，使有股者一目了然，以免蒙混侵蚀等弊端。

一、各股应得息银，都从各事开办之日起算。如矿务从开炼煤铁之日起，铁路从开车行走之日起，织布从开机动工之日起。每年除去正、腊、闰月不计外，其余十个月按五厘计息。此外再分红利。付利、分利都在年内腊月中旬，由晋省总局预先知会各省，即由各钱庄就近按折支付。

一、商局办有成效，到结账之时，除去每年官利、应提税课以及绅董、矿师薪水、局费、勇兵粮饷等一切开支外，作为十股计算。二成提取充作公用，一成提取作总局花红，剩余七成按股均分，作为红利。如果扩充铁路及推广生意需要增添成本，或者就从这七成内提取，或者另请股东添本，都由总局临时知照股东办理。

一、股分大者，重任许派人，常驻在局，充当职事人员，以便检查。凡股分一万两以上，准许派一人；二万两准许派两人。到局应办何事，应领薪水多少，须由总局量才酌派。如果其人不称职，或不安本分，准许由总局随时辞退，仍请原主另派，不得徇私情。

一、本局兴办各事，需要人才很多。所有司账、监督、工匠等人，都量才器使用，约给薪工，按月发放，不准挂借挪移。除饭食、灯油纸张杂用，按照实数开销外，所有应酬等项目，一概不得冒销。倘有侵吞亏空等弊端，由局总辞退另举，仍由原保之人追赔垫补，以重公项。

一、晋中五金各矿最多，自设商局之后，不得任意私开。如各省有愿意出资集股开采者，除平定、潞、泽二处外，准许其妥善议定章程，禀由地方官详请大宪核准。一方面亲自到总局共同考核，等奉批准后，再由本局照章勘验禀明，后发给凭单，收取帖费，准许其开采。此外，如织布、制造、火柴、纸、酒之类，凡须购机办理的，都准许各商出名认办，但总须由总局发给凭单，以示统一。如有私行招股、虚设公司、影射牟利、欺骗所致，或累及本局声誉，一有风闻，就应当认真查察，禀请严究。

一、晋省设局，量力任事，严禁浪费，可以没有意外亏折。如果日久利微，也绝不累及股东派认亏空，特此先声明，使无后顾之忧。

一、买得股票后，如有要事需要愿将股票转售于人者，听其自便。本店按期付利，只凭股票、股折办理。只是不准中途抽撤股本，因为股银都已变成货物，不能动摇大局。

一、各厂章程，都用西法。开矿的矿师，制造的洋匠，都须禀明巡抚，函知出使大臣，在

译各国延请名家高手，约定邀请他们来中国，总揽管理一切事务，大概不至于白白耗费巨资

译一、山西设立商务局，官员与绅商同心协力，不倚仗官威，不侵犯商权。银钱账目、买卖等事务，由绅商经营管理；弹压地方、保护利权，由官员主持。如有事务涉及衙门，由绅商承担，不至于连累商民，大家无需疑虑恐惧。

一、晋中设立商务局，本是初创之举。凡是各省的官员、绅士、商人，有能明晰机器制造、矿务利弊者，或访闻总局中有什么弊端，无论有股无股之人，都可以来局面谈，或者路途遥远以书信告知。要知道此事是为了保全我中国的利权，凡是我中国之人，想必没有不愿意协助完成这一举动的。本局深愿集思广益，不敢自私自利，闭塞聪明。

一、本局创办之初，周年利息最初定为三厘，因担心商情不能踊跃，所以改为五厘。此后无论外省、本省，一律以五厘计算，以广泛招徕。查各公司章程有随时酌情修改的先例，本局此次重订，与先前订立的略有不同，总期振兴商务，并非敢随意更改。以上招股章程十五条，均已禀报上级大员核定，先行刊刻，使众人周知。此外矿务、铁路、织布等事务，各有专门订立的章程，随后禀定刊印呈报，特此先予声明。

书开北方利源总公司条议后

子梁上呈北洋大臣《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条议》，洋洋数千言，其主旨认为中国北方未开垦的土地很多，无业民众众多，可兴办的利源甚多，顺应民众的利源而获利，应以农工为本，有了农工然后才有商业。如今为中国广开利源，凡是自有之利从而拓展之，与外人公共之利从而剖析之，外人所独占之利从而效仿之，只要使农政工政并举，整顿商务的策略就在其中了。北方自直隶以外，连接河南、山西、山东三省，拟设四大公司：一是农田公司，二是海利公司，三是矿务公司，四是商务公司，总名为北方利源总公司，逐节管理，利无不兴等等。以下列举十条，如农田、蚕桑、山林、牧场等利统归于农田，机器织造、机器及保险之利合并为商务，此外渔海、开矿则为专门条目。按照观察所言，商业以农工为本，与西方人的说法互相印证，这是善于学习西方人的表现。商业在中国四民中排在最后，而西方人则专门重视它，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最重要的事情。有商业则士人可以实行其所学而学问更加精深，农民可以流通其所种植而种植更加兴盛，工匠可以销售其所制作而制作更加勤勉，这像是掌握四民纲领的商业，其道理是以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的，西方人得其要领，实有可把握的凭据，不能执着于崇本抑末的旧说来诘难它。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自得到所需，因此能称王天下；齐太公创立圜法而兴盛周道，管子整顿盐政而成霸业，这是商业足以治民兴国的证据，古代的圣贤有用过的。况且处于今日万国相通的时代，五洲如一室之时，更不能将商务置之度外，倘若仍墨守旧说，视为缓图，或者反而因为它是西方人所崇尚而忽视它，那么将坐视中国的财富逐渐输往海外，中国日益贫困且衰弱，西方人日益富裕且强大，该怎么办呢？近年中国朝野上下渐渐知道重视商业，商务次第兴办，似乎可望有转机了。然而以我的意思推测，似乎有两个弊端：一是仅仅效仿皮毛，未能开设学堂，造就人才，从学问中探求商务的根本，这是中国向来苟且粉饰的习气；二是未兴公利，先务私利，上面的人名为整顿商务，收回利权，其实几乎想使国家与商人争利。这与西方国家重视商业，任由商人自行兴利，而国家极力保护的做法，其用意正相反背。然而存有这种心思的人，其弊病虽然在于与商人争利，其心本意固然是为国家。无奈立意既已错误，承其下者认为专门谋求私利，则人人存一自私自利之心，于是奸商业者，影射取巧，假公济私，其弊端乃不可究诘。这是由于中国正学不明，仕途不清，人心沉溺于利欲的缘故。西方国家重视商业，未尝不取商人的钱财，而涓滴归公，皆为公用，从未有人在中间染指。如英国三岛及法、德等国，都不超过中国两个省份的面积，而其每年出入的约数，在白金四五百兆以外，不止中国的六七倍。各国从商人那里取财，货物则征税，市场店铺则征税，契约票据则又征税，而舟车经过关津的更不用说。关税收入，比中国多百余倍。征敛如此，民不堪命，而商民不以为病，为什么呢？因为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古代中国制用之经，每量入以为出；如今的外国则按年预先计算国家大用，而量出以为入。其收入者，无不随即支出；其支出者，又无不随即收入。凡是兴办大工程大役，先令民众捐献若干，而民众以工作谋生，商人以物料求售者，无不得利以

译离去。这完全是因为官吏奉行法律，没有丝毫弊端漏洞，所以能够使国家与商业联结为一体。那么，中国如果想要振兴商务，也应当从这根本所在着手了。至于姚观察的条陈建议，是先讲农业和工业而后讲商务，有先后的区别，却没有轻重的分别。只是恐怕阅读的人误解他的意思，或者把商务当作缓办的图谋，因此我才如此抒发自己的见解。

译行商必须依靠公司的道理

流动贩卖货物称为商，固定囤积货物称为贾，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固定经营的人如果没有流动贩卖的人，就无法沟通往来，导致贸易信息滞后，利润必然被他人夺走；流动贩卖的人如果没有固定经营的人，就无法扩大销售，导致囤积的货物过多，利润也必然被他人夺走。什么是流动贩卖？货物必定有产出的地方，如果不亲自前往，就无法知道货物的优劣，也无法了解货物的成本究竟如何。况且人心各异，风俗不同，某地出产某种货物，某地销售某种货物，出货的多少与销售市场的盛衰，必须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谈论谋取利润。比如浙江的货物，以丝绸为大宗；山西陕西的货物，以皮张、药材为大宗。其他省份需要丝绸、皮张、药材的，必定派人前往这些地方购买，运回销售。有专门前往贩运、再分售给各店铺的，也有单独一家店铺独自运货独自销售的。那些向贩运之人分批购买的人，必定是资本不足，即使能获利，也已经让贩运者分走了一半利润。独自运货独自销售，如果有利润，无论多少，都可以独享。所以贸易必须资本充足，资本充足就可以随心所欲，这就是所说的“多财善贾，长袖善舞”。如果是固定经营的人，则守着店铺，应酬顾客，虽然流动贩卖的人不能没有固定经营的人配合，但终究固定经营者的权力不如流动贩卖者重要。中国在未开放海禁之前，销售的虽然都是中国货物，但各省无不有行商运贩。现在所谓的坐庄，就是古代所说的行货。其中虽然盛衰不一，盈亏不齐，但中国的利润仍被中国人所得，最终不会外流。自从与各国通商之后，外洋的货物越来越多，而内地运出的货物也日益增加。西方人初到中国时，不熟悉情况，华商获利本来很厚。到现在西方人在华日久，对一切风土人情调查得十分详细，中国需要销售什么货物，他们就制造运来；外洋需要什么货物，他们就购买运去。华人都听任他们摆布，于是洋人的商务日益兴旺，华人的商务日益衰落。原因就在于此。在华的洋商都有清册记载，起初统计有六百七十二家，以英国商务最为兴盛，所以英商占三百六十三家。到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底核算，统计通商以来六十九年，英商增加到六百零三家，其间倒闭了两家。德商由九十二家增加到九十九家。日商由三十四家增加到八十七家，美商由三十一家增加到四十家，俄商由十三家增加到十四家。其他如法商二十九家倒闭了两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也各有增加。各国在华人数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总计九千七百五十五人，到去年年底计有一万零八百五十五人。英国得四千三百六十二人，美国得一千四百三十九人，法国得九百三十三人，西班牙得八百七十一人德国得八百七十人，日本得八百五十二人。有人说洋人在华的固然不少，但华人在外洋的也不为不多，为什么只有洋人的商务有起色？洋人在华的几乎都是行商一类的人，华人去外洋的大多是做工的人。做工的人只顾自己，即使人多有什么益处？又有人说洋人来华的都是资本充足，所以能掌握利权，华人没有这样的资本，怎么能行商？回答说：这不对。洋人资本虽然充足，也不是一个人出的。其原因在于设立公司，协力互助，他们的势力联合，联合则商务日益兴盛；华人不肯设立公司，他们的势力分散，分散则商务日益衰落。我私下认为中国要想振兴商务，必须设立商务公司，配备公司船只，土货则自行运往外洋，洋货也自行运来中国。虽然一切制造不能与他们竞争取胜，但自行前往购买运输，那么外洋货物成本的厚薄、制造的多寡、销售市场的衰旺，都可以详细考核清楚，不听任外人的摆布。否则受限于资本，局限于一隅，货物听任他们挑选，价格任其高低，如同处在暗室之中，面墙而立，却想与他们争夺商务的利润，我私下认为这终究是不可能的。现今西方人日益富强，中国日益贫弱，如果想转弱为强，非致力于商战不可。要想进行商战，非华商多去外洋不可。然而路费巨大，旅居费用高昂，如果不是资本充足，怎么能做到呢？那么公司的设立，怎么可以延缓呢！

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好

中国起初没有公司的名称。公司的制度创自西方。西方商务的兴起，确实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精深，制造的巧妙。然而资本实在巨大，如果没有公司，那么一两个人的力量，断然不能从容应对。无论设立一个工厂，开设一个商行，其资本有多达数百万、数千万的，至于工程更是非公司不足以完成。所以铁路有公司，开矿有公司，电报有公司。就拿铁路来说，拥有最多铁路的国家有十几万英里，其费用何止数千兆？西方人不惜花费，不嫌成效迟至数十年，但一定要建成，其利润也必定收回数百倍，而计算没有失误。这种巨大的事业，如果不是筹

译这于国家是不可行的。然而试问，即使有极其富有的国家，能独自筹措这笔资金吗？富商不必说了，只有能汇聚众人的钱财，才能普及众人的利益。起初汇聚几十人，推广到几百人、几千人。聚集的财富越多，建立的基业就越宏大，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人们看到公司获利丰厚，那么依附入股的人自然增多，招募股份自然容易。小的做成小的，大的做成大的。即使有资本极大的事业，常常苦于人力财力达不到，但自从有了公司的设立，就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了。至于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公司，一件事有一件事的公司，几乎汇聚全国的人，都具备互通财物的意义，如果说商务还不能起色，那是没有的事。况且使用钱财如同用兵，兵力因聚合而气势雄厚，可以制胜，可以克敌。如果分散而不聚合，那么人心不齐，力量不聚，没有不溃败分裂的。西方人设立公司，就是运用用兵的道理。中国商务的衰落，都是因为人心不齐。人心不齐，都是因为钱财不聚。钱财不聚，都是因为公司没有设立。往往开设一个店铺，建立一个行业，资本之大，没有超过百万的，股份之多，没有超过一二十股的。即使就一个行业而言，各自计算盈亏，各自应对涨跌。在闭关自守的时候，所损失的利益固然损失在华人手中，所获得的利益也获得在华人手中，对大局原本没有损益。自从通商以来，逐渐形成商战的局面。西方人聚集钱财与我们对抗，而我们不能聚集钱财来抵御他们，不仅不能抵御敌人，而且自相矛盾，甚至倒戈相向。难道有不被西方人打败的吗？现在的计策，无论哪项贸易，都应该设立公司。招商局、电报局，就是前事的借鉴。当两局创立的时候，人们都观望不前，到今天才知道两局获利丰厚。假使商局不招募股份，那么商局至今没有建成，江海之利必然被西方人独占；电报不招募股份，那么电报至今没有设立，其利益也必然先被西方人独占。公司的益处，不是可见一斑吗？现在风气虽然打开，但人心终究觉得不齐，人力总嫌不聚，所以虽然有公司的设立，或者因为招募股份不易，事情在即将成功时失败；或者因为不能继续招募，半途而废，致使人们于是借口公司不可靠，来堵住招募股份者的嘴，并且使入股者寒心。不知道公司不能成功，不是公司不可设立，或者是立法不完善，或者是资本不足罢了。曾经考察西方人的定例，公司分为两类：一类叫有限公司，一类叫无限公司。所谓有限公司，凡是持有股票的人，遇到公司亏损累累的时候，除了每股预定缴纳若干外，就可以毫无牵累；如果无限公司到资本耗尽还不够，债主仍然要向各股东催索，直到一点欠款都没有才停止，这就像华人的合会。然而有限者可以量力只交一股，不必再交，还还是不还听之他人，没有后患的；无限者所认的股份虽然有定数，但长年累月有一力不足者，就多亏损赔偿的祸患，这难免有后患的。西方人近来所设立的，大半都是有限公司，使人没有后患的忧虑，招募股份自然容易，入股自然多，所以所设公司可以一天比一天增加，而商务也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虽然也有仿效实行的，但还像晨星一样稀少，而风气终究没有大开，商务所以终究未能起色。我的意思是想要振兴商务，必须广泛设立公司，不敢说公司都有盈余而没有亏损，合起来计算所损失的固然巨大，然而用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分担承担，那么所损失的也就轻微。虽然入股的人不能人人都过问事务，人们本来不能没有疑虑，那么试着取英国颁布的公司定例观看，就可以知道公司有利而没有弊了。如果能广泛设立公司，使全国的人不经商也如同经商，那么商情自然熟悉，商力自然雄厚。等到既熟悉又雄厚，如果说还不能与西方人争胜，我不相信。

译论公司的好处

谚语说：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又说：众人抬举，容易成功。这些虽然是世俗浅近的话，但我认为，即使是圣贤的经典传述、周公孔子的精微言论，也不能改变这个真理。一只狐狸的腋下皮、一撮沙子，有什么用处呢？把它们当作废弃物看待是可以的。等到积累而成皮衣，可以价值千金；聚集而成宝塔，可以供人登高游览。将无用之物转化为有用之物，快捷如同转动圆环。聚集与分散，其利害关系也就非常明白了。

吐谷浑可汗将要去世时，给他的各个儿子每人一支箭，命令他们折断。儿子们应声折断箭，就像折断蒿草一样，都笑着说：“这很容易。”可汗又命令将十支箭捆在一起折断，他们奋力许久，箭却丝毫无损。于是告诉儿子们：“你们也像这些箭一样。分散居住在各个部落，不能互相救援，恐怕难免遭受邻国的侵吞削弱。”于是兄弟们流泪接受命令，捐弃怨恨，消除猜忌，吐谷浑因此成为强国。

试拿欧洲、美洲近来的事情来验证。德国长期遭受法国的侮辱。前任国王威廉一世，提拔俾斯麦为宰相，擢升毛奇为大将，将日耳曼联邦合为一体。一次在奥斯马获胜，又在色当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并尊称他为“德意志皇帝”，德国因此屹立成为欧洲强国。美国隶属于英国时，不堪忍受其苛刻暴虐的政治。华盛顿振臂一呼，全洲响应，经过八年的血战，终于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将南北花旗合而为一。创立公选民主的制度，每六年一任。法国视天下如破鞋，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将传位给子孙改为传位给贤能，即使是尧舜的禅让也不能超过它。而且民主由公众选举，尤其美好完善，深得上天生人一律平等的旨意。那些暴君放纵恣意的弊端，又从哪里产生呢？

集合众人的智慧作为智慧，这叫做大智；聚集天下的力量作为力量，这叫作全力。用这种方法图谋成功，什么功业不能成就？用这种方法抵御敌人，什么敌人不能摧毁？德国、法国两国联合的事情，成效也非常明显了。

如今天下是战国时代，各国讲求商务，不遗余力，这又是一个商战的世界。英国人重视商务，国家竭尽兵力来辅助它。通商以来，中国的商务，英国商人实际上占据了十分之七八。各国都自顾不暇，但近年来加意考究，英国商人的生意逐渐被各国侵占。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制造货物的方法日新月异，每年不同，价值较为低廉，出口的土货，畅销欧亚两洲，大有不胫而走的趋势。各国都羡慕又嫉妒它。至于我们中国，则是各国视为金库的地方，进口的洋货日益增加，没有不获利而去的。

税则附和约之后，海关设立囤积货物的栈房，子口单、半税单、三联单、报关单，这些用来避免厘金苛求、便利商人转运的措施，无微不至。又设立公司以扩大商业力量，商人偶尔遭受亏损，公司起来抗争，没有不如愿得到赔偿的。国家保护商人，以及商人自行保护，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中国却不是这样，海关官吏的侵吞掠夺，厘金关卡的诛求勒索，从商民那里索取的，唯恐不多。加上外债日益增加，偿还的利息巨大，财政大臣仰屋兴叹，束手无策。只见那些计算利益的臣子，早上呈上一份奏折，晚上进献一篇疏文，都以横征暴敛为事，没有顾及商民财力不足的，竭泽而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实在令人感慨。

西方商人之所以能制胜，固然因为有国家的保护，也因为公司的好方法足以维持而不败坏。成就大事的人不吝惜小的花费，所以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西方商人每创立一个公司，筹集资金动辄达到千万以上，开始之初，规模宏大深远，几年以后，成效逐渐显著，获利如同掌握券契一样有把握。即使遇到意外风波，掌舵者也不改变方针，这种坚忍的品性，值得称赞。

华商力量浅薄，动不动就受人挟制，很少有能自立的人。而奸诈狡猾之徒，倚仗官府权势，招募股本完成后，视公司如己物，大权独揽，肆意侵吞，沉溺于酒色享乐，挥霍钱财如粪土，导致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愿遭受众人的唾骂，公司招股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人人视其为畏途。谚语说：宁可一个人养一只鸡，不可几个人牵一头牛，这话确实感慨良深。

如今通商的局面，四通八达，口岸越开越多，而日本新订的和约，又允许在内地制造，土货和外洋机器运入中国，无法阻挡。华商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懈怠，不思振作，零星贸易，气力单薄，不仅无法抵制西方商人，恐怕还会被西方商人全部吞噬。为今日打算，只有各行各业各自集合，成立一个大公司，有无相通，缓急相救，呼应灵通，或许才不至于被外人控制，价值涨落，不至于完全仰仗外人的鼻息，货物有抵押的地方，足以周转，即使不想降价现售，那些外人纵然善于操纵，又能把我们众志成城怎么样呢？

公司的好处，笔墨难以穷尽，而这一节，则是利益最显著的。世上不乏精通计然之术的人，对我的话有所采纳吗？

论中国公司之难

中国创立公司，不过是近年来的事，在此之前没有听说过。然而自从有了公司，中国的场面越来越广阔，中国

译去市场上看，局面更加疲敝。就拿上海这一地区来说，眼下倒闭欠债的情况非常多，连年接连出现。议论的人无不纷纷扰扰，都认为是公司股份制带来的祸害。他们说股份制之所以有害，在于股票互相买卖，无异于空盘交易。因此那些贪多求利的人，都把它视为可以囤积居奇的货物。等到一旦局势变动，股价涨跌无常，而股价上涨时不肯立即卖出，股价下跌时又不肯低价出售，以至于银根紧缩，生意无法运转。等到时间久了，没有一项不跌价的，人们又急着想要卖出。想要出售的人越多，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就越多，而价格也就越便宜。于是成千上万的倒闭欠债，就从这里产生了。这种祸患在于股票得以辗转买卖，而不在于公司本身。

泰西（西方）的生意，没有不是以公司形式进行的。一个人的财力，一家的力量，即使说积累多年，又怎么能独自承担得起数千上百万规模的局面呢？自从创立公司，然后集腋成裘，众人合力就容易举事。以一个人出资一千，十个人就合成一万，一百个人就合成一亿，一千个人就合成一兆。其数额巨大，其力量雄厚，其气势可以有所作为而无所畏惧。假如不幸生意不顺，或者有亏损的地方，把公司所有的资产全部折价抵偿，而每个人损失的不过千金而已。合起来看显得多，分开看显得少，经营时有可以依靠的资本，亏损时损失有限。这种方法的优良，意图的美好，有说不尽的。怎么能说公司对市场有害呢？

如果说公司资本较大，恐怕不免会损害小本经营。然而泰西的公司，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即使中国的公司，起初也不担心这个。中国公司之所以比不上泰西，另有原因。泰西人创立公司，其资本虽然由众人筹集而成，但其经营则以经办人为主。一个公司中主持事务的，只有一个人，由一个人的心思运筹调度，再由几个人辅助其事，这样就足够了。所以没有“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的忧虑。中国则在一个公司中，有时由几个人主持事务，他们认为既然有股份，就不妨出来做主，却哪里知道“筑室道旁，议论多而成功少”，其中的弊病不可估量。只是中国近来渐渐学习泰西，也有由一个人做公司之主而大众都听从其指挥的，只是所用的人，则中国的杂乱，不如西人的专一。旗昌、怡和都是泰西大公司，而旗昌所用仅有四个西人，怡和也只有四个西人，起初没有冗杂的人参杂其间，所谓人情面子、权势地位都不顾及。如果中国的公司，凡是创立一个公司主持事务的，没有不带着宗族、亲戚、朋友，有的请求做会计，有的请求做杂役。他们认为既然创立大业，何必吝惜这一两个人的费用，却不知道积少可以成多，花费虽少但危害实在很大。试看今日中国各公司中，大的或许养着几百个冗员，小的也不下几十人，甚至有因情势所迫，或者那人并不在公司做事，而每月发给几两银子，名叫“干修”，挂名在公司中，而每月支取薪水，这究竟对公司有什么补益？之所以这样，不过是因为公司用人有限，而人情面子、权势地位实在无穷。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情面，不能不权衡轻重；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权势，不得不酌情变通。于是，宗族中的那些人，明知他们不能办事，不得不顺从情理给予资斧；亲戚中的那些人，明知他们不足以有为，不能不酌情给予薪水；朋友中的那些人，明知他们无所裨益，不能不稍加救济。加上场面越大，应酬越多，某位督抚偶然推荐一个人，虽然人浮于事，但不容有所推辞；某位大官又推荐一个人，虽然才无可取，但不敢明显拒绝，则只有委曲迁就，或者借给他馆舍，或者供给他饮食，甚至有的人本来有所从事，苦于收入不足，因而假借当道之势，乞求一封信函，求附一个名目支取薪水，像这些都属于浪费。合计其数目，有的以千计，有的以百计，有的以十计，总之都不是公司应该支出的，但牵于情面，迫于权势，不能不用。这样即使公司可以获得利润，也微乎其微了。

有人说，如果能够破除情面，不趋附权势，一律效仿西人的做法，或许还能有所收获。不知道西人的情形与华人不同，西人带着资财来到中国，他们的亲族故旧固然不能挟带同来；华人则创立公司仍在中国，即使相距千里万里，也会闻风而来，断不能一概拒绝。假如在十百个人中，拒绝其中一两个人，就已经怨声载道，说他们无情；如果以权势相威胁，则更加不敢稍有拒绝。他们的举动实在有难处。那么中国虽然仿效西人创立公司，除非远到外洋另图事业才可以，如果仍在中国而想要与泰西人所创公司齐驱并驾，我恐怕即使有良法美意，也未必足以成事。官场中动不动就说破除情面，认真整顿，但最终没有听说有一情面被破除，有一认真整顿，何况是公司呢？只能徒然深为扼腕叹息罢了。

译《劝华人集股说》，或作《论华人集股》。

古人有言：“千金之皮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下皮所能制成的。”这话虽然微小，却可以比喻重大的道理。譬如列国之间战争征伐的军队，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联合盟国的力量作为自己的力量。这种说法，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但唯独在经营贸易时，往往各自出资本，各自树立旗帜，起初没有集合众人力量来成就事业的。即使有，也不过是合伙开一家店铺，合伙创立一个行业，股东都必须到场来咨询考察。如果有不亲自到场的人，也必定派亲信之人去监察，绝对没有从未谋面却也可以入股的情况。有的话，那是从泰西各国开始的。泰西的风俗，以经商为重，国家为之保障获利，不像中国所说的商人，被列在士、农、工之下。国家的大事，商人也可以参与议论，事情有不利于商人的，可以据理力争，所以商人的权力也不亚于官员。而凡是经商的人，没有不以信义为崇尚的，所以股份容易募集，从而集合众人的力量作为力量。于是资本充足，经营得法，而华人却不知其中的道理。近来自从各国通商以后，风气逐渐开通，也有仿效西人方法的，但还不能普遍见到。自从招商局率先开办，招集商股，创立了大业，各商人也踊跃争先，竞相投入股份。从此以后，各种事业都兴盛起来，仁和保险公司也相继成立，获利也相当可观，投入股份的人更加众多。到了今天，开平煤矿、平泉铜矿、济和保险公司、机器织布厂以及造纸、牛乳、长乐铜矿、津沪电线、点铜矿等，无不竞相举办，蒸蒸日上，有日益上升的趋势。即使是西人创办的公司，华人也有投入股份的，甚至有因为不能投入而心中不悦的。如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华人都愿意入股。去年怡和洋行新设的保海险公司，华人因为投入股份却未见收入，颇有怨言，可知华人近来也知道这件事大有裨益。而且不仅投入股份而已，又有用股票互相买卖的，其行情时有涨跌。查招商局原价每股一百两银，现在已涨至二百五十两了。平泉铜矿原价每股一百两银，现在已涨至二百两及二百零五两了。长乐铜矿原价每股一百两银，现在已涨至一百六十两了。开平煤矿原价一百两银，现在已涨至二百三十七两五钱了。仁和保险公司原价一百两银，现在涨至二百二十两了。其它如济和保险公司，原价一百两银，先收五十两，现在涨至七十二两；织布公司，原价一百两银，先收五十两，现在涨至上百十二两五钱及一百十五两；铜矿，原价一百元，先收五十元，现在涨至七十五元。核算起来都有增无减。西人的自来水公司，原价二十磅，现在涨至三十二磅；电灯公司，原价一百两银，现在涨至一百四十五两。其余华人投入西商股份的还很多，因为未能详细知晓，所以没有全部记录。现在我只就所知道的，因为逐日市价不同，所以选取记录在要编中，以供众人阅览。仅从这几项所登载的来看，也可以看到华人风气习俗的变化了。想要以一个人的力量来成就大事，力量稍有不足，事情就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开创，而众人附和，那么事情就能成功了。假如有一个拥有万金的家业，想要拿出它作为经营的费用，则必定有所顾虑迟疑，而不能自主。现在实行纠股之法，每股百金，集齐百股就可以成事，分开来看不见其多，合起来就不觉得少了。这种方法本来就很巧妙，而且最为便捷。只是华人向来没有实行，所以没有人开创罢了。泰西因为有这一方法，而各种事情容易开办，因此掌握了致富的根源。中国不知道这种方法，因而没有致富的方法，这关系重大，不仅仅是为了商局着想，也是国家气运所系。现在风气逐渐开通，都知道趋向，由招商轮船、仁和保险开创先例，而各种事业随之兴起。招商、仁和经历时间已久，其股份日益看涨，不必多说了。开平、平泉、电线等则是近年才开始创办，而一经举事，就觉得日益有生气，不但投股的人多，而且买卖股票的人也极其踊跃。这种方法既然实行，我知道中国的各商人，无论大小，必定都不难获利，而且中国的美利也将日益开拓，容易兴起。与以前拘守成见，不知变通的情况，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了。

中国股份极宜整顿说

我之前论述上海市面萧条的原因，认为股票的买卖实为罪魁祸首。这个说法，并不是说股份不可以募集，公司不可以兴起。中国人的性情向来未能统一。假如开设一家店铺，创立一项事业，有的独自经营，有的父子兄弟叔侄以及亲戚朋友相互协助，像这样的情况是有的。至于招股集资的说法，则是从未听说过的。所以从前中国的生意，从来没有极大的，与泰西的生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了。自从通商以后，逐渐见到西

译人们经营的事业都极为宏大，我自我审视，不免感到羞愧。于是尝试学习他们的方法，也采用股份制集资，招商局开了这个先河。一人倡导，众人响应，不过几年间，风气大为开放，公司因此如云般聚集。虽然其中也有成功与失败的区别，但这一改变从前狭隘的规则，确实有可喜之处。然而中国的股份制，与西方相比，虽然相同却又不同。为什么呢？西方人组建公司，专心致力于公司事务，其股票虽有涨跌之时，但完全随着公司的兴衰而变动。所以西方人在海外贸易多年，获利丰厚，厌倦游历而返回时，就选择稳妥的公司购买若干股票，层层包裹珍藏，作为养老的资金，起初没听说他们互相买卖，即使有也不多见。中国却不是这样，一个公司刚刚集资，不问其事业成败如何，一鼓作气争相认购股票，不久名额已满，想买却买不到，就先放出筹码以求必定能得到。一人抬高价格，跟随其后的人更不乏，风声一出，股票因此飞涨。再问那家公司，原本根本还没开始运作。有的股票虽然已经集资完成，但公司一时未能立即开办，或者采购需要时间，或者建设不易，或数月，或一年多，还没有开办获利的消息，就又深怕那家公司可能不妙，急于推脱脱手的心情，愿意降价出售给人。一人降价，又认为那股票跌价了，于是导致价格下跌，却无人承受。又有以此为业，从中取利的人，就上下其手，稍有不知市场行情的人，无不被他们蒙蔽。即使询问行情，倘若他们心中某股票想购买的人多，本可以涨价，他们却故意压低价格；某股票出售的人多，本当跌价，他们却故意抬高价格。然而故意抬高价格的不常见，而故意压低价格的却往往如此。这是为了自己的额外利润。看似小利，但实际上对大局是大患，所以我认为有害于市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将股票作为买卖对象。虽然买卖股票固然有害于市场，但那些创设公司、纠集股份的人，也不可不认真整顿。目前公司之多，可谓极盛，大致以矿业为最。当他们在倡议集资之时，自然必须先考察核算成本，以及将来获利的数目，想必已经算无遗策，然后才举事。然而开办之后，时事变迁，也可能有不能如意之处。所集资的资本，固然不能藏起来不用，或购买机器，或置办房屋，用人等一切，处处都需要。有的行业属于可图谋的，而资本不足，即使增招朋友继续收取股资，也不为过。有的因为那公司一经举办，资本不够，就必须继续招股，因而怀疑事情没有成效，于是纷纷造谣诽谤，而股票立刻跌价，这是他们的见识短浅。如果已经试办，或者确实没有可取的利润，即使开办成功所获，也不怎么出色，那么与其支撑场面，以至于成本消耗殆尽，不如知难而退，舍弃这个去图谋别的。即将所集资的股本按数交还原股东，倘若略有折损，也不妨按核算折成，那些股东仍能收回原银，又可以另图别业，他们的银子不至于搁置，这也是疏通市场的一大关键。倘若开办已久，利润无可贪图，本金却全然搁置，那些股东有想另寻生计的，苦于两手空空，没有办法，那么他们的咨怨必定更加严重。书上说：“考虑到艰难以图谋容易，功业才能成功。”如果明知艰难，却留恋这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甘，那么其危害将更加滋长。那些股东本想依附良马的尾巴以成大业，如今却连蝇头小利都难觅，马脚先僵，大有公羊触藩篱，不能退也不能进之势。那些殷实之家，尚不至于十分困顿，但已觉得心绪不安。如果仅有这区区之数，而且是省吃俭用得来的，一旦搁置，那么简直有欲哭不能、欲笑不得的情形。这种情事，我亲眼所见的已不止一二十人，而那些主持其事的人，却高车骏马，宴客寻花，只顾自己的快乐，而不念别人的痛苦，这还能算是有人心吗？谁能为这些人大声疾呼呢？唉！

译记俄国设立太平洋轮船公司

俄国人向来怀有雄心壮志，想要在西伯利亚的广阔荒野上修筑铁路，勤勉不懈，已经历了很多年。他们认为，这条铁路即使建成，如果太平洋的航运业落入他人之手，那么我们的志向就无法施展，于是计划设立轮船公司，不惜苦心筹划。《黑龙州报》是俄国黑龙江沿道总督府所倚仗作为利器的一份新报纸，其刊登的本论说：“我们西伯利亚铁路的工程即将完工，想要使该铁路大展宏图，谋划计策，是目前最紧急的事务。从俄国外交的角度来看，该铁路能够紧密连接东西方的隔阂。为什么呢？从欧洲中部到亚洲东部，通常需要耗费四五十天，但经由这条铁路只需十多天就足够了。况且还减少了旅客的费用。既然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旅费，那么从欧洲运往亚洲的货物，就不必绕道苏伊士运河，而必定经由这条铁路，其他货物也可以想而知。那么这条铁路竣工后，地球上各国的交往与商务，受其影响的绝非少数。推究目前各国航海业务的情况，将来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和中国。接壤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人员往来，货物集散，没有不经过这条铁路的。而且该地自从开工以来，日益兴盛，形势与过去不同，日后的事情可以类推。”

黑龙江沿道一带地方，距离俄国京城非常遥远，而且偏僻在北方，是不毛之地，所以上天不赐予物产，常常依赖邻近各国供给，而且人口很少，全靠四方劳工来此谋生。然而人口日渐增长，物产匮乏，更加不得不依赖四方供给。情况如此，所以西伯利亚铁路的便利，不仅仅惠及沿道一带和太平洋沿岸诸地。为什么呢？西起欧洲中原，东至太平洋东岸，有中国、日本等国的丰富资源。想要联络这些富庶之地，而保全其便利，不如在太平洋定期开展航运业。如果这项事业不兴起，那么俄国的交往和西伯利亚地方的利益，也可以说没有完成。我们俄国虽然设立了义勇舰队，但该舰队另有任务，其经营航路，不仅在于连接黑龙江沿岸等处与中国、日本，还在于联络阿得斯可伊与俄国京城。那么当今之时，振兴太平洋轮船公司，难道可以停止吗！现在往来于乏剌氐、倭斯托克（即绥芬河，前几期报纸误译为乌拉几窝士笃古）至中国及日本并联络交通的，只有一家日本轮船公司。该公司的组织方法确实得当，船舶也美丽坚固，每两个礼拜开行一次，从神户到我们的乏港；另外每三个礼拜开行一次，从长崎经由上海到香港。如今在太平洋面上，俄国近境与上海的交通已经落入外人之手，这是让外人在海上称雄。如果这样而中止西伯利亚铁路的前程，实在令人担忧。至于政策暂且不论，商务方面又将如何？让外人肆意践踏，夺取我们通商贸易的利益，显而易见，难道可以沉默而已吗！应当迅速确立应对之道，将太平洋航运业掌握在我们手中，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辅相成，收取完全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掌握西伯利亚铁路利益的，不在俄国人而必定在外人，我们俄国应当夺取太平洋沿岸重要港口的航海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做事有先后之分，那么应当在西伯利亚铁路最相关的港口先开展航运业。兴办的方法，应当使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费低廉，又能迅速转运，以杜绝他人竞争的心思。欧洲货物经由该铁路聚集于乏港而分散到东洋各国，也贵在迅速。与此相关的重要港口，实际上是中国与日本的各港口，所以我们俄国应当向日本及中国先兴起航运业。请详细陈述其方案：第一是从乏港到上海，这条航路从乏港经由日本长崎，这段六百八十海里，到上海，这段四百六十海里，去程路程一千四百一十里，即合计往返为二千二百八十海里。现在假设轮船速度，每小时能行驶十五海里，每次往返需要耗费六天半，不计算停泊的时间；如果加上中途寄泊海港约一天一夜，以及到港起货休泊约三天，应当需要十二天。日后必须扩张航路。又要从香港到广东，从香港到广东为九十海里，所耗费的时间约五六点钟足够了。第二是从上海到汉口，这段约九百俄里，汉口一带的地产茶非常多，如果与中国政府订立专约以搬运该货物则获利必定很大，而且沿道有南京、九江等重要府城，数万华人往来如织，搭载这些旅客也是有利可图的。第三是黄海沿岸，这条航路从乏港起，经由元山、釜山、长崎仁川、牛庄、天津、大沽、芝罚、上海等各个港口往返，约五千海里。航行这条海路，除休息航行时，还需要三百三十四点钟，即为十四天。如果加上在各个港口休息航行的时间，约费三

译十天。这条航路的利益，一在于连接乏港与北京的通道，二在于连接乏港与芝罘，又使得上海与日本、韩国各港口相连。我国太平洋沿岸各地日渐繁盛，应当经由库页岛到达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这段距离约九百海里，需要八天夜晚或十二天昼夜。在乏港与中国各港口之间往返，大约就是这样的时间。在日本方面，长崎是重要的枢纽，但该岛是往来俄国与中国必须停靠的船只之处，所以暂且以从乏港经箱馆到横滨为第一航路。函馆距离乏港约四百二十五海里，又距离横滨五百四十海里，即从乏港到横滨为九百七十海里。往返此间的轮船每小时行驶十五海里，则需要一百三十个小时，再加上在各港口停泊的时间，大约需要十一昼夜。这条航路的利益在于连接乏港与东京。又从乏港经下关到神户为第二航路，这条航路约八百五十海里，耗费的时间与第一航路大致相似。又以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到鞑靼海峡各港口为第三航路，这条航路也与前两条相同。况且往来日本与俄国的轮船出入海口时，应当依照美国轮船的航行日期，一周一次最为适宜。

译轮船航路不过如上所言罢了，但应当使用何种轮船以及多少艘，也应当预先筹划。从乏港到上海，每星期一次，往返开行，需要耗费十二昼夜，所以有两艘轮船就足以办理此事了。如果有三艘，再将航路扩张到香港，也没有阻碍。从上海到汉口，本来不需要行驶速度迅速，而是需要频繁增加开行的次数。先准备一艘轮船，一上一下，等到轮船增多，再逐渐增加开行的次数，也不算晚。航行黄海沿岸，应当耗费三十日，所以每月开行一次，等到轮船增加而将航路扩张到黑龙江口的尼可赖夫士克，这是最重要的。又因为从乏港到上海，必须在长崎停泊轮船，所以航行日本各港，使用一艘轮船，并且每两个星期开行一次。一条路线是从乏港前往长崎再到上海，另一条是从乏港经过箱馆再到横滨，所以每星期实际上有交通东京的便利。如果等到日后每星期开行一次，那么一个星期内就能交通日本重要的都府了。想要开行这些航路，其轮船的吨数、客房等类，效法来往黑海各港轮船公司所管理的轮船，那就非常妥善。只是日本海及黄海风波颇为激烈，所以必须使用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轮船才合适。况且本公司所管理的轮船，在清洁、行驶速度以及娱乐乘客方面，虽然不能突然超越外国轮船，也不可让人独占优势。除此之外，又应当设立极其便利的条件来转运货物和旅客。方法如何？说：来往欧亚之间，乘客及货物的运费必须极其低廉，如同不收取费用一般，如果不这样，怎么能战胜外国轮船公司呢？又发放来往凭单，使上下船方便，沿途各驿站易于办事，不问其从哪个码头、哪个府县，只要发放到俄京的来往单，就允许其运送货物。又因为现在乏港没有一处修洁的客栈足以让旅客休息，所以应当在上下汽车或上下轮船之际，使得旅客能够任意安留在轮船房内。又轮船在海上开行的时间长短，必须参照外国轮船公司，以免有迟缓不便的弊端。我早就知道我们俄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船务与西伯利亚铁路工业在创办之初，均不见有利，必定会有损失。但想要获得利益，自非制服外国轮船公司而夺取其既得的利权，怎么能看到我们俄国公司的利益呢？西伯利亚铁路逐渐接近完工，乏港的位置也将成为地球的要冲，外国资本也将像鱼鳞一样聚集此地。不出二三十年，乏港的繁华，位于今天的乏港，不仅担当日本航路的要冲，而且成为邻近各港口的中枢，那么日后将有许多公司兴办，相互竞争势力强弱，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俄国兴办一个大轮船公司，预先占据地步，以培养日后的势力，难道不伟大吗？所论述的是否可行，暂且搁置不计，至于其以东方为梦想，俄国近年来的宏伟蓝图，就存在于此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到乏港为止，其支线也将到旅顺、大连湾等重要地方为止。西伯利亚一带荒凉断草，无人前往，然而在此地设置一条大铁路，俄国人的志向本来不是为了谋取小利，而是为国家宏伟蓝图考虑，所以这样做。读这篇论述，最能看出俄国人的素志，怎么能当作过眼云烟看待呢？也可以由此知道所应警惕的了。

卷六十四 理财部九 国债

论借款洋务抉要

中国向来没有国债的名称，有国债是从西方各国开始的。凡是兴建大型工程、军务重大情况，国家用度不足，可以向民间借贷，动辄千万，或者每年只收取利息，或者分几年连本带利偿还，隐含财富藏于民的意义。如果本国没有款项可借，就转而向外国借贷，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奇怪。中国自从同治六年间，左伯相因为西征需要军饷，开始借洋款，由上海银行经理，利息从八厘到一分五厘。将各海关洋税拨抵，分年连本带利清还。该银行分售给中外商人，每股计银一百磅，每年缴纳利息八厘。况且其借款时，用彼国的磅数折算我国的两数；其还款时，又用我国的两数折算彼国的磅数，暗中折算亏损，吃亏很多。经手者大获厚利，实在是因为军饷紧急，在无可奈何之时，作为万不得已之举罢了。考察英、法、德、美诸大国借贷利息，大多不超过五六厘；而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为公债过重，利息过多，导致利权被他国挟持，国势逐渐贫困衰弱。我们中国版图之富，矿产之丰富，关税之兴盛，远胜西方，国库储备多而借贷少，不必付出八厘的重利，就可以借得巨款。听说中国的股份借券，中外人争购，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个买到，每股从九十五磅到九十八磅，涨至一百零四磅，被珍重收藏。由此看来，中国虽然少出本金，仍能应对自如。从前筹借洋款，固然因为办理不善，利息过多；此后如果有重要需求，应当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协商，自然能达到妥协。这两家银行专门管理各国挪借银钱事业，素有名望，大家都信服，常能以微小的利息借得巨资，其他地方的银行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