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七　内政部十一　议院

译朝廷之上，大小臣工从容夸耀，互相粉饰仕途，积习造成的蒙蔽已极深。虽有草野之士，忧虑盛世中的危机，怀有厝火积薪的担忧，无奈受限于旧例，无法伏阙上书，感动圣听。等到战马在郊外奔驰，措手不及，才开始感叹太平之日未曾作未雨绸缪的思考，这已经太晚了。公车举子上书的稿子中，首先以失去天下人心为忧虑，结果果然如此。和议达成后，四海骚动，各处潜伏的匪类纷纷想逞强作乱，四川、福建、浙江、广东的教案刚处理妥当，陇右的回民匪徒揭竿而起，接连攻陷名城，广东大吏执法严明，赌徒们无以为生，也谋划作乱。当此之时，天下多事，圣天子在朝上宵衣旰食、勤劳政务，百官在朝下仓皇竭蹶，局势岌岌可危，难以终日维持。这好比大病之后，元气亏损，外邪聚集，医生束手无策，若想标本兼顾，攻补并施，即使卢医、扁鹊再生也难以奏效。当时的医生谋划国事，竞相提出铁路、矿务等策略，固然是良方，却非根本之图。我认为今日最紧要的方策，急切需要有以沟通上下之气的办法，怎么沟通呢？回答说设立议院。自古以来谋划国政的有两个根本，一个在君主，一个在百姓。君主不明，政令无法施行；百姓不驯服，国家无法治理。当今天子圣明，励精图治，进用贤人，斥退不肖，务必期望有利于百姓的措施，即使委屈自己议和，也不过是为了保全百姓性命。等到起身观察百姓，则见海内外无不效忠愿死，怀着同仇敌忾的念头，这是尧舜的君主，尧舜的百姓，然而时势艰难，却像周室东迁、唐朝末年那样，不是上面没有德行，不是下面没有良善，而是有阻隔在中间的缘故。上下之气不通，君民之情不融洽，虽有良法美意，恐怕终究会抵触而难以实行。现在想要清除本源，不如设立议院这一办法。这好比急救时疫，首先应当分清清浊，确定升降，使正气通畅，然后邪气可以祛除。良相与良医，本来没有两样。那么试着拟定在京城设立内议院，各省设立外议院，都分设上下两院。如在内之上议院，则由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以及一二品武臣作为议员，每月初一、十五集会商议各项大政的举措、人才的升降、制度的沿革。效法古人三人占卜则听从多数人的意见，以众议为准，然后由王公大臣等奏闻，请旨决定可否。如有要事，则不等初一、十五，随时集会商议。尚书说打开四门，使耳目通达。又说询问事务考察言论，虽然独断出自皇帝，但事情经过众臣反复辩论，自然能消除私心偏见，归于公平，差不多威严恩福专属于上，是非昭示于下。其在内之下议院，则由内阁侍读学士以下，各部院寺五六品官员，各衙门七八九品京官，以及三品以下的武官、内务府、内三院等衙门的各旗官员，以及在京的绅士、士兵、商人、平民都可以参与议事，只有太监及妇女儿童不参与。此外即使是乞丐流民，也都能够献议，各自陈述地方的一切利弊。其议决从众，与上议院相同。定议后，也由大臣奏闻，请旨。如上下院有意见不一致的，各自令其再议，务必求得妥协，只给予期限，大事一个月，小事十天，不得藉词延缓。诗经说“询问割草打柴的人”，孔子说“众人喜欢的必须考察，众人厌恶的必须考察”，孟子说“左右大夫都说贤能，可以杀，不听，必须等到国人都说贤能，都说可以杀，然后考察”，这就是议院的意旨。其外议院，则各省及各府、各直隶州厅都设立上下两院。上议院则由本籍文武官员、绅士中的候补人员以及容籍官员、绅士附议。下议院则由文武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以及士兵、商人、平民都参与，只有曾经犯案被革职、受责罚的人以及身家不清、娼优隶卒等人不得参与。集会后，众人定议回复，上报地方大员，以决定行止。事情重大的，据此奏闻，请旨。至于西方的惯例，全国的人都会议于京城。我们中国地广万里，又没有火车往返，太劳累，所以不如内外分议妥当。如有要议，也可以由电报奏闻。这样内外上下脉络贯通，然后一切善政可以期待举办，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吗？

译论述中国富强的奏疏，应当首先设立议院，以把握其纲领。

如今审察时局的人，众说纷纭，都以为中国事事都应当仿效西方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这确实是朝野上下美好的计谋和策略。一切有利于国家百姓的措施，无不苦口婆心、谆谆告诫，然而未能抓住大纲和要领，所以创始实在不容易。提倡这个主张的人只有一个，反对这个主张的人却有上百个，即使有极好的机会、极大的利益，往往也因此受阻而不能实行。当权者又因循苟且、安于现状，畏惧权势而不敢作为，不能奋发图强，即使推行了，也是上下隔绝，弊端丛生，白白耗费钱财，最终没有实际效果。唉！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不能迅速振兴，而富强之说只能停留在空谈的原因。

现在的对策，如果不打算仿效西方方法来达到富强也就罢了，如果打算仿效西方方法来达到富强，不如全都效仿泰西各国，设立上下议院。议院设立之后，上下之情才能通达，可以百废俱兴。凡是对国家民生有利的事情，都可以斟酌是否可行，畅通无阻地推行，而欺瞒掩饰的弊端也可以不再产生。

考察泰西设立议院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在西历一千二百六十五年，英国才确定议院的章程。近百年来，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议院，这都是为了联络上下之情，兴利除弊，而思考实现古代尧设鼓、舜设水（让百姓进言）的意思。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伟大、美好，无以复加了。试着考察其制度，以备采择。

法国的制度，上议院有三百人，都是推举乡里有声望、被众人认可的人，安置在一乡，以管理乡里事务；才能大的提拔到邑中，以管理邑中事务；才能更大的则提拔到一郡，以管理郡中事务；才能尤其大的则提拔到下议院及上议院中，以评议军国大事。凡是兵戎、田赋、征税、刑罚、创制等事，都广泛咨询议员。下议院将事项上报给上议院，上议院决定是否可行后传达给总统。总统下达给各部大臣以执行民意。

德国的制度，其上议院由国王选派议员，由亲王、世子、大臣中有民望的人担任，大约二百七十人；下议院议员则由民间公举，大约五百八人。议院每年聚会一次，散院后遇到政事，必须先约定日期会议。议事的方法，让每个人畅所欲言，以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是否可行。所议之事如果众意一致，就上报给国王，等待批准后再施行。

如果英国则有设立绅士的制度，凡是城乡市镇，每地分别设立绅士一二人，将地方的利弊曲直随时禀报给同院，并上报朝廷，其余各国大体相同。

如果中国对其官制进行损益，斟酌其中，那么创立一项新政，让议院条陈其可否利弊，上报朝廷，议定后施行。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君民同心，凡是有兴作，都期望必定成功，这都是因为消除了蒙蔽的弊端。现在中国正遭受蒙蔽的弊端，比如开筑铁路不能立即实行，一是因为阻挠的人多，二是因为经费短缺，三是因为众多官员不能集思广益。有了议院就可以力排众议，其经费或者借贷给商民，或者与官商合办，商民没有不信任议院的，或者分别筹措款项，经费就不必担心不足了。

大吏所不能做到的，有议院来维持，并由议院选择精明干练、熟于地图测量的翻译，办理铁路勘定地点，估定工费，如果有侵吞冒滥等弊端，议院可以指明追究参劾，那么铁路就能兴起了。

中国矿产资源丰富，冠绝五洲，而招股开矿，往往误雇矿工，虚耗岁月，未获得宝藏，先亏损资本，现在所开采的仅有开平、漠河、大冶等处，而各省中的五金矿产，千古尘封，实在是中国自然的美好利益。西方人曾说，仅湖南一省所产的煤，就足以抵得上欧洲列国的产量，其充足富饶如此。有了议院就可以次第开采，其办理人员由议院公举精通矿务的人充任，其章程也由议院订立，那么开矿的弊端就可以消除，而矿产没有不开采的了。

中国军械等项，每年向泰西购买，用人不当，只知道私饱宦囊，以贱报贵，而所购买的往往是西人弃置之物。有了议院就可以买到合适的人选，或者自行制造，广泛设立船政、枪炮等局，妥善商议规模，那么管事的人不敢滥竽充数，而制造日益精良了。

中国营制的弊端尤其多，在平时不勤于训练，虚报兵额以冒领口粮，临敌则闻风溃散。有了议院那么兵额就不能虚报，训练就不能废弃，那么纠纠者都属于干城之选，军容自然壮大，防范也更加严密了。

中国取士的方法，专事帖括（八股文），那些有才能异能的人，如果不懂帖括，百工没有进身的途径。有了议院就可以不拘资格，草野之士都能蒙受赏识技艺，更在同文馆、方言馆、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议院也能精心选拔提拔，不至于屈抑，那些有一材一艺可取的就上报朝廷，量才任使。凡是出使参赞人员，都由此产生。只有议院所推举的人才被任用，这样朝廷就没有侥幸晋升的人，民间没有遗落的贤才，人才就振兴了。

其他如设立银行以流通中外之财，创办邮政以裁撤……

译驿站的费用，扩展商务以收回利权，像丝、茶等项，过去是中国出口的一大类，如今都逐渐被洋人夺去。急需整顿的，都命令议院审察时机，广泛采纳好的方法，筹划得极为恰当，众人谋划意见一致，然后施行，那么阻挠的人就少而各种弊端可以剔除，可以持久。那么泰西的好政治，没有不兴盛的富强，没有不立刻实现的。一定上下都受到好处，而在积弱之余为之奋然而一振，所谓像网在纲上，有条理不紊乱的就是这样。

译况且不仅仅是这几项好处而已，中国民众的疾苦被阻隔无法上达天听，有了议院就可以据实上报，那么水旱灾害就不会被地方官吏隐瞒了。仕途的芜杂混乱，今天已经不堪询问，那些贪婪暴虐之徒盘踞在重要职位上，即使有御史台谏官访查到实情并据实弹劾，督抚进行核查，往往碍于情面，用“查无实据”等话语来敷衍了事，难怪吏治不振了。有了议院，众目睽睽，大官不能袒护，即使是捐纳这一途径也可以酌情变革，逐渐停止，那么官场就会肃清了。这样的利益不胜枚举。如今中国上下互相蒙蔽，关心时局的人纵然有激昂的言论、慷慨的谈话，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比如上海格致书院各位大宪命题纵论时事，鸿篇巨制切中时宜，只是因为这是儒生的见解，当权者一考察，视同平常技艺，怎么能付诸施行呢？上级与下级之间，如同隔着十重帘幕，呼唤听不见，召唤不回应。现在想要对症下药，只有创设议院，集合天下人的心志，采纳四海之内的刍荛之言，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表意见。这就像病人上下气机隔断，疏通其气机，那么呼吸自然灵通了。议院的设立，难道不应该急切进行吗？然而担忧的人说：议院的制度，只有泰西才有。泰西有民主的国家，有君主专制的国家，有君民共主的国家，他们的法度本来与中国不同。现在想要在中国施行，实属前所未闻。日本事事效仿泰西，而前年创设议院，舆论不融洽，阻止其举行的人，甚至有投掷石块喧哗扰乱、伤害议员的事情。中国成见未消，坐守一隅，拘泥更甚，那些老学究的谈论，腐朽之气冲天。事事遵循旧例，中国此举，这类人必定会出来阻挠，那么议院的设立，终究会成为画饼了。回答说：所担忧的确实如此，然而中国近来风气大变，比如轮船、电报之类，效仿西方人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创始时，难道没有异议吗，而中国尚且毅然设立，现在果然获得了利益，何必担心议院不能施行呢？希望中国对此持以坚定，不要听信浮言，不要混淆舆论，不等吃完一顿饭，就奋起行动。然而施行起来，这就像盐提其脑、衣提其领，中国于此必定有可观之处，可以翘足等待了。泰西各国必定不敢再以正眼相看，那么富强的基础就建立于此了。大概中国必须设立议院，然后才可以慢慢商议其他事情，有利的无不兴起，有害的无不除去，实在是万世不变的法度，百世不可更改的言论。张香帅制军曾经说：“与各国洋人争利，必须大家出力才好，我一人怎么能有这样的力量呢？”香帅苦心经营，以一木支持大厦。看到中国人心不齐，众志不坚，不禁感慨而言。听到的人简直想拔剑砍地，搔首问天。如果设立议院，就可以大家出力，也足以弥补香帅的遗憾了。所以此举实在是最不可缓的。《舜典》说：“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这是中天的大治，所以独绝于千古。现在有议院来匡正教化，朝廷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议院如果设立，将会超越唐虞三代的盛世，难道仅仅是争胜于泰西各国而已吗？内外臣工有能实心实意为此举者，我将以议院作为中国振兴的开端！不禁拭目以望，质问当权者，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我的说法是对的？

论中国欲袪蒙蔽，非设立议院不可

古代圣王知道天下事理无穷，一己的知识有限，于是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典，史官献书，师官进箴言，盲人赋诗，百工进谏，庶民传语，近臣尽规谏，亲戚补察，乐官史官教诲，老人修正，然后斟酌行事。天子君临万邦，独行独断，随心所欲，却一定要如此委曲详尽，不敢稍存自以为是之心，这是因为天子一身，其动作为天下所瞻仰，其言语被万民所听受，其政教号令为人情风俗所转移。有一件事顺乎人情，那么忠臣志士愿意为之奔走，而社会赖以安定，万事赖以成功；有一件事违背私见，那么阿谀之臣媚子相互迎合，而社稷因此危险，百事因此败坏。安危成败，都系于此，其所系难道不极重吗？然而古代的时候，疆域不广，户口不多，一切刁滑欺诈的习气还未深入人心，只要正身率物，已经举而指之裕如了。却还要旁搜博采，兢兢业业，时常以不闻善言、不行仁政为自己担忧。一人治理不足，又设众职以辅助；众职辅助不足，更立谏鼓谤木使百姓都有办法告知。大概看唐虞三代的盛世，未尝不感叹治政的公平，而为当时的百姓庆幸。降及今日，人口愈繁，事故愈多，君主愈尊，下民愈卑，势分愈远，声音气息愈疏。虽然各省各属都设有牧民之官，凡民间利弊应当兴除的，由绅董禀报州县，由州县详报藩臬，再由督抚联名会奏，等到部曹议妥，谕旨批准，然后酌情办理。立法不可谓不善，举事不可谓不慎重。然而所谓绅董者

译（这些人）不过是有权势、有财力，自认为是乡里的名望人物，却不问众人是否真的信服；所谓的州县官员，又畏惧绅士和董事的势力，一旦有禀报请求，随即转呈上级，至于利弊所在，实际上并未查访核实；所谓的总督巡抚，更是外表显赫，内心糊涂，小事则随手驳回，大事则上奏敷衍塞责；而各部院官员事务兼管各省，对于这类事情，尤其像秦越两国那样互不相关，不过是武断地判定是非，蒙蔽皇上罢了。唉！以千万人都认为不对的事情，唯独这几个人认为对，并且强迫别人不得不认为对，不能不认为对，难怪阳奉阴违，弊端百出，而且纷扰混乱，最终没有止境。曾经考察西方各国，都设有上下议院。上议院从亲王到大臣，大约几十人；下议院从大臣到各董事，大约几百人，或者上千人。大臣由百官晋升而来，百官由董事晋升而来，董事则是某地的人，就由某地公举产生。这样，一个院中有几十位董事，不亚于全国的人都在其中。如果某地想要共同举办公事，就与该董事商议，董事再与大臣商议，接着到上议院，再上报国君，务必使斟酌周全完善，然后才付诸实施。这样，上面想要做的，就是百姓乐于做的。把众人的心思，专属于一个人，就没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情感统一；把国家的权力，分布给下层百姓，就没有胁迫的行为，而且气息舒畅。因此，有军事时愿意助饷，办理善举时愿意捐资，不怀疑国势强盛，民情融洽，于是显然超越了中国。现在看各省大小官员，无论他们居心行事是否真的有德有才，被众人深深信服，即使有一两个稍微得到民心的，三年刚满，就调任到别处，在这里逐渐熟悉，在那里仍然生疏，以至于官员把衙署当作旅馆，存有五日京兆（短期任职）的心态；百姓看待长官如同路人，没有同气连枝的关系。上下隔绝，层层堵塞，又怎么能统一情感，舒畅气息，使喜好和厌恶不违背情理呢？议论的人说百姓的痛苦，没有比中国更严重的，这虽然是激愤之谈，也确实感慨地说了。所以中国比不上西方的原因，弊端在于上下蒙蔽，而根源在于不设立议院开始。

译推广议院延置华人说

议事的人，必定要熟悉事情的状况，然后才能斟酌事情的利弊得失。这是古今不变的定理，也是中外没有差别的正道。让中国人参与外国的事务，本来就有越权代庖的嫌疑；让西方人参与中国的谋划，也有隔靴搔痒的顾虑。这个道理很明白，不能强行贯通。然而，西方人处在华人的土地上，又有不得不略作变通的地方。为什么呢？时势所适宜、措施所紧急的，西方人未必都熟悉。香港议院向来没有中国人参与谋划，现在听说港督延请状师伍秩庸，虽然是华人但熟悉西方条例，而且能深切了解中外交涉的利弊，邀请他进入议院参与商议。港督此举，可以说是不分界限，不存偏私，简直是具有胡越一家的气度。我私下认为此举尤其应当急切推广。香港一隅之地，现在已属于英国，中国的政教号令都管不到，那么即使由外国自主政事，不让中国人参与谋划，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港督的意思，认为港中居民华人实在很多，如果凡事只推行西方法度，恐怕有对华人不便的地方，因此特意安置一名华人共同斟酌考量，这实际上是为华人着想，实在也是为西方人着想。现在上海则固然不能与香港相比了，那里属于租界，原本并非完全属于西方人，所以中西交涉的事务，设立会审委员，西方事务责成西方官员，华人事务责成华人官员，偶尔有互相商议的，主要是为了同心协力。只是工部局有会议的事项，则华人一概不参与，不必说所议的都是西方人的事务。像房捐、地捐、车捐、酒捐、烟赌、妓捐等，凡此类，都关系到华人，而议论都出自西方人士，这是应当变通的地方了。工部局所议，自然能斟酌完善，然后付诸实行，并非说所议之事有所偏私。事情既然关系到华人，那么其中情形或许有工部局未能深切了解的。就像东洋车加捐一事，工部局只知道车辆日益增多阻碍道路无法通行，必定获利很厚，不妨加捐，却不知道车多则生意分散，所得不及从前的一半，又何必奇怪各车行纷纷禀求核减呢。近来议加房捐、妓馆灯捐等，在工部局看来，码头费既然已经裁去，必定应当另想补救的办法，也是出于势不得已，而在局外人议论，似乎对租界居民多有不便，大概如果能深切体察华人的情况，详细探究可捐不可捐的原因，即使加捐，居民也没有怨言，这是由于没有熟悉情形的华人替他们委婉陈述的缘故。工部局的意思，也未尝不想顺应华人的情况，但略知大概，未能细识根本原则，虽然有顺民的心，却不能见到顺民的政事。倘若得到华人详细告知，我知道工部局所议，都能深入民众的隐情而信服民心，偶尔有举动，不但命令发出有必须执行的势头，而且措施全都恰当。租界会审的委员，所审理的只是诉讼案件，若有大举动、大兴作，固然不能让他们事事参与。然而华人之中，难道没有通达治体、深知中外情形像伍状师那样的人吗？只要留心观察，寻求心地公正，周知民情，向来有高德重望，足以被华人钦佩的人，举荐任用他，每当会议之时，让他把所知道的告知，并共同在其中斟酌利弊，那么上面有所作为，下面都认为是先想到我的心意，而居住在上海的华人，有不深深信服西方人深知民隐、举措得当的吗？所以此举若实行，不仅对华人有利，实在也对西方人有利。只是所举荐任用的人，则不可不审慎啊。凭一个华人参与西方人的议论，势力孤单，权力轻微，恐怕不足以有所裨益。然而如果就利害所在，形势所关，都在西方人面前详细陈述，恳切详明，没有庇护，没有偏袒，无故不作抵触之见，没有模棱两可之时，我知道西方官员向来以便利百姓为怀，必定有听从刍荛之言的，又何必有所顾虑呢？伍君进入议院，本是港中的创举，然而自从有此举措，中国人都欢欣鼓舞，一则颂扬港督毫无私见，一则庆幸伍君得以施展才略，而从此居住在香港的华人也可以安居庇护之下，所以不禁欣欣然互相鼓舞。倘若推广到上海，必定有深深契合民心的，希望以顺民为心的人，姑且采纳下面的言论。

论东洋初设议政院事

曾经听西方人说：“西方国家的制度，凡是有都城，就有议政院。议院分上下两院，上院议员则由在朝的大臣与国家的勋戚各爵位人员充任，大概因为他们常接近君主。下院议员则由在官的众臣与国家的绅耆以及士工商贾平日有名望的人充任，大概因为他们常接近百姓。国家政事想要改革废除，就先让下院议论，议论决定然后上报给上院。上院先核算赞同反对的数量，谁多谁少，然后上院的议员再议论，议论决定然后上报给朝廷。朝廷也核算赞同反对的数量，谁多谁少，然后再决定实行与否。如果

译如果两院的议员意见一致，那么朝廷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违背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两院的议员意见彼此参差，那么朝廷要么下令停止而不讨论，要么下令重新讨论后再实行。所以西方国家的政事如果有变革或废除，全国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而两院的议员没有不讨论的，因此上下之情容易沟通，遵从或违背的标准容易确定，既不能违背正道来博取声誉，也不能违逆民意来顺从私欲，法制的完善，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却认为这虽然是西方的制度，实际上与中国三代以上的制度暗中相合。三代的制度，各国的政事，君主、卿、大夫在朝廷上商议，士人在学校中商议，有时朝廷的议论已经决定，又因为学校中的言论而改变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孟子论及“贤与不可，及可杀也”时，左右诸大夫的话不能完全听从，必须考察国人都在议论之后才确定赏罚，这难道不是西方国家议院的先兆吗？《尚书·洪范》中说：“三人占卜，就遵从两个人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西方国家议院遵从多数、违背少数的基础吗？中国后世土地归于一统，权力属于一人，法制已经与三代以上不同，再加上拘泥于“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圣王不作，处士橫议”等话语，所以朝廷政事如果有需要变革或废除的，在上位者商议后立刻就实行了，不曾再向下层的人咨询。虽然有大政大事，仍有绅士、耆老的名目，也不过只是形式上的虚文而已。而且历代以来重视中央、轻视地方，即使边疆大臣有所奏请，仍然需要中央各部商议批复后才能实行，这多么低下啊！这就是中西情形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所以议院的设立，只能实行于西方国家，如果中国强行实行，仍然不过是有名无实。现在东洋设立这个议院，已经议论了几年才成功，可见天下的事情，不仅创始难，即使仿行也不容易。只是东洋的主事者，想要采用西方的制度，尚且需要等待很久事情才能成功。如果全国都不认为西方的制度方便，那就更难成功了。虽然如此，议院的设立，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在西方国家实行多年，才能各项事务都妥当。如果别人实行不好，那么上院必然有专断擅权的时候，下院必然有筑室道谋（比喻众说纷纭，事情难成）的时候。在东洋或许可以不须代虑及此，如果在其他国家也想要强行学习，我恐怕只会留下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讥笑。

译古代议院考

问：西方各国为什么强大？答：是因为有议院啊！是因为有议院啊！问：设立议院的用意何在？答：君权与民权结合，那么上下之情就容易沟通；议法与行法分开，那么政事就容易办成。这两点做到了，国家就强大了。问：你说西方政治必定要推究本源于古代，以求得古今相通之处，请问议院在古代有证据吗？答：效法先王的人，是效法他的用意。议院这个名称，古代虽然没有，但它的用意，却是古代圣明君王用来均衡天下的依据。《易经》说：“上下沟通，就是泰卦；上下不沟通，就是否卦。”《尚书》说：“咨询谋划，大家意见相同”，又说：“谋划要咨询卿士，也要咨询百姓。”《周礼》说：“在咨询政事的朝会上，小司寇掌管政令，召集万人来咨询。”一是咨询国家是否危险，二是咨询国家是否迁都，三是咨询确立国君，用众人的意见来辅助君主的意志，并纠正谋划的偏差。《礼记》说：“与国人交往，要止于诚信。”又说：“百姓所喜欢的，君主也去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君主也去厌恶。”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厌恶百姓所喜欢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良，然后去考察他；国人都说不行，然后去考察他；国人都说可杀，然后才杀他。”《洪范》中的卿士，《孟子》中的各位大夫，相当于上议院；《洪范》中的庶人，《孟子》中的国人，相当于下议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咨询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沟通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了解百姓的好恶呢？所以虽然没有议院的名称，却有议院的实质。汉代制度中，议员的职责有三类：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通典》说：“谏大夫掌管议论，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到几十人。”《汉旧仪》说：“博士，国家有疑难之事就接受询问，有大事就与中二千石官员共同商议。”《史记·三王世家》说：“我恭敬地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以及谏大夫、博士臣安等人商议如下……”又说：“臣青翟等人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商议如下……”又说：“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人伏地听闻如下……”又说：“我恭敬地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人冒死请求如下……”《儒林传》说：“恭敬地与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议如下……”大概汉代有事无不与谏大夫、博士共同商议的，而博士尤其重要，每次呈上一项议案，必定列出其官职并且列出其名姓。《史记》《汉书》中大多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博士实际上是议员的常设职务。中古以后，博士多兼任给事中，进入中朝，备顾问，被称为皇帝的心腹，由皇帝裁决疑难。《汉官解诂》说：议郎不属于任何官署，不值班理事。国家有大政、大狱、大礼，就与中二千石、博士共同商议。说多达几十人，那么其人数与西方国家相同。说不属于官署、不值班理事，那么其职责与西方国家相同。国家有大事，才接受询问共同商议，那么其开议院的惯例与西方国家相同。有时皇帝下诏征召史官，记载儒林传中的伏生，孝文帝时征召为博士。有时大臣举荐，如《汉书·孝成本纪》，阳朔二年诏令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共同举荐可以充任博士职位的人，那么就有举荐人的惯例，也与西方国家相同。虽然法律制度的精密程度有所不及，但规模条理也已经具备了。《史记·叔孙通传》称，秦二世时陈涉反叛，召集博士与公卿共同商议。那么博士主持议论的制度，不始于汉代。《盐铁论》说，齐宣王褒扬儒学尊重学术，孟轲、于髡等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务而议论国事，大概也与议郎的不属于官署、不值班理事相同。那么国家设有议论的官员，其制度又不始于秦齐。秦汉是近期崇尚武力征伐的国家，这种良法美意，难道能特别创造出来吗？大概必定是从三代明王的遗制中有所继承的。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都不高兴，这是上议院的公案。周厉王无道，国人将他流放到彘地，这是下议院的公案。郑国人在乡校游玩议论执政者，子产不禁止。汉昭帝始元六年诏令公卿询问贤良文学，百姓所疾苦的事，于是以盐铁之事相互争议，辩论数万言。后来终于因此罢免盐铁专卖，这虽然不是国家特设的议院，但也暗中允许行使它的权力。至于汉代官制的设置，丞相有议曹，见《翟方进传》；大司马有议曹，见《匡衡传》；车骑将军有议曹史，见《匡衡传》；行军有军正议郎，见《卫青传》。其制度尚足以补充西方制度所未能及之处。又郡国都有议曹，门下议史，见《北海相景君碑阴》；议曹、议曹史，见《仓颉庙碑阴》，大多没有详细记载。《汉书·朱博传》说，朱博不喜欢儒生，所到之处就撤去议曹，说：“难道可以再用谋曹吗？”这说明此前各郡都有议曹。西方国家每个邦国（指合盟国的各邦），每个城市都有议会，也就是这个意思。问：古代议院的消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答：议院是民贼最不利的事物。像朱博这类人，悍然以败坏古代制度为事的人，大概不知有多少人了。问：今天想要使中国强大，没有比恢复议院更紧迫的了。答：“不。凡是国家，必定风气已经开通，文学已经兴盛，民智已经……”

译国家安定强盛了，才可以设立议院。如果在今天开设议院，那是招致混乱的途径。所以，强国以议院为根本，议院以学校为根本。

译德国议院章程序

徐建寅

我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获得民众的支持。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在于体察民情。所以孔子说：“民情，是圣人的田地，是治理之道产生的根源。”这就是说，时运的兴衰，事物的增减，万物变化所依赖的，必定是民情。民情有通达与阻塞，所以产生兴衰；民情有深厚与浅薄，所以产生增减。能通达天下民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明智的；能穷尽圣人思想的，没有比《易经》更深刻的。《易经》在区分卦象时，乾卦在下、坤卦在上称为“泰”，坤卦在下、乾卦在上称为“否”。在取象方面，减损上级以增益下级称为“益”，减损下级以增益上级称为“损”。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也代表臣子。天在下而地在上，从位置上看是错乱的，反而称之为“泰”，是因为上下交流的缘故。君在上而臣在下，从道义上看是顺从的，反而称之为“否”，是因为上下不交流的缘故。天地之气不交流，万物就无法生长；君臣之情不交流，万国就不能和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一年的功业才能完成；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子的劝诫向上通达，然后治理之道才能确立。损益的道理，也是由此产生的。上级约束自己而宽厚待下，人们必定喜悦而侍奉上级，这难道不叫“益”吗？上级轻蔑他人而放纵自己，人们必定怨恨而背叛上级，这难道不叫“损”吗？那么，上下交流就通达，不交流就闭塞；自我减损的人使他人受益，自我增益的人使他人受损。民情的得失，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所以把君主比喻为船，把人民比喻为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船就是君主的治国之道，水就是民情。船顺应水的规律才能漂浮，违背就会沉没；君主顺应民情才能稳固，失去民心就会危险。正因为上下之间的隔阂非常遥远，民情的趋向非常杂乱，想要让他们交流通达，不也很难吗？大概如果不咨询舆论，广泛采纳国民的意见，就无法收到广泛咨询、集思广益的效果。因此，上至国家政务，下至民间事务，都必须集合众人开会商议，以期同心同德，然后才能制定并施行。然而，集合众多人的心意杂乱，难免出现满庭争论、无法决断的情况；像在大路上商量建房，得不到一致的意见；甚至有人闭口不言、互相推诿，随声附和，退下后又说坏话，徒有会议的名声，却没有会议的实效。我曾借鉴古代史书，考证当前时事，深思熟虑地探究，最终未能找到要领。所以在处理公务的闲暇，前往考察德国的议院，知道它完全没有这些弊端，心里暗自惊奇。于是广泛查阅西方书籍，找到了这本书，看到它的章程精密，条理清晰，可以通达民情，可以沟通上下。古训所说的“多次占卜取多数意见，善于平衡取大众意见”，将在这里体现出来。因此翻译并交给印刷工刊印，姑且作为采风问俗的参考罢了。特别写几句话放在篇首，以记录大概。

论议院

问：泰西（西方）的议院制度最古老，各国哪些有、哪些没有？有的国家中哪些优劣？希望详细了解。答：泰西有议院，是从罗马开始的。当时是中国周贞定王十五年，罗马因为法律不公，选举十人共同商议国政，此事见于前文《国会篇》。巴勒斯坦在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111年），设立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到了公元后八百多年，法国泰甫帝大选议员一千一百五十一人，每年春秋两季召集他们商议国家宪法。公元1144年，相当于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意大利新设立议会。公元1265年，相当于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开始制定议院章程，流传后世。从此以后，议院大兴，文明日益开启，遂成为千百年以来国家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只有俄国、土耳其、波斯至今尚无议院，议论的人对此感到担忧。说：压力重则反抗力产生，热质凝聚则火山爆发，君权尊贵则民变迅速。法国、奥地利的前车之鉴，民党的覆辙，怎么可以不让人寒心呢！薛叔耘的话说：西洋立国的规模，以议院为最优良。然而像美国则民权太重，法国则喧嚣之气太重，其中斟酌适中的，只有英国、法国两国的制度，这固然不错。但我考察各国议院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呢？美国风俗接近纯正，不落后于英、法，民众虽然强悍，但不比路易十四、拿破仑专制时期更强悍。不得已，请谈谈美国的制度。美国参议院与元老绅董两院并重，凡是国家、联邦、郡、县的各项政务都由民众主宰。每个县都有会议公所，选举会长主持议事，选择一位能书写的人记录所议之事，然后公举三四个贤士来管理县政，这个意思最接近古代的乡老法。法国政事也专门由民众主宰，议院分上下两院。上院议员三百人，其中七十五人专门商议国家法律，终身不更换；其余二百二十五人由国家的绅士推举，每九年更换一次。下院议员五百三十四人，由平民推举，每四年更换一次。每十万民众推举一人，应选者必须年满二十岁，居住在本籍且没有犯法记录，在任官员不参加选举。凡是政务先交给下议院商议，然后报告上院，上院说“可以”，然后施行。该国的党派有三个：一是君党，志向是恢复君权；二是民党，志向是保护民权；三是中党，在两党之间保持中立，没有成见。三党遇事往往意见不合，但根据赞成与否的多少来决定议案，最终也没有办不成的。西方国家的治理教化，只有美国最为纯正。法国自从革命以来，上下勤勉谋求自强，与以前路易、拿破仑在位时的气象完全不同了。英、德固然称得上尽善

译好，然而也未曾没有党派。英国在宋度宗以前，议政举荐都由巴力门（议会）；后来分为两院，凡是世袭爵位高者、富有者进入上议院，称为劳尔德士；一称为比尔士，地位低者、贫者进入下议院，称为高门士。上议院议员没有固定名额，包括国王、大主教、公侯伯子男爵、苏格兰世袭贵族，随时更替，只有爱尔兰世袭贵族终身任职。凡是上议院审理案件，都由贤能的律师充任；下议院议员都由民众选举产生，选举名额根据地域大小及人口多少而定，或者商业突然兴盛，也给予较多名额。凡是政事由下议院商议妥当，告知上议院允许通过的，十之七八。议员无论早晚，都能进见君主，事务没有滞留。政事因党派而成就，其党派有两个，一个叫公党（自由党），一个叫保党（保守党）。公党者因时势变化而变通，保党者坚守旧制而不破坏。两党视宰相的新旧进退，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力得以平衡。德国议院与英、法略有不同，上院即政府，宰相为首，各部院官员辅佐，职责在于行政；下院才是议院，由民众中的贤者为首，民众中的才者辅佐，民众议论公平允当，上院接受成议罢了。上院行政如果不当下院，下院可以驳斥诘问。俾士麦是贤相，曾经请求下议院稽核政府所行之事。所以德国虽然是君权较重的国家，其制度与英、美终究相差不远。其议院会议项目详细，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中位次详明，和谐有序，真是盛大的举措啊。奥地利、意大利的制度大体相同，而民气都类似于法国。日本维新，特别在明治八年开设元老院，议长、副长、议官隶属于它。其党人林立，浸染意大利、法国的习气，虽然凭借伊藤博文的功劳，也不能满足议院之心，排挤他不遗余力。

译评论的人说议院有便利之处，也有不便之处。遇到军国大事，上下犹豫不决时，只要有一两个人进言，在存亡危急的关头，众人合力就容易成功；但平时党人一起进退，动不动就争吵不休，这是它的短处。然而，五大洲国家强弱盛衰的关键，往往可以从议院中观察到。报馆记载其宏论，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像血液在全身循环灌注，大脑感知运动，身体各部分没有阻滞，君子因此感到乐观。

洴澼子说：有议院就一定有党派，有党派就一定有公私之分，这本来没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各国公开允许党派存在，党派也公开树立旗帜，明确区分道路，等待根据党派力量的多寡来决定事情可行与否，因此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西方人，是党派也是党派，不是党派也是党派，自私是党派，不自私也是党派。中国从汉朝到明朝，忌讳私利、忌讳党派，结果互相猜忌、倾轧，导致两败俱伤，使国家孤立无援。为什么呢？君子的党派，往往败在小人的党派手下，小人巧妙地经营他们的党派，让君主不知不觉，于是就用“结党”的名义来倾陷君子。君子低头顺从，辗转落入牢笼罗网之中，供小人尽情施展，最终小人之中又有更卑劣的小人起来乘虚而入，不把宗庙社稷变成废墟就不罢休，真是痛心啊！西方人明目张胆，以国家大义为主的人，如果放到中国，就会像老鼠一样躲藏，像狐狸一样谄媚，以此施展奸计，使得豪杰之士怨恨深入九泉。治理盗贼却让盗贼聚集，猜忌党派却宠信党派，防范百姓的方法哪里会有成功的可能呢？

洴澼子说：有党派，党派中有党派，国家小，小人结党，君子结党以爱国。西方人用党派来建立国家，那些害怕党派像害怕毒虫一样的人，党派中的党派，党派中的党派，是国家的贼，是道义的贼，是仁爱的贼。像法国的世家大族，俄国的王党，明朝的魏忠贤、马士英、阮大铖，党派与国家混同，国家依附于党派，国家依附于道义，国家依附于仁爱，国家依附于像国会、议院、唐虞时代的二十二人、三代时的父老百姓，党派中的党派，党派中的党派，国家。两个党派混淆，不分党派与否，国家不成其为国家，党派中的党派，党派中的党派，国家。两个党派对立，国家才成为党派，才不是党派，才符合道义，才符合仁爱，才成为国家。因此，国家不是党派的祸患，党派中的党派才是祸患。《尚书》说：纣王有亿万百姓，但离心离德，党派不依附于党派，党派才成为国家。《尚书》说：咨询谋划意见一致，身体就会健康强壮，子孙就会遇到吉祥。

论在上位者不可不通晓民情

泰西各国开发晚于中原，却日益兴盛，财力充足，兵强马壮，似乎中国有不及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泰西各国君民同心，无论政事大小，都经过议院仔细斟酌，反复考虑，然后才施行。因此对内没有苛虐残酷的行为，对外有捍卫保守的情谊。平时尽力从事贸易经营，变故时竭尽急公好义的热情。就像心志指挥手臂大腿，像手足捍卫头目。不需要上位者驱使手臂手指，自然能收到手指手臂的辅助。所谓为国忘家，为公忘私，几乎模糊了君民的界限，上下融洽。这就是国家运势昌隆的原因，几十年来远渡重洋，不亚于本土中原广大，足迹遍布是其明显的效果，确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至于中国则不然，上下地位分明，相隔如天壤。礼节严肃而情感疏离，臣与君，民与官，都尊贵而不亲近。下位者想要的，上位者未必知道并给他们；下位者厌恶的，上位者未必察觉而不施加。除了文书钱粮、刑罚审讯之外，担任管理百姓职责的人就没有其他事情了。百姓的生计如何，困苦如何，安抚照顾、谋划生计，茫然无暇顾及。天下虽然大，还像一个人的身体；治理天下的事务，就像治疗人的疾病。善于治病的人，必须先让全身的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才能去除；善于治国的人，必须先让上下之情不形成隔阂，呼吁必能听到，忧愁悲伤共同承担，然后弊端没有不革除的，利益没有不兴起的。所以礼乐刑政可以根据时势变通，宽猛张弛可以随风俗转移。但唯独民心信服、民情融洽，确实有其方法。起初并非智慧权术可以驾驭，权势可以驱使。中国地大物博，生活在这里的人，无不沐浴先圣的教化，知道尊重君主、亲近上级。但世事变化日新月异，君子大多拘泥于因循守旧，小人逐渐趋向浇薄，以致寡廉鲜耻，各怀异心，作奸犯科，甘愿遭受五种刑罚。这不是时运使然，而是天良完全泯灭。其原因都是因为上位者看待民间疾苦，漠不关心，所以下位者看待长上的作为，原本对自己没有利益。就像人的身体，手足麻木不仁，耳目冥顽无觉，而心腹溃烂昏乱，最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一举一动，都听命于人，无可奈何，终究不能自立。现在，圣君在上垂拱而治，贤臣在下辅佐，励精图治，以期扫除积弊，逐渐达到富强，这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不易遇到的机会。但民风仍然顽固，民情仍然游惰，这是沉溺于不幸，突然遇到灾荒，哀鸿遍野，迁徙流离，无法保全朝夕。这不是上天不仁爱。我曾广泛观察世界，静静研究得失，揣度能够致富强与不能致富强的原因，也不过是上下之情能否沟通罢了。考察三代盛世，中国也未尝不上下相通。直到今天，诗书所记载，典训所遗留，未尝不可以参考而得知。那么今天如果将一切壅蔽的政策加以疏通

译通达政事，务必使君臣上下之间大致忘却权势尊卑，使百姓爱戴之情极为深厚，猜忌嫌疑不致产生，这固然不是效法外人，而是确实遵循旧有的典章制度。那些维系国家命脉的人，怎么能不在此处仔细审察呢？

译论应当恢复古代制度以沟通上下之情

选举制度既然实行，必定能选拔出天下的真正人才来治理天下。观察他们推行政令、教化百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国家所说的政令，就是百姓所说的事情。办理百姓的事情，没有比秉持公平更好的了。公正就不徇私，公平就没有偏颇。没有不公正不平等而百姓能服从的，也没有既公正又平等而民心不和睦的。百姓的疾苦，只有百姓自己知道得最真实；事情的顺利与阻碍，也只有百姓自己了解得最深切。譬如相隔千里的人，他的家事，如果不能得到他本人的亲切陈述，没有谁能洞察其中的关键。又如素不相识的人，治疗他的病根，如果不向他进行望闻问切，没有谁能弄明白症结所在。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做父母的，谁不想了解子女内心的隐微曲折？谁不想让子女安居乐业？然而因为不能相见，阻隔了不能听闻，即使想保护他们、救济他们，也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如今君主之门远在万里之外，百姓的疾苦无法申诉；君主高居九重之上，事情的顺逆无法知晓。即使说关心民间疾苦而有其名，却未能得到其实；即使思考体察民间隐情而有此念头，也不能符合实际的施行。像这样，都是因为没能得到古代治理百姓的方法。所以官员与百姓不能相互维系，那么发布命令而万民叹息，居上位的人有出于不知情的情况了。官员与百姓不能同心一体，那么出兵而六军不发动，居上位的人有被逼无奈的情况了。这些祸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还有祸害产生于无形，灾祸隐藏于不觉之中的：官员与百姓各自怀着忌恨之心，百姓与官员暗中蓄积报复之意，俨然像仇敌互相为难，几乎像水火不能相容。追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政令私而不公，命令偏而不平。现在做官的人，有利民的事不肯做，有害民的事不肯停止；不公正而徇私，不平等而偏颇，视为平常，如同走捷径一样，已经习惯成自然。然而也有不能归咎于官员的原因：成法不敢稍有更改，旧例不敢突然变更，说这是古代圣贤所流传的，这是明君良相所设立的，即使官员又怎敢妄自兴革呢？既然居上位的人用不公正不平等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也用偏颇和私心来回应。地方的公务不能缺少的，而百姓不肯竭尽全力来协助；官府的经费不可缺少的，而百姓不肯尽其所能来捐献。居上位的人既然不能广泛传播公平，居下位的人只看到偏私造成的祸患，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只是可惜朝廷徒有爱民之心，却只空行虚礼，不能让实惠普遍沾润。百姓也完全知道是这样，对于朝廷减免赋税、延缓征收，安抚贫困、体恤苦难，虽然张贴黄榜，也毫无感激奋发的情怀。互相厌恶的情态，显然摆在眼前，往往仇视他们的上级，不认为上级是保养他们，而认为上级是剥削他们以自肥。像这样的情况，国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还可以隐忍相安；一旦有变故，不至于土崩瓦解的能有几分？每次想到这些，令人寒心。

如今顺应情理而制定的，是制度；顺应时势而施行的，是命令。今天的弊端，由于堂高廉远，呼吁无门，上下背离，百姓的疾苦无法传达朝廷的心意。如果真有公正无私，公平无偏，为什么不让亿万百姓共同看见听见，在民间昭示，向百姓表白？仿效上古开门纳谏的方法，大概夏商周三代以上，君主与百姓亲近，天子还像一方的小吏，沾身涂足的人，每天在巍巍朝廷上接触。像这样，上下之情，怎么会有不通畅的呢？古代，黄帝设立明台以听取议论，尧有衢室以询问民意，舜有告善之旌旗，禹设立谏鼓并准备讯问。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来进谏，命令太师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国家有事，必定询问百姓。史官箴言，盲人赋诗，蒙童诵读，百工进谏，庶民传话，近臣进规，乐师教化，然后由老臣修订而君王斟酌采纳，谨慎到如此地步。到了春秋时期，晋文公听取舆人的颂扬，子产不毁坏乡校。周秦之际，还每年派遣輶轩使者，采集各地方言，回来奏报收藏在私室。凡是庶民想要通达，乡吏阻挠的，七天就囚禁。所以君王不出门户，就能尽知天下的痛苦，不下殿堂就知道四方情况，无非是寻求沟通上下之情的方法罢了。三代以后，招致动乱的根源不外乎两点：下面非常苦痛的政令，上面却照样推行，甚至雷厉风行地督促；下面非常厌恶的人，上面却照样任用，甚至推心置腹地信任。于是鸾凤与鸱枭可以不分，鹿与马可以妄加指认，沸水可以当作清宴，哀鸣可以当作嵩呼。五尺孩童都认为不对，而上面还以为对。不仅这样，部院大臣习惯与京朝官相处，完全不知道外省的情况；大吏习惯与僚属相处，完全不知道民间的情况；甚至州县习惯与幕僚吏役相处，也完全不知道民间的情况。唉，这种蒙蔽到了什么程度啊！现在不如略微参酌泰西公议的方法，命令各省公举议员，一年一次在都会集会，开设议院议事，以宰辅为主席。议定后，各员将他们本省来年应行的事情，如收支公款、选取人员等，记明签字画押，公奏给皇上。御笔签名，作为奉行的依据。如果有不合适的，就再议再奏，务必达到尽善尽美为止。这样那么一个公正就没有不公正

译天下太平而没有不平之事，国家不再有二心之人，君民永远保有同心同德的喜庆。这就是以亿万百姓之心为心，从而不用担心心思不能通达；以亿万百姓之力为力，从而不用担心力量不能充足。拯救天下的人，要兼用天下的道理；周全万物的人，要契合万物的思绪。所以培育真正的人才，兴盛文学，就是培养天下的人才，因为这样天下的人才就都是他的人才；磨练天下的见识，因为这样天下的见识就都是他的见识了。所以实行开放门户、议论政事的制度，这直接使得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长久的安定与治理，必定基于此。我最终是想着恢复古制的人。

译关于议院是中国盛世遗留制度的论述

古代官员与师长互相规劝，工匠凭借技艺进谏，即使是平民百姓也能参与议论时政，而天子又命令太史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使下情不至于堵塞，这些都在经书中有所记载，是夏商周三代的良好制度，由此可知中国在盛世时原本就有君民一体、休戚与共的情谊，并非禁止百姓发言。自从《论语》中有“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说法，以及孟子说“一治一乱，因为诸侯放纵，处士横加议论，这是圣王不出现的时代”，于是后世的君主想要隐瞒无道的实情，博取有道的名声，特意设立严厉禁令来防范。到了秦始皇制定禁止私下交谈的法律，其苛刻暴虐到了极点。此后秦朝的政令虽然不久就被废除，但历代沿袭，朝廷有重大政事，往往专断于宰相，太守、刺史专断一方，也仅仅是奉行朝廷命令，极其秘密，于是多有忌讳，那些采集风俗的使者，无非是宣扬歌谣，颂扬盛世的功德。民间如果有认为政事不便的，就忌讳而不上报。即使像郑侠的流民图，可以让人知道百姓的疾苦，但民间的议论，终究也不被政府采纳。开创基业的雄主、中兴的贤君，下诏征求言论，命令直言陈述缺失，但进言的人大多有所顾忌，往往用王道的套话敷衍塞责，敬天法祖，勤于政事，爱护百姓，援引古昔，归美本朝，大体就像现在的状元对策一样。即使有危言耸听、确切指陈的人，执政者厌恶他们，常认为他们违背常理而不让上达，即使上达，他们的言论最终也不被采用。贾谊的痛哭流涕，对西汉有什么补益呢？这就是三代制度不能实行的原因。虽然如此，孔子的圣明，孟子的贤德，他们这样说，难道是想要当时的君主自以为智、自以为是，钳制天下的口吗？大概是读书的人领会了他们的本意罢了。“庶人不议”，是因为只有在有道的时代才会这样，礼乐征伐的权力掌握在天子手中，道统一、风俗相同的时代，政事没有缺失，哪里用得着议论呢？并不是说有道的时代禁止平民议论。孟子多次所说的与《论语》互相阐明的话，“横议”的祸患是由于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如果上有圣王，诸侯听从命令，议论从哪里产生呢？况且孟子立言的本意，在于回答好辩的人，所谓“横议”，就是指杨朱、墨翟的邪说，并非专门指议论时政。三代盛世开辟进言的道路，以沟通上下之情，所以有规谏、采风之举。荣夷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诽谤不可消除，国家有善政，自然百姓没有流言，即使想求其诽谤也求不到，如果说禁止百姓议论，那么这种制度不应当始于三代。为什么领会了他们的本意，却说民间清议诽谤执政，指斥皇帝，将加上大不敬的罪名而像防范叛逆一样防范他们呢？有人说：人各有言，言人人殊。如果一旦兴革之际，一定要采纳舆论来定是非，只会看到纷纷扰扰罢了。三代的制度，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爱护自己的百姓，所实行的都是一国的政事，认为便利与否，咨询一国的人就可以了。况且疆域狭小，侯伯之地不过相当于后世的一个州县，其风俗性情大致相同，所以能凭借众论来决策。如果是一统的大朝，则万万不可行。春秋衰微，郑国人还有乡校的游乐，陈侯听从楚国朝见国人而观看，左右趋附，因为那时封建未废，还实行古道。到了暴秦统一，于是不得已而严禁私下交谈的命令，这也是时势使然，并非有意违背古制。然而观察泰西各国的议院，就知道这件事的实行原本不以地广人多为障碍。欧洲土地占亚洲的三分之一，虽然各自保卫疆界，分封狭小，但除了日耳曼列国有数十里的小侯之外，像普鲁士、法国、西班牙也占据幅员二三千里，国都之外的属部有多少？属部之中的城邑有多少？其势力涣散而不合，其情况纷杂而不齐。然而所设立的议院自下而上，综合人数的多少而定事理的是非，议论而后决定，决定而后实行，无不极其正当当然。那么中国直省的分划，民数的众多，推广实行，怎么见得不可呢？大概主持其事的人大公无私，没有一举一动不可与百姓相见的原因。譬如议论一项大政，有两端都知道其利便，认为此是的人有若干，认为彼是的人有若干，彼多于此则决定从彼，而此也没有所嫌，因为彼此都是百姓，彼之多于此，是符合全国之意的，并非主持其事的人有所授意与偏听。所以在下则议之行不行，仍听命于上而已，不超出其所议之外；在上则议之善不善，虽然取决于下，而实际上先定于所议之中。因此百姓没有怨言而事情少有更张。中国的人只因为在位者不能秉公，所以事事有所忌讳，未行之先则怕人知道，既行之后则强人服从，谤言四起，而有深识远虑之士转而效仿匿名揭帖的做法，唉！不确实可惜吗？日本效法泰西，愿宏力猛，不到十年，大着成效。昨天记录近事，有创设议院，落成业已开院议事的说法。因此想到日本，东瀛片土，因为取法泰西的缘故，君臣励志，日见振兴。为什么中国之大，二十年来相夸曰“办理洋务”，

译然而功效迟钝笨拙，成效缓慢迟缓，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够完成吗？于是简要叙述议院符合古代制度的用意，以消除当权者的疑虑，使他们知道学习西方方法就是恢复古代制度。如此而已。

译论议院是治国的纲领

古代并没有所谓议院。君臣上下只是齐心协力罢了。大概因为那时上下尊卑的界限不严，朝廷与民间的情意没有隔阂，在下位的人不觉得殿堂台阶的高远，在上位的人能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臣子有美好的谋略得以进告，百姓有痛苦忧伤得以向上反映。那时虽然没有议院的名称，却有议院的实质。舜执持两端而取其中道，商汤招来众民，盘庚提拔百姓，《洪范》中谋划及卿士和庶民，孟子中考察及大夫和国人，这些都是类似议院的做法。所以说：“用他的百姓来耸动他的臣子，使大家通达，用他的臣子来通达君王，只有邦君。”汉代谏议大夫的俸禄是中二千石，又国家有大事，常常下诏让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商议，这就似乎真有议院了。后世殿堂台阶日益尊贵，古制逐渐丧失，君主有时有过失的举措，刚直的人士只能折断栏杆力争，当面阿谀的臣子只有充数进退。于是君主耳目被近臣遮蔽，万民疾苦无处申诉，天下的安危君主独自承担了。我朝定鼎之后，法令良善，意图美好，超越前古，凡是臣子奏章入奏，必定命令部臣集议，务必达到妥善，覆奏得到旨意，然后施行，这其中的郑重程度如何呢？无奈遵行久了，已成为具文。地方官有不敢擅自决断的事，就请示上级大吏，大吏不这样就把情况上报给皇帝。皇帝虚心听取，就命令该部议奏；部臣恐怕遭到驳斥，就援引旧例奏覆。事成不居功，事败不担责，上下互相推诿，没有人承担责任，以致官吏得以借机作奸，邻国因此轻慢侮辱，百姓从此没有呼吁的门路，朝廷因而形成孤立的态势，这非常不是国家所适宜的。大吏所奏各节，在起草之初，本来已经揣测上意，知道早已与成例相符，必定蒙受批准了。不过一定要等命令下达然后施行罢了，所以对于凡是没有成例可援的事，不敢轻率上疏，所以虽然明知有大利益却不能兴办，明知有大危害却不能去除。唉！将如何矫正其弊端而纠正其过失呢？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一天之间，万事丛集，即使君臣一心，上位谦让下位竞争，还担心民心未服，而民间隐情无人体恤，何况闭塞蒙蔽，因循隔绝，像这样，是非分明，岌岌可危啊！现在如果真的想恢复前代的良法，创立盛世的隆规，计策没有比效法泰西各国更好的了。让上下都设立议院。曾经考察各国议院的制度，地方满若干户口的，可以公举议员一人进入下议院。凡事不利于民及有利于民的，都可以议论。议定后各自署名，下令画诺，看画诺的多寡，来决定事情的从违。这是善政顺从众人的意思。事情经议定的，再上报给上议院的议员，等其核准，然后施行。议员有常额，缺则补上。上议院的议员，也有常额。其议员首领，有时由宰相或亲王充任。遇到钱谷兵刑等大政，就开院集议，也以画诺的多寡决定事情的从违。所以朝廷的举措，没有不顺乎舆情的；百姓的疾苦，没有不可以控告的。君门虽然远，犹如跬步；境内虽然遥，犹如见面。所以君主对百姓，像父兄爱护子弟；百姓对君主，像手足护卫头目。用来消除内忧，用来抵御外侮，都由此而来。中国如果真的仿照实行，从京师到直省郡邑，都设立议院。京师就用翰詹科道各部堂官充任议员，就用宰臣作为首领。充任议员的，必须由公举，不得有所瞻顾。直省就用督抚作为首领，而用监司及候补府道充任议员，也参用公举之法。郡邑就用守令作为议员首领，而用地方绅董充任议员，全部令其公举，不得自便。其议事章程，也照西例。这样上下情意相孚，君民志向协调，用来行政，没有扞格之虞；用来立法，没有壅蔽之患。朝廷无所用其督责，官吏不能便其私图。以前的一切弊端，可以不劳而自绝。而且朝野有同患相恤的意思，邻国停止因利乘便的谋算。今日自强的策略，谁有超过这个的呢？议院，我所以说议院是治国的纲领啊。有人说：献可替否，是臣子的常职，总不能谏言被采纳，也不妨碍面折廷争，何必要规规地必须设立议院？唉！说这话的人，也太不思考了。凡是臣子担心君主有过失的举措而后用其谏言，而谏言能否被采纳，已经不能由自己主宰了，那么不如设立议院，议定而后实行，不必从事于谏言，而且使我的君主并没有过失的举措，这才是得策的。假如谏言不被采纳，而或许触怒我的君主，而遭受斧钺之诛，那就适足以成就自己的美名而彰显君主的过失，虽然不愧为忠臣，而对于国事已经不能有所济助了。所以议院兴起，天下不必以忠臣为名高；至于天下无以忠臣为名高的时候，而治国已经得其纲领，而可以高枕无忧了。

论创行新法宜首开议院

天下的事，开创者难，守成者易，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正因为开创难

译然而创新法的人越来越少，固守旧法的人却越来越多。假如旧法果真足以长久流传，那么法律精良、意旨美好，应当感念祖宗斟酌的良善、审择的详尽，作为子孙的谨慎地遵守、奉行，没有丝毫的更改，没有一件事的违背。偶尔有妄图议论变革的人，正应当痛加诋毁、直接斥责，这并不过分，也是适宜的。假如新法果真足以世代沿袭，那么颁布禁令，如果有谁敢进一言、提一议，就比照非法诬蔑圣人的条例、异端惑乱世道的条款，杀无赦。兢兢业业，遵循旧章，不是先王的法令不敢遵从，这也是适宜的。然而治国的关键，不外乎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这两件事。不思考敌人之所以欺侮我们的原因在哪里，却想立刻与之抗衡，势必不能；不审察我们之所以受人欺侮的原因在哪里，却想迅速达到富强，上天也必定不允许。因为政令修明之后才能抵御外敌，远方的人归服之后内部才能安定，事情本来相互关联，道理没有两样。所以处在今天而议论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方法，只有说仿行西法罢了。虽然如此，这难道容易说吗？成例被拘泥固守，积弊深重难以挽回，数百年的法度，想要在一天之内变革，无论反对的人有，议论的人有，混淆迷惑其中的人又有，况且难以保证没有狡诈之徒借机草率创立，反而使得他们的诡诈伎俩从中舞弊，白白耗费资财，对实事毫无补益，纷纷扰扰，以致招致敌人的讥笑。这样看来，不实行西法还可以苟且偷安，一旦实行西法反而滋生多事，哪里见得这计策是得当的呢？不知道这不是西法不可行，只是因为没有设立议院的缘故罢了。议院设立，那么上下的情就能沟通，而美好的利益兴起，弊端断绝了。考察议院的制度，各国征召有所不同，大概不离分设上下两院的接近正确。上院由国家的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担任，取的是他们接近君主；下院由老成硕德、才能优异卓著以及熟悉世事的士商充当，取的是他们接近民众。选举的方法，只听从公众，遇到国家大事先让下议院决定并送达上院，上院议定，然后奏报皇帝。如果有不合适的，那么两院再次商议，务必使事情达到妥善，道理没有参差才停止。凡是军国大政以及举措的各种大端，咨询谋议全都相同，民众认为可行就实行，民众认为不可行就停止。朝廷和民间上下同心同德，人们只看到商务日益兴盛，国家非常富强，边疆没有侵伐的忧虑，上下有安定的快乐，而坚船快炮更能称雄于天下，虎视邻国，不知道他们安定上位保全下位，守卫内部抵御外部，合众志以为城郭的，本来有其根本。这是中国不及泰西的地方。有人说：议院适宜于西方而不适宜于中国，中国大权独揽，权力不下移，一旦变更制度，岂不是把权力授予下位，如同倒持太阿剑柄吗？难道不知道不是这样吗？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说贤能，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能，不可以；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左右的人都说可杀，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可杀，不要听；国人都说可杀，然后考察他。任用舍弃、可行不可行，全都以国人的言论为标准，而后人们不议论权力下移的，因为圣贤做事不超出人情，民众所喜爱的就喜爱，民众所厌恶的就厌恶，这就叫做絜矩之道。如果认为事权独揽，不妨任所欲为，那么官民隔绝，上下离心，万里朝廷互相蒙蔽，其祸患有不可胜言的。有人说：汉朝的议郎，唐以后的台谏御史，不就是西方国家的议员吗？不知道爵禄由君主赐予，就不能不顾念私恩；品第出自高门，就不能周知民间疾苦。坐着议论则通达，施行则窒碍。哪里比得上议院官商毕集，绅士一同到来，论断从公，措施全都得当，民间的疾苦早就知道，不待豳风图绘；商贾的艰难共同知晓，与市井有何不同？身临其境，通达而不郁结；其心意公而无私，有利的都兴起，而没有弊端不除去呢？总而言之，想要抵御外侮，没有比修明内政更优先的；想要修明内政，没有比扩大国势更优先的；想要扩大国势，没有比沟通下情更重要的；想要沟通下情，没有比开设议院更重要的。现在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如果真的没有振兴的志向，那就罢了；如果创行新法，发愤自强，那么必定从议院开始。

译设立议院以通达民情的论述

自古以来，治国的根本，不在于驾驭远方、炫耀武力，而在于广泛听取天下的视听意见，疏通民间的壅塞之情。议论的人不察究根本，只看到西方枪炮的快速锋利、船舰的坚固牢靠、火药的日益精良、水雷的百发百中，无不认为他们的强盛有所由来，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末节事务。而他们制胜的根本，实在在于设立议院而获得民心。君主与民众的情意相通，上下之气相合，众人的心志既已稳固，然后驱使使用他们，所以能攻打敌人而敌人没有不被摧毁的，攻打城池而城池没有不被攻克的。否则，仅仅倚仗军火的强盛、兵甲的众多，就会像不收敛火焰而自焚一样，古代有明确的训诫，怎么能雄视一时呢！

近几十年来，除了俄罗斯之外，各国都设立了上下议院，而尤其以德国和英国为好。德国的上议院叫“奔得拉”，下议院叫“立斯搭”。上议院议员五十九人，分为七类：一类主管外部交涉事务，一类主管文武律法，一类主管内外捐税，一类主管水陆军务，一类主管工艺通商，一类主管电报邮政铁路，一类主管田赋户口。下议院议员三百九十七人，由民众公举，全部以三年为期，期满更换选举。两院各有院长，主持上院的是首相，下院则在议员中选拔充任。议事的方法以多数同意为准，这大概是“三人占，从二人言”的意思吧。下议院议定后，呈报给上议院，由首相署名盖印，仍然等待国王允许。国王如果提出一项建议，也必须两院同意后才施行，其慎重就是这样。

英国的上议院议员分为五类：一类是世袭爵位的勋旧，一类是新任命的公卿，一类是有职守的人如教会监督之类，一类是爱尔兰公举的大臣，一类是苏格兰公举的大臣，共四百七十九人。下议院由众人公举，人数六百五十六人，全部由民间有才德的人举选，而大小教师不举，刑审税务人员也不举，一切领取俸禄的人员都不举。因为下议院主要通达民情，久历宦途的人或许不熟悉民间的利弊，所以不能让他们填补空缺，立法可以说是周全了。下议院的权力重于上议院，凡是纳税捐款等事情都由下议院做主，上议院不过看其是否可行来决定听从或违背。开院则以半年为期，散院后遇到政事，仍可随时召集议员共同会议，而又时常考察各衙门政务有不合适的地方，发表公论刊登在新闻上，因此议员的权力极重，官员不敢舞弊营私，吏员不敢玩弄法律。上面的德行，得以向下传达；下面的情况，得以向上听闻，这不几乎有上古的遗风吗？《尚书》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又说：“众人的心志可以筑成城墙。”既然获得了民众的心，就能使民众发挥作用，否则堂高廉远，利害未必能详尽知晓，疾苦未必能了解。那怎么洞察隐情？怎么取信于众望？怎么接近刑罚搁置而期望治安呢？所以中国如果不想要获得民心也就罢了，如果想要获得民心，不设立议院就不能成功。

公议的方法，本来起源于中国，从前舜设立诽谤之木，本来设置旌旗和谏鼓，以广开直言的道路，在总章访求不足之处，这是议院的先声。而乡校议政的规制，尤其与它的制度相仿。那么现在实行议院，无异于以今复古，原本不是用夷狄改变华夏，利益所在，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

然而有人说，党锢之祸，自古最为严重，既然设立议院，那么议员就会结党营私、攻击异己，而贤能豪杰之士必定被众论所不容，所以不仅开启争竞的风气，而且阻塞贤才的道路，难道不是一种弊端吗？这种说法，我独不以为然。党锢固然足以造成祸患，但议员有不足以造成祸患的地方，为什么呢？各国定例，议员都是几年更换一次，不能终身任职。有事则采纳众论以定是非，不能强行坚持己见。那么虽然分党援引，又怎么能各自树立旗帜导致纷争呢？况且人们说足以阻塞贤才，而我说足以进用贤才。因为自从征辟的制度废除后，怀才不遇的人士未免终老于名山，如果实行议院，那么杰出的人士必定博得民间公举，一旦担任议员的职务，文章可以报国，经世济民可以匡正时局，而名望由此彰显，功业由此显赫，又有什么长才短屈的担忧呢？所以议院的利益很大，而有人认为有弊端，那就错了。

又有人说，意大利首相兰渣塞勒、英国首相格兰斯顿都对国家有功，因为不被议院喜欢，解职归田；德国首相卑士麦也是伟人，因为增加兵力不满足众意，屡次请求退休。这是议院足以倾轧政府，其害不是更深吗？回答说：这正足以杜绝专擅的弊端。意大利首相、英国首相的罢职，一定是他们的功劳掩盖不了过错，可以知道，否则议院虽然有權，怎么能剥夺无辜之人的俸禄而削去他们的职务呢？至于德国首相增加兵力的举措，被议院阻止不能实行，这正是没有专政弊端的原因。自古以来国家事务的败坏，都败坏在政令出于权门。鲁国的政令归于季氏，而公室日益微弱；卫国的政令由于宁氏，而变端随即兴起。只有设立议院与民众共同执政，尊贵如君主，尚且不能一意孤行，何况官府故旧的奸雄盗窃国家权柄，寺宦弄权，以及一切钻营奔竞的风气，从此不难全部断绝。所以议院的益处很大，而有人认为有害，那就谬误了。又有人说，议院是执政的重要地方，议员如果有过失，人们必定不敢直言。

译德国铁路受贿的案件，法国巴黎骚乱中议员获罪的案件，因为涉及议员身份而不予深究，这种风气一旦开启，议员将无所不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弊端吗？回答说：这不足以担忧。议员都是从民间推举出来的，必定是那些才能出众、不同凡响的人才能当选。如果是犯法的事情，乡里中注重名节的人尚且不做，难道会认为贤能的人去做吗？即使有人被利欲熏心，不能保持到底的德行，但议会中见闻广博的人很多，哪里容得下品行不端的人混迹其中，必定会有人纠正错误、约束过失，来声讨他们的罪行。德国和法国宽容，议员的案件确实有特殊原因罢了。否则西方国家都有议员，为什么没听说有很多犯法的人呢？为什么没听说宽恕犯法者的罪行呢？况且中国想要设立议院，还可以事先制定章程，犯法者比平民加重一等处罚。这样之后纲纪整肃，谁还敢触犯国家法度？因此这种弊端不足以担忧。

又有人说议院的弊端还有很多，比如民权过重导致权力倒置，这是弊端一；经费繁多导致筹措不易，这是弊端二；改变祖宗制度，推崇效仿西方方法，明显与国家体制有关，这是弊端三。这是利益还没见到而弊端先潜伏下来了。回答说：这是一孔之见罢了。大体上天下的事情，有利的不能没有弊端，有弊端的不能没有利益。只要能发扬其利益，制约其弊端，那么弊端自然可以转化为利益，利益不至于流变为弊端。可以知道事情只要用对人，即使是积久的弊端也可以挽回。议院真的没有弊端吗？试想事情虽然由议院决定，但如果没有朝廷批准就不能施行，怎么会有权力倒置的弊端呢？经费所需并不多，凭借中国这么大的疆域，怎么会有筹措不易的担忧呢？道理虽然长久确立，但变法贵在因时制宜。如果它对下有利于百姓，对上有利于国家，就应当毅然决然地推行，又怎么能说祖宗制度不可更改，西方方法不可效仿呢？否则轮船是西方方法，电报是西方方法，制造枪炮、纺织纱布也是西方方法，为什么没听说一概杜绝它们呢？那些过分忧虑的人，真是拘泥迂腐的见解，哪里值得谈论治理国家的实务呢？

译知白子向然青生请教说：“议院应当设立，我已经恭敬地听命了。是效法德国的制度呢？还是仿照英国的制度呢？”然青生回答说：“中国如果要开创实行，务必衡量符合时势，极力把握大局。英德两国的制度虽然好，参考斟酌后采用是可以的，但亦步亦趋地跟随它们则不可以。依我看来，应当先将设立议院的意图广泛昭示晓谕，使众人周知。随即在京城设立，并分为上、下两院，尊崇其制度，宏大规模。上议院分为六类：亲王、郡王以及公爵、侯爵等勋旧为一类，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为一类，六部尚书为一类，六部侍郎为一类，九卿为一类，大小御史为一类。下议院则命令二十三个行省，每省推举十人担任下议员，必须是人品学问兼优，才识出众，才准许入选。以三年为期，每次改选时，则命令各省地方官在堂下放置票箱，晓谕军民等人，准许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并附上保结投入票箱中。等到收集齐全，呈送给总督、巡抚，将各县所送的票箱共同拆阅，选择保荐人数多的选用十人，咨文送往议院。日后如果有劣迹，只追究保荐人的责任，这样就不会出现举荐非人的情况了。遇到军国大事，先下发到下议院辩论，以赞同者的多少来决定遵从或违背。议论妥当后，随即呈送上议院，如果上议院认为不可，则发回重议；如果认为可以，立即请示皇帝旨意施行。如果上议院认为可以，下议院认为不可，也不能施行，必须等到询问谋划意见一致，才能照办。至于外省，则适宜每县设立一个议会，公举绅士董事作为会首，凡是百姓有压抑以及地方一切利弊，都由会首查明情况，快马加鞭报告下议院会议，以期整顿。这样办理，其利益的广大，不用说了。虽然如此，只说其利，只说其益，而不说所以利、所以益的原因，那么相信的人一半，怀疑的人也一半，终究怎么能付诸实施？不得已，就实际陈述其利益所在。自古以来行政用人，都关系到国家的成败，如果耳目不广，得失利害的关键，怎么能洞察其细微？设立议院后，那么无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曲政、工政，必定集合人才力量，衡量陈述曲直，辩驳是非，可行就实行，利益固然呈现于有象；应当停止就停止，危害也泯灭于无形。有什么困难整顿纲纪而治理教化？这就是有利于明辨国政。西方人对于中国，动不动就大声呵斥要求，并非真的倚仗其兵力强大，实在是倚仗其人心整齐，而又素来知道我们人心涣散。一旦有了议院，即使大官肯受其欺骗蒙蔽，而议员必定不甘于受屈抑。他们知道我们人心如一，也将知难而退，难道还会做无厌的要求？而民教之间的龃龉，交涉中的纷争，从此可以稍息。这就是有利于巩固邦交。官员中爱民的少，剥削百姓的多，甚至残暴的官员，以至于动用非刑来害民；贪婪的官员，以至于苛刻勒索来剥民。至于民间疾苦，不像秦人看越人那样，对肥瘠漠然无动于衷，而百姓呼吁无门，竟然有激成变故的。唉！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如果设立议院，天下委屈的情况都能上达，贪官污吏不敢公然妄为，这样地方民情可以安宁。这就是有利于肃清官场常规。成为百姓蛀虫的，尤其有差役，他们凶猛如虎，贪婪如狼。平日欺压乡间愚民，纵容盗贼，私下和解命案，勒索陋规，无所不至。一旦遇到不肖的长官，他们更狐假虎威。像从前镇洋稿案中捆绑长官，浦东差役逼迫渡船夫，其凶狠可谓到了极点。议院设立后，那么门丁差役如果有劣迹，民间就可以诉诸议会，转达议院来惩治他们的罪过，难道难以摧毁这帮人的势焰，遏制这帮人的凶横。这就是有利于铲除恶役。修筑城池，修建街道，以及一切兴工动土，没有议院核准不能实行。即使核准后，而用料的多少，估价的虚实，上议员或许不知道，下议员则新起于田间，无不耳闻目见。一旦有虚报冒领，自必议驳，承办官吏谁敢以虚报干犯罪责，自然可以节省虚耗的费用，杜绝虚报的风气。其他如军需、善后各项报销，也必定核实。洋枪以二两报九两的，其老奸巨猾必定不敢再施展。这就是有利于节省度支。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全赖补救迅速，才能恢复元气而拯救灾民。现在各省遇到荒歉，不是成为十分灾象，地方官不肯上报。等到上报时，又由县到府，到司道再到督抚，辗转批驳，动辄需要十天半月。等到朝廷听闻，而满野哀鸿已不可收拾。议院既立，那么一旦有灾异，立刻可以达知议院，筹款赈抚，救济之功既迅速，灾象就减轻。少壮不至于散失于四方，老弱不至于填塞于沟壑。这就是有利于救灾祲。天下的弊病不一而足，就像积谷仓徒然供绅士董事中饱私囊，而各省局务亟宜变通更革的，又不止一端。只是因为相沿已久，整顿困难，不是卓有才识的人不敢议，而也不能议。议院创行以后，天下利弊既不壅塞于上闻，必定有人揭发伏奸，扶衰救弊，新天下之耳目。

译振奋天下萎靡不振的风气，这是有利于消除积弊的。西方各国以商业为根本，商务的得失，议院无不详细探究，因此核算没有遗漏，推行能尽获利益。中国则是官与商的界限分明，导致商务日益衰落，银钱流入外国如同水流向沟壑，这是因为没有设立议院，补救的措施受到阻碍而无法施行。设立议院后，商情也能上达朝廷，凡是振兴的方法、保护的方针，都能逐渐推行实施。官商既已结合，贸易必然兴盛，增加国家税收并掌握利权，一举就能具备多种好处。这是有利于维护商务的。百姓的根本在于农业和蚕桑，因为它们能够丰富生活、利用资源。如今中国土地肥沃，却大半荒芜不治，请问有为民拓展生计的人吗？从来没有。于是导致土地有余而人力不足，百姓缺乏储备。议院主要致力于兴利，开垦种桑的事一经议定，就责成地方官教导，官员畏惧议院的决议，此后势必竭力经营，而大利的来源可以开辟。这是有利于振兴农桑的。当今风气尚未开通，西方方法大多未曾创办。比如铁路是自强的关键计划，赞同的只有一两个人，反对的却有上百人，甚至清贵官员中不通晓时务的人，附会灾祥的说法，冒犯圣上听闻，因而想推行又停止的，已经不是一次了。所以除了天津、台湾之外，其余都没有建造，没有其他原因，是浮夸的议论阻碍了它。一旦有了议院，那么西方有益的方法，议定后事情必定执行，不是空谈所能阻止的。不久就会看到富强的事业，依次振兴，这是有利于推行新法的。由此看来，可知设立议院，不是一两个人的利益，而是千万人的利益；不是一两代人的益处，而是千万代人的益处。推行它，那么士人和百姓都会心悦诚服，治国之道昌盛光明，敌国虽然强大，也一定不敢侵犯内地，这难道不是亿万年有道的基础吗？所以说：治国的根本，不在于驾驭远方、炫耀武力，而在于开阔天下的视听，疏通民间的壅塞。

译论设立议院的好处

西方各国都设立了议政院，明确地拥有共同商议政事的机构。一国之中，议院分为两类：一类叫上议院，由宗室、勋戚以及各部大臣担任，取的是他们接近君主的意思；另一类叫下议院，由地方上德高望重、才能出众的士绅和商人充任，取的是他们接近百姓的意思。上议院的人数没有固定限额，或多或寡，根据时势增减，因为官职不必全备，只取贤能之人；任期有年限限制并定期更换，只有世袭爵位者可以终身任职。下议院的人数也没有固定限额，以土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虽然由民间公推选举，但如果选举不公，也可以废除其惯例，停止选举，以示轻微惩罚。只有下议院是政令发出的地方，事务最为繁杂，所以人员必须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标准。每天开院议事，只有在星期日才能休息。在大暑前后，则解散议院停止议事，暑气消退后再重新开庭。议院人员无论早晚，都可以面见君主。上议院的人员可以单独觐见，下议院的人员则必须集体觐见。议员的座位，与宰相大臣同心的人坐在院长的右边，不同心的人坐在院长的左边，持中立态度的人则坐在前面横向的位置。各国公使旁听者以及各日报馆的采访者，都坐在楼上。各国的规模大同小异。每当有所举措，都询问谋划，大家意见一致，如果百姓认为不便，就一定不施行；百姓认为不可，就不能强迫。朝廷与民间上下同心同德，这就是为什么在与邻国交往时，只有别人轻视我们，而没有我们轻视别人的情况。人们只看到国家富强、兵力强大、船坚炮利、人才辈出、器物新颖，巍然雄视天下，却不知道他们在用人行政方面，只是想着广开言路、至公无私，汇聚众人的意志以建成坚固的城池，能够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罢了。既然有了议院来把握政务的纲领，那么君主、宰相、臣民之间的气息就贯通了，上下尊卑之间的隔阂就消除了，全国的心志如同百条丝线，都井然有序。作为君主，只需恭敬自身、垂衣拱手即可。有了议院，昏庸暴虐的君主就无法施展其暴虐，专横跋扈的大臣就无法擅权，大小官吏就无法推卸责任，平民百姓就无法积聚怨恨，所以绝不会几代之后就灭亡，一朝之间就毁灭。中国兴盛时期，君臣贤明，喜悦兴起，互相规劝，各自抒发见解，《洪范》说要咨询庶民，《盘庚》说要咨询众人，上下交通就是通达，不交通就是闭塞，沿袭至今，君民隔绝，治理不如古代，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是目前大局，各国通商，四海一家，难以封闭隔绝。那么不得不以国际公法来约束。而想要公法足以依赖，自然应当先设立议院以通达民情。循序渐进到振兴国威、抵御外侮，又有什么困难呢？在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原本也曾以推崇效仿西方制度为任务，但往往上奏而不被批准，议论而不被施行。即使偶尔听从命令，也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施政者只是枢密府中的几个人，或者强权大臣中的一二人，偶然想到，姑且试行，而不是出自臣民万众之心。即使事情已经施行，而枢密府中如果更换了人，那么先前的命令又改变了；强权大臣中如果更换了人，那么局面又变化了。朝令夕改，昨日是今日非，命令不能施行，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曾经对众人说：想要效仿西方制度，必须先设立议院。如果议院不设立，只是夸耀推崇效仿西方制度，即使施行，也一定不能持久，而且徒然损伤元气，最终归于失败。看看近年来计划建造的铁路、筹划的邮政，以及各省的矿产，哪一样不是空谈，白费笔墨？即使有时事情即将成功，而原本提议的人或者因事调离，或者改任他职，而继任者往往不再继承其事，甚至反而推翻原来的做法，一举而全部改变。用良法美意来比喻，他们却斥责为非。拿王安石的新法来类比，唉！一个齐国人教他，众多楚国人干扰他，而想要西方制度畅行无阻，各方面都实事求是，这不是太困难了吗？必须首先设立议院，内而京师，外而各省，推广到各府、各州、各县，必须有一个上议院和一个下议院。上议院由官绅担任，下议院由耆老和殷实商人担任，秉公选举，不滥不私。凡是各种规制，都遵循西方制度，不得稍有瞻前顾后。这样，议定在下，施行在上。官员虽然有升迁调动黜退的时候，而议定则一旦确定就不改变。绅民虽然有聚散死亡的时候，而议定则一旦成就就不变更。上下互相信任，始终如一。不经过定议罢了，一经定议则事无不成，政无不举。纵然极其艰巨，何必过分忧虑？为什么呢？众人的情感已经悦服，发布命令不过是开端而已，不是出自一人的私意，而强迫万众顺从。古人不曾说吗？咨询众人，谋划一致。这就是西方设立议院的本来意图，起初没想到我中国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能效法古代，反而让西方人成为老师。我古代创立了议院，又分出上下议院的妙处，导致国家富强、兵力强大，转而凌驾于我中国之上，形成目前强弱的局势。那么我中国设立议院，固然应当急切从事，难道可以稍微延缓片刻吗？虽然想不议论，怎么能不议论呢。

中国应当开设议院说

中国自强的要务，没有比兴筑铁路、开设议院这两端更重要的了。铁路不筑

译血脉不通；议院不设立，中国的气息就不贯通。因此，想要连接东西南北二十二省的遥远距离，从而贯通血脉，方法在于修建铁路。铁路修筑之后，军事和商务各自得到适宜的处理。统领尊卑贵贱亿万民众，从而贯通气息，方法在于设立议院。议院设立之后，上层的德政和下层的情状没有不能通达的。然而，铁路的兴建，需要费用繁多且工程巨大，确实不如开设议院这一件事推行起来较为容易。为什么呢？中国自夏商周三代至今两千多年，号称礼乐文明昌盛的国家，在地球上固然首屈一指，然而富强这两方面却不及英、俄、法、美、德、奥、意、日等国。难道中国不求富强吗？国家设立官职制定法律，那些用来达到富强的方法无一不具备。所担忧的是，虚文日益盛行，真意日益消亡；忘却公义而急于私利，名义存在而实质离去。凡是地方上所有兴利除弊的各项事务，长官大多把它当作身外之事置之不理。到了万不得已而向上报告时，却又因循守旧，拘泥于条文和成例，往往一件小事，由县令太守上报到大府转达中枢机构，公文往返经过阅览，耗时经年；有时事情经过奏请下部议定回复，更多留下困难和阻滞。有人说今天的天下是胥吏的天下，朝廷正庆幸政治清明、君臣贤良，而四方不断发生水旱盗贼的变故，民生不免陷入困苦艰难的危险境地，这是因为不贤的官吏阻塞了上达的渠道，导致气息因此不能贯通。现在应该仿照西方国家的例子，开设议院，并变通其制度。西方国家的议院分上院和下院，中国则应该将官、绅、士、庶合而为一，从京城内外，到各省省会，以至各府、厅、州、县，都设立一个议院。每逢地方紧要的公共事务，定期聚集众人会议，凡事的是非可否，看签名人数的多少来决定遵从或违背。议定后上报到京城，事情必定充分执行，一概不予驳斥诘问。事情涉及一个县就由一个县议，涉及一个府就由一个府议，涉及一个省就由一个省议。那些地方寻常的公共事务，仍然由大小衙门照例详细办理。这样就在仿行西方例子的同时，不失遵循旧章的意思。概括说来，它的利益大概有几点：一是水旱灾荒能够周知民间疾苦。各省水旱偏灾，地方官多有隐瞒粉饰，直到灾象已经形成，才详细上报上级，又必须委派官员勘察核实，才能请求赈济。即使官方赈济没有弊端，但哀鸿遍野的灾民早已死于沟壑，所以十多年来各省办理赈济多依靠绅士的力量，地方官竟然好像不是他们的责任，所谓“为民父母”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如果开设议院，那么灾象的轻重、荒歉的程度、等待赈济的缓急，都由官、绅、士、庶共同商议决定，立即用电报传达到京城，使疾苦都能上达天听，恩泽自然能够下及百姓。二是盗贼窃发，不至于酿成巨大祸患。嘉庆年间的教匪，道光末年的粤匪，都是因为小患不除，导致成为大患。现在如果广东等省盗风甚盛，而长江一带的会党也难以杀尽，倘若某处蠢动，地方文武衙门或许没有据实上报，迅速剿捕，那么本处府、厅、州、县的议院就立即会议定策，用电报传达到京城以此决定方略，大概能收效快捷而节省国库。三是凡是有大的工程劳役，不至于因循拖延贻误。凡是各省河防、水利、农政、军政等重大方面，以及铁路、开矿等事，哪些应当沿袭，哪些应当革除，哪些应当兴办，哪些应当废止，只有本地的绅商士庶说得亲切而可信，让他们集会商议上报，斟酌其中，对事情必定有益。四是中外交涉的各项事务，不至于措置失当。通商以来五十多年，凡是遭受亏损的地方，大抵是地方官吏苟且了事，绅商士庶虽然明白事势，徒然扼腕叹息而无能为力。如果议院推行，那么利害得失据实陈明，虽然万里之遥如同身处堂奥之内，自然能掌握胜算，独自操控不至于被外国人愚弄。总之以上几点，足以贯通君主与百姓的气息，似乎对地方文武官员不便，然而官员中良善的人，只怕下情不能上达，上德不能宣示，必定没有所谓的不便。那些说不便的，乃是贪婪的官员、营私的胥吏罢了。这类不贤的官员，如果危害地方，那么议院也可以据实上报，即使这个官员参与会议，也没有所顾忌。因为议院的规矩，少数不能压制多数，尊贵不能压制卑贱，秉持至公，不讲情面，必须这样然后中国才可以自强，内修外攘的关键都在这里。所以我说道：铁路是用来贯通血脉的，而议院是用来贯通气息的，两者相辅而行，其效果难道不可以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