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　通论部二

译卷一百一 通论部二

上张香帅书

内阁中书衔、候补教谕、举人周景勋谨向帅台大人敬呈电报，禀告如下：自您离开广东，移镇湖北，督促织造，修明文教，同时兴办铁政。我等举人闻风而起，跋涉重洋，乘风破浪，前来观摩新业。起初惊叹于您规模宏大深远，器具精良，能与中外争夺主导权，为华夏开创风气，开创与垂范之美，勋业之隆盛，我们景仰之情岂有穷尽！

私下认为当今之世，没有比富强更重要的了。上下臣工，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然而每天寻求富强的策略，却每天陷入困穷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今古局势各异。古代闭关不与外国交往，天地的利源不在官府就在民间，不在东南就在西北。自从通商以后，西方人每天用机器制造，来迎合我们的喜好，从而掠夺我国的财富，他们用工少而价格低廉，技术精而物品巧妙，人们争相购买，如同蚂蚁奔向膻腥之物。当权的大人们，只知道机巧能够网罗我国的利源，因而厌恶它、轻视它、嫉妒它、阻挠它，却始终不能禁止我国百姓喜好它。他们日新月异，我们日削月剥，于是坐视穷困枯竭而不思考反其道而行之以夺取利源，即使长沙（贾谊）复生，也不能不痛哭流涕。

曾经考察通商的盛况，以英国为最。该国海岛孤悬，地处偏僻，土地狭小，百物不产，只出产煤铁，英国人就用铁制造器具，用煤驱动机器，购买各国的物品回来加工，再卖给其他国家，迅速变得富强，居欧洲之首。中国的煤铁远胜于英国，却碍于风水之说，拙于采炼之术，于是封闭禁锢，使得山岳的精华沉沦郁结。中国百业俱备，那些遭到摈弃的，岂止令人浩叹？煤铁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现在查得香港、天津每年进口洋铁耗费万金，煤的数量更是加倍，如今舍弃自己所有的，转而购买他人的，中国漏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近来机器的学问，中国也逐渐仿行了，然而我朝崇尚文教，聪明俊慧之士争相在词章文字中磨砺，以努力向上通达，把技艺学问视为卑陋而不屑为之，即使为之，最终也没有提拔的出路，学习这些行业的人才能都是庸碌的小民，不过是自食其力以谋生计，大都墨守成规，很少能远大的，积累数十年而最终没有一人一技胜过西方人的，就是这个缘故。

况且中国商贾的弊病，百弊丛生，请详细叙述。西方国家官商联络，互相提携，中国则官府不体恤商人，商人不信任官府，名位各不相同，声气不相通，这是弊病之一。西方人每创立一项事业，广泛聚集小股资金，联合成立公司，公举一人主持之类，都顾全大局，规矩严明。中国则各自为战，魄力不强，局面不宏大，即使偶尔仿效，也是各饱私囊，多存私见，这是弊病之二。西方人监督工程，即使是尊贵的人士，也必须亲自考核，不假手他人。中国则偶尔掌握大权，就养尊处优，只擅长粉饰耳目，不及鉴察，难以真实，这是弊病之三。西方国家公司事权统一，即使是殷实的东家巨商，也不能滥荐私人。中国则只要沾点股本，周旋于亲爱之人，滥竽充数，尸位素餐，浪费误公，这是弊病之四。西方人思虑深远，必定考虑长久宏大。中国则只看到眼前，急求小利，以致欲速不达，大事办不成，这是弊病之五。西方人出境税轻，入境税重，外来百货不夺取本土物产。中国则相反，以致洋来的各种物品捷足先登，各省所产反而因为征税重，价格昂贵，各种事务拥滞，这是弊病之六。

有这六端，商务因此不振，忙碌的小民难以供给朝夕，百姓贫困，国库窘迫，时事多艰，难道是天道循环，必定困极而亨通吗？帅台处于中兴之际，应运而生，揣度时势，兴利除弊，掌握六府政权，见识涵盖百蛮，熟稔周官理财之道而不拘泥其方法，鄙薄管子官府之谋而更精其法，汲取山川自然的大利，创造荆鄂未曾有的奇观，确实足以惠及百姓，功垂三楚。

然而创造维艰，间或遭遇疑谤，为什么呢？大概是有非常之人，才能建立非常之业，豪杰在祸害未萌发时就能看见利害，众人则在事后议论成败。方今机器之利，广东人知道其益处的占十之八九，两江闽浙占十之二三，河洛以北百不得一。名公大臣认为对的占一半，认为不对的也占一半。没有其他原因，只是见闻未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帅台毅然独断，别具权衡，以富致强挽回气运。十年之后，恐怕上下和谐一致，无不街巷歌颂祝福。只是创立确实不容易，守成更属艰难。在前面经营，不能不在后面摒挡。治民与治财，趣味不同但道理一致，不外乎实心实力，赏罚分明，开源节流，知人善任用。如果由帅台主持其间，裁制权衡，衷于一是，那么官办也可以，商办也可以，即使官商合办，也没有不可以的。

只是有不能不忧虑的：帅台如云霓般被盼望，升调无常，今年在两湖，明年或许在江粤。万一节旌离开湖北，权力不再掌握，接任的各位意见不知如何？鄙见多虑，大约有数难。大概帅台所依赖以赞襄的，只有蔡道与经办各干员罢了。新督到任，蔡道留办

译事情办不成，还难以预料。即便留下来办理，而提调、监工、支应等官员，恐怕不得不派遣亲信，意见是否一致，难以预测。假如稍有抵触，处处掣肘，即使官商合作，日后在中间调停，岂不是在两难之间难以做人吗？况且将来熟练的官员更换得越多，越是没有头绪，这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困难。局中各种铁的采炼，固然属于源头，但销售尤其关键。铁质虽然优良，但事关制造困难，即使周知也必定设法招揽，或者广泛寄卖，或者有时信用赊销，遇事通融，方法难以预先规定，如果刻板固执，销售就会显得匮乏。这件事虽然可以委托给商人，但权力终究在官府，万一出现差错，难以承担处分，这是销售灵活变通的困难。局中工人尚未熟练演习，尤其需要时间，恐怕头几年产铁不多，难免亏损。统一等到三年有成，再截长补短。如果仍然由官府办理，不得不造册报销。假如部议挑剔，就换别人接手，那时已是晚年，后续成效难以谋划，尤其恐怕接手办理的官员，成功了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失败了就归咎于基础未打好，这是期望取得成绩的困难。西方人的技艺学问独步当时，固然不能不多聘请洋匠，而且考察他们的性情规矩，大多与中国不同。然而良莠不齐，大约分为三等：上等者聪明卓越，别具奇思，这是他们的长处；中等者也能循规蹈矩，守法奉公，至于别出心裁，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是次一等的；下等者骄横欺人，不遵守约束，资质大多愚钝，固执不通，至于沉溺淫乐酗酒，更甚于华人。近来在中国时间越久，习染越深，轻视中华，夸张傲慢。其中狡猾的人常常嫉妒别人的老师，他们的技艺有的秘密不全传授，有的不尽力，拖延时日，留恋薪金，诡诈相承，狡黠百出。如果能够精心考察，合适的就听从，不合适的就驳斥。然而他们都有天良，确实能审察是非，辨别优劣，再用信义结交，接着施加威严，督促考核毫不宽贷，公正不贪，或许能赢得他们的欢心并获得他们的尽力。如果不知己知彼，就必然滋生各种弊端，这是驾驭洋人的困难。帅台您怀抱明珠手握明镜，深知人情，善始善终，见微知著，慨然下令来粤招商。思虑周全万无一失，更有超出举人意见之外的地方。我认为粤人仗义轻财，熟悉洋务，从仕途来看羽翼较少，稍逊于其他省份。至于商务，不仅通商口岸星罗棋布，而且外国市场无不航海远游，鳞次栉比，而且演习机器，风气最早，精通技艺的人成千上万，声援既广，将来销售制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事半功倍，以发挥其长处。只是此举局面较大，责任极重，绝非寻常商人所能办理。有大志的人没有大财，有大财的人没有大志。去年王道、杨守奉帅台之命，在粤招揽数月以来，很少有人响应。举人不自我揣度，常在课诵之余，兼怀大志，广筹大局，闲暇时与同志剪烛谈心，谈到中外兴衰的局势，华洋强弱的基础，酒酣时斫地，抚胸叹息而不能自制，恨不得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主持运会，为之提倡风化，砥柱狂澜，或许能转积弱为雄邦，使疮痍之地恢复安宁，及身可见，比驿站传信还快。如今何幸遇到不世之奇逢，平生之夙愿，在今天见到帅台而如愿以偿。

译帅台您在广东任职期间，奇谋伟略，令人耳目一新，至今口碑载道，人们怀念您，妇孺绅民都知道，您事事为公，没有私心。盼望您再来，我们如同阳春举人等人仰望湘云，每想执鞭追随您。我私下想，举人自幼丧父，没有叔伯兄弟的亲情，幸而依靠祖业，独自支撑，读书理财，艰难磨炼。少年时在学业之余，喜好旁涉机器，推测后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必定有人扩大应用。所以对于洋邦日报、西法图籍，无不广泛搜罗，深入钻研。凡是国内用机器制造的，不辞跋涉，全部去游历观看，仔细思考，务必深明大义。我私下认为，机器这一道，凡是初创者，想法奇特，工艺参合造化，精思绝巧，不可阶梯而至。创造者难，阐述者易，如果遵循其法，无非按部就班，即使中等才能也能做到。所以机器虽异，一旦领悟其理，异途同归，没有不能明白其旨趣的。自愧天性率直朴实，拙于逢迎，虚度春秋，屡次困于科举。既不能在清贵之班执笔，宣扬艺苑，又不愿浮沉宦海，困顿风尘。平时常借贤师良友的训诫，对于义利之辨，出处之途，也勉强持守，不敢苟且。现在奉各友重托，来湖北游历，得以亲见风采，是举人的幸运。或许能得到些许权柄，让我效犬马之劳，将来有望有成效，附骥尾而名声更彰，生有余力，死且不朽。难道真想要操奇计赢，斤斤计较，甘与市侩为伍吗？现在先看铁山，查该矿已经开采，遗滓尚存，只是古法冶炼，全用木炭，大概因为薪柴断绝而停工。现在仿照西法，代以焦煤，使数百年废弃的产业一举恢复，这是得天时。汉阳机器虽然未竣工，规模已备，查都是购自名都，可称利器。龟山临江靠城，宏敞高平垫土，筑堤永无水患至于马鞍山矿煤质略松，含油很足，用来运机颇嫌力薄，只是纯无杂质，烧炼焦炭很适宜。近得煤龙宽约九尺，深不可知，再换倍大机器，出煤定多，而且小河可通运道约三四里，将来造一铁缆牵车，从高卸下可省人工。继而往黄三石矿察其煤质坚洁，内含火力之胜，比美开平。目前虽未得大龙，但探至三槽煤层甚厚，如果付洋师所言。共挖二十余丈，就有煤，龙厚二丈有四，也换大机取，能供用，分支铁道运火车，甚为便速。里士塾的煤，其质略枯，用来运动闲机，也能备用。石灰至矿山铁道，连约五十里，羊肠道，变康庄至铁砂之美，甲于中外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天然可供百年，这是得地利。所说的洋匠，类皆输贡，诚同心共济，不分界限，天下一家，办理各员，各都精明强干，勤勉为公，这是得人和。至于制铁轨一厂，尤为急务。俄国道路将成，我朝筑东三省以抵御，然而精兵利械多在东南，如果不筑中干接连，则吉林也为废道。万一失和，西人以数舰游弯口岸，声东击西，沿海边防无时可懈有铁道以济其穷，则屯一二劲军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有事则运军运饷，无事则利物利人，意美良法，廷臣已详言之矣。

论者说一碍于夺民工，二碍于筹巨款。不知西北各省百货难通，有火车则快速费省，以有易无，即使贱物弃材，也无非有用。小民制贩土宜，可资积蓄，又何暇挑运呢？至于筹款似乎棘手，然而日本小国尚能自强，难道万里幅员反而束手无策吗？不是不能，实是不为。而且往时购铁必咨外洋，现在就近取材，利非外得，这是利国之奇勋，塞之妙策，老成谋，真出桑宏万万。帅台三载经营，任劳任怨，化顽导，筹用人，万事亲裁，心力俱，乃功成不日，更欲善终公之同人招商合办，平心而论，以统商，以商附官，各擅各长按本均息，此正大公平之理也然而有不能不为圆变者，害考民间商业每因事权不一，意见渐分，将伯不合，贻误大局，此天下古今之通病也以台挈领，纲断无虑此然商人非一日之商人，鄂督无百年鄂督，此不能不杜渐防微以求一劳永逸之计也为帅台计，此举成败所关綦重成则望风接踵，触类引伸各省均有土宜，正复无穷利赖若败则视为畏途，随声附和，一不振，百事皆颓故虽一业之兴，不知者以为艺之微，权知之者以为富强之根本也要知帅台町独辟，为生开利源，非必为国家权母，举人为全局仗大义，亦不为一己身家此举一

译如果成功，就推广到纺纱、制钉、造针、抽线等各类工厂，没有不能按此类方式扩充的。因为由官府招引商人，其势头难以带动商人再招引商人；而由商人招引商人，其势头就容易。举人愿意以绅士身份经商，充当枢纽，务必竭尽驽马之力来辅助这一义举。举人身上系着微小的名声，成功了就论功行赏以激励后来者，失败了就因过错示惩以警示不尽职的人，这绝对不同于奸商狡猾欺诈、可以卷款潜逃。举人将在公务之余，亲自聆听您的教诲，回到广东之日，必定奉行您的指示，鼎力赞成，并斟酌呈上妥善的章程，上不负国家的公款，下不负东股的投资，对内以平息众议的沸腾，对外以消除西方人的讥笑，务必使数年之后，三楚地区的绅士百姓，十州地区的士人女子，都感念您的恩德。此举如同陶冶造化、鼓铸洪钧，利益更胜过铜山，成本不高于桂薮。培育人才，执笔而成就奇伟的功业；纺织做工，穿着棉衣而歌唱饱暖。将看到新机顿时触动，陋习全部抛弃，家家户户传颂，智慧创造，明白阐述。蚕丛鸟道，都能搜求岭岳的奇珍；鬼斧神工，足以夺取鲁班那样的绝技。精华逐渐显露，康乐富足可以期待，山川显灵，乾坤变色。旋转枢纽，如今万国以来，王铄古振，如今视三朝为拙朴。国家财政富足了，强大也随之而来。那么天下期望很高，后世幸运，举人也非常高兴，非常勤勉。举人见识浅陋，笔墨荒芜，姑且竭尽愚诚，言语多有冒昧。有不合适的地方，请明确教导，并列出大致的办理章程，恭敬呈上供您审核，伏乞批示赐复，让我知道遵守。临纸不胜惶恐之至。

译我应当呈递书信给当权者。

我私下认为，我的文章不足以流传后世，才能不足以匡正时局，智慧不足以筹划边防，生于时局艰难之际，忧国之情比去岁更加深切，姑且抒发我浅陋的见解。或许像樊哙那样扩张边疆的谋略，必定会遭到唾骂；像扬雄那样覆瓿之作，难免会留下讥讽。然而竟然有完全不是这样的结果，随即奉到回信，奖赏修饰超过平常，这确实是意外的遭遇，实在是梦想所不到的。

在当今世界，五大洲互通贸易，万国通商，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战国时代吗？时局是古代所未有的，而治理国家比前代更加困难。过去所说的夷狄，如犬戎、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等，同在一个洲，文治武功、通商理财，有的缺失而不完备，有的完备而不精通。现在的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文事武备，讲求讨论，精益求精。谈论制造，公输般、墨翟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谈论理财，桑弘羊、刘晏不能擅长于往昔。况且，铁路火车，如星驰电掣；兵船商船，如鱼贯雁行。古代视为异域的地方，今天还在家门口；古代视为异类的人，今天如同在同一个房间里。难道上天也有意成就大一统的盛世吗？

然而时事的变迁，正在萌芽阶段，而祸福的到来，必须探求原委。考察天下五大洲，西方人割据了其中四个，而亚洲又被鲸吞蚕食，印度、缅甸被英国兼并，暹罗、越南被法国吞并，俄国包揽西北，形势如屋瓦滴水般危急。日本灭掉琉球，割占台湾，连糠带米一起括取，其意图显然。我们的藩篱全部撤除，堂奥洞开，岌岌可危，有不终日之势。如果不这样，不足以使人心感到羞愧愤怒而受到激励，使我们君臣上下存有卧薪尝胆之心，图谋亡羊补牢之策，痛除旧法，奋发有为。为什么呢？因为晋国因多难而国家兴盛，齐国因遭难而桓公出现，最终达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执牛耳而称霸，大致都像这样。总之，不有所作为就无法自立，不自强就无法图存。谨借箸以筹划大局，暂且提出四条策略：一是结交外援，二是澄清吏治，三是整顿武备，四是筹措饷源。

什么是结交外援？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执政后，历代嗣王，雄才大略，注意开辟疆土，渐渐有席卷五洲、囊括四海之意。而这次笼络人心，仍怀有不可测度的意图。英国、法国如同宋朝的辽、金，俄国如同宋朝的蒙古，这是浅见者都知道的，难道当权者独自不知道吗？这是因为形势使然。法国自古好战，尤其难以与之亲近而狎昵；德国能为我的外援，而我不能为彼之助。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居于欧洲之中，东邻比利时、法国，西逼强俄，假设有争端，我虽有兵，不能进入波罗的海；我虽有船，不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只能作壁上观，不能深入援救。根据情势推测，岂能屡次成为我的外援呢？昨天仗义执言，不过是为了设立码头、扩大商务的打算罢了。美国则自据一洲，畅然满意，与世无争；日本是我的仇敌，誓不两立。远交近攻，秦国在此奋力。由此看来，能为我外援的，大概是英国吧？试言其利：英国的属土，五洲纵横，五千多万平方公里，有持盈保泰之心，无好大喜功之念，这是第一个利益。水师甲天下，陆师也素称精锐，联络一气，两不势孤，这是第二个利益。英国以印度为利源，俄国垂涎已久，中国介于两大之间，倘若两雄角逐，我可以出兵新疆、滇藏，排难解纷，互相救援，友情乃固，这是第三个利益。中华商务以英国为最，货物如山积，市场如云屯，假设有战事，势不能效秦之视越肥瘠，漠不相干，这是第四个利益。英俄有不共戴天之仇，俄法联盟，不是英国的福分，假如中英结好，两大连横，他国不敢妄图逞强了。于是大局安定，兵患消除，这是第五个利益。中国为英国的表率，辅车相依，唇齿相护，可以共患难易，同存亡，这是第六个利益。假如乾纲独断，特遣王公重臣，驰往伦敦，借采访商务为名，密见英主维多利亚，施展苏秦、张仪的口才，发出随何、陆贾的言辞，缔结深盟，订立密约。该国英才济济，审度缓急利害，岂不有欣然首肯的人吗？结交外援则势力强盛。

什么是澄清吏治？当今吏治大率有名无实，全国人都清楚，岂待智者才知道呢？推究其根源，一是败坏于科举重视制艺，熟读一经即可获取高官，多虚文，少实济，所以真才难得；二是败坏于纳粟例开，使宦途变为市侩，以致员缺少而候补者贿赂公行，各施伎俩，反而使有志节、怀利器者终身怏怏，不能一展其才，可惜啊；三是败坏于推资按格，沿袭裴光庭的流弊。古代官由民举，量材授职，不拘泥于成法，所以有唐虞三代之盛。驯至今日，刻舟求剑，即使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王猛复出，也不能破格录用，埋头抑郁，湮没无闻，奇才异能，失之交臂，以致天下有乏才之叹。四是败坏于当路之情面日深，属吏之�营日巧，以耳作目，视八行

译文，于是君子之道兴盛，小人的之道衰微，卖官鬻爵，丑恶名声四处传播，这怎么面对天下的公正舆论？怎么面对强邻的嘲笑？第五个弊端在于设官过多，从内部来说，六部九卿，旗人与汉人职位重复；从外部来说，佐贰杂职，闲散冗员太多，百姓因此而不安，国家财政因此而虚耗，财力用度因此而不足。目前的对策，应当严格考核，放宽时日，按班次传见，考察其言论并观察其行为，或者用经世致用的文章来测试，或者询问治理百姓的策略，随时淘汰，这样劣质玉石与美玉立刻就能区分开来，贤能且多才的人立刻予以提拔，不学无术的人立刻罢免。如果有暂时不够通达但才能确实可以造就的人，责令学习数年，听候调遣，堵塞请托的路径，杜绝贿赂的风气。然而这不过是补救偏颇、挽救弊端的谋略，还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想要达到良好的治理，应当废除八股诗赋这种虚浮的文章，讲求关乎国家计民生计的实学，那些尸位素餐、可以裁撤或合并的职位空缺出来，不必补授，在裁汰之中蕴含体恤之意，增加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廉洁。国家赋税则实事求是，违反者治罪。至于停止捐纳制度，重视人才，遵循古制，官员由乡举推荐，或是孝廉方正，或是直言敢谏，或是明经笃学，或是熟悉律例治理百姓，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向朝廷推荐，量才录用，升迁转补，始终在一个领域内。因为全才难得，有人在此方面有长处而在彼方面有短处，朝秦暮楚，难免用人不当。如果真的这样，官民同心，没有蒙蔽的担忧，想要贪婪而不能，不求廉洁也能自然得到，自然民心稳固，把公事当作私事，智者竭尽谋略，勇者尽出力气，富人拿出钱财，用来筹划军饷，什么军饷得不到？用来训练勇兵，没有勇兵不强，又怎么会到揭竿斩木、借兵送粮、甘愿犯下以下犯上的罪孽的地步呢？澄清吏治从而使百姓安定的，就是这些。什么叫整顿武备？当今西方各国带甲士兵，有的数百万，有的百数十万，看待中国如同无物。用积弱的军队与素来训练的敌人相遇，不土崩瓦解的，几乎没有。军队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预备而不精良，与不预备等同。积弱的弊端，既因为选择将领不善，又因为训练方法不当。怎么说呢？今天选择将领，专门选取当年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平定回疆、品级高职位大的人，不知道这些人当初地位卑微时出生入死而不推辞，等到富贵尊荣，声色挫伤了他们的志气，财帛牵动了他们的心，要求他们像过去那样跳跃冲突、直前而不顾惜，绝对不可能得到。而且拘泥于成见，不肯变通，军队没有强弱，随着将领而转移。将领暮气已经深重，想要军队强大，怎么可能得到呢？古代孙权任用陆逊，近代曾国藩任用书生，去除陈旧的而使用新的，古今成功的事例昭昭可鉴。官员月俸五十两银子，赡养家庭应酬世俗，能行吗？所以吞没空饷缺额，是有原因的。薪水应当优厚供给，以激励他们的廉洁；兵勇应当补足，以要求其实效。犯法者杀无赦，主要在于诛杀少数而取悦大众，圣人也是这样做的。平时无事，应当用忠义的话训练他们，鼓舞他们的勇敢之气，扼守要害扎营，处处策应，不应当分棚析队，到处分防。每天操练一次，如同面临大敌。制定阵法的重要法则，薄阵为佳，有正兵有奇兵，可分可合，宜散不宜聚，宜隐蔽不宜明显，可以像猿猴一样跃进，可以像蛇一样行进。旗帜每哨两杆，器械的长短，胜负立刻区分，毫厘之差，千里之失。刀矛棍棒，不是制胜的工具，一概可以免除。古代号衣宽腰大袖，诸多滞碍，不如收紧腰部，缩小袖子，总以灵便为宜。枪炮应当简单，简单则专一，专一则精良。枪队、炮队、马队分门别类各擅其长。南北花旗之战，南方花旗兵力单薄，几乎覆没，主将随处挖掘壕沟重重叠叠，作为护身立足之地，敌人炮火来时遮蔽身体躲避，敌人炮火过后挺身开枪射击，北方花旗士兵于是无可奈何，未曾不私下叹服。这也可以仿效实行。

译更应劝办团练，切实奉行，奖励优厚，使天下皆成兵源，无事时可保卫家乡，有事时可抵御敌人。海防职守，全靠兵船，若有差错，便一无所恃，危险至极。权宜之计，是节省土木无益之费，建造自强有用之船。船仿新式，速度宜快，任用信任不可徇私情面，消除界限，统一事权，严明赏罚。但南北洋大臣，既管地方，又司政务，无事已劳不胜劳，有事更顾不胜顾，宜另选大臣，总领节制，督船出洋，操练迎击、腰冲尾追等战术，熟悉风涛，熟识河道航线，校准炮术，演练鱼雷，逐渐游历远方，遍访欧美各国，使敌情虚实了如指掌，化生疏为熟练，转弱为强，非此不可。若有战事纵横海上，不至于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坐以待毙。南洋各埠华商众多，蒙受保护，劝其量力补贴煤油之费，岂有不欣然乐从的？整饬武备则士气旺盛，原因在此。

何谓筹饷源？盖因足食较足兵更为紧迫，富国在强兵之前，而筹饷的方法有开矿、垦荒、加税、丝茶、制造、厘捐、银行、邮政、铁路，这是大略。中国矿产居五洲之首，西人以此致富，我又何必不为？有人以明末战乱为鉴，或以未见大利为词，不知明末之失在于用人不善，那些未见大利的，是因为开采不得法，且当事者大多中饱私囊，屡败不振，因此都视为畏途。按西洋矿师计分三等，各专一业不能兼长，考察寻得矿脉，再化验成分，有矿质则归煎炼。至炼生铁，应用高炉气机风具；炼熟铁，应用河炉气锤；炼铁成钢，应用毕士买炉或西门马下炉。因为中国铁质多夹杂磷硫，须先炼出磺强水，再入锅冶炼，才成纯品。倘若没有真传，贸然开采，徒耗巨资。假使矿务见效，财源必开，弊端必塞，国家必富，兵力必强，岂是寻常利益可比？

各省荒土仍多，西北尤众，百姓力所不及无法开垦，地方官怕麻烦不肯上报，只有命令下属访寻，一经得地，招募游民编营垦荒，寓兵于农，这是古法。且西北河漠缺水，可用东洋铁棍汲水之法，将石田变为良田。办理膏腴之地，意美法良。中国海关税则，入口太轻，洋货畅销因此故。譬如驱鱼入渊，驱鸟入丛，宜斟酌因革，一律加重，鸦片尤宜加倍，则收入何止数倍？有人担心加税恐生龃龉，致启兵端，这只是管窥之见。查万国公法，大凡自主之国，税则由自主决定，前误后正者不可胜纪。且英国条约规定鸦片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假使在换约前一年或半年，照会各国外交部，言有碍国课，如此有害商民，如彼以理辩争，并非不可得。

丝茶为出洋大宗，近来江河日下，原因何在？一则因东洋、印度种茶，法意两国养蚕收丝，有蒸蒸日上之势；二则因中国养之不善，制之不精，商人又往往以鱼目混珠，真伪难辨及自洋商退货刁难，商人又急思脱手归本，此争销彼让价，纷扰不已，因此折本者有之，倾家者有之，丧命者亦有之。如再不整顿，坐使利源外流，生计日艰，可悲啊！宜仿准盐票引之法，精选货色，限定数目，确定价值，商运官销，以杜绝争夺，使洋商无垄断之权，华商有利可得，两全其美。

洋货之材料取之中华者居多，如白蜡羊毛、棉花、五棓、麝香等难以枚举。制造成品，仍运销中华，获利甚厚。倘若吾民自能制造，人工比彼低廉，运价比彼节省，售价比彼减少，民众喜避重就轻，不待禁止而洋货滞销，洋商困顿，无须下逐客令，彼必败兴而归。然而小民难与谋始，易与图终，况且中华积习此人数载而创之，彼则一朝而成之，获利相当，谁肯力为其难？必朝廷有以奖诫，有自出心裁造成器物与洋货比肩能济实用者，颁给执照，独享其利益若干年。果真如此，制造有不日新月异的，我不信。

且能解上者，才十之二三。既不能裁撤以恤商民何不整饬以济国用？宜选公正廉洁之人，扮商微行，载货过关卡，于是贪廉立辨，贤愚即分。实行破格之赏，施加不测之罚，岂有不涓滴归公的？利天下者，乃为美利。这说的就是今日之银行。各国皆有，而中国独缺，宜令官董其成，民集股其资，商愿入者听。银圆钞票并行不悝，星罗中国，棋布五洲。试举其利益，有数端：国家有事，代筹

译巨额财富，不必向外寻求，不必仰人鼻息，节省损耗是小事，维护国家体面是大事，这是第一个好处。出洋经费，通过汇兑流通，既避免了汇费任意高昂，又避免了银价随时涨落，这是第二个好处。铸造银钱而没有银行，奸商刁难减价；一旦设立银行，就能阻滞外国银元的畅销，银元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是第三个好处。官民的积蓄可以寄存，多少不拘，存取自由，避免随时挥霍，导致终身拮据，这是第四个好处。银行是百业的枢纽，百业依赖银行作为命根，既可以维持码头运转，又可以振兴商务，这是第五个好处。官府的饷银、国库税收、厘金、漕粮寄存银行，按照章程生息，避免贪利官员中饱私囊。一省计算虽然不多，天下计算则数额巨大；一日计算虽然微小，一年计算则不可胜数，随时支取与存在库中无异，这是第六个好处。市面银根短缺，市场萧条，凭借钞票可以资助周转，这是第七个好处。其余的好处，拔尽头发也数不完。想要富国便民，应当从设立银行开始。邮政设立驿站，每年节省的费用不可估量，收入也不少。查英国邮政每年获利两千八百多万两，中国人口比英国繁多，如果方法得当，必定有增无减。至于远方传递，消息灵通，更不用说了。水路行走依靠船只，陆路行走依靠车辆，这是圣人的制度。英国享受铁路的利益，德国获得铁路的功效，所以孜孜不倦地争相修建。英国从印度修筑一条铁路，越过克什米尔，向北抵达廓尔喀，分支到达西藏的大吉岭，紧挨着西藏。另一条路从缅甸的仰光到达河瓦，直逼云南边境。法国从越南修建铁路，以连通云南、广西。俄国从彼得堡都城修建铁路，以连通西伯利亚，沿着黑龙江向南，意图莫测，几万里长，首尾衔接，已经包围了中国。加上海疆而言，竟然形成四面受敌的态势。征兵运饷，他们快而我们慢，他们巧妙而我们笨拙。胜负难道还需要占卜吗！唉！假如这种风气尚未开启，我们原本不必喜新厌旧，做第一个倡导者。现在既然别人争相为之，我们又怎么可以因循守旧，自取必败之道呢？铁路建成后，四通八达，血脉流通迅速，征调可以节省兵力，早日成功可以节省军饷。使得转运则税厘必然增加，快捷赈济则饥民可以保全，利于矿务则煤铁必然畅销，迅速行旅则土产容易销售。如果迁移东南的游民，让他们在西北谋生，那么西北塞外的荒地，就会变成肥沃的土地。如果东南边疆充实，边患无虞，这是王道安抚百姓的善政，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筹措军饷来源，财力充足，就是依靠这个。非凡的功业，必须依靠非凡的人才。上天既然降生了大帅，文治武功，震古烁今，兴办大利，铲除大弊，平息内患，抵御外侮，振奋天威，安定大局。除了大帅，还有谁可以托付呢？我陈述浅见，以尽对家乡的情谊，对根本的忠诚，就像泰山不排斥土壤，江河不挑选细流。想要弥补高深的不足，采纳我的一点见解，等拜见时再陈述一切。先呈上这微薄的心意，不胜惶恐等待命令。

译刘斐如部郎代某人给张香帅的信

我不过是一介武夫，毫无学识，生性愚钝。小时候读书，不能熟记章句，因为家贫，于是中途辍学。从此扛枪从军，跟随左文襄公在浙江、福建、燕地、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转战。我一向以马革裹尸为荣幸，冲锋陷阵时奋不顾身，濒临危险、出入生死的情况屡次发生。古人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话多么深刻啊！我在训练部下时，常常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教导他们，鼓舞他们的勇敢之气，教导他们忠义的方法。得失成败，虽然关乎天命，但人力胜天，也不曾不夹杂在其中。侍奉君主既然有生，何尝没有死？死于敌寇之手，与死于军法是有区别的。临敌誓死，不仅不会死，而且会奋力战斗。大的官印如同取得一样容易，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临阵退缩，不仅必死，还有余罪。鸿毛与泰山的比喻，应当审慎地体会并践行。我的部下官兵颇知自我奋发，听到命令就起身行动，不辞劳苦艰险，视公事如私事，义气表现在神色上。看他们的大致情况，在缓急关头可以信赖。近来听说和约已经交换，有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的议论。我听说他们愤愤不平，如同失去自己的东西，而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已经好几天了。只是我职位卑微，徒然呼喊遗憾，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陡然增加了失地的伤痛，涕泗交流，不胜悲痛。至于其中是否有奇谋，无从窥见其端倪。大人是“朝廷的柱石，天下的长城”，倚重之隆，没有人能超过您。我想一定有“诏书颁来”，垂询利害，而大人老谋深算，筹虑周详，一定有确见万全而无遗憾的主张。圣明的君主在上，应当不至于拒绝忠言而采纳邪说，君臣一心，转危为安。我自顾是什么人，怎敢妄加议论？但事关大局，身受“国恩”，只要还有一口气，怎忍心自安缄默。就大概而言，有三点不可割让，三点不可答应，谨为大人详细陈述。割让台湾，捐弃澎湖，既失去了南洋的屏障，又失去了中华的“国体”。倘若各国效仿，将导致割让不胜割让，退让不胜退让，这是第一点不可割让。土地肥沃，一年可种三季，民情强悍，最适宜于用兵，借给寇敌兵器，送给盗贼资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二点不可割让。五金煤矿遍地都是，开辟财源充裕“国家赋税”，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这是第三点不可割让。兵费三万万两，这是驱赶鱼群放入深渊，驱赶雀鸟放入丛林。练兵添船制器，无往而不适宜。滋生东邻无厌的索取，开启西国轻视之心，这是第一点不可答应。设立机器制造土货，出货精良而迅速，价值低廉，耗费民财，夺取民食。物极必反，倘若陈胜、吴广复出，想要没有池中之鱼的动乱吗？这是第二点不可答应：内地通商，必须设立洋官，有洋官必有洋兵。假如一旦与百姓发生争执，闯然进入，防不胜防。而且货物存放在栈房不纳税厘，自日本始作俑者，各国必定步其后尘。眼看洋货日益增多，洋税日益减少，这是第三点不可答应。为今之计，与其暂时求和养痈以遗患，何不趁变救弊以补偏？人才是应运而生，有大变则大才生，有小变则小材生。上天造就人才，也视变化的大小作为标准。大概非常之时，必出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才有非常之机；有非常之机，然后才有非常之功。古今昭昭，没有不准确的。自开辟以来，交往之广，外侮之急，强邻之多，教堂、洋行像鱼鳞一样聚集在中华，船轮、火车在水陆驰骋，龃龉周旋无虚日，筹防备无闲时，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诚然尧舜禹汤所不及料，文武周公孔子亦莫可如何。先前明末葡萄牙占据澳门，乃是中外交涉的萌芽。随后道光禁烟之役，咸丰天津之役，同治台湾之�，在当事者不悉洋情，不审虚实，不辨大小，不辨强弱，以柔远之道对待他们，助长了他们的猖狂之气，增加了他们的觊觎之心。琉球被废，祸及越南；越南灭亡，波及缅甸；缅甸灭，累及暹罗。看朝鲜之危如累卵，岂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大概其由来已久。不东并给日本，必北并给俄国。为什么？先前废琉球，我没有存邢封卫之心，他们有得陇望蜀之想。如今藩篱尽撤，堂奥洞开，唇亡齿冷，将及腹地，五胡乱华之势，不就在今天吗？

环绕地球，俄国最大，法国最强，德国新兴，英美最富。然而持盈保泰，志在通商，无心开辟土地。俄国则不然，欧洲肥沃之地不过是坏土，雄鼎峙，拓地为难，于是于亚洲之北境增戍兵，设铁路，经营筹划，不遗余力。今见日本占据奉天，未尝不追悔，让人先着先手，于是调船添兵，孜孜不倦。割奉天则否，割台湾则唯，赔兵费则袖手旁观，加兵费又一词不赞，其属意于东三省明矣。忍耐而不发，等待赵举秦罢，然后乘其敝。至于法国助纣为虐，得寸思尺，尤在预料之中。将来大吞小，强并弱，将开创五洲混一之局，岂非非常之时吗？大人聪

译上天授予天命，忠义之性已然形成，士人与百姓无不仰慕您的德行，部属亲信无不感念您的恩德，无论认识与否，大家都说：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上天特意将重任托付给大人，对中国百姓大有建树，难道仅仅是三江两湖的百姓吗？

听说台湾民众众口一词，不谋而合，发誓宁愿战死也不愿失去台湾，绝不肯不战而让出台湾，众志成城，恨不得吃掉倭寇的肉、睡在他们的皮上，杀尽他们才肯罢休。

由此可知，历代圣君不分界限，一视同仁，恩德深入人心，否则即使以名利诱导，以刑罚威慑，也难以得到这样的忠诚，这难道不是出于至诚吗？

这大概是历代圣君在天之灵，使中国获得一个大转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在势力和力量上才及我们的十分之一，至于主客之势、劳逸之别，我们仍掌握着胜算，然而屡次受挫而不能振作，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谋划不善罢了。

开战之初，他们的海军如流星闪电般快速，纵横自如，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我军却深居简出，受制于人，大大违反了兵家禁忌；陆军将领不得其人，滥竽充数，良马与牛同槽，闻风逃溃；至于克扣军饷、剥削士兵，导致士兵没有战心，更不必说了。

况且士兵是新近招募的，训练不精，技艺生疏，与市井之人作战，按道理作战以士气决定胜负，淮军在前溃散，湘军在后士气沮丧，萎靡不振，锐气尽失，这些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台湾如果火器充足，军饷不缺，上下又同仇敌忾，倭寇绝对难以越过雷池一步。

为什么呢？船只的坚固不如人心坚定，炮火的锋利不如人心壮烈，设伏以挫其锋芒，用奇兵以夺其魂魄，倭寇又能把台湾怎么样呢？

倘若不能在台湾得逞，必定改弦更张，仍然向朝廷追索，如果追索不到，仍会从事战争。

那时，不战不行，想和也不得。

希望我军休养生息日久，操练逐渐精熟。天子颁布罪己诏，朝廷大臣严格审议和谈条款，鼓励忠勇，上下一心。

在东边失去的，在西边收回，也未可知。

借助台湾来收复奉天，借助奉天来保全朝鲜，借助朝鲜来消耗日本，借助日本来震慑西洋。

因祸为福，转弱为强，就在此一举，时机不可错过。

勇者在此时图谋功业，机会不可忽视，智者贵在见机行事。

假如反悔出自朝廷，那么理亏在我们，授人以柄。

如今反悔出自台湾民众，愤怒难以触犯，天下皆知，人心向背对国家有何益处？

倭寇如果知难而退，战局可以不重开。

否则，严备边防，以静制动。

利害没有固定的常数，胜负哪有转机？

千载难逢的时机，难道不是非常的机会吗？

台湾悬于海中，假如援军断绝，即使有张良、陈平的智谋，孟贲、夏育的勇力，也无用武之地。

应当做未雨绸缪的谋划，亡羊补牢的计划。

民众发起倡议，官员赞助完成；民众在前作战，官员在后援助。

在各海口密布水雷，使敌人如履虎尾，在薄冰上行走，久而久之，必定改道易辙，不再垂涎。

他们已经失去的河山，安如磐石，存亡继绝，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比起马援平定交趾，诸葛亮开拓蛮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难道不是非常的功绩吗？

我妄自进献浅陋的意见，不敢轻易挑起边衅，以大局为孤注一掷，确实看到割地难以消除祸患，赔款必然难以长久安宁。

不发愤图强，不能自立。

至今一变，还可以有所作为。

倘若再因循守旧，事机坐失，等到元气日渐损伤，人才日渐减少，兵备日渐松弛，不仅不能战，不能守，而且不能和。

他们联合起来图谋我们，这就是大敌，后悔也来不及了。

大人广开言路，不责备言论不当，只责备知道却不说。

恭敬地竭尽愚钝，以备采纳，是否得当，恳请裁断。

译给两江总督张香帅的信

学生本是出身草野的卑微之士，家徒四壁的穷书生，既未通晓深奥的道理，又缺乏一技之长，却怀着一丝微薄的志向，仰慕伊尹、吕尚那样的风范。功业虽然因际遇不同而有差异，但学术道理却没有古今的区别。放眼观察天下，感慨频频产生。看到邻国日益强盛，未曾不深深忧虑时局。去年夏天，日本人挑起事端，起初占据藩属之地，接着侵犯边境。凡是我大清朝子民，没有不愤慨同仇敌忾的。学生向来蒙受国家恩惠，怎能不思图报答？目睹时局艰难，寝食难安，常常拔剑砍地，搔首问天，自恨被贫困所束缚，想请缨报国却没有门路。当今世上，即使具备箕子、比干那样的忠诚，管仲、乐毅那样的才能，最终也不免受资历限制。以学生这样平庸无才，加上家境贫寒、性格刚直，却想冒犯当权者，上达威严，很少有不被排斥的。因此止步不前，内心抑郁愤懑。如今敌患深重，心中焦灼，有万不得已必须进言的情况。几天前传闻日军南下，侵犯登州、莱州、江苏，距离不远，防务尤为紧急。宪台您励精图治，固然已经筹划周全，但学生志在同心抗敌，怎忍心最终保持沉默？私下不自量力，敢竭尽鄙陋的诚意，筹划抵御日军的策略十条，作为浅陋的建议，恭敬地列举如下，供宪台采择。

一曰学习测绘以明了地势。用兵必须先有向导，行军首要重视地形。孙子说：“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所以地形是军队的辅助，判断敌情、取得胜利，计算险隘远近，是将领的职责。”测绘这一门技术，能探究地形的奥秘，行军的人不可视为缓办之事。如果通晓这个，就能预先布置，趋利避害，先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敌人来犯。行军扎营筑垒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所以说：“先占据战场等待敌人的安逸，后到战场奔赴战场的劳累。”现在我与日军作战，是敌人来攻，不是我主动求战，这种劳逸之势差别如同天渊。先前平壤、义州、安州、九连城、凤岫、金州、复州、海城、盖州、旅顺、威海卫等处的失守，何尝不是因为久守待敌？只是因为各位将领对地势不明，无从布置，敌军远道而来，几天之内就攻破，怎么这么容易呢？导致失败的原因，虽然不止于此，但不能扼守要害据守，确实是必然的。日军效仿西方方法，能实事求是，听说他们的军官都通晓算术和地图地形，临阵用仪器测量，炮枪准确。按照中华地图，外国人有很多刊印出售，沿海各省尤其详细，不是从旧图摹绘出来的，而是由实地测量而来。平时外国人游历所到之处，将山川河流测绘带回，一旦有事，就像旧地重游，所以远近险易都深知。我国将领向来不懂测绘学问，对本国地势尚且感到茫然，何况邻国？等到两军交锋，他们则扼守要害据险，出奇兵抄袭。我国能战的军队，没有比宋军更好的，也只是死守寨子打硬仗，盲目冲撞，一味苦战，大有主客倒置之势，所以每次战败，最终导致丧师失地，给君主带来忧虑。哪里设伏？哪里包抄？什么是争地？什么是衢地？一切营阵利害，不通测绘无法预先知道。为今之计，无论和战，都应在省城设立测绘学堂，聘请精通测绘兼懂军事的人做教师，命令营哨等军官赴堂学习，同时购买详细地图，随时考证。所习课程为目前紧急救援计，务必选择浅易而求速效的。项目共有七项：一、用表代替乘除法；二、开方、勾股、比例浅法；三、三角；四、用指南针测量法；五、遥测敌军枪械法；六、绘行军草图法；七、探访各地情形。以上七种是最浅的技术，以中等资质的人学习三个月，必定能通晓。如果去掉一两条则更容易从事，这样行军处地有所依靠了。这就是想要明了地势，应先学习测绘的原因。

二曰精选枪炮以利器械。古代战争，短兵器是干戈刀矛，长兵器只有弓箭炮石，起初没有把炮火作为利器。近代战争，只致力于枪炮，一发炮弹，能远程打击二十里；一枪射击，子弹能及三里。如果枪炮猛烈锋利，发射准确，就是精锐部队。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吴起说：器械不利，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所以想要临敌制胜，不精选利器不行。考察各国常用火炮，叫克罗伯，叫阿姆斯脱郎，这都是炮师的名字，因人呼物名，于是流传下来。炮弹的重量，从几磅到一千磅。炮大的，体重四吨，弹四十磅，射程十二里。由此而八十磅、一百二十磅、一百八十磅，以至二百五十磅，炮体重七八吨，射程二十七里。最大的，炮体一百吨，弹重两千磅，口径一尺半，可谓巨大。英国人兼用前膛炮，德军喜欢用后膛炮，而后膛炮德国最精。德国克罗伯后膛炮，用一个横闩，简单而坚固。英国阿姆斯脱郎后膛炮，事情较危险，然而各种后膛新炮确实有几项好处：叫准确，叫射程远，叫力量猛，叫有来复线，叫发射灵捷，叫有升降各机。而旧炮有几项弊端：叫误差大，叫力量小，叫发射迟缓笨重，

译有人说抛射的弹道过于弯曲。临阵交锋之时，胜负优劣，间不容发，若有一事逊于敌人，则贻误甚深。又格林连珠快炮，是急救的利器，炮机只需旋转一次，仓促之间，弹如雨下，军中不可缺少。至于火枪的制造，大小与欧美各国相同，多出产名枪，其中以德国的毛瑟枪、法国的葛喇士枪为最佳，射程最远可达一千一百六十步。其次如德国的尔德枪、英国的马梯呢亨利枪，射程各为一千步。再次如美国的黎意林明敦枪、瑞士的屈得利枪，射程各为六七百步。这些都是步枪。而马枪的体制较小，美国的温彻斯特马枪有十三响、十七响两种，虽然射程仅在一里半里之间，但子弹发射迅速、枪身轻便，最便于骑兵使用。我查各营使用旧式武器尚多，只堪供巡缉之用，不足以抵御敌人。如今防务戒严，务必随时更换。统领等军官在收领军火时，尤其应当详细检查，遇到劣质损坏的枪炮，随时更换以免贻误战事。近来有人因为抬枪管粗弹大，说它胜过毛瑟枪，这是不懂得制造和弹道准度的言论。毛瑟枪子弹最远可射三里二里之远，已能伤人，子弹循螺旋线射出，能克服空气阻力，且枪轻弹捷，命中率高且能摧毁坚固目标，断非抬枪所能比拟。抬枪发射一次，毛瑟枪已发射数次。以一次呆笨不准的发射，对抗数次命中摧毁坚固目标的子弹，其胜负之数不辨自明。这就是为什么想要利器器械，应当先选择枪炮的原因。

译第三点是招募工匠来精通挖掘和修筑。所谓挖掘，是指挖掘壕沟、隐蔽道路、挖掘地下营窟洞穴、挖掘地雷隧道；所谓修筑，是指修筑城堡、营垒、炮垒、城墙、土坡堆、护岸堤坝。一百多年来，欧洲各国竞相加强武备，在枪炮之外，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利用精良的器械是为了攻击敌人，精通挖掘修筑是为了躲避敌人的攻击，这两者并行不悖。世俗传闻认为地下营垒只是挖掘修筑中的一项，如果仅仅依赖这一项技术而不练习挖掘修筑的全部方法，必定会被敌人困住，所以土坡堆、壕沟营垒是应当讲求的。营兵虽然能够挖掘修筑，但技术不专精，旧式的城墙营垒尤其难以抵御炮火。工匠向来熟悉工作的规矩、绳墨，训练最为精良。工匠既已精通，然后教给士兵，就能事半功倍，不劳而获。招募工匠的方法，每有一万军队，招募土工三百五十人，兼通土木的工匠五十人，铜铁杂匠二十人，准备钢锹四千柄，钢凿一半数量。其他如地道挖掘器具、罗盘、水平仪、软尺、地图、药水等，一样都不能缺少。那四百名土木工匠，教他们沟垒、地下营垒等各种方法，凡是测量、角度、规矩、绳墨、几何、地形形势，都符合数学原理。其图形制造方法，全都记载在作者所著的《陆军刍言》中，因为内容繁碎，这里不再赘述。挖掘修筑的时候，让士兵跟随一起练习；停工的时候，工匠进入兵队操演。考察各国的军制，俄国陆军每人各自准备取土的器具，丹麦军营中带器具的占一半，美国营规每营分两队轮流携带挖掘器具，其他或用车载锹锸，或另外设立工兵部队，总括各种方法，只有俄国最好，而挖掘修筑营垒也是俄国人最精通。然而历考各国对于地下营垒、地道之术，讲求日益精进，都是取法于格致算术，这是兵家当务之急。我们中国的将官，从来没有人懂得格致算法，所以通晓此道的极少，偶尔有一两个武官懂得挖掘修筑，就被认为是无人能抗衡了吗？世俗之人一倡百和，称他为名将，西方人听到，无不暗中嘲笑。近来平定、旅顺等险要之地失守，虽然是因为军心不稳固，也是因为不精通挖掘修筑所致。唉！有平定、旅顺这样的险要，尚且不足以依赖，天下还有什么险要可以依赖呢？地形并非不利，防守并非不持久，将士军需并非不充足，一旦敌人到来，只致力于抛弃丢弃，敌军乘机轰击，军士伤亡惨重，这都是将领的过错。不仁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平日辜负君恩，不能勤勉求治，将地下营垒避炮的方法训练熟练，使军士有恃无恐，等到一旦交战，就丧师辱国，可叹啊！后来用兵的人，如果鉴戒于此而纠正其弊端，还不算晚。从前法王拿破仑多次与奥地利人作战，拿破仑都先到战场，预先修筑营垒，奥地利人不能攻打，拿破仑大获全胜。等到拿破仑失败，还自悔没能多修筑营垒，以至于如此。同治四年，拿破仑第三下令操练挖掘土地的各种技艺。如今炮火日益精良，躲避自己攻击敌人的方法，非地下营垒壕沟隧道不可。凡是挖掘地下营垒，必定选择要害冲要之地，与沟垒互为表里。沿海一带，尤其应当相地修筑，靠近炮台，有唇齿辅车之势。即使敌军登岸，也断难长驱直入。然而修筑不合方法，与不修筑相同；挖掘修筑不精通，仍然难以抵御炮火。这就是想要精通挖掘修筑，应当先招募工匠的原因。第四点是打破常规来举荐真正的人才。古人有言：“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有国者的耻辱；见到贤能而不能举荐，是有司的过错。”天下人文的荟萃，没有比士人更突出的了。然而儒生只致力于帖括之学，将毕生的精英壮志，消磨在八股文中，而不知停止。他们对于富强王霸之术，是不了解的。然而天生的人才，不因为时代不同而改变，不因为地域不同而限制。野耕岩筑之类的人，什么时候没有呢？自从捐纳的途径打开，而流品更加杂乱；奔竞的风气炽盛，而真正的人才日益稀少。子产说：“学习之后才进入政事。”如今的良臣，都是以政事为学者，那些进入政事却还不学习的，就不必说了。唐代宰相陆贽请求台阁长官各自推荐其下属，宋代宰相司马光请求在位达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古代的大臣，没有不打破常规广泛寻求，以推举贤能进士为务的。方今天下时事多艰，急需人才，尤其应当招致奇才异能之士，以收策略效力之效，定谋决策，共济时艰。在各府州县遍悬招谕，凡是有山林名宿、草泽英雄，能深明韬略熟谙时务，或向来熟悉营阵，或素习枪炮，或通天文， or 测地舆，或造营垒，或精医药， or 通外邦文语， or 稔倭国权贵，凡我食毛践土的百姓，没有不仇视敌人的，自然应当仗剑从戎，及时报效。在上者不要只追求好贤的名声，贵在举贤的实效；尤其不可只有所求治理的虚文，没有致治的实政。《六韬》说：“以官职举人，按名督实，选材考能量，按能力授职，使实际与名称相符，名副其实。不要因为事情超过才能而任用非所长，不要因为才能超过事情而违背其用，这样就得到举贤之道了。”又说：“军队没有财物，士人不来；军队没有赏赐，士人不往。用才之道在于崇尚礼遇而重视俸禄。礼遇崇尚则智士到来，俸禄厚重则义士轻视死亡。所以礼遇，是士人所归附的；赏赐，是士人所劝勉的。”又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禄之下，必有勇士。”古代大有作为的人，

译一定要打破常规来任用人才。读了他的著作，就可以想象出他的为人。士人中有真有假，取舍便随之而定。杰出之士与平庸之儒，不可不加以辨别。如果上位者不能明察，导致贤能愚笨颠倒错置，任用与舍弃失当。摒弃一个善人，那么众多善人就会衰败；进用一个恶人，那么众多恶人就会归附。任用奸佞之徒灾祸就会到来，残害贤能之人则无法建立功业。即使想要寻求治理好国家，又怎么能得到呢？人才因为受到格套的限制而道路狭隘，贤能之人因为被寻求而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想要推举真正的人才，应当先打破既定的格套的原因。

译五、聘请西方军官以辅助统领带兵。自古以来的明君良相，无不急切地寻求将才，作为国家自强的途径。孙子说：“将领是国家的辅佐。辅佐周密则国家必然强盛，辅佐有疏漏则国家必然衰弱。”晁错说：“将领不懂军事，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君主不挑选将领，等于把国家送给敌人。”所以主将是三军的命脉，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都系于他，能不慎重吗！如今主将的主要职责，是调度布置；作为主将的羽翼而杀敌取胜的，是统领和管带的责任。如果统领带兵无能，就失去了羽翼的辅助，士兵虽然众多，又有什么益处呢！面对大敌而没有羽翼，主将不能徒手搏斗。然而观察武职军官，大多粗俗鄙陋、轻佻强悍，不学无术，太平时期因循守旧、粉饰太平，有事时畏缩观望，用这样的人做统领带兵，不把事情搞糟的很少。古人选拔将领的方法，不胜枚举，其大纲是：智、信、仁、勇、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难道完全如此吗！西方国家培养将才，从童年开始就学习韬略技艺，凡是天文、地图、测绘、营阵、算法、枪炮水陆险易、历代兵制、古今战场、各国疆域、军政得失等，无不研究，或诵读学习，或操练实践，或经历阅历，循序渐进，从初学到统兵督队，必须经过若干年的简练揣摩，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小的成就小的，大的成就大的，各自以才艺作为等级差别，不是以钱财贿赂作为资历。列举中国古今和西方来比较衡量，其得失相差，竟然如此遥远！如今防务戒严，既然缺乏将才，又难以培养，应当紧急聘请西方军官作为急救之计，他们的职位在参游之间，挑选三十人，仅作为江苏一省之用，尊崇他们的爵位，加重他们的俸禄，派往各营，教习三军军官士兵，全部听从训练，随时协助谋划，辅佐统领带兵，以弥补将领的不足。往年剿平太平天国，未曾不借助外力，洋将华尔、戈登等跟随大军征剿，战功卓著，忠勇值得嘉奖，远方人的力量，中原历来就崇尚。倭寇不是太平天国可比，自维新以来三十年中，竭力整顿，甚至改历法、换服饰，陆军仿效德国，海军效法英国，每想在亚洲中称威定霸，处心积虑，觊觎韩国，想要伺机蠢动，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所以常备军队，都是久经训练的精兵，现在想要与他们争胜，不聘请西方军官就不能成功，大概对症发药，衰败时有人赞襄，这就是想要辅助统领带兵，应当先聘请西方军官的原因。

六、设立团局以专责成。从前有人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成就事业，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举办团练事关守御，乡野小民不明大义，往往勇于私斗，怯于公共战争。一听说办团，就妄自怀疑恐惧，畏缩观望。虽然经过官府一再劝谕，告诉他们守望相助的道理，但教诲的人谆谆不倦，听的人却漠不关心。即使一齐举办，仍然是乌合之众，散漫无纪律。团练可贵之处，在于对内能查究奸邪，对外能辅助兵力。如果军队和团练表里相助，像嘴唇和牙齿那样依附，那么军情联络而防务坚固。往年法国战役，亲眼目睹各团毫无实效，都是办理不得其道。目前团练如果听任董保自行办理，仍然是虚行故事，对地方没有补益。为今之计，应当先筹划全局，设立局所专责成，谨拟条目如下：一、省城应设立筹防总局，遴选委派司道督办。一、省城应设立招贤馆，不论官绅士子年岁门第，凡是通晓韬略艺术、学识兼优者，都可以进入选择，尤其作为掌教教习众多士子，储备人才待用。一、每府设立一团防府局，挑选晓畅军事、精通艺术者为府局团董，一正二副即委派该知府为府局监督，直隶州厅按府论。一、每县设立一团防县局，挑选熟谙地图、通晓营阵者为县局团Dong，一正二副，即委派该县令为县局监督，散州厅按县论。一、凡是乡镇市集满三百家的，设立一团练公所，选派乡正董一人、副董一二，委派所辖巡汛为稽查委员。一、设立局所应挑选冲要险地及空旷能作校场、沟垒、地营的地方，不论城镇内外。一、凡是团练经费，先从民间捐募，不足则由官府拨贴。一、凡是府县正董是从招贤馆中选取的人员，由总局札委以重任；各副董是次取人员，由正董自行约用；乡正董是下取人员，乡副董是乡镇原有的董，均由府县正董推荐选用。一、凡是府县局各招募民团五百名，由董事督率，并驻扎营兵五十名，由哨弁带领，作为民团的楷模。府县团勇随同营兵操练，县令带一县团勇，府令带合府团勇，乡镇招募团勇以一百名为率，随地增减。一、各局需用的差役保甲应由地方官随时饬派。一、劝募之法，先由总局将办团的情由晓以大义，刊成详细告示及简明谕单一一将告示遍贴城乡通衢，各局高竖团练大旗，然后由府县董会同保甲委员，带领书役差保，分给谕单，挨户劝谕，不要以势逼迫，富者出财，无财者出力，遇到殷

译充实铺户，考察其中财力雄厚、能大力相助者，有的加以特别劝导，有的邀请铺主家长到局里开会商议，劝了一次不成就劝第二次，劝了第二次不成就劝第三次，务必答应劝募才罢休。这件事如果专由官府办理，则官威过高而民心疏远；如果由差役保甲办理，则地位卑微而民心生轻慢，都难以成事，所以必须由官员和董事相辅而行。此外，对于豪门大族，由地方官劝募，量力捐助，越多越好。

凡民团，分为二等：一类招募无业百姓，可以时刻操练，日夜轮流守备的，每月发给口粮银三圆，称为常团；一类招募有业百姓，仅每天抽空操练，每月按期轮流守备的，不发工食，应奖给一块牌匾，称为义团。

此次办团，是出于上报效君国、下保卫民生的目的。如果每户捐款达到百金以上，以及出义团三人者，应请地方官亲自书写“急公好义”字样，发给奖牌，悬挂在门户左侧；捐款达到五百金以上者，由各省总局就近详细呈请督抚大人发给高奖牌一对，以示鼓励。

凡公文公务的收支款项，都应详细记载在账簿上，分类编册，以便查核，并定期将捐款缮写成清单，注明各户姓名，连同账簿一并送交各该地方官稽核，加盖印章后张贴在通衢大道，以昭示诚信真实而杜绝弊端。

每十名勇丁中挑选一名特别优秀的作为勇长，每十名勇长中挑选一名特别优秀的作为勇头，勇头和勇长各发给奖牌和工食，勇头每月银六圆，勇长银四圆。所发奖牌内书写“勤能勇壮”等字，不论义团常团，凡是勤能出众的均可晋升为勇长勇头，勇头过多应另外编组勇队，挑选优秀者请奖。

如果民情踊跃向义，以致应募壮丁超过定额，可仿照德国陆军规制，分为常备、预备、后备等几类，又可以严格挑选，以组成有用的师团。

凡各团应用的军火，由总局发给。这新募的民团只能作为步枪队使用，用来巡缉则有余，用来驱使御敌则不足，所以所驻营兵五十名应训练成炮队，酌情发给三十磅炮弹以内的战炮若干尊，以增强团防力量而防备不测。等到民团日益精练，也可以改作马炮等队。

巡查的方法，应参用西方国家的巡捕章程，无论城市还是僻壤，必须按分区域日夜轮班巡逻，不要招摇，勤加稽查，以察访奸邪而肃清街巷。各团是否有效，从地方是否安定可以看出，而各董事的勤怠功过从此区分开了。

训练各团，虽然以营兵为表率，仍须另派教习。如果董事能亲自教导，那就更好了。勇丁的优劣由董事查察，县乡董事的勤怠由府董事监督，各位董事的功过由总局考核，功多增加俸禄，更多请奖，过多罚俸，更多撤职。

府正董是一府的领袖，有督率各位董事的责任；县正董是一县的表率，有稽查乡董事的责任。府县正董运筹策划，考察地势，责任较重。各位副董出外劝募士庶，约束团众，是他们的专责。团防妥善，街巷安宁，都是各位董事的功劳，官员只是督促完成罢了。

地方官作为监督，有两个好处：第一，地方官有守土之责，与百姓同安危，平时官民隔阂，上下不亲近，现在因为督团的原因，亲自安抚驾驭，民情受到激励，一旦有事，不难有勇知方，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团与兵不同而实质相同，团多人众，品类不齐，如果滋事端，颇为棘手，地方官有牧养百姓之责，可以随时约束，这是第二个好处。

各位董事的薪水和局用，府正董每月薪水银三十圆，副董事十六圆；县正董二十四圆，副董事十四圆；乡正董十圆，副董事八圆。此外勇丁的工食及各项正杂用度，都应从俭开支，不得浪费。

凡团队应备衣帜，只有勇头勇长才穿号衣，其他勇丁等各给六尺长黄布腰带一条。本朝崇尚黄色，所以旗帜也以黄色龙纹为主。

兵团宜联络，逢各县半月会哨等期限，必派大队营兵与民团合操，做出临阵之势，设伏出奇，登山涉水。如果平日畏难而苟且偷安，那么临时何以应变而制胜。

上下宜亲睦，官员对于董事，如同心腹，以对待心腹的态度对待董事，则得到心腹的回报；董事对于团众，如同四肢，以对待四肢的态度对待团众，则收到四肢的功效。每次操练董事必身先士卒，每次会哨官员必亲自安抚勇丁。官员董事勇丁，如同父子兄弟一家人，上下亲睦，处处相通，所以能收到非凡的效果。再晓以大义，示以利害，激以赏赐，孚以恩信。百姓虽然愚昧，有不感奋兴起的吗？

此次倭患虽然创伤巨大、痛苦深重，然而天下比日本强大的国家且十倍于它。军兴以来，我们华夏的情弊显然，底蕴悉露，昭著于天下耳目之间试问雄环起伺我，我更有何策略以驾驭之哉？朝廷孜孜求治，所以在事平之后，必将鉴前车之失，以大修武备所以团防各局，无论和战，均应设立，扩充充实，即为将来武备院及巡捕厅的基础。邱陵川泽，即高深之始基诚能仿德国陆军寓兵民间

译这确实是实现长治久安的良策。农闲时节训练武备，古代就有明确的训示，天下强兵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一旦设立局所之后，应当由公众商议制定详细的章程，除了刊印成书之外，还要抄写张贴在各个局所，由董事按期宣讲，让众人听从丁役的告诫，这样可以激发人们的义愤。以上各节，只是拟定了大略，还有很多未尽之处，但我反复思考良久，认为用这种方法办理团练，一定能取得成效。根据情理推断，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冒昧地提出这些意见。深切希望江苏率先倡导，各省随后跟进，那么不仅外敌没有可乘之机，即使内奸也无法立足了。

译第七，说厚集兵力以巩固海防。海防的方法，防守海口容易，防守海岸困难。海口地势逼仄狭窄，陆地上有炮台，海面上有水雷，在数十里的范围内可以互相支援，扼守要害进行布置，比较容易做到。海岸地形辽阔，绵延数千里，难以处处设防，所以完全依靠巡洋舰队在洋面上巡逻警戒。江苏是安徽、江西等省的门户，长江口又是江苏的咽喉，尤其紧要。虽然有人说英国人保护长江一带，但那仅仅限于通商口岸而已。像江北一带，敌人随时可以登岸的地方，是无法保证安全的。崇明这一区域，孤悬在海外，是大江的屏障，不驻扎重兵是不行的。因为崇明一旦有危险，江南的太仓、江北的海门就会失去依托而难以防守了。长江以南从金山到山，长江以北从海门到海州，千里迢迢，难以随处屯兵，但又不能不防备敌人偷偷登岸，沿袭旅顺、辽东的旧例。昨天传闻威海、刘公岛相继沦陷，军舰大半损失，海战已经无法争胜了。战船给了敌人，那么敌人的声势更加壮大，而我们的海防更加困难，一得一失，相差甚远。这次战争，第一次失误在牙山失去战机，第二次失误在不能扼守平壤，第三次失误在让敌人渡过鸭绿江，第四次失误在失去旅顺的天险，第五次失误在不能保住威海，这样看来战事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所以可以议和就议和，不得已就尽人事，听天命来防守罢了。现在江苏是山东的邻省，距离登州、莱州不远，在这存亡危急的关头，只有厚集精锐部队，联络声势，广泛招募向导，熟悉沿海路径。凡是沿江沿海一带，无论山角海边，随时增设电线以传递军报，并派骑兵往来巡视，在重要道路上多埋地雷，遇到容易登岸的地方，必须加倍防范。自古以来防守的方法，最忌讳彼此不相照应，不能各自守着一隅，有界限之分。无事时巡视修筑堡垒，有警报时互相救援，像常山的蛇一样，首尾互相救援而不穷尽。兵力分散则弱，集中则强，分散则怯，聚集则勇。分合聚散的权柄，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军需物资不充裕，士兵虽然众多，也不足以依赖。孙子说：“军队没有辎重就会灭亡，没有粮食就会灭亡，没有储备就会灭亡。”粮食军饷和军装，是士兵的根本，是作战的资本。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必定估量兵力的多少，计算时间的长短，军火粮食预先储备，根据远近计算，利于运输，以资接济，没有后顾之忧。回想往年，美国总统格兰特游历中国，极力劝告某位宰相说：“振兴国势，没有比得上铁路和电报的。”这话到现在十七年了。电报的设立，能遍布各省；铁路仅仅有北蓟南台数百里罢了。欧美各大国，铁轨纵横交错，动辄数万英里。太平时期商贾汇聚，脉络贯通；有事时调兵运饷，顷刻百里。鉴于如今军事兴起，调兵运饷的艰难，不禁追思格兰特的话，而久久回味。敌人从陆路来犯，还可以据守险隘等待；如果敌人用战船偷偷到达，声东击西，我们将防不胜防。所谓防备左边则右边兵力少，防备右边则左边兵力少。敌船在洋面行驶，一日千里，而士兵不劳累；我军在陆上行走，难以与之竞争。没有铁路运输，征调往来，动不动就要耗费时日，紧急之际，片刻不可迟缓，岂能容许过迟？现在海上缺乏战舰，陆上没有火车，仅仅依靠厚集兵力，熟察地势，作为自固的计策，这也是抵御敌人的下策，不是海防的上策。至于本省的兵舰，千万不要远驶洋面，被敌人所乘。根据近日军情，只能靠近海口旁边，相机协助攻击。如果布置周密，远近呼应相救，像左右手一样，不被日本人攻击弱点寻找空隙，那就是江苏的幸运了。这就是说想要巩固海防，应当先厚集兵力。第八，说勤于训练以准备不测。《诗经》说：“师干之试，方叔率上，征伐鼓，陈师鞠旅。”自古以来治理军队，贵在训练。孙子计算校核七件事六项原则，说：“士卒熟练。”吴起谈论治兵，方圆坐起，左右前后，行进停止分合，每次变化都练习，然后授予兵器。现在西方军队的体操步伐，与此类似。明朝戚继光治理浙江军队，严明精锐，训练有方，所以剿灭倭寇有功，世人多称赞他。用兵的方法，即使是一个士兵、一匹马、一门炮、一支枪，不可白白地让敌人伤害。之所以勤奋求精练，不仅仅是为了争胜仗，也是为了保全军队。我曾经观察西方军队的步伐，齐心志若一，上级的命令下达，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进退左右，三军像一个人一样。赏罚分明，号令严明，器械锋利，枪炮有准，堂堂王师，怎么能不教导就作战呢？查考华军，大都是将领不与士兵熟悉，士兵不与将领联系，上下隔阂，军心不一。他们操练技艺阵法，务求壮观而无实际用处，旌旗蔽日，刀矛如林，枪炮的声音，洋洋乎盈耳，实际上没有一响可用。用这样的军队抵御敌人，怎么能取胜？至于新招募的勇队，大半是无赖游民，训练尤其紧急，现在的计策，应当由西方军官教习，先教以体操、步伐，其次教以枪炮阵法，接着教以挖掘修筑营垒，用恩信赏罚来巩固。体操要练，步伐要齐，阵法要熟，枪炮要准，发射要快，挖掘

译想要迅速达成目标，都必须实事求是，绝对不要沿袭往日仅仅在校场操演以掩饰敷衍的陋习。至于登山、涉水、出奇兵、设伏兵、行军、接应等，都是士兵必须具备的技能。各项技艺都熟练精通，便可天下无敌；有一项技艺不精，就会随时面临覆灭失败的危险。如果不严格整顿，仅仅依靠匆忙招募的民众去抵御那些长期训练的敌军，这就像驱赶羊群去搏斗虎狼，并不是安定国家、抵御外寇的正确方法。从统领到管带，从管带到哨队，如果人人都能核实情况，层层节制约束，又何必担心士兵不精干、士卒不训练呢！一旦有事发生，就会像回声一样迅速响应。这就是说，想要防备不可预测的变故，就应当先勤于训练。

译第九条是明赏，用来激励三军。奖赏是用来激发劝勉的，也是用来显示惩戒警示的。奖赏公正，就能使百人受劝勉；惩戒公正，就能使众人受警示。所以运用奖赏，没有比讲信用更宝贵的，没有比坚决执行更宝贵的。奖赏守信，坚决执行，恩德与威严兼施，法令才能推行，三军受到激励，将士才会效命。《六韬》说：“奖赏贵在细微，贵在细微并不是轻视爵位、俸禄、财帛的给予，而是说能够奖赏到马夫、步兵士卒。”恩赏向下普及，重大并不是指加重刑罚、诛杀、贬黜、降级的条例，而是说能够触及当权权贵。刑罚向上极至。孙子在吴宫教战时杀死了吴王的爱姬，戚继光剿灭抵御倭寇时，临阵斩杀了自己的长子，这都是刑罚向上极至的例子。从前良将用兵，有人送来一坛酒，让他投入河中与众人同饮，因而军士愿意为他效死，这是恩德向下普及。如今朝廷拿出内库巨万钱财，数万件皮裘，赏赐给随征军士，这是恩赏向下普及。等到各处险要失守，又按照法律惩治诸将的罪过，这是刑罚向上极至。三军将士难道有不感动振奋兴起的吗？有人说：“世上确实有恩赏向下普及却不知感激，刑罚向上极至却不知警示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奖赏和刑罚没有明确罢了。”所谓明确，贵在懂得本末。问：“什么是本末？”回答说：“不奖赏的奖赏，不惩罚的惩罚，是本。奖赏该奖赏的，惩罚该惩罚的，是末。平时选拔贤才而任用，是不奖赏的奖赏；见到不贤才而不任用，是不惩罚的惩罚，这是本。临时有功而奖赏他，是奖赏该奖赏的；有过失而惩罚他，是惩罚该惩罚的，这是末。”《经》说：“根本混乱而枝节治理好的，是不可能的。”譬如有了善于驾驭车马的王良，却没有懂得相马的孙阳，让劣马拉车而让良马受累，虽然每天用精美的饲料喂养，却不知奋起；施加鞭打，却不知警示。所以用兵的道理，贵在懂得根本，万事都是如此。得到根本就昌盛，如果无本，那么奖赏和刑罚虽然施行却不明确。谁没有是非之心？凭什么观察感动而激发劝勉？这就是想要激励三军，应当先明确奖赏和刑罚的原因。第十条是用刚柔来契合时中。《洪范》九类，六有三德，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四曰能柔能刚，国家更加光明；能弱能强，国家更加显扬；纯柔纯弱，国家必定削弱；纯刚纯强，国家必定灭亡。柔是心的德行，刚是气的祸害。所以说：“柔是众人所助的，刚是众人所攻的。”天地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神妙玄微，变化无常。所以圣人不拘泥于事物，随时处于中道，而能随世推移。《老子》说：“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天下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能做到，”所以说：“承受国家的污垢，这才叫社稷之主；承受国家的不祥，这才叫天下之王。”如今中国与日本结怨，屈指算来半年多，丧失军队和土地，国家受辱将领战死，难道不是污垢耻辱到了极点，不祥没有比这更大的吗？如果真能顺受这正常的灾祸，因不祥而自我反省，就能成为天下之王了。自古圣君治国，没有没有不可预测的祸患的，只在于修身事天，谦卑地自我约束。现在的计策，应当以柔克刚，以刚则折。如今那些以清流自命的人，竞相谈论战争，却不谈论战争的方法，制服敌人的策略，以及可胜不可胜的道理。古人带兵，重视人和；国内不和，不可以出兵；军中不和，不可以布阵；阵中不和，不可以出战；战中不和，不可以作战。如今朝野上下，极其不和；将领昏庸士兵顽劣，极其无能。以至无能的军队，处于极其不和的环境，不仅不符合西方兵法，而且大大违背古代训诫，却想出兵有功，克敌制胜，不是极其困难吗？如果逞一时之忿，把亿万生灵驱赶到水火之中，置大局于不顾，没有比这更不仁的了。兵法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不殆；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一胜一负；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议论者既然不明白敌人之所以为敌，以及敌将从何出身，敌兵何等精练，又不知道我们之所以为我们，我将从何出身，我兵是否训练过，这就是所谓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有人说：倭人外强中干，如果持久对抗，他们必定自取灭亡，这话似乎有道理。可是我们终究没有战守的器具怎么办？终究没有战守的器具而强行作战，是自取祸患。所以不如见机议和，以待将来。从前商汤侍奉葛伯，周文王侍奉昆夷，大国爱护小国，古人有这样做过的。所以即使割让土地也不足惜，赔款也不足耻，可耻的是敷衍成风，蒙蔽成为常事，始终没有希望彻底革新的那一天。如果继续因循苟且，那么衰败瘫痪一天比一天严重，十年二十年之后，将有不堪设想的情况。这就是烈士捶胸叹息，呼天痛哭的原因。趁着这次创伤巨大痛苦深切之后，朝野上下震惊之心未冷，羞愧愤慨之气未平，革故鼎新，易如反掌，前人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农具，不如待时。”现在正是时势可乘的日子，时机到来形势具备，不思改变计策，那就再也没有可为的日子了。中国兴衰成败，在此一举。所贵在祈求上天永保天命，修省。警惕激励朝野，同心上下，一心一意奠定富强之基，不正是由此建立吗？试拟其大纲如下：一曰借国债，二日聘西士，三日兴筑铁路，四日

译增设电线，五、各府设立水陆武备学堂，六、各府设立算学格致学堂，七、各府县增设艺文学堂，八、各乡镇普遍设立男女艺文学堂，九、讲求种植技艺，重视农桑，广泛种植各种谷物果木，十、开发山泽鱼盐的利益，十一、开采五金、油、煤等矿产资源，十二、兴办机器工业，制造各种百货，十三、特设商部以通商，十四、各省设立律例公法所，十五、各府设立医药卫生院，十六、设立洋文翻译馆，十七、设立上下议政院，十八、选派成才的学生出国学习，十九、改变功令取士制度，根据才能授予职位，二十、酌情修改六部则例及文武官制，二十一、永远废除捐纳成例，二十二、增加官员俸禄和士兵军饷，二十三、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二十四、广泛使用间谍以窥探天下虚实，二十五、禁止释道庙宇及师巫邪术，二十六、修缮房屋道路，调和一切食物以符合格致养生之理。以上共二十六条大纲，是初创时期的纲领，其中虽有本末难易的区别，至于斟酌损益，达到尽善尽美，这在于执政者随时布置安排。如果真能运用柔道战胜刚强，自然必定能转弱为强，虽然利害成败在于天命，但其转变在于人为，如果奋发兴起，痛除积弊，二十年后还不能在亚洲中树立威信、确立霸业，我不相信。在这个时候，有德者应以柔道应对，无道者则以刚强克制，难道不会使基业永远稳固，天下一家，恢复大道相同、风俗一致的太平盛世吗？这就是想要合乎时宜，善用刚柔的原因。总共十条策略，前九条是目前防守抵御的方法，后一条是善后治安的策略。恭敬地沐浴斋戒后抄写呈上，明知自己如土壤细流，对高深之处毫无补益，但负薪之语，将帅应当听闻，希望宪台仔细考察明确详情，随时付诸实施，那就是天下的幸运了。

译给某位当权者的信

我私下认为，心中悲痛的人，说话不能舒缓；事情紧急的人，说话不能安详；本性忠诚的人，不能隐瞒实情。我隐居在申江（上海），偶然听说日本要求议和，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有人说这化干戈为玉帛，从此可以长治久安，我认为不是这样。开启外国人要挟的风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条约的大致内容从传闻中得知，就此评论：割让台湾、澎湖，南洋的门户就失守了；卧榻之侧，已经容许别人酣睡。得寸进尺，在意料之中，这是第一个可忧虑的。赔偿三亿两白银，倾尽天下的库藏，仍然是杯水车薪，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国家元气大伤，这是第二个可忧虑的。他们练兵有资金，添置战船有资金，制造器械有资金，富裕而谋求强大，易如反掌。像犬羊一样的本性，不把我看作陆地上的大国，他们必定把我看作畏惧的对象。他们将来无端的挑衅，无厌的索取，必定没有止境，这是第三个可忧虑的。外国夷人互通贸易以来，从来没有在内地设置机器制造货物的，自从日本开了这个坏头，出货速度快，价格低廉，男工女红都被他们夺去，贫民生计谋求更加困难，这是第四个可忧虑的。日本人的税收章程种种取巧，各国必定效仿接踵而至，拒绝他们显然有歧视之嫌，给人心授人口实；答应他们，国家税收减少，形势如江河日下，这是第五个可忧虑的。权衡和战利害，议和则变化缓慢而祸患巨大，作战则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为什么呢？因为开战以来，因力战而失败的少，因自己溃败的多，然而所损失的不过是江边的地区，敌人无力深入，这是明显的。攻打一座城，夺取一个关卡，能不稍微损伤精锐吗？把盛京的敌军调来攻打台湾、澎湖，兵力少，士兵单薄，形势显露，力量不足。作战的好处一：沿海防剿新招募的军队，大约不过一千营，每月军饷大约需要三四百万两，再战几年，才与赔款相当。我国的军饷力量虽然耗尽，他们的筹划早就穷尽，有不俯首帖耳顺从我们范围的，几乎没有。作战的好处二：用我们的财富养活我们的百姓，内乱不发生，消弭祸乱于无形。作战的好处三：假如拒绝和议，三令五申，将士必定一鼓作气，无所犹豫，胜利后再议和，各国自然心存忌惮，不敢在内地兴兵作乱了。作战的好处四：现在不这样做，反而倒行逆施，筹措军饷则异常短缺，筹措赔款则绰绰有余，养痈遗患，岂堪设想呢？看今天的天下，已经呈现出战国纷争的形势，强食弱肉，没有止境。以兵力的强弱来论国家命运的长短，即使苏秦、张仪重生，随何、陆贾再世，难道能只凭口舌争辩吗？我们自强就能断绝各国轻侮之心，可以保全亚洲而称王；我们不自强，就像把骨头扔在地上，等待狗磨牙啃咬，骨头不啃完不停止。环海的国家，俄国最大，而且与我国西北犬牙交错。过去图谋欧洲，多次没有得逞，现在必定恍然大悟，知道图谋亚洲容易而图谋欧洲难，选择肥美的地方吞噬，欺凌善良的国家。从今看来，看到割地竭力把持，看到赔款则毫不干预，他们不是真正帮助我国，难道不明显昭彰吗？法国得到越南如同废石，虽然有刮糠及米的意思，然而创伤巨大，痛苦深刻，不敢妄自成为战争的祸首。现在旁观得失，难免垂涎，总之和议决难长久维持，武备不可松懈，应当上下一心，朝廷与民间志同道合，痛定思痛，时刻存有卧薪尝胆之心，去除情面变革旧法，摒弃虚文崇尚实学，进用贤良退斥不肖。如果再因循守旧不作亡羊补牢、求艾救急的打算，以至于内患日益加深，外侮日益紧迫，即使有张良、陈平的智慧，孟贲、夏育的勇力，也无从施展。看和局确定后，急务是什么？在于安插营勇吗？勇兵容易聚集而难解散，容易发动而难安静，遇到招募就欣然乐从，听说遣散就怨声载道。想要全部留下防堵，需要军饷无数，户部棘手；想要及时裁撤，又恐怕逼迫他们成为匪盗，微火燎原。至于有备无患，尤其贵在先机。现在的计策，不如釜底抽薪，全部实行以营改旗。有两个便利：一是无事时便于驻防，以避免分散废弛操练的弊端，有事时易于满额，可以收到一呼即集的功效；二是按营抽散，不事张皇，淘汰弱兵留下强兵，避免生变，而所遣散的勇兵应当发放三个月的恩饷，以安慰他们的心，从哪里招来，送归哪里，不吝惜小利而误事，不图容易而畏难。这是第一个办法。绿营制兵，久成弩末，既不能出征，也不能守土，积重难返，国家财政虚耗。穷则变，变则通，现在不变更还等待什么时候？大致每个提督辖三个总兵，各统领五营，计二十营，副将、参将、游击各一个，作为营官都司、守备、正哨、千总、把总、副千总之类，教以西法阵式，枪队炮队各擅长其长，不可夹杂。这是又一个办法。兵火之后，江浙各省荒田仍然很多，百姓害怕疏辟的劳累，自惜其费，地方官害怕清理的累赘，隐匿不言，这是封疆大吏应当饬令查办的，而贫民借此为生业，访得荒地，移营垦种，寓兵于农的遗意也。五金煤矿，没有省份没有的，想要开辟利源，非矿莫属。以前屡次开采而中途停止的，或者因为考察地脉不实，几乎如同登山采珠。有人说拘守成法，横凿而难得精华。至于管事者侵吞，还是次要的事，以至于一听矿股，人都视为畏途。而迂腐的人以明朝末年肇乱为鉴，不知道乱由乎人，非由

译至于矿产。有矿却不去开采，这与因为怕噎住而不再吃饭有什么区别呢？开采冶炼虽然采用西方的方法，但需要大量普通工人，可以用勇丁来替代，这又是另一种方法。我职位低微，怎敢妄谈国家大局？只是因为亲眼目睹时局艰难，寝食难安，即使斧钺钻凿在前，鼎镬烹煮在后，也无所顾忌，只求能倾吐一片赤诚，对时事有万分之一的裨益，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了。

译致刘岘帅书

恭敬禀告：我明山本是家乡平庸浅薄之人，体质柔弱，在江东听命服役二十多年。先前因病免职，承蒙您上奏留用，又蒙您委派代理此职，我毫无报答，本已终身铭记、感激不尽。近来正值海防吃紧之时，正是志士报国捐躯之日，天下义愤同伸，我若稍有知见，怎敢沉默不语？倭寇肆虐，蚕食鲸吞，重要关隘和名城相继失守。朝廷特意选拔您为三军的主帅、人才的评判者，固然是因为您有安内攘外的才能，胸怀经纬天下的抱负，绝非空谈之辈可比。您受命以来，陆续征调雄兵猛将，数量不少；军械粮饷，供给丰厚；知遇之恩隆重，权力之大，无以复加，您平生积蓄的治国韬略，从此可向天下施展了。倭寇占据我国藩属，侵占我国边疆，应当很快就会归还每一寸土地，狼狈退避。这些方面，不仅皇帝所期望，即使天下大小官员、百姓，也都像大旱盼云霓一样渴望，觉得时日不够用。岂料几个月过去，毫无进展，先前旅顺失守，如今威海卫重蹈覆辙；先前平壤战败，如今牛庄紧随其后。其他如刘公岛、太平山、金州、登州等地，有的投降，有的战败，有的陷落，有的危急，坐失良机，是谁的过错？不战而败，败而求和，难道不是明公您和吴清帅所统领各军的缘故吗？凡是说湘军淮军不可用、倭寇猖獗难以攻克的，都是错误的。从前项羽百战百胜，却在垓下一败，最终丧命；勾践忍辱含羞，却在灭吴一战中，最终称霸。况且，晋鄙率军救赵，迟疑不进，公子无忌接替指挥，大破秦军，可见将领重在谋略而非勇力，军队贵在精干而非众多。这是诸葛亮再生也无法改变的道理。明公您出身平民，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公同时平定天下，为何今日之战，将领遇敌就逃，士兵遇敌就溃，坚船利炮拱手让人？这难道是倭寇不是我们的敌人吗？还是我们的士气不能振奋？士气不振，是习气造成的。武将在外懈怠，文臣在内玩忽职守，致使圣明的君主孤立无援，顾虑重重，真如贾谊所言，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如今的计策，您应当三令五申，大举讨伐，迅速选拔名将统领精兵，依次出征，分路剿敌，既避免虚耗国库，为天下将士做出表率，又可以牵制倭寇，避免四方遭受蹂躏之惨。将领方面破格提拔任用，赏罚严明；士兵方面同甘共苦，训练精熟，务必使上下同心同德，视死如归，同气连枝，以一当百。不要再招募新兵，以免留下遣散的隐患；不要因循守旧，以免遭受邻国的讥笑。可以胜也可以败，但不可怯懦；能守能战，然后才能议和。您的幸运，就是楚地的光荣；国家的幸运，就是天下的光荣。他日功成身退，史册留芳。我明山虽不能亲身参军，共享厚赏，但也当感到荣幸。

一、倭寇已成敌国，和议必须延缓。我朝兴起以来，四海归心，虽偶有小丑跳梁，国威未曾稍损。到了道光年间，禁令森严，激生变故，导致和议一事逐渐成为失策的阶梯。起初得到可和的利益却不和，逐渐发展到不可和的局面却去求和，于是修改条约，给予银两，让出港口，建立教堂。施予者不满足其欲望，接受者自命为强国。唉！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还说什么呢！到了今天如果立刻与倭寇议和，武备废弛可想而知；到了今天如果立刻与倭寇议和，粮饷匮乏不言而喻；到了今天如果立刻与倭寇议和，藩属从此心寒；到了今天如果立刻与倭寇议和，义士由此消沉。况且，一谈和，必然难以填平其贪婪的欲望；一谈和，必然引起邻国轻视窥伺之心；一谈和，必然陷入再衰三竭的困境；一谈和，必然给天下后世留下忧患。畏惧倭寇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今天如此，将来可想而知。所以金人议和而宋朝不振，俺答议和而明朝逐渐衰弱。只希望当道的大君子极力阻止和议，朝廷坚守背城借一的决心，将士有必战之心。即使一时小失战机，最终应当大伸天讨。如果犹豫不决，断难建功。我这刍荛之言，首先希望采纳。

二、战事已开半年，选拔将领必须优先。粤匪作乱以来，前后二十多年，大小数百战，立功之士多半出自平民。所以现在的统帅都是昔日的草莽英雄。有的破格提拔为上将军，有的打一仗就委任统领多营。一将得人，千军效命。现在却不是这样，将领无非是提督、总兵，私囊中广积金银。一旦临阵，回想身家性命，无不怦然心动。因此捐躯者少，畏缩者多。这是卫汝贵、龚鲁卿等人的明证。至于那些怀才不展的人，家贫官小，前程未卜，后望殷切。立一功必有一功的厚赏，建一策必有一策的褒奖。富贵足以感动其心，功名足以激发其念。即使没有别的将领，勇气也会增加十倍。

三、陆军、水师训练必须精熟。海防营务，水师多而陆军少，陆战少而水战多。虽然古

译没有海战，如今既然海禁一开，那么海战也应当急切地讲求了。兵轮各船的统领固然贵在得人，管带也不可忽视。如果仅仅让那些学习洋务的人，毫无经验就骤然担任管带，不仅会在临阵时惊惶失措，而且会望着大海先就逃避，这正是方伯谦误国的明显例证。总之，将领是士卒的表率，士卒把将领作为依靠。所以穰苴一出兵，强晋就退却；韩信一出兵，项羽就灭亡。如果水陆各军，处处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时时进行训练，水战仿效泰西的方法，陆战师法戚继光的规则，有准备自然可以没有祸患，熟练到极致自然就会巧妙产生了。

军队的制度、营规、赏罚，是必须明确的。战争兴起之后，各种弊端都产生了，不是吃空饷的太多，就是完全没有纪律；不是任用亲属，就是一味偏私。奖赏不匹配功劳，惩罚不匹配罪过，有志能之士止步不前，勇敢的人捶胸叹息。不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惩一人足以警戒百人。所以孙武斩杀宠姬而天下畏惧，唐太宗奖赏武士而士气高昂，这尤其明显确凿。当此军书往来频繁，战事正急，如果让各人专负其责，毫无偏袒，胜利就给予破格的奖赏，失败就加以破格的惩处，令出法随，用人唯己。像这样还不能抵御外侮，哪有这种道理呢？

南北洋互为表里，军事必须互通。北路虽然调集了重兵，但江南实在是北军的后劲，尤其应当厚集兵力，广泛储备粮草，收养人才，多备军火，既足以提供接济，又避免遇事惊慌。况且淮南、皖北潜伏的匪患很多，更须招募劲旅驻扎在中间策应，这样在饥荒之年、盐枭之变、会匪之乱、水灾旱灾时，有准备都可以没有祸患了。

译一、军事追求速胜，对于汉奸必须严加杜绝。沿海各地渔户最多，穷苦百姓安分守己的固然不少，但丧失良知、不知羞耻的人也不可避免，怎能保证没有借兵器给寇贼、送粮食给盗贼的人呢？应当在当地挑选训练本地士兵，设立渔团，用军营制度来约束他们，给予优厚的军饷，这样他们既不会为敌人所攻，我又可以让他们去攻击敌人，这确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至于查出汉奸，立即执行死刑，窝藏汉奸的人家，按照法律加重处罚。

一、战事以灵活变通为贵，把握战机是必须做到的。太平天国的叛乱容易平定，倭寇的叛乱难以平定，为什么呢？因为今昔不同，时势也各异。太平天国倡乱之时，武器不齐全，人心不统一，虽然有百万之众，全都是乌合之众，如果不是因为长期和平导致士兵不多，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懂作战，他们又怎能使得半壁江山糜烂不堪呢？至于倭寇的凶悍，兵心已经统一，武器又齐全，加上操练精良，窥伺已久，熟悉地理，间谍众多，将领得到士兵之心，士兵听从将领命令，所以能够如此横行无忌。然而我们的将领多半贪婪低劣，我们的兵勇全都是顽固之徒，名义上虽然联合实际上却分裂，人数虽然众多实际上却虚弱，再加上仓促招募，不懂战阵之法，轻率行军，不习惯使用枪炮，用这样的军队抵御敌人，见到敌人就逃跑是理所当然的；用这样的军队防守城池，弃城而逃也是理所当然的。只希望明公迅速改变策略，多选老成持重、善于带兵的人，让他们分别统领各军，与士兵同甘共苦，放宽军饷供给，充足军火储备，用重赏来激励他们，用忠义来激发他们，用军纪来统一他们，一往无前，只进不退，像这样就能振兴国威，保全藩属，洗雪前耻，使四邻臣服，这些都取决于这一举动。

一、兵勇以精壮为关键，招募时必须慎重选择。倭寇入侵，到处征兵，有的敷衍了事，有的拖延日久，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招了一次又一次，老弱的人多，精壮的人少，有名无实，训练困难。应当选择见识与能力兼备的官员，在各省各乡分头招募，挑选精壮强壮者，这样壮士和农民都能被收用，操练成军，无往不利。即使等到倭寇之乱平定之后，也可以留作防守的力量，名声与实际兼得，公私两全。

一、旗帜和军械的更换是必须紧急处理的。自古以来作战之事，旗帜最为重要，对阵之时，军械最为关键，所以旗帜如果有触犯忌讳的，军械如果不合时宜的，古人都不采用。我的意见是我军的旗帜应当使用黑白两色，不宜使用红白两色。白色属金，是东方木的克制者；黑色属水，能遮蔽日光。如果红色属火，反而助长了日光的威力。出兵应当选用庚寅、辛卯等日子，辛属金，卯属木；不要选用甲戌日，甲是东方木，戌是中央土，土是木的母亲。至于军械的锋利与迟钝，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倭寇所依仗的，只有火炮罢了。火炮的使用，适合白天不适合夜晚；适合远距离不适合近距离；适合平原不适合山溪。如果我们使用絮车、藤牌，时而埋伏时而前进，利用长墙、地洞，或出现或潜伏；他们不擅长夜战，我们就暗中出兵袭击他们；他们不习惯短兵相接，我们就埋伏起来迫近他们。用我们的长处，攻击他们的短处，骄傲的军队必定失败，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他们凭借屡战屡胜的军队，断没有不骄傲的道理。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百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海防善后事宜，当权者必须讲求。自古以来国家命运的盛衰，取决于人才的消长，所以养育一名士兵，贵在发挥一名士兵的作用；招募一名勇丁，必须取得一名勇丁的战功。现在沿海各省的防营，不下数十万人，一旦有事，动不动就惊慌失措，调兵招募纷纷扰扰，毫无实用。事后遣散，有的投入会党匪徒，有的流落他乡，自战争兴起以来，往往如此。只有对防营勇兵严加训练，多委派实心办事的人，查点营务，使名实相符，军饷不白白浪费。士兵在这里强大，国家就在这里富强，这确实是善后的好方法。

谨拟时势条陈折

如今天下大势，是一个铁甲舰和枪炮的时代。没有势力不强盛而能立国的。大概外国不讲王道，专门崇尚强横罢了。而蚕食各洲，是必然的趋势。纵然有万国公法，也不过是大国用来约束小国的借口，强国用来限制弱国的托辞，都是欺人之谈，哪里值得依赖呢！英国人通商，法国人传教，已经在内地交涉纷争激烈，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那些分别属于英法的缅甸、越南，已经逼近我国南部边境；东边有日本，常怀虎踞之志；北边有俄国，每有鲸吞之心。如今高丽已经失守，东三省尤其没有屏障。而中国不能凭借险要地势阻挡洋人不来，这是人人共知的。既然知道却不谋求安定，难道不是习惯于积弊，粉饰太平自欺欺人吗？外交之道，既然不能避免，怎么可以甘愿拘泥于常规，固守自己的短处，不学习别人的长处，却用别人的长处来抵御别人呢？自古以来的兴衰强弱，固然关乎天命，但人力也并非不能胜过天命。趁此时机，应当严明政治刑罚，治理商业开采矿产，选拔文官武将，重建水师，考练陆军，革除当时的陋习，追求将来的实事。对内修习富强之道，对外筹划御敌之策，卧薪尝胆十年，希望成功，或许能在众强国之间立足，掌握进退的主动权，或者免除内患外侮的骚扰。不然，不有

译这是日本的前车之鉴吗？我恭敬地拟定了十五条陈述，恭敬地列在后面。

译一、设立儒教堂。儒道是立国的根本，没有不依靠道义而能富国强兵的。如果儒教能在天下通行，专门讲求为人立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使人人喜好行善，以作恶为耻，有才能的人乐于发挥长处，有德行的人安然接受荣誉，荣辱相互对照，即使有恶人，也无不劝善悔过的。几十年来，官吏兵民违法乱纪日久，刁钻奸诈层出不穷，专尚积习，粉饰太平，日常用度之间，向来不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以做官的未必都是才德兼备之士。如果才德之人不出，怎么应对中华与夷狄的关系呢？当今的事，想要得到富国强兵的方法，没有别的，先求找回人们放失的本心罢了。在伦常日用之间，读圣贤的书，学圣贤的道，设立掌学和掌教，比较才能，甄别德行，每县之中，十村设一个学堂，一社设一个教堂，五天为期，十村的人士赴学堂听教，经过掌学比较甄别，到了初一十五之日，一社的人士赴教堂，经过掌教比较甄别，一年经过县教官比较甄别，两年经过府教官比较甄别，三年经过学政甄别考试，童生中才干的、有德行的、才德兼优的录取为庠生，让庠生掌管学堂和掌学，庠生中优秀的升为廪生，让廪生掌管教堂。平时学生中才德优秀的，由学堂送到教堂奖励，有行为不端的，轻者由掌学申斥，重者送到教堂鸣鼓责打，以彰显荣辱而激励人心。

一、设立学堂。设立学堂，是为了培育人才。十村设立一个学堂，选取品学兼优的二人，专门管理十村读书的人，倡导为人立品，讲求儒道教化，十村的人才，五天各学师生都赴学堂听教，比较学生的才能，甄别德行，以定优劣，造册呈递给教堂，以备掌教查考。如果掌学比较不真实不妥当的地方，按章记过，各学堂普遍悬挂地理全图，时常考究。凡是学生启蒙时，必读四书五经、地理等书，然后看其资质，或商学、工学、刑学、律学、数学、矿学、天文学、医学、海军学、陆军学，分门别类地教导。每逢官学比较甄别的时候，都由掌学呈明某人哪项学业，掌教出具保结，府县学官出具结状，送考。无德无学的不准送考，如有虚假不实的，以舞弊论处，掌学、掌教、府县学官均记大过。

一、改革文以取士的制度。起初以文章取士，是为了观察人的本性，不是让人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现在的人专门在年轻时作赋，到老穷究经书，笔下纵然有千言万语，胸中实际上没有一条策略，把文学当作取士的途径，并没有实学可以济世。平时不讲身体力行，只凭纸上谈兵，数黑论黄，无人能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甚至有满口满纸仁义道德，却仍居心刻薄，无恶不作的。这样的人，十中有六七。所谓学士的学问，无非是济世的学问。当今的急务，应当去除虚文而求实学。凡是士子刚开始读书时，就讲求圣贤之道，为人立品，在伦常日用之间，举止动静，全都趋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心由此逐渐感化。常在家中和学堂悬挂地理图，每日读书之余，人人都考察中外地理，然后审视学生的资质，分门别类地教导：商学、工学、刑学、律学、矿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海军学、陆军学，使他们成为专家成名。每五天经过掌学比较才能的功过，甄别德行的贤愚；初一十五经过掌教比较甄别。一年县学官比较甄别，两年府学官比较甄别，三年掌学造册呈明某人哪项学业，掌教廪生出保，县学官出结，并有邻居确实互结，送考。经过学政比较甄别，或才或德，或才德兼备，考取入庠。让庠生掌管学堂管理十村读书的人，原掌学附生才德优秀的升为廪生，让廪生掌管教堂管理一社的人，廪生优秀的升为县教谕训导，县教谕训导优秀的升为府教谕训导。

一、改革武备。当今世界，中外畅通，天下无阻，几个强国并立，虎视眈眈，实在是战国时代啊。不重视武备，就不能保全疆土了。古人考核武备用弓箭，没有枪炮；现在是枪炮的时代，没有用弓箭的地方，没有比改弓箭为枪炮更好的了。每人学武，由掌教廪生在本县出具保结，呈领洋枪一支，读兵书，考察地理，学马步枪专门枪炮的，分入海军学；善于马步枪的，分入陆军学。无论水陆两门，充当各营兵勇的，都必须由武生充当。所有考取武生愿意参加乡试的听凭自愿，有贫寒士子不愿参加乡试的，统一由学政造册送营，分入水陆两门各充兵营。兵勇都必须由武生充当，更加完善，不得让外行补入。各省建立武备学堂，武童武生入校肄业三年，期满呈明哪项学业，经过学堂总办考取优秀的，发给保单，由巡抚发给札文，咨送各局所，或海军，或陆军，分门别类选拔才能。自古以来，得到人才的国家兴盛，失去

译人者衰。自古以来治国安民的道理，选拔人才是第一要务。筹划天下的大计，国家的安危，在于有主持谋划的人。圣人说过：“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必定有忠诚守信的人。”天下如此之大，何必担心没有人才？担心的是不去寻求罢了。现在的官吏，有的凭借诗文而做官，有的凭借捐纳而做官，所以做官的人未必都是品德学问兼优的人。古人乡举里选的方法，这深得选拔贤才的适宜，可以使山林中没有被埋没的人才，那么贤能的人都会立于朝廷，何必担心天下不能大治呢？选拔人才三年为一期，在府县教官中有乡人联名公举，有府县的保证书，经过主考官比较甄别中举人，造册送交户部总裁比较才具的高低，甄别德行的贤与不贤，授予进士分等第，仍然按照状元、翰林、都员外官、州县分发供职，或者发往海疆从事商政矿务，何必需要局所委用专门从事商务的人。曾经思考神农氏在日中设立市场，交易后各自返回，各自得到所需从而称王天下。齐太公鼓励纺织，管子整顿盐政，而诸侯朝拜齐国，这是商政足以奔走天下，古代圣贤有用它的人。在上古，民物不繁盛，原本可以闭关独自治理，不相往来；如果今天地球万国相通的时代，圣人再生，能不急切地讲求商务吗？商业是中国四民中地位最低的，而洋人却依靠商业作为创建国家、建立家庭、开发事物、成就事业的命脉，屡次显现奇效，为什么呢？有商业，士人可以实行所学，而其学问更加精深；农民可以流通所种植的，而其种植更加兴盛；工匠可以制造所制作的，而其制作更加勤勉。这是商业掌握了四民的纲领。这主要是从前中国所不知道的，经史所没有讲过的，而外洋创立这种规模，确实有可以把握的凭据。而不能独自执守中国崇本抑末的旧说来拘束它。中国如果不专门重视商务，那么建立军队抵御敌人就没有养活生命的来源。内地商务不兴盛的原因，其弊端有三：一是沿途厘卡太多，贩卖价值不统一；二是差吏讹诈；三是商伙任意舞弊，甚至有拐骗等事情得不到申诉惩罚。要除去这三种弊端，必须在各省设立商政局，专门保护商民，不准地方官干预其事，那么商务自然蒸蒸日上。各省设立商政总局一个，总税务司一个；各府设立商政分局一个，各府州县设立分税务司一个。由商政分局斟酌州县镇埠的大小，派遣巡捕数名，保护商民并稽查商家及分税务是否有积弊。再派遣暗巡捕巡查各处，巡捕是否公正造册，呈报商政分局以备考较。各州县的税务司专门管理各属境内的商务，按照商家上中下三等发给商票，每年更换一次。税务只税落地货物，不税过路商人，以广泛招徕。如果有不公不法的，允许商人向商政局控告。各府的商政分局委员每年四季巡查本属商境，总局总办在春秋两季巡查全省商务。凡是到各州县的日期以及是否有骚扰地方，由该州县出具保证书直接禀报巡抚，按季专门上奏报告。命令各府的商政分局劝告各府富户在本处积累股份开设商贾，以扩大税务。股份票由商政局盖印，以显示信用和重视。各分税务司都必须由专门从事税务商务的廪生充任，三年比较甄别，升任府税务司。如果有功有益于商税的，直升总税务司，转任商政分局委员，升任总局总办，不得以外门学业充任。

译一旦开放矿务，矿务就会兴盛，可以资助国家富强、军队强大。所以西方人依靠它来创建国家、成就事业，它是陆军和水师赖以生存的根本。矿务如果开放，各种金属流通，那么商人可以兴盛他们的商业，工匠可以出售他们的产品，无业游民都有职业，自然就不会专门去做土匪了。建立军队抵御敌人，器械和粮饷都依赖于此，这实在是国家和商民的大利，怎么能不急切地讲求呢？东三省以及内外蒙古地方出产黄金最多，两国边界山脉相连，河流贯通。就像土谢图汗部与俄国接壤的地方，东西数百里，到处都出产黄金。恰克图以东的切贵河及其支流，金砂尤其多。俄国人在切贵河挖金，往往侵入中国疆域，凿山淘河，白天回来晚上去，习以为常。现在如果我们不开采，也一定会被俄国人窃取。谁善于开采，用来供养军队、制造器械，以抵御各国日日的窥伺？能够集资开矿，确实对国家有益。应当招募矿师，遍寻天下选择地点设立工厂，建立矿学，设置矿官，颁布矿律。凡是出产金银铜铁锡的地方，由矿官丈量，允许民商开设工厂开采。所有的金银砂送交官炉熔化，再运到京都或省会官厂局提炼纯净，铸造成金银钱币，以便商旅使用，从而限制金银流入外洋。业主愿意得到钱币的，按数领取，否则请领金银钱票，任由民商交易。至于铜铁锡等项，就地熔炼，分别供给枪炮机器各厂使用，领取价款也任由商民自便。税收十分之一，转运熔化的费用也占十分之一，都从业主那里收取。设置巡捕专门稽查官商积弊，并保护来往的商民。

一、训练陆军。军队，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不可不仔细考察。军队的锐利或迟钝，是将领的责任，在于将领调度有方。所以三军容易得到，一名良将难以求得。凡是做将领的，不通晓天文，不认识地理，不知道奇门遁甲，不晓阴阳变化，不熟阵法，不明军机，就是庸才。军队未出战，先用五件事来考核：一是道，使民众与上级同心；二是上知天文阴阳寒暑时令；三是下知地理远近险易广狭生死；四是将领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五是曲制官道主用之法。用这五件事来比较敌我优劣，探索胜负的情况，以观察军机。接着用七条计策来审察：君主谁更有道？将领谁更有能？天时地利谁更占得？法令谁更执行？军队谁更强？士卒谁更训练有素？赏罚谁更严明？得到这七条计策，胜负就决定了。这是兵家取胜的关键，不可不知道。了解敌人却只说打仗。军队在于精干而不在于数量多，不是用乌合之众凑数。以中国天下之大，精兵六十万，选拔士兵简选将领，分据险要，养精蓄锐，积蓄器械储备粮食，足以对内平定祸患，对外抵御夷狄。平时多录取武生，选择专门陆军的人充任士兵，有功者升任棚头，棚头升任哨长，直到哨官、营官、统领，都必须由士兵提拔，不得用其他技艺的人充任。士兵月饷按照旧例加倍发放，以显示恩厚。士兵有功则升官，没有特长当兵二十年给予半饷养老，去世后停止；军官二十年愿意留营的听之，或者发半俸养老，去世后供养其家三年则停止，以显示破格施恩，并且防止华兵贪图重利去外洋充兵。

一、重整海军。当今外交之道，既然不能避免，就不能不强大。海军用来抵御各国不厌其烦的蚕食。如果专门依赖陆军，防这边就击那边，防那边就击这边，我们防不胜防，而他们击不胜击，大概非强大海军不可。中国新近败于日本，尤其应该重整军威，震慑将来可能的挑衅。水师的认真整顿，实在急切不可延缓。海军严整，那么炮台就不孤立，海疆有所依靠，可以应对陆军内外交攻，发挥伐魏救韩的机制。设置兵船、雷艇、炮台、守口各军，聚战于大洋之中，不等敌人来攻击我，我先攻击他们，使他们防不胜防，我占先机，挫其锐气，让敌人不敢正视中华，这实在是当时立国的第一要策。国家的安危，百姓的苦乐，专门依赖这个强大。应当在北洋设立三支军队，南洋设立三支军队，每支军队铁甲舰七只，按照中、正、副、前、后、左、右各方位设立。平时积蓄器械储备物资，常存要战之心，坚定人的意志，以备缓急。大概洋人的本性，国家富庶兵强，可以直接百年不战，弱国则被强国欺凌的缘故。每次接战前，左右三营锋锐破敌，中营接应，后营合围，正副两营出奇兵取胜，使各有专责，不得推诿。每一艘铁甲舰退后的，就斩其营官。以大副管带水兵，用武生、专门水师的人充补。士兵月饷是陆军的两倍，升迁制度、养老费用及营官制度与陆军相同。

一、允许商人设立炮厂。枪炮器械，军队依靠它来杀敌。可以千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以前的记载说：“千里运送粮草，士兵有饥饿之色，砍柴做饭，军队不能吃饱。”这是平途作战前的先期筹划。临时制造器械，又购买于数万里之外，打仗等待器械，岂不延误时日？这不是用兵

译这是国家的重大忌讳吗？凭借中国土地肥沃、山产丰富，纵横数万里，基业可传万代，堂堂大国，不思考自我救助的办法，却仅仅仰赖他国的力量吗？中国几十年来，建立工厂和局所，不能自我救助于万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官场有积习，现在掌管局所的人，任用非人，而且长期沿袭旧风，把粉饰表面当作有才能，而制造枪炮的人，未必都是精通技艺的人，所以建立局所虽然很久，却得不到实际效果。如果允许商人集股在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创立机器枪炮各厂，专门供应国家所需，平时不嫌多积以备不时之需，随时应对，大概可以免除仰赖外国，延误时日，确实益处非浅。商人之所以有救助作用，是因为商人恒守其业，为了求利必定追求实效，有商规而没有官场的习气，没有官例而避免牵制，能延请精通技艺的人尽其所长。商厂如果开办，必定见到实效，而且商厂中精通技艺的人多，也可以分助官局水师之用，难道对国家不是大有裨益吗？

一、沿海修筑铁路。作战的道理，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才能百发百中，谋划好再战，才是胜算。中国海疆一万多里，地面辽阔，海口不可胜数，敌人处处可以接济，我防备那边他就攻击这边，防备这边他就攻击那边，敌人攻击我们不胜其攻击，我们防备敌人不胜其防备，我们的士兵疲于奔走，未交战士气已经丧失，未卜能否必胜。没有比沿海修筑铁路更好的了，无事时便利商旅，有事时快捷调兵，而且火车速度倍于轮船，敌人攻击西边，我先在西边严备，敌人攻击东边，我先在东边严备，使敌人不能占据我的先机，而让我军劳顿，胜负与敌人共同决定，敌人攻打我，敌人是客，我是主，安逸与劳顿的机会，我先得到适宜，军队未战已卜胜负所在。

一、沿海各省分立民兵。海疆太长，防守难以周全，兵少则不济于事，兵多则势难兼顾，千里运送粮草，士兵有饥色，调兵万里，延误军情，确实犯了兵家忌讳。军械的快速，在于转眼应变，岂可依赖不可靠的军队，在数千里之外等待作战呢？如果在沿海各省设立民兵，十家为连，十连为合（注：原文“合”疑为“营”或特定编制单位，此处依原文译），十合为里，十里为乡。每家出一人，计算十人为一棚，连中的良人率领；十连为一哨，合中的良人率领；五合为一营。一乡出一万人组成一军。春夏不耽误农时，冬天则操演阵伍，教导训练他们，使百姓习惯武事。因此军队在里弄整齐，军旅在郊外整齐。内部训练完成，才可以卜战。一旦外敌来侵，用这百万之众协助官军拒敌，大概可以免除疲兵之忌，与无声援之患。

一、香港西岛开商设防。香港的西边，广东新安地面有长岛三十多海里，断续大小不等，两壁峭山对峙，中间一道平坦如长街。凡是西洋各国船只来中国的，这是必经之路。宽则五六里，窄则一二里，甚至有两只船相接之处，堆积木材可以垒塞。选择此岛中长大的几处，地势占据形势旺盛，接连外岛有屯兵援助之所，创立码头，广泛招揽商旅，占据其总要之地。西洋各国一旦有变，可以遏制西洋兵轮的到来，这就胜过沿海处处设防不能兼顾者多多。虽然英国有香港在内，但也难以用强词来阻止。

一、设立洋律宾。通商以来，不讲洋律的学者很多，每遇事屡次受洋人的蒙蔽。交涉通商各局署知道洋律的人尤其必不可少。应当在各局署内特设律宾一席，专门处理来往交涉事件，如同地方的刑名。日久律学益精，大概不至于仍受洋人的欺骗。

一、更定出使章程。出使的差事原本是为了考查外洋利弊、风土人情而设的，现在人延成习气，视其为领俸邀保的美差，不知顾名思义，殊为可耻。三年一换确实不能陶冶人才。平日总署多考取学生专成一途，三年甄选升章京，每于出使之年由总署奏派各位官员，年终由出使大臣出考语以定优劣从而分升降。学生中优秀的升随员，年久直接可以充参赞、领事。优秀的由总署开单，简放出使大臣，不得由外学充补。凡是出使的学生到参赞都命令其眷属在洋，优秀的期满接留，不至于洋务刚熟悉，任期已满，以免来往跋涉耗费川资，大概可以陶冶人才。

译浙江举人陈等人呈请总理衙门代为上奏的折稿。

鉴于外部祸患接连而至，内部忧患同时发生，灾祸猛烈，局势危急，应当紧急变法以图自强，全面筹划并分项办理，竭力保全国家大局。拟定在浙江省先行试办，呈请代奏，奉旨命令各直省遵照执行。

私下认为，自强的道理，在于厚集民力以巩固人心，主旨应当以富强为主。利益不外流则富，权力不被旁落则强。必须让每个人都有保全自身家性命权利，然后国家才能收到如臂使指、如心使腹的功效。

当今四周邻国互相侵扰，日益肆意要挟，起初撤除我们的屏障，接着侵入我们的门庭，近来甚至占据我们的核心区域。外国以虚张声势来恐吓，朝廷未交一兵，未折一箭，甘愿将祖宗百战经营的土地拱手让人，难道真的是为了苟且偷安片刻而互相忍让以保全国家吗？实在是因为圣明君主洞察到万里之外正在扩张的敌寇势力，虽然急于争战，但我们内外战守都没有准备，百事都来不及处理，不忍心让中原百姓肝脑涂地，所以不惜忍受屈辱为民请命，天下臣民都深深感激戴德。

朝鲜一战，凭借两万里版图、四亿人口的大国，受制于海东三个小岛，割地赔款，开启了各国奴役中国的心念，德国提议瓜分，各国相互唱和，阴谋显露，有识之士为之寒心。

当今的大计，应当大力赋予民权，允许他们联合起来办事，绅士富人共同筹划全省富强的计划，分门别类办理，呈请督抚专门上奏。一旦得到圣旨允许执行，通令地方官一律予以保护。果真能任用得当，真心实意办事，那么众志成城，我们皇上万年的基业就比磐石还要稳固了。

举人等仅拟定三条策略以供采纳：一是治理乡团以杜绝乱源，二是设立学堂以开启民智，三是兴办矿务以充裕财源。其中先后缓急，都应当随时代变化而调整，为皇上简要陈述如下。

西方强国各自竞争兵力，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的军队都接近百万，德国养兵一百七十一万人，俄国多达二百余万，衰弱病态如土耳其，也曾有步、骑、炮、工兵七十万零六百二十人，而预备役十万零四千五百人还不在此列。如今定额设置的旗兵和绿营兵仅六十余万，近来又加以裁减，恐怕仓促之间不够应对。想要求得有用兵的实际效果，没有养兵的负担，不如修治保甲以切实办理团防。

拟定仿效《周礼》的遗意，以五家为一比，比中选拔一名壮丁，五个比为闾，闾中推举一人为长，十个闾为团，就是二百五十家了。设立团长，每闾每天出丁五人，按照比的次序轮流供给更番巡查之用。每团百人，从中借出一人作为练军，而一切军装粮饷即出自本团。以百人养一兵，比起王安石新法“十家借二”，以及刘宗周《保民训要》中每甲三丁，民力较为宽裕。以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可以得到练军四百万，团丁用来资助攻守，练军用来预备调遣以对付外夷内匪。

祸患何时兴起，直接裁减一切兵勇，每年又可以节省军饷千百余万。这是团防制度应当变通的第一点。

国家的兴盛，取决于人才，人才的涌现，源于学校。所以近日内外臣工都重视此举。京师大学堂以外，上海又增设了师范学堂。此外以学堂命名的，天津有水师武备学堂，江南有陆师储才学堂，湖北有自强武备学堂，陕西有实学堂，浙江有省城的武备学堂、宁波的崇实学堂、温州的州济学堂，而天津、浙江、安徽又各有中西学堂。以书院命名的，苏州有平江书院，芜湖有中江书院，贵州有中西书院，浙江有求是书院。其他如天津的育才馆，山西的储才馆，湖南的艺学馆，温州的学计馆，以及湘乡的东山精舍，见于奏报的，都规模宏大，期望远大。

然而十年树木，深虑缓不济急，应当命令各府州县各设小学堂四所，分为兵、农、工、商四门。兵门主水陆测绘，农门兼畜牧种植，工门分矿务、制造、商事、公司、税则。每门设教师、讲师各一人，每门都从浅近易懂易行的地方，简要编纂成书。资质稍异、材堪造就者，由教师教授文法，兼令学习算术，而讲师则每日定期开讲，让老幼男女围观聚听，务必明白解释，互相告知，总期望一年以内，民智大开。

西方八岁不学习，就惩罚其家长，即使是一门细小的技艺，也开设学堂，所以人才奋起，国势日益强大。日本明治初年，广建学校，也曾变通教法，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从学校出来，职业不分高低，都以学问命名，所以能酿成维新之治。大概事情要求有实效，功绩不在于大，这是学堂制度应当变通的第二点。

矿产是天地自然的利益，中国矿产旺盛，确实位居五洲之首。西方人称山西一省煤矿多达十三万余平方英里，即使合并五洲之大，用到二千年有余。四川、湖北、福建、广东富产五金，宋明时期的图经治地可以考证。

但是中国除了开平一矿外，其余都未见起色。就像我们浙江，去年衢州的开化银矿，龙游的杜山，严州的虎形穴、宁波，奉化的棠墺，也鲜有成效。虽然是因为风气未开，实在也是因为办理不得法。近日办法不出三条途径

译有官办、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虽然矿地是从优契约购买，开采矿洞各自有规定的范围，并不妨碍田地、房屋和坟墓，且位于禁步之外，按理说大家应该踊跃争先恐后。然而变故百出的原因，是因为巨大的利益所在，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一旦把本地应有的利益听任外人予取予求，弱者脸色愤怒，强者言语愤怒。官办则上下情况不通，商办则客主势力各异，不仅仅是成本短缺而已。现在应当因应时变，全省设立总局，如果获得矿地，先由同府的人集资承办，股本不足，由公局集资减轻股份，以每股十两为标准，容易成事。前后三十里以内的居民附股的，一律二成上兑，务必让土著多沾利益，那么附股的人逐渐增多，所谓“损伤龙脉”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县的力量不足，接着由旁县补充；华股的力量不足，接着由洋债补充。人力期望合力，事情期望必成，然而如果不设立商局来提纲挈领，广开铁路来疏通血脉，也不能完全掌握利权。去年浙江绅士已贷款四百万，先修筑绍兴、宁波两处铁路，禀商浙江巡抚即将开办，其他地方应办的铁路也应当分道兴筑，期望与矿务相互表里。这是矿务的制度，也应当变通的地方有三点。西方十年前的事，瓜分非洲，现在波及我国开始，还视我国为半开化之国，近来甚至等同为野蛮人屠割醢刑，将无所不至。海防紧要，浙江当其冲，我们举人都是浙江人，请先就浙江而论。两浙襟山带海，三面受敌，是西方船只东来的必经之路，况且以财富著名，物产殷实富饶，西方垂涎已久，各想染指。胶州事件发生后，德国无理索地，朝廷忍而不争，于是俄国索要旅顺，英国索要威海，法国索要广州湾，民间谣传，美国朝廷也想要。指臂之间，池鱼之殃，行将波及我们浙江。东风气强悍，特别担心伏莽，加上哥老会匪蔓延，扑灭了又起来。如果不事先布置，安抚四民，万一内外合发，蛇吞猪突，东南大局何堪设想？我们举人服畴食德，垂三百年，具有天良。值此朝野交警、国库支绌之时，何忍以祖宗坟墓重贻君父东顾之忧？不揣愚昧，联合同十一府三厅一州的同志，拟立保浙公会，筹集巨资以保卫桑梓之计，为屏藩王室之谋。以上三策，如果得到允许，一律举行，自当通力合作，使四民各有常业，地无不兴之利，人无异心。将来练成劲旅，不仅屏蔽东南，万一京城偶有警讯，就应当拔队北上，戮力勤王。感念食土之厚恩，雪敷天之大愤。昔日法国制服普鲁士军队，限于七百；楚国灭亡秦国，功基于三户。地不在大，事在人谋两浙为南宋故都，人怀忠愤，孙权、钱�恃以立国。昔日勾践不耻会稽之辱，卧薪尝胆，有习流二千，教士四万，御车千乘，计然之策，天子致贺，宠以金�，遂霸东诸侯。如今山河如故，而人民增加，如果修其法，何难以东南半壁支撑中原？合二省之众，率领其子弟，激励其父兄，各矢忠义，誓不再让尺土寸壤。说三年之后，国耻不雪，国威不振，我不信。亡羊补牢，临渴掘井，为时已�。倘若再事迁延，因循不置，不顾社稷生灵，令天下怀疑皇上轻弃其土地人民之意，将海内离心瓦解�，土崩噬脐�及？如今若束手待毙，任其剥噬，恐怕茫茫亚土皆成暴骨之场，黄人咸抱饮鸩之痛，�冠文武顿异昔时，庐墓松�难寻旧物，衔精之石填海�劳，挥鲁阳之戈回天已�。我们举人誓不向北庭而请命，计惟有�东海以�生，�毛之一死何�？��之六飞安适？兴言及此，�血交�，是用露�披肝，上吁天听。伏乞皇上深察世变，俯仰时艰，大�拘�之禁，�要人自�，�材智得所凭借，下身家，上安社�。如蒙采及�言，通�各直省督�，一例�办乡�、学堂、��。一面准举人等先就浙省�办，全浙幸甚，宗社幸甚。明知军国大�，非�逖所宜言，但覆巢之下，�有完�？��微忠，急当自�，不�斧�之�，冒死上�，不��栗��之至。伏惟代奏皇上�鉴。浙江举人陈等�呈

译给某位制军大人的信

近来听说兴修铁路的举措，已经定下决议，从清江一直修到京城，这确实是一项美好的举措。查考西方各国创办铁路，至今已有一百年，富国强兵，实际上就基于此。当初各国开建干线铁路，艰难而谨慎，必定在心脏内地开始，以疏通要道，弥补轮船水运的不足，必定不会建在海边或江岸，去争夺轮船的利权。无论哪个国家，总是以都城为重，根本稳固则枝叶自然不摇晃，然后四通八达，只按力量所能达到的去施行。中国铁路议论很久没有成功，大概一是因为工程大费用多，二是因为争论像法庭一样，每个人说法不同。想来这次计划举办，是因为鉴及过去的覆辙，痛定思痛，有卧薪尝胆的图谋，亡羊补牢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我锡爵还有不能不说的话，特为我大帅详细陈述。

私下认为，自元朝开始，明朝扩大，燕都（北京）濒临大海，南面从塘沽，东面自营口、牛庄、山海关、昌黎、乐廷、洋河，远的有千里，近的有三百里，处处是路，条条可通，如电掣星驰，一天就能到达。假如一个口岸有失，那么根本就会震动摇晃，天下就会骚然不安了。庚申年（1860年）的战事，都城被蹂躏，皇帝车驾迁移，而这次日本侵犯顺从，如果完全知道我们的隐衷，就会虚声恫吓，假装说要直犯京城来图谋要挟，于是得逞诡计，落入他们的圈套，既割让肥沃土地，又赔偿巨款。假如皇帝车驾西迁，行宫设在长安，那么他们的伎俩就无法施展，两军相持，不知道鹿死谁手。况且法国是强国，曾经有都城失守、君主被俘的耻辱，殷鉴不远，前事可以借鉴。如今朝鲜沦亡，藩篱全部撤除，北面逼近强俄，东面邻接狡诈的日本，虎视眈眈，形势难以安居。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靠近堂屋边缘，趋吉避凶，是常情。远离盗贼以求安宁，是最高的计策。然而与盗贼同处一室，珍奇铺张，不被他们算计的，几乎没有。这就是燕都地势不适合在海禁开放后的概况。

铁路的修建，是长远的谋划，不是眼前的计策。有铁路而没有养护铁路的费用，也难以持久。如果由公家津贴，恐怕力量达不到，力量即使能达到，终究与利国利民的意思相矛盾。由此说来，不是在轮船络绎不绝、货物旅客汇集的地方创办不行。从上海到天津，船桅如织，迅速可以期待，实行多年，习以为常。从清江到京城的火车，行程不能格外快捷，而坐卧不如轮船宽敞舒适。他们血争竞利，因为分流而显得轻，货物因为分流而显得少，即使在春冬旺盛，在秋夏也必然减色，这就是铁路发端于鲁燕，恐怕难以畅旺的情形。

都城不迁移，在引诱寇敌的地方建路，虽然一寸也不建。陪都设在长安，在有利无害的地方设路，虽然万里也不惜。武汉是天下枢纽，关中确实是形胜奥区，如果从襄樊、龙驹寨、蓝田设置干线，作为经营天下的计策，而建立循序渐进的基础，说它的利益，大概有几点：没有黄河的阻隔，节省造桥的巨大费用，事半功倍，容易看到成功，这是利益一。秦关百二，前面有武潼的险要，后面有葱岭、天山、嘉峪关的坚固，以山为砺石，以河为带子，居高临下，这是利益二。陆地万里，到处是关山，敌人即使垂涎，形势也不能前往，即使想恐吓，计策无处施展，这是利益三。沃野千里，水利开通，屯垦足以自给，既免除河运的耗费，又免除海运的危险，这是利益四。土地肥沃，人民强壮，人耐劳苦，劲兵健卒，可以准备抵御敌人，这是利益五。

津沪一路的海轮，外洋有太古，有怡和，其他的野船更不用说了。中国仅招商局所获得的利益，才十分之二三，这项漏损可谓巨大。长江轮船，何尝不是同一规律？假如皇帝车驾西狩，以长安为陪都，皇帝所在，官员幕僚士商跟随，江海轮船自然江河日下，利权独揽，可以节省额外耗费的财用。这是利益六：上海天津洋屋云集，洋商鳞集，推究其原因，名为中外总汇的地区，实际上是往来京都要道，奇技淫巧的物品，举目皆是，经过这里的人必定解囊携带，以供应酬的需要，集腋成裘，销售蒸蒸日上。不进入那个境界，那么积习不能改变人，果真如此，洋货滞销，洋商日益困顿，视同下达逐客令不更好吗？这是利益七：中国矿产西南最旺盛，果真如此，那么制造机轮可达陇右秦蜀，土产便于销往外洋，西方人民近号称贫穷，一变而为殷实。这是利益八：至于将来因势利导，南通滇黔两粤，西接连巴蜀新疆，北达晋燕，东联吴越天下纵横一气贯注，假如遇到近畿有事，呼应灵通，几乎怀疑将军自天而降。迁都的利益如此，不迁的害处如彼，彰明较着，难道等待智者才知道吗？

诘难的人说：改道的利益大了，唯独不担心动摇人心吗？回答说：在警报之日迁移，人心容易动摇；在无事之时迁移，天下必定安宁。又说：唯独不担心乐土重迁，人情不愿吗？回答说：魏文帝南征，永乐北伐，都借巡幸以驻陪都，前事可以借鉴。又说：唯独不担心贻笑外邦

译吗？回答说：成王营建洛邑，盘庚迁都殷地，唐代设有东都，元代设有上京，明代有南京与北京的区别，本朝有盛京与燕都的分别，况且俄国也有新都与旧都之分，日本也有西京与东京之别，都是根据时势和地理条件来制定适宜的措施，使国内国外成为一个整体。又问：难道不担心耗费巨大吗？回答说：汉高祖因为宫殿华丽而责备萧何，汉文帝因为修建露台耗费繁多而停止之前的规划，节俭节约应当作为遵循的准则。我锡爵只是一个迂腐的儒生，听到起舞，只怀着报国捐躯的志向，惭愧没有拨乱反正的才能，特意筹划这个建议，是想要弥补偏差、挽救弊端，并没有排斥众人、标新立异的心意。大帅谋国的忠诚，任事的勇敢，富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能够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当今实在少有匹敌之人。而且君臣同心同德，言听计从。如果能够转而向皇上呈递奏章，极力谋求圣上的决断，那么大局就幸运了。所谓千虑必有一得，遇到集思广益的时候，急切地关注天下大事，公而忘私，可以与之谈论的人，如果沉默不语，是自甘堕落，这不是忠臣义士所忍心做出的。遇到尸位素餐，对时事漠不关心，不可与之谈论的人，如果勉强进言，想要侥幸尝试一次，也不是识时务的人所屑于做出的。我锡爵喋喋不休的原因，在于此，大帅能体察我的愚诚吗？

译拟呈给上级长官的书信

中日战争即将满一年，幸而战火得以平息，化干戈为玉帛。此后海口的防务军队不可全部撤走，况且中国经过此次战争的教训，正应当在防守各项事务以及制造器械方面，讲求精益求精，不遗余力。因此，我将自己浅陋的看法，加以权衡并陈述出来，希望能起到微薄助益的作用。

我私下观察到，外国海军的长处，在于驾驶船只方法得当，发射炮弹准确无误。外国的长处，正是中国的短处，必须隐藏我的短处，然后才能发挥我的长处；而且必须避开敌人的长处，然后才能攻击敌人的短处。历来在海防抵御寇敌，适宜将居民迁移到内地，以切断敌人的接济。实在担心在海口设置炮台，炮台呆板而没有灵活性，所以敌人的炮弹击中我方炮台很容易，而我方炮台的炮弹击中敌船却很难。万不得已必须修筑炮台时，炮台应当建成鼓形，上面安放假炮，真炮则放置在后面。炮台周围适宜设置车道，四面都可以进行轰击，以防备敌人偷袭。如果敌船从前面开来，我方炮车应当退到后面以避开它，等到敌船靠近，炮车突然冲出轰击，必定可以成功。炮手不要求数量多，只要求技术精，用几十人埋伏在炮台后面，或藏在地下洞穴中，轮流上台轰击。此外，护卫炮台的士兵，应当选择敌人炮火打不到的地方，分营驻扎，或者上岸奋勇抵御，后退者斩首。这是在海口抵御敌人的方法。

如果海口无法防守，敌船必定驶入内江。敌船进入内江，那么敌船就呆板了。敌船既已呆板，我方就可以用固定的炮台轰击它。然而长江长达数千里，各处的关键口岸必须多设置疑兵炮台。这种炮台随时可以修筑，或用泥或沙，顷刻间即可完成，上面安放假炮，引诱敌人炮火轰击，消耗敌人的军火。而在树木旁边、山岩侧面、曲折蜿蜒的地方，才设置真炮。炮手既有把握，士气自然壮盛，平时在江心演习射击，设立靶标，严格赏罚，与临阵作战没有区别。然而必须严禁奸细间谍，然后假炮台才不致成为虚设，真炮台才能建立功勋。

从前嘉庆十三年，吴光熊总督广东时，英国人因为安南（越南）新近发生争端，有机可乘，于是率领十几艘兵轮驶入富良江口。安南人将船只全部收敛藏入内港，数百里内不见一人。英轮直抵东都（升龙），忽然几百艘小船乘夜从下游各港出来，举火攻击，英人大败，七艘船被烧毁。这是防守海洋不如防守内江的已往事例。

然而沿海数万里，沿江数千里，口岸极多，防守不过来。如果一定要以防守作为作战，常常苦于兵力分散，力量单一，一旦遇到大敌，不仅不能作战，甚至不能防守。敌人即使没有汉奸通消息，也断然不肯在有防守的地方上岸。如果想要阻止他们上岸，势必有所不能，那么在内陆设置防务就应当紧急了。

在内陆设置防务，防守城池向来如此。魏源（字默深）的《城守篇》最为详细谨慎，可以采纳效仿，不必赘述。只是天炮（空投炮弹）从上落下，城中地雷从下轰击，城墙不可不担忧。然而天炮自上而下，英国人曾经用它攻取印度的许多城池，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就拿我所亲眼所见的事情来说，同治初年，太平军守卫波阳（注：此处疑为某城名，依文意译为守城），各国兵轮十几艘，以及我国兵船环绕城外。号令一起，万炮齐发，没有一颗炮弹不落入城中，持续了几个时辰，火药炮弹将要耗尽。此时如果太平军还能支持，彼此胜负正难预料。幸好城中的贼人自己惊慌逃跑，于是西方人顺着云梯爬城而上，不知道女墙之内还有贼人埋伏，刀砍枪击，导致屡次攀爬屡次失败。这时乡兵数万正在观望，见西方人上城，无不勇气百倍，跟随其后，这才攻破此城。我此时也在江北岸观战，以为城中中炮的贼人应当死无数了。没想到第二天入城各处检视，并没有贼人尸体，不解其故。后来思考，大概是炮弹从上而下，药性已经减弱，不能伤人了。至于开花炮弹，有落入城中月湖的，后来被渔人捞起，因为剥取金皮触动药性，炮弹突然震裂，旁观受伤者不过三人而已。这是天炮不值得畏惧的原因。

至于地雷，也可以预先布置。凡是挖掘地道的人，必定先在该处将树木搭盖成棚厂，可以从城上一望而知。估计地道快要接近城墙时，可以在城外反向挖掘壕沟，填入干柴焚烧。或者在城脚下挖掘地洞，迎着地道来的方向破坏它。或者在内部城脚离城墙一尺的地方挖掘壕沟，而壕沟之内再修筑月城。倘若城墙被轰坏，还有壕沟、月城阻止，随即防御随即修筑，顷刻间即可完成。这是地雷有办法防御的原因。

城墙防守既已坚固，在离城几十里外，选择一个要害区域，设立五大营，共五万人，互相作为犄角之势。而每营一万人之中，也必定在四五里之内分立五小营，各自作为犄角之势。像这样联络一气，以防守作为作战，可以作战作为防守，也可以。而其以防守作为作战，营外有堡垒，堡垒应当高峻；堡垒外有壕沟，壕沟应当深阔；壕沟外又必须设置陷坑，排列鹿角，布置铁蒺藜。而且在堡垒内普遍挖掘地洞，或一人一洞，或数人一洞上面用铁盖以躲避火弹。即使敌人枪炮齐放，只能击中坚固的墙壁，而我军没有伤亡，而且可以暗中攻击明处的枪炮，不虚发一弹。这是敌人只攻击我，而我实际上伤害敌人。堡垒受伤就立即修补，炮弹放过就立即装填。

译主客劳逸不同，形势迥然有别。一营遭受敌军攻击，四营同时赶到，合力抵御敌人，没有空隙可乘。这是以防御为作战的方法。至于以作战为防御，可以在五营之中，酌情派遣一半出战，一半留守。一半出战时，应当命令各位将领各自献出计谋，计谋确定后再作战，这是王壮武的方法。不肯轻易进兵，等待敌人先进攻然后应对，这是李忠武的方法。这样大概能做到敌人行动我方静止，敌人劳累我方闲暇。然而五营出战，首先必须严明其节制。军队行进遇到鹿角障碍物就停止，随即结成阵势，占据险要地势向下射击，枪炮齐发，藤牌刀矛紧随其后。一营在前线作战，两营随后突然突起，辗转作战作为接应之兵；而又必须用两营快速奔赴当面截击敌军后方，作为包抄之兵。如果敌人从四面来攻，则必须用五营结成圆阵，一营居中往来救援。火器一定要平时熟习，不必过分追求奇特巧妙，以免发生错误。而抬枪、鸟枪、刀矛等，也必须交错行进，这样远近都有利器。有时使用疑兵来扰乱敌人的视线，有时派出疲惫的士兵来骄纵敌人的意志，有时设置伏兵来显示不可预测，变化无穷，看准时机而发动，断没有不胜的道理。这是以作战为防御的方法。

查阅西方史书记载，在康熙二十七年即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时，英国派兵由地中海进攻俄罗斯，俄国放任他们登陆，截断他们的归路，恰逢天降大雪，英兵从北都鲁逃回，这是陆路可以依赖的证据之一。又嘉庆十三年，即西历一千八百零八时，法国挑选十三万士兵，并联合各国军队五十万进攻俄罗斯，而俄国举国迁移躲避，空出都城，等待敌军深入，趁着风雪之夜悄悄返回，纵火焚烧，风势猛烈，火势凶猛，法军大败而逃，这是陆路可以依赖的证据之二。由此看来，更加确信防御海洋不如防御江河，防御外口不如防御内地。如果一定要等到拥有洋炮洋舰才足以制服洋人，那不被以前的安南所暗中嘲笑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只防御海洋江河而不防备内地，那不被俄罗斯所暗中嘲笑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

现在的敌国与广东捻军各逆不同，确实是强劲的敌人，他们的用兵方法较之中国古时的名将也不遑多让。赏罚必须严明，以取信于人；号令必须严格，以树立威信；而又能耐受劳苦，洞察军事机密，一定要避开敌人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才值得与之作战。中东和局既定，内地通商势必分布在要害之地，而又用数百兆银两接济他们，中国越贫穷越衰弱，而彼国越富裕越强盛。如果能够彼此相安无事，上下太平，确实是值得庆幸的。否则外交各项事务，商民或许会受到连累，恐怕人心涣散，盗贼横行，军务再次兴起，形势难以中止，不如趁此时机急谋自强之策。譬如瘦弱的人，既用重石压在他的头上，又用利刃刺他的身体；又如患病的人，势将垂危，而庸医还要用砒霜、巴豆等毒药劝他服用，有不加速自己死亡的吗？盟约不可信，私下希望主持国家大权的人不要把鄙人的话当作空话。国家幸运，百姓幸运。

译昭录容纯甫观察向总署王大臣条陈如下：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抵御外敌的策略，总是说尽量疏远他们，直到无法疏远时，才开始与他们往来、进行贸易，这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到了今天，既然无法疏远，就必须防患于未然，才能长久安定、治理有序。然而仅仅防范终究不是上策，不如善于利用他们并善于防范他们，这样我们可以逐渐走向强盛，不至于始终处于人下。纵观欧洲，有那些表面爱我国、帮助我国，但实际上容易图谋我国的，应当疏远并防范他们，不能因为得到一点好处就忽视他们，俄国和法国就是这样。俄国和法国是强大的国家，高踞西北，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肯借给我们一百兆两，只请求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环绕我们的满洲，其中别有深意，一旦他们发动侵略，我们将如何抵御？这确实是我们心腹的大患，连旁观者也为我们担忧。还有那些实在想要爱我国、帮助我国，知道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却又不肯袖手旁观，像秦国人看越国人胖瘦那样漠不关心的，我们似乎应当借助他们的力量，不必过分猜疑，只需善于驾驭，以获取实际利益，美国就是这样。美国与我国疆域背腹相连，鞭长莫及，不仅不想图谋我国，反而担心我国被人图谋，他们也会逐渐遭受祸患，因此常常叹息，常有爱莫能助的想法。以前美国国务卿定下章程，不准夺取他国尺寸土地，至今没有违背，这话在其他国家不足为信，但在美国和我们之间则可信，因为地形辽阔隔绝，势力不相及罢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有四项紧急事务，一项重要事务：紧急的是什么？一是赔偿日本军费二百多兆两，现在只从俄法借到一百兆两，其余仍需借贷，借来的钱将来怎么偿还？这是第一。二是日本一战，船舰器械耗尽，应当紧急购买，以免临事措手不及，这是第二。三是铁路便利，如同轮船电线，值此窘迫之际，既希望全国铁路建成，不知何时外侮内乱会发生，将如何抵御？这是第三。四是向俄法借款期限三十六年，转瞬即到，倘若他们恃强要挟，势必割占我国肥沃土地，控制我国海关，那时即使想拒绝，能行吗？这是第四。重要的事务是什么？日本战事，并非不能抵御，是我们自己溃败的，如果不紧急整顿，假设有像日本那样蚕食进犯的情况，又怎么抵挡？这是尤为切近的重要事务，不可片刻延缓。我任职多年居住在美国，与该国著名官员、大商人交往相处很久，所以相知更深，看到他们上下与我国毫无异心，反而关切相关。如果按照我先前与商借四百兆两的提议，利息定得比俄法轻，将俄法日的借款一并清偿，用来办理练兵善后事宜，以缓解目前的困境，但须准许美国商人筹资修建中国全境铁路，使财源日益开辟，借款五十年，不必另花一文钱，另创一个方案，四百兆两的本息可以还清，并且铁路也全部归我所有，是否妥当，恳请训示，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拟定了办理节略十六条，列于左边：一、准许美国一公司借给中国四百兆两，利息轻于俄法；一、准许美国筹款与中国共同始终建成全境铁道，别国不得分夺利益，而美国公司也必定竭尽心血，不会有欺蒙的弊端；一、铁道建成后，每年除去开支外所得净利，每百分中提取三十分以偿还四百兆两本息及修路本息，剩余七十分由中国与美国公司各得其半；一、上述款项还清后，铁道全部归我所有，美国公司不得再分其利益；一、铁道修建部署全听美国公司酌情办理，以专责成，一切用人主政我国不过问，但须派会办一员只稽查而不掣肘；一、按图审定勘察绘图进呈，应从哪条路做起，由中国自定；一、勘察确定后限定地点为总汇之所，一切由该处布置，不得任由他们乱窜深入以致滋事端；一、开工修路分定数目，每限定人数，等美国商人来华再行酌定，所有司事粗工一概使用中国子民；一、修路分定数目，处处听美国商人布置，中国另派办事人员当须参与，以杜绝浮冒而知动静；一、上述经费需甚巨，美国或招英国商人附股，我只认定美国商人以归划一，假设有他国与中国龃龉，美国英国自可出为调停，或并力抗拒以保证资本在我方有利益；一、勘察绘图订定也须限以年期告竣，免得过久拖延而滋生浮费；一、此案经奏准必须专派钦差，与美国商人极有见识正直者四五人商订，请示后再来华与总理衙门签盖；一、美国商人来华若因意见不合致作罢论，须赠送来往川资，待以宾礼；一、开工后有意外阻止，也只能照账结算，限期偿还，不得另存赊望；一、上述各节邀准中美各有利益，定招他国忌恨或至要挟阻止，诚为可虑，中国虽有机密军机，各国公使颇能探悉，此事未经定订，尤当格外秘密办理，愈快愈妥。

以上所陈不过拟定大纲，至周密细节仍可揣度尽善，再与美国商人订定。

条陈洋务事宜疏

王先谦

臣听说人臣在上位者，以尽职为忠；在下位者，以尽言为忠。遇到应当进言的事，却淡漠置身局外，

译如果辜负了恩德，就是背弃恩义；如果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却在任职时保持沉默，也是失职。当今朝廷法纪整肃，天下大致安定，最紧要的谋划，莫过于洋务。皇帝日夜操劳所经营，中外大臣所筹划，要么在祸害尚未到来时就预先防备，要么在危机刚刚萌发时就预先应对。上下同心，内外一体，审慎周密，维持多年。综观外国的情形，大约经历了三次变化。咸丰十年，英法各国入侵内地，百般要挟，和约签订后，互换议定条款，俄国、美国也相继订立条约。鉴于中英之间英国是祸首，抚局刚刚稳定，对方狡诈不可信，内地残破不堪，朝野局势危急，那时最让人担忧的，首先是英国。同治初年，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局势大有转机，西方人知道我国兵力尚强，内心逐渐畏惧信服。虽然文乃耳、马加利等前后几起案件，屡次引发辩论，但最终都得以平息。俄国疆域与我国相连，蓄意侵占，商议边界之事多次催促都不办理，而且以代收伊犁为借口，坚决拖延，步步进逼。那时最让人担忧的，又变成了俄国。同治末年，日本人侵犯我国台湾，近来动不动就动用武力，不遵守既定条约，海防尚未巩固，抵御外侮还没有把握。那时最让人担忧的，又不是其他国家，而是日本。敌情既然发生了变化，那么筹划策略也随之不同。恭读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的圣训说：“国家处理大事，总应当抓住关键，专心一意，才能成功。就像医生治病，遇到棘手的病症，如果不探究生病的根源，随意下药，虽然多方治疗，病也除不掉。”钦此。如今洋务万分棘手，也应当认清病症来确定用药的次序。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每个朝代都有，处理方法多样，是非各不相同。汉朝斩断匈奴单于的脖颈，唐朝扫荡突厥的王庭，力量足以击败敌人，这是上策。齐桓公发动召陵之战，对楚国没有丝毫损害，却使周王室受到尊崇；寇准赞颂澶渊之役，对契丹没有丝毫损害，却使宋朝振奋士气，足以震慑敌人，不战而使人屈服，这是次一等的策略。张浚在大金国全军覆没，沐晟在交趾战败，出兵虽然正义，但用人不当，没有审时度势、了解敌人的能力，却贸然一试。割地求和，卑称厚币，前代多有，随之而来的是困顿疲敝，不值一提。因此，退让无助于消除边患，关键在于自强，鲁莽只会加速灭亡，关键是要审察敌人、壮大自己。用我们的气势震慑敌人，然后才能立国；充实我们的力量以击败敌人，然后才能长久安定。审察时机、顺应形势，容不得片刻迟疑，如果错失时机，以后怎么补救？臣因此竭尽愚诚，谨就个人见识所及，概括为四条，抄写呈上供皇上阅览。

译首先审察敌情。本朝定鼎中原，使句丽臣服、役使蒙古，前代的边患，一举便荡然无存。唯独准噶尔在西北跳梁，旋即被剿灭；俄罗斯地处偏远，时常蓄谋诡计。历代圣君安抚驾驭得当，所以能让他们俯首听命。到了咸丰末年，泰西各国纷至沓来，俄国人趁机介入，约定互市。近来日本伺机而动日益严重，联合十几个国家从中作梗，实为千古未有之新局。敌人索取无厌，我方应接不暇，这也是智勇双困的时期了。然而强弱形势不同，缓急态势各异。以目前情形而论，敌人图谋我国，各有其用意所在；我方应对敌人，也应当审慎选择所处位置，酌情分清先后次序，就最紧急的事项专精筹办，以此作为制胜自强的基础，破除刚刚萌发的狡诈阴谋，然后才可以杜绝无形的大患。如果一概同等看待，那么这十几个国家方兴未艾的势力，无处不是隐忧，治理乱丝般的纷乱局面难道会有成效吗？秦国兼并六国时，攻打韩魏而结交楚齐；汉朝筹划边防时，威慑匈奴而安抚南粤。最终天下统一，胡越来朝。确实是因为熟审先后远近的次序，专力于切身的谋划，气势伸张于一隅，而威势遂立于天下。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俄国人呈献阿睦尔撒纳的逆尸。蒙高宗纯皇帝谕旨说：“驾驭外藩的道理，示之以谦则他们愈发骄横，示之以威则他们自然畏惧。”这两句话如果子孙世世能坚守，实在是大清国亿万年无疆的福佑啊。钦此。臣想今日的情势，原本不能立刻期望达到全盛时期的轨道，而劳心竭力求取成效，则是皇太后、皇上与中外大臣共同的责任。稍有因循，受病愈深，恐怕没有挽回之日。那么揣度敌情以求有所作为，难道不是当前更不可延缓的吗？就各国而言，泰西各大邦，通商的占据我国要害，传教的愚弄我国百姓，他们都蓄意甚深，贪婪万状。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土地，确实不是洞察细微的言论。但西人跨越数万里，兵饷难以维持，虚实终究未能深知。各国互市独占利益的地方，又贪恋牵制而不能首开祸端，所以兵船只借以恐吓，必定不会立刻发动战争。即使他们有可乘之机，也是中华百年以内兵力所不及的，这只能羁縻而不能图谋。俄国地大兵强，与我接壤，实在是肘腋间的巨大祸患。如果它有意开衅，陆地相持胜负未定，海道来犯，防不胜防。这是我最终应当妥善策划的，而不能立刻发动的。唯独日本这个蕞尔小邦，横行海外，势力弱于俄国，而地势逼近泰西。然而屡次兴无名之师，显露与我为难之意。纵然它得志，为患也不亚于我国；如果覆灭它，不仅俄国人有所震慑而不敢生心，即使泰西知道我国兵力竟能及远，也将潜藏其诡计。这是上天给予我国自强的资财，不可失去。日本崛起称雄，只是听从巴夏礼的阴谋怂恿，乘中国之弊而起罢了。然而其国占据三岛，比起中华一两个省的大地并不广阔，新购铁甲船只有四艘，都是木质蒙铁，海战并不堪用。小战船听说也很少，兵力不强，洋债日增，穷困更加严重，国家不富。往年窥伺我国台湾，正当进退维谷之际，而我方答应给予兵费，它得意而去。近来遂破灭琉球，改为冲绳县，渐渐雄视海上了。然而其实并没有深固不摇的基业，长驾远驭的规划。观察国家不必亲临其地而知之，观察其行为足以察其民众的顺逆，以及国家的兴废。日本蔑弃旧人，专任来自外洋的巴夏礼，而所谋又不合众志，其臣离心了。仿效西人制度，改易衣冠，焚烧典籍，耗费民财而败坏士气，其民背离了。萨摩藩不服，竭尽全力，才平定内乱，百姓流离。近年来侵犯台湾，进入琉球，好兵犯顺，都是败亡征兆的先见。举国认为“天朝早晚要加兵”，而都有怨恨其上之心。它能安然无恙，只是因为在强力兴起之时未遭外侮，虽然疲敝但尚足自支罢了。有人说日本兵精，所向得志，不知道萨摩藩本来就在当地，琉球弱小，取之甚易，并非日本兵力果然有余。宋王偃破敌益地，国家灭于齐；郅支单于乘胜骄傲，被汉朝斩首。日本虽然横行，不过是桀宋、郅支之比，即使与诸海国争衡，也应当覆败。天威震慑，岂是丑虏所能抵挡的？然而它果然没有挑衅之师，我方何妨显示包容之度？如今背弃公法的是日本，抛弃和约的是日本，开兵端的是日本。它既藐视我国无能，还审慎顾盼迟疑而不思一怒。它得寸进尺，岂有停止之时？不今年兵及台湾，则明年祸发朝鲜。等到它气力壮盛而才开始图谋，困难将增加百倍。该夷近年用兵，行径像小偷，不给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为大盗而不能擒捕。况且琉球、朝鲜均是我国东方属国，紧邻日本，琉球不复，朝鲜能不寒心吗？这又是东藩观听所系，不仅与国家戎政有关。侧闻辩论琉球一事，该夷借口何如璋照会

译恰逢措辞过于激烈，导致拖延推诿。如今转而不必急于责成其退还琉球，但如果他们使用诡计进行调停，割让土地双方都不可答应。因为如果答应，他们得到利益而我们却失去了问罪的借口；如果不答应，那么夷人贪得土地不肯归还，理亏最终在他们那边。目前夷人坚称琉球原本是其国家，刊印在洋报上，传布到各国，我们也应当明确斥责其冒犯，让各国知晓，否则各国反而认为他们有理。我私下认为办理此事的方法，首要在于谨慎选择使臣。明年更换使臣的期限，这个职位比各国的公使更为重要，不是文人所能胜任的，必须得到历练过军务、朴实、沉稳坚毅、坚忍有为的文官来担任，不任用副使以避免掣肘。命令他广泛设立耳目，使对方内部的虚实细微情况全部知晓。长崎、横滨各岛现有中国理事官，应当由使臣挑选调派，以期呼应灵通。各岛有很多中国商民，由使臣命令各理事官不动声色，按户派遣人员，暗中用兵法编组他们，彼此联络守望相助，名义上是保卫乡里，务必用恩惠信义结交他们，使他们愿意暗中为我们所用。该夷人与中国文字相同，购买绘制他们山川形势的地图，尚且容易做到，得到他们的地图可以发给南北洋大臣派人研习，作为行军向导。琉球遗留的忠臣义士有来归附求救的，酌情收留抚恤，不要断绝他们的希望，既可以借此了解该国的地形，又让他们暗中侦察倭夷的动静。因为复兴灭亡的国家，就是用来振奋天威，这实际上关系到我国保护弱小、存亡体统的大义，不能视为乡邻之间的私事。天下臣民都会体谅圣主的心意，并不是因为喜好功名而浪费资财。一旦海防稍微完善，兵船足够使用，列举该夷人背弃条约、挑起战争的种种罪行，布告各国，如雷霆出击、狂风席卷，出其不意，收容琉球残余的民众，出动朝鲜作为犄角之势的军队，战舰直捣其巢穴，华民在各岛响应，以堂堂正正的军队，攻取众叛亲离的地方，可以一举成功。然后趁着战胜的威势，清理俄人占据的越南旧疆，确定西方各国的通商限制，胜势在我们手中，那么进退轻重，随着施行的策略而适宜。高宗驾驭远方的宏大规划，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再次见到呢？朝廷不出兵以威慑四方夷人，朝廷如果出兵以威慑四方夷人，或许必然由此路而行吧。

译振奋士气，古今人才的使用便不会枯竭，关键在于在上位者加以培养、振兴罢了。不培养则人才不会产生，不振兴则人才不能发挥作用。人才之所以能够被任用，在于士气。如果居上位者不加以振作，官员、士兵和百姓都会呈现出颓废涣散的趋势，士气不振，人才也随之消亡了。人固然有不需要驱策就能竭尽忠诚的，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会奋起，这种上等资质的人不能多得，所以供奔走效力的人占了一半；中等资质的人如果不加磨炼，就白白归于无用。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等，都是当世功勋卓著的辅佐之才，然而也是几经挫折后才成长为栋梁之材，大概不是这样不足以动心忍性、增益才能，至于不如他们的人更不用说了。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因平定新疆下诏说：“这次远方得以安宁，我的将军、参赞以及每一个持戈的士兵，无不是在国气和人才方面大有裨益。然而如果不是朕极力振作，信守赏罚以激励他们，谁不会畏难苟安而坐享无事之福呢？”钦此。圣上的谋略深远，意味深长，所说的国气就是士气。臣每次恭敬诵读，都反复回味，仰首企慕而不能自已。如今谈论办理洋务的人，动不动就担心没有人才可用，臣认为这关键在于在上位者如何振作罢了。嘉庆年间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人，都以歼灭擒获海盗在远洋立下重绩，如果办理洋务就说没有人才，臣是不相信的。事物必须等待时机才能显现，人才必须经过事务磨炼才能成就，其他方面都可以靠书本和师傅传授，唯独用兵不亲身参与就不了解。本朝如果不办理新疆事务，就不会有平定金川的阿桂等人；如果不办理金川事务，就不会有平定台湾、廓尔喀的福康安、海兰察等人；没有廓尔喀、苗疆的战事，额勒登保等人如何能被知晓并平定？没有教匪的战事，长龄等人如何能受命平定回疆？道光以来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不懂军事，一旦盗匪作乱，流毒遍及四海，然而如果没有这番战事，曾国藩、李鸿章或许不过以文学侍从终老一生，而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将老死荒山，怎么能为国家效命呢？如今天下刚刚平定，老将尚多，不及时驱策并激励他们，万一将来遇到不得不用兵的时候，恐怕真的没有可用之才了。人情本来多怯少勇，即使禁令严明，还担心不遵从，如果任其敷衍迁就，直到败事才罢休，就无法追悔了。高宗纯皇帝在位时，臣工时常有不测的赏罚。圣意所在，大体上勇往直前的人即使获罪也必定宽恕，畏缩不前的人即使保全自己也必定惩罚。至于筹办边疆事务，尤其不宽容，所以能任用人才听命。武功十全，汉朝通达西域，谷吉等十数人奉命出使牺牲生命也不顾惜。当时担任都护的人，大多能随机应变，张扬国威，也可见前代法令严明。如今各国通好，出使事务频繁，似乎应该严格规定辱没使命的惩罚，使人们都有所顾忌，而不敢只为自身谋划而忽视国事，或许有裨益。这任用将领和选择使者两件事，臣认为是官员应当急于振作的，就是这个。

古来没有不弊坏的兵制。本朝军政尽善尽美，精锐部队无敌于前。自从捻军肆意横行，湘淮义勇名扬天下。营兵反而被世人诟病。于是有了裁减军队合并饷银的议论，有了将勇营改为兵制的议论。臣认为这都是没有观察全局而追求实际效果。裁兵并饷，认为饷银充足则士兵自然精锐，而汛地兵力不足，巡防奸盗更多窃发，利益未收，祸害先见。改勇为兵，大概是认为兵无用而勇有用，都是人。拿锄头的农民可以杀贼，行伍的士兵反而被认为不如，舍本逐末，大概不是通论。军队的弊病在于与将领不熟习，而平时势力分散；勇营的好处在于将士一体，而平时势力集中。但紧急时有屯扎一处的勇营，承平时不能有屯扎一处的军队。就像长江水师，起初改剿为巡，不能不集中；等到改为兵制则汛防为要，不能不分散。然而既改之后，规制不同，操练较难，如果有战事，就难以保证尽如当日那样精锐得力。即使由彭玉麟亲自统领，自从改制以来，也没有两全的善策。推及陆营，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分汛以查缉奸盗，而另屯军队以备调遣，或许可以。然而没有这种军制，也没有这种巨额饷银。久屯的军队，锋锐消耗，骤然临阵，又怎能必定可靠呢？那么怎样才可以呢？也只有勤练节制之师，利用其刚新之气罢了。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命令将军富德等追索霍集占于巴达克山下诏说：“我满洲风尚素称淳朴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沉迷安逸，偶遇军旅之事，反而不能习练。朕此举正想训诲督率他们，使他们习于勤劳而通晓韬略。而诸臣中或许还有拘泥于小利近功，不知事机缓急的人。古时无事之时不废训戎讲武，如今以法无可逭的逆酋，当功有必成之事会，且可以借此练我杀敌致果的将才，又有什么顾虑而竟被浮论所惑？”钦此。恭敬推绎《圣训》，实以藉军事练兵为妙用军队是圣人不得已而使用的，然而并非讳言而摒弃它。时机正当，有临事之惧；

译上天讨伐的时机已经到来，只是没有滥用武力的心思罢了。如果迫不得已却不用兵，那么国家威势就会逐渐受损，最终必然导致孱弱不振，空谈训练是没有益处的。如今练军行之有效，可以逐渐向中部推广。中兴之后，民间子弟都有强悍勇烈的风貌，急公好义、赴难救急的心志，如果加以任用，十万雄师，顷刻之间就能集结，选拔将领部署兵力，几个月就能确定，超过这个限度，就难以预知了。我认为兵气应当急切振奋，用来振奋它的方法，就在于此。

我朝恩泽深厚，超越往昔典籍记载，百姓深入骨髓、浸透肌肤，牢固不可动摇。自从天主教进入中国，到现在十多年，奸民兴起并奔走追随，善良懦弱的人视为平常，而忠愤之气也稍微衰落了。民心不定，是由于国威没有树立，这难道是小事吗？宋太祖以神武开创基业，后代失于积弱，然而他们世代仁厚，积累颇深。等到中原沦陷于金国，没有一个人提戈仗义，百姓难道没有良善之心吗？是被形势所迫无可奈何罢了。俄国人占据伊犁，索伦、锡伯人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无法自拔来归，我国兵力所不及，在那里的人也没有能力杀贼反正，足以看出固结的人心可以依赖，但不能完全依赖。

我以前在湖南，看到士人百姓听说教士要来，都想抓住他们以泄愤恨，询问各省，没有不是这样的。固然因为乡野愚民不识此时的禁令，然而他们自认为尊崇孔孟，就不容许异教；拥戴朝廷，就排斥外夷。这种忠义正直之气，实在是列祖列宗二百多年涵养浸润而成的，不是容易得到的。如果百姓所共同厌恶的，上位者却告诉百姓可以顺从，又进而用法令驱迫他们，奸民入教的比良善之人更安乐，有事就调停袒护他们，官府不这样做，朝廷又从而加以惩罚。起初愚民不知道，只怨恨官府，现在知道了，渐渐怨恨到朝廷了。我也知道国家办理此事深思熟虑，下面更没有别的方法，但再过多年，愚民的耳目心志污染愈深，想要求得像此时这样的忠义正直之风，以备干城腹心之选，私下担心会加倍困难。我认为民气应当急切振奋，用来振奋它的方法，就在于此。

如果想要振奋官员、士兵和百姓的气概，那就全在于圣上持守一心，有统筹全局的至计，有坚忍不拔的定见，应当举行的事务依次分派责任，其成功可取的人才，无论大小都储备起来，奇谋在宫廷中坐定，威声已经在海边树立，外夷听到后，将会自行收敛。譬如贲、育有不仁之疾，儿童得以轻易战胜他们，一旦霍然起立，即使是威武的壮夫也会在百步之外变色流汗，何况是强敌相侮、小丑难平呢？

译筹划经费，洋人进入中国已经很久了。朝廷深思熟虑，寻求制胜的方法，但尚未取得显著成效。这是因为财政匮乏，没有资金可以调拨，所以筹划经费已经非常紧急。其要点大约有以下几项，恭敬地向圣主陈述。

一是开垦荒地。臣在之前的奏折中曾说经费应当充裕，折中详细论述，已经蒙得户部议奏查办。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御史卢浙上奏说直隶省的官荒田地，以及各项入官田地积案拖延已久。仁宗睿皇帝谕旨说：“多次经户部奏准，降旨命令该总督等人委派官员勘丈招垦升科，却因循已久，有的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尚未勘报，实在是怠慢玩忽、疲沓懈怠。如果是官吏自家的私田，谁肯听任其荒废呢？先公后私的良臣竟然很少，实在令人浩叹。”钦此。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查办数十万顷官荒田地，尚且屡次烦劳圣上忧虑。现在江浙等省荒田的事情重大，察访弊端尤其困难，所依靠的是地方大吏公忠体国，把国事当作家事，尤其在于皇上专责成他们而已。

二是开矿。这是中外臣工屡次请求实行的。西方各国都靠开矿致富强。中国出产煤铁少，那么轮船所用必须从外洋获取，这是中国增加一个漏卮，外洋增加一个获利之所。所以从前可以不办，今天形势难以缓图。国家无事的时候，动不动不如静；有事则应当与时势变通。而且大地不吝惜宝藏，久必显露，也是自然之理。以前李鸿章在磁州等地试办，没听说成绩如何。刘长佑也请求在云南筹办，因为费用不足而停止。臣常探求各省难以开创的缘故，只是因为机器费用巨大，事情没有把握。我私下认为开办不必先用机器。外洋多精通地质学的人，即使中国也不缺乏这样的人。云南、贵州、四川边境的老百姓尤其熟悉测量，衰旺十次中不失一次。由各督抚雇募试采，如果真的得到大矿，再用机器辅助，那么费用不会虚耗，而事情有实效。云南、贵州路远运输艰难，东北各省可以开矿的地方很多，应当逐渐举办。官府开启端绪，商人接续。购买机器，商人财力不及，那么官府借给资本，分年扣还。大体上兴利的事情，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耗费很多而中饱私囊多，不开启端绪。商民难以参与开始，也必定疑惧止步。只希望推行逐渐广泛，不必利益全归官府，而国家受益很大。所谓用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不说不利于谁。

有人以明朝的流弊为疑，臣又曾深入探求明朝的过失。万历二十四年开矿，天下派遣宦官为矿使，编富民为矿头。矿山没有所得，强迫百姓纳银，百姓不能支撑，借库银代纳。富家巨族被诬告盗矿，良田美宅被指为矿脉。征权之使急如星火，搜查之令密如牛毛。当时谏臣对陛下说，认为取之于山泽，矿使实在夺之于民间，切论危言。神宗不醒悟，流毒二十年，国脉大伤。嘉靖三十五年开矿，一年中花费三万余金，而得到银二万八千五百，不足以弥补损失。成化十年在湖广庆等郡采金，一年役使五十五万人，死者无数，而得到金三十余两。官吏欺瞒，适成笑柄。这是明朝事情历历可指的。大体上国家举事，先问本意何在，那么能行与否可以直决。为国家聚敛，虽然小且易，事情无不败；为民兴利，虽然大且难，事情无不成。明朝所采的是金银矿，以聚敛为急；现在臣工所请开的是煤铁矿，以为民兴利为重。现在天下所用的煤铁铜铅，无一不是矿。旧的可用，而说新的不可增加，似乎不合情理。各省山矿因硐老而奏请封闭，得到而请求开采的，记载在列朝实录，史不胜书，从未听说别生异议。现在只笼统说开矿，不再分别明白，而前代民间隐痛犹在人心，也不怪人致疑。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给事中孟生蕙上奏请求停止直隶总督刘峨所奏昌平州开采硫磺矿。谕旨说：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及凿取石料，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未听说因为关系风水设有例禁。难道开采硫磺就至于地脉有碍？即使说开设硫磺厂，恐怕聚集多人滋扰地方，那么每年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多少，难道都是良善安分之徒？为什么并没看见有滋生事端之处？圣谕详明，实在足以破除世俗迂腐惑乱之见。现在各省有留防兵，即使多人也足资弹压，可以无其他顾虑。只是商办之后，必须命令该督抚选派廉正之员专司其事，不由州县官经

译心计困于钻营，这是节义之士所以不能兴起的原因；而在捐输减成之后，不仅对国家财政没有益处，就连人才也因此日渐败坏。各省的差遣委用之事，本来可以数得过来，候补人员既然众多，地方大员难免会有勉强加派、因情面应酬之举。《圣经》说，生财的大道，首先在于人口众多而消费者少，如今让那些本可以自谋生计的人，袖手旁观而仰赖公家供养，即使是天子富有四海，也自顾不暇。这就是尧舜之所以为广泛施予而担忧的原因。是否可以命令各督抚将差遣委用的人员认真裁减，以节省耗费？如今外捐虽然停止，但这半年中报捐分发的人数却成倍增加，应当命令督抚严密进行考试，文理不通者停止其差遣委用。到省后补署差遣却无期限者，听任他们呈请回籍静候咨文调取，以免被候补所拖累。鉴于当前办理洋务需要人才，这些人员中有谙习外洋文字、语言、测算、舆图、机器、化学、电气等学问的，让他们自行呈明，由督抚试验其能力，分列等级，汇总咨文给总理衙门存记，以备将来咨文调取当差；或者回籍数年之后才开始学习精通的，准许呈明本省督抚试验，汇总咨文，以杜绝其侥幸之门，而开辟其报效之路。一经转变，化无用为有用，大概办理洋务的人才，也可以借此振兴。

译一是整顿厘金捐税，其数额日益减少，固然由于洋船包揽办理，实际上也是方法未尽得当。本应比较严密以杜绝侵吞隐匿，结果商民受到的困迫反而更加严重；本应分设关卡林立以防偷漏，结果胥吏的勒索却更加繁多。这就是该宽大的地方不宽大，该合并的地方不合并。至于委员侵吞巨额公款，上司徇私包庇、弥缝遮掩，以前没有，近日却有。将国家万不得已的措施，竟然用来充实劣等官员的私囊，百姓与国家都无益处，实在令人痛惜。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仍然应当参用士人。官场习气较重，衣食逐渐追求华美，应酬容易致使亏空挪用，等到获得差遣委派，已是千疮百孔，胆大妄为的人便敢公然侵蚀公款，等到发觉撤职，国库损失已经很多。士人爱惜身家，顾忌名节，欲望不奢，每月得到十千或二十千钱，就足以维持其廉洁并资助其办事，官员又加以查察约束，不用担心作恶。刘晏之所以在唐代奏报政绩，前任巡抚胡林翼之所以在湖北收效，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近来候补人员众多，厘捐全归官府办理，然而安置冗员与慎重国库资金，哪得哪失，本来显而易见。

二是增加洋药税厘。臣以前在镇江查访得知，洋药局委员统计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余箱，洋人每箱子售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六百万两；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两。洋药厘捐各省多寡不同，总计仅二百数十万两。中国所得都是百姓缴纳官府使用，并非从洋人那里获得，而外洋凭借这种毒物收取中国的银两，每年多达三千数百万两，中国怎么能不穷困呢？朝廷屡次申明严禁吸烟种烟，确实是根本的至计，但如果只禁止内地种植，而不能禁止洋人销售，那么吸食者依旧，反而增加了垄断给洋人，除害不到一半，而利益全部丧失了。查英国条约说，洋药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台湾条约也议定厘税并征，当时只有这一条中国稍占便宜，于是各条均由中国照办。此事拖延至今，现在威妥玛来华，应当与他坚持定议，加税一倍。倘若滞销而来者逐渐减少，既可以拯救民生；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畅销，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家用度。如果威妥玛坚决不允许，我们应当设立几项理由来反驳他，使他俯首就范，多争一分，就多得一分为益。

三是仿制织造机器。洋人用呢布购买中国的丝棉制成，每年售银也三千余万两，主要是因为机器便捷，获利甚厚。我们如果仿制，也可以堵塞一个漏洞，或者由南北洋大臣招揽诚实商人借款办理。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荣请求借帑银；嘉庆十七年，芦商义何泰恳请借运本，都经部议批准，这些都是可以援引的先例，对国家无损，而对百姓大有便利。自古以来王道不谈功利，但如果外患正盛之时，也难以将富强视为缓图。言强必先富，而富没有比藏富于民更大的了。现在大约计算洋药、呢布两项流出海外的银两，已达六七千万两，如果再不为筹划，将来匮乏，恐怕不仅在于国家财政，更在于民生，后患不堪设想？回想嘉庆十九年正月谕旨说：“夷商交易原本命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使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如果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两，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命令蒋攸铨、祥绍查明，每年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际有多少，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善商议具奏。钦此，仰见圣虑深远，对中国银两出洋的祸患早已洞悉。现在时事更非昔比，怎么能反而不为它做打算呢？

以上几条，臣特别举出主要的。如今筹措经费也极难了，既然不能增加我本来没有的，就应当寻求我本来固有的。臣所拟的后四条，专门以防侵耗而堵塞漏洞。如果从根本大计来说，应当以垦荒开矿为大宗，而开矿获利尤其迅速。朝廷如果说事情不可缓，似乎应当断然实行。开办之初，既不用机器测量之人，也不用外夷，自然不用担心惊骇耳目。如果真的得到大矿，应用机器，再恳切晓谕地方，说明是为百姓兴利以及防御外夷的意思，那么民情大大顺服，而事情没有阻碍。外夷所需于我的，茶、丝最为接近。听说英国蚕桑逐渐兴盛，印度茶种很好，再过一二十年，我将一无可恃。西方人研究化学的，常说中国繁富甲于五大洲，煤铁之利，外国不及，不明白为什么穷困。所以现在开矿畅旺，不仅济我之用，兼可独占他们的利益。至于想要掌握财用的纲领，那么权柄必须操之于上。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说：明代财用不足，是因为上面不知道府库的数目，臣下于是得以放纵私欲，窃取侵吞。如果能平时慎重核查，再加上制节谨度，怎么会立刻达到入不敷出？等到国用告急，而想要取资山泽，不仅是临渴掘井，缓急不及，而且用杯水去浇车薪，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圣谟洋洋，臣尤其希望圣主敬慎深思，实在是国家无疆之福。中外臣工对于洋人，都想要灭此朝食，所以束手

译只不过是因为没有经费罢了。自从同治年间以来，朝廷商议加强边防，唯独这件事最为紧迫，然而经费尚未筹措，至今状况依旧。天下哪有坐着就能取得成功的事情呢？

译首先准备船只和器械，洋人之所以悍然与我作对，并非不知道中国民心团结，也并非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后我朝兵力尚强，而敢于如此，只是认为他们能来而我不能去罢了。所以准备轮船最为紧迫，我不能空船破敌，那么枪炮器械就不能不具备，所以准备器械也很紧迫。福建、上海船厂设立已有多年，商船很多，兵船太少，臣认为目前的要务，全在于战守，兵船最为紧迫，商船还在其次。招募商船，原本是用来分取洋人的利益，办理确实费尽心思，但历来营利的事，官府办理很难持久，船政总理大员屡次更换，经管的人多，头绪繁杂，照管不及，久了就会生出弊端，而且国库有限，扩充困难。现在正当成效逐渐显现的时候，人人都知道有利可图，应当广泛招徕，使富商闻风而动，踊跃凑股合办，增加一艘驾驶出洋的船，中国就多获一艘船的益处，外洋就减少一分的利益。只是商民因为成本重大，又畏惧风浪，求利之心不敌避害之心，又应当用爵位俸禄来奖励他们。现在外捐已经停止，名器贵重，鼓舞人心的权力就在于此，是否可以明确制定章程，将每艘船制造、修理、往来驾驶的费用多少，运载货物的利润多少，由船局综合核算记载，刊布各省，使人们都清楚明白，并命令督抚仿照盐务招商的例子，广泛告知天下朝廷修明船政的意图，凡是集资造一艘船出洋的，按照军功例酌情给予等级记录，驾驶三年获利丰厚的，酌情赏赐顶戴虚衔，船多且年限久，赏赐也逐级增加，人们知道有利可谋，有赏可劝，又有船政大官为他们维持，兵船为他们保卫，公家起初不贪图丝毫利益，谁不欣然乐从？将来风气大开，对于损外益内的举措，自然会有实效。西方人富强，全在于官商一体。清朝海禁森严，商民不准出洋贸易，现在情况与过去不同，那么因敌人的长处而寻求制服敌人的方法，应当先通晓商情，然后日后借助商人的力量。至于兵船如何制造办理，督抚中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都有研究，自然会选择精要详细论述，不是臣愚昧所敢拟议的。然而私下听说英、法、俄各国都以铁甲船取胜，各有数十艘，美国以前有四十多艘，近年认为可以不用，大半分售各国，专门制造一种碰船，其前锋利如锥，遇到铁甲船直接向前撞击，轰然洞穿破裂。如果日本木质铁甲船所蒙的铁厚仅三四寸左右，用这种碰船击破它更容易了。将来出洋征剿，自然应该有铁甲船十数艘作为攻战的需要。目前经费不足，似乎可以仿照美国先准备碰船数十艘。计算铁甲船一艘费用在百万金以上，碰船约二十多万金。省下一艘铁甲船可以办五六艘碰船，用它来防海制敌，可以期望得力。即使防御出洋商船，保护海运漕米，都足以依靠而没有忧虑。至于各省制备小轮船太多，增加一艘船就多一个管带的人，增加一笔开支。这些船只既不能在内河缉捕，又不能出洋战剿，只供差遣，灵便却没有大利益，应当停止此后增备，以节省虚耗。大体上外夷行事嚣张特别厉害，然而利益在于上下同心，猛鸷坚忍，形势必然如此。中国办事镇静有余，然而弊病在于情意隔阂，瞻前顾后推诿，最终没有成就。嘉庆十一年正月，广东奏报口〇路口〇臣国即俄罗斯商船来到广州。谕令以后申明定例，杜绝他们再来。当时俄人本来有恰克图贸易旧章，而意图重在趋利，不畏惧深谋远虑。他们能致富强，也就在此。泰西各国，美布最为后起。美国华盛顿于乾隆四十三年占据英国亚美利加之地而立国，四十九年即派商船到中国买茶，五十九年造战舰，嘉庆十二年造轮船。又十几年兴利的事大备，强盛比肩英法了。布国佛得力于康熙四十年由日耳曼自立为国，其孙福达利弗修武备，两代积弱到嘉庆十一年被法国袭击，从此重困。同治以后，威令姆大修船械一战而胜，法国于是成为强国。由此说来，国家无大小，只看自立如何？哪有堂堂天朝反而逊谢于海外小国的道理呢？各省设立机器局，原本是为了学习制造熟悉技术，避免临事购买被人把持，虽然目前耗费，必定日后成功。丁日昌在四川设局，奏明准行。等到恩承等查办，又奏请撤销。一个主张利用，一个主张惜费，朝廷两议都听从，原本虚心博采。但各省设局制办，唯独四川因舆论而停止，帑项已经虚掷，政令也不统一。这是讲明西法的事，朝廷尚且不能自信，怎么使人共同相信？臣私下认为，现在正当安内攘外的时候，不少变通尽利的事，动不动牵涉异论，哪有成功的谋略？遇事游移不定，疆吏勇往的人无所遵循，苟安的人遂其推诿，天下必定多有不兴之利，不除之弊。这就希望圣上在上主持权柄，枢臣在下尽力辅佐。康熙中议开陶庄引河，

译没有决断；乾隆年间开始实施，黄河逐渐向北迁移。嘉庆年间商议实行海运，没有决断；道光年间实行海运，其利益一直依赖至今。非同寻常的事情，起初人们共同惊疑，等到它成功之后才相信。臣也希望朝廷在准备制造船舰器械方面持有坚定的见解，从而消除人们的疑惑。至于水雷、台电、铁路，是防御海疆所不可缺少的，都应当依次筹划办理；而将船厂适当迁移到内地，以免在发生警报时白白陷入困境，这更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译以上四条，士气应当振奋，审察敌情之后才有发力的端绪；船舰器械应当预备，筹划经费之后才得到开办的器具。这四者之中，经费最为急迫，应当在此专门谋划，在初始阶段勇敢决断，而后在持久战中不至于匮乏。臣认为自古隐患所潜伏，常在极盛之时，在祸患未成形时消除，人们往往不觉察，一旦有差失，就酿成大祸，不善后处理，更觉令人担忧。西方人不忘情于中国，不是一天了。追溯查考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夷入贡，凡是该国派人驻京，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处泊船贸易，货物删减税则，任凭该国传教各节，今日现行的，彼时都已具奏陈请，当时降下敕令严加驳斥。六十年入贡稍微恭顺，嘉庆年间德天赐以传教破案了。口〇司当陈以图画中国山川上报朝廷了。疆臣泄杳，从事蕴孽伏戎（注：此处原文可能有讹误，依语境意为边疆大臣疏忽，导致隐患潜伏），其尤甚者，十三年夷人兵船径直进入澳门，占据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任其停留，迟迟上报仁宗睿皇帝，皇帝节次严饬该督，才开始向理谕而办理过软，夷人拖延数月，扬帆径直离去，这才窥见中国虚实。二十一年七月入贡，胆敢在觐见之时，正副使一同称病，已是立意生衅。仰蒙圣度包涵，认为立合之外存而不论，将夷使驱逐回国。道年中叶迭次内犯，论者归咎于彼时的和议，不知履霜坚冰，由来者渐。俄夷素来号称大国，若非康熙、乾隆时办理得法，其令人忧虑也不待今日，所以制服倭寇不下辣手，今日的倭寇，又是异日的英、俄。当日之所以议和，特因战备未修，仓促从事，安抚一时的反侧，并非作为永远安定的良谋。习久相忘，几乎以口舌为可常恃，一有教案发生，一到换约之时，必增立新条，彼智愈长，我谋更拙。今年威妥玛为中国抽收洋货厘税一事，甚至纠合十余国公使，聚集京城，想要遂行其要挟之计。俄国定约伊犁各城，既然未全归还，白彦虎又不献出，而领事设立至大理，通商直达陕甘，东南的门户洞开，西北的藩篱何恃？这是忠臣义士闻之所为抚膺而叹愤的。我明知和议不可凭信，彼人贪心无尽，而一切未尽设施，相顾束手，现在河运渐废，漕粟全恃海运。万一人合而谋我，以数船横亘巨洋面，则全局关系匪轻。彼的要约，恐怕更有出于情理之外者，我也将晏然而已乎？国朝家法昭示垂范，政由干断，襄赞必资臣下主持全在圣心。军务夷情所系重大上有安民之怒，诸臣不敢起赴功名；上怀恤众之仁，诸臣也且相安无事。全局枢纽，秉自宸衷非策力所敢任也。自来谋敌者固当审量彼此强弱，尤在酌事理之是否，民情之顺逆。今事理本无可疑民情实大可用，圣主固深知之矣。至于军事利钝，非能逆本朝武功远迈前代，而准夷筹兵于三朝，金川收功再举，即同治初戡定粤捻何敢信曾国藩等必能奏绩而坚定往，终以有成？可见委任得人，不忧无济。国家立贤无方，文武兼备为守兼优之人，千百中或只一二。至于乘事会而赴功名者，何时没有？人臣勋名成就，也思为晚节保全之地，智略可倚以成事，而驰驱半非所能堪。所以汲引人才以备任使，方得以人事君之义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殚心戎务，公忠体国。大臣彭禹麟管辖长江，血诚任事，水军战士尤为深悉。岑毓英志存殄灭，不畏艰难，似可饬令诸臣将部下才堪将帅偏裨之选者密疏存记，专备海防指臂之用至于沿海师船规模，必得专员统辖南北洋分设总统，彼此隔闵呼应不灵。总统之上宜特派大臣兼辖之。守则巡阅操防战则发纵指示，黜陟调度一切由他主持。沿海省分督抚转饟设防助其不逮，同德同力而气象为之一振矣。目下筹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非遽轻言海战。然通南北九千里洋面必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既能战矣焉有值可乘之隙而不乘转坐待他人之我侮乎宋臣苏轼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之而已。”臣谓目前洋务情势尚在可为之时亦愿圣主能不失之而已策定于一时而基巩于万世疑稽于卿庶而机决于宫廷故曰：“上无卧薪尝胆之谋而欲下有闻鸡枕戈之志必不得之

译这是天命啊。臣我充任讲席之职，亲眼目睹时局的艰难，一片诚挚的愚忠之心，无法自我抑制，冒昧地呈上陈述，不胜惶恐战栗，恭候圣命。

译南洋形势游历刍言

黄楙材

南洋群岛星罗棋布，环绕着中华大地，那里的居民都是马来人，性情最为诚实淳朴。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轮船向东行驶，争夺占据那里的土地，只需用一两艘兵船用巨炮震慑，他们便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四散逃窜，割地求和。这是因为当地居民不习惯作战，部落分散居住，不能统一，所以不费兵力就能轻易夺取。葡萄牙占据了西里伯斯，西班牙占据了小吕宋，荷兰占据了葛拉巴、婆罗洲、苏门答腊，只有英国占据的土地最多。澳大利亚这一岛屿，疆域辽阔万里，所产金矿非常兴旺，被称为新金山，华人前往聚集，多达四十多万。此外，问雪梨、槟榔屿、马六甲，都是繁盛著名的地区。过去西方各国的商船来到中国，必须绕行非洲南部，经过好望角，由巽他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和爪哇两岛之间）进入七洲洋。自从开凿苏彝士运河后，地中海与红海相通，轮船往来都舍弃远路而取近道，捷径近两万里，而新加坡这一港口于是成为海道的咽喉，各方的电报都汇聚在这里。英国派重臣镇守，驻以重兵，巍然成为南洋的重镇。自从英国人侵占印度后，国家富裕兵强，凭借欺诈和武力，逐渐向东扩张，蚕食缅甸、暹罗的边境，设计诱骗番邦小岛，抢夺各国的商埠，经营牟利，无孔不入。几千年来在海上称雄，没有对手。至于法国觊觎安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俄罗斯新近与暹罗订立通商条约，其意图尤其难以推测。中华自古帝王致力于修明文德，不热衷远征，宋代捐弃珠崖，明代放弃交趾，台湾一岛直到清朝才纳入版图，小小的南洋未曾放在心上。然而古今情况不同，前后形势各异，过去是岛夷杂番，现在却是欧洲强国环起而窥伺，狡猾地想要逞强。过去的南洋不值得在意，今天的南洋必须预先谋划。如今海禁大开，华人出洋谋生的实在很多，同类则互相怜悯，异类则互相倾轧，人情大抵如此，有的受到土著的欺侮，有的遭受异邦的暴政，无处控诉，其情状令人怜悯。所以论其地理位置，近在肘腋，是中华的门户；论其人民，百万旅居者，都是中华的赤子，应当尽快增设领事以资保护，特别派遣大臣一人驻守新加坡，统辖南洋一带事务，并增置兵船散布各岛，轮流巡逻以壮大声威。这样就能声势联络，人心稳固，不必与各国争夺城池，而南洋数十岛的形势利权已归我掌握，足以尊崇国家体统纲纪，节制万邦，东西两洋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现在议论的人主张在沿海港口修筑炮台，作为自守的策略，但海疆万里，岔口港口纷繁，处处设防，防备多则力量分散，哪里比得上在远洋扼守，更容易出奇制胜？必定能战而后能守，必定能制人而后不为人所制。陆军步兵，华人擅长，不是其他国家能比得上的，只是水师战舰尚需讲究。如果能训练成数万精锐军队，分驻南洋，抑制强暴扶持弱小，长远驾驭，不但邻近的藩属岛夷杂番俯首听命，那些欧洲强国自然不敢妄生窥伺的念头了。当今东西洋各国，已经分别派遣使臣，设立领事，通过翻译修好睦邻，而近在咫尺的南洋，岂可视为缓图？谨将南洋事宜详细陈述四条如下。

一曰增设领事以收拢人心。查欧洲各国华人寥寥无几，只有南洋群岛所在多有，总计起来，不下数百万众。西方的商人都是联合股份，组成公司，资本雄厚，多财善贾。华人则单身空手，不几年而成为巨富的也有，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于开垦耕种能耐勤劳，尤其不是番人所能比及的。华人越多，商埠越盛，所以各国起初招致，继而妒忌。既然没有官员保护，难免遭受暴政侵夺。应当将户口详细核查，凡满万户以上的，设立领事一人；不及此数的，或几个商埠共设一领事。领事之下分设客长，由商民公举。英国人占据各处码头，多是公司众商的谋划，现在可以仿照他们的做法。客长中有才能素著、为众人所信服者，就给予官衔，使职事上下一体，中外同心。将见人口日益繁衍，商业逐渐兴盛，南洋数十岛的利权一旦尽归于中华了。

二曰考取洋学以罗致人才。查各国互市，办理洋务，急需人才。中国特别派遣幼年子弟分赴外国学习，人数有限，经费巨大。不如在南洋各岛兴立书院，训课洋学，翻译汉字，其经费由商民自筹。每隔三年考试一次，选拔优秀者作为生员，给予官衔。再过三年复试，选拔优秀者咨送总理衙门学习礼仪节度，以备翻译领事之用。外国语言文字，必须自幼学习才能精通。内地学者不能兼擅，而华人生长在海外者，又多懂洋文而不通华语。求其中外兼通，足以担任翻译之事者，很难选拔。领事之职，办理交涉事务……

译办理洋务，尤其应当通晓外文，熟悉当地语言，这样对情况就不会有隔阂，采取措施也很少会有阻碍。如果专门设立一个科目，给予他们晋升的途径，那些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就不会自我排斥，必定都会踊跃参与，而朝廷的声威教化能够远播边远之地，更足以维系人心，鼓舞人才，顺应时势制定策略，从而获得学习西方学问的实际效果。

第一，探测海道以资训练。海疆设防，以轮船为关键，轮船驾驶又以熟悉海道为首要，全船人的性命都系于舵师。西方人对舵师这一职位非常慎重，必须精通算术，兼通天文，熟习潮汐风向，了解水性与地理，所绘制的海图深浅曲折，每一块礁石、每一处沙洲，都详细具备。遇到危险的地方，必定建立灯塔、浮标以作标识。按照海图计算航程，不差分毫。外洋各国，经常派遣兵船探测海道，虽然借口商船往来，实际上是图谋不轨。我们华人聪明才智，不比别人差，但驾驶之事，必须亲身阅历，不能仅靠空谈。应当设立专门机构以资训练。此外，水师将士，必须能习惯风浪，熟悉形势，须分派兵船，时常出海。东到日本，西到印度，南到新金山（澳大利亚），其间岛国、岸国、港口、海道，一一探试无误，绘制成图说。无事时，商船出入没有阻碍；有事时，兵船巡弋有所把握，这才是筹办海防的紧急事务。

第二，联络邻国以巩固屏障。查缅甸、暹罗、越南三国，都濒临大海，作为我国的藩属世代进贡，旅居在那里的华人多达数十万。各国也与华人相处融洽，不分彼此。只是缅甸受到英国的逼迫，越南受到法国的侵扰，敌人虎视眈眈，日夜窥伺，狡猾地想要逞强。暹罗介于两国之间，不便海道，只能自保。只有槟榔屿割让给英国，英国陆路电报必须经过暹罗土地，所以降低姿态修好，得以专心对付缅甸，施展远交近攻的权术。此外如真腊、大年、彭亨、爪哇、亚齐以及马来人等种类，早已沦为臣仆，如同江黄两国不再祭祀祖先，实在令人感慨。现在应当在缅甸的阿瓦、暹罗的宾角、越南的顺化各设领事一人，常年驻扎，讲求信义，修好和睦，联络声气。那三国自知强弱不敌，都想仰仗天朝威势，能延续祭祀就感到庆幸。至于廓尔喀、布鲁克巴，是西藏的屏障，虽然只是弹丸小国，但地形险固，民性勇悍，也应当用恩信安抚，坚定他们内附的诚意。如果不这样，贪婪的猪、长长的蛇，何时才有尽头？所谓藩篱是什么意思？难道任由公羊冲撞而不思患预防吗？

译关于洋务首要在于选拔人才的论述

国家驾驭远方的方略，没有比处理洋务更艰难的了。办理洋务的人，必须综观全局，细致考察外国的情况，怀着中和外邦的心态，制定力争上游的计策，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如今朝野大臣，持切近之计的，以备战边防、整顿军队为急务；持持久安定之计的，以增进信任、修好和睦为急务；存有发愤自强之心的人为长久之策；持争雄之计的，以精研制造、备战兵器，以及开采矿务、考察各洲地势情形为急务。然而对于中外交涉的事情，哪些可以答应？哪些不可以答应？哪些必须争辩？哪些不必争辩？顾及日后而不只看眼前，洞察隐微而不只看显著。所谓怀着中和外邦的心态，制定力争上游计策的人，究竟谁能胜任呢？我认为办理洋务的人，如果不熟读国际公法、通晓西方律例，并且平时肝胆壮烈、心气镇定，就一定不足以担当此任。今日欧洲形势，如同战国时代，他们所谓的万国公法，几乎就像合纵连横的盟约，有利则遵守，无利则违背，表面上虽然奉行，暗地里实际违反。各国外交大臣，苦于不能依靠公法来确保国家安全，又不能不依据公法来防止众人的指责，如果不是内心融会贯通、默识心通，就一定不能在外交场合灵活应变，从而用来抵御外侮。西方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中国新加入公法体系，做事没有依据，动辄得咎吗？现在的计策，只有内外各大臣悉心咨询访求，识别提拔熟谙公法条例的人才，以备担当此任。但是风气初开，全才难得，这又希望各大臣设法培养、振兴，使学习西方学问的人不局限于语言文字、制器造物等细枝末节，必须考究中西政事、民风何处相同？何处不同？不同的地方如何使之统一？一旦考究清楚，将来办理交涉案件，自然能针针见血，而不被外人欺侮了。又如通商口岸的州县有华洋交涉案件，一切审判，凡涉及洋人的，虽然不能强迫我顺从他们，却又不得不采用他们的律法，来剖析他们的情伪，使他们俯首帖服于我。现在担任此职的人，有的拘泥于本国法律，有的迁就外国法律，往往两失公平，这都是因为吏治的重点，全在催征赋税、审理诉讼的常规，都依据律例，很少明白公法条例的人。现在南北洋通商大港，都设有洋务局，局中有总办、提调、翻译及散委员，不下二十多人。我认为这二十多人，大多平庸无能。平日空谈洋务，只取皮毛，牵强附会，惊动长官听闻，不顾有识之士暗中嘲笑。一旦有大事，束手无策，最终依阿谄媚、懦弱无能，误了大局而贻笑外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平日所知所能，毫无实际，而志向所在，也不过是为了博得薪水，希望调任美差，并非真心想为国家办事。现在应当在各地洋务局设立考课章程，每月一考，或两考一次，以策论为课，以公法、西律及各国近事为题，只要取其有识见、明于事理，而不必以文采见长，选拔其中优秀者担任提调，不论官阶资格，然后根据他们的言论来考察其人，如果其志趣心术不违背正道，就可以倚重他们处理大事。各通商口岸能得到这样一两个人，就可以作为缓急之间的得力助手了。前年京师总理衙门特设储才馆，选拔翰林、詹事、科道、六部官员入馆研究洋务，以备出使之选，一时应考者寥寥无几，于是刚开就关闭。唉！迂腐拘泥的习气误国，也太可恶了。近来法越之事和战未定，士气振奋，正在此时，趁现在重新开设储才馆，招徕豪杰，将使出使之才与边防之才并重而兼容。我知道有志之士，一定有不畏非议而带着策论登门的人，如果真的得到深明大体、熟悉外务的大臣督导劝勉而造就他们，对国家大事不是大有裨益吗？时事多艰，杞忧正切，主持国家权柄的人，难道不发出孔子“才难”的感叹，而在未雨绸缪之前做好准备吗？

论述中国办理洋务的困难

当今欧美两洲的人，凭借他们富强的基础，格致之学，制造轮船，修建铁路，无远弗届，无处不达，使得天下各国人民更加亲睦，便于往来，互换智识，交易物产，确实是千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奇观。中华向来闭关自守，不从事远略，因此被事势所迫，无可奈何，于是与他们立约通商，准许他们传教，商埠开设行栈，内地置产建教堂，迄今已五十多年。其间因交涉之事而产生矛盾者，几乎无岁无之。倘若不遂其意，便以兵威恫吓，这是他们的长技，逼迫我增加口岸，更换约章，他们既已占得便宜，才允许和好重申。这五十多年内办理交涉事务的大致情形如此。在此期间，中朝逐渐知道西人有实学，而自己估量有所不及，于是听从廷臣的奏议，疆吏的条陈，设立广方言馆、同文馆，研习西文，开设机器局、船政局，制造枪炮，购买兵轮，设立总理衙门，办理一切交涉之事，派遣出使大臣到立约之国，以修旧好，敦睦情谊，创立海军，学习驾驶、管轮攻守之

译制定法律，以训练水师，特别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以培养人才，在北方科举考试中设立算学科目，以寻求精通学术的儒者。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洋务而设立的，认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与欧洲各大国抗衡。我们皇上以及中外大臣推崇西方方法，到了如此程度，可以说筹划精密详尽，不遗余力了。然而，早先实行的已经二三十年，近期实行的也已经十年，耗费国库钱财不知有多少，而成效终究没有显著显现，这是为什么呢？已经开办的只是追求虚名，而没有探究其实质；尚未开办的所缺之处还很多，而且根本之处并没有洗心革面，痛除粉饰和因循守旧的积习，只是拘泥于成例，便于衙门胥吏敛取钱财，审核办理报销仍有经手委员的弊端，平时用西方方法操练军队，临阵时却争先恐后地逃跑，敌寇到来时仓促招募勇丁，听到警报则匆忙逃避。数十年来，中国的藩属如琉球、安南、暹罗、缅甸等，先后都被外人夺取，有的被侵削，有的被灭亡，中国坐视而不能救援。如今高丽也不再属于中国了。昔年俄国占据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土地，既广阔又深远，以至于给日本人以口实，趁我们求和之时，意图索取我们的台湾而不肯稍作退让，所有这些，都是所谓事先失去时机而事后遗留祸患。如今清朝与俄国争论帕米尔之地，也已经五六年，俄国不肯稍作退让，几乎到了言辞穷尽的地步，而日本人占据我们的辽东，随即又退兵让地，有人说俄国人在其中有力。然而为俄国考虑，断不能因为爱护中国而先与日本结怨，那么这次挟制日本人，必定另有深谋远虑在其中。我不为中国庆幸，而又为中国担忧了。如果不是这样，俄国仗义执言，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现在又听说中俄贷款之事，计银一亿两，不久即将定议，接受俄国允许借款之说的人，又说俄国既然借出这笔巨款，断不能不干预中国之事。中国既然接受了俄国的巨款，也不能不稍作让步给俄国以利益和权力，这无异于将中国的权柄授予他人。万一稍有违言，将用什么方法来应对？这是不可不深思熟虑的。西方人传教来到中国，游历各省，士大夫中也有欣然跟随的人。自从道光二十二年议定通商，过了三年法国人在广东请求放宽华民传教的禁令，部议允许实行。咸丰九年天津议和，载入法约第十三条内，这与在广东所请求的大致相同。等到十年换约，续增第六条内开：华人无论军民，有传习天主教、集众讲道、建堂礼拜者，地方官不得随意查拿，违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以前谋害天主教时所毁的天主堂、学堂、坟茔、田产等件赔还，法国驻京公使转交给该处奉教之人，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等语。由此看来，天主教在各省的盛行，已经奉朝廷之命，这已成为公事而非私事了。为什么无知愚民往往遍行揭帖，拆毁教堂，殴打伤害教士，滋生事端，安然不以为怪？自从咸丰年间教案兴起，至今二三十年之内，教案迭起环生，不可以屈指计算。朝廷以赔偿作为了事之计，大吏以查办作为粉饰之端，甚至前案未结，后案又来。如今四川又有民教不和之事，教士已经相率迁避，将来不知如何结案，恐怕赔费又需巨万了。唉！历年以来教案如此之多，不知何时才能终结？说这不是办理不善的过错，谁又能相信呢？如果不是这样，煌煌谕旨已经遍行各省，难道草野小民一无所闻见吗？这是所谓明知故犯。在上位者设立刑法以禁止民众，是为了使民众不犯法。现在明知有罪而故意犯法，那么上位的刑法就穷尽了，将怎么办？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办理洋务的困难，也就是中国不善于办理洋务以至于困难。我希望诸位公卿熟思其难易而审慎处理是可以的。

译论中外近势

孟子说：“虽然有锄头铁锹，不如等待农时；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形势。所以即使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也必须有可乘的时机和足够的形势，然后霸主才能成就霸业，王者才能成就王业。如果不是那个时机，没有那种形势，纵然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孟子那样的贤人，在鲁国也只能成就一个月的政绩，在齐国也不能停留三年。这是时势的限制，即使是圣贤也无可奈何。”正因为如此，我不禁对当今的时势有所感慨。当今的时机，是怎样的时机？当今的形势，是怎样的形势呢？闲暇时我曾放眼观察中外地图，大小国家，大约以万计。其中有君主制的国家，有民主制的国家，有君民共主的国家。也有起初是君主制，后来变为民主制的；也有起初是民主制，后来又变为君主制的。没有别的，都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通的。然而无论是君主制、民主制还是君民共合制，天下五大洲，上下四千年，那些被推举为雄长的人，必定有人乘时而起，因势而导，互相辅佐。《尚书》说：“得到人才的国家昌盛，失去人才的国家灭亡。”这又是古今不变的真理。以中国来说，我朝自从在辽沈地区开创基业，在幽燕地区定都，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列祖列宗都顺应天命和人心归附的运势，而功臣元老也沐浴着如山如河般的恩泽，休戚相关，甘苦与共。因此一切强干弱枝的说法，都没有实行。即使到了中日战争，办事失败的人被当作廷尉的累赘，囚禁甚至刀斧之刑都免予杀戮，更何况无罪而被囚禁的人呢？我国家恩泽深厚，神武而不嗜杀，所以虽然旅顺失守，京城震动，最终能使国势像苞桑一样稳固，君子认为这是恩泽流传长远。至于外国，在近几百年间，如俄国的彼得、美国的华盛顿、德国的俾斯麦，都是中兴的明君，开国的功臣。彼得与士兵同甘共苦，于是开拓了欧亚两洲的疆域；华盛顿为国家举起义旗，于是划分了南北美利坚的土地。虽然传贤传子各有不同，但成就霸业王业，起初并没有差异。至于俾斯麦，当强邻压境、三国联合之势形成时，通过普法一战，竟然能慑服豪雄。虽然后来功高引起震主之嫌，谗言导致诽谤，但他退隐山林修养声望，富贵与大家相同，所以法国虽然时常怀有报复之心，却隐忍不敢发作。没有别的，因为山中还有宰相。推而广之，法国的福禄诺，只能谋划安抚越南，而西贡早已通商，东京尚未归化，所以十三省虽然归其保护，但谤书盈箧，谗言不行，至今人们还啧啧称赞。此外，日本的伊藤博文，他开疆辟土，伟业丰功，尤其超过福禄诺，而评论者更佩服他有特殊的见识。为什么呢？当时日军攻克刘公岛，中国战炮舰已无一幸存，日本雄兵正当得胜之际，这势如破竹，何难直渡大沽口？然而武将请求作战的刚刚聚集在朝廷，使臣商议和谈的还在边境听命，而伊藤独以“君子不欲多上人”一句话，使日本在东方称雄，中国在西方受制，谁说秦国没有人呢？然而中外时势至此，已不可再问了。现在中外通商，华洋杂处，谈论时务的人正以为这是天下一家的盛世，却不知道虽然邦交外表笃厚，实则内部疑忌，虎视鹰瞵，鲸吞蚕食，那些不甘做祸首的，就是包藏祸心的。一旦发生事故，争相争夺，得不到一块肉的人，绝不会退避三舍。自从中日用兵以后，俄国的窥伺更加深入，加上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建成，那么亚洲的兵端必然开启，不仅中日两国不能无事，即使地球各国也因之震动。古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俊杰在哪里？我愿与这些人商讨天下大事，使九州处于盘石般的安定。

论时务

唐代刘乂作《六合赋》，当时人们用“疥骆驼”讥讽他。固然知道邹衍谈天，大半是荒诞不经的话。草野下士，怎敢妄论天下事？然而天地的灵机日益开辟，人民的生齿日益繁多。以唐虞时代看待上古，其形势不同；以三代看待中古，其形势不同；那么以今日看待三代，其形势也必定不能相同。谈论治国的人动辄以效法尧、尊崇舜、希冀追随三代为辞，大都是纸上空谈，不能按时势而立言。比如寓兵于农，施之于今，则万万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没有一夫受田百亩的制度，没有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方法。想要他们有事时冒着矢石，无事时拿着农具，犹如驱赶市井之人去作战，即使孙武、吴起再生，也无法役使他们。因此在内直枢廷、在外担任疆臣的人，无不孜孜图治，精益求精，上以缓解君主宵衣旰食的忧勤，下以安定百姓的身命。轮船、钢炮、电线、铁路，事事争在泰西之前，还担心落在泰西之后。从外洋购买，恐怕受骗。船政局、铁厂、分省制造，讲求了二十多年，耗费千万两银子。马江一役，是有治法无治人罢了。于是内外诸臣工，殚忠竭智，弥补补救，想要善

译后来者惩前毖后，却不考察根本的道理，治国不在于强兵，而在于富民。富国的方法，不在于商业，而在于农业。国家每年从东南漕运数百万石粮食充实京城，而西北各省平原旷野，并非没有可耕种的田地，却无人过问、无人提倡，这是因为水利没有修筑的缘故。查考史传中谈论西北水利的，始于元代虞集（虞伯生）的著作，他认为从登州、莱州到辽东沿海一带，放眼望去数千里，都能成为肥沃的土地。如果仿照江浙围水灌田的方法，招募江南擅长农业的老农去做。能引导有才能的人率领万人耕种的，十年后有成，授予万户官职；率领千人、百人耕种的，等到成功后，授予千户、百户官职。这样经过几十年，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石粮食，大概西北的肥沃土地日益开垦，东南的劳力也能得到舒缓。这是高明的议论，可以做大且能长久，可惜当时没有人实行。到了明朝末年，各位大臣有的愤慨地拜上奏疏，有的著书来寄托感慨，最终都没有成效。只有左光斗（左忠毅公）实行后有了成效。稻花茂密，堪比江南，没过几年却又废弃了。非常的事情，必须等待非常的人，而且必须等待非常的时机。开辟千古未开垦的土地，留给万世无穷的福利，难道不就在今天吗？西方各国，往来于中原的，只是商人罢了。铁甲兵轮，也是为了保护商人罢了。形势上不可能让一国的人都成为商贾，就像中原百姓有四种职业，商人只占其中一种一样。西方各国依赖中原的物资，丝绸和茶是大宗。近来种桑、养蚕、种茶的人逐渐推广扩大，导致中原依靠丝茶生活的人，现在已经大不如前，更何谈以后呢？那么为了今日打算，怎么能不急迫地变通呢？况且圣王的政治，不外乎布帛和粮食。如果一定要设立机器来织布，布并不是不多，但天下的女红（纺织业）就衰败了。如果一定要依靠贩运粮食来积储，粮食并不是不多，但天下的荒地就荒芜了。即使说小民容易安于现状，难以开创事业，何不循序渐进地引导，持之以恒呢？先雇佣东南的百姓，让他们耕种西北的田地，三五年后，等到他们成功，本地的百姓也会羡慕并仿效。勤劳的奖励，懒惰的惩罚，不追求速效，不急于增加赋税。晁错曾说：“不过三年，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增多。”这还只是权宜之计，尚且能救济一时的变故吗？这才是堂堂正正的好计划啊。只是士兵和农民既然分为两类，那么此时裁撤营勇，有的来自田间，有的本是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性格刚强凶悍，花钱大手大脚，势必结党营私，穷困无处可去，不沦为盗贼不止。杞人忧天，在此最为严重。然而天下没有不可教化的人，也没有不可做的事情，关键在于在上位者因势利导，约束并整顿他们。试想京城开浚城河，就命令张帅督率冯南斌将东才统领的十六营通力合作，平均分配任务，从七月初七到十月二十八日，全部工程完工。开河并非营勇所熟习，只要统率得人，自然就能治理好。似乎可以将这次裁撤的营勇，仿照古代屯田的制度，选择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向来有威望的军官来主持，既可以消除未萌发的隐患，又可以获得以往的盈余。卖刀买犊，卖剑买牛，渤海龚遂的遗风，大概可以在今天恢复，更是一举两得。读书人的见解，未免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然而愚夫千虑，也有一得。只要稍微变通，妥善规划，《洪范》详细列举八政，农业居其首位。唐虞三代的盛世，难道今天必定不同于古人所说的吗？

译论不变法的危害

如今有一座历经千年的巨大房屋，瓦片剥落毁坏，梁柱断裂崩塌，并非不显得高大空旷。一旦风雨突然聚集，房屋倒塌是必然的。然而屋内的人，依然酣睡嬉闹，漠然无知无觉。有的人虽然知道危险，却只知道痛哭流涕，束手待毙，不想办法拯救。又有一种人，只是修补缝隙漏洞，掩盖蚂蚁洞穴，苟且安度时日，希望以此邀功。这三种人，用心不同，但一旦动荡来临，同样归于死亡。善于治理房屋的人，会拆除废弃坏朽的部分，彻底清理并重新构建，召集工匠准备材料，以更新房屋结构。开始筹划虽然艰难，但等到建成时，房屋高大华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家也是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去做，没有不灭亡的；按照后面的说法去做，没有不强大的。

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因为守旧不变，沦为英国的藩属了。突厥领土横跨三大洲，立国千年却守旧不变，被六大强国掌控权柄，瓜分土地了。非洲地域广袤，面积是欧洲的三倍，内地除了沙漠地带外，植物茂盛，畜牧兴旺，但土著居民未能开化，拱手将土地让给了强敌。波兰曾是西欧的名国，因为政治不修，内乱日增，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相约，择其肉而食之。中亚的穆斯林地区，向来号称骁勇善战，但因为守旧不变，被俄国鲸吞蚕食，几乎就要被吞并殆尽。越南、缅甸、高丽曾臣属于中国，沾染了守旧的习气，沿袭弊政，萎靡不振，昔日汉朝官员的威仪，如今已荡然无存。如今俄国地处苦寒之地，曾受蒙古管辖，前代皇帝残暴，民气凋丧，局势岌岌可危，难以终日维持。自从彼得大帝游历各国，学习工艺，回国后改革政治，后继的君主采纳他的方略，国势日益强盛，开拓土地数万里。如今德国诸国分立，没有统一的纲纪，被法国役使，如同奴隶。普鲁士人发愤兴办学校、训练军队，于是击溃强大的法国，称霸中原。如今日本幕府专权，各藩征伐不断，遭受俄国、德国、美国的重创，国家几乎不存。自从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到三十年就夺取了我们的琉球，割占了我们的台湾。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殖民地遍布天下，但因为内部治理稍显松弛，随即欺凌弱国，沦为四等国家。暹罗地处缅甸和越南之间，国力同样薄弱，但稍微自我振作，便依然屹立不倒。《礼记》说：“不知道未来，就看看过去。”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世界万国，在上下百年间，强盛与弱亡的原因，没有丝毫差错，这种征兆真是令人敬畏啊。

中国立国之久，等同于印度；土地之肥沃，超过突厥；但因沿袭积弊，不能振作变革，处境也就介于这两国之间。因此土地未能开发，人口过剩成为祸患，河北各省，即使年成中等，道路上饿死的人仍相望于途。京城一个冬天死去的人数以千计，一旦有水旱灾害，道路不通，没有运输赈灾物资的办法，只能任其堆积腐烂，十室九空。沿海百姓无以为食，逃往南洋、美洲等地，卖身为奴，仍被驱迫，最终丧命归来，驯顺的人转死沟壑，狡猾的人流落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机而动。工艺不兴盛，商业不讲究，土货日渐减色，而外国人投其所好，制造各种物品，在内地畅销，财富外漏日益严重，民脂民膏即将枯竭。学校不建立，学子除了八股文章外一无所知，其中优秀一点的，只讲究考据辞章，以琐碎相尚，谈论海外世界，他们瞪大眼睛表示不信。又因为做官很难，谋生无术，习惯于无耻，对此浑然不觉。军事学问不讲究，招募营兵防勇，多是老弱病残、嗜好鸦片之人，凶悍骚扰，毫无用处。一旦战事兴起，临时募集，多半是流民，器械粗劣，军饷微薄。偏将裨将以上，出身混杂，一字不识，别说阅读地图营规，连兵法都不懂，用这样的人去对抗别人有学问的将领、有纪律的军队，百战百败，无需交战便已注定。官制不好，习惯与所用不符，所用与习惯不符，大权委托给胥吏，百弊丛生。一个官职由多人担任，一个人兼任多个官职，互相牵制推诿，一事无成。保举奖赏蒙混过关，卖官鬻爵充斥，早上还是市井小人，晚上就登上显赫职位。仕途壅塞，候补官员穷困潦倒，不钻营奔竞无法糊口。俸禄微薄，供养繁多，不贪污卑鄙无法自给。受年限资格限制，即使有奇才也不能破格提拔，必须等到他体力衰退，暮气沉沉，才让他处理政务。朝廷中养尊处优的人众多而缺乏人才，法度败坏到如此地步。即使没有外敌祸患，君子尚且担忧，何况是身处一群老虎中间的羊，抱着火种睡在堆积的柴草下面呢？

孟子说：“国家必定先自己削弱自己，然后别人才来攻打它。”又说：“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国土却畏惧别人的。”又说：“能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谁敢侮辱他？”中国人口众多，冠绝世界，疆域辽阔，仅次于俄国和英国。矿产丰富，积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肥沃，各种作物都适宜生长。国家地处温带，人民材智出众，君权统一，想要有所作为，不用担心阻挠。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优势。既然旧法不可依赖，而新政容易成功，又如此明显，舍弃什么选择什么？不需要智者就可以决定了。

反对的人说：今天的法度，并非今日才有，而是五帝三王相继传承，三祖八宗遗留的谋略，历代遵循，已有多年，如果说改变法度才能治理好国家，是不敢苟同的。回答说：不能创立法度，不是圣人；不

译能够顺应时势，并非圣人才能做到。上观百代，下观百代，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只有本朝最为完善。清军入关之初，就颁布了剃发令，顶戴花翎，端罩马褂，古代从未有过，这是改变了服饰颜色。任用达海创制国书，借用蒙古文字来拼写满洲语音，这是改变了文字。任用汤若望、罗雅谷编撰历书，参用欧洲方法修改大统历，这是改变了历法。圣祖皇帝永久免除新增人口的赋税，并入土地赋税中，自从商鞅以来按人头计数的方法，汉武帝以来征收丁税的方法，都没有了，这是改变了赋税制度。所有城防工程、河防工程以及宫内营造、皇帝出行时的道路整治，都顾念百姓，支付工钱，三王在农闲时征用民力，百姓服役不超过三天，现在连这都没有了，这是改变了徭役制度。平民死刑，分为两等，叫作情实，叫作缓决，还有情实而不勾决的，做官的人罪行虽至死，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如常。像前代沿用的夷三族之刑，发配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后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没有，这是改变了刑法。至于确立国本的说法，历代都很重视，自理密亲王被废后，世宗创立了密缄之法，高宗甚至九次降下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作为世代的法则警戒，糊涂的儒生才开始明白大计。巡幸的典礼，谏臣所争辩的，而圣祖、高宗都多次幸临江南，木兰围猎，年年举行，愚昧的人或许怀疑。直到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武之意，庸碌的臣子才开始识得苦心。汉、魏、宋、明由旁支继承大统的，总是议论大礼，争讼不休，高宗援引礼经，确定本生父母的称呼，取用士人安葬、大夫祭祀的意义，圣人制定的礼制，万世不变，看醇贤亲王的礼制，天下都称颂。这些都是本朝改变前代制度，善之又善的。至于二百多年太平盛世，因时变制，难以一一列举，列举其显著的大者，崇德以前，由八贝勒分治所属部众，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同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才开始严格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横的习气于是统一，寰宇谋划至今了。累朝用兵，开拓土地数万里，承担边外重任，多用满蒙。到文宗，兼用汉人，辅臣文庆极力促成，而曾国藩、左宗棠等公遂称名将了。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平定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还简选调遣前往，早晨飞驰羽檄，晚上报告捷书。到宣宗时，知道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灭流寇，半靠招募的勇兵成功，而同治遂号称中兴了。对内治理寇乱，开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了。对外交往邻国，开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数十国，再变而派遣使者数十国了。这又是本朝改变本朝制度了。我听说圣人考虑时势而动，假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我知道他们变法的锐气，必不在彼得大帝、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礼记》说：“效法先王的，效法其意。”现在拘泥祖宗之法，而违背祖宗之意，这怎么能算是善于效法祖先呢？中国自古一统，周围都是小蛮夷，只担心内忧，不患外侮，所以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安于现状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汉以来，将近二千年，时局没有大殊，所以治法也可以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收极薄，征役几乎绝迹，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致用，而足以宣扬太平；选将由行伍出身，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慑盗贼；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才，而足以止奔竞；皇室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越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镇跋扈之患。假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永远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此法，世世沿袭，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理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诈地想开启争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所以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以立足；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他人所夺，而国以穷困。将领必知学问，士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采用新制，争相超越。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恢复。其余庶政，无不如此，日相比较，日相磨砺，所以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强盛常足以相敌。舍此不能图存。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奢侈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欺凌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所以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法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灭不绝于天壤也。

译反对的人说：法律本来就应该随着时代而改变，也应当根据地域而施行。现在您所说的新法，西方人习惯并安于它，所以能产生功效；如果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就不一定好了。我回答说：西方治理国家的方法，富强的根源，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的。只是从近百年以来罢了。选举官员的新制度始于嘉庆十七年。在此之前，欧洲选举议员和地方官员，只有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才有这种权力。这一年拿破仑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才开始让所有人都能参与选举官员。民兵制度始于嘉庆十七年，工艺学会始于道光四年，农学会始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兴办学校始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的提议始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始于道光十七年，减轻刑罚始于嘉庆二十五年，蒸汽机制造始于乾隆三十四年，航行海上的轮船始于嘉庆十二年，铁路始于道光十年，电报始于道光十七年。其余一切保卫国家的纲领，利于百姓的策略，相继而至，大体都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大概自从法国皇帝拿破仑挑起祸端以后，欧洲突然产生了动力，因此得以更新。至于在此之前西方的旧习俗，比起今天的中国并没有高明多少。英国人李提摩太最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对此论述最为详细。正因为西方人幡然改变，不到百年之间，就蓬勃兴起了。那么我所说新法，都不是西方人原本就有的，而是西方人改造出来的。改造后施行于西方，又改造后施行于东方，其情形没有不同是毫无疑问的。蓬勃兴起于东方的，还有明显因变革而强大的日本吗？

反对的人说：您的话很辩驳，然而伊川被发，是君子所叹息的，采用异族的变化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我回答说：孔子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流散到四方，这是春秋的体例。”狄人进入中国，那么中国的古代圣人，并没有把向别人学习当作美德。但这不足以说服您，请让我说说中国有土地，测量它，绘制它，教化它，划分它，审察土壤的适宜性，教导百姓种植，神农和后稷不是西方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年终制定用度，家庭人口的多少，六畜牛羊，都记录在案，《周礼》和《王制》不是西方的书。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晋升爵位和官职，都等待学业完成，庠序学校不是西方的名称。与卿士谋划，与百姓谋划，国家大事就咨询，迁都就咨询，议郎和博士不是西方的官职。汉代制度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共同主持议论，国家有大事就接受询问，这就是现在西方人议会的意义，流放五种刑罚，疑难案件众人共同审议，减轻刑罚的方法，陪审团成员，不是西方的法律。三老和啬夫，由百姓自己推选，辟署功曹，不使用其他郡县的乡亭官员，不是西方的秩级。你不背叛我，我不强买强卖，商业条约的文字，不是西方的历史。结交邻国有道，不辱没君主的使命，遥远地区的使者，不是西方的政治。国家有六种职事，工匠占其中一种，国家有九条常道，工匠在其中被鼓励，保护工艺，不是西方的条例。站在门屏之间，站在屏风之前，礼仪无不回应，向士人行旅揖礼，礼经所陈述的，不是西方的制度。天子巡视守土，以观察民风，帝王的盛典，不是西方的仪式。大地有四种游动，大地震动不停，太阳所生的，是星辰和纬象，雅言不是西方的文字。腐烂的水离开木头，均匀地悬挂，对着镜子站立影子，蜕水称为气，电因气而生，墨翟、亢仓、关尹这些人，不是西方的儒者。所以法律，是天下的公共器具。征引域外的情况，就像那样，考察古代的情况，就像这样。而议论的人还说：“这是常理，这是常理！”却抛弃它，一定要把我们本来固有的东西，不自己拥有，而甘心让给别人，又有什么可取的呢？

反对的人说：“您的论述确实如此。中国在战败之后，穷困潦倒的日子，恐怕没有余力承担这件事。强敌四面逼近，虎视眈眈想要发动战争，也未必能等待我们。”我回答说：“日本败于三国干涉，被迫通商，反而成就了维新的功绩；法国败于普鲁士，在城下订立盟约，赔偿五千兆福兰克，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这痛苦创伤超过中国今天。然而不到十年，法国的强盛反而超过从前。那么失败不是国家的大患，患的是不能自强罢了。”孟子说：“国家闲暇，趁这个时候，明确政治和刑罚，即使是大国也一定畏惧它。”又说：“国家闲暇，趁这个时候，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这是自求祸患。”西方各国磨牙吮血，在我们旁边窥伺的人固然有，他们顾惜商务，不想发动战争的人，也不是没有。只是因为我们昏暗蒙昧太严重，引发战争的阶梯很多，用来开启敌人的野心，急切想要染指。趁现在及早谋划，向万国展示更新的开端，订立十年保持太平的约定，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天下谈论的人，动不动就说一劳永逸，这是误人家国言论。现在人一天吃三顿饭，如果有持论者说吃一顿饭永远饱，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吃饱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必然饥饿，饥饿必然再次寻求食物。现在立法治理天下，也是这样。法律施行十年，或者几十年，或者百年，必然弊病，弊病必然再次寻求变革，这是天道。所以吃一顿饭寻求永远饱的人必然死亡，一劳永逸寻求永远安逸的人必然灭亡。现在主张不变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认为新法对百姓有害，而是阿谀奉承成为风气，害怕兴办事业，只求避免过错，不求有功，又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译向来未曾讲求，内心没有主导的主张，只是盲目跟随他人的言论。听他们的议论，便天天痛哭流涕；读他们的文章，则字字充满孤愤之情。询问他们谋求国家生存的方法，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只说这是天意罢了，国运罢了，无可奈何罢了，于是顺从天意、袖手旁观，等待国家的覆灭。唉，我不明白他们的用心究竟何在。

译总而言之，法是天下共有的器物，变是天下共有的道理。既然世界已经互通，各国蒸蒸日上，日益向上发展，大势所迫，无法遏制，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主动求变的人，变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被动求变的人，变革的主动权让给了别人，被人束缚，被人驱驰，唉，这就不是我敢说的了。所以变革的途径有四种：第一种，像日本那样自己主动变革；第二种，像土耳其那样由他人掌握权力代为变革，埃及、高丽等国都是如此；第三种，像法国那样被并于一国而代为变革，越南、缅甸等国都是如此；第四种，像波兰那样被各国瓜分而代为变革。吉凶的原因，去留之间，该如何选择呢？《诗经》说：“唉，我的兄弟们，邦国的朋友们，没有人肯考虑动乱，谁没有父母呢？”《左传》说：“寡妇不忧虑她的织布，却担忧宗周的灭亡，因为灾难将要波及自身。”这确实是四万万同胞共同的心声。那些犹太种族，被欧洲驱逐；东非的奴隶，遍布大地。唉，他们难道不是人类吗？

论变法不知根本的害处

质疑的人说：“中国的法律，并非没有变革。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多年，创立实行的新政，不胜枚举。然而屡次失败，不能振兴挽救，难道新法真的对国家人民没有益处吗？”回答他们说：“以前谈论变革的人，并非真正能够变革。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修补漏洞，填补蚁穴，一旦风雨飘摇，同样归于灭亡，而对于除旧布新，改弦更张的道理，未曾符合。过去同治初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对人说：‘三十年后，日本将会兴盛，中国将会衰弱吗？’’日本人游历欧洲的，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回国后加以实行；中国人游历欧洲的，询问某厂船只的利润，某厂货物的低价，购买后使用。强弱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唉！现在虽然不幸言中了。惩前毖后，亡羊补牢，负有天下责任的人，还可以知道该遵循什么。”

现在谈论变法的人，其显著的大端，必定说是练兵、开矿、通商。这固然没错，然而将领不由学校培养，能懂军事吗？选拔士兵不用医生体检，任意招募，半是瘦弱壮丁，不管是否识字，不计较，能听命吗？将领俸禄极薄，士兵军饷极微，伤残没有供养终身的制度，死亡没有抚恤家属的典章，能洁身效死吗？地图学不兴盛，险要关塞不知晓，能取胜吗？船械不能自己制造，仰仗他人，能如愿吗？海军不在他国海域游弋，将士不熟悉风浪，一旦临敌，能有功吗？像这样，练兵等于没练。矿务学堂不兴盛，矿师断绝，重金聘请西方人，尚且不可信任，能尽地利吗？机器不齐全，化学分析不精细，能不浪费材料吗？道路不通，从矿地运到海口，运费比原价高出数倍，能有利吗？像这样，开矿等于没开。商务学堂不设立，很少明白贸易的道理，能保富吗？工艺不兴盛，制造不讲究，土货销售寥寥无几，能争利吗？道路阻塞，运费笨重，能广销吗？厘卡遍地，压制勒索，搜刮民脂民膏，如同虎狼，能劝商吗？领事不报告外国商务，国家不保护侨居商民，能自立吗？像这样，通商等于不通。稍微进步的人说：想要实行新政，必须兴办学校，可谓知道根本了。然而师学不讲究，教习缺乏人才，能育才吗？科举不改革，聪明之士都致力于学习八股文以取富贵，趋向不同，能俯就吗？官制不改革，学成而无处使用，投闲置散，如同以前出洋学生的旧事，奇才异能，能自安吗？既然想要省府州县都设立学校，然而立学各项事务责在有司，现在的守令能奉行尽善吗？像这样，兴学等于不兴。其余各项政务，如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务、制造，没有不类似的。事事都有相互因果的开端，而万事都同出于一个根本。不抓住衣领而握住枢纽，如同治理乱丝而使之更加纷乱，所以百举而无一效。

现在谈论变法的人，其弊病有二：其一，想要以震古烁今的大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认为黄种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老于此的志向。当急则治标的时候，我固然不是说西方人一定不该用心；虽然如此，但怎么可以长久呢？中国实行新政，用西方人的，事情多成功；不用西方人的，事情多失败。询问其原因，就说：西方人明达，中国人固陋；西方人奉法，中国人营私。我听说，日本变法之初，客卿之多超过中国。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都由日本人自己担任其事，欧洲人百不一存了。现在中国谈论变法，也已经几十年，而仍然借材异地，才能图成，其可耻孰甚呢？让西方人来担任中国的事情，他们爱中国与爱其国，哪个更甚？人们都知道。我所用的西方人，又未必是他们中的贤者呢？

至于

译那些身居高位、食肉饮血的官吏不足以担当重任，这确实是事实。虽然如此，我本来也不完全归咎于这些人。科举八股文浅薄低劣，国家原本就是凭借这种标准来选拔人才，一旦要求他们提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怎么可能得到呢？捐纳制度杂乱无章，国家原本就是借此来买卖官职，一旦要求他们具备奉公守法的廉耻之心，怎么可能得到呢？同一个人，忽然要求他治理百姓，忽然要求他管理财政，又忽然要求他统领军队，想要他条理清晰、处置得当，怎么可能得到呢？处处防范弊端，责任不专一，一件事情必须经过好几个人，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想要他有所成就，怎么可能得到呢？学校不以此教导，考核选拔不以此取士，担任此职者不奖赏，不担任此职者不惩罚，想要他们振奋精神、勤勉努力以求功效，怎么可能得到呢？仕途壅塞、俸禄微薄，长官层层叠叠，不奔走钻营就无法获得官职，不贪污受贿就无法谋求生计，想要他们忍受饥寒、舍弃身家性命来致力于公义，除非是圣人，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人的智愚、贤与不肖，其实相差并不悬殊。如果一定说西方人都聪明而中国人都愚笨，西方人都贤良而中国人都卑劣，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是不对的。然而西方官吏能够胜任事务像那样，中国官吏不能胜任事务像这样，所以说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人，是制度使他们这样的。立法良好的，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变得贤良，中等才能的人可以变得聪明；立法不好的，则相反。堵塞他们的耳目使他们愚昧，束缚他们的手足驱使他们变得卑劣，所以一旦有事发生，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任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却小心翼翼地效仿西方人的几件事来号称自强，难怪谈论变法几十年而利益未见显现，弊端却已百出，反而让守旧之徒抓住破绽而肆意攻击了。

译我现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说：“变法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人才的兴起在于开办学校，学校的建立在于变革科举制度，而所有措施要取得最终成功，关键在于变革官制。”反对的人说：“您的论述探究根本、穷尽原委，没有遗漏了。然而这件事体重大，如果没有天下杰出的人才，恐怕不能胜任；担心听到的人惊恐畏惧您的言论，认为荒诞不经，于是连先前那一两项西方的方法也一并抛弃，不敢再提。”为什么您不宁可降低标准，不要发表太高深的议论，让现在就能实行呢？我回答说：“不是这样。渡江的人泛舟江心，暴风忽然到来，掌舵击桨即使极度疲惫，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贪图片刻安宁，死亡就在后面。庸医对病症怀疑，用药犹豫不决；精通审察病症的人找到了病源所在，知道不用这个方子不能治愈，即使这病需要积蓄三年的艾草也不推辞。虽然说是困难，又能躲避到哪里去呢？难道没有听说东海之滨，区区三个小岛之外，受到盟约的约束和内部的逼迫，藩镇崎岖多难，濒临灭亡，却在转危为安之间化弱为强，难道不是由于这条道路吗？”那么又怎么知道现在一定不可实行呢？有非凡的人才，就足以成就非凡的变革。唉！这是我所期望于大人君子的。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去年李相国出使欧洲，向德国询问治国之道，前宰相俾斯麦说：“我们德国之所以强大，只是练兵罢了。现在中国的大患，在于士兵少而不训练，船舰器械粗劣而缺乏。如果留意这两件事，中国就不值得担忧了。”这在去年七八月间上海、香港各报所翻译的西方报纸中可以看到。今年张侍郎出使欧洲，与德国某爵位官员谈话，他的话还和俾相的话一样。见七月上海某日报：“中国自几十年以来，士大夫已经很少谈论变法，即使有一两个人，也只是致力于军事，认为外人的长处，我国的急务，只有这些罢了。众口一词，无法辩驳。”听到这些话后，就更加自我夸大，说西方的通达之人，他们的议论本来也是这样。梁启超说：“唉！使天下灭亡的，一定是这种言论。”我现在秉持《春秋》无义战、《墨子》非攻、偃兵的主张，来告诫中国。听到的人说：“一定用这种孱弱国家的高义来治理它，这是加速它的灭亡。”不知道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治理完善，工商业兴盛，学校昌盛，才智繁多，即使没有军队，也还是强大的。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军队不过两万人，其兵力在欧洲不能与最小的国家相比，而强大的邻居虎视眈眈，谁敢侮辱它？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治理败坏，工商业粗劣，学校闭塞，才智稀少，即使举国都是军队，也还是灭亡的。土耳其就是这样。土耳其以陆军称雄天下，俄土战争中，五次交战土耳其三次获胜，但最终不免于今天的结局，难道是这样吗？国家的强弱在于军队，但所以强弱的原因不在于军队，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有病人，治疗他，就必须清除他的积滞，养护他的营卫，培补他的元气，使他与没有病的人一样，然后才可以从事其他事情，这是不变的道理。现在给他铠甲，给他戈矛，说：“你为什么不从事军事呢？”我看到他跳着舞活不过一天，死期就已经到了。那些西方人练兵，就像壮士披甲执戈一样。如果今天的中国，则是病夫，不致力于治病，而致力于壮士所做的事，所以说：“使天下灭亡的，一定是这种言论。”那么西方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说：“唉！狡诈地开启恩惠，以边疆来毁灭社稷的，哪个国家没有？我深感我们国家所谓的开新党，为什么对西方人的话总是深信不疑，而不敢有一点怀疑？”西方人的政事可以在中国实行的，如练兵、置办器械、修筑铁路、制造轮船、开采矿山，西方的官员在中国，对内聒噪于我们的政府，对外聒噪于我们的官吏，不是一天了。至于变革科举、兴办学校、改革官制、兴办工艺、开设机器厂、奖励农事、拓展商务，我没有看到西方人为此说过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呢？练兵而将帅的人才一定要从他们那里选取，这就相通了；置办器械而船舰枪支的价值一定要归于他们，这就相通了；开通轮船铁路，而内地的商务他们得以流通；开采矿山而地下的蓄藏他们得以染指。而且有一项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工匠，无不仰赖于他们。他们的士民得以供养。因此铁路、开矿等事，在中国不能说不是急务。然而从西方人来说，他们为中国谋划的十分之一，为自己谋划的十分之九。至于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等，这是立国的元气，而致强的根本。如果西方人利于我们的智慧且强大，应当是他们披肝沥胆，天天谈论。现在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操持大权，沾取大利，是因为我们的弱小、愚昧，而他们怎么会把他们所以智慧、所以强大的方法，全部告诉我们呢？唉！英国人李提摩太的话说：西方官员为中国谋划，实在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利罢了。我在光绪十年回到英国，默默思考华人广泛学习西方学问的时期，一定已经不远了，因此打算拜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教振兴新学的方法，以储备日后传播中华之用。等到在某国投递名帖，拜见其学部，某大臣

译我询问学校的新规，并请求发给一张文凭，以便能够游学全国的大书院。大臣于是问我考察本国新学的用意，我如实回答说：想要把它传播到中华。话还没说完，大臣就愤怒地变了脸色说：你让华人都通晓西学，那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对我国的盟国有什么好处？于是文凭就无法得到。他又说：西方人见到中国官员，常常用阿谀奉承的话献媚说：贵国的学问确实是各国之首，以此骄纵他们自以为是的心态，而坚定他们轻视新学的志向，一定要使他们无法自强才肯罢休。这些话也见于李提摩太自己所著的《西铎》卷七。《西铎》在乙未年刻印于京师。现在李君也是西方人，他必定不会用恶毒的话来污蔑西方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他这样说，我希望我国政府中与西方人交往应酬的官员，都仔细审视这番话。李相国访问德国时，德国的官吏和各工厂主大摆宴席，恭敬尽礼，来款待他。这并不是对相国有偏爱，而是认为我们想要购买的船舰枪炮等利器价值连城，而想通过卑躬屈膝、奔走效劳来夺取这些利益。等到在哭龙姆（Kiel，基尔）的宴席间，一句话使得他们全都沮丧而止，英法各国对此大肆嘲笑。这件事见于去年的《万国公报》。那么德国人津津乐道地以练兵置械来劝勉我们，是因为他们像看透肺腑一样看穿了其他国家的意图。况且我心中还有难以揣测的疑虑，德国本来就是欧洲新兴的强国，又认为如果在东方不能得志，就不能与俄、英、法等国竞争强弱。

译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已经很久了。商务方面的权利被英国掌握，铁路方面的权利被俄国掌握，边防方面的权利被法国、日本以及各国掌握。德国作为后起之秀，跨越他国、深入远方，选择肥美之处加以吞噬，其道路颇为艰难。于是它便想掌握我国的兵权，以控制全国的生死命脉。所以中国操练西洋阵法、聘请教官时，德国朝廷必定选派懂军事且有才干的人来辅佐，让他们以教官的身份兼任统领的职务。今年湖北省武备学堂聘请某位德国军官，改令他只担任教官，不充任统领，而德国朝廷竟然致信总理衙门，反复争辩力争。这其中的意图想要做什么呢？假使我国十八个行省各自操练西洋阵法，各自由德国军官统领，教导他们、训诲他们，天天与他们相处熟悉，月月渐渐磨合。一旦瓜分中国的局势发生，我国的绿营兵、防勇一无所依恃，而那少数可用的兵力，只听德国人的号令。像这样，德国所获得的利益，就不在俄、英、法、日各国之下。这又是德国人隐忍的阴谋，而没有人察觉到的。当中日签订通商条约的时候，德国某家报纸说：“我国常常把制造机器等卖给中国，日本仿行西方方法，已经掌握了制造的诀窍。现在如果任由这些机器再流入中国，恐怕德国的商务就要扫地以尽了。”这也见于《西铎》卷七。去年《字林西报》刊登某位白人的来信说：“从前上海西方商人争着请求中国务必准许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却说这件事不是西方国家的福气。”现在考察英国所供养的水陆各军，专门是为了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起见，花费巨大。现在如果把我们英国向来制造的东西让人人都能制造，来夺取我们的利益，这是自找灾祸。见于《时务报》第八册。唉！西方人谈论学校、商务时，就对我们如此；他们谈论军事时，就对我们那样。即使是年幼的孩童，也可以察知其中的缘故了。一艘铁甲舰的费用，可以支撑学堂十余年；一艘快船的费用，可以翻译西书数百卷；一尊克虏伯大炮的费用，可以设立两三所小型博物院；操练一营西洋阵法的费用，可以派遣数十名出洋留学生。不致力于这些，却只图谋那些，我非常惋惜！用财政大臣仰屋兴叹、搜刮所得的金币，安然地馈赠给敌国，来换取那些没有用处的事物。几年之后，又成了盗取粮食，去时的车轮已经折断，来时的车辙正深。唯独谈到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方法，就都说没有经费，虚度光阴，却连这一二件事都不肯舍弃。对于这千万两银子，我又感慨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情，不耗费国家一分一厘的钱财，却也都相继犹豫观望、坐视不管，我们的百姓失去了这生死肉骨的机会，却不肯引导他们。我其他不敢怨恨，不得不归罪于他们设计之巧妙，以及他们言语感人至深。《诗经》说：“没有信用的人，说的话实在欺骗。”你

变法自上自下议

欧甲

孟子说：“不仁爱的人，可以和他说话吗？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可悲啊！”说的是青史记载改朝换代的符契吗？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所以王者必须通晓三统，以便广泛观察终始，通晓变化以适应民众，从而延续国运。《易经》说：“平安时不忘记危险，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平安而国家可以保全。”把平安当作平安，把存在当作存在，尚且还担忧有前山后山的祸患，火在柴草下燃烧，病入膏肓，危亡的迹象已经显现，不必等待决断，却还在床笫之间安逸嬉笑，在湖山之上从容宴饮，这和饮刃求生、沉渊求活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内部像鱼一样腐烂，外部像蛮触一样争斗，而在上的人不知道条约的恐吓，面色恐惧，而内臣不知道巨大的哀痛横亘在道路上，狐狸鸣叫扰乱耳朵，而外臣不知道衣冠危在累卵，种族将要成为奴隶，而士大夫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认为平安。北狩没有听到恢复的诏令，那么君主就不以为耻了；东败没有听到臣子为事而死，那么臣子就不以为耻了；全国没有听到尊王的议论，那么士人就不以为耻了。况且法国被普鲁士打败时，法国人描绘其战败屠戮的状况，以及死丧流离的情形，悬挂在墙上，以激励仇耻，所以几年后法国又强大起来。日本人归还辽东时，国人愤恨痛心，认为天孙降生未有如此屈辱，设立纪念会以期望他日报复。中国割让祖宗的土地给别人，搜刮万民的膏血来馈赠敌人，园陵震惊，海水沸啸，腥气未消，各国狡诈，却仍然沿袭其无知无识的习气，互相庆幸可以无事。偶尔有提出异议、发表忠言的人，就推诿给部议，部议推诿给疆吏，疆吏推诿给州县，州县都以幸可无事推诿给百姓。于是没有一件事能实行，没有一个人可用，甘心沉沦，坐待荆棘丛生。唉！难道是上天抛弃中国吗？恐怕不是吧？欧甲说：“《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是因为抛弃百姓自取灭亡。”外人轻视我们太甚了，纵然我们天天讳言灭亡而声称存在，也不可侥幸。何不仔细筹划得失，而上下改变计策以求生存呢？中国的弊端不止一端，而私伪占其二。什么叫私？说：古代的王者以民为国，为他们安置田宅，谋划畜牧，建立学校，百姓有凶荒疾疫，那么天子吃饭而不能举乐。后来的王者以国为产业

译把百姓当作草狗一样看待，对产业毫无损害，即使抛弃千万百姓也不加怜恤。因此享乐设施完备，观赏安逸游猎，悠闲度日。不顾念黎民百姓，这是上位者的私心；昏沉颓废，患得患失，以无为为大。况且长久以来，内臣的私心是，一年将尽，死期不远，突然改变，我将依靠谁？外臣的私心是，刚正拘泥于墨守成规，死守章句，通经致用，我们这些人依靠什么？士人的私心是，说是夏，说是华，谁顾念我家？胡天胡帝，硕鼠有牙，这是百姓的私心。各自便利自己的私心，于是产生各种虚伪。国势纷乱，人心惶惶，稍微顺从他们，不要违背四方。对上虚伪，众口一词怎么办，束手就范，没有人肯早晚劝善惩恶。对内虚伪，动不动就谈论国运，也说天心，把官职当作市场，调和阴阳。对外虚伪，憎恶夷狄如仇敌，畏惧夷狄如猛虎，不明不白，行为如同疯狂痴呆。不依附群体，不习行仁义，富人可怜，各自顾全自身。这是对士人和百姓的虚伪。唉，凭借这两点，施行于大一统的朝代，尚且不可，何况四周国家环伺，日不暇给的时候呢？不看看波兰的灭亡吗？皇室沦落沟壑，宫廷陷为泥涂，爵位绅士权贵，流亡死于荒山荆棘中，白骨枕藉，妻儿为奴，义民屡次举起勤王的军队，最终被俄国歼灭捕捉而流放到西伯利亚、高加索。波兰全境的人，破家散业，孤儿在道路上啼哭，老者在车轮马蹄下僵死，像牛马一样被圈禁，像鸡犬一样被屠杀。西元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使波兰人不得说本土语言，他们用来愚弄波兰人的手段到了极点，而波兰于是灭亡。波兰并非弱小，约翰的雄烈尚未泯灭，人口众多，土地广阔，几乎与俄国、亚洲、非洲如缅甸、越南那样藩属于人不同。导致这样的原因，则是内政不修，私心虚伪相尚，甘愿被人役使，从而加速自己的灭亡。考察俄国与波兰相邻，忌惮其强大，约定与普鲁士瓜分它。西元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俄国人趁乱率领大军，波兰王以列孛宁为使臣，监督其国政，迫使波兰王与内奸西直的多权勾结，又重申其国宪。波兰人与他们结为至交，倾国听从，却不醒悟。一千七百七十二年，波兰内乱，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联军进入都城，俄国臣子肆意虐待波兰人，波兰人怨恨并援助普鲁士抗拒俄国，而普鲁士怨恨波兰一向与俄国联合，波兰人哥修士孤军作战，虽然屡次战胜，欧洲各国畏惧俄国，没有敢去救援的。西元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最终瓜分波兰土地，至今百余年罢了。当他们寄身于刀俎之下，辗转悲啼，君臣一同尽灭，贵贱全部歼灭，多么痛苦啊！如果不是上下背离，不相爱护，招来虎狼，授予盗贼兵刃，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如今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自振作，约定与国。他们固然贪图我国土地广大，而且畏惧我将要自强。早晚之间将有瓜分国土的事情发生，自入陷阱，简直是波兰的后续罢了。黄种人与白种人歧视，黄种人不共同兴起，那么谁来援助呢？华夷嫌名，华人不自救，就会一同溺亡。上位者推诿，则国统灭亡；下位者推诿，则种族灭绝。所以今天谈论变法，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应当承担事务。然而变法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变法，一是自下而上变法。

译变革由上而下的，是什么？俄国就是如此。俄国领土横跨欧亚两洲，各民族风俗各异，道路荒芜杂草丛生，农业和工业懒惰低劣，商业和军事装备，都无可称道。彼得大帝即位后，阅览欧洲西部的制度器物，自愧不如，环顾朝中臣僚，昏庸无知，于是涤除愚昧之气，罢退庸懦之臣，迁都新址，改革军制，派遣贵族子弟到各国学习各种技艺，挑选国内青年，游历意大利、荷兰、日耳曼，学习造船航海，甚至改变姓名，游历欧洲各制造厂，与工人一起劳作，研究地理、法律、政治等学问，回国后兴办工业和农业，建立学校，命令百姓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修建水陆道路以便通行商旅，参照西方律法制定新律，设立矿务局以开发资源，建立医院以治疗百姓疾病，凡是各项新政，俄国皇帝都亲自参与。他的遗诏说：“我的子孙应当成为欧亚两洲的主宰，世代相传。”于是消灭波兰，削弱土耳其，重创瑞典，割取波斯领土，邻近俄国的国家，几乎被蚕食殆尽。铁路已通到我东三省，并且已经俯瞰北京了。起初俄国变革政令时，贵族绅士在内部阻挠，瑞典和波兰在外部构陷，而彼得唯独任用走卒缅希科夫为宰相，彻底罢黜旧党，君臣一心，雄才大略震动远方，连通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全世界之内，被称为强国的必定是英国和俄国，这都是彼得大帝造成的。至于日本开放各港口时，主张锁国的党派鼓吹排斥异族的言论，以违抗幕府，排斥他们的人被视为奸党，触犯他们的人立即遭受刀杀，杀害高官，攻打使馆，烧毁外国舰船，刺杀洋人官员，内部纷争连绵不断，外部伺机侵扰。睦仁天皇于是与公卿发誓说：“万事由公众舆论决定，上下一心，文武同途，让百姓各自实现志向，彻底洗刷旧习，完全遵循公道，向海内外寻求智慧。”于是百官大力提倡廉洁节操，不谋取私利，设立集议院，撤除关卡，废除酷刑，废除藩国改为县，由亲王统领，派遣使者到欧美，广泛询问振兴国家的策略，确定学制，划分学区，开设地方官议会，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国势蓬勃兴起，士气昌盛壮大。三十年间，夺取我的琉球，割占我的台湾，在欧美大洲竞争商务，在太平洋铺设电线，以扼制全球的咽喉，逐渐争霸天下。日本不过是海中的三个岛屿罢了，论土地不如我中原的灵秀，论人口不及四万万之众，论物产不如二十四万种之多，幕府专横不如我君权之独尊，浮浪暴戾不如我士人的谨饬。然而强弱形势不同，功业相反。天道喜欢强者而厌恶弱者。观察日本已经发生的事，难道中国不应该振奋有为吗？邻近我的没有比俄国和日本更近的，逼迫我的没有比俄国和日本更迫的，应当取法的也没有比俄国和日本更合适的。不取法于俄国和日本，必定被俄国和日本歼灭，难道不令人担忧吗？只是抛弃果实于道路，遗留黄金于市场，即使是愚童乞丐，都能取而有之，不必强有力。中国谋求治理已久，卧薪尝胆，颁布于诏书，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光辉的圣言。然而左右亲近的权贵，蒙蔽昏暗，不能全面了解外事，辅佐圣明的智慧。京城内外的官吏，又忘记君父的大恩，不能愤发国耻，努力推行新政，因此皇帝高拱深宫，孤立无助。这都是有官职者的过错。曹翙不忘汶阳，范蠡不忘会嵇，最终能灭吴返地，成就克齐的大计。伊藤博文、井上馨之徒，首先倡导改革政令，日本人哗然，最终实现大治。如果让我国在位者，不为身家谋划，共同怀有普宋之辱，那些年龄达到退休标准的，自行告退，不妨碍贤路；那些见识仍循旧轨的，急忙自我洗刷，不误朝廷。大开公府，以延揽天下之士，广泛收集众议，以上达天子的听闻。流涕痛哭，不计利害，圣明的智慧，既然通达四方，于是皇帝降低至尊，以结交国人，挥动长策驾驭天下。本着先圣经世之义，采纳西方殖民之规，阳开阴阖，千端万绪，良法美意，耳目一新。派遣使臣与列邦公会，订立二十年太平之约；选拔学士与列邦教会，阐明春秋太平之制。《易经》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这个吧？这就是变革由上而下的策略。

变革由下而上的，是什么？西方各国就是如此。当美国和法国发生大变革时，全球震荡，民智开启，欧洲各国，人人都知道有自主的权利，人人都知道有应当做的事，于是哗然兴起，英国人尤其厉害。所以学校的兴盛，以英国为最，其小学堂有一万二千七百十三所，从五岁到十三岁，都入塾读书，一百人中识字者七十余人，虽然英国朝廷用国库资助，但经费则由百姓自行捐助。在农业方面，设立农学会，刊印农学报，制造农学新器具，创立农学新方法，每年产值一千兆两，虽然英国朝廷用国库资助，但化学格致则由百姓自行考究。纺织厂七千二百九十四所，出口数量价值四垓八京磅，虽然英国朝廷用国库资助，但火轮自来机器则出于百姓的心思材力。其余如铁路、轮船、电线、枪炮、煤铁、乳油、羊毛、毡绒之类，无不创立公司，招集巨股，讲求新法，销售于

译外地。至于义堂、善局、善会，都是由英国人士倡导的，用来保护贫穷的人，救济疾苦的人，国家没有无处申诉的百姓，人们有依靠供给的快乐。等到后来，民气日益昌盛，民权日益重要，并且凭借十三万两银子的商会而在印度立足，凭借二十五万两银子的教会而占据太平洋诸岛，土地占据全球的一部分，商务位居五大洲之首。英伦三岛，即使耗尽全部力量，难道能立刻达到富强吗？是因为增强了力量，雄厚了财力，广博了智慧，所以能像这样。而国家也安坐享受其福泽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西方国家的强大，是因为百姓强大；中国的衰弱，是因为百姓不强大。因此，学校兴盛则百姓智慧，善堂兴盛则百姓仁爱善良，农业纺织兴盛则百姓富裕，工商兴盛则百姓充盈，这几种情况，是百姓拥有的，是百姓的事情。如果百姓甘愿愚昧粗野、衰败困苦，那就可以不从事这些事了。如果不是这样，没有舍弃自己而跟随别人的道理。五官必须自己使用，衣服必须自己穿，饮食必须自己吃，依赖别人的，如果不是残废的人，就是寄生的君主。再低下的，就是狗马鸡猪罢了！然而，一根木头不足以建成房屋，一条溪流不足以汇成江海，一座孤峰不足以形成山峦沟壑，个人的勇力不足以抵挡三军，横流的雨水不足以对抗广阔的沼泽，孤立的智慧不足以战胜万物。拿这样的人做士人，则乖戾；做农民，则荒芜；做商人，则衰败；做工匠，则愚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结群。虎豹虽然凶猛，不敢进入四通八达的大道，这就是结群与不结群的差别。现在的中国人众多，土地广阔，然而没有士人，没有农民，没有工匠，没有商人。不是没有士人，而是士人不结群，所以没有学会来沟通声气，没有图籍来扩展见闻，没有教会来抵御外侮，没有游历来推广尊亲。外国的士人光鲜亮丽，我们的士人蒙尘晦暗，跟没有士人一样。不是没有农民，而是农民不结群，所以没有农会来比较优劣，没有农报来考察土产，没有新式机械来便利收割播种，没有化学来加速生长。外国的农民勤勉，我们的农民昏沉，跟没有农民一样。不是没有工匠，而是工匠不结群，所以没有工局来研究制造，没有工器来开拓思维，日常用品没有精巧的制作，抵御漏洞没有巧妙的样式。外国的工匠整齐有序，我们的工匠茫然无措，跟没有工匠一样。不是没有商人，而是商人不结群，所以没有商会来雄厚财力，没有商学来谋取大利，资本小而收益微薄，势力分散而志向冲突。外国的商人合伙合作，我们的商人像囚犯一样焦灼，跟没有商人一样。凭借中国这样的大国，却成为无人之境，等同于灭亡的荒野，难道不痛心吗？是坐以待毙呢？还是想振兴却找不到方法呢？想振兴，就应当结群；想结群，就应当开会。学会，是士人的结群；农会，是农民的结群；工会，是工匠的结群；商会，是商人的结群。然而世变日益紧迫，没有多少时间，最终没有听说有奋发有为、云兴雾涌、宣扬新教化的人，难道不期望于上层人物吗？人各有能有所不能，况且商务的格局、铁路的兴建，已经奉到皇帝的明诏，天语辉煌，自然应当谨慎遵循，不必依赖别人成事。即使这些人果然如所期望，也不过是帮助我，诱导劝说我罢了。那些章程条理，阐发深奥的内涵，化简细微之处，考察琐碎之事，测试蒸汽检验力量，抓住空隙获取利润，经纬委曲，计划周密细致，不能代替我承担，也不能让我代替，还有什么可期望的呢？何不自己谋划更好呢？自己谋划怎么做？第一是开学会，各直省设立大学会，各府县设立中学会，各乡里设立小学会。学会的宗旨，以阐明孔教拯救中国为根本，以通晓时务、追求实用为条理。学会的项目，专门研究经学，完备讲解图书，通晓政治，佑助我国文明，议论有关时事的内容刊登在新报上，著作有益人心的内容付印出版。学会的人，擅长文学的让他们在四方传教，擅长言语的让他们在异域担任讲师，擅长艺术的让他们为民生制造利器，学会兴盛，智士愤发激励，风气日益开通，人心苏醒，延续未坠落的道统，接续将断绝的〇，大概会有好转吧？现在不图谋，那么祸患接踵而至，即使想讲学，也没有日子了。

译台湾某人的话说：“台湾尚未沦陷时，读书人沉溺于科举应试，没有真知灼见。有人提倡成立学会以谋求自强，读书人都喧哗讥讽他。等到割台条约已经签订，才急切地想要依靠台湾的力量来自守，却忽然发现台湾的土地已经属于日本了。现在所谓的读书人，科举之路断绝，只有困苦地乞求做奴隶罢了。唉！台湾的事情如此，学会的应当兴办，是多么重要啊！”中国的衰败，士气的卑下，陈腐迟滞的根基，放纵他们的心志，拘泥于训诂的学问，拘束于八股文业，不认识八方星象，不知道五大洲的情况。跟他们谈论大道，他们只会咋舌瞪眼。如果不涤荡他们的污浊，就会沦陷溺毙了。这是读书人应当变革的原因。

第二是开办农会。各直省设立大农会，各州县设立中农会，各乡里设立小农会。这些学会的宗旨，以聘请化学师为第一要义，以辨别土壤适宜性为第二要义，以购买优良种子为第三要义，以购买新农具为第四要义，以兴修水利为第五要义，以精细施肥为第六要义。田地之外，如畜牧、林业、渔业，没有不有利的。致力于农业三年，利息可以数倍增长。然而现在从事农业的人，都是听任愚夫愚妇去做罢了。问他们土壤化学却不懂，跟他们谈论水利却不识，讲新法则一概没有听说过，讲新农具则瞪眼未曾见过。不仅如此，我国物产不丰富，不足以自给自足，家家户户使用的，没有不是外国货物。洋米洋面充斥民间，每年耗费以千万计，富人馈赠，穷人援助，富贫交困，百姓不堪忍受了。中国是全球肥沃的土地，地处温带。西方人说：“中国如果用化学方法浇灌施肥，一县一年可以增加一百五十万两，一省一年可以增加三万八千四百万两，十八行省一年可以增加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如果农会林立，种植得当，家家安心耕种收获，开垦荒地，人口众多，财富将冠绝全球。孔子爱护百姓，屡次提到桑树和牲畜；商鞅强化秦国，首先重视农业和战争。现在各国并立，尤其以农业作为强弱的标准。所以俄国产值二千二百兆两，法国产值一千余兆两，德国产值一千七百兆两，美国产值三千一百兆两，其财富为五洲之冠。中国万里肥沃的土地，废弃成为沼泽荒地，我们的百姓难道不为自己谋划吗？这是农业应当变革的原因。

第三是开办工会。各直省设立大工会，各府县设立中工会，各乡里设立小工会。开辟工艺院，以熟练技巧；举办赛会以激发心思，广泛见闻以追随时尚，聚集巨资以加速销售。中国人用力的勤勉，奉身的节俭，取价的低廉。用心的巧妙，用来振兴工艺，可以横绝四海，西方人啧啧称道。《考工记》详细考察阴阳天地，搜罗羽毛、甲壳、油脂，民众器用所重视的，比之于王公，后来的儒者不学习工务，失去统领外物的畅销，没有精思以制造。商局铁路纷纷兴起，然而不炫耀精华则嗜好不能投合，不设立学堂则工程不熟练。如果百姓自己成立学会，厚集工资，自己保护，自己精通格致之学，自己巧妙制造，将会看到夺回利权，如同掌握左券。英国、日本在我国购买棉花，又运回国内，所获尚且是数倍。我国百姓占据肥沃的土地，没有转运粮饷的劳苦，精细制造出口，获利无数。虽然外国多用机器，成功较快，然而以我国工人的众多，工价的低廉，做工的长久，实际上足以相抵。如果能自己创造机巧，简直可以衣被全球了。英国人向意大利学习织绸，向荷兰学习织呢，向比利时学习织葛，向丹麦学习造船。瓦特、克伦威尔创造汽力新机，于是工艺无与伦比，船只往来频繁。而光、化、声、电、热、重等学，都推小致大，以裨益国家。难道是白人的灵异吗？是讲求追求，合众力以为力，合众智以为智。这是工业应当变革的原因。

第四是开办商会。各直省设立大商会，各州县设立中商会，各乡里设立小商会。计然的话说：“务必完善货物，不要停滞货币；贵时卖出如粪土，贱时买入如珠玉。”美妙的商学啊！商人，是贸易有无，不是囤积等待出售的。所以曹邴在郡国经商，师史转毂以百数。商人，货物没有固定的主人，必须用奇谋取胜。所以郅氏鼎食以酒削，浊氏连骑以为脯。商人，与时俯仰，以智慧治理产业。贪婪的商人获利三倍，廉洁的商人获利五倍，所以同业而互相倾轧的必然失败，合力而善于谋划的必然富裕。中国的商人，不是没有杰出人物，失去这三者，坐致无措。西方商书翻译的很少，商术精微，无从步武。然而看他们微小适用的物品，就聚集而成公司。经商数年，就与万户侯同等力量，能继承事业，益扩充获利甚普。人们自然乐意依附。中国北方如牛、羊、驼、麝，南方的棉、蔗、桑、樟，物虽纤薄，用途很多。如果能踊跃集资，建成大本，制作适宜，生财必然丰厚。其他如丝、茶、织、纺，成效久彰。分散的商人内部溃败，遂至亏闭，心力不齐，乃至于此。过去英国购买印度棉花以作布，最近日用桑皮以制棉，公司如雾涌顷刻集事，而我国厘务关厂需索无已。虽然有美制，也苦于滞销。水运陆行，也难以迅速。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说：“利者，人所弗能而能。”而我们商人

译抛弃那永不干涸的水源、永不枯竭的府库，却让自己陷入困窘匮乏的境地，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商业应当变革的原因，这是变革从底层发起的策略。

译质疑的人说：“皇上已经变法了，官办书局已经开设，铁路、银行、邮政同时兴办；民间也变法了，报馆开设，学会兴起，农务、商务刚刚萌芽且势头未减。你为何还要喋喋不休地强聒不舍呢？”回答说：“你说的话是对的。试问皇上的变法，有像俄国、日本君臣一心谋求新政那样的吗？没有。民间的变法，其他方面我不知道。试问全国的学校，有像各国一个县那样多的吗？没有。国家遭受外敌侵侮很久了，局促不安且恐惧，士气日渐低落，稍有举动，就怕被人指责，于是有识之士焦急地盼望民间行动。认为民间去做固然很好，但民间也漫不经心，不以为意，说：‘没有权力没有勇气，只会成为祸乱的阶梯。’于是又焦急地等待皇上行动。于是上下互相失望，外人窥视我们，权力无所适从，外人日益想要取代我们的权力，想要消灭我们的权力。说：‘中国不能自我治理，我来治理它；其民众不能自我教化、保养，我来教化、保养他们。’唉！我们中国难道真的要求外人替我们谋划吗？我听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说：‘保护百姓就能称王，百姓的事情不可拖延。’意思是说保护百姓就能保护国家。使百姓糜烂而不顾，必定不会失去我们安逸享乐、怠慢傲慢的本性，这是自求祸患。又说：‘致力于百姓的道义。’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百姓就不会议论。’意思是说国家局势危急，百姓应当发愤直言，团结众人合力，自己致力于道义来救助君主父亲。如果皇上能变法，就应当等待皇上；皇上不能变法，民间就应当自己去做，这并不是背叛皇上。日落西山已迫在眉睫，雨雪在旁，不如自己变法，以堵塞奸谋并杜绝众口，或许对皇上有所补益呢？瑞士不过是一个小国，处在群虎之中却不敢被搏噬，是因为民气坚固团结，无可挑剔。那么聚集中国的士、农、工、商各阶层于学会，各自联络其气势，各自精通其行业，各自振奋其心志，各自充实其智慧，各自竭尽其力量，说将来震动地球可以吗？不自己治理政事，而百姓也不肯辛劳，那还有什么指望呢？有人说：‘你的话悲伤而痛切，为民间说的多，为皇上说的少。’雷霆震动、风起云涌，皇上的变法难道不容易吗？回答说：‘正因为容易，这是当权者的事，不必说，不等待说，我是百姓。所以说我悲伤痛切的话。’

中国除害议

如今中国有眼有心的士人，没有不谈论自强的。谈论自强的方法，没有不谈论变法维新的。虽然如此，从道光二十年到光绪二十年，上自朝廷谋略，下至舆论议论，夸夸其谈、著书立说陈说理论的，已经六十年了。但法律终究没有改变，或者稍微改变却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只是夸耀陈说变法的好处，而忘记了腹心膏肓的祸害。对着瘸子震撼以山海万里的景观，对着聋子炫耀以钧天霓裳的舞蹈。游览观赏、音乐舞蹈，并非不美好，没有去除瘸聋的祸患，就突然进献观赏听乐的欢乐，他们终究无法接受。难道只是不接受而已吗？患有喉结哽塞的人不能吞咽，患有肠溃内烂的人不可救药，而医生却左手拿着酒酪，右手陈列粉饼，让他们饮食，这哪里恰当呢？□□□□□对三水徐勤说：“你何不思考为中国兴利呢？”徐勤焦急忧虑地说：“我不敢轻易为中国谈论兴利。这是病愈后的补剂，我只担忧中国的祸害，想要与天下人共同扫除洗荡，拔除祸害作为攻坚的泻剂吗？或许差不多能痊愈吧。”为中国除害的议论，在中国兴利的议论之后。

如今中国的大祸害，没有学问是祸害，没有教育是祸害，忘记国家是祸害，忘记君主是祸害，蒙蔽阻塞是祸害，守旧古老是祸害，愚昧盲动是祸害，束缚拘禁是祸害，虚伪骄傲是祸害，狭隘短浅是祸害，倾轧欺诈是祸害，阴险刻薄是祸害，流荡放纵是祸害。

为什么说没有学问是祸害呢？凡是西方之所以富强横行地球的原因，不在于其器械军队，而在于其学校。凡是遍布大地之上，号称文教国家的，圆头方脚的男女百姓，没有不有学问的。刚离床的孙子，襁褓中的婴儿，就用日常图器来教导他们。像船舟、铁路、电线、筑堤、连屋、铺路、造桥的工程，都做成分可合的小模型，来练习其事。当他们乳臭未干，童年未过，制造的精巧奇异，手足的灵活便捷，已经压倒他们的长辈了。等到他们童年时期，也不分男女，进入小学，教导他们数学与方位，名称地图，天球，音乐，图画，历史，礼仪教化。那些不入学的人，惩罚他们的父母。所以全国没有不识字的人，不仅识字而已，全国没有不粗通天文星辰，地球，万国物产，图算，历史的人。然后选拔其中的才俊升入郡学大学，那些不能升学的，退回去做农民，做工匠，做商人，做士兵，也都学问有本源，足以考察植物之学，制造之书，万货之源，军事之事。乃至聋哑残疾，都有新法来教导他们，然后国家想要有所措施指挥，才能顺应其意而趋向其功效，以完成其事。至于其课程的精密，层级的次第，师范的专门，无论大小，没有不有学问的。下至裁缝、土木、油绘、雕刻的技术，都简册繁巨，师传深美。而大学中谈论算数、医律、各国方言，以及格致的

译化学、光电学、重声学、光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灵魂学、魄学、天地之学，广泛陈列图表仪器，大量收集各地见闻，用来观摩学习。那些能够撰写新书、创立新学说的人，又有清贵的官职和高等的科第来奖励引导他们。那些年高德劭的通达之人、大学者，又各自根据他们所专精的学问成立学会，用来考察研究。英美等国，一年所出版的新书，都有两万种，比起罗马、意大利四千年来的著作，以及中国《四库全书》古今所著录的书籍，相比之下就显得狭隘了。那些做学问的人，凭借王子的尊贵身份去学军事，就充当水手和士兵；凭借女子的卑贱身份去学法律，就成为法官和学师。凭借他们才华出众者众多，通晓广博者众多，专门研究精深，阅览练习熟练，然后根据其专业授予职事，录用其通才举荐为议官。他们层级累积严密而条理繁多且切合实际，所以在内政、外交、大型工程、重大役事、开拓土地、殖民开发、制造、通商等方面，凡是有所举措、指挥、变革、兴建，都足够胜任。就像用木材做椽子，都足以应对国家的需要。遇到艰巨奇险的任务，又能穿天凿地，推陈出新，令人惊异如同鬼神。所以英国、荷兰等国，凭借小小的土地，一支军队的兵力，驾驶小船，跨越重洋，越过数万里，而能统治全球，凌驾于中国之上，是有原因的啊。我们中国之所以虚骄自恃，不是因为自夸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而是自认为是一个教化完美、文章礼乐极盛的文明大国。然而考察四万万人口中做学问而受教化、识字的人，妇女不能入学，以没有才华为福气。习惯上不教导，不识字，稍微玩弄笔墨，涂画颜色，填写韵语，就被称为闺秀了。这不能算做学问，既然没有女学，那么四万万人口就减少了一半。深山幽谷，苗族、瑶族等杂俗之地，男女在旷野同浴，百里之内没有启蒙学校。至于滇黔交界，邕州、广州边疆，言语不通，百姓不识字，听命于巫师。设立县治建立学校，士人少于名额，有考生八人而学额十三人的情况，被前人讥笑。况且“二字”大有开讲的意思，使者巡视到来，不能不录取了。推及陇蜀边疆，新疆蒙古的风俗，更加超过这种情况。其他奴隶、蛋户、乐籍不得参加科举做官的人，都安于自己的本分，世代愚昧，不敢读书以求知识。至于耕种的农民贫穷，做工的人卑贱，乡村没有义学，门第不是世代习文，家中没有诗书，家里缺乏衣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读书识字，希望如同云天般遥远。二万万人口中像这样的，大概十之有九。那么全中国读书的人，大概不过二千万人罢了。

译因此，民众数量众多，而读书人却很少，仅仅相当于西方的小国。如果他们的教育有道理，学习有方法，尚且不足以抵挡英、法、德、美等大国。等到考察他们教育的方法，儿童牙齿尚未换完，就让他们学习平治天下、无声无臭的书籍，这些书他们连粗略的认识都没有；或者让他们学习那些诘屈聱牙的深奥内容。甚至孔子这样的圣人，五十岁才学习《易》；孟子这样的贤人，终身不敢轻易谈论《易》，而乳臭未干的孩子，却日夜诵读它。义理并非不正确，但他们必然无法理解，这是可以断定的。然而，如果讲解经典铿锵有力，训诂有根据，善于循循善诱，能够让人理解，那还可以。可是教育者的方法，只要求诵读，不追求理解义理，用骑竹马、打细腰鼓的孩童天性，在应当舞勺、舞象的年纪，人不是泥塑的，却强行让他们像囚犯一样；地方不是刑部，却只听到敲打，没有歌舞，那么身体不健壮，脑髓受损，那么性情不灵敏。不健壮则身体虚弱，不能承担事务；不灵敏则心思迟钝，不能产生新思想。没有比破坏儿童的天性更大的危害了。等到他们壮年，血气方刚，但心力已经衰弱，不能穷尽智慧、极尽思考。因为心已经受损，儿童学习没有方法，即使有聪敏的才能，也不过是效仿声律、帖括的作业。至于度数、地图之类的事情，即使是非常浅近的，也未曾稍加过问。然而因为帖括的缘故，得以考取高科而跻身权要，于是有词馆的英才，询问四川是否靠近海边；日本是在东边还是西边；有外部的要员，说澳门在星架坡之外；如果是亲藩极贵，询问安南在哪里，是否与广西相近？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割让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等六千里土地给俄国，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割让土地未曾有过的事，而朝廷却似乎不知道。其他割让黑顶子、帕米尔给俄国，分割缅甸土司给法国，割让野人山给英国，都对地名茫然无知，哪里谈得上安抚拥有这些土地呢？这与市井愚民自己剖腹挖肠，有什么不同呢？追溯祸患的根源，是由于儿童学习没有方法造成的。从前在酒席上，满座都是通人学士，有人询问一里究竟有多长，没有人能回答。通学能读万卷书，却对一里的长度无知，这是因为儿童时期没有度数之学的缘故。曾经见过乡里的子弟读书十年，诵读群经，书法模仿六朝，笔画遒劲，却不能写一封信，最终去经商。唉！像这类人，难道天下不痛心吗？两千万人中，识字而不知其义的，又占十分之九，剩下的两百万人，是士吗？是士吗？将是拿着笔杆、穿着青衿去应试的众多学子了。因为要搜检，所以熟读四书朱注，然后才允许诵读五经的文章；因为要抄袭，所以每天从事割截枯窘缩的题目，以求符合主考官的心意。自从元朝延佑年间，以朱注四书设立学官，并用来考试士人；自从明朝洪武年间，以八股为体制，并用来选拔人才。难道不是因为四书是孔子义理的宗门，朱子是近古儒先的粹博？以此选拔士人，趋向必然端正吗？然而义理成为格套，流于戏曲；文体致力于防弊，流为割裂。于是上面考试士人的，敢于侮辱圣言而不顾；下面讨好上面的，敢于做杂耍而不惭愧。久习成风，视为应当如此。而中国两百万的生童，呕心沥血，以求精通这种割截的文章，穷尽老气，直到白发苍苍；如果不让他们穿青衿，还不允许他们谈论孔子的道、四书的义、朱子的学。谈论孔子的道，如此狭隘，怎么寄托其道呢？从前王荆公创立变经义之法，说：“本图变学究为进士”，岂料变成进士为学究？如果由现在的方法推之，本倡导孔子义理之学，以端正士人的趋向，岂料倡导侮辱圣言、轻薄之风，以败坏士人的习气？况且天下的才俊，无不始于童生；而天下的学问文章，无不先为割截，以慢侮轻佻无理的题目，取慢侮轻佻的文章。那些有司为国家培育人才，为国家进献贤才，为士人端正风俗，竟然忽然做出这种事吗？既用纤小裹住两万万妇女的脚，又用这种纤小裹住两百万士人的心。裹脚不能行走，则弱；裹心无所知识，则愚。又弱又愚，想不成为臣妾能吗？这是有司的罪过。况且学额很狭隘，考生很多，每年考试都有割截的文章，法规很繁杂，一天不练习，手就生疏如荆棘。于是终身从事于此，而没有闲暇稍加窥探文史。有民贼陕人路德，又秘密制定三尺法来约束他们。谬种流传，高天广地，世界无限，被这种文章囚禁，囚禁我两百万士人，囚禁我世世代代两百万士人。禁锢他们的心，封闭他们的眼，务必使两百万人世世代代没有知识，而有司顺从他们。所谓殃民之贼，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童生是秀才的父亲，举人的祖父，进士的曾祖父，而公卿的高祖。种子已经坏了，将怎么办？西方教育士人，多方希望他们的民众智慧；我们中国教育士人，多方却希望他们的民众愚昧。等到民众愚昧到极点，国家无法立足，即使想要有民众，有士人，哪里能得到呢！

因时变法论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有其势的，其

译机是什么？势，是形势逼迫使人不得不如此，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机，是时机稍早则条件不成熟，稍晚则错失良机，恰逢其时而又没有失去的契机。因此，古代的圣明君王，沉默静观以审察天下的形势，安静等待以捕捉天下的时机。当形势已经到来，时机可以把握时，就迅速行动、急切奔赴，如同阴阳变化难以测度，四季更替难以预知。然而，之所以不触犯天下的危难，不引起天下的疑虑，是因为他们引导形势，迎接时机，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强求。所以圣明君王处理政事，常常不费力气就能成功，不遇艰难就能获得成果。

从前，夏朝崇尚质朴，经过几百年就衰败了；殷朝崇尚忠诚，经过几百年也衰败了；周朝崇尚礼乐文饰，经过几百年同样衰败了。那么，圣王制定的法度，没有经历长久而不改变的。就像阴阳，有白天有黑夜；就像四季，有冬天有夏天。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衣；夜晚睡觉，白天起床。如果有人夏天穿皮衣，冬天穿葛布衣，就一定不适合身体；白天不起床，整夜不睡觉，就一定不能保养身体。昼夜冬夏，是自然形成的；而穿皮衣、穿葛布、起床、睡觉，则是人根据时节制定适宜的做法。

如今，与五大洲往来，环绕地球的，像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都奋发图强以求自强；而我们的官制没有更改，科举没有改革，兵法没有变化，律例没有更易，沿袭明朝的旧制，没有其好处却承受其害处。明朝的制度到明朝末年就已经衰败了，再经历几百年，到了今天，竟然变得臃肿僵化，一无可为，到了这种极端地步。近来，粤匪之乱，知道定额军队不足以依赖，而使用勇营，这是兵制本来已经改变了。然而事平之后，旧兵没有完全淘汰，勇营没有完全训练，以至于旧兵没有可用的，勇营也没有可用的，这是不改变兵法的害处。以至于官员冗杂的日益冗杂，科举败坏的日益败坏，律例繁杂的日益繁杂，天下人人都知道这样不能长治久安，却因循守旧、粉饰太平，苟且偷安于旦夕，这何异于坐在堆积的柴薪上，火还没有烧到，就认为稳妥，必定有一天突然爆发，手足无措，以至于不可收拾。

假如有一天能够转危为安，纠正偏斜使之端正，一定会说：“时机啊时机，不可错失！”那么没有比今天更合适的了。高丽之事，不能说不上天对中原朝廷的警示。近来我私下居住时愤慨，认为割让土地不值得痛心，赔款不值得吝惜，求和也不值得羞耻。从前太王、勾践有过这样的行为了，唯独这种懈怠散漫，昏暗蒙昧如故，蒙蔽遮蔽如故，攀附营私毫无廉耻如故，懒惰萎靡不振作如故，那么我们长期被五大洲所削弱，而其祸患到了不堪询问的地步。衣服帽子破旧了，一定要取来改换；琴瑟声音不和谐，一定要取来重新调弦吗？天下如此之大，难道漏洞了没有人修补，倾倒了没有人扶起吗？现在下一道命令，改变一种法度，将昔日的弊病彻底扫除廓清，向天下表示重新开始，那么百官不会阻碍，万民不会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痛切的本源在于眼前，震惊恐惧之心，惭愧奋起之念，足以开启昔日沉疴痼疾，让沉睡的人醒来，让蒙昧的人明白。所谓形势已经到来，时机可以把握，君王顺应人心而治理，凭借失败而成就功业，转化祸患为福泽，下令如同流水之源，今天正是如此。

译防备夷人的策略

欧阳柄荣

自从海禁大开，夷人的船只纷纷聚集，这是古今的一大变局。魏源的《筹海三策》和《四论》，只是针对道光年间的情况。左宗棠在序言中说，他所设计的方略并非全部可行，但大体方向不能改变，这确实是确切的论断。如今与咸丰、同治年间相比又发生了变化，与光绪初年相比也稍有变化。于是根据我的浅见，姑且陈述一些末议。魏源已经提及的，不再详细叙述。过去防备夷人，专门在海口和内河；现在则兼顾边境。英国人在烟台议约时，擅自加入允许藏兵的一条，这不仅仅是注意藏地，而是想开辟通往云南、四川的道路，作为陆路通商的捷径。法国夺取越南，也是英国的志向。然而英国则连番民也能阻止，法国则兵力也难以抵御。虽然法国比英国更加骄横，也是因为中枢大臣被积威所胁迫。现在法国声称要占据福州，这就是英国人在道光末年声称要直捣阿瓦的故技，如果也像缅甸那样被其恐吓，不仅难以指望普鲁士的援助，甚至会有愧于马达加斯加。我私下计算，法国军舰不过二十多艘，法军士兵不满五千人，即使他们真的想一战，无论胜败，普鲁士和俄国必定会趁其弊端；即使侥幸获胜，洋人既然保持局外中立，汉奸也断绝勾结。他们的军火、煤炭、大米、淡水、马匹，也难以接济。我们如果奋起一战，无论主客、劳逸、众寡、顺逆，都相差悬殊，可以预料必胜。即使不胜，法国的疆域不过像佛狸那样，现在的政治难道不如元嘉年间？他们仅仅得到一个臧质，尚且不让敌马饮江，这里有几个檀道济，何至于牵动全局？况且法国不难对付，也是显而易见的。刘团义旅几千人，最终能够覆灭敌军、杀死将领，现在全国同愤，十倍于刘团，法国只敢出声造势而不采取实际行动，正是畏惧这个。英国、俄国各国都以此作为进退的依据，如果不战而和，三年内外，英国必定越过独吉岭，俄国必定越过兴安岭，高丽、暹罗、缅甸、西藏等藩属国必定难以保全。中枢不答应赔款，计策确实是正确的，而最终不肯开战，不是因为战争难以保证必胜吗？不知道事情没有完全有利的，也没有完全有害的。李密只因为违背柴孝和的建议而驻扎东都，所以由易胜变为失败；庄宗只因为听从郭崇韬的建议而袭击汴京，所以由转亡变为生存。自古英雄举事，因为顾虑太多而导致败亡的，数不胜数。如果不是豪放无前，像唐太宗那样，没有谁能做出超常的举动，建立非凡的功业。趁着机会消除后患，只在于决断与否。防备夷人的近策有八条，远策有四条。

一曰办团，以壮大声援，沿袭保甲的成例。切实执行，虽然不能抵御外寇，确实可以肃清内奸。至于渔团，其益处尤其大。

二曰筑坞以保护炮台，不要重蹈道光年间虎门、定海、上海、山海关的覆辙。

三曰挖掘地洞以躲避开花弹，然而入洞躲避，只是暂时，出洞抵御夷人，虽然多且有利，也难以迅速推进。

四曰联合刘团以收复东北圻越南故所失地，刘团能够收复，就把它给予刘团，并答应竭力援助。刘团不灭亡，不仅两圻难以被法国占领，有西贡、海防的商务，必定多妨碍法国，虚名而收实效，这类就是如此。与自行守御相比，难易显然。

五曰招募善于潜水、胆大勇敢的人，以便出奇制胜，邓廷积在南澳，梁体群在粤东，某委员在仁浦，就是明显的效验。

六曰制造平原战车，以备陆战，天津地势平坦，陆路尤其难以堵御，夷人行军愤用小舟渡军登岸。倘若使用林则徐剿灭青海番人所制的陆战车，教习车战津防，尤其可以无虞。

七曰学习使用测量法，以期必中，不要专用丁监生的旧式，应该兼仿欧洲人的新制。

八曰讲求攻击海船的方法，以期必破，邓廷桢、林则徐都有成效，现在船只虽然比过去坚固，如果聘请西人谨慎寻求，未必就没有方法。以上八条，都可以立即办理。

至于难以立即办理而终究不得不办理的，又有四条。

一曰增设领事，以保护商民而占据冲要之地。南洋群岛华人有几百万，应当在各岛分别设立领事，特别派遣大臣驻扎新加坡，总理一切事宜。新加坡一埠，自从苏彝士运河开通后，就成为海道的咽喉，四方电线文报都汇聚于此。此处声势联络，人心固结，足以统领万国，节制两洋。

二曰练习海军，以巡弋外洋而巩固内地。兵器的使用，拘泥于一地，多也显得少；变动周流，少也显得多。我们的军队只因为难以出洋巡逻，所以被外夷轻视。如果训练海军数万，分布南洋各岛，时常出大洋，习惯风涛，熟悉形势，使之成为海外雄师，尤其容易出奇制胜。即使寇贼绕道入侵，可以使其腹背受敌，或者又分军攻击其要害，夺取其粮饷。夷人能攻我，我也能攻夷。与海疆万里，汊港纷歧，节节设防、备多力分，只被人制而不能制人相比，相差远了。外可震慑诸夷，内可屏障各省。星使幼樢的一疏，是当今筹海的第一要着。

三曰考取洋学，以广人才而供驱使。应当在南洋各岛兴立书院，训课洋学，翻译汉文，考试一律按照内地生员的定制，给予顶戴，选拔优秀者咨送总理衙门，以备任用。此后办理中外交涉事件

译对情况必定能够熟悉，措施必定不会违背常理。至于制造、管驾等事务，从西方学问中汲取知识绰绰有余，与特意派遣年幼子弟分头到海外学习相比，花费少而人员少，其效果如何呢？第四是整顿边防，以联合藩属国而杜绝奸诈的图谋。越南、缅甸、暹罗、西藏，世代修好职贡。越南已经依附法国，缅甸也受制于英国。暹罗地处缅甸和越南之间，不便于海路交通，稍容易自我保全。在缅甸的阿瓦、暹罗的宾角，或者仿照驻藏大臣的旧制，各设置领事一人，联络声气，坚定他们内附的诚意。越南的覆辙，或许可以避免重演。恢复八关九隘，招抚野人、生番，再将南甸营都司移驻蛮允，在野人境内设置塘汛，疏浚新街江的滩浅，声势既已贯通，粮饷运输也方便。这大概是缅甸的大致方略。修缮江孜、定日、帕克里等地的边防，廓尔克、布鲁克巴两部，虽然是弹丸之地，尤其应当用恩信安抚，无事时可以依靠他们保卫边塞，有事时可以让他们充当先锋。这大概是西藏的大致方略。东三省是国家的根本，伊犁北路是门户，蒙古各部是西北的屏障，想要巩固伊犁，不仿效西方人的方法，兴修铁路，增设电线，那么奏报就会延误，转运就会劳累，怎么足以实现长驾远驭？想要巩固东三省，不实行张洎的策略，沿边建立三大镇，各统领数万军队，鼎足而立进行防守，那么形势就会单薄弱小，所谓拥有城池自我固守，却不能出战，怎么足以互相策应？至于过去因为厌恶他们强大而压制他们，现在因为怜悯他们弱小而扶持他们，六国对待土耳其，没有不是这样的。堂堂中国，难道智慧反而低于欧洲吗？蒙古各盟，固然不能任由公羊冲撞。这大概是东北的大致方略。

译回答日本人关于振兴亚洲的提问

姚文栋

我希望亚洲各国的君主，每年在天津聚会一次。我希望亚洲各国的海陆军大将，每年往来聚会数次，这样情意就能联络，彼此间的界限就不会产生了。我希望亚洲各国的才人学士，召开一次大会，共同辩论探讨，以研究富国强兵的方法，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的策略，这样知识就会日益开阔，人才就会奋起。大体上亚洲的局势，以中国为主，日本为辅，如同兄弟手足，气息相通，齐心协力，那么进可以经营欧美，退也能屹立不倒，这是从统筹亚洲的角度来说的。如果只从中国方面考虑，那么中国地广财丰，一面濒临大海，作战防守都方便，原本不必依赖日本；而从日本方面考虑，则日本四面环海，如同老虎处在平原，没有背靠险阻的地势，倘若强邻挑起争端，兵船从四面聚集，如同被长期围困，此时如果能得到我的援兵，那么人心就会壮大而国力不会屈服。凡事不推究到极端，就看不出真相，所以我推究极端来论述。那么亚洲的联络，对日本来说是最切身紧要的，而如今的失误，都由日本承担，为什么呢？琉球一案没有解决，那么我与日本之间的隐恨未能消除，而朝鲜也不能不对日本产生怀疑，怎么能得到真正的和睦呢？琉球即使得到，也不过是石田罢了；南疆的形势，也不取决于此。为了这点小事而耽误大计，我无不对谋划国事的人失去方向感到慨叹。

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

薛福成

奏报强邻环伺，世变正急，谨陈述愚计略备，供采择，恭敬呈折，仰求圣鉴。臣广泛考察地图，远查史籍，知道我国疆域之广，超过汉朝唐朝，而超越宋明数倍。只有元代极盛之时，差不多足以比肩，然而元代的塞外各部，不时自行分裂，不如我圣朝一统无外，控制得当，形势之雄壮，治平之久远，人民之众多，确实无人能比。自从泰西各国航海东来，起初不过是借着互市的名义，追求微薄的利益，相处久了，逐渐产生违言，衅端之起，仅在五十多年前，谋臣议论不一，忽和忽战，屡次失利，纷纭超过二十年，而元气已大损了。后来更定约章，稍持和局，外患的迭起，环生者几乎无岁无之，中外筹议，不能不以防海为重。险要之地扼守，荒芜之地开辟，军队缺额设立，人才缺乏训练，器械精良购买，技艺优良学习。已经经过忠臣重臣，内外合谋，苦心经营也超过二十年，中国声威稍稍不同于往昔。然而涉海之区，回环万数千里，布置已经难以周全，况且艰难于物力，缺乏人才，限于时势，拘于议论，措施不过十之二三，而狡寇窥视逼迫的大势，又不仅在海而在陆了。臣私下考察英、俄、法三国，是欧罗巴著名的强国，其国都都距离中国三四万里。他们知道西洋大小诸邦都能自立，难以逞雄图，未肆西封，于是劝东略。英国人起初借着公司的力量，蚕食五印度，不久沃壤数万里尽为所并，于是与我的西藏为比邻，近来又胁迫服从阿富汗、克什弥尔、巴达克山、什格南诸部，为英国其大势骎骎向北，已经越过葱岭而与我的回疆相接，南并缅甸而云南的迤南、迤西悉与毗连了。俄国自兴安岭以外，东传到海，包我黑龙江全境暨外盟蒙古、乌海梁诸部，西越新疆诸城，地势尤为广远。自从咸丰年间以来，索取旧地而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河以东勘界一旦失误，缩减土地数千里，至今西人动辄借口，说为中国不重视边地的明证，侵夺之谋无时或息。俄国又于同治年间，乘我内寇不靖，稍微以兵力吞灭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布鲁特诸回部。从此俄国疆域也接回疆，其地环绕我三陲，回环殆不下二万余里。法国自从争得越南，随即胁迫夺取真腊一国归其保护，近来又侵割暹罗湄江东岸之地。边疆愈固，气势自雄，而两广、云南边外在益以多事。由此看来，中国东南两面大海环绕，其自东北以至于西南，则三强国之境环绕。防于海者，动虞诸国窥伺；防御于边境者，日与三国周旋。至于南洋诸岛，星星罗列，昔人所谓海外杂国，东南际天地以万计，按时候风潮、朝贡的，今已为英与荷兰、西班牙三国的外府，竟无一岛能自存的。这大概是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了。然而还有可希望的，说：他们虽然盛于一时，终将衰于异日。但是臣观察西洋大国图治的根本，颇有条理，英、俄、法都创国数百年，或近千年，炎炎之势不始于今日。如今他们制胜之术屡变益精：舟车则变为火轮了，音信则变为电传了，枪则变为后膛了，战舰则变为铁甲了，水雷则变为鱼雷了，火药则变为无烟了，窥敌则变

译于是使用气球了，夜间照明则改用电力灯了。泰西各国的学问，互相竭尽智力，往往能够驾驭水火，吞吐风雷，新技艺层出不穷，几乎没有穷尽的时候。他们依仗强大、炫耀威力的器具既然如此，然而还有值得安慰的是，说：他们既然与我们和好，未必会立刻怀有奸诈的阴谋。但是国家必须自强，然后和好才可以依赖。制服敌人而不被敌人制服的方法，没有比铁路更好的了。英国的铁路一条已经抵达西藏边境的大吉岭，一条已经到达云南边境的新街。俄国的铁路将从塔什干趋向浩罕，近来又经营西伯利亚铁路，向东连接珲春、海参崴；法国开辟铁路以通商货，已经由河内直接通往谅山，而我们却没有一项足以应对的。俄国人移动我国界碑、胁迫我部族的事情时常有所听闻，近来帕米尔一战，终究没有摆脱占领土地的旧伎俩。英国人极力争夺野人山地区，印度各官员志在分割占据险要之地，侵逼云南边疆。臣因为云南分界一事，知道了他们的隐秘用心。法国人注意云南南部的各土司，已经显露端倪。他们既然撤去了我们的屏障，稍久必定窥探我们的核心区域。他们贪得无厌的情形又如此。事变如此棘手，时局如此艰难，都发端于此。几十年来，自从开辟以来，圣人所缔造、礼乐制度所覆盖的，没有比中国更盛的。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这是燧人氏、伏羲、轩辕所料想不到的，尧舜、周公、孔子所防备不了的。现在想要用柔和之道应对，就会招致侮辱而他们的意图难以满足；用刚强之道应对，就会引发争端而我们的力量难以支撑；用旧法应对，就会违背时势而局势有所穷尽；用新法应对，就会因地域不同而风俗有所隔阂。交涉的事情一天比一天繁多，应付的时机一天比一天困难，实在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只有通达变化才能持久，顺应时势才能制定适宜的对策。自古盛世，有的因多难而保全国家，有的因深重忧患而开启圣明。臣愚以为皇上正值古来未有的奇特局势，也应当施展古来未有的宏大谋略。英国土地众多而势力分散，俄国土地辽阔而人口稀少，法国政令繁杂而百姓困苦，他们有所长也必有所短，我们有所短也必有所长。如果真的能舍弃短处而汇集长处，并且趁着他们的短处尚未找到对付我们的方法，那么困难的事情会更加困难；如果掌握了关键，那么困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容易。臣请求选择那些简约而容易实行的措施，向圣明的君主陈述其大致要点。

译第一是激励人才。所谓人才，是指什么？平时天下太平无事，就以辅佐盛世为贵；时局多事艰难，就以宏大济世、克服困难为先。道德的蕴藏，忠孝的情怀，诗书的韵味，这是人才的根本素质。而谈到在今天的实际运用，就必须寻求通晓时势的英才，精通器械技术的通才，熟悉水陆作战的将才，联络中外交流的译才。根本素质与实际应用兼备，是上等人才；根本素质稍少而实际应用较多，是次等人才。在风气刚刚开启的时候，必须有巧妙的方法来鼓舞激励，人们自然就会磨砺自己。等到豪杰英才竞相进取的时候，必须选择贤能之人倚重任用，事情就不会杂乱无章了。人才的振奋，暗中依靠的是朝廷的精神鼓舞，有具体的奖劝措施，培养人才就有根本；培养人才有了根本，使用人才就不会穷尽。至于广泛设立学堂，随地教导百姓；多选拔学生，出国学习，也都是储备人才的重要方面。

第二是整顿武备。欧洲各国靠战争立国已经有一两千年，凡事都有专门的名家。所以中国训练军队不能不参考效仿西方的方法。海军效法英国，陆军效法德国，已经稍微见到成效了。但是北洋以外，推行还不广泛，还不足以建立威信、消除隐患。况且谈论今天的海军，不在于突然扩大规模，而在于精简核实名实；不在于匆忙增添船只，而在于增加训练技艺。等到成效足以与西方军队相抗衡，再援引昔日化一为三的建议，扩大分布，那么海疆自然就可以无忧了。至于各省绿营特别疲弱腐败，前任总督巡抚曾国藩、胡林翼早已说过。似乎应该先在临近边境且与英、俄、法相近的地方，稍微将绿营改为练军，按照旧有的军饷供给新式火器，用西方的方法编制管理，逐渐消除废弛拘谨的习气，以免被西方人嘲笑侮辱。又查访到有可以屯垦的地方，不妨酌情设置练军，或者仿照漠河金矿的例子，允许公司集资开矿，练军自行保护，随时操练，以备调用，似乎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三是疏通利源。西方各国竞相筹划使百姓富裕的方法，然后自治自给才充裕。正如我所说的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也不是国库充盈不行。生财的大端，在于振兴商务。商务以畅销土产货物为关键，想要运输土产货物，以创建铁路为基础。现在国家已经筹划修建山海关铁路，希望逐渐通达东三省，这固然保护边境的至计。但是地势稍微偏僻，土产货物不兴旺，还需要每年补贴巨额养路费用，恐怕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想要使这条路广泛吸引商货，化贫为富。似乎不打通内地铁路就不能成功。内地铁路的地段，仍应查照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原议，分别筹措费用，从汉口开路，抵达芦沟桥而到达山海关，那么秦、陇、楚、蜀、晋、豫的土产货物，每天出产越来越多，转运输送更远，商业利益自然丰富。一定会有自行集资的公司，依靠干路修建支路，不必由官府筹划。逐渐假以时日，四通八达，富庶的机遇蒸蒸日上，不仅有事时征兵运饷方便而已。我又曾阅览光绪初年各海关贸易总册，洋货入口与土货出口，价格足以相抵。近年洋货突然盈利，土货突然亏损，中国每年耗银多达三四千万两，就是因为洋布、洋纱畅销的缘故。这些物品出自机器，洁白匀细，省工价廉，华人都乐于购买使用，而中国的织妇、机女束手坐困的，何止千百万人？现在上海、武昌都已购买机器设厂织布纺纱，天津也有纺纱的计划，确实应该推广到各省及各郡县，官府设法提倡，广泛招募殷实商人设局分管，优免税收厘金以便资鼓励，收回利权，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其他养蚕缫丝的方法，植茶焙叶的方术，炼铁开煤的学问，一一讲求整顿，难道不是利用厚生之政，探本握要之图吗？

第四是重视使职。从前汉武帝下诏举荐茂才异等，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远国家的，西洋各国有的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任全权公使，有的以资深望重的总督出任全权公使，他们看待使职与将相并重，大致上宰相襄助内政，使臣襄助外务，外务与内政相互表里。将臣崇尚武力，使臣崇尚文辩，文辩与武力相互补救。有百年边境安宁之计，决定于三寸舌头，富弼出使契丹就是例子。有一介行李的奔驰，胜过十万军队，陆贾出使南粤就是例子。当今英、俄、德、法、美几个大国，各自挟持优势相互欺凌窥伺，事情体例又与古代不同，他们与我们订立条约、通商、划定边界，动不动就有大利大害潜伏其中。我曾说国家势力的振兴，不完全依赖战胜攻取，只要能在交涉几个大端上措施合乎机宜，恢弘张扬自有明显效果。总理衙门所依赖的耳目、手足、心腹，没有比使臣更重要的。中国古代多有卓越之士，但是现在稍微难以选拔，是因为没有预先讲求培养。西洋长久保持强盛的业绩，但是现在尚不枯竭于使用，是因为能够逐渐训练。恳请树立标准，明确激励劝勉，那么风声一传播，足以奔走天下，使人人以经世济民为先，以远谋为急务。上面所重视的，下面也重视；下面所重视的，效验自然跟随，这也在于圣意的专注而已。以上四端，类都是劳臣所经画，圣主所施行。臣不过稍请变通它，扩大它，使用

译力量既然专一，收效自然加倍，希望借此缓解外患，巩固国家根本。大致来说，英国人坚韧，俄国人倔强，法国人蛮横，而探究他们狡诈的谋略，则都达到了极致，实在让我方有应接不暇的苦衷。然而论及我国固有的实力，如果善于运用，未尝不被他们深深忌惮。如果真能使经营管理日益宏大，贤能之士日益奋发，必定能善于审察这三个国家的变化并加以防备；即便慢慢等待这三个国家衰落再加以制服，也是可以的。倘若因循守旧而不早作打算，那么敌人已经逼近，祸患已经深重，危乱不安，无法终天了。《诗经》说：“心中的忧愁啊，痛苦得像头痛一样。”微臣奉命出使四个国家，稍微目睹了外洋的情势，敢献上我诚恳的愚见，不胜战栗彷徨之至。所有关于强邻环伺、世变正急的情况，谨陈述愚拙的计策，缘由理合，恭敬地写密折呈报，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