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文教部十五　报

译遍布于万国。因此，任职办事的人没有因隔绝蒙昧而产生的忧虑，从事学习的人得以获得像洗涤磨光那样的益处。还担心文章义理过于深奥，不能使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它们出版报纸的频率，有的按季度出版，有的按月出版，有的每半个月出版，有的每十天出版，有的每七天出版，有的每五天出版，有的每三天出版，有的每两天出版，有的每天出版，有的每天出版两次。国家对报纸的保护如同鸟儿喂养幼雏，士人百姓对阅读报章的喜爱如同飞蛾扑向膻味。阅读报纸越多，那个人就越聪明；报纸越多，那个国家就越强盛。这是因为只有通达的缘故。

译它对国家事务的益处竟达到如此程度。因此，那些怀才抱德的人士，有的昨天还是报纸的主笔，今天便成为执政官员；也有早上刚罢免枢密院职务，晚上就进入报馆任职的。他们在主张国家大政方针时，常常与政府互通声气，例如俄土之间的战争、德奥意三国的联盟。全世界的人，无不仰头踮脚观看《泰晤士报》的议论文，文章刚脱稿，电报已经飞驰传遍。报纸的重要竟达到如此程度。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对于报纸有禁止谗言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款，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记载琐碎旧事，采访奇异传闻，如果不是齐东野史般的荒诞之言，就是秘辛杂事，闭门造车，信口开河，对时局的艰难毫无补益，只是伤害社会风气，这是弊端之一。军事敌情，记载不真实，仅凭市井谣言，不惩罚像“三人成虎”那样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心理，凭空捏造诡诈之说，海外战场已经化为灰烬，纸上却还刊登捷报，用荧惑视听的方式，贻误大局，这是弊端之二。褒贬人物，评论近事，毁誉全凭个人恩怨，笔舌之害甚于刀兵，有的颂扬权贵作为攀附权贵的阶梯，有的指斥富豪作为行贿的凭证，行为如同无赖，道义违背善言，这是弊端之三。执笔发表议论，没有根本依据，沿袭陈旧言论，抄袭他人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趣事，记述游览见闻，意义无可取之处，言辞缺乏文采，这是弊端之四。有的翻译记录稍广，言论值得观看，删去秽杂芜乱的内容，颇知大体要旨，但借以阐发宗派风气，不出郑声志趣，虽然有断章取义的益处，未免有歌诗不类的遗憾，这是弊端之五。具备这几个方面，报纸的正道于是受到阻碍。致使国内一二自爱之士，反而视报纸为害虫，视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能施行，良法导致败坏。唉，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纸，想要恢复西方报纸的宏大景象，其形势是做不到的。西方国家的议院议定一件事，公布给大众，让报人进入院内执笔记录；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密院的举动，真相不知，更不用说外人了。西方国家的人口、物产、民业、商册，每天都有记录，翻开卷册清晰明了，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与众人共同知晓；中国则家庭六畜，没有专门机构管理，州县亲民官对于所辖民物产业，无法周全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国家的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登上报章率先传播；中国则稍微讲求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如凤毛麟角，哪里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推出新制的呢。由于这几个原因，西方报纸的优点，都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那么报纸的体例，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广泛翻译五大洲的近事，那么读者就知道全球大局，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而不至于夜郎自大，坐在枯井里议论天地了。详细记录各省新政，那么读者就知道新法确实有利益，以及负责办事人的艰难筹划，及其宗旨所在，那么阻挠的人或许就少了。广泛搜集外交交涉的重要案件，那么读者就知道国体不立，受人轻慢侮辱，律法不讲，被人愚弄，可以振奋厉行新学，思考洗雪前耻了。附带刊登政治学的重要书籍，那么读者就知道一切实学的源流门径，及其日新月异的迹象，而不至于抱着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空虚而自大了。按照这个原则实行，等待岁月积累，风气逐渐开通，百废逐渐兴起，国体逐渐确立，人才逐渐涌现，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未行之前，然而历经数百年，未曾推广，商埠开辟，沿袭旧事日益增多，劝百讽一，裨补极少，横流更加紧急，昏暗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然微薄的力量，无取于负山；但精卫填海之心，未曾忘记。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场谏言之条，私下怀着救火不趋前的愚诚，做出大声疾呼之举。被了解或被定罪，全凭当权者；如果听不进去，视为诽谤之言，摧残萌芽，拉拔嫩芽，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或许也有同舟共济的念头，艰难中孤愤，保护以成就小小的事业，那么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虽贱，也有责任”罢了。

日报论

以前日报仅在西方流行，现在则逐渐在中国兴起，然而还不兴盛。难道是因为风气未开吗？西方所行的日报，始于日耳曼，继而在英法流行。法国最初刊行的叫《闾阎隐密报》，接着当权者出示禁止。各国起初也有严厉禁令，久而久之法令逐渐宽松，人多喜欢阅读，于是随地风行，一天比一天兴盛。起初还不允许其辩论朝政，讥切时事，后来则多由退位的官员为之执笔。有时议论一出，众口一致，舆情悦服，朝廷且倚仗它作为耳目，大疑定大计，方以为龟鉴蓍草般察验。于是日报主笔之士，声望愈尊，声名益远，远近传观，惟恐或失。甚至一家日报，有一天排印十万张纸的，不仅是洛阳纸贵。而中国则没有听闻。中国开始兴起的是《遐迩贯珍》，一月一刊，执笔的是香港英国传教士。继之的是《六合丛谈》，也属于上海西洋，而宁波教士所刊的是《中外新报》，这些都是逢月刊行，日出一张的，以香港为独先。于是中国好事者认为

译每日报道一件事，确实足以警醒人心，挽回社会风气，维持世道运行，拥有表彰善行、惩戒恶行的权力。一褒一贬，比朝廷的赏罚更为严厉，所依赖的只是像董狐那样真实的笔触罢了。香港虽是一隅之地，作者却遍布四方，至于闻风而起的人，天津、汉口、上海、新加坡、槟城竞相兴起，标新立异。唉，这难道不是很兴盛吗？有人说：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就不会议论，自从日报出现，确实开启了处士横议的风气。有的公然指责官场常规，有的暗中讥讽时局，有的借寓言骂世，有的借事诬陷他人，这难道不是违背正道而行吗？不知道这些都不是日报体例所应该有的。日报这一行当，不仅没有深文周纳、曲笔隐晦，对的就指出其对，错的就指出其错，只陈述事情的原委，是非曲直自然显现。况且，日报尤其贵在公正，不能暗中挟带私怨，肆意诽谤讥讽，也不能逞其辞藻华丽、描写工巧，那些淫靡偏颇的言辞都在所摒弃。果真如此，大概就能少些过失和悔恨吧？有人说：古代的圣王，必定顺应人情，所以每一次赏罚、每一次举用或罢免，必定采纳舆论评价，符合大众意见。郑国设立乡校，子产听取其中的议论来治理政事，就是这个意思。况且人们发表议论，应当顺从大众，大众认可的便认可，大众反对的便反对，不必违背情理去博取声誉，不得通过标榜正直来沽名钓誉，不要故意迎合，也不要故意立异，这样大概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愧，在独处时面对内心也无惭。如果好恶违背人的本性，即使未必有后来的灾祸，人们也会视其为怪物。况且必定心存忠厚，隐恶扬善。君子居住在那个国家，不非议该国的大夫。即使有事实大众都知道的，也只记载事情而隐去人名，并非想要躲避祸患，只是求得心安罢了。况且《春秋》的法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诿，这其中含有深意，原本并非只是矫揉造作以显示清高，苛刻急切以议论政事。孔子不说过吗：“厌恶揭发别人短处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国武子喜欢揭发别人的过错，所以在齐国被杀”。人在世上，应当留有余地，善于对待别人，也就是善于对待自己。因此用情务必宽恕，贵在持平，憎恶邪恶虽然严厉，但不宜过于激烈。众怒难犯，人言可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更为猛烈。如果坚持主观见解，逞一己之喜怒，肆一己之辩才伤人于不知不觉，灾祸的萌芽，就潜伏在这里。那些坚持正道而行的人，尚且难以被世间容纳，何况那些捕风捉影、推波助澜的人呢！

译至于隐秘之事不宜宣扬，虚妄之辞不宜采信。如同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错误地罗列谣言传闻，毫无确凿证据，都不应当轻易落笔。一旦不慎，便类似于毁谤，即使不被他人指控，议论者也会紧随其后。喜好辱骂如同山间膏脂，狂吠不止如同疯狗，这本来就不是君子所应有的行为。当今我们尤其应当引以为戒的是，切勿谈论他人的闺房私事，禽兽般的淫乱行为，乃是末世衰败的征兆，败坏风俗、伤害风化，难道是文人应有的高雅教化吗？如果有这类内容，务必彻底删除，不要让它扰乱我们的笔端，有损阴德。我们应当谈论的，在于当今的急务罢了。凡是边防、海战、开采矿藏、修筑屯田、富国强兵、振兴商业、训练军队、讲求武备、整顿弊政、搜求疲敝、联络外交、充实国库，这些显著的大事，都对国家家庭有益，能够透彻理解古今的要务，就应当急切地加以论述。我们儒家在当今，既然不能获得功名震动世间，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就应当用言语规劝世人，将惩戒与劝勉寄托于因果报应。凡是诱导向善、惊醒愚昧、劝勉忠诚、教导孝顺、征引古事、印证今事、警示后人、惩戒前人，手持木铎而宣扬教化，棒喝当头而严厉警示，这本来就是我们儒者分内的事。怎么可以推卸给他人呢？其他如表彰贞节、颂扬美德、彰显贤人、阐发幽微，使之成为楷模，互相感化，这也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如果想要罗列日报的内容，体例大概就是这样。世间固然不乏像龙图、涑水那样的人，但也必须有学问、器识、德行来辅助，这才算是全才。这是我对同仁的期望。

论日报的好处

考察中国向来只有宫门抄、邸抄、各省辕门抄，也不过是记录内廷的谕旨、大吏的奏章以及官阶的升降、仕籍的高低，其他方面则不涉及。等到道光、咸丰以后，各口岸通商，上海一地虽然狭小，实为中外荟萃之地，一切军国政事、风俗人心，留下了古今未有之新局，没有哪一方面不可以广见闻、增才识、资助文人的考究、开拓名士的胸襟的。只是可惜当时风气未开，只有西报用英法文字翻译中外交涉的文件，中国人士未免有向隅之憾。于是字林西报的主人慷慨有志，分设字林西报，凡是当世的硕彦名儒，都聚集在这里，便能够力持清议，不随波逐流，掌握笔削之权，寄托劝惩之意。其次的则分驻于各省府厅州县等地，负责采访事务，凡是有益于民生日用、性命身心的，偶尔没有不记录的，记录了没有不详细的，所以四海之内都称赞其便利。又在上海增设申报、新闻报、七日报、万国公报等，其他省份如直报、津报、汉报、阞报（应为“蜀报”或类似，此处依原文音译或保留）、中西报、博闻报，都在上海报纸倡导之后接踵而行，并将一切紧要电报及泰西各报的军国大事翻译摘录，其中能使士人不出家门而知晓今日五洲大势，不得不急切寻求思患预防之策，那么日报的好处岂是浅薄的吗！只是日报也未必有利无弊。曾经观察日报所载，大抵得自传闻，往往喜欢使用过分的言辞，多作夸张的语句，不仅中国日报如此，各国日报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偶尔推究其原因，才知道其言论并非没有缘由。中外如有交涉之事，其中宜和宜战、宜守宜攻等事，自有总理大臣主持全权，如果日报仅可作为见闻的辅助，断不可作为决断的依据。因为日报本有放言的责任，一切兵凶战危、成败得失的道理，都置之不问，假如遇到商务阻挠及利权亏损之事，或者开启衅端，那么日报必定夸张其词，认为这样则明显违背条约，应当以理责之，否则应当以兵威慑之，也足以彰显公论、张扬国威，幸而战胜，是先见之明，这是言论的功劳；不幸而败，是主将的过错，不是言论的罪过。所以说言论很容易，这是日报的弊端。日报所言，人人共见。机密之事不严密，尤为兵家所忌讳。所以上年日本人发动战争时，将国内报纸一律封闭。后来日本君主驻兵广岛，以督战务，曾经命令各报主笔以及访事人等进入军营，以备询问。实在是因为报中人阅历多，则思虑日益深入，发表议论，自然能超出于寻常万万。中国则不然，日报所言，本被视为无足轻重之事，便见到有官吏的不法行为，而直书其事者，则报纸必被查封，主笔必遭诉讼累赘，原本不在于事情的虚实真伪。就像去年冬天强学会报停歇，可作为前车之鉴，怎么可以不考虑呢？我私下认为中国的日报，不仅不知忌讳的人不可做，不识情面的人不可做，而且不肯逢迎权贵、不能阿附势豪，以及不善趋承地方有司的人，都不可做。所以中国做报纸的人，不敢自标其名，反而假借洋商之名以求保护，又怎么期望收到日报的好处呢？然而日报终究有益于国家。曾经听说英法两国，曾以日报所言作为众恶必察、众好必察的地方，取以为准则，而不敢有所违背，就是这个缘故。又考察古代太史采诗以观民风，大概就是今日报纸有访事的缘故。可惜中

译国家拘泥于古代成法，风气尚未完全开通，导致民间情况无法向上通达，朝廷的告示无法让百姓普遍知晓。如果将来日报广泛流行，全国各省、各府、各厅、各州、各县都设立报纸，那么中国人的见识必定会日益精进深入，追求日益高尚，我知道这一定是没有止境的。只是主办报纸的人也必须熟悉国际公法、通晓西方惯例，这样才能对外国的时事、异国的习俗风尚也详细彻底地了解，评判其中的得失，刊登在报纸上，那么怎么会有得不到益处的情形呢？

译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益处。天下治乱的关键，只在于上下之情是否通达罢了。就我浅陋的见识而言，应当与报纸相辅而行、互相获益的事情，大约有几点，试着为识时务的人提供一个计策。

第一，可以采纳议院制度。考察西方各国，无论是君主国、民主国，还是君民共主之国，都有上下两院。上议院以公侯世袭者为议员，下议院以百姓公举者为议员。凡是遇到军国大事，往往先召开上议院，由上院议员集议，然后再召开下议院，由下院议员集议，必须众议一致，才可以施行，这也如同中国“众好必察，众恶必察”的意思。如今中国有事，只召集朝廷大臣集议，天下尽有才智之士，怀抱非凡抱负的人，常常想一抒己见，以供当权者采纳，却终究不能实现，这不是中国没有人才，而是中国不能善用人才。如果为今日的中国谋划，那么上院议员还可以暂缓，因为外国也有废除上院议员的说法，不如专门举荐下院议员，作为公论的归依。像英、法各国，常常采纳日报上所发表的论说作为折衷，又去年日本发生战事时，也曾举荐报纸的主笔以及采访人员作为下院议员，实在是因为阅历之深、见闻之广、议论之精，确实没有比日报所言更好的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可以推行邮政。中国向来只有驿站，不过是传递公文、传达简札罢了。西方则设立邮政，不仅利于国家，更能方便百姓。凡是有信函，不论缓急，都可以代为递送，时刻无误。然而如果有与国家民生大有关系的事情，也只有信息灵通罢了，未必能广为传播。所以凡是遇到重大事情，必须由邮政局寄送到各报，记载在各报之中，各报也可以由邮政局寄送到各处分售，使看报的人无不明白其中缘故，这难道不是邮政的好处吗？

第三，可以振兴商务。中国地大物博，材用繁多，不可尽述，都可以制造器具，运往通商各港口，以拓宽生财之道。如江南的白米棉花，山东的鱼盐丝漆，山西的竹木石炭，江西的夏布瓷器，以及关外的皮货，四川的药材，如果能够兴贩获利，必定丰厚。所担心的是，一切生意章程、税关则例，人情的喜好差异，货物的出入多寡，固然要依靠经营的善巧、会计的精明，绝不是局外人所能推测的。所以必须有日报来记载，那么早晚的时价，中外的出产，没有不尽知的，而人人都可以掌握囤积居奇的计策，谋取利益的谋划了。还何必担心商务不能振兴呢？

第四，时事可以听闻。如今中国处于天下中心，东面逼近英国，西面耽于法国，南面注视俄国，北面俯瞰德国，有岌岌可危之势了。纵然改变从前萎靡的习气，谋求今日的富强，未免已有鞭长莫及的忧虑，难道可以因循苟且，依然如此吗？所以我认为值此无可奈何之时，想要做万不得已的计策，不如先在中国各省府州县等处各设报纸，凡是有利可兴、有害可除的，都必须记载在各报中，一定要使人可以效法、可以警戒，看的人顿开茅塞，上下没有隔阂的忧患，利弊没有混淆的祸患，民心既已稳固，可战可守，而各国即使有不轨的阴谋，也易于觉察，防患于未然，弭乱于无形，都有赖于日报中的一言。其功劳难道浅薄吗？

以上四点，确实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情。我不聪敏，学问不贯通古今，才具不具备经世济民的能力，怎能担当此重任？勉强承受主上恳切的心意，在此待罪，已经将近半年了。现在我自愧无能，恭敬地辞去这个席位，以等待后来者。千万不要拘守成规，把拾人牙慧当作才能，应当对各省各府各州各县的风土人情，一一详细分析说明，写成论说，凡事有益于国家的，不回避苦口婆心，不畏惧繁琐言语，即使触犯逆鳞，也不顾惜。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从此报纸的发行日益扩大，主笔的功劳也日益深厚了。我拭目以待。

开设报纸的议论

古代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诵读诗歌而了解国政，专门设立太师的官职来主管此事。诗歌，就是现在的新闻报纸，上自政教，下至风俗，无不详尽陈述。虽然经过孔子删削，但百姓抱着布匹，寡妇握着粟米，士人感怀佩巾，淫巫野舞，驱狼打猎，赠送芍药、逸游，琐碎的事情都可见到，这如同新闻报纸记录琐碎新闻一样。其中《鹿鸣》宴请臣子，《皇华》出使，《车攻》会盟，《江汉》征伐，《斯干》考宫，驷马畜牧，如同新闻报纸记载时事一样。只是古代削简繁难，所以用韵语表达，以便简约易传。如果像汉、唐有纸笔，宋后有刻木，近今有石印，自然必定推演得更为详细，不必限于韵语。太师派人采诗，如同现在的探事人。每个国家都有太师，古代万国，就是一万份新闻报纸。所以国君及士大夫可以坐在一室而知晓四海，妇女女子也识文字而习辞章，所以

译耳目通达明察，邪恶之事就难以发生，宣扬上级的德行并沟通下层的民情，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就是依靠这个。如今外国自从明末开始设立报纸，无论是本国人民的风俗习惯，还是外国的军事政治国家大事，以及天文地理的新知识，军械轮船的新式样，只要一天有新内容，人人都能知道。因为这种风气盛行，上自国家君主，下至士兵妇女，没有不乐于观看的。现在查考外国的报纸，美国有九百六十二家，德国有五百六十家，英国有一百六十九家，法国有一百二十八家，意大利有一百零五家，比利时和荷兰有九十四家，其余欧洲各国共有二百五十家，美洲小国也有一百一十五家。那些规模大的报纸，比如英国的《大吾士》（The Times），每天发行七万张，所以能够使得下情没有阻塞，邻国敌情互相知晓，见识日益广阔，人才日益增多，西方富强就是依靠这个。我们中国的邸报设立已有千年，本来远远早于西方报纸，只是没有推广开来，采集诗歌以了解民情的方法也没有继承恢复，导致上下内外信息堵塞罢了。百姓的隐情无法上达，人才日益愚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能够运用我们采集诗歌的方法来达成富强，我们却不能推广我们采集诗歌和邸报的方法而导致愚昧衰弱，这实在不是好计策。如今公卿士大夫是政令发出的地方，但他们远的不通晓外国的情况，近的不通晓各省的事务，大的如筹划军国大事，既茫然无知，在订立条约划分边界时，自己割让土地却不知道，甚至达到上奏章见于公众议论的地步，也依然荒谬浅陋。至于官吏制造弊端，奸诈欺骗小民，百姓遭受痛苦，因为耳目接触不到，如同隔着异国。有志之士虽然想要留心关注，却无处施展耳目，只能依赖上海报纸和路上的传闻罢了。如同坐在枯井里空谈天地，以此处理政务，不也太难了吗？至于知识分子，除了八股文和四书之外，曾经一无所知，甚至认为词章英华，把四川当作近海，说日本靠近安南（越南），靠近星架坡（新加坡），这类错误，不胜枚举。小百姓除了家乡井邑以外，愚昧无知，仅仅像牛马一样。在这样的地球交通、强邻四面逼近的时代，怎么能不被欺侮呢？用智慧治理愚昧，是天理。古代诸侯万国，有万种报纸，如今各省州县，都应该命令设立报纸，以传达百姓隐情并开启百姓智慧。本会先开设报纸，其体例有六项：一记录谕旨奏折；二记录京城掌故时事；三记录各省百姓隐情、官吏政绩、水旱灾害、盗贼情况；四考察地理边防事务；五翻译外国报纸、外国政治事务、地理风俗；六附带论说。其余商业琐事，暂且暂缓涉及。其好处也有六项：一士大夫可以通晓中外情况，见识日益广阔，人才日益干练，这叫广纳人才；二公卿耳目逐渐开阔，军务敌情逐渐熟悉，办事立约不至于大错，这叫保全疆土；三变法应当顺应人心，人人都认为正确，那么政令就像流水一样顺畅，这叫辅助变法；四士大夫整天忙于公务，其余时间应酬没有空闲，读书有报纸则每天一张，各学堂都有，日日增长，这叫增加学问；五更加畏惧上级听闻，不敢作奸犯科，这叫消除舞弊；六小百姓的疾苦全都知晓，这叫传达民隐。有这些大利益，应当立即推行。由此推广到各省郡县，那么天下如同一家，中国如同一人，对于风俗教化的益处就大了。

译论通晓民情，没有比日报更好的了。

今天的天下，与夏商周三代的天下大不相同。今天天下所推行的事务，也与三代圣人所推行的事务大不相同。然而有一件事，即使把三代的圣人从九泉之下唤醒，他们也必定认为可行而推行它，只怕不够尽力，这就是今天所推行的日报。日报的作用，在于沟通上下级之间的情意。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下级情意不通更大的了。下面有极其痛苦的政令，上面却不知道；下面有邪恶的人，上面却不醒悟。积累久了，很少有不酿成祸乱的。古代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一定把求通民情作为首要任务。所以黄帝设立明台来听取议论，尧有衢室来询问民意，舜有表彰善行的旗帜，禹设立谏鼓并准备讯问的设施，周文王听取百姓的诵读，子产不毁坏乡校。《风俗通》记载，周秦帝王在每年八月派遣轻便的使者，采集各地的方言异说，回来后上奏，收藏在私室中。召穆公说：“治理百姓的人，要让他们畅所欲言，百姓认为好的就实行，百姓厌恶的就防备，那么说话的人就没有顾忌，而君主实际上借此来完善自己的政事。”三代以上，君王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的疾苦，不下堂就能了解四方情况，正是这个缘故。日报的设立，始于西方，起初并没有求通民情的意图。然而百货的聚散，市价的涨跌，无不详细记载，那么商务的盛衰就可以知道了。器用的精良与粗劣，技艺的通达与阻塞，无不全部刊登，那么民俗的勤勉与懒惰就可以查考了。里巷的歌谣，民意的向背，无不全部记录，那么官吏的贤良与否就可以察明了。况且，采访新闻的人遍布各国，大官所在的地方，按惯例可以递名片见面，拿着凭证询问。如今京都、保定等地，常有《泰晤士报》的采访人长期驻扎在那里，因此各国的朝政得失，军队的举动，无不全部听闻。而该报每天的发行量达到三十万份，也是各国报纸中首屈一指的。而主持报务的人，都能秉持公正之心，有贿赂不能动摇的操守，又通晓治乱之道，熟悉历史典故，每发表一篇议论，足以解开难解的结，消除古今的纷争，穷尽事物的情理，探究中外的变化。所以从上至王公，下至妇女，无不全部阅览。朝政的张弛，常常系于日报而决定轻重。而报纸的主笔人，也往往有被提拔到朝廷做官的。上下情意，息息相通，正不仅仅依靠瞍赋蒙诵、百工进谏、庶民传语，而由君王斟酌而已。日报这一件事，浅显地说就是道听途说的空话，深入地说就是褒贬予夺的清议，如果不加详细谨慎，信口雌黄，遭到别人的驳斥，还算是小事，深怕怨恨毒害所中，如果没有天罚，也必定有人祸。大凡主持这件事，有两件绝对不能犯的，有四件应该戒除的，有一件不必迁就的：高兴就赞誉，愤怒就诋毁，颠倒是非，传闻失实，这是第一件不能犯的；与人偶然有嫌隙，就逞用笔刀，公报私仇，让人难以忍受，这是第二件不能犯的。事情涉及男女，故意加以装点描摹，淫秽如同秘戏图，这是第一件应该戒除的；暧昧的事情，疑似的案件，偶然根据传闻，说得确凿无疑，这是第二件应该戒除的；朝廷机密，军国重大情况，有伤国体，故意加以张扬，这是第三件应该戒除的；攻击诋毁其他报纸，不遗余力，对事情无益，徒然惹人讥笑，这是第四件应该戒除的。至于官场的事情，事情确实好的，就跟着咏叹它，长篇大论地赞扬它，即使赞誉超过了实际，也不失为尊重上级的道义；如果事情是不利于百姓的，五尺高的童子都知道不可以，却还拘泥于“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的道义，缄默不言，那么所依赖的清议又是什么呢？这绝对是不可迁就的。然而有人说：近来中国风气逐渐开放，报纸日益增多想要兴起，报务必须详细记载别人所详细记载的，才足以使看报的人没有陈陈相因的讥讽。不知道这是作文的方法，而不是日报的体裁。日报是供雅俗共赏的，必须使其他报纸所有的，我也有；其他报纸所没有的，我能增加，那么读者趋向它的人就多而信任它深了。还何必另外寻求好方法呢？

论日报对商务大有关系

天下善于写文章的人，不拘泥于本题，一定要从题目的四面八方去想，然后生发才不穷尽。天下善于经商的人，也不拘泥于本业，一定要从业的四面八方去想，然后营销才更加广阔。司空图《诗品》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天下是中外通商的时代，而中国商务有的地方不如西方，有人说这是因为西方尊重商业、保护商业所致，这话是对的，但实际上不完全如此。我们中国三十年来，既然设立了通商大臣和衷督办，而在捐税两项上，也随时斟酌，所在的局卡有的裁并合并，期望商民没有病痛才停止，何尝不重视商务呢？那么为什么有不如西方的地方呢？回答说：这没有别的，区别在于商情的通与不通罢了。所谓通商，就是没有阻滞、没有蒙蔽的意思。财货不通，这就叫阻滞；消息不通，这就叫蒙蔽。西方商人担心这样，因此特别设法来消除这种弊端，不仅财货没有不通的，就连消息也没有不通的。轮船、火车载运便捷，这是通财货的方法；新闻日报广泛刊登告知

译“白”，这是沟通信息的办法。财货是它的实体，信息流通是它的作用，一实体一作用，两者本来不可偏废。然而从商业规律来说，信息流通比财货更为重要。世上有人遇到不该借贷的财物却去借贷，不该囤积的货物却去囤积，这都是因为信息闭塞造成的。因此，西方商人都重视日报，日报的内容上至朝廷政事，下至民间情况，中至商务活动，无所不载。商人阅读日报，既可以审时度势来决定经营的扩张或收缩，而其获得利益的方面，尤其在于广告这一项。别人有什么货物，我不知道，一旦刊登在日报上我就知道了；我有什么货物，别人也不知道，一旦刊登广告别人也就无不知晓。而且市场行情有兴衰，物价有涨跌，不可能敲锣打鼓向国人宣告，而通过刊登日报广告，一张纸就能像风一样传播，无论千里万里之远，顾客因此而来，商号因此传扬。更有专门设立商报来记载商务情况的，还有将日报中的广告分发到火车上、轮船中，以及繁华街道、广阔园林之间的，大抵是为了招揽顾客、宣传商号，以此代替招贴画。招贴画不能经常张贴，而广告却可以经常刊登；招贴画不能张贴而广告却可以传播。所以与其张贴招贴画，不如刊登广告，办法最为便利，用意最为周全，一切因信息闭塞造成的弊端，不足以让西方商人担忧了。没有信息闭塞自然没有阻滞，怎么能不日益见效呢？中国向来没有日报，自从与西方通商以后，风气逐渐开通，上海、香港的中文报纸日益兴盛。到了近年，石阡、天津、广东各省各地，中文报纸相继兴起，到处都有，官员、绅士、商人没有不喜欢阅读的，用来开阔见闻，而广告这一项的利益，已经在市场人群的心目中显而易见。像上海、像香港，这两个地方的报纸最多，广告也最多，大商行小店铺，几乎千人一心，惟恐自己的名字不登在日报上。他们难道是真爱博取虚名吗？实在是认为谋求大利，不计较小费，既然知道广告对生意有益，就不吝惜刊登的费用。现在拿各港口的商业情况相比，终究要逊于香港、上海一筹，中西商务的优劣，可以由此推断。虽然如此，这并非不可效仿的事情。如果其他省份贸易兴盛，店铺繁多，应当有不逊于香港、上海的地方，假如时常在日报上登录各种货物的行情、各地的市景，各种广告鲜明地陈列在报纸中，这难道不是风俗转变的契机吗？期望各省有报纸的地方，都能这样，那么中国商务的兴起，就看这一点了。

译论中国适宜官方设立日报

日报的设立，是仿效西方国家的。查考其最初设立时，每个国家也不过几处。后来人们都认为它有益，创办的人越来越多，报纸也越推越广，日益增多。大国以千百计，小国以百数十计。设立之后，中途停办的很少。虽然是笔墨生涯，盈利不多，但却是只增不减，日新月异。这是日报在西方通行的明显功效和确凿证据。中国自通商以来三十多年，也有报纸的设立，如香港的《循环》《华字》《维新》等报先创设；接着兴起的是上海各日报，后设立的是广州的《广报》、天津的《时报》，以及新加坡的《阞报》《星报》等，无不流行更广。手持一份报纸，简直如同家家户户传诵。而报纸收入，也足以支付经费。然而报纸仅流行于通商口岸，而在内地各省，尚不能普遍推行。以中国之大，仅有六七份报纸，而中国人，从上到下，从早到晚，忙碌匆忙，只倾听新闻，只征询日报。上至中枢机构的施政措施，大官员的委派探查，也都把日报视为最紧急的事务。既然已视为最紧急的事务，那么为何不在京城及各省由官方设立报纸，各自以地名命名，这更是当务之急呢？现在将官方设立日报的好处，详细陈述如下：大概报纸的宗旨，不过是为了使上下不致隔阂。上级听到善言而嘉奖，下级畏惧清议而知羞耻，犹如上古木铎巡行、輶轩采集民谣一样。我认为对官民尤其有益的，莫过于刊登告示这一项。凡是官府发布禁令，或为地方创办一事，上至督抚司道，下至府厅州县，必先张贴几份告示，使百姓周知。而这几份告示，或贴在墙壁上，或糊在木板上，一经风雨剥蚀，便飘荡无存。况且告示只有这几份，却想让绅士、商人、士人、百姓无不都知道，不也很难吗？假如将告示刊登在报纸上，不啻有几千万张告示，禁令更加森严，百姓易于知晓，这是第一个好处。罪大恶极的犯人，追捕不到手的，将年龄相貌和悬赏金额登在报端，使全国都知道，那么这些人无处藏身。那些不法之徒，知道犯法终究难逃法网，从此收敛不敢作恶，可以收到政简刑轻的效果，这是第二个好处。日报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无不详细记载，以及物产的有无，种植是否适宜，何处还有荒地可以开垦，何处还有财源可以疏通？其他如农田收成的丰歉，商贾贸易的盈亏，都应当查访清楚登报，使民间疾苦无不向上反映，政府得以全面了解，这是第三个好处。中国每苦于人浮于事，近来更甚。谋求职位的人，若非得到当权者的来信，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甚至有登告白以拒绝求荐者的。谋事之难，于此可见。如果报纸设立，各省不下数十处，合两行省计算，不下千余处。每份报纸主笔以下的各职位，可以从正途候补人员中考较录取委用；司账以下的各职位，可以从异路候补人员中酌量委用。而各处采访新闻的差役，即责成地方佐杂等官员。每份报纸的新闻，凭以钤记。这样则信而有征，可免数万人流泪叹息。这是第四个好处。外文各报所登各事宜，责成中国洋务局员，随时翻译登在报上，使天下无一人不了解洋务。外洋制造日益新奇，应当随访随登，不使积压，致有明日黄花的讥讽。使阅报者在涉猎之余，循序渐进地了解外国情形，洞若观火。如果能随时留意，融会贯通，即为当今第一要务。这是第五个好处。近日聪颖子弟常在私塾功课之余，喜欢阅读日报，虽对正课无益，但对物理人情可以知其大概。谚语说：久看新闻纸，不通也会通。等到将来成才，可免一物不知的耻辱。下至庸夫俗子，仆役妇女，其中能识字的，也无不阅报，可使普天下之人皆受诗书之气的润泽。这是第六个好处。种种利益，指不胜屈，又何必犹豫而不做呢？至于报纸如何择地，机器物料如何筹备，章程如何核定，应当斟酌中西通例，期望在物理人情上恰当而无不合，那就尽善了。愿中国当局诸公及早谋划。

扩充报务议

日报之法创自欧洲西方，初行不过一两国，一国不过一两种。现在则阅报者愈众，报纸也愈多，每国多至数百家，每日售报纸多至数百万张。如果是无益于人的事，又岂能如此日新月异兴盛呢？虽然报纸名称不一，但用意立法则皆相同，无论政事的得失，商务的兴衰，军旅的强弱，民情的向背，物产的优劣，上自政府机谋，下至百姓细事，无不笔之于报，使国人一览而周知。西方人士男女无日不阅，亦无人不阅，即使手胼足胝的劳苦者，也必每日买一张纸，阅毕后下田耕作，大有牛角挂书带经而锄的意思。所以智慧日开，聪明日辟，工艺则精益求精

译人才精干，也愈发兴盛。起初只知道本国的事情，如今则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起初只知道大概的事情，如今则细微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再加上铁路往来迅速，电报消息通达灵敏，一天之内，人们都以先看到消息为快，这就是西方人之所以能独占风气之先的原因。

中国向来只有京报，所载内容除了皇帝诏令之外，只有朝廷的重大典礼、百官的升迁降职，以及内外臣工的奏章。阅读的人除了京城内外的各衙门之外，只有做官的士大夫家庭每天备有一册，其余的商人和百姓，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有的人从未看过，甚至不知道京报是什么东西，难怪百姓安于简陋无知了。

通商以后，风气日渐开通，见闻日渐广博，日报的风气逐渐波及中国，中国人也渐渐喜欢阅读报纸。不仅外洋的事情时常有所听闻，即使是一国之内，过去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情，如今都能看见听到了。所谓的京报，如今也刊登在日报之中，阅读报纸的人即使觉得与自己无关，也没有不看一看的。日报对人的益处，难道是很小的吗？

可惜推行得还不够广泛，风气还没有完全打开。就中国四亿人口来说，如果每四百人中有一人阅读报纸，那就有一百万人读报。识字的人难道只有每四百人中一人吗？然而如果真能达到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读报，将一百万张报纸按省份分配，那么每省可以销售四五万张，一份报纸每天能销售一万张，足以支付开销。一省之中可以设立四五份报纸，也不必都设在省城。一省之中都有水陆交通的要道，如江苏的上海、直隶的天津、湖北的汉口，都可以设立报纸。

然而现在只有上海的三份报纸以及天津的《直报》、汉口的《汉报》，虽然各报销量多少不等，但合计每天不过四五万张。想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报纸上的事情，不是很难吗？而且不仅天下人不能全知道报纸上的事情，报纸只有这么几份，销售的报纸也只有这么多数，执笔的人只有这么些精力，采访的人只有这么些见闻，又怎么能将天下的事情全部刊登在报纸上呢？

上海的报纸销售范围不可说不远，无论各省都有售卖的地方，即使海外有华人的港口，也按期汇寄。然而销售范围虽然远，也只能在轮船往来的地方寄售。如果船车不便的地方，读者既无处购买，报社也无从寄送。不仅是穷乡僻壤，从未有报纸映入眼帘，即使是各省的各衙门，也未必都能阅读报纸。风气虽然开通，但未能推广。将中国的事情尚且不能周全知晓，却想谈论洋务，这就像不出家门的人，不知道乡里街巷的东西南北，却强迫他跋涉山川、经历险阻，能做到吗？

如果能在各省设立报纸，如浙江叫《浙报》、陕西叫《陕报》、云南叫《云报》，本省的报纸卖给本省的人，容易周到。本省的人阅读本省的报纸，也不至于迟缓。况且本省的人采访本省的事情，刊登在本省的报纸上，那么事情会更加详细确切。至于其他省份的事情，则各报馆互相阅读报纸，以有易无，将天下每天的事情，在几天之内各地都能周全知晓了。上海是通商要道，消息最灵通，外洋的一切情形，各省的报纸不能不采集上海的报纸，而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而采集各省的报纸，就不必另外聘请采访人员了。

译前月二十九日，本报记载了西方学者李提摩太在京师创办日报一事，在京的高官们都深以为然。敬闻皇上也非常赞同他的提议。近来听说已在京报房中印刷，每日出版报纸。京师是首善之区，有西方朋友开创先例，各省必定会有人效仿。苏州、杭州等地又将开辟商埠。日本人凡事都模仿西方方法，而且在谋利方面比西方人更甚。商埠确定之后，恐怕日本人会先设立报纸以沟通中国与东方的消息，并借此谋求华人的利益。那时华人开始想设立报纸，就已经落后于日本人了。关心时务的人，认为我的说法对吗？

论都中创行公报事

中国近世的弊病，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通”。所谓不通，不是指文人墨客笔下不通畅，也不是指当权者胸中不通达，而是指朝廷与民间、内部与外部、上级与下级、尊贵与卑贱之间，形势背离而情感隔绝。夏商周三代以上的治理，君主英明臣子贤良，都具有一致的德行，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君子从事脑力劳动，小人从事体力劳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相互依存，这就是君主不特别尊贵、百姓不特别卑贱，从而成就长久和谐太平治世的原因，其实也就是“通”罢了。通畅就没有阻塞，形势相互联通就没有拘束牵制，情感相互归属，于是自成周代以来，由崇尚忠诚质朴变为崇尚文饰，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经礼三百条，曲礼三千条，在当时因时制宜增减，是不得不然，但自从周代末年文饰过度以来，就再也无法恢复崇尚质朴忠诚的旧俗了。历经汉、唐、宋、明各代，礼制文饰愈发完备，真诚之意愈发淡薄，几乎不知道圣人所说的“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有识之士感叹世道变迁的原因。降及当今，疆域比前代更广，人口比前代更多，虽然缺官现象并未远远超过前代，但自从捐纳、保举两条途径与正规途径并行，冗员也比前代更多，而一切拘束牵制、阻塞不通的弊病就变本加厉，固结不变。古称开辟四门、明察四方、通达四聪，是君主之道，必须能了解人，然后才能安定百姓。如今天子深居宫中，所接见的只有亲近的高官，其他偏远低微的臣子，只凭长官的举荐弹劾来决定升降，这是君主与臣子不通。古代担任宰相的人，吃饭时多次吐出食物，洗头时多次握住头发，一天之内举荐七十二位贤士来侍奉君主，这是大臣应尽的道义。如今在内枢部诸臣不能全面了解下属官员的贤劣，在外督抚诸臣不能全面了解属员的贤劣，推及京官与外官，声气不能完全呼应，文职与武职，名分不相统属，这是臣子与臣子不通。古代天子五年一次巡狩，春天视察耕作以补充不足，秋天视察收获以帮助匮乏，因此周知民间疾苦，政通人和。本朝圣祖、高宗屡次南巡，成为盛典，当时虽然是为了河工、海塘等重大政务，但民间一切疾苦因此上达天听，且在所经过的各省，每次减免粮漕，百姓蒙受恩惠，形成盛世。如今久未举行时巡之典，只有近畿百姓偶尔得以瞻仰车驾，此外四方水旱盗贼，有司奏报难免讳饰，这是君主与百姓不通。古代大吏巡视辖区，地方利弊赖以兴废。至于有司作为亲民之官，凡是劝农问俗，凡是宣扬上德、通达下情的事，都视为当官的责任、切要的计划。因此官员视百姓如婴儿，百姓视官员如父母。如今长官位处尊优，宰官意在粉饰，民间有事控告官员，尚且不能秉公讯断，又哪里有空询问百姓疾苦？这是臣子与百姓不通。以上不通之弊有四种，虽然本朝列圣相承，制度典章灿然完备，但如今都视为具文，不能循名核实，原因就在于此。为今日计，要使朝野上下联其势而洽其情，没有比日报更紧迫的事了。日报盛行于泰西各国，实际上是古代中国郑人在乡校议政的意思，而在各国都城尤其众多，这更是古代圣王采诗观风的遗意。中国仿行日报已二十余年，南起粤岭，北达津沽，先后设立，而在都城尚缺。如果有，是从西儒李提摩太开始的。本月初二，日本报译本《字林西報》说，近日都中有数十名翰林，与李提摩太商议创设《万国公报》，在京报房刊印，每日出版一册，共六页。这真是开风气之先者。此报既设，那么凡上海、直隶、岭南、香港、澳门等处的报纸，都可以观察其会通行见，由都城推广到二十三个行省，其势无不联，其情无不洽，差不多君臣与百姓可以洗去壅遏拘牵的习气，然后以此施政，既可效法古代也可适宜当今。他日风气大同，中西合为一室，那么地球上更没有不通的声教了。通识之士，当不会轻视此言。

新闻纸论

如今博览群书，见闻日益广博；纵观经史，耳目日益更新。而更有在书史之外，可以扩大见闻、更新耳目的，莫过于新闻纸。新闻纸的设立，上自朝廷政事，下自百姓政事，以及各国近事、各处教事，凡是有关于世

译那些致力于宣扬身心言行益处的人，无不全部登载。对于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执笔寄托劝善惩恶之意；不诋毁也不吹捧，持论秉持公正的评价。因此，从事记载的人，如果不具备优秀史官的才能，就不能承担创办报纸的任务。在古代盛世，夏朝的谚语、周朝的语言，学士尚能传述以观察风俗，使者不忘采访民情。言论如果符合事理，哪里见得草野之人的意见不能进献呢？这报纸，采集珍贵的资料，汇集成几卷佳作。宏大的论述和长篇大论，固然足以展现文人的华丽辞藻；即使是街头巷尾的议论，也可以考证各地的方言习俗。报纸的设立，它对人的益处难道不丰富吗？因此，得到报纸阅读，那么上至国家的事务，下至各地港口的事务，以及时势的得失、货物的涨跌，没有不能全面知晓和透彻理解的。所谓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大事，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有了报纸的设立，下情得以向上通达，不至于百姓疾苦难以申诉；有了报纸的设立，上谕得以向下告知，不至于政事多有隐瞒。它用来沟通上下之情，增进见闻之益，还有什么比这更快捷的呢？西方国家的报纸，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力，似乎不足以轻重。然而纵观时事，目睹时局艰难，其立论非常公正，其议事非常恰当，不回避权势，不畏缩奸恶豪强。如果有不合情理之处，都能从容议论，寄托规劝之意。陈述事势的关键，内容质朴而不粗俗，曲折而善于表达。所以说：如果不具备优秀史官的才能，不足以承担报纸的任务。况且儒生立论，劝善惩恶，有的寄托在诗中，有的写成文章，有的发表在野史中，劝忠抑邪，褒善贬恶，也娓娓动听。然而仍不如报纸所载近事足以验证，士农工商都可以阅览，其劝诫作用更为广泛。中国素来被称为声名文物之邦，但在报纸的设立方面却很少见到，上下隔绝，情意不通，民间疾苦不能得知，朝廷政事和官吏措施的是非得失，也有所不能分辨。虽然有上谕颁行，京报发布，百官升迁，太史陈奏之事，然而，也只有缙绅、世家、衙署、幕僚才能全面阅览，而平民百姓对于京报也很少能完全看到，这就是公报不可废止的原因。现在朝廷将边疆重任寄托于督抚，民间疾苦实在难以全面了解，倘若依据一面之词，那么欺诈作恶的人容易蒙蔽上级，因此委派官员访查，却见利忘义，难免出现是非混淆的弊端。而报纸则查察确切，不敢妄谈，而民间的疾苦冤屈也可以借此传达。那么，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报纸的设立怎么可以迟缓呢？虽然朝廷设有御史弹劾百官的过失，申理百姓的压抑，然而御史这一职位，满汉共十二员，其下属十三道，每道满汉各一人，总共只有三十八员，而且都聚集在京城，对于各地民间的利弊怎么能透彻了解？纵然有不平则鸣，但多是从传闻中得知，因此动不动就耗费朝廷委派官吏去查察，因此官吏多方庇护，得不到真情。如果有了报纸，访察探索，即使是穷乡僻壤，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记载其中，不仅传播在本国，而且传播到异国，那么下面百姓受委屈而不能自己申诉的，报纸可以代为申诉了。

译追溯西方报纸的名称，起初称为新闻纸，现在则改名为《万国公报》。又有《小孩月报》《循环日报》《中西见闻录》等各类报刊，都能拓宽人的学问，增长人的见识，将劝善惩恶寓于规劝谏言之中，其用意非常美好。然而这些报刊的出版有固定的周期，有的每天出版三次或两次，有的每半月或每月出一卷，有的每半年或每年出一卷，有的每季或每周出一卷，数量非常多。大致来说，每天出版的，多为报道时局政事的杂报；每月或每周出版的，多为专业报刊，如天文、格致（科学）等类居多。事情有繁简多少，也有难易之分，所以不得不分设不同的报刊。像英国的《泰晤士时势报》，虽然每天出一卷，但字体非常细小，版面却非常宽广。该报每天销售约数十万卷，不仅在本国售卖，还销往其他国家。统计所得的白银约有五千元。其销售范围非常广泛。至于印刷速度之快，不需要在纸上涂墨，只需用蒸汽机器，每半小时就能印出一万六千张。虽然销售到很远的地方，速度也非常神速。至于富贵人家以及有资财的人士，可以观看各国的新报；其余的人则大多只观看本国的报刊。有的人互相交换阅读，有的人合资购买阅读，有的人借阅他人的报刊。所以西方人大多都阅读新报。至于购买阅读新报，则随个人的性情，或者与其职业相近的领域。如果是官员，就喜欢看政事；如果是吏员，就喜欢看时势；研究格致的人看格致，学医的人喜欢医术；读书人和商人，各有喜好，就像学校中的分科别类一样。各种报刊都足以增长人的善德、学问、才智，阅读它们足以与阅读经史典籍有同样的功效。而且天下的利弊，民间的隐情，以及朝廷高官的贤能，还有政事、教事、近事、杂事，没有不能详尽列举并直书其事的。如果遇到非常之事，或者两国交战，或者勘察地图，就会特别派遣博学的文人去查访，随见随录，以增加新报的光彩。博学的文人，其明智足以洞察事理，其才能足以辨别事物，洞察无遗，言辞能准确表达意思，所以如此。如果情况未能传达清楚，言辞未能通畅，就会绘制图表以便审阅，务必使人人都能明白，无异于亲自到了那个地方。由此可知，撰写新报的人，其才学应当有潘岳、陆机那样的丰富，其文章俨然掌握着史笔褒贬的权力，虽然没有高官厚禄的尊崇，却有核实名实的责任。所以说：不具备良史之才，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再想想君主，端坐于深宫九重，常常担忧下情不能上达，封疆大吏也担忧民情不能周知。现在中国如果真能在民间广泛设立新报，那么民间疾苦就能上通，君主的恩泽就能下及，又何必一定要像郑侠进献流民图那样，才能通达上听呢？近年来，各省会已经设立了新报，如果能盛行于穷乡僻壤，那么学问见识自然可以日新月异。凡是追求博学的方法，教化的关键，新报的设立，对它们有益处，难道是很浅薄的吗？我希望那些负有养育百姓责任的人能加以重视，是可以的。

算学报四则

黄庆澄

黄庆澄说：“正负，就是佛教所说的‘对’（相对）。天下没有没有相对的道理，也就没有没有相对的事物。小是大相对，大为正，小为负；少是多相对，多为正，少为负；恶是善相对，善为正，恶为负；非是是相对，是为正，非为负。不仅如此，如果某人有所长，某人又有所短，那么正中就含有负了；如果某人有所短，某人又有所长，那么负中就含有正了；如果昨天看到有功，今天又看到有过，那么正就变为负了；如果昨天看到有过，今天又看到有功，那么负就变为正了。依照这个推举，天下的万事万物，怪诞奇特，亿万变幻，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一正负之理参互错综于其中。明白了这个，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然后才可以谈论格致，然后才可以谈论观察人，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天下。”

黄庆澄说：“正负奇妙啊！确定正负的作用，那就更加奇妙了。为什么呢？正负是理；确定正负的是法；确定正负之法的是力。法一旦确定，力就产生；法越严密，力越雄厚。无论万正万负，正正负负，还是负正正负，都是法所施加，力所镇定的。然而究其根本，还是以理为本。”

黄庆澄说：“点相引而成线，线相引而成面，面相互引而成体，体相互引而成世界。点是元的积累；线是根的积累；面是平方的积累；体是立方的积累；世界是无量诸乘方的积累。但我思考，太空茫茫，恍惚间看不见‘点’，哪里有所谓的‘方’呢？于是有圣人，名字叫‘觉’，其次，排列次序。他的术法由此开启：开启日月星辰为天，开启山河为地，开启七窍为人，用文字开启智能，用政教开启风气，将贫瘠困苦之地开辟为乐土，将野蛮习俗开辟为文明。起初形成点，接着形成线，不久形成面，不久形成体，不久形成世界。‘开’的意义，伟大啊！不明白这个，只是一块顽物，固闭严拒，达不到尺步，达不到寻丈，惊恐不安，自

译（他们）以为这是个好计策。唉！这确实违背了天地自然的公正法则，成为所有生命的一大祸害。哪里能有一位大慈大悲的人，来破除他们的蒙蔽，驱散他们的愚昧呢！」

译黄庆澄说：奇怪啊！奇怪啊！太空幽深昏暗，无缘无故地出现了万物；有了万物就有了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差异，有了差异就有了比例。日月星辰有舒展和收敛，黄道与赤道的纬度距离有宽窄，北极星高出地平线的角度有多有少，这是天的比例。山有高低，水有深浅，陆地有倾斜和平坦，这是地的比例。十根手指长短不同，九窍功能各异，五脏分工不同，十二经脉分支有别，这是人的比例。然而我又听说佛家的话：“一切微尘世界显现，一切现象形成，一切法则都不是真实。什么明什么暗？大光明是明，小光明是暗；大黑暗是暗，小黑暗是明。什么冷什么热？大寒冷是冷，小寒冷是热；大炎热是热，小炎热是冷。什么动什么静？大运动是动，小运动是静；大静止是静，小静止是动。什么智什么愚？大智慧是智，小智慧是愚；大愚笨是愚，小愚笨是智。依据这个来推演，一切大小、长短、厚薄、精粗、贵贱，都是比例，都不是真实。”不仅如此，对于这样的人，有的用功劳抵消过错，有的用过错抵消功劳，充盈它又虚空它，虚空它又充盈它，这是叠加的比例。对于这样的人，有的起初看到功劳，接着看到过错，接着看到大过错；有的起初看到过错，接着看到功劳，接着看到大功劳，推进它又退却它，退却它又推进它，这是递进的比例。对于这样的人，昨天是功劳今天是过错，昨天是过错今天是功劳，参差错综，各自符合其际遇，这是交互的比例。对于这样的人，功劳增加过错也增加，功劳增多过错也增多，根据这些显著的情况来评定生平，这是相互参照的比例。更值得惊奇的是，如果有一个疑问，好的疑问和不好的神色，空空的色泽无法形容，慢慢观察它，其中有规律，这是和较的比例。依据这个来推演，一切大小、长短、厚蓝、精粗、贵贱，千曲万折，是是非非，都是比例，都不是真实。奇怪啊！奇怪啊！一刹那间，一分为二，二合为一，是比呢？是例呢？请让我断言：“世间没有实物，看到的物不是物，我不见物，只见比例。”

卷十六 地舆部一 地球事势通论

论南洋事宜书

蓝鼎元

南洋的各番邦不能造成危害，应该大大放宽禁令，听任百姓贸易，用海外的富余来弥补内地的不足，这难道是可以迟缓片刻的吗！过去福建巡抚秘密陈述，怀疑洋商把船卖给番人，或者运载粮食接济异域，恐怕将来成为中国祸患；又担心洋船盗劫，请求禁止船只出洋，以减少盗案。凭着坐井观天的见识，自以为是经国的大谋略，竟然上奏朝廷。当时参与议事的九卿，既没有亲身经历过海疆，不能熟悉情况；当地下层官吏中了解情况的，又不能直达朝廷，所以这件事始终无人明言，而南洋的禁令就产生了。这不是圣明的主意。只有了解海国的情况，才可以谈论放宽或收紧的利害。海外各番邦星罗棋布，朝鲜靠近京城，遵守礼法，是东方的国家，日本最为强大。它们之外都是尾闾（指附属或边缘之地），没有其他番邦稍强，就是琉球大小岛屿，断续在两千里外，都是万水朝东，也没有其他国家。南洋番族最多，吕宋、噶啰巴最大，文莱、苏禄、麻达、甲丁、机宜、哑齐、柔佛、麻承、吉里问等数十个国家，都渺小不堪，不敢稍生异心。安南、占城势力与两广相接，此外有柬埔寨、六坤、斜仔、大�9诸国，而暹罗是西南的最强者。极西则是红毛西洋。红毛是西岛番的统称，其中有英吉、黎干、丝蜡、法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都凶悍异常。他们的船只坚固不怕飓风，炮火军械精良于中国，性情阴险难以预测，到处窥探，图谋他国。统计天下海岛各番，只有红毛西洋、日本三个地方值得忧虑。噶啰巴本是巫来由地方，因为与红毛交易，于是被侵占，成为红毛的市舶之所。吕宋也是巫来由的分支，因为信奉天主教，也被西洋占夺，成为西洋的市舶之所。日本在明朝时作乱，闽广江浙都遭受蹂躏，至今数省人民说起倭寇，还心痛头痛。至于南洋数十岛番，则自开辟以来未曾侵扰边境，给中国带来南顾的忧患，不过是货物贸易，互通有无。现在日本不禁，西洋天主教遍布天下，而且以广东澳门作为他们盘踞聚居的地方，却唯独对柔顺寡弱、有利无害的南洋，一定要严禁而断绝它，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闽广人口稠密土地狭小，田园不足以耕种，靠海谋生，十人中占五六。内地廉价不足重视的东西，运到番境，都像珍宝一样，所以沿海居民制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都在洋船上销售，每年从各岛收取银钱货物，百万进入中国，所关涉的不小。南洋未禁之前，闽广家给人足，游手好闲之徒也被致富的欲望驱使，都进入番岛，很少有在家饥寒偷盗为非的祸患。禁止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益窘迫，居住的人苦于技艺无处施展，出行的人叹息远行无门，所以有花费四五千金制造的洋船，腐朽蛀蚀在断港荒岸之间，驾驶则太大而不适用，求价则卖不出去，拆造改小，如同削去栋梁来做木桩，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