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地舆部八　田制

译力量专一于此，不处理其他事情，然后才能成功。”等到井田制建立起来，百姓的尸骨都已经腐朽了。我认为，即使百姓不劳累、不死亡，这种制度在形势上也绝对不可行。为什么呢？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公卿大夫元士的采邑全部包含在其中，公侯伯子男及附庸国的封地都是方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少于五十里）不等。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他们所食邑的田地不过像现在的村落堡寨，百姓出力耕种来奉养上级，大致像现在富人的佃户，而且大半是世袭俸禄，高祖曾祖与百姓相依为命，地域狭小则治理容易周全，感情亲近则甘苦与共不忍心自私。又选拔百姓中有德行年长的人担任比长、闾师、里宰、党正等职，每年按时检查农具，督促耕种除草，没有不同于是父兄督促子弟，所以上级以真诚爱护下级。《噫嘻》这首诗说：“迅速开发你们的私田，直到三十里远。”下级以真诚拥戴上级，《大田》这首诗说：“雨水先滋润公田，随后才惠及私田。”上下和睦快乐，颂歌兴起，所以（井田制）可以实行。自从秦朝统一天下，废除诸侯王，设置郡守，州县中大的兼有古代方伯连帅的封地，小的也在五等爵位之列，县令像传舍一样不常任职，吏胥士人认为替百姓做事是可耻的，狡猾、嗜利的人应役。这时实行井田制，地域辽阔难以周全政令，与百姓感情又不亲近，大约一个县的百姓不下数十万户，百姓二十岁授田、六十岁还田的人，每天可达数百人，县令的精力不足以供给，必然要假手于吏胥，财产多的得到肥沃的土地，财产少的得到贫瘠的土地，玩弄法律条文，诉讼案件大量兴起。如果采用殷代的助法，则防止百姓自私其力；如果采用周代的彻法，则遗留的禾把禾穗都构成罪过了，难道不危险吗？况且那些愚昧的百姓，每天尽力于田间，一听到官府的命令就吓得出汗不知所措，这是后世的民情。凶悍的官吏催缴赋税，喧闹奔走追逐，百姓还有依靠的，是国家固定的赋税，即使多收加倍索取，百姓还能吃到收入剩余的部分。如果实行井田制，那么百姓有田无田，都悬于县令与胥吏之手，百姓不能自主了，怎么可以实行呢？张载想要购买一方土地，划分为数块井田，向上不失去国家的赋役，退而用他的私田，整顿田界，分配住宅里巷，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以显示可以实行。张载在一方土地上实行井田制是可以的，如果把整个邑都的土地都实行井田制，想要保证弊端不丛生，即使是张载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呢？井田制只可以施行于私有土地和子民的世代，封建制废除后井田制就绝对不能恢复了。如果说恢复封建制来恢复井田制，而国家的治乱又不在于此，所以君子不取泥古不化。

译关于限田的议论 汉史 亿

汉哀帝初年实行限田制度，规定王侯以下直至平民百姓，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超过规定数额的田地没收归官府所有。这一提议本源于董仲舒，旨在抑制豪强，堵塞土地兼并，稍微接近古代井田制的意图，议论非常美好，但最终难以施行，是因为它违背了人之常情。大概上古时代淳朴之风尚未散失，各种制度相互维系，所以君主可以广建诸侯而不相争夺，百姓可以两人合作耕作而不混乱。到了周朝衰微、霸主兴起，古代的法度已经全部废除了。又过了几百年，想要效法古代来治理国家，本来就没有各种法度都已废除而唯独一种法度能独立存在的情况。况且天地之间，山有高低，泽有深浅，阴阳二气的作用，水寒火热，一个人的身体，大腿长手指短，万事万物的表象，天鹅白乌鸦黑，极其不整齐的数量，达到倍数甚至无数倍，这本来就是孟子所说的万物本性。现在百姓中有豪强和贫弱之分，也是这样。天地顺应其理，那么纷繁复杂的万物都能共同养育；君王公平其政令，那么参差不齐的百姓都能安居。所以夏商末年，井田制没有改变，但夏桀商纣的百姓贫穷；汉朝初兴，阡陌制度也没有改变，但文帝景帝时期的百姓富裕，关键在于安抚驾驭百姓的方法罢了，本来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当战争灾祸之后，百姓有从事非农行业的人，田野有未耕种的田地，想要驱使天下人都回归农业，如果有开垦荒地来供给国家赋税的人，只恨这样的人太少。等到改朝换代，百姓各自拥有分得的土地和继承的产业而安居，于是想要削减多的凑给少的，削弱强大的使其变弱，为此搞得纷纷扰扰，贫穷的人固然怀有非分之想，富有的人又有什么罪过？这不是王政的根本。人之常情突然遭遇剥夺，一定不甘心放弃自己所有的财产，这种不肯瓜分转移寄托、只应承空名的做法，必然导致抢夺欺诈，正好助长了暴虐官吏的气焰，百姓才开始在下面纷乱不安。治理国家不依据人之常情，却喜好发表高论，动不动以效法古代为名，严重的如王莽，不严重的如王安石，只是残害百姓罢了，哪里值得推崇呢！

读王安石文集后

王安石给仁宗皇帝的上书：通晓治理国家的体统，几乎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为什么新法一推行，天下就深受其害？读了他的度支厅壁记，才感叹他心术的谬误。财富，是先王用来养育百姓、聚集百姓的，而不是用来控制百姓的。现在他说：“如果不理财，那么街巷中的卑贱之人就可以擅自掌握取予之利，与君主争夺百姓，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那么王安石之所以理财，他的意图不过是剥夺卑贱之人取予的权力，与他们争夺百姓，而不是为了养育百姓、聚集百姓打算。这是商人竞争财富的看法，心术首先就错了，他的作为怎能不违背常理？三代圣人没有理财的官员，只求百姓富足，不求国家富足。那时百姓和乐，一心归附，好比奴仆婢妾，依靠主人供养。然而用来蓄养他们的，依靠的是恩德教化维系其中，不仅仅依靠财富来相互控制。后世秦、隋两朝，专门追求国家富足，不追求百姓富足，最终与君主争夺百姓的，陈胜、窦建德这类人，是贫民呢？还是富民呢？万物不整齐，是万物的本性。百姓有贫富，就像寿命有长短，造物主也无法改变。先王顺应万物本性，只是让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人不暴虐少数人罢了。春秋时期，阡陌尚未开辟，豪强尚未兼并，孔子门下的弟子已经富者自富，贫者自贫，而圣人亲自做他们的老师，也没听说削减富人的来补助穷人的，比如削减子贡的财富来资助颜渊，劝子华供养原宪，这是为什么呢？宋朝的贫困，在于纳币、郊祀费用、冗员等弊病，王安石不考察根本弊端，竟然通过借贷取利。考察他的所得，不如桑弘羊、孔仅，而百姓的怨恨却超过他们。以利益为利益，不以道义为利益，争夺百姓，反而失去了百姓。可悲啊！

论田

凡是亲手创立基业，必定是从勤俭中得来的。购买田产，肥沃的地方，需要四五十千文钱一亩；中等地，需要三四十千文钱一亩；贫瘠薄的土地，也需要二十千文钱左右。即使是百亩的家庭，如果田地都是肥沃的，除了纳税之外，又需要加上中等费用的开支，大约计算一亩有一千文钱的开销。登记入册，户书又需要有收册立名等费用，虽然说不多，也必然每亩五六十文。由此田地才归到主人手中，等到明年可以收租，或者自己种植产出粮食了。即使以自种为例，春夏施肥的费用，秋冬收割的费用，买粪土雇工，合计一亩的收入，已经先消耗了一半。等到成熟后缴纳钱粮漕运，又不得不从这里面扣除，而且还有保正贴役、做寿等各项开销，那么一亩中分摊计算，又需要一千多文钱。一亩中的收入有多少？即使年成丰收，每亩收两石，核算价格去掉盈余，只得到十文钱以内。让百亩的家庭，一年只有一百多千文钱，怎么足以侍奉父母、养育妻儿，支撑一个家庭呢？这就是小民容易贫穷而难以富有的原因。至于收租的家庭，每亩只收一石，如果年成不好，有减少到五六成、七八成的。就以七八成而论，千亩的家庭，一年收入可得七八百石糙米。计算宗钱漕运，需要每亩七百多文，统计一千亩的糙米抵白米，需要除去三百多石，那么八百石的收入，也只剩下四百多石了。再有里长等各项开销的费用，一年也需要钱一百多千，那么四百多石只能算作四百石了。

译由此向上奉养父母，向下养育子女，除去一年的桥梁捐、庙宇捐、慈善捐以及日常食用外，即使拥有一千亩田产的人家，也不过只能勉强维持一年不至于饿死罢了。拥有一千亩田产的人家难道还多吗？农夫致富很难，农夫变穷却很容易。所以孔子到卫国时，感叹道：“人口真多啊！”原本是想让众多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对他们进行教化。等到冉有询问时，孔子便把心中所想的直接说出口，不需要斟酌考虑，王道的重要原则就完全体现在这里了。由此可见，让百姓衣食充足，圣人尚且如此，而且不敢肯定百姓一定能富裕，只是设想其景象，面对卫国人口众多，便触发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圣人平素的志向，也是圣人不轻视财富的表现。江浙地区平定以来，已经过了十多年，但田地荒芜的情况仍然不少，即使开垦耕种的年份也没有大幅丰收的时候，不过稍微能够应付过去，就称为丰收之年。今年夏秋以来，多次发生大水灾，禾稻、棉花等作物受灾的地方随处可见，即使有收获也不过只有十分之四五，起初很难说是丰收之年。而各家各项开销的费用，绝对难以减免，用难以减免的开销，来应对这遭受灾荒的年份，富户或许还能支撑着等待来年庄稼成熟，那些小户人家除了缴纳租税和开销外，绝对没有盈余，既然很少有余钱，那么靠什么度过年终呢？怎么能不绞尽脑汁地寻找一条生路呢？所以每到年底，有人向先前卖地的买家表示后悔并叹息，有人写信说明情况借取票据，有人央求别人作保借取票据，有人将祖传的田地彻底卖给别人，有人清点衣物到当铺典当换钱，种种求生的计策，都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所以聂夷中的诗说：“治好眼前的疮，却挖去心头的肉。”这句话为贫民道出了无数内心的痛苦，真是千古不朽的言论。然而这还是针对稍微有些依靠的人而言的。至于赤贫的百姓，平时只靠做工度日，希望得到工钱作为食物，在这遭受灾荒的年份，工作也很少，雇主没有东西吃，怎么能不铤而走险，做出无耻的行为如当乞丐等，用石灰浆涂抹面部进行“跳廿四”的表演，或者奔走他乡，去秘鲁、古巴或旧金山做佣工，以求暂时苟活呢？

译至于老弱不能从事劳作，既没有奔走劳碌的体力，又缺乏乞讨求食的力气，出门时茫然无措，抬脚却迈不开，即使匍匐前行，终究像蚂蚁在道路上爬行一样缓慢，怎么能办成事情呢？这是百姓贫困而无告的惨状，说起来仿佛就在眼前。纵然有富有力量的家庭，有的散发棉衣，有的酌情发放米票，无奈等待救济的人太多，无法满足，就像子产乘坐车轿去救济百姓一样，怎么能救济到每一个人呢？所以即使是帝王想要广施恩惠、救济大众，也觉得难以处理。如今谈论贫困，贫困固然无法尽述，但身处今日而不谈论贫困，贫困将由谁来体恤呢？在商业之地，致富最容易，试看现在的商人，其中贫困的有几个？如果像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谁还会知道“贫”这个字呢？然而贫困的人离开了，所以看不到贫困的人，正因为不贫困，所以能在市场上通商。哪里知道上海的人，都是富人呢？不是的。招牌悬挂排列，账柜鳞次栉比，倘若试着询问今年的利息如何，没有不摇头回答说，收益不如往年。街市之间，往来呼号的人也不少，虽然有施粥施衣的地方，但那些破旧屋檐下蜷缩着双脚着地过夜、苟延残喘的流氓，哪里能数得清呢？因此贫困的百姓多而富裕的户少，想要人人富足，不也很难吗？所以如今已经富裕的人，应当节俭省用，作为守住财富的基础，但仍然应当体恤贫困的百姓，酌情施舍给予，以保全天地好生之德，千万不要做守财奴那样只知谨慎储藏，也不要像散财星那样一掷百万，只有用度得当，恩惠适宜，这才是执守中道的做法。凡是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是因为贫困且不知羞耻所致。至于人如果有羞耻心，没有不忍死而安分守己的。农、工、士、商这些人，之所以重视读书知礼，是因为有书礼来镇住他们的心，断然不会做不知羞耻的事。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固定道德信念的，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道德信念，如果没有固定道德信念，就会放纵邪僻、为非作歹，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唉！让百姓放纵邪僻、为非作歹，都是因为没有固定产业的过错。士人没有固定产业，以诗书作为固定产业，所以不至于抢劫掠夺；商人没有固定产业，以贸易货物作为固定产业，所以不至于乞讨；至于农工这类人，既然没有固定产业，衣食将从哪里来呢？遭遇今年大水灾以及各处贫富都受到困扰，具备这样的状况，怎能不忧心民生而悠然兴起念头，为此绘图来告知世人呢。

田制考

井田制度起源于周朝吗？回答说：始于黄帝而完备于周朝。井田制度败坏于秦朝吗？回答说：废弃于战国而极度败坏于秦朝。大概井田制度维持得很周密，细节完备，它的形成不是一天的事，它的败坏也不是一天的事。当田制刚开始创立时，划分土地设立井田，确立步亩制度，它的形成难道是一天的事吗？周公依据上古帝王的规矩，确立一代太平的制度。从五家为比，积累而成乡；从五家为邻，积累而成遂。在烹葵剥枣的劳作中互相友爱，在衣帛食肉的剩余中自得其乐。这就是为什么在周朝完备的原因。等到它败坏时，贡赋和助法听不到详情，井田只举出大概。它的败坏难道是一天的事吗？到了商鞅趁着经界不正之后，实行阡陌分割的制度，富人跨越邑地，穷人没有立锥之地，在争夺的场地上追逐，在兼并的利益中急切。这就是为什么在秦朝极度败坏的原因。自从秦朝改变周朝之后，田制又不知道变化了多少次？有代田、限田、均田、永业制度、司均官员、口分世业之法。代田制度起源于赵过，一亩三沟，每年更换位置，善于种田的人让学习养苗的方法，没有牛的人教以人耕的方法，命令士兵在官府服役而在边郡教导百姓。这是汉武帝实行的代田制度。限田的议论出于石苞，说王公以国家为家，不应该再有田宅，现在可以限制他们。从国公侯一直到成年男女，都有等级差别。这是晋武帝实行的限田制度。均田之法，男子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绝户的土地作为公田。刺史十五顷，县令以下六顷，田地更替交付。这是李安仁的议论，而在后魏孝文帝时实行。永业制度，男子十五岁都有田亩，妇女十五岁都有产业，又规定男子十八岁受田，六十岁免除役务。这是北齐考成的制度，而在河清年间实行。后周伯政之初，设置司均官员，掌管田里政令。凡是人口十人以上，住宅五亩；人口七人以上，住宅四亩；人口五人以下，住宅三亩。有家庭的田地一百四十亩，无家庭的一百亩，这叫做均田。到了贞观初年，丈量田地以百步为一亩，男子十八岁以上受田一顷，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世业田。贫穷无法安葬的，可以出卖世业田；从狭乡迁徙到宽乡的，都可以出卖口分田。已经出卖的不再受田，这叫做口分世业。宋朝初年也实行均田制度，绍兴初年又实行。经界之法，现在则是人自为制，家自为田，富人为地主，穷人为佃户，朝廷只收取贡赋罢了。虽然如此，井田制度不能恢复，是形势使然，也是道理使然。有人说汉高祖时期，天下初定，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可以恢复古人援助田土安置居民的方法，失去这个机会不做，后来就再也来不及了。哪里知道古代万夫之地，三十二理有半，其中作为河流道路的占一，作为浍道占九，作为洫涂占

译一百步见方，作为沟和畛的有一千，作为遂和径的有一万。这些工程，如果不堵塞溪流、修筑堤岸，填平山涧峡谷，铲平丘陵，毁坏房舍，迁移城邑，是办不到的。即使能够全部得到平坦开阔的土地，实行起来也应当驱赶天下的人，耗尽天下的粮食，用尽几十上百年的力量才能完成。既然如此，那么井田制度，能让百姓没有不均等的产业，官吏没有隐瞒欺诈的行为，鼓励从事农桑，引导种植畜牧，怎么见得后世的治理不能与夏商周三代同样兴盛呢？

译论南北田制

南北方的民风彼此不同，因此，在畏惧官府、遵守法律、忍受困苦、安于贫困方面，北方人比南方人更能胜任。然而，土地所产出的物产，以及人力耕作的成果，北方反而不及南方。所以，当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制定赋税时，也规定北方轻、南方重，以此来体现体恤百姓的用心，可以说是非常周到了。但是，虽然国家如此定下制度，而执行这些制度的官吏，做法却又各不相同。大抵南方的赋税虽然沉重，除了地丁银和漕粮之外，其余没有固定规定的杂税，官府既然不能征收，百姓也不愿意缴纳；而北方的赋税虽然较轻，但每年例行的差役、草料，以及各官府日常所需的各类物品，如果遇到额外的大差役，所有需要的物资，官府都从百姓那里索取，百姓也都全部供给官府。总计核算，国家规定的赋税虽然轻，但各官府实际征收的仍然很重，与南方的赋税相比，相差无几。

只是耕种各种粮食以及栽植各类作物，都必须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然后才能获得利益。南方多水，种植比较容易出力，所畏惧的只有大水灾罢了。然而，低洼之地水大时被淹没，而高亢之地水大时仍有收成；如果遇到大旱之年，高亢之地无望收成，而低洼之地却可以加倍收获，仅仅依靠农夫的辛勤劳作，反而更加辛苦。至于北方则不然，遇到大水之年，凡是临近水边的地区，都淹没在水中，这还与南方相似；遇到大旱之年，常常导致千里赤地，这固然与南方不同，而且农夫害怕辛勤劳作，每年犁田下种之后，以及收获时节才去田间忙碌，其余时间则没见有人再去田里。至于沟渠的制度，早已废弃，也都平整成了种植区，所以都没有人提及此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兴办此事呢？至于河道水利，本属于公家之物，都听任其淤塞，更没有人筹划此事，所以平时没有取水的方法，到了大旱之年也没有引水的地方了。这是因为南方从事农业的人，必须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各尽其道，而北方从事农业的人，仅依赖天时地利，而人和未能得当。必须等待在上位的人有所提倡并推行，才可以期望有成效。

我前年在直隶时，见到涿州的绍村一处，全部开垦为水田，在农忙时节，其耕作方法都采用南方的样式，所有取水的车也与南方相同。后来讷近堂节相，又颁发了一具南方用牛取水的车，命令百姓仿造，百姓觉得更方便，所以，其他地方杂粮常因大旱枯死，而绍村的禾苗仍然青翠可爱。推究其原因，听说这里居民多是绍兴农民的后裔，因为看见村里水多，所以都开垦为水田，各种事情仍沿用南方的方法，每年浚深水池，以便多蓄积水供取水车使用，而取出的淤泥，肥沃的用来培土，贫瘠的用来修筑田埂，所以能够水池不淤，可以抵御旱灾，年年丰收，百姓没有饥饿。究其水源并不广阔深远，所以只能满足一个村子的使用，其他村子不能效仿，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玉田、丰润、雄县、赵北口等地都有南方的景象，可惜路过未能详细询问其详情。后来出居庸关到张家口，沿途都有明代巡道王公的德政碑，询问当地士人，都说这位王公在任时，引来桑干河水，仿照南方的方法兴修水田之利，百姓至今还依赖它。只是当时秋收已经结束，没见到田间的景象，难以详述，只见到萝卜、蔓菁等作物，每颗有重达几十斤的，也可以看出那地方土壤的肥沃了。北方像桑干河这样的水不可多得，像绍村这样的地方想必不少，怎能希望上有王观察那样的官员，下有绍兴人那样的百姓，为民大兴水利，永远免除旱灾呢。

限田末议

驱使忍饥挨饿、腹中空空的人，让他们拿着棍棒去搏斗，力量是不胜任的。所以，要使军队充足，必须先使粮食充足。粮食堆满君王的仓库，铜钱穿钱的绳子都朽烂在君王的府库中，而百姓未能家家丰足、人人充裕，这是把有用的货物丢弃在无用的地方啊。所以，使国家富强不如使百姓富裕。上面财政匮乏，下面民力枯竭，而中间饱食终日的是那些贪官污吏的私囊。这样百姓贫困，国家也陷入困境。所以，保护财富不如平均财富。平均财富的方法，那么限制土地占有就是最重要的任务了。中国四民的分类，农夫仅次于士人，而工匠和商人在其后。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所谓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井田制始于黄帝，夏代五十亩而贡赋，殷代七十亩而助耕，周代百亩而彻税，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君王从百姓那里取用，以十分之一为最好；规定百姓的产业，以一夫百亩为最好。现在国家田赋的制度，取用百姓不到十分之一，而百姓忧虑贫困，大概是因为田产不均，没有限制的办法的缘故。孟子说过：“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划定田界，是井田制的成法，是一夫百亩的定制。”古代的制度不一定完全拘泥，但古代的精神自然可以仿效推行。感慨自从秦国采用商鞅变法，阡陌开辟，井田制废除，三代的美好政治，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能恢复。即使古代的良好风俗，越久越不可追寻，风俗更加污浊，人心更加淡薄，内忧未止，外患接连不断，危殆得几乎无法度过每一天。处在今天而筹划时事，想要抵御外侮，先要安定内部；而安定内部的规划，没有比教育养育更紧迫的。

译教化，首先要谈养育；而谈论养育的次序，没有比限制土地占有更重要的了。或许有人会说，周代官制的遗存，在三代之后确实有过实行的例子。王莽凭借它导致动乱，王安石凭借它祸害宋朝，等到贾似道创立公田的议论，宋朝朝廷于是灭亡，那么如果在三代之后谈论井田制，其效果可见一斑。如今所讨论的，难道不是前人咀嚼过的残渣吗？唉，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是因噎废食的看法吧。孔子不说过吗：“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预知。”这就是说，效法古代而能够有所增减，本来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单靠法令不能自行实施，要看执行法令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罢了。王莽奸诈邪恶，王安石固执偏激，这些人哪里是能实行古代法度的人呢？西汉、北宋，并没有听说有限制土地占有的说法。至于贾似道的公田，是假借公事来谋取私利，他的意图与古代相差甚远，他的法度怎么能行得通呢？

译当今天子圣明，百官尽职，恢复古制以推行新政，并且根据时地变化而变通，哪里还拘泥于汉宋的旧法呢？大致拟议如下：田制不必严格遵循方里为井，沟渠畎浍略存古意即可；居住不必八家同井，乡堡村落就近联络；田地不必一夫百亩，古时地广人稀，如今有四亿民众，每人分给百亩，数量必定不够，二十二布政使司所属州郡可耕之田，总共不超过十分之三，计算下来多寡相差甚远，方法应当先核实各属户口及田数，均匀分配，其分配之法，绅士受田，大抵一夫不及百亩，圭田及余夫数也递减，农民受田，一夫不及五十亩，工商业者受不受田，其市场价值与农田相当，分配既定，四民各自将分内剩余的田产上缴官府，官府即用其分授，不足的，仍令各按田产时值的价格，限于三年内分期偿还原主，此外不得私自买卖抵押，身死则田归于官，其妻儿由官府判给善堂养赡，以余夫受田的年限为限，无子的寡妇养赡终身，官府所收管之田称为公田，凡是公田的佃户及绅士的佃户，由客民及一切游民充任，民众无土著，即使绅士也不得受田，受若能捐例停罢，官员皆实职幕仆以僚役充任，后来凡是游民既无候补幕游谋事等名目，其工无技艺，商无货物，佃无能力者，皆勒令限期各归原籍安业，有逗留不归者治罪，民众各限定以中人之产，又严定绅商士庶吉凶等礼仪以及宫室器用服物一切制度，计算其收入足以敷用，民众无贫富之别，又各自储藏其余财余粟作为兵荒疫疠之备，昔日宰相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此仿其意，上述所拟各条似乎烦冗，然而成大事者不存畏难之见，况且所缴田产既得归价，人情应当也乐于顺从，至于游民依次归籍，则游勇会匪之患可以暗中消除，主客既分，即使保甲也易于举行，而盗贼断绝，田产既定，即使豪强无所兼并，而狱讼之源清澈吗，守望相助，不啻寓兵于农，农业大兴，水利自然应当整顿，即使西北各省山乡瘠土皆可化为膏腴之地，此法实行而中国可大治了，所担忧的是，捐例不停，仕途不清，即使有良规举行，无自然则，想要筹划教养，必须先澄清官方，这是本原中之本原，而以限田一法来看，还是末节了，所以称为末议。

清丈议

田地是赋役的来源，想要确定赋役，必须从经界开始。东南肥沃的土地，冠绝天下，近来固然是寇患，大多抛荒，间有招集安抚，稍稍恢复业者，而积弊既深，新法刚创，其事尤其不容易。大概人户的消长不同，田亩的盈缩也异，如果不是大力整顿，那么富者怎能免除脱漏的弊端，贫者怎保无拖欠的忧患。所以清丈的议论，实为当今的要务。按照明初定制，以版籍覆盖天下的丁男，以垦田确定天下的赋税。户部登记天下的户口，设置户籍，每户各自具其姓名、年岁、籍贯住址、夫家之数为帖已之籍，编勘合并州县半印钤记之籍，上报公府而帖给民众，令有司按时清核。天下府州县十年造一次黄册，编审更定，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丁粮多的十户为长，其余百户为十甲，二十户名为全图，其不能十户名为半图。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下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总图，其人户诸丁口、塘山、地产，悉各以其实自占，而官府为核定之。孤寡不任役者，则系于百一十户之外的图尾，名畸零带管。册具后，州县府司递为磨算，而上报户部。于是又令所在履亩丈量，画出田的方圆曲直、美恶宽狭各丈尺，书写主名及田四至，如鱼鳞相比次，汇总为册，称为鱼鳞图册。大概鱼鳞图册以田为主，田各归其都图，黄册以户为主，田各归其户，户总田，田系户，而赋役之法因此确立。自从鱼鳞册因浸漶至亡失不可问，而田可买卖，粮可过都图，赋役册独以田从户，那些豪猾置买田产，遇造册贿赂重书有飞洒、鬼寄、花分、畸灵、留割、包纳、悬挂、掏回、暗习、寄庄种种弊端。于是户籍虚损，粮差无归，又分派赔补，而逃亡者遂已接踵，甚可畏也。今能厘清从前之夙弊，确立永久之成规，则必须申戒亭耆，使之步尺不得出入，责成保正，使之争畔不得袒庇，修筑田埂，使之同沟不得侵占，谕饬绅富，使之占产不得影蔽，而又准之以图，按之以册，务必使受田之人甲与乙易核受役之数，轻与重，易裁轻重之额，确定而以人实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定，而赋役随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

译只需一次征发即可。总之，如果每户都有固定的入田，必然没有可以随意出入来服役的情况，也必然不会随意前往他处，那么豪强之民就会因疲于奔命而不得不约定并定居在一方。单户人家因分家析产而陷入贫困，将会各自坚守自己的田地，即使不实行井田制，百姓也会自然安于乡土；即使不限制田产，百姓也会自然满足于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