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　理财部十四　盐务

译为了谋取暴利。又说虔州的官盐从淮南运来，因受潮而品质恶劣，分量不足一斤，价格却高达四十七文。岭南的盐贩进入虔州，用一斤半抵作一斤，盐质纯白不杂，售价二十文，因此虔州人都吃岭南盐。虔州就是现在的赣州府，宋代时多次讨论都未能定论，如今终究还是吃广东盐。每年秋冬农事刚结束，常常有几十上百人手持兵器、打着旗鼓，往来于虔、汀、漳、潮、循、梅、惠（州）、广（州）这八个州的地界，所到之处抢夺百姓的粮食布匹，掠夺妇女，与巡捕的官吏士兵格斗，有时甚至造成杀伤，于是便起兵为盗，依托险要地势，官府抓捕不到，有时就赦免他们的罪过，招安他们。元末的张士诚，就是凭借盐贩的身份而盗据吴会地区，那些小规模的经营贩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从未断绝过。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盐的地区，而民间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而来，淮盐颜色青黑，比官盐要好。等到我游历大同，所吃的都是蕃盐，坚实细密精良，这是地理条件的便利，不是国家法令所能禁止的。明明知道无法禁止，却设立巡捕的规章，以查获私盐的数量作为考核，每季规定一定的数额，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啊。宋嘉祐年间，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年龄上书，请求免除供给茶农的本钱，放任茶农自由买卖，而官府收取租钱以及在各地征收的税款，归入榷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粮的费用，这样可以疏通利源而减轻民力。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诏书说：“历代积弊，一旦得以消除，定为常法，不再更改。”因此，即使到了王安石执政时期，对于茶法也没有改变，这个说法可以通用于盐税制度。

译盐法论

曹一士

天地有自然产生的利益，本来就是为百姓而生的。为百姓产生利益，却不允许百姓获取，那么利益就会壅塞在上层，下层百姓就有被断绝生计、走投无路的忧患；然而如果允许百姓获取，却完全不把权力掌握在上层，那么豪强宗族和狡猾官吏就会操纵物价的涨跌来趁时而牟利，最终利益归于奸人，百姓反而更加困苦。天地自然产生的利益，没有比盐更重要的；而把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上层的，也没有比盐更彻底的。那些议论盐法的人，把海禁的谋划以及聚敛庸税都归罪于桑弘羊、孔仅的法律，甚至上溯到管仲，唉！耕作开凿变为井田制，井田制又变为阡陌制，形势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如果听任盐自生自息，而没有人为其严厉禁止，我看海滨的百姓，也会在煮盐的薪柴和盐卤之间每日寻找争斗了。有圣明的君王在上，即使没有管仲那样的贤臣，难道不会兴起并大力防范吗？禁止盐业私贩是正确的，而用来禁止的方法，本来是为了使百姓获利。考察古代，盐法屡次变更，大体不出收取盐本身与征收盐税两个方面，官卖与商卖两种手段。比如齐国，计算钟釜的数量由官府出售，又征收并积蓄起来；汉朝，凭借官府器具设立盐官和牢盆；东汉，卫觊请求设置使者监督卖盐，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陈文帝，设立海盐税；北魏宣武帝，设立盐池税利，直到永熙年间，在沿海设置盐场。唐朝开元年间，盐池有租，盐井有钱，拖欠的就平均征收于户。至于收取盐后转手倒卖，商人设置亭户来管理丁役，设置巡院来捕捉私盐者，这是听从刘晏的请求。宋朝雍熙年间，命令商人输送粮食到边塞，增加价格给予颗粒盐和末盐；端拱初年，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输送粮食到京城，优厚价格给予江淮盐；直到在真州建立盐仓，等待漕船空回时就装载盐散到江浙湖广，这是本于李沆的建议。明朝参用汉、唐、宋的法律，洪武年间，每个丁口给予工本钞二贯，又给予草荡灰场，这就是官府给予牢盆的意思；又命令商人输送粮食到边关换取盐引，边关粮食充实而盐税不亏损，这是运用宋朝方法而得到的。自从宣德年间有了存积常股的名目，用八分供给守支客商，用二分存留官府，等待缺饷时召中人到来就支取价格，直到宏治朝，徐溥倡议而叶淇完成，命令淮商引盐全部输银给户部，送到太仓银库，分送各边关，这是运用唐朝转卖商人的方法，也没有大的失误。于是从成化年间，林诚奏定盐课的例子。用一半折银解送京城，一半存留盐场供给客商，于是不征收盐而征收银。遇到有佥补，就商议均摊赔偿。盐法开始与古代大不相同，私贩之徒有了借口的理由，而利益归于奸民，祸害丛集于贫民。延至万历年间，百姓困苦得很了。法律既然败坏，没有不穷尽的，穷尽而没有出路，于是必然有一条路。顺着形势不得不然而自然趋向它。在上位者因而给予它，那么百姓乐于其便利，而法律可以长久。那么现在商人买盐，而官府向商人取税，确实是不易的好方法。为什么呢？官府向盐场征银，而私贩增多，那么官府受害；官府向盐场取盐，而官吏上下其手，不免有压制勒索、折价亏损的祸患，那么百姓受害。哪里比得上让盐自产自卖，没有亭户总催的赔纳，没有各乡滨海的区分，商人自己收取，商人自己售卖，没有存积常股的滞留，没有折征给发的纷乱。这方法虽然与古代大不相同，而历代的积弊廓然清除，百姓所便利的，形势不得不趋向。于是道理上不能不出此法，所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律了。

然而商人计算盐引来买盐，盐引额度之外，商人不敢过问。而盐的产量，实际上不能用盐引额度来限制，于是私贩的弊端又丛生其间。官府从而设立章程说：“每年捕捉私盐应当若干，捕捉不及额度的有惩罚。”利益所在，即使严刑峻法，也没有人能制止，有早晨铁脚镣而晚上泛舟运盐的。不仅如此，这数十万游手好闲无赖之徒，既然没有闲田让他们从事农业，如果不做私贩，他们肯安然无事吗？况且上面的人定下额度而限制捕捉，这是明知盐的产量不尽在商人的盐引里。委托而抛弃它，却掩盖而取之，在道义上怎么安置？哪里不是天地所生，用来使百姓获利的东西呢？然而将听任其私贩而不禁止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百姓有不尽的利益，我本来就要把不尽的部分给予他们，而收取其余盐。”请仿照唐朝常平盐法，每年等待客商盐引充足后，就命令百姓用余盐具数到官府告买，官府给予价格，如同与商人市场的数量，登记并记录，而上报给运司。看那地方离盐乡远的，设置仓库安置守卫，如同积蓄粮食的方法。遇到年份雨水过多，盐或许不丰收，商人盐引告急，价格将要暴涨，那么运司就减价卖给州县，这是开始。盐场没有废弃的货物，用来利民的第一点；后来，市场没有突然上涨的价格，用来利民的又一点；而国家在盐引额度之外，也可以每年收取余盐数百万石，作为缓急的储备。这是刘晏所以使国家富裕而百姓不知道受害的原因。有人说：“官府与商人收取盐的价格，其不能如同私售的价格，是明显的。怎么保证百姓一定不出于私售呢？”回答说：“我岂止是收取而已，我仍将禁止它。”请为申明旧制：背负携带在道路上的不要禁止，离开

译如果千里以内的地方不要禁止；而在江海出入的要道，战船巨舰，巡逻哨探加倍严密。先前不征收而只是禁止，百姓眼睁睁地看着，心里疑惑：上面的人打算把这些剩余的盐放到哪里去呢？既然已经征收了，然后再加以禁止，违犯的人必定依法论处，百姓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像这样，为什么不增加盐引的额度，而一定要征收余盐呢？回答说：“有固定数额的叫作定额，没有固定数额的叫作余额。一旦增加定额，以后就不能再减少，况且商人正担心正课难以办到，又增加他们的盐引，谁愿意接受呢？”至于余盐的多少，要看晴雨情况，取决于勤劳或懒惰，不限制其数量，不强迫他们来交，这是国家用丰厚的利益来惠及贫困百姓，而不像对少男少女那样苛敛，这种算法不同于所说的坐地起价十倍，那么由官府征收并官府出售，与商人并行可以吗？这是争夺利益。汉献帝时因为流民失业，想凭借盐价购买耕牛鼓励耕种，偶然实行一次，这不是太平盛世所应该有的。韩愈所说的“追求利益还没得到，招致的怨恨已经很多”，不可以不引以为戒。有人说：“我之所以征收余盐，本来是为了让百姓获利，也不是为了损害商人。”这个办法实行后，私盐就会绝迹，商人的盐引不会滞销，盐价既不会高到伤害百姓，也不会低到伤害商人，百姓的利益，商人也一同得到了。既然商人和百姓，难道不是国家与自然之利共享的人吗？

译更定盐法

天津道郑祖琛

弊端没有比盐法更严重的了，而盐法的弊端，是由于盐引不能流通，盐价不能平抑降低，所以弊端在于商人，而不在于百姓。按照定例，沿海以及有盐井、盐池的地方，允许百姓开辟土地作为盐场，开畦设置盐灶，或者由商人出资购买，或者由官府出资收购，再转授给商人去经营。由户部发给盐引，在盐场领取，在批验所查验抽取，运往规定的销售地区，都按照盐引来统计数量。进入别人的辖区，就是私盐。同样是天地自然的恩惠，同样是朝廷耕种劳作的百姓，为什么要划分井界疆域，盐引的销售区域不能稍微让步呢？推究当初立法的本意，是计算人口来分配食盐，所以按照地域来发放盐引，又担心百姓吃不到咸盐，设立商人转运，使百姓没有匮乏的忧虑，这是非常完善的制度。实行久了，人口有增减的不同，道路有开辟的差异，而世代从事盐业的商人，就独占利益来祸害百姓，各种弊端因此丛生。在盐场出盐时，有偷漏的弊端，有夹带的弊端；在监掣查验时，有掌秤的弊端，有捆包的弊端；在途中运输时，有换驳的弊端，有改包的弊端；在口岸销售时，有加卤耗的弊端，有加三带的弊端；卖给水贩时，有搀和的弊端，有轻秤的弊端。甚至船户和商人互相勾结，江湖险阻，谎报沉没以销账，盐法的弊端始于商人，形成于运商，而百姓私自贩盐日益兴起。大概小百姓只追求利益，现在看到盐场可以不凭盐引就销售，也就没有盐引去销售；商人可以夹带运输，也就夹带运输。而商人借官府之名行私利之实，认为官引滞销，都是百姓私盐造成的危害，于是结交地方文武官员，从郡县到营弁佐贰，没有不被他们指使的，而四方游客，下至佣工贩夫，人人都觊觎盐商的利益。于是做商人的，操行如同贱隶，服用却比拟公侯，匣费磨单，公费私用，巡船卡栅，朝令夕改，假借巡缉之名，巡逻骑兵四处出动，对大股私枭置之不问，却每天捕捉步贩肩挑的小贩作为鱼肉。最终经费越多，成本越重，官盐价格高出私盐一半，即使驱使天下穷民都投入监狱，这种势头终究不能制止。持竿执梃，甚至成为盗贼的根源，何况邻近地区狡猾的商人，又随时根据盐价的贵贱，跨越盐引区域去补充。所以起初，商人与百姓争利；后来，商人与商人争利；地方长官又各自为了私利而庇护他们，他们的弊端哪里说得完呢！现在议论盐法的人，一说是裁减费用，二说是缉查私盐。无论费用不能全部裁减，即使裁减一二，盐价依然如故。无论私盐不能全部缉查，即使缉查千人，私盐依然如故。想要清除源头，不如全部免除，仿效古代刘晏的方法，在盐场就地征税，听任商民自行转运，那么百弊就可以消除。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下的盐场，除了奉天二十个不征税的外，其余一百零五个盐场，大池一个，小池两个，大井十六个，小井七千七百三个，都颁发盐引给商人以缴纳赋税。从前云南不颁发盐引，按盐井发给盐票；贵州则靠近湖南的吃湖南盐，靠近四川的吃四川盐，小百姓就近贩运，向官府纳税。现在都不再是旧制了。应该请求参照这两省的旧例参酌实行。凡是产盐的地方，每年计算产盐多少，像征税土地一样，责令场官招募场商管理，按盐场发给盐票，根据盐地确定赋税的多寡。场商向场官缴纳赋税，征收解送如同土地赋税的处理，无论远近，商民听任他们在盐场购买，并将赋税计入盐价发给官票，不限制盐引区域，允许随时转运，所在关卡凭票放行。年终则将盐票缴给州县汇总销毁，囤积者治罪。这样私盐就全部变成官盐，而国家的赋税也不会不足了。有人说：盐场有丰歉，盐场能确定赋税吗？回答说：那么怎么征税土地呢？盐场所产，即使有时因地而异，终究不能与盐引额度相差太远。如果说产出的盐不及盐引额度的数量，那么现在先纳税后运盐的，没有盐怎么运引？难道要责成运商赔偿吗？只有确切核算每年出场盐的数量，以正课配给，定为盐场若干引，应征若干课。盐多于引则为余课，用来弥补歉收年份减免缓征的不足。这必须严格规定场官征收的处分然后才能实行。

有人说：运商有河工报效的资金，他们积存的盐引分年带销，如果把正课并入盐价，不仅报效没有资金，而且盐引没有带销，不担心赋税短缺吗？回答说：现在的运商，名义上报效，实际是分年带销，从未年清年额，拖欠累累，不下千百万，有虚名而无实际救济，做什么呢？有人说：地方有远近，借商人的转运来稽查出入，不分盐引区域，那些远离产盐地的地方，商贩不到，百姓不就要吃淡盐了吗？回答说：这是不达形势的话。长芦、山东、河东、浙江、广东、四川、两淮，天下产盐的地方，与行盐的地方，近的百里、数百里，远的千余里、一二千里，从未有三四千里隔绝的，商民追求利益，梯山航海，以有易无，往来不绝。铅锡远逾万里，洋铜遥隔重洋

译洋地，而铜、铅、锡的用途，遍及穷乡僻壤，如果真能借由贩卖盐的渠道，富人带着资本前来，穷人挑着担子而至，这难道不是超过了从事该行业者的专利，从而危害百姓吗？

有人说：现在的私盐没有赋税，所以值钱，值钱所以贩卖的人多，如果盐场有赋税，商民又有什么利益而去做呢？

回答说：盐产自盐场，按斤计算，不过几文钱，正课所征收的，也不及一分银子，即使加上卤水损耗的折算、舟车运输的费用，也远远不至于像今天盐价这么昂贵。

今天的盐价高昂，是因为官府代为计算其利息和道路费用，并督促预先筹款，而且有余课需要搭销，有匣费需要应酬，有缉捕的经费，没有一项不归结到成本中，所以比正课的数额高出五六倍。

如果真能免除那些名存实亡的余课，听任他们自行转运，那么一切都没有费用，仅以盐场盐的自然价格，加上正课，每斤不过一分多银子，即使盐场产量有丰歉不均，盐民生计有高低不等，每斤加上也不及二分银子，商民不招自会来了。

有人说：一天没有盐，百姓就会受苦，所以规定价格，使其不至于囤积居奇，如果听任他们自行交易，百姓恐怕不便吧？

回答说：物品的盈亏消长，是自然的道理。百姓一天不能没有盐，也不能一天没有茶，天下征收茶税的，有的有引票，有的没有引票，然而从未规定价格，而百姓饮茶，并不觉得困苦。

现在所谓的规定价格，商人能够遵守执行吗？运商卖给水贩，水贩卖给子店，处处分销，层层剥削，有的借口盐船不到，有的托词卤水损耗，他们囤积居奇的情况依旧。

而且水贩必须遵循官定路程，乡间集市必须卖给子店，所以水贩、子店可以垄断专利。小民虽然犯法，却乐于吃私盐。

如果从盐场开始征税，那么出自盐场的都是官盐，没有地方不能通行，也就没有地方不能买卖。小民既然容易规避，商贩也就无法囤积居奇。放宽关税的防范，严禁囤积，价格没有不平的，百姓没有不便的。

像这样，朝廷有正赋的供给，官府没有虚耗的费用，百姓没有私贩的忧虑。而仿效刘晏的古法，恢复滇黔的旧例，与我们国家定课的成宪，又不相违背，似乎没有不可行的方法。

译关于盐课归入地丁不如征收盐税的议论

龚景瀚

我私下认为，甘肃的盐政，自从雍正九年废除民运制度以来，商人的财力已经疲惫，官府和百姓都陷入困境。以我所经历的几任官员的情况来说，中卫、鸣沙八堡，商人则是挨户轮流充当，盐课则是按户摊派。奸顽之徒抗缴拖欠，官府代为赔偿垫付；良善百姓受牵连拖累，甚至遭到重罚。这种危害，一半在官府，一半在百姓。平凉没有充当商人的户，前任官员命令百姓自行办理运输，但路途险阻，违禁私盐充斥，形势无法推行，不久也就停止了。年年由官府赔偿盐课，这种危害专门在官府。固原因由四五个富户合伙充当，三年轮换一次，盐课虽然没有拖欠，但充当商人未免遭受赔累。有财力的人千方百计谋求免除，胥吏、乡保都能从中上下其手，而不肖的官吏借此渔利。每当点换一州，便骚动不安，这种危害又专门在百姓。从这三个州县推而广之，其余的大致可以知道。不是累及官府就是累及百姓，然而官府受累必然波及百姓，百姓受累也必然波及官府，这是两种弊端并存的做法。您鉴于此，慷慨地思考变法，以解救这种困境，详细请求上级大员仿照雍正九年以前的办法，将盐课归入地亩，摊派征收，盐听任民间自行运输，这确实是消除弊端的良策，挽救时局的急务。然而立法必须在开始时谨慎，才不至于留下后悔。雍正九年以前，百姓按粮税贩盐，随地卖盐，那种办法与现在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那种办法没有弊端，就可以一直遵行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九年，平凉府忽然详细请求招募商人，上级官员又忽然允许呢？这说明当时的弊端，已经有不可胜言的了。大概盐课归入地丁，足以拯救目前的急难，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远的策略。为什么呢？缴纳盐课的百姓不一定都是贩盐的百姓，肩挑背负借此谋生，只有近地的各州县百姓可以这样。那些距离遥远，经过几站或十几站，用车载马运，运盐取利，不是有财力的人不能做到。有财力的家庭精于算计，一定不肯多置田产以逃避差徭，而是广泛畜养牛马，低价积聚高价出售，小贩都领用他们的资本，四处营运，获利共同分配，不缴纳盐税，坐享厚利。现在却让努力耕种的农民代替他们缴纳盐课，这不是重本轻末的做法，这是弊端之一。利权不可以假手于人，现在官府不配给盐，就没有人来经营管理，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聚集其中，趋利如飞，这是放纵他们去争夺。如同云贵的银矿、铜场，口外的金厂，处处成为事端滋生的地方，既不能驱逐，又不容易稽查，积久生奸，必然酿成事变，这是弊端之二。甘肃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而河东尤其严重，屯地更重，一田三赋，重的且不论，已民田赋较轻，监田尤其轻。近年来，幸逢丰收，尚且不能没有拖欠。现在突然加上盐课，又增加规纸价，以及减下平、规小锭火钱、官吏饭食等各种费用。盐茶地丁银六千五百七两二钱八分七厘，盐课费用为银五百三十六两七钱六分四厘八毫，所增加的几乎达到十分之一。固原地丁共银一万一千八百十二两一钱一厘，盐课费用为银三千一百九十三两八厘，则增加了十分之三。能保证不拖欠吗？以已经发生的事来看，泾州所属的盐课早已归入地丁。我曾为各处监交，其交代折中所开，从四十七年至今，官府代为垫付的，每年或千金，或数百金不等。这是名义上虽然不累及官府，但实际上仍然不免于赔垫。官府必须严刑苦逼，无可奈何，然后才甘心代为赔垫。丰年尚可勉强催征，一旦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死亡流徙，正项钱粮可以奏请蠲免，而盐课一定不能减少。这时仍将向百姓征收吗？百姓必然不堪承受；如果不向百姓征收，盐课从何而出？这是弊端之三。况且当时各州县分配盐引的多寡，并没有参照地亩的多寡。通都大邑则多，山僻小县则少。并不是通都大邑的百姓食盐独多于山僻小县。行盐虽然有地界，但四通八达的大道可以侵入。地界销盐多所以配引多，山僻之县无可通融，销盐少所以配引少。平凉一府销引三万三百七十张，而固原一处销引一万二百四十张，已占三分之一。静宁、平凉、隆德、庄浪盐茶、华亭六属仅占三分之二。这是因为固原四通八达，可以通融他处。

盐茶原额仅四百四十一张，后来协销隆德县二千零九张，合计为二千四百五十张，除去归并固原的四百二十六张，为引二千二十四张，招募商人办理运输，随时还可以酌情变通。现在如果归入地丁，则永远成为定额一成不变，多寡不一，苦乐不均，这是弊端之四。在变法之初，各州县如释重负，没有不乐意的，实行几年后，弊端立即显现，再想变法，势必难以实行，不如在开始时谨慎呢？谨按唐代刘晏治理盐政，只在产盐之乡设置盐官，由盐官收购盐户所产的盐，转卖给商人，任其所往，其余州县不再设置官员，官府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盐。史称江淮盐利，起初不过四十万缗，末年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用充足而百姓不困，弊端我私下认为美意

译良好的法令，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似乎应当仿照施行。在盐场确定税额，征收一次税之后，不再过问盐的去向，这样国家与百姓都能获利。查得花马小池每年定额发放盐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张，每年定额征收课银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两二钱三分，每引一张配盐一石，应纳税银二钱一分五厘五毫，加上公用纸价杂费银四分九厘七毫，总计盐一石为银二钱六分五厘二毫。现在应当专门责成盐捕厅，在盐池设立税局，出盐一石抽取税银二钱七分，官吏的饭食杂费都从其中支出，已经绰绰有余。征收一次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还是贫民小贩，听任他们随地售卖，计算下来盐一斤抽取税银二厘有余。现在平凉、固原等地盐价每斤十余文到二十文不等，扣除工本，获利甚多，人们自然乐意贩卖，盐的流通日益广泛，盐价日益低廉，没有摊派的骚扰，没有追缴的烦扰，没有拖欠的忧虑，没有赔垫的累赘，上不亏空国库，下不损害百姓，确实是良好的法令。

然而有人议论说，课税有定额，分摊到地丁税中可以恰好符合额数，而在盐池纳税多少不定，担心出现缺额。却不知道十六厅州县的户口何止数百万？按照吃盐的人征收课税，每年必定不止万余金。从前商人疲敝、盐引积压的原因，是由于私盐多而官盐滞销，现在实行这个法令，私盐就无从漏税，私盐都变成了官盐，没有不吃盐的人，也就没有不纳税的人，合计一年的收入，国家课税必定有盈余而没有不足。产盐的地区，本来不止惠安一堡。据我所知，靖远、夏等地都有盐池。靖远因为妨碍官盐，严格封禁，然而私自取盐的人终究不能断绝。夏地的盐池就在近城，向来因为优待边地百姓，没有盐引也没有课税，历年成为官盐的拖累。陕西定边有连烂两个盐池，环县、庆阳直到西凤，都吃那里的盐。河西产盐的地方，也不少，都听任百姓自行取用，所以甘州、凉州的课税定额很少。都是国家的子民，为什么厚薄待遇突然如此不同？恳请命令各厅州县普遍查明，除了土盐所得有限，听任其自行处理外，其余有盐池的地方，都设立税局收税。靠近惠安堡的，兼由盐捕厅管辖；远处的就由各厅州县管辖，用全省的盐供应全省食用，抽取全省的税，来完成全省的定额，未见其有不足。

况且我还有请求，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就是《唐书》中温池县的盐池，现在属于阿拉善王管辖，那里的盐洁白坚硬质量好，内地百姓都喜欢食用，私自贩卖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一路从中卫渡河，经过平凉府界，进入陇州、凤翔到达西安、汉中；其中一路由大靖、皮家营到皋兰，转入巩昌、秦阶到达汉中；其中一路由镇番、柳林湖到达甘州、凉州一带。大概甘肃全省吃花马、小池盐的仅占十分之二，吃各州县私池盐的占十分之一，而吃阿拉善王盐的占十分之七。陕西也占一半。听说阿拉善王只在两个盐池设官收税，只看到驴经过或骆驼经过就缴纳银两若干，都有定数，不论蒙古人还是汉人，听任他们转运即行，这是刘晏的方法。内地官引滞销积压，就是这个缘故。现在也命令沿边各州县在各隘口盐所进入的地方设立税局抽税，也根据骆驼与驴的数量多少来确定税的轻重，一年的收入必定是现在定额课税的十倍。他们收取的是池税，而我们收取的是过税，既不妨碍阿拉善王，又容易将私贩变为官贩，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能够遵照这样办理，三年之后，内地盐池的税少，那么边口的税必定多；边口的税少，那么内地盐池的税必定多。通盘合计，额数也就确定了。这不仅甘肃一省可行，推广到长芦、天津、两淮、浙江、福建都可以仿照这个方法施行。那些陕西延榆、山西大同向来吃河套私盐的地方，也在隘口收税。那么天下都是私盐，天下也都是官盐了。不揣浅陋，谨陈述一点愚见，恳请垂察。

译甘盐请改收税疏 嘉庆五年

甘肃按察使姜开阳

查甘肃一省的盐税每年不过二万四千余两，税额虽然微薄，但官民反而遭受无穷的拖累，这是因为立法不完善，虽然屡次更改法令，弊端却更加滋生。臣在甘肃任职五年，仔细查访，暂且就我所知道的各州县情况来说：像中卫、鸣沙、八堡的盐商，是挨户摊派充当；税额按户分配，奸猾顽劣之人抗缴拖欠，官府代为赔补垫付，良善百姓被牵连拖累，甚至遭到重罚。其害一半在官府，一半在百姓。平凉没有充当盐商的户，以前各任官员自行办理运输，但平凉四通八达，私盐充斥，势不可行，不久也就停止了，年年由官府赔补盐税，其害专门在官府。固原州由四五家殷实人家合伙充当，三年轮换一次，历年尚无拖欠，但充当盐商的人大多遭受赔累，有力之家千方百计，提前设法免除，胥吏、乡保都上下其手，每逢轮换之年，全州骚动不安，其害又专门在百姓。由这三个州县推而广之，其余的大概可以知道。不是拖累官府就是拖累百姓，然而官府受累必然波及百姓，百姓受累也必然波及官府，这是两方面的弊端。前任总督松筠，臣曾将盐政的利弊详细禀明，而松筠慷慨地想要变法以解救困境，那时因为远在汉中，军务繁忙，来不及上奏，不久就离开了甘肃。现在的总督长麟，又驻扎在徽城，正当军务紧要之际，也没有闲暇顾及此事。臣愚昧的看法，认为早一天除去弊端，官民就早一天受益。正当皇上大开言路，广泛思考以集思广益的时候，如果迟疑不决而不进言，实在不忍心看到官民受累越来越深。臣查甘肃本省本来就没有殷实富户，最富有的也不过数千两银子，让他们充当盐商，必定导致疲乏，几十年之后轮充一遍，使得有力之家全都变成无力之家。现在各商人纷纷呈控，想要将盐税归入地丁银征收，各州县无不乐意遵从，多次经过详细商议，臣认为盐税归商人办理既然不可行，即使归入地丁银，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缴纳盐税的百姓不一定都是贩卖盐的百姓，肩挑背负借此谋生，只有靠近盐池的百姓可以，那些距离盐池数站或十余站，用车载驴运转运取利的，没有大力气的人不能做到。那些精于心计的人，必定不肯多置田产以逃避差役，而是广储牛马，贱买贵卖，小贩都依赖他们的资本四处营运，有利同分。他们对官府盐税分文不出，却坐享厚利，却让力田务本的农民代替他们缴纳盐税，这不是重本轻末的道理，这是弊端之一。利权不可以假手于人。现在官府不配盐，没有人管理，游手好闲之徒聚集其中，趋利如飞，这是让他们争夺。争端一起，既不能驱逐，又不容易稽查，积久生奸，必定酿成事变，这是弊端之二。甘肃土地贫瘠百姓贫穷，而河东尤其严重，数年以来幸逢丰收，尚且不能没有拖欠，现在突然加上盐税，又增加盐规、纸价、官吏饭食等各项费用，能保证不拖欠吗？就像泾州所属的盐税，早已归入地丁银，听说从四十七年至今，官府代为垫补的每年或千金、或数百金不等，这是名义上虽然不拖累官府，但实际上仍然不免于赔补。况且历任官员，难道都像爱子女一样爱民吗？必定严厉催缴，无可奈何，然后才甘心代为赔补。丰收之年尚可勉强催缴，一旦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上奏请求减免，而盐税必定不能减少，如果仍然向百姓征收，百姓不能承受；如果不向百姓征收，盐税就没有来源，这是弊端之三。在立法之初，各州县如释重负，无不乐意遵从，实行几年，弊端立刻显现，再想变法，势必难以推行，不如在开始时慎重考虑呢？

臣谨按：唐代刘晏治理盐政，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产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官府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盐。史书记载江淮盐利，起初不过四十万缗，后来达到六百万，从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才开始不困顿疲敝。这种法令良善，意图美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应当仿照实行。在盐场确定税额，一次征税之后，都任由他们运往各地，那么国家与百姓两利。查花马小池每年额定盐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张，每年征收盐税银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两三钱二分，每张盐引应缴盐税银二钱一分五厘零，公用纸张杂费银四厘九厘零，统计每张盐引为二钱六分五厘零。现在专门责成盐捕厅，每张盐引重若干斤，抽税二钱八分，官吏的饭食等费用都出自其中，各发给税票作为凭证。一次征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任由他们随地售卖，扣除工本后，获利很多，人们自然乐意贩卖，盐的流通日益广泛，盐价日益低廉，没有摊派的骚扰，没有追呼的烦扰，没有拖欠的忧虑，没有赔补的拖累，上不亏损国家财政，下不伤害百姓，确实是良法。其余各州县有盐池的，也不止一处，都设局收税。靠近惠安堡的，兼由盐捕厅统领；远的就由各厅州县统领，用全省的盐供应全省的税，即抽取全省的税来完成全省的税额，自然见得有余而不足。况且臣还有请求

译中卫边境之外有大小盐池，现在归阿拉善王管辖，那里的盐洁白坚硬且质量好，内地百姓都喜欢食用，私自贩卖的人络绎不绝。大概甘肃全省吃花马小池盐的只占十分之三，吃各县私盐池盐的占十分之一，吃阿拉善王盐的约占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也占其中的三成。听说阿拉善王只在两个盐池设置官员收税，不论蒙古人还是汉人，都听任他们转运，他正是在实行刘晏的方法，所以对百姓非常便利。私贩日益增多，骆驼、牛、骡子成百上千地聚集，都手持棍棒防卫，官吏差役不敢呵斥制止，只能得到他们按惯例缴纳的陋规。以此为例，私盐盛行而官盐滞销，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长久以来不是国法所能禁止的。不如明确开放禁令，让沿边各州县各隘口盐商进入的地方都设立机构收税，但既然他们已经在阿拉善王那里纳过税，就不能再按照内地的定额征税。按照定额减半征税，发给税票，让他们在关津渡口通行。如果有需索陋规的情况，其费用也大致相当，这确实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样办理，那么三年之中，章程一旦确立，内地盐池的税少了，边境口岸的税必然增多；边境口岸的税少了，内地盐池的税必然增多。通盘核算，永远可行。全省的私盐，都变成了全省的官盐。刑狱平息而盗贼减少，官税节省而国家用度充足。万世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译关于福建盐务请求改为征税的奏疏，嘉庆九年

福建布政使裘行简

臣私下听说，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民风强悍，逞凶斗殴，水陆盗匪结伙成势，最为难以治理。臣去年承蒙恩宠暂代布政使职务，随即正式任命，到任一年多以来，留心体察，发现该地百姓本性正直，也最能忍受贫困、吃苦耐劳。官吏如果清廉，百姓就都心悦诚服；如果勤于审理案件，百姓更会感激颂扬不止，这实在是心地善良的百姓。那地方是山海贫瘠的区域，贫民大多吃地瓜，有的人终身没见过米谷。而且收获地瓜后，全家男女老幼都只吃粗糙的地瓜皮，将地瓜瓤磨成粉出售，留下资金供日常使用，不肯自己食用，这实在是令人怜悯的苦难百姓。他们之所以沦为盗贼，是因为没有固定产业；而没有固定产业，是因为从前更改盐法不当的缘故。

查海滨盐碱之地，向来难以耕种，贫民多在就地堆土作埂，垫以砖块瓦砾，称为盐埕，等潮水退去后，在阳光下晾晒，就能扫出白盐。这不过稍费人力，无须本钱，与淮浙等地的盐必须煎熬、需要耗费成本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大自然赋予的便利，穷苦百姓借此糊口养家，这就是所谓“以海为田”。然而自从盐务改为商人经营后，就把百姓的盐埕视为私埕，把潮水晒出的盐视为私盐，将其所有利益都归于商官，并且用法律来约束。沿海百姓既然没有资本，不能从事其他贸易，怎能不流入海中做盗贼？法令日益严厉，而洋盗却更加猖獗，这不是愚昧百姓甘心受死，而是谋生的念头重，触犯法律的念头轻罢了。

臣仰体皇上体恤百姓、整顿地方的深意，反复思考，精心筹划，私下认为想要清除盗贼的根源，必须先挽救盐法的弊端。然而改为并入地丁税的说法，对富商有利而对小民不利，不是良好的立法。福建土地贫瘠，定额征收的钱粮每年一百二十多万两，尤其不能与山西相比。因此仔细查阅旧案，与在福建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们特意讲求，查得从前福建盐课原额编载每年征收银八万五千四百七十两零，到雍正年间正课收到十五万九千两有余，每年盈余，历年没有定额，而那时产盐丰旺，贩运踊跃，逐年盈余遂收到十四万有余，合计正课和盈余课银三十万三千六百六十两零。那时福州府以西各府都是水运贩盐，福州府以南到漳泉一带允许民间肩挑贩卖，地方上随处设卡，委派官员收税，每担从一百文到一百五十文。先确定税额然后发给凭证，一如各省关税的惯例。不论本省何处，听任其配运售卖，都不由官府经营管理。因此从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税课日益增加，民生日益富裕，官府没有缉私漏税的担忧，百姓没有欠税犯法的事情，确实是法度良好、意旨美好。

等到乾隆七年，本省富户及外省客贩，见产盐旺盛，有劳力无须本钱，利息巨大，于是呈请归商人办理，领取盐引疏销。大官不加查察，就按照所呈，议请签派商人分地办理，即以当年现收银数为准，每年应征正课和盈余课银三十万两有余，就是现在所谓的定额。此法实行后，既有运输的繁杂，有请引挂号、设馆设哨以及一切公私杂用浮费，既然已经增加了税额，就逐渐显得支绌。而且商人们唯利是图，只图自己发财，不肯急于缴纳公课，年久拖欠增多，就又借口疲乏，认为私盐不借官府势力不能查禁，于是将产盐不旺、私盐较多的地方推给官府办理。于是同安、晋江、惠安、诏安各县，都相继设馆卖盐，由官府缴纳盐课，以临民的正印官员，几乎如同市侩坐车列贩，握算盘持筹码，已经违背政体，而且不能兼收本金和利息，遂致欠缺日益增多。这就是从前更改盐法导致亏空盐课、危害百姓的由来。

查福建现在盐课，计至嘉庆六年秋季拨止，官府欠款已准咨明各省及各旗籍责令追缴的，共银二十七万一百两有余；商人欠款项下奏准八年带征的，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两有余；又现应清理归缴的，一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两；又印折银两万九千四百余两。统计各项欠款，已有六十二万五千余两，都已奏咨有案。至于七八两年的欠款，尚不在此数内。这就是说，以盐政而论，拖延至此，疲弊玩忽已到了极点，倘若再因循迁就，将来国库课税必至尽成赔累，对国家正当的供给，也应当急忙调剂。为何剥夺小民自然之利，导致私枭充斥，洋盗日多呢？

查海边居民的盐埕，就与平民的田赋无异。从前纳税的惯例，就与按则交赋无异。势不能籍富民之田而代为升科报开垦，为何独独掠夺贫民的产业而准许他们领运售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臣愚以为，福建省城西北如延平、建安、邵武等府的盐课，请求仍查照乾隆七年以前的惯例，听任百姓自晒自卖。现在都符合定额，商民相安无事，应照现行之例办理，无需轻易议论更改。其省城东南之兴化、福州、泉州、漳州等府的盐课，请求

译仍查照乾隆七年以前的旧例，允许百姓自行晒制、自行售卖、自行运输、自行销售，每盐一担缴纳赋税一百五十文，都是先缴纳赋税然后发给凭证。凡是商人、渔船户、肩挑背负者，都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无论哪个盐场、哪个地方自行售卖。民间没有私盐的禁令，盐场没有商引之盐，即以部引作为官方的凭证。查明从前原设的卡馆作为关口，以现在的场员作为税官稽查收税。所征收的钱文，即令税官在各该地方就近兑换成银两，随州县钱粮解交盐道库内收存，汇入报销一案，等待拨用。如此恢复原来的制度，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全属官盐，没有签商定地的烦扰，减少缉私拒捕的案件。沿海穷民既免于获罪，又得以自食其力，生活有所依靠，自然必定争先恐后地缴纳赋税。即使洋匪得到消息，或许也不招抚就投降。况且保全县令的体制，不与市贩争卖盐，不与小民争利，似乎对国家赋税、官制、民生都有裨益。至于试行之初，或许担心盐课定额稍有欠缺，臣也不能没有疑虑。深思皇上念切民依，地方偶遇水旱灾害，不惜亿万金抚绥安集，天下臣民无不共知。这并非变更成例，乃是追溯旧规，行之有效，使良民不为洋匪，洋匪可化为良民，那么每年在洋船工口等项上皆可大有节省，移多补少，计算经费所省之数必多于额课所缺之数。况且现在正溢课银悬欠多达六十万余两，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收赋税之名而无征收赋税之实，岂可不改变盐法以保卫民生？臣因系地方要务，既然确有见闻，不敢因自己非专政之职而稍加缄默，可否？恳请敕令部院查核乾隆七年以前闽省盐务章程，行文令兼管盐政的督臣玉德详细查核酌情办理。所有嘉庆六年以前的欠课，已经部议核覆，仍可遵照缴清。七八两年的欠课多少，亦可一并核明，另筹妥善商议，皆不致虚悬。何况裁撤官商卖盐，令归民贩纳税，以臣私心揣度，此事便民，盐无偷漏，将来税课较原定额必有增多。即用此后的盈余，酌情弥补从前的欠缺，那么国库款项尤能早日有着落。而官商蒙受皇恩，更是感激不尽了。

译关于将汉中盐税并入田赋的奏疏

方维甸

陕西盐务目前尚在试办期间。今年二月，臣与山西巡抚成龄上奏，请求凤翔府所属地区仍按旧制，允许食用花马大池盐，分摊缴纳盐税银两，不必设立本地盐商。此事已经户部议定批准，百姓认为便利。现在据汉中府禀报：汉中各属的留坝、定远本无盐税，南郑等九个州县的定额盐引为二万五千道，每年应缴纳盐税银三千七百五十两。如果设立本地盐商抽取盐斤办理盐税，而汉中各州县内，洋县、西乡两县的盐法，在康熙年间已议定由各乡里分摊缴纳盐税银两，并不抽取盐斤，这是汉中向来办理的章程。如今再次设立本地盐商抽取盐斤办理盐税，汉中本无富裕的大商人愿意承担，大都是市井小贩抽取盐斤和钱财，难免贪得无厌。即使公平抽取，那些肩挑背负的小贩获利有限，不肯分给他人，因此每当抽取盐税时，斗殴争吵之事纷然发生，随时惩办也不能完全杜绝。请求参照凤翔的例子，裁去本地盐商，在洋县、西乡一律分摊缴纳盐税银两，以免滋扰百姓等语。臣详细核查，雍正十一年十月，甘肃巡抚上奏请求汉中改食花马大池盐，户部议令将如何能够实际销售、按照惯例截角之处妥善议定并回复。在乾隆元年，会同陕甘总督刘于义、河东盐政孙嘉淬上奏：认为汉中地处偏远，不得不依赖小贩来供应百姓食盐，实际运输难以实行，也应当顺从百姓便利。如果在盐税方面有亏空、百姓食盐有误，自然应当责成实际运输实际销售。现在既然两方面都没有妨碍，仍按旧例空截引角，不必另行议定更改。经部议回复，奉旨准行。又汉中府所属的洋县，在康熙三十三年，该县士绅百姓公议按乡里分摊缴纳，详细制定章程，西乡县也随即仿照办理，都有案可查。这是因为汉中地处万山之中，仅通小贩运输，该处的食盐有从花马大池经由凤翔山内运来的，有从川甘边界运来的，所设立的本地盐商向来不持盐引运盐，都是等待小贩到达境内抽取钱财和盐斤，称为抽取盐斤办理盐税，等到盐税交足，就将官方的盐引截角缴销，称为空截引角。从前因为本地盐商苛刻勒索小贩，乾隆二年布政使帅念祖等人就有详细请求裁去盐商、按照凤翔洋县分摊缴纳盐税银两的建议，现在既然再次设立本地盐商，那么勒索多收盐税的情况在所难免，而且小贩到达境内不再抽取盐斤已经十多年了，一旦让本地盐商坐享其利，人心总是不服。这些没有产业的贫民，也有军营解散出来的人，性情又很桀骜。如果断绝他们的生计，商贩相互激怒，恐怕会导致酿成事端，这确实是地方的隐忧，尚不只是贩运不前、百姓食盐昂贵而已。臣访查情况，汉中文武军民所说的，大致相同。臣反复思考，汉中盐法自开国至今，都是小商，并非商人运输商人销售，多余设立本地盐商，只会使百姓受累惹事。似乎应该依照帅念祖的原议，将汉中一府的盐税，按照洋县西乡的章程一律分摊缴纳，并请求参照凤翔的例子，裁去本地盐商，永远杜绝垄断的弊端。这样办理，还是遵循旧章，并非轻易更改成法，盐价更加便宜，民心更加安定，每年交给官府的盐税银两，仍然可以丝毫不缺，确实对官民都有益处。而且汉中盐价比兴安贵，向来不贩运过西乡地界，对兴安销售河东盐斤，也没有妨碍。至于空截引角，原本就不是核实的方法，汉中自变量，又不在河东定额盐引之内。现在既然裁去盐商，也可以停止发放，以归于简易。

再请汉中盐税并入田赋的奏疏

方维甸

臣先前上奏汉中盐斤分摊缴纳盐税银两的折子，接到户部议复，里面说：汉中府百姓食盐分摊缴纳盐税银两，固然属于因地制宜的方法，但现在汉中盐价比兴安贵，自然不会有越境贩运的弊端，倘若将来产量旺盛价格低廉，或许难免偷运入境，妨碍官方盐引。而且盐引原本是为了运盐征税、稽查私贩而设立的，有盐就应当有引。现在裁去本地盐商不使用盐引，凭什么稽查？又如按乡里分摊缴纳，必须有专门负责催收的人，也难以保证没有派累百姓的事情，应当如何定下限制稽查妥善的方法，命令该巡抚仔细议定上奏等语。当时行文司道转告汉中府妥善议定，现在据会详前来。臣又当面商酌，查运盐定例，原本应当持引运盐，不准盐引分离，以便稽查。但汉中盐务与其他地方不同，本地盐商向来不持引运盐，只是抽取小贩盐斤，交税后就将官方盐引截角缴销。先前陕甘总督刘于义、甘肃巡抚许容、河东孙嘉淬在乾隆元年上奏说：实际运输难以实行，仍请求空截引角，上奏明确回复批准在案。这是汉中盐引从不用来运盐，即使虚设盐引，也无从稽查。现在既然裁去本地盐商，应请求停止发放盐引，以归于简易。再汉中盐价比兴安贵的原因，并非由于产盐多少，都是因为贩盐路途遥远，成本较重，其价格不得不高。如果从汉中陆运到兴安大山重运，成本更加增加，贩往那里无利可图。如果由汉江水运，必须从黄金峡经过，此峡内滩流湍急漩涡甚险

译沉重的船只向来不敢航行，无需担心有人偷越邻境，从而妨碍兴安官员的引盐事务。至于按乡里摊派缴纳，与正规赋税无异，陕西缴纳正规赋税都是由里长等人催交，这项盐税也一并责成里长和乡约催缴，不必另外派遣催收人员，凤翔府及洋县等地都是这样办理的。现在拟定在开征之前，将各县摊派的详细数额刊印在易知由单上，并由布政司发布告示晓谕，务必使各乡里周知，吏胥无法从中舞弊，自然就不会出现派累百姓的弊端。臣因为汉中盐务商贩不能相安无事，担心滋生事端，所以查照以往的例案，奏请裁撤商引、摊派盐课。现在接到兵部咨文回复，要求体察实际情况，妥善商议，是否按照臣先前奏请办理之处，恳请敕令兵部议定回复并施行。

译盐法议

吕星垣

当今天下的巨大利益，只有天下没有私欲的人才能治理。没有私欲就能明察秋毫，从而去除积久的弊端，而天下的巨大利益源自管仲创立煮海制盐的方法。汉朝兴起后修明法令禁令，历代沿袭，军费边防的供给，都取自于此。世上议论盐法的人说：体恤商人、缉查私盐，使贩私者平息，行商乐于获利，上不缺乏赋税，下不损害百姓。然而其根源不在此。查阅两浙盐志，参以耳闻目睹，提出盐法六条建议，使留心厘清剔抉的人有所采纳。

第一条是激励官员廉洁以清除源头。如今盐官动不动就谈论缉查私盐，文书上下往来没有空闲的日子，究其根本，私盐多是因为官盐积压、掣验期限拖延所致。他们知道私枭贩卖私盐，却不知道官引（持有官方盐引的商人）也在贩卖私盐；知道官引夹带私盐，却不知道官员纵容夹带。那么掣验中的陋规不可不革除。规定每引三百斤，包卤损耗二十斤，胥吏工食统一增加三十五斤，官费商本并没有缺乏。因为商人捆运的引盐重量达到七八十斤，甚至百余斤不等，所以奉部颁发的挚子（秤砣）重一斤八两，钩重十七斤六两，严格掣验清查。如果有超重的一整船盐被全部销毁，那么场官不检查捆发，隐瞒多出的斤两，引盐未到，掣亭胥吏已经打通关节，名义上是掣签点验，实际上都是暗中提包，假称多斤，一律增加到三四斤为止。抽验一包，全船照罚，但只罚超重部分而不全船销毁，官员贪图罚款，商人隐瞒其余部分，十引之中夹带四五引，掣验期限怎么能不积压引盐、耽误课税？怎么能不亏损？所以顺治十三年户科给事中王益朋直言：四境贩卖私盐的，就是巡盐的官役；那么连年缺少的课税，就是连季掣验中的陋规。如果尽数革除掣验陋规，那么引盐就能实际销售，而盐价低廉，商人力气充足，课税怎么会不足？贩卖私盐又有什么利益可言？

第二条是严明功过以督促缉捕。官吏治理百姓，端正贵在按照功过进行考察。如今缉私者虽然设有循功过簿，转报藩司，但敲比虚文，事情没有实际效果。场官领取本钱催促煎户，限期赶捆，贫商买补不尽，担心堆仓折耗。又或在交仓之际，重称浮收，仓库有余盐，责令折色，逢节请会科派丁役，导致产地先想出售私盐，于是有奸民结伙贩卖，连船飞渡，邻居家家收藏。缉捕弓兵在年节包揽陋规，纵容恣意横行，捕官取用役夫，场官取用彼方，这是徇私，不知法纪。等到上官严催访缉，就指擒小贩，拖延塞责，于是有肩负数十斤者，非刑桎梏不可，甚至指扳殷实人家，肆意贪婪吞没。如果遇到大伙持兵拒捕，按律应当斩决的，不是平日勾结，就是临时纵放。捕政日益松弛，私枭日益猖獗。推究其由来，因为设置差役巡盐，于是有冒充白捕，扰害行人。曾经干犯例禁，因噎废食，积渐包荒。又场官隶属于运使，每逢考核，卓荐为难。名途既难，利心日益旺盛，又没有地方管辖，只取私贩以肥身家。捕官缉获私 salt，既碍场官考成，又失捕役陋规。首告人即以获盐给赏，得小失大，瞻顾为多。只有严饬场官，有纵容私卖的，立即革职究办。五年无过，咨部即迁升。严饬捕官，有私贩在境内、过境失察的，降革有差。如果能扑获私窝、私贩千斤以上的，照获江洋大盗例，立即予以迁除，那么私卖私买的途径就两清了。

第三条是体恤商本以藏富。商人中大的叫甲商，依次降低叫副甲商，经公商最下叫肆商。持本运盐，完课裕食的是肆商。肆商毡笠布衣，持筹握算子母赢余，其望已足。公商及以上，身不行盐，食用豪侈，一衣一餐，数百十金，皆出入公门，攀援官吏乘上下之间，托名垫发，影射虚吓人，徒手攫取，转瞬起家，以次相承吞索商本，导致贫商竭蹙。即使际遇旺销，赶配苦少，资本钱借贷滞留，掣期迟误，逐季坍塌，膏髓益枯，复借加价名色媚商病民以自渔利，饰词银贵钱贱并与州县报司钱价不符，地棍因此觊觎，陋规索诈不遂，讦讼朋兴，公费繁重，归重称价，列肆贸易短称搀灰，运引夹带船尾船头夹舱铺放混引不截漏渡不掣讹报况舟伪结买补胥吏蹈瑕格外需索。其赴所也，引有引费程有程费捆有捆费，品有品费。其赴掣也，书役有免减斤加钩批掣供应公费之需承差有监掣监舱传旗叫牌封发封催掣摆帮之索包赔愈多引本益贵甚至商本全无官给运本折扣发出责令实偿老商既革另行招募并无殷实应募但以浮滑承充夤缘得引借领帑银遮掩岁时卷赀巧逸假名伪籍关捕无踪乃以无着帑银摊现商赔缴长芦河东尤多此弊。只有公商以上名目概予删除，胥吏所有陋规尽行芟削，允许人首告，尽法究惩，那么商本无亏，上下俱足。

第四条是体恤丁力以赔本。刮上淋卤，翻盘

译煎煮海盐，要在烈日下催促赶工，也要在阴雨连绵中坐立发愁，海边贫苦百姓被迫从事这一行，比起农夫耕作，劳苦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盐场官员的规矩条例繁多，上缴官仓的名目不少，更可恨的是，捕快对私盐视而不见，反而在盐民出团运盐到仓的各条路上敲诈勒索。灶户贩卖私盐，穷困愚昧的百姓，甘愿贿赂供给。又加上盐场与山场、草场距离遥远，柴草缺乏，急切盼望盐干，便急忙洒上石灰，导致盐的色泽和味道变坏，上缴官仓检验时，被排斥拒收，还需索使费。沉重的赋税或者刚煎好，就遭遇雨水损耗，来不及藏入灶房，没有常任的盐官追究课税短缺，前挪后补势必导致贩卖私盐。逐渐设立私灶，一次获得利益，积渐成风，一人得利，远近效仿，于是难以查究诘问。又加上海潮起落，冲刷土地坍塌涨溢，有的新沙地尚未丈量，官灶私自煎煮贩卖，旧盐场既然坍塌，官灶仍然催征赋税。起初，根据土地计算丁口，有丁钱无出处的苦楚；后来，将丁税摊派到土地上，有地税不实之虞。漏税赔税，胥吏上下其手。只有清丈滩地，核实工本，以此确定盐场价格。那些有私灶私卖、挂称私收、通商重捆的，查有实据，多斤即行全家流放。如果确实是土地坍塌雨水损耗，允许迁移灶户给予土地，用三年的力量，来弥补不足。如果有官吏需索，一经告发，立即严拿，依法按石出罪，搜根究底则丁户无欠课，贩卖私盐仓库无劣盐缺额，而且商力既舒，盐无壅滞，盐场价格亦平，私贩渐无，重利将不禁自绝。

译第五，疏通引额以充裕税课。官家煎盐、商人煎盐、肩挑运输、船运流通，应根据各地情况灵活处理，不局限于一种模式。然而州县每年执行的盐引额度，都有固定的数额。假如遇到商人手中的盐引滞销，而邻近县份销售旺盛，原本允许借用盐引，待以后归还，以便通融贩卖，对双方都有利。但苦于有时正值销售旺盛之际，却无处借引。而且借出者勒索钱财，借入者索取费用，导致归还原引时互相推诿拖延。因此，除了在正式盐引之外，设立票引，随着盐的申报而发放盐引，根据盐引计算税课。如果确实能在额外额度上营销，就听凭缴纳费用领取票引。这些票引，随着正式盐引上报朝廷奏销，只用来弥补正式盐引的缺额，不限制年度额度的盈余，则留在省库充作公款。那些盐引额度不足的，通融三年赶发盐引，如果仍然达不到额度，就分摊给愿意领取的殷实商人。如果遇到办公经费不足，就按照各商人每年实际缴纳的数额分摊救济，不允许轻重不均，这样税课充足而商人也富裕了。至于在店铺售卖，先后竞争，于是有人根据三年内各家营销的数量多少来规定先后顺序。比如每年销售一千引，允许先卖一百斤；每年销售两千引，允许先卖二百斤。这尤其不利于商人资本，因为销量时有增减，运盐的快慢也不一致。运到店铺的盐本来难以划定界限，如果一一拘泥于此例，就会导致先到者留包不卖，未到者拨包借卖。乡村店铺在市区守候，老弱病残在道路上奔波，船夫不抓紧赶路，要么偷走小路，要么迟滞挖包，弊端百出。只有命令运盐到店铺后，随到随卖，商人争相赶路，充裕百姓饮食，那么勤勉的商人能得到辛苦的实际利益，懒惰的商人不能蒙受祖辈的虚名，市场上没有积压的盐，商人没有空荡的店铺，盐引也就不会滞留了。第六，严禁私渡以防漏税。定例以江为界，常州、镇江两郡并行浙江盐。雍正二年，江督查弼纳想改吃淮盐，会议没有结果。认为淮盐贵，浙盐贱，不必禁止淮私，不必改吃淮盐的人固然不公允；认为改吃之后就没有淮私的人也不对。刮煎配掣的盐贵，刮煎私卖的盐贱，只分官私，哪里区别淮浙？淮盐和浙盐各有私贩，难道改吃就能禁止吗？所担心的是江口汊港纵横交错，又有龙潭、孟河、玉河等口船只径直通行，觉察不到，小吏查拿，容易贿赂放纵。更有夹杂鱼菜欺诈多端。其他如诸暨、义乌、浦江、东阳、江山、镇海崇明、靖江等县，地方混杂，人强悍，尤其容易作奸犯科。重重设卡盘问，既困扰行人，坐视偷漏更无底止。私贩雇船必有加倍的价值，只有严厉命令防捕等官，实力擒获大帮。既惩罚奸民，又惩治船户，船只没收归官，船主发配，那么惩一儆百，可以期望杜绝偷漏。六条弊端，弊端有相互因果，因为官病灶，因为灶病商，因为商病而私集，私集引壅，商愈病，课愈亏。《两浙盐志》记载户口四百六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二，灶丁十九万六千六百十四，岁引八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七六十年来，户口日添，引额宜增无减。而往往压掣，不求其本，纵加价害民，何益呢？

盐法考

金镇

管子说：“拥有海王资源的大国，谨慎正确地制定盐政，国家用度富强，后世谈论盐利的人都效仿它。”汉朝初年放松山海禁令，不由县官管理。吴王刘濞封在广陵，招致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国家没有赋税而用度充裕。汉武帝时，以东郭咸阳、孔仅的建议，认为山海天地宝藏，应该归属少府，设置盐铁官，招募百姓自给费用，利用官家器具煮盐。元封年间，以桑弘羊代替孔仅掌管天下盐铁。唐开元二十二年，江淮转运使裴耀卿设置输场盐仓，以接收淮盐。干元初年，第五琦改变盐法，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置盐院，登记游民从事盐业为亭户，免除杂役，煮盐盗卖者依法论处。至德十四年，以刘晏为转运使。刘晏上奏盐法轻重的适宜措施，说官多则民扰，只在产盐之乡设置官吏及亭户，收盐转卖，任由商人前往。那些远离产盐之乡的地方，将官盐转运到所在之处储存。商人断绝盐贵则减价出售，叫常平盐，官家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知道。旧时各道有榷盐钱，商船经过又有税钱，刘晏奏请废除，商民都方便，每年获得盐利达六百余万缗，占天下赋税的一半，国家用度充足。宋朝制度，各盐听州县给卖，每年税课收入申报尚书省，而转运使掌握盈余辅助一路的费用。两淮盐开始行于江浙、荆湖各路，所谓末盐。久而久之，军吏困于转输，舟卒侵盗，夹杂沙土，盐恶劣不可食用，坐鞭笞徒配相继，不能停止，而积盐多露积，甚至在上面生长合抱木，数量不可计算。天圣年间，采用翰林学士盛度的建议，于是诏令罢官自卖，听凭入金钱京师榷货务，而以江淮或两池盐供给，每年增加税课十五万。其后西事紧急，招募商人输送刍粟到塞下，又设置折中仓，听凭商人以金钱或粟输送到京师，入中者优厚其价值，给予券以所在盐给价。后世召商中盐的方法从此开始。唐初榷天下盐利，每年仅四十万缗，刘晏增至六百余万。等到宋绍兴末年，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折合钱几乎七百万缗。

译区区一个州，在太平时期所承担的全国征税专卖的数额，尤其以盐利为多，搜刮殆尽。等到明朝用盐税供给各边军的军饷，遇到水旱灾荒时也时常借以赈济天下，设立六个都转运使司，两淮居其一，每年盐税一百二十多万，几乎与漕运等制度相当。设置沿海的灶丁，让附近有丁口田产的人充当，免除他们的杂役，给予草荡，犯罪从流放以下，刑罚只到杖刑，仍然发配煎盐。煎盐的办理以丁口为计算标准，起初规定每引四百斤，不久改为办理小引，减半，每丁每年办理小引盐十六引。计算两淮盐每年的定额为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年终转运司将所办的盐税按项目上报，会计发现亏缺的就追缴处理。凡是灶丁所煎的盐每引，给予工本钞二贯，一贯值钱一千，合计用于引目的费用。转运司官员按时向户部请求印造给付，招募商人缴纳粮食换取盐引，根据当地米价的高低、路途的远近制定标准。商人缴纳粮食后，发给盐引前往盐场按数目支取盐。盐出场后，经过批验所按数目查验抽取，所经过的官府照验放行。转卖时各自按照所规定的行盐地区，不得越界。如果盐引与盐分离以及越境贩卖的，与私盐一样追缴论处。商人卖完盐后，就在当地退还盐引给官府。伪造盐引的处斩。各级监临官员和权贵让家仆经商换取盐引，侵害百姓利益的，按法律治罪。法令严密完备就是这样。当时商人换取盐引，每引缴纳银八分，专卖的利润很少，而商人获得的利润却很丰厚，这是因为总揽利权，抑制专擅，供给百姓食用罢了。永乐年间，命令商人在各边缴纳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抵换盐一引。于是富商大贾自己出资出力，招募流民开垦田地，田地日渐熟化，而年年谷物丰收。甘肃宁夏粟一石值银二钱，边地因此大为富裕。

译宣德年间，每年派遣御史监督盐法，命令各运使核查盐商中年代久远、因故中断且无子孙继承支取盐引的人，由其原籍官府办理，每引给予资本钞二十锭，以示优待。正统初年，规定淮、浙地区贫困且有剩余盐的，由官府提供米麦收购。丁口逃亡迁移的，核实盐税，停止征收。又规定各商守候多年未能支取盐的，允许按十分之四的比例支取淮盐，其余十分之六在山东运司兑换。不愿支取的，听凭其便。这些措施对商人的体恤非常优厚。此后开始分为常股和存积常股，存积常股由商人纳粮换取，按顺序守候支取。存积盐是指盐存放在盐场，遇到军饷紧急时，提高价格开中，打破顺序优先支取。存积法实行后，常股更加艰难停滞，有的商人守候数十年，老死未能支取，由兄弟妻子代为支取。成化年间，户部尚书叶淇说：“商人缴纳粟米二斗五升，是用五分银子换取一引盐。”请求更改制度，向运司缴纳银子，四钱银子支取一引盐，可得到粟米二石，因此一引盐坐获八倍的利润。况且商人向运司纳银，路途近且方便，上下都获利。奏请获准，于是盐银每年骤增至百万两以上。各商人在边塞开垦的土地，全部撤业回到西北，有的商人迁家到淮南，以便支取盐，导致边地成为废墟，粟米暴涨，一石值五两银子。想要恢复以前向边塞纳粮以及微薄获取八分利润的做法，已不可能了。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说：“如今盐法完全败坏，各边开中徒有虚名，商人实际受损。”极力陈述皇亲国戚、王府及宦官奏讨盐引的情况，其中夹带私盐的占十分之十，弊端尤其严重。于是下诏全部停止支取并归还官府，从此权贵不得求讨窝占，违者听任巡按御史纠劾。到了正德年间，奏讨纷乱如麻，完全破坏旧制，盐法彻底崩溃。嘉靖五年，采纳御史戴金的建议：“每正盐一引，允许带余盐一引，正引在各边缴纳草束，余盐纳银于运司解送户部。”夹带多余的，没收归公，每年增加余盐银六十万两。此后盐法御史王绅、黄国用又请求，将没收的银子分给灶户，每人二钱不等，取盐一引按例开边报中名为工本盐，每年又增加税银三十万两。这时商人到边塞中盐的，每引纳银七钱，已逐渐减至五钱，比起初制不止增加数倍，而各边谷物暴涨，难以卖出，权贵或占中卖窝，或斗头加耗，官府科罚而吏员侵吞，费用无数，等到给引下场或官吏刁难，或灶丁定额税课无法完成，经年不得支取。况且商人已在边塞缴纳军饷，哪里还能得到盈余？携带重金往返数千里外，又向运司缴纳，而有司奉行命令严厉，不征完余盐，正引不得下场。即使已支盐上堆，按单守候，非五六年盐不得流通。各运盐地辽远，横渡长江，遭遇风浪，时常有漂没损失，数十万资本化为乌有，又不能防止船户揽载时盗卖耗窃。商人疲惫至此为何如此严重？于是分为三类：叫边商，叫内商，叫水商。边商多是沿边土著，专门缴纳米豆草束中盐，所在地方发给仓钞填勘合，携带投送运司，给盐引，官府平定盐价，听任内商出价购买，卖给内商。多是徽、歙、山、陕籍贯寓居淮、扬的人，专门购买边引下场支盐，过桥埧上堆等候支取，官府也定盐价，转卖给水商。水商是内商自行解捆的十分之一，其余都是江湖行商，因内商不能亲自送达，买引盐代为运输，官府统计总数，并给水程到运盐地贩卖。明初严禁商人代支，到这时各种商人名目不一，都追逐末利，旧制不行，是形势使然。边商因卖引得利微薄，又自行支盐出场，名为河盐。盐法御史鄢懋卿为此请求，将河盐、堆盐合并支取。鄢懋卿又上奏，各场未支取的盐一百五十多万引，应责令全部解捆，约可得银一百多万两。奏请下达两淮，大肆扰民征敛，督逼无一日停歇。恰逢御史徐爌上言：“商人携带巨资万里，历经百难为国家充实边储，如今正引之外，既征余盐，又加征工本割没，可谓困厄了。”于是一年之间，必取足一百五十万。以前盐有支取无销售，一时越境私贩不可遏制，民间都低价购买私盐，淮盐大受阻碍，所以水商船往返，势必不能不延误期限。而淮南盐每年支取减少旧额的四分之一，于是部解余盐银六十万，一年两次解送，不容延缓，则预征内商以取足，其数至二十年以后所预征商银一百五十多万，才开始以盐上堆而征堆盐。堆盐征尽则征在仓盐，久而久之将向未买引的商人征税了。

此后夏季多事，军饷费用巨大，无处筹措，开始议定增加夏引盐八万，东军引盐四万多，名为加增盐，附单搭掣，以资助军兴旦夕之费。而那些老奸巨猾巧取奸利的人，往往营求部札作为惯例。于是有加罚违没引盐，以旧盐旧引来告加罚，允许搭掣射利者趋之若鹜。而运司奸猾吏员收受重贿，因此主使官私加罚，而盗卖。那些领部札的人反而不给予，由此众人大大衔恨。恰逢神庙大榷海内商货，因此

译上奏说两淮没收归官的盐堆积如山，历时已久，派遣宦官去售卖，可以获得数十万两白银，作为大型工程的费用。二十七年才开始派遣宦官鲁保奉敕令查核管理，驻扎扬州设立盐政府。等到鲁保到达时，没收归官的盐因历时已久已经消耗殆尽，于是搜刮库中积存的余银五万两。皇上所分派查核盐务的官员四处出动，探听那些拥有百万巨资的大商人，逮捕审讯沿海富裕的灶户，没有谁能幸免。从此商人和灶户都陷入困境，再也没有愿意购买新盐的人了。两淮的盐税有一百多万两，是从商人那里征收的，商人从哪里拿出钱来？是从灶户那里出的。凭借那狭小荒凉、草木丛生的海滨之地，百姓穴居露宿，与鬼魅为伴，却每年要向国家缴纳一百多万两的盐税。自从钞法败坏，优抚政策落空，灶户所依赖的，除了缴纳盐税外，商人收购剩余的盐，得到钱来换粮食以维持生计。如果商人不能获利，就会改行去海上，饥饿时得不到粮食，寒冷时得不到衣服，穷困的丁口坐以待毙，依仗强力的人聚集众人私自贩运，如果压迫太甚就会盗取官府财物，震动城邑，就像唐末黄巢、王仙芝之类的人一样。所以商人不能获利的祸患尚浅，而灶户没有粮食的祸患则深重。然而灶户的困顿是由于商人困顿，商人的困顿是由于私盐流通而正盐滞销。自从鲁珰查核存积导致停滞后，积压的盐引达八百多万，直到四十五年特别派遣郎中袁世振疏通两淮盐法，提出十条建议，立即废除减斤法，每引规定盐的重量及包索，淮南为四百三十斤，淮北为四百五十斤，除去引价五钱外，淮南缴纳余课八钱，合计引价一两三钱，淮北缴纳余课六钱，合计引价一两一钱，改单立纲，正式推行现引，附带推行积引。从丁巳年到己巳年十三年间，积引全部销完，附引才开始废止。天启元年户部侍郎藏尔劝上奏获准，每引加盐十五斤，征收白银一钱，用来充作辽东军饷。六年，逆阉魏忠贤派遣两名宦官驻扎维扬，搜刮运库八十万两白银作为费用。库银一空，又因大型工程，每引加盐十三斤，缴纳白银八分。崇祯二年奉诏停止。三年，因战事兴起军饷紧急，户部尚书毕自严上奏充作辽东军饷。五年，商议按照辽钞摊行的例子，在纲外另行发行新引七万。又上奏增加黔盐五万引。六年，听从抚臣唐晖的请求，又在湖广武昌、汉阳二府增加发行淮盐三万引。末年又派遣练剿等各项军饷，浮税增加而商人资财枯竭了。本朝受命，战事初定，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尚未完全平定，所需的军饷有一半依靠盐税。顺治二年，巡盐御史李发元、盐运使周亮工协助制定新盐法，请求留下垣盐给商人，招令他们认领盐窝办理缴纳，免征一切浮税。告知诸商努力实行，盐务以丙戌年一年为止，以后不再作为惯例。奉部刊定盐引额度，将一分为二，每年发行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运盐二百斤其中的部〇加带及解费、卤耗、包等斤数不包括在内。盐引不分南北，缴纳白银六钱七分有余，与旧额相符。四年至八年，各商人认领发行的盐引，虽然每年运输每年销售，终究达不到额度。九年才开始确定纲数，淮南派行一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引。淮北派行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二引。上江八县食用行纲盐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七引。合计南北正纲额度及连年频繁增加的杂税，从九年起至十六年止，统计盐引二百七十余万，积压也接近二百三十余万。

译康熙十七年，巡盐御史李赞元上疏请求实行按当年额度发放盐引的制度，将积压的盐引并入正规盐引中，每两张附销一张，每包加盐一百斤。户部批复同意。十八年，御史胡文学上奏说，合计康熙十五、十六年积压的盐引仅销售了三十多万张，而十七年的正规盐引反而积压到四十多万张，这都是因为盐的重量没有减少，导致盈余积压。除了淮北合并盐引的情况外，他奏请淮南附销的盐引缴纳一半的盐税，实行一张盐引的盐，除去额外加带的百斤，等到三年积压的盐销售清除后，再恢复原来的征收标准。奏章再次呈上，皇帝批示说“可以”。当时天下的盐税只有两淮地区最多，而天下的商力只有两淮地区最困苦。这是因为除了正规盐税之外，私人费用不计其数，遇到一件事就有一项陋规，经过一个地方就有一项摊派。而盐引积压滞销的原因，则是由于盐引销售区域逐渐增加，吃盐的人苦于地域狭小而盐多，商人宁愿缴纳盐税也不愿意额外带盐。于是桥卡和盐所额外抽取的斤两，增加重量更成为盐法的大害。起初桥卡抽取溢出的斤两，所抽取没收的原意是为了禁止多带盐的弊端。但后来却以多报没收为功劳，借口增加斤两，沿袭成为惯例。负责抽取的人，公家方面既便于上报解缴，私底下又容易隐瞒欺骗，官员以多出的斤两为利益，而商人深受其害。主管官员既然仍然沿袭旧例，而奸猾的胥吏盘踞其中，盐政的弊端至此达到了极点。

康熙九年，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怜悯商人的困苦，特别上疏陈述运盐的六大痛苦：第一是输纳，商人缴纳盐税，惯例是将几张盐引填写在限期单上，称为皮票，以便商人进入盐场。但运库扣压皮票，每张盐征收费用几钱不等，才能得到单据，又有胥吏的使费，称为照看，商人总的摊派称为公匣，每张盐引除了正费外，额外费用达到一二钱，计算每年缴纳数万金，这是第一种痛苦。第二是过桥，商盐出场，惯例要将舱口报验，称为桥掣，以便商人放行过桥。但关桥扣压盐引票据，每张盐征收费用几分不等，才能抽取放行，又有底盐面盐的搜盐费用，多斤少斤的买斤费用，每张盐引除了溢斤外，额外费用达到七八分，计算每年约数万金，这是第二种痛苦。第三是过所，商盐呈报盐纲，惯例必须造册摆马，称为所掣，以便商人查验斤两。但未经称量抽取，先有江掣的费用，茶果的费用，每张盐引各几分不等，又有缓掣的费用，加窝的费用，每张盐引除了割没外，额外费用达到一二钱，计算每年约数万金，这是第三种痛苦。第四是开江，盐引既已抽取，惯例必须请求给水程，每张盐引几分不等，请求给予桅封，每张几两不等。又有报状扑戳引费，钱余封引解引费，每张盐引开行费用达到二三钱，计算每年约数万金，这是第四种痛苦。第五是关津船盐，船只既已开行，所经过的盐道挂号，军营巡缉，关钞验料，都各有费用，计算每年约数万金，这是第五种痛苦。第六是口岸船盐，船只已经抵达岸边，而江广地区进入盐引则有道费，每张盐引几钱，匣费，每张盐引几分不等。又有样盐每包几厘，查批每船几两，费用不等，计算每年约数万金，这是第六种痛苦。这六大痛苦，是商人的隐痛，请求圣旨严厉革除各项私费名目，立碑永远禁止，并责成盐务下属各官每年核查各商人有无私费，出具甘结缴纳查验，以缓解商人的困苦。

又上疏陈述抽取盐斤的三大弊端：第一是加驼，抽取官员借口余斤亏缺额度为名，不论盐包轻重，暗中挂上斤两，商盐如果不增加捆扎的额外重量，就不能与秤锤平衡，每张盐引增加二三十斤不等，利益归于秤锤，而祸害落在商人身上，这是第一种弊端。第二是坐斤，抽取官员借口合算底码为名，不论斤两有无，预定余盐，商人如果不多带盐，就不能抵销抽取，每张盐引多带至四五十斤不等，公家解缴越多，私征越重，这是第二种弊端。第三是做斤改斤，奸商斤两多，行贿就可以填少，良商斤两少，不行贿就可以填多，抽取官员索要使费，在抽取之前暗中做手脚斤两，在抽取之后暗中更改斤两，斤两多的缴纳银两反而少，斤两少的缴纳银两反而多，奸商的盐日益盈余，良商的盐日益积压，输纳不均则危害盐税，口岸不销售则危害盐引，这是第三种弊端。

这三大弊端，假公济私，成为盐害，请求敕令规定桥所抽取溢出的斤两，没收少的三四斤，多的七八斤，不得超过额度。如果奸商夹带过多，就将盐引销毁，按盐引定罪。抽取官员虚填太重，就将底码合算，按斤两坐赃，这样销售运输就容易而商人利益均等，抽取查验公正而国法可信。兴利除弊，没有比这份奏疏更好的了。奏疏呈上，皇帝下温旨褒奖嘉许，勉励他称职，仍然命令以后各盐务差官不得因循陋规，剥削商民，敕令户部禁止饬令。数年以来，商人的困苦稍微缓解了。

等到康熙十三年，云南贵州发生变故，湖南沦陷，接着江西郡县被伏莽揭竿之徒动摇蹂躏。那些寇贼窃据的地方，商人没有运盐的地方。即使王师荡平扫荡，依次平定，但兵燹之后，户口消耗几乎超过一半。储存在口岸的盐，既被夺取，而载盐连樯的商人，又畏惧风声鹤唳，在江上徘徊不敢前进，偶尔冒险阻到达那里，只见废墟遍布，人民像鸟兽一样逃窜，也没有地方销售。度支因为军需紧急，督饷的檄文如星火般每日下达，于是商人又陷入困苦。依靠先后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面恩惠体恤，请求免除请求延缓，而又以忠义劝勉，乐于输纳没有落后，商人忘记了疲乏。

译两淮每年缴纳的盐税高达百万，商人们耗尽财力，追逐微薄的利润，向上供给朝廷储备粮食，向下代替百姓缴纳租税和徭役，几乎节省了全国一半的粮草开支。他们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利，作用非常巨大。然而，必须保证盐货流通不阻滞，盐税缴纳才不会匮乏，让商人稍微有些宽裕，才能供给国家征收的财产税。主管官员应当仔细审察这一点。

译历代盐政沿革 户部盐法志

天下的盐税，两淮独占一半，因此是利益争夺的焦点，弊端也随之产生。补救弊端的方法，贵在确立法规。然而天下因弊端而制定法规的，甚至法规施行久了弊端又会产生。放宽还是严格，各代因时势不同而有所差异。适宜沿袭或变革法规，由人来决定，得其道，则商人富裕而用度充裕；失其道，则商人困顿而用度枯竭。这确实是千万年来相同的准则。

追溯两淮盐利的起源，始于汉代。在此之前，汉高祖在关中称王，废除秦朝的烦苛政令，一切重新开始，唯独盐税仍沿袭秦制。因为当时封国众多，凡是林园、池市租税的收入，从天子到拥有汤沐邑的诸侯王，都称为奉养费用，而山泽的利益，凡在诸侯王境内的，都用来充实自己的财富，并不是国家经费的来源。所以到了汉惠帝时，吴国有豫章铜山，就自行铸造钱币；有东海煮盐之利，就自行垄断。这样，先王禁止垄断、防微杜渐的意图就丧失了。

汉武帝时，郑当时迎合他的心意，使盐税法规更加严密，而官吏更加繁多。大司农下属有干官，有两长丞，有水衡都尉，还有均输官，都主管盐务。以至于郡国设有三十九个盐官，雁门、沃阳都设有长丞，先王与民共享利益的意思，更加遥远了。

汉昭帝始元六年，贤良文学之士有废除盐税垄断的对策，可惜被桑弘羊等人阻挠。汉宣帝时下诏降低天下的盐价。汉元帝时又废除盐铁官，这都值得称道。

东汉时，郡设有盐官，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置长及丞，凡是产盐多的郡，就主管其税收。汉明帝时粮食昂贵，国家经费不足，尚书张林上书说：“盐是饮食的急需品，即使是贵人也不能不需要。官府可以自行售卖。”下诏让朱晖发表意见，朱晖说：“盐利归官府，那么百姓就会贫困怨恨。”皇帝为什么最终听从了张林的话呢？

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监察御史中丞孔奂因为国家用度不足，都上奏请求征收海盐税，皇帝批准了。

唐开元元年，命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巡都兼任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一起检查全国盐铁的税收，这是听从了左拾遗刘彤的请求。

干元元年，第五琦初次改变盐法，在靠近山海井灶有利可图的地方设置盐院，以煮盐为业的流民称为亭户，免除杂役，私自贩卖者治罪。他的法规是，全面垄断天下的盐，每斗在时价基础上加一百文钱，卖出一百一十文钱，那就是十倍了。这真的好吗？

只有到了至德十四年，刘晏起用并取代了他，大历年末岁入达到以前的十五倍，军需常常充裕，而郡县没有受到骚扰，凭借有利于国家的权力，施行爱护百姓的政策，所以江淮盐法必定首推刘晏。而第五琦仅仅擅长算计，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奈何继任者元载，使得白著之流在江淮大肆搜刮掠夺，再加上陈少游，使得利益源泉的十分之百都落入豪强权贵之手。唐肃宗则命令献钱供养军队，唐文宗则用平章支取盐税。太和、大中年间，刘晏的法规完全败坏了。如果不是裴休懂得治理礼仪、顺应民情，因时势大力修明，那么谁能穷尽这些弊端，并使盐法在唐朝再次兴盛呢？

流传到五代，唐朝省库钱，后晋实行官买，固然不是正道；而后周君主不给予，海陵只馈赠盐给俘虏，也只是小节的美德而已。

于是宋雍熙年间，供给江淮等地颗粒盐和末盐。颗粒盐全部供给南河的各州县，末盐则来自楚州盐城监，每年四十一万七千多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多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六十五万六十多石，供给本州岛以及淮南庐、和、舒、蕲、黄州和无为军；江南的江府，以及广德、临江军等地。海州的板浦、惠泽、洛要三场，每年四十七万七千多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多石，则供给京东的徐州、淮南的光、寿、濠、泗等地。

至道末年，凡是禁止垄断的地方，官府都设立标志，守候瞭望以告知百姓，多么谨慎啊！端拱年间，设置折中仓，储存江淮盐，允许商人输送粮食到京城，以优厚的价格给他们盐。真宗时，李沆担任发运使，运输通、泰、楚三州的盐，又请求在真州设置仓库，称为转般仓，凡是淮盐都由此到达江浙荆湖，至今便利。

仁宗时，张纶担任发运副使，当时盐税大幅减少，通、泰、楚三州积欠很多，张纶全部奏请免除。不久商人百姓兴起，岁额顿时增加，治国者难道不重视轻敛吗！明道年间，王随陈述有利于国家、便利百姓的五件事，利益非常广大。景佑年间，范纯仁请求降低江南各处的盐价，恩惠非常深厚。朱熠提议购买沿海浮盐，刘达可再次论述海州盐城浮盐的弊端，议论正确，法规严格。这些都是宋朝法规中卓越的部分。

元太宗庚寅年，开始确定盐法，朝廷经费都以此取资，其间每年减银，每年改钞，随即又增钞，大多不统一制度。于是郝彬请求建立六仓，凡是河商江商进行贸易的，都依赖他的营建之功，而敬俨不把增加的收入作为每年的收入，这就更加掌握了经常性的要领了。

明洪武元年，确定两淮盐的定额，共三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引，每引一百斤。不久改大引为小引，共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二引。其丁钞工，每引以一贯五百文为定额，所以明朝初期经常充裕，而私贩容易。

译这是制度。至于边境纳粮换盐的条例，是从洪武二十八年开始确定的。其中用于供给驻守主兵的称为常股盐，约占十分之七；用于供给客兵需求，在紧急时加倍价格开中，等到盐引到达才支取的称为存积盐，约占十分之三。凡是中纳常股盐的负担稍轻，存积盐的负担较重，后来增减不免有差异。正统六年，批准御史张裴的请求，劝导商人每引借出米麦来赈济贫困的灶户。景泰三年，又命令各灶户应当缴纳的刍草，都允许折抵余盐，既然已经给米收买，又允许折纳，使得勤劳的灶户都能获得利益，这就是私卖得以杜绝的原因。弘治元年，劝导借粮赈济灶户的粮食改为折银，这是为了顺应商人的便利。二年，凡是商人没有盐支给，又允许他们购买勤劳灶户的盐来行走盐引，这就是余盐的开始。大概明朝初年只有盐引而没有盐税，盐有了税，是从变卖余盐开始的。这一年又规定开中纳银，都命令解送户部。洪武初年开中都是向边境输送正色粮食，到了这时不输送粮食而输送银两，不送往边境而送往户部。而中纳粮食充实边境的制度就灭亡了。至于水乡，朱冠为他请求减少团煎，蓝章为他请求恢复，这都是切合当时政事的。嘉靖年间，霍韬首先将商人和灶户的利弊上奏陈述，大概是知道首要事务的人。此后朱廷立、周相、徐九皋、齐东、道张九功、朱炳如等大臣前后相继。体恤灶户就为他们开垦余荡，疏通盐法就为他们处置余盐。灶役负担偏重累及的，就为他们清查；盐斤大包夹带的，就为他们严禁。以至于考虑海潮问题为他们开垦修筑堰堤，因势利导为他们申明严禁包揽；而起掣过期增加开工本的，又为他们禁止停压，罢免原扣，都能修举职事。这大概也是所遇到的时势使然。隆庆二年，庞尚鹏议论淮盐分价，定为三等。而盐引数目关系到南京的，其分拨关引及到司勘合都有定例。万历初年，先前积压的盐滞销，暂停存积盐十万五千七百余引。到了这时照旧一并开中，这确实是盐法疏通的证明。随即经部题奏修河银两都允许停止。不久又停止增添夏哱变引八万，又停止辽东标兵引四万，以及防倭缺饷引三万。四十余年余盐预征，而颜思忠请求苏四十一年新增余盐，而徐爌议论革除。四十四年盐场匮乏短缺，而李汝华议论平准。四十四年囤户收买，而袁世振议论禁止。四十五年盐法十议，而有颜思忠恭敬进献库银借征，以及新旧食盐，又有龙遇奇请求补之的条议。两淮盐法必定在隆庆万历以上有流失，以及天启充饷加征，为何而溢出？请求抵充袍价，为何而轻议？邓启隆合算两淮新旧的盐引，已计算增加银七万九千六百余两。张养合算兩淮割没带盐，又计算增加银十一万二千九百余两，而都着为定例。这是竭泽而渔啊。为何逆珰中使又驻扎淮扬，搜刮库银八十万，致使御史扫库不足以偿还，而又借支秋课。想要盐法不坏，怎么可能得到呢？只有崇祯三年，毕自严则思开中输送粮食，希望保存旧制于十分之一中。六年而仓盐折价增引过多，有的请求自冏卿，有的只自部臣，尤其有救时的深思。大概天下盐课，两淮占一半。淮盐关乎至计，是怎样的重要呢？没有良法，又用什么来善后呢？

译请求确定盐法的奏疏

大学士朱轼

恭敬地认为，自皇上登基以来，深切体恤民间疾苦，宽大的诏令屡次颁布。凡是钱粮、赋税、军事刑法、礼仪法度等方面，臣下奉行不当之处，无不逐一纠正措施，力求尽善尽美。本来四海之内都已沐浴皇恩，无不欢腾鼓舞。只是盐政这一件事，向上关系到国家大计，向下关系到百姓生计。向来各地都制定了规章条例，但法令施行久了弊端便产生，常常滋生纷扰，圣上心中对于不得不急忙讲求补救之事有所挂怀。臣查得产盐之地有海盐、池盐、井盐，而各省盐法的办理各不相同，起初或许是因地制宜，如今应当从长远考虑而定下决议。去除弊端则利益自然兴起，以方便百姓为始，对国家有所补益。臣谨就平日见闻所及，斟酌当前因循与变革的适宜之处，恭敬地陈述浅见，向皇上陈述。

一、行销盐的地区，应当酌情变通。查得各省并非都产盐，所以必须依靠商人运输。但即便以江南的镇江等府为例，与淮扬相距很近，而旧例却必须食用浙盐。浙江路途遥远，商人运输需要费用，盐价自然昂贵；而淮盐就近可以获得，价格也很便宜。舍弃便宜的购买昂贵的，人情难以接受。近日丹徒县发生贩卖私盐抢劫一案，所谓的私盐，其实就是淮扬的官盐，因为它不是浙江商人售卖的盐，就被称为私盐。淮盐与浙盐虽然不同，但从国家角度看，食盐无非是百姓缴纳赋税，总归是正规贡赋，这方那方，有什么区别呢？仅仅因为商人盐引销售积累的不均衡，致使小民难免触犯法网。应当命令该省督抚会同盐政官员斟酌变通：如镇江等府干脆改行淮盐，其余各省类似的情况很多。如河南上蔡等县，本来有河东的盐，却必须销售淮盐的引票；湖广巴东等县，紧邻四川边界，却必须食用淮盐。有一个省内各府所食用的盐产地不同的，有一个府内各州县所食用的盐产地不同的，都应当根据产盐地的远近逐一查明，全部予以更改。这样一变通之间，对国家既毫无损失，而百姓受到的福泽却不少。

一、各州县销售盐引，应当共同计算。查得商人运销食盐，各有指定的地方州县销售盐引，原本有定额，所以旧例不允许越界买卖。但犬牙交错之地，有这一县的村庄插入那一县地界的，就近购买食用官盐，就属于犯禁，查拿拘禁，往往难免。而本县所设的盐店，或许远在数十里之外，小民食用的盐不多，要让他们舍弃邻近容易购买的盐，而到数十里之外去寻求，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况且水陆运输的装载有难易之分，盐斤的积存有增减变化，而价格的高低因此而定。如果一定拘泥于所属地界，非常不便，而愚昧的百姓容易触犯禁令，是必然的。额定盐引的数量，原本是根据户口的多少来量定的，这一县的百姓购买食用那一县的盐，那么那一县的盐引必然不足，而这一县的盐引自然有余。为什么不直接用有余的盐引补充不足的数量，合并总计计算，自然会有盈余而没有亏损。臣请求敕令各地督抚盐政各位官员，酌情考虑地界相连之处，或一府，或数个州县，合并为一个局，将所领的盐引通融营销，不拘泥于商人购买的分地，无论州县界限，听任商民就近交易，这样盐引赋税和百姓食用两方面都有裨益。

一、灶户煎盐，应当让商人资助其资本，并酌情制定贩卖私盐治罪的条例。查得定例，灶丁等人夹带余盐出运以及私自煎煮贩卖的，按照私盐法论处。然而近来抓获私贩，只根据现抓获的人审理，并不追究灶户，不知道私盐都是灶户所卖。如果场灶之间没有私自输出的盐，奸徒从哪里兴贩？所以想要杜绝私枭，必须先清查场灶；而想要断绝场灶的私自输出，又必须先体恤他们的苦情。凡是灶户的资本，大多向商人借贷，等到买盐支付价款时，则权衡本金利息，加倍扣除，又强迫压低价格，灶户获利不多，盐又有剩余，而且倚仗私盐事发罪责也波及不到自己，所以敢于售卖私盐，实在是由盐商驱使，而该管官员纵容所致。臣认为应当命令商人认定灶户，酌情给予资本，使得能够及时煎晒，即使遇到阴雨连绵，盐斤也不致缺少，对商人也有很大益处。其价值在抽取盐斤时，由该管官员共同酌情确定，有余不要不足，务必使灶丁得到利益，这样日常用度有资财，而工本不缺乏，然后严格杜绝私自售卖的弊端，而依法惩治。除了老幼负担四十斤以下，允许照例卖给，令盐场大使验明挂号，准许出场，并逐日报明分司。此外的人如果不是老幼，籍贯不是本地，盐超过四十斤以上的，一概严格禁止。煎出的盐，务必让盐商尽力多买，或露天堆积，或贮存仓库，大使逐一查明，封识加盖，听凭商人偷运以及违反条例卖给私枭等弊端，将灶户分别追究治罪，该管大使以纵容论罪。再者大使是微末官员，守法自爱的人很少，应当将分司丞倅移驻场所，责令监管，这样私弊灶丁可以清除，也不致受牵连了。

一、附近产盐的地方，盐价应当降低。查得私盐从三四百斤到一千多斤的，都是大批私枭运到远处发卖，这其中有窝藏停顿的地方，出没有时候，来去踪迹，

译这很容易追查。况且只有在江岸河滩船只往来的地方，以及文武官员和水陆关口，如果确实能够严密稽查，奸诈之徒自然会销声匿迹。只有四十斤以内的盐不在禁令之列，而五十斤到一二百斤的盐，都在附近百里之内售卖。因为运得远了，背负艰难，人工伙食费用多，得不偿失。那些冒着禁令购买私盐的百姓，不过是因为私盐的价格比官盐便宜罢了。与其严厉抓捕从而滋扰百姓，不如平抑盐价以杜绝私盐。凡是靠近产盐地区百里之内，将官盐的价格降低到与私盐相等，那么百姓都会食用官盐，私盐不用禁止就会自然断绝。对于商人来说，在靠近产盐的地方，既然减少了搬运周转的费用，盐价自然应当酌情降低。食盐的地区辽阔，这附近百里之内不过占千百分之一，何必一定要抬高价格？那些奸徒贩卖私盐，原本是为了谋取厚利，即使按照他们降低的价格，也可以偿还成本并缴足税款还有剩余，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

译关于盐引定额，多余的部分应当酌情削减。我私下认为，国家休养生息，天下人口确实日益繁盛，但民间食盐的消耗量取决于家境的丰裕或贫乏，即使是家境稍好的人家，见到盐价飞涨，也必定刻意节省，因此盐的销售量终究无法大幅增加。然而几十年来，盐引的数量，有时由主管盐政的官员提议增加，有时由地方大吏请求增额，有时依据商人的公呈，有时声称百姓自愿，时常有所增益。究其实，连年积压滞销，能按数额征缴完毕的很少。似乎应当命令各该督抚逐一确切查核，商议削减。与其定额多余却必然拖欠，只留下纸面上的虚名，不如减少定额而容易征缴，从而获得长远的实效。至于盐规这一项，在立法之初本来没有这个名目，因为各地行盐私利丰厚，难免有馈送，于是沿袭成例。近来因为各官都有养廉银，这项早已禁止革除，但恐怕各官并非都是廉洁自守之人，旧规既去，或许又巧立名目生发，商人照旧馈送，无非是从盐价中出，也就是从百姓身上出。一并恳请皇上敕令直省严行申禁，其留存充作公用的也酌情减免，以宽裕商人的财力。因为惩治商人必须先体恤商人，体恤商人也就是体恤百姓。

关于商人应当加以甄别，并慎重选择。查考运盐办课，有本钱有利润，必定是家业殷实的人才能承办无误，且知道自爱，不至于生事。而各地的盐引名额，向来预定有初始本钱有余，但花销败落，仍然充当商人的；也有豪强恶棍欺压霸占的；又有私下售卖、顶名钻营充任的，有的是赤手空拳无赖之徒，有的是凶恶不法之辈，起初夹带营私，后来穷奢极欲，耽误盐引亏欠课税，各种弊端丛生，欺官累民，无恶不作，这些都是商中的败类。应当命令巡盐等官严行稽查，并让众商人公举举报，逐一甄别，慎重选择老成持重、家资丰厚且情愿承充的人，更换盐引立名，让他们承办，仍不时教导众商人，严加管束，务必让他们谨身节用，完全去除从前的积习，勉力成为善类。其子弟中俊秀的，设立义学，聘请老师教授，这样商人也会敦行善举，风俗归于淳厚了。

关于盐价应当公平酌定，使商民两无亏累。凡是商人贸易，贱买贵卖，没有超过盐斤的。总因为装运远涉众多，使费而盐商糜费花销又不菲，都取自盐价，这是盐价日益增贵的原因。常常见到地方大吏及巡盐御史有庇护盐商的，任其高价不过问，而操守廉洁的官员不收馈遗，又或许刻意核减以至于过分，商人见定价太贱，因而隐匿盐斤关闭市场，反而导致滋扰。臣认为应当随时酌定中平价值，使买卖两无亏累自然相安无事。又商人行盐多存贮在省会，各地营销由本地小商领单转贩，运往城郭市集会聚之处开铺发行。各乡村小店，又从城市贩往，层层递运费用也递增，而经过地方盘验挂号使用尤其多，所以远乡盐价比起发盐之地，往往加倍。臣请求敕令督抚严行禁革，如有借端需索的，允许贩盐之人据实控告。再盐从省会递送，断无夹带私盐之事，一并饬令免除盘验，以省去守候之苦，这样乡村小贩得以获得微薄利润，而盐价也不至于太贵了。

关于荒僻乡村，应当选择良民领盐零卖，以方便百姓食用。查考穷乡僻壤，难以销售盐的地方，从未开设盐店。穷苦小民，常年吃淡食，或煎熬咸土充饥，以致生病，老人尤其不能忍受。偶尔有家道充足的人，从城市多买几斤，归途遇到巡兵盘诘讹诈，往往难免。请求命令有司在荒僻村庄选择一谨厚良民，发给小票，让他领盐零卖，卖完缴价，再发给。这样衰老穷民得以就近零星购买食用，而对盐斤的营销也不无少许补益。

以上几条，都是臣从前所经过的地方及近来察访，略知梗概的。此外臣所不知道的，以及知道而不能确信的，不敢入告。国家度支经费，关系甚大，弊端不可不除，而法令不可不善。必须衡量上下都适宜，这样实行久远而无弊端。臣仰体圣意之忧勤，敢献上刍荛之末议。伏乞皇上明察。

盐法隅说

孙玉庭

盐，是天财地宝，资助百姓食用而宽裕国家赋税，利益极为广博。所以盐场设置官员，运输招募商人，总会计于运司，而以巡盐御史监察，这是国家理财的大政。然而财物只有治理得当，国家与百姓才能两利，否则百姓有吃私盐或吃淡食的忧患，商人有耽误运输错误销售的弊端，最终导致国家赋税亏损。于是有人借官款以救济商人，而商人仍然不振作，商人不振作则运输仍然耽误，而百姓吃私盐，百姓吃私盐则私盐愈多而官引愈积压。于是严厉缉拿私盐的法令，以疏通官引，而私贩终究不停止，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盐场灶户生产盐获利而售卖，是人之常情。官府购买有定价，售卖私盐则价格高于官府，盐场灶户必定卖私盐，这是其一。官商之盐有课税，私贩之盐无课税，无课税则价格低廉，小民愿意吃私盐，这是其二。

译盐场和盐灶必须出售盐，百姓也愿意购买，私贩从中牟取暴利，想要用法令禁止，这必定做不到，这就是私盐贩子猖獗、抗拒抓捕众多的原因。那些抗拒抓捕并杀人的人，罪行必定要被诛杀，因此亡命天涯，什么事做不出来？陆路上的大匪、海洋上的海盗，这类人实在很多。这是盐法没有理顺，除了私盐贩子为害之外，又增加了强盗的祸患，难道只是百姓食盐不足、国家税收不充裕而已吗？玉庭我承蒙差遣在岭西任职，兼管盐务，考察盐法旧志，发现现行的事例都有让人心里不安的地方，就我管见所及，略述其大略。粤东各盐场的盐，分别通过煎煮和日晒产盐并出售，这是它的利益所在。盐场和盐灶有赋税，就像田赋一样，数量不多。至于运商所缴纳的，则有盐价、饷银和杂项的区别。盐价是指盐场盐运到省城，每包的成本是多少；饷银是指每引的国家赋税是多少；杂项则是朱引奏销以及盐羡之类，数量实在很多。过去粤中产盐，官府发放国库资金购买并运到省河储存在盐仓，然后分配给商人领运，赋税必定每年结清，盐价则后来才结清。此后不仅拖欠盐价，还导致拖欠赋税，因而亏空国库资金。推究其由来，固然因为商人办理不善，也因为官府调剂失当。于是急切寻求补救措施，于是实行将国库资金改为纲盐制的办法。这个办法先劝募若干家富户，各自出资若干两，共同汇成若干万两，先归还无法追讨的国库欠款若干万两，剩下的作为纲本，购买盐灶的盐运回省河，核定每包的成本是多少，饷银和杂项是多少，余利是多少，让运商按照这个标准缴纳，然后才分配盐包给他们。这是先缴纳饷银和盐价然后才运销盐，又设立十名纲总来管理，而官府稽查他们的收支。因此运商不拖欠饷银和盐价，纲商可以获得余利，如果能长久实行，也是好办法。无奈运商资本微薄，营运难以周全，而正饷却命令先缴纳，积压的盐引不能全部配给，因此资本更加微薄，耽误错误更加严重，而私盐充斥，于是无法控制。况且纲商只是富户罢了，起初并不完全了解盐务，他们手下办事的纲总，利益归自己，别人的贫富，视同秦越（毫不关心）。加上海运被纲费日益烦杂，最终也没有利润，亏本无法支撑，这是事理发展的必然，不需要智者也能明白。早想改变计策，不如将赋税归于盐场和盐灶。查《盐法志》，粤东某盐场盐池有多少，某盐场盐灶有多少，年产盐多少，各有定额。盐额定下来后，每年运销的赋税额度也确定，额外生产的称为余盐，也都申报，场官全部卖给官府，出售给畅销的商人，收取羡余而不收取赋税，这是旧例。

译现在提议将盐税征收归于盐场和盐灶，其方法应当在盐灶晒盐各户申报产盐时，命令盐场官员查明确切数量，登记在册。等到出售时，按照包数和斤重计算，正盐每包应征收多少税课，余盐每包应征收多少羡余，抽收后即放令出场。那些卖给商人的，则让盐灶晒盐各户合计成本及饷项共需多少，加价出售，使在收回成本之外尚有余利，不必过问卖给哪个商人，任凭他们自行交易。那些商人转运，凡是粤盐应行的口岸都听任他们前往，只要不侵犯淮、浙等地的引地，就没有阻碍。如此变通改定，对于盐灶晒盐的户来说，虽然出税课增加了，但获利也更多，必定是他们深深愿意的。运商无需官方指定，那么有资本的人无论多少，都可以贩盐获利，谁不乐意去做？况且没有官商的名目，那么百姓随处都可以买到盐食用，盐价必定降低，商人和百姓都便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征收国家税课也获得了简便的方法。这就是李雯“天下无非私盐，则天下无非官盐”的说法。

然而有人会说，广东各盐场远近不同，盐价和饷项轻重也不同，有的盐场近而价饷轻，有的盐场远而价饷重，如果听任商贩自行购买，势必舍弃远处趋向近处，避开重的选择轻的，远处的盐场或许会导致盐积压，国家税课恐怕因此缺额，怎么办？不知道前人分场定配，原本已经斟酌得适当均衡，断没有偏颇却能长久维持的道理。那些价饷重的，如粤西埠地较远，就分配高、廉、西场的盐，并没有更近的盐场，而且销售价值也多；价饷轻的，如粤东近海各属及闽、汀一带毗邻潮州，那么销售价值必定少。贵、东、江右以及郴、桂各处，可以类推。况且产盐有定额，近处盐场的盐数量有多少，怎能供应五省众多商人的买运？而过分担忧远处盐场的盐积压、国家税课缺额，也是没有意义的。

又或者说不设官商，那么通都大邑是商人争相前往的地方，偏僻穷困的乡村百姓将只能吃淡饭，这就不对了。利益所在，不跑也会传播，曾经看见村落间有挑担卖烟草的，烟草并非人人都嗜好，尚有小贩往来；盐则是日用必需品，难道反而担心没有贸易？偏僻的小村庄还可以去市镇购买，难道不见河东盐课近来归入地丁银征收，民间反而得到吃便宜盐的好处，并没有缺盐的忧患吗？

又或者说不如将税课归入地丁银就可以了，而一定要归于盐场盐灶，这岂不是故意制造纷扰，阻碍而无法实行？这也不对。粤盐的情况与河东不同，河东行盐的地区，地丁银多而盐课少，百姓不觉得增加了赋税的负担，而有吃便宜盐的好处。如果粤省，则盐课多于河东，而行盐的口岸横跨五省，而且所出的地丁银没有河东那么多，倘若也仿照这样做，必定滋扰百姓，让耕田的百姓出税课，而从事商业的人坐享其利，尤其属于偏颇，所以不可以。

又或者说税课归于盐场盐灶，固然有道理，但盐灶晒盐的户都是贫民，也能保证税课必定容易缴纳吗？回答说：粤场产盐旧有定额，现在则是税课随盐出，无从拖欠。至于余盐，向来每少报以作为贩卖私盐的途径，现在既然听任他们自行交易，那么没有私盐非官盐，有余的都是羡余，缴纳税课后各听任他们前往，必定都欣然称便。这是税课归于盐场盐灶的方法实行，不仅额盐有税课，余盐也多有羡余，所谓百姓可以让他们去做，国家税课而且将要日益增加。

又税课既然有了归属，那么盐禁就松弛了，向来由私贩而成枭徒，以致成为陆路巨匪、海洋盗寇的，都知道谋生有了依靠，可以返回故乡，将用所有的资本贩盐做小贩而成为良民，又为什么要触犯必诛的法律，蹈入不测的深渊呢？除了富裕国家、便利百姓之外，还可以消除盗寇，这是事理显然的，并非迂阔而不恰当。至于盐场盐旺产之年，商人转运已经获利，盐灶晒盐堆积而担心消耗，那么仿照刘晏常平盐法，来补救商人和盐灶的不足，并预备产盐偶尔歉收，那么随时斟酌调节，在于其人罢了。潮桥盐务向来未归入纲法，视此为例，不再赘言。所有税课归于盐场盐灶的章程，开列于后。

一、税课归于盐场盐灶，应当合计每年引课共多少两，分别各盐场大小均匀摊派征收。查现在粤盐额行引目，共八十一万余道，其奏销税银六十余万两。又粤西所行的引盐，除完引课外，另纳商税四万七千五百余两，这是引课岁额的总数。现在议定税课归于盐场盐灶，应请将税课两项分别各盐场大小，均匀摊征。

一、税课归于盐场盐灶，应当查核各盐场产盐数目，按包分摊。查税课从盐出，盐以包计，合计营销额引之盐，每包一百五十斤，共需要盐一百二十八万余包。粤东各盐场大小不一，产盐多寡也不同，其产生盐的盐场，多的岁额收盐十四万余包，少的也在二万四千余包以上，每年共额收盐一百二十余万包。其产熟盐的盐场，多的岁额收盐三万八千余包，少的不过二千数百包，每年共额收盐十四万余包，这是《盐法志》所载收盐总数。虽然各盐场衰旺今昔不同，熟场改生的情况也不同，但通盘合计，增亏相补，总属有余。至于各盐场额外仍有所产，名

译设立余盐，以供配销各项杂盐之用，虽有定价却不征收课税，所获得的盈余银两也都上报户部用于拨付军饷及充作东、西两省的公共开支。如今议定课税归由盐场灶户承担，应请求立即按照各盐场额定征收的包数，区分多寡，均匀摊算，每包应分摊的课税银两若干，在各盐场出盐时按包征收。既然课税已有归属，向来请领盐引进行营销的旧例应请求删除，其余关于余盐获得盈余应酌情办理的事项，另在后条中注明，以理清头绪。

译一、东莞县熟引四千余道，课银两千四百余两，早已归入民〇，由县征解，即在引课总数之中，应在前开六十余万两之内开除，无须再于盐包抽课，以免重复。

一、雷州府海康、徐闻、遂溪三县的引饷银共计四百三十八两零。这三县各有盐场，每年产盐不多，仅供本地销售，向来不计包收买。其引饷由各县办解，如今议定课税归场灶征收，应令各县依照新定章程办理。查这三县的引饷银两，即在前开额课六十多万两之内，其所产之盐则在前开各场额定收包数之外。所有引课银四百三十八两余，应在该县盐场内计数征收，无须在前条额定收包数内摊征，以免重复而归平允。

一、琼州府所属各州县，四面环海遍地产盐，向来不设引，营销其盐课银两，历来合并归场完纳，由府州县征解，仍应照旧办理。查此项课银是否即在前开报部销算的六十多万两总数之内？盐志未详，运司衙门自有所据。如在其内，也无须在前面开列的额定收盐包数内摊征，以免重复。

一、各场例纳丁课及〇灶盐田之课，仍应照旧征收。查粤东各场丁、灶、池〇等课，归场官征收的十居八九，归府县征收的很少。每年总共征银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一两有余，数额不多，且与引课无关，应照旧办理，无须更张。

一、盐课正项之外，尚有杂项羡银，应分别办理。查向来场盐运省，每包加有卤水损耗盐斤，除去沿途折耗外，剩余的名曰子盐，配给商人销售，收价每年获得羡银二万三四千两。又节省包价工伙等项，每年约获羡银五千余两。又每饷银百两，征收部饭银一两五钱，平头银三两二钱，共征收银二万九千八百余两。另外征收纸朱引费奏销银，共九千四百余两。又潮州所属秤头银羡及公费场等项，共银二万一千余两。又广西每年另销秤头盐斤，获羡银两万七千一百余两。销售土司盐包羡银三千三四百两。云南采买粤盐场羡银九百余两。大浦县征收鱼卤税银五百七十余两。以上各共计获羡银十二万余两。再查从前商人所纳盐价银两，除给场及海运船只外，每年约余银二三万两不等，名叫场羡。连同前项各羡，共银一十四五万两，都是报部拨饷及充东西两省公用的款项。自然应仿照正课之例，在各场所产余盐内，按包匀摊征收，以求统一。只是查云南采买粤盐，一是铜盐互易所出的羡银，其盐仍须运往云南，不便也在场产盐包内再行摊派，以致重复。此项盐斤应请照场盐实价采购，运往云南所获羡银另行办理。又大浦县所征鱼卤税银，一是腌鱼沥出的卤汁，并非盐斤。因民间喜爱食用此物，所以定有税额，且是由县征解的款项，与盐包无关，应仍照旧办理。又土司盐羡一是南宁、太平、镇安、思恩、庆远等府的土民，归土司管辖，例禁商人前去贸易。所有各处土民食盐，仅止四千三百九十余包，向来由各该知府领运转发土司销售，解饷银归项，所获羡银由府送西盐道造册奏销。此项羡银也不能归于场灶盐包内摊征，应照旧由各该府办理。其每年所需盐包，也仿照滇盐之法，由广东实价采购，运贮省河盐仓，配给各府营销。以上滇盐羡、土司盐羡以及卤税三项共银四千八百余两，应在前开杂项羡银共十四五万内扣除，以昭核实而免重复。

一、盐规养廉一项宜仍照旧办理。查粤西旧例，盐归官卖，凡是府州县官办理盐务的，都沾余润，以资公用。后来改归商办，地方官即无此项余润，所以埠商致送盐规，帮补办公，久而久之成为陋例。而粤西地方清苦，养廉不足公用，势不能裁此陋规。经前任总督李侍郎等奏明，奉部覆准，即以此盐规银两为各官添补养廉之用。每年由西盐道征收造报奏销，与正款项无异。如今课税议于盐包内抽收此项盐规银两，共银一万三千余两，摊入盐包内，为数不多，应请统归于杂项羡银内合计总数。每包应摊若干一并征收，由广东解归西盐道支放奏销。

一、场产余盐，向来由官商收买，以供配销各项杂盐之需。其旺产之场，在配足杂盐之外，仍有余盐，向来每匿报以为售私之地。如今应酌量办理，以灶晒贫丁。查灶晒之用，专以煎晒为

译盐丁的困苦比农民更甚。每年生产的盐斤，由官府和商人收购，按照惯例价格扣除工本后，盈余极少，不足以维持生计。而私下售卖的价格高于官价，因此盐丁隐瞒余盐，私下售卖以谋取利益。现在提议将课税归入场灶杂项羡银，也都在余盐中按包征收，这项收入已有着落，那么除此之外生产的余盐，似乎应当允许他们自行营销，不必再征收羡银。因为贫困的盐丁余盐本无定数，丰产时多，歉产时没有。如果不分别处理，丰产年份余盐较多，未免过于优厚。应当请求在丰产较多的年份，按照杂项羡银每包应摊的数额，酌情减半征收。歉产年份，就停止免征，这样斟酌得当，对羡银有增无减，对贫困盐丁大有裨益，似乎两全其美。

译一、各盐场的盐价，应当允许煎盐晒盐的各家农户自行斟酌确定并销售。查考广东各盐场，盐包原本有规定的价格，这是因为官运配销的税饷出自商人，所以如此。如今税饷和盈余既然都归于盐场和灶户，在正盐和余盐的盐包内征收，那么盐价就应当允许煎盐晒盐的各家农户将税饷项目计入成本，酌情增加后售给购买运输的人，无需官府定价，以免烦扰。如果说任由他们自行售卖，可能会导致抬高价格，这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因为产盐的场地很多，人们有利可图就会售卖，这个盐场不卖，还有那个盐场，怎么能囤积居奇？这也如同大型市场，自有公平的时价，人们无法争夺。灶户都是贫民，尤其不能持久囤积，所以不必担忧。至于商贩运往其他地方销售，道理相同，既然没有贩卖私盐的嫌疑，也就没有垄断的顾虑。百姓购买食盐的价格必定平抑降低，无需再议。

一、按照盐包抽取税赋，应当区分正盐和余盐，依次征收。查考各盐场产盐数量多寡不同，应当查照历来各盐场分产盐包的数量，核定多少包为正盐，多少包为余盐。正盐税赋多，优先征收；余盐盈余少，其次征收。至于此外旺产时期的余盐，本无固定数量，所以前一条建议按照杂项盈余的数量减半征收。因为贫苦的灶丁，请求尽量征收尽量上报，如果遇到歉收年份，并没有多余的盐斤，就停止征收，无需计算定额，以免阻碍。

一、征收税赋项目，应当在盐场出售盐斤时按数量核实收取。查考盐场灶户，向来在收盐汛期向盐场官员报告，查明后登记存档；等到起运至省河时，盐场官员仍然监督配发，以防夹带私盐的弊端，这是旧例。如今建议税赋归于盐场灶户，应当请求在盐场灶户报告产盐时，令盐场官员亲自前往查验，记录在印信簿册上；等到商贩到盐场出售盐斤时，仍然令煎盐晒盐的农户报告，盐场官员亲自前往查验，就按照所售盐包数量抽取税赋，放行出场。灶户贫民在卖盐时缴纳税赋，自然方便易行，也与商人纳税无异，而且绝不会拖欠追缴，这比旧法更好。至于盐场中其他稽查督催的事务，仍应按旧例办理，无需更改。

一、盐场大使所征收的税赋项目，应当责成各府稽核综理。查考盐场位于广州、肇庆、惠州、潮州、高州、廉州等府辖区，距离省会较远，而距离各该府城较近，应当请求令各府知府就近稽查盐场官员所征收的税赋项目，按旬按月向本府报告，积累到一定数量，就批解入府库，仍仿照州县征解钱粮的惯例，通报各上司存档。各府库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解交布政使司库兑收，等到满一年，款项全部缴清，按例分别正项杂项造册奏销。

一、广西盐道兼管盐务，其所管辖的西部税银，应当酌情修改章程办理。查考向来运商办理盐埠时，西部税银归盐道征收。自从归入纲商以来，所有税项以及秤头、盐羡、盐规、养廉等项目，由纲商解交布政使司库，由盐道详请奏销，上报户部拨饷及充作东西两省公用。如今税赋归于盐场灶户，纲商裁撤，所有正项杂项均在盐包内征收，解交布政使司，应当请求由东省每年按数移解至广西盐道库收贮，分别造册报告。其土司盐羡一项，则由太平等五府解交盐道详请奏销。

一、广东各盐场濒临海洋，偶尔遇到风潮泛滥，损坏堤围盐池，必须修复。因为煎盐晒盐的农户都是贫民，无力抢修，妨碍产盐。向来由运司查明，酌情借给工本，命令盐场官员督令修理，等到收盐时，从盐价内扣还。又各盐场有存贮的仓谷，向来在青黄不接时借给煎盐晒盐的农户，等到秋收时缴价还官，采买归仓。体恤灶丁就是充实税赋。应当请求就近由府查明报告，院司照旧借给，统等到盐场灶户出盐时，在盐包内一并收回，以示体恤。

一、应当裁减冗员，增加养廉银以供养盐场官员。盐税既然建议归于盐场灶户，无需配给商人运输，那么运司、运同以及盐库大使、经历、知、事、批验所等官员，都属于冗员，应当裁汰。盐场官员养廉银不多，责任既重，事务也比以前繁杂，应当请求将所裁各官的养廉银，酌情根据各盐场的繁简情况，分添给各大使，以资办公之用，这样不至于另生弊端，较为两全。

一、税赋归于盐场灶户，凡是广东盐应当销售的口岸，各听商贩前往，但仍应在毗邻的其他省份引地严密堵截。查考江西、湖南都销售淮盐，只有广信销售浙盐，其赣州、郴州等处则销售粤盐；福建的上杭、贵州的古州，也是如此。如果毗邻之处，商贩越境前往售卖，就属于贩卖私盐。应当请求在接界的郡邑，由江西、湖南、福建、贵州各省命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密稽查，有犯就抓捕治以越境卖私之罪，这样其他省份不至于受到侵害，粤盐也有限制了。

驳长芦盐价改用银桩疏，道光七年

贺长龄

本年十月二十日钦奉上谕：先前那彦成等人奏报，长芦商人财力长期疲弱，亏欠日益增加，是由于钱价过低，换银缴纳税赋导致成本亏折所致，请求将盐价改用银两计算，并将加价三文减去，两相抵算不致影响百姓食用，当时交给户部复议。如今据奏称，就现在

译按照最便宜的铜钱价格计算，除了将减去的加价三文抵算外，每斤盐尚需加价一文有余，终究恐怕民间因此有食盐昂贵的忧患等语。长芦盐价先前议定加价，原本是为了体恤商情，借以调剂，然而历年以来盐务毫无起色，亏空累赘反而增加。该总督等人所奏称的因易银交课导致亏损成本的情形，固然属于事实，但骤然改变旧章，是否民间不会导致食盐昂贵？此后若实行先交课税再发盐引，就能做到每年结清，不再拖延，必须体察实际情况，详细核定商议。长芦引盐销往直隶、河南地区，山东与长芦情况相同，该总督等人所奏也未考虑到其中的差异，着杨国桢、琦善认真访查盐务商情，并将各地易银的市场价格核算清楚，盐价务必确保对百姓食用毫无阻碍，详细确切地查访，据实奏报。并着那彦成、阿扬阿按照户部所议，将商人成本中支出的各项，凡是用钱支付的，全部剔除，另行核算，不得一概以易银赔折为借口。如果改用银两作为计税标准，先交课税再发盐引，是否确实能够长久实行？每年奏销是否确实能够全部还清积欠的课税？是否确实能够归补亏空？并按年可以补回多少，通盘详细核算，逐一切实覆奏，再降下谕旨。钦此。由此可见我皇上怜悯百姓、广泛征求意见的深切用意。臣忝居台职，凡有管见所及，也不敢不贡献自己的一点愚见。私下认为，利益不到百倍不变法，功效不到十倍不更换器具。改用银两计税的提议，如果对国家课税稍有裨益，也未尝不可作为通变权宜的方法。然而臣反复访查，私下恐怕会连累平民，损害国库资金，而对盐政并无益处，实在不可轻易议论更改，请为我皇上陈述。查直隶总督那彦成等原奏中称：现在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三百文，应请引地较近的，例价每斤在十七文以下的，以一千二百五十文为准；引地较远的，例价在十八文以上的，以一千二百文为准等语。经部臣核算，除将加价三文抵算，每斤尚需加价一文以外，认为这对负贩穷民不无食盐昂贵的痛苦。臣想，食盐昂贵的岂止是穷民，但受其连累最严重的确实是穷民。因为允许加价一文，那么商人所加的价肯定不止一文。就像天津县属，每斤盐例卖二文五毫，价格最轻，且因为是公共口岸，向来不加价。然而现今该县市场买盐价，每斤需制钱一十六文，较定例已多卖了五倍有余。一县如此，其他县可想而知。那例载确定的数目，人所共知，商人尚敢不遵守。若改为按银两核算，则没有明确确定的数目，那些商人更可操纵在手，任意抬高价格，势将何止于此。伏惟我皇上减免租税、借贷赈灾，每每不惜千万国库资金，以惠及百姓，岂肯因为调剂商人，反而连累穷民的口食？况且从前加价尚不过是暂时权宜，还有停止的时候。如今银两计税的加价则将定为常例，永无希望减免之时。臣所说的连累平民，就是此意。又总督等人原奏所称，改定银两计税后，成本灵活，转运迅速，即可定为先交课税再发盐引，新课每年结清，不至于再亏。每年所得余利全部限期交官，约计可得数十万两，弥补积空也可逐渐还清等因，似乎是出于慎重课税的考虑。殊不知嘉庆十七年加价一文，一半津贴商人，一半弥补欠空，而部臣查出弥补的数目至今仅有十九万余两，仍然欠项累累，毫无实际。道光五年堰工加价两文，三年后也是以一文解送户部充公，以一文弥补欠空。那充公的，岂能说对国库没有补益？即弥补欠空的，岂能说对商人没有益处？如果按数催征，每年结清何尝不可逐渐收到实效？如今一旦将前所加的价全部减去，而充公补欠的悉数用来惠及商人，这是将来商人的完税尚在虚悬，而目前现征的加价已归无着。名为筹划课税，实则侵吞国库，其理甚明，固不待再计算而决也。

译况且臣听说该商等人借引行私，由来已久。计算他们每年所获之利，哪里能数得清？然而他们仍然亏欠盐税和国库银两，屡次乞求圣恩调剂豁免不止，接着请求展缓，展缓不止，又接着请求借垫。不但旧欠没有还清，新欠又累积到一千数百万两之多。这是该商等人顽抗欺瞒、贪得无厌，实在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还说只要一改银桩就能充裕盐税，谁相信呢？臣所说的对国库银两有损无益，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认为整顿长芦盐务，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良策，那么浙江盐务在嘉庆年间改用钱桩，为什么近日加以整顿，就有转机，并没有因为改易银两折价而受累？两淮向来使用银桩，常有盈余，为什么现在疲敝的情形，仍然难以补救？由此可知盐务的衰败与兴旺，并不取决于卖价是银是钱的区别，如果管理得当，自然日渐充裕。臣又查考两淮就是先收税再发引，而近来亏欠却累积到三千余万，这是即使芦盐改用银桩就能先收税再发引，也属于空话，对实际救济没有帮助。况且臣听说长芦改用银桩，只有总商最为热衷，愿意的散商并不乐意遵从。因为总商只图专利，而散商则因为一经加价，所有浮杂派费无不增加，更加受到总商的扰累。这是该商人中已经人心不一，怎么能充裕盐税而杜绝商人的亏欠？该督臣等人所说的试行二年就可以每年清缴、弥补积欠，原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不过是仍然询问商人。对于总商等人只知道苟且图利眼前，欺瞒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恐怕试行二年以后亏欠依然如故，只是白白为奸商等人便利他们渔利行私的计谋罢了。臣所说的祸害百姓、损害国库，将来最终对盐政也没有益处，就是这个原因。臣又查考户部议覆折子里指驳的各种情节，也以请求改银桩为不可行，只是因为该处盐务废弛，拖欠盐税日益增多，所以请求下旨给河南、山东巡抚再加访察，等他们覆奏到达时，恭敬等候圣裁。而臣审察情形，参考舆论，既然确切知道此事有碍民生，无益国计，也不敢因为曾经奉旨饬查就缄默不语，以致犯下知道却不说的罪过。

再者，盐务至今百弊丛生，臣向来听说两淮盐政、运司两衙门，每年商人都有例行的规费，其数额正是不菲。虽然偶尔有不受的，也很少。等到遇到拨解盐引的时候，盐政、运司又因为库藏空虚，不得不向商人挪借，以致总商有所要挟。所以盐务的一切奏报，有很多出自商人的意指。两淮如此，长芦恐怕也不免。此前长芦请求改银桩，交部议奏的时候，外面传闻说商人赴京谋求干办，希望议准。道路上的传言固然没有根据，只是该商等人唯利是图，惯于钻营刺探，这话也未必完全没有原因。国家大计，哪里容许商人暗中营谋？这是关于盐务的小事，而关于国政的大事。现在纲纪肃清，该商等人虽然未能施展他们的伎俩，然而不可不防其渐。臣既然有所听闻，理应附片陈述。

会同两湖督抚筹议楚省盐务疏。

陶澍

臣陶澍恭敬奉旨派赴江西、安徽一带校阅营伍，奏请顺道回乡修墓，并乘便会同臣讷尔经额、臣周之琦、臣周之琦、臣裕泰筹商淮盐稽查销售事宜，仰蒙圣鉴。所有湖南盐务，臣陶澍先前经过长沙，曾经会晤商议臣裕泰，现在由洞庭顺风顺水东下，于十一月初七日到达鄂州，与臣讷尔经额、臣周之琦会面，又将盐务彼此悉心筹议。因为湖广南北两省是营销淮盐纲引最重的口岸，每年额定盐引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余道，而装载的仪征老河引距离贮盐的汉镇相隔几乎两千里，长江险阻，风向不定，转运本来就不容易，加上船户水手的夹带私盐、盗卖，中途处处逗留，稽查更加难以周全。况且楚省是水陆通衢，连接四川、广东、河南、安徽等省，四通八达，邻省私盐最容易侵入，防范如果稍有疏忽，就导致祸害腹地。内部如湖北宜昌府属的官渡卡，紧接川江，从前铜铅船只从四川装运北上，一路收买四川私盐进入楚地售卖，经过关卡并不听候查验，以致宜昌一郡都吃四川私盐，并波及下游荆州各属与荆门的远安、当阳，湖南的澧州、石门等处，大为淮盐纲引之害。已经议定章程，奏奉谕旨饬令宜昌总兵亲自督率卡运各员查验，催促并云贵、四川各督抚饬令沿途各州严禁售卖给该船户盐斤。自从奉行一年以来，宜昌一带水道四川私盐严行堵截，销量日渐进步。又随州、应山连接豫省信阳州等处，多被潞盐侵入；黄安、麻城接近光山、固始及皖省英山等处，多被长芦私盐侵占；接近淮北票盐的地方，也有混入，都是因为小民趋利若鹜，贪图便宜吃私盐，缘山越岭，辗转售卖。先前臣陶澍在淮北英山等处设卡，并派六安营参将赵某等带兵按时巡查查拿。又经臣讷尔经额、臣周之琦派遣湖北盐道于克襄亲自前往黄州各

译我们已查明重要关隘，分别设立关卡进行堵截缉私。近来盐的销售情况已有好转。此外，襄阳府各属地与河南省南阳等地交错相邻，河南销售的潞盐与淮盐价格悬殊，容易侵入楚地。而河南奸商又逼近楚地边界，广泛开设分销店，甚至包运至楚地转卖，导致淮盐销售受阻，严重损害官盐利益。现于奉旨查办匪犯张开运一案中，查出多名盐枭，已拘捕审讯，以示惩戒。应等待会同河南巡抚商议疏缉章程，另行上奏。又湖南郴州所属的永兴县，是粤盐的销售地，粤商开设分销店，销售生盐，与淮盐熟盐本有区别。但粤商借口海船舱底泥沙允许熬煮，多设熬锅，将生盐熬成熟盐，侵入淮盐销售区，导致楚地盐引额度短缺。道光十一年，前任湖广总督卢坤奏请，奉旨必须严格规定章程，令各方严守地界，酌定熬锅数量，永久限制，不许私自增多等语。卢坤当即遵旨，命令两省官员商议。后来卢坤核定，每家分销店允许留一口锅，并咨商粤省。但粤省总以熬锅不能定数为由，等到卢坤调任广东，臣讷尔经额多年往返咨商，而粤商又纷纷呈请，终不肯酌定数量，导致至今没有定论，影射多熬，侵占淮盐引额，在所难免。考虑到粤省来文称，粤盐全省通销，若将永兴分销店限定熬锅数量，该省盐税就会受阻。加上楚地所议查办的贩私人犯，按规定应讯明来历，如讯明是永兴分销店所卖，咨提究办，乃是楚人自犯之罪，与粤省分销店无关，不应妄加牵连等语。考虑到缉私关键，必须澄本清源，只有不稍存界限，才能各自巩固防线。粤省通销份额未必全在永兴一县，为何不能定额销售？且熬锅是为熬煮海船舱底泥沙而设，数量很少，怎能借此增加税收？其必欲广设熬锅，无非借端影射，将生盐熬成熟盐混杂侵入淮盐销售区，这样粤税固然宽裕，而淮盐引额即被侵占，剜肉补疮，对公事有何益处？且查湖南近年详办贩卖粤私案件不一而足，虽各罪由自取，但多留熬锅为奸商开偷漏之门，使愚民陷入贩私之网，于理似乎不妥。此事关乎淮盐引额，若不加以限制，诚恐愈增愈多，没有尽头。查永兴县现有分销店六十五家，相应请旨命令两广总督，将永兴分销店六十五家，每家只准存一口锅，永久定额，不准私自加增及增设分销店。锅口尺寸，也不准稍有宽大，总期于粤盐、淮盐两无妨碍。至于查办私盐，须照例究明买盐来历，提审办理。粤商更不得规避狡辩，失察私盐出境，地方文武官员也应照例议处，庶可各知警戒，以固防线。此外疏销事宜，前次立法已详细规定，如有应因利乘便之处，随时斟酌办理，不让窒碍。臣等惟有随地随时，同心协力，认真管理，以冀税收充裕、盐引畅通，仰副皇上整饬盐政的至意。

译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疏

陶澍

臣王鼎臣、臣兴奉命前来江南，会同臣陶澍筹划办理两淮盐务，曾将查出的库银垫占、虚报奏销、商运延迟、私盐漏税等各项实情，以及分派司员会同地方委员分赴各盐场实地勘察的原因，奏报在案。臣等一方面对淮盐全局详细综合审核，逐一细致查考，力求实现课税归由盐场和灶户承担的方法。只是两淮每年征收的正税、杂税银两以及帑利共四百多万两，每一毫每一厘都关系到国家财政，既然应当筹划利益产生的途径，就必须防止弊端滋生的根源。因此想到责成盐场和灶户的大致要点有三项，但都有阻碍窒塞之处：

其一，由灶丁起征课税。淮南用煎煮法产盐，淮北用池晒法产盐，现在按煎灶和盐池确定课税，每个灶、每个池大约征收银一百多两。灶丁都是濒海的贫民，如果让他们先缴纳课税然后再卖盐，则力量达不到；如果让他们先卖盐然后再缴纳课税，假如遇到歉收之年，势必导致课税拖欠、灶丁逃亡。况且场盐每斤向来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现在加入课银六厘，这是课税重而成本低，私卖只要达到缴纳课税的一半，灶丁就能获得大利，贩商就能节省重金，仍然难免私盐漏税的弊端，这是灶丁起征课税难以立即实行的原因。

其二，由垣商缴纳课税。招揽殷实的商人，让他们认课包纳，灶盐全部归该商人经营管理出卖，寓分散于整体，较为扼要。只是两淮盐池和煎灶有一半是灶户的产业，用自己的产业而听命于商人，情理上一定不愿意；商人只看利益，称重收购则强迫使用重秤，借贷则要求高利息，灶户习惯于私卖，就是这个缘故，灶户不乐意把盐交给垣商，商人也必然没有资金完成课税，这是垣商缴纳课税也难以立即实行的原因。

其三，由场官收税。根据各盐场产盐的引额摊定课额，商贩先向盐场大使报明认买的斤数，按照定额缴纳课税，然后到各灶配买盐斤，这样由官府经营管理，似乎觉得核实。无奈计算产盐最多的伍佑等场，按照引额定课应征收银六十多万两，即使次一等的如梁垛等场，应征收银二十多万两，虽然淮浒等关、苏松各县的钱粮也不及这个数目，盐场的微末官员怎么能承担这笔巨额公款？试行之初，定额难以预先确定，如果听任他们尽收尽解，难保不会隐匿上报、侵吞欺诈。加上盐场官署多在海滨，既没有城墙的防御，又没有军营汛地的护卫，征解也恐怕导致疏忽失误，这是场官收税也属于难以实行的原因。至于就井抽税，云南虽然已有成效，但两淮情形与云南不同，云南盐井二十四区，课额三十多万两，防范巡逻容易周全，课税也容易足额。两淮盐场绵延八百里，水陆交通，不是云南一井一官就能查察可比。况且商运是先课后盐，定额也是云南的十倍，不容易仿照办理。现在据司员及委员等，各自将查勘盐场灶户困苦劳累的情形，陆续禀复。臣等认为事关重大，必须计出万全之策，连日来共同筹划斟酌，竭诚竭尽思虑，期望在变通中尽得利益。而利益所在，弊端就随之产生。即使先试行办理，而清理灶户、遴选商人，改官变法，非一二年规模不能粗略确定。小民难以参与创始，虽然广泛晓示，也恐怕观望不前。即使商贩通行，又必然南侵闽浙纲盐，北侵芦潞纲 salt。如果不统管各省盐务，通盘筹划，实在不免此盈彼亏的担忧。这一二年中，课额不可长期悬空，场盐不可停止捆运，各岸食盐更不可长期短缺。假使试行尽善，固然可以扫除积弊；假如稍有不当，就难以恢复旧章。回想我朝淮盐定制，杜绝漏税则有垣灶的稽查，防止捆夹则有坝所的掣制，杜绝船私则价格不许折给，通纲引则口岸无事轮编。至于管理库银核，自运司无占垫通挪的弊端；缉私责任在弁汛，严行游巡堵截的方法，逐层防范至周至密。果真能实力奉行，自然不至于产生流弊。无奈相率因循，积重难返，这不是法律的弊端，人人实在废弃法律。请就淮盐弊端最大的方面论述。

一是浮费。每年征收的正税、杂税各以产盐分数核算，营销尽属有余，然而外解外支各项又有数百多万两之多，其中如盐政的办贡办公以及汉口的岸费、扬州的活支、乏商的月折等项，甚至一切官私酬应均列入成本开销，像这样积习相沿，无怪成本日益吃重。

二是夹带。两淮正引三百六十四斤，现在各场捆盐多者几乎加倍，这是商人引盐的夹带。其余商伙、商舵、工水手无不各有重斤私捆，搀杂多装，所以沿途则有买砠跑风的名目，到岸则有过笼蒸糕的情弊，并有灶船影带之食盐。商巡报获之功，盐无非假公行私，将无课之盐先尽售卖，纲食各引安得不滞。

三是私贩。淮南的老虎颈及深江孔家涵，淮北的钱家集、古寨及新坝、龙苴城等处，向来为枭徒盘踞。马头盐务中虽有缉捕经费之名，而汛兵巡役往往得规庇纵。况且淮盐营销六省，地方辽阔，如湖北的荆襄一带则有潞盐之私，江西的南赣一带则有粤盐之私，其他如河南的芦私、安徽的浙私，皆由各省越境透漏，占碍淮纲，其害又不独在枭贩。此皆淮纲

译考察患病之处，推求致病的根源，实在是因为将既定的法规视为具文，久而久之便涣散而不可收拾，这确实不是小规模的补偏救弊所能扭转局面的。只有将旧有的规章大力清理剔除。目前计算革除虚耗费用白银二百六十万两，成本既然减轻，盐价自然降低，完全可以抵御私盐，民间又何必乐于触犯购买私盐的罪过，私贩不缉拿也会自行消除。而且清理国库、革除总商，以杜绝侵吞渔利的苗头；确定秤桶、编制船号，以断绝影射舞弊的萌芽；疏浚河道、分发轮运规费，以畅通运销的道路；酌情带销、延缓积欠，以清除套取垫付的源头。使得图利者没有借口，欠税者没有托词，似乎比将课税归于盐场的办法确实有旧例可循。谨分为十五条，另缮清单恭敬呈上供皇上阅览，伏候钦定。

臣宝兴经过此次厘定条例之后，臣陶澍原本兼管盐务的责任，随时随事大力整顿。如果仍有透漏私盐、废弛课税等各种情弊，立即将玩忽职守的官员、兵弁、商人依法严惩，以示警戒，断不至于偶尔姑息宽容。这样实行几个月，必定会有起色。

查现在己丑纲未销售的盐，还有三成；庚寅全纲并没有开始销售。应当从辛卯纲开始，就按照新定的条例办理。但是如果不划清界限，仍然容易开启套搭的弊端。应当请求前项未销售的盐，随时带销；如果遇到销售通畅，就援引从前办理提纲的成案，全部补销，不要让积压。

再查淮南北各盐场存积的盐，非常多。几个月以来，商人不再收运，导致盐场灶户困苦劳累，课税国库支出短缺。此时已临近年终，辛卯纲应当立即开纲。应当严厉命令商人，赶紧购买运输并交纳课税；如果有借故拖延的，轻则立即参劾革职，重则严行治罪。总之期望弊端去除得太过严重，法令必须执行，以仰副圣主整顿纲纪、充裕课税、清除弊端、方便百姓的至意。

译关于将盐税归由盐场、盐灶征收的说法，我不敢贸然实行，特此上疏陈述。

陶澍

我私下接到军机大臣字寄的钦奉谕旨，将侍讲学士顾某奏请盐税归由盐场、盐灶征收，光禄寺卿梁中靖奏请就在盐场收税的各一份奏折，命令交给我仔细筹划、审议并上奏。又先后递到太仆寺少卿卓秉恬奏请仿照王守仁在赣关设立盐厂抽税的一份奏折，江西巡抚吴光悦奏请废除盐商、归由盐灶征收盐税的一份奏折，均奉旨交给我与湖广、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各地的总督、巡抚仔细妥善商议并上奏等因。我查访各位大臣所请求变通盐法的说法，各不相同，但都主张将私盐贩子转化为良民，做到没有官府干预、没有私弊，立意确实非常好。只是我反复筹划，全面合计，仍有不敢贸然议论更改的地方。两淮的盐税很重，是江苏全省赋税的三倍，不是通泰海这一角落的盐场所能容纳归入的。如果向盐灶征税，那么沿海的穷苦百姓，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即使说盐归由丁口售卖，不担心他们贫困，但一个盐池、一个灶户获利多少，难道能将数百万的巨额税款分散开来责成他们缴纳吗？如果想要在盐场收税，那么弊端又容易滋生。因为盐这种东西，与布帛、粮食功效相同但用途不同，布帛、粮食随处都有，成本高而税赋轻，尚且不免于偷漏。如果盐在盐场、盐灶，每斤只值制钱一二文，一旦收税，那么价格随着税赋上涨，争夺利益的人一定很多。海边广阔荒凉，百姓与盐灶杂居，用扫帚扫盐，凡是有箕帚的人都可以扫；用锅煎盐，凡是有锅灶的人也可以煎。这将导致家家户户都成为私盐贩子，税赋反而因此更加减少。至于设立盐厂抽税，或者在小范围内试行，如果推行到各省，那么与在盐场设官征税的方法，地点不同但流弊相同。因为各省道路四通八达，凡是盐进入的地方，哪里必定处处都有险要可守，绕道偷漏私盐，恐怕比盐场、盐灶更为严重。总之，没有官府干预、没有私弊，必须没有税赋才可以。既然已经有税赋，就属于有官府干预、有私弊。如果说一归由盐场、盐灶，一设立盐厂，就能使国家财政充裕并将私盐贩子转化为良民，我恐怕未必能做到。况且这几种说法，都本于唐代大臣刘晏“听任其流向”的话，所以各位大臣都认为这是转化私盐贩子的良策。其实刘晏的盐法，就是现在的商运之法，所谓亭户卖给商人就是如此。刘晏建立常平盐仓数千处，商人运输不到就减价出售，设置巡院十三处，来抓捕私盐奸盗，使他们衰败消减。这是刘晏担心远省缺盐以及商人、盐灶偷漏私盐，在听任其流向之前，已有大量布置，并非仅仅听任其流向，就能将私盐贩子转化为良民。刘晏当时是总管天下的盐而征税，所以能听任其流向。现在则是某省食用某处的盐，各有口岸。如果淮盐听任其流向，必然南侵浙江、福建，北侵芦盐、潞盐。两淮还未得到利益，而其他省已经受到危害了。倘若因此就改变天下的盐法，全部归由盐场，那么频繁更改更加严重，关系更加重大。利权不掌握在上层，必然转移到下层，恐怕豪强兼并之徒得以据为己有牟利，其危害比私盐贩子更甚。所以上年冬天，我与尚书王鼎等人全面筹划，已经将盐税归由盐场以及在盐场收税种种窒碍之处，详细陈述，会同上奏在案。至于划分地区销售盐，盐税归由商人办理，原本是国家成法。只是因为日久弊生，浮费越来越多，钱粮也越加越重。就像每年应解的帑利七十多万，其借本早已在前人手中用尽。那时盐务尚能敷衍，又有这一千多万的借本供其挥霍，所以内部空虚而仍能外表粉饰。现在则各项艰难，无本可借，反而须为前人每年偿还利息。此外节省下来的，又有四十多万两，也是沿袭于昔年而在此日加征，以致积重难返，沉痼从此更加严重。我在万难措手之时，力求补救。自从接印以来，疏通积压的盐引，惩办私盐贩子。现据湖广总督来函称，汉岸旧盐销售完毕，新盐已经开秤。即使粮船水手素称强悍，而今年回空也未敢像以前那样夹带。倘若再能多办新引，似乎可望逐渐有转机。无奈自从三月开纲以来，刚开始章程初定，商人情绪不免观望。接着遭遇水灾成灾，盐场又多被淹没，加上商人资本枯竭，有能力办运的不过十几家，设法支持，勉强图谋接济。这些情形，总因为从前受害太深，所以今日恢复不易。我自忖愚昧，实在不敢说计出万全，只有殚精竭虑，认真督办，并发函催促运司谕令各商人，趁此旺销之时，设法赶运。等到本纲期限届满之后，倘若能有起色，那么本朝二百年来之成法，就不必另议更改。万一无可挽回，再据实上奏，另行筹办，总期望对盐务确实有益，断不敢稍存成见。也不敢推诿卸责，以致辜负圣主委任的至意。

附奏获私变价按引提课片

林则徐

再奏，盐引没有比缉私更优先的。我接任楚地总督后，命令各属印委官员、差役，分头堵截缉拿。核算一个多月之内，已报获私盐贩子三十八起，私盐一万八千一百七十多斤，人犯八十六名，分别命令审办。仍然稽查各路关卡隘口，务必让

译认真缉拿，不许稍有松懈。只是未查获的私盐，固然侵占了官盐的份额；即便已查获的私盐，仍然暗中占据了销售数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查获私盐的惯例应当折价变卖，分别给予赏赐或充公，而各地向来百姓食用的盐只有这个定额，多销售一分折价变卖的盐，就少销售一分定额运销的官盐。所以有的州县缉私非常尽力，查获的私盐很多，但该地定额官盐反而出现滞销，起初听来似乎难以理解，等到慢慢考察之后，才知道折价变卖的盐所侵占的官盐份额并不少。然而既然查获了私盐，如果不准许其折价变卖，又绝对没有其他出路；而因为折价变卖反而占据了正额，这是缉私与疏通官盐销售在形势上互相妨碍，实在不是完善的方法。臣认为，盐区分官盐与私盐，只以有无缴纳课税作为判断标准。折价给予赏赐的惯例，只是为了鼓励查获私盐的人，即使一半充公，也仅仅是资助各处的开销经费，对国家课税仍然没有益处。不如变通其法，将所查获私盐折价变卖的钱款，先按照官盐的课税标准提缴正项钱粮，核算此外剩余的盈余，已经足够支付赏赐和充公之用，即使查获私盐的兵役也不会感到失望；而折价变卖可以弥补官课税的亏空，查获的私盐足以抵补官盐销售的缺额，这似乎也是疏通官盐销售、充裕课税的一条途径。所有应当缴纳的课税银两，由各州县会同管理关卡的官员汇缴到道台库，再转解到两淮盐运使司，归入该年定额官盐的核数进行造册上报。如果蒙户部议准，即将本年查获的各案私盐一律遵照办理。

译整顿盐务折

林则徐

我本人才平庸愚钝，尤其不熟悉盐务，承蒙皇上仁慈委任，先前暂代两江总督，随即又提拔为湖广总督，对于盐政都责无旁贷，不敢不加倍用心讲求。因为讲求而更加知道筹办的困难，因为难办而更加发誓要尽转移之力。其中曲折繁重的情况，不是遵循常规、沿袭旧法所能收到实际效果的，所以必须加倍整顿，不敢稍微回避怨恨嫌隙。现在虽然积弊逐渐消除，还担心时间久了会产生懈怠，谨将一切办法向我们的圣主详细陈述。

查两淮的盐引定额，除去淮北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光地区销售外，淮南每年定额应销售的盐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一十引中，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定额销售的数量仅占四分多一点，而湖广的销售额度几乎占十分之六。以每引四百斤计算，每一万引就合盐四百万斤，累积到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余引之多，那盐的数量几乎无法计算。这就是湖广成为淮南最重要口岸的原因。

然而楚地百姓并不都吃淮盐，比如湖北施南一府六县以及宣昌府所属的鹤、长、乐二州县，都按规定吃川盐；湖南郴、桂二州所属以及衡州府所属的耒阳县，共十一州县按规定吃粤盐。这样楚省境内本来就有川盐、粤盐的引地，那么凡是犬牙交错的地方，都不能没有影射透漏，不只是湖南永兴一县熬煎粤盐来灌入淮界，长久以来成为粤省必定争夺的地方。至于应该吃淮盐的地方，也有离淮较远，按规定允许借吃邻盐的，比如宜昌府所属巴东等四州县借吃川盐，永州府所属道州等五州县借吃粤盐，镇筸等处苗疆借吃川盐，都已经颁布在法令中，虽然定例不许超过十斤以上，但一人可以买十斤，合众人计算，就不知有多少了。

议论的人说，行盐的定额自国初就确定，近来人口日益繁多，怎么会每年销售的盐斤反而不能达到原来定额的数量呢？这话大概没有深入考察。查两淮盐法志记载，国初淮南每年行销纲盐只有九十六万六百八十四引，后来纲食逐渐增加，到嘉庆七年才符合现在的定额。这样淮南现行的额引比起国初的原额，实际多出四十三万四千八百引有余。又国初每引运盐二百斤，到雍正年间定为每引三百四十四斤，此后屡次增加，到道光十一年，才以每引四百斤为定额。比起三百四十四斤为一引的情况，每七引多出一引，以此计算，湖广所销售的盐，比以前又暗中增加了十余万引而不觉察。

我私下想，原来定的盐额，都以人口数为衡量标准，近数年来湖北湖南两省上报户部的民数细册，大约共有五千万人，除去按规定吃邻盐的地方，至少也去掉十分之一，应该吃淮盐的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以每人每天吃三钱盐按规定计算，这样每引四百斤的盐足够供应六十人终年的食用。即使将所报民数与应销定额互相比较，已经恐怕不足而没有盈余。况且人口既然繁多，那么吃盐的人固然多，而卖盐的人尤其多，民间生计艰难，所以凡是有盐利可图的地方，贫民无不千方百计挑运四处出售。私盐靠近川、粤、潞的地方，与两淮场灶相距都远，淮盐运输到岸自一千余里到二三千里不等。而邻盐不费力就到了，成本既轻，卖价自然便宜，想让民间舍弃近的吃远的，舍弃便宜的吃贵的，本来就是极难的事。

况且以盐课比较，邻省都轻而淮纲独重。比如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在大云阳等场仅纳六分八厘一毫，即使最重的犍为场每包也只一钱三分四厘。如果淮盐一百三十五斤就要纳银一两三四钱，比川课加重十数倍又查潞盐每一百二十引为一名，缴纳正杂银课一百两，如果淮盐一百二十引就要纳银四百八十两，也不止倍蓰。虽然粤盐的课则我不深知，但考察其总数不到淮课十分之二，其轻可知。用重课的盐与邻界轻课的盐争售，即使彼此都是官盐，也必定彼赢此缩，再加上无课的私贩纷纷浸灌，其势不能相敌，更不待言。

而且不止这些。

潞盐行销陕西，有应该从湖北勋阳府经过的；川盐行销贵州，有应该从湖南辰沅等处经过的。以淮纲地界而为邻，盐必经之路，虽然想禁止其私卖，势必不能。只因为引地即定于前，如果不保卫藩篱，那么浸灌更没有底止。所以嘉庆年间，中外臣工屡次有奏请，以勋阳改吃潞盐，衡永改吃粤盐，辰沅改吃黔盐的，都经过驳斥不准。这样楚省边境，名为淮界，而实际不销淮盐的地方，又去掉十之一二。所依靠来营销的，只在腹地数郡罢了。然而自黄州以至武昌、汉阳，凡是盐船经由停泊之处，其为夹带私盐所占的，久已习以为常。又商民各船由江浙来楚，常有船户水手带盐私售。况且近来淮北票

译私盐盛行，更从安徽的英山、霍山以及河南的光山、商城、罗山等县流入黄州、德安、汉阳等地。因此，即使是内地几个郡县，也越发难以销售。还有一种棘手的情况，就是商人缴纳赋税购买盐引发给运商，都必须使用银两，而市场上盐斤却只卖铜钱。从前银价低廉时，以一千文作一两，按照奏案中梁盐每包银三钱计算，不过卖铜钱三百文。近来因为银贵钱贱，三钱库银就折合铜钱四百二三十文。即使市场上盐价较以前有所增加，但以铜钱折算银两，实际上已经暗中减少。岸商和水贩都唯利是图，岂肯亏本？于是招揽生意越发困难。现在试着将高低不同的盐价一律平均计算，每引只算银十四两。湖广地区每年食盐按定额就需要银一千多万两，以铜钱计算则需要一千五六百万千文。其负担之沉重，居各省之首。因此，虽然运盐纳课在两淮，但缴纳和营运的资金，大都出自两楚地区。这就是臣日夜筹划思考，战战兢兢唯恐贻误的原因。臣自从上年三月到任，因为正月、二月售盐稀少，急忙筹划设法疏通销售。凡是所陈奏的督率属官缉获各路私盐，以及严禁铜铅船夹带四川私盐，还有襄阳等地撤退邻境三十里内的盐店，并责成衡永一带道员督率缉拿等各项事宜，幸蒙皇上训示，并谕令四川、河南各总督巡抚一体稽查，使臣得以严令各属加倍认真堵截缉拿。如宜昌这一处，是四川私盐聚集的地方，就委派候补道刘肇绅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查拿，查出武弁士兵放纵私盐、分取肥利的弊病，从严惩处。又襄阳府属长期被潞私侵占，完全没有水贩运盐，臣亲自到那里考察情况，责成安襄郧道杨以增更改章程，并将施南府金石声奏请蒙恩准，调任襄阳，该道、府一同出力筹办，潞私逐渐收敛退却，水贩随即源源不断地运盐。又衡州一带也长期不销盐引，自从臣亲自到那里责令缉拿私盐多起，并将卡座奏改为游巡，责令衡永道张熙会同湖南盐道督办，近日广东私盐稍少，只是距离武昌很远，尚须随时察看。又黄州武穴一带是盐船入楚停泊的要口，船户水手与岸上奸商勾结卖私，日益严重，臣派委试用知府驻守该处，凡有盐船入境，亲自催促装载，并将水痕风色察验上报，如有水迹不符及无故逗留，立即究办，听说船户奸商都畏惧其严厉。凡是这些远近印委各员分别责令筹办，仍责令湖北盐道督同汉岸总卡委员综管其事。

译此外，各府州县都有缉查私盐、疏销盐引的责任。虽然湖北省向来惯例允许将销数合并计算，但臣下唯恐各属官员互相观望推诿，便会同巡抚周之琦，命令盐道于克襄按月、按季核查各州县的销数，分别评定功过。首先将销数不足的黄安县知县刘坤琳撤职查办，于是州县官员才开始感到警惧，争相想办法督促销售。又经过该盐道于克襄捐出资金，秘密派遣亲信人员分路缉查私盐，查获的私盐特别多，因此统计去年两省查获的私盐竟然达到一百多万斤之多。而且查获一斤私盐就提取一斤的盐税，这不仅对国库收入有益，而且向来那些报邀功、隐瞒混淆、敷衍塞责的各种弊端都无处施展。这都是仰赖圣明君主洞察无遗，批准了臣下关于查获私盐提取盐税的奏请，才得以遵旨督办，感激敬畏之情尤为深切。

臣下又考虑到盐务事宜仍然需要恩威并施，如果一味严厉缉查，恐怕阻碍也很多，所以又恳切地告示绅民，晓谕利害关系的大意：认为每人每天食盐仅止三钱，花费不过一文钱，即使官盐不如私盐便宜，但按天计算所争的也仅仅是毫厘之差。民间日常饮食哪里不可以节省，却偏偏在必不可少的食盐上计较毫厘贵贱，公然犯法吃私盐。对于绅士应革除功名，对于平民应受满杖之刑。明白利害关系的人不至于如此愚蠢。况且湖广地区的钱粮漕赋最轻，与江苏相比仅及几分之一，圣恩高厚，赋税额度永不增加，如果在盐税正供上尚且相率背离官府吃私盐，天良何在？除了过去的姑且宽免追究外，此后责令绅士大户以及乡团牌保互相禁止吃私盐，违犯者共同送交官府究办。小民看到这些告示都尚且听从。

又挑选贩卖私盐的穷民，允许他们改过自新，投充为肩挑商贩，由各处官盐子店发给票据，挑往四乡，卖完后缴回价款。这样肩挑商贩各有生路，或许可以化恶为善，而偏僻村庄都有官盐挑到，不得借口吃私盐，对于销售盐引似乎有益。查考向来民间匪类大半出自盐枭，即使襄阳的捻匪红胡为害最甚，总因为逼近河南，以越境贩卖潞盐为事，遂至无恶不作。如今自从整顿盐务之后，襄阳绝无抢劫案件，并将隔省的盗犯抓获多名，这是所办理的是盐务，而其效果却不止于盐务。

又各处水运商贩在汉岸买盐，向来给水程一纸，运到后须由地方官汇总缴纳。臣下担心胥吏借此勒索，导致水运商贩裹足不前，所以变通办理，以便节省额外费用，以示招徕。因为事情细微，不敢琐碎地报告，却得到两江总督陶澍移文告知，钦奉皇帝谕旨：“林则徐曾署理两江总督，对于盐务转运交接之处，熟悉情况，现在酌定道里远近，限期由水运商贩交付盐行送局赍道，不准由州县催收缴纳，可免需索留难，办理非常合宜。”等因，臣下跪读之余，更应当遵旨妥善办理。水运商贩因此稍沾微利，颇见踊跃买盐。只是本县的水程转运到别县售卖的，恐怕导致漫无稽查，仍应令其送县呈报查核。这又是随后陆续建立的章程，与前议并不相悖。

又宜昌府属例食川盐的鹤、长、乐二州县，历来由两淮盐政委员驻扎万户沱地方，代理川盐办理运输，原本是为了保护淮盐边界。而两淮盐政相距甚远，如果有借官行私，无从稽查，经臣下咨商两江总督陶澍，改为由楚省委员驻扎办理，以便约束，并且只允许就近购运四川巫山县的大厂盐，已足以供应民众食用，不准远赴数千里之外的犍为县装运花盐，以致向下侵蚀荆州等接淮地区。陶澍回复意见，也极为相同。

又从前楚省历来因为襄阳、宜昌、衡州三处额定盐引不销，陆续奏明由官府运输商盐前往减价售卖，以对抗邻省私盐。这个意思未尝不好，但对于利弊未能透彻洞察，不免似是而非，所以历来办理并无成效。因为淮盐成本重大，即使减之又减，总不能比无税的私盐便宜。如果不认真缉查私盐，而想用官盐冲击其锋芒，这是商人资本白白亏损，而邻省私盐仍然不能抵御。况且商人本为牟利，如果压价导致亏损资本，那么商运越不前进，而私盐越充斥。又访查有一种奸商，转买减价的贱盐，灌入旺销的引地，这是借寇资盗，无异于剜肉补疮。臣下将这三处的盐，一概不允许压价，以杜绝流弊。现在襄阳水运商贩运盐已多，宜昌也已通贩，衡州则官盐已经运往，水运商贩尚未前来。只需随时察看情况，如水运商贩销路大畅，那么官运固然可以无需，即使有必需官府倡导之处，也按当时价格发售，务必让盐色纯净，秤足味佳，不应该压价减价，以致亏本滋生弊端。

其场商向来因为减价赔垫，立有三盐名目，按盐引捐贴。现在由臣下咨明两淮，严行裁汰，不允许借口赔累，以致妨碍盐政。现闻扬州商人缴纳盐税倍形踊跃，而楚岸售得的价银，臣下又不时催解赴扬，不允许花销糜费。本屈所报销数，有一引就解一引的银，务必使针孔相符，都归实在，不允许像从前那样漫无凭证。总之，销盐的畅滞，上

译上观天时，下察地利，而人力总不可不竭尽。臣私下担忧没有可以把握的成算，但断不敢有未尽全力的心思，只仰赖圣上的慈爱与福佑，长久使年成丰收，堤防坚固，那么民力宽裕，而肥壮牲畜的进奉和储备物资的供应销售，盐务自然会更加兴旺。此时下属各官员虽有筹办得力的地方，臣都不敢立即保奏，以免引起轻视懈怠的心态，务必让他们全力奉行，始终不懈怠，或许才能使得顺畅的利益更加顺畅。至于私盐现在查获的固然很多，然而有私盐终究不如没有私盐为好。果真使将来食盐销路更广，而查获的私盐反而减少，更足以体现化恶为善的实际成效。臣只是祈祷祈求，不敢稍有松懈疏忽，以期稍微符合圣主委任责成的期望。

译疏通盐引疏

贺熙龄

我私下认为，两淮盐务自道光十年冬天，皇上洞察实情，知道旧法已穷尽应当变革，派遣钦差大臣前往江南，会同两江总督陶澍商议整顿旧弊，重新制定规章。从此以后，浮费被裁减而成本较轻，国库管理严格而收支不混乱，总计九年，奏销了八个纲期的盐课，并且分摊承担了乙未、己亥等纲期遗留的残额数十万引，与过去十年仅行销六个纲期，且多预收空额本钱的情况相比，已有明显区别。只是两淮奏销正项，因为先缴纳盐税再行销盐，与其他省先销盐后缴税的情形不同，所以虽然奏销了八个纲期，实际上并非已经销完了八个纲期的盐。因为运司每逢奏销期限到来，就派遣商人赶缴税款，虽然有存留在口岸未销的盐，存留在库中未销的盐引，但新纲期限紧迫，不得不按数额分派给各商如期完纳。商人的本钱只有这么多，口岸多积压一引盐，就占用搁置一引的本钱。近来听说淮南奏销虽然过了八个纲期，竟然有积压两个纲期未销的盐引，如江西、湖广、安徽各纲食口岸，截至去年冬天为止，已运到但未销的盐共一百六十余万引，大约计一个纲期有余，以到岸成本一千数百万两计算，又加上运库中已缴纳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个纲期未运的盐引，又一个纲期有余，也占用搁置商人本钱二百余万两，总计占用搁置商人本钱二千万两。而现在扬州各商人的实际资本不过五六百万两，其余都是靠借贷利息凑集，每个纲期口岸的盐非两年不能销售回本缴税，而这两年内又增加了两个纲期派纳的数额，这是淮南转运不灵的实际情况。况且淮南纲食盐引额定缴纳正税、杂税及带征银五百余万两，近年奏销只缴纳正项，其余杂税缓缴的银两需等待运岸销售后才补纳，每一纲期的税款非几个纲期不能全部结清，所以目前虽然奏销了八个纲期，实际上未能征足八个纲期的全部税款，以致各省应解的款项不时奏请催促，无法应付。如果只以正项奏销为事，杂税从何足额，这又是淮南征解新旧积压的实际情况。我访求积压两个纲期的原因，并非由于办理不善，只是因为道光十年更定新章之初，前任总督陶澍任事过于激进，代销辛卯以前滞销的盐及残引一百三十余万引，又代征尚未销完的印本积欠旧价统引残税三百数十万两，都是以后任代偿前任的积欠，共占用一个纲期的引额，加上江汉水灾导致滞销，又积压一个纲期，因此积压两个纲期至今，总没有疏通的办法。我认为盐务不过在于在盐场减轻本钱、在口岸快速销售这两点。现在淮南裁减浮费以来，每引正税杂税钱粮四两，实在难以再议减轻；而汉岸销盐只有这个数额，即使湖广认真整顿缉私，也只能销足本纲正额。如果想要通过超额销售加倍提行两个纲期，恐怕是不可能的。那么淮南常年积压这两个纲期未销的盐，空占商人的运本，如何销纳？况且盐引越积压越多，税款越占用越短缺。倘若一两年内竟然有资金枯竭不能缴纳的商人，再次导致倒闭歇业，那时奏销又将如何办理？正项尚且不能支撑，杂税又将如何征解？我详细访察，都是因为淮南目前的祸患在于中间梗阻。如果不急筹全局，及早疏通，恐怕就有难以筹措办理的趋势。只是盐务繁重，不是他人所能代为谋划。应请下令两江总督督同运司彻底确切查访，通盘筹划，务必事先图谋，将以前积压的两个纲期盐引如何设法疏通之处，据实上报，不要只是敷衍目前，直到奏销停滞不前，才采取临渴掘井的计策。再者，淮北票盐近年因为贩运者多盐少，创设了验资折扣的方法，而验资银数历年递增，听说今年竟多至一千余万两。其实票盐应征收的场价不过百万两，其余九百余万两，一经核定折领的票，就必须发还各票贩收回，徒然积压，本无所用。而每当淮北验资之时，正是淮南奏销之日，一时汇集银两千百余万两，都赶赴淮北验资而去，遂致扬州银两短缺物价昂贵，即使重利也无从借贷。所以验资之法对淮北毫无益处，反而掣肘淮南奏销，应如何酌情变通？或者官运到坝发卖，或者签商认引认岸，或者归场定额售卖，在这几种策略中酌行其一，就可以无需验资来拖累奏销。至于将淮南无着落的悬引如何酌情归并淮北之处，应请一并命令两江总督督同运司详细筹划妥善商议，以期有利无弊。我因为访闻淮南盐务新旧积压不能转运，一两年内恐怕误了奏销，而淮北票盐验资十倍，有累正税，不得不预先筹划疏通之策，为此恭敬折奏陈述。

与王御史论淮盐第一书

杨士达

屡次劳驾您驾车前来，得以饱听您的清高教诲。仰见阁下先忧后乐的宏大心意，不胜倾倒折服。只是您所论述的淮上盐政，极力陈述弊病可以杜绝，而杜绝弊病在于缉私。虽然属于正论，然而对于外界情形未加详悉，敢进献我的妄见。阁下请听我说。弊病所在，必定寻求杜绝的方法，这固然人人都知道。然而

译如果不堵塞源头而强行截断水流，那么水流必然壅塞，弊端反而会更加滋生，公私上下都将共同遭受困窘。如今两淮盐务中应当堵塞的弊端，就是滞销的官盐引票；而堵塞弊端却反而增加弊端的，就是缉查私盐。缉查私盐，是国家法律，却认为它增加了弊端，这本来是有原因的。大概官盐引票缺销，并不是因为缉私不力；缉私方法不当，实际上是扰民的根源。淮盐销往六个省份，每年定额引票二百万，如今滞销的引票已积压到百万。官府和商人忌讳说出真正的原因，而归咎于私贩。历任盐政官员都以纲盐不销是因为缉私不力为由上报，所以各省销售淮盐引票的地方，都在要害关卡设立哨卡，委派文武官员带领兵役缉查堵截，并且允许使用鸟枪。自从嘉庆十九年，江西总督百公因为江西纲盐缺销，奏请按照安、池、太等府一样参劾处理，缉私于是更加严酷。而各省的佐杂官员借此牟利，往往率领隶卒手持军器埋伏在山间水曲，窥伺背盐的人经过，抢夺他们丢弃的盐斤不交公，而是装入自己的私囊。有私贩正在渡河，听到风声逃跑，以至于落水溺死或跌入山谷而死的，也有中枪当场毙命的。还有肩挑几斤盐，不属于私贩范畴，却横遭抢夺的。缉私的官员不能说不严厉，私贩触犯法网不能说不悲惨。按理说官盐应该畅销，私贩应该绝迹了。然而合计销售淮盐的郡县，人口不下千万，以食盐计算，应该销售亿万斤，而官盐引票仍然苦于壅滞，并不是天下有不吃盐的军民，而是疏通盐务的源头没有找到。推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商人加销额外引票，实际上是私盐却不占私盐名目的很多；二是从前盐政官员屡次替盐商请求增加余息，导致盐价日益昂贵。大概私盐有几种，武装走私只是其中一种。有官商夹带、改捆加重斤两的，有岸商巡查捕获的盐，名为功盐，作为官盐售卖却不按斤配发引票缴纳赋税的，有盐船在半路售卖私盐的，它们的名称有商私、功私、船私的区别。它们借引票来行私盐则是一样的，所以民间的私盐，对官盐销路的妨碍还比较小；官方的私盐，对官盐销路的妨碍非常大。至于盐价逐渐增加，数额达到成倍。案件可以查考，嘉庆十二年奉命盐商成本比从前增加数倍，此后不得继续请求增加，以免增加百姓负担。商人财力稍宽裕，就奏请减免。皇上谕旨：仁宗皇帝洞察民间疾苦，达到了极点。至今奏请减免没有明确的文书，天下产盐的地方有八个，于是淮盐价格独自昂贵。长芦盐陆路运输最难，而盐价仅及淮盐的一半。官盐价格既然比私盐高，发给的盐又掺杂砂砾潮湿恶劣不可食用，所以民间乐于吃私盐，而私贩更加不可禁止。起初官吏掌握盐务的短长，而额外费用日益增加；后来盐商结交官吏，请求增加余息，那么成本日益加重。两种弊端相互因循，积累起来难以挽回。作为救急的办法，不如减少额外的引票，正额引票自然可以疏通，并且酌情减少余息，那么盐价就会平稳。价格平稳引票自然销售，官盐畅销，那么私贩不禁止也会自行断绝。查考道光十三年间，福建光泽各处盐田被水淤塞，私盐价格昂贵，武装走私者不至，抚州、建昌二府所属的官盐于是畅销，以至于引票供应不上。等到盐田恢复而官盐引票仍然像以前一样滞销，这不是明显的证据吗？舍弃这个办法，想要以缺销归咎于私贩，以缉私归咎于州县，那不至于公私交困的情况又能有多少呢？近来听说湖广总督又请求添设卡座堵缉私贩，我私下认为微小的官员得到贿赂就放人，本来没有缉私的实际效果，多一个卡就多一份费用，有利于候补官员，而对疏通引票的实务没有帮助，似乎不是得当的计策。至于背盐贩卖的人，没有地方没有，他们对山川道路熟悉周知，水路陆路交错，到处可以通行，深密的丛林遮蔽的小路尤其多。用不熟悉的兵役去查察素来熟悉的私贩，兵役少而私贩多，本来就已经应付不过来。何况贫困窘迫的官员借办公来营私，私囊不充实，那么即使私枭经过也不问，想要私枭不充斥，势必不能，况且缉私也难以言说了。宋代张咏任杭州知州，正值年成饥荒，首先禁止贩卖私盐，捕获数百人，张咏全部宽免了他们的刑罚。官吏坚持认为不可，张咏说：“钱塘十万家饿死的人如此之多，如果盐禁更加严厉，那么成为盗患的人就会更加严重了。”张忠定公的话说得好啊。如今东南频繁遭受水旱灾害，富人逐渐变穷，而穷人更加困顿。所谓的武装走私者，只有四川私盐、潞州私盐以及淮北凤阳、颍州、泗州的人罢了，其余都是贫困艰难的军民没有田地可耕，借贷本钱谋生，妻子儿女嗷嗷待哺依靠这个活命，更有肩挑几斤盐供给一个月口粮的，按例不在私枭之内，而卡座官员抢夺他们的所有并据为己有。又裁赃陷害他们，实在不能折服他们的心。况且兵役借国法来图谋私利，视人命如儿戏，劫货杀人，与盗贼有什么不同呢？贫困艰难的军民横遭痛苦，走投无路急中生变，似乎不是地方的福气。从前嘉庆年间，广东海盗谭阿招自称平波王，福建海盗蔡牵自称镇海王，都杀伤官吏，扰害数年，他们起初只是贩卖私盐的武装走私者罢了，追捕紧急于是流毒到这种地步。这是往事的明显征兆。桀骜不驯的野兽，有深山大泽来养育它们，那么它们就会顺从地低下头，潜伏其中不出来；一定要烧光山并砍伐草木，它们没有食物，必然跑到城市里咬人。听说江南洲渚深险的地方，盐枭成为首领的，有大仗头、副仗头的名目，虽然经过

译丞相蒋公抓捕了他们的首领，但余党至今仍未平定。像这样的情况，杀也杀不完，是让他们俯首帖耳呢？还是让他们流窜到城市里乞讨求生呢？这是督抚的职责，也是言官的责任。阁下关心民间疾苦，请审慎决定可行的办法，不要疏忽。

译与王御史论淮盐第二书

杨士达

说私盐贩子果真不必缉拿吗？不是的。说设法疏通使官盐畅销，积弊就能消除吗？也不是。官盐滞销，那么私盐就不能不缉拿，这是国家体制，也是事理形势。设法疏通，是为了挽救一时的局面，而不是最周全的计策。想要长久没有弊病，上不亏欠国家税收，下不损害百姓生计，那就必须斟酌变通。盐在天地间，无论有禁令还是没有禁令，都属于国家所有。自从将盐区分为官盐，对于产自私人的盐，官府反而不能收取其利；对于出自官场的盐，利也不完全归于国家。不归于国家，那就归于商人。商人与百姓争利而百姓受害，官府又与商人争利而商人受害，商人且与商人争利而商人更加受害。商人和百姓都受害，祸患哪有尽头？况且盐产自盐场，就像五谷产自土地一样。五谷丰收而官府征收其粮，盐出售而国家征收其利，非常便利。后世善于治理盐政的，没有比得上刘晏的。刘晏只在产盐的地方收盐卖给商人，不过问他们销往何处，因此国家用度充足，百姓不困顿疲敝。前朝明朝嘉靖年间，每年办理二十二万四千道盐引，一道引纳税十分，减少到八分六分。御史汪鋐上奏说不必禁止私盐，只请求官府抽取其税并给执照加赏。推究这两位公子的意思，都是想把天下的大利公之于民。大概百姓有利，国家就没有不利的。对于现在的计策，不如仿效汪鋐的方法，去掉官盐的名义，不再设置商人和盐引，任凭民间自行买卖，而官府制定产盐的额度，根据额度的多少作为抽税的方法，在年终上报户部。除了这一税之外，官府不得干预。这样，大员就没有剥削商人横征暴敛的弊病，而官场因此严肃；商人没有借官款积欠的弊病，而国库可以充实；两淮没有浮费陋规的弊病，而财用可以节省；盐没有滞销阻碍销售的弊病，而国家税收自然充裕。举天下都是私盐，实际上举天下都是官盐，所谓财富藏于民的就是这样。又云南等地的白盐井、黑盐井，各处不一，又有属于子井的。设置官员管理盐井，近日法度弊病颇使百姓受害。议论的人也说没有比随顺百姓便利而食用，官府就随地征税更好的了，不必设置官员管理盐井，其税收自然充足。是否按照淮盐的情况一律变通，以归于统一，也希望审慎考虑。这实在是使国家富足、百姓安乐的大计，古代贤人早有预见，而封章中没有向皇帝报告的人，难道是因为积欠未缴与商欠有名无实，没有斟酌其轻重多寡而稍微减免吗？然而这不是财政匮乏时敢说的吗？将如何仰承圣天子勤劳日夜、孜孜求治的德意？说出来使可行，就在阁下了。

变盐法议

姚莹

嘉庆、道光年间，两淮盐法的弊病到了极点。淮北没有商人，陶文毅坚决推行票法而转衰为盛，唯独淮南没有来得及变法，只是奏请了几条，减轻课本以体恤商人而已。当时虽然说是体恤商人，但病根没有去除，淮南盐法仍未痊愈。病根是什么？一是产盐的盐场灶户，二是销盐的岸店。两种弊病不消除，盐法未见其可以好转。道光十六年，陶文毅曾问我：“有人劝淮南也并行票盐法，可以吗？”我说：“淮北税少而地域狭小，淮南税多而地域广阔，情况不同。票法的好处，在于去除商贩的束缚而百姓便利。有票贩，有水贩。票贩纳税到盐场领盐，运到西坝就停止，耗时数月，只是内河几百里而已。水贩都是淮北引地各府州县的人，到西坝买盐回去，散卖给州县吃盐的住户，称为水贩。官府只向票贩责求税课，不过问水贩；票贩只把盐卖给水贩，不过问吃盐的人。地域近原本就容易，从此所以票法好。淮南不是这样，其引地远在楚西三省，而且有长江千里的险阻。如果实行票法，那么票贩断然不肯去领盐，而且冒险千里运到楚西，远的运到仪征就停止了。楚西水贩也断然不肯冒险把盐卖到淮南，这样楚西就没有淮盐了。三百一十九州县的人，能淡食吗？只能驱使吃蜀粤的私盐了。淮南盐既然没有销售的地方，税将失去十之七八，国家依靠什么呢？”陶文毅于是停止。然而到了今天，陶文毅的方法又在淮南穷尽了。过去我曾两次代理运司库，储备实银常三百六十多万，每年解送京城外地各饷，未曾告缺。现在司库存银才十几万，京城外地各饷积欠又数百万，官与商都焦头烂额，相顾束手无策。淮南额引一百四十多万，仪征改捆岁常七八十万，还认为少。现在连年仪捆仅三十万，捆工数万人，饥饿的大半，环绕监掣号叫乞求活命而无法应对。殷实商人运盐能行二三万引以上的不过十几家，新纲每次开启，几乎无商可派。积引如山，又多悬而无运。司计穷尽，只以“率由旧章”四字借口藏拙。上级官府筹议补救，又受阻格不行。商人困极，无可奈何了。十一月十九日夜，楚北停盐，忽然被天灾焚毁。失去四百多艘，逃存不过三分之一。淮商课本一炬而尽，四百多万众商闻之，魂魄俱丧，同声一哭。

译于是大家一致呈报请求退职。总计淮商资本不到千万，如今一场大火损失了大半，想要责成他们输运价值千余万两的盐来缴纳国家赋税，恐怕即使施加严刑峻法也无法实行，这确实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甚至比道光八九年更为严重，难道还能不改变旧法吗？改变旧法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制度只有一半败坏的，还可以补救，谋求保全；如今败坏已达十之八九，就像病人只剩下一口气一样，非用大泻大补的方法不可。所谓大泻大补，就是减少缉查私盐的费用来收购盐场灶户的盐，撤销湖北、陕西西岸的盐店以避免匣费弊端罢了。缉查私盐的起因不止一种，除了私盐之外，以江船夹带的私盐、盐场灶户偷卖的私盐最为严重。江船偷卖的私盐有七八成出自盐场灶户，其弊病源于垣商（运商）看准时机谋取利益，不能多收购灶户的盐，而灶户也不能饿着肚子等死，情势所迫不得不私自卖给私贩。虽然法令禁令严厉，却无处施展。如果清查盐场灶户的实际数量，每灶出盐多少，分为四季，垣商收不完的，由官府收购，使灶户得以生存养育，何必犯法卖私盐呢？垣商的盐用于商运，官府收购的盐用于官方办理口岸，比起用银子从垣商那里购买，不是更节省资本吗？官府办理盐务的资本既然节省，怎么还会再出现拖欠赋税的情况呢？只是收购盐的费用不由司库出资，无法另行筹措，这不如减少缉查私盐的费用来收购盐，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因为缉查私盐这一项，每年常耗费数十万两，大体有名无实，不过是委员稍微分取私贩的利益，装入私囊罢了，对公家早已没有益处了。

译现在大力裁减淘汰，只保留扼守要害的地方，以及几个区域和总督随时赏赐犒劳委员的用途，每年可以节省一半的费用。命令淮南二十个盐场的大使，责令他们按季度收盐并上报以备使用，如果有短缺或不实的情况，严格规定处罚。官运口岸的委员，不需要盐本，只需要运输到岸的费用，这样就去掉了缉私的虚名，拔除了私盐贩子的病根，而增加了官岸的实际效用，这是极大的补益。

楚西岸店的弊端无穷无尽，起初是为了商人卖盐、收取课本而设立的，后来却成了地方文武官员取用不尽的府库。乾隆年间就有匣费的名目，多次经过裁减，等到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钱，是按照销盐的数量计算的。而不肖的官吏却不考虑销数，而定为每年的定额，楚岸七十万，西岸四十万，不询问费用的来源，只以定额贿赂定规，争相索取罢了。近十多年来，楚岸每天增加到一百多万，虽然名为岁额，却有重复支取和预先借支，习以为常，这是没有增加额度的名义，却有增加费用的实际。又有往来游客，随时索取好处，不能确定数目。大概从总督、盐道一直到州县委员，没有再念及商人处境艰难的人了。

楚西岸店的人，没有淮商亲友，又借助官吏的苛刻贪婪，而虚报用款数额，分润入己，这就是每年达到一百多万的原因。如果用销盐一引输费四钱来计算，楚西匣费每年只应当是数十万，而违反条例妄自取用增加的数量达到一百多万。试想国家每年的赋税有多少，尚且每年拖欠一百多万，而进入官吏腹中的，反而丝毫不欠，而且重复支取、预先借支超过其定额。现在内外财政如此匮乏，圣上日夜忧虑操劳，大小诸臣吃着谁的俸禄，不能为国家分忧，却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耗损公家，像这样难道心中没有愧疚吗？

楚盐因为岸店所在，汉口人口稠密，没有地方建仓，又时常有火灾，所以都停泊在省会，由盐道发给水程，听任各县水贩子店分盐散售。然而自从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两境二十多个州县，都坐视盐船经过而不能购买，商盐仍然需要从省城运回，价值怎么能不增加？所以人心不顺，都争着购买船户的私商盐，受条例拘束，反而不允许开舱售卖，这成什么道理？法令都自我束缚，以困害商民，等到弊病发生时，国家也暗中受害而不知道，制定法律却害商、害民，以至于害国，还斤斤计较地守着而不敢议论，这不是愚蠢，而是私心罢了。

以前陶文毅原奏本来有在黄州等地佥派商人认运口岸的建议，而楚盐道详细称：设立店铺就有应用经费，恐怕不肖商伙影射卖私，导致汉岸水程无从稽查；西盐道则称：佥派的商人新置店铺、盐仓以及岸店新工日用，核算店铺费用高于水贩赴青山领盐，商力难以赔偿，仍必增加盐价，似乎多有阻碍，于是搁置不行。添设店铺佥派商人，确实有如两道所说的那样，但实际是假借公言，以暗中实现就近鱼肉商人的计谋。况且既有省店，又在途中添设店铺，资费都须重复支出，所以不愿实行。

现在不佥派商人添设店铺，只让商盐船到九江、姑塘，就准许其开舱分给水贩子店运售，或者自己到各府散售。其楚西岸店都撤销，有留下的官府不必过问，只让他们赴两盐道请领水程，一如淮北票法。西坝以上由官府稽查，西坝以下只给水程，其余听之，那么官民都方便，火灾也都能消除。两省匣费仍遵定例，按数额由淮商完纳，运司委员批解交给两盐道分给。这样那么岸伙没有理由虚开，不肖官吏无从重复支取预先借支，游客没有骚扰，可以节省匣费百万。如果本商愿意在青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带立店的，听之，也可以。

楚西接界卡要之地，缉私文武照旧设置，其费用也让商人缴纳司库备文批解盐道，不许私自向商人索取。大概盐法本为国家赋税下收，其余利润用来资助办公是可以的，但也只可以占十分之一二。现在正杂税才三百多万，而岸费已一百多万，是三分中占其一。盛世尚且违制凋坏，至于今天，每年完纳正杂税不到二百万，而岸费仍一百多万，有增无已。虽然侥幸众人隐瞒，皇上没有严厉谴责，但商力难以支撑怎么办！

现在用淮南的姑塘、九江当作淮北的西坝，姑塘、九江以上既处处稽查严密，姑堂、九江以下大开法网，去除束缚，听任商人售卖，只约定水程，边卡仍设官缉私，地方官府不必责成销盐分数，那么文武不能额外多取，店伙不能影射虚开，游客不能索取骚扰，然后岸费的虚增可以节省，而正杂税的输纳可以充盈，缓解商人的困境；下利民而上利国，中不失办公的资财。楚西文武衙门及委员店伙，都有人心，应该也没有怨恨。这就是所谓的大泻。

如果使大府原议诸条颁行，而加上大补大泻的方法，这是虽然不行票法，而实际上半师其意。淮纲，难道还可以建立吗？

奏陈楚省盐法，乞酌拨引张疏，咸丰七年。

胡林翼

窃照湖广两省，

译自从淮盐运输阻断以来，盐政便没有固定的规章，只是依靠邻省的商贩陆续运来以供给百姓食用，这实在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久之计。查得潞盐、粤盐的成本较高，运输贩卖只到达近边地区，不能运到远处；只有川盐可以水路相通，成本较少，因此近年来两省的食盐，实际上以川盐为大宗，几乎与淮盐的运量相当。咸丰三年，前任署理总督张亮基奏请借拨川盐的盐引，派遣官员督运取得了成效，因为太平军北上，于是没有继续申请。此后两楚地区的食盐，都是私商运贩，经过四川的夔关、湖北的宜昌、沙市抽取课税后，就准许作为官盐，任其销售。大约计算进入湖北的盐，按旺季计算，每月约合四川的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斤左右。这批盐，固然没有规定定额，也没有发放引票，只是根据湖北盐价的涨跌，来推测来盐的多少。正月间宜昌有襄匪的警报，商贩一个月不敢前进，湖南的盐价大幅上涨，民间几乎无盐可吃。盐是否运到湖北，其权力都掌握在商贩手中，不归官府统辖。盐政，是国家的大政，利权下移，没有这样的政体。万一奸商想要谋取暴利，相率一个月不运盐，民间就缺少食盐，一旦相随聚集，先到的人获利数倍，后到的人又造成积压，担心这实在不是方便百姓、充裕用度的方法。臣等自从省城收复后，就反复商议，打算仍然援引张亮基借拨川盐引的案例，而稍作变通，改为官运官销，仍然不夺取商贩的利益。以每月销售盐九百引计算，打算按月官运用盐水引二百张，其余七百引仍归商贩自运。由湖北派遣道、府大员到四川，会同四川的委员按月督运，仍然按照四川的章程缴纳引课。到湖北后，另派公正的委员限定日期督销，其运盐的资本，即由四川协济湖北军饷内，按月发给驻川的委员承领运办，每四个月报销一次。其所销盐价并所获盈余，一并解送到军营，作为军饷。像这样通融办理，其利益确实有几方面：湖北盐引地区绵延数千里，民运的衰旺不常，官运源源不断，价格不用担心突然上涨，即使有缺乏，随处可以流通，这是第一利；川盐成本较低，如果管理得当，则盈余颇厚，用来充实军储，不无小补，这是第二利；四川协济湖北军饷竭力供应，还担心不足。现在将这笔钱作为盐本，在四川所筹，仍然不过照往常每月的数目；而湖北所获较丰，是不增加军饷而有增加军饷的好处，这是第三利；湖南米多而缺盐，湖北盐多而缺米，即使让委员运盐换米作为军粮，这是第四利；民运七成而官运两成，既不是侵占民利，且商贩能跟随官运，可免痞徒讹诈抢劫的担忧，这是第五利。九江到金陵，顺风不过五天可到，所以东征的军队，不仅目前的资助，必定以湖北为根本；即使日后的粮草，终究依赖湖北转运。湖北一隅之地，民力凋残，军饷日益短缺，凡是资助军饷的事，几乎搜刮殆尽，这更是方便百姓而不损害商贾，实在万无一失。如果蒙恩允许，就请求命令四川总督，每月准备四川富顺厂的盐水引二百张，交给湖北委员承办，并就近将协济湖北的月饷发给委员收领，以免往返解运的麻烦。其督运督销的章程，以及委员的姓名，恭敬地等待奉到谕旨后详细咨送户部查核，试行半年，应当有盈余来资助军粮，就可以将四川每月拨给的五万兵饷再行奏请停止。

译请整顿盐法疏

刘毓楠

我私下认为，两淮地区的盐税收入，是安徽省军饷的主要来源。目前安徽军营正处于攻剿战事吃紧的时候，完全依赖淮北盐畅销、税银充裕，才能提供接济。查考淮北票盐制度刚实行时，每年销售四十六万余引，加上经由长江运输的数万引，征收的正税和杂税银两几乎超过百万，每年奏销都能结清款项，这确实是因为立法精当、用人得当。近年来每年销售不过二十万引，有时甚至只有十余万引，乙卯、丙辰两年的盐引尚未运完，票商则无力完纳税款，盐场灶户则晒盐扫盐失业，逐渐形成衰败散漫的局面。推究其原因，都是由于管辖官吏管理不善，只知道牟取私利，不知道体恤商贾、招揽贩运，导致盐引滞销、税课短缺，安徽军营守备提督的军饷拖欠经年累月，贻误大局，关系重大。因此前任运判许惇诗、陈照，都已经被原任漕运总督袁甲三弹劾免职。无奈盐官积习相沿，专门崇尚攀附钻营，更多庸碌无能之辈，想要找到正本清源、实心任事的人，百个中难得一个。淮北盐务溃败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得到有作为、有操守的官员，才足以依靠他来整顿并筹划税饷。查考运使兼辖两淮，现在蒙皇上简任新任官员，必定能破除情面，任用贤能。只是淮北利弊所在，恐怕难以周知。臣愚以为，得到合适的人选，法度自然确立；除去弊端，利益自然兴起。谨根据平日所闻所见，斟酌目前因循变革的适宜之处，恭敬地陈述我的浅见六条，为我皇上敬陈：

一、裁撤厘捐以充裕盐税。查考西坝是淮北票盐汇聚的总区，湖南从西坝转运经过各岸，途经高良涧、正阳关、临淮河、三河尖等地，现在都设有厘金关卡，每处按包抽取捐税制钱六七百文，或一千一二百文，均由各营军官勇丁管理。交纳稍迟，鞭打立即到来，商贩畏惧，止步不前，盐税日益短缺，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厘捐向来没有定额，不肖的营官往往征收十两上报一两，各营仍有缺饷的担忧，可见厘捐有名无实，大致可以概见。拟议裁撤厘金关卡，招徕商贩，以期额定销量全部恢复，军饷日益充裕，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

二、禁止私盐以扩大销路。自古以来整顿盐法，首要重视缉查私盐，而官中的私盐尤其应当严加禁止。淮北提盐抵充税课以来，营官捆运饷盐，购买私盐夹带运输，包庇私贩，漏卡闯关，一引饷盐夹带数引私盐，其势无法彻底查究。而且票贩到盐场买盐，经过漕运总督委派官员，每运一引，在例定盐斤之外，加带二十余斤，凑集零散成引，运交漕局，不征收国家税课，名义上是饷盐，实际上是私盐，并且让场商赔偿盐斤，票盐赔偿盐包，索取船行陪贩，百般骚扰，怨声沸腾。徐州盐台饷盐，向来在西坝采买，现在则由海州运判亲属代办，到盐场买盐，克扣价值，拘拿车船，夹带私盐，无人敢怎样。应当请将营盐夹带等各种弊端认真剔除，并将漕局、徐州盐台的盐务一概停止，以淘汰冗员，避免扰民。盐官的设置，各有专职。淮北从前运行纲盐，过淮河改捆，因此设有淮北验掣同知一员，专门负责改捆，同知一员，淮北批验所大使一人，白塔河、乌沙河巡检各一人，专门负责改捆等事。等到改为票盐以后，北盐直接运往西坝出湖，旧道完全改变，官职徒设，同知等官员有官无职，无不谋求署理其他缺额。应当立即裁撤这些缺额，以节省俸禄。再票盐改章之初，板浦、中正、临兴三场设立四个局，新关、大伊山、五丈河、順清河等地各设一个卡，都由运使委派官员稽查。然而日久弊生，竟然有挂号、请坪、查舱、裁角等各种名目，每引黑费多达制钱数千。这些委派官员勒索陋规，徒然成为商贩的负担。应当将局卡各员立即裁撤，所有秤量查验事务，即责成三位官员实心管理，以减少经费，减轻成本。

三、减少经费以减轻成本。淮北票盐旧有经费一项，随同正杂税银征收，数额很大。后来因为转运不及，改为运四成盐包，核算正杂税银不足三成，经费等款项已在一成以上。凡是经费所提取的盐包，存放在西坝变价，官民互相争抢销售勒索，实在不成体统。又壬戌年请运较旺，海州运官在例提盐包之外，每百引加征现银数两，这一年请运二十余万引，加征几乎达到二万余两，是否禀报上司有案，应当令其严切根究，以禁止苛派，并将经费应提盐包迅速停止，酌情保留旧制经费的十分之二，征收现银，那么官吏没有分盐争售的弊端，有现银办公的实惠，票贩成本较轻，也足以广泛招徕。等到西坝销售畅旺，并将盐课提包章程停止，仍然征收现银，以杜绝弊端。

四、确定盐价以体恤灶丁。淮北改为票盐以后，对于灶户盐价驳价，每引例定九钱，后来屡次减价又恢复，变更不已，每一个运判到任，必定先详细请求运使核减盐价，恐吓商民，等到贿赂装满口袋，才详细回复恢复旧制。因此前任各运判都有减价复价的案件，价减则生产废弃，生产废弃则盐缺乏，盐缺乏

译如果课税悬空，课税悬空则军饷亏损，弊端相互牵连竟至于此。淮北屡次遭受捻匪焚烧掠夺，盐亭盐池大半荒芜，盐丁灶户流离失所，晒盐扫盐之人失业，亟应保护巩固池盐生产，以充裕课税来源，应当仍查照票盐既定章程，每引定为盐价驳价九钱，永久遵行，主管官员不得擅自核减，以致滋生扰害。一是疏浚河道以利挽运。海州运盐河道潮汐时通，常患淤塞，商贩旧有河费捐款，每引捐款银二分，足额年份捐款银八千余两，向来例规存于海州运判库内，以备随时疏浚河道，然而自咸丰元年以来，从未兴工疏浚，现在河身淤积日益增高，干涸时往往导致挽运多有阻滞，近来销售数量虽然不足，但十余年之久，捐款已逾数万，商贩屡次请求疏浚河道，该运判却总是说库存无款，置之不理，应令确切查明，迅速将捐存款项发给兴工疏浚，以利捆运。又听说淮北商捐全由官府经理，然而捐仓谷则义仓空无一物，捐勇则练勇不多，应令一并清查，以杜绝侵蚀。以上六款皆关乎淮北盐务利弊，臣访闻较为确切，不敢壅塞不上达天听。应请旨饬下两江总督，遴选清正官员，会同该运使，彻底清查，不得瞻徇隐饰，以清除积弊，而充裕课税来源。

译整理淮北票盐疏 同治三年 曾国藩

我私下伏身查考淮北盐务，自从前任总督陶澍改行票盐制度，立意美好、方法良善，商人和百姓都称便利。如果能遵循旧有章程，实行百年也不会败坏。无奈军兴以后，运输道路的通畅与阻塞没有常准，销售数量的畅达与滞涩没有定数。盐既不能按额定数量运售，税款也不能按造册纲目上报，拖延抵赖，已觉得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在没有办理饷盐以前，票贩虽然日渐困窘，但尚能勉强尽力为公；池商虽然难免偷漏，但不敢任意私自售卖。等到军营提取盐抵充税款，改变了旧规，营员日日从中牟利，商贩于是闻风止步。李世忠部下前往盐坝领取盐，尤其桀骜不驯，一旦欲望不遂，便百般恐吓。甚至因为栈盐不足，下场自行捆扎，一营开了头，各营效仿，护私夹私的弊端，于是到了无法穷尽查究的地步。现在李世忠已经被革职回籍，其部下兵勇也都遣散。值此淮甸地区清明安定，自然应当严格遵照圣上谕旨，将饷盐截停，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我广泛咨询访求，参考既定成法，核议新章，大约有必须停止的三项，急需整理的四项，请向皇上陈述。

漕运大臣因为清淮防费支绌，先前命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计二十斤。随后因为逐包捐缴诸多不便，由海州分司详文改定，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所应完纳的课银及售出盐价，虽然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是锱铢必取，琐屑派征，实在不是政体所适宜的做法。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一项。

徐州属于山东引地，先前因为捻军阻隔，山东引盐未能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的田在田奏准借运北盐，划收东课，原本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实行日久，流弊滋多。采买时私自前往盐场，销售时旁侵安徽边界。现在山东引盐已经通行，徐州百姓无虞缺盐，不能再借运盐的虚名，遗留侵销的实患。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二项。

北盐向来有净盐、毛盐之分，已经改捆的为净盐，未改捆的为毛盐，都必须纳课才准出湖。近来私枭勾结营弁，合伙贩卖毛盐，结队横行，连船闯越。堵截严厉则营员出面包庇，缉拿则官引尽被占销。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三项。

大凡榷盐之法，革除弊端利益自然兴起。饷盐停止，则强劫害贩的弊端消除；捐盐停止，则科敛病商的弊端消除；借运朋贩之盐停止，则引界混淆、营私充斥的弊端，无不消除。我所说的整理四端，也就是在诸弊既去之后，因势利导罢了。

淮北纲引，先前是奏至戊午纲为止，现在于五月初八日接开己未新纲。只是兵燹之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售四十六万引的数量，应当遵循近年奏案，先办理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引领例征收报部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另外办理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各一分。此外如团练、坝工、缉捕、号项等款，名目太多，一概删除，以纾解商贩之力。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一项。

近来军饷都依赖盐厘接济，势不能实行裁撤，但是长路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况且从前各卡总计，每包约须完纳厘钱二千余文，数额过重，自应大加核减。现在拟仿照淮南总收分解的方法，归并两处：从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征收厘钱五百文，运往上游；再于正阳关设卡，每包征收厘钱五百文。其他卡口只准验票，不准重复抽税，统一由我选派委员驻卡经理。大概不减少厘金不足以减轻成本，不裁减卡口不足以便利商贾。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二项。

淮北解饷原案，向来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分四成，滁州李世忠营分四成，安徽抚营分二成。现在临淮、滁州两营已经分别裁并，自然可以将这两营旧有的饷银改拨给金陵一军，稍解燃眉之急。只是漕运大臣停止捐盐，也应当量予拨济，以资贴补。此后所收课厘，我又咨明吴棠、乔松年，应当仍以十成分派：我的军营派五成，抚营派四成，漕运营派一成。论兵数则小有增减，论旧例则无甚更张。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三项。

北盐每引领例规定正盐四百斤，分捆四包，每包连同卤耗重一百一十斤。近来栈盐出湖，都在西坝改捆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以节省运费及按包抽厘的费用。换包后盐票不符，弊端丛生。我已经严申禁令，不准改捆大包，并在例发大票之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也仿照淮南之例，填明舱口清单，使盐与票相符，可以杜绝就重避轻，不至于以多报少。这是现筹整理的第四项。

以上各条，是依据户部原奏及御史刘毓楠的条陈，悉心参酌，力挽近年来的弊政，全部恢复昔日的成规。又恐怕积弊已深，一旦改收现课，各商贩不甚踊跃，更议辅以官运，照商贩一律办理以示倡导。

译北方近年来，纲法混乱，开纲既没有固定的日期，奏销也没有确定的期限。眼下新章程已经确定，臣严厉命令运司，督同海州分司，广泛招徕商人，源源不断地认运盐引，仍然限定在一年内完成造盐奏销，以符合既定制度。但是，例销盐的北方口岸，在多次遭受苗民和捻军蹂躏之后，不仅住户凋零，人口稀少，而且在尚未开纲之前，存积的饷盐、捐盐、贩盐数量不少，旧盐积压过多，新盐销售难以迅速，这是必然的趋势。又加上安徽的颍州、六安、庐州、凤阳，河南的信阳、罗山、光山、固始，逼近捻军势力范围，军情变幻莫测，时刻都有危险，盐税能否按额定数额收足，奏销能否按期限造报，不敢说有把握。至于五河、正阳关所征收的盐厘，将来自然应当连同正课一起上报户部，以重视款项。只是因为军饷需要紧要，此时所征收的盐税，只能用于支应军需，未能先运往京城作为京饷，内心深感愧疚，抱憾极深。臣只有督饬署理运司，竭尽忠诚廉洁之心，以血诚和实力经营管理，以仰副皇上整顿盐政的深切意旨。

译整顿淮南盐务疏

曾国藩

臣私下奏报，于上年九月二十二日回复奏折，在京仓需用米折的奏折中，曾将筹办淮南盐务的情形略陈大概，已有案可查。臣伏查，淮南盐税居天下之首，自从长江被阻隔，盐引销售区废弛，前任总督大臣在咸丰四年奏请办理，于盐场抽取税银，贩户下场捆盐，所收税银极少；又在咸丰七年奏请改设局征税，令水贩在盐栈采买，稍有成效。但每年所征收的税银，比起全盛时期还不及十分之一，总因为楚西盐引销售区未通，盐没有销路，所以税银没有来源。现在江路肃清，运输道路畅通无阻，所有楚西各岸，自应赶紧想办法运盐销售，力图整顿。而筹办之难，主要有两点：一是邻省私盐侵灌太久，西岸则食用浙江私盐、广东私盐，兼有福建私盐，楚岸则食用四川私盐、广东私盐，兼有潞盐私盐，盐引销售区被占据将近十年，百姓借此以解决吃饭问题，官府也借此以抽取厘金，积重难返，长期借用而不归还，势必不能骤然禁止断绝；二是厘金关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从仪征到金柱关，到荻港，到大通，到安庆，到华阳镇，到达楚西，层层设卡，处处报税，都以盐厘为大宗，各军仰赖此生活，性命相依，势必不能一概裁撤。臣广泛征求众人意见，核定新章，切合今日之时势，仍仿照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通销售、减轻成本、保护价格、杜绝私盐这四点，请为皇上粗略陈述其要点。自从邻省私盐侵占淮盐销售区，成本低利润厚，淮盐不能与之抗衡，江楚百余州县都是如此，查禁不胜其烦，堵截且恐生变，计策只有重税邻省私盐，使邻省盐成本高而淮盐成本低，庶几邻省私盐可以化私为官，淮盐也能逐渐进步。现已知会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省私盐厘金酌情加抽，听任邻省盐与淮盐并行不悖。譬如田产被外来户占据，田主初归姑且与外来户分耕而食，待至淮盐运输日多，销路日畅，然后驱逐占据田地的外来户，申禁邻省私盐，这是疏通销售的大略。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纳厘金约共在十五两以上，所分济的，下游为都兴阿的军饷、冯子材的军饷、李世忠的军饷，上游为臣与官文部下的军饷，万不可停，臣与各处咨商，盐厘不能全停，未必不可暂缓，除扬镇两防宜照旧额外，其他未必不可少减，酌定新章前逢卡抽收者，今改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纳厘金，分解各军；前收卡税五两有余者，今改为楚岸每引抽银十一两九分八厘，西岸每引抽银九两四分四厘，皖岸每引抽银四两四分。既减厘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纳，这是减轻成本的大略。商贩携带资本求利，无不愿价值常高保而勿失，然不由官府主持，见小欲速，跌价抢售。起初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货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如风吹退潮，虽欲挽回以保成本，却不可得。官与商都受其害。现于楚西各岸设立督销总局，派委大员驻局经理，盐运到岸后，令商贩投局挂号，挂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百姓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贾无亏本之虑。这是保护价格的大略。盐法首重缉私，大股私枭明目张胆，尚不难派兵捕拿，最易偷漏的是包内重斤，船户夹带，所谓官中之私，查禁尤难。现已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正盐六百斤分捆八包，每包另给卤耗七斤五两，包索三斤五两，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胜关、大通、安庆等处派官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立即严加惩究，提盐充公。各岸兼行邻盐者，亦必另给税单；若无单而贩私，即按律科罪。这是杜绝私盐的大略。这四点均就目前之要务及道光年间之成规参酌损益，无论官运营运，悉照商运一律办理至于应完课银，因盐厘为数太重，未能骤然议定增加，仍照咸丰七年奏案征收。向来盐税按半年奏报一次，今拟将各处汇收的厘金也分上下半年随税一并上报，以便部臣有所稽考。只是兵燹之余，户口大减，以今日之人口对照承平之引额，恐运销不及一半，加上邻私充斥，挽回非易，殷商绝少，招徕尤难能否渐有起色，殊无把握臣惟有督署运饬，使忠廉之人实力讲求，以期国课军需两有裨益

条陈长芦盐务疏

曾国藩

臣私下奏报，于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奉到寄谕：“前因给事中陈鸿翌奏请整顿长芦盐政，当时已降旨交户部议奏。现据奏称：陈鸿翌所拟各条，或是申明成例，或是现办有案，或是由外销向未报部，总之芦纲积弊在于引岸虚悬，乏人

译关于盐运事务，因导致交款日益短缺，额外费用过重，商人的力量难以舒缓，致使正项赋税暗中亏损，请求命令迅速整顿等语。朝廷指示曾国藩按照户部议定的各条，督令长芦运司将应办的事务赶紧兴办，应当革除的陋习，要切实扫除。如果还有未详尽的事务，并着体察实际情况，斟酌拟定章程上奏等因。钦此，当即恭敬抄录并下发公文命令运司恒庆据实详细回复，以便审核上奏。不久，该运司将盐捐钱款补贴剥船这一条，先行详细请求咨文回复，其余九条也在六月间详细回复。臣认为其中利弊未能详细厘清剔除，所陈述的还有不真实、不详尽之处，批令再次确切查访并详细报告。九月初，又另行委派候补知府李兴锐赶赴天津，按照原奏各条明查暗访，用心考究，据实禀报回复。现在，该运司及委员先后查访回复前来，臣对照参验、互相印证，斟酌拟定办法，分条陈述如下。

译第一条：认领悬岸，应当规定期限。查得芦商认领引地，旧例在呈报之后，命令纲总查明其家道是否殷实，仍由本商自行寻觅散商联名出具保结，由纲总按例加结，才由运司转详咨部，一面更名，一面发给行知领引办运。这些层层折节，原本是为了慎重帑课，由来已久。其中紧要的关键，重在出结的保商，不在加结画押的总商。如果商本实在不充足，或者外来人地生疏，纲中无商承保，那么往返查访，拖延时日，也是事势中常有的，并非该商总等有意刁难，借端勒索。只是新商认领盐岸之初，办理千引的，向来命令先交两课银一千余两不等，名叫寄库，用来检验其资本是充裕还是匮乏。又在认运、租运、捆运之外，另有试运的章程，试运两三年，如果确实不能办理，允许其呈报退出。有寄库，则资本的证据早就明白；有试运，则本商的进退从容自如，纲总不必过于慎重，徒然引起垄断的嫌疑。不认为这是因循废公，就认为这是吝惜美岸，近来把持的情状如同勒索。此后新商呈报，只要有散商联名具保的，就命令纲总酌定限期，在二十日内加结画押，运司也迅速发给行知，这样众商可以受到鼓舞。

第二条：保结商人，应当专门责成查核。长芦旧例，新商入纲，取具联名商保，保其家道殷实，如果有贻误课运，愿意甘分赔偿，出具甘结。只是各商因为通纲向来有随引带交参课银两，遇到参商拖欠课款，除了查抄家产变卖抵偿不足外，都在商交参课内弥补，所以从来没有保商摊赔的案件。等到道光二十九年，引岸参悬，无商认领，悬课过多，参课不足以弥补，通纲添捐悬岸课一，随领引时，每引交银四分，专门补充悬课之用。无奈悬岸日益增加，归补更加困难，所有续参商课，虽然逐案命令分赔，总没有据实完交实银。而且查得芦纲商人，多因运课，其本商名下自能保全出纲的，非常稀少。如果再责令分赔，代人受过，又不给予年限，难免不纷纷畏惧拖累而远避，那么芦属引地从此有参无认，对全局有碍。自应量为变通，拟请仿照保固三年定限，如果三年正课之内，认商贻误课运被参，即将应交正课，除抄查备抵外，其余参欠课银，分作三成，在参商名下追交二成，出结的散商、加结的总商分赔一成。如果超过三年之期，认商业经完过奏销引课，可称家道殷实，就与保商无关，以示限制。这样酌核办理，对课款分赔有保证，对各商也不致有畏惧拖累而不保的担忧了。

第三条：督催总商，应当先完课。查得芦商完课，无论总商、散商，都照通纲一律办理。近年奏销后所欠的勒限课银，确实是累商欠交的纲商名下，应交正课均经依限催完只是向来章程，每届上课之期，运司派遣盐务候补数员，率领纲总督催委员，平日与众商情谊不融洽，对盐务底里不明白，督催无权，虚应故事。每届笼统完成八分以上为率，而这八分中谁多谁少，谁先谁后，无从查考。这样总商的拉匀算，从中取巧，物议也由此而起。此后只应当遵照部议，命令纲总首先完纳。每届奏销，将总商人下课款是否清完之处附案声明，仍由运将总商另立簿册，散商也立一簿，将已完几成、未完几成分实登注，随同销册详文送盐院备查。纲总无从牵拉，众商无从蒙混，开诚布公，共见共闻，征收也应当日渐起色。

第四条：捆运悬岸，应当交全额。查得长芦悬岸，前于道光二十八年，经钦差王大臣查办盐务案中，将无商州县五十五处，除有州县自行运销者十一处，无容更改外，其余四十四处，河南悬岸二十州县，尽改票盐，仿照淮北成岸，先课后盐，无论资本多寡，一经交课，给票护运。直隶悬岸二十四处，予限半年，责令各州县或招商或招贩，一律整理。如商贩无人，责成各州县领运。如州县实不能办理之处，仍由盐运司遴选官运等因。今查直豫各处悬岸，除陆续招有新商具认外，尚有豫属之新郑、太康、扶沟、长葛，直属之成安、开州，并先经曾有商认办，复又参悬之豫属鄢陵、沈邱、项城、洧川，又二十八年以后续经参悬引岸，除随据新商接认外，尚有南岸之祥符、许州、禹州、临颍、郾城，直隶之永清、邢台、鸡泽、隆平、巨鹿、衡水、唐山、曲周，统计二十三处。内除衡水现有新商禀认试办外，其余各岸，经该司出示招商，并通饬各属一体广为招募，迄今无商认办，引岸悬虚，民食堪虞，自不得不照案饬令官商贩招运，藉济民食，以补课。惟捆运多寡无定，原与包额认办不同。若辈惟利是图，能多捆一包之盐，即多获一包之利，亦未尝不愿多运多销，而卒之所运无几，盖亦有故。或因资本微薄，无力多捆；或因岸地滞销，有亏成本，以致

译未能按额捆运，现在既然批准部议，自应遵照饬令捆运的各官商，如果情愿包额认办，限一年之内出具认状保结，详请咨部更名；一面由司另行招募新商禀认妥办。如有实在销滞、无商认办之处，每岸专案详咨，不再以笼统浮词搪塞。盖悬岸为中外所同虑，捆运乃鹾政之弊端，本无所容其掩饰也。

译第五条，长芦纲总应当更替。查考山东纲总虽然按年更换，但山东是先征税后发引，长芦是先发引后征税，纲总的责任两者不相同。如果更换期限太短，必定会把甲年应当完纳的税款责成丙年的纲总督催，恐怕推诿扯皮的弊端，必然会层出不穷。况且纲总是整个盐纲的领袖，关键在于选拔合适的人选，如果人选不当，即使一月一换，对实际政务也无益；如果人选得当，即使多年不换，也符合众人的意愿。长芦盐商中殷实富足的少，殷实且认真办事的更少，年年更换，恐怕选中的人不多，而废弛的祸患会更加严重。现今运司在旧纲总四人中挑留杨俊元、华桢，斥退高陵汉、黄昭融，于本年六月具折上奏，众人的议论尚属公允协调。此后纲总拟定不必限定更换期限，对于众商必定信服的人，酌情留任接充；如果不然，随时撤换，详细请示并咨报兵部查照。

第六条，代销、融销，应当分别查考。长芦滞销口岸积存的盐引，按例允许与畅销口岸分成代销。当初办理融销时，原本是因为长芦盐商大多疲困劳累，销路又滞涩，每到奏销期限，虽然引地积存着食盐，但税款无处筹措，无力完纳，势必纷纷被参劾追缴。各商认为融盐与融引事同一律，禀请将积存的食盐融卖给其他商人销售，将所得的盐价直接交入库房抵充税款。只有复价这一项由买商完纳，其余一切税款仍由卖商按期限呈纳。这仍然是为了保全奏销税款的考虑，同治三年前任总督刘长佑奏复，河南巡抚张之万参劾长芦盐商把持一案中，将融销引盐这一层已经详细声明，有案可查。查考近三年的案卷，也是疲困的盐商，或因正课无处筹措，或因复价到期，无力筹措缴纳，不得已将所运的食盐融卖给其他商人，运往畅销口岸销售。其所得价银由买商呈出交给官府，以救济目前的急迫。这样卖商融销就与自行运销无异。对于买商来说，既然已经按包交价，并非得到无税的食盐；对于卖商来说，食盐已经收到价款，也不是上缴无盐的税款。融卖、融买是两商情愿，并非买商图谋便宜以致产生弊端。况且代销与融销稍有不同之处，代销则卖主津贴银两每引三钱五六分至四钱不等，其正课、杂课、复价等款项全部归买主完纳；融销则买主代为缴纳正课六钱、复价五钱、解费二钱一分一厘，其余各款项仍由卖主自行完纳。代销是卖主支出津贴费用，融销是卖主有自行缴纳的部分。办法不同，但使疲困的盐商得以稍资周转，则相同。卖者、买者彼此核算定价，两相情愿，则也相同。所有各商融销引盐，除了捆运的商人仍遵三年奏案饬令，一概领取盐引运盐不准融销外，其行商融销食盐应请照旧办理，免除禁革，以保全颓败的盐纲而重视国库款项。

第七条，历年积欠应当令代交查考归补库垫积欠一项，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内共计银二千三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余两，每年议定库垫银六万两，积欠银十一万两，分年按引摊交，每引摊银二钱四分零。自同治二年起，因商力拮据，改为外引拨出银一钱二分，京引拨出银八分，领引时随引完纳，其余银两仍照案按期限带交。嗣后于同治五年，因盐纲情形更加疲困，禀请外引减交银一钱，京引减交银六分。自道光二十九年起至咸丰八年止，除已完纳的现商净欠交银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余两，业经奏奉兵部批复准许自咸丰十一年奏销后分作五年代为完纳。又自咸丰九年起至同治七年止，续应征银一百七十万两，除参劾悬空无着落的银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两，永平七属官办以及天津公共口岸未拨银四千二百三十余两，现商应交银一百十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余两，其中已完纳银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余两，连同前项实计现商共未完银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八百五十余两。其已交银两均经凑拨各军饷动用，按季册报在案。其欠交银两虽屡经严令催促，无奈各商一致称因近年引地被扰、受灾，领运失时，额引滞销，商力拮据，顾运顾课已属万分竭蹶，前项积欠代交前商参劾累及的款项，一时无力赔交，委属实情。况且近来参劾的盐商迭出，长芦悬空口岸已属不少，如果以此纷纷参办，整个盐纲无商不欠，几乎达到无岸不悬，全纲牵动，所关非细。此次批准兵部议复，除将欠交银两赶紧设法严行催缴以清除积欠外，所有随引先缴的款项，按每年出库自变量核计应完数目，造入春秋拨册，听候兵部拨用。至于想要纾解商力，必须减少成本，臣当另案陈奏。

第八条，报灾补运应当再详细查考。查考各州县详报被抢、被水灾的各商引盐，有详报运司已经委派委员勘验，尚未勘验回复详报的，因此失盐数目即院、司两处案卷已觉不能相符。兹据该司逐细详查，除了奉兵部批复准许补运五、六等年被枭匪、发逆烧抢的晋、临城、杞县，七年被捻军焚抢的定州、南乐、清丰、大名、开州东明、临漳等州县商人

译除了益德裕等人被抢劫丢失盐一万六千零二十九包不计入外，实际根据委员勘查回复并陆续详细上报的清苑等地商人被抢劫丢失盐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包，又有新城等州县被水冲淹丢失盐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一包，又有已委派但尚未勘查回复的济源等州县以及未委派勘查的安平县商人被抢劫丢失盐一万零八百五十六包，又有因案情不符被批示复查但未据详细回复的温县等地商人在途中被抢劫丢失盐三千二百四十六包。除了由布政使司核实清楚后依照惯例分案详细上报，并将未全面详细上报的各州县分别责令另行补报以彰显核实之外，所有州县的商人姓名和盐的数量分别另外造册呈送备查。请将原册封存送交军机处，并分别发函通知户部以备考核。

译第九条，加斤抽钱应当予以禁止。查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件记录，每包加盐一百五十斤，合计北盐重五百六十七斤有余，南盐重五百七十二斤有余，违者即按私盐论处。各商人前往盐场筑盐，一向由批验所大使查验称重，按包编号之后，才命令商人装运。此前奉部里指令，该运司即明查暗访，出示严禁，并亲自前往关卡查照盐包，依次编列号数，按包抽查，当堂称重，均相符合。审讯据各商人一致称说，他们赴盐场按引筑包，均由批验大使查验称重编号，有一包盐必有一张引票。造关时按号抽查过秤，既有官府稽查，又有部颁标准砝码，众目共睹，并非商人所能行私舞弊、蒙混过关。况且他们深知例禁极其严厉，也应当自顾身家性命，怎肯犯法牟利？至于造关时装载备查的，即是批验所过秤编号的引盐，此外实在并无另外私筑号盐意图夹带私盐、增加斤两的情况。又命令小直沽批验所大使王凤冈查明，各商人赴盐场筑运，均系遵照部颁砝码斤两统一办理，并无夹带斤两、加带另筑号盐以备抽查的弊端，出具印结详报到司。该司担心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又连续几天逐细查访，众口一词。此后只有更加严格，督饬委员及批验大使认真称重，不时秘密稽查，倘有奸商夹带私盐、增加斤两的弊端，立即照例从严惩办。臣也应当不时从省城派员赴天津秘密稽查抽查事宜，断不敢稍有姑息，以杜绝流弊而肃清盐政。至于随引每包抽收津贴钱五十文，乃是同治六年海运案件内各商人公议捐作津贴漕运剥船之用，并无浮收抑勒的弊端，业经另行详明咨报部里批复准允在案。

第十条，墨笔科则应当加以裁革。查道光二十八年钦差王大臣查办 salt 务核定科则，曰正杂课，曰平饭，曰补欠，归补积欠，曰王范满垣租息，领告杂费，缉费，各项解费，内外帑利，共九项。每引摊交银二两六厘，刊印清单通行，命令商人遵照。这是木板刊印的科则。后来有续增的商捐款项，因年限多寡，并无定数，一经捐足，即由各商人随时禀请停止，并非作为定额，所以一向用墨笔添写。刊印清单之后，同治三年河南抚臣张之万参奏芦商把持、运使受其蒙蔽一案中，指称墨笔私加私用。经前任运司克明查出，墨笔添写的曰悬岸课，曰捐补参价，钦天监生息，归补缉费，口岸汛工，筹补津贴，还垫办公，酌增领告，朝袍册，修署，报效军需，随引复价，凡十二项。当时将墨笔原委逐项造册，由前任督臣刘长佑奏覆，有案可查。随后将朝袍册六厘，修署一分，报效军需二分三项，先后停止。同治六、七年间，因屡次奉内务府奏派长芦采办绢纸，以及芦勇口粮并捐筑金堤，挑挖府河等事增添一项，初曰寄库还，改曰金堤还其余均照前奏之数，并无丝毫增加。此外又有南场各商人禀请增添大河口延费一项，南引各商人捐添报效豫省协饷一项，是不在通纲科则之例的，都是墨笔科则。至于所称领引时外加的三项，查有津贴办贡一项，因前任办理采贡缎商人张鉴历年赔累，各老商人公议情愿每引津贴办贡银三分五厘；又津贴办公一项，因总商办公一切费用出自私囊，众商人公议愿每引贴办公银六厘；等到因老商人星散，新商人心力不齐，完交寥寥，本年又将这两项停止了。至于巡费津贴一项，系承办青、静、沧盐四处引地缉费裁减不敷，全纲公议每引愿帮银四厘，这是为保护引地而设，应仍其旧。这三项是外交帮贴的科则。据该运司造具木板科则一册、续增墨笔一册、外交帮贴一册。并将领告科则款式呈送来，理合封送军机处，并分别咨报户部备查。至于部议认为浮费过重，命令认真厘剔，分别禁止。臣也深知芦纲之疲弊，是由于成本太重，销路太滞，而众商人也禀诉苦累情形，呈请拯救。近日到天津，与运司面商一切，即日将各项科斟酌拟裁减，具奏以减轻成本而挽回颓败的盐纲。以上十条，就部文所指的，逐细登覆。至于引滞商疲，全綱不振，另图补救之方，容即于酌减科则案内另行具陈。

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营销疏

曾国藩

陕西为楚岸淮南引地，业经会同商定议，暂与川盐分界营销，恭敬折子覆陈，仰祈圣鉴。事窃楚省盐引岸被川盐侵占太甚，经臣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三月间详细具奏，随后准户部奏覆，应由两江会同湖广、四川妥善商议章程奏明办理。同治十

译六月二十五日奉旨，依照所议办理，钦此。恭敬地抄录并转达咨文前来。臣等仔细查考，行销食盐各有规定的引岸界限，如今将四川、淮南两省的盐在湖北同一引界内同时行销，这一方畅通则另一方必然滞塞，这是势所必然的。近年淮南盐的销售数量日益疲弱，存积的盐堵塞堆积，没有办法疏通，都是因为川盐到处散卖，致使淮南盐的引界几乎被川盐占尽。论盐的质量，色泽白、味道咸，川盐本来胜过淮盐；论运输，顺流而下，川盐的路径较淮盐更近；论民情，楚地百姓食用川盐，习惯已经形成自然；论官事，川盐商贩聚集在楚地，骤然禁止恐怕会引发事变。所以川盐私盐侵占淮南引地，虽然属于严重扰乱法纪的事情，却有难以立即改变的态势。如今想要在积重难返之后挽回一二，仍然应当暂时划分疆界，作为逐步图谋恢复的计划。湖北淮盐引岸之所以为商人考虑的措施无不周全，但商人的困境没有缓解，定额的税款连年拖欠，官吏的费用按时却没有减少。所以所谓有利于商人的说法，也不过是朝四暮三的说法罢了。追溯其开始的原因，推究其最终的结局，其利弊所在，就清楚了。过去陶文毅总督两江，正值淮北积弊之后，纲商全部散去，于是改变方法为民运，官府发给盐票并征收税款，称为票盐。实行后见效，免除了一切冗杂费用。其费用相比商运仅减少三分之一，而运盐的人已经获得厚利，积年滞销的盐顿时清空。这也是宋代沈立裁减官估而年度税额反而增加的证明。十几年后，淮南的商人更加困顿，陆沔阳因为陶文毅这样做而见效，便仿照淮北的方法实行，而纲法开始全部散去。不久东南用兵，两淮的引地战马交错奔驰，盐法更加荡然无存，而弊端也随之彻底清除。穷尽数理，过去那些钩连盘结，坚固如牢山，纷乱如积丝，数十百年间，朝廷之上劳心焦思以此图谋，见识宏远的人士竭尽智慧以此谋划，关锁不可推开，障碍不可打开的，一旦去除如同千仞山冈上转动的石头，坠入深渊。虽然是人为所致，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详细陈述福建省盐务的积弊，请求改行票盐运输并征收厘金，一并疏陈。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福建巡抚徐宗干：

我们私下查考，福建的盐税自清初制定制度以来，每年仅征收白银八万五千余两。雍正元年，各盐场委派官员监管，地方官员随处设立关卡，委派人员收税，先缴清税款然后发给凭证，听任其配运售卖。到乾隆七年奏定盈余白银十四万一千余两，较之原额增加了两倍。后来因为改由商人办理，划定区域分别售卖，就将常年所收的税银作为引额，这一制度一变，商人的额外费用便增加，盐的销售渠道便狭窄。后人为了补救偏颇、挽救弊端，朝令夕改，于是分为官帮、商帮、县澳。官销的盐引滞销，就责令各商代销；旧商欠下帑银，就勒令新商摊派弥补。等到道光年间，一变为由官府指定商人，再变为试办，三变为官运，盐法败坏到了极点。

仅就西路商帮而言，一个商人倒闭，帮内分摊派课，各商摊派的税额越多，成本越重，再加上规费的需索，流转交纳的帑息，以及溪流海洋的险阻，亏损坐吃山空，不出几年资产便荡然无存，倒闭罢市相继发生，这是商帮的积弊。商帮倒闭，悬空的引额无人认领配运，于是又变为官运试办的开始，销路尚觉疏通。等到后来，官员视其为利源，开销挪移垫补，虚报抵充搪塞，办理运输的人扣费装入私囊，督销的人卖私盐以获取盈余。等到税额相差太大，就上报水灾、抢劫、毁坏等情况，上下分肥，弊端百出，导致所领成本逐渐消耗殆尽，这是官运的积弊。

县澳各帮距离盐场较近，收买私盐、贩卖私盐习以为常。起初，地方官姑且隐忍，久而久之官威渐衰，私枭渐盛，于是除了埕私、场私、包私、船私、绑私、引私之外，又有纠集党羽、手持器械、明目张胆的担私，与官府争利，与商人为仇，到处皆然，无从捕治，这是县澳的积弊。

福兴、漳州、泉州各府二十一厅县，称为官帮，向来都归县征收，无论已征未征、存留与否，均应按日计算，责令完纳，早已成为定章。无奈州县畏难苟安，任人包办，名叫“户户者”，即馆办的别名。其中因地方民情刁悍，不足以征解的有之，而获得盈余的也不少。于是因为甲年所收的钱，必须等到乙年奏销，就相率以二三分抵兑藩库军需，虚报冒销无着落的款项，以避免革职处分，其余则尽饱私囊，据为己有。虽然历任盐道严厉札文频繁催促，但抗延不交，竟成积习，这是官帮的积弊。

各场员有督晒配运的责任，有缉私修坎的劳苦。如今因为场署大半不存在，官坎无法考证，于是就不驻场经理，借住在省城。遇到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就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费，借图渔利，导致埕坎全废，遍地都是私盐滨海。愚民久不知场员是什么官，配盐是什么事，肆无忌惮，纠众横行，这是场务的积弊。

盐是天地自然的利益，总计福建省全年财赋，以四分计算，盐占其一。只有利益所在，弊端就丛生。虽然军兴十余年，福建省遭祸较其他省为轻，福建省盐税较其他省为少，但积弊相沿，竟至日甚一日，整个盐纲不可复问。这是我们急切筹划通变方法的原因。

咸丰元年，户部奏称福建省商疲引滞，请求饬令在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两条上，详细妥筹，择一可行之策，另行议定章程，据实具奏，已奉旨允准。后来因为上下游军务繁兴，未及查办，覆奏至咸丰三年，又据御史蔡征藩条陈福建省盐务，请求修复收税旧章，按照现商完税数目，改收场税关税一折，又奉旨下详悉妥议，切实具陈。后来经前任督抚臣奏请将续倒悬额七百五十余引试行招贩办运行之，不久成效无闻。

我们私下认为两淮改票之案，在太平之时，一经变通，税额较旺，即近年皖浙被兵之后，商散民困，举行票运厘课并抽，也有裨于军饷。福建省僻在海隅，山水险阻，虽非商贾辐辏之地，但各属地方被扰较轻，西路各帮旧商尚在其中，官帮户藉此营运者，又复不少。如果能改行票运，仿照皖浙办法，厘金与课税并抽，其余冗费一概裁革，并饬各场员驻场督运配销，各府州县分设局卡，重征私贩，开设官行，匀配销数，下游沿海一带产盐地方，酌拨师船梭巡，以防堵担私船私偷漏，或许可以稍事补救。

据福建盐法道吴大廷禀呈条款，请求奏请前来。我们查福建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整个盐纲受病，亦非一端。该道所禀洞察弊源，计惟改行票运厘金与课税并抽，或许可以借此图谋整饬，除现定条款甫议试行，还有未尽事宜，批饬随时妥筹禀办外，是否有仰恳天恩，俯念福建省盐纲疲坏，准予改行票运试办一年，期限内臣等督令

译该道应将赋税全部征收并全额解送，不再按分数考核政绩，以便其全力筹划整顿；待一年期限届满后，若确有成效，再上奏请求将其定为常例。

译福建盐法道吴大廷

一、合并征收厘金与课税，以资助军饷。查考福建西路定额盐引，每引六担七十五斤，应征收课费银二两八钱三分三厘三毫六忽；东南路及各县澳，每引一百斤，应征收课银一钱五分；东路细盐，每引一百斤，应征收课银七分五厘；漳州府所属的龙南、海长、平以及龙岩州和漳平洋等八州县，每引一百斤，应征收课银二钱三分二厘。由于盐引重量多寡不同，课税额度轻重不一。现拟改为票运制度，自应斟酌适中标准，合并征收厘金与课税，以显示公平合理。查考西路各帮距离盐场较远，运输道路艰难，每引拟征收课银二两八钱四分，加耗银二钱分四厘，再征收厘金银一两四钱二分，厘金与课税两项合计共征收库平纹银四两五钱四分四厘；其东南路及各县澳以及漳、龙各州县，每引拟征收课银二钱八分，加耗银二分八厘再征收厘金银一钱四分，厘金与课税两项合计共征收库平银四钱四分八厘。如此按地区确定数额，变通征收，则商贩配盐运销不至于畸轻畸重，使制度归于统一。

二、分别规定票额，以利转运。西路规定，以三十引起发盐票；东南路及漳、龙各厅县，均以一百引起发盐票，以期易于周转。其应缴纳的课税与厘金，议定在买票时先缴纳一半，其余一半待运到销售地后，由局方收缴。

三、分设局卡，以便稽查。查考旧章，商贩的各种盐引，均须在盐场捆扎配盐。近年盐场事务废弛，任由海船装盐私下买卖，名为“便海”，流弊滋生很多。现拟重整章程，除了严令各场员分赴本职实地配运外，凡有商贩申请盐票，均须按盐场捆扎配盐，以示公平。现于南台设立盐务课厘总局，凡是盐斤由海运到省，先在馆头、闽安等处厘卡查验进口，再经由浦下关按担盘验入仓，随即随时上报总局。如有夹带私盐或多带盐斤，查出后重罚；若是无票之盐，将船只扣留押送总局，按照西路惯例加倍征收，一律缴清后，再议定指定销售引地补票起运。其各府州县一律照此办理。

四、票岸兼办，以期望畅通运行。福建商力疲乏，不得不商议变通之法，以体恤商人之艰难。但各商承办多年，因课税太重，引岸滞销，亏损成本者，固然偶有发生；其中善于囤积居奇，获利数倍者，也不乏其人。现在改为票运，并裁革冗费，专门顾及课税与厘金。各商既有良心，更应踊跃转运，以期日渐好转。现拟实行票岸兼办，先查明各商每年认领某岸篷引若干，仍责令照旧认领引岸买票运销。该地应开设官行的，也先让认领引岸的商人捐资申请。若该商明显无力承办，再准许其他户捐资充任。其无商认领运销的地方，全部招募新贩。若有力之商情愿兼办其他引岸的，也听其方便。如将来营销畅旺，定额课税销完，准许其额外多请，但均须请领新票不准以旧引混淆。其有坐拥巨资，巧于规避者，除查明有无欠课，分别追缴或革退外，仍从重勒令捐资，以警示那些运本取巧之人。

五、开设官行，以资考核。盐不归于行商，则漫无稽查，夹带私盐抢售，有碍疏销。现拟在省城内外及各府州县地方，劝谕殷实商人捐资申请牙帖，开设官行。凡是官盐运到当地，须先投到官行挂号，准许其酌情收取行用费，每两二分。该官行即以盐到当地的迟早作为配销的先后的标准，若两户之盐同日到岸，应以抽签的先后为准，以免壅滞。南台所开的官行，每逢盐船进口，一切缴照盘验等事务，均由该官行代为经理，以求迅速。

六、裁革冗费，以纾解商力。福建输纳名目甚多，费耗极重，再加上各衙门的应酬，旧章如盐道到任，有填补衙门包及三节两寿的规礼，其余各场署及帮地文武各衙门的费用不计其数，积习相沿，商力更加困顿。现自本署道开始，凡一切陋规，一概裁革，使各商贩专门顾及课税与厘金，别无浮费。自应急公报设法疏销。

七、截清存引，以杜绝影射。各商远年存引倒罢之后，往往抵押给有力之商，贱价出售存引，遂得运销无课之盐，而旧欠之课税仍归无着。现拟改为票运，一概将陈引暂停，均须买票运销，以归于统一。其各帮地已运未销之盐，责令各商赶紧核实报数，认完厘金，免除重缴课税，以示区别。

八、酌情增加耗盐，以示体恤。查考旧章，各帮均分别路途远近，每正盐一引酌情增加灶余、原耗、折耗等名目，或多十余斤，至四五十斤不等。现拟全部沿袭旧制，凡官盐掣验，准许其照章、照帮加给耗余斤数折算并准许免除课税与厘金。

九、整顿官帮，以足额征收。查考官帮的二十一厅县，向来系各该地方官请

译引导运销，完成缴纳赋税款项。近年以来，往往借口私盐充斥，官盐无法销售，每到奏销之时，只缴纳两三分，以应付考核。实际上，由大户包办并上缴给官府的数额很大，但都被挪作他用，甚至有的竟落入私人口袋，导致积欠越来越多，积弊难以挽回。现在打算改为实行票运制度，凡是官帮各厅县的引地，允许各商贩统一认领运销，并开设官办商行，仍然责成各地地方官稽查销售数量，严厉缉拿私盐，督促征收应缴的一半厘金税款，全部按月上报解送。如果有短缺，按照拖欠军饷的条例参劾办理。

译填发贩单，以显示慎重。改行票运，必须使用贩单。拟由本道制造，详细呈送盐运使衙门，加盖印信，再由本道加盖关防印信，填发。凡是商贩捆运，先赴本道衙门，申报捆配哪个盐场的盐若干担，认定前往何处投营销售，缴清一半的课税和厘金，由道台核实相符，填入贩单内，发给商贩前往盐场捆运。该盐场官员核实捆配，即在单内填注起运的月日字样，截去前角，角下加盖盐场印信，将截存的单角按旬缴报，同时发还原单供商贩领运。该商贩凭单过关卡查验，相符也在单内填注查验完毕的月日字样，将原单盖戳发给商贩放行。等到盐运到目的地，报告由当地税厘局核实单盐符合，截去后角，角下加盖官防印信，按到达先后的月日发给官盐行，依次销售，命令官行扣完另一半课税和厘金，收回原单，由税厘局按月汇总缴入道署备查。

整顿盐场事务官员章程

吴大廷

我道台于闰五月十九日奉宪台批示，关于我道台禀请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取缘由，奉批：据禀各节，颇能洞见弊端根源。福建省盐务衰败已极，此时亟需筹划变通之法，自不能不改行票运。候即据情入奏，试办一年，如销售果然畅旺，再定为定章。现议各条内，若有未尽妥帖者，即随时禀候核夺办理，缴折存档等因。奉此，伏查我道台于五月十五日发禀后，当即商同藩司并会办官运局的周道台妥议举行，刊刻告示、运单等件，于五月二十二日设立南台盐务课厘总局，遴选官员驻办。一个多月以来，西路、南路各商贩均各遵章捐请牙帖，开设官行，先缴一半课税和厘金，买票行运。并查明省会帮旧存盐斤数目，免税完厘，所有停引一概截清，以分界限。幸赖宪恩广布，商贩均尚踊跃遵行。惟查出产之源，首在于盐场；运销之地，莫近于官帮。除已分饬盐场官员赴任供职，札饬官帮厅县会同各税厘局设法招募，分别抽收外，惟南台既设课厘总局，下府情形又与西路不同，自应斟酌变通，以期并行不悖。兹又悉心参酌，拟定整顿盐场事务及官帮章程，开具清折，呈请宪台察核批示，以便纂入票运章程内，通颁晓谕，使知遵守。至于各盐场皆滨海，私枭已久，怜悯而不畏法，自非稍示兵威，似难遽求整饬。且泉漳一带，外寇虽已肃清，土匪仍未绝迹，亦应次第搜捕，以安善良。可否仰祈宪恩，俯赐酌拨朱道台、张部郎楚军，于泉漳两府每府驻一营，遇有土匪劫掠、私贩横行，准由各该盐场及地方官请派队缉拿，庶于盐场事务和地方两有裨益。

附筹议整顿官帮盐场事务章程

一、各盐场产盐有定数，全在各盐场官员督晒配运，认真办理，方有起色。近年因盐埕盐坎失修，私盐充斥，各盐场官员均不驻场，以致日形颓废。我道台莅任以后，严饬各赴本场，次第整顿现在改行票运，除各商贩在省请票的盐，系先完一半课税和厘金，仍由道台给发贩单，均匀坐配，务令赴场购运外其有由该盐场肩挑船贩者，亟宜严加稽查如系无票之盐，必须就场征税，以清其源。我道台即以产盐之缺溢，定盐场官员之勤惰，信赏必罚，不得仍前玩忽，自蹈罪尤。

一、各盐场向有仓馆，为收配之所，近年大半坍塌损坏，无馆可储，以致走漏愈多，应查照旧章，会同就近税厘局官员核实估勘，请款修理，并由道台添派妥员帮同举办，务令工程归于实惠，俾复旧规。

一、各盐场缉私之法，应就私贩出入必经之地设卡巡缉，方资周密。准由各盐场勘明地方，请札饬该县文武官员会同认真缉捕。再查各该盐场负山滨海，道路纷歧，尤须于总会之地扼要严查。现在洋面海私，已准由吴军门派拨红单师船穿梭查拿。其漳属私盐进口，则以码石关为要害，现已委员会同该关大使设卡稽查，督导抽收厘课。泉属私盐进口，则以金门为要害，亦即遴选官员会同南水关大使仿照办理。该官员等务必力加整顿，认真查验，如遇无票之盐定即按重章抽收厘课，方准过关。倘敢抗违即行拿办。

一、各盐场抽收厘课，无论海贩、陆贩均须一律给予道台印信贩单，由各该盐场加盖盐场印信填发，以便稽查，杜绝弊窦。所收银钱，按月解交就近的税厘局，由税厘局亦按月汇总解入道库。各该盐场于月终，一面截数具报，并将截存的单根送道台备查。至于秤砣斤两，自应遵照部颁砝码，概以国库平一百斤为一担，便由道台制造较准烙号颁发，以免参差。

一、县场应征坵课，向归各盐场养灶收晒、收仓候配。后因经费浩大，各盐场官员包给灶户自行收晒，照额定课近年

译各盐帮大多不到场坐配，各处盐埕盐坎又间或有被潮水冲塌的地方，无力进行修理，导致应征的盐田税课未能足额征收。查得此项款项是解送户部充作军饷的经费，现正值京城军饷支出不足，均奉命按年指定拨用，必须按照定额筹措解送。多次严令追缴，并命令县官会同清理，却毫无成效。眼下漳州府城已经收复，各县的盐场事务必须逐一查明清理，严厉催征解送。如果确实有荒芜坍塌的盐埕盐坎，也应当筹备经费，核实情况后进行修复。倘若遇到灶丁把持抗拒，立即严加逮捕查办，这样每年的盐田税课才能按定额征收，盐埕盐坎归公的情况才能核实清楚。再有仓库馆舍的存储，那么商帮每年配给的引盐就不会缺乏，沿海地区也就不会遍地都是私盐了。

译对于经征厘课的官员，以征收解缴的多寡来评定考核的优劣。如果能够使厘税旺收，立即酌情给予优奖。倘若仍然像以前一样懈怠松弛，分别记过撤职。倘若敢心存不肖，欺瞒上级徇私舞弊，在填报贩运单时以多为少，一经查出，定即详请参劾追缴，绝不宽贷。

各县澳各帮应征的盐课，向来归属各县按在任月日摊算缴解。经查，各厅县在到任之初，就有盐户包办。其包办数额，虽然每天有盈余或不足的差别，但限期缴出现银，实际上他们从中获利。等到奏销期限迫近，才开始筹措解缴二三分，以此作为邀免处分的手段，其余则任意亏空挪用。现在改行票运，拟令各税厘局在附近各县招徕盐户包办，按月尽数缴入局中转解道库。所有从前的一切陋规，一概予以革除。若有包数少而销数旺的情况，也应酌情增加。若无税厘局的地方，委派委员前往该厅县，会同地方官令盐户包办，按月由委员催收，移请地方官府签差解往道库。仍令财力雄厚的盐户捐资贴补开行，领票运销。一面查勘各要害处所，是否应设卡堵截私贩，或即按新章过卡抽收厘课，将私盐化为官盐，以充裕课款并便利民食之处，即日具文复核办理。倘若该地方官心存推诿，坐视不管，即按怠征例详请参处。

同治四年七月初九日奉督部堂左宗棠批：据禀各条均属妥当，其县澳各帮盐课，拟令各税厘局在附近各县招徕户包办，按月尽数缴入局中解往道库，一切陋规概行裁革，尤其切中时弊，仰即切实执行。至于漳泉、福州等处私盐充斥，以船运私盐为最，应于何处总口设卡，拨派船只梭巡各盐场，以何场产盐最旺，船运私盐及担运私盐由何处偷漏，地方系何营管辖，都应逐一查明，等候核夺后缴折存档。

查覆下游各县场产盐额数并设卡要隘禀

吴大廷

案奉宪台批示：整顿下游官帮务章程并请拨勇弹压一事，奉批据各条均属妥当，其县澳各帮盐课，拟定令各税厘局在附近各县招徕户包办的办法，按月尽数缴入局中解往道库。一切陋规概行裁革，尤其切中时病，仰即切实执行。至于漳泉、福州等地私盐充斥，以船运私盐为最。应于何处总口设卡，拨船梭巡各盐场，以何场产盐最为旺盛，船私、担私由何处偷漏，地方系何营管辖等，均应逐一查明禀报，等候核夺等因。奉此，仰见宪台整饬盐务纲纪的至意，钦佩莫名。职道先前在未奉批示之前，已遴选委派候选从九品吉星灿、升用县丞单理杭奔赴下游，周历实地勘察，据实禀复，以便酌量办理。现在据吉星灿等人将勘察各县情形开折禀报前来，职道悉心参酌核实，各盐场产盐额数，向来以莲河场最为旺盛，莆田、下里、前江、福兴、江阴等场次之，浯州、浔美等场再次之。近来场官并不到场，公私账目未清，故产额的盈亏难以确定。至于船运私盐的出入，虽以泉州的厦门、金门，漳州的石码三处为最，但同安的缺子口、围头、澳头，晋江的厂口，莆田的江口、平陆、平海，福清的柳厝口，漳浦的石蛇尾，海澄的海门等处，也属于走私的要害隘口。其余小路纷歧，肩挑负贩者处处均可偷越，更属防不胜防，不像福州的五虎口、德化的东冲口那样可以扼守要害设卡相比。所幸洋面一带已有吴军门广派艇船分段巡哨，可以连带缉拿船运私盐。如遇商船渔船装载私盐，查无单据，拟请就近解交给石码委员彭光藻、泉州委员韩承烂等，照章分别究办处罚，以重课厘。其零星担运私盐，屡次据彭光藻禀称，已有认办的盐户自设哨捕，逐段巡查，应当更加得力。为什么呢？因为资本攸关，则思虑自然周密；路径既熟，则防范容易周全，道理本来如此。万一有大帮枭匪聚众走私，现在漳泉各营均已由宪台选派将弁重整营规，拟令盐户禀请附近营汛拨队弹压，以壮大声威，枭匪当亦收敛。其广艇及营汛擒获私贩所收罚款，仍令石泉两局委员照章二分归公，一分充作赏赐，以示鼓励，是否有当？理合开具清折禀求宪示。如蒙俯允，并乞行文吴军门与泉漳各营遵照办理，实在公便。

附各场产盐额数并设卡要隘折。

一、福州府福清县

福清场年产额盐四万六千五百担。

福兴场年产额盐一十三万八千五百担

江阴场年产额盐一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七担

该县三场产盐颇多，道路也极丛杂，其要害隘口惟柳厝口为最，官盐私盐皆由此进入，可设卡稽查，再行派勇分巡渔溪镇，更为周密。

一、兴化府莆田县

莆田场年产额盐七万四千六十五担七十七

下里场年产额盐一十七万五百四

译八十斤。

前江场每年规定的产盐额度为一十三万八千零八十八担三十一斤。

译该县有三处盐场产盐，盐澳港口极其分散，只有江口、平海两处稍可集中管理，应当派遣水师巡逻查缉。陆路上，塘、岑、涵江两处是险要关隘，如果在江口等地设立关卡，再派遣勇丁分别巡逻郊上、〇头、槐厝前、沁水、楮林、后湖等地方，那么水路和陆路就都能被扼制住了。

一、仙游县

该县只有枫林市一个盐馆，又因战乱毁坏废弃，遍地都是私盐贩子，而且刁蛮强悍，所以私盐充斥。这不仅限于仙游一县，还直通兴化、泉州两府。那些私盐都是从斗门、双溪两个海口运来的，但必定经过枫亭市。如果在这三处设立关卡，不但仙游县的私盐可以转化为官盐，就连邻近地区的官盐销售也必定日渐好转。

一、泉州府惠安县

惠安盐场年产定额盐八万四千四百九十二担三十二斤。

该县所有盐馆都靠近海口，产盐很多，只有崇武、獭窟、小岝、黄崎几个盐澳最大，应当多派船只到沙格、辋川、臭涂一带以及青龙、龙港两座桥之间往来巡逻查缉，至于陆路上的洛阳桥已经设立了厘金关卡，可以兼顾防守。

一、晋江县

祥丰盐场年产定额盐七万四十八担。

浔美盐场年产定额盐七万九千四百担。

该县两个盐场的盐澳港口很多，极难稽查。只有南门外厂口盐馆确实扼守要害，安海盐澳也是总路口。这两处可以设立关卡，同时还需要水师战船。再在河市、深沪、丙州、井尾、祥芝蚶江、东石、西塔等地，应当派遣船勇往来巡逻查缉。再有必须巡查的重要关口，暂且等待委员察看情况，妥善筹划后禀报办理。

一、安溪县

该县有五个盐馆，只有祥云、浮屠两处靠近海边，是最为重要的区域。现在全是私买私卖，如果在这两处设立关卡稽查，销售局面有望好转。

一、同安县

浯州盐场年产定额盐二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担五十斤。

莲河盐场年产定额盐二十六万八千八百二担四十斤。

该县两个盐场都靠近金门，也与同安、晋江、南安交界，产盐非常广泛。其中如东石、石井、大簦、小�等地，都不遵守官办规定，而马巷尤其严重。如果在围头、澳头、草屿、缺子口、马甲巷等地设立水上关卡，严格查缉，再派遣船只分别巡逻石浔乡、三江地方，陆路上则在江头、河厝、将军祠、青亭等地设立关卡，私盐贩子必定会收敛。

一、漳州府龙溪县

该县盐的来源，水路来自石码，陆路来自同安的灌口、后溪、鸟屿等地。其东门的新桥，是石码来船必经之路，应当设立关卡。其江东桥、三岔河、镇门等地，现在石码关已派遣船只往来巡逻查缉。只有海澄县门距离石码四十多里，是大海的重要关口，如同安县私贩所谓的“乌底船”，船上带有枪炮器械，必须多派船只才能弹压。黄庭也应当设立关卡稽查。陆路上的三公宫等地，也必须派遣勇丁巡查。

一、长泰县

该县官商向来从码头起运，其私盐都是从同安冲入陆路，必定经由同安交界的朝天、白帆两座岭，那些私盐贩子都带有枪炮器械。水路可通石码，必经三河，应当在朝天岭、白帆岭附近设立陆上关卡，在三河河口设立水上关卡，私盐贩子有望收敛。

一、南靖县

该县私盐贩子的来源，都是由文昌塔、适中顶、洪濑、深渡，以及龙溪、漳浦、海澄三县交界的九龙岭、马口桥等地进入，必定要从这几处选择要害防守关隘。至于与平和交界的山城盐馆，水陆交通方便，都食用广东大埔以及漳浦、云霄冲来的私盐。又必须在东南两门外用一两只巡船，沿河穿梭巡逻。

一、海澄县

该县白水营、浮宫、墟海门等盐澳，都与同安相连。只有大舟口最为重要，同安的“乌底船”聚集其间，必须多集结炮船往来巡逻查缉，才能起到弹压作用。其余如东西陆路的马口桥、渐山、龙径各处，都与漳浦、南靖相连，也必须派遣勇丁分别巡逻。

一、平和县

该县山路极多，四通八达，百姓食用的盐，都是从境内肩挑而来。西路由广东饶平两县交界的大埔冲入的尤其多，这里应当设立关卡。其东南北三路，应当由邻近的县份扼守要害严格查缉，无需设立关卡以节省费用。

一、漳浦县

浦南盐场年产定额盐三万一千七百零四担六十九斤。

该县一个盐场、十五个盐馆，埕坎在东南蜿蜒二百多里，都是产盐的地方。想要清除私盐贩子，必须整修仓库盐馆，尽量晒盐收盐，然后才可以稽查。石蛇尾是漳浦、云霄两处的要路，必须设立水上关卡，往来巡逻查缉。

一、云霄厅

该县两个盐馆、六个盐澳，其盐都是从梅安等盐澳运来的，必经石蛇尾，可以与漳浦共用一个水上关卡，陆路派遣勇丁巡查。

一、诏安县

诏安盐场年产定额盐六万五千九百八十八担八十三斤。

该县入馆一个盐场，以铜山盐馆最大，产盐就在铜山盐馆的五都乡，必须命令盐场官员加重对灶丁的责任，尽量收盐晒盐，同时在宫澳地方派遣勇丁巡查，成效可以期待。同治四年九月初五日奉督部堂左宗棠批示：

译关于下游各厅县产盐的定额数目，以及拟设水陆各关卡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明确，应当立即按照办理。特此发文命令兴泉永道、汀漳龙道分别指令各厅县，并通报水陆两提督，令其所属各标、协、营一并查照执行，将缴清的盐税折银存留。

译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疏

闽浙总督左宗棠

我私下接到户部咨文，议覆福建盐务试行票运的奏折，同治四年九月十五日奉旨依照所议办理，钦此，恭敬地遵奉抄录奏折飞速咨文到达我这里。我私下认为，先前奏报福建试行票运一案，实在是因为盐务积弊相承，逐渐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致使国家本有的利源全部被中间人侵吞。因此查阅旧档，见到咸丰元年户部有在盐场征税、按包抽税的奏折；咸丰三年御史蔡征藩有恢复收税旧章，按照福建现商完纳课税数目改收场税关税的奏折，都奉旨下达详细妥善商议，切实陈述。当时督抚各位大臣都被流言所胁迫，不敢独自承担罪责，因循至今，整个纲纪颓败，实在令人感慨。因此我与巡抚大臣会商，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的请求，起初没想到竟然会有成效。随即查核，自本年闰五月起试行票运，截至十月底为止，刚满半年，盐库实际支出解送司库以及我军营军饷已达十五万两，一切照例杂支的款项也有一万数千余两，还有各商在盐帮中应完未收的一半课厘，大约计算也有十余万两。查同治元年报收银二十一万多两，实际支出解送京饷及司库共只有八万多两；实际支出解送京饷及司库共只有六万多两。两者相比，试行期内半年之久，所收实际解送的款项已抵得上此前一年及一年半的数目，这是明显的效果和大验，一目了然。我起初也怀疑上面有所增益，下面必定有所损失，课税和厘金一并缴纳，百姓或许有食盐昂贵的担忧。于是询问市场物价，却没有增加。盈亏相比，商人或许有偏累的痛苦，于是考察商情，都认为便利。我正诧异为起初愿望所不及，即使是当初创议时内心诽谤而私下嘲笑的人，也茫然若失，不敢妄持异议。现在阅读部咨，部臣也知道以福建盐务败坏为可虑，也不认为票运不可行，而特别以慎重更张预先诘责，于是有四可虑的议论，如原奏所说：“从前严定考成，尚有挪移的弊端，此时免计分数，能没有侵蚀的担忧吗？又说现办各商一经裁撤，万一新贩稀少，课额亏短，再想恢复旧章，形势有万难。”一节，不知道我请求免计分数考成的原因，是因为福建盐务锢弊最深，骤然议改章程难求速效，所以援引两浙成案，恳请。试办从前考成虽然严，每届奏销仅以五分塞责，其中虚假抵充虚假征收尚且不少。现在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才洗刷从前挪移的陋习。从前解款一半，而今解款加倍，可见没有侵蚀之事。旧商只令照额认办，分别买票帮助销售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一概革除，并未裁退旧商，全部招募新贩。向来疲滞的口岸，自从试行新章，渐渐有商贩认办。比起此前强迫殷富充当商人，以行盐为勒索捐税之计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这是不足忧虑的第一点。部议西路商帮额大课重，招揽小贩力量不能胜任，又苦于陋规太多，必然导致捆运无人，则不但亏课，而且害民。陋规不除，则走过去的道路，走现在的道路，都同样亏课害民，哪有力求整饬而不革除陋规的道理？现在西路世业大商仍任其认岸专办，其余官运也归一律，而从我的衙门到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算所裁减的数目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的款项，这些都是向来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的人，一经厘革净尽，心情欣然如释重负，方才在应完正课外输纳厘金、捐纳牙帖、开设官行，一来弥补杂款，二来接济军需，没有加额的名义而有裕课的实际，这是不足忧虑的第二点。部议闽场滨海，民风强悍，私贩繁多，抽厘更难着手，师船弹压，万一办理不善，得不偿失。我查此次试办章程，厘金随课税而出，都取自买票商贩，并未沿海散抽。商贩既然完纳厘课，成本较重，必须官府缉私，销路才畅，保护商人就是照顾课税。数月以来，并没有私枭拒捕的案件，如果奸枭滋事，则执法惩处，哪有顾虑民强而废法的道理？至于说闽省从未报解盐厘，于是说无从着手，则不知道从前闽事积弊之深，有非意想所到的。沿海州县多系县澳官帮，平时承包给户官，只坐收课费以充实私囊，而报实银的寥寥无几，正赋尚且缺乏，何况说抽厘？现在设局招揽，不假手于丁胥，新贩既然认口岸，与西路商帮无异，无不交相感动振奋，以冀畅销。现在县澳各帮依次遵照新章完纳课厘，该局随收随解并无拖欠。大概是提取向来官吏私攫的款项，涓滴归之公家，名义上虽取之于商，实则变私费为公帑益上而不损下，这是不足忧虑的第三点。部议闽盐积欠不下数百万两，虽然未能依限清完，而军务肃清可期渐渐有起色。一旦全议更张，欠款不便置之不

译论。如果票盐运输仅能勉强保证完成规定的税额，那么前述的旧欠便没有着落；现在负责运盐的商人一旦被裁撤，责令他们如数还清欠款，恐怕也非常困难。臣查福建盐务积欠已达四百多万两之多，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从军兴之时才开始，实在是因为积弊已久。票盐运输仅能保完规定的税额，前述旧欠固然没有着落，但如果不久早商议变通办法，日复一日，前述旧欠难道会有着落吗？即使军务肃清，立刻恢复从前无事、人口繁盛之时，而各种生财的门路层出不穷，难以维持长久兴旺，利益也只是落入中间人的腰包，对国家财政有何裨益？在未改行票盐之前，只求保完规定的税额尚且难以做到，户部大臣却不责备；刚试行改行票盐，尽力顾全税额，而户部大臣还想索取更多，这是把几十年都无法办到的事，指望在短时间内完成，恐怕管仲、晏婴竭尽才智，桑弘羊、孔仅用尽权术，也做不到。好比能举起百钧重物的人，再加上百钧的重量，责令他承担已经觉得不能承受，如果还要他完成日中的行程，若再增加负担，他不致于跌倒的又有几人？现在虽然试行改行票盐，专门顾全课税和厘金，但旧欠并未不按期催缴。从四月到十月，官欠和商欠已收回银五万余两，比起以前呼之不应的情形，也觉得不同。只是福建商人资本向来微薄，又正值凋敝之后，责令他们赶完课税厘金，又责令他们清完陈年旧欠，恐怕旧欠未必能清，而老商却日益倒闭，因此请求将积欠带输等银分别减免，总期望商力稍得缓解，逐渐能够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许可以盈补绌，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四点。至于户部议定先清理盐埕盐坎，其次查核户口出入，兼权可得大概，而臣原奏未提及这一节。臣私下认为，清理盐埕盐坎、查核户口，本是盐务常谈，并非救时的急务。福建官埕官坎荒废，何止百年，所仅存的多数是滨海穷民自行修整，若不依次清理，不能将私埕私坎收归官有。如果骤然夺取私修的盐埕盐坎而归官，事情必然难以推行，必定导致如户部大臣所担忧的，办理不善，得不偿失，反而不如抽取厘金较为实在。至于户口星散，稽查难以周全，海滨掬水成盐，人人都是食盐之人，也就是人人都是煮盐之人，如果一定要按人口授盐，不但徒托空言，转恐更加滋扰，所以原奏未提及，而只以抽取厘金来管制转贩的盐。户部议定务必毫无阻碍，确有把握，再议试办。如果真如户部大臣所言，臣能预知毫无阻碍、确有把握，那么就应当直接上奏改行票盐，不必以试行为请。所谓试行，原本是想详细考察利弊，斟酌是否可行，以等待请旨定夺。

译现在如果一定说试行新法也必须等待户部议定之后才能进行，那么凡是地方官员遇到需要试行的事务，都必须先咨商户部大臣定下意见，然后才能上报，这似乎也与既定制度不符。从前户部大臣知道福建盐务日益败坏，上奏建议更改章程。如果前任总督大臣肯不计较个人身家利害，毅然为国家做长远打算，那么现在新获得的成效，早在十几年前就实行了，估计所获得的收益已不下二百多万两，怎么会积累欠款多达四百多万两呢？然而从前欠款高达四百万两，没听说户部大臣参劾办理、责令赔偿。现在极力排挤议奏，请求试行，而户部大臣反而持苛刻的言论，事情关系到国家财政，臣怎敢沉默不言。总之，依靠法制不如依靠人才，人才在位政事才能推行；兴办利事不如消除弊端，弊端除尽利益自然产生。盐务是充满污浊的地方，是奸邪弊端的渊薮，见效最难，招致诽谤则容易。如果没有洁身自好、奉公守法、独立不惧的官员，即使改行票盐运输，臣又怎能保证一定没有流弊。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说，臣虽然不才，断不敢计较个人身家利害，辜负君父的重托。盐道吴大廷尚知自爱，又正值感恩图报之时，断没有背公营私的道理。在试行期内，虽然户部大臣指责臣与巡抚大臣、盐道以参劾赔偿相称，如果该总督等人不等命令下达，已经撤除商行的票盐，将来课税额度亏空短缺，整个盐务纲纪涣散，户部大臣只有从严参劾办理，并将亏空的课税款项责成率性详报的盐道与率性批准的督抚分摊赔偿缴纳，以严肃法令、重视盐政，臣与吴大廷既无愧疚也无畏惧。如果以后兼管盐政以及盐道人选不当，那么此时试行的章程，怎知不是从前沿袭下来的弊端？这就不是微臣敢议论的了。可否命令户部大臣将福建盐务试改票盐运输应当停止还是应当实行，迅速议定上奏，使微臣得以避免意外的挑剔苛责，不胜感激惶恐之至。至于盐政原本由总督兼管，与巡抚大臣无关。盐道虽然是专职官员，但主张实行票盐运输实在是微臣一时的愚见，并且多次发函责令不要避嫌怨，详细议定等候审核，并非盐道所能专断，似乎可以一并不用议论。所有此次覆奏由臣单独署名拜发的地方，一并声明。

查福建盐商历年积欠按期限带输的款项中，除了应归补司道库垫款的银二十六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剔除出来，照旧例依限带完外，其余银两曾经臣等上奏请求减免，奉旨命令户部议覆，后来接到户部咨文命令将此项请求免除的银八十七万一千二百六十六两认真清理甄别。自从定案后，实在倒闭革职无钱偿还的由现商代完多少，另外造册，恳请恩准豁免，统一以报部有案为凭，才准许列入册内。那些新商认完旧商欠项，旧商用馆端口器具盐包作抵，这就与现商应完无异，不得蒙混列入。现商应完银多少两，应仍照旧例依限带完，不准再行请免，以显示限制等因。臣等仔细推敲户部议定，重在分别造册，准许免除退商，仍追缴现商，自然是核实办理、慎重款项的意思。然而臣等先前请求减免带输，原本是想顾全现商，并非为了庇护脱逃的倒商，为什么呢？商既已倒闭革职，必定已经产破家倾，即使使追比频繁，也对国家赋税无补。历年上奏带输积之既久，而数额过大的，暂且不谈。仅这八十七万余两之中，退商约欠四十九万多两，现商约欠三十八万多两。由此看来现商欠少，退商欠多，而应归入司道库垫银二十六万多两，其中退商无均责，现商均摊完纳，又是现商欠多，退商欠少。如果照户部指示仍追缴现商，那么退商得享宽典，而现商反而抱憾，徒有豁免之名，仍无豁免之实。现在实行票盐的商多，即昔时行引的商，如果此时易于追完，那么从前不至于积欠。从前既然积欠，此时怎能追完？纵然勒令监追，间有完纳，也无非是挪新赋以完旧欠，带输一分旧欠即短一分新赋，是新赋无全缴之年旧课即无清完之日。上年刚议改票之时，首先请免带输，大概是因为减轻旧逋即所以重新赋，纾解商困即所以保利源，留商改票，使能专顾课厘，庶几年清年款，可为一劳永逸之计。幸改票以来，刚满一年，成效大著，使从此经理得人，将来逐年盈溢之数，积微成巨，即用后日的盈余偿还从前的欠款，也尚绰绰有余，是各商既沾逾格之恩，国家也收无穷之利。一时观之，虽若不足，通盘计之，实可取盈。如果一定说新商带输不可尽豁，那么商力既未能纾解，恐怕票运翻多窒碍。臣等督同司道再四熟筹，若不一律请豁，实与全纲大局攸关。合再沥情上奏恳请天恩，俯鉴愚忱，曲赐允准，即将前项带输银两，除应补司道垫款银二十六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照案依限带完外，其余银八十七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两，无分退商现商，均一律豁免，使纾商力而顾课厘。

译关于减免兼征帑息的奏疏

译左宗棠、徐宗干：

查福建盐业衰败，已近百年。主管盐务的人设法挽救，不外乎缓征、借帑两种策略。究其实，缓征只顾考核政绩，而带征的税款往往拖欠；借帑难免有折扣，而帑银数额仍然虚悬。名义上是设法挽救，实际上是暗中侵吞欺诈。这样却想充实赋税、便利商人，好比倒着走却想前进。福建商人资本虽然微薄，但只要完税办运，何尝不能获得微利？无奈终年经营，一半耗费在陋规的勒索上，一半迫于帑息的虚商，力量怎能经受层层盘剥而不相继倒闭呢？上年试行票运，臣等即督同盐道吴大廷仔细稽查，裁革陋规，每年约节省八万余金。所以改行票运以来，课税和厘金一起征收，征额较前加重，而几十年衰败的商贩尚能拮据着趋向公家，踊跃缴纳。现在试办期满，将要奏请实行票运，定为章程，却对虚悬的帑息仍然追求，不仅对商人不便，实际上也无益于事。追溯各款帑息的开始，始于雍正年间，到现在已一百多年。当初领取本金时，虽然不免有折扣，但还有现领的银两可以周转，而且完息仅止一分，不觉其为负担。等到原商倒闭，辗转流交给现办的商人，未必都是领取本金的商人，而积欠的帑息无不盈千累万。商人既已倒闭，难道还有盈千累万的现银交完欠息的事吗？所存的抵偿物，无非是仓馆器具及未运的陈旧盐引，甚至有连仓馆器具、陈旧盐引也没有的。新商人接办，不能不隐忍认赔，即使主管盐务的人也明知虚悬的帑息，断难如数催征。既然无法从倒闭的旧商人那里取偿，不得不转嫁负担给接办的新商人。新商人既然不能不认完，即不得不挪用正课。所以帑息未见取盈，而正课反而因此大减。连年短征，数额多达四百万两，受弊由此居其一。然而未改票以前，还可以执运陈旧盐引，希冀夹带偷漏，而且可以停引不领，将两三年所得的钱缴纳元二年应完的款，而奏销仍然一再展期，责其缴完帑息，他们尚无可藉词。等到改票以后，立即将陈旧盐引截清，不准执运，积年影射夹带的弊端一扫而空。而按额科票，课税和厘金一起征收，计自上年五月二十二日设局试办起算。到一年期满，已收正杂各款五十余万两较之历届奏销征完正溢课带征帑息等款现银十余万两，已增加三倍之多。今日行票的商人，岂非即昔日行引的商人吗？为什么昔日短缺今日盈余，悬殊如此？因为改票之时，首先剔除上下陋规，接着又请求免除带征，并且又将帑息项下应发的款项设法筹垫，不为无益的追呼，扰乱其心志，所以各商始得专力于课税和厘金，旧累轻而新赋自然充裕。在盐厘见到正课有余，只要能使库储充裕，即使帑息暂不取盈，可作为以盈余补短缺之计。在试运见到票章已有效，然而如果不稍减积累，则商情难以保持长久，仍多有顾此失彼的担忧。臣等再三筹商，如果不将帑息银两分别缓免，实在不足以纾解商力而顾及课税和厘金，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商困未苏，力量难以兼顾，准将軍标马价盘费、钦工、普育、鳌峯等六款帑息历年官商欠完银十二万六千二百余两，一概豁除，并请将年额息银一万四千零八十九两零，遇闰加增银一千一百七十四兩零，一概停止。只有军马盘三息苦累虽较其他款项为大，但有关旗库支款，难容全废，应请量减三分之一。此外，钦工为支造战船之需，普育则是孤贫赖以养赡，鳌峯则是人才藉以作育，准理度情，都难偏废，拟请按照每年支解实银数额，在盐厘项下提解支给，在奏销时造册咨部查核。至于各项帑本金，不便置之不论，请俟商力稍纾，察看情况，援引风灾养灶之案，责令各商完息作为本金，陆续归还原款。其风灾养灶两款，经前任督臣庆已于咸丰九年十二月间奏明停息五，之后完息作为本金，扣至同治三年底止，五年限满三年即应启征，迄今屡加催追，并无完缴，皆因商力未尽，难以兼顾，请再展限五年，照案责令完息作为本金。像这样量为变通，可以体恤商艰，可以顾及票运，而年额帑息也比较有落实。比起连年追缴徒为商累，而对库款仍无丝毫之益者，这固然是分别减免之中，转得实际了。

会奏票运一年期满，征收课耗厘等項银数疏，同治五年。

左宗棠、徐宗干：

臣等于同治四年六月十五日会奏，福建盐务全纲倒坏殆尽，亟宜设法变通改行票运课税和厘金一起征收，请先试办一年，限内尽征尽解免计分数考成一折。奉旨户部议奏钦此。是年十月十三日准到部咨议以闽盐改行票运全

译讨论改革，担心亏损税课、损害百姓，应当再妥善筹划，期望毫无阻碍等因由覆奏。奉旨依议，钦此。随后臣宗棠于十一月十六日恭敬上折覆奏，详尽陈述福建盐务试行票运获得成效的情形，请求再交户部议覆。钦奉上谕：先前因为宗棠奏称福建盐政疲坏，请求试行票运一年，当时交由户部议奏。随后该部认为福建盐改行票运全盘更张，担心亏损税课、损害百姓，咨令该总督妥善筹划，期望毫无阻碍。现在据奏称，自本年闰五月起试行票运，刚满半年，所收实际解缴的银两已抵得上此前一年及一年半的数量。向来疲滞的口岸，自试行新章以来，渐渐有商贩认办。各衙门一切陋规，裁减不下七八万两，人心翕然。而且厘金随税课而出，都取自买票商贩，并未沿海口岸分散抽收，数月以来，也没有私枭拒捕的案件。从前县澳官员和盐帮坐收税费以充实私囊，如今则将向来官吏私攫的款项，点滴归公。至于福建盐务积欠数百万两，现在虽然专顾税课和厘金，但旧欠也未尝不按期催缴。请求仍饬令户部将试改票运行止迅速议覆等语。阅览其所奏，对于福建盐政的积弊及现办票运的可行性，确实洞悉原委。总之，盐务是国家税课的大宗，也是奸猾胥吏的利源，关键在于用人得当，而治理得当就能力挽颓势。票运的实施，虽然不能保证必定没有流弊，倘若承办官员都能洁身自好、奉公守法，不为私利打算，自然足以革除从前积重难返的弊端，从而改弦更张。该总督既然称商情便利，市价无增无减，名义上是定额，实际上有充裕税课的效果，即着照所请，先行试办一年，等到有成效，就奏明定为章程，以肃清盐政而充裕税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在册。本年五月十八日又经臣等会奏，详细陈述同治三年正课、二年溢课原先请求分作四年按期限带完，只是因为商帮向来是先完纳课银后发放盐引。参照前项带征正溢各课，前任盐道潘骏章任内并未开征，也未给引，察看商情，又难以先行垫完，请求将三年正课、二年溢课免除分年带征，汇同各年旧欠税款，归于票运案中统收统算，应如何按年分别划收，等到奏销造报时听候部臣核定指示办理。其票运案中征收银两业已统收统算，即从前经督征及接征的分数也无从核计，并请求免予查参各在案。臣等查考福建盐课，自开国初年定制，每年仅征收银八万五千余两。雍正元年，各盐场委派官员监管，地方官随处设卡，委派官员收税，先完纳课银而后给单，听任其配运售卖。到乾隆七年奏定盈余银一十四万一千余两较前几乎增加两倍，然而相比两淮的课额不及数十分之一，即使相比浙江、广东各省也远不如。推究其缘故，大概有几点。

译福建省除汀州府所属地区向来食用广东盐外，台湾一府远隔重洋，无法兼顾。西路各盐帮则山路迂回，溪河险阻，转运极其艰难，这是受限于地理条件的一个方面。该地地处海滨，偏僻且贫瘠，富商大贾不屑于关注，从事盐业的仅有本地商人，资本微薄，经营又笨拙，这是受限于人力条件的一个方面。等到后来商定盐区，以当年的税银作为盐引额度，这一方法改变后，商人的额外费用于是增加，盐的销售也受限。逐渐沿袭旧习，到同治元年，上报征收银两二十一万两有余，实际仅支付京饷及拨解司库共银八万两有余。二年，上报征收银两十六万两有余，实际仅支付京饷及拨解司课共银六万两有余。到了三年，正课和二年溢课多次请求延期缴纳，局势已岌岌可危，有整个盐务系统崩溃歇业之势了。我们推究弊端的根源，力图挽救，在该盐道吴大廷到任后，立即命令痛下决心裁减陋规，清理陈年盐引，将百余年来的积弊，一概扫除。自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起，保留商人改为票盐制，设立局所试行。当时下游官帮各厅县军务尚未平定，先从西南路各盐帮办起。官运商贩幸好都遵照新章，力求整顿，课税厘金一并缴纳。实行数月，逐渐有成效。等到全福建肃清，七八月间，先后派遣妥帖官员奔赴石码、泉州一带，招徕盐贩，改行票盐制。除莆田一县尚无盐贩认办，仍归该县官办；台湾一府暂且酌情抽取厘金；东路一盐帮仍按担抽取课税；永德田南盐帮属于官代商运，仍命令盐道遴选妥帖官员开帮举办外，其余福、兴、泉、漳各官帮均已设法招募盐贩，试行票盐。所有未经招募盐贩以前，仍分别正课、溢课、杂款等项，另行附册咨报兵部，以示区别并昭示核实。以上各官帮或招募盐贩的快慢不同，所以造册上报的日期不一。现已试办期满，自应一律清理，统以本年五月二十一日为止，以归于统一，这样下届期满造册上报易于稽核。现查自上年五月二十二日改行票盐起，至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止，试办一年期满共收新盐课耗厘银四十万五千三百七十两五钱四分九厘一毫四丝，旧盐课厘金银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二两五钱六厘九分，劝捐牙帖子店缸捐，共银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七两二分八厘。带征未改票以前的正溢课杂帑息带输运本等款，共银十二万二千六十七两九钱六分三厘九毫一丝。统计共征收银两六十万三千四百三十九两一钱九厘九毫三丝。扣除支付本省同治乙丑等年兵饷、武官养廉、解送内阁庶吉士四年费用银两，支付俸禄、役食、祭祀等项支出，制造台械工料价银，并将牙帖子店缸捐、盐课运本等项拨充军饷，拨解军营马价盘费，鳌峰办造金州战船，孤贫口粮，乡闱贡院，闽侯两县盲贫出旗贫民口粮，掩埋棺木，义仓经费，丁忧场员盘费等款，以及拨还各款原垫银两，总共扣除银两四十四万一千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三分四厘一毫。实际应存库款耗厘并正溢课坵折算等银两十六万一千九百九十五两七钱七分五毫二厘三丝。据福建盐法道吴大廷分别造详册请求奏报前来，除将各册咨送部科查核外我们谨合词恭折具奏。

川盐引的斤两过重，请求命令兵部减少四川配给的淮盐。疏光绪七年

两江总督刘坤一

私下认为淮南盐务，额度重课税烦，盐产自盐场，盐引销于岸口，全楚地的盐引，是淮盐纲命脉所系，前任总督大臣如曾国藩、沈葆桢对淮盐讨论最精，著有成效，屡次上疏，请求禁止川盐恢复淮盐，最终在川楚地区受阻，至今未行。上年十一月，臣接到兵部咨议覆，四川总督大臣丁宝桢将济楚川盐，每月酌定七八百引，并以减运川盐，逐步退步，即当增运淮盐，力争进步令照湖广总督大臣李瀚章原议，由淮商提取净盐酌配自变量运赴鄂省，现在分川销的五府一州试办，并销限一个月，专门上折覆奏等因。臣查川盐借销楚地，过去连樯下驶，累万盈千，毫无稽考，现在既定了限制，足以作为恢复淮盐的基础。只是治理盐务以疏通盐引为先，而疏通盐引以筹划销售为急，川淮同此销路，必须川盐能够减少一分，始淮盐能够进入一分，否则徒有减川之名，而无销淮的实。当时已经咨商鄂省，拟由淮南派员前往平善埧，设立稽查川盐局，每月除了额销川引外，其余均作为私盐论处，以符合部议，严杜明减暗增的弊端。一面咨询川省月销川盐七八百引是否照淮南六百斤成引计算，抑或川省另有科则，满冀川盐斤两与淮南不相上下，便可提盐配销，即使多于淮南，但使所多之数不甚过多，亦尚能逐渐进步。现准

译四川总督丁桢复奏称，四川省奏定的章程规定，每水一张配给花盐五十包，每包连皮重量为二百二十六斤，每引连皮总重一万一千三百斤等项。以淮盐每引连卤耗、包索重量六百八十八斤来计算，四川盐一引相当于淮盐十六引四分有余。每月销售川盐即便按七百引计算，也已抵得上淮盐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余引，每年总共抵得上淮盐十三万七千余引。川盐一引相比淮盐一引，增加了十六倍有余，难怪淮盐商人闻风止步。追溯查考湖北五府一州从前都说，每年可以增加淮盐销量十五万引，这是按照六百斤正引计算的，臣将卤耗、包索仔细复核，并确切查核宜昌川盐总局历年呈报的加税数目，虽然丰歉不一，但大致相同，光绪六年仅折合淮盐十三万三千余引，四川方面核定的减引数目，比起实际销售的数目已经有所盈余，绕越偷漏的弊端尤其难以保证一定没有。五府一州只有这些销路，已经被川盐全部占据。淮盐虽然费尽心机经营，既然得不到一寸之地，怎么能谋求得寸之功？即使甘心亏本，也没有路可销。这就是近年来没有一商愿意认运的原因。户部大臣说其中必有阻碍难行的地方，可谓洞察症结。但是楚岸引地，上年臣到任两江后，即派员前往湖北，与李瀚章详细商议，一时仍难以立即恢复。而淮南盐场产量日益增加，岸上积盐日益增多，如果连这配销的份额也取消，也无法办理，不仅无法安慰众商如望云霓般的期盼，也有负于李瀚章代为淮盐筹划运输的初心，以及丁桢抑制川盐、延续淮盐的美意。臣会同运司悉心妥善筹划，淮南目前不敢存有奢望，只求每年实际减少川盐引数若干，使淮盐有销路，无论路途多么险恶，成本多么沉重，总当责成鄂、湘两局定额内的各商尽力承担困难，酌情提取净盐前往湖北五府一州及湖南澧州试销。这项试销的引盐，李瀚章原议虽然命令暂时免除摊派，但川盐引数既然减少，湖北每月征收的川盐税未免稍显不足，况且李瀚章来文已经允许设立局所，所收前项课税厘金不敢留存丝毫，打算全部补贴湖北军饷，尽收尽解，这样川商不至于突然失业，淮盐或许可以循序渐进，湖北的军饷需求仍然有着落。是否恳请天恩敕令户部查照，湖北每年可销川盐折合淮盐的实际数目，重新厘定，酌情减少川盐引数若干，配销淮盐引数若干，通知各省严格遵守部议，同心协力办理，以仰副朝廷重视淮盐纲纪、逐渐恢复旧规的深切意旨。

译遵查部议，针对指询的各项细节，据实覆陈。疏，光绪七年，刘坤一。

我私下接到部咨，议复给事中戈靖条陈淮南盐务所指询的各项细节，命令详细查核覆奏等因。我伏查两淮盐务冠绝天下，每年数百万两的饷银来源，每场数千户盐丁的命脉，都依赖于此。如果确有应当革除的弊端、可以兴办的利益，我又怎敢畏难苟安？只是淮盐新章实行将近二十年，所征收的课税和厘金超过六千万两，历次所捐巨款尚未计入在内，而各盐商仍然勉力从事，因为还有余利可沾，其对公私的裨益，不能说没有成效。就我历任官职兼管盐务的地方来看，淮盐似乎略胜一筹。该给事中认为盐务的败坏，以两淮最为严重，立论实在不够持平。近两个月来，经我督饬运司洪汝奎咨询采纳舆情，详细稽查案卷，才知道人言有所由来，但所陈述的多不足信。部议洞察秋毫，实在让外间的官商佩服不忘。除了减川配淮一事已由我专折具奏外，其余不外乎增新引、包鄂饷、疏岸销、减捐费这四个方面。我谨就岸务和商情，悉心参酌，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治理盐务没有别的诀窍，专重一个“销”字。销售如果畅通，商人虽少而转运也灵活；销售如果疲滞，商人越多而出售越停滞，这是一定不变的道理。而官盐销售的畅滞，则取决于私盐的多少。淮南自从被川盐长期占据，鄂湘引地，到处私盐泛滥，无法稽查。该给事中原奏也说川私堆积如山，淮南以现有该商运已认的引盐抵岸后，已须守轮一年或半年之久。我查鄂岸现在请运丁丑上半年之引盐，湘岸现尚请运丙子上半年之引盐，而两局已存盐各十余万引，仪栈且有十七万余引之多。上仓有费用，停留有费用，辛工官息，又有费用，成本占搁无法周转，疏通旧引的积压如此严重，如果再另增新引，其败坏可以立等可见。譬如治水，不问去路的通塞，而专事浚源，终究担心决口；治病不问病人的虚实，而漫言峻补，必然导致伤身。部臣不立即颁发引盐，而又允许将窒碍情形据实陈覆，可谓洞见症节。这是新引断难骤致之实情。

包饷之议，创自前督臣沈保桢，原奏允许尽鄂湘原认之引永远循环，不再另招新股，以扰乱其权而夺取其利，旧商所得足以补偿所失，所以人人踊跃具结，乃至取结达部。其确实有把握可知，我抵任后，该旧商犹复催促，并无异说。现在复准，尚无定局，将来应否增引、增商，也难悬揣。今昔情形既不相同，办法不能固执。我愚以为，鄂中不以引地归淮则已，果真以引地归淮，无论旧引、新引、旧商、新商，鄂饷断可无忧短绌。因为销川盐则完川税，销淮盐则淮厘。只要盐有去路，即是饷有来源。鄂省每年所收川税以钱合银均在九十万两上下，有案可稽。如果认为淮商包饷不足凭信，便将鄂省向在川税项下筹解京外各项饷银，奏请改拨两淮，由我督同运司妥筹解济。鄂饷既然有了着落，即复淮也应有所成，一转移间，鄂淮皆无所用其推�。至于入境川厘既停之后，到岸川盐未净之前，所需鄂饷，淮商自应兼顾，应俟复淮定议，由我咨商楚督，并饬司局设法筹划，不至因此贻误。这是包饷系属可靠之实情。

课厘之盈亏，只看销数之旺淡。当此度支拮�，首先应当讲求疏销。然而查两淮盐色，不如川粤之佳，价格不如川粤之贱。疏销之法，只在缉私。自从湖北之荆、宜等府州及湖南之�州借销川盐，两省门户尽失，处处巡缉为难。即使随处设局督销，恐怕也徒糜经费。其他如湖南之衡、永三府，正被粤私所占，浸灌以下府州，前督臣曾�藩与我籍湖南，明知该三府户口数百万，淮盐一引不行，而未尝委员前往设局督销，因为该处山路纷歧，民情困苦，缉私不能严�，设局也属徒劳，只合留�篱以存限制。至于江西为我久宦之区，深知粤盐一入赣，四通八达，堵截无�，与湘、鄂情形大略相似，都因私盐多而官引不行，并非为官引少而私盐始至，否则即使无官局，商贩自可营销。该给事中说鄂西不多设局分销以致停滞者，不对。上年综核各岸销数，只有皖岸与前届不相上下，其湘、鄂、�三岸均属短销，而湘岸最甚。该给事中说湘岸溢销至倍，为鄂岸所不及，也不对。

夫盐务贵变通，尽利尤贵�酌合宜。以两淮引地久为湘�所占，以致淮引滞销，岂可不图规复？然而非步步踏实，必至

译做事有始无终，只有损害没有益处。现在湘鄂西三岸兢兢业业地保守腹地各府州，不让私盐混入，而在那些习惯行私的地方逐渐经营，希望得到一尺就是一尺，得到一寸就是一寸。我再次督促盐运使坚决实行重淋之法，务必使盐色干燥洁净，以对抗四川、广东的私盐，并对局卡文武官员督缉的勤勉懒惰、廉洁污浊分别撤换留任，赏罚分明，并增派水陆精锐勇丁，以壮大声威。所有这些目前的整顿措施，就是将来扩充的计划。至于淹销这一项，实在是盐务的一大弊端。然而自从曾国藩设立章程，课税轻而厘金重，不仅补运的盐要求完纳全额厘金，即使被淹的盐也要求完纳半数厘金，已经没有什么可钻空子的地方了。又必须由州县实地勘察出具证明，商人也畏惧麻烦困难。我严厉命令各局对于报称淹盐的可疑案件，立即派遣亲信人员秘密调查，以杜绝虚假，这就是疏通销售不敢稍有懈怠的实际情况。派捐最损害商人，当前陈盐积压，积困未解，正如部议所说，必须休养商人，以期逐渐恢复元气。我接到各商人呈报的清折，罗列现有捐项名目，分别发文给司栈各局，务必将一切冗杂费用分别酌情裁减，其中以局用为大宗。鄂西等岸之所以不想多设分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余则是局中候补委员的薪水，款项也很大。我通令各局以后不得多收委员，即使是熟悉差事、堪备差遣的人员，也必须遇到空缺才准许派任。至于地方的善举，必须考察斟酌事宜，酌情给予限制，不能一味讨好而滥应滥支，这就是目前裁汰浮费的实际情况。我查两淮盐务近来议论纷纷，无非是为了改章加引而发表意见。历考往昔盐法屡次受挫又屡次振兴，初立章程时无不争先恐后，不出几年良好的规制就在中途废弛。大抵前盐刚畅销，后引就递增，认为引额增加课税就充足，多多益善，不想着增加引额却不增加销售，年复一年，积疲成困，各种弊病从此产生。乾隆、嘉庆年间屡次有统销带征的奏议，无非是为了积引难销力图补救，终究是挪新掩旧，拆东墙补西墙，对课税有什么裨益？前任督臣陶澍创行淮北票盐，意图美好方法优良，初行时尽善尽美，后来增加引额至四十六万，不仅淮北销售疲滞，甚至侵销淮南边界，而淮南盐务到道光末年，几乎不可收拾。前事的失误，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曾国藩初定新章时，设局招商，等到商人认领的引额符合岸销数量，就撤局停招。与李鸿章商定循环转运的方法，后来增加湖南辰州盐二十四票，混乱不清，很久才确定。又因为协赈天津、楚西各岸销售虽然滞缓，但守轮待售还有十分之一的获利，各商人以此为恒业，局外人想越权插手却无从下手，觊觎不已，于是产生把持垄断的说法，以动摇旧商而请求新引。甚至本来没有办运的资本，也没有运盐的志向，想以新引转卖渔利，先在盐运使处，继而在盐政处，最后在户部，搜集浮言，更端尝试。光绪三年，曾有商民生信成和等人赴部递呈，请求增加楚引十万，道捐银四十万两。淮南接到文书已久，并没有一个商人来淮，一钱缴库，经沈葆桢上奏驳斥，已有案可查。现在由该给事上奏请求，由部颁引，可见伎俩层出不穷，只知道图利营私，不顾搅乱盐政。我听说这次这些人合力一举，事在必行，幸蒙圣明洞察如神，部臣维持大体，两淮盐纲赖以保全，否则大局一旦动摇，不堪设想。我职责专司，责无旁贷，深知曾国藩所定的盐法，一秉至公，历久不衰，所以各前任无不恪守旧章。现在该给事以上收引地加引票责难我，不知道这两者可以合并而不能分开。如果把荆、澧等六府之地归入两淮管辖，或许可以酌情增加新引。至于现在的引地，现行引票尚未完全销售，怎么能再增加以加速其败坏。我的微薄之意，只希望充裕课税，不敢存有彼此私心；只想要方便百姓，不敢有恩怨之见。然而恢复两淮与增加引额则事情在并行，能恢复引地不必像沈葆桢所奏不增新引；想要增加新引则必须像沈葆桢所请收回引地。此外成例都在，断不可轻易涉及纷乱更改。我只有督促命令盐运使，维持整顿，以希望销路日益畅通，仰慰朝廷重视盐政的盛心。

译广东省潮州、桥场盐务废弛，拟委派潮州府知府兼办盐运分司事务。

两广总督张之洞

两广盐运分司运同钱晋糊涂滥用职权，拖欠盐税数额巨大。此前经臣张之洞上奏，奉谕旨暂革其职留任，限期运销，已有案可查。现据署理广东布政使萧韶、署理两广盐运使蒋泽春详细禀称：潮州、桥场运同一缺，引地营销范围涵盖广东的潮州、嘉应，福建的汀州，江西的赣州等地，地域连接三省，路途相隔千数百里。额定盐引八百二十一程，场课饷项二十三万余两。自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各省匪患扰乱，引地疲敝，埠商倒闭歇业，每年奏销约在七成以上。其销路有大河、小河之分：行销潮州、嘉应、汀州者为大河，行销其他者为小河。大河由官府代商办理，小河商人仍按旧例经营。官府办理者，晒盐价、运输费皆出自官府，若无雄厚资金，无法周转；商人办理者，运输费由旧商承担，晒盐价由官府支付，若无雄厚资金，也无法接济。每年旺销全在冬季，鱼盐、菜盐百倍于日常口食，全赖资本充裕，在春秋天气晴朗之时，将一年冬季的销量预先晒储。官运、商运源源往来。若既无多余资金，又借贷重息，不及冬季，场埠仅存少量盐、鱼、菜，大宗货物半被私贩侵吞，且船户不加鼓励，挑贩无术招徕，也难以一律疏通流畅。往来盐务兴盛时，运同的印票商号极为珍贵，因此借贷容易、利息轻、运输快、课税足额。十数年来，销量七成有余已显竭蹶。至该运同钱晋不谙综合核算，又多耗损拖累，因其亏欠日益巨大，商号更加不肯通融挪借，以致运输无费，晒盐无本，虽有可销之路，亦无可售之盐。现查该运同自奏参勒限之后，仅将六年分奏销正饷解足，其七年课饷方才破白（开始征收），未完尚多。如此疲累日深，必致亏空国库无底。应请将钱晋撤任，勒限严追，照例参办。惟拣选人员接署，实难其人，各盐员深知此难，无从措手，无不视为畏途。窃思此时欲筹补救之方，惟有令潮州府知府兼署运同，则晒盐价、运输费尚能筹垫，巡丁、船户呼应亦灵，必能自顾考成，力清课项。查潮州府知府朱丙寿公事稳重干练，情形熟悉，于上年八月委令协同该运同筹运督销，尚能悉心考求，陆续催解。应即委该府朱丙寿兼署潮州盐运分司长运同，责令将以前滞销盐引设法疏销，并饬查明钱晋任内有无偿课未解及存盐未销，详细复核办理，以免潮桥课饷愈久愈误等情，详细禀请具奏前来。臣等查潮桥分司乃粤盐课饷之大枝，其官商兼运行程于通纲大例之外，自为风气。距省遥远，亦非运同所能代课。大抵盐之晒运皆责于官，销之旺衰惟视乎资本。近年以来，官本久未充裕加以钱晋昏庸疲玩，亏欠尤多。若仅对该员参追，而不另筹一变通之策，必至潮纲大坏，不可收拾。虽任其参追，无益于课。该司等议令潮州府兼办，实为因时补救之宜。除了檄饬遵照，分别撤任严追、督饬筹销外，谨合词附片奏闻。

保全盐利议

盐税一项，岁征一千三百余万两，是国家收入的大宗，而官府、商人、百姓赖以得利得食的，更不可胜数。盖渔盐之利，自古可以富国，确实是财政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如今各国因赔款无着，将各省盐漕等项抵作赔款的议论，日前京电又有各使严催之说，盐利的不可保全，简直就在朝夕之间了。所以两江总督刘公保迅速札饬运司，传集官商筹议，限定半个月回复，大略说：中国盐务久为外人觊觎，如今各国商人既欲乘战胜之后施行其攘夺要挟之计，中国收入的大宗，洋税既已早抵洋债，现因偿还赔款，总税务司早已密令各海关税务司详细查察，计算人口之多寡，核算销盐之数目，并我国原定自变量以及近来销数，条分缕析，无不逐一估计。当此内外交迫，实为盐务的一大变局，外商侵夺国家与民众之利殆尽。以此抵偿，既失官府事权，复失现商事业，盖因抵偿不敷，必致代办；旧章不妥，必仿西法。查就场征课，虽然经陶文毅议驳，而现在印度办理已见成效，外人视之必为至善之法，日夜焦虑思索欲筹保守，苦乏良谋。目前两淮盐务销市日疲，商困更甚，推究穷变通久之义，在我本当另求善法。今则事机迫切，若再固执成法，转瞬官商交困，必致后悔莫及。等等。宫保的谆谆劝谕及审时度势不能不改之意，可谓溢于言表。只是就场征课之法，最为盐官、盐商所痛恶，故陶文毅总督两江时，虽有京中大员屡次请求课归场灶，及奉旨交议，终被文毅议驳。以文毅之贤，尚难免被盐官、盐商所欺，然而那时文毅新改票盐章程初定，只觉其有利无弊，自然惮于更张，以一驳了事。如今数十年来票盐之弊已显然，本有不能不改之势，而外人虎视眈眈，乘其战胜之后，正思攘夺。

译假如陶文毅生活在今天，也一定知道盐法不可不改革，所以刘宫保的意思，实际上也有必须改革的趋势。只是这件事已经札饬运司传集官员和商人筹议，我私下担心官员和商人顾恋私利，不知道后患，为了侥幸万一的打算，来保全他们不能保全的弊端，一定有推广陶文毅原奏以抵制刘宫保意思的人。这不仅是盐官盐商的利益最终不能保全，国家的重大利益也将因此而不能保全。所以针对陶文毅原奏一一驳斥，以免迷惑听闻。查陶文毅原奏共有两折，前一折是拟定盐务章程，首段都驳斥课税归场灶的说法；后一折覆奏课税归场灶的说法不敢立即实行。现在考察他前折有说：“现在按照盐池定课，每〇每池大约征收银百余两。灶丁都是濒海的贫民，如果让他们先纳课税然后卖盐，那么力量达不到；或者让他们先卖盐然后纳课税，如果遇到歉收的日子，势必课税拖欠灶丁逃跑。而且场盐每斤向来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现在加入课银六厘，这是课税重本钱轻，私卖只要达到交课税的一半，灶丁就获得大利，贩商就节省重资，仍然难以逃避透私的弊端。”驳斥说：“这个说法可信与否，全看盐课能否减少来判断。陶文毅的时候，盐课每斤征收银六厘，现在则加而又加了。国家度支不足，自然必须加课。然而如果产盐销盐的数量能比今天多一倍，那么盐课就可以折收三成半。现在查额定销售之外，有掣私场、私灶、私垣等名目，私销的数量岂止是额定销售的三倍？所以课税归场灶之后，一定能查明产盐销盐的数量，实际不止是今天的三倍，那么每斤课银必然可以减收。现在场价也不止三四文，减轻盐课之后，大约斤价多少与课银多少不相上下。假使课税重本钱轻，原有透私的弊端，如果课税与本钱相等，就没有这个弊端。陶文毅实在拘泥于课银六厘的缘故，以至于说先纳课税然后卖盐，贫民力量达不到，那么农民先纳钱漕然后卖米，也没有听说无力。而且课税归场灶之后，利益归于民，濒海可以没有贫民，更不用多虑。至于先卖盐然后纳课税，如果遇到歉产，势必课税拖欠灶丁逃跑，天灾流行，本来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但很少听说农民因为荒年而弃田的，歉收则价格高涨，又怎么会灶丁逃跑课税拖欠？只有先纳后纳，孙氏鼎臣认为卖盐然后纳课税是对的，说得非常详细。”这里不再赘述。

译文毅前折又说：“两淮盐池有一半是灶户生产的，让他们用自己的产业听从商人的命令，情理上一定不愿意。商人唯利是图，称量收购时就强行加重分量，借贷时就索取高额利息。灶户习惯于贩卖私盐，就是因此缘故，灶户不乐意把盐交给盐垣，商人也必然没有资金来完纳盐税。所以由盐垣商人缴纳盐税的办法，也难以立即实行。”驳斥说：“由盐垣商人缴纳盐税的说法，本来就是因地制宜、补救弊端、纠正偏颇的方法，并不是说盐税归场灶征收，就必须由盐垣商人缴纳。至于说用自己的产业听从商人命令，情理上一定不愿意，试想想如果不改变现在的制度，两淮的灶户能够自由而不听从商人命令吗？怎么知道这样愿意而那样不愿意呢？况且现在的制度能保证将来不听从外人命令吗？至于加重分量和利息，哪里只是商人如此，官府其实更加严重。我私下认为如果由盐垣商人缴纳盐税，盐垣商人因为利益巨大，一定不敢过度盘剥灶民，以致激起公愤，遭受联名揭发攻击，这样也可以不必担忧了。”文毅前折又说：“产盐最多的伍佑等场，按照盐引定额征收盐税，应征银六十多万两，即使次一等的如梁等场，也应征银二十多万两。虽然淮浒等关、苏松各县的钱粮不及这个数目，但盐场的小官，怎么能承担这笔巨额税款？试行之初，税额难以预先确定，如果听任他们尽收尽解，难保不会隐瞒上报、侵吞欺诈。加上场署大多在海边，既没有城墙的防护，又缺乏军营汛地的守卫，征收解送恐怕也会发生疏漏差错。所以由场官征收盐税，也确实难以实行。”驳斥说：“文毅拘泥于场官职位的高低、场署防卫的缺失，以至于有这样的片面之论。假如根据场地的宽窄、产盐的多少，来确定设置官员的高低，就没有重任小官的嫌疑。沿海缉私本来就需要军营汛地，不用担心完全没有防卫。至于比较的说法，既是妙法，也是弊政。看看海关税司尽收尽解，并没有隐瞒上报、侵吞欺诈，就可以知道应该改变计策了。”文毅后折有说：“两淮盐税很重，是江苏全省钱粮的三倍，不是通泰海一个角落的场地所能承担的。”驳斥说：“盐税的来源，是出于吃盐的人、运盐的商人。通泰海既然能产出这么多盐，就能增加这么多盐税，不必因为税多，就怀疑通泰海不能拿出这笔巨款。”文毅后折又说：“如果向灶户征收，那么沿海穷民，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即使说盐归丁口贩卖，不担心他们贫穷，但一池一灶获利多少？怎么能把数百万的巨款分散开来要求他们完纳？”驳斥说：“国家财政支出，都是积少成多，所以征收条银有分厘，征收漕米有升合，等到汇总就成千万，哪有积累一池一灶的税而不能集成巨款的道理？”文毅后折又说：“如果要在盐场收税，那么弊端就容易滋生。因为盐这种东西，与布帛粮食作用相同但用途不同，布帛粮食到处都有，成本高而税轻，尚且不免漏税。如果盐在场灶，每斤只值制钱一二文，一经收税，价格就随税增加，争夺利益的人一定很多。海边广阔盐碱地用来扫盐，凡是有箕帚的都可以扫盐来煎盐，凡是有锅灶的也可以煎。这样家家户户都卖私盐，税就因此更加减少。”驳斥说：“改革章程之后，盐税与盐本相等，并没有本轻税重的弊端，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所以盐这种东西，实际上与本重税轻的布帛粮食作用相同、用途相同，没有很大区别。布帛粮食到处都有，尚且能收取厘税，漏税很少，而产盐的地方都可以指名，一定比布帛粮食更容易稽查。至于说凡是有箕帚的都可以扫，有锅灶的也可以煎，家家户户都卖私盐，不知道先卖盐而后纳税，在未卖之前，原本家家户户都可以卖私盐，既卖之后，无论是由池还是由箕帚所扫，是由灶还是由锅灶所煎，都应当纳税，也就是官盐，何必担心先前的私盐呢。”文毅后折又说：“这几种说法，都基于唐代大臣刘晏‘听其所之’的一句话，所以各位大臣都认为是化枭为良的好策略。其实刘晏榷盐，就是现在的商运之法，所谓亭户卖给商人就是如此。刘晏建立常平盐仓数千座，商人运不到就减价出售，设置巡院十三处，来捕捉私盐奸盗，使他们衰败。这是刘晏担心远省缺盐以及商灶漏私，已经在‘听其所之’之前，大有布置，并不是仅仅‘听其所之’就能化枭为良。”驳斥说：“凡是需要运销的东西，都需要商人，不只是盐。税归场灶之后，本来没有废除商人。只是这一税之后，‘听其所之’而票盐之法，则限制地区营销，一个限制地区，一个不限制地区，就是立法的利弊。不能因为亭户卖给商人，就说刘晏之法就是现在的商运之法。至于制定法律之初，本来应该先考察利弊；实行法律之前，本来应该预先布置。税归场灶，是办法大纲，其详细章程，贵在因地制宜。刘晏在‘听其所之’之前，大有布置，现在难道不能在‘听其所之’之前，大有布置吗？”文毅后折又说：“刘晏当时是总揽天下盐务而征收，所以能‘听其所之’。现在则是某省吃某处的

译盐业，各地都有各自的口岸。如果淮盐任由它流向各地，必然会导致向南侵犯浙江、福建，向北侵犯芦盐、潞盐的销区，两淮地区尚未获得利益，而其他省份已经遭受祸害了。倘若因此就改变全国的盐法，全部归于产盐的场灶，那么变动就会更加剧烈，关系更加重大，利权不掌握在朝廷手中，必然转移到下面，恐怕豪强兼并之徒会借此据为己有以谋利。」反驳他说：「盐法的败坏，就在于各自划分引地，各自划分销售口岸。文毅当时如果真能不被下属欺骗，朝廷难道不能统管全国的盐法而加以改革吗？竟然说因此就改变全国的盐法，那么变动就会更加剧烈，关系更加重大。如果变动而能带来好处，正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变动如果不进行，利权又何曾掌握在朝廷手中呢？况且从前利权不在朝廷，也不在下面，尚且在中饱私囊的人手中。从今以后，如果不急迫地进行变革，外人必然统管全国的盐法而加以变革，利权就会掌握在外人手中了。再说豪强兼并之徒得以据为己有以谋利，而在官法能够触及的地方，本来未必有豪强兼并之徒。总之，文毅当时的立意，实在败坏于前一份奏折中『假设有稍微不合适的地方，就难以再恢复旧章』这两句话，所以他由纲盐改为票盐，必定不肯完全废除旧法，认为改变必定没有困难。如果一定要将税课归于场灶，虽然可以扫除积习，然而事务繁杂、众怨沸腾，心力稍有顾不周之处，责罚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被盐吏和盐商所欺骗。然而他后来的奏折并没有直接斥责为不可行，而是说未经改革就急于实行。最后一段又说，等到本纲期限届满之后，倘若能够有起色，那么本朝二百年来形成的成法就没有必要另行商议变更；万一无法挽回，再据实奏明，另行筹办。由此可见，文毅的意思，本来也知道票盐之法可以实行于一时，而不是永远不坏的方法。文毅由纲盐改为票盐，已经可以挽救当时的弊端；但如果今天，票盐的流弊也已经显而易见，实在有迫使它不得不改变的因素，何况外人有挟制而提出要求，正如刘宫保公函中所说，抵偿不足，必然导致代办；旧章不妥，必然仿效西法，这就更是迫使它不得不改变的因素了。因此，盐官和盐商如果能够顾全大局，通晓时务，知道旧时的弊法难以完全保全，上下一心，急谋变革之策，那么中国的盐利还可以保全。如果还存有侥幸万一的念头，以文毅曾经议驳为借口，那么为国、为官、为商、为民的利益，势必全部被外人夺去，后悔就来不及了。将税课归于场灶的方法，印度实行过，查考其每年的税课，最多折合白银四千九百万两，最少也折合白银三千三百万两。印度的疆域不及中国，人口不及中国，而盐税一项，与中国每年仅一千多万两相比，不止三倍，谁得谁失，成效显而易见，又何须广泛咨询、多方访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