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三　内政部十七　刑律

译卷四十三 内政部十七 刑律

律意律心说

姚文然

凡是讲论法律条令，必须明白法律的意旨，同时体察制定法律者的心意。所谓律意，是指在制定法律时，斟酌刑罚应当轻还是应当重的适宜程度。这就好比秤锤一样，如果有一斤重的物体，在秤盘上放十五两九钱，秤锤就会翘起；放上十六两一钱，秤锤就会下沉；放上重量恰当，秤锤既不翘起也不下沉，正好处于中央平衡位置。所以说刑罚要适中，所谓“中”，就是中正的意思，指不轻不重。这就是律意。什么是律心？《尚书》说：“罪行有疑问时，就从轻处理；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规。”曾子说：“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矜恤，而不要高兴。”这就是律心。这好比使用秤锤，心存宽恕的人，使用秤锤时力求平衡，而且在量刑时，宁可稍微轻一些（秤锤微翘），在定罪时，宁可稍微重一些（秤锤微沉）；如果心存苛刻严酷的人，使用秤锤时，量刑必定想要重一些（秤锤下沉），定罪必定想要轻一些（秤锤翘起）。这并不是秤锤本身不平衡，而是使用秤锤的人心意不平衡。所以使用法律的人也是这样。

法律，就像十二律吕一样，是通过增减变化而产生的。黄钟律管的长度是九寸，九乘九等于八十一。三分宫音减一分，产生徵音，徵音的数是五十四；林钟律管长六寸，六乘九等于五十四。三分徵音加一分，产生商音，商音的数是七十二；太簇律管长八寸，八乘九等于七十二。其余的律吕都是通过三分损益法产生的。所以法律，就是规律，是通过加减变化而成的。有的增加一等、二等、三等，有的减少一等、二等、三等。明白了加减变化的道理，就可以明白法律，也可以制定法律了。法律中加减变化最精妙且变化无穷的地方，莫过于殴打、诬告这两条。想要明白加减变化的道理，应当从熟读讲解这两条开始。大凡法律之所以能够通达，是因为加重则刑罚重，减轻则刑罚轻，正好达到平衡。条例之所以偶尔有窒碍难行的情况，是因为适用于某一件事、某一个时候，就可以适用于所有事，但如果永远适用，就不行了。

死刑立即执行的各犯，由三法司审核拟定；死刑监候的各犯，有秋审、朝审。其间虽然有时与法律条文不完全符合，但实际上是为了辅助法律不足之处，并且坚守法律不变的原则。微妙啊微妙，神圣啊神圣！因为既按照法律，又推究情理；依照法律有必不可执行、必不忍执行的情况，依律则伤害恩德，改律则变更法制。所以在审核拟定、秋审、朝审的时候，偶尔酌情减等，使得法律常存而恩德不可测度。君王的恩德像天上的雨露，恩德虽然施行但法律并未更改，国家法律仍然像山岳一样不动。圣人用来辅助法律从而也就坚守法律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至于“御勾”（皇帝勾决），那是神圣而不可预知的神妙之处啊！君王的恩德虽然广大，有必不可施恩的地方；国家法律虽然严酷，有必不忍执行的人。“御勾”酌情留用，表面上如同长期关押或暂时寄存，但恩德不受伤害，恩德施行而条例不变。神妙啊神妙！不是至圣之人谁能决定呢？

法律有应当保留旧制的，因为法律与条例并存，条例施行而法律停用是可以的。以条例作为法律而修改，去掉法律是不可以的。比如盗窃达到一百二十两，旧律是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现在改为真绞刑，删去了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假如有两个人共同盗窃一家的赃物，一百二十两，其中为首的自然依照法律判处绞刑。作为从犯应当减一等，现在如果判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那么盗窃律内没有这一条。如果判处杖打一百、流放二千五百里，这是减二等。又有应当更新的，比如官衔、地名，像军余、舍人、指挥以及行都司之类，自然应当详细斟酌更正，以彰显一代的典章制度。

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

袁枚

您因为先父擅长刑名之学，所以对邮传刑罚相关的事例，采访得非常殷切。我在庭院中侍奉父亲时，年纪幼小没有什么记录，只是略微记得先父的话说：“旧例不可更改，新例不必增加。旧例中已经更改的应当保留，新例中不协调的应当去除。”先父的意思是认为，律书最为长久，古人考核得非常精详。我朝所定的《大清律》，圣君贤臣尤其加以详细审慎。现在上条奏议的人，有的看到律文不完备，妄图用自己的意思去补充，不知道古人用心比今人更加精详。其不可企及的地方，正在于疏略细目使人可以比照援引之余，时时能从言外得其意旨。因为人的情伪千差万别，而国家的科条有限。先王知道是这样，所以设立大法，让后世的贤人君子竭尽聪明才智引伸议论，认为这样断案已经足够了。如果一定要预设数万条成例，等待数万人的行为与之完全吻合，这是用死法对待活人，而把天下事务交给傀儡般的胥吏都绰绰有余。子产铸造刑书，叔向批评他说：“先王议事以制定刑罚，不预先制定刑书。”汉武帝增加三章之法，导致一万三千盗贼兴起。大抵太平盛世法网举纲而疏漏，等到时间久了，文俗之吏争能竞才，琐碎列举纷繁复杂，反而违背政体。因为法律是万世之法，条例是一时之事。万世之法有条理有要领，其中没有喜怒之情。一时之事则人君有宽严的不同，宰相有仁刻的差异，而且拘泥于爱憎，出于仓促，难以作为标准。好比法律是秤和尺，取来比照则物体到来就称量度量。分部归类分明，像网挂在纲上。至于条例，是引彼物来比拟此物，从甲事来配合乙事。

译难道能没有牵强附会、影射比附的担忧吗？法律条文虽然繁多，一个孩童也能诵读并熟悉。至于判例，则是早晨的判例尚未刊印，晚上的判例又已下达，千条万端，都收藏在旧日的官府档案中。聪明的官员无法全部记住，一旦需要援引，只能依循吏员的说法。有时同一件事却轻重不同，有时同样的罪行却先后判决不一，有时通过转换措辞来压制或抬高，有时通过深究文义来罗织罪名。援引法律的人大多公正，援引判例的人大多徇私。援引法律的人直接列举其条文，援引判例的人曲折地为其证明。公卿大夫们睁大眼睛、拱手站立，任由吏员指挥，这难道不令人叹息吗？况且设立法律，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臣民观看警戒吗？先王担心后世的君主凭个人喜怒行事，而臣下不敢违抗，所以确立一定的法律来昭示子孙。如果能够严格遵守而不失，那么虽然不能期望达到没有刑罚的理想境界，但比照类比时，只要得当，就不会有出入的误差。像周穆王所说的“刑罚随时代轻重变化”，杜周所说的“前代君主制定的叫律，后代君主制定的叫令”，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言论，不能作为准则。恭敬地将先父私下核定的几条意见，列状如下，等候采纳选择。

译详细审定刑律疏 康熙四年

安徽巡抚 张朝珍

刑法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重大权柄，且关系到人的生死，不可不慎重。所以，对于罪行有疑问的，只从轻处理；即使查清了案情，也不应高兴，要深深悲悯那已经死去的人无法复生。然而，统一用法律来衡量，务必使判决的情理与罪行相当，罪行与法律相符合，那是他自己造下的罪孽，即使处死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所以，《律例》这本书，古人用意深远，句法和字义确实不可动摇。倘若遵守得不一致，奸猾的官吏就能在其中操纵轻重，难免冤魂在夜间哭号，怨气上升，从而导致天象变异屡次出现。近来看到《问刑新例》中有不符合法律的地方，大体上过于苛刻。谨以臣所知道的向皇上陈述：法律规定“替人说话并收取钱财的，比收受钱财的人减二等处罚，最高判处杖一百、徒刑二年”。新例提议改为与收受钱财的人同罪。但是如今衙役犯赃一两以上就流放，到一百二十两就判处死刑。假如普通人替衙役传递赃款一两就判处流放，传递一百二十两就置于死地，那么替人说话收钱的罪行反而比诈骗取财的罪行更重了。用严惩衙役蛀虫的严酷法律，一并牵连到传递钱财的普通人，致使他们与收受钱财的人同罪，这是新例中不恰当的地方。此外，不符合法律、不恰当于罪行的情况还有很多，请求司法部门推举通晓法律的官员，将历年各位大臣条议的新例中不恰当之处，仔细删改修正，务必期望能长久施行、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订议妥当准确，刊入律典，颁布天下，使担任法官的人遵守统一标准，不至于在其中操纵轻重，使天下没有冤民，这也是消除灾变的一个方面。

引用律例疏 康熙二十年

徐旭龄

古代音乐的音律叫“律”，法律也叫“律”，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音律相差累黍，声音就会改变，所以立法者取用这个字，意思是确定下来就不可移易。后世法网越来越严密，律文不足以穷尽各种情况，中间增加条例。所谓“例”，是不得已用来辅助律文穷尽之处。律有一定的依据，用来断案定罪，没有异议；例则是通过类比，类比就可以加重也可以减轻，事情有近似之处，引用并合在一起，酷吏和贪官借此玩弄文字、操纵法律，导致无法查究。臣愚以为，十恶大罪在死刑条款中，以及重罪应当戍边或贬谪的，律文中无不具备；其余律文没有记载的，罪行也稍微轻微。原本立法的初衷，重罪设定一定的律文，是用来惩治凶恶的；轻微罪行偶尔增加规定的条款，是用来通达变通的。对重罪严惩，对轻罪通变，无非是爱护养育百姓的意思。就像谋反大逆，父母兄弟还有同居与不同居的区别；聚众杀人还有为首与为从的区别；而且恩赦必定涉及，会审时也会怜悯可疑之处，不想让所有人都陷入法网，用意如此深厚。近日刑官判决案件、拟定罪名，所引用的律例有时不够详明。大概情罪极重的，皇上自有天威，律例相关的分别难道没有成例吗？或者不是刑官敢预先确定的。其他研究拟定刑狱，凡是死罪、充军，必须依据正律；杂犯徒刑、杖刑以下，才允许使用条例。恳请皇上下令使用刑罚的衙门务必加以怜悯谨慎，这样胥吏就不能凭主观意见操纵轻重而玩弄文字索取贿赂了。《礼记》有话说：“附从轻”，意思是法律没有一定标准而通过类比来定罪者，应当从轻处罚。

刑名八字义序

刑部郎中 王明德

律中有“以、准、皆、其、各、及、即、若”八个字，各自作为分注，冠于条例之首，标明为“八字之义”，相传称为“律母”。谚语说：“读书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而先辈指示读例的方法又说，必须先在八字之义上融会贯通，然后才可以谈论读法。我私下不自量力，妄自推测，以扩充其义。大概这八个字是五刑的权衡，不是五刑的律文本身。五刑、十恶各有正目，而五刑所属的条款多达三千以上，中古时期就是这样，到了后世呢？汉唐以下，世风日益淡薄，人情变化多端，就像人的面貌一样。如果上下比照定罪，条分缕析以求没有僭越混乱，言辞虽然汗牛充栋，也不足以概括舆情变幻。所以在正律之外，又设立八字来收摄统属并连贯它们，主要都是在本条中结合上下比照其罪行，庶几不至于僭越混乱、差错失误而迷惑于师听。这是先贤制定律法、阐明大义的宗旨。然而就刑书详细辨别，正律为体，八字为用；而细味八字，那么“以、准、皆、各”四个字固然不需要取用；而在摘取“及、即、若”四个字时，如果舍弃“以、准、皆、各”，就无所引用断案来奏报爰书了。这是读律的人断然不能不详加审察的。有人说八字的作用，律中记载得很完备，不需要再旁溢，但类比观察，轻重悬殊，竟然用一个字作为权衡，难道不是用来明确等级、显示区别吗？回答说：好恶不嫌用同样的词，这是《春秋》的道义。《春秋》是没有形象的法典，律法是有威严作用的《麟经》，所以它们的命名意义相同。谨陈述《大清律原注》以及明朝律法的旧注，全部载于前面，谬误地参入我的浅见，各自截取律例数条来彰显其义，凡是各律原注已经记载的，一概不载述，以免炫惑观览。

一曰：“以”，“以”者，与真犯同谓，如监守官物进行贸易，无异于真盗，所以“以”枉法论，“以”盗论，并除名、刺字，罪至斩、绞，并全科。讲解曰：“以”字有二义，其曰“以盗论”、“以监守自盗论”；“以枉法论”、“以常人盗仓库钱论”；“以谋叛论”者，是厌恶其行迹而深治之。如《马律》曰：“如马拴系不如法，因而伤人者，以过失。”《殴律》曰：“因公务急速而驰骤伤人者，以过失。”则是怜悯其失误而轻贷之。

译谨按：“以”字所指的，并非真正的犯罪。并非真正犯罪，但情理上与真正犯罪相同，如同真正犯罪那样定罪，其缘故称为“以”。这是律法中的立法本意，极尽斟酌考量。

有从重罪减轻，先给予宽宥，而使用“以”字的，例如谋叛条款中所附带的逃避山泽、不服追唤等情形，这类人，尚未背叛君主，却先背叛了原本管辖自己的长官，这与背叛有何不同？但律法却以谋叛未实行来论处。又如抗拒敌对官兵，实际上类似于造反，律法却以谋叛已实行来论处。考察其迹象，似乎使用“以”字的用意，极其严厉且详尽，其实则是仁爱到了极点。

有从轻罪加重，向人们显示不可触犯，而使用“以”字的，例如监临主守官员将官钱粮等物，私自借用或转借给他人，即使有文书凭证，也按赃物数量以监守自盗论处。立有文书借用及转借给他人，并非盗窃，但因为是私自行为，且这种风气不可滋长。因为监守之人，容易专断擅权，如果不加重刑罚，就无法起到警示作用，所以罪行并非其本罪，却用其本罪来惩处他。至于以过失杀人论处的各条款，则是推演事理至义理穷尽，以施行权变之妙的体现。

总之，大义所解释的，即等同于真正犯罪，“以”字最为精妙。“以”字则无所不“以”了。

译第一类叫“准”，“准”与真正的犯罪有所区别。比如“准枉法论”、“准盗论”，只是参照其罪行，但不适用除名、刺字的条例，罪行最高只到杖刑一百下，流放三千里。讲解说：“准”字有两种含义。其中“准窃盗论”、“准盗论”、“准凡盗论”，这仅仅是参照其罪行，不适用除名、刺字的条例。又如人命律中，过失杀伤人的，各自参照殴打杀伤人的罪行，依照律法收赎，这只是参照其罪名，不施加刑法，只命令按数额收赎罢了，这又是另一种情况。

谨按：“准”的意思，是用这个来比照那个。所犯的案情与事实不同，但迹象确实相关联，作为前项所犯的罪行，只符合其罪责，不全部如同实际情况。所以说“准”，就像用米柴折算布帛，只取价值相当，但实际上不能用米柴当作布帛来用。其罪行不同于真正的犯罪，所以赃物即使满贯，罪行最高也只到杖刑一百下，流放三千里。然而注文中不说“减等”，只说“不在除名、刺字的条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官吏犯此罪，即使赃物超过满贯，也只革去职役成为平民，而不追夺诰命。如果未达满贯，官员只革去职务，不至于永远不再任用。如果按照本朝定例，只要遇到革职，就全部追夺诰命，这似乎不是惩治贪污的方法，应当上奏请求改正，这在于主持国家大政的君子们了。

第二类叫“皆”，“皆”的意思是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定罪。比如监临主守职役，共同盗窃所监临主守的官物，合并赃物满数，都处斩之类。讲解说：“皆”字有两种含义。其中“皆绞”、“皆斩”、“皆杖”、“徒”、“皆凌迟处死”之类，意思是不分首犯从犯。又如犯罪自首条中说：“其余都征收。”增减文书条中说：“如果没有规避错误的人，都不予论处。”之类，这又是另一种情况。

谨按：“皆”的意思是概括。整齐划一，没有余情。人相同事相同，而情相同其罪，固然相同；即使事不同、人不同，而情相同其罪，也没有不同的。所以说“皆”。像“皆征”、“皆勿论”，则显而易见。不过特意举出来说明“皆”的一种情况罢了。

第三类叫“各”，“各”的意思是彼此同科，此罪比如各色人匠拨赴内府工作，如果不亲自应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的人，各杖一百之类。讲解说：“各”字的含义不一，有以人对人为“各”的，如漏使信印条，当该吏对同首并承发，各杖八十；有以物对物為“各”的，如盗卖田宅条，盗卖过的田价并花利，各还官给主；有事对事的，如牧律放犬杀伤他人畜产者，各答四十之类。又如各杖一百，各从重论，各递減等，各加凡人罪一等，也都是以人对人为“各”的。

谨按：“各”的意思，是各自从其类，义取分别。万类不齐，流品各别，比类观察，实同一致，所以用“各”字来分别。“各”字用法多端，有因所犯之事同，其情相同而其人有不同的，如“选用军职”条内，凡守御去处，千户、百户，镇抚有缺，奏闻选用，若先委人权管，希望實授者，当该官吏各杖一百，罢職役充军。举用有过官吏条内，凡官更曾经断罪罢职，不诸衙门，不许朦胧保举，违者举官及匿过之人各杖一白，罢职不发。“冢”条内，若卑幼发掘五服以内尊长坟墓者，同凡人论，開棺椁见尸者斩，若弃尸卖墳地者，罪亦如之，买地人牙保知情的各杖八十。“犯奸”条内，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婦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若嫁给奸夫的，奸夫、本夫各杖八十之类。有因所犯之事不同，其人不同而其情实相同的，如“无故不朝参公座”条内，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出公座，及官吏假满无故不还职役，一曰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只杖八十，并附过还职，纵容妻犯奸条内，若用财买休、卖、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买休人各杖一百之类。也有所犯情同事不同，情不同事相同，法无分别人非齐等条，难共贯而义实相同罪责的，如“亲属相奸”条内，奸内外缌麻以上亲及缃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母异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刑三年。如“私借官畜产”条内，凡监临主守将系官马，牛、驼、驴私自借用，或转借与别人及借之者，各答五十之类。更有所犯之事与人有大小区分，科条不一，而情则无分别，或法应屡加而律难记载，或罪无死律而法应齐等，又或者各有科条而文字难以复述的，也用“各”字分别，如“谋杀祖父母、父母”条内，其尊长谋杀卑幼，已行的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的减一等，已杀的依故杀法。“诬告”条内，凡诬告

译对于诬告他人笞刑之罪的，在诬告所加罪名上加重二等；诬告他人流刑或杖刑之罪的，在诬告所加罪名上加重三等。各种诬告罪的处罚上限均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在“略人、略卖人”的律条中，若是和同略卖妻子为婢女，以及将大功以上尊卑亲属卖为奴婢的，均依照普通人略卖的法律处理。在“发冢”的律条中，如果在他人的坟墓中熏赶狐狸，因而烧毁棺椁的，处以杖八十、徒刑二年；烧毁尸体的，处以杖一百、徒刑三年。如果死者是缌麻以上尊长，则依次各加重一等，以此类推。

译第一种情况，“其”字，表示在先前意图的基础上发生变化。例如讨论八议时，罪犯事先奏请议定，但犯十恶罪的不适用此律之类。讲解说：“其”字，律文中像“其子归宗”、“其养同宗之人”、“其遗弃小儿三岁”之类，就是这种情况。

谨按，“其”字，是转换话题的词语。然而虽然话题转换，但事情和情理实际上并不脱离本条规定。凡是明白显然、可以作为指实共见之事，承接上文，为之转换话题，以完成本条未尽之意，就用“其”字来阐发。这与后面的“若”字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例如谋叛条内所附带的逃避山泽、不服拘唤，以谋叛未实行论处；其抗拒官兵的，以谋叛已实行论处。盗大祀神御物条内，凡是盗窃大祀神祇御用飨荐食物器具等物品，都处斩。其未进献神御、未造成以及其余官物，都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强盗条内，窃盗当场抗拒抓捕及杀伤人的，都处斩监候。其窃盗被事主发觉丢弃财物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抗拒抓捕的，自然依照罪人抗拒抓捕律定罪量刑。亲属相盗条内，其同居的雇工奴婢盗窃家长财物，比一般盗窃减一等。盗贼窝主条内，其知道他人略卖和诱骗，按窃盗从犯论处。其不知情误买受寄的，都不治罪之类，都是承接上文以引出下文。大概语气虽然涉及转换话题，但事实不脱离本文。或者定罪或者不定罪，都以“其”字作为区分。然而也有事情不属于本律而想要附入本条之下的，也用“其”字附入。例如职制律内，其现任在朝官员当面谕令差遣及改任托故不行的，都杖打一百，罢免职务。这条与大臣专擅选官有什么关系，而想要附入本条之下，也用“其”字来归属。这是另一种含义。

第二种情况，“及”字，表示事情牵连到后面，例如彼此都有罪的赃物，以及应禁之物，就没收归官之类。讲解说：“及”字，律文中像“及因人连累”、“及其役日满”、“及有过之人”、“及久占在家”之类，就是这种情况。

谨按：“及”字，是推而及之。有因亲属关系而用“及”的，例如谋反条内，父子兄弟子孙及伯叔父、兄弟之子都处斩之类，罪由连坐，这是第一种含义。有因物品而用“及”的，例如盗印信条内，凡是盗窃各衙门印信及夜铜牌都处斩之类。有因情理而用“及”的，例如略买略卖条内，和同相诱以及两相情愿卖良人为奴婢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之类。有因事情而用“及”的，例如强盗条例内，强盗杀伤人、放火等项目以及关系到城池、衙门并累计达到百人以上，都奏请枭首示众；白昼抢夺条内，凡是白昼抢夺伤人，因失火以及行船遇风搁浅，乘时抢夺以及拆毁船只之类。又有因人员而用“及”的，例如抢夺条例内，凡是号称喇唬，白昼在衙门撒泼，口称圣号以及总甲、快手、应捕人等指使捕勾摄各殴打众人抢夺财物之类。以上都是正犯，这是另一种含义。大凡凡是人与事各有不同，而罪行没有分别的，都用“及”字连属。

第三种情况，“即”字，表示意思已经穷尽而又加以明确。例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多，证明明白，即同狱成之类。讲解说：“即”字，律文中像“实时救护”、“即放从良”、“即是奸党”之类，就是这种情况。

谨按，“即”字，是显明易见，不等待再次考虑的意思。例如仪制律内，凡是朝参近侍生病咳嗽的，允许立即退班，禁止迎送。条内凡是军民人等，遇见官员引导经过，实时下马躲避。这是第一种含义。其谋为盗条内，凡是共同谋划盗窃，临时不行动而行动者为窃盗，其不行动的，如果不分赃，但属于发起主意，即为窃盗。从名例内犯罪事发而在逃的，众人证明明白，即同狱成，不需要对质询问。职制律内，凡是各衙门官吏以及士庶人等，上书称赞宰执大臣美政才德的，即是奸党。这是另一种含义。如果名例内卖放充军的犯人，即抵充军役，则又是另一种含义。

第四种情况：“若”字，表示文辞虽然不同，而会通上文的意思。例如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依照老疾论处；如果在徒刑年限内老疾的，也这样处理之类。讲解说：“若”字，律文中像“若奉旨推问”、“若庶民之家”、“若追问词讼”之类，就是这种情况。

谨按，“若”字，也是转换话题的词语，是假设以扩大其意。虽然意思会通上文，而事变无穷，想要转换话题以推广之，连类以引申之，就不得不假设以完成其意。所以用“若”，律文中只有“若”字用得最多。有从本律而特别涉及到较轻罪行的，例如谋反条内：“若女子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给人以及聘妻未成的，都不追坐”；谋叛条内：“凡是谋叛但共同谋划不分首从都处斩，若谋划而未实行为首者绞，为从者杖打一百，流三千里”；造妖书妖言条内：“凡是造谶纬妖书妖言以及传用惑众者处斩，若私藏妖书不送官者杖打一百，徒刑三年”；盗太祀神御物条内：“若已奉祭完毕的物品以及其余官物都杖打一百

译“徒三年”；在盗贼窝主的条文中：“凡是强盗窝主出主意，本人虽然未参与行动但分得赃款的，判处斩刑；如果既未参与行动又未分得赃款的，处以杖刑一百下，流放三千里”等情形。有从本律转入重罪的，例如在谋杀人条文中：“谋杀人如果因此获得财物的，等同于强盗罪，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判处斩刑”；在谋杀祖父母、父母的条文中：“如果是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以及家长的期亲、外祖父母或缌麻以上亲属的，罪行与子孙相同”等情形。大致上，“若”与“其”都是承接上文以进行推广的词语，但作者立意时，对于可以明确指证的情况多用“其”，而对于假设悬拟的情况则多用“若”；另外，对于与上文不同但实际上并未脱离上文的情况多用“其”，对于意思虽然不源于上文但实际上与上文不同的情况则多用“若”。这就是它们用字各不相同的原因。

译论自首之例 佐治药言

江辉祖

全部律例的精义，全在于名例篇。求生的方法，没有比犯罪自首这一条更好的了。我起初学习法律时，邻县抓获私铸钱币的罪犯，依据供词中逃犯起意的情节，案件已上报刑部完结。过了两年，逃犯被抓获，审讯时不承认，按惯例提审从犯对质，但主犯已远戍边疆，诸多牵制不便。恰逢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说可以依据原供词，将“捕获”改为“闻拿自首”，那么罪仍不至于死，案件即可完结。我听从了他的话，犯人也很顺从地招供。我内心记下了这个方法，后来遇到情轻法重的案件，就沿袭此法，保全的人很多。从前在《佐治药言》中曾记载删改自首的案情。辛亥年寓居长沙，听说绥宁盗匪首领杨辛宗在逃，知县限期拘捕其父，令其赴案投案自首，审理官员说这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而悔罪自首的情况不同，不准援引减刑，仍拟斩决。我随即返回故乡，未见邸报，不知刑部议决如何。私下认为，犯罪自首，律文说：“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这是指未经破案的情况而言。事发后在逃，律注说：“若逃在未经到官之先者，本无加重之罪，仍得减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刑部议覆江苏按察使陈奏：“宜例闻拿投首，除盗犯按本例分别定罪外，其余罪犯俱于本罪上准减一等。”这些都是指被告被缉捕而言，所以说“闻拿”也。杨辛宗事发在逃，听说限期拘捕其父，挺身投案，正是江苏按察使所奏的情形，虽无悔过之心，尚存畏法之念，而多了一分不忍连累父亲的心，似可怜悯原谅，按本例免死发遣，并未曲解法律。却说“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这是必须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闻拿自首科减。假如杨辛宗避罪远逃，不顾其父被比责，偷生迟久，被捕抓获，也仅罪干斩决，不至于刑罚更有加重。推究阅读审理词，实在令人耿耿于怀。近日研读律例的朋友，遇到一个加重判处的成案，就手抄下来以供模仿。杨辛宗的死何足可惜，万一闻拿自首的律例不可援引，那么凡是类似杨辛宗被缉捕而事非强盗的案件，也将棘手狐疑。原审理词说：杨辛宗因事主家只有妇女，就向事主回骂，临时行强，被指名缉捕，其投案在伙犯抓获之后，不准援引减刑。查杨辛宗抢劫仅一次，并未伤人，比起凶劫伤主的盗首，尚属情事较轻，只因首在被缉之后，仍疑斩决，恐怕援引为准，从此盗首总无生路。况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闻一二，甘心投案多因捕缉紧急。等到父兄子弟动于一时天性之恩，到官府伏罪。如果连这一线天良也断绝，那么在逃之犯更无自首。闻拿自首之例，几乎成为虚设了。案件非亲手办理，事隔九年，疑窦在心，终难自释。因此就治理之术，商及律例，愿以正之高明人士。当今圣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做官的遇到可出可入、介于律可轩轾之事，应当与幕友虚心辩论，仰体圣慈，力求至当。名例这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其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粗略观看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必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敢为学治者敬告，希望不要嘲笑我老悖，鄙薄我的说教赘重，有所期望焉。

陈刑名例案六条疏 嘉庆五年

云南巡抚 初彭龄

现在因为秋审期限将至，检查刑名例案，臣愚见有应当参酌的六条，敢为我皇上陈述。

一、官员失察处分，自应查出详办，应当请求量予宽免。查地方文武正杂等官，对于所管书差兵丁及衙门一切厮役卒，凡有索诈赃私、诬良害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处分，轻者罚俸降留，重者降调革职。原本是为了使各该员平日留心约束，使得这些人知道奉公守法，不敢肆意妄为。倘若已经犯案，更应当据实详办，才足以肃清法纪而惩治奸邪。无奈束缚过严，规避愈多，凡有此类案件，该管官畏惧处分，多方庇护，或装作平人，或称已斥革，甚至自行薄惩示警，将就完结，隐匿不详细上报。即使有酿成毙命人命，也多安顿调停，消弭了事，致使正犯反而侥幸逃脱法网，上司耳目难周，很少不被其蒙蔽。伏思各官处分，原有自行检举的条款，此类案件向来因为情节较重，一概照原例议处，不能以自行查出声音请免议。我皇上宥过施仁，凡是因公挂误，并非有心故犯者，无不仰邀圣慈，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此类失察处分，稍从末减，与吏治关系不大，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惩，不至于被害之家含冤负屈，恰足以彰显国家法令严明，于世道人心实有裨益。是否可以谕吏兵二部另行定议？此后遇有

译书吏、差役、兵丁等人犯下贪赃枉法、酿成命案的案件，如果主管官员确实有授意、故意纵容等别有情由，仍应按照惯例查办参奏并追究治罪。此外，如果只是疏忽未能察觉，但能自行查出，据实详细上报办理，且案犯全部抓获的，就给予免予议处的宽免。倘若在任期间没有查出，由继任者详细上报办理的，查明仅仅是疏忽未察，也给予减轻一等议处。这样各官员就知道疏忽未察的处分不至于降职革除，没有顾虑，对犯法之徒能够随案惩治，使这些人失去倚仗，也必然各自知道收敛了。

译一、衙役诈取赃物并殴打致人死亡的案件，应当在条例中增补规定。查现行条例规定：衙门中的坏差役如果恐吓诈骗导致人命死亡，不论赃物数量多少，都判处绞刑监候。这是指差役奉命持票传唤拘捕，借机勒索，导致被勒索的人轻生自尽的情况。又查条例规定：诬陷良民为窃贼，恐吓诈骗逼迫认罪，因而致人死亡的，判处绞刑监候；如果拷打重伤致人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的条例判处斩刑监候。这是针对捕役诬陷良民为窃贼这一项而言。如果是挑起事端并非诬陷良民，原本就是奉命持票传唤拘捕，勒索诈骗未遂，逞凶殴打、捆绑吊拷，因伤致死的，这类案件与被逼自尽的情节相比更为严重，如果仍然按照寻常杀人案件审理定罪，也不足以体现情与法的公平。查差役恐吓诈骗与殴打致死的罪行相当，自然应当统一量刑。请求在“衙役诈赃致人死亡”的条例下增补：如果是殴打致伤而死亡的，就按照故意杀人的律法判处斩刑监候。

一、假冒差役恐吓诈骗的，就应当比照差役定罪量刑。查条例记载：假冒衙门差役，假借差遣缉捕为由，占据公馆住宿，妄自抓捕平民，以及搜查各船，恐吓索取财物，扰乱危害军民的，实际犯死罪的，以及徒罪以上的，枷号一个月，发配边远地区充军；杖罪以下的，枷号一个月，发配等语。条例中所指的实犯死罪，如果有伪造印信、殴打故意杀人等类，无论是常人还是差役，都原本犯有死罪，自然可以照律定罪。如果只是恐吓索取财物，挟制逼迫，而被害的人激愤自尽的，如果是差役，罪行应判处绞刑。如果是常人，律法没有明确条文，向来大多比照“威逼人致死”的条例定罪充军，也有比照“差役诈赃毙命”的条例判处绞刑的，终究没有明确设立科条，不免容易滋生出入（量刑不一）。况且这类案犯，虽然不是真正的差役，但其凶恶声势，实际上与差役没有区别。请求以后凡有假冒差役恐吓索取财物的，无论银钱多少，是否致人死亡，都一律比照差役定罪量刑。其中未致人死亡，分别判处徒罪上下，原条例请求删除。

一、追迫跌堕致死的案件，请求改定条例。查条例记载：凡是谋杀他人已经实行，被害人察觉奔逃，或者跌失，或者堕水等项，虽然没有受伤，因谋杀奔逃死在他处的，判处满流。如果被害人迫于凶悍，当时失足跌死，判处绞刑监候等语。查谋杀他人到了已经实行的地步，被害人察觉奔逃失足跌死，没有不是迫于凶悍的，也没有不是迫于当时的。如果确实逃到了他处，已经没有不可抵挡的凶锋，完全可以从容潜藏躲避，怎么会又再丧命？假设有在外毙命的，未必不是另有其他缘故，自然应当另外拟定致死的根由。如果因为逃奔于谋杀，不应轻判从宽。倘若相隔很远，或者死亡已经过了几天，又怎么能仍然引用死于他处的条例？因此，死于他处判处满流这一层，实属多余的文字。那些当时失足跌死的人，虽然没有受到谋杀的伤害，但其仓促失足，终究是被谋杀所跌，死于跌与死于伤一样，似乎不能以尚未受伤稍作开脱。查殴打案件中，凡是因争夺情形，因逃走追逐失足跌死的，都按照杀人的本律判处抵命，谋杀这一条，不便独自不同。请求以后谋杀、故杀、殴打等案件，凡是已经逃走，因被追逐失足以致堕崖落涧身死的，各按照因伤身死的本律办理。如果追逐的人自行失足跌死，逃走的人先前虽然有殴打的情状，不得以致死的罪名加之，应当各按本罪定罪。

一律文计算赃物定罪各条，请求详细增补注释。查律法记载：窃盗赃物一两以下杖六十，一两以上至十两杖七十，二十两杖八十。所称二十两，必定是十两以上至二十两为止，凡是十一两至十九两都是。其不说十两以上的，是因为上条已有一两以上至十两的字样，下条一气相承，可以意会贯通。只有名例内有一条称“加者数满乃坐”，注云：如赃加至四十两，纵使到三十九两九钱九分，也不得科处四十两的罪等语。因而计算赃物定罪的案件，都以此语为准。凡是窃盗赃物到十余两的，并不引用二十两的条例，照十两科断，导致与一两以上至十两的同判杖七十。赃数虽有多寡，但所判名例将两条合而为一，这是由拘泥律文导致相继错误。然而这还算是小的，由此推至一百一十两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流三千里，一百二十两以上绞刑监候。所谓一百二十两以上，即一百二十两零一分也是。现在凡有赃物到一百一十九两九钱九分的，只照一百一十两的律法判处流二千五百里；如果到一百二十两零一分，又判处绞刑监候，那么流三千里，必须恰满一百二十两之数，不多一分钱，不少一分钱，才为符合以去死一间之罪。而银数介于极微之间，似乎不是定律的本意。这条赃数本系十两一等，现在除中间都是十两一等外，只有杖七十系十九两九钱九分为一等，流三千里则系一分为一等，实在觉得轻重失序。请求下部臣在计算赃物定罪各条律内逐一增补注释，如窃盗赃物二十两杖八十

译在条文中增添“十两以上至二十两”这样的字样，从二十一两到一百二十两，以及除此之外监守自盗、常人枉法等赃罪，都依照此例逐条增添“几两以上至几十两”的字样，以便援引时不至于失当。至于《名例》篇的小注，原本就是阐明律文的本意并加以曲折的引喻，应当没有必要更改。

译对于命案中申请留养的人犯，应当请求仍然等待秋审时办理。查考留养的旧例，只允许将戏杀、误杀的案件在奏本中声请，至于谋杀的案件，无论情节轻重，一概等到秋审时取具结状上报刑部。上年经刑部奏请批准，认为情节原本较轻，应列入缓决可矜的案件，如果一定要等到秋审时才核准留养，对于身犯死罪的囚犯来说，即使监禁超过时限，也属于罪有应得；但其年老多病的亲人，已是晚年景象，举目无亲，情状特别可怜。请求以后对于殴斗情节较轻的案件，以及擅杀罪人，并且无关人命应判死刑的人犯，按其情节应列入缓决可矜的，如果是亲老丁单、寡妇独子，该督抚在定案时，即取具各结状，随奏本声请，准许其留养。那些介于实决与缓决之间的，在奏本中声明，等到秋审时再取结状上报刑部会同核议等因，已通行在案。

臣私下认为，殴斗案件的人犯情节虽有轻重之分，但死者家属同样遭受杀害，从死者家属的角度看，轻重似乎等同。如果准许随奏本声请留养，计算从犯事入监到结案之日，远则一年，近则数月，突然释放，谁没有父母兄弟，忿恨难以消除，因为邻里相近，怒目相视，不仅容易滋生报复的念头，即使在凶手方面，也难以保证他不存有自得之心，这实在不是保全人命的做法。臣恭读乾隆三十八年奉上的谕旨：“留养的人犯，等到他们拘禁经年，消磨其桀骜之气，不必在定案时将命案正犯立即释放。”仰见我高宗纯皇帝深思熟虑，在怜悯体恤之中，仍寓含慎重之意。是否应下交部臣另行定议？除了无关人命的死罪人犯，准许随案声请外，其余有关人命、谋杀、擅杀以及戏杀、误杀等案件，一概等到秋审时再取结状办理，并请求统一等到秋审三次之后，才准许援引赦免。那些因情实可矜悯，秋审缓决未满三次，由部臣奏请减等后，准许其留养。这样则人犯拘禁经过一段时间，逐渐知道悔罪，而死者家属事情经过数年，也必然心平气和，不至于别生祸端，所保全的实在很多了。

请放宽妖言禁令、惩处诬告的奏疏

曹一士

我私下听说古代太史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借此了解各国政治的得失，风俗的美恶。这就是《虞书》中根据治理或混乱来采纳或摒弃言论的意思，使下情能够上达。下到周朝末年，郑国的子产尚且不禁止乡校的议论。但是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学习邪说而广博，顺从邪说而润饰的，虽然是知名人士，圣人也有在两观诛杀他们的先例，实在是厌恶他们迷惑大众。至于编造言语，明显有悖逆迹象的，如戴名世、汪景祺等人，圣祖仁皇帝和世宗宪皇帝因为他们自己触犯大逆而诛杀他们，是不得已的。如果是赋诗作文，言语涉及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时，游览虎丘作诗，有人密奏他大逆不道，圣祖仁皇帝明确告知九卿，认为是诬陷好人，如神般的圣明，洞察隐微，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近年以来，街巷小人不了解两朝诛杀大恶人的原因，挟持微小的怨恨，借影射之词，攻讦私人书信，指摘字句，官吏见事生风，多方严刑拷问，有时导致牵连师生，株连亲族，破家逃亡，非常可怜。臣愚昧地认为，井田、封建不过是迂腐儒生的常谈，不可以作为治国的根本。如今复古述怀、咏史不过是文人的习气，不可以作为借古讽今的依据。即使序跋偶尔遗漏纪年，也可能是草野之人一时失检，未必果然怀有悖逆之心，敢于公开布列篇章。如果这类都一律比附为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发攻讦不止，士子以写作为戒，这实在不符合国家以义正法、以仁包容的至意。臣恭读皇上谕旨，凡奏疏制文中从前避忌的事情一概扫除，仰见圣聪廓然大度，即使是古代敷奏采风的盛事。臣私下认为，朝廷的章奏尚且捐弃忌讳，那么在野的笔札哪里用得着吹毛求疵？恳请敕令直省大吏查核从前有无此类狱案，现在不准援引赦免的，条列上请，等候圣旨钦定。以后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的，审无确凿形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作为挟仇诬告者的警戒，这样文章的株连全部免除，告发攻讦的刁风可以平息，似乎对风俗人心稍有裨益。

申明事主盗贼杀伤例案的奏疏。乾隆二十六年。

都御史窦光鼐

臣私下在秋审两议时，与刑部大臣陆续签注商讨其中有关罪名出入的案件，共计十二案，而盗贼事主的案件占了八案。如湖广司唐成添戳死贼首张德卫一案，则是将临时行强之贼犯，错误地依照窃盗未得财律拟判笞刑，将格杀贼首之事主，错误地依照罪人不拒捕律拟判绞刑。如浙江司陈永贵等殴死吴郁元一事，则是将贼首纠众夺犯杀人，错误地以罪人拒捕论拟。又如直隶司贼犯刘老等拒捕戳死无名氏一案，安徽司贼犯杨德士拒捕刀伤事主妻女一案，则是都将获赃格杀伤事主之犯，错误地依照罪人拒捕科罪。这些都是臣根据律法签注商讨，而刑部大臣已依照签注改驳的。又有山西司贼犯杜九思

译关于拒捕一案，臣认为贼首杜九思与其弟杜九维抛弃耕牛逃脱，事主并未追上，却听说同伙被护卫追回后再次折返抢夺，当场将事主打死，这与因情势危急而图谋脱身的情形不同，曾会商一次，随即根据刑部官员签复的意见，认为抛弃财物即符合条例，臣也就随即批画题奏了。

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是因贼犯张永贤在黑夜行窃，被拘捕殴打致死。

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是因不知姓名的窃贼掏摸财物，被查获后拒捕，遭殴打致死。

又有江西司事主黄魁成一案，是因贼犯曾辛发偷窃耕牛拒捕，被殴打致死。

以上几案，都是按律应判杖刑或徒刑的罪犯，却误引了“罪人已被拘捕”以及“不拒捕而擅自杀人以杀论”的律条，拟判绞刑。这是臣与刑部官员再次会商而尚未有定论的。

臣谨按《罪人追捕律》，本是针对官府差役追捕犯人时遭遇拒捕而设立的。如果是窃贼在作案时拒捕，律法有专门条文，只有抛弃财物以求脱身的窃贼，以及盗窃田野谷麦、准许按窃盗免刺面者，才依照《罪人拒捕律》定罪，这些都是减等论处的。

如果贼人偷窃财物被事主殴打致死，就比照“夜间无故进入人家，已被拘捕而擅自杀害致死”的律条，判杖一百、徒刑三年。只有在旷野白日采摘苜蓿、蔬果等类，才依照《罪人拒捕律》定罪，因为这些东西细微，不同于货物，不能直接按窃盗论处。

如果窃贼持械拒捕，那么官差、事主、邻居都可以依照律法格杀勿论；而拒捕但不持械的，在窃盗罪中则有界限。

译卫兵充军的原本条例，对于事主（被害人）的情况，用“殴打致死”这一句话来概括。这是因为事主将罪犯拘捕后擅自杀害，罪行只判杖刑或徒刑，那么抗拒抓捕而被杀，更不必说了。之所以不再讨论减轻刑等，是为了防止擅自杀害而轻视人命。

近来各省审理刑案的衙门，因为罪犯所犯的罪行广泛众多，援引“罪人抗拒抓捕”、“罪人不抗拒抓捕”作为通用的灵活条例。又因为窃贼抗拒抓捕而被杀，比照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擅自杀害，都以此论处，于是对于按律应斩决、斩监候的贼犯，导致从轻放纵，而按例应不予论处以及罪行只判杖刑徒刑的事主，一并拟判绞刑抵命。半年之内已有几起案件，臣各自根据本条例与刑部大臣商议。其中唐成添等四案，其错误出于偶然，所以刑部大臣采纳了臣的说法。易曹守仁等三案，则是各省成案援引本来就有参差不一，向来多属照准覆核，所以刑部大臣采纳臣的说法，难以抑制。臣仔细查考，夜间无故进入人家，事主拘捕而擅自杀害，律注说：“为了防止奸盗的祸端，所以宽恕擅自杀害的罪行”，又说：“这与罪人抗拒抓捕条文中已就拘捕而擅自杀害以杀人论处不同，因为罪人已经属于官府之人，犯此条则虽然是就拘捕，但并非官府之人，情由各有区别，所以罪行不统一。”那么这两条律文的轻重悬殊，不得牵强附会其说法，非常明显。如果以窃贼抗拒抓捕而擅自杀害，比照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擅自杀害，在律例中寻求依据，实在没有这样的条文。臣反复商议探求，其说法不过是说“人命为重罢了”，然而“人命”的说法，不可以用来类推盗贼。因为人命律中所说的谋杀、故杀、杀、共殴杀，都是普通人互相杀害。凡是斩刑绞刑，是使人不要互相杀害罢了。如果事主擅自杀害窃贼，那么罪行只判杖刑徒刑，并不是说宽恕事主。盗贼危害人生，不能与平民并列，死了也不能用平民抵命，而后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做盗贼，这是辅助教化的深意。右边（指邻里）常人都寄托以捕盗的责任，而事主更是被害的人，即使擅自杀害致死，也只判满徒刑，而后人无所畏惧而勇于捕盗，这是禁止暴力的微妙权宜。盗贼始于偷窃而严重于强盗，防止偷窃演变为强盗，所以抗拒抓捕的条款特别列在强盗律内，这是重视它。如果抗拒抓捕不持器械，就称之为（强盗），那么捕盗的人有所畏惧，而盗贼逐渐无所顾忌了。去年刑部议准蒋嘉年的条奏内说：“贼犯持器械抗拒抓捕，捕者格杀之，不问事主、邻里，都按律不予论处。此外如果有携带赃物逃走，而邻里等人直接上前追捕，仓促间致其毙命，或者贼势强横，不能尽力擒获送官，以致殴打戕害性命的，按偷盗财物事主殴打致死例，杖一百，徒刑三年等语。”所谓强横不能尽力擒获送官的，就是抗拒抓捕不持器械的。在邻里杀之，得以按事主殴打致死的例子，减等判杖刑徒刑。那么事主殴打致死，更没有加罪，已有明文。然而各省办理，尚且援引成案，以杀人拟判绞刑的很多。有担心问刑衙门得以高下其手（随意轻重判罚），而法司反而难以考核稽查。臣愚昧的意见，仰祈皇上特降谕旨，通令内外问刑衙门，凡是遇到盗贼事主杀伤案件，一律遵照钦定本例及议准新例，统一办理，那么条例成案不至于两歧，而盗贼更加收敛止息了。

议捉奸致伤尊长勿论奏

秦蕙田

乾隆二十年江苏巡抚庄有恭上奏：蔡奕凡与嫡侄蔡通的妻子卢氏通奸，被蔡通撞见，砍伤奸夫蔡奕凡，杀死奸妇卢士。将蔡奕凡拟判绞刑立决，蔡通依照刃伤伯叔父母的律例拟判绞刑立决等因，议得：审理案件务必公平允当，援引条例贵在折衷。律载：本夫在奸所亲自抓获奸夫奸妇，当场杀死的不予论处。这是说本夫捉奸杀死奸夫一律不予论处，即使杀死有服制的尊长，也没有另外治罪的条款。如果本夫因为捉奸仅致伤尊长，那么更可以不予论处了。又杀奸条列载：本夫本妇有服制的亲属都允许捉奸，但卑幼不得杀尊长，犯了则依照故杀伯叔母姑兄姊的律例科断。这是专门说应允许捉奸的两家卑幼服属不得干犯尊长，也只说杀而没说伤。而本夫捉奸致伤尊长的，则更可以不予论处了。所以乾隆六年，臣部议覆河南按察使沈起元的条奏：本夫捉奸杀死尊长，应当随时酌量议拟，在案。是因为奸情而杀尊长，还在矜疑的律例中，如果致伤未死，自然应按律不予论处。因为尊长内乱，律例干犯斩绞重刑，既然给予本夫捉奸的权力，自然难以禁止其必定没有致伤的事情。详细查考律例，检阅条议，从未有本夫获奸致伤有服制尊长仍应科罪的条文。此案蔡通因为胞叔蔡奕凡与他的妻子卢氏白日行奸，撞获当场互殴，致伤并未致死。该巡抚匆忙将蔡通援引刃伤胞叔的律例，拟判绞刑立决，实在不够公允恰当。臣等详细阅览案情，折衷成例，蔡通既然没有科罪的条款，自然应给予不予论处。应当将该巡抚拟判绞刑立决之处不必再议。

请详议旌表之例疏 嘉庆八年

纪昀

私下认为旌表节烈，是维持风化的大权，必须一一符合人心，才足以表示鼓励。伏

译查照旧例，凡是妇女遭受强奸而反抗不从，因而被杀害的，都准予旌表表彰。那些突然遭遇强暴，体力无法支撑，被捆绑压制，最终被奸污的，虽然始终不屈服，却仍被杀害，则按例不予旌表。臣愚昧的看法，私下认为这类妇女，舍生取义，她们的志向本是相同的。只是因为有的身体孱弱而遭遇凶悍之人，有的孤身一人而遇到多人，对方强行奸淫，竟然施以污辱，这是力量悬殊不敌，并非她们的节操不坚定。最终能够坚守节操不屈服，抵挡刀锋而献出生命，她们的心志与那些坚守节操而被杀害的妇女，实在没有区别。譬如忠臣烈士，发誓不投降贼寇，但四肢被捆绑，众人把持，强行让他们跪拜，能说他们是屈膝投降贼寇吗？臣掌管礼部，职责在于旌表表彰，每次遇到这类案件，不敢不按照旧例审核办理，但衡量情理，内心实在感到不安。咨询众人的意见，也多说不妥当。可否恳请皇上施予天恩，命令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共同详细商议：如果怜悯她们与那些未被奸污而被杀者同样一心抗暴，只是遭遇不幸，与未被奸污者略作区别，酌情给予旌表，使人人知道蒙受圣朝奖赏善行，略加体谅其心以教化风俗，似乎有益。如果其中确实有不可旌表的精微道理，是平庸耳目所不能推测的，也请明确指斥驳正，向中外宣示，以消除天下后世的疑虑，是否妥当？恭请训示。

译查核此奏折，经礼部议定，此后凡是强奸案中，遇有两名以上男子，因力量不敌而致死的，即使受害者已被玷污，仍准许旌表表彰。

关于审理独子承继两房各娶妻子的议定，刑部说帖称：

“交核山东省咨报独子承继两房各为娶妻，后娶之妻若有犯罪该如何办理，请部示覆一案，我等查律法记载：有妻更娶妻者杖责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又有条例记载：嫁娶违律应行离异者，若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如果是先奸后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买卖休书，即使有媒妁婚书，均按凡人定罪。如果只是同姓及尊卑良贱为婚，或居丧期间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将妻嫁卖再娶者，确实不知情，实为明媒正娶的，虽然律法规定应离异，若有犯罪仍按服制定罪。又查礼部于嘉庆十九年，根据河南学政咨报宝丰县附生余万全之父余笃生承继两房各为娶妻，长房为其初娶张氏，继娶王氏，生子万全二房为其初娶雷氏，无子，纳妾杜氏，生子万德，各自承继其嗣。因雷氏病故，万德因嫡母丁忧，万全应如何称呼，如何服制等缘由，咨请部示。经礼部以余笃生已在长房娶嫡室张氏，继娶王氏，二房只当为其纳妾，不当为其娶妻为由，认定雷氏在世时称呼已混淆于嫡庶之间，雷氏死后，长子何得列入斩衰齐衰之列。万德既已呈报丁忧，尚可比照慈母之例，服斩衰三年；万全无需持服。至于余笃生二妻并娶，嫡庶混淆，事情属于错误，已经身故，应无需议处等缘由，咨覆在案。查有妻更娶，若与其夫及夫之亲属有犯，仍按服制定罪的条例，指的是其人并未承继两房而言。如果两房各为娶妻，希图生孙续嗣，这是愚民不知嫡庶之礼，与有妻更娶不同，只宜区分先后而正名分，不便用离异之条律来约束。参核礼部议覆河南省余笃生一案，则后娶之妇应为妾，非常明显。既然以妾论处，如与夫及夫之亲属有犯，自然应以妾定罪。此案彭高氏为侄彭文汉聘娶郑某，希图生子承继。查彭文汉先前经其父彭自立为之娶妻郑某，等到郑某死后续娶王氏，这样彭文汉已有嫡妻彭高氏，后娶的郑某虽因承继两房续嗣起见，并非有妻更娶可比，不便判离。而一夫只应一妇，断无二妇并称为妻的道理。自应照礼部所议，以后娶的妇作为妾论处。该司拘泥于有妻更娶，仍按服制定罪，将彭自立照杀死子妇律定罪，似乎不妥。至于该司所称彭文汉嫡妻郑某之子与后娶的郑某有犯，可比照八母中的慈母、养母办理一节，查郑某如能成为彭文汉之妻，始可为其子之母。如今郑某既列为妾，与先娶的郑某即有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与父亲之妾有犯，律法有明文规定，岂能比照慈母、养母办理？此外，与家主、正妻及亲属有犯，均有律例可循办理，自然不至于矛盾。又该司所称以女嫁人为次妻的，其主婚皆由父母，起初并非自愿，若一律照律离异，是因父母主婚的错误，而使其女不能从一而终，情有可悯一节，查人情没有不爱惜女儿的，其明知其有妻而仍许配的，事情很少见。至于承继两房之人，愚民多误以为两房所娶皆属于嫡妻，故将女许配，议礼应先正名分，不便使嫡庶混淆，而王本乎人情，原无需断令离异，有犯应以妾论处，情法俱得其平。所有彭自立一案，请即照礼部议覆河南学政一案，依殴死子妾律定罪。”

关于审理雇工殴伤旧家长的议定，刑部说帖称：

“交核安徽司审拟车夫李二踢伤旧主人齐兆熊一案，我等查条例记载：赎身奴婢冒犯家长，依雇工人定罪；放出奴婢冒犯家长的，仍依奴婢本律定罪。又律法记载：奴婢殴打旧家长的，以凡人论处。注云：这也是从转卖与人者而言，奴婢赎身不用此律等语。确实因为奴婢对于家长，留下则有恩，卖掉则义绝，所以转卖之后互相殴打，就以凡人论处；那赎身放出的奴婢，恩义犹存，所以放出的以主仆论处，赎身的依雇工人定罪。至于雇工殴打伤害旧日家长，律例内并无如何治罪的专条。我想雇工与奴婢名分虽然相同，而恩义有别。奴婢一经契约购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都仰赖主人，其恩重，所以其名分也重；而雇工只为生计受雇佣，主人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如果一旦工满去留得以自由，留下则为主仆，离去则无名分。律法不说雇工殴打旧家长的，是因为其工价既尽，即属于凡人了。此案李二先前受雇于齐兆熊驾车，齐兆熊因李二怠慢，在一个月工满后”

译随即令其辞别离去。随后李二因向张幅索取欠款，与刘成发生争吵，经齐兆熊出面斥喝，李二不服，出言顶撞。齐兆熊上前与刘成将李二按住，欲殴打李二，李二情急之下用脚踢伤了齐兆熊的左胯。李二对于齐兆熊虽系旧日雇主，但律法规定奴婢殴打伤害旧家长，也应按普通人定罪量刑。查核乾隆十九年陕西司审理拟定的雇工良生儿殴打伤害旧日雇主宗室越一案，将良儿按普通人依据殴打伤害宗室的本例定罪量刑。如今李二这一案件，该部也按普通人论处。因为该犯在齐兆熊出面吆喝时，不思退避，竟敢顶撞，其平日轻慢玩忽可知，不便仅拟杖责以免轻纵，判处不应重罪，杖刑并加枷号两月。查核其情节与罪行尚属恰当，应请照此办理。

译关于私铸案件分别定拟上奏

秦蕙田

我私下查访得知，设立铸钱局鼓铸钱币，是为了疏通钱法，救济民用。然而奸徒为了牟利，私自销熔、私自铸造，都是钱政的祸害，因此定例都判处斩首。后来因为私销案件比私铸严重，将毁化制钱以及私自剪削钱边的人改判斩决，而私铸案件仍判斩候，列入秋审。这类案件触犯法纪，自应拟入情实，依法正刑，以彰显国家法度。臣等查阅秋审各案，有的潜匿在深山密林之中，伙同党羽招募工匠铸钱，多达数十千乃至百千不等；有的私自在家中偷铸，随即因畏罪停工，钱数仅止数百文乃至数十文不等；还有的制作古样钱文、砂壳小钱，不能流通买卖，以及刚开炉就被查获，尚未铸成的。向来外省督抚有的拟入情实，有的拟入缓决，既不足以严肃刑章，更有钱多而拟缓决、钱少而拟情实的，尤其不能彰显公平允当。直省秋审大典关系重大，督抚是内外刑名的关键，如果办理参差不齐，必定要等到廷议之时，由九卿改驳，这也不符合众口一词弃绝奸恶的本意。如今外省秋审即将临近，似乎应当酌定章程，以求划一。查考条例记载，伙同党羽招募工匠私铸铅钱达十千以上的，判处绞监候；熔解少量铅片铸钱不足十千的，比照私铸铜钱情有可原，依例请旨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等语。铜钱与铅钱按律虽有斩绞之别，但钱多钱少论情，原本就有轻重之分。臣等详细斟酌商议，请此后外省秋审私铸铜钱案犯，也比照私铸铅钱的条例，核算其钱数达十千以上的，不论砂壳古钱、人数多寡，秋审时一律拟入情实，请旨勾决。那些钱数虽不及十千，但私铸不止一次，后来被发觉的，也一并拟入情实。至于偶然偷铸，铸数不及十千，以及铸造未成随即畏罪中止的，这类情节，督抚列入缓决似乎稍可原谅，但将他们照常监禁，徒然让他们安坐牢狱，反而不足以昭示警戒。臣等共同商议，似乎应当酌量变通。查今年二月内军机大臣会同臣部议复御史刘宗魏条奏，强盗免死减等人犯改发巴里坤等地种地等因，已奏准通行在案。我想私铸旧例原本就有分别发遣的条款，这类情节较轻拟入缓决的犯人，可否援照强盗免死减等的条例，改发巴里坤等地，令其种地效力，以赎死罪，这样奸徒才能知道警戒畏惧，而宽大的典制不至于被侥幸求得。

关于严禁养蛊告示（选自《广西通志》）

金

蛊毒杀人，是最为隐蔽的罪恶，是王法所不宽恕、天理所不容忍的。向来听说岭南地方，多有制造蓄养蛊毒、谋财害命的事情，本官府留心访查已久，务必彻底清除根株，为你们地方除去隐患。仰告汉族土著居民及外来人员，遵照避蛊的方法、解蛊的方术，使蛊毒不能为害，各自应当凛然遵行，不要辜负谆谆切切的劝诫之意。所有条约，开列如下：

一、申明律法。《大清律》记载：凡是制造蓄养蛊毒足以杀人以及教唆他人者，斩首；制造蓄养者财产没收归官，妻子及同居家口即使不知情，也流放到二千里外安置。如果用蛊毒毒害同居的人，被毒害者的父母、妻妾、子孙不知造蛊情形的，不在流放远方的限制之内。如果里长知道而不举报的，各杖责一百；不知情的不坐罪。告发抓获的，官府给予赏银二十两以上。律法记载用蛊杀人的罪责，何等严厉！你们这些愚昧百姓，为何亲身触犯法网？特此申明，共同知晓并凛然畏惧。

二、开导愚惑。访得养蛊之家，世代秘密传承。每当有女儿出嫁，其母亲分给蛊虫，并传授方法。又有本人临死时，才将蛊虫交付给亲爱子女，视为至宝。藏养日久，更有滋生蛊仔，遗留下的祸孽逐渐繁多，为害日益众多。总之愚民无知，贪爱财物，被邪术迷惑，以阴谋毒害为家业，以他人性命为生计。偶尔有良心发现，不肯害人，蛊虫无所依养，将会咬蚀养蛊之人，以至于肌肉黄瘦，面有青痕，甚至亲生儿女也被蛊虫所吃，如此狠心，至死不悟。殊不知人生天地间，男耕女织辛苦劳作，赚得银钱，子孙享用，何等长久、何等快乐。竟然丧尽天良，造此恶孽，事情败露则身遭国法，死后也难见阎罗。各自应当及早回头，千万不要终身迷惑。

三、立限自首。养蛊之罪，律法记载甚严。本官府仰体皇上的仁德，不忍不教而杀，为你们愚民开辟一条生路。自告示之后，限三个月内，凡有家传蛊虫及他人分给蓄养的，将所有蛊虫数目赴地方官处尽数首报，当堂验明，依法封存送走，永远断绝，改过自新。从前所犯养蛊之罪，详细查明予以宽免。如果是妇女养蛊，其本夫及同居亲属能将养蛊的实情及蛊虫数目代为出首，也准许同自首一样，一概免除罪责。如果抗拒违令不首报，以及首报不尽，仍藏匿蛊虫，致使被官差查出，或经旁人告发，定行

译按照惯例治罪。

凡诬陷他人者，自告示颁布之后，除允许其自行投案自首外，地方官员一方面责令练总、保甲，也在三个月期限内，各自在其管辖的住户中切实逐户排查。如果发现确实有养蛊的人家，便向其陈述利害关系，劝令其自首；如果查得养蛊的证据，而对方巧言抵赖不肯自首报告的，立即禀报地方官，派遣差役逮捕追究治罪。如果练总等人借此挟私报复、诬告陷害良民，经地方官审理查明属实，就在当地村镇将其处死，以警示诬陷者。如果确实没有养蛊的人，也责令练总、保甲出具甘结（保证书），由地方官加盖印信申报上级。日后若事发，该管练总、保甲以及养蛊者的同伙一并治罪。

译识别蛊毒的方法：探访到养蛊的人家，屋内桌椅都干干净净。养蛊的人，脸色大多黄瘦，头面部有青黑色的痕迹。别人到他家，他便把手插在衣服底下，或者用手去摸头。他使用的东西都有腥气，因为养蛊日久，被蛊虫侵蚀，所以头面黄瘦，兼有青黑痕迹。他所养的蛊虫，常以邪术拘束握在掌中，不敢轻易张开。又因为遇到佩戴朱砂、红豆的人，蛊虫不安，所以将手插在衣下，或摸在头上，急忙将蛊虫藏避。有这几种迹象，留心稽查。

解救的药物：凡是蛊毒，都害怕朱砂、辰砂、黄连、红豆等物。小红豆，土名叫水银子。此后有蛊毒的州县村庄，不论男女老少，令各带朱砂二三钱，红豆三四个，或者缝在衣领内，或者常带在身边，蛊虫不敢靠近身体，养蛊的人不能为害。如果乡村贫民不能购买备置朱砂，已命令当地官员购买施舍，到官府领取价款。百姓各自禀报官府讨领。如果前述形迹可疑的人家，又不肯佩戴朱砂、红豆的，总甲、保长就应当查访核实后禀报。倘若有人中了蛊毒，用朱砂、辰砂、野芝麻、老大蒜头、老生姜、黄土六种，各取等分。先将一半在口中嚼一会儿吐出，再将另一半嚼碎咽下，就可以不死。又据平乐县练总供称，曾经误食了养蛊人家的饭，忽然患肚子痛，曾经医治。先用苦练树皮、枇杷树根、山岭上的白薢、三月抛根四种，各取等分煎汤喝下。再用乌桕树根上的煤煎水喝，等待一个时辰左右吐出蛊毒。又每次吃饭时用黄铜做筷子，也可以解除蛊毒。详细晓谕，大家都应该知晓。

消灭和送葬蛊毒的方法：一向习惯养蛊的人都有解除的方法。送葬的方法：此后，凡是遇到自首以及查拿追出蛊虫的，当堂验明，就令封固在罐子里，依法远远送到深潭，以断绝蛊毒的根源。又访闻有养蛊日久，被蛊相缠本人，就有悔过之心，无奈蛊虫变幻攒绕，送不出去，只得又害他人来养蛊虫。那么养蛊的人，也并非都有杀人的心，无奈家中传留下这种恶物，不能断绝，又不敢声张这种情况，也觉得非常痛苦。所以本部院开设自首的门路，令他们成为良民。现将封蛊方法及送蛊灭蛊的法语刊发给各州县存案，倘若有人不能消灭送葬蛊虫，申报到官府，自有神明般的方法断绝根株，为地方永远除害。以上各项都应当凛遵，当地官员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岂忍心让愚昧的人甘愿遭受刑罚杀戮，无辜的人暗中被残害，务必切实奉行，不要视为迂阔空泛，谨慎不要忽视。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疏

林则徐

本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刑部咨文，开列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植国家根本一折，着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折并发。钦此。臣查原奏内称：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换制钱一千六百有零，不是耗银于内地，实是漏银于外夷。自从鸦片烟流入中国，起初不过是纨绔子弟习以为浮靡，此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处吸食。广东每年漏银渐至三千余万两，合之各省又数千万两。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现在想要加重罪名，必须先重治吸食。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限期。如果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的乱民，罪以死论等语。

臣伏思：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所以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一则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刑加徒刑，已属从重，如果径直判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怕未协中道。一则以犯者大多，有不可胜诛之势，如果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怕讦告诬攀、贿纵索诈的风气因而愈炽。所以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而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兹蒙谕旨饬议，虽以臣之愚昧，敢不竭虑筹维？窃谓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中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其所重。现在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书所谓“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传所谓“火烈，民畏，故鲜死焉”，者，似皆有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惟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惰昏，今日岂知来日？当夫严刑初设，虽亦魂悚魄惊，而转思

译期限还比较宽裕，暂且等到临事时再作决断。到了期限〇而又不能迅速决断，那么触犯法律的人仍然会很多。所以臣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就在这一年之中，必须直省各级官员同心协力，极力挽回那千钧一发之势，期望必定能收到成效，永远浇灭不良的风气，而这项法令也就不会成为多余的设置。现在臣谨就自己见识所及，拟定章程六条，向皇上恭敬陈述。

译对于烟具，首先应当收缴干净彻底，以断绝其根源。查得吸烟用的竹杆，称为“枪”，那枪头上装烟点火的器具，又需用细泥烧制而成，名叫“烟斗”。凡是新枪新斗，都不适口，且烟瘾难以度过，必定是平时习惯使用的器具，里面有烟油浸渍的，越久越被视若珍宝，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不轻易相让。此外零星的器具不一而足，但尚可以用其他器具替代。只有枪和斗都难以替代，而斗比枪更不可分离。遇到没有枪的时候，用习惯使用的斗配上别的烟杆，或许还能勉强吸一口；若没有斗，烟就没有装的地方，自然就无法吸食了。现在必须责成州县尽力收缴枪和斗，根据距离海疆的远近，以及地方的冲要或偏僻，户口的繁简，民俗的奢华或朴素，由各大官酌情规定期限和数量，责成他们查获，并展示劝诫和惩罚。除了新枪新斗听任州县自行毁碎，不必核计之外，凡是浸渍烟油的枪斗，都必须包封粘贴印花，汇总造册送往省城。该省大官应当当众共同启封毁碎，无论这些器具是由搜查获得，还是由自首缴纳，或是由收买寻觅得来，都允许核算作为州县功过的数目。如果地方繁盛而收缴寥寥无几的，立即予以撤职参奏；如果能格外多收的，也应当分别给予奖励。这一条规定后，各省应立即出示劝令自新，仍将一年的期限划分为四个阶段，逐步加重罪名，以免因循观望。查得重典的设立，原本是为了断绝吸食，果真能人人断吸，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所谓以人治人，改过就停止。各省接到文书后，应由大官发给告示，进行恳切晓谕。自接到文书之日起计算，三个月为初限，如果吸烟的人在期限内改悔断绝，到官府自首的，请参照习教人自首出教的例子，准予免罪。然而自首不是空话，必将家中藏匿的烟具几副，剩余的烟若干，全部呈缴到官府，出具改悔自新、毫无藏匿的甘结，加上族邻保结，立案上报查核。如果日后再次犯罪，或被被告发，或经访查拘讯查实，加倍重办。在第二、三、四限内自首的，虽然不能一概免罪，似乎也可以酌情减轻；但不自首的，一经发觉，就必须加重。因为四季成一年，三月成一季，时间不算短，果真知道畏惧法律，尽可以改图。如果仍然悠忽拖延，再三自误，依据诛心的律法，已不是徒刑杖刑所能抵罪的。除了初限内抓获的，仍照原例办理外，初限以外、四限以内未自首的犯人抓获审实，似乎应按月递加一等，直到充军为止，其中详细条款以及先后自首如何减等，自首后再犯如何惩办之处，均请朝廷核议施行。像这样由宽到严，由轻到重，不肖之徒如果还不知悔惧，置于死地，确实不足可惜。开设烟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的各罪名，都应一体加重，并分别限定期限缴具自首，以截断其流。查得开设烟馆本系死罪，兴贩也应远戍，近来因为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抓获的反而少，现在吸烟已拟重刑，这些人岂宜不加重？应请一体加重，才符合平允。但浇薄的习俗已深，也应给予自新的道路。请自接到文书之日起，开设烟馆者限定一个月，将烟具、烟土全部缴到官府，准予将原罪酌情减轻，如果是被抓获的，照原例办理。地方官在一个月内办出的，无论缴获还是抓获，都免除从前失察的处分。倘若逾期抓获犯人，照新例加重，自行抓获的官员减等议处。那些兴贩之徒，路途有远近，或许对新例尚未闻知，不能一概限定一个月自首，应请酌情限定三个月内，不拘行至何处，准予到所在有司衙门缴烟免罪。如果逾期发觉，也应论死。缴到的烟土、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官员加用桐油，立即烧化，将灰投入江河，隐匿者与犯人同罪。至于制造烟具的人，近日越来越多，如烟枪固然多用竹子，也间有用木头削制的，大抵都是烟袋铺所制。那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也饰以金玉角牙，闽粤之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饰之后，尤为这些人所看重。那烟斗从广东来的，以洋瓷为上，在内地制造的，以宜兴为高，恐怕其屡烧易裂，则也包以银锡，而发蓝点翠，各尽其工。恐怕其屡吸易塞，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形状不一。那些手艺之人，喜欢其易售，奇技淫巧，竞相传习，虽然照例惩办，而制造如故，应请一概限定接到文书一个月内，将所制大小烟具全部缴官毁化，免罪，并谕令烟袋作坊、瓦器户以及金银铜锡竹木角漆各匠互相稽查，如果逾期不自首以及自首后再制，仿照新例重办，那装成枪斗可用吸食的，则须论死，保甲知情不报，与犯人同罪。

译罪行。

译一、对于失察的处分，应当首先严格对待身边亲近的人。文武下属官员若有犯罪，其主管上司在接到文书三个月内查明并举报的，都给予免予议处；超过期限未能察觉的，分别予以议处。至于本署内的亲戚、朋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断没有不知道的道理，应限定一个月查明。如果不能尽早命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报，就是有意的包庇隐匿，除了对犯罪者加重治罪外，应将包庇隐匿的官员立即革职。本署的书吏、差役若有犯罪，限定三个月内查明惩办，超过期限未能察觉的，分别降职调离。

一、地保、牌头、甲长，本来就有稽查奸邪盗贼的责任，凡是有烟土、烟膏、烟具，都应命令他们查获收缴。挟私仇诬告的风气，固然难以保证一定没有，但只要能查获赃物证据，就已经有了依据，而且查获一件，就减少一害。虽然刚开始执行时，恐怕难免会有滋扰，但凡事不可能完全没有弊端。如果吸烟者因为害怕滋扰，而都决心断绝烟瘾，这也并非没有益处。至于开设烟馆的房主以及该地方的保甲，断没有不知道的道理，如果不举报，显然是包庇，应与正犯同罪，并将房屋没收归公。

一、审判的方法，应当预先讲求。此议定后，除了偏僻简略的州县，犯罪者本来很少，即使有一两个，也不难随时审判办理外，如果是海疆商贾、码头以及交通要道繁华聚集的地区，吸食者不可胜数，举报既多，地方官员日理万机，即使整天审理，片刻放松，瘾头就过了。委派他人代看，弊端就产生了。这不是定罪之难，而是定案之难。要知道吸烟的虚实，原本不在审讯而在熬炼。熬炼一人与熬炼数人、数十人，其工夫是一样的，而且专门熬炼一人，或许会有弊端，多人一起熬炼，反而无可欺骗。譬如省会地方，选择一个公所，汇总提审被控告、被抓获的人，委派正印以上候补官员一人审理就足够了，不必多用官员。临审时，恐怕他们带药过瘾，则必须先将身上按名严格搜查，即使有烟点也必须敲碎，然后点入后封门，如同考棚的坐号，各相距一尺左右，不准来回询问。官员也只准带一名丁役、两名差役随身伺候，不许擅自离开。从辰巳时直到子丑时，只需静对，不必问供，而有瘾之人的情态已经全都显露出来了。如果审讯结果是虚诬的，由哪位官员审理，即令哪位官员出具切结，倘若日后另外发觉，只追究原审官员的责任。以上六条，根据臣愚昧之见，斟酌筹议，不知是否得当，理当缮写奏折呈奏，恳请皇上圣鉴训示。

再者，臣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如刀绞，久经采访各种医方，配制药料，在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治疗。其中历试历验的，计有丸方两种，饮方两种，恭敬缮写另单呈上御鉴。可否颁行各省，以资治疗之处，伏候圣裁。

附戒烟断瘾前后两方总论

人的喉管有两条，食管主管饮食，下达二肠；气管主管呼吸，周通五脏。气管本属清虚，不容一粒半滴之物。如果物体误入其中，实时咳逆，必须排出后才痛快。而烟是有气无形之物，所以可以吸入，呼出，往来于五脏。虽然其气已去，但其味仍留。但人之所以能生存，全凭借胃间所纳的谷气，循环于经络，以培养精神。现在食烟之人，其脏腑惯得烟气以代替谷气。所以常人一日不食五谷则饥饿疲惫，食鸦片烟者视五谷还可以缓一缓，但定时不吸烟则瘾发疲惫。没有其他原因，是正气被邪气所制。本草所载，生烟即现在的旱烟，其气辛，所以只入肺。如果鸦片，则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其色黑而入肝肾。所以一吸而能透入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达于肢体皮毛的末梢。身内外上下，无处不到。因此吸才下咽，自顶至踵均觉舒畅，于是沉溺其中。开始则由逐渐而经常，接着则由经常而熟练。至于熟练了，内而脏腑经络，外而耳目手足，都必须得到此烟气而后即安。一旦没有，肾先告乏，所以呵欠频作；肝因而困，所以涕泪交流；肺病则痰涎并生；心病則痿软自汗必至。这时而起者，是脾主信的缘故。那些沉溺其中的人，到这时就适受其困了。然而沉溺而知戒，不过困于一时；沉溺而不戒，则直接以身命相殉。以烟气代替谷气，引邪夺正，其能长久吗？果真戒之，并非难事。瘾之轻者与身体强壮者，即使无药方亦可断绝。这里专为受瘾深而气体弱者设立前后两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补正气丸。忌酸丸即以烟灰和药制成，因为初戒时不能骤然断绝，所以以灰代烟。重用附子，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十二经。佐以柴胡的左旋，升麻的右旋，沉香的直达下焦。四者相合，则透彻上下表里，顷刻间能遍及一身。况且吸烟之人，中气无不伤的。中气伤则气不能化精而血衰，所以用参以补肺气，白术以补脾气，陈皮、木香以利诸气，都是为了安其中。

译中气既然已经稳固，再用当归、黄连、黄柏来凉血并生血，而且黄连、黄柏能消除附子的毒性，以滋生肾水这一根本，同时制约心火与相火。气血两虚的人，难免出现昏晕，非天麻不能制止。所以制成丸药吞入胃中，使气运行于五脏，输送精气于经络，不一会儿，就能通达头顶到脚跟，内外无处不到，因此烟瘾不起，各种疾病也不发作。而且有沉香、木香两种香料，借助天麻发挥效用，甘草不仅可补中气，还能益血，并且调和诸药。这个方子气血双补，而药味不杂乱；寒热并用，而于医理不违背。炼制成丸，吞入胃中，使气运行于五脏，输送精微于经络，不一会儿，就能通达头顶到脚跟，内外无处不至，因此烟瘾不起，各种疾病也不发作。且有沉香、木香两种香料，气息芬芳，借助附子来推行药力，熏蒸在五脏之中。服用数日后，如果再取过火的烟来吸，不仅脏腑之气与之抵触排斥，就是鼻孔闻到也已经嫌它臭了。补正丸即以忌酸丸的方子为基础，减去黄木香两味不用，附子也不用烟灰，其余药味的分量都与忌酸丸方相同。凡是戒烟的人，先吞服忌酸丸，到三五日后，每天减少忌酸丸一丸，就用补正丸两丸来替代；减少两丸，就用四丸来替代，照此依次类推，互相加减，直到忌酸丸减完，再专门服用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就连补正丸也不用服了，而烟瘾自然断绝。这个方子屡次试验屡次验证，具有神效。因为有补中益气的药，每天减少含烟的一丸，以去除邪瘾；每天增加补正的两丸，以扶助正气。正气日益充足，邪气无处容身，即使是极重的烟瘾，如果能痛下决心改悔，按照方法执行，不过多花几天时间，没有不能断绝的。保全全身性命，余生敬畏国法而免除刑戮。凡是有血气、有知觉的人，有谁不醒悟自新，在迷途上早日返回呢！所有方药的制法详细列在左边。

译忌酸丸方。之所以不叫戒烟丸，而叫忌酸丸，是因为在服用烟灰之后，如果与味道酸的食物同食，就会让人肠断而死，所以用忌酸来命名这个药方。想要服用的人，看到名字就知道禁忌了。生洋参五钱，白术三钱，当归二钱，黄柏四钱，黄连四钱，炙黄芪三钱半，陈皮二钱半，柴胡二钱，沉香二钱，忌火；木香二钱，忌火，天麻三钱，升麻一钱半。全部研成细末，加入生附子七钱，用米泔水浸泡透彻，在石臼中捣成泥状，再加入烟灰一两，搅拌均匀后加入糊状物，与药一起制成丸剂，像小桐子一样大。丸剂制成后，总共称多重，大约平时有一分烟瘾的人，每天服用的丸剂中须含有烟灰一厘二毫为标准，必须在饭前吞下，否则不灵验。起初一两天可以多吞一些，让人稍微有点醉意，这样即使有烟也不想吃了。吞服定下三五天后，每天减少忌酸丸一丸，用补正丸两丸替换吞下。补正丸方的药物分量都按照前面的方子。生洋参、白术、当归、黄柏、黄连、炙甘草、陈皮、柴胡、沉香、天麻、升麻，全部研成细末，用蜂蜜调和成丸，像桐子一样大，用来替换忌酸丸。如果初一减少忌酸丸一丸，就用补正丸两丸吞下；到初二就减少忌酸丸两丸，再用补正丸四丸吞下，其余可以类推。等到忌酸丸减完，再服用补正丸十天或半个月后，连补正丸也不用服了。如果烟瘾重的，一剂药不能彻底戒除，就多服两剂，烟瘾也一定会断。忌酸丸加减法：红白痢疾加黄芩、白芍；梦遗加龙骨、煅牡蛎；各种疼痛加重木香、元胡索；咳嗽加紫菀、炙款冬花、炙枇杷叶（去毛）；咳嗽严重的加杏仁、阿胶；热痰加川贝母、全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天南星；如果感觉下焦有火加黄柏、知母；头晕眼花加丹皮、白菊花；小便短少加猪苓、泽泻；水样腹泻加白茯苓、车前子；身体不虚的去掉洋参换成沙参，炙甘草不必用。如果以上药物加入药中，或者用汤煎送服。

附录简便二方。忌酸补正前后两丸方极灵验，而配合两剂需要几千文钱。那些害怕戒烟的人还有借口，有的说一时拿不出这笔整钱，有的说配药费事，需要时间。即使劝人戒烟的人，也未必都愿意捐资多制药丸随人施给。虽然小药可以治病，但如果畏难苟安，为什么呢？又附录两种良方，都是花钱极少而效果很迅速的，希望穷乡僻壤之地，地位卑微的人，只要一念知悔，都可以立刻自我医治。还有什么畏难的呢？唉，谁不想活着？如果不在此求生，那么死于烟与死于法，都是自作孽罢了，能不害怕吗！所有简便二方附录于后，这两方各自为用，不相连属。

四物饮：赤砂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贝母八钱，去掉心研细，鸦片灰三钱，烟瘾重的四钱。以上四物用十几大碗清水，放入铜锅中煎两三个小时，大约剩下三四碗，越浓越好。将药渣滤出，取汁液贮存在瓷瓮内，放在静室无人行走的地方。每天早起和睡前，各取汁液一杯，用开水温服，烟瘾就可以断。如果烟瘾极重的，取已煎的汁液再重新煎，十杯煎成一杯，照前再服，一定有效。

瓜汁饮。南瓜正在开花时，连同叶子和根藤一起取下，用水洗净，在石臼中一起捣碎，取汁经常服用。不几天，旧瘾尽去。刚结瓜的，连同瓜一起捣碎，也可以使用。谨按《本草》记载：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切断它的藤有汁液，极其清澈。如果误吞生鸦片，用这个治疗，就不会死，是解毒如神，所以除瘾也极有效。这东西最容易蔓延生长，即使荒僻村野，无处没有。只是到了冬天藤叶都枯了，没有汁液可取。在夏秋则取之不竭，并且可以不花钱而得到。凡是劝人戒烟的，都应该多取此汁，广泛贮存在坛瓮中，留以救济他人，可谓不费之惠。微臣以前所采集辑录的戒烟断瘾药方，共有十多种，而历试有效的，以这几种为最。忌酸补正两丸，方法最正规。四物瓜汁两饮，使用尤其方便。

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

我私下想，人生日常饮食所需，对于富裕奢侈的人固然不能确定其标准数量。如果以贫穷的人当中熟之年计算，大约一个人有银四五分，就可以过一天。如果一天有银一钱，那么各方面都宽裕了。吸食鸦片的人每天除了衣食外，至少也要另花银一钱，这样每人每年就另花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报的各直省人口数计算，总不止四万人。如果百分之一中仅有一分的人吸食鸦片，那么一年的流失就不止万万两，这是可以核算数字而看到的。目前吸食的人又何止百分之一呢？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中所说的每年流失银数千万两，还是举其最少的数量而言罢了。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能设想？而吸食者方且

译招引同伙，以诱人上瘾为能事，陷溺越深，越肆无忌惮，为了警醒玩忽之心、扭转颓废风俗，不得不对吸食鸦片的人严加惩处。有人说，只要严厉惩办开设烟馆、兴办贩卖的人，鸦片自然就会断绝，对吸食者稍从轻减，似乎也是持平之论。然而我先前提议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处罚，却仍不敢放宽对吸食者的条款，这是因为衙门中吸食鸦片的人最多，如幕僚、官员亲属、长随、书办、差役中嗜好鸦片的人，十之八九，他们都有能力包庇贩卖者。如果不从这里严厉整治，那些正想卖鸦片的人就会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接济，怎肯破获以断绝来路？因此，开设烟馆应判绞刑，律例早有明文规定，但历年未曾听说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乎使律例如同虚设，其包庇之状可想而知。即使此时众议难以统一，恐怕也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吸食者真的判死刑，那么对开馆和兴贩者即使加至斩首示众，也不算过分。如果只重罚那边而轻罚这边，仍然没有益处。好比人家子弟在外游荡，无恶不作，只惩治引诱的人而不禁锢其子弟，他们有所倚恃而无所畏惧，哪里不敢再次犯罪？所以想要令行禁止，必须以重治吸食为先。况且吸食罪名如果尚未奉旨讨论，虽然现在只判处徒刑杖刑，还担心将来突然遭受重刑。如果已经讨论却最终不执行，或者略有增加但无关生死，那些吸食者都知道从此永远不会有重法，谁会有戒心？恐怕此后吸食的人越多，贩卖者的利润越厚，即使冒死犯法，也一定有人去做。因此，专门严厉惩治开馆、兴贩的提议，意在持平，但药不对症，依然是无效的旧方罢了。谚语说：“脚上长疮的人不去市场，没有卖鞋的；和尚旁边，不卖梳子。”如果没有吸食者，哪里还有开馆兴贩的人呢？有人说罪名重则讹诈多，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却不想，轻罪也可以讹诈，只有无罪才无可讹诈。与其使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不如执行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即断绝。吸食既断，讹诈者又哪里施展呢？如果担心断绝不易，那么目前收缴鸦片已是明证；如果担心诛杀不胜诛杀，难道一年的限期还难以彻底改正吗？只看执行者是否真的肯认真罢了。如果能使内外一心，誓除这种祸害，不被姑息所迷惑，不视为具文，将看到人人涤荡心虑，怀刑畏罪。先前虽然有论死之法，届时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时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的人却不可胜计。与养痈遗患相比，又孰得孰失呢？《舜典》有“怙终贼刑”的命令，《周书》有“饮拘杀”的条款。古代圣王正因为不乐于用法，才不能不严于立法。法律的轻重，以弊端的轻重为衡量标准，所以说：“刑罚世轻世重。”这是因时制宜，不得已而为之。当鸦片未盛行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所以杖刑徒刑已足以蔽罪；等到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律应当从严。如果还漫不经心地看待，这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乎没有可以御敌的兵，且没有可以充饷的银。想到这些，能不战栗吗？财富，是亿万百姓养命的源泉，自当为亿万百姓珍惜。如果都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间？无奈泄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赶快谋划，我才能见识浅陋，只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疆，在这利害切要关头，私下担心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自量力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

译修订条例应当谨慎

宋邦

恭敬地考察律文四百五十七条，历代沿袭，到雍正五年删改增并，定为四百三十六门。法律确立固定的法则，条例则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规定每五年增修一次。凡是历年钦奉皇帝谕旨以及议准内外臣工条奏应当编纂为条例的，以及旧条例中应当修订、应当删除的，刑部悉心参考，分为修改、修并、移该、续纂、删除各类名目，开列在本例之首，并逐条加上按语，缮写册子进呈，恭敬等候皇帝钦定。因此圣明时代的审慎刑罚的典章，没有比修订条例更谨慎的了。因为一旦修订确定，就永远遵行，关系最大，一字一句，必须参酌达到尽善，宽严适中，才符合钦恤的意思吧。

经训

《易经》说先王以明罚法，《尚书·吕刑》说轻重各种刑罚有权衡，权衡一个人的轻重，刑罚有时轻有时重，权衡一个时代的轻重，只有斋戒不是齐法之权。有伦理有要领，是法律的常道。又明启刑罚，《尚书》说共同占问，使大家都中正。共同占问，是与众人占问度量。

服制命案没有明文规定，请求旨意饬令议定专条疏。

钱宝廉

私下认为刑律严明，最重视服制尊卑名分，难以与普通人等同。即使同一个强盗，在普通人中首犯和从犯都斩首，在尊长中则按服制科断，没有死罪。同一个谋杀，在普通人中首犯斩候，加功绞候；在尊长中首犯绞候，为从就应当递减，不是死罪。同一个图财害命，在普通人中造意加功都斩决，不加功者斩候不行，分赃者拟军；在尊长中只有图产争袭谋杀卑幼者拟斩监候，从犯也应当量减，并未定为死罪。确实因为亲属重，奸不重盗，即使因寻常相盗杀伤，仍依服制科断，条例有专条，不得与普通人牵混。本年河南秋审李金木一案，原省拟缓决，刑部以罪疑惟轻，按议入缓。经太仆寺少卿钟佩贤奏称与例不符，奉旨饬令复核，刑部将其改入情实。看其忍心蔑理，确实属于法所难宽，但对于例意不明，刑章有碍，不能不详细陈述，以免将来歧误。查李金木是李淦小功尊属，听从李泳杜诱导摘取他侄儿项戴银圈，因其哭喊恐事败露，又听从李泳杜致死灭口，核系临时致死，不同于预谋害命。原省拟照谋杀幼孩本例科罪，实为本案正条。查例载：如将十岁以下幼孩趁忿谋杀者，首犯拟斩立决；若是图财加以枭示，从而加功之犯都拟绞立决，与图财害命罪名首犯从犯都不相同，不可相提并论。除起意为首同族无服的李泳杜罪应斩枭，已监故戮尸，无庸议外，加功从犯李金木则是死者小功尊属。若照普通人加功拟以绞决，则与尊长谋杀的条例不符；若照尊长加功的条例减等拟流，又与谋杀幼孩的条例不合。条例没有尊长图财谋杀十岁以下卑幼的明文，只查有功服以下尊长，若挟有卑幼父兄伯叔夙嫌，将其十岁以下子女弟侄迁移怒杀害者，照凡人例拟斩监候；又有功服以下尊长杀死卑幼，若是图谋财产、强盗、放火杀人、图奸谋故杀，照凡人例拟斩监候，两罪相等，从一科断，所以比照尊长图财产例定拟，实因死者年幼，比较各例，从其重者，所谓断罪没有正条，比照他例。又因条例没有为从的文字，既不便照尊长加功减等拟流，又不敢照普通人加功擅拟绞候，不得不照原例科断以待秋审时量为区别。但详绎例文，既有说图谋财产，则是专言产业，有非致死才能入己者，并非可窃可攘的寻常财物。所以下文有说，其余寻常亲属相盗及图诈、图赖他财物谋故杀卑幼者，仍依服制科判。所谓寻常相盗，即指攘窃财物而言，如果不是图产、图奸、强盗、放火杀人，都以寻常论。又恐因盗杀伤误作图财命，特加谋故字样以明之，说寻常相盗，虽谋故杀者，也依服制科判。例意本来周密，只是没有显言罢了。此案李金木所犯各节，应当在寻常相盗谋杀卑幼的条例。核其为从加功，应从末减。原拟因死者是幼孩，不能不比较各条，从复位拟秋审。因犯非造意，不能不参考各例，酌量照缓。若原拟业已从严秋审，又将入实，不仅与为首尊长无分，而且较加功普通人转重了。设将来遇有似此案情，而造意、加功都是尊长，固然不能将为首的犯例外加重，又不能将加功的犯再行轻减。此外，如有同行不加功以及同谋不行的，又将如何科拟？倘或谋杀一人，而有三四尊长加功，势必至以尊长数命抵一卑幼一命，从来无此办法。

译在绞刑决断时，对于尊长犯下实斩之罪，也感到量刑轻重失当。各种条例相互抵触，极少有人遵循。况且原例中既然没有不分首犯与从犯的含义，那么作为从犯必然有所区别，与作为从犯且是平民百姓的情况相比，也绝不能比尊长犯的刑罚更轻。如果不明确制定章程，恐怕不足以彰显法律的坚守。相应地请求圣旨命令相关部门核议，另行设立专门条款，务必使情理与法律都公平，以整顿纪纲并作为判案的依据。

译关于香港移交华人逃犯的条例，收录于通商条约汇编中。

中英两国既然订立了和约，条约内明确规定：凡是华人在中国犯罪后逃往香港，一经中国省级官员知照，就应当查拿并移交省级官员审讯办理。因此设立这条例，以便执行和约。查这条例是由香港立法局制定的，香港官员自然应当遵守，本来与中国无关。但是，香港官员必须按照这条例办理，才允许将逃犯移交，所以保留它以便了解其条例。又查这条例不过是重申道光二十三年中英条约中关于查拿逃犯的第九款。查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中英签订的条约，已经将此款删去，另在条约的第二十一条中议定了逃犯事宜。这条例制定于道光三十年间，本可以废除了。然而它与英国查拿逃犯的一向章程大致相同，不超出这个范围，姑且保留它以备参考。

一、凡是有控告，或者中国官员照会香港理藩府，请求将华人逃犯查拿并移交领事官审讯办理。理藩府应当立即查明犯罪之人，确系华人所犯，且依照中国法律，应当发出拘票查拿审讯。如果该犯已经被抓获，或者已经在监狱中，可以立即提审。查领事官向来没有审讯办理华人罪犯的权力，似乎应当交由领事官转送中国官员审讯办理。虽然字面上说所犯的是中国法律，但也必须是同时犯了英国法律才行。

一、所发出的拘票，应当注明该犯的罪名。例如查拿其他罪犯一样。查这条的意思是指，所发出的拘票应当注明所犯的罪名项目，与寻常查拿各票一致。

一、审讯之后，如果认为该犯确实有令人相信他确实犯了这些罪行的证据，可以将该犯监押，等候总督发落，无论是释放还是移交，都听凭总督裁决。如果决定将该犯移交给理藩府，即将该犯的案卷呈缴总督，以便按照和约移交。查“审讯之后，如果认为该犯确实有令人相信他确实犯有罪行的证据，可以将该犯监押，等候总督发等语”，其意指逃犯被抓获之后，先由理藩府审讯，确有令人可信的证据，即使犯的是中国法律，也应当与英国法律相符，才进行监押。如果证据不确，理藩府即可释放。

一、香港总督有权发札命令捕官查拿逃犯，或者发札命令监狱官羁押该犯，或者将该犯移交给中国官员审讯办理。

一、凡官员按照这条例奉公查办，在该犯不准控告其错拿，如果有错拿，也不准该犯控告索赔。如果该犯控告，经官员审讯得知确实是奉票抓人，应当立即判定被拿之人理亏，抓人之官理直。衙门费用须由该犯缴纳。查这条的意思，凡香港官员按照这条例查办逃犯，即使偶尔有错，也不能归咎于官员，因为他们是在奉公办事。如果该逃犯已经被释放后，胆敢上控，官员在按察司前讨索赔补，按察司无须追究错拿等情节，只需讯明是否有拘票，如果有拘票，应当立即判决结案，其衙门各项费用均由该犯缴纳。以上便是香港移交逃犯的条例。近来虽然实行这条例，已经变通办理，也与此条例不违背。凡省级官员请求移交逃犯，多是由省级官员发札给领事，转达香港总督发出拘票缉拿，其拘票由捕官发给。然而有时省级官员派员到香港移交罪犯，往往通知捕官，命令差役协助查拿，即交由理藩府审讯，然后由理藩府详细禀请香港总督。香港总督如果核查该犯依照条例应当移交，就发札命令监狱官，捕官也派差役护送移交；或者华人犯了其他罪名，不是由省级官员请求移交的，而理藩府审讯得知该犯确实犯了依照中国法律应当由中国官员审讯的罪行，理藩府则上禀香港总督，香港总督通知驻广州领事，照会省级官员，请求派遣人员到香港移交，或者省级官员也可以自行移交罪犯，理藩府必将该犯释放。

奏定外国交出中国逃犯办理章程，同治五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

私下查考浙江、福建等省海域，向来多有海盗，广东省香港等地，也不免有逃人混杂其中。近来海盗屡次劫掠商船，外国官兵协同捕获，因此沿海各省近来有购买雇佣外国轮船缉捕海域的提议。所有外国协助捕获以及逃匿在外国境内的一切罪犯，凡是华人，按照条约应当移交中国办理。只是各项罪犯，有的是华人犯罪牵涉洋人，有的是洋人犯罪牵涉华人，形势上不能不让外国知晓其事。臣等共同商议，应当请求圣旨命令沿江沿海各省总督巡抚，凡是外国交出的中国人犯，就由该总督巡抚核查其情罪轻重，咨商臣衙门核查回复并奏明办理。那些不是外国交出的罪犯，都不在此例。

奸民诱拐幼童卖与洋船变通惩办章程，同治十一年

北洋大臣李鸿章

私下查考今年六月二十日及二十六日等日，接连据津海关道陈钦、代理天津县知县任会禀报，诱拐幼童卖与洋船的民人江桂、鲁二等，请求严办等情况。臣查定例：内地奸民诱骗愚昧百姓雇佣给洋人做工，那些受雇的人并非心甘情愿出口，因为被拐卖威逼导致父兄离散者，不论所拐的是男是女是子女，已卖未卖，是否已经上船出洋，只要诱拐已成，应当拟为首犯斩决，由总督巡抚提审勘验，先行正法。如今该犯江桂诱拐幼童王狗旺、鲁二诱

译拐骗幼童戴二、郭城，卖给外国轮船。江桂已将王狗旺送上轮船，后来经查实，由洋行交还。鲁二诱骗已成，且强行对戴二实施鸡奸，尤其凶恶，均命令在讯问清楚后立即处决，已有案卷。臣复查天津作为通商重要口岸，靠近京城，华洋杂处，自九年五月教案之后，民间时常有谣言，多次严厉查禁并告示禁止，竟然仍有奸民诱拐幼童卖给外国轮船水手之事。如果审判办理稍慢，传闻稍有差错，远近容易滋生恐慌疑惑，实在对外交大局妨碍不小。况且福建、广东各地屡次有贩卖呫哩人出洋的情况，总理衙门与各国驻京使臣多次设法商议禁止，海口处处相通，更担心奸民勾结诱拐，驶往闽广转卖以谋取利益。这些奸民或许认为年长者不易诱骗贩卖，于是波及幼童，他们年龄太小虽然不能立即做工，但既被拐卖出洋，实在不堪设想。如果不将定例适当变通，不足以安抚中外并警戒效尤者。据该关道会同天津道丁寿昌详细陈述前来，臣再次斟酌核实，此后遇到诱拐幼童案件，无论是否卖给洋人，以及所拐幼童能否立即做工，只要卖给外来海洋船只，借口做工，确实诱拐已成，审实后应依照前例分别判处斩首或绞刑，先行处决。如果中国的水手等人勾结贩卖，也分别首犯从严办理，那些自愿出口做工的，仍按照条约毫无禁止。寻常拐卖人口，不是卖给海洋船只的，仍按常例定罪。除了命令该关道照会各国领事官，严禁外国轮船水手等人不准在天津买人，一方面告示禁止沙卫闽各海船及地方各类人等一体遵守，并咨文总理衙门、刑部查照之外，理合恭敬上折陈述。

译上海洋泾滨设立官员会审章程十条。同治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咨文南洋。

一、遴选委派同知一员，专门驻扎洋泾，管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诉讼等各类案件。设立一处公馆，配备枷锁、杖刑以下的刑具，并设置饮食休息之所。凡是华民控告华民，以及洋商控告华民，无论涉及钱债还是交易等事，均允许其提审判决，并依照中国常规进行审讯，也允许其对华民进行刑讯、管押，以及判处枷锁、杖刑以下的罪名。

一、凡是案件牵涉洋人，且必须到案者，必须由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或派遣洋官共同审理。若案情仅涉及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由中国委员自行讯问判决，各国领事官无需干预。

一、凡是为外国人服役以及被洋人聘请的华民，如涉及诉讼，先由该委员将该人所犯的案情通知领事官，立即将应受审讯的人移交案件，不得包庇隐藏。至于审讯时，或由该领事官，或由其所派遣的人员，允许其来堂听讼。如果案件中并不牵涉洋人，不得干预。凡是不作商人的领事官及其服役、雇用的人员，如未得到该领事官的允许，不便抓捕。

一、华人犯罪重大，或至死罪，或至充军、流放、徒刑以上，中国惯例由地方正印官详细禀报臬司复审转报，由督抚酌情决定奏报咨文，应仍由上海县审断详细办理，倘有命案，也归上海县验尸，委员不得擅自专断。

一、中国人犯罪逃避到外国租界者，即由该委员选派差役直接提拿，不用县衙票证，也不必再用洋局捕快。

一、华洋互控案件，审断必须公平合理，按照条约办理，不得各怀私意。如果是受领事管束的洋人，仍须按照条约办理；倘若是无领事管束的洋人，则由委员自行审断，同时邀请一名外国官员陪审，一面详细上报上海道查核。倘若双方对委员的判决不服，允许到上海道及领事官处控告复审。

一、有领事的洋人犯罪，按照条约由领事惩办；其无领事的洋人犯罪，即由委员酌情拟定罪名，详细上报上海道核定，并与有约国的领事公商酌办。至于华民犯罪，即由该委员核实轻重，照例办理。

一、委员应用通事翻译，书吏、差役等人由该委员自行招募，并雇佣一两名洋人看管一切。其无领事管束的洋人犯罪，即由该委员派遣所雇用的洋人随时传提管押，所需经费每月到道台处领取。倘若书吏、差役等人有讹诈骚扰的弊病，从严究办。

一、委员审断案件及访拿人犯，须设立一本印簿，将为何抓人、如何判决的原因，逐日记录清楚，以便上司查考。倘若办理不善，或声名平常，由道台随时参劾撤换，另行委派委员接办。

一、委员审断案件，倘若原告捏造诉词，诬告本人者，无论华洋，一经讯问查明，即由该委员将诬告之人照章严厉处罚。其处罚章程，即先由该委员会同领事官酌情制定，一面送交道台核准，总期华洋一律，不得稍有偏袒，以示公允。

外国流氓，无论抢劫中外百姓货物，由地方官抓捕送办。同治八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咨文三洋。

同治八年正月十五日，接到咨文称烟台芝罘岛地方有洋人行劫之事，当时由本衙门照会英、法、俄、美等国查办，并此后如有外国无赖流民，或在内地，或在海洋，无论是抢劫中外百姓、客商银钱货物，即由所在地方官派遣兵役抓捕，由关道就近邀请各国领事官会同审明。语意因如果是与我国有约国的洋人，即送交本国领事官惩办；如果是无约国的洋人，即由中国究办，照例治罪等原因，照会各国公使之后。如今在正月二十八日等日，据美、法、英、俄国公使前后回复，都称此后遇到此类案件，应由地方官缉拿，按照条约送交领事官惩办。至于抓捕无约各国洋人的办法，各国所议尚不甚相左，自然应查照“只可拘禁，不可凌虐”的条约办理。除再照会各国饬令领事官随到随办，不可临时推诿，以及等待布尔日两国回复后再行咨照外，相应抄录英、法、俄国来照会咨行查照。

英人枪毙华民，拟判绞刑决断禀报。同治八年。

署上海县知县朱凤梯

窃英国洋人卓尔哲放枪轰毙工匠王阿然，轰落陈唔口〇乃的手指。一案先前经卑职验明尸伤，讯取死者亲属及证人供词，命令医生将陈唔口〇乃的伤痕妥善调治。抓获犯人卓尔哲交由英领事收禁，照会约定日期会审。随即传唤验看陈唔口〇乃伤渐平复，带领死者亲属等人会同英领事及英国刑官，将洋人卓尔哲提堂审讯。据死者叔叔王孝庆见证，张学轩、萧东来、受伤的陈唔口〇乃李阿春都供称：五月十四日早晨，王阿然、陈唔口〇乃

译〇于是与张学轩等人都在引翔港外国人耶叔船厂工作守夜。洋人卓尔哲在厂里制作饼食，王阿然偶然放了一个屁，卓尔哲嫌臭指责辱骂，双方理论争执扭打，经人劝解才分开。中午时分各工匠停工出门吃饭，卓尔哲怀恨在心在路旁开枪，将王阿然轰伤致死，又开枪轰伤陈唔口〇乃左腿，并将其右手中指、无名指轰落等情。并有洋人见证勒波挖特思的供词指证确凿。质问卓尔哲，他也承认因王阿然放屁嫌臭而斥骂扭打，怀恨开枪将王阿然轰死，并将陈唔口○乃轰伤各情，逐一认罪不讳。英国领事起初想把犯人解回外国监禁处理，当时认为人命至重，杀人者应抵偿中国杀人之案，分别属于故杀还是斗杀，拟定斩首或绞刑绑赴市集处决，让众人目睹以警戒人们不可轻犯。卓尔哲与王阿然的纠纷起因甚微，却敢突然起杀心，开枪立即致王阿然死亡，又伤及陈唔口〇乃折断其手指，属于故意杀人，与寻常斗殴杀人不同，若不拟抵命，不足以警戒凶顽而伸张死者之冤。况且同治三年有美国人麦加利杀伤船主致死，拟绞立决，中国官员共同查看有案可查。经过再三辩论，英国领事与刑官随即将卓尔哲拟为绞决，必须详细写明呈报驻京大臣批示办理。先将洋人勒波等人的供词译出，照会录供，将商议缘由填入表格通详上报。后来英国领事照会已奉准批示照详办理，约定于七月二十四日行刑等因。如期传带死者亲属前来会同英国领事，将卓尔哲监提到案查验明确，绑赴围墙立即执行绞刑。又经具文通报在案。伏查近来办理洋人酿成命案，如审系无心致死或误杀及过失杀人的，均断令追赔埋葬赡养银两，视死者归葬路途的远近、尸亲是否孤贫无依，来定断银数的多寡。即便是斗殴杀人的案件，因外国律例不同，徒增争执。此案洋人卓尔哲开枪轰伤王阿然致死，查鸟枪杀人照故意杀人论例，应拟斩刑。今将卓尔哲审明，会议拟为绞刑抵命，立即执行。查绞刑虽轻于斩刑，而外域没有斩首之文，衡量情理论定法律，足以彰显公平允当。况且陈唔口〇乃被卓尔哲开枪轰伤，折断右手三指致残，已会商英国领事议定，将卓尔哲更夫工食由陈唔口〇乃抵领，更足以显示体恤。凡有洋人通商的各码头，遇有此等案件，即可援引照办，应否仰求俯赐咨行查照之处，恭候宪台裁夺。

译洋行买办华人涉及诉讼，由华官审讯办理。总理衙门王大臣咨文南洋。

光绪元年七月初八日，收到闽浙总督咨文：据福建通商局司道详细陈述，闽省各口岸自开办通商以来，凡是华民与洋人交涉事件因而导致诉讼的，应由领事官照会地方官，秉持公心审理，历来都是这样办理的。近来有华人在洋行充当行伙买办，遇到诉讼案件，该行行主也代为禀请领事官照会地方官追究审理，于是导致洋案越来越多。本司道仔细斟酌商议，此后凡是真正洋人与华民涉讼的，仍由领事官照会地方官，秉持公心审理；那些有华人在洋行作为买办伙伴，与华民、华商因案互相诉讼的，应让他们自行前往地方官处呈报说明，听候审讯办理。该洋行行主不得干预，领事官也无须代为照会等语，咨请查照并命令遵行前来。查英国条约第十六条内载有“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公正断，以显示恰当”等语，是指华洋各商民互相诉讼案件应会同领事官审讯判决而言。如华人在洋行充当行伙买办的，遇到华人涉讼情事，自然应当归中国官员审讯办理，领事官不得过问，应批准按照商议办理。除由本衙门咨复闽浙总督外相应咨行。

滇案拟结缘由疏

北洋大臣李鸿章

我查同治十三年六月间，英国驻京大臣以印度派来官员，由缅甸进入云南，并派翻译官马嘉理前往迎接，商请总理衙门照例发给盖印护照，并咨文沿途各省及云南督抚一体知照。随后英国大臣声明，翻译官马嘉理已在那年十二月由云南安全抵达缅甸新街地方，迎接印度派来副将柏朗等人折返云南境内。等到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马翻译官行至腾越厅所属的蛮允地面，突然遭到杀害。十八日，柏副将等人被人持械击打阻挠等情。五月间，钦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查办，并派前侍郎薛焕会同办理，一面由英国驻京大臣选派参赞同格维讷等人到云南观审。二年三月，李瀚章等人查明覆奏，据称英国翻译官被杀，是因为野匪索取过山礼不遂导致被杀害，其同行各员被阻，是由已革南甸都司李珍国主谋，案件关涉外交，不便立即拟定罪名，请下总理衙门会同刑部议定覆奏。奉旨允准，由总理衙门恭敬抄录照会英国大臣，并将李瀚章等人原折及供词招供信函等件一并抄送知照。查已革官员李珍国及各犯等人各有供词证据可凭，自然应当斟酌按照中国定例分别定罪。只是据英国大臣开送节略内称，将参赞同格维讷等人所报情形逐层核对，查湖广总督李瀚章等人原讯供证，指出李珍国等人是案中要犯，虽按中国律例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若按英国例法评议，仍难以称为可信判决。如将前项人犯治罪，英国不能视为恰当，反而恐怕更滋生疑虑。此案被杀被阻，都是英员，因思西方国家理教所重视，倘若仅仅责备他们过去，不如保护他们将来，恳请将现在带案候办之人不要惩处等语。我恭敬奉谕旨，驰赴烟台与英国大臣会商中西律例既然不同，办法也不同，似乎应当根据情况权宜拟定结案。除署腾越镇总兵蒋宗汉、腾更厅同知吴启亮已经革职，无须再议外，那已革都司李珍国及匪犯通凹腊都等十一名，可否仰求天恩，特别施予法外之仁，顺从英国大臣酌情宽免罪名，伏候圣裁。只是念及翻译官马嘉理，是我友好之国所派职员，又经发给护照，遭此杀害，其同行之员并被击打阻挠，未免有伤两国和睦情谊。朝廷深切念及邦交，自必深加惋惜，拟请圣旨宣示中外，以便消除疑虑。中国与各国早经立有条约，彼此都应当恪守。上年九月间，总理衙门具奏申明条约将各国人民请照游历保护之条通行各省务必仔细核对条约本意，分别办理，应请圣旨命令各省督抚大臣严格遵守。上年九月十一日谕旨，再行严厉命令所属官员，仰体国家敦睦友邦之意。此后遇到各国持有护照之人来内地，于条约应得事宜务必照约相待，妥善保护。若不认真设法，致使有侵凌伤害重情，即只追究该省官吏责任，并于各府厅州县张贴告示，使之家喻户晓，洞悉中外交际情形，以后争端自然可以不发生。如果蒙圣旨允准，即由总理衙门拟定告示，咨文各省照办。

通商口岸关系英人命盗及审断交涉案件委员观察章程，光绪二年十一月，总理衙门王大臣咨文南北洋。

滇案议结条，曾经本衙门照格式刷印，于本年八月间咨文查照在案。查条内开：凡是遇到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国人命盗案件，议定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此事应先声

译明白，以便日后避免彼此产生不同的说法。威大臣随即就上述情况正式发文照会，请求由总理衙门予以回复，并将将来照办的缘由声明备案。至于中国各口岸审理交涉案件，由于两国法律不同，只能根据被告是哪国的人，就在哪国官员处控告。原告是哪国的人，其本国官员只能前往负责审理的官员处观审。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处理不当，可以详细辩论，以确保各方都不受委屈。各自按照本国法律进行审判，也就是条约第十六条所载“会同”两字的本意，上述各项情况，两国官员都应当遵守。本衙门在八月间接到英国威公使的照会，称遇到命案、盗案时派遣人员观审，按照条约正式发文照会，请求由本衙门回复存档等因。除由本衙门回复称派遣人员观审这一项，自然应当通令各省照办外，特行文通知查照。

译关于追索逃犯的议论

李锺珏

西方国际法最重视对藏匿他国逃犯者的惩罚，但对待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罪犯逃到其他国家境内，对方务必加以庇护，中国官府多方索要也得不到。比如去年广东东部一名罪犯逃到香港，又触犯了西方法律，被监禁在狱中，我方派去的委员多方请求索要，却遭到阻挠勒索，对方还声称在那边也有案件需要审理。其他那些罪大恶极、绝对不可宽恕的人，一旦到了那里，就像没事人一样，毫无顾忌。比如往年奉旨严缉的某名罪犯，逃到新加坡，公然戴着已被革除的顶戴花翎，混入官场干预公事，这更是毫无顾忌到了极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英前次换约的时候，没有将这一条款切实修改明确，至今得以借故推脱。中西法律条文不同，即使是同一种语言，轻重的含义也互有差异。订立条约的时候，如果不仔细推敲，一个字含糊不清，日后就会受到牵制。就像中英和约第二十一条记载：“中国百姓因犯法逃到香港或潜入英国船只中的，中国官员照会英国官员访查严缉，查明确系罪犯，予以交出等语。”仔细推敲和约原文，说“逃到香港”，那么离开香港一步，比如南洋各埠，就不在这个条约范围内了。说“潜入英国船只中”，其英文也专门指停泊在港口的英船而言，那么离开港口一步，其他的英船也不在这个条约范围内了。当初订立条约时，因为交涉只涉及香港一地，所以这样措辞。如今租界日益扩大，南洋各岛更是逃犯的渊薮，亟宜重新修订约章，务必按照西方国际法一例办理。现在距离下次换约的日期不远，我认为这件事实在是换约时的第一要务。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才有纲纪，如果罪犯都可以巧妙逃避，那么纲纪就会废弛，天下从此就大乱了。我常询问那些通晓时务的西方人士说：“国际法既然重视追逃逃犯的例子，为什么唯独收容中国犯人？这难道不是明显违背国际法吗？还是真的将中国排除在国际法之外呢？”他们回答说：“不是的。西方重视国际法，更重视宗教，我们的宗教以仁慈为主。那些犯人是为了求生而来，如果逮捕并送还，就是加速他们的死亡，这是教主所不忍心的。”我又问：“那么西方国家的犯人为什么互相移交呢？”他们回答说：“中西律例轻重不同，刑法各异。西方人命重案只有监禁，而且牢狱也洁净。中国一旦入狱，备受苦楚，无论斩绞极刑，即使审案时常常血肉横飞，哀惨难以形容，这都是我们的宗教所不忍心的。”往年香港曾移交一名罪犯到广东，后来有位教士在刑场亲眼目睹凌迟的惨状，上报给教皇。教皇感到怜悯，于是刊登在报纸上，引以为深戒。不然的话，西方国家何必爱护罪犯，而甘愿承受收容逃犯的恶名呢？看教士所说的话，并非没有原因。我们中国决不能枉法来迁就他们的宗教，但在日后换约时，也应当阐明这个意思，稍作变通。

关于禁止贩卖猪仔的议论

李锺珏

南方把被当作货物的人称为仔猪，仔就是小猪的意思。福建、广东两省人口繁盛，在海禁未开的时候，南洋群岛如苏门答腊、加拉巴、吕宋等地，中国百姓商贩出海安家在那里的数不胜数，海外获利数倍，内地愚民羡慕，一天天增多。但都是因为他们的亲友安然无害，不曾有拐骗贩卖，驱使良民而置之于死地的情况。同治初年，西方英、荷等国开辟荒岛，缺乏人手开垦治理，用重金诱骗劳工，于是就有了贩卖猪仔的时候。当时福建的门、越的香港、澳门公然设立馆舍，被拐骗的人被驱赶进船中，捆绑手脚，如同装载一群猪，其苦难难以言说。到了海外，更遭受残酷待遇，十个必死五个，而奸民则坐获重利。后来地方绅士据情禀报，上报到总理衙门，通行沿海各省严密查禁，又照会英国，订立了三十多条规定，可谓详细完备，但英国不答应，法律未能施行，只是贩卖猪仔的馆舍不再公然开设。近年来，比起同治年间风气也稍为平息，但门、香港、汕头每有轮船开行，凡下舱搭客的数百人，多至千余人，其中自愿出海的固然很多，而被拐骗的猪仔哪一艘船没有呢？中国虽然不设立馆舍，新加坡仍有客馆专门收容猪仔。前年中国驻新加坡领事设法商议禁止，英国官员不答应，后来移请潮州、惠州、嘉应道发布告示查禁，作为清除源头的策略，但告示悬挂了十天，最终被驻粤英国领事与广东大府争执，要求收回告示。于是拐贩之徒知道中国禁令不行，更加肆无忌惮。上年广东东部火船查出被拐骗的良民多达六十人，那么其他未经破案的就可以知道了。如今的计策，想要与西方官员商议禁止，总理衙门的照会尚且不允施行，地方的告示尚且不准悬挂，即使拿着国际法与他们争论，也必定是强词夺理，徒费口舌。只有责成当地绅士购买线索查缉，方法是在闽粤沿海各州府选择公正的绅士，告知他们缉捕匪徒的事，每有轮船在码头开行，就秘密查访，下船的乘客必须一一过目，如果遇到形迹可疑的，详细盘问追究。平日又访查拐匪，不让他们入境，绅士不同于委员，意气相联而耳目相近，访查比较容易且确切。这就像古代的守望相助之法，那些外国人不能阻止我们。

译闽粤一带的人喜好仗义，凡是有益于地方的举措，都愿意为官府提供协助。近年来粤东清理匪乡一事，也是由乡绅协助办理的，用他们来协助禁止贩卖猪仔，怎么会不乐意顺从呢？这确实是简便易行的策略。

译关于查明迤西地区续获匪犯就地正法的奏片。

林则徐

此次在迤西一带查缉汉回各匪，响应较为灵便，一方面是因为借助兵丁和乡勇众多，地方县营不必担心势孤力弱；另一方面是因为臣林则徐亲自驻扎在该地，抓获的匪犯一经提审查明，立即惩办，其中情罪重大的，当即恭请王命就地正法，无需远远解送到省城听候逐层审转。各文武官员都认为此次办理匪贼可以免除连累官员的弊端，因而加倍踊跃从事；而汉回百姓亲眼目睹犯法者受到刑罚，也都异常惊恐警惕。现在臣回到省城，与臣程矞采详细陈述迤西民情，并共同研讨长治久安的策略，访查云南向来解送匪犯的各种受累情况：凡是重犯一名到省，沿途囚笼夫役以及征派的差役兵丁的饭食费用，无非是地方官赔垫，距离省城越远则需费越多。因为云南地域辽阔，一个县管辖的范围有远至七八百里的，而且步步都是山，夫役费用比其他地方高出数倍。地方官从起解重犯到省，直到审明办结，已经不胜赔累之多。如果在省城翻供被驳回再审，或者调原审官到省随同复审，那么州县因为办理一个匪犯而累月经年，奔波滞留不能回任的情况也有。况且这种匪犯，不仅在解省后倚仗没有旁证，最容易狡辩翻供，即使在其起解途中，也先已难以驯服，因为他们有过人的膂力，扭断镣铐，攀折木笼，都是他们的惯技。甚至在路僻岔道之处，他们的匪党暗中聚集多人，潜谋劫夺，如果兵役力量不敌，导致被杀伤，遂将要犯劫去，长解和短解的官员均遭参劾留缉，而要犯最终漏网的情况也有。大致地方官实心整顿的少，畏难苟安的多，认为因为抓捕匪犯而受累无穷，不如阳奉阴违反而更为得计。即使上司严行督饬，也只是抓捕零散匪犯以塞责，对于大帮巨股结伙多人者，反而不敢轻易下手。盗贼之所以滋长猖獗，病根多在于此。那些被贼杀害的家庭，并非不急于向官府鸣报抓捕，但抓不到案，或抓到后又逃跑，则被其报复之害更甚，所以有被贼害而不敢呈告的情况。访闻迤西一带向来有“贼不畏官，官畏贼，民虽被害不敢鸣官”的谣谚，因此各村庄以防贼为名，设立牛丛以聚众，起初抓获贼人擅自杀害并不报官，后来彼此结仇，所杀多非真贼，而大帮奸盗反而得以勾结横行，无人敢过问，颓风已久，不得不极力挽回。这次幸乘全胜兵威，得以大加惩创；但将来各属缉捕要务，竟无一刻可以放松。然而想要责成他们不放松，必须先使他们免除累赘。因此想到大帮巨匪在被抓捕时，当场格杀的本来例许允许，不论其抓捕到的匪犯中，如有患病受伤，容易侥幸逃脱显戮，或者党羽甚众，气力过强，沿途实在难以防范者，拟即准许就近批解道府审已明确，由道移文臬司具详督抚核明情罪，如果允当，即由臣等咨行该处驻扎的提镇，恭请王命就地正法。这不仅使所获凶盗可免长途被劫被盗，而且在犯事地方行刑，使被害者显伸其冤抑，梗顽者共同慑于连诛，并且地方官不至畏累苟安，缉捕可望奋勉，似乎也是戢暴安良的一种方法。除寻常命盗各案仍按例逐名批解决，不准援照办理外，臣等为扫清匪类的目的，一时权宜设法办理，以期匪徒全部止息，边疆更加安靖。

慎重刑章疏

御史胡庆源

私下认为京城入夏以来，雨水稀少，屡次奉到谕旨，饬令刑部清理各类案件，并屡次诏令皇上亲自前往行礼，虔诚祈祷，本应早降甘霖，然而雨虽时有，但未能深透，农民盼望雨水仍然殷切，城市疫病间或发生，旱象将成，形势非常可虑。臣私下认为，天心下应人心，民命上通帝眷，这一定有暗中相互感召的原因。查刑部近年屡次制定新章，其中切合时务的要务固然很多，但未能持平的也不免存在，仍应斟酌尽善，以期宽严得中。谨就臣所见四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一、盗案从严，盗源宜清。先前因为盗风日炽，将抢劫各犯照强盗本律，不分首从，都拟斩决。法律已经很重了，然而新章又将强盗自首一条，定为五日限期，期限外即不准自首。臣愚以为，堵塞其流不如清除其源。查条例记载：伤人首盗自首及闻拿投首者，拟斩候；未伤人的首盗自首及投首者，分别拟军至流；未伤人的伙盗自首者，照律免罪；闻拿投首者，拟徒。又盗首伤人逃逸，如果能捕获其他盗贼解首者，拟徒等语。条例用意周密，所以解除胁从而给予自新的机会。如果五日外即不准自首，势必将从恶不悛，驱归盗窟而不知返回。况且其中也有被胁迫同行，分赃以塞口，尚非甘心为盗者可比。如果能不拘期限，随时准许自首，以符合旧例，那么纠集相约不至于过多，线索缉捕可望得力，而盗风自然平息了。古人告密之法，当不外乎

译就在于此。

关于鸦片禁令，开设烟馆的罪名应当废除。查得目前鸦片征税，除了官员和士兵不准吸食，违者仍治罪外，其余百姓应当允许自由买卖。如果是漏税的私货，自然应当以漏税罪论处。如今却规定只有三十六家可以经营，除了这三十六家之外，即使不是私货，也不得售卖。这是朝廷立法，专门为了帮助奸商巩固垄断，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又规定开设烟馆按照窝藏赌徒的条例定罪，判处流放，房屋没收归公。如果说这是担心烟馆窝藏匪徒，殊不知窝藏匪徒自有窝藏匪徒的重罪。现在贩卖数百斤鸦片的人，既然允许他们公然开设店铺，而贩卖零星几文钱鸦片的人，却要被判处流放。衡量情理，如何向百姓解释？而且因此获罪的人很多，但接着做这种事的人仍然不少，白白让胥吏差役借机讹诈包庇，无所不为。我认为应当紧急废除的，就是这一条。

译第一条，大赦过于宽泛，应当酌情加以区分。赦免的法典固然体现朝廷宽大的恩德，但也有不可滥用的情况。查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恩诏，规定妇女犯罪若不涉及十恶重罪，其一切死罪即使是谋杀、故杀，也予以赦免。臣愚以为，刑罚不可过于严酷，也不宜过于宽纵。谋杀、故杀这类重情惨酷，几乎没有人理，如今一概赦免，等于让一个穷凶极恶之人存活，致使含冤的幽魂无法申诉，戾气不散，足以酿成水旱瘟疫之灾。斗杀尚且认为没有必欲杀人的决心，可以宽恕一线；若谋杀、故杀也予以赦免，似乎显得轻纵了。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以示区别。

第二条，监狱尚未清明，而章程应当确立。汉代大臣曹参曾说：“谨慎不要扰乱我的监狱和市场。”确实因为监狱关乎百姓的生命。京师各地人群杂处，诉讼繁多，刑部南北监狱每年常有囚犯因受刑具折磨和凌虐而死，以及因克扣囚粮导致饥饿而死，这是残害百姓性命。然而这种弊端之所以难以革除，是因为提牢官的权力太轻，而处罚又太重，稍一认真，狱卒就会舞弊排挤官员，使其罢职离去，易如反掌。官员的升降任免，听命于狱卒之手，所以狱卒有所挟制作恶，而官员不敢过问。臣愚以为，应当放宽对提牢官的处罚，而严格规定狱卒的罪名，这样监狱的积弊可以清除，百姓性命可以保全，以此感召祥和之气，应当比影随形还要迅速。以上四条，臣出于慎重刑罚的考虑，如果蒙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妥善商议施行，或许能达到宽严适中，以符合皇上期望达到无刑的理想，将会看到邪气完全消散，而和顺甘美立刻到来。

酌拟抢劫重案就地正法各条疏，光绪年间。

边宝泉

我查光绪八年批准刑部咨议奏报各省盗案，如果确实是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且情同叛逆的罪犯，暂时允许就地正法；寻常盗案统一限定一年内恢复旧制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我想，抓获盗匪审明后就地惩办，原本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确实不可视为常例。只是审理案件固然贵在详细谨慎，而立法尤其在于顺应时势。陕西境界连接五省，是西南要冲，四川的签匪、楚豫的客民、西路的散勇，络绎不绝来到各处混迹，严查则先缺乏为匪的确凿证据，羁留则随地勾结为匪。我上任几个月以来，据各属上报抢劫重案，多达十余起，其中抗拒伤害事主以及当场致死的不一而足。屡次命令下属举办保甲，整顿团练，告知邻里闻警互救的道义，事主格杀勿论的条款，并通令各防营添设关卡扼要分布，会同地方官缉捕，又将疏于防范的文武地方官分别摘去顶戴撤职。近日各路巡查虽然比以前周密，但报告抢劫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推究其原因，实在因为陕西粮价平减，谋生本易，匪徒辗转招引，接踵而来，有的假作小买卖营生，有的托称开垦荒地，行踪诡秘，聚散无常，让数省失业的游民出没于境内，乘虚蹈隙，扰乱百姓。如果不权且使用重典，使宵小知所警戒畏惧，转瞬间到了冬季，恐怕结党肆行，酿成巨大祸害，贻害实在不小。我详细推敲部章，酌留土匪、马贼六项都允许就地严办，实在是在慎重刑罚之中仍显示惩奸之意，立法本极平允。只是就陕西情况而论，有不得不因时因地酌情变通的。我想宽大的政令用来安抚善良，严峻的条款用来惩治邪恶。陕西盗风日炽，动辄三五成群，手持兵器，白昼拦路抢劫，深夜入室行强，公然逞凶拒捕，导致伤害事主，邻里称之为马贼则是徒步行走，称之为游勇则没有号衣，称之为会匪则不肯招认入会及首匪姓名，称之为土匪又不是本籍。核查其凶暴状况，比起游勇、马贼仅止两三人行强抢劫的，情罪更为重大。如果一概照例议定审转，不仅这些匪徒狡猾拖延，时常担心疏漏逃脱，而且隔了很久才正法，又不在犯事地方枭首示众，实在不足以昭示警戒而遏制乱萌。我细心筹划，只有将凶暴显著者与部议土匪、马贼诸条情罪相同的，仿照近年各省奏定章程，明确区别。拟请此后陕西盗案，在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等项目之外，如果有手持刀械、火枪强劫，并且聚众五人以上者，伙众抢劫两三次者，纠集抗拒捕快伤人以及致伤事主者，入城行劫以及连续抢劫数家者，匪徒凭空抢夺妇女已成杀伤事主者，有一于此，该州县的供词上报，即由督臣与我核查案情，批令该管道府提审，或委派道府大员前往督审。如果确实是供证确凿，罪恶昭著，允许就地正法，汇案奏报。等到几年后盗风稍息，再恢复旧制。其余寻常盗案，一概遵照部议照例解勘。这样分别轻重，明列条目办理，既有限制，与部章防止滥杀、重视民命的意图，正相符合。

命盗案件请暂行变通办理疏，光绪年间。

刘锦棠

我查安集延逆酋阿古柏

译占据新疆十有余年，弱肉强食，民气日益嚣张。向来缠回杀死人命，都由凶犯出钱买命，几两到几十两不等，给死者亲属，从来没有抵偿的说法。阿古柏唯利是图，变本加厉，致使殷实土豪视杀人为儿戏，抢劫之风也因此日益严重。臣在光绪三年从托克逊进军规复南路，每攻克一城，就召集当地百姓，宣布朝廷的恩德威势，责令清除污浊习俗，共同保全身家，并责成各头目挨户劝导。如果仍像以前那样不法，不知悔改，立即扭送惩办；头目包庇隐瞒不报，一经查出，一并追究治罪。随后经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左宗棠翻译刊印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卷，印刷多本，分发各城义塾及大小伯克、头目诵读讲解，并令传告乡民共同知晓。观察近日情形，从前贪婪残忍、凶狠强悍的习气似乎已稍加收敛。偶尔有胆大不怕死杀死一两条人命，或与同伙持械抢劫，供词、证据、赃物确凿无疑，依法难以宽恕的，因为地方刚刚收复，民心尚未安定，就依照军法就地严厉惩办。那些情节稍轻的罪犯，分别判处管押、系杆、枷号、笞杖，并酌情根据时间长短、笞杖多少取保释放。案件结束后，都将案由及办理情况翻译缮写成简明通俗的告示，张贴在市镇通衢及案发地方，使顽劣凶徒见到后互相传述，希望收到改过自新的效果。只是南路各城相距近的几百里，远的达一二千里，郊关之外大多是戈壁碱滩，行走数日，渺无人烟，押解犯人上路时常有戒心，不逐次派兵勇防护不行。自吐鲁番以西，仅有善后总分各局向无州县及例设的监禁书役，即使略知例案的幕友，也因离家遥远，视为畏途，无从延请。因此平日办事既缺乏人手协助，遇到有重犯收管局内，又不免有疏失的危险。北路虽然设有印委各官，但举目荒凉，民气未复，也与南路情形大致相同。而且查新疆户民种类繁多，风气不一，语言文字、制度仪文、衣冠嗜欲各自成俗，南路以缠头、布鲁特族类为最重，蒙古次之，汉族、回族又次之；北路以哈萨克族类为最重，蒙古、汉族、回族次之，缠头又次之。而满族、汉族遗留的百姓，两路都寥寥无几。这些百姓久离声教，初受约束，像牧群之马，一时虽勉强接受羁绊，其奔逸的本性，终究难以骤然消除。臣反复思考，只有在犯案到关后，勤审勤结，选择其中特别不法的，立即给予严惩，庶几各种莠民都产生畏惧。如果拟于文法，不远数千里，辗转解送勘验，不仅押解收管，事事困难，而且拖延日久，即使将重犯处以严刑，愚民做事过后就忘，也将熟视无睹，不足以震动其心。昔汉朝初定关中，废除秦朝苛政，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盗窃抵罪。后来班超平定西域，也告诫接任者，尚且认为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应当荡佚简易，宽恕小过，总揽大纲，任尚不听从，最终导致变叛。《礼记》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宜其宜。确实因为军旅之后，荒远之区，更应当蠲除烦苛，与民休息，不可以常例束缚。

译我恭敬地查考，乾隆元年平定贵州省苗族地区，开设郡县时，钦奉皇帝谕旨：“苗族百姓的风俗与内地百姓截然不同，此后苗族百姓之间互相争讼的事情，都按照苗族惯例处理完结，不必完全依照官方法律等。”钦此。这显示了我高宗纯皇帝慎重对待边疆、圣意深远、无微不至。虽然新疆早已纳入版图，似乎不像当初开辟苗族地区那样，但路途遥远，驿站疲惫，民族种类混杂，风俗崇尚纷繁差异，想要一下子用华夏文明改变夷狄习俗，迅速达到大治，实在不容易说。我去年在喀什噶尔行营时，曾将人命、盗窃案件的处理办法咨商左宗棠，随即批准回复：“历代安抚驾驭边疆百姓，立法最适宜简易。现在所办的各项事务，因地制宜，本来没有不合宜的。只是初创伊始，应当等待改设行省后，由新疆督抚体察情形，奏报咨商办理。眼下如果有上述案件，即命令各善后局官员酌情拟办，复核后遵行等。”咨行到我这里。左宗棠随即交卸职务北上。我自忖资质平庸愚钝，不熟悉政务，突然受到提拔，代理钦差大臣符节，并奉特旨暂时管辖哈密、镇迪道所属的文武地方官职，责任愈重，兢业警惕之心愈深。而改设行省又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就绪的，我这点愚昧的意见，不敢缄默不言。可否仰恳天恩，俯念万里穷边与内地省份情形不同，命令将新疆南北两路的人命、盗窃案件暂时变通办理，使得能够就地迅速审拟、完结、解送，由我按季度摘录案由汇总奏报，一面咨报刑部立案，似乎对安抚治理边防大有裨益。我仍应当会同帮办军务的伊犁将军金顺、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乌鲁木齐都统恭镗、署理帮办军务的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督饬各善后局官员、各地方主官，对于一切重案悉心研讯，不允许刑讯逼供，务必做到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定罪后详细具报，再逐一仔细复核，命令执行，以仰副朝廷明正刑罚、告诫法律、期望最终不用刑罚的最高意图。

《关于人命重案难以立即恢复旧制的奏疏》。光绪十二年。

刘锦棠

我私下接到刑部咨议回复新疆办理人命、盗窃案件的一折，新疆擒拿抢劫盗窃案件暂时允许就地正法，人命案件罪应凌迟、斩首绞刑、立决以及监候的各犯，都由该巡抚等人详细核勘，照例拟定罪名，单独上折奏明，请求圣旨。等到奉到刑部批复后，将应凌迟、斩首绞刑、立决及例定实入勾决的犯人再行处决等。奉旨依议，钦此。仰见朝廷怜悯民命、明慎用刑的最高意图，我自然应当严格遵守办理。但是新疆地处极边，与内地迥然不同，其中窒碍难行的地方略有两点，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查条例记载，州县承审案件，定拟招解上司，按律改正，该总督巡抚均在题奏咨文中据实声明，等到刑部核覆后，如果是州县官原拟错误，就按照部驳改正例，按其罪名出入分别议处等情况。新疆新设州县，事情属于初创，辅助办理的人缺乏，略知条例案例的人大多不愿意游幕万里之外，即使从关内招募刑名幕友，大半滥竽充数，验伤填写表格诸多不熟悉。我对于各属案件只求供词情节确实，并不苛责其法律文书，一概由我督同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详细考量案情，参酌律例，酌情拟办完结。如果按照刑部议定的办法办理，必须由州县定拟符合律法，那么新疆州县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可以保全自己，这是不能立即照旧制办理的第一点。凡是罪至凌迟、立决，都是决不待时，即使斩首绞刑例入勾决的犯人，也属于法无可贷，这些亡命死囚长期羁押在监狱，假如病死狱中，国法侥幸逃脱，倘若有疏失逃入邻境，为害更深，自然应当早日伸张国法，然而不能不稍微迟延的是，缠回等言语不通，真实供词真情颇不容易获得，按照条例承审期限约束，势必行不通。各属距离省城遥远，详文批复往返大约两三个月，如果有驳诘申覆往返也需要时日，情罪既重，核转上司或许应当亲自提审，长途解送犯人动辄千数百里，等到供词情节审定转详到省，每结一案快的大半年，慢的超过一年已经算是迟之又久。如果按照刑部议定随时具奏，京师距离新疆省八千六百余里，奉准刑部批复去来程限也需要三个多月，再由我行文到犯事地方又需要一个月以上，通盘计算处决一个决不待驳的犯人，总共需要一年以上，这是不能立即照旧制办理的第二点。恭敬阅读嘉庆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上谕：“盛住等奏捕获图财害命的回族犯人审明定拟一折。此案胡特鲁克著即处斩。回疆不是内地可比，此后遇到此类案件情节较重的，在讯明正凶后就著立即惩办，不要致使久稽显戮等。”钦此。像这样回疆情形不比内地，早在圣明洞察之中。现在虽然改该行省，但风气所趋，终究不是旦夕所能改变的。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新省地处极边，州县诸凡创始，暂时允许人命案件罪应凌迟、斩首绞刑立决及斩首绞刑监候例定实入勾决的各犯，仍照变通章程就地正法，按季度摘录案由汇报。等到几年后，察看情形，再行奏请恢复旧制。至于斩首绞刑监候入缓的犯人，就遵行刑部议定办理。项目具奏听候刑部批复，应当减为军流、减为流放的，就同寻常遣发军流徒等犯人一体，南北两路互相调发勾拨地亩，以辅助屯垦。据藩司魏光焘、镇迪道兼任按察使衔恩纶会详请求上奏前来。

译臣复查后没有异议。所有新疆的人命重案，因有困难难以立即恢复旧制，仍请旨令相关部门暂时准许变通办理的各项缘由，谨会同陕甘总督臣谭锺麟、代理伊犁将军臣锡纶恭敬地呈递奏折上奏。

译慎刑七条疏 顺治十年

刑部侍郎龚鼎孳

近来正值皇上反省自身、征求谏言，甘霖随即降下，一时之间天意与君德相互感召，微妙难言。然而侍奉上天重在实质而非文辞，修养德行贵在持之以恒而非暂时。我恭敬地就职掌管刑部，恳切地将紧要事项罗列为七条：

一、定罪贵在依照律法。治理刑罚的人有律法，就像制作音乐的人有钟吕铢黍（音律标准），不容许有丝毫差错。如果舍弃律法而不遵从，将会轻重随意，人们就无所适从了。汉代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如此，如果加重处罚，就是法律不被百姓信任。请求从今以后申令告诫各司法部门，审理拟定大小案件，一律依照本等律文确切议定后上奏，不得舍弃律例，单独定罪至死刑或流放。重大案件，关系到圣上德行，尤其应当再三详细审慎，使天下人清楚地了解用法的意图，希望出入人狱没有失误，视听不致混淆。

二、断案贵在查明实情。曾子说：“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哀怜怜悯而不要高兴。”查明实情尚且要哀怜怜悯，哪有凭疑似揣摩就能作为定论的呢？近来如杨大用等一案，一经皇上睿明洞察，大家都颂扬好生之德，就知道即使犯人没有承认，也不可立即处以重刑，这是显而易见的。请求从今以后申令告诫，案件虚实，各司法部门必须反复推究详查，如果罪行确实虚假就急忙为之申雪，以照亮被掩盖的冤屈；如果罪行确实属实就确切追究根源，以留下铁案，不要仅仅停留在模棱两可的说法，务必归于“五听”的公平，情罪既已真实，自然不会有滥刑。

三、司法审判的规矩应当确定。十四司官员满汉并设，原本期望同心商议，共同砥砺公平，希望案件没有隐瞒的实情，官员没有荒废的职责。近来看到大小案件回堂汇报时，大多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在满族同堂各位大臣虚心共同救济，事事与我们参详，然而仓促间只凭片言只语，是非立即判定，本末或许未能深入明晰，底案也无从备查。至于重大事情，又多从满文翻译成汉文，在审讯拷问的时候，汉族司官未必留心，等到案卷已成，罪名已定，虽然想在一旁补充一言，却苦于时机已过，这是为什么满族司官独自辛劳，而汉族司官独自安逸呢？请求从今以后，一切狱讼必须先从满汉司官共同质询审讯，各自注明切口词呈堂复审发落，既已定案或拟罪或释放，我们即将审过的情节明确注明在口词之内，交付司官存档，以备日后稽查。如果有事关重大，偶尔从满文翻译出来的，必须仍然引用律招，我们再加看语，然后具题上报，以斟酌而没有差错，文书也精详而可以遵循。

四、决囚的制度应当谨慎。按照《会典》，死罪临决前，必须三次覆奏明白，然后加刑。又对于重囚，三次覆奏完毕，仍然请求驾帖，下达锦衣卫监刑官带领校尉到法司，取死囚赴市曹。又赴市曹时，曹称者都令覆奏。大概罪行虽然应当处死，尚且曲折考虑或许在生路断绝之时，曲折加以怜悯拯救。所以《周书》留下“服念”的文字，唐代制度确立“五复”的命令，都是为了体恤人命而重视死刑。请求参稽典制，决定重囚，必须仍然从该科佥发驾帖，将应当决刑的人犯名姓逐一注明。如果有情罪失当的，允许科臣应当时执奏。驾帖既已发出，照例会集御史等官共同监决，仍然酌情实行覆奏之法，以保全万一的仁德，希望断案的人更加务求详明，死者可以没有遗憾。至于强盗、土贼，赃证明确以及当时抓获的，照例立即决刑；此外如赃物未明、招供牵连后续缉捕、涉及疑似，有不妨再审的条款，稍微表示迟疑，期望没有冤枉。

五、流徙的法度，应当斟酌。笞杖徒流斩绞，都在律文中。而流罪之中，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的分别。大概是根据本犯原籍，计算道路远近，作为佥发轻重的标准。查《大清律》记载，有流无徒。只有向来隐匿逃人，一有流徙边远的字样，已经蒙受圣上慈爱浩荡，改从宽政，人们庆幸重生。近来看到特恩免死，偶尔有流徙盛京地方的，这固然是皇上法外之仁，也是罪人望外之幸。然而在圣明曲折垂示三宥，偶尔实行一次以显示解网之殊恩，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问刑衙门，持此以定人的罪案，就不是律法的初衷了。况且盛京是圣朝发祥之地，卜年卜世，亿万万年王气所首先汇聚。一旦让罪人杂处其间，丰镐神区，有郁积未舒之情，不是用来迎接天庥的做法。请求从今以后，除了特恩免罪人原籍为断，不要轻拟流徙盛京，应下死刑一等者，仍然比照律文，引用律例遣戍，分别烟瘴边远、 nearby 等项。一以京师庶律与罪死，仰听圣裁外，其余罪臣民罪符而太和长在，根本矣。

六、词讼的案件，应当清理。法司衙门为皇上秉持天宪，京畿及十四省狱情，都取裁于此。案牍极为烦冗，不精心详酌，不容易胜任。近来看到京畿一带，凡有争讼事涉及满汉关连的，向刑部质成。我认为有司不许擅责，以遵奉明旨。然而督抚是朝廷封疆的大吏，且都是从龙之旧人。哪有身当节钺之寄，法行吏民之上،而田野勃谇之细故，一切不得与闻的呢？请求及今酌议，事关满汉

译诉讼双方，除人命、强盗等项重大案件，按惯例送交刑部质询审理外，其余一切争斗小事，应由州县官调解的，立即进行调解；不能调解的，据实上报督抚共同审明判决。因为耳目相近，谁敢偏私？这样既不妨碍百姓耕种劳作，用旧人治理旧事，最为公正；由上级官员代替下级官吏，最为谨慎；对重大案件详查而对细小案件略管，最为公平。这实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大体，不仅仅是为了减少臣部繁杂的诉讼而已。

关于收赎的条例，应当施行。《周官》中的三赦规定，年幼、体弱、年老的人，都可以减免死刑。律令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患有重病的人，杀人应判死刑的，拟议后奏报朝廷，由皇帝裁决。盗窃及伤人者，也可以收赎，其余都不追究。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即使有死罪，也不加刑罚。又有一条，凡是谋反及大逆罪，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配给功臣之家为奴。这体现了道义尽致、仁爱至极，法律如此完备。请求现在申明，有罪犯重大应连坐家属的，立即区分老幼及重病者，据实上奏请求，依照律法判决。在严明刑罚、整顿法纪之中，蕴含下车泣罪的仁爱。巨大的奸恶不会因法网疏漏而逃脱，天子的威严也不会因牵连过广而穷尽，或许百姓会敬畏法律而不敢犯法，从而使世道达到吉祥安康。

译关于重申三法司旧例的奏疏 顺治十年

大理寺卿魏管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把谨慎用刑、敬重狱讼作为首要任务的。考察古代设立官职，六卿分担职责，各自掌管一事。司法部门唯独设立三个衙门，大概是因为人命最为重要，死者不能复生，断肢不能再接。如果独断专行可能会造成偏颇，共同听取意见才能详尽周全，希望不至于因一时的偶然失误，留下日后的悔恨。曾经考察大理寺这一官职，与刑部、都察院的职权不同。刑部和都察院都是审讯刑罚的衙门，大理寺则是将他们审讯的案件进行复核平反。这记载在《会典》中，关于大理寺的事务，除了恤刑、热审奉有明确旨意遵行在案外。大略而言，审讯刑罚的衙门，凡是已经形成供词奏请定案的，连同犯人及案卷送到大理寺复核。如果案情真实没有辩解，罪名符合律法的，上奏按议定执行。如果有罪不符合律法，中间供词案情不明的，依照律法驳回，重新拟罪重新审讯。而每月上报的案件数量有限，驳回翻案有两次，大理寺押解复核平允，才开始执行判决。所以，掌握天下公平的是刑部；执法纠正是都察院；辨明冤屈的是大理寺。因此，决断囚犯必定派遣御史，恤刑则派遣大理寺官员，这其中的道理本来就很明显显著。现在大理寺虽然位列法司之末，但“平反”二字向来未曾申明。我承蒙担任此职，正值下诏清理狱讼之时，其中会审的有一次，看议的不下数起供词了。看议的大多是在已成之案上提出看法，会审的也是在短时间内集合众人目光。《尚书》说：“不轻易决断重要囚犯，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半月”，确实是谨慎啊。面对成堆的案卷，仅凭片言只语就决定疑信；双方没有根据的言辞，只在纸上听取供词。刑部拟定的判决确实没有不明允之事，但我心中却未能完全明了，这是我非常恐惧的。最近看到刑部覆奏中有三法司并列看语的情况，这不符合设立官职制定法律的最初意图。现在详细考察典故，恭敬地请求圣上裁决。凡是奉旨由刑部知晓的，自然应该由刑部直接回复。如果奉旨下达三法司，以及直到死罪的案件，似乎应当举行旧典，以完备一国的重大法度。然而我还有话说，久已荒废的典制突然举行，容易惊吓言论；至于驳回的惯例，恐怕涉及掣肘的嫌疑。更祈求圣上言语申饬，各自秉持虚心公正，我衙门不得苛求举事生非，刑部都察院不以意见异同为嫌，共同体恤钦恤之心，仰承刑罚搁置不用的盛世。对于国法民生，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

论日本制定宪法的来历

日本人伊藤博文附

我曾经是国家学会员，未能与各位在同一个大厅会谈，常常引以为憾。如今退官闲居，得以与各位在此相会，并且询问我制定宪法的原因，但这并非一夕之谈所能尽述。试将昔日发布宪法的情形，详细地讲述一番。在明治维新之前，我国没有一人倡导宪法政治，又哪里知道宪法政治是什么东西呢？当时以博学著称的人，我曾读过他们的奏议，也未见他们纵论及此，那么在维新之前，没有持此论者可知。按照当时的情势，只说是兴复王政而复古罢了，然而兴复王政，应当采用何种政体，也茫然不知。如果一旦兴复王政恢复旧制，那么当时所行的封建政治不可不废除。到了庆应末年，国内多事，朝野争论不休，于是开始有了废除幕府的说法。然而此论难以实行，各藩互相观望而不敢发声，有人称锁国之说，有人主攘夷之论，有人曰尊王，有人曰复古，海内动荡，议论沸腾。各藩共同逼迫将军将大政归还给王朝。三年冬天，将军于是辞职奉还大政，然而其大权仍在幕府。因为自政权归于武家至今已数百年了，积威所约束，牢不可拔。于是发生了伏见地名之役，时势如此，来不及考虑立宪行政治之事。幕府封建诸侯三百，而谈论时务的多为各藩士族。如果幕府奉还大政于王室，恢复王政旧制，废除封建制度，那是那些士族等为家主谋不忠，所以隐忍不敢变更，实出于不得已。然而时势的变化至此已到了极点。王政一旦收揽政权，于是召集各藩旧侯伯到京都，咨询新政，萨摩、长州为首，土佐、肥后两藩继之，四藩为天下之先，万事并举，各藩向风，于是纠集公卿诸侯及各藩士族中的杰出者，谈论政务，称为公议。四年改元曰明治。前将军退居于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当时，东北之地未尽平定，虽名义上叫王政复古，实则朝廷没有尺寸之土，所以势力微弱，无可奈何。当时我在兵库，因为开埠的缘故，曾在此任职。我曾担任兵库知县，木户公从京都来到，私下对我说：“王室复政而税收很少，万事未举，听说岛津侯将献粮十万石给朝廷，毛利侯即木户等人的旧藩主也献出近时所侵占的石州滨田及丰前的一部分约十四五万石之地。王政虽已维新，但财力不足，怎能与外国交往呢？所以朝廷应当先收揽兵权财政。然而风气未开，不能骤然谈及此。”木户公回京后，过了很久，公回乡，拜见侯爷劝说将封土归还朝廷。藩侯嘉许，并告诫应当慎重处事。这时播州姬路城主酒井

译姓直之助名上书说：“王政虽然已经复古，但诸侯仍然私有土地，百姓对此深感困惑，请求奉还藩籍。”我也建议说：“从兵库到京都，应当迅速废除封建制度。”又说：“应当兴办学校，教育国民。”又说：“朝廷应当收回兵权。”然而这些建议难以实行。不久，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上奏奉还封土的建议，其他藩国也效仿他们。朝廷对此表示赞许。这是因为各藩的士族忠于王室、热爱国家的念头深厚，才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朝廷于是任命旧各藩的侯伯暂任知藩事，以安抚民心。明治四年才解除知藩事的职务，改为群县制度，从而有了今天的局面。废除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今天制定宪法、施行政治的基础。日本废除封建制度，确实是地球历史上罕见的盛事。考察东西各国史册，凡是废除封建而设立郡县，难免流血暴骨的惨剧，经过长期积累才能成功。所以封建虽然废除，但权力转移到国家，侯伯仍然占据旧有的土地以获取利益，各国援引此为例。现在西洋各国的贵族就是如此。我们各藩的侯伯则不敢私有一寸土地，全部奉还给朝廷。他们高尚的义气和廉洁的品行，确实足以向万国夸耀。这是由国人志气高洁所致，也是由皇恩广布，才能培养出这种心态。

译王政也恢复了古制，因此处理国家大事，一律以绝对公正为标准。又有派遣使节出访欧洲的提议，所以岩仓公担任全权公使，派遣大久保、木户两位公卿，世人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称为维新三杰，如今都已去世了。等到我和下面几个人跟随前往，各省也派人随行。然而当时通晓西方学问的人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所以选拔派遣使臣也多蹈空虚浮泛的习气。虽然想要与各国重新订立条约，废除治外法权，然而谈何容易啊。当时使节既已出访国外，而在国内则有左院、右院、正院等大政大臣在正院总揽国家大事，左院商议立法，右院掌管行政之法。明治六年，在左院稽查议会的典章制度，恰逢征韩论纷纷兴起。等到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归来，讲述西方事务，罢黜了征韩论，所以主持此论的人大多辞官离去。西乡隆盛实际上倡导此论，于是我被任命为参议，开始进入内阁。七年正月十八日，副岛伯爵、后藤伯爵、板垣伯爵等人联名上书，主张设立民选议院，议论惊动朝野。然而该奏折也未曾提及确立何种宪法，而集会商议，只以开设议会为宗旨罢了。在这个时候，恰逢佐贺之乱，又有台湾战役，变故多端。等到台湾事态平定，逐渐着手整顿内政。八年一月，参议兼内务卿的大久保公想要起用木户进入内阁。先前木户因台湾之事意见不合而离去，也恰逢在大阪会见，板垣也来相会，所谓的大会议就是这次。四人携手回到京城，而木户、板垣也担任参议，再次稽查宪法典章，我也参与其中。然而此事体量大，于是又设置元老院、大审院，又开设地方官议会，以通达民情为主。明治九年，元老院的典章制度。不久发生十年之乱，政府仓促之间无暇稽查。等到动乱平定，才开始有整顿内政之事，而内政也逐渐有了进展。

然而内乱平定后，国家耗费巨大，国库币值大幅涨跌，政务拮据，困苦难以言表。在这个时候，当今皇上商议开设国会，有志之士接踵而至，在土佐设立志馆，讲论政治学学。于是谈论政治学的人逐渐增多，然而未曾听说有能通晓宪法道理的人。明治十四年，大隈伯爵建议应当效仿英国的风气，然而未言制定何种宪法。这年十月十二日，皇上谕令将施行宪政之事。当时我实在辅佐皇上的谋略，然而考虑到日本的国体，决非寻常变法所能比拟。我奉命到欧洲稽查宪法之事，私下认为可以采纳各国的宪法作为行政的根本，不知道外国宪法本来就有几种差异，声色面目，习俗各不相同，那么欧洲所行的未必适合日本的习俗。我对此事煞费苦心很久了。虽然如此，既然称为宪法，则必然有参酌民权的意思。日本积年来的政法，果真允许参酌民权的意思与否，我实在茫然不知所措，只恐怕辜负皇上所寄托的重任。于是率领属官七八人到欧洲，先拜访那些硕学鸿儒、精通此学的人，请求他们的指教。现在回想起来，间或有类似儿戏的，反而觉得令人发笑，然而在当时实在鲜有能知宪法之理的人。我在德国请教我那也士多，又在奥地利请教斯大因，然而他们所说的各有可取与否，言论不一。我静听他们的说法而心里暗自思考采择。不久命令各随员分游欧洲各国，稽查各国行政的得失，我则亲自抵达英国、俄国。在这个时候，才开始通晓宪法政治。于是知道美国是开始制定宪法的国家，波美儿吨等人颇费苦心焦思，于是成功奏效。大概立法的情形非采用共和政治不可，所以以共和政治立为该国的制度。如日本则须以君主政法立为制度，为什么呢？封建之制一废除，则只有君与臣罢了。所以征引日本的国体，又参酌当时的情势，不敢上侵君权，又能参酌民权，这是关键。大概我国宪法的用意实在于此。不久稽查之事完毕，于明治十六年九月返国。当时大久保、木户诸公早已去世，岩仓公也新近去世，我心里茫然失去依靠。制定宪法，开创议会的重任，实在责无旁贷。到十七年春，于是起草更定宪法。条例修改稿件数次，到二十一年春才脱稿，于是陈奏皇上知晓。于是开设枢密院，下诏咨询。于是于二十二年二月纪元节，宣布新制定的宪法。这就是我国改制宪法的来历啊。

日本刑法志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上古的刑法简单，后世的刑法繁杂。上古用刑法辅助道德，所以简单；后世把刑法当作道德，所以繁杂。中国的士大夫喜欢谈论古代治理，看到古人画象示禁，刑罚搁置不用，就高傲地远望，慨叹羡慕黄帝、神农、虞、夏的盛世，想要挽回末世的习俗而趋向古风。大概所重在道德，于是把刑法看得卑下，卑下得不足道。而泰西论者专门重视刑法，认为民智日益开启，各自思考如何保全自己的权利，那么诉讼案件不得不滋生，法令不得不严密。他们崇尚刑法作为治国保家的工具，尊崇它就像圣经贤传一样。

译同是法律，而中西方的立论却背道而驰，以至于如此，这是因为一方探究其根本，另一方考究其应用，所以如此。我曾经考察中国的法律，魏晋比汉代严密，唐代又比魏晋严密，明代又比唐代严密，到了我们大清律例，又比明代严密。积累的时代越多，立法就越严密，这是事态变化所趋向的，其中有着不得不然的趋势，即使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也不能不顺应时势而增补完善。西方人所说的“民众智慧越开明，国家法律就越详尽”，大概并非没有道理吧？我阅读历代史书，西域、北狄的传记，常常称赞他们刑罚简略，政令畅通，上下一心，我原本猜想现在的泰西各国也应当是这样。后来我居住在日本，看到他们学习西方法律如此详尽；后来又居住在美国，看到他们运用法律、施行政治，甚至特别设立议律官，朝令夕改，随时颁布，其详尽程度更加十倍百倍。这才感叹往日所见之浅薄。泰西向来重视法律，到法国拿破仑时期更加精密。他们用刑的宽严，各自根据本国习俗来制定法律，也没有太大差异。唯独有一本叫做《治罪法》的书，从犯人的告发、罪案的搜查、法官的预审、法庭的公开审判、审院的上诉，其中捕拿的方法、监禁的方法、质讯的方法、保释的方法，以及被告辩护的方法、证人传问的方法，凡是所有与诉讼相关的人员、文书、对象，没有不有确定法律规定的。上面有所偏重，就分权给下面以减轻它；那里有所独轻，就在此设立限制以加重它。务必使上下彼此权衡完全平衡，毫无轻重不均的弊病。窥探其用意，是想使天下没有冤民，朝廷没有滥刑。唉，可以说精密到了极点！我听说泰西人喜欢谈论“权限”二字，现在阅读西方人的法律书籍，看到他们反复推演阐述，也不过就是所谓的“权限”罢了。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都给予他们权力，以使他们没有压抑。又设立界限，以使他们没有放纵。全国上下，都共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所谓正名定分、平息争端、消除祸患，都通过法律来施行。纵观欧美大小各国，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君民共主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法治国罢了。”如果不是举世崇尚，数百年来观摩研究，讨论修明政治，精密到如此程度，能够用它来治理国家吗？唉！这确实是古代圣贤君王所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后世法家所不能知晓的了。于是作《刑法志》。

译掌故学

佚名

刑狱是从哪里开始的？始于礼制，定型于律法，在告诫、谕令、禁令中有所出入。天地化生万物，有披毛的兽类、长羽的禽类，以及人类族群，于是便有了争夺和杀害。兽类禽类不能自我治理，人类能够自我治理，于是有了礼制，用以治理男女交往、饮食出入等事务。礼制所不能禁止的，就用诛杀、杀戮、羞辱来威慑，因此有了刀钻、钻凿、桎梏、墨刑等若干种刑罚。大罪归入大罪名，小罪归入小罪名，于是有了律法。律法和礼制，是已经定型的法典，不可能穷尽天下的所有事情，于是根据各种事务的名称和实际，比照类别，依据义理制定章程，曲折地发布号令。案件有疑问且证据不充分的，礼制产生时援引经书意旨来判决；熟悉律法的官吏，取一人之意旨来施行，所以判例不能没有出入。律法和判例都具备了，审理案件的官员、处理狱讼的吏员、研习律法的师生，通晓礼制的根本，精通名物治理，深谙律法技艺，因此官吏没有贿赂，百姓没有冤屈的诉讼。秦汉以来，律学逐渐衰微，玩弄文字于刀笔吏之手，专断于雄武君主之权，苟且的治理不值得叙述，请谈谈周礼。司寇的职责，下达到府、史、小吏等属官，他们进入官场大概没有不经过学习的。审理案件的官员非常谨慎，从国家到都、乡等属级，对轻罪囚犯和重罪囚犯，按时暂缓决断，用圜土来治理疲敝的百姓，用肺石来通达冤情，用嘉石来平反冤狱，审理案件的地方整顿得很严整。五刑所属的罪名有三千条，上下穷尽罪行，推究父子之亲，确立君臣之义，权衡意旨来论断轻重的比例，谨慎测量深浅的量度来区别，竭尽聪明，致其忠爱来穷尽事理，正听的官员，冠覆的三公，参酌疑难案件，与众人共同裁决，庶民共同裁决，吏员共同裁决，研习狱讼的师生也参与。大凡中西的法律，不互相效法却相通，现在西方国家的审判官员，由民众选举，由国家选拔，没有不经过学习的。从藩部到内部外部，民部大臣直到捕律士，都以法学作为出仕的途径。从重囚到童子的案件，没有不建造高大的房屋，清洁厨房厕所，美化服饰饮食的。《四述奇说》说：香港的监狱，楼高四层，铁栅石墙，毡被木枕极其整洁，每天按时做工，劳累筋力，活动血脉以免积郁生病。罪行较轻的，每天早上各自梳麻若干斤两，或编织麻毡若干尺寸，早饭后依次下楼，在院中各自移动石碓，举起铁丸，碓长一尺多，厚宽各六寸，铁丸重二十斤，之后进入房中稍作休息读书，晚饭后一同进入一个院子，缓步排行半小时后才睡觉，那些因故被禁锢数日的人，房内设有一根铁轴，令用手转动，每天一万四千转，有表记录，不如数就减少食物。女牢每人一间房，房外设有浴室，每天洗澡一次。设有礼拜堂，七天礼拜一次，囚犯环立听讲。有病的安置在病室，由医生掌管。法律极其严格，按时出入，各处都按顺序前进，路窄也鱼贯而行，不扰乱次序。又说盆岛威监：凡入狱者，各就所能，使其掌握一门技艺，如编织、缝纫、洗涤、书写、铁木瓦石，以及烹饪、作乐等，无不学习。笨拙无一能者，也令其撕扯麻布。住第一层楼的，制作粗布以备做囚服、抹布等，编织擦鞋、麻垫等，分置各间。第三 layer 撕扯粗麻，以备编织之用。第四层居住妇女，负责针线活，以供各犯使用。凡狱中之物，一切衣食器皿，没有不是囚犯制作的。凡操作之时，与饮食休息之时相间，以调节劳逸。法国志说：法国监狱同法京狱房九所：一曰拉和尔西，二曰圣比拉，拟囚禁一切立即处决的重犯；三曰圣拉雅里，专门幽禁妇女；四曰德拔特干担尼士，囚禁死罪重犯；五曰摩逊森德拉立德抑特格，犯法较轻者囚禁于此，内设学校，允许诵读书史；六曰巴黎斯都根布尔；七曰千西亚惹理；八曰亚维乃里，专门幽禁重犯；从重罪绞首，到寻常的告诫、罚扣，必推究本意，以形成定谳。《四述奇说》说：英国制度，民间词讼，隶属于美尔，美尔或不能审理，或审理而不服，则控诉至议政院以闻，转交刑司审讯。刑司法权最大，虽国主及显贵都听命于他。所以英谚云：“君主不尊，律例为尊。”至于其推究审讯的方法，如两造不到案，则各请六位律师代为质证。刑司坐于台上，律司分坐台下。台上的驳诘，则台下的检卷案起立辩答，并无跪审刑讯之事。全国统计大律师三百人，小律师一千二百人，都是考试律学而选拔提升的。《万国近政考》《泰西各国采风记所述相同。条件密轻重之差，准其国例。百年以来，连续改轻法。

因此，如今中外刑律相比，中国因惩治暴行而显得严酷，西方因辅助教化而显得宽缓；中国因任用吏员而显得苛刻奸诈，西方因任用士人而显得廉洁公平；中国因拘泥狭隘见识而得出洗刷罪名的谬误谱系，西方因崇尚实验而得出审判狱讼的确凿证据。这是什么原因呢？刑罚是生民的大命，却被衿缨绂佩之徒所轻视；律礼是治国的大法，却被训诂章句之儒所抛弃。法学长久衰微，因循熟视，以至于将片面的杀戮巨案、交易的细故

译中西双方处理诉讼案件往往纠缠不清。西方法律刑罚较轻，又偏袒庇护其本族人民而给予生还的判决；中国法律刑罚严酷，拘泥于旧有成例而判处死刑。内政既已失误，外国奸人更加煽动，积聚百姓的怨恨，伤害天下人的心，教案接连发生，守旧之徒又添油加醋地鼓动，灾祸不知何时才能停止。现在我私下对此提出建议说：每个行省以及京师，应当设立一所律法学堂，用来广泛学习中外律例。应当广泛翻译西方人的律学书籍，以供参考借鉴。马眉叔在《适可斋记言论译书事》中说：“罗马律法纲要，是各国制定法律的源头。各国律例的异同，各国商律的考辨，民主与君主治理国家的经典，公法例案详细记载了一切交涉事件的始末，条约集成从古至今，天下各国凡是有条约的无不收录，翻译出来可达三四百卷。这几部书尤其重要。”又论述法国考试律学说：“一是国制论，论述欧美两洲的政治体制，以及其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遵守法律的权力，并特别论述法国各部的条例；二是公法源流；三是公法新论，论述订立条约、遵守条约、建立条约、批准条约、废除条约、续约的权力。论述外国人民的法律，有户籍、婚嫁的条款，有外国人民与法国官员或法国人民与外国官员彼此控告的方式。论述海事应当有商船旗帜、军舰权利以及检查货舱、查禁违禁品的条例，有海防关口、追捕海盗以及禁止贩卖黑奴的论述。出使领事有东方领事兼有审理案件权力的论述。”鉴于外国律学书籍如此繁多，条理如此严密。如今以二十三个行省而言，能够研究律学的人，在四万万人中几乎没有一两个，这真是令人叹息啊。应当仔细探究中外刑律轻重异同的原因，并用儒家经义来决断。应当修改制定中国法律，以收回内部治理的权力，以重视百姓的生命。日本遭受的祸患与我们相近，西方方法修改律法之后，竟然收回了领事审判的权力，这是明显的效验。应当详细考察西方人的医学、化学书籍，以推广清洗检验的技术，应当设立考察罪囚的机构，以缓解积压监狱的痛苦。《格致汇编》有一篇比利时检验罪囚的文章，治理国家的人才，大概也会乐于此道吧？

译论中西刑律轻重异同的原因

佚名

一百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刑罚是很严酷的。等到西方人的法学，都源自罗马。罗马法学出自雅典，公元前六百二十一年，雅典公举德拉古修订刑书。德拉古性情严酷，用法峻急，用人的血书写法典，当时的人称之为血书。实行了三十多年，国人不敢正步走路。后来梭伦被公选为雅典执政官，将公民分为四等，建立议事厅，二十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参与议事，设置四百名议事官。凡是大小法律，先让他们议定，再由全体公民大会通过，又设置审判官，赋予他们重权，执行法律，这是西方国家法律的开端。公元前四百五十四年，罗马议事官议定选派三人，仿照雅典学习律法。在此之前，罗马本来没有固定的法律，国王凭个人意志裁决各种事务。等到实行共和政体，执政官设置十人委员会。公元前四百五十一年，新律才制定完成，颁行全国，名叫十二铜表法。法官依据法律行政，但仍然多有暴戾行为，百姓抱怨。公元五百年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与法律大家特里波尼安及其他法学家十人，议定四种法律：一是改正旧法，编纂罗马历代律法，定为十二册；二是国法基源论，阐述国法的基本原理；三是民法全书，全书共五十册；四是新定法律，由皇帝亲自制定，都颁行全国，臣民称便。根据万国史记，然而那时的法律仍然严酷，有碎身和投兽的刑罚。碎身，是将犯人束缚放在盘子上，命令力士抬到高山悬崖绝壁之上，向下扔去，身体摔成齑粉而死。投兽，是预先在陷阱中饲养虎豹豺狼狮蛇，把人扔进去，任凭它们搏杀吞噬，其残忍无理到了这种地步。根据万国近政考，公元八百年时，法皇查理曼擅长治理政事，选拔议员每年聚集商议民法，最用心于狱讼。凡是审判官，必定选择年高德劭、知识超越众人、练达事理的人担任，还担心他们枉法。派遣使者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每年四次。设立盗律三章：一是挖眼，二是割鼻，三是死刑。而在一千三百三年间，腓力四世将尼格摩处以焚刑。《万国史记·法国志记载相同。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达米安知道民心背离叛乱，谋害法王，事情败露被拘捕，取剪刀在火上烤热，细细剪下他的肉，条分缕析，又杂以各种罪名，将犯人绑在车轮上，用铁棍击断他的骨节，又在巴士底狱中，各种刑具都叫不出名字。铁衣一件，用来束缚囚徒。根据泰西新史，英国一千二百年时，理查一世派大员管理海军案件，谕令说：“我与刚正的大员商定海军律法，凡是船上人犯命案，将主犯绑在尸体上，抛入海中；陆路犯命案，将凶手绑在尸体上烧死。如果用刀剑伤人导致流血，割去凶手一只手臂；殴打人的，用绳子系住他的身体，抛入海水浸泡三次。盗贼则用沸柏油浇头，撒上鸡毛，作为标记。”其后海上的刑法，也足以骇人听闻，任意幽闭在船头尖角空处，或者关进牢房饿死，或者横桅悬挂人在海中浸泡，或者由横桅端绳索从船底绕过至横桅另一端，或者反绑在盘车上殴打。如果渎神咒骂人，则悬挂在桅杆顶端用重物坠压，或者用硬物塞住他的嘴，并刮去他的舌头。海军法残酷如此，陆军与常法大概也相同。根据英国海军律例，俄国彼得堡的蜡人馆中，有一室塑造其先世的肉刑，如犁舌、剖腹、割鼻、断足，以及用铁钳夹乳房，用铁皮排密锥合住人的脖子，铸铁模钻锐锋将人纳入而合拢。根据《环游地球新录》，古代西方法律的惨酷，确实是中国所未见的。

一百年以来，西方法律逐渐改轻。英国法律的分别有两类，叫常法，叫军法。军法有两类，叫海军法，叫陆军法。其常法的罪名有两类，叫重罪，是凶恶的罪名；叫轻罪，是劣迹。重罪，除了正法外没收田产，犯此法者不列入良民之数，国家一切利益永远不得沾沾。轻罪次于重罪，治罪与重罪有别。其定谳的名称分首犯和从犯。首犯必须亲自动手，或者主谋，或者当场指挥；又不必当场指挥，而起首发令即为首罪。从犯有两等：事前帮凶者，临事不在场，事先同谋，或者唆使他人，或者喝令行凶，与正犯同案；事后帮凶者，明知其人犯有重罪，而窝隐藏纳，或者接济慰藉，或者纵容逃逸。凡是援救重犯，一起抗拒逮捕，或者纵容逃逸，都称为重罪帮凶，重罪监禁也不过两年，或者罚作苦工。军法定罪的律例分十等：一、死刑；二、充发边远，罚作苦工；三等、开除羞辱；四、监禁；五、行刑即鞭笞；六、撤去差使；七、小员弁降级；八、严行责备或寻常戒饬；九、罚扣。以上都根据英国海军律例。常法定律也分十等：一曰保

译罚金，是指人犯了轻罪，不能立即处罚，等到案件审理后，必须让犯人立下字据，愿意缴纳多少罚金，并找人作保签名，保证此人永远改过自新，如果再次犯罪，就将所保的保证金上缴官府，如果犯人逃跑，只追究保人的责任，其中大案有保证金高达数百上千英镑的；第二是轻罚金，轻罪被逮捕羁押，责令缴纳少量诉讼费用充公；第三是重罚金，一到案就处罚，有罚金高达数千英镑的，如果不缴纳罚金，就另按其他罪行处理；第四是流放监禁，在此地犯罪，被迁徙到彼地的监狱中监禁，无论远近，都称为流放，流放监禁中有终身监禁的，有暂时监禁的，有监禁数日的；第五是普通监禁，其罪行与流放监禁相同，只是就在本地监禁罢了；第六是暂时监禁；第七是永久监禁，以这种说法来看，倘若判处监禁数年的罪行，可以在中间暂时保释，让他休息几天或几个礼拜，然后再行监禁，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实际判定的监禁期限结束为止；第八是苦役；第九是终身苦役，有的清洗厕所，有的打铁，有的制造器具，有的修路，罪行有轻重，时间有长短，并不一律；第十是死刑，有的服毒，有的上吊，有的被火枪击毙。《四述奇》记载说：“英国法律没有斩首抵偿的罪行，是立在木架上勒死；轻罪有责罚，有鞭打、用木棍击打、戴枷示众等各种刑罚。”海军律例说：“法律等级的差别，刑罚有相互替代的条款，轻重相当的，鞭打可以代替监禁，监禁可以代替鞭打，或者责罚和监禁各占一半。”十等刑律中不外乎三类：一是轻罪，二是重罪，三是死罪。以上根据《万国近政考》，按照其罪名与法律，与中国相比轻重悬殊，原因有四点：因政体不同而异，因礼俗不同而异，因宗教不同而异，因国际公法不同而异。追溯西方国家的民政，根源在于希腊，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多年间，希腊羡慕亚洲诸岛自由谋生，厌恶君王政治，议定推举一位长官治理事务，称为亚尔干。希腊各部族国家都废除王号，实行民政。公元前九百年间，斯巴达设立元老议事会，调和上下权力，名叫西那支；又开设民会让大家陈述意见。西那支等待民会议施行，又设立司法官员，由国人选举来纠察违法行为，即使是国王也按法律处罚他。君民共主的政治，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形成。后来贫民与贵族争权，罗马继承了这个局面，贵族党往往凭借法律条文来压制贫民。十二铜表法中有规定：“贵族不得与平民通婚”，又说“国家的大官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平民争辩反对，于是废除了这条法律。从此平民领袖提庇留倡导颁布土地法，被贵族杀害。公元前一百二十年左右，亚布勒愈利休主张民政，被刺客杀害。公元前一百年时，民政与君政反复废立，贵族坚持得更加有力。此后君权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漫长混乱达千百年之久，直到美国联邦体制确立，法国发生杀戮王党的变故，英国民会改革政治的风波大作，自主的思想进入每个人的心中，如同日月悬挂在眼前，妇女小孩都明白其意义。英国政府大幅修改宪法，一切限制民权的法律都被痛加删削，而希腊、意大利也异军突起，摆脱奥地利的束缚，民会势力更加壮大。德国、奥地利等国也逐渐尊崇民权。于是西方的法律，有叛民、叛国的罪名，而没有叛君的罪名。即使是像德国、俄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作为君权无限的国家，然而爱烈珊德释放随夫开设议院，建立报馆，威廉三世作为君主，俾斯麦作为臣子，其政体也必然出自议院，而主张民权的人且时常伺机狙击。国家也不愿施加严酷的刑罚，彻底铲除，实在是鉴于法国、意大利的祸患，势不得不赋予民权而削弱君权，这是因政体不同而异的第一点。

译自主的理论，被高悬为旗帜，逐渐形成礼俗。因此男女权利平等，妇女拥有自由的态势。西方习俗中，父母的财产，子女平均分配。妇女出嫁后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财产，丈夫不得过问。如果妻子愿意将其并入丈夫名下，可以共同使用；如果强行夺取，丈夫就有应得的罪责。近日美国甚至有妇女进入议会的说法。贩卖奴隶被禁止，奴隶与平民地位平等。崇尚诚信而鄙视欺诈，所以撒谎的罪行要监禁七年。重视勤勉而厌恶懒惰，所以儿童嬉戏放纵，也要遭受监禁和罚作的惩罚。列举这几项，都与中原法律不同。这是因礼俗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西方国家教派纷争，古代法律因此存有偏颇。基督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互相敌对，而天主教与新教又互相欺凌。英国新教曾遭受天主教的苛待，特别设立各项法律来制约天主教。爱尔兰的法律：天主教徒不得被选入议院，也不能从事其他行业如律师和医生，也加以禁止。天主教徒购买价值超过五英镑的马，法律明文禁止。新教与天主教互相通婚被禁止。天主教徒偷听议员议事，立即被捕入狱。英国的主要法律规定，不服从监督会的人不许做官，于是长老会、公理会、唯斯理会等一切教派都被禁止。近日删除了这些法律，意在宽大。这主要是因为耶稣创立宗教，暗中兼有兼爱尚同的宗旨，标榜坚忍刻苦的行为，信徒日益增多，流派于是纷繁。得到其刻厉手段的，就拼死互相仇杀，十字军东征、新旧教派的动乱，死伤无数，于是制约的法律就出台了。得到其兼爱精神的，提倡自主的政治，逐渐昌盛，深入人心，于是宽厚的制度就出台了。即使西方国家轻刑的政治，也实际由国会决定。国会教派出于同一源头，所以英法两国国会修改法律都以保护人民权利为主。这是因教派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西方法律中，其他国家的党派发动叛乱，逃入本国，即使该国发文索要抓捕，也藏匿不交。确实因为民权势力重大，于是将叛国叛民视为危害公例。叛君者视为危害私例。危害公例的罪行重，危害私例的罪行轻，这成为通行的义理。凡是遇到这类交涉，必定认为有碍国家惯例，拒绝不允许。曾惠敏出使俄国，朝廷命令索要逃犯，俄国不交，仅处以监禁而已。近日西班牙向美国索要古巴叛党，美国政府不允许。英国使馆拘禁孙中山一事，英国人认为有碍其政体，使馆大受指责，就是这类例子。这是因国际公法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凭借这几件事，中西交涉，内政外交，日益增加障碍。如果不因时变通，储备熟悉西方法律的人才，翻译西方法律最重要的书籍，酌情修改中国法律，建立保护民权的制度，彻底消除中西之间的隔阂，使沟通无阻，那么杞人忧天的担忧正没有尽头。打算编纂中西各国刑律异同比较表，但西方法律已翻译出来的，仅有法国律例、英国海军律例，其他国家没有专书，采撷遗漏，徒然被通晓的人讥笑，等待将来吧。

华英谳案定章考

英人哲美林

谨按：西方各国通例，无论属于何国的人，一旦居住在他国，就归该国管辖，遇到诉讼，也归该国官吏审判。所以英国人居住在法国，法国官吏可以审理英国人的诉讼；法国人居住在英国，英国官吏也可以掌握法国人的短处而使其对簿公堂。然而西方人居住在中国则不然，凡与中国订立和约的各国民人，仍隶属于本国官吏的管辖，而不让中国官吏管辖。如果身犯不义，中国法律不能惩治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西方各国所制定的审判法律条文，彼此大同小异，而中国的法律条文则格格不入，而且中国官吏还有刑讯的惯例，这是各国人民不敢俯首接受管辖的原因。西方人务求顺应民情，所以与中国订立和约时，申明本国人民，凡有诉讼应由本国主管官员审断，而不由中国官员主政，记载在盟约中，清清楚楚可查。我现在特别就华英两国所定的民人互控条例，以及英国所定的法律，考订成篇，其他国家暂且省略，但其主旨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查华英民人互控的条例，完全依据华英和约。曾读以前在天津所订条约第十七条说：“一、凡英国人民控告中国民人的事件，应先赴领事官衙门投禀，领事官就应当查明根由，先行劝解平息，使不成诉讼。中国民人有赴领事官告英国民人的，也应一体劝解平息。间有不能劝解平息的，就由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公平讯断。”等等。后来通商各口岸的道台等官与领事官，有时恐怕各执己见，不能和衷共济，必然导致案件悬而未决。光绪二年中国李中堂与英国威钦使在北京更改约章，其第二项第三款说：“一、凡遇内地各省地方官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人命盗案件，议定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此事应先声明明白，以免日后彼此另有异议。”威大臣就将前情备文照会，请求由总理衙门照复以将来照办

译由，声明备案。至于在中国各口岸审理交涉案件，由于两国法律不同，只能根据被告是哪国人，就向哪国官员控告。原告是哪国人？其本国官员只能前往承审官处观审。倘若观审官员认为处理不当，可以详细辩论，以确保双方都不受委屈，各自按照本国法律进行审判。这就是条约第十七条中“会同”二字的本意。以上各项情况，两国官员都应当遵守。云南方面各官员，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按照和约详细查明。如果英国人是原告，中国人是被告，自然由华官拟定罪名；如果中国人是原告，英国人是被告，则应由英官定罪。像这样分别办理，大概就能使案件不积压，百姓也不受冤屈了。

译华人对于英国法律，中国自有专门书籍颁布给民间，无需赘述。现试述英国官府所定的案件，分为两类：一是刑律，二是户律。定案的方法，既然与中国大不相同，理应一一阐明。如今考察刑律之中，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危害人的，如杀人、伤人、殴打人之类；一类是危害物的，如盗窃财物、伪造契约、欺骗、纵火之类。这属于触犯刑律，英国人在英国本土有应得的罪责，在中国也应一律判决。除此之外，就是户律。凡是英国很少有的罪名，英国人在中国则有驻华钦差大臣补充规定的条例，审理官员应当立即照办。户律是什么呢？也分为两类。例如甲乙两人先前已经约定，互相立下凭证，后来有一人不承认此凭证，因而打官司；又如丙控告丁欠钱不还等情况，这是户律中违反契约一类案件。还有原本没有约定却造成损失的，水路如戊船碰撞己船，陆路如庚车碰撞辛车之类。既然已经受损，也可以控告到官府，以求伸张正义。所有英国官府审理诉讼的规矩，现在特别详细列在后面。凡是诉状，各口岸则投到英国领事衙门，上海则投到英国按察司，都要先缴纳票费洋一元五角。如果是寻常案件，则由该审理官员发出传票前往传唤被告，遵照限定日期到堂等候审讯；如果是重大案件，则派捕快持票立即逮捕，随即在第二天开堂审问。凡是审问的日子，不论大小案件，一旦证人到齐，审理官员升堂，先问原告及原告的证人各自口供完毕，审理官员再问被告有何辩解，又问被告的证人有何陈述，而对于被告则不能再问了。那些证人是英国籍的，则在未问之前给予圣经，让他手执并宣誓，说所言皆真实无妄，然后由官员详细审问。倘若仍有信口胡说的人，日后事发就治以假宣誓、谎造证词的重罪。按照英国惯例最为严格，禁止妄言，如果有犯者，不仅罪名极重而已，而且败露以后，人们都视他为匪类，品行声名都不被齿列。那些证人是信奉救世教以外的中国籍的，则先让他自己陈述，说：“我所说的都是真话，不敢说假。如果说假话，瞒得过人，瞒不过天，愿上天重重惩罚我。”等等。审理官员既问完双方，便知道该被告英国人应得罪名的轻重。其轻罪而罚款不过二三百元，监禁不过六个月的，审理官员即按照狱词准律判定。按照英国法律，死刑极少，其律只有罚款、监禁两条。罚款有多有少，监禁有久有暂，兼分做苦工、不做苦工两种。如果中国的杖责、枷示等刑罚都不使用，刑讯则更不用提了。其罪名较重的，审理官员便命令发回监狱，等待定罪。随后由官员请定著名公正的十二人，作为陪审官。按照陪审的方法，创始于英国，历年已久，现在欧洲各国大半仿照办理。示期复审之日，审理官员与陪审官会同升堂，细听口供完毕，十二人退到其他房间，彼此只知道口供，不知道案情面貌。该被告有罪不能为之营救，无罪也不能使之故意定罪，于是去除偏私之意，参以证人的言语，并仔细考察各证人有无疑点，是否符合，一一斟酌尽善，然后以有罪、无罪的两种说法分别回复审理官员。假使认为无罪，审理官员即将该被告立即释放，以免拖累；认为有罪，审理官员便定其罪名。该被告如果是杀人的罪犯，必定处以绞刑，或者即使是杀人但事出有因的，则将全案供招上报驻京大臣，该大臣可以酌情减等，改为监禁终身或若干年限，都令兼作苦工。倘若该被告所犯罪不至死，审理官员有自主之权，按其犯事时的情景，以分别其重轻。即以杀人论，或者事出有因，或者情有可原，审理官员比照轻律则甚至不过监禁一个月，比照重律则加至监禁终身兼作苦工。其他各案也可以此类推。

英国刑律的关键，在于分别故意与过失。于是杀人的案件，必须彻底追究其是否有故意，罪名就据此而定。假使杀人而十分故意的，罪名就十分加重；如果无意，罪就从轻。这是用刑的根本，所以疯子杀人，从来没有拟抵之罪。而且杀人者大半必有所因，否则断无凭空抓路人而杀之的道理。所以极刑不常有。

英国法律陪审人定被告有罪，无论该被告承认与否，即使被告不承认，也必治以应得之罪。

英国法律陪审人员若断定被告无罪，此案即行注销，断不准审理官员再行提审。纵使有新证人重新投案，也不能再问。又被告所犯的罪，不论是什么案情，只要已经由陪审人员审结的，万万不准翻案。

英国以保护良民为重，其设立陪审人员的初衷，是因为担心原审理官员一人以爱

译憎恶徇私枉法，若因私情则故意开脱罪犯，若因报复则故意陷害无辜，所以将陪审一事视为诉讼的第一关键。

译英国有两条永远不准更改的法律，这都是因为深深担心百姓受到冤屈的缘故。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官员，都不敢随意议论修改这些法律。为什么呢？一是无权随意拘押人。任何人即使被人告发，也绝没有滥行监禁而不立即开庭审讯的道理。如果事情出于无奈，暂时羁押，也必须迅速秉公在法庭上审讯。二是无权独自定罪。被告是否有罪，都必须由本国的公正人士作为陪审团成员商量决定。主审官员一概不准独断专行。居住在中华的英国人，偶然犯罪，中国官员看到英国官衙所依据的法律，惊讶于处罚太轻，屡次想要重新提审，请求加重定罪，却不知道按照英国法律，这实在万万难以准许。英国法律，百姓一旦触犯刑律，已经审讯清楚并定罪，不仅中国各地的官员没有再次提审的权力，甚至上至英国君主，也仅有减轻罪名或全部赦免的权力。如果想要重新提审追究，形势上已经不能再这样做了；想要加重丝毫，则是万万没有的道理，万万没有的事情。

以上所说，大半是因为英国百姓触犯刑律而言，刑官审案的方法，也大体包含在其中。试着再进一步谈谈户律，户律，大半都是因为钱债纠纷而起。凡是中国的各大码头及通商各海口，常有中国百姓与英国百姓交涉的事件，中国百姓大多不了解英国官衙的处理办法，现在暂且陈述其大概来告知大家。

外国人作为原告向华人索取钱财，如在上海向会审衙门控告之类，暂且不论。如果华人作为原告向西人索取钱财，英国官衙有规定的条例，华人如果心里明白，其余各国领事衙门不过大同小异，举一反三即可知晓。

倘若华人所控诉索取的数额在一百元以内，在几天之内即可结案，那么原告到英国官衙请发传票，先缴纳传票费三元。等到案件结束，除了被告按照判决偿还原告索取的款项之外，那三元传票费也由被告交还给原告。这是就案件结束且原告胜诉而言的。在案件未结之前，英国官员既然批准发出传票，就由书办告知该原告，在某日到堂，必须带上见证人及各项凭证，以便查问查验。等到见证凭证齐备，问官查得被告理应偿还，就判决该被告筹措资金立刻清偿。倘若华人所控诉索取的数额在一百元以上，就命令原告撰写英文诉状，正本副本各一份，在诉状内声明控诉的情节，以及应索取的款项有多少，务必字字踏实，如果有半句虚词，恐怕有理的地方，也会被问官怀疑为伪饰，这样不仅无益反而有害。问官既然批准诉状，按照惯例，将正本留在案卷中，而将按格式缮写的副本发给被告阅看，准许在八日内详细回复申诉。至于原告递交诉状的时候，按其控诉索取的数目，除了每百元随案先交二元五角暂存官署外，更须根据案情的大小另外存押二十五六元到五六百元不等。如果审讯后原告证据不足，问官判决被告胜诉，那么这笔存押款就罚作被告的堂费；如果原告胜诉，那么控诉索取的本应如数归还，即如上所述垫付的各数，统由被告照偿还给原告。更严重的，历来办过几起案件，奉英国官署判决，命令被告除了偿还原告上述各款项之外，并给原告各种费用一二千元不等，记载在档案中可以查考得知。凡是遇到重大案件，各西方官衙的规定准许双方各自聘请律师代为辩论，或者当事人不想聘请，也没有关系，但恐怕华人不熟悉西方诉讼的规矩，假如见证人偶尔不齐备，就会成为全案的累赘，所以我的意见认为不如聘请律师为好。至于问官，对于双方的证人本来毫无偏袒之心，高坐堂上，只有秉持公道进行判断，但既然已经就案论案，公正判定，日后如果寻找出新见证人企图翻案，那么已成铁案，丝毫不能更改了。聘请律师更有裨益之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假如原告想要控诉一起案件，先与律师商量，便知道此案能否胜诉，如果毫无指望，律师就能告诉此案无处着手，不必诉诸公堂，徒然浪费钱财。

英国官员审案的时候，先问原告及原告的见证人。当原告等人对答的时候，不仅被告及被告的见证人肆意插嘴，只有被告及被告的律师可以驳问几句。如果有驳问原告及其见证人等，必须明白答复。等到原告与其见证人供诉完毕，问官于是问被告及被告的见证人。此时原告及原告的律师也可以反唇相讥，针对案件中的关键话语。等到被告等人供诉也完毕，双方的律师于是起身代为辩论，各自将本案的紧要处重述一遍。问官于是衡量情理，以判定是非。

又如华人控诉索取的数额，在二千元或二千五百元以上，双方对原问官判定的判决心有不服，还可以到英国京城上司衙门据情上诉。但也必须在十五日之内，先行禀告原问官衙门。如果不服的是原告，就先存押英洋二千五百

译元，用来预备日后的诉讼费用。如果不服判决，属于被告的，除了留存两千五百元现洋之外，还要将判定应偿还给原告的全部款项备齐，呈交给原先审理案件的官府，然后才准许其上告。这些现洋，大半由该官府存放在银行代为生息。凡是在上级官府上告的案件，必须经过一年或半年才能作出判决。判决之后，如果原告有理，预先存下的诉讼费用固然连本带利发还，其应当追索的款项，也已经产生了若干利息，连同本金一并领取。如果被告有理，也依照上级官府判决的言辞全部给付，而案件也就从此了结了。

译以上所说的，是户部律例中关于审判的大致情况。结合刑律中酌情办理的大致情况，华英控案的端倪，实际上已经完备具备。如果想要详细知晓，那么中国各地的英国领事馆都有英文规定，通晓英文的人可以考证查阅。

卷四十四 内政部十八 讼狱

直隶清理诉讼事宜十条

曾国藩

第一条 全省大小衙门的公文应当迅速处理

凡是公务拖延，通病的弊端有两种，叫做“支”和“展”。“支”，就是推诿给他人，比如总督衙门吩咐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吩咐知府，知府吩咐知县之类，一经转达，就算办理完毕，只求公文发出，不求事情了结，就是这种情形。“展”，就是拖延时日，比如上个月拖延到下个月，春季拖延到夏季，越拖延就越松懈，承担迟误的责任而不愿承担错误的责任，就是这种情形。各省都难免有这种习气，而直隶似乎更加严重。布政使司照转总督衙门的公文，有几个月未转发的；总局奉命核议的案件，有一整年不议定详报的；上控的案件，命令知府先查大概，往往经过多年不汇报；命令知县录案详复，也有的经过多年不回复。催提钱粮，就说另行发文批解；催提人证，就说传到即解。拖延多次后，上司也就置之不问，上下互相包容，疲沓玩忽已经非常严重。此前还可以用军务作为借口，本总督在肃清之后，不得不大力扭转积习，为各位官员舍弃旧习谋求新变，以公务的勤勉或懒惰来考察同僚的贤良与否。除了寻常文书外，加催解送银两、解送犯人等类，都必须酌情规定期限，分别记录功过。那四种月报的四柱册，限期送省，在官署悬挂榜文；至于命令知府、知州先查大概的事情，命令知州、知县录案详复的案件，也将限期在官署悬挂牌示，违反者记录过失。小过失积累到六次，大过失积累到三次者，撤销委派以示惩戒。布政使、按察使有积压的公文，本总督必定当面责问；总督衙门有稽延的文书，也希望同僚立即进言规劝。全省上下都以勤勉为本，自然有一种旭日初升的气象，虽然不专为诉讼，但清理诉讼的道理，必定从此开始。

第二条 保定府发审局应当首先整顿

保定发审局虽然是首府的专门机构，但实际上是总督衙门的分局。凡是京控、省控、奏交、咨交的各种案件，总督独自掌握纲领，而两司与首府分担责任。如果不能详细谨慎且迅速结案，那么积案日益增多，弊端百出。听说京控案件发交到局，委员前往提拿人证，间或有得钱卖放的弊端，行贿受托，就以患病外出等言辞捏造禀报搪塞，这是第一种弊端。案证提到省城，分别保押，听候审讯办理。有发交清苑县取保的，县役任意勒索；有发交辕门取保的，府役与门丁任意勒索；有取店保的，店主居奇勒掯，择肥而噬，这是第二种弊端。每次过堂时，必有差役承带案证，但承带的差役往往五天换一次，换一次差役，讲一次费用，诛求无厌，这是第三种弊端。这三种弊端，全靠首府认真防范，总督衙门及按察使随时稽查。提拿犯人则删除闲杂人员，只提拿重要证人，越少越好。札饬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擅自委派委员前往取保，则再三访察，严禁勒索。承带则一案一差，始终不准更换。我们稍微尽一分心力，诉讼者就少受一分痛苦。等到发交局员审讯，每案只派一人承审，一人辅助。凡是京控大案初到时，正副二员将卷宗仔细查看，过堂一两次，找出端倪，开列一节略，其末尾即稍判曲直，五日之内，按察使带领首府及正副承审官上院，本总督与他们商议一番，名叫议狱。那应由布政使主稿的，则两司带领首府局员上院议狱。议毕再进行审讯，紧要工夫全在议狱一次及初次审讯的一两次，而案件的是非已经明白了。未过堂之前，不妨详细谨慎地访察；既过堂则须求迅速了结，越快则真情越容易显露，越久则幻态越多。那些已经淹滞的案件，尤其须设法催办，上司用严厉札文催之，首府用婉言催之，局员用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别记录功过。审讯结案之后，取保者命令速归，管押者立即释放，即使监禁者也时常检点，惟恐瘦毙。首府的滞狱一清，全省的风俗立即改变。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寸心一转念之间罢了。

第三条 州县必须亲自处理六件事，不得完全相信幕友丁书

牧令是自古以来的重要官员，百姓所托付性命，如果不是才德俱优，难以说称职。然而天下哪里能得到那么多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汇聚于一方？我们与人为善，标准不可定得太高，只求中等才能可以勉力做到的，如果能够以勤勉为本，事事必亲自处理，便可成为第一等循吏。直隶怠惰玩忽的习气相沿已久，每逢三□告期，或者委派典史收状，或者由承发房将呈词送交门丁，门丁积压数日送交幕友，幕友拟批挂榜، 而本官还不知道呈中所告何事。至于判阅稿票时，任听丁书主政، 按照呈内姓名全数差传، 不敢删减一名، 甚至经年累月未尝坐堂讯问两造، 破家荡产، 求息讼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