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地舆部十　屯垦

译卷二十五 地舆部十 屯垦

田功论

顾炎武

天下之大，财富主要有两种：第一是耕种，其次是畜牧。国家也是这样。秦、杨两家凭借农田耕作而成为一州的首富，乌氏、桥姚两家凭借畜牧而比肩封君，这是家庭致富的例子。弃父因种植颖粟而受封于邰，非子因善于畜牧而奠定秦国的基业，这是国家致富的例子。有些事情谋划起来非常迂远，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但最终能使天下国家臣服、天下百姓归顺的，没有比耕种更有效的了。我曾读宋代魏了翁的奏疏，他认为古人守卫边疆、防备要塞，能够缓解民力并使敌人疲敝，只有致力于农业、积蓄粮食才是关键。他又说，有屯田，有垦田。大战之后，田地大多荒芜，各路闲置的土地应当广泛招诱百姓开垦，借此恢复生计，那么耕种收获的实效，往往多于屯田。边疆土地长期荒芜不耕种，粮食就会昂贵；粮食昂贵，百姓就会流散；百姓流散，军队就会衰弱。必定要使土地开垦、耕种广泛，粮食才会便宜；粮食便宜，百姓就会聚集；百姓聚集，军队就会强大。请求不要追求屯田的虚名，而应先计算垦田的实利，招募忠义的士人豪强，官府给予资助，让他们随意开垦，计算所耕种的土地可达数千顷。明年此时，便能收获地利，可以食用便宜的粮食。况且耕种的农民，也都是可用的士兵。万一有警报，每家各自防守，每人各自作战，比起仓促派遣戍卒，也相差万倍。没有屯田的名义，却有屯田的实效；没有养兵的费用，又可以暗中制约骄悍的军队。不仅可以制服敌人，又可以防止其他盗贼的出入。不出几年，边防便隐然稳固，进攻则胜，防守则固。我认为这个策略在如今实行尤其容易。在太平时期，田地各有主人，如今中原大地长满蒿草，确实是因为田地有主。那些懒惰不耕种的人，没收其田地给予新来的农民，不能让我们的国家有荒废的土地。这样百姓必定信服，在容易获得丰收的日子，视粮食为轻贱。如今战乱相承，连年大饥荒，人多缺粮，必定勤于耕种。这是第二个容易之处。古代的边疆屯田多在沙碛之地，如今黄河以南，土壤肥沃，水田如扬州，陆田如颍、寿、修、羊、杜的遗迹，恢复上元时期的旧屯田。这是第三个容易之处。长期荒芜之后，地力尚未耗尽，粮食必定加倍收获。这是第四个容易之处。然而有三个困难：国家财政匮乏，拿出数十万金钱，谋求三四年后的利益，这是第一个困难。朝廷不能长久任用一人，人们不甘独自辛劳，希望用数年的力量，专任一人，这是第二个困难。天有旱涝，年有丰歉，比如何承矩初年种稻，因霜冻早至而收成不成，几乎受阻，这是第三个困难。我请求捐出数十万金钱，给予劝农的官员，不问其收支细节，而在三年之后，以边疆粮食的盈虚贵贱来评定官员的优劣。这个人，想要边疆粮食充盈，必定会督促耕种，必定会疏通商路，必定会归还。安定聚集边疆粮食而使其充盈，那么物力丰富，兵丁充足，城防坚固。天子获得不言利的利益，而天下的大富就积累在这里了。

屯田考 赣州府志

设立屯田，就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意义。唐朝以前，只有沿边地区有屯田。汉代赵充国因为转运军粮困难，开始在北方边境设立屯田，兵民互不干扰，当时的人认为很方便。东汉设置农部都尉，主管屯田种植谷物，而黄河以南还没有屯田。唐朝开设军府，利用隙地设置营田，天下屯田总共九百九十二处，每处五十顷，从此各郡都有屯田了。汉代的屯田，由士兵耕种；唐代的营田，招募百姓耕种，虽然有屯田的名义，但田地所产并不全供军队使用。宋代则拨令弓箭手种植，并收取租税，于是营田有了徭役和科配。元代各郡都设立屯田，守卫防御的士兵耕种营田作为戍守，分为兵屯和民屯两种。赣州的屯田，也沿袭唐宋的营田制度，不招募百姓耕种，而是征发寨兵以及宋代旧役弓手和抄数漏籍的人户分给田地，让他们耕种，户口有可查考的，田地有可计算的，其来源确实始于此时。明代沿袭元代制度，设置指挥、千户各一人，让他们世袭职务，又分设信丰所千户、会昌所千户无事时务农，有事时为兵，隐然有赵充国的遗意。到了成化年间，各省漕粮改由民运为军运，守卫防御的丁役被征调为领运的丁役，起初立法非常严格，等到后来，丁役多逃亡，田地一半荒芜，不得已进行清丈，分为活田、绝田两种，绝田召募百姓开垦，活田仍属军产，然而先世受田的人熟悉田地的所在，地方无事，租石收入，坐享其成，历年久远，子孙生长在城里，主佃生疏，以致互相欺诈，弊端丛生，而屯政日益混乱了。本朝士兵由招募而来，守卫防御不依赖屯田。顺治年间部议，凡无卫所屯丁的全部裁汰。赣州巡抚刘武元奏请批准，将漕船三十只令赣州卫及信丰、会昌两所均运。在兴革之后，田地有被百姓占有的，有卖给百姓，百姓又卖给军队的，有祖父已放弃田地，经百姓开垦成熟，其子孙起来争夺的，有屯田与民田交错，久而百姓占为己业的，牵连愈长，案件堆积如山，有司于是无从剖断。先前军丁运船由卫官经理，康熙九年调卫官押运屯粮佥运改归县管，卫官嫉妒，未将鳞册移送，以致屯田无从查考. 按屯田的名称不一，康熙三年，每船每丁各给三户, 每户或百石, 或百四五十石不等, 一户只完屯粮银三两。一钱输运的丁役，临田收

译租税由百姓自行办理漕运，官府不征收，解送缴纳称为活户屯田。自从田地抛荒以来，各丁自备牛力人工开垦，成熟之后上报升科，均称为自垦屯田。有随运公田，则是各户在定额田地之外购置，作为领运之丁办理漕运的田地，其中又剔出一户的田地，作为办理军屯公事者的酬劳费用，称为劬劳屯田。如果定额丁口逃亡，本户无人，派归别户协助漕运的，称为缺丁屯田。至于世职屯田，则是因本丁祖父在明朝末年立有军功，顺治六年命其子孙世袭千总的职务，拨给田亩的。或者从前原本属于荒地，各丁私自花费工本开垦成熟，隐瞒上报升科成为尖丁夹掌。康熙四十年，巡抚谢某详细查访尖丁之家，有夹掌四五户、七八户不等的情况，命令他们每户偿还租米二十石给开垦成熟之家，称为工本屯田。此外还有优恤屯田，是查出田地拨给各船，存作优恤军户孤寡之用。这八种情况，都是屯田。所以办公经费充裕有余，赡养军户不用担心不足，虽然诉讼繁多兴起，但赣州向来被称为富庶卫所。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阿思哈奏请清查田亩，委派官员勘丈，田地有超出定额之外的，按亩增加赋税；有少于定额之中的，不减少征收。又在加赋之外，每亩分等级增加一钱六分、八分不等，称为余租。而活户自垦的田地，都由官府征收其租入屯粮，余租内解送布政使司，除供给本卫制造费用外，其余都拨充江西省各帮公费。从此田地的收入，都归于官府，先前所说的劬劳、缺丁、世职、工本、随运屯田都废除了。后来因为租赋加重，遇到年成不好，拖欠赋税累及官员赔垫。乾隆三十五年，巡抚吴绍诗再次奏请彻底清查，赣州卫谋划悉心筹划，向朝廷请求，得以除去缺少的田地，而剩余田地分等级递减赋税，上则征收七分六厘，中则、下则都征收四分八厘。有水冲沙压的，仍允许上报减免。屯丁虽然借此稍得舒缓，然而军户丁口日益繁多，入不敷出，贫困窘迫的状况长久更加难以支撑。因此每到推举运输将官时都颇费筹划，那么事先图谋筹划，使得国家赋税常盈，穷苦百姓获得救济，难道不是在上位者的责任吗？

译屯田议

沈珩

如今推行屯田的困难，其弊端有三：一是军卒骄纵懒惰。让士兵督率屯田，既要耕种又要戍守，这是极其辛劳的。如今他们都穿着舒适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平时鞭打民夫，供其役使，一旦命令他们秋天拿起武器，春天拿起农具，他们能安心吗？宋代陈恕曾经谈论过这一点，而今天的情况更是严重了十倍百倍。二是清查田产会惹出是非。明代屯卫制度早已废止，民间将其视为永久产业，如果要想追收，必定会大大烦扰百姓。这正是苏轼论述水利弊端的原因，而清查屯田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三是牛只和种子会扰民。屯田所需的牛只和种子，怎能全部供给？于是有摊派借用的农具和劳力，州郡搜括牛只的骚扰。这是宋代弓箭手各种法令难以推行的原因，而今天又怎能没有顾虑呢？然而如今推行屯田的容易之处，其利益也有三：一是耕种收获可以信赖。明代沿边屯种，每当庄稼成熟时，总是担心被践踏。如今万里疆土安定如金瓯无缺，哪里还有仓库不充实的问题呢？二是侵占行为无法施行。明代屯田肥沃，常常被折算后落入外戚豪强之手，如今谁不敬畏法律呢？哪里还有官庄侵占不可追究的情况呢？三是掣肘没有担忧。明代边将的事权，常常担忧被朝廷节制，所以兴废不能自由，功罪有时靠贿赂取得。如今文武官员各自遵循正道制度，哪里还担心像十只羊需要一个牧羊人、一瓢水需要一个人来抬那样的管理难题呢？虽然如此，利益固然确实是利益，而所谓的弊端也并非真正足以构成危害。如今发放的军饷微薄，如果给予土地，斟酌明代授田纳粟的制度，以此来优厚他们，谁会不争相勤勉呢？这样骄惰就不值得忧虑了。旧屯田确实难以全部恢复，但正不必都去清查追收。如今边疆和内地有很多未耕种的土地，无主的田地，将荒芜废弃的土地作为开垦荒地的官田，难道不是利益吗？这样清查就不值得烦扰了。牛只和种子确实难以全部供给，但正不必都由公家财政承担。或者整顿盐政来鼓励商贾，或者授予爵位赏赐来鼓励富民，或者设立特殊的规格来鼓励将领，那么种粮的准备，难道一定要全部耗费大农官的钱财吗？这样牛种就不值得扰民了。明白了这些，那么利害就显而易见了，推行屯田就可以决断了。至于因时制宜兴利，大体上古今适宜不同，不可以用固定的方法拘泥。一是边屯的法令，与明代的屯田不同。边疆多在西北，如今各边固然应当修复。然而天下大势，扼住咽喉、拍打背部，而修建战守防备的，应当在楚豫之间。晋代羊祜、杜预垦田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荆襄、唐邓地区。如果在这里建立屯田，可以坐制滇蜀，控制淮南，而吴楚地区节省粮食、大量军饷的困难，禁军奔波劳顿的辛劳就可以消除了。二是民屯的法令，与宋代的营田置务不同。为何何承矩、欧阳修、陈恕、范仲淹大多在河东、河北、陕西，而成绩很少见到呢？只是因为他们因边疆而兴制，没有考察土地是否适宜。如今兵民交困，没有比东南更严重的，如扬州水田多荒芜，颍寿陆田多废弃。邓艾有淮南北的屯田，唐代有射阳湖的洪泽屯，寿州的芍陂屯，遗迹都可以考证。应当召集江南无田的百姓，修渠开堤，可以将沼泽变为稻田，将盐碱地变为肥沃土地，而东南的民力就可以复苏了。三是京屯的法令，与元代虞集在京东濒海数千里，北至辽海，南到青齐的芦苇沼泽之地，设立海口万户，鼓励百姓开垦土地，获得粮食数十万斛，以资助国家计画的策略不同。如今京城附近东西的民田圈授给满旗，农民失去职业，何不仿效元代遗留的制度开垦水田给旗人，而将圈田归还给百姓？那么万民再次复苏，而国家储备也充盈了。四是商屯的法令，与明初召商入粟，只在西边，因为西边军饷最重不同。如今凡是有多余田地可以屯种的地方，应当听任商人选择便利之处在中间兴屯，以所招募的百姓为耕种者，而斟酌出产盐多寡的地方通融支给，那么各镇军饷充足，而盐政的良好规制也恢复了。所有这些，是屯政切合当今，而救时丰国的最佳计策。如果其中的细节条理依次施行，是可以的。

屯田议

卢纮

屯田的制度，就是仿效井田的遗意而通权达变地实行，即寓兵于农的意思。然而当时百姓只知道有农业，不知道有军事，器械自己准备，粮食自己储备，没有调发训练的烦扰，没有输运追呼的痛苦。《易经》说：“改变城邑不改变水井。”井，是聚集的意思，也有相聚防守的意义。等到阡陌兴起，古法不可再行，朝廷专门设立兵制，或者驱使农民成为士兵，经历数十年的役使而不能罢休；或者征收农民的赋税来供养士兵，耗尽千万人的力量而不能供给。于是汉、唐以来，善于做持久计画的人，才开始有屯田的议论。赵充国在塞下实行，枣祗在许下实行，诸葛武侯在渭南实行，这都是为了军兴而设立的。纵然不劳民以养兵，然而耕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早上拿起农具，晚上扛着武器，他们无不说道：“我是士兵，而不是农民；我暂时耕种这里代替士兵，而不是长久驻扎这里成为农民。”由此看来，那么兵农的形势，表面上结合而情感不得不分开，暂时结合而最终不得不分开。明代制度分立卫所，而兼分屯田，其实卫所的军队，未必就是屯田的百姓。然而百姓自为百姓，军队自为军队，这不仅是百姓与军队分为二，而且民田与屯田又分为二，并且吃屯田粮食的人与供养军队的屯田，又分为

译分为两类。这就是虽然具备军队和屯田的名称，却始终无法发挥其实际效用，弊端正是由此产生的。

本朝承继变乱之后，人口虚耗，土地荒芜，忧国之士因为国家日常赋税日益短缺，于是提倡兴办屯田的建议，招集流离失所的人，借给他们牛只和种子，免除他们的定额粮税，由专门机构督促，由屯长管理，并且又告知他们兴办屯田的本意，原本是为了开垦荒地，而不是为了供给军饷；原本是为了聚集百姓，而不是为了供给士兵。起初虽然有屯田的名义，后来永远成为百姓的产业。这在制定法律的人看来，不止三令五申，让百姓家喻户晓。

然而百姓终究大多惶恐不安，官吏极力驱赶逼迫，这才有人勉强应命。百姓并非害怕土地荒芜而无力开垦，正是担心士兵的骚扰而祸害难以承受。上面说：“屯田是为了聚集百姓，不是聚集士兵。”名称与古代相同，但实际与古代不同。百姓说：“屯田原本是为了供养士兵，不是供养百姓。”既然实际上不是为士兵而设立，那么名称何不连“屯”字也去掉呢？况且在立法之初，乘坐传车经过的人，骚动不安需要花费，至于牛种支取后的偿还，籽粒销算的核算，田亩的稽查，册籍的呈报审核，在胥吏手中反复计算，即使不供养士兵，祸害也必然到来，难道完全是出于谣言的迷惑吗？

我认为招集流民来开垦荒地是可以的，设立监司来管理荒田也是可以的。这件事只应当责成地方官吏：一年之中，流民回归的有多少人？荒芜的土地开垦的有多少亩？劝勉百姓借贷牛种，互相周济的有多少家？免除他们的杂税，按亩征收谷物，一年储存积累的有多少石？春种秋收，每次造册上报，一切胥吏禁止骚扰，专门责成地方官吏。年终定为考核标准：百姓回归、土地开垦、粮食积累数量多的，定为上等考核而优待他们；否则列为下等考核而惩罚他们。

这样地方官吏知道关系重大而务必尽心，小民没有烦苦之忧而务必尽力，当权者省去经营督责的烦劳而坐收其成。那么不出几年，流民逐渐恢复，荒地逐渐开垦，国家赋税逐渐充裕。对上对下，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而且祸患还有最严重的，当权者没有考虑到：郡县人口逃亡，土地荒芜，虽然申报已久，但免除赋税终究没有求得恩准。那么逃亡的人已经不在，但名字没有从户籍中除去；荒芜的土地完全空虚，但赋税仍然列入征收标准。那些死去的且不论了，如逃亡的人想要回来，但多年的拖欠债务，宗族党羽的拖累；如荒芜的土地想要开垦，但以前的荒粮没有免除，以后的屯租重重缴纳。那些小民能承受这几种困境吗？

这是我的建议：必须免除荒地的赋税然后荒地才能开垦，必须免除逃亡者的赋税然后逃亡者才能回来。这更是招抚开垦的一大关键。至于考察那些真正逃亡无法生存、应当招抚的；考察那些真正荒芜无法欺瞒、应当开垦的，地方官吏就不能推卸责任了。

译商屯议

张宸

我私下认为，《大学》中关于理财的道理，只说如何生产创造，而不说如何征收获取，这是因为征收获取的方法，已经包含在九赋九式的制度之中了。自从有了井田制的土地，就有了十分之一的赋税，如果除此之外再谈征收，那必定是出于搜刮聚敛的行为，这是《大学》所深深警戒的。因此，拥有财富必定始于拥有土地和人民，所谓拥有土地和人民，并不是指一定要开拓疆土、增加人口，只要让没有不耕种的土地，没有不尽力的百姓，那么土地和人民才是真正拥有的。如果让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却一定要逃避上缴的赋税，遭受催缴的骚扰，我是不能相信的。如今天下疆域广阔，人口日益繁多，拥有土地和人民没有比今天更兴盛的了，然而户部尚书却发出仰屋兴叹的感慨，度支部门有坐困愁城的叹息，议论的人往往归咎于拖欠赋税。拖欠赋税确实足以令人忧虑，然而总计收支的数目，即使赋税全额缴纳，收入仍然抵不上支出，那么怎么能不思考改变策略呢？我认为如今天下的计策，没有比开垦荒地更大的了，而开垦荒地则必须让富人来做，为什么呢？国家也曾设置官吏，商议屯田，然而民屯的话，拥有恒产且殷实富足的人一定不会响应命令，而那些应募的必定是贫民和流动人口，想要自备牛只和种子却没有力量，想要官府为他们准备又没有这样的财力，况且早晨下令晚上就考核成效，田地还没有开垦成功，考核的压力已经紧迫，于是负责此事的人必定在邻近的熟田中指责为隐匿占田、漏税，强行索取籽粒以应付期限，由此荒地没有成熟而熟田先受连累，国家没有获利而百姓已经困苦，屯田没有成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到兵屯，现在的满兵都是禁卫军，势不可能长期暴露在野外，手足生茧地劳作，而汉兵则淘汰了一波又一波，边疆尚未平定，让他们守卫汛地瞭望尚且不够，却又考核他们耕种屯田，没有牛只种子的准备，有籽粒的紧迫，与其勤苦劳作留下日后追缴的祸患，不如坐吃官粮享受眼前的安逸呢？即使恢复卫所屯操的设置，而现在屯粮尚且烦扰鞭打，又用什么力量来办理此事呢？所以在今天商议屯田，兵和民都不可行，而没有比让富民来做更好的了。所谓富民，是制定田里制度，供给赋税，承担徭役的人，让他们舍弃现有的产业，去耕耘不耕种的田地，谁会去做呢？而且责成富户必定会商议征派上报，商议迁徙，奸徒猾吏趁机作恶求贿，人们虽然轻率地离开故乡，这边眷恋那边割舍，必定导致骚动多事，屯田没有成功而害处已经显现，又能有什么利益呢？那么有说法来处理这种情况，盛王制定抑制追逐末业的制度，以驱使他们从事农业；充实京畿地区以巩固根本。周代的制度，廛人、萍人都有赋税征收，没有职事的百姓出夫家之征。闾师规定凡无职事者出夫布。汉代继承秦代的弊端，招募富民充实关中、充实边塞。又凡有市籍的人，禁止穿丝绸骑马，子孙不得做官吏。而唐、宋的君主，往往比较盐铁征榷商贾，以充当大半的赋税。这些制度虽然并非尽善尽美，然而抑制末业以安抚农民，还有接近古代遗意。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明初的开中制度。明永乐年间，下达盐商向边疆输送粮食的命令，每纳米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小米每引为四斗，又命令靠近边疆的荒闲田地可以自行开垦，使其成为永久产业。商人忌惮转运粮食的劳苦，没有不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的。既然有了田产的利益，就谋划安家立业。由此守望相助，墩台保伍，不命令而田地日益成熟，年成谷物屡次丰收。到天顺、成化年间，甘肃、宁夏粟石价值银二钱，军国大裕。那时国家的府库仓仅以供给都城，而其余全部委托给商人，没有修边的费用，没有远输的劳苦。国家富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自从成化六年，户部尚书叶淇请求改变这个制度，征收银两于运司，分类解送户部。虽然盐银骤然增加百万，然而转运粮食到边疆的命令已经废除，西北的商人也迁徙家室到淮河，以便经营盐业。千里肥沃的土地委弃于草莽，米石价值银五两。叶淇本来是淮人，心意唯独为淮商着地，而且只看到粟石二钱，就认为二斗五升的米价值五分，不如纳银二钱五分有四倍的收入。等到后来，米石五两，那么二钱五分的银仅能换米五升了。而且有转运的劳苦，修边的费用，盐课虽然每日增加，漕米虽然日益增多，既然不能在临时呼应，势必导致盐漕一并败坏，因缘积渐以至于贫弱而不可振兴。明朝的已事，得失不是很明显吗？而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拖欠赋税。赋税之所以日益拖欠，是因为百姓贫困。百姓之所以日益贫困，是因为漕耗日益加重。明万历年间，漕规每正耗米一百石，加民耗米八石四斗，银二两到三两不等。现在则每百石加二三十石了。外面的踢斛淋尖，层层有赠送，那么不止三四十石了。纲司话会有钱，通关小票筛箩筹会有钱，酒饭有钱，约计银七八钱，米一两三斗，然后可以完一石的兑。这是官府比一石而百姓花费二石余。查会典开载，凡运京交仓米一百石，给官耗米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又有轻赍银两，造船银两。而银两短运价行月二粮，而旗兵侵欠的，又每年数十万。这是官府征收米二百有余，才有一石输京。

译州县征收耗米，与正米一同编定额度，催征和出兑都同等对待，而私耗又再次加倍。这样民间花费四石的代价，国家才有一石的用处。当秋收刚结束，官府和百姓艰难地缴纳漕粮，到了春二三月间，漕粮刚缴纳完毕，然而家中已经空无一物。接着征收条银要求完纳，百姓自然无法及时缴纳，缴纳不上，则鞭打日益严重，形势迫使百姓不得不暂时解救眼前的死局，花钱买通以求宽限和发放。差役和胥吏知道百姓无计可施，勒索更加严重。即使再次严厉惩治衙门、严追侵吞拖欠，也如同钻已经腐朽的木头，木头钻尽而火出不来，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漕粮不减少，百姓就不富裕；百姓不富裕，赋税必然拖欠；赋税必然拖欠，国家用度必然不足。假使百姓有余力可以缴纳正税，何必辛苦去满足吏胥的勒索呢？吏胥看到百姓缴纳达到额度，又凭什么借口进行搜刮呢？况且百姓既然已经缴纳完毕，没有拖欠的额度，贪官污吏即使想要挪移侵蚀，又从哪里借用百姓拖欠的名义作为影射的借口呢？这几件事像环一样没有端点，而总根源在于漕运事务的败坏，所以救本澄源，先从漕运开始。然而为了节省漕运的计策，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没有比恢复开中令更好的了。让商人缴纳盐税，用银换粟。以前盐税每引二钱五分，现在增加到八九钱了，那么大米二斗五升不可以增加到四五斗吗？小米四斗不可以增加到七八斗吗？以前在边境开中，现在让在京师纳粟，京师与边境相比不是更近吗？既然出于输粟的途径，就必然会有垦田的打算。以前命令耕种边远荒地，现在大江以北，山东、河南、京城附近地区，到处都有内地的平坦土地，而近处不还是比边北的险远更好吗？由此商人既然输粟，就用所输的数量减少东南漕兑的额度，就用东南所减的额度代替商人全部缴纳银两。于是，对于官府来说，耗米的费用、夫船的费用、轻赍的费用、行月粮的费用、短运价的费用、侵欠的费用，都可以换成银两归入公库。这样商人输一石粟，国家就有二三两银子的盈余。如果运粟百万石，国家就有二三百万两银子的盈余。对于百姓来说，私耗的费用、纲司话会的费用、通关小票的费用、筛箩会算的费用、酒饭的费用，都可以归百姓计算每石米，百姓花费四倍。这样商人输一石粟，民间就有三四两银子的节省。商人输粟百万石，民间就有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剩余。国家每年增加三四百万，民间每年节省三四百万，还说赋税不清，国家用度不足，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译然而变法之初，也有其道理。在行盐的地区，如河东、险远、闽广等偏远地区，土地不产米，运输困难，应当允许他们依旧缴纳银两。如果是长芦，则是京城附近的地方，开垦田地最为便利。两淮、两浙是产米的地方，初年让他们购买运输，随后几年就可以开荒，没有什么苦难。只是盐引税额的缴纳多寡不同，查万历年间的会典，有每引七八钱的，有每引四五钱的，也应当用现在的税额折算成米，大约银二钱以内折大米一斗。如果是小米，则一斗五升。商人船只具备，即使年年以二钱的价格购买缴纳，损耗也已充裕。何况开垦之后，从田间取粮，输送到京城附近呢？这样缴纳银两与缴纳粮食差别不大。漕运用三四两银子才能运到一石粮食，现在用二两银子换一石粮食，得失难道相差很远吗？有人说：“商人既然缴纳了应纳的粮食，又让他们开垦未熟的田地，资本将从哪里出？”回答说：“这也不难。如初年应纳一石米，只纳九斗，留这一斗用来从事田间劳作。计算办理税额万金的商人，每年应剩余银一千两；办理税额十万金的商人，每年应剩余银一万两。用千金、万金来招募流民，修缮房屋，疏通水利，以至牛种耕具，这些容易办到。像这样推行，三四年或六七年，开垦的田地不知有多少。田地开垦充足，才收取全额税额，那么资本自然充裕。”然而定额十成只缴纳九成，漕运定额不就已经亏损了吗？回答说：“没有亏损。商人缴纳百万石粮食，就折算百万石的漕粮；商人缴纳九十万石粮食，就折算九十万石的漕粮。以此类推，没有亏损。不损害商人，不损害国家，所以我才说：想要节省漕运、使百姓富裕，没有比恢复开中法更大的了。而开垦荒地，一定要让富人来承担。”

还有另一种说法：民间荒田与熟田田垄相接，现在让富商大贾自行占种，能保证他们不欺凌本地居民而侵吞他们的土地吗？回答说：“这在于责成地方官员，先让他们清丈荒熟地亩，明确划定四至，明确设立标准，上报某地荒田有多少顷亩，造册送交朝廷，召商人开种。那些不在荒田数目中的，一概征收赋税。小民害怕商人夺取他们的田地，即使是以前未登记纳税的熟田，也应该申报纳税，那么隐瞒漏报的不就清除了吗？”商人开垦之后，三年增加半成税额，五年增加全额税额，十年之后赋税额度全部增加。对国家来说，既增加了盐税，又增加了正税；对商人来说，既获得了盐利，又得到了恒产，不是两利吗？京城附近的地方，处处都能成熟百万人的粮食，可以轻易具备，根本强壮大，命令下达立刻见效，这是最方便的。三代食用粮食，取自王畿五百里之内。尧都冀州，《禹贡》所载：百里纳总，二百里铚，三百里秸秆，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没有不命令近处缴纳重物、远处缴纳轻物的，所以四方诸侯只进贡当地适宜的土特产，而不以米粮累赘他们，这都是为了爱惜路途费用、避免过度劳民。现在商人输送京城附近的粮食，而漕运事务相应减少，符合古制又适宜当今，最为恰当。京师是根本之地，富室大家，百中无一二，让商人到北方耕种，共同建立家业，没有迁徙的困扰，而京城内部充实，居重驭轻，巍然改观，达到极盛。历代创始，必定有大的因循和大的变革，以成就一代的规范。现在明朝之所以兴盛，与明朝之所以衰败，一目了然，不恢复其兴盛，而只遵循弊政，怎么能够垂范后世呢？只是推行应当果断，任用必须得人，前代使用盐法、漕运的旧例，应当分析当今哪些有利哪些有害，心中盘算应当周全。以至水利应当兴修，施行有序，盐场的积困应当缓解，通仓的交纳应当严肃，斟酌剩余以补充不足，留下宽余以充裕张弛，权衡处置，处处应当周全。皇上如果与心腹大臣仔细考虑可行，毅然认为应当推行，那么就请详细分析说明。

饥民垦荒议

储方庆

宜邑荒田几十万亩，官吏因此受谴责的接连不断。嘉会年间熊公代理宜邑事务，有百姓以荒田的困境告诉熊公，熊公怜悯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宜邑的百姓最终没有生存之路，宜邑的官吏也没有以功名终老的人了。为什么以前守卫这块土地的人不考虑改变策略呢？”于是对百姓说：“田地虽然荒芜，但靠近熟田乡里的，是农民不勤劳，不能说是荒田。田地虽然荒芜，但业主有能力包赔的，对税粮没有损失，不能说是荒田。田地虽然荒芜，但靠近山泽，可以收取地利的，不能说是荒田。这三者之外，才可以说是荒田。”于是核实计算，得到板荒田三万多亩，打算向督抚请示，并上报朝廷。事情还没有完成，恰逢淮扬两郡发生饥荒，百姓死亡流徙的在路上接连不断。天子怜悯地想到他们，命令大臣按时赈济。于是江淮布政使慕公提议迁移江北的饥民开垦江南的荒田，就用赈济的资金让他们购买牛种，其余认为举大事动大众，利害不能不审慎。我私下认为这件事的大利有三，大害有四。为什么呢？淮扬的百姓流徙失业，被积荒所困，不能自我振作，而朝廷派遣使者商议赈济，能够长久不缺乏吗？迁移到江南，让他们开垦荒土，使他们能够自己谋求衣食，最为便利。况且两淮风俗剽悍，平时还有跋扈飞扬的姿态，

译如今聚集数百万人，用饥寒逼迫他们，其形势必然要成为盗贼才会停止。因此，将江南各县的田地分散安置他们，以分化他们的势力，就不会聚集起来作乱；而且耕垦事务繁忙，使他们各自坚守职业并产生家庭牵累，这是第一个好处。

江南遭受水旱灾害之后，田地荒芜，到处都有，仅以宜城县为例，就有三万多亩。百姓因产业荒废而拖欠赋税无法偿还，死于官府拷打的不计其数，再加上逃亡者的摊派补偿、里甲的连带赔偿，辗转叠加，直到无力承担而拖欠赋税的罪责，最终由守令承担。在这个时候，请求免除赋税不可指望，请求流民抵充不可长久，请求分散摊派不可实行，只有驱使饥民开垦荒地，不过一年，无主的田地就变为有主，欠粮的产业容易完粮，使百姓不困苦而官吏不忧虑，这是第二个好处。

朝廷免除数十万金钱，特意派遣重臣巡视赈救，不过是一朝一夕的温饱，饥民常苦于接济不继，而在国家方面已经耗费巨大。如果现在把发放赈灾的银两全部换成牛和种子，根本计划既已得到，那么生息无穷。几年之后，逐渐变得富庶，这是第三个好处。

饥民千里奔走，在异乡谋食，没有邻里亲戚的情谊可以借贷求生。官府给予牛和种子，所得有限。农家耕作依靠粪肥，力气大且勤劳的是上等农夫，而回报常在半年之后。在春夏缺乏物资的时候，靠什么生存？宜城县的荒田多在山泽之间，容易藏匿奸邪。淮北、淮南的人，大多是不安分的人。把他们安置在深山大泽中，必然会有意外的祸患，又没有衣食来安慰他们。这样，江北没有盗贼，而江南却多盗贼，这是第一个害处。

译人的性情与当地的土风相契合，就能安居乐业；不相契合，就会败坏风俗。饥民开垦荒地，必定要与适宜居住的人交错杂处。适宜居住的人凭借富余的优势向饥民显示，饥民怀着贪图利益的心思伺机而动。其中弱者必定屈服而依附于适宜居住的人家，强者必定起来与适宜居住的人作对。饥民不安定，适宜居住的人也不安定，这是第二种危害。江北的耕种方法与江南不同，江北土壤疏松容易治理，江南土壤湿润难以耕种。所以江北一个男人的田地可以抵得上江南三个，而江南一亩的收成也可以抵得上江北两亩。其间耕作除草的差异，适宜干燥或湿润的不同特性，防备水旱灾害的不同方法，不是老于农事的人不知道。饥民挟持官府命令而来，被安置在荒芜的土地上，不熟悉土地的特性，不习于农事，计算他们初次纳税的收成，必定少于江南的人。主管官员既然把荒地委托给他们，怎么可以再责成业主缴纳赋税？江南赋税沉重劳役繁多，不是北方人所熟悉的。看到他们收入少而责成多，那么流离失所，也必定不可避免。纵然有一两个仅存的人，而一年牛种亏损无法补偿，次年耕田不能自己保证，这是第三种危害。如今天下是一家人，东西南北都是君王的臣民，不像邻国敌境那样可以倾此盈彼。况且淮扬与四府同在一省之内，现在淮扬纵然有逃亡的人，也没有全部越过边界。一旦遇到丰年，重新谋划保全聚集，数年可以恢复旧貌。现在如果把他们迁移到江南，授予荒地，让他们作为世业，他们看到江南风俗奢靡华丽，可以苟且偷生，故乡的思念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怀念，淮扬两郡必定成为废墟。纵然有丰收的时候，恐怕旧业难以恢复，这在江南或许开垦分散的荒地，在江北却成为久远不可恢复的荒地了。私下认为分藩之后，淮扬也隶属于江南，开垦江南的荒地，恢复江南的荒地，都是荒地罢了，转移在彼此之间，没有大的益处，这是第四种危害。君子做事，考虑周全，利害到来，权衡轻重，斟酌彼此的适宜，以求为国家为人民的实际效果，职责就在于此。我还有什么策略呢？

请轻科劝垦疏 雍正十二年

广东巡抚杨永斌

私下查得粤东人口日益繁多，从事工商渔盐樵采的人多于从事耕种的人，所以土地有荒芜，百姓有缺粮。承蒙圣恩广大，多次颁布谕旨，命令臣等劝民开垦，务必使野外没有旷土，家家给足人人富足。仰见我皇上思虑周详，确实是富民阜物的圣明谋略。臣现在查得原报可垦六千八百五十顷之外，各属尚有荒地，但有的是山深箐密，有的是夹砂带卤，开辟确实艰难。体察民情，固然害怕加倍耗费工本，更担心贫瘠土地收成微薄，倘若遇到旱涝，粮赋无出，因此不肯尽力。臣私下认为贫瘠田地虽然产谷稀少，如果多开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米谷，即使年歉也必定稍有收获，养活多人，不至于缺粮，对民生确实有益，确实不可不多方劝导，以尽地利。臣查新宁县征粮额度内有斥卤轻则，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六丝，米四合二勺六秒，这是通省田赋则例中最轻的。如果令各州县除原报可垦地亩之外，凡有贫瘠难垦之地，都准许按照斥卤轻则起科，那么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广收。只是各州县原编则例没有这种斥卤轻则的居多，臣所以不敢冒昧具题。如果蒙允准，臣就钦遵行出示晓谕，宣布皇恩，命令各州县不论有无斥卤轻则，只要各境内有夹砂带卤、山深箐密难垦旷土，凡有民人承垦，准许以斥卤轻则输粮，就发给执照为业，照例十年起科。如果那地本是沃土，该地方官不勘明，混准民间冒以轻则起科的，就照官吏踏勘田粮不行亲诣田所及不据实检踏、只凭里甲朦胧供报律参处。那些混冒承垦的民人，照挪移起科等则律，按亩数多少分别治罪。这样那么肥沃的土地不至于冒承轻则，而贫瘠的土地百姓知道田粮容易缴纳，广开阡陌，家室安宁，边地百姓含哺鼓腹，共乐升平盛世了。

开垦荒地疏 雍正十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粤东地方山海交错，民俗刁悍，贫苦的人多，所以小民惟利是图，常在封禁的矿山潜往偷挖，甚至贩私盗窃，毫无顾忌虽然因为习尚浇漓，轻蹈法网，也是由于无田可耕，无业可守，遂致渐渐流为匪类。臣自抵粤以来，将奉到的历次谕旨刊刻遍示，晓谕劝谕，并严饬该地方文武官弁时常巡逻，不让矿徒聚伙偷挖。臣随行查各属荒土及实在无业穷民，已据各属报到的二千余户，正在商酌安插。承蒙圣主垂念，钦差礼科给事中偕臣等悉心办理，亲历山遍行查堪，各处矿硐皆属封固，硐□蔓草丛生，无偷挖之事。只是无业穷民若不悉心调剂，使其衣食有赖，难以保证后来不蹈故辙。查肇庆府大官田

译恩平、开平等县，现有荒地数万亩，用来开垦耕种，安置贫民最为适宜。臣去年曾委派粮驿道陶正中负责新县城的工程，并让他查勘荒地，现在据测量出荒地三万三千余亩。查得业户每耕种百亩田地需要佃农五人，这可以安置佃民一千六百多户。恩平、开平的荒地很多，不止一二万亩，现今测量出五千余亩，还不到四分之一。因为那里地广人稀，虽然有藩库的垦荒银两，却没有人肯去领取承垦。臣等晓谕命令有实力的商民招集惠州、潮州等地的贫民，供给他们房屋、口粮和工本，每安置五家编入甲籍，就给予田地百亩。又考虑到各佃户远道而来寄居，虽然有可耕种的土地，但仍担心日后土地的给予或剥夺任由业户决定，不能相安无事，应当为他们做长远的打算。凡是业户领取百亩田地之外，还令各佃户都分得五亩土地，一律缴纳赋税，永远作为该佃户的世业，田主不得过问，这样佃户稍有余资，没有贫困的感叹，也可以没有拖欠租税的担忧。如今惠州、潮州两府的贫民到鹤山耕种入籍的已有三百多户，现在陆续依附居住，日益增多聚集，兼听说先到的人安顿得所，无不踊跃前往。其他各属未上报的贫民，也必定陆续上报。那些高州、雷州、廉州等各府州县可开垦的荒地，容待一一测量出来，设法安置，使穷民都有恒产，足以维持生计。不出几年，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地上没有遗漏的利益，全广东的深山穷谷，不再有失业游手好闲的百姓，风俗美好，夜不闭户，地方的官民都感激那无尽的浩荡洪恩了。

译条陈广西垦荒事宜疏

广西巡抚李绂

题为“国家人口日益增多，边疆地区已经繁盛，应当使百姓富裕，恭敬陈述垦荒事宜，以充分利用土地，以安顿民生”一事。臣恭敬地看到，本朝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四海，圣祖皇帝爱护养育百姓，使天地和谐，历时六十余年，天下人口较之康熙初年不止增加了一倍。我皇上视百姓疾苦如身受，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期望与天下人共同达到富庶的美好境界。即位以来，亲自耕种藉田，举行盛大的典礼，恩诏每州县每年推举一位老农，给予八品官的顶戴。又命令督抚以下官员带头，地方长官劝勉农耕，这比照《虞书》中的六府、《周官》中的八政，真是巍巍然如同二帝三王的盛世治理啊。臣奉命镇守安抚广西以来，仰体圣意，日夜以民生事务为念。私下思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粮食是百姓的命脉，百姓的粮食如果不充足，民生如何能够安顿？广西自古是荒远的边地，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近来人口逐渐增多，土地应当加以开垦，但荒芜之地仍然很多。虽然劝垦的命令每日下达，升科征税的文书每日上报，但百姓中很少有因土地有余利而积蓄财富的，这说明垦荒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位。臣仔细思考，土地不加以开垦的原因有六点：山溪险峻，瑶族、壮族杂居，防范不严，那么庄稼成熟后多遭盗贼割取，种植徒劳无功，这是一；百姓性情朴实愚钝，只知道靠近江河有水的地方容易耕种，不知道兴修陂塘水利，致使高原上可耕种的土壤被弃置在草丛中，这是二；只知道水田种稻，不知道旱地可以种植杂粮，这是三；水耕火耨，烧荒除草，古代有施肥使田地肥沃、疆域美好的方法，而广东广西的百姓不知道，每当耕种贫瘠的土地二三年后就弃置离开，又过几年地力恢复后再种植，导致大量土地荒芜，这是四；出产只有稻谷，缴纳赋税需要白银，差役徭税随着田地产生，担心留下后日的累赘，这是五；善良懦弱的人开垦成熟后，豪强势力强行占据，势力既不相敌，官府也不为他们主持公道，勤劳却得不到恒定的保障，产生后悔之心，这是六。这就是垦荒者止步不前、不敢向前的原因。臣请求在下属官员中选拔能干的人，专门负责此事，考察适宜开垦的土地，迁移军营、拨派汛兵，使他们有所依靠而不恐惧，那么盗割的祸患就断绝了。或者从山中引泉水，或者在河中筑堤拦水，使旱地都具备灌溉的利益，那么高低之地都可以耕种了。多聘请农师，分别指出水田旱地适宜种植的作物，兼种北方的高粱、粟米等品种，那么高低之土没有不适宜的。教导他们烧荒除草的方法，那么贫瘠的土地都变成肥沃的土地了。亲自奉行恩旨，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课，广泛宣扬朝廷浩荡的恩德，放宽丈量标准，减轻赋税额度，那么差役徭税就不会成为累赘了。可以开垦的荒地，树立标志招认，限定两个月后开垦，即使有豪强也不得再行争抢认领，那么开垦者就不担忧被占夺了。然而在这六点之中，兴利除弊，法制尚且容易，而经费却困难。购买适宜种植的种苗，有费用；雇佣教导耕种的人，有费用；建造茅屋供居民居住，有费用；兴修陂塘以蓄水，有费用；借贷牛只和种子，有费用；供给食用和农具，有费用。开垦得越多，费用也越多。务必使经费有出处，然后开垦才能施行。臣又思考，有可以抵充开垦费用，而又有益于仓库储备的方法，恭敬地向皇上陈述。臣自到任后，即将全省银两、米、谷的石数详细稽查，发觉广西积存的谷物过多，共捐谷一百一十七万余石，又堆积在四方，非常不便。据册籍记载，九府常平仓谷四十五万六千石有余，加上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捐谷一百一十七万八千石有余，又加上历年本色兵米支放剩余的米十余万石，折算为谷二十余万，这样总共存谷一百八十余万石。查核各省州县积贮，大县不过两万石，小县只存五千石，以中等县计算，每县存谷一万石已足以备荒。广西除各土司外，仅有六十个州县，存谷六十万石就可以了。如今数量超出百余万，又处在烟瘴之地，每年出陈易新，那么广西是产米之地，官谷陈旧生虫，买主常常稀少。如果永久存贮，那么三年就会发霉，五年就会腐烂，十年就会化为灰尘。不如趁着开垦的便利，将捐谷酌情借给贫民作为牛只、种子、饭食、置办农具、茅屋的费用，分作两年补还出借的谷物，先出陈谷后出新谷。借谷的百姓五家为一甲，互相担保结连，那么谷物不担忧腐朽，不担心亏折，而开垦的事情得以施行，官民两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些陂塘水利费用浩繁，不是小民借领谷物所能办理的，应当查勘最紧急的先行修筑，就由臣衙门的税羡规礼带头捐资，这样费用有所出处而事情可以成功了。伏乞命令户部议覆施行。

推广辟荒疏 乾隆十年

御史胡蛟龄

奏为请求推广成效以开垦荒土、以充裕边疆储备一事。私下查核陕西榆林、延安二府各属近边没有产业的贫民，都依赖出关种地来维持生计，而苦于牛具、籽种、粮食无力筹措，不得不向富民借贷。富民放债收取利息，贪得无厌，穷民被他们盘剥，终年劳作，所获无几。乾隆四年经前任总督大臣奏明，每年酌情动用官银借给穷民，令其在秋收时按当时价格偿还粮食。乾隆八、九年又经前任巡抚大臣先后奏请动用款项分发，借领后照例在秋成时偿还

译粮食交给官府，共发放银两六万余两，共征收粮食约十余万石，造册上报户部并有案可查。这是陕西省借粮收粮已经试验过的成效。臣愚昧地认为，这种方法不仅陕西省可以实行，凡是西北靠近边疆的地方似乎都可以仿照实行。比如直隶省的永平、宣化等府，山西省的大同、朔平、宁武等府，甘肃省的宁夏、西宁等府，都邻近边疆，空闲的土地所在多有。而盛京的奉天、锦州二府所属地区，土地肥沃广阔，水源充足丰富，一经开垦就成为肥沃的土地。如果命令全部按照陕西省的方法，领取银两、缴纳粮食，春天借出秋天归还，边疆百姓中有能力耕种的必定没有不愿意的。只是在领取银两、缴纳粮食的时候，不要让他们遭受勒索索取，不要让他们等待拖延，而且所缴纳的粮食按照当时的市价，又必须允许略为增加一些，以鼓励百姓踊跃从事，那么来年领取银两的人自然就会云集而来。百姓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是害怕官府的剥削比富户更厉害罢了。如果确实体恤百姓的艰难，各种弊端杜绝，而且所缴纳的粮食比市价又略有增益，穷苦百姓在交给官府之外还有盈余来维持生计，他们何苦躲避官府而甘愿承受富户的盘剥呢？至于那些能够自备工本、不愿意领取银两的人，就听任他们申报开垦，限定年限后开始征税，或者由官府开垦然后招募百姓承种，参照安西、哈密佃种官田时官府占四成、百姓占六成的分成例子，变通酌情筹划，似乎也可以实行。私下认为应当命令实心办事的州县官员先在一个乡或一个角落进行试验，如果确实有明显的成效，再加以推广，这对于积蓄粮食、充实边疆的计划，或许不是没有补益的。

译请求广泛开垦疏 乾隆三十一年

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

奏为秘密上奏，请求广泛开垦以充裕粮食来源一事。查云南省份山多地少，产米有限，且处处皆山，不通舟船，并无外地粮食可以接济，一旦遇到粮食短缺，就会造成困扰。只有开垦尚未利用的土地，才能弥补百姓粮食的不足。查云南的水田旱田，大都已经开垦殆尽，但山脚河边仍有荒地。虽然劝垦已有既定规章，但边疆百姓大多畏惧阻碍。查云南在乾隆七年，曾经题请批准兵部议覆：凡是地角、山头、坡侧、旱坝可以垦种的，在三亩以上的，按照旱田十年后开始征税的条例；三亩以下的则升科征税。如果是砂石贫瘠不成片、容易变动，或虽成片但不能引水灌溉的，永远免除升科。至于水边河尾人力可以挑土培筑，或田稍成片在二亩以上的，按照水田六年开始征税的条例；二亩以下的则升科。如不成片、零星地土不能确定有收成的，也准许永远免除升科等因。当年的定议，原本就是从宽处理。只是山头地角坡侧旱坝，终究不能与平原沃土相比；水边河尾挑挖成田，也必然耗费大量工本。其中成片与不成片、应升科与不应升科，虽然有一定章程，但仍需人为区别。这类零星地亩，遇到申报开垦时，地方官因为有分别升科与免科的条例，必须严格审查。或者吏胥从中勒索，不免增加百姓负担；而有司中能够勤政爱民者，亲自踏勘仔细分别，那么升科与不应升科尚能公平。倘若依赖乡保耳目，或即使亲自勘验剖断也不能得当，那么百姓和少数民族申报开垦、申报升科就会多有周折，等到开垦后恐怕难以保证有收成。倘若没有收成又恐怕难以告免，农民未受开垦荒地的益处，先有赔缴赋税的担忧，这就是他们畏缩不前、申报开垦者寥寥无几的原因。臣私下认为皇上深切念及百姓依靠，凡是有惠济苍生的事情，即使耗费百万库银，尚且不惜。如今万里边疆百姓，时常在圣上关怀之中，这些山脚水涯地土，科粮纳赋本来无几，可否仰求圣恩特降谕旨，将云南水田旱田仍照旧例升科，其山头地角坡侧旱坝、水边河尾零星地土，听任百姓开垦，不必从中区别免升科，他们无所畏惧，自然踊跃从事，竭力开垦了。再查乾隆二年奉上谕：云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号雷鸣，百姓无积蓄，一遇荒歉，米价腾贵。凡是水利有关民食的，都应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求有备无患。必须因地制宜，事情可以谋成，断不应吝惜费用。钦此。现今凡是旧有水利处所，地方官并非不按时兴修，其余有可以开筑渠坝灌溉田亩之处，农民常因无力开修，因循未办。如果想要请款办理，必须专折奏请，地方官未免慎重迟疑，因此兴修水利之处甚少。应请求此后凡有可以开筑河渠闸坝灌溉农田的，如果民力不继，听任他们具呈，地方官亲自勘验明确，详请借项兴修，统一在年底造册汇总题请，限定三年还项。至于农民中有闲旷之田，苦于无力开垦的，造册汇总题请，等到开垦成田之后，也分作三年还项。这样百姓有鼓舞之心，野外无闲旷之土，而且水利日益兴盛，以后可以化瘠薄为肥沃，人口既多，而百姓粮食可以充足了。

请求开垦沿海沙坦疏。乾隆五十年。

广东巡抚孙士毅

私下认为粤东地方，每年所产米谷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用，全靠粤西谷船接济。其原因在于粤东山多田少，地接海洋，被山占据的十分之三，被水占据的又不止十分之四。可耕之土本来无几，而民居繁盛，商贾充盈。仅广州一府而言，所需米粮，又数倍于其他郡县。偶尔遇到粤西谷船稀少到来，粮价就不免骤然上涨。臣到任一年多，情形悉知，向来滨海居民见到有涨出的沙地，名叫沙坦，开垦成田，栽种禾稻，实在是天地自然的美利，海民借此谋生的很多。乾隆元年及乾隆七年，前督臣先后条议，请求给农民开垦升科，均获允准，民情称便。到乾隆三十七年，尚书裘曰修验收直隶永定河水工程，声明近水居民与水争地的弊端，钦奉谕旨通饬各省督抚，凡是濒水地面，除已开垦的免禁外，此后不许再行占耕。当时经前督臣李侍尧、抚臣德保上奏回复，于是将濒海坦亩禁止开垦，不准申报承种。这是粤东沙坦前后开禁的原委。查自禁止开垦以后，民间视为官荒，转生觊觐之心，其中良懦者畏惧事端退缩，豪强者任意兼并，开始则偷种，继而抢割，逞凶滋事，都由此引起，徒有当官禁垦之名，实在开启百姓争夺之路。并有商民串通滨海丁巧，借开设盐漏为名，呈官给照，居然栽种禾稻并未熬盐，等到被告发，又变为养名色，饰词搪塞抵赖。农民见其有禁有不禁，因此抢案越来越多，纠葛不断。

译甚至表面上严禁、暗中却开垦，百姓不缴纳赋税，而官吏却收取租税，真假混杂、虚张声势，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臣在上年春季奉命调任广东，清查积压案件，体察访求民情，得知沙坦原本并不妨碍水道。查考从前李侍尧等人禁止百姓开垦筑堤的原奏，是专门针对内河出水的关键区域，担心高筑堤坝会遏制水势而言的，并非指大海边涨生的沙坦会妨碍水道。只是当时没有分析得详尽周全，地方官员一时产生误会，便将沿海沙坦一概禁止，几乎如同因为怕噎住而停止吃饭。况且广东沿海的沙坦与其他省份滨水的地面不同，河湖水势利于疏通顺畅流动，如果任由百姓占耕，那么地势日益狭窄，自然会对水道造成妨碍。而大海之滨洋面宽广，一望无际，不以沙坦的有无、地形的宽窄为意，正希望沙洋多涨一分，百姓的居所就多增一分，这非但没有与水争地的祸患。伏查广东沿海州县，都有沙坦，其中靠近省城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六个县，是利益最多的地方，人们争相前往如同追逐猎物。与其禁止却阳奉阴违，徒然滋生诉讼累赘，似乎不如开放让百姓耕种以求生计，以顺应民情。国家休养生息百数十年，岭南地区人口日益繁多，省会各地人群混杂，人口尤其众多。我皇上深切念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凡是山头地角，只要有利于耕耘，没有不准许种植作物的，以此恩惠百姓。广东以千百顷不碍水道的沙坦，一旦置为废土，实在可惜。又加上毫无限制，似禁非禁，不属官府也不属私人，以致穷苦百姓不甘心，纷纷结成诉讼，这实在不是核实实情办理公务的方法。臣愚以为，如果将这种沿海不碍水道的沙坦，照旧给百姓承垦并登记纳税，即使以千顷来计算，每年大约可增添稻谷十万余石，即无需完全依赖广西谷船的接济，对百姓粮食的益处，正是不小。再者，滨海荒地，如果严禁开垦，那么生计萧条，盗匪容易出没。沙坦一旦开放，全都成为肥沃的土地，无业的穷民都能搭建棚舍，尽力耕种，既可以消除他们为匪的念头，地方也可以安宁了。

译营田总局章程

刘蓉

变革旧有章程，以顺应民心。查考同治二年之前，署理陕西巡抚张曾将西安、同州两府叛绝田产的大致办理情况上奏，奉皇帝旨意：这些土地，与其招募佃户开垦，不如作为屯田，既可以杜绝回民觊觎，又能节省军饷，寓兵于农。如果能作为旗兵的产业，尤其合适等因。钦此。并且经过商议：屯田养兵，是长久之计。但陕西军务正当吃紧，没有空闲放下武器回归农业。满城官兵每日忙于操练，逆贼气息未远，正希望与抚标各营共同壮大声威，也难以立即让他们亲自从事耕作。应当等到军务结束，斟酌办理，当时已将拟定的章程命令执行在案。查甘肃军务未平，陕西地处连接要隘，处处需要防备。驻城的满营、绿营各部队都应勤加操练，以备不测。屯田政令断难兴办。各州县上报的情况不一，都没有实际效果。强壮的人随意开垦耕种，贫穷的人观望不前。管理缺乏良策，穷苦百姓难以安定聚集。与其急于供养士兵，在民间存有奢望，而军饷无法供给；不如宽厚对待百姓，使他们乐于趋向田间劳作，而军饷来源自然充足。现在再次检取旧章，详细核议，并将始终的办法条列分明。地方官如果能切实奉行，不被邪说迷惑，妄自更改议论，实行后必有成效。

一、划分地块，以确定地亩。凡是丈量田地，先将邻近、本地有主无主的边界查明，由近及远，亲自走遍，即使是偏僻荒远的地区，也不能只让书吏勘报。按照四乡各里，分别土地用途，由官方规定弓步进行丈量。现在的二十五亩，就是古代的百亩。一个成年男子授田，以二十五亩为标准。如果有一个人之力能种五十亩的，查明确实不是包揽图占，准许其承领。丈量时，仍以二十五亩为一个单位，用大木签编列字号，标题某里第几号。每五块地挖一小沟，将土堆作田埂；十块地挖一大沟，将土堆作田埂。宁可宽余一些土地，不必计较分厘。田地附近有闲地可以搭建草舍的，不必另外给地；如果没有闲地无法居住的，一个成年男子酌情给一二亩。丈量分配之外，遇到剩余不足二十五亩的，作为余地。如果有不愿领种多亩，只领余地的，或者承种户愿意将相连的余地一并领种的，都在执照内分别注明：领种余地若干亩，以及领种相连余地若干亩，都一律按章缴纳租粮。

一、授地应遵循次序，以杜绝偏颇。丈量之初，既已划分地块授田之时，就按标题次序，分别先来后到给予领取。如果有数人同日投结认垦，就按人数分出地块抽签，不得任其挑选超越，以显示公允，避免纷争。

一、招垦应清查来历，无论土著还是客民，报明姓氏籍贯，取具甘结保状，都准许承领。是土著的，取具亲族保结；是客民的，取具同乡铺商保结。如果隔邑隔省，持有印票，查无诡托情弊，准许一律给予执照，按地段次序授田。如果勾结多人，妄图自立村寨，不与本地乡民联络，恐怕遗留土客不安的弊端，着令不准实行。

一、编立保甲，以资稽查。远近百姓杂处其间，良莠不能全部知晓。保甲之法，不仅稽查方便，而且情谊相连。现在在授地之初，既以五家、十家分段，就在五家、十家中择取长者，各自稽查散户，而统属于里长。凡是里长不必定为百户，只按里的规模大小，如一里仅三四十户，或六七十户都设里长一人。如果超过百户，酌情根据人口多少，设长二三人。靠近镇集户口繁多的地方，分东西南北各设一长。凡是设长都从新招之户中，即在新户内选择。如果是新旧错杂，仍按烟户择立，只选择公正之人，不分新旧，一体编立，以联络同沟共井的情谊。里长约束十长，十长约束五长。每年交租纳粮，里长按期催齐，报知地方官，同日交纳。一里之中，如果有勾结匪徒、拖欠租粮等事，只追究里长。里长有苛索平民、把持地方等事准许同里人开列实迹，报官究治，另行择立新长。凡是里长多半是官人，有缉匪催粮的责任，应在授地之外，酌情给地亩以奖励其辛劳。所管百户，酌情给六亩；不及百户，酌情给三亩，一体纳粮。

一、发给执照，以昭示信守。现在由总局颁发三联执照：一联给认种之户，一联存该州县衙门立案，一联缴还总局备查。执照内填写姓名编号，依次发给，不准积压，以致产生徇私舞弊之弊。

一、设立分局，以专责成。各州县选择公正明达的绅耆二三人，户房、工房书吏各一人，书手一二人，设立分局将丈量地段顷亩数目以及颁发执照等事，各设印簿，逐日登记录入明晰，随时稽查考校。每月以某几日收结，当即查明，在次日发给执照，先行出示，不要让远近之

译百姓守候没有期限。书吏纸笔的费用，酌定每亩令认种的百姓出钱三十文，此外不许索取分文。设立局所的经费，由官府垫付，等到田地交纳原本租税时，按每亩提取二升，用来清偿公用的垫款，不得在租税之外另立名目向百姓索取。等到招募种地的人齐全，就立即撤销局所。官员和士绅办理妥当扎实，有着显著成效，查无其他私弊，允许他们呈报说明，由总局考核其功劳多少，详细请求奖励。如果有劣绅、奸民勾结地保、书吏差役，私下授受，刁难苛索，甚至把持地方，阻挠局所事务，导致田地长久荒芜，粮饷没有着落，就按照棍头把持的条例惩办。地方官申报不实，或者借机牟利，一经发觉，也由总局详细请求查办。

译务必确立限制，以平息争端。查阅先前制定的章程，在汉人与回民杂居的地方，互相典当以及与商铺交易抵押的土地，命令各州县勘明情况，另行造册登记。汉人典当回民产业的，如果契约和证人可靠，允许其暂时耕种，等到军务结束后，再行评估卖价，由当主补足差价交给官府，土地归回民所有。如果无力补足差价，就由官府核定给予原典当价值，土地收归官府。其回民典当汉人产业的，如果汉民存有老契约，允许其缴价赎回。无力缴赎的，暂时发给佃户承种。如果没有老契约，就将土地收归官府，不准赎回等语。现在详细复核，对于良善的回民与汉民至今相安无事的，其土地房屋互相典当，不必查办；分别确实是叛产、绝产的，酌情办理。凡是绝产，如汉人典当汉人产业，而原主人要么断绝要么逃亡，汉人佃种汉人产业，佃户存在而原主人未归，或者原主人仅存妇孺，有契据却不能指认，佃户能指认却没有契据，又有花名册籍无法查考，其人久居乡里，知晓邻里亲族，无人借口契据遗失，妄指田地冒为己业，或者冒认姻亲并无确凿证据，或者原主人企图省事，等他人开垦耕种后才报复业，又或者本是远乡隔邑之人，探知该乡遭受蹂躏之后，远近人烟断绝，相互结党，冒称是该乡失业之民，冒指田地，互相担保结拜，种种弊端混乱不胜枚举，都应确立限制，以显示公平。如汉人典当汉人产业，其原主人亲丁已绝，允许当主找价管业。如果有同族在服制内的人，情愿缴出当价，取得亲族切结，也允许其管业，当主不得与之争辩。其原主人逃亡而未归的，另行记载，允许其暂时耕种，等到扣满三年，原主人不返，无同族服制以内亲丁来赎，允许当主缴价管业。如果只是同姓，并非宗族以及异姓的姻亲，均不准其缴价管业。那些仅存妇孺，有契据却不能指认的，按照契内所注地段亩数访查确实，允许其领回招佃。如果契纸证据全无，乡保邻佑已绝，仅存妇孺逃亡归来确能指认地界，另行记载，允许其招佃耕种，不准价卖，等到三年后确实没有其他变故，允许其管业。以上各种情形不一，而其应交租粮，均应按章程输纳，以杜绝借故取巧的弊端。至于原主在三年限内归来，契据人证确切，查系上下两忙季未经播种以前到的，允许其接收管业；播种以后到的，等到收获后才允许接收，仍给承种者开垦之资。如果有庐舍，均凭中人估价给还，不得借口扣留交给承种者。官府按照上中下则另行核给地亩，更换执照也不得以远近肥硗挑剔为难。其原主人或因无资给还，情愿另给地亩耕种的，取得两造甘结，将契纸呈官批明盖章，无需另给执照。如果三年内原主人归来，确有契据领还原业，承种者已经花费开垦庐舍之资，而该州县境内叛逆绝户各产均经招垦有人，此外更无闲田可给，应令两造凭中人估价，或者原主补还费用，承种者作为佃户交租金，或者承种者有力价买原主情愿收价另购置，都听其便。凡是远乡隔邑之人，无契据人证可凭借，妄指某地为本业，虽然互具保结，不足凭信，只允许照招垦之民一律办理。凡是荒闲地亩，既经分丈测量，其间或一段数主，或数段一主无从查考原主限内归来，其地尚无人耕种，查系确有证据，应允许其取具切结领还。如果已有人承种，其亩数业经划分，不能因一人紊乱定章，应查原主契据亩数和承种者相当，仍照播种未播种办理。如果亩数少的另行给地，多的先将无人承种的给还，余下仍另行给地补足，不至于割裂纷更。至于有主之地界在叛产绝产之间，丈量之时串通乡保官吏隐匿侵占，无论远年近月，一经发觉，土地归官追缴，历年应输租粮照例一并科罪。以上专指绝产而言，至于确实是叛产，按例应归官府，无需再议。房屋地基以契据为凭，没有契据而有乡保邻佑可证明的，都允许收还。如果有隐占当卖及冒认己业起盖铺房，或者将旷闲地基平作地亩的，均另行记载。如果被原主或旁人举发，将所盖房屋不允许拆还，仍治以欺隐之罪，其余都照前办理。其栽种果木的沙地，照现在同州府办法变通折银，每查照粮银加倍征收，如粮银五分，租金以一钱为率，按亩给予执照，愿意作为己业的，令其按亩输纳，十年都允许其永远管业。

一定租粮以资助军食，招垦地亩，所以安抚遗留百姓，也借此资助军食。查阅从前比照嘉庆十三年兴安办理章程，水旱田分上中下三等起租，舍庄基有搭建房屋棚厂居住的，照上地起课，正项钱粮另外

译关于“行按照输纳”等语。近年来各州县上报的情况未能统一，虽然是因为各地情形不同，但其中任由乡保、吏胥蒙蔽，漫不经心，以至于荒地很多，那些没有荒芜的土地大多被豪强估占，流亡的人仍然没有依靠。上级官员勤求安抚的意图不能下达，下层百姓急切谋求休养生息的情况不能上达，或许也是因为制度规模尚未完备，导致多有参差。现在无论叛产、绝产，都属于官地，酌情征收租粮以救济百姓的艰难并资助国家用度，自然与寻常定额征收的正粮不同。查户部条例，水田、旱田起科有六年、十年之别，由官府招垦并将田地交给佃户，从次年起科。又有雍正六年谕旨：“小民刚刚安置，公私兼顾为难，着宽限二年起科”等语。陕西自军兴以来，仓库没有余粮，军粮不足，不能与往昔充裕相比。现在分别水田、旱田宽立年限，酌定租粮：如果是水田，初年免除其交租，只纳正粮；次年每亩上等田输租二斗，中等田一斗五升，下等田一斗；三、四等年每亩上等田输租二斗五升，中等田二斗，下等田一斗五升；五、六等年每亩上等田输租三斗五升，中等田二斗五升，下等田二斗。正粮均照定例输纳。六年后合计逐年所输之租，上等田每亩补足五石，中等田补足四石，下等田补足三石，准许其作为己业，换给契纸，永远管有产业。如果有的不能补足，每年仍照五、六年的定章输纳，等到交足石数，正粮没有亏欠，仍然准许换给契纸，准许其永远管有产业。如果是旱田，初年租粮俱免，次年上等田输租一斗，中等田七升，下等田五升；三、四等年每亩上等田输租一斗三升，中等田一斗，下等田七升；五、六等年每亩上等田输租二斗，中等田一斗五升下等田一斗。正粮均照定例输纳。六年后合計所输之租，上等田补足三石，中等田补足二石，下等田补足一石五斗，准许其作为己业，换给契纸，永遠管有产业。不能补足的，照水田不能补足的办法办理。北路山多、地寒、岁收较薄，其上等地照中等田输租，中、下等地均照下等田输租，正粮仍照例征收，以示区别。如果种到三年，愿意将四、五、六等年每亩应交之租补足石数的，也准许换给契纸，永远管有产业。凡是认种未到年限、不愿再种的，准许其报明顶给他人，仍取具里保各结，换给执照。顶种之户，其应交租粮仍按亩核计，准许其按年接算，不必另起年限。村镇房屋地基，有起铺店房屋的，按所占地每亩每年输租二斗，均于五、八月交纳，不准迟延，仍照六年为限。愿意作为己业的，每亩补足三石，换给契纸，永远管有产业。倘有奸豪将无主房基搭盖棚舍，或用砖瓦围砌，或撒种各种粮食，企图无主承认而冒为己业，这类诡混行为最多，尤其应实力清查，随时究办。

译一、劝勉殷实之家以扩大招揽。地方上的富绅、良商、乐善好施之士，若有愿意捐助牛只种子、搭建棚舍、捐资招引垦荒、出借粮食种子、收取微薄利息，或者完全不取利息等情况，都属于勇于行善。地方官查明没有借机牟利盘剥的私情，便将其捐助数额，开具姓名、年龄、有无功名，上报局方详细请求酌情给予优厚奖赏。

一、明确限定期限，以避免参差不齐。凡是交纳租粮，依照旧例都使用京斗。春粮从五月初开始，截至五月底结束；秋粮从八月初开始，截至八月底结束。里长率领佃户装运前往常平仓交纳，咸长两县的县令前往广备仓交纳，随到随收，严禁仓库书吏拖延、浮收等弊端。主管官员不得在期限之前私自支取收纳，散户超过期限不交或交纳不清，严厉催促里长，不得听任其拖延。每年征收租粮，照常申报，以便查核。业主恢复产业，定为三年，应从该地方遭受扰乱之日起计算；招引垦种的百姓，定为六年，交纳租粮应从发给执照之日起计算。各州县办理招垦，应从奉到此次新章起，至同治五年三月为止，赶紧设法招齐，不得延误玩忽。每月初十以内，将上月招引垦种某处田地多少亩开报总局稽查，其办理妥当迅速，或草率了事，或借故拖延，由总局开列清单详细请求分别劝勉惩戒。

一、截断确定章程，以防止混乱。查考在未确定新章以前，各州县招垦丈量，既然不是亲自踏勘顷亩，未必划分清楚。认种百姓多少，听任其选择。那些认为属于自己的产业的人，既然没有深究其来源，只图眼前的征收，凡是隐瞒冒占、侵吞欺诈、中饱私囊等弊端，置之不问。此时难以一概命令更改，应当截断确定新章之前已经有人承种的，赶紧清丈，分出地段，先行造具清册注明某乡某人在何年月日认种水旱田地多少亩，有无搭建铺店房屋占地多少亩，申报总局，酌情指示遵行。如果已经奉到新章，故意拖延，企图将未经垦种的地亩混入已经承种之内，趁机营私，一经委派查访属实，由总局据实详细追究。

清查荒地议

刘汝璆

大军之后，荒田日益增多，逃亡的百姓未能恢复产业，有的全家都死亡，无人认种，那么招揽开垦，确实是急务。荒地之多，没有比得上皖北的，毗邻中州一带，多年遭受蹂躏，数十里人烟绝迹，虽然屡次命令开种，但地势辽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见效。浙江全省平定，福建中部也一律肃清，那么这里所垦种的田地，真可以永远作为世业了。大概招引垦种的方法，有六个方面：曰有主，曰无主，曰无主但已耕种，曰有主但未耕种，曰有主变为无主，曰无主变为有主。了解这六点，就可以谈论招引垦种了。至今上级官员激励劝勉，凡是县令招募百姓开垦达到数万亩，破格提拔，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还有难以言说的地方，民情多诈，勉强度日，就有怠惰之心，官员虽然督促率领，却置若罔闻。即使是自己的产业，也任听其荒芜。那些确实属于绝产的，有人认垦，等到成熟时，有无赖之民认为是自己的产业，涉讼公堂，虽然经过讯问查明，但认垦的人一经被牵连，即使不至于破家，岂能一无所费？况且控诉争辩的人，多是好讼之徒，他们不把官法放在眼里，所以稍有身家而怕事的人，断不敢做垦荒之事。因此虽然有垦田的命令，但仍然有执行有不执行的。那么怎样才可以呢？必须明确制定章程，了解这六点，严惩狡诈之徒，官员为之督促率领，那么下面的人知道畏惧法律，从事垦荒的人也不担心其后患。近来看到保定等处新开垦的弃地，多达数百顷，这是西北开荒的明证。元代虞集关于东京水利的策略，在当时没有实行，经过数百年，到我朝才开始收到其利益，所以说：“愚人可以与乐成，难以与虑始。”现在浙江十一郡，所在多有荒田，而湖州、杭州等处尤其肥沃，如果能招募百姓全部垦种，以充裕粮食来源，将可以逐渐恢复元气，并且按时收养壮健的夫役，这也是平息盗贼的一种方法。目前盗案浙西尤其多，动不动说是游勇，但也不尽然，没有产业的百姓率领他们归农，何所为勇？何所为盗？这也是乱后裁撤兵勇的大善策。

上左季高中丞论清粮开荒书

刘汝璆

战争兴起以来，百姓失业的很多了，国家的赋税缺失了。衢州号称完善，然而所保全的仅是一座城罢了，其四乡受害的情况不可胜数。去年署理金华，承蒙蒋方伯询问刍荛之见，因为乱后情形未能周知，不敢回答。后来署理金衢严道，顾道又以清粮之事嘱托我拟议，也没有回答。等到六月间，承蒙大中丞又以清粮开荒之事下问，私下认为凋敝之后恢复升平，正是国家励精图治之际，地方守令都兢兢业业以国计民生为念，这是很大的盛事。汝璆到浙江三年之久，本地情形也已颇有见闻，如果不献出刍荛之见以备采择，何以对得上官，何以

译是为了应对下民吗？因此，我根据自己所知，详细列举呈请顾道斟酌是否可行。没想到顾道立即据此上报，我既感激又惭愧。现在听说大中丞批示要求再次详细妥议，务必在清理田赋中体现体恤百姓的意图，这正是所谓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博啊！这确实是伟大君子为国为民的宏大心意，不仅是我汝璆所仰望、唯恐赶不上的，凡是地方百姓蒙受庇护，谁不拍手称快呢？我认为清理田赋和开垦荒地虽然看似两件事，实则道理相通，固然不可将它们割裂为二。凡事必须考察具体情况，就浙江省的大致情况而言，金华、衢州固然不同于嘉兴、湖州；就金华、衢州而言，衢州又不同于金华；就衢州而言，西安县与龙江、常开等地，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凡是办事的人，章程条目不过是列举大纲，其中因地制宜的方法，也取决于执行者如何去做。这就是所谓“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请让我以西安县的情况，恭敬地向大中丞陈述：西安县土地贫瘠、水源浅少，百姓依靠种田为生，不像嘉兴、湖州那样兼有养蚕种桑的利益。自从乾隆四年清丈土地以来，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那种时间久了必然败坏的趋势，有差役随意增减、轻重抄写错误而无法辨别的；有奸民以智欺愚，占田多而缴税少，勾结朋党，卖田少而增税多的；有因争产、重卖产业，暂时蒙蔽眼前，时间久了才发觉的；有为了逃避差役，害怕差吏勒索，将自己的产业寄名在他人名下的；有富裕人家的子弟不懂农耕，亲戚奴仆蚕食瓜分，田地没了而赋税还在却茫然不知的；有河流泛滥、溪涧漂流，田地没了却还要赔缴赋税而不知尽头的。这些在未遭受战乱之前，就已经多得说不清；而在遭受战乱之后，弊端更有超出这几种情况的。比如富裕人家，土地连片，战乱后老人不在，子弟不懂生产，征收他们的税还有成百上千，但问他们的家境却是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生存；比如寡妇孤儿，受人欺压隐瞒，却无人过问；比如绝户剩余、逃民抛弃的土地，奸徒趁机据为己有，田地成了私产，赋税却成了里甲的祸害；比如典当抵押的产业，无力赎回，豪强有田无税，安坐享受成果，贫民有税无田，赔缴赋税加重负担；比如业主未能全面知晓，刁滑佃户买耕入己，这边问说是那边的产业，那边问说是这边的产业；比如外来游民，成群结伙欺骗业主，人丁稀少，却依仗强横霸占耕种。这类情况，有的追究却无从查起，有的申诉却没有门路，导致缴纳赋税不能踊跃。

译正因如此，从现状考察，西邑的田地，逐渐开垦种植的已占十分之五六，即使那些荒芜未种的尚占十分之四五，而这十分之四五中，并非全是因为人力不足，而是因为产业权属不清的，实际上占了一半。那么以今日而言，西安的开荒，与其他县邑完全依赖招徕垦荒的做法，固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曾说：清理赋税与开垦荒地，虽然看似两件事，实则道理一致，不可将它们割裂开来。所谓不可割裂开来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因为赋税依据土地制定，土地依据人口分配，不开荒则赋税悬空无着落，这固然没错；然而不清理赋税而只谈开荒，那么豪强之人都会借开荒之名，作为侵占土地的手段，势必导致争夺日益增多，诉讼案件大量兴起，强者得以兼并财富，弱者无法维持生计，其危害将没有尽头。这是想要体恤百姓反而扰民了。如果先清理再开荒，那么赋税有了着落，百姓也可以没有争抢了。议论的人或许说，现在荒田无数，未开垦之前无人过问，开垦之后，辛勤劳作的人习惯了辛苦，安坐不动的人享受成果，恐怕开荒的人心里不甘，认为这就是不清理而直接开荒的弊端。如果先清理再开荒，自然就没有这种弊端了。如果不这样，那么开荒者不过耗费几天的力气，就担心他们不甘，那些耕种祖传田地的人，凭借祖宗几代人的积累，一旦被人夺走，他们又谁能甘心呢？况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只是依据道理而言罢了。然而王道本于人情，国家律例，也有以户籍确定人户的条款，因此本地居民与外来客籍，本来就有细微的区别。所以从道理上讲，土地有划分而百姓不分彼此；从情理上讲，士人享有祖传的爵位名号，农民耕种祖传的田地。而且这并不是歧视外来百姓，也不是不想招徕他们，实在是因为事情必须谨慎开始，不得不先清理后开荒，作为日后主客相安的策略。孔子说：“不要追求速度，追求速度反而达不到目的。”如今议论的人只看到开荒的事业，而没有考察不清理而开荒的弊端，岂不是接近于追求速度吗？随着清理随着开荒，固然也不是不迅速。议论的人或许说：“这是针对无主土地而言的。”然而不清理，那么这边认为无主，那边认为有主，未开荒之前视为无主的，开荒之后忽然又有主人，将要争辩得不胜其烦，岂不是引发百姓的争抢吗？况且所谓无主的土地，其情形也不同，有业主流亡而由亲族代为管理的；有业主流亡，虽然现在无人管理，但确切知道其人并未断绝，只是暂时未能归来的；有确切知道是绝户无人的。我私下认为，有亲族管理的，就责成亲族开荒纳税；确切知道是绝户的，就应当招领，由领种的人开荒纳税。只有现在无人管理，而又确切知道其人并未断绝的这类田产，如果立即更换主人，那么既无法消除将来的争端；如果留地等待原主，那么赋税又悬空无着落。反复思考，不得已而有暂时归公的说法。所谓暂时归公，并不是说将这些田地最终归公。大概从现状而言，可以由官府召佃，而田地不至于听任荒芜；从日后而言，业主归来，可以向官府认领，而不致另外引发争抢。等到数年之后，无人来认领，那么另行招人领种，也没有不可以的。然而这几种情况，如果不先进行清理，那么本来就无法知晓。所以乍一看，似乎开荒紧急而清理迟缓；仔细考察，则清理赋税是根本，开荒是枝节。外重根本内轻枝节，就会引发百姓争夺，这确实不可不深思熟虑。所以我曾说，开荒与清理，实为一件事，不可割裂开来。因此如今，百姓听到清理赋税的说法，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希望看到德政的成就；而那些胥吏中的佼佼者，奸猾之徒中的首领，务必想要阻挠此事，散布没有根据的说法，诋毁异己。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不清理就可以放纵他们中饱私囊的欲望，一旦清理就不能肆意实施他们的侵占阴谋罢了。孔子说：拥有国家的人，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如果清理得以施行，那么均平且安定，荒田不担心不开垦了。

伏查康熙年间，耿逆作乱，西安、龙游同遭其灾，西安催征棘手，拖欠赋税重重叠加，无可奈何。龙游有一位卢县令，锐意推行清理赋税归户的方法，设立科条，明确疆界，核实名实，压制浮议，甚至全国非议他，他也不顾，最终得以成功。于是旧欠依次就绪，而新粮迅速办理，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均平。均平则法纪严明，争讼平息，事务简单而功效集中，百姓安乐而赋税完纳。后来西安县令陈鹏年推行清理赋税的方法，而西安百余年享受其乐利，至今百姓传颂不衰，这是前例。我对其他府州县的情形不敢全面了解，如果为西安的赋税考虑，那么没有比清理赋税更好的了。如今如果推行清丈的方法，那么西安一百四十二庄的钱粮又何必担心有缺额呢？况且缺额的祸患，并非全是因为荒田，一是因为吏胥欺瞒，分洒赋税给奸民，假冒侵占，这是人心的弊端；一是因为大溪小涧漂流激荡，这是天灾的缘故。至于所谓荒田，只是兵火之后未能开垦种植的罢了，而其土地本来依然完好无损。我认为，如果

译实行清丈土地的法令，那么不仅奸民和胥吏的欺骗蒙蔽、假冒顶替等伎俩无处施展，即使是因天灾漂流淹没的土地，也不会最终导致赋税额度短缺。为什么呢？天地运行的规律，这边充盈那边就亏缺，有漂流淹没的土地，也有开垦却尚未登记纳税的土地，用开垦未纳税的土地与漂流淹没的土地相互权衡，其数量差别并不悬殊。如果不实行清丈，那么这边没有田地却要赔偿赋税，那边有田地却不缴纳赋税，百姓的苦乐就不均等了。如果实行清丈法令，那些漂流淹没的土地予以注销，百姓固然感激喜悦；那些开垦却未登记纳税的土地丈量出亩数，发给清单执照，没有人再与之争夺，百姓也未尝不乐意遵从。用盈余来弥补不足，这又是实行清丈后不必担心赋税短缺的明显证据。

议论的人或许说，清丈这件事，工程繁杂且费用巨大，耗费时日且持久，担心事情难以推行且见效不快。我认为不必担忧这些，孟子说：“用安逸之道役使百姓，即使劳累也不怨恨。”如今用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而动用百姓的财力，本来没有不愿意的。那些不愿意的，只是担心办事的胥吏、绅董坐享其成、侵吞欺诈，而事情没有实际成效罢了。如果让公正的人主持这件事，财力没有虚耗，事情有成效，小百姓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况且我认为办事的绅董不必另外挑选，就从粮户中选取即可。公正的区长也不必另外挑选，也从粮户中选取即可。同样是拥有田产的粮户，其中优秀且有文采的人担任绅董，朴实且忠厚的人担任公正区长、弓手等各类人员。这无异于用自己的财力办理自己的事情，而那些游手好闲无业的人起初就不能冒充进入局中。至于庄书人，不过是让他们造册核对、书写计算罢了，每天给予薪水工食罢了，此外没有其他虚耗的费用。又有什么可侵吞的呢？

至于耗费时日这一节，这样的大事确实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然而用这个庄的粮户办理这个庄的事情，用那个庄的粮户办理那个庄的事情，同时并举，这个庄完成了，那个庄也必将完成。这样虽然一个月只办理一个庄的事情，但相当于同时办理几个庄的事情，又何必担心耗费时日持久呢？所以凡是反对清丈的，都是奸民、猾吏和强有力者阻挠的说法。现在如果不实行清丈而只让他们开荒，那么那些奸民、猾吏和强有力者固然都能获得开荒的利益，而且用开荒的名义应付上面的命令，确实是很好的计策。而无知安分守业的人，那些不甘受欺压的，愤怒争执必然难免；那些甘愿受欺压的，则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剥削，不知道困境将发展到什么地步，甚至无法谋生，疲惫困顿死在沟壑中而无人救助，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所以我曾说：开荒和清粮实际上是一件事，不可分开成为两件事。大中丞抱持着使国家富裕、百姓富裕的宏大心愿，是全省绅民所瞻仰的，而十一府七十二州县的情况各不相同。大中丞指示大纲，务必做到“国家没有荒废的赋税，百姓没有荒废的土地”罢了。至于细微的章程条目，或许在金衢可行而在嘉湖不可行，或许在嘉湖可行而在金衢不可行，似乎应当责成地方守令及本地绅士商议后施行。如果一定要一一详尽规定，怎能保证没有这里通达那里窒碍的祸患呢？我璆确实缺乏良法美意，如果有见闻，怎敢不献出我这狂妄愚昧的一点见解，只请大中丞选择采纳。倘若认为事情可行，或许还有未尽之处，召我到厅堂教导我，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译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的记述。

戴盘

浙江省自从战乱之后，田地长久荒芜，各城镇全都变成焦土，远近乡村也人烟稀少，纵横交错的田埂间，长满了一片荆棘。办理善后事宜，开垦荒地是首要任务。我任职后查访，严州各属田地荒芜，人口稀少，与其他郡县相比，遭受蹂躏的情形更为严重，我对此深感忧虑。现在想要招引开垦，必须让外来户乐于耕种，开垦的农户一天比一天多，那么荒地就一天比一天少，这样赋税才不至于长期拖欠。无奈外来开垦户，从江西来的有衢州荒地可耕，从宁波、绍兴来的有杭州属地的荒地可耕，只有严州地处中间，仅有徽州这一条路，徽严交界的地方都是荒地，他们断然不肯舍弃这里而前往别处。只查得有一类棚民，向来以种植山地为业，地方上的农民不与他们为伍。自从咸丰十年以后，太平军滋扰，棚民僻居深山，未受大害，现在比农民还要强一些。昔日没有田地可种，不得不种山，今日有田地可种，却能改种山为种田，田地的收益终究胜过山地。各棚民并非不愿意种田，实在是不敢种，必须设法招引他们来种，这就是有招棚民开垦提议的原因。严州收复以来，至今数年，田地既已长久荒芜，开垦成本较大，种山的民众在此聚族而居，招引他们开垦尚且容易。其他郡县的民众迁徙至此，招引他们开垦就更难了。如果不明确制定章程，格外优厚抚恤，难以期望他们踊跃从事。不仅其他郡县的民众裹足不前，即使棚民也多疑惧，私下恐怕荒地日久不垦，都成了废地，怎样才能使赋税不致虚悬呢？现在查访各属田地，有的业主害怕缴纳赋税不肯立即申报，有的佃户私自开垦不马上呈报，其中更有因田地垦熟后假冒诬认的，甚至书吏差役舞弊，借端勒索欺诈，以至于日久争执，种种弊端不一而足。况且支流河港，种田的人必定依赖水利，听说开垦的各户，本地农民不准他们取水，所有筑堰等费用，又想让外来的开垦户承担，不肯按已种田亩均摊，这必须严加禁止，以广招徕。因为弊端既除，然后利益才能兴起。我阅览善后局颁发的章程，声明各属有不能强求一致的地方，应由地方官随时随地酌情办理，以期尽善尽美。我不敢说所拟定的章程全都完美无缺，而是因时利导，因地制宜，因人成事，精心斟酌，谨列出浅见四条如下。

一、应当命令随开垦随申报。本地荒地，外来开垦的各户，无论本籍、寄籍，必须先申报明白认垦，不准隐匿迟延。近年来田地荒芜已久，开垦成本较大，三年内如果有原业主来认领，应分租息作为开垦成本，不准分租，也不准立即收回，等承种的人稍得利息，三年后再行退还。如果有情愿来人佃种的，全听自便。申报开垦到县，不准勒索开垦户分文，并准许免除缴纳赋税一年，必须以原申报的亩数为凭。三年内业主认领，既然不分租；一年之后应缴纳的赋税，就暂令开垦户照缴。倘若未经新垦的田地，佃户照旧缴纳租子，由业主缴纳赋税，不在此例。那些私自开垦而不举报的，查出按私占论处，这样隐匿不报的弊端就可以消除。

二、应当命令开垦三年后即行执业。限定的年分须以到县申报开垦的日期为凭，扣算至三年才准许呈办。三年后如果没有业主来认领，准许开垦各户作为自己的产业，过户缴纳赋税，既得到利息，又有恒产，自然必定踊跃从事。所有沟港取水，本地农民不准阻止。如果有筑堰蓄水之事，也必按亩均摊，不要让开垦户多出钱文，这样开垦户乐于服从，而日久争执的风气可以平息。

三、应当命令原业主尽早呈报。荒地有人开垦，如果确实是自外地回来的，才准许照数收回到籍。三个月内就必须申报，倘若是在籍的住户，不立即申报明白，拖延至日久，田地已经垦熟，再行呈报，显然是有意取巧，询问明白地邻，即将所种田亩罚一半归开垦户执业。至于业主的亲属，不得混杂争执，这样业主不敢久匿田地，可以逐次清理。

四、应当严禁冒认。荒地垦熟后，本籍奸民固然借端假冒，甚至衙门书吏差役串通乡民冒认，借端勒索欺诈。其实有印契粮串可凭的，自然应当退还；如果没有确据，必须本庄地保绅士代为出具保结，才准许执业。如果有非业主前来冒认，并凭空隐匿造假契，讯明情节，严加惩办。衙门书吏差役勾串勒索，更是地方的祸害，如果有此弊端，更应从重治罪，这样开垦户无所疑惧，田地可以渐次耕种。

筹办湖团疏 同治五年

曾国藩

臣在上年奏复军情的折子里，附陈铜山、沛县境内有与剿捻相关的湖团一案，亟宜查办，以杜绝后患。今年正月，又将通贼的王、刁两团限期驱逐，安分的唐、赵等团仍留在徐州，先后具奏在案。查湖团，是山东曹州属地的客民，开垦苏、齐交界的湖地，聚族日益众多，立而为团。

译该处濒临微山湖、昭阳湖西岸，南面直到铜山，北面跨越鱼台，绵延二百多里，宽度有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在鱼台境内的团有两个，叫魏团、仕团；在铜山、沛县之间的团有八个，叫唐团、王团、北赵团、南王团、南赵团、干团、唯团、侯团，都以首领的姓氏命名。以前的侯团就是现在的刁团。鱼台两个团以东，民居位于东部边境，人口少而开垦的土地也少，一经官府处置，逐渐得以相安无事。只有铜山、沛县的八个团，人口众多而开垦的土地也多，主客双方发生诉讼，几乎结成无法化解的仇怨。追溯查考，咸丰元年黄河在丰县决口，上下游沛县等地正当其冲，凡是微山湖、昭阳湖的湖地，铜山、沛县、鱼台的民田，都已汇成巨大的积水，一片汪洋，居民流离失所，认为故乡永远成了水乡泽国，不再顾念留恋了。后来咸丰五年黄河在兰仪决口，下游郓城等地正当其冲，于是郓城、嘉祥、巨等县的难民从山东迁徙来到徐州，当时铜山、沛县的积水已变成新干涸的淤地，他们相继寄居于此，开垦荒地作为农田，搭建棚屋作为住所，持有器械来自卫，设立团长以自恃强大。前任徐州道台土梦龄认为他们的行迹可疑，命令县衙押解驱逐他们回原籍，接着来的人日益增多，又经沛县请求说山东移民确实是被灾困穷，拟查明所占土地押令退还，湖边无主的荒地暂令耕种并缴纳租税，经前任河道总督庚长批准，随即商议勘丈湖荒，分为上、中、下三等，设立湖田局，招募垦荒缴纳地价并输纳租税以充军饷，又命令在沛县与团民交错之地贯通修筑长堤，名叫大边，以厘清山东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界限，于是得以创立各图，据为永久产业，这是山东移民初到并留住湖团的情形。铜山、沛县的本地居民，在丰县河工初决时流亡在外，等到几年后还乡，这片污秽的池沼变成了山东客民的产业，本就心怀不平，而官府议定所占沛县土地押令退还的又只是空话，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况且同样是巨大积水新干涸的区域，哪些是湖荒，哪些是民田，模糊得无法分辨。沛县有产业的人，既恨他们霸占，即使没有产业的人，也都怀有公愤。而团民倚仗人数众多，置之不理，反而有时欺侮本地居民，天天寻找争端，有势不两立之势。咸丰九年，侯团窝藏匪徒抢劫铜山的郑家集，经徐州道台派兵拿办，并将该团民驱逐出境，另外遴选董事招募垦荒，辗转更替设置，这就是现在的刁团。同治元年，又有山东移民在唐团边外占种沛县土地，设立新团，屡次与沛县居民械斗，诉讼直到三年六月，于是发生攻破刘庄寨，连续杀死数十人的事件，经漕运总督吴棠命令派遣徐州镇道带兵剿办，平毁新团。这是咸丰六七年之后客民肆意逞强，接连酿成重大案件的情形。

译新团既已被摧毁，擒拿斩杀多达千人，并将团地退出，认为这样可以抒发沛县百姓的愤慨而挫败其心志。然而沛县贡生张士浦、张士举，文生王华献等人，与刘庄事主刘际昌，先后前往京城，以新团一案中唐守忠主盟指使，情同叛逆为由，请求将各旧团一概剿办等情，在都察院呈控。奉旨谕令，交由吴棠等人秘密迅速查办。随后吴棠以唐守忠来团最早，名声特别显著，核对所控各辞，毫无实据，且与原呈不相符，不过是想要将新旧各团一概驱逐，从而夺取其成熟的田地等语，上奏回复在案。而沛县人纷纷构陷诉讼，仍然不停止。臣广泛听取舆论，往年铜山、沛县受害的百姓，因水灾而田产尽失，水退后田地又被占据，他们怀恨兴讼，自然出于情势所迫。近来构讼的人，并非失业的农户，不过是一两个刁生劣监，设局敛钱，整年缠讼，不仅团民苦于其扰，就连土著百姓也以按户派钱为苦。而主讼的人多方构陷煽动，既以强客压制主人，激起众怒，又以夺回大利诱惑众心。官员若持持平之论，讼者便视为受贿。各团岂无安分守己的百姓，讼者却指为通贼。起初有领地之价，后来有输地之租，但讼者不问案牍的原委，必定要驱逐这几万人而后快。这又是新团被剿之后，沛县百姓好讼不顾安危的情形。上年八月，臣驻扎徐州，铜山、沛县绅民到臣的营前控告各团，呈词多达数十纸。臣认为案情重大，实为兵端之兆，不敢轻易剖断。到了九月间，捻逆向东窜逃，远近探报均称湖团勾结贼寇。审讯据生擒贼人供称，南王团有人函约贼人来，众口一词。虽然反复研究，未得主名，但平时该团窝藏匪徒抢劫积案累累，情实可信。又刁团平时窝匪，与南王团相等。此次贼寇退去之后，臣命令徐州府县亲赴各团察看情形。随后据复称，捻首牛赖各贼目均住在刁团之中，该团房屋粮草器具完好如初，其为纵容贼党亦无疑义。又称唐团练董唐守忠，其子唐锡彤、其叔唐振海带练击贼，力竭被擒，胁迫投降，骂不绝口，同时遇害。除王、刁两个团外，其余六团或凭圩抵御贼寇，或圩破后被害遭贼焚掳杀掠的情形，历历在目。其为未通贼，也确有可据。而沛县上年京控时，湖团的王献华等人，一听说湖团通贼的话，又连名多人指控。各团无非是贼党，即使殉难甚烈的唐守忠，仍加叛逆之名，请求全力剿逐。臣亲自提审讯问，原告既多捏造姓名，供情也多支吾掩饰，其为刁讼生事，也无可置辩。臣于是剖别是非，平情论断，不分土民、客民，只分孰良孰莠。其有契据各产业为团所占，急求请还的，是土民中的良善者。无契据产业，只知敛钱构讼，激众怒以兴祸端的，是土民中的莠民。其平日安分耕种，如唐团拒贼殉节，受害极惨的，是客民中的良善者。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团勾贼，刁团容贼的，是客民中的莠民。遂于腊月下旬通行晓谕，命令王、刁两团限期在正月十五日以前逐回山东本籍，派刘松山率兵前往弹压。近日据各州县报告，该两团已全数徙去，安静回籍。

臣酌定善后事宜三条，檄令徐州道督同府县次第经理。一是酌给钱文，以已逐之团王、刁两团平日之窝匪，去秋之通贼众所共知。但除首犯王长振罪在不赦外，其余要犯的姓名未能指出，应即全数赦宥，以安定反侧之心。此外无辜之处，尤应酌情体恤，同沛朝廷之泽。现定于郏城县设局，将两团原缴地价照数发回。其两团已种之麦，现派徐州兵在彼屯守，待至四月收割，估价多少，以一半给屯田之兵，一半给两团的百姓，庶东民回籍者不至流离失所了。二是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两团已去，尚有唐、赵等六团留居徐境，拟请设立知县一员，俾客民有所依归，或命令徐州知县移驻该处，听断词讼，稽查保甲筹办湖田一切事务。俟二三年后，安置既定，仍将湖团地亩分归铜、沛两县，奏明按地升科输租，以归画一。各团所筑大堤酌情平毁，以期水利通畅，亦免畛域之太明。团中如有窝匪通捻重情，官为查明确实，小则拿犯诛惩，大则派兵办，视之同于土著，永不再提驱逐之说，也不许土民妄控目为〇匪字样，以尽消争讼之嫌，同敦睦之谊，三是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昔年山东百姓开垦湖荒，虽不免侵占民田，但为数要不甚多。合王、刁两团退出之田六百五十余

译近来，由于抵偿侵占田地的数量，有多余而没有不足。这些田产首先全部给予失业的百姓，凡是持有印契和粮票的，准许按数拨还；没有契票的，不准拨还，以显示限制并断绝纠缠不清的纠纷。其次用来资助学校，凡是铜山、沛县两县书院的膏火费、小考的卷价、乡试的宾兴费、会试的公交车费，各准许拨给若干田产，作为培养人才的资财。即使百姓的田地被侵占、契票不存，私家偶尔失去有限的田地，但全县却能共享无穷的利处。其余的田产一概充作官田，派遣士兵屯种，士兵不足时，招募百姓佃耕。在铜山、沛县可以消除积年的公愤，在东民方面可以避免霸占的恶名。所有骂贼的五品顶戴州同衔前平阳屯屯官唐守忠于，其子文生唐锡彤，其叔卫千总唐三振海三人同时被害，尤其值得嘉奖怜悯，应请旨交由有关部门从优议恤，并建立专门的牌坊，以此劝勉草莽中的忠义之士。沛县煽动群众构陷诉讼的文生王献华，应请削去其生员资格，以示惩戒警告。王长振现在仍在逃，等到缉获之日依法严惩，以此警戒通匪之人。未尽事宜，除了分别行文江苏、山东督抚及漕运总督等大臣妥善筹划会办外，现将湖团一案拟结的原因，恭敬地写成奏折迅速陈述。

译甘肃垦荒民户请求变通入籍应试的奏疏，光绪三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

臣接到甘肃学政许应骙的咨文，据巩昌府知府颜士璋禀称，巩昌府所属州县土地荒芜，应当广泛招徕移民以资助耕垦。只是关于入籍应试的年限，如果不稍作变通，恐怕无人应募。因此根据领取土地和承担赋税的多寡，分别规定入籍报考的次序，列出条款呈请审核办理。查该府所陈述的情况，与康熙十年题准安插垦荒武弁永久驻留、入籍均准应试的条例，大致相符，因此咨行到臣。臣当即命令甘肃布政使核议，现在据布政使崇保详细禀称，甘肃自经历战乱，全省田地大多荒芜，屡次命令各属认真清理，广泛招垦，限定年限升科以符合旧制。现在提议将各厅州县招垦的新户，根据所领土地折算承担赋税在一石以上的，就以领取执照之日作为入籍之年，按册内注明的兄弟子侄准许其一体应试；领地承粮在四五石以上的，按册照内注明的本户及子侄，即在下次科试准许其报考；领地承粮在二三斗的，按册照内注明的本户及子孙，等到下次岁试准许其报考，并行文原籍扣考，如果没有原籍可归以及有违规事故，仍只准许种地承粮，不准应试。等到地方恢复，仍照例非入籍二十年不准报考。这样变通办理，才能广泛招徕等情。这与康熙十年题准安插垦荒武弁永久驻留入籍纳粮当差，其子弟均准考试的条例相符，并称甘肃如平庆泾固道所属各厅州县，兰州道所属狄道、河州、金县、渭源，巩秦阶段所属陇西安定、会宁、秦安、清水、两當，宁夏道所属宁灵、灵州，镇迪道所属各州厅州县，近来招徕垦荒的户，除土著不计外，还有安插的兵勇以及外省商贾流寓的民众，都应一体照办，以显示公平等情，详细请求具奏前来。臣复核没有异议，相应请旨命令礼部议覆，谨会同甘肃学政詹事府少詹臣许应骙合词恭敬上奏。

山西未垦荒地尚多，请求放宽起征年限的奏疏。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臣认为，为国家理财的方法，没有比核实赋税更重要的；充实赋税的方法，没有比没有荒废土地更重要的；没有荒废土地的方法，没有比养护民力更重要的。如果视百姓如秦越之人，只急于催征赋税，本地居民无力耕种，外来移民不来，土地不长草木，赋税从何而来？追溯查考光绪五年查勘荒地，当时上司责令委员及州县草草了事，下属官吏迎合意指，往往将荒地报为熟地，其实真正的新荒地不止所报的数量，所以至今纷纷呼吁，种种棘手，以后催征事务困难尚多。至于当时办理招垦，完全不知道耕种艰难，一味急躁，一味吝惜费用，有名无实。现在命令善后局查开已报的有主无主荒地未垦的，共一万顷有余。因为往年饿死过半，流亡不归，近年虽然稍稍回来，但人少工价高，杂草深资金薄，又害怕赋役的拖累，契税的征收，相继观望。查光绪六年三月原奏查明新荒地亩总共二万二千七十六顷七十亩零，有主的三年开征，从光绪五年开始，光绪七年满；无主的四年开征，从光绪五年开始，光绪八年满。臣认为条例规定升科的条款，应当以开垦之日起限，原奏统一从光绪五年开始，不问其是否已垦，只以三年四年为断，一律升科办理，实在未尽完善。此时如果不急忙声明，将从前奏有案各州县荒地恳请特别恩赐，那么小民畏惧催征期限紧迫，必然导致仍然裹足不前，数年以后逐渐被豪民隐占，邻里侵吞，以至于像陕皖江浙已事清查的官吏，无从清理缺额的赋税，终于短缺。臣广泛采纳今日垦荒的方法，只有先将无主变为有主一法，恳请天恩俯准，百姓困苦，开垦艰难，明降谕旨。阳曲等五十四州县荒地，除已垦的仍照光绪五年奏案分别有主无主在光绪八年九年上忙开征外，其未垦的一万一百八十三顷六十四亩零，自从此次奉旨之日起，无论有主无主荒地，都以实在开垦之日起限三年后起征。臣一方面督饬善后局司道赶紧开造清册送往礼部查核，并严饬各该州县，这些新开荒地升科以前，一概不得派及差徭。实在无力者酌情给予牛种之资，所有给发认垦执照纸笔印红等费用由局发给，不准需索一文，将来该民人执此印照即作为管业契约，无庸另给税契，州县劝垦数多者优奖，膜视荒芜者重惩，这样缓和其赋役，杜绝其扰累，资助其物力，小民明显看到垦荒有利无害，必将踊跃争趋，竞相图谋占有产业，一二年間可尽化无主之地为有主田，土既有着落，正赋自不终亏，这则是稍宽目前之追呼而实所以裕久长之根本计策也。

译已经征收的赋税，仍然应当督促命令藩司，责成地方官员，认真稽查，按照期限征收，不允许里长、粮差私自收取并隐瞒不报。

译论筹购机器以开垦荒田

中国自开辟以来，直到今天，没有不把耕种桑麻作为首要事务的。因此，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除了士人之外，其次就推崇农民。如果从事工商行业，都被认为是追逐末业。这是万世不变的规矩。夏商周三代以前，国家实行井田制，君主授予百姓耕种，百姓只有其中的百亩田地，命令同井的八户人家，通力合作，代替君主耕种，这就作为国家的赋税，以供君主每年的用度。国君治理国家，之所以把耕种桑麻看得最重，只是要求让百姓按时耕作，不耽误农时罢了，其他事情就不是在上位者所应操心的了。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后，豪强兼并土地，一家拥有数百家田产的情况出现了，也就有一家连一两亩田地都没有的情况，各自据为己有，作为世袭的产业。在上位者既然无法统计百姓的贫富有无，也无法预测年成的丰歉。只要田地有人耕种，在上位者就从有人耕种的土地上征收赋税，其余的都听任有田之家和耕田之人自行处理，而在上位者也不加以区别筹划。所以自两汉以后，君主能体恤农民的，当时就称为贤君；官员能为农民兴办利事的，当时就称为良吏，记载在史书中，刻在石碑上，流传为美谈，作为后世的法则。因此，郑白等人开凿水渠，可以灌溉民间肥沃的土地；赵充国等人屯田，可以供给军营中的食用，至今人们仍然称颂他们。本朝道光以前，各省都想兴修水利，然而议论多而成功少，所以最终都没有成效。只有民间也把耕种桑麻作为首要事务，那时天下太平，人民富足，所以很少有可耕种的地方，虽然官府不曾参与，百姓也自己知道开垦。如果江海中有浮沙，百姓就能开辟为肥沃的土地；山谷中稍有荒废，百姓也知道恢复为肥美的土地，几乎达到土地没有荒废的地步了。咸丰以后，战乱之余，民间壮丁伤亡过半，所以成熟的田地都变成了荒芜。日前与无锡乡民谈及钱某一事，他说：无锡的田地，战乱之后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而田地都长满杂草，无人耕作，像这样的田地还有大半。推究其原因，是由于田地多而农民少，一个农民一年只能耕种几亩田地，农忙时还需要雇人代劳。如果雇一个人，每天需要工钱三百文，还要管三餐，而且最不方便的是，一到忙时并没有人可雇。像这样的情况，大概二十年后田地还难以恢复原状。无锡如此，其他地方想必也是如此，所以有用的田地变成了无用的荒地，难怪一遇到灾荒，就没有米可以运往接济？去年的灾荒，并不严重，以江皖两省来计算，受灾的不过是淮北几处，然而逃难到南方的百姓已经将近百万，而江南的荒田没有开垦，粮食不多，所以觉得难以维持。只有荒田任由其荒芜，而不想办法去耕种，这实在不符合中国重视农业、珍视粮食的道理。试想耕种一事，创始于神农，然而史书记载后稷教民耕种，为什么呢？因为洪水八年，田地都被冲毁淤积，以致百姓不懂农业，大禹平定水土之后，所以舜就命令后稷教民耕种。当今的事情，难道不与此相同吗？只是此时并非百姓不懂耕种，也并非田地不能耕种，只是没有人手去耕种罢了。以前有人说过，西方国家的耕种机器一具，可以抵得上五百农民的力量，为什么不每处设法购买，来代替人工耕种？虽然开始的时候不免花费太大，但能使荒地变成良田，所获得的利益难道不多吗？如果都置之不论，静待人口日益增多，再恢复旧状，那么在这十几年之内，人需要吃粮食，田地却没有粮食，将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去年仅仅是在上位者筹办赈灾事务，就已经如此艰难，天道难以预测，能保证不再发生灾荒吗？这就是我日夜思考，认为要救急不如开荒，要开荒不如购买机器，这也是当今最紧急重要的首要事务。不知道掌管百姓生计的人是否认为这样是对的？

移华佣以垦中土说

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粮食是百姓的天，粮食充足百姓才能信服。所以圣人的治国之术，在百姓富裕之后加强教化养育；贤明的君主中兴，在战乱离散之后筹划安定聚集。从来没有百姓离散而国家可以强大的，也没有粮食不足而百姓可以安定的。既然这样，那么保全百姓的方法，中国应当急切地讲求了。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天下第一。虽然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起事，蹂躏几乎遍及中原；水旱灾害频繁，流亡百姓接连出现在东北地区。而南方各省元气未损，人口日益增多。即使就闽粤两省而言，也已经有了地狭人稠的祸患。所以海禁开放之后，闽粤的百姓多有乘着长风、破浪，远渡重洋去谋求生计的。然而近年来，美国既颁布驱逐华人的命令，澳洲又商议限制华工；而檀香山各港口也因时势变化，实在不再容许华人前往。以致怀有壮志的人感叹无处施展抱负，谈论时务的人以人口过剩为忧。即使古巴领事陈述近日情形，也以筹集款项迁移直隶灾民去古巴做工为请求。几乎好像除了海外，华人就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了。我认为华人出洋，如果都是经商驾车，利润达到三倍，那么中国大受其益。如果只是充当低贱的劳工，像牛马一样任人驱使耕种锄地，那么实在是中国贫弱的开端，反而开启了外人富强的基础。为什么呢？

译人们不远万里，甘愿做低贱的役使，只是为了谋取财富罢了。然而自从通商以来，受雇出洋的华工不知有几百万，其中能如愿以偿，满载荣耀归国的能有几人？屈指计算，十个人中仅有一两个。而那些在瘴疠风雨中辗转，死于沟壑，骸骨留在异国，谁能让穆伯那样丧魂的人魂归故园，只是徒然进入家中妻子的梦境的，应当不止半数。即使身体康健，灾病不侵，但囊中羞涩，路费从何筹措，像蓬草一样飘零不定，难以返回故乡的，也应当占十分之二三。况且所开垦的土地都是异国的产业，即使地利已经兴起，土产丰富，也都是被外人占据，而华工所得仅是每月十几元的工钱。这是投入荒远万里之地，徒然耗尽死力而代替他人谋取利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吗？中国东北各省，土地不乏荒芜之处，山川不少矿产资源。而台湾、新疆建省不久，尤其多荒旷之地，安抚开垦的事正应当筹划办理。与其移民去外洋佣工，不如移民去各省开垦。如果能筹措巨额资金，委派干练官员会同闽粤各地方官，设立机构招工，如果有愿意去开垦的人，准许他们带着家小到机构报明，由官府雇备舟车联合运送前往，务农经商，各自随其意愿。务农的就按人口授予田地，给予房屋、牛只、种子、耕具以及半年的资粮，三年后才开始征收赋税。经商的就自备资本，官府授予店铺，暂时免除征税。如果山川秀美，矿苗可以开采，就由官府给予矿具、房屋，并设立工厂来收购矿泥，使贫民也能借此开采。由此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国家能够保障民众，而利源也因此日益扩大。比起驱赶百姓去外洋，遭受他人摧残，其利害如何呢？这件事实行于新疆、台湾，尤为合适。其利益有三：因为新疆紧邻强邻，虎视眈眈，贪欲追逐；台湾地方多生番，蠢动令人担忧。现在迁移百姓去充实那里，农闲之余，教以军事，那么对外足以抵御寇仇，对内足以巩固边疆，这是利益一。新、台两省赋税微薄，官兵众多，就地支用不足很多，所以每年的军饷必须由邻省接济。然而千里运送粮食，士兵会有饥饿之色，即使时局太平也觉得不便；倘若战事告急，路途断绝，尤其令人担忧。现在百姓既然增多，那么赋税收入也就日益增加，可以节省邻省的援助，这是利益二。这些穷苦百姓，如果移到外洋，则困苦难以归国，徒然老死在异国；如果留在故乡，又无资糊口，难免流为盗贼。现在既然得到乐土，安家立室，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然可以建成城市，这对民生大有裨益，这是利益三。有此三利，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但是有人说，当此国库奇缺，款项难以筹措，怎么能突然举办？然而新疆之前已经筹措安置军流罪犯，台湾也已拨设机构办理抚垦事宜，那么已经预先筹措，无需再为谋划。如果不够，不妨仿效外洋开埠的方法，招募商人出资，雇佣工人任其择地开垦，官府则征收地税而总揽其事。这样就不需要筹措而利益可以兴起，利国利民，实在不是小的好处。执掌国家大权的人，为什么不早点筹划呢？

译招徕客民开垦荒地的利弊论

东南各省平定之后，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因此前年有了招徕开垦的提议。田地荒芜，招引客民耕种以振兴地方，这是利益的来源；而客民强悍，欺凌土著从而酿成祸端，这是弊病的根源。古今利弊相互依存，多出于意料之外。先试着从招垦的利益方面来说：苏浙两省的财赋居天下首位，自战乱平定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荒田大多尚未开垦，赋税大多缺额，本地居民本来就不算繁多，而且游手好闲的占一半，追逐商业末业的占一半，难怪污秽杂草日益堆积。自从客民来开垦，铲除杂草种植禾麦，田地不再荒芜，赋税逐渐可以恢复，这是第一个利益。征战频繁之地，践踏破坏无遗；山林深密之区，战火难以躲避迁徙。以苏浙为例，以前常州、镇江的兵荒比苏州属县严重，杭州、湖州的兵荒比嘉兴属县严重。因为这个缘故，一旦大军平定，那些原本有几十上百户的村落，有的只存下五六户，有的只存下两三户，想回故乡，搬住两难。招来客民，结茅为邻，借住房屋，耕织不嫌孤寂，豺狼虎豹不畏横行，这是第二个利益。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的营勇被遣散，难以谋生；温州、台州通海的游民，家乡本来没有恒产，借此开垦荒地度日，采取别人抛弃我捡取的策略，上有事可做，下有积蓄，这是第三个利益。田地不耕种的地方，有的堆积瓦砾，有的丛生荆棘，荒废已久，土地如同不毛之地，恢复熟地没有期限，田地几乎像石头一样。客民承种几年，业主可以收租，原户可以赎回，土著与客民相安无事，彼此两利，而且市镇的店铺，乡村的挑贩，都能因为客民环绕，沾得十分之一的微薄利润，这是第四个利益。然而利益既然这样，弊病也应当防备。再试着从招垦的弊病方面来说：客民欺凌土民，并非一定是由于天性，因为有游勇、盐枭混杂其中，客农中强暴的人效仿他们的做法，柔弱的人畏惧他们的威势，于是联络一气，以欺凌土著为能事，起初是小恩小惠，假意殷勤，接着是予取予求，强宾压主，这是第一个弊病。客民罗列在各乡，外部的哥老会、安清道友、八卦党都进入其中，有煽惑客民入会的，有胁迫土民入党的，以开垦荒地为借口，以人多作为倚仗，结盟约，联合羽翼，而买东西则赊欠不还，种田则田界紊乱，遇到灾荒则聚众滋扰，官府实行保甲制，想遣散却无法遣散，绅士害怕报复，公愤却不敢公开呈报其弊病，这是第二个弊病。记得光绪九年春天，浙江秀水、桐乡交界处，发生了一起大案。当地土民深夜焚烧杀害客民，数以百计。罪责在土民，但罪责不专在土民。浙西招垦的命令下达，四方客民闻风聚集。当局者不分良莠，越聚越多，鱼肉土著，占据他们的房屋，强耕他们的田亩，掠夺财物，掳掠妇女，甚至捉人勒索，结伙为盗。土民控告的案件积累二百多起。县令只听信门丁的话，客民贿赂门丁，以至于一概置之不理。频繁遭受荼毒，多年的积怨难以伸张，暗中约定同乡聚歼。阴谋突然爆发，所以土民因此伏法的有几十人，破产的有几十个村。仇敌双方都受害，势必要这样。此事平定后，官绅会议，分别留遣。留下的人各帮派设立客董，督促他们，征收钱漕，查核户口，如果有不法行为，只问客董。近来秀水、桐乡两县交界处颇为安静，而秀水的东邻嘉善，北连吴江等处未设客董近年抢劫案件接连出现。听说抢劫案件由于盐枭游勇的占十分之七，由于客农的占十分之三。除世家大族外，商农遇到盗贼并不向县里请求缉捕，因为明知无益而又增加费用。小民有什么罪？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创伤刚刚恢复，客匪的凶横又接连遭受。推究其由来，不是引狼入室的遗害吗？推而广之，江浙其他县土民受害的，难道少吗？这是第三个弊病。

我先前奉命出差到荆溪、丹徒、金坛、溧阳等地，看到几个县的地方都有客民，好坏不一。最隐蔽的祸患，是荆溪的客民。荆邑西边接溧阳，西南接建平、广德，东南接着长兴、乌程，地邻三省，境内环绕十座山峰。客民的凶悍，借开垦荒地招来匪类，既不缴纳赋税，又不缴纳租子，犯下命盗案件而逃避远方，逃匿很容易，查缉很难。同治初年，额定客民耕种，每亩缴纳租钱五百文，以备业主缴纳赋税。客民阳奉阴违，狡黠的人将升科而预先更换别名，桀骜的人编造浮词而连类上控。而且白天赌博军器随身，夜晚抢劫穷檐吊打。所谓哥老会、八卦党，混入客农，辨别无可辨别，查无可查，都依靠棚头作为庇护。那称棚头的，就是秀水、桐乡的客董。名称虽然不同但实质相同。然而秀桐的法官绅互相商议而选择公正的人充任其选，荆溪则由胥吏得到规费滥保，几十个棚头并没有一两个公正的人。所以客董由官绅公选，他们即相助治理；棚头由胥吏滥保，他们即朋比为奸。同样的方法，而善用则治，不善用则乱。古今往往如此

译涓涓细流若不停止，终将汇聚成江河，难道不会酿成巨大的祸患吗？难道不会蔓延到其他府州县，反而让外来者占据主导地位吗？这是第四种弊端。大体上，利弊应当权衡，其轻重关系是：利重弊轻的，以兴利为先；弊重利轻的，以除弊为急。招揽客民开垦荒地这件事，属于弊重而利轻的情况。与其多一个客民而扰乱危害乡里，不如多留一片荒地而逐渐开垦。如今中原与边疆虽然处于和平状态，但时刻怀着戒惧之心，如果再次发生土著与客民相争，局面将更加棘手。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哪里见得各邑的荒地不能全部开垦成熟呢？抗拒赋税、倚仗强势，国家没有享受到开垦荒地的利益，而作奸犯科，民间已经遭受了招揽客民的弊端，这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对于当下的计策，似乎应当分两种办法：那些安分守己、营生谋活的客民，无论是开垦荒地、小规模开垦荒地，还是从事儒业的人，让他们入籍并参加科举考试；从事农业的人，准许发给凭证作为世代产业；工商业者照此办理，这样土著与客民就都互不嫌隙了。更要晓谕他们“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义，以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为道理。对于那些良莠混杂的客民，良善的则谨慎选拔棚头，各自管理各类人群；恶劣的则设法驱逐，恩威并施，重的用刑法惩治，轻的勒令返回原籍，断然不必再重申前令，招揽莱地客民。再在与其他省份交界的要害各地，会同邻近官府，设立武官并增添军营以弹压，派遣文官就近协助管理，以弥补汛地县治的疏忽，以联结土著与客民的关系。再加上逐步役使购买名捕清理荒熟田地，严格保甲制度相辅并行，那么土地不久就会不再荒芜，百姓不会遭受累赘，可以预见昌盛治理、长久安定的盛世轨迹了。

译论俄国移民垦荒

昨日报纸报道，俄罗斯人认为亚洲中部荒地很多，现在正设法开垦，打算迁移本国人民去居住，每人给予荒地三百亩，让他们种植各种作物。计划安置六万人居住在那里，划分边界、区分区域，已有头绪。俄罗斯人蓄意追求富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查考俄罗斯在亚洲东北部的地区，叫做西伯利亚，西边起自乌拉尔山，东边到达大洋海，北边濒临北冰洋，南边抵至外兴安岭，与黑龙江、索伦、喀尔喀、乌梁海蒙古、哈萨克、回部为界。它的长度大约有一万三千里，宽度大约五千多里。自从明朝中期，俄罗斯有商船到达西伯利亚，用洋货交换皮毛回国，日渐熟悉。越发自夸其富强。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有率领户口前往俄罗斯的，见到其国都壮丽，归附之心更加诚恳，都进贡地方特产成为藩属。俄罗斯于是在乌深河口修筑炮台，又迁移罪犯供役使，修筑城池进行戍守。于是西伯利亚东西各部都归俄罗斯所有，而俄罗斯也就逐渐强大了。然而西伯利亚的土地，虽然大多归俄罗斯所有，但土地非常荒凉寒冷，竟然有几百里无人居住的地方。大概因为地广人稀，荒芜不治，那么即使有土地，也如同石田一样。这就是俄罗斯人最终不能在亚洲得志的原因。现在一旦奋发有为，首先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富强的基础就在这里了。

迁移人民来充实荒地，古代中国也常有。只有秦始皇迁移洛阳富人充实关中，最为无道之极。其他如汉武帝迁移富民充实边疆，历代以来，数不胜数。大抵因为内地人民生育聚集日益繁多，未免有人多地狭，实在不能容纳之势，而边疆荒地广阔遥远，苦于没有人去开垦，于是才有这种迁移人民的举措。所谓因地制宜，一转移之间，而两方面都受益。俄罗斯人此举，深合我国古代先王的遗意。我知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俄罗斯的富国在此，俄罗斯的强兵也在此了。只是每人给予土地三百亩，则未免过多。俄罗斯国家的意思，大概因为荒凉寒冷的地方，人们视为畏途，不给予丰厚的待遇，恐怕被迁移的人不免有所抱怨。所谓迁移人民充实边疆，不是强行逼迫迁移，也不是威胁离去，不可以刑罚驱赶而势迫之。必须招募人民，有愿意前往的，报明造册，达到满额。全部到达后，则按名给予土地，让他们各自管理产业种植。这个方法本来极好。

查考中国古代制度，一个男子受田不过百亩。古代的亩比现在的亩大。秦时已有“古代以周尺八尺为步，现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代百亩相当于现在一百二十四亩多的说法。那么逐渐减少变小，则现在的亩简直可以相当于古代的一半。然而以周尺核算现在的尺，则大约只有六成，这是现在的尺寸比周尺大四成，这又是现在的田亩比古代的田亩多出几倍了。英国的里程，每一里约等于中国的六里。俄罗斯计算里程，如果也与英国相同，则其计算亩数也比中国大。三百亩地，以中国的亩计算，且不止一倍六，又岂是一人之力量所能耕种的？我曾询问老农，一个人种田十亩，则可以有余力；如果种到二十亩，必须有相助的人才行，否则就疲累了。所以乡间佃户一家承种不过一二十亩，决不能贪多。一贪多则如果照顾不周，必定雇佣长年短工来相助，而其所获除去工食，所剩无几，因此不敢贪多。现在以一人得地三百亩，则照顾怎能周全？即使说所谓一人指一家而言，一家之中以一人为主，家人妇子凡所谓余夫的，都可以效力。然而周制一夫受田百亩，也是指一家而言。所谓余夫二十五亩的，则是一家的余夫。然而以余夫耕种二十五亩的地，在现在看来已觉得多，决非一人所能顾及。而一人给予三百亩，则耕种的不到三分之一，荒芜的将超过三分之二。名义上说“六万人可以垦地至九百万亩”，不可说不是美名。而实际上所垦的未必及一半，而荒芜的转不止一半。俄罗斯人的意思，难道是说得到一寸就是我的寸，得到一尺就是我的尺吗？只要有人开垦，则毕竟对国家日有所开拓，不无小补。荒凉寒冷的地方，人们裹足不前，如果不给予丰厚的待遇，那么安土重迁，谁肯委身边疆？俄罗斯则本来也深思熟虑了。被迁移的人民，只知有此多田筹划，不喜而趋之。那么现在所迁移的六万人，将来风声所树，接踵而往的且将不止六万人。那么前人所不及顾及的，安知后人不会助而成之？人民愈聚而愈多，荒地日垦而日广。俄罗斯人的计谋，不也深远吗？虽然如此，俄罗斯的厚，中国的薄。请问中国的主政者，也曾一念及之吗？

卷二十六 地舆部十一 种植

请海疆禾棉兼种疏。乾隆四十年。

两江总督高晋

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