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　内政部十五　救荒

译卷四十一 内政部十五 救荒

荒政纲目 荒政辑要 卷首

荒政，是仁爱之政。从古至今，极为详备。有在灾荒未发生之前进行预备的，有在灾荒突然发生时进行急救的，有在大灾荒之时广泛救济的，有在局部灾荒之地强力施行的，有在灾荒已经发生之后进行补救的。全在于大小官吏斟酌时势，权衡缓急，按次序举行，迅速筹办，这样才能对受灾百姓有所裨益。然而，如果不提纲挈领，心中就没有成算；不是出错就是混淆，不是遗漏就是泛滥。想要自己做好这件事，让百姓蒙受恩泽，是困难的。所以特别提出荒政的纲目，列在卷首。

《周礼》规定，大司徒用十二项荒政来聚集万民：一是散财，二是薄征，三是缓刑，四是弛力，五是舍禁，六是去几，七是眚礼，八是杀哀，九是蕃乐，十是多婚，十一是索鬼神，十二是除盗贼。

宋代董煟《救荒全法》规定：君主应当实行六条：一是恐惧修省，二是减膳撤乐，三是降诏求贤，四是遣使发廪，五是省奏章而从诤谏，六是散积藏以厚黎元。宰相和执政大臣应当实行八条：一是以调和阴阳为己任，二是以救济饥溺为己任，三是启发君主的敬畏之心，四是忧虑社稷颠危的渐兆，五是进献宽征固本之言，六是建立散财发粟之策，七是选择监司以考察守令，八是开通言路以通达下情。监司应当实行十条：一是考察邻路丰歉上下情况，作为告籴的预备，二是视部内灾伤大小而实行赈救之策，三是通融有无，四是纠察官吏，五是宽免州县的财赋，六是发放常平仓的滞积，七是不崇尚遏籴，八是不开启抑价，九是不厌恶奏请，十是不拘泥文法。太守应当实行十六条：一是稽查常平仓以赈粜，二是准备义仓以赈济，三是视州县三等饥荒情况而为之谋划，四是视邻郡三等丰熟情况而为之预备，五是申明遏籴之禁，六是宽弛抑籴之令，七是计算州用之盈虚，八是考察县吏之能否，九是委派各县各自条陈赈济之方，十是因民情各施赈济之术，十一是差官祷祈，十二是存恤流民，十三是早日检放以安人情，十四是预先筹措以宽州用，十五是因所利以济民饥，十六是散药饵以救民疾。地方长官应当实行二十条：一是方旱则诚心祈祷，二是已旱则一面申州，三是告县不可邀阻，四是检旱不可后时，五是申上司乞常平以赈粜，六是申上司发义仓以赈济，七是劝富室之发廪，八是诱富民之兴贩，九是防渗漏之奸，十是戢虚文之弊，十一是听客人之粜籴，十二是任米价之低昂，十三是请提督，十四是择监视，十五是参考是非，十六是激劝功劳，十七是旌赏孝弟以励俗，十八是散施药饵以救民，十九是宽征催，二十是除盗贼。

宋代元佑初年，河东、京东、淮南灾伤，监察御史上官言论说：“赈恤有五术：一是施与得实，二是移粟就民，三是随厚薄施散，四是择用官吏，五是告谕免纳夏、秋二税。”

明代嘉靖八年，山西大饥，参政王尚絅上书救荒八议：一是愍饥馑，乞遣使行部，问民间疾苦；二是恤暴露，乞有司祭瘗，消释厉鬼之气；三是救贫民，乞支散庾积，待秋成补还；四是停征敛，乞截留住征，以俟丰岁；五是信告令，乞劝分菽粟；六是推籴买，乞令无闭遏；七是谨预备，乞申旧例，措处积贮，不要使廪庾空虚；八是恤流亡，乞所过州县加意存抚，不要使聚集思乱。

明代佥事林希元上疏说：“救荒有二难，叫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叫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赔钱，稍贫民便赈贷；有六急叫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药，病起贫民急汤米，既死贫人急募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囚急宽恤；有三权，叫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叫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叫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

明代周文襄忱救荒有六：先示谕，先请蠲，先费，先择人，先编保甲，查贫户。有八宜：次贫之民宜赈粜，极之民宜赈济，远地之民宜银，垂死之民宜赈粥，疾之人宜救药，罪系之人宜哀矜既死之人宜埋瘗，务农之人宜种。有四权：奖尚义之人，绥四境之内，聚众之工，除入粟之罪。有禁：禁侵欺，禁寇盗，禁仰价，溺女，禁宰牛。有三戒：戒后时，戒拘文，戒忘备其纲有五，其目二十有六。

颜茂猷曰：“正策有五：

译第一条是打开粮仓进行赈济和借贷；第二条是截留原本要上缴朝廷的粮食用于赈济和借贷；第三条是官府自行拿出粮食，并劝导富裕人家购买粮食来赈济和借贷；第四条是借用国库银两，通过循环买卖粮食来进行赈济和借贷；第五条是兴修水利、修补桥梁道路来进行赈济和借贷，让饥民通过做工获得食物，同时官府和富裕人家也能完成事务。」

译防备荒年的浅见

鲁仕骥

防备荒年，没有比重视农事更优先的了。重视农事的条目：第一是爱护农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民整年辛勤劳作，没有一天闲暇。法令规定农忙时停止诉讼，这固然体现了体恤农民的本意。然而富户呈递文书控告佃户，往往就在农忙时节，这关系到国家赋税，怎能不加以清理？但应迅速结案，使农民不至于荒废农时。至于其他时候农家涉及的诉讼，也一并迅速完结，这也大致寄托了我爱护农民的心意。第二是筹划水利。两山之间必定有水，大的叫溪，小的叫涧。干旱时可以依靠它们灌溉，而水涝时足以成为农田的祸害，蓄水与排水，依靠堤塘沟渠，这是不可忽视的。凡是巡视辖区所到之处，询问百姓疾苦，必定详细询问当地山溪的情况，有无堤塘沟渠，损坏的加以修缮，废弃的加以恢复。如果地势低洼，常担忧泛滥成灾，就修筑堤坝防御，应当与地方上有见识的人商议并慎重施行。第三是培育山林。山多田少的地方，田地大多贫瘠。如果山上没有树木，光秃秃成为童山，那么山中的泉脉就不旺盛，而雨水时常降落，泥沙石块随之而下，田地就愈发贫瘠了。必须让百姓按时砍柴，广泛蓄积大树，形成茂密的森林，那么上面承接雨露，下面滋润泉脉，雨水时常降落，甘甜的泉水奔流注入，田地因此肥沃美好。第四是养护地力。人们都知道耗尽地力，却不知道养护地力。如今百姓的智谋日出不穷，现在的地力没有不耗尽的了。地力越是耗尽，五谷越是稀少，结实饱满的很少。古代有不休耕的土地，休耕一年的土地，休耕两年的土地。不休耕的土地，每年都可以种植谷物，是最上等的。其次休耕一年才种植，称为一易；其次休耕两年才种植，称为再易。汉代赵过制定代田法，还是遵循这个意思，总之是想让地力宽裕有余。现在即使不能像古代那样轮作换种，但朱虚侯所说的“深耕播种，立苗要稀疏，不是该种的苗就锄掉”，这也是为了稍微养护地力。因为立苗稀疏，地力就深厚，一种作物入土，结实就能成倍增加，而且精气充足，它产出的谷物尤其能滋养人。至于准备粪肥和种子，也有剂量讲究。凡是怕旱的田地，粪肥宜淡宜少，而多蓄水来补救，那么虫害就不会成灾；怕涝的田地，粪肥宜干宜厚，而深挖沟渠来排水，那么水就不能淹没。总之应当以地气为主，地气占七分，粪肥占三分，调和以生长谷物，那么谷物结实就大而多了。第五是多备谷种。古代谷种入土必定混合五种以备灾害。现在福建地区多种地瓜，超过五谷，几乎成了主食。但除此之外，如粟、麦、黍、稷，南方不常种植的，在山野、山脚稍有隙土，就教导百姓寻求种子种植。虽然地气不齐，未必能广泛收获，但多作准备，或许也能略有收获。如果杂草丛生田地荒芜，是谷物应当禁止的，就加以禁令。第六是禁止私自宰杀，农民以牛为产业，私自宰杀盛行，不仅盗牛者多，而且牛疫滋生，尤其必须严厉禁止。以上这些都是为了重视农事。其次应当安定富人，富人是穷人的母亲。平时有事相见，应当以礼接待，并恳切地劝他们崇尚节俭，广泛积蓄，节省浮华奢侈的费用，敦厚和睦姻亲、救济抚恤的行为。这不仅是为了周济穷人，正是为了安定他们的财富。至于广泛建造房屋，不时砍伐树木，过度开采石头，都足以丧失地气，败坏田地，使五谷不实，也应当劝他们崇尚朴素，保持安静，不要擅自大兴土木。再次就应当安置游民。游民是百姓中的蛀虫。平时既没有固定产业，只以酗酒赌博为事，日趋堕落，最终流落为盗贼、乞丐，三五成群，上百成百结为党羽。即使在丰年，这类人也是地方的大害，不幸遇到饥荒，抢夺掠夺无所不至。因此应当设法安置他们，如果有山野水边废弃的土地，招募他们去耕种，或者劝富户多设闲职如夜间守卫之类，借此养活他们，使他们解散党羽，逐渐回归正道。其中鳏寡孤独和残疾之人，又用多种方法给予粮食接济。这些都是防备荒年的要务。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先清心寡欲，时常以敬畏上天、体恤百姓为心，敦厚教化，清理诉讼，慎用刑罚，深深考虑到一个百姓蒙冤，一件东西不得其所，都足以冒犯上天之和气，而导致水旱灾害。兢兢业业，早起晚睡，不敢稍有懈怠。这样防备荒年的政令就推行了。

荒政

惠士

荒政的弊端有四种：一是劝分，二是抑价，三是遏籴，四是施粥。古代千户人家的小城，储藏千钟粮食；万户人家的大城，储藏万钟粮食。因此劝富人分给穷人，食物自然充足。而且把米储存在圆仓，一年就陈旧了；把谷储存在方仓，十年也不坏。吴地百姓争夺旦夕之利，唯恐不及，却没有人为十年做打算的。所以江南没有储藏粮食的人家，有田地几十顷，米几十仓，仅仅占几万户人家中的一小部分。一家无法供给几万户，而一家先承受其弊端。富人是穷人的母亲，害了母亲而不能养活孩子，又有什么利益呢？这是荒政的第一个弊端。凡是物品多就便宜，少就贵重。因此古代治理国家的人，物品多就收购使其贵重，少就散发使其便宜。没听说过有压制物价的，实在是因为物价不可压制

译然而情况却是如此。江南地区既然没有储备粮食，几十个州的民众，都依赖商人供应粮食，那么米商实际上掌握着百姓的生死命脉。米价高，他们就纷纷聚集而来；米价低，他们就转而前往他处。他们根据利益趋向四方，没有固定的选择。如果下达压低米价的命令，米商就会因为亏损而不肯前来。我担心米粮会更加匮乏，价格会更加暴涨，使得粮食像珠玉一样珍贵，那时谁能压制得住呢？况且，压制米价就是教唆百姓争夺。狡猾奸诈之徒必定会挟持法令，起来强行买米；奸恶之徒也会聚集饥民，趁机抢夺，那么盗贼就会四处出现而无法抵御。这是荒政的第二个弊端。粮食流通于天下，就像血液在人体内流动一样，流动就通畅，阻塞就淤塞，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一个郡的储备是有限的，而天下的积蓄是无穷的。不能疏通无穷的积蓄，却只去遏制有限的储备，那么储备耗尽是可以立刻预见的。有人说：禁止粮食外流是为了防备海寇，防备海寇的方法我常听说。现在不思考防备海寇的方法，却只听说禁止粮食外流，我担心海寇买米的行为依然如故，只是让平民百姓动辄触犯禁令罢了。这是荒政的第三个弊端。先王施舍糜粥是为了顺应时令，而不是用来救济灾荒。东汉曾经实行过，但百姓大多饿死，主要是因为官吏侵吞贪污，赈济多为虚设。在粥里掺石灰，揉进糠秕，名义上是救人，实际上是杀人。而且，强壮的人能喝到粥，而老弱病残的百姓喝不到；靠近粥棚的人能吃到，而深谷穷岩地区的百姓吃不到。活下来的只有两三个，而死亡的有十七八个。况且，率领几千人到市场上施粥，那么人气蒸腾，将会形成瘟疫；众人聚集，必定有奸邪偷盗之人，其祸患不小。只有乡里中忠厚长者可以在本乡施行，而不适合由官府推行。这是荒政的第四个弊端。

译我认为劝人分粮不如开凿沟渠，压制米价不如疏通商路，禁止粮食外流不如广泛购粮，施粥救济不如按户分类。宋代汪纲任兰溪县知县时，曾遇大旱，亲自劝导富人疏浚堰塘，大力兴修水利，饥民得以靠劳动获取食物，保全活命的人很多，这就是开渠的方法。浙东发生饥荒，宰相王淮推荐朱熹担任提举常平事，来主持赈灾，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给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税收，等到他到达时，外地运米的船只已如车辐集中于轴心般汇聚，百姓因此不挨饿，这就是通商的方法。江西发生饥荒，辛弃疾在通衢大道张贴告示说：“禁止粮食外流的发配，强行买粮的斩首”，召集官吏、儒生、商贾各自推举有实干能力的人，借给官钱，免除利息，让他们到其他州郡购粮，约定月底在城下卖粮，于是船只接连不断而来，米价自然平稳，这就是广籴的方法。江东大旱，提刑使弥巩认为赈灾关键在于用人，于是将户口分为五等：甲等赈济，乙等卖粮，丙等自给自足，丁等购粮，戊等接济，这就是厘户的方法。但在今天看来，这些方法仍有难以推行的地方：常平仓制度废弛导致广籴没有本钱，关税沉重导致通商没有厚利，厘户则胥吏上下其手导致贫富不均，开渠则富人吝惜钱财导致怨恨滋生。只有斟酌古人的方法取其精华，权衡当今的适宜情况而务求先解决急务，那么这四种方法都可以实行。江南向来被称为水乡，环绕三江，跨越五湖，横向为塘，纵向为浦，分支为泾、为荡、为泺，这些都是用来引导灌溉的。用堰来蓄水，用堤来约束水流，按时启闭闸门，以此来调节水旱。如今堰闸不修，支渠浅淤，水来无处排泄，导致横流溃决；水退无处灌溉，导致高处的田地干旱。所以雨多则泛滥，旱久则干涸，应当劝导富人按亩出钱，资助贫户，让废弃的修好，浅的疏浚加深，那么贫富双方都感到便利，既救了一时的祸患，又成就了数百年的巨大功业，那么开渠的方法就可以实行了。如今山东丰收而荆湖地区庄稼成熟，江南却千里赤地，米价贵如金，贱如土，那么粮食流通的利益关键在于米商，如果不能免除他们的税收，就应当减半征收以招引他们，那么楚地的帆船、湘地的船只就会首尾相连而来，大船高桅停泊在水边的市场相望可见。货物聚集价格自然降低，又何必压制米价呢？那么通商的方法就可以实行了。广籴的方法，应当召集乡绅长老及当地先生，推举谨慎忠厚的富商，借给官钱作为本钱，让他们到荆湖地区购粮，买十石卖二石，就有二分利息；卖三石就有三分利息，用官钱归还官本，将利息平分，一半赈济饥民，一半给予商人并稍微提高他们的利润，其余的则大致仿照真德秀治理潭州设立惠民仓、辛弃疾治理福州设置备安库的做法，作为防备水旱盗贼的措施，这样广籴的方法就可以实行了。厘户的方法，应当仿效韩琦在河北救灾的政策，选择以资财为官的甲户，由宪司以礼聘请他们，按人口均分户口分为三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根据民居的疏密增减人数，再授予他们粮食并委托他们亲自管理，到某乡聚集百姓，平均发放，每人每天一升，幼小者减半，十天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直到麦子成熟为止，仍然要分别指定卖粮的地方和发粮的地方，让他们共同主持，而有司总领其事。这样以户均户，以民赈民，既不会侵吞牟利，也不会互相牵制，况且人情都爱护自己的家乡，又恐怕辜负宪司的意旨，必定互相鼓励从事此事，唯恐分配不均，那么厘户的方法就可以实行了。大概荒政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至于用实心实行实政，则取决于其人。

事前之策

一是重视农业。农业是粮食的根本。或者兴办屯田，或者修筑水利，或者赈贷牛种，或者亲自到田野劝勉互助，或者分别督责里役。地方上斥责举发游手好闲懒惰之人，或者开垦荒地的方法。而首要的是不因为工役妨碍农事，不因为诉讼扰乱农家。这样，农事就能兴办了。

二是设立义仓，贫民与富人大多不能和睦相处，富人欺负贫民，贫民忌恨富人。一旦遭遇饥荒，起初还抢米，接着抢劫富人，再后来公然聚集成为盗贼。富人眼前遭受贫民的祸害，贫民日后遭受官府的刑罚，真是贫富两方都得不到好处。所以朱子修举社仓，不仅救了一时的饿殍，实在是为了保护富人保全贫民，护佑人身家，培养人的廉耻心，这是极善的法度。如今效法他的意图而稍作增减，凡是每坊设立义仓，不必分派多少家多少人，随其附近处所择便而行，听任百姓自己商议自行办理。先召集父老士民，恳切开导晓谕义仓的好处，自己首先捐出俸禄以劝导富室，然后出示远近，令十日内回报。凡是回报的，合坊具连名呈递一纸，推举管事者一正二副，某人制作册籍二本，一本丁册，一本义谷出入册。凡是丁册不论男妇贫富贵贱都记载，适宜都用印，随即发给本坊收掌。官府所资助的粮食若干，照各坊丁数多少派入仓内。那些富豪吝啬不肯助义的人，允许本坊呈报官府，视其应出的数额加罚三等。所推举的管事之人有不法不公的，本坊呈报官府重罚，公举他人代替。所呈报的文书仍用印付还，如果坊中事务繁杂，三人不能料理，允许管事人随签几人辅助。本坊都要酌情处理公费以酬谢他们的辛劳。至于义谷出入的数量，官府不干预，只在应当发卖时，提前出示，令各坊清核丁数，定在某日卖米。官府时常在应当收买时，提前出

译告示规定，从某日开始购买粮食，到某日报告完毕，超过期限未完成者，根据拖欠粮食的数量商议处罚。凡是坊内参与购粮的人，设置签牌写上户主姓名，下面注明几口人。购粮时，左边安排一人发放签牌，右边安排两三人量取粮食。前来购粮的人先将名下应购粮食的钱款交给左边的人领取签牌，随即把签牌投给右边的人，按照签牌领取粮食。发放粮食完毕后，右边的人将签牌缴回给左边的人收藏，第二天照此办理。富裕人家以及仆役婢女都允许参与购粮。凡是购粮，如果原价每升一分，现在价格三分就收取六厘，二分就收取四厘，一分半就收取二厘，一分二厘就收取一分，一升一分就不再陈报旧账了。这是为了酌情收取剩余利息，用来供给损耗折耗以及修缮粮仓等杂项费用。凡是石、斛、升、斗等量器，都一律由官府制造，时间久了废弃损坏，允许按照法规私自制造，仍然送交官府加盖印信。将赏罚的权力归于官府，那么人们就知道有所畏惧；将出入账目的管理归于百姓，那么官府就没有私舞弊的机会，这就是所说的官民相互制约，这种方法没有弊端。建造粮仓的方法，如果是五间，只用四间储存粮食，空出一间，以便搬运粮仓中的谷物、防止整仓以及新谷发热等情况，方法详细记载在《治谱》中，可以依照执行。

译汤念平先生劝积义谷的序言说：“百姓日益贫困，借贷无门，一旦遭遇灾荒，只能坐以待毙。从前朱文公的社仓法最为完善，然而时运不济时强行推行实在困难，应当效法其精神并努力实行，制定积义谷的方法。每个坊造一个木柜，放在本坊的神庙里，每月初一、十五去神庙祭拜的人，各自拿出少量的义谷，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最多到小斗为止，不要过多，不愿意捐助的听便，随其心意并量力而行，不强迫。数量少而不贪多，是因为相比之下不会使人意志沮丧，负担轻才能长久。共同推举一位端庄谨慎的人负责登记，即使是一角半升，也必定记下姓名，以表彰好义的行为。推举一位稍有恒产且一向忠信的人负责出入管理，每月初一、十五直到傍晚，即将柜中储存的谷物登记入仓。次年春夏，推陈出新，根据利息多少贷给农民，利息加收两成。小灾荒时则贷给贫民并减少利息，必须经过公众商议酌情执行。若遇大灾荒则全部捐赠以救济困穷，必须计算众人平均分配，优先照顾老弱无助者以及贫穷的孝子节妇。此举专门为了防备荒年并利于农业，其他即使公事急需，也不得轻易挪用导致耗散。有倚仗强势索取的人，众人共同抵制不听从，就告到官府，大概这样才能长久实行而不废止。唉！节省眼前宴饮的费用，就能拯救日后几个人的性命，减少一个月鹅米的粮食，就能救活他年同类的生命，为什么还犹豫而不做呢？”又募集义谷的疏文说：“乡里亲友寿辰举杯祝寿，应当合计费用拿出义谷，想要为人祝寿的人，也计算费用拿出义谷。或者宴会不可推辞的，就减少费用而用义谷补足。节省酒食的浮费，以利救济饥贫，这是祝寿的上策。又有疾病及一切祈求，也在神庙发愿拿出若干义谷。节省斋醮的虚文，以利救济饥贫，这是祈神的上策。大概天地鬼神原本以爱人为心，能爱人的人，他们也会爱护他。用这种方式祝寿，寿命必定长久；用这种方式祈福，疾病必定痊愈；用这种方式祈求名利子嗣，名利子嗣必定能得到。”按这两条方法最简妙，能救济义仓的困境，所以详细记载。

一是设立砦堡义仓的方法，仍应当劝谕乡里实行。或者一个乡自建一所，或者几个乡共建一所，事情听任乡人处理，官府只颁布格式劝促成而已。只是乡里没有城郭可以依赖，如果有兵寇骚扰，那么义谷就会荡然无存，断难重新聚集。应当让各乡在附近山势险要足以依赖的地方，顺势建立砦；没有砦的地方建堡，并设置义仓。其中有紧急情况，就连妇女、牲畜、衣服、器具都迁徙居住在那里。大概砦堡的设置，可以巩固人口聚集，可以保护义仓，可以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来困住敌人，所谓一举而三善具备。

二是斟酌禁止远地出售粮食的规定。本地出产的粮食，有足够支撑几年的，因为远方籴运过多，导致产粮之地顿时出现饿死的人。然而禁止远地出售，那么一方因缺粮而死，一方因缺钱而死，是互相困窘的办法。应当在收成时出示告示晓谕百姓，凡是收谷的人，自己计算两年口粮以外，每谷十石，出售五石用于开支，储存五石防备荒年。又酌情观察时价贵贱，作为开启或关闭的依据，如果仅达到地方常价，听任其搬运出售；超过常价三分之一以上，则不得远地出售。违者登记谷物入官，分给义仓。到新谷收成完毕，旧谷任其出售。

三是严格禁止游民。百姓不谋求生计的，应当设置常规惩罚。命令乡耆里正时常检举。大概游手好闲的人，如同米中的蛀虫，饥荒之时，死亡尤其多，甚至成为盗贼的。如果督促命令他们务农，自然可以生财，有养活自身的器具了。然而想要乡耆里正检举而不真心实行乡约保甲之法，是不容易办到的。

四是制定用谷物赎罪。凡是有罪犯情理可以原谅的，一律按照买谷备赈的银数缴纳谷物，不令缴纳银两。谷物分寄各坊义仓，管事的人开具领状交给官府，等到赈济出售时如数取出施给最穷苦无助的人。或者给米或者给粥，看米的多少而定。大概义仓虽然用来周济贫民，但必须有籴米的本钱，那么鳏寡孤独一文不名的人就都饿死了。施米仍应当责成各坊管事，每天早晨出售米饭后施米，仍效仿义仓领签的例子，让各自来报名，每人写一张票给作为凭证，只是不需要交钱罢了。大概事情归一人负责，那么坊里人的姓名已经熟悉，虚实全都知道，自然不至于混杂领取。如果事情归官府，另派胥吏执行，弊端不可胜言。

五是预先籴买，凡是地方遇到水旱灾害，就应当实际稽查境内人口，核算境内谷粟，扣算缺少多少，就多方筹划，派遣富商预先前往谷多的地方购买。大概有水旱，就必有饥荒，如果临近饥荒才商议他处籴买，便难以着手，而且米价也必定暴涨。

六是教导种植别种作物，遇到水旱灾害，种植必定不得时宜，就须先考察地利。如水多害禾，就急忙种植不忌水的作物；旱久害禾，就急忙种植不畏旱的作物。失去那样得到这样，还可以支撑一半。大概以事先紧急准备为胜，是确实的。

当政者的策略

一是留，请求留下上供的米。地方大饥荒，或者有本地应当解送的粮米

译等到其他地方的运粮船经过时，不妨暂时扣留下来用于赈济灾民，然后再向上级申报。等到秋天粮食丰收时，再购买粮食偿还。对于朝廷来说，不过是推迟几个月发放粮食，对于百姓来说，却能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即使因此被定罪为擅自专断，又有什么损害呢？

译第一条：借库银转籴。地方发生大饥荒，想要从外地买粮，又苦于没有银两，不妨借库中的钱粮来购粮赈济，从容筹措方法来偿还。挑选诚实能干的百姓，委任他们负责此事；或者仍然劝导富户自行贩运，给予微薄的利润，使他们乐于前往。

第二条：权衡折纳的适宜办法。时值凶灾，选择受灾与丰收相应的地区，用受灾地区折纳粮食的价格在丰收地区平价购粮，这样受灾地区粮价不至于太高，丰收地区粮价不至于太低，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凡是担任守令的官员，如果权力不能自主，就申请上级施行，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第三条：捐俸劝赈。地方发生大饥荒，主管官员应当以至诚之心开导晓谕，劝导富户赈济，或者减价出售粮食，或者直接施舍。但是本官必须首先捐出俸禄倡导义举，这样大概不用命令就能施行。

第四条：重视对赈济粮食者的劝奖。饥荒时，有能大量拿出粮食来赈济的人，或者上报朝廷，授予官号，或者请示上级，赐予冠带、匾额，以示酬谢和劝勉。

第五条：兴办利民的事务。地方发生大饥荒，穷苦百姓大多没有生计。此时或者修缮桥梁道路，或者疏浚水利，种种不得不做的工程，应当全部进行修理。穷苦百姓借做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又借此兴办有利之事，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

第六条：劝导富户兴修土木工程，举办各种礼仪。地方发生大饥荒，应当劝导富户营造土木工程以及一切应当举行的礼仪，使贫民得以维持生计，损害富户而富户实际上并未受损，帮助贫民而贫民并非白白受益。劝谕时，应当用三种利益来吸引他们。一是完成了富户想要做的事，二是借此赈济贫民，有大阴德，三是贫民安居乐业，不至于沦为盗贼，富户所获得的利益更多了。

第七条：均籴：米价既然昂贵，富户得以多买，那么贫户得到的就更少。每天在市场上买粮，应当依据每家的人口数量为标准，人口少的不得多买，这样米谷就均衡了。

第八条：严格禁止囤积居奇的法规。富户拥有大量粮食，除本家口粮外，剩余达到百石以上，囤积居奇谋取私利的，允许他人告发。官府全部登记粮食赈济贫民，告发不实的人反坐其罪。那些囤积居奇的人就很少了。温伯芳说：我们县荒年较少，但粮食常常昂贵，弊端不在富户，而在米铺。米铺停止出售，然后价格突然高涨。米铺得到高价，富户的价格也就更高。总之，宁可百姓家中没有舂米的工具，都到市场上买粮，米铺于是掌握了重权。从前叶令公名叫向荣，是金华人，处理这件事极好。每天早晨巡视各街，米户不出售的，杖打几十下。于是米铺想抬高价格做不到，而富户知道市价如常，都争相出售了。大概叶公深知此时，并非有水旱兵凶之灾，去年的收成如常，为什么明年的供给不足？不过是雨水阳光偶尔失调，何至于旧粮突然耗尽，以至于停止出售呢？按照这个办法，必须确实知道境内粮食多，才能施行，不可执定为固定法规。

第九条：加重强买粮食的刑罚。时值大饥荒，百姓容易生乱。如果纵容他们强买粮食，那么有粮食的人更不愿意出售，四方外来的粮食闻风不来，立刻就会饿死。而且强买不禁，势必导致抢夺；抢夺势必导致掳掠杀害。应当发布命令说：“有不按市价强买一升粮食的，立即斩首示众。”那些强买粮食的人就很少了。有人说：“囤积居奇自百石以上，强买自一升以上。囤积居奇的只登记粮食，而强买的却至于杀身。轻重不太悬殊吗？”回答说：“囤积居奇的人虽然不仁，还不过是专享自己的利益；强买则是妄取他人，罪过自然不同。囤积居奇的少，强买的多吗？”彭躬庵说：“这个办法必须不动声色，使百姓清楚地知道杀一人可以救活众人，才开始不激起变乱。”

第十条：不降低米谷的价格。米正昂贵时，主管官员乐于施恩，动不动就降低米价，以博取小民一时的欢心。不知道米价降低，那么富户不乐意出售，而四方外来的米也就大多不来了。只应当听任民间自行调节。粮食贵金子贱，人们争相追求金子，米价不降自减。有人说古人有遇到饥荒就增加米价而米价反而便宜的，这个办法可行吗？回答说：这不是一定可行的办法。万一我增加米价，而外来的米一时不来，那些贫民能抵挡许久的高价吗？大抵地方富饶，所缺的只是粮食，那么不妨增加价格来招引外来的粮食。如果地方多贫民，这个办法恐怕不可行。只有一不降低米价，还算稳妥。

第十一条：核查户口时，当饥荒，必须先详细核查户口有多少，扣算赈粜的粮食有多少，赈济的粮食有多少，每个丁口应得多少，先有定局，就没有不均的祸患，而筹措的办法，可以早作谋划了。

第十二条：不失期。不论赈粜、赈济，都应当提前四处张贴告示，确切在某时开始施行，不可迟延。失期辜负人心，而且徒劳小民奔走。

第十三条：确定乡村城市分发粮食的办法，凡是赈粜赈济，每天发放一次，则太烦琐而小民容易荒废生计，至于乡村尤其难以施行。应当先定为法令说：凡是城市每五天发放一次，乡村三十里内的每十天发放一次，三十里外的每半个月发放一次。有人说乡村路远，应当每两个月发放一次。回答说：每两个月发放一次数量太多，小民不知长远打算，多粮在手就不节省，甚至有用来换酒肉的。等到瓮空杯干时，不束手待毙，又会邪思生乱。有人说贫民没有钱财，必须等待每天谋生才能买粮，这条只可行于赈济，不可行于赈粜，应当斟酌其无弊端之处。

译可以。

一是多设置发放米粮的地点。发放米粮必须多设场所，指定某个关卡某处发放，某个关卡某处发放，这样就不会出现拥挤混乱、失去秩序的情况。

译第一条：登记户籍、发放米粮，最容易发生争抢拥挤，往往导致数量混乱。如果仿照义仓发放凭证的做法，又因人数众多难以实行。应当按户编制号牌，像科举考试那样，依次领取发放，这样各种弊端就都没有了。号牌上每户只写户主一人。

第二条：慎重选择发放米粮的人员。主管发放米粮，最关键的是要用人得当。必须平日切实考察此人，只有公平、廉洁、有才能的人，才可以托付事务。每处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又听任他各自选择一两个人作为副手，绝对不可以让衙役参与此事。

第三条：不定期地暗访查察。即使选到了人，也未必个个都称职。官府在发放米粮时，应当不定期地出外暗访，或向东或向西，或详细或简略，或随手取米检验好坏，或随机传唤领米人询问是否被克扣。至于出访时，或轻或重，或缓步慢行，不可盛大排列随从仪仗，使人得以预先防备。

第四条：分别赏罚。不定期暗访，那么任职者的贤能与否就显现出来了，赏罚就可以实行了。有公平、廉洁、有才能的人，就重重奖赏他，或者赐予冠带荣誉，或者用财帛表彰，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决定即可。有奸邪贪婪、徇私舞弊的人，就重重惩罚他，或者施加刑罚，或者罚缴谷物，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决定即可。至于没有其他犯罪行为，只是才力不足，不能妥善处置条理的人，就不赏也不罚，下次不再录用罢了。

第五条：暂时减少衙门役夫的服役期限。当时正值大饥荒，衙役的工钱口粮大多不足以供养。此时应当减半，役使他们的营生如旧例。每月供役十日，现在只取五日。

第六条：清理监狱。饥荒时，平民已经难以谋生，狱囚死去的有八九成了。清理监狱应分三等：罪行轻微的干脆释放，次一等的限定由亲属担保，等到谷物成熟时再拘捕；大罪重犯，囚禁起来但稍微给予救济。

第七条：禁止诉讼。大荒之时，谋生尚且来不及，还顾得上打官司吗？凡是除人命、盗贼、抢劫掳掠之外，一切财产、婚姻等诉讼，一概不准起诉。已经起诉的，一概停止不办。

第八条：放宽税收，禁止山泽市场货物等利益。法律有禁止的，此时应当暂时放宽税收和禁令，拓宽谋生的道路。等到谷物成熟时，恢复旧制。

第九条：修缮街道。街道污秽，容易滋生疾病，荒年瘟疫相互因循，尤其不可不慎重。所以应当修缮清洁街道，以防患于未然。

第十条：收养弃婴。饥民有丢弃子女在道路上的，允许他人收养。凡是收养的人，向官府呈报，说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收得子女几人，带回家抚养。官府为其用印发给凭证，太平长大后，一切由收养人照管，亲生父母不得争执。收养人愿意赎回的听凭其便，或者能收养几人以上的，官府设立赏格鼓励。

第十一条：赎免重罪。重罪本无赎免的道理。然而如果能多拿出谷物救荒，那么即使枉法救活一人，而实际上救活了成千上百人的性命，这也是权宜之计。重罪如一般人命案件，允许赎免。如果是杀死真贼及违背人伦大变的罪犯，则不可赎免。此外，旧年冬天以前的人命案可赎，本年所犯的则不可赎，是担心富人趁机报复的缘故。

第十二条：收买民间的草薪、衣服、器具。饥荒之时，贫民多卖衣服、器具来换取食物，而富人乘人之危，甚至压低价格九成。此时官府应当挪移钱粮，派人收买，使贫民不至于大亏，那么谋生的道路就宽了。秋冬间仍然进行发卖，就可以弥补亏空。至于草薪之类，也应当在此时收买，等到寒雨时卖出，仍然可以获得利润。这是古人已经实行过的有效方法。

第十三条：多设置空房来安置流民，并严格其法度。大荒之时，有其他郡县的流民迁徙来求食，如果安置不得当，那么流民立刻就会死亡，甚至可能生乱。官府应当选择寺庙、官署等一切空房，分别安插，每处设一人管理此事，立法来约束他们。诸如睡觉的地方有规定，出入有时间，领米有次序。违反法度的人，初犯三天不给粮，再犯驱逐出境。其中有休养壮健的人，就让他们做工役之事，或者雇佣到民间，便不允许坐吃白食了。

事后之策

第一条：施粥。饥荒已极，不能赈济米粮，应当设法施粥。施粥必须按里设置粥厂，如果让饥民远行，恐怕半路倒下死去，又必须派人监理，令饥民到来后随其先后来，一人坐一人，后到的坐在先到的下面，已坐的不许再起来，一行坐满，又坐一行，面对面，背靠背，空出中路，可以令担粥的人行走。坐到正午，敲梆一声，高唱给第一次食物，令人次序轮流分发。有吃快先吃完的，不得混入一次。分发完毕，然后敲梆两声，高唱给第二次食物，如前法，共三次即止。因为久饥之人肠胃枯细，突然吃饱就会死，只有饥民中声称有父母妻子卧病在家的，酌情给予携带回家处置。完毕后，才令散去。散去时的法令，后到坐在外面的人先行依次出厂，以免拥挤践踏。又多人聚集，容易污秽染病，须多放置醋碗熏烧，以驱除瘟气。又不时察验，严禁管粥的人将米将生水搀稀，否则食者暴死。其碗筷各令饥民自备。即使米多也不得施饭，久饥食饭有立刻死去的。

第二条：施药。赈粥或许不能多，服药也可以免死，应当多配制救饥丸来周济给予，这也是不得已的极思。各种经验方，另载。

第三条：埋葬饿殍。

译道路上弥漫着污秽邪气，容易引发疾病，应当及时收敛埋葬。或者挖大坑集中掩埋，这也是补救措施的一种。

译禧按：古人说救灾没有固定的策略，大凡天下已有的策略中，根据时势制定措施，世人不能实行而唯独实行的，就叫做策略罢了。这本书多辑录古人的成法，偶尔凭己意增减。然而一个人的耳目有限，心思有所达不到，又或许自认为良法，实行起来难免没有弊端，增补美好去除邪恶，以成就万世万民的利益，这在于后来的君子了。

救荒事宜十条

张伯行

赈济

极度贫困者赈济，或者散发米粮，或者煮粥施舍，无需赘言了。然而赈济的方法必须公正，如今查访饥民，只委任乡保地方人员，这类人多奸猾作弊，有的借名造册，有的勒索钱财才肯入册，而真正的饥民反而不能入册，这种查访饥民的弊端不可不知道。应当命令乡地人员上报之后，在绅士中挑选品行声望公正的人，给予隆重的礼遇，让他们查核，务必查得实情，然后才有救济。然而饥民又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本月饥饿而下月可以存活，就将其除去；有的本月尚能存活而下月饥饿，就将其增加，务必使人人得以生存，不至于饿死才停止。现今养济的命令，从本年十月养到明年七月，共十个月为止。这十个月之中，如果限定数目，分定每月所养的人数反而少；如果不限制数目，只以每月是否饥饿为依据，那么十二月、正月不妨多养，到五、六、七月可以少养，那么所救活的人确实多。《林希元荒政丛言》陈述三难二便，最后以告诫拘泥文法的人作结，就是这个道理。

赈粜

次贫者赈粜，就是现在各州县减价平粜的做法。然而其中也有应当审慎的地方，必须是查明真正是次贫的百姓，才允许购买减价的米。如果不问贫富，人人都能购买，富人或许低价买入而高价卖出，那么穷人受惠的就少了。应当按照赈济的方法，每家多少口人，每月需要米多少斗，每月只允许购买减价米若干。富人不允许一概购买，而次贫的百姓也不允许多买。这样那么受惠就能均等，或许能免除欺诈冒领的弊端了。

赈贷

稍贫的百姓适宜赈贷，就是现在各州县借用仓谷的做法。但也有应当斟酌的地方。常常见到绅士大户及豪强有力之徒，平日结交官吏，官吏或许喜欢他们依附自己，或许力量不能制服。一遇到借谷的时候，巧妙钻营，有借三五石的，有借到三五十石的，甚至有借到三五百石的。辗转贩卖，只图一己之利，不顾百姓之苦。多出一石富人囤积的谷，就少出一石周济急难的谷。这种稍贫的百姓不可不力行查核。应当命令按口受谷，每户多少口人，每日需要谷多少斗，每月也只允许按数领借，不许多支。也发给印票，持票前往领取。仍然劝谕积蓄之家，允许出利借贷给人，等候丰熟之日令其偿还。如果有奸猾之人不肯偿还，州县官代为理索追比，不令拖欠。那么借贷的人多，穷乏得以活命的必然众多了。

担粥法

极度贫困的人适宜赈粥，然而赈粥只有官长实行，而绅士富户很少实行。并非全没有恻隐之心，而是有所畏惧而势不能为罢了。大概施粥的名声一出，人来必定众多，这人得食而那人不食，那么那人怨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食，那么明日怨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食，那么下月怨恨。恩惠未结而怨恨已随之而来，所以虽然有心而不敢见之于施行。然而随力赈粥，使人感恩而不怨恨的，难道没有方法吗？现在设立担粥之法，富家有力愿意施粥的，每逢风雪寒冷难以求食的日子，煮粥一担，让人肩挑粥担，随处给食，吃完就结束。明日再煮，陆续挑给。担粥的人多，那么救活的人多，而且没有聚众怨恨争挤的祸患了。又风雪之日，饥民不能出门，每人量给粥一顿，等候天气和暖才能出门营求。这在富者所费有限，而贫者续命已经很多。如果给食达到数十户的，地方官也即申报酌情奖励。

劝捐

一立奖励之法，大概地方虽有富户，未必人人都好义乐施，必须得到上级奖励劝勉，那么有所仰慕而为善更加尽力。应当谕令富户各量力捐施，有捐得极多的，为一等尚义之民，巡抚给匾旌奖，有司应当加隆重；次之为二等尚义之民，知府给匾旌奖再次之为三等尚义之民，州县给匾旌奖如果有破格多捐，为人所不能为的，那么申详巡抚，具题旌奖。

安流民

一流民应当互相养济。每十人为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也可以。立一排头，来者即令归附排头。如来者多，再分排头。命令聚在一处，白天各自出分散路求食，夜晚仍然聚会一处。或者庵观寺院，令排头代为料理，而由僧人督管。大概恐怕流来的人多，或者有死亡、拐带、盗窃、争事故，有这着落。如同佃户依附里主，行旅依附店主，自然安然得到安定。至于男女，尤其应当分别。寺院有男僧的，

译命令他们收养那些流落而来、没有妻女的男子；对于有女尼的庵观，命令其收养那些流落而来、没有丈夫的女子。如果一户人家中有男女数口，不得将他们分别拆散。或者在寺观，或者在各乡村地方查访设置空闲房屋来安置他们，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乡约主持其事。然而流民适宜由各州县共同安置。如果此处安置，彼处却不安置，那么此处聚集的人必然很多，必定有无法周全照顾的担忧。只有各处都共同安置，那么供养救济自然容易，人们也没有拥挤不堪的祸患了。

译稽察

人因饥饿而死，必定是几天吃不到食物才会死，绝没有一两天吃不到食物就饿死的道理。应当命令流民头目或僧人进行稽查，发现有一两天吃不到食物的人，就立即报告官府给一顿粥，使其能够行走，再让他出门去求食。如果是居民，则命令公正的乡老会同地方保甲人员，不时进行稽查，有一两天吃不到食物的人，就命令他们报告当地的长官，由长官给一顿粥。到了刮风下雪的日子，因为寒冷不能出门求食的人，尤其应当稽查并报告长官，或者酌情给几升几合米，或者酌情给几十文钱，或者用担粥的方法让他们吃。但必须每天留心，如果有冻饿而死的人，就报告长官，捐出棺木来埋葬。如果事先不报告几天没吃到食物，就直接报告有人饿死的，要严加治罪。如果地方官对冻饿而死的人不申报，就以隐瞒灾情的罪名论处。如果有隆冬时节真正没有衣服的人，命令乡老会同地方保甲人员查明，报告当地长官，捐给棉衣，流民也这样处理。或者乡老确实查明了情况，禀报当地长官设法捐给，或者劝谕绅士富户，酌情多少捐给。这样花费的就少，而救活的人就多了。

收养

卖儿女的人，原本也是不得已。因为全家饥饿，束手待毙，不如割舍骨肉来挽救旦夕的生命。而且买的人必定是有粮食的人家，卖的人必定能得到食物了。现在凡是卖儿女的，责令地方官捐出俸禄代为赎回。这虽然是怜悯贫民，委曲求全使其家庭团聚的方法，但富户有力之家不肯再买，而灾民穷困到了极点，必定会有被遗弃在道路上冻饿而死的人。现在应当命令，如果有穷苦孤苦不能自存的人，允许亲戚收养；如果没有亲戚，由邻里收养；或者所到之处有愿意收留的人，任由其收留役使，与雇佣卖身的人相同。而人们大多不肯收养，确实是担心荒年代为收养，到了丰年，他又要回到本家，不再供使唤，所以不肯收养罢了。现在应当由官府发给凭证，听任他们自行约定期限，以多少年为满。那些被遗弃的孤儿，被人收养长大的，就拜收养者为父母，丰年也不得归还本家，定为常例。因为亲生父母生了他却不能养活，这个人能养活他，也就相当于父母了。那么愿意收养的人自然就会多，孤儿大概就能避免冻饿而死，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掩埋

尸骨，不可以不赶紧掩埋。从前周文王恩泽及于掩埋枯骨，现在难道是因为饥饿而死的人吗？常常看到有抛弃尸骨，日晒露天的，非常悲惨。应当严厉命令城关各乡的约正、地保等人，凡是街市道路、田间有抛弃尸骨的，都命令掩埋，以顺应生气。因为灾荒之后，往往多发生瘟疫，都是因为饿死的人多，秽气熏蒸所致。一经掩埋，不仅死者得到安宁，生者也能避免疫疠之气了。

禁戏

《周礼》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第九条叫“蕃乐”。注释说：“停止演奏音乐。”饥荒接连发生的时候，流离失所的人布满道路，何必还以此为乐呢？因此要严加禁止。因为人们正处在愁苦之中，衣食尚且顾不上，我们却演戏取乐，不用说处于困境的人不愿意听，恐怕天地神明也必定不会保佑了。哪里比得上节省这笔费用来救济百姓来得恰当呢？自禁令之后，如果有搭台宴请宾客，仍然像以前一样演戏的，每天罚谷十石，按日增加，立刻折算入仓赈济饥民。这样既可以把无用的花费变为有用的物资，也可以把游手好闲变为勤勉谨慎了。

赈纪十五条

方观承

核查户口的办法，始于宋朝的苏次参。各家在门上书写家中大小口数，应请领多少米，而剩余的孩童则分为上中下三等。李珏分为四等，林希元分为六等，办法还不够完善。现在我认为百姓在六七月间，灾象已经显现，应当及早安抚他们。于是颁布规条，制定格式，分派官员实地勘察，一概限定在八月初旬按等级详细列举，紧急请求普遍赈济。既然众人已经知道有定期得到食物的希望，而加赈又相继进行，这样他们就会有所依恋而没有离去的念头。这种方法对每一撮粮食都务必谨慎，主要在于杜绝滥发，因为不夺取饥者的食物来填饱不饥者的肚子，自然就不会有遗漏，所以用义理来裁制，而仁爱的方法就不会落空了。这一年有刁民屡次到都察院告状要求赈济，勾红册上都详细注明了去留增减的情况，所以回复百姓后最终无人再言。只因为站在了可信的立场上，才有这样的依据。虽然如此，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更是首要的任务。王阳明先生巡抚河南时，下令每家放置小牌，写明丁口多少，从事什么技艺，有无残疾以及田粮等项，编排得真实可靠，作为州县长官的，对于一州一县的情况如同指掌。一旦遇到灾荒赈济，按照名册处理，百无一失。朱熹分都支给的方法，都是由这个来的。那么临期核查户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右核户

查赈首先要勘察核准地亩，区分灾情的轻重，轻重一旦搞错，后来核查办理户口，就很难调剂。然而九分的重灾容易勘察，而七八分与六分逐渐减轻的等级，区别已经很细微，至于六分与五分是否赈济关系重大，尤其应当审慎。大体原则是宁可偏重，不可偏轻，偏重可以在核查户口时伸缩调整，偏轻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今年成灾的州县九分灾情的居多，所报六七分灾情的，似乎也是拘泥于成例。如果报灾不可少两个层次，其实收成未必真的有三分四分。幸好蒙受天恩优厚，凡是

译如果灾情程度为六、七、八分，与常年九成收成相比，灾民获得的粮食反而更多；否则，当时六分灾情的极度贫困者、七分八分灾情的次贫困者，仅靠一次赈济，就无法维持生计了。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于地方官，他们在勘验上报灾情轻重时，不仅核拨赈济以此为依据，就连钱粮减免缓征的比例也据此而定，这确实是办理赈灾的首要关键。至于委员，不过是临时路过，他们看到田地尚白（未受灾）就定为十分或九分灾，看到禾苗长短疏密就定为七分八分或五分六分，哪里知道十天半月之后，禾苗就会全部枯死，同样归于毁灭呢。相反的情况则是，先前无雨后来忽然下雨，这里下雨那里仍然无雨，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如果拘泥于委员已经上报的文书，不予更正，就会一错到底。因此，在灾情册籍尚未送达朝廷之前，地方官不妨立下保证申请更正，即使被驳回并要求复查重勘，但如果所言属实，朝廷自然应当听从，千万不要为了维护之前的错误而招致后来的罪责。

译右勘灾

告诫负责查灾的委员，必定会说：既不能多给，也不能遗漏。然而刚说不能多给，弊端就出在遗漏上；刚说不能遗漏，弊端又出在多给上。所以不得已才说：宁可多给，不可遗漏。至于本地的胥吏差役，只允许委员随带一两名供缮写、使唤之用，不许他们干预核查户口的业务。这样，户口就无法作弊混淆，百姓能沾到实惠，而官员也很少有后患了。再者，此时应立即飞速发文给各州县，督令他们管辖下的乡地保甲，先按村、按户、按人口开造草册，不许遗漏，以便移送委员查验哪些应受赈济，填入正式格册；那些不应受赈以及外出的户口，都在草册内注明。以草册作为赈册的根本，又以原本的门牌作为草册的根本。

右造册

田地庄稼受灾而进行赈济，施行赈济是为了救农民。农民终年勤苦，力气出自自己，赋税贡献给国家。凡是国家府库仓廪的积蓄，都是农民劳力所输入的。拿出丰年所输入的粮食，来赈济凶灾之年，恩德情意无穷，而恩惠施予有本源，这大概与侥幸求得恩惠的不同了。主持赈济的人先查看田亩受灾的轻重，再复查其居住、器具、牛具的有无存留，以区别极贫、次贫。那些不是因为灾荒而贫穷的，就不是农民。受雇做工的农民，农具一停，饥饿随之而来，极贫者居多，这与受雇于主家吃饭的人不同。孟子说：“丰年也终身困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这说明农民等待赈济最为迫切，而急赈、加赈的恩泽最为深厚。不是因为灾荒而贫穷的也赈济，是错误地把赈济当作广施恩惠的举动；不必都是穷人，衰老者也赈济，是错误地把赈济当作养老的典制。乞丐在凶年吃饱了，难道不会激起他们乐见灾祸的心吗？佣人安坐而得食，难道不会败坏他们四肢勤劳的习惯吗？农民饥饿则士农工商四民都饥饿，谷价贵则百物都贵，这是推广恩泽而惠及他们罢了，并非赈政的本意。看给贫苦生员发放赈济则用存留的公家余款，给旗人庄田发放则用井田官谷，大概知道灾赈的大义，动用正项库款首先重在救农，其余缺乏粮食的百姓不过加以区别对待罢了，不可以与农民相提并论。

右农

水旱灾害交替发生，而饥民等待官府供给食物，常常达到数十百万之众，谁应该给，谁应该减？按照条例依期发放，像干旱之年的一次灌溉，是枯渴之人必然争夺的。厌恶他们争夺不以正道，而法律随之制定，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大概在这种时候，亲自走到穷苦屋檐下，悲悯含恤，这是父母之心。用威严镇服，惩罚他们的顽抗，这是师帅的职责。外表严肃内心慈爱，所到之处都能办妥。如果只一味温和姑息，败坏威严导致轻慢，他们的争夺反而更多，这是把他们陷入罪中了。又曾见急于救济百姓灾荒，虽然有很多官员，而百姓一心谨慎奉行的，只有地方长官。救活他们的死亡，保全他们的家庭，应当扼要施行，主恩为大。其次，地方长官应有其不可剥夺的谦让之德，使百姓知道感激，而疾痛相依，有言论共同相信，那么争夺就没有理由兴起，并受其福了。这又是上级官员所应该知道的。

右严法

村民在领取赈济时，急于得到饱食，如果不立法大力防范，那么各种祸患就会产生。道路远近不均，有往返的劳苦；场地不宽敞，有拥挤的忧虑；时间不固定，有守候的痛苦；称量有高有低，量具有多有少。遮盖物少而米担心蒸湿，校核贯串有差错而钱或许短少。外出户口的遗漏，重复冒领的；保甲邻里亲属的包庇掩饰的，都是应该防范的祸患。商议实行十条规约，期望弊端消除而利益可以普及。只有当权者事先筹划，身体虽不到而心意已到；心意虽不到而法律已到达，大概弊端没有萌生，恩泽可以下达到底了。

右防弊

加赈的月份，人口有病死故去的，按例应该按数裁减，这是为了核实实情。然而想到死者收敛埋葬需要费用，在凶年即使积累一口人几个月的粮食，尚且不足以偿还，怎么能减少呢？也有隐匿不报的，乡地保甲从而挤占分取，这是白白夺去他们半口人的食物，而对公家没有益处。因此明确颁布命令，凡是赈济户中死亡的人口，一概不核减，全部依照户口原数报销就可以了。

右死

散放赈济的定例，州县本城设厂，四乡各自在适中处所设厂，使一天可以往返。倘若一乡一厂相距仍然很远，天寒日短，领取赈济的男女无处栖身，地方官应该不拘泥成例，不吝惜小费，再多设一两个厂，以方便贫民。如景州设有七个厂，这是因地制宜的做法。现在核查各属所报的赈厂，有已经筹划得宜的，有地面不都适中的，并且有只设一两个厂的。冬月大赈在即，紧急命令办理不足数的迅速补设，已经分设的再加详细考量。村庄有远在三十里外的，就添设一两个处所，务必使妇女老弱早晨出晚上归，不要致使寒天在野外露宿单独行走，不但累及百姓，又恐怕滋事。监赈官务必在前一天晚上就在厂住宿，及早开放，不得任情自便，致使累及守候。仍将设厂处所各距村庄远近里数列表上报查核。

右增厂

八月普赈之后，按照受灾分数来确定加增的月数，次贫比照极贫递减是常例。即使不拘常例，也不分极贫次贫，一再加赈而止。今年因为九、十两月，孤寡老疾不能自存的人，按日给予，这叫做

译继续赈济。对于情况紧急、不能等待的人，立即发放钱粮来救助他们，这叫做“摘赈”。那些没有遭受严重灾害的地区，只有减免赋税而没有赈济，但因为它们毗邻受灾村落，也受到波及，所以也给予赈济，这叫做“抽赈”。城关地区也是如此。又考虑到次等贫困者在几个月后，处境就会与极度贫困者无异，因此一律给予优厚的赈济。赈济工作已经结束，但预先考虑到距离麦收季节还远，二、三、四、五几个月赈济只会增加不会停止，统称为“展赈”。从古至今，未曾有过这样的做法，所以尽管灾区绵延广阔，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饿死在沟壑之中。如今，继续赈济已成为定例，凡是报告灾情的地方都效仿实行。对孤寡老人和病患的供养，在荒年尤其要加以重视，这是圣人的政令，即使经过百代也不会改变。

译右展赈

查乾隆元年定例，记载流民每人每日供给银六分。五年改为定制钱二十文，儿童减半。同年八月，批准台臣奏请，仍照元年定例执行。国家施予恩泽，以体恤民间疾苦，更在于明确设立限制，以安定民心。如果流民所到之处，所得食物比在原籍多几倍，那么即使没有受灾的地方，人们也会假装背负重物，结伴上路。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与悬赏招引有何区别？后来在七月停止发放，流民迁徙顿时平息。如今奉旨，命令督抚根据情况安置流民，不必拘泥于资送回乡，堵住他们心存侥幸的路径，这就是使他们安定下来的方法。宋元祐年间，监司搜查长安，得到两个人，说是流民，毕仲游查看后，发现他们都是追逐利益的人。明代周祭酒洪谟著《流民说》，允许就近附籍编入甲户，安居谋生，百姓觉得便利。那么推广圣人的德意，只有执行者顺应时宜，才可以。

右止流民

昨天京城两次派人来，都说途中并未见到向北去的流民，又说京中流民不少，竟不知他们从哪条路潜行前往。仔细思考此事，与其沿途禁止难以周全，不如在本地稽查容易办理。州县官员总以丰年也有外出的人为由存在心中，未曾用心，便认为必然难以查禁。现在只有立法责成，坚决执行，以安定民心，大概才能简约而可遵守。拟定在各州县每个村庄选取一两名可用的乡地，明确赏罚，责令他们宣布条约，稽查劝谕。如果村庄内冬春没有全家外出的人，给予奖赏；如果有游手好闲之徒诱惑乡愚成出走之势难以阻止的，即查清去路，报官查明为首号召的人，重处枷号示众，包庇不报的一律究治。或者那人确实因流赈而出，禀明地方官，立即补发赈济，不许包庇致使有人失望。就以冬春有无外出户口来评定各牧令考成的优劣。再从此次查赈熟谙的佐贰、教职中，选取老成才干者数员，分定州县，指明传授清楚，派令前往，同地方官商酌，带着户籍原册，遍历村庄环察。看既以劝谕安居乐业，又以体察民情。领赈之后，有无妄自外出回籍的百姓，有无漏发赈济，凡村庄道路各种情形，都令随时禀报。有关外出户口事宜的，即会同地方官禀闻办理，其余不干预。只要使十月以内人心安定，那么往后严寒虽至，愚顽之人谅不会另生希冀，冒昧远走了。

右劝安业

因灾出粜，仍限制以粜三成例的，是为了留米备赈。那时米少价昂，不得不借此稍平物价以维系民心。究其根本，能买米的，尚非极贫之人，极贫者无钱可买，所以也不必多粜。对于轻灾僻邑及歉收后米少价昂的情况，实行此举有实际益处，但只在城里设厂，村民既难往返于数十里之外，而且老弱妇女常有持钱终日空守至傍晚的，所以必须在四乡分设厂点，选择适中之地，使四面相距十余里的村庄环绕而来，又分村分日，提前出示明白传谕，大概可以遍及而无余弊。

右粜米

此时督劝乡农广种宿麦，对于来春生计关系不小。因灾贷种，皇上屡次烦劳宪檄州县办理此事，必须稽查详密，使所借确实都是种有麦地的，则百姓沾实惠，而官员也免遗后累。然而愚民贪借，几乎无剩亩，州县辄也据此转请。殊不知直隶地土并非都适宜种麦，民间也不常吃麦，与豫东两省不可比。即使豫东田亩种麦的，也不过十居六七，直隶尚不及一半，所以行令查明，有地百亩者许借种三十，作为限制。超过这个数就知道是冒借不实了。岂料州县又执定三十亩之说，凡借的都按地给以十分之三，又错误了前本道告示内查明地亩是否宜麦，或数亩或数十亩的话，分析甚明，起初并非不问宜麦与否，一概照十分之三出借。如无宜麦之地，则一亩也不应借；如数十亩实皆宜麦，即不妨按全亩借。只有到百亩以上，则以十分之三作为限制。倘不核实办理，先即拘定成数，反恐虚冒不少。再民间有留麦地，麦后不种秋禾，大概都是力能办种之人，他们在秋禾旱后趁种荞麦小豆，希望薄收的，目今尚未登场，这与留麦地相比，其无力可知。所以力能早种的无藉于借，晚种的未必都蓄有种，也应借助。这又是州县应当加体察，随宜酌办的。又若避出借之繁难，虑将来之赔累的，只从己便，不恤民艰，计较多而实心少，那么隐微之间更有愧于父母斯民的责任了。此番核造户口委员专办，正是为了州县借种等事有关本计，使他们能亲历村庄，专心察勘。若仍潦草塞责应借者不借，有误贫民种植，而冒接者无麦，岂不是转滋日后追呼？至于胥役串合冒领的弊端，尤当立法察禁，以劝课之勤

译低劣。已经奉到督宪再三的告诫了。

译右借种

没有衣服穿，靠什么度过这一年？人没有只挨饿而不受冻的。各种谷物既然都不丰收，那么来年的大麦小麦就寄托了极大的希望。然而没有牛，怎么耕种？没有草，怎么放牧？没有柴火，怎么做饭？没有房屋，怎么居住？只有那些富裕有力的人加以安抚救济，对于救济不够的地方，就兴办工程以替代救济。对于刁蛮强悍的百姓，则加以禁止约束。古人说救荒没有良策，如果能全面了解利弊，刚柔并济，折中于正道。人们看来平淡无奇，但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是不行的。

右推广惠政

这一年受灾的州县有三十七个，都在京城以南。已经按照各地方受灾的轻重，就地赈济了。又担心那些轻易离开家乡的人转而流亡，并且逃入城市。于是在靠近京城的州县多设施粥场所。西起良乡、固安、永清、武清、东安，东到通州。其中像霸州、文安，又在固安、永清以南，都是流民北来的必经之路。各地设厂赈济，使他们安心吃饭度过三个冬天，没有越轨的念头。到了第二年二月，京城以南普遍下雨，赶上春耕，依然庆祝这是安乐之地。办理赈灾的人员固然要看他的才能如何，还应当考察他性情的宽严而量才使用。让宽厚的人负责重灾区，那么即使救济有些泛滥也不会损害恩惠；让苛刻的人负责轻灾区，那么即使有所遗漏也不会囤积财物。反之就会两败俱伤。

右用人

通商筹济编

杨景仁

谨按，歉收之年百姓没有买粮的地方，就无粮可吃，从而危及贤能的官吏和牧守，这是必然的危险。在危险发生之前消除它，就通过通商来预备粮食，这确实是赈济的辅助措施，也是平粜的先声。大概商路不通是有原因的，禁止粮食外运的人借口保留本地的粮食，不知道米价会更加昂贵而商贩不来；压低米价的人本意是惠及缺粮的民众，不知道囤积户暗中出售而贸易不至。不禁止粮食外运而粮食流通广泛，不压低米价而米价平稳，再加上没有暴利的关卡来困扰他们，商民有不奔走而来的吗？查雍正三年，直隶天津等地遭受水灾，米价非常昂贵，行文将军、府尹等，将盛京的粮米十万石由海运到天津新仓，有旨令商民自行海运米粮的不必禁止，听任他们运到天津贸易。四年，因为山东登州、青州、莱州连年丰收，谕令抚臣动用公款采买，分储在济南等米少的州县，再劝谕各商贩运输。八年，议准行令盛京将军、奉天府转饬守口官员，如果有商民贩运米谷的，听任他们出口，该管州县发给商民船票。十年，奏准凡是有商贾贩运米谷到山东、直隶出售的，米船一到就立即放行，临清、淮扬等关卡将梁头米税从五月到七月暂时宽免，秋收之后再征收。乾隆元年，议准行令督抚转饎管理关务的各官，凡是有米船过关，询问明白各商如果前往受灾各县出售的免税，发给印票，责令到达目的地之日呈送该地方官加盖印信，以便回空核销。如果有免税米船偷运到别省，并没有到受灾地方，先自行出售的，将宽免的税加倍追出，仍按违禁例治罪。十三年，谕令地方偶尔有偏灾，就将该处关口应征的米豆税加恩宽免，那么商船闻风云集市场，自然平抑了商人的居奇，穷苦百姓都沾受实惠，反而使得权柄操在上级手中。因此后来每逢灾年，米商应征的关税不是免除就是减免，几乎成为常例，大概皇恩浩荡如此。甚至各关卡米税的免除将停止又再次延期，用来鼓舞招徕的措施，甚至到了二十五年，京城附近谷价未能大幅降低，派侍郎、给事中会同直隶总督到德州沿河一带察看，务必让舟车无阻，大概是担心临河州县因为粮船需要驳运，或者藉名多封船车，以致商人运输滞留。圣虑精详，无微不察。而且恩赐超过常规，既屡次宽免关市之税，又暂时放松海运之禁。乾隆元年谕令：“近年以来，直隶收成歉薄，百姓吃饭艰难。从前议开海运以资接济，后来盛京将军奏称锦州等地米价上涨，请求永远禁止海运。我谕令今年直隶收获平常，等明年再按将军等人的请求执行。我听说秋冬收获之后，各商民带资本前往海城、盖平等地采买杂粮，只是因为时值隆冬海风猛烈，船只难以航行，已将所买的米粮收贮在各店，待春融装运。这些商民唯恐地方有司遵照明年停运的提议，封闭阻难，非常惶恐。我认为商民这些粮食购买前，暂时存贮各店，不应在明年禁止之列。而且奉天素称产米之乡，虽然因为贩运过多，价值比过去昂贵，然而比起直隶歉收之地待粟而炊，情形缓急实在大不相同。着等明年内地麦熟之后，再将海运禁止。”四年因为京师雨水未降，上年海运弛禁的期限已满，奉旨再宽免一年。此后屡次奉到恩旨，凡灾年海禁的弛行在直隶、山东的，不止一次为百姓谋求口粮非常详尽。于是外省以及外国产米的地区，也有权宜海运的。乾隆十二年奏准福建、台湾虽然隔着重洋，与

译漳州、泉州两府同属一个省，商船往来频繁，原本不在禁止之列。就像江南崇明县向来有发给执照前往内地买米运回的成例，此后如果遇到台湾府丰收的年份，应当允许漳州、泉州两府的商人以及在台的漳泉两府百姓，从十月到次年二月向地方官员申请执照购买并运输粮食。又议定批准暹罗国产米很多，如果商民愿意去那里买米造船运回，就发给牌照以便放行不阻碍，仍然严厉告诫兵役不得勒索扰民。如果商民没有粮食运回，只装载货物回来，就加倍征收船税以示惩戒警戒。这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考虑到百姓粮食艰难，多方筹划，让商贩往来接济，不惜打破常规施以恩惠，确实不是随便应付而已。负有养育百姓责任的官员，知道歉收之年以通商为要务，对于航海尚且放宽禁令，而内地那些过分划清界限的人，难道不感到羞愧吗？关卡渡口都免除征税，而城市中借机勒索的人，难道不值得诛杀吗？不要让追求商业利益的人转而变成危害百姓的人，大概有利于商人的措施，也就是有利于百姓吧？

译辑流移筹济篇

杨景仁

谨按：流民，就是饥民。与其在百姓流离失所之后去安抚他们，不如在他们尚未流离之前加以抚慰。然而饥荒接连发生，本乡无处觅食，有的人不得不辗转迁徙到其他地方。他们孤苦无依、流离失所，困顿跌倒，狼狈不堪。如果不早为他们安排妥善去处，弱者将濒临死亡，强者则会沦为盗贼，这是令人担忧的。前代如汉、隋、唐，实行移民就食的政策，百姓的迁徙流转，完全出于朝廷的意愿。战国时期梁惠王也曾实行过，虽然沿袭了周朝大司徒移民通财、廪人移民就食的法度，但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其余因时制宜的补救措施，都有良好的规划。本朝尤为详尽，而关于资助送返和留养的法令，有的实行，有的不实行，则是根据时势变通，以实惠惠及百姓为宗旨。

查康熙三十一年，陕西流民来到襄阳等地，皇帝下旨，有愿意运送潼关米石的，就给予运费让他们运送。这是让流民通过受雇来缓解运输压力，顺便让他们返回家乡。四十三年，山东流民流入京城，命令大臣官员设立几十处饭厂，分别进行赈济。后来直隶河间等府的百姓来饭厂领赈的很多，皇帝下旨将山东、直隶的流民派遣官员领送回家乡，仍然捐给种子使他们能够耕种田地。雍正元年，谕令直隶、山东、河南的流民有来京城就食的，着五城御史查问人数，按数量给予路费送回本籍等语。钦此。遵旨议定，每人每程给银六分，老弱病残不能行走的加给三分作为力费，委派官员护送，地方官逐程出具收据转送至原籍。中途患病的，令地方官留养医治，病愈后再行转送。这是资助流民路费的开始。

九年议准直隶、山东、河南的穷民渡河南下以求食，命令沿河州县在各渡口详细考察那些有力气但不能自己到达的人，酌情给予路费。如果有依靠亲友或受雇做工换取食物的，听任他们；乞讨的要按例计口赈给漕粮。想要回本籍的资助遣返，不愿立即回去的，等到来年春耕时节，仍然都给予资粮令其回籍。凡是资助的费用，动用存留的公款造册送交户部。八年凡外出穷民有应在冬月留养的，谕令动用常平仓谷，大口每天给一升，小口五合，按日支取。乾隆初年议准，此后送流民路费，每大口每天给制钱二十文，小口减半，老弱病残者按例给三分力费，水路按大小口应给的数量，一半给作船价。奉旨依议速行，与此前定为每人每程给银六分的例子不同。

因为之前的例子是按程计算，一程大约百里，流民徒步一天，怎么能走到一程？如果以所经过的州县为程，相距有的六七十里，有的四五十里，流民经过一个州县就给银六分，又不分大口小口，一天所得不仅超过赈给的数量，而且比民间营生谋生的人更宽裕，愚钝的人将转而以流移为利，不想恢复本业。因此改为按日计算，并分别大小口，较为完善。七年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员，凡是遇到江南灾民所到之地，就随地安顿留养，或借寺庙，或搭棚厂，使他们有栖身之所，动用该处常平仓谷，计口发放粮食，据实报销，并训导约束，不得借端滋事。至于灾民聚集众多的地方，更委派道府大员专门督察。等到冬月水退，春初耕种之时，有愿意回本乡的，就资助送回原籍，给予麦种；其不愿回籍的，也不必勉强。等语。圣主为流民通盘筹划，如此无微不至。

然而资助送返的例子不都有益，有时反而滋生弊端，无业的愚民懒惰游荡，侥幸得到恩泽，拖家带口结队仰赖官府供给，或者刚送回原籍，又再次回来，不符合朝廷安辑百姓的德意，反而滋长了民间贪婪欺诈的浇薄风气，关系到政治体制，防范维系应当急切。因此八年谕令河间、天津等处来京城就食的百姓日益众多，大概是因为愚民无知，看见京城既设饭厂，又有资助路费，所以本地虽有赈济，他们仍然轻易离开家乡而不顾，而且有已经离开又回来的，不但抛荒本业，即使京城饭厂聚集的人太多，春暖恐怕感染时疫，也不便让高斌设法安插妥帖办理。钦此。

不久经大学士等议定，在通州、良乡两处添设饭厂席棚，以赡养陆续到来的流民。又经直隶总督饬令固安、永清、东安、武清、霸洲、文安设粥赈济，使北来的流民随处就食，愿意回籍的资助路费，仍令本籍查明补赈，从此流民不再聚集京城了。

从这时以后，就斟酌处理，而不拘泥于成例。十三年谕令：向来外省有资助送返流民的规定，用意良好深厚。然而到了饥荒接连发生，本地米粮匮乏断绝，而邻省尚可觅食。如果一定要骗回故乡，岂能坐以待毙？势必又将转而到其他方向，南北东西，辗转资助送返。在邻省既不胜其烦劳，而对于灾民反而更加流离失所。朕认为灾轻的地方，不可让他们抛弃失业，自然应当按例资助送回原籍。倘若遇到连年歉收之年，本地无以糊口，转徙他乡，或倚托亲友以济其匮乏，或受雇种田以食

译其力量。况且其中有些极度缺乏依靠的人，国家又有留养的规定。地方官怜悯他们流离失所，不分地域界限，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安置。等到灾祸平息，本地可以耕种，然后让他们返回故乡，这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关键在于权衡轻重，考察缓急，斟酌办理，不可固执一端而论。应当命令地方官员酌情妥善处理，不必拘泥于既定成例等因。

乾隆十八年谕旨：御史奏请敕令江南邻省督抚照旧例留养流民，春季资助送回原籍等语。留养流民的办法，以前曾经实行过，有名无实，反而滋生许多事端，而且对灾民实际上没有益处，只是诱导他们轻易离开家乡罢了。近日抚臣已经上奏，所以没有批准实行。大概与其在异地留养，不如厚加赈恤，使他们不流离迁徙更为妥当？今年淮徐等地遭受水灾，朕多次筹划救济，不惜花费数百万国库银两，以留养和资助送返的费用来计算，这不过是百分之一二？难道朕吝啬吗？如果把留养和资助送返所需的费用增加到本地赈济中，岂不是更能让灾民得到实惠吗？灾地专门委派多名官员，挨户查赈，还恐怕不能毫无遗漏。邻省州县各有应办的事务，又从哪里辨别灾民呢？只会滋生奸民。在本地则趁机混充冒领，等到资助送返时则聚众强抢，去了又返回，忙得不亦乐乎。而真正受灾的流民，有的依靠亲属，有的做工糊口，如果逐一稽留安置，对他们的生计反而更加造成阻碍。因此停止这一规定等因。

乾隆二十八年谕旨：御史奏请资助贫民返回原籍并议覆一折，认为这一规定一旦开启，恐怕会导致无业之徒混充冒领，浪费钱财，对灾民没有益处，这只是推究其流弊，而没有深入探究根本。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无知的人恐怕仍然怀疑是为了节省国库银两。朕因为直属地区两年秋雨过多，加恩蠲免赈济，不止一次两次，即使花费正税巨万，也不吝惜，又怎么会吝惜区区资助送返这一节呢？然而已经深知这毫无实际救济作用，如果还曲意顺从陈旧的言论，矫饰情感以示恩惠，必定不会这样做。况且流民故乡，既然没有生计，四处出外做工，即使按照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的条例，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同时得以生存，又何必束缚驱赶，强迫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呢？朕认为与其资助送返而无实际救济，不如增加赈济的期限，使百姓获得实惠更为妥当。救荒没有别的策略，只有体恤百姓疾苦为要。假设受灾极其严重，甚至有田的户主，也全都远走他乡，那么用来筹划安抚的措施，必定还有更大的举措，又岂能依靠这资助送返的虚文，就能救济万一呢？将此通谕中外，使大家清楚明白朕的心意。钦此。

纵观停止资助送返留养的谕旨，可以说深切显明。大概法律积久而生弊端，道理随时代而变通。因此圣谕一则说“增加到本地赈济”，再则说“不如增加赈济的期限”，实在是因为救济于流离之后，不如安抚于流离之前。国库不担心其多耗费，恩惠必须施于真正获得实惠之处。又说“假设受灾极其严重，必定还有更大的举措”，可见神明裁度，包含无数经纶，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至于流民归来，既然无需资助送返，也无需差遣押送。

嘉庆七年谕旨：万凝等人认为现在清苑等县有差役领回本地贫民，就想命令各州县仿照办理，势必要派差役，纷纷押送，竟然与递解人犯无异，这是驱使他们转入沟壑啊。况且各州县所派的差役，怎么能对本地的饥民全部指认，彼此认领，只会滋生纷扰，这件事断不可行。钦此。此外出外谋食的百姓，应当听任他们自行归来，不必官府差遣认领。

担任牧养百姓的官员，偶尔遇到灾荒，预料百姓可能会流离，提前出示告示各乡村，告知将有赈恤，让他们静候，不得远离。一方面设粥平粜，以安定民心。那些迫不及待，携带全家四处出走的人，在查户时立即登记，等待他们闻讯赈济归来后，补行赈济。归来后借贷牛种，以资助生计。流民所到的地方，不分彼此疆界，加倍抚慰，妥善处置，那么百姓虽然遭受离散之苦，却能得到安抚还定之方了。

译兴工筹济编

杨景仁

在灾荒年份役使百姓，是出于不得已，但并非不是好方法。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等事务，让百姓领取工钱，可以救济眼前的饥荒；借助他们的劳力，可以预防将来的水旱灾害。其他如修缮城墙、整修学校，都是重大的工程。即使修缮寺庙道观，似乎不是紧急事务，但使用钱财没有虚耗浪费，受雇做工的人没有白吃闲饭的劳累，既便利了百姓，难道不是好方法吗？查康熙五十二年批复准许，命令陕西各州县修缮城墙，使穷苦百姓得以受雇做工维持生计。雍正四年谕旨说：我怜悯山东被水灾困苦的百姓，粮食极其艰难，特别准许山东巡抚的请求，在大清河兴修疏浚工程，让缺粮的百姓获得做工的报酬，作为糊口的生计。如今天气和暖，土壤松软湿润，正是使用畚箕铁锹施工的时候。去年秋天该巡抚奏请设立粥厂赈济，现在去工地做工的人很多，粥厂可以停止。但我想到这些靠吃粥度日的百姓，其中难道没有年老体弱、残疾而不能去工地做工的人吗？既然停止赈济，而麦收的季节尚远，这类无处可去的穷人，或许仍然会流离失所，我心里深深怜悯他们。着令山东巡抚将不能去工地做工的穷苦百姓查明确数，每人仍给予少量的口粮资助，等到秋收后再停止。所用的银两均作为正式项目开销，该巡抚严令各州县官员务必实心奉行，以符合我养育百姓的深切心意。钦此。圣主怜悯饥民，让壮丁去服役，又考虑到不能去工地做工的老弱残疾，给予他们口粮，恩德到了极点。而工程的兴修，在于事先筹划，区分缓急轻重，那么遇到灾害想要办理工赈，就没有困难可以依次举行。乾隆二年谕旨说：今年春夏之交，直隶、山东两省雨水失期，小麦歉收，我已经多方筹划接济百姓粮食，并且命令直隶总督有应该兴办的工程依次举行，使小百姓得以借助营建修缮来糊口。现在想到山东百姓多依靠小麦度日，今年麦收既少，虽然多次降下谕旨减免赋税、赈济和平粜粮食，仍担心民间还有缺粮的忧虑。着令该巡抚悉心计议，如开渠筑堤、修缮城墙等事，酌情举行，使贫民受雇做工获取食物，同时赡养家口，或许可以避免流离失所。再说年成丰歉难以预先确定，而应该修理的工程，必须先有定局，然后可以随时兴办。一省之中，重大的工程莫过于城墙，而地方何处最为重要，重要之地又以何处为先，应该命令各省督抚一一确切查访，分别缓急，预先估计造册。上报兵部，将来如水旱不齐之时，想要以工代赈，就可以查阅册籍，迅速办理，不至于迟滞，对民生特别有益。钦此。可见圣主施恩于困穷，精神贯彻于事前事后，思患预防，事先预备就能成功。乾隆八年奏准直隶河津两郡发生旱灾，将沧州改筑土城，景州的土城也在开春时修筑残缺部分，灾民都得以受雇做工自给自足。十三年山东修筑沂河两岸堤坝，工部议定按照以工代赈的惯例，土方工价准许给一半，皇上念及山东受灾严重，民情艰难窘迫，不同于其他地方，将土方工价按数全部给予，这又是破例的特殊恩典。

二十五年，直隶有应该修缮的河道沟渠等工程，将上年截留北仓漕米剩余的十万石，作为修浚河渠以工代赮之用。二十七年，敕令步军统领派遣人员修治德胜门外至清沙一带的石道，其余各门有未平坦之处，一并命令查勘酌情办理。奉有谕旨说多兴土木工事，也是用来养活穷苦百姓的。四十七年，河南青龙冈堵筑漫口，下游居民经过黄水淹浸，粮食艰难，另外筹划开挑引河，改建堤岸，使江南、山东两省附近灾民去工地做工获取食物。五十七年，直隶遭遇旱灾，敕令保定、天津、河间以及顺德、广平、大名等府城墙，趁此时兴修，并查明各该州县城墙工程，如有应该紧急修缮之处，赶紧勘估奏明办理。这是乾隆年间工赈的大致情况。嘉庆元年，谕旨说今年湖北各属因为汉江涨水，突然被水淹没，荆门灾情较重，该处堤工原本是百姓自卫田庐，按例应该由官府监督百姓修缮，但念及楚省教匪滋事的地方既已受到扰累，那些未经贼寇侵犯的地方又突然遭遇水灾，实在可怜，着令加恩将此次堤工由官府修缮。又谕旨说救荒的策略，没有比以工代赈更好的，因此想到附近城河等处很久没有疏浚，多有淤积阻滞，导致骤雨不能消退干涸，着令普遍查勘，将应该疏浚的地方雇佣附近穷苦百姓兴工挑挖，对做工和赈济都有益处。钦此。圣恩高厚，将本由百姓修缮的项目改为官府修缮，体恤百姓已经至极，而以工赈作为救荒的好策略，确实是万世不变的训诫。六年，京师右安、永定各门遭遇水灾，将永定河东西两岸决口堵筑，有谕旨命令官府给予工钱，使被水灾难民去工地帮助用力劳作，以充作口粮。十三年，因上年直隶通州等处被淹，凡位于永定河西岸并靠近大道的宛平、良乡等十余州县，有应该疏浚牧牛河淤浅及挑挖大路两边沟渠等工程，动用赈济剩余银两以工代赈。十五年，甘肃遭遇旱灾，批准督臣的请求，于来年春天开冻后即将赶修皋兰、固

译原州等处的城防工程，使贫民得以获得糊口的资财。这是嘉庆以来以工代赈的大致情况。地方官吏若能妥善管理，工程聚集了民众，百姓便有了依靠劳力获取食物的途径，而农民也能代替他们获得食物。沐浴着恩泽而勤奋劳作，不也很安康吗？

译安富以救贫说 筹济编

按：保息六条最终归结于安富。注：使徭役公平，不专门征收，就能安富，这本来是有道理的。从前周武王的百姓，有粮食达到百鼓的，却去戍边躲避深重的刑罚；齐桓公的百姓，有积粪两家的，却去聘问隆重的礼制。这是君主将财富藏于百姓之中的最高策略，也就是重视农业、积蓄粮食的根本权柄。然而三代以前，划分井田、授予土地，致富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那时没有特别贫穷的百姓，也没有特别富有的百姓。井田制废除后，民间的生计完全听任百姓自己谋划，而所谓的富人，一半来自商业经营，并不全出自农田。所以《史记》才有“本富”与“未富”的辨析。近世人口日益繁多，懒惰游荡的人日益增多，减少多的、增加少的，那么本富固然可以依赖，未富也可以凭借。于是官吏每天跟随着侵侮他们，日削月减，不久富人也就变穷了。富人不安心而日益走向凋敝。假如饥荒接连发生，国库不敢擅自动用，常平仓和社仓的米谷发放，又再次不够用，将到哪里去取资来养活那些环顾四周等待喂食的穷苦百姓呢？只有在平时培养富户，然后临事才能借助他们的力量。平时减轻徭役和赋税，特意加以保护扶持，临时如平价售粮、施粥、助赈、贷给种子等事务，都从他们那里获取，但不能压制强迫。诱导有方法，奖励有法规，即使像足谷翁那样非常吝啬的人，看到地方官从容开导，加以优待礼遇，都以此为荣，就会踊跃听从命令了。雍正二年谕旨：社仓的设置，原本是为了防备荒年不时之需，我认为应当劝谕百姓听任百姓方便自行办理，而不应当用官法来约束他们等因钦此。社仓的米谷，小民不过得到斗斛的利益，而圣心体恤竟然如此。深深忧虑有司执行不善，导致滋生烦扰。而凡是劝分资助富民的，怎么可以用官法来约束，涉及摊派累及呢？即使令他们急公好义、爱护百姓，但道理上应当劝谕、势头上禁止，强行要求必须服从，或者不信任以情，而操之过急；或者不衡量他们的能力，而索取太过奢侈。我担心志向在于救贫，而弊端先扰乱了富人。救济穷人的急难，不可以扰乱富人；保留富人的余财，这样就可以救贫。地方官推演《周官》保息安富的意义，为我们国家培养元气，使得缓急可以依赖，贫富相互维系，那就差不多了。

救荒议

鲁之裕

古话说“救荒没有长策”，难道真的没有长策吗？难在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在荒年之前消除它，旱灾就止住了；刚荒时就准备它，周济就完备了；即使审查荒情而赈济它，也没有不沾受实际恩惠的了。然而曾经看到现在的当权者，必定是现任的官员和在官府的属吏才承担这件事。承担了却不给予礼貌，又没有劝诫惩罚，那么人将畏惧和敬爱什么呢？而府库的财物不偷窃，每天拿出精神才力去劳苦怨恨交织的地方呢？所以我私下认为随时随地都有等待任用的人，固然不一定要借才于异时异地。只有作为督抚监司的人，能够精心选择府州县官中有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主持赈灾事务，那么这些人也必定能精心选择分发赈济的人，不拘泥于佐贰官员。即使是学职也可以，举人、贡生、监生、生员也可以，平民而品行一向昭著的也可以。如果已经得到了合适的人，于是用大义勉励他们，用特殊的礼遇对待他们，使得这些人鼓舞驰驱而不疲倦；而监司又跟随监察他们，善行有表彰，恶行有惩处。像这样分设厂点来承担救荒的事务，有什么难的呢？虽然如此，荒年之前的消除，不早；刚荒时的准备，不周。等到不幸迫于荒年而后有办法赈济，那么审查荒情的方法不可不赶快讲求。大凡有司赈荒，大多把报名的事情责成里胥。里胥贪婪的，只求亲近知交和贿赂，不用说。即使有一两个畏惧法律的人，也决不能按乡统计所有的荒口数量，为什么呢？审查荒情的命令一发布，那么报告的人纷纷满路，他们的真伪从哪里辨别？想要沿门讯问，而千万饥民，这难道能按日子计算而完成吗？登记的人议论说：“用赈粥作为稽查的一种方法。”一年如果没有大饥荒，一年如果大饥荒，那么难道只有穷民去就食吗？豪门的僮仆往往报名而关领，远乡的富民也分派丁口去领取。像这样吃的人不都是饥民，饥民反而可能没有吃的了。赈粥本来不是好的方法。议论的人又说：“用印票书写百姓口数，和按口应当给予的粮食实际贴在百姓的门户上，而派委员来核查其伪者治罪的一种方法。”这也是闲暇时可以实行，而荒迫时无济于事的方法。那么荒情终究不能审查吗？回答说：“怎么能不能审查呢？这里有分民的方法。”从来百姓富的有三类：叫上富，叫中富，叫始富。穷的也有三类：叫薄贫，叫常贫，叫赤贫。始富的人劝分，不行于其家；薄贫的人赈济，不施于其宅。只有到了上富，就让他们自己选择本乡的薄贫者而贷给他们银两；中富就让他们自己选择本乡的常贫者而贷给他们种子。这不仅仅是想要贷给他们银两种子而已，大概就在此寓含了审查荒情的道理。为什么呢？那上富的人用银两贷给薄贫，必定预先计算能偿还的人贷给，而上富所不贷的，其为常贫就可以知道了。中富的人用种子贷给常贫，也必定计算能偿还的人贷给，而中富所不贷的，其为赤贫就可以知道了。这不必劳烦我们的耳目，而百姓举

译作为我的耳目；也不必耗费我的心思，而民心就已经为我竭尽忠诚了。等到这时，再委派分管事务的官员深入乡里、挨家挨户地评定灾民的等级，来施行我的赈济，那么赈济就会真实而稳固，没有延误时机和虚报冒领的弊病了。议论的人说：“把贫民分为三等，很好。那流民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百姓到了流离失所的地步，一定是因为生计没有其他办法了。这跟穷困而无告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有赈济来救济他们就行了，哪里还需要等到审察之后才去救济呢？把他们归入赤贫一类就可以了。”

译关于救灾赈济的议论

汪家禧

朝廷命官，职位虽有大小不同，但都负有治理百姓的职责。如今遭遇灾荒，七十五个州县的百姓，都等待上级大吏的赈济。地方长官（知府、知县）却不预先谋划，旱灾有区田法，水灾有柜田法，良好的方法都在那里，若能未雨绸缪，怎么会落到灾祸无法挽回的地步呢？然而地方长官平时只把审理诉讼、征收赋税当作自己的职责，不曾亲自巡视原野，不曾亲自查看桑麻生长情况，不曾亲自过问百姓疾苦。官民感情隔阂，怎么能亲近呢？一旦遭遇荒灾，刁民就激怒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就把怨恨推卸给上级大吏，而掌握一省权力的人，就承担了一省的怨恨。为今天考虑，不如让各州县各自负责赈济，这样刁民就没有借口非议了。一个县中，难道没有富裕人家吗？难道没有绅士官员吗？斟酌劝募施舍，在于好官的协调安排罢了。编制保甲，安定流民，这是防止盗贼的好方法，用来救荒尤其合适。为各县考虑，没有比如实勘察受灾户口总数更好的了，以官府所在地为中心，其余分为东、西、南、北四方，每方以一保、二保、三保等编号，每保统领十甲，每甲统领十户，登记造册。每册规定每天每人施粥米四合，甲日发放给东区的人，供给五天的口粮，乙日西区，丙日南区，丁日北区，戊日中心区。发放时顺着各保的顺序，各保又顺着各甲的顺序，依法办理。那些田地还能播种、秋天尚有收成的，收获后就停止赈济；流民分散各处，近的遣送回乡，远的另行编入保甲户籍，不许擅自往来。每次发放赈济的日子，长官必须亲自查看，也不许吏胥从中作弊。对于富裕人家，长官必须亲自持文书前往劝募，以同乡互助的情谊，不得派遣差役强行摊派。绅士官员中品行一向端正、乡里尊敬仰慕的，请他们协助长官检查，并且明确告知乡民，不许滋事。如果米粮不足，或者减少四合中的一合，各府各自协调所属各县的赈济，道台又协调所属各府的赈济。愿意捐出俸禄的听其自便，力量能够供给、确实能自己筹措善策的，允许其灵活行事，优秀的给予上等考核，低劣的弹劾处罚。这样事情就有分工承担，上级大吏就不会因一人力量不足而陷入困境了。因为长官亲自斟酌，懒惰的百姓就无法冒领；编制保甲，流民就无法滋扰；由绅士官员监督，则风土人情周知，耳目难以被蒙蔽。如果有地形平坦开阔、民风强悍的地方，用防兵保卫；有不听从教化的，用刑罚以示威慑。这是恩威并施的方法。另外，赈济没有比积存更好的，逐日发放没有比逐日更不好的。雨水晴旱没有定数，饥民混杂，熏蒸之气容易引发疾疫，这是不善一。依次给众人发放，有人拖延时刻，穷苦百姓空腹站立等待，超过时辰拥挤得连手臂都伸展不开，一天如此，第二天就匮乏了，这是百姓因赈济而受困，是不善二。每人每天四合米不能吃饱，终日每日领赈，黎明前往，过午归来，急忙做饭吃，哪有空做其他事？在野的人纵然田地还可耕种，也已无余力治理，而背负货物贩卖的人反而因赈济而断绝了谋利的途径，是不善三。兴办工程役使百姓以助赈济，是古法。积存五日发放，则剩余四日空闲，地方长官或许斟酌地方兴修、浚凿等可动用公款的项目，详细请示举行，百姓也可以靠做工赚钱来调剂，这是彼此互补的方法。至于赈济区分老幼，在省会或许可以，在村落断不可以。省会的人多半坐吃山空，一听说赈济，就借此糊口，而这类人不务正业，又容易滋事，禁止他们或许方便。村落的人以田地为本业，一遇歉收，手足无措，除了农具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即使是壮丁，其求食与老弱妇女没有区别。一概拒绝他们，不是授人以口实吗？总之，制定法律颁布给地方长官，而地方长官不依法办事的，是上级大吏的职责；实心实行，不得苟且塞责、推诿拖延，是地方长官的职责。况且现在所担忧的不仅仅是饥饿，人心叵测，欺诈之风盛行，不预先思考善后方法，恐怕突然发生意外祸患。省会官员众多，法令严厉，尚且多有不遵守禁令的，何况地广民顽，迫于饥寒，夹杂煽惑，想要他们安分守己，恐怕能保住身体，不能保住人心。而推究其关键，在于饥民各自聚集在家乡，地方长官各自治理自己的辖区。起初局外人的浅见，不识忌讳，但有不能不言的，谨此议论。

论平粜荒政辑要

陆曾禹

唐开元十二年八月诏书，蒲同等州夏季干旱，担心来年粮食短缺，预先拨付每州米十五万石，减价出售。没有比早做准备更宝贵的，出售没有比把握时机更宝贵的，在八月就计划来年，考虑得很周全了。而且用十五万石米在一个州减价出售，每升减价十文，不是美好的政举吗？只是唐代出售粮食时，其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如果不了解张咏在蜀地平粜的方法，恐怕利益必然全部归于富户，祸害实在落在穷民身上，深可叹息啊。为什么呢？穷民等待救济的日子，时间虽然多，但所购买的米粟有限，一是官府不允许他们多买，二是他们也没有钱多买。奸人窥破其中的微妙，贿赂官吏串通量米的伙计，在水日（特定日期）购买数十石米离开，不到一个月官米就卖完了。无奈此地米价稍减的名声忽然又传遍，商贩听说后，害怕亏本而不来。长官察觉后，叹息仓库空虚而没有接续，米价有不突然上涨的道理吗？奸人于是卖出他们所买的米，不到几十天就获利无数，怎能不让人咬牙切齿。这样穷民吃便宜米不过几十天，穷人吃贵米必须几个月，吃便宜米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个，吃贵米的十人中必有八九个，施惠者不就是害人者吗？所以赈济出售应当兼行张咏的保甲法，此法一实行，既没有冒领滥用，

译也不会失去恩惠。宋朝距离唐朝时间不远，怎么知道张公推行的方法不是蒲州、同等州所推行的方法呢？至于粮仓谷物不足，那么鼓励捐输的办法固然不可缺少，然而掌握住关键，百姓就会争先恐后地缴纳；失去方法，即使官府索取，百姓也不肯缴纳，古人的方法很多。但又有一种分别劝募的方法不可不知，预先查清全县共有多少社，每社先访求才干出众、能办事能说话的人数名，许诺给予表彰奖励，让每个人去劝募几户人家，劝募多的算作能干，如果有富裕却不服从劝募的人，官府才开始亲自去劝募，不激怒也不强迫，循序渐进地引导，务必达到目的。这样，那么每个社就没有不缴纳的富户，每个村就没有不被救济的穷民了。

译论施粥不如散米

黄懋

救济饥荒的方法，没有比散米更好的，也没有比施粥更不好的。没有比各里图分别散米更好的，也没有比笼统地在城市散米更不好的。有人问：各里图施粥的好处如何？回答说：施粥只能惠及十里以内的人，十里以外的大多无法惠及。即使是十里以内的人，他们的脏腑筋骨已经被饥饿所损害，想要早晨去晚上回，体力难以承受。每天只吃一顿饭却要每天奔波往返，加上风雨雪霰，道路泥泞，即使施粥不缺，也必然会导致人填塞沟壑。至于那些疲弱残疾、极老极弱而不能出来吃粥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如果各里图散米，则百姓都能安居接受救济，这是第一个好处。施粥必须多人料理，这些人或许偏私亲友，宽待仆役，有冒领偷窃的现象，或者减少米量增加水量，或者粥变馊臭等各种弊病。又有柴薪器具的费用，计算一石米，饥民实际吃到的不过六七斗罢了。散米则一个人的费用，完全可以供两个人使用，这是第二个好处。城市得到乡里图苦索的捐输，富户吐出多余的膏脂，游手好闲和无赖之徒都能谋划积蓄饱食。乡下愚昧且濒临死亡的百姓，怎能与他们争夺？强者则重领多次，弱者或许后来时空手返回，不公不均，无从查考。如果是本里图捐米，捐者乐意而无遗憾，举目都是亲熟之人，谁不愿意利益惠及一方？如果本里图散米，则按名册分给，既没有重复领取的弊端，也没有往返空叹的遗憾，这是第三个好处。一家几口吃粥，必须一起出去。让年轻妇女出头露面，有志节者羞愧饮泣，愚痴者习以为常。至于施粥厂的役夫丧失良心评头论足，亡命之徒调戏挨挤，变故丛生，说来足以令人毛发竖立。散米则男人持票到厂领取，妇女得以保全廉耻，这是第四个好处。然而这还只是小的好处，受粥虽然好，只救眼前的性命。至于救将来的性命，则在于农桑。如果天天在城市等待吃饭，早出晚归，荒废耕织，或者废弃农桑。散米则五天给一次，在本地领取，只费一时的工夫，仍然不耽误每天的行程。农民安心在田间耕作，妇女负责纺织，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城市缺乏游民，生计既充裕，赈济也更省力，这是第五个好处。饥民适宜分散不宜聚集，适宜安静不宜躁动。每天喧闹在市井，秽污之气最容易蒸腾成为疫病。哪里比得上安分地在本地村落家中接受救济，这是第六个好处。城市散米似乎可以节省舟车费用，然而乡民走领几升米，往返超过中午，饥肠难支。必然不能全部回家做饭，不免在城市换饼饵粥，暂且充饥，而家中仍然哀号无食。如果各里图散米，则没有这种祸患。这是第七个好处。笼统散米，人户难以稽查，应领的不能领，弊端丛生。只有各里图造册，委任大姓自行赈济，则邻里熟悉，非亲即佃，根基容易知晓，真伪难以欺骗，可以减少不公不均的弊端。这是第八个好处。城市施赈，每天给领，这里则五天给一次，因为天天给领则太烦琐，如果一次性给领则饥民有不节省的，不可不限制。这是第九个好处。有人怀疑只救本地人不救流亡者，却不知道流亡者中有刁滑强悍的人，小则为鼠窃狗偷，大则为抢劫，往往危害地方。受灾之处财力艰难，饱了一个流亡者必然饿了一个本地人。只要各邑各里图效法实行此法，各自负责本地人，即使有流亡者，故乡接受救济，谁愿意做他乡人呢？不救流亡者，正是救流亡者。这是第十个好处。此法既让人不出行，又可行，地方利益，对于大户人家，或者疏浚河塘，或者修筑堤岸，高乡或者疏浚河滨，低乡或者修筑圩岸，有产之家稍微拿出几升几合，既以此活人，又可以兴起无穷的利益。这是第十一个好处。

劝施米汤约

陆世仪

凡是饥民到了饥荒年份，就容易死亡。他们的死亡，并非全是因为得不到食物。得不到食物而死的人，占十分之六七；因为吃食物而死的人，占十分之三四。因为饥民饥渴久了，肠胃日渐缩小，突然得到食物则迸裂急迫，不能容纳，往往肠断而死。所以久饥的人不可吃饭，即使是糜粥也不可多吃。救荒书上说：久饥的人不可突然给粥，应该倾斜在桌上，让饥民就着吮吸，恐怕损伤他们的肠胃。因为饥民容易死亡就是这样。又荒年米谷昂贵，百姓多吃豆粞、饼麸、糠、草根等杂物，涩滞堵塞肠道，久饥者每每致死。此情此景，内心深切痛惜。然而荒年粮食少，公私都迫在眉睫，即使是富裕人家也自救不暇，终究没有活人的办法。曾经考察医书，只有谷物的性质最养人，只要人得到谷气，即使累日也可以不死。乡里父老说：北方没有稻米，每患病就索要大米汤喝，喝了就痊愈。大米，就是稻米。因此想到现在富裕人家虽然无余力可以活人，然而早晚做饭仍然不废。现在愿意与志同道合者约定：凡是早晚炊煮粥饭时，幸好稍微增加一勺米汤，煮沸后一定要舀取几盏，盛在大瓮中，多多益善。明早用汤再炊，量入少许麦粉，使其成为稀粥，再用水和三四块姜捣碎调和，各自在门口施舍，或者一次，或者早晚两次，以汤尽为度。用来稍微滋润饥民的肠胃，有八个好处：不费钱是第一个好处；可以持久是第二个好处

译不另起锅灶，没有冒犯破坏的费用，没有督促管理的辛劳，这是第三点好处；米汤中稍微加入一些麦粒，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命，不足以吃饱，那么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就不会想着侵夺他人，这是第四点好处；没有肠道堵塞的危害，这是第五点好处；脏腑经常得到滋润，不至于干枯萎缩，那么即使食用豆渣、米糠等杂物也没有害处，这是第六点好处；饥民害怕寒冷，寒气侵入心脏，没有不立刻死亡的，有了姜汁就能驱散寒气，疏通肠胃，这是第七点好处；同时能去除污秽，让人不生病疫，没有互相传染的祸患，这是第八点好处。有这八种好处，而且这种方法又浅显且实行起来很容易，凡是存有救人之心的人，应该没有不认为对的，希望不要把它当作身外无关紧要的事情。

译赈济各图之法

金匮知县齐彦槐

嘉庆十九年，江南遭遇大旱，金匮县分属无锡地区，地势比无锡更高，受灾尤其严重。八九月间，我曾因事下乡，私下看见赤地绵延数十里，百姓做饭没有米，烧火没有柴，打水没有水，心中深感悲痛忧虑。官府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平价卖给百姓，固然便利，然而住在几十里以外的人，不可能为了升斗之米而来。所以官府平粜只能惠及近处的百姓，不能惠及远处的百姓。殷实富有的家庭用多余的米在本地平价出售，远近都便利，然而没有升斗钱资的人无法购买。所以民间平粜只能惠及次等贫困的人，不能惠及极度贫困的人。皇恩浩荡，极贫和次贫的户全都给予赈济，没有人不感激德行的。然而赈济是赈济灾民，按惯例只惠及有产业的贫民，而不惠及无产业的贫民。所以想要推广皇上的仁爱，不让一个生灵不得其所，只有依靠县里的殷实富人捐资接济，才是救荒的大事。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殷实富有的家庭幸好衣食充足，亲眼看见邻里乡亲的人饥寒而死，谁不想解衣给他们穿，推食给他们吃呢？可是上面劝捐而下面有人不响应，为什么呢？是因为经办不得其道，不能使人没有疑惑，没有顾虑。况且人情中最不忍心而急切想要救助的，也只是亲属和近处的人罢了，那些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本来就不是情感所迫切关注的。以往的捐资者，大抵设立公局，让全县的钱都进入局中，那些殷实富人认为我已经捐了，不知道这笔钱，官府将发放到哪个人的家乡，董事将散给谁家的里巷，而我乡我里的贫乏无赖之人难道还免于我的骚扰吗？于是吝啬不捐的人就妄生议论说：这只是为了填满官府的口袋，供董事们侵吞渔利罢了。因此愿意捐的人少，而不愿捐的人多。现在定为按图赈济的方法，用各图所捐的钱各自赈济本图，图有贫富，用富图的多余资金协济贫图的不足，让各图自己推举一人来经办，钱就存在捐资者的家里，而不必进入公局，官府在公局的董事只记录数目，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民多少口，捐银多少，协济多少，各在图的范围内张榜公布，使贫富之人看见后清楚明白，施舍者知道钱财的去向，受食者知道食物的来源，那么捐资者没有迟疑，不捐者没有借口，而且用富图稽查贫图，户口必定清楚，用贫图核实富图，捐资数目必定真实。在体恤贫民之中寓含保护富人的意思，那么事情容易办成而官府不劳累。这个说法，我曾谋划过，乡先生向长官陈述，都认为可行。从十月初旬我捐出俸禄来倡导，到现在三月，累计捐钱十二万四千多缗。而殷实富有的家庭喜好行善积德，又在其中施粥赈济，城乡设立厂点十多处，累计所捐又不下一万数千缗。饥民赖以保全活命的无数。唉！谁说人心风俗的淳厚，现在不如古代呢？赈济结束后，还有剩余钱六千多缗，而无锡的赈济也有剩余钱。于是再次谋划，乡先生向长官陈述，将剩余的钱留作修建南北两座桥的费用，这也是以工代赈。县里的人乐于事情办成，刻印成书，用来流传久远。我既不能施行善政惠及百姓，使年年不饥荒，又不能使百姓节俭且勤劳，都有积蓄，即使饥荒也不至于困顿。那些起死回生、使白骨长肉的人，是乡先生的谋划，县里殷实富人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呢？虽然如此，人各有乐善好施的心，而能不阻止它，使它没有疑惑，没有顾虑，那么按图赈济的方法就很好了。因此把它写下来，用来告诉后来治理这块土地的人。

陈述办理赈灾各种弊端的奏疏。道光五年，有的版本作《陈述办理赈灾各种弊端奏疏》。

江苏巡抚陶澍

据查地方偶尔遭受局部灾害，皇恩抚恤赈济全在于知县和委派官员严绝弊端漏洞，使国库钱财不白白浪费，人人都能得到救济。今年淮扬、徐海等府州受灾较广，仰蒙恩旨分别给予赈济。眼下正值分查户口、领取银两散放的时候，尤其需要力除积弊。就我的意见计议所及，采访所知，大抵办理赈灾的弊端共有十项：委派官员下乡，不知道道路，或不熟悉方言，多依赖随行的书吏差役，而书吏差役常常与乡保勾结，互相蒙混，这是弊端一。委派官员的轿夫及随行书吏差役所得饭食不够，或责成乡保供应，乡保承担难以支撑，或再雇人帮办，则又增添食用，不免暗中索取钱财，这是弊端二。各处村庄人多地势险要，委派官员一到，往往增加人口数目，或纵容妇女喧哗要挟，甚至拦船围轿，故意扰乱混淆，责罚惩治难以施加，讲理开导无法驱散，这是弊端三。有的空屋无人，村邻代为声称外出，或带着妻子儿女自称从远方归来，纷纷请求领票，即使恐怕是别处乡保的人混入，也难以立刻分辨，这是弊端四。查赈的期限不过半个月到二十天，其间有村庄遥远间隔，或雨雪阻滞，乡保知道他们不能久留，故意引向远处难走的地方，以催促期限，疲惫他们的精力，等到时间紧迫，那么没到的地方，仍然只凭乡保所开的给票，这是弊端五。乡保户口偶尔出错，地方刁诈棍徒因而挟制其短处而讹诈勒索，稍不如意，纠集党羽连续控告，承办

译人们害怕被牵连拖累，于是预先留有余地，用虚报冒领来作为弥补漏洞的手段，这是第六种弊端。乡保固然大多狡猾，但也有愚昧的百姓不懂按规定是否应当赈济，一概索要赈票，乡保予以驳回，往往遭到殴打侮辱，导致乡保不敢跟随查勘，反而听从本地土豪恶棍的申报，这是第七种弊端。有的灾情本来轻微，乡保和土豪恶棍敛钱雇佣催役，穷困的老者和品行低劣的生员联名请求赈济，如果不批准，他们就奔走控告要求勘查，知县和委派官员害怕因隐瞒灾情而获罪，或者因办理不善而受责备，于是也不能坚持原则，这是第八种弊端。发放赈济时不在适中地点设厂分发，导致路途遥远，老病妇女无法前往领取，或者前往领取但人口数较少，仅够往返食用，或者无法前往领取而委托他人代领，被其侵吞克扣，这是第九种弊端。地方上为富不仁的人家，趁灾民窘迫，先以低价购买他们的赈票，等到发放赈济时，就持赈票雇人包领，这是暗中剥削民脂民膏而灾民无法申诉，委员也不知晓其弊端，这是第十种弊端。有这十种弊端，所以办理赈济非常困难。然而消除弊端的方法有四种：第一，查勘赈济的期限应当放宽，放宽则挨户查勘的力量舒缓，不至于草率；发放赈济的日子应当分开，分开则领取赈济的人少，不至于拥挤。委派官员又应当赋予他们权力，一旦有人阻挠滋扰，就解送知县立即惩处，使他们知道严厉畏惧，自然不敢轻慢玩忽以滋事端。第二，委派官员带领书吏差役以及跟随查勘的乡保，必须宽裕地供给工钱伙食，使他们有力气当差。如果查勘完一个村庄，毫无弊端混乱，应当酌情加以犒赏；稍有弊端漏洞，立即重惩斥退更换，使赏罚分明，自然不至于有勾结欺瞒之事。第三，委派官员必须亲自到户，必须亲自点数人口，点数确切后，才录入名册发给赈票。每查勘完一个村庄，即将该村庄内所有极贫、次贫的花名户口及应领银数开列榜示，粘贴在村口。如果有诡诈户口及错误之处，允许在数日内首告更正，那么众人看见听见，自然无法施展冒领的手段。第四，多设赈济厂，各就四乡灾民的便利，老弱不难前往领取，雨雪不担忧阻止，自然不至于被代领者侵吞克扣，也不甘心以低价出卖赈票。有这四点，可以消除十种弊端。然而总以得到合适的人选为第一要义，知县和委派官员得到合适人选，即使各种弊端丛聚，也不难扫除；否则要么先存有贪念，要么畏缩无能，本官已经不可信任，何况其他。此前臣与总督率领藩司、臬司、道台、知府及知州、知县以上各员捐廉共银三万余两，分拨到灾区作为办理赈济的委员及吏役等人食用不足的费用，使他们能安心查办，以清除虚报冒领、克扣的根源。又将所需的赈银预先解送到淮扬府库，使各州县在详定数目时就近领取银两，不必远赴布政使司库，以归于简捷。并多次发札通令各属，激发天良，摒弃积习，拯救灾民。现在体察情形，尚知奋勉，将来各位官员如果经理得当，自然应当遵旨加以鼓励；倘若办理玩忽，仍即随时参劾治罪。地方上刁顽恶劣希冀冒领的人，现在也已访获数人，惩办之后，都已知收敛。臣仍将应办的章程分发给各属，务必期望小民实惠均沾，无滥无遗。

译与李布政使论救荒书

李中孚

一，请求设立督农掌水的官员，以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当今西安之所以发生大饥荒，是因为天旱而田地缺乏水源的缘故。关中地区以终南山为纵贯南北的主脉，有山的地方，河流泉水大多丰富，所以西安靠近山麓一带，常常环绕着河流泉水。渭水以北虽然地势高亢，但泾、洛、漆、沮、清河、石川等河流，也到处都有。所以总的来看西安，不能开渠灌溉的地方，固然占十分之七八，而可以开渠引水的，也不下十分之二三。再加上井泉灌溉，也不下十分之三四。水田的产量是旱田的三四倍，用这十分之二三的水田，勤劳努力且专心致志，其间即使雨水不及时，也足以弥补旱田的不足并补偿其收获。即使不足以弥补，但这部分享有水利之利的百姓，也足以自保而不再流离失所了。然而百姓愚昧不知道兴修，即使有想兴修的人，力量微小不足以兴修，而主管官员又不留心兴修，所以上下交困而无计可施。天道不可预知，今年秋天未必再旱，但也不能不为干旱做打算。水利建成，固然是关中几代人的利益啊？因此应当趁着今年秋天谷物播种的时候，在本省司道官员中挑选精明敏捷、仁爱惠民的人，授予他们总督农田水利的权力。各州县官员，在丞簿或乡绅生员中挑选公正好义、一向被众人信服的人，大县四五人，小县三四人，授予他们掌管的权力，让他们互相视察督促责备。所有兴利除害、举荐任用等事，都委托他们酌情处理，不听从上级制度的限制。凡是靠近河流的，即使在一二十里以内，只要可以引水，都必须筑堤开渠，以供灌溉。没有河流泉水的，都必须挖井灌溉。按照万历年间吕新吾公巡抚山西时，恳切劝谕农民各自在田里挖井，曾说一时的费用虽然多，但百年的利益永远依赖。他发文给各州县正印官加意督促催办，吕公又不时亲自单骑巡查，勤于鼓舞，各地蓬勃兴起，贫瘠的田地化为肥沃的土地，至今百姓还享受其利益。如果牛种资粮不够，由官府筹措。大体上人情乐于看到成功，而难于开始谋划，下级官吏很少奉公守法，而多怀欺骗虚妄之心。这个办法实行，州县一定有很多用困难来欺骗上级的，即使不这样，也可能敷衍塞责，欺骗虚妄而敷衍塞责，那么这件事的设立，也就徒劳纷扰而浪费罢了。因此应当申明赏罚的条规，预先颁布给州县。只要法令确立，半个月之内，各州县都必须据实申报，每册须三份，一份留在县令处，由州县申报给总理官，总理官仍保留一份，而用一份申报给巡抚衙门，以便日后按行赏罚。除了专门官员视察外，明公也应当广泛询问探访：哪里可以开河渠，哪里适宜井灌，都记录在案放在身边，以便对照虚实，考察勤惰，作为赏罚的依据。又除了专门官员督促外，明公不公开派遣得当忠诚的人各处视察，随即亲自前往稍远的一两个州县，以按行赏罚。称职的不仅掌管此事的人有重赏，即使州牧县令也应当厚加褒奖；否则不仅职掌其事的人有重罚，即使州牧县令也难辞其咎。这样即使不必亲自前往，各属官员固然将畏惧法令而争先恐后了。大体上此番水利是否兴修，关系到西安遗民的休戚存亡，也就关系到明公的德业功名，不留心筹划是不行的。而且不仅如此，西北七府三边，今年虽然稍微丰收，但那里的风俗一向奢侈，不知道积蓄，加上协济西安以及西安转贩流民聚集吃饭，现在已经虚耗。天道自东向西，万一夏秋之间，或者雨水不及时，或者蝗虫为害，该怎么办？因此应当兴修西安通兴水利，以防患未然。

一，急切改变转运西米的方法，以缓解百姓困苦，救百姓的饥荒，如同救水火，先从最紧急的而先救。我听说各属轮流派车夫搬运西米这一差役，当事者担心军粮不足，不在西安征收，而商议在西府协济。西府送到的，运载不责成民力，而都有报酬。然而众议都认为其心意固然好，而其方法则未尽善。商议在西府协济的，不是以为西安荒年，人民流离，米无处出吗？再给报酬的，不是以为食用艰难昂贵，不忍心白白劳累我的百姓，让他们重费饥困吗？不向西安百姓征收米，而现在竟然致使百姓劳费，几乎与出米相等。以为食用艰难昂贵，商议出报酬，而致使转运六七石的报酬，不足以供应运一石的费用。所以这一差役，百姓困苦而饥死、病死，辗转困顿而死去的无数，车轴折断车轮陷入，坠坑落沟，不能完成事务，而使百姓重出厚累的无数。安坐而谈，若无大害；亲身而履，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叹息者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粮食匮乏财力枯竭之时，在家还父子夫妻相聚，而剥剔草根木皮，以延长残喘。现在一旦驱使他们到三四百里之外，不仅无可携带的钱粟，连其草根木皮也不能得到了。又瘟疫后牛少，久旱草枯，加上天雨不时，愁气上结，疫病大作，人病牛疫，而且内挂念室家，奄奄待毙，而没有人怜悯。家人相望，嗷嗷待救，而无能为力。所以传闻都说邠长转运之处，鬼哭神号，耗费无数。论者未

译通达实情的人，或许认为各项开支都有定价，原本并未苛扰百姓，却完全不考虑在如今粮食贵如黄金的时候，辗转拖延数月，官府发给的六七石粮食，尚不足以支付一石的费用，其余的开销，究竟从哪里出呢？况且米粮既然无处筹措，牛只又吃光卖尽，又将从哪里获取呢？假使说牛还可以寻找，在往返四五百里的范围内，拖延八九十天，草料柴薪又将从哪里出呢？自古以来运输粮食的方法，都是经过的州县互相接力运送，因此没有聚集众人造成的虚耗费用，也没有逃亡死伤的祸患。而议论的人不察实情，轻率地以均衡劳役为借口，认为只让运输经过的州县承担，路途远的可以体恤，路途近的有什么罪过？这又是没有完全理解调度筹划的道理。如果命令各下属地区输送转运，不仅百姓受苦，资粮还会遭受耽误农时、伤病、牛死车毁的危害；本县自行转运不仅没有上述危害，而且内含大利。为什么呢？如今满眼荒凉，百姓正苦于生计无着，离家没有资本，居家计策穷尽。现在如果登记运夫的名册，除了官定价格外，再让各下属地区额外补助运费，那么寄居的人就有足够的食用了。壮年男子背负运输，老弱妇女剥取草根树皮来供给伙食，百里之内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而且米粮一到立刻可以转运，未到也不白白耗费盘缠，又没有死丧疾病的祸患、牛死车毁的弊端、离家荒废农业的忧虑、逃亡重赔的累赘，真是所谓一举而公私两便啊。明公尚且要急忙留意，稍微延缓等待时日，那么百姓就会更加困苦了。不仅如此，凡是招买物资，确实按照市价公平发放，但印官责成总催，总催摊派给花户，层层侵吞克扣，花户得到的价钱很少，补赔的数额不止加倍。在百姓穷困财尽的时候，救死尚且来不及，哪里能承受这样的重累呢？应当严加惩处并极力禁止。希望除此之外，毒害众多且危害最严重的，是民甲中的奸猾十排，军屯中的无赖旗甲，钱粮已经赦免了，却借口杂差；米豆已经蠲免了，却声称使费，致使下层愚民卖妻卖子的膏血，含恨抱冤地被他们侵吞。在勒索之下，将朝廷赈济饥民的银米，借端恐吓，从良善弱小者口中夺走，以饱其贪得无厌的肚子。这又是州县中未死的旱魃、无翼的飞蝗，应当一并严加警戒的。

译一、救济士人阶层以培植人才。士绅阶层是国家人才的来源，所以凡是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把培养士人作为首要任务的。如今遭遇荒年，地方官员拘泥于法律条文，认为诏书中没有赈济士人的条款，致使许多身穿章服、头戴冠冕的士人多饿死在沟壑之中。千里大地遭受旱灾，难道百姓都饥饿而士人不饥饿吗？皇上的恩泽广布到草木，又难道唯独对士人就冷漠无情吗？只是诏书没有明确说明罢了。现在您为国家培植人才，应当申令告诫州县，令其以后凡有赈济，纵然不能额外加厚，也应当与普通百姓一体通行。

一、禁止乐户贩卖良家子女。如今关中地区荒饥异常，百姓走投无路，多将子女卖入乐户，以换取升斗粮食，苟且偷生。倡优败坏风俗、伤害教化，是王政所严厉禁止的，也是仁人君子所痛心的。您为国家振作励行风化，应当留心频繁告诫州县，令乐户不得再购买良家子女。那些已经购买的，令州县官设法赎回，不得隐瞒。违犯者，乐户及本地甲长、地方官一体定罪。这是万世的功德。您尤其应当恳切关注。

蠲免抚恤应当迅速商议

王命岳

君主是父母；百姓则是他们的子女。子女有病痛危难，父母就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是会急忙前往探望呢？还是认为不一定如此，说何不前往看看呢？然后起身去安抚保全他们呢？我知道君主一定会急忙前往探望。如果能使他们从危难困苦中苏醒，并使他们安全，一定会不遗余力。近年来，灾害警报接连到来，水灾、旱灾，秦晋地区遭受了，齐鲁地区遭受了，楚豫地区又遭受了，长江以北，长江以南，则全都遭受了。我看抚按上报灾荒的奏疏，圣明的天子不是不悲痛挂念，商议蠲免和抚恤，但我仍然担忧。认为美好的心意虽然勤勉，但恩德并未增加；上面有蠲免抚恤的名义，但蒙受恩惠的人很少。怎么证明呢？抚按不能见到灾情就立即上报，等到上报时，已经是田野空虚、百谷枯竭之后了。郡邑向监司请求，监司向抚按请求，抚按移文会商后才上奏。近的旷废十日，远的更换月令，才到达京师，辗转之间已经过了几个时辰。即使迅速下达，明诏立即蠲免，加上赈贷，幸存的百姓也已经存活一半，死亡一半了。再拖延进行核查，等待报告文书，来来往往，近的又累月，远的动辄经年，然后才奉旨蠲免抚恤。幸存的百姓，哪里还有十分之一存活，十分之九死亡呢？况且进行核查的抚按，就是先前上报的抚按。认为不可信吗？那么即使核查后又上报，商议后改变说辞，最终还是不可信。认为可信，那么在当初上报时就已经可信了，为什么不在此时发布德音，降下恩泽，使泽中的哀鸿早日蒙受恩惠，从而保全无数生命呢？我知道朝廷绝不是有所吝惜而故意拖延，只是地方官员遵循旧例，拘泥于形式罢了。救火的人不解开衣带，救水的人不卷起裤腿，怎么能将亿万生灵的旦夕性命，白白消耗在区区旧例形式上呢？希望从今以后，灾伤地方，令地方官员立即详细报告监司抚按，依次确切考察，然后上报。奏疏一到就按照请求蠲免抚恤，定为法令。至于地方官员奉行不谨慎，奸猾胥吏阻遏上意，借此中饱私囊的，据实惩处，这是地方抚按的责任。虽然如此，这是根据事理进行救济，还不是根本的道理。从前宋朝景德年间，李文靖做宰相，国家遭受灾害，总是上奏说：“君主应当让四方知道艰难。”知道四方艰难，就一定会思虑危险；思虑危险，就一定会退而修省。这是神尧咨询告诫自己的心意，而成汤对女色贿赂的恐惧。我对圣主敬天，大臣匡正君主，都殷切地抱有厚望。

请酌定银谷兼赈方法的奏疏。乾隆八年。

御史孙灏

私下认为近年来，米价无处不昂贵。我皇上洞察民间谷价昂贵的缘故，是因为定额太多，争购的人太多，特别谕令邻省采买以及捐监收米的条例，一概暂停。诏书下达两个月，万众欢呼，颂扬圣明的洞察，感激皇上的独断。天下督抚只有并力一心，仰承圣意。我担忧的，只是恐怕奉行失当，而求速效的心胜过它，拘泥牵强的议论动摇它。如果谕旨在于罢免捐监、保留常平仓，那么一定有急于常平仓的人，认为捐监既已停止，增额既已减少，常平仓怎么不紧急？不知道捐谷几乎等于空名，本来未曾成为谷价的弊病。谷价的弊病唯独在常平仓，而且常平仓只求足额，难道就成为谷价的弊病吗？只是它不是一次足额就停止，一次购买就停止，日积月累，所以官民交困。这是捐监条例罢免而常平仓终究不可急于办理的原因。又如谕旨在于停止购买邻省，这是就最严重的情况而言，那么一定有认为本省没有伤害的人。不知道本省谷多，只有江西、湖广、四川是这样。江南、浙江谷虽然多，还依赖邻省。如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就非常不足了。现在因为邻省停止购买的原因，全部返回而趋向本省，而州县采买的，是多谷的人家，弊端无穷。如果零星收购市贩，则不够；封锁截留商船，则更加扰乱。争购邻省足以使谷价昂贵，争购本省也足以使谷价昂贵了。这是邻省停止而本省

译这是尤其不可争辩的道理。然而我私下观察当今提出建议的人，有两种意见：主张救济弊端的人说，一定要停止采买；主张充实储备的人说，一定要充实仓库。大米从便宜到昂贵，是逐渐上涨的，那么从昂贵到便宜，也必定是逐渐平抑的。绝没有一两银子一石的大米，不到十天半月就竟然降到一两银子的情况，那么也就绝没有刚刚停止采买，没过多久又去采买，而米价就在早晚之间就平抑下来的情况。这是关于停止采买的说法。然而常平仓的制度，有卖出、有赈济，然后才有买入。赈济是应对突发灾荒的事情，卖出则是每年必定要做的事情。假如有一万石大米，每年卖出其中的十分之三，今年停止买入，明年仍然如此，两年下来，就缺少了十分之六。又过一年仍然如此，三年下来仓库就几乎空了。像这样再去买入，而且全部买入，危害难道还有极限吗？这是关于充实仓库的说法。对于现在的计策，想要让暂停采买迅速见效，形势上既不可能；想要让采买长期停止，事情上又不可行。如果没有办法来通达变化，那么讨论采买就担心买得太多，讨论仓库又担心储备太少；讨论采买就只怕执行得太急促，讨论仓库又只怕补充得太迟缓，这是两难的办法。我昨天看到少詹事李清植提出的条陈建议，请求斟酌采用用银子代替赈济的方法。我起初怀疑这难以实行，后来思考，这也是救济弊端的一种策略。只要将仓库储备统一计算而不偏重于使用银子，这就是调剂采买的方法。常平仓的设置，赈济和卖出都需要，卖出必定要依靠粮食，赈济不一定非要依靠粮食。查考银粮兼赈的先例，去年江南受灾最严重，现在正在遵照执行，其他情况应该没有不可行的。请求今后地方遇到局部灾荒，如果仓库储备足以供应赈济的，仍然按照旧例办理；如果本地不足而其他地方可以协助救济的，也仍然通融拨运。此外倘若仓库储备不足以散发赈济，斟酌当地情况，或者先尽量用粮食，再用银子，或者将银子和粮食分配发放，甚至万不得已完全用银子代替，也不是权宜之计中绝对不能变通的。

译那么，银谷兼赈，难道就完全没有不便之处吗？不便之处也是有的，只是折银可能与时价不符罢了。李清植已经请求户部斟酌议定了。除此之外没有不便之处，而且有几点便利：银两质地轻小，官府容易散发，百姓容易取用，这是第一点便利。粮食储存在仓库中，多担心发霉腐烂，银两则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有侵吞克扣，立刻可以查清，这是第二点便利。贫苦人家得到米粮来吃，也必须劈柴来做饭，需要其他费用，人们更加感激，这是第三点便利。小民谋求利益，手段极其细微，借得少许银两，也能从事小本买卖，追逐微利，粮食停滞不如银两流通，这是第四点便利。虽然有荒年，必定不会断绝粮食，有粮食却担心没有银两的情况，如果有银两，何必担心没有粮食，这是第五点便利。具备这五点便利，那么有粮食可以用来资助出售，有银两可以准备赈济穷困，购买可以暂时停止，并不是不买，而是购买可以逐渐进行。数额可以慢慢补足，并不是最终不足，而是补足也有期限。再者，李清植上奏称：康熙年间，州县仓库的粮食虽然达不到定额，倘若粮食价格尚存，就不以亏空论处。如今只有年成歉收、粮价昂贵，按规定可以展期到第二年，而连续荒年则本地匮乏，远购则受困于邻县，聚集粮食恰恰会使粮价更贵。而且如在一个州县之中，粮食存到十分之六七，那么粮食不算少，银两只存十分之三四，那么银两不算多，仓库储备确实不容缺额，但在这种长期困顿之际，参酌旧例，暂时放宽处分，仍然督促陆续购足，纵然不是积蓄的万全之策，或许也是补救的一种方法。推而广之，银两可以代替赈济，原本不是无用，即使出售不满数额，也没有大碍。为什么呢？拿着钱去买粮，终究不是没钱，而升斗之间的利益尚小，把粮食存在民间，终究不是没有粮食，而官府的粮仓则偏颇。臣听说天地生财，只有这么多，广泛施舍救济大众，尧舜尚且困难。或许有人认为积贮是大政，不要议论权宜之计，何不思考体谅圣主的忧勤，访察民生的疾苦，为天下全局打算呢？还是只为一方水旱打算呢？为年年岁岁的粮食打算呢？还是只为一时的仓储打算呢？一方的忧患，一时的急难，也绝对不能没有准备。而今天直省所存的三千一百多万石粮食，固然不至于没有准备，即使准备偶尔欠缺，还有方法可以补救。那么今天最切最要的政务，只有尽力遵守一概暂停的圣谕，为米谷流通打算，为把粮食委托给百姓打算，为使百姓自养打算，那么天下已经受到福泽了。如果舍弃这个方法另求他法，断无策略可言，而纷纷的议论越讲越偏。追求而成为方法，越错越远。又有人认为常平仓的敛散，得人则粮食必定不贵，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这也只是空谈罢了。天下州县千百，哪里能得到这么多好的官吏呢？况且拘泥于文法不足以治理政事。考察耿寿昌的常平仓，起于汉宣帝之时，那时粮贱伤农，又药仓只限于边郡，而增籴减粜，它的便民程度又是这样。然而到了元帝时，郡国饥荒，诸儒有的议论可以罢免，可惜最终没有实行。在耿寿昌的时代尚且如此，历经年代久远，难道能没有弊端吗？臣愚以为常平法的好，采买的弊端，是人的失误。暂停则是补救弊端的方法。法不可以不存，而不惑于“因噎废食”的见解；弊端不可以不救，而不疑于“胶柱鼓瑟”的谈论。这就是暂停采买，必定责成奉行的人，宽限岁月与变通，而后积弊可以扭转，实效可以收到。

时疫

金诚

有人说：“旱涝之后，往往有时疫，这是什么原因呢？”怡然子说：“旱灾，是气郁结所致；涝灾，是气逆乱所致。大概逆乱必定决口，决口就形成涝灾；涝灾必定损伤阴气，郁结必定蒸腾，蒸腾就形成旱灾；旱灾必定阳气过盛，阴阳之气受伤，必定停滞而形成毒气。毒气溃发，人与物相互感应，而成为疫病，这是时行病。”问：“天地无私，无私就没有拖累，而阴阳之气应该顺畅通达。它之所以郁结而逆乱，又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是由人心导致的。大概小人的心，没有超过贪生的；贪生就贪利，而利益有所不遂，就谋划拙劣，而忧愁积聚在肾脉，求助无门而恼怒聚集在肝经。于是乎应酬往来，同胞的和睦潜消；呼吸喷嚏，造化的盘旋受阻。开始则风雨不时，接着则温寒犯令，而阴气闭于外，阳气就逆乱；阳气伏于中，阴气就郁结。这是它的形势，这是它的道理。”那么调理者，首先调理天下的财吗？财不调，则贫富不均，民生不遂，民气不伸，阴阳必定不和。安所谓调理呢？因此圣人首先重视通财，而最忌讳壅财。赈恤罚赎的典章，所以实行。

救疫四条

袁一相

查考疫疾的发生，外不由于六气的感染，内不由于七情的伤害，实系天灾流行，疹疠作祟，沿乡传染，全家同病。今奉宪台有赈恤的谕令？本司请备陈四议。谨案入告的章疏，言灾异不言祥瑞，止于地震、旱涝之类，而不及瘟疫。但查会典记载，凡遇灾异且实奏闻，又闻灾异常即奏，无论大小，凡水旱灾荒都以有关民瘼而入告。今

译根据绍兴府上报称，村落之中死亡的人几乎占了一半，这关系到百姓的生命，衰败损耗和灾异情况非同寻常，理应详细上奏，等待刑部商议抚恤。恭敬地等待您裁决，这是第一点。

再查各地设立医学，原本是为了救治百姓的疾病，因此医官由吏部选拔，医印由礼部铸造，医学建有官方衙署，这都是朝廷重视医道、延长百姓寿命的意图。近来有关部门漫不经心，不选拔通晓医理、知晓书籍的人来掌管医学，导致医生成百上千，只知道谋生糊口，完全不懂医书，病人直到死也不知道病因。一年之中，因瘟疫死亡的人无数，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吗？如今绍兴郡发生瘟疫，各种药物都无效，难道是药物不灵验吗？是没有通晓医理、懂得用药的人罢了。似乎应当告诫有关部门，振兴医学，谨慎选拔医士，让他们掌管医印，这样懂得医术的人多了，药剂就不会胡乱投用。恭敬地等待您裁决，这是第二点。

再查瘟疫的发生，确实有疫鬼作祟，所以《周礼》有十三科来治疗百姓的疾病，其中有祝由一科，用来驱鬼逐疫，但后世没有传承。只有府有郡厉的祭祀，县有邑厉的祭祀，凡是遭受兵刃横死的人，死于水火盗贼的人，被人索取财物而逼死的人，被人强夺妻妾而死的人，遭受刑罚祸患而含冤而死的人，饥饿冻死的人，这些鬼魂精魄没有消散，依附草木，魂魄渺茫没有归宿，心意悬悬地盼望祭祀，所以命令天下有关部门按时享祀，由本处的城隍主持。现在虽然旧例徒存，但有关部门奉行祝祷不虔诚，那么无主的孤魂就不能享受祭祀，郁结勃发的怨愤之气无处发泄，有时在田禾中作祟，有时频繁兴起瘟疫，导致百姓遭受灾殃。这在山川社稷各种祭祀之外，尤其应当加以重视。似乎应当告诫绍兴郡有关部门，修省自己的过错，感动冥冥中的神灵，此后每年春季清明、秋季中元、冬季十月初一，必须亲自且虔诚地祭祀，使阴阳和谐，灾祸不再发生。恭敬地等待您裁决，这是第三点。

再查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钦奉恩赦诏书，诏使尚未入境。狱中的囚犯，除了十恶不赦的人，自然应当关押等候，但仍应拨给医药调治。从军罪以下的人，都应当取保，等候诏书到达之日释放。至于因瘟疫死亡的人，贫穷无力购买棺材的，或者从康熙四年孤贫项下支出，给予棺木，以安葬骸骨。恭敬地等待您裁决，这是第四点。

以上四条建议，本司遵奉您的批示，谬陈浅见，统一等待您裁夺。至于延请名僧诵经祈福，选拔道士建醮禳灾，道理上或许有，但不在吏治记载之中，本司不敢议论。

译捕蝗记

马源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桐城发生大饥荒，县令祖秉圭公设立赈济，到了春末，饥饿的人都有了起色。然而县城东南沿江一带，接连不断地报告有蝗蝻滋生，这是因为去年蝗虫经过时遗留的卵种在土中，到了四月中旬，蝗蝻遍野而生，厚度有一尺多，居民看着田里的麦禾，惊恐愕然，甚至号哭疾速前往向祖公申诉。祖公星夜兼程到达那里，督促百姓剿灭捕捉，自己头戴草笠、脚穿芒鞋，穿着便服走在泥泞之中，杖责那些不尽力的人，而捐献谷物来酬谢效力的人，按照捕捉蝗蝻的数量，每斗蝗蝻兑换相应数量的谷物，全部换完，每天多达一百多石。蝗蝻每天滋生越来越多，于是祖公向县佐李君询问计策。李君以前在蒲台任县佐时，捕蝗很有成效，于是就把他的方法教给百姓，百姓遵循并使用这个方法，刚过二十多天蝗虫就被消灭了，沿江的百姓庆幸重新获得生机，全县的人都啧啧称奇。我听说后询问他的方法，李君说：“蝗蝻产生的地方大多在芦苇洲和麦田间，捕捉时要先捕洲上的，后捕田间的，等收割麦子完毕也不晚，不要先践踏已经成熟的麦子。在芦苇洲上的，种植竹子作为栅栏，四周割除芦苇，用绳索轮流击打，可以全部消灭。然而这是针对蝗蝻产生十天内的情况说的。如果超过十天，蝗蝻就能跳跃一尺多，外面的方法应当划分地区编队，每队役夫五十人，环绕芦苇洲砍伐芦苇形成一条通道，三面由役夫看守，前面挖掘沟渠，长度大约三四丈，上面宽一尺七寸，下面二尺五寸，深一尺，两面修整得平整，沟底距离三尺多挖掘一个坑，然后砍伐芦苇从后面一直通到沟边，于是呼喊三面看守的人合力驱赶，敲击金属器具催促它们前进，蝗蝻跳跃到沟边就坠落，用厚土覆盖掩埋。那些芦苇洲深广的，距离沟渠远难以全部驱赶进去，如果挖掘两条沟渠则耗费人工，方法是在中间挖掘的沟渠作为两面壕沟，先驱赶一面的蝗蝻全部进入，接着从对面驱赶全部进入沟渠，然后掩埋。驱赶时应当缓慢，如果急促，蝗蝻会旁入沟渠，那里容不下人站立，看见人就会奔回。蝗蝻出生十六七天后，长出半翅，它们行走像水流一样，将要吃田里的禾苗了，像以前那样用竹栅栏堵住两旁，在中间埋下苏缸，对着它们来的路，蝗蝻行走自己进入缸中，可以用布袋收集。分队的方法，每队役夫五十人，由亭长、乡三老、吏卒等四五人统领，探明芦苇中有蝗蝻的地方，树立长竿悬挂旗帜作为标志，形成一个包围圈，依次治理，每天限定捕捉十个包围圈，虽然不能彻底灭绝，但剩下十分之一二的蝗蝻一定不能再兴盛。如果捕捉时它们散去，到了夜晚一定会聚集在一个地方，第二天再捕捉，就断绝了。又说：蝗蝻行走时，常常向东，它们强壮能飞时能浮在水面渡过河流。”它们的头部和尾部各有一个蛆虫产生，十八天后飞走，又十八天后产卵，九十九个蛆虫，随即吃掉它们而死。蝗蝻出生在白露节气之前的，不久就死亡，没有遗留祸患；过了白露节气产卵的，则来年春天才出生。当地百姓应当各自记住这些地方，思考预防的方法。等到翅膀长成而飞走，就没有扑灭的方法，只能听任农人驱逐，各自守卫自己的疆界，那么不免成为别人的祸患罢了。我听了认为确实如此。《春秋》在宣公十五年记载说：“冬天蝝虫出生”，《左传》说：“这是庆幸的事。”注释说蝝虫冬天出生而不能长成螽斯，没有成为物害，所以欢喜而记载。我认为这是圣人谨小慎微的宗旨，虽然没有造成灾害但仍然记载以示警戒，并不是认为值得庆幸。假使出生在耕耘的日子，不知道它的忧虑恐惧，会怎么样呢？或者因为它微小而忽视它，毫末不折断，将要寻找斧头砍伐。即使有唐太宗吞食蝗虫，姚崇下诏捕捉，而南亩遭受祸害的已经很多了。我因此感念我们县令和县佐两位公勤政爱民的美意，又喜欢他们立法详细而想要流传给后世，所以记载下来。

捕蝗法

陈芳生

一、蝗灾发生时，仔细考察《春秋》直到前朝，记载蝗灾发生在正月的有一百十一次，发生在二月的有两次，发生在三月的有三次，发生在四月的有十九次，发生在五月的有二十次，发生在六月的有三十一次，发生在七月的有二十次，发生在八月的有十二次，发生在九月的有一次，发生在十二月的有三次。这是蝗灾在夏秋之间最盛，与百谷生长成熟的时间正好相合，所以危害最广。小民遇到这种情况，匮乏断绝最为严重。如果是二三月发生蝗灾，按照《宋史》所说，二月开封府等一百三十个州县蝗蝻再次滋生，大多是去年蛰伏的。《汉书》记载安帝永和四年、五年，连年夏天蝗灾，而六月、三月记载去年蝗灾的地方再次发生蝗灾。子生出来叫蝗蝻，蝗子，那么就是去年的种蝗，不是蛰蝗。听老农说，蝗虫刚出生像粟米，几天后迅速大如苍蝇，能跳跃行走，这叫做蝻。又几天就飞了，这叫做蝗。它们停驻的地方，嘴不停歇，所以《易林》称它们为饥虫。又几天就在地下产卵了。地下的卵，十八天后又变成蝻，蝻又变成蝗，像这样传代滋生，危害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就在这里。秋月产卵的，则依附草木，干枯腐朽，并不是能蛰藏过冬。然而秋月产卵的，十有八九，而在冬春发生灾害的，百中只有一二，那么三冬的气候，雨雪摧残消灭的多了。那些从四月以后记载灾害的，都是本年的初蝗，不是遗留的种。所以详细考察它们产生的来源和消灭的方法，可以得到彻底灭绝的方法。

一、蝗虫产生的原因，一定在大泽旁边的，我所见到的，万历庚戌年，滕州和邹县之间，都说起源于昭阳吕孟湖。任邱的人说，蝗虫起源于

译赵堡口。有人说蝗虫是从芦苇地来的，芦苇生长的地方，也是水边。那么蝗虫是水生的种类，没有可怀疑的了。有人说这是鱼卵变化而来的，而职却独自断定是虾卵，为什么呢？凡是昆虫、甲壳类动物和鸟类，能够相互变化，比如螟蛉变成果嬴，蜣螂变成蝉，水蛆变成蚊子，就是这样。至于鱼类能变成其他种类，没有见过。这是第一个证据。《尔雅翼》说：“善于游泳而喜欢跳跃”，蝻也善于跳跃，这是第二个证据。事物虽然相互变化，大体上蜕去外壳就形成了，所以大多相似。如果蝗虫的形状，极其类似虾的身体，它的头部，它的纹理脉络肉味，它的卵的形状味道，没有不相似的，这是第三个证据。又比如蚕变成蛾，蛾的卵又变成蚕。《太平御览》说：“丰收之年蝗虫变成知子，知子也变成蝗虫。”这是第四个证据。有各种白色的而壳柔软的，在夏初产卵；红色的而壳坚硬的，在夏末产卵。所以蝻和蝗虫的产生，也有早晚不同。长江以南大多有大水而没有蝗虫，湖泊沼泽积水，水草生长在那里。南方的水草，农家多用来肥田。即使不这样，而湖水常常满溢，水草常在水中，卵附着在水上就又变成虾罢了。北方的湖泊满溢就四处泛滥，水草随着水上涨。等到水干涸，水草留在岸边，卵附着在水草间，既然得不到水，春夏闷热潮湿，趁着湿热之气变成蝗蝻，形势就是这样。所以知道蝗虫生于卵而成为蝗虫，是因为水草的积聚。

译一、考察古人治理蝗灾的方法，史籍记载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的姚崇；最严厉的，是宋代的宋熙。姚崇的传记说：“开元三年，山东发生大蝗灾，百姓祭祀且跪拜，坐着看蝗虫吃庄稼，不敢捕捉。姚崇上奏说：‘《诗经》说：拿着那些害虫，交给烈火焚烧。’汉光武帝的诏书说：‘努力顺应时势，督促桑田农事，除去那些螟虫和害虫。’这是除蝗的诏书。蝗虫怕人，容易驱赶。而且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自救自己的土地，一定不害怕勤劳。请求在夜里设置火堆，在旁边焚烧并掩埋，这样才能除尽。古代有讨伐蝗虫不能取胜的，只是人们不听从命令罢了。”于是派出御史作为捕蝗使，分路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书说：“消除天灾，应当靠德行。从前刘聪除蝗没有成功，害处反而更严重。”姚崇写信开导他，于是放手捕捉，得到蝗虫十四万石。当时议论的人喧哗，皇帝怀疑，再次问姚崇。姚崇回答说：“从前魏朝山东发生蝗灾，稍微忍耐不除，以至于人吃人。后秦有蝗灾，草木都吃光了，牛马甚至互相吃毛。现在飞蝗到处充满，加上繁殖迅速。况且河南河北，家家没有积蓄，一旦收成不好就会流离失所，安危系于此。而且讨伐蝗虫不能除尽，不除难道比留着留下祸患更好吗？”皇帝认为他是对的。黄门监卢怀慎说：“凡是天灾，怎么能用人力控制呢？况且杀蝗虫太多，一定违背和气，希望您考虑。”姚崇说：“从前楚王吞下蚂蟥而病愈，叔敖斩断蛇而福气降临。现在蝗虫幸好可以驱赶，如果放纵它们，粮食将吃尽，百姓怎么办？杀虫救人，祸害归于我姚崇，不连累您。”蝗灾终于平息。宋熙下令：各种蝗虫刚出生，如果飞落，地主邻居隐藏不说的，保甲不实时上报，扑打清除的，各杖打一百。允许人告发当职官员，接到报告不受理以及受理而不立即亲自扑打清除，或者扑打清除未尽却妄报尽净的，各加二等处罚。各种官府荒田牧地，经过飞蝗停留的地方，现在佐官应当差派人挖掘虫子，取不干净因而导致次年再次发生的，杖打一百。各种蝗虫发生飞落以及遗留虫子而扑打挖掘不尽导致再次发生的，地主、耆老、保甲各杖打一百。各种发放捕取虫蝗的粮食而克扣的，按吏人、乡书手揽纳税受乞财物的法律论处。各种系工人因扑打挖掘虫蝗乞取人户财物的，按重录工人因职务受乞的法律论处。各种令佐遇到虫蝗发生，虽然已经差出而没有离开本职范围的，如果因为虫蝗论罪，都在任内依法处理。又诏令因穿掘打扑损坏苗种的，免除其税，仍然估价由官府给地主钱数，不超过一顷。此外还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粟米交换蝗虫。晋天福七年，命令百姓捕蝗一斗，用粟米一斗偿还，这类就是。二是吃蝗虫。唐贞元元年夏，蝗灾，百姓蒸蝗晒干，扬去翅膀脚而吃。臣谨按：蝗虫之灾，不捕捉就不会停止。倪若水、卢怀慎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忍心对蝗虫，却忍心百姓饿死吗？为百姓抵御灾害，正是符合经义，又有什么违背经义、背离道义的呢？修德修刑，道理不相辅助。敌国盗贼，比作蝗灾，都是百姓的祸害，难道说修德可以消除一切吗？攘除捕治的方法废弃而不做了。宋熙的命令：刚出生飞落，都应当申报扑打清除，取掘都有条章。现在官民所未闻见的，似乎应当依仿申严，定为功罪，著入律令。吃蝗虫的事，史籍所书不过二三。唐太宗吞蝗，认为代民受患，传述千古了。现在东省畿南用作常食，登上盘碟。臣曾在天津治田，适逢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都将烹食。城市之内，用来互相馈赠，也有煮熟晒干在市场上卖的，则几文钱可换一斗，吃食。我家囤积作为冬储，质地味道与干粮无异。那些早晚吃不饱，常吃这个的，也至今无恙。而同时所见，山陕之民还迷惑于祭拜，以伤害触犯为戒，说可以食用就再次骇然，大概妄信流传，说戾气所化，因此疑神疑鬼，甘受戕害。东省、畿南既然明知虫子一物，在水中为蜢，在陆为蝗，即使终年吃蝗与吃其他无异，不再疑虑了。

一、水草，既然去除了附着在水草上的虫子，就可以没有生发了。如果虫子在地上，明年春夏得到水土之气，未免再次生发，那么必须临时捕治。其方法有三种：其一，臣见湖旁居民说，蝗虫刚生时最容易扑治。隔夜变异，便成蝻子，散漫跳跃，势头不可遏制了。方法应当命令居民里老时常察视，只要看见土脉坟起，便即报官，集合众人扑灭。此时着手省力功倍。其二，已成蝻子跳跃行动，就必须开沟打捕。其方法看蝻子将要到的地方，预先挖掘长沟，深广各二尺，沟中相距一丈左右，就作一个坑，以便埋掩。多集合人众，不论老弱，都要趋赴，沿沟摆列，或持棍棒或持扑打器具，或持锹锸，每 fifty 人用一人鸣锣。其后蝻子听到金声，努力跳跃，或作或止，渐渐让它们靠近沟，临沟即大声击打不止，蝻子惊入沟中，势如注水。众人各致力，扫的自扫，扑的自扑，埋的自埋，直到沟坑都满为止。前村如此，后村复然，一县如此，他县复然，应当净尽了。如果蝗如

译豆子还很小，尚不可食用；长到一寸以上，燕齐地区的百姓，就用畚箕盛装、用布袋包裹，背负着带回家，煮熟晒干作为食物。第三种情况，蝗虫振动翅膀能够飞翔，一旦飞起便遮天蔽日，又能渡水，人力扑打治理不及，就观察它们降落的地方，召集众人，各自用绳网兜取，装入布袋储存，官府用粮食交换。大抵是一石粮食换一石蝗虫，杀死后埋掉。然而关于用粮食交换蝗虫，有一种说法，先代儒者曾说，救济荒年没有比靠近灾民更重要的。假如乡民离开县城几十里，背着蝗虫去换米，一来一回，就要两天了。臣所见蝗虫猖獗时，遮天蔽日，一旦落在田间，广阔数里，厚达数尺，行走两三天才能走完。此时蝗虫极易获得，官府的粮食有多少，竟然让人往返奔波在路上呢？如果用金钱靠近灾民来交换，随收随给，即使只用几文钱换一石蝗虫，百姓也还会鼓励去做。有人说派遣官员下乡，随行人员难免会侵吞里正和百姓的财物，不可不警惕。臣认为不是这样。此时为民除害，连皮肤头发都可以舍弃，如果还率领他人侵吞百姓，还能称为官员吗？佐贰官这样做，主官在哪里？主官这样做，院道长官在哪里？不借此机会惩戒一人以警示百人，反而因噎废食，那么还有什么官职不可废除，什么事不可停止呢？况且一个郡县，难道缺乏义士吗？无论是绅士还是武官，读书人和义民，选择其中善良的人，没有不可任用的，而且有自愿捐资的人，何必一定是官员呢？至于发放粮食，则根据获得蝗虫的难易程度来区别对待，不需要预先规定。

译治理蝗灾之后，铲除蝗卵的方法，就是熙令中采取的挖掘虫子之法。《元史·食货志》也说：“每年十月，命令州县正官一人，视察境内有蝗虫遗留虫卵的地方，多方设法将其清除。”臣按：蝗虫产卵，必定选择坚硬黑色的土壤和高亢的地方，用尾部插入土中，产卵深度不超过一寸，仍留有孔窍，而且同批产的卵同时孵化飞出，吃食下面的卵，必定是同一时间、同一地势，像蜂巢一样，容易寻找。一只蝗虫所产的卵有十余个，形状像豆粒，中间只有白汁，逐渐充实，因而分成颗粒，一粒中就有细小的卵百余颗，有人说一只蝗虫一生只产九十九个卵，这是不对的。夏季产的卵容易孵化，八天内遇到雨水就会腐烂毁坏，否则到十八天就会孵化出蝗虫了。冬季产的卵难以孵化，要等到春天才孵化出蝻，所以遇到腊月积雪和春雨就会腐烂毁坏而不能孵化，也并非能钻入地下千尺。这种虫卵繁衍，一石可以增加到千石，所以冬季挖掘清除尤为紧急的事务，况且农闲时节，可以从容搜索。官府即用几石粮食交换一石虫卵，还不足以吝惜。只是获取虫卵有难易之分，给予粮食应当有等级差别，况且考虑到他们冒着严寒，尤其应该厚加给赏，使百姓乐于从事这项工作就可以了。臣按：以上各项事务，都必须集合众人的力量，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一县、一郡，都不能独自完成，即使百件事中有一件失败，也足以导致事情败坏。唐开元四年夏五月，皇帝下诏委派使者详细考察州县官员的勤勉与懒惰情况，各自上报姓名，因此连年蝗灾没有导致大饥荒，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臣所以说主持工作在各巡抚按察使，勤勉办事在各郡县，尽力执行在各郡县的百姓，可惜北方空旷之地，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每逢灾时，蝗群如云，荒地如海，集合佃户，犹如晨星，竭尽全力讨伐清除，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徒然令人伤心惨目罢了。从前蝗灾来到常州，几天就消灭干净，虽然是因为官员勤勉，也是因为民众众多，由此思考，就更加见到平均民众（合理调配人力）是不可停止的。陈龙正说：“蝗虫可以和野菜一起食用，见于范仲淹的奏疏。”又晒干了可以代替米粮，尽力捕捉，既除去了祸害，又辅助了食物，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然而西北人肯吃，东南人不肯吃，也是因为水网地区遭受蝗灾的时候少，不习惯见闻，所以如此。崇祯辛巳年，嘉兴湖州旱蝗，乡民捕捉蝗虫喂养鸭子，鸭子极易肥大，又山里人畜不能买食物，试着用蝗虫喂养，起初重二十斤，十天肥大到五十多斤，可见世间物性，适宜鸟兽吃的，人吃未必适宜。如果人可以吃，鸟兽没有反过来不可以吃的道理，蝗虫可以喂鸭子并不奇怪，推而广之，恐怕不止于此，特意表而出之。

条陈捕蝗酌归简易疏，乾隆二十五年

副都御史窦光鼐

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观承，看到了通州等地捕蝗的失误，命令司道商议设立护田夫，想要使官民两便，旗民一体，心意确实善良。而其立法有绝对不可行的，有可行但未能实行的，臣谨逐条分析陈述。他的提议说：“三家出一名夫役，十名设一名夫头，百夫立一名牌头，每年二月开始，七月底结束，命令各村按日轮流检查。”臣谨按册计算，大兴、宛平两县共应出夫役七千五六百名。这几千人，如果尽力检查，而且历时半年之久，势必荒废本业，不知衣食从何获取。现在各州县捕蝗大约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的五六天，多的十余天，酌情给予钱米，百姓还认为艰难。如果每县之中，让数千人空腹在野外，积累半年，臣知道这必定不能做到。况且田地各有主人，耕作之余，检查自然方便，舍弃种植户而责成他人，劳而无益。如果海滨河淀偏远地区，与寻常村庄同样设立，又恐怕推诿误事，这是不可行之一。又他的提议说：“护田夫免除门差，牌头并免除大差。”臣私下考察，旗庄本无地方杂差可免，百姓又不能全部免除。册造护田夫也是这些人，轮派杂差也是这些人。免差既属空话，检查哪有实力？而簿书查造，胥吏或许借机谋利，这是不可行之二。况且他的提议三家出一名夫役，计算百户之村出夫役三十名，五十户之村出夫役十余名。”用来检查则嫌人多，用来扑捕又嫌人少。如果拨出一千名，必定合并数十个村，远的不能立即到达，而本村近处反而有多余的人，例派不及。臣每次遇到飞蝗停落，目击心怵，命令就近加拨夫役，才逐渐集合。如果依照三家的例子，可捕之时人夫无几，等到数十里外带着粮食到达，而蝗虫远扬已过半了，这是不可行之三。况且他的提议说：“百姓劳苦病于远拨，又说官府费用忧虑贵雇。”其名曰护田，想要不伤害田禾。现在依照他的例子出夫役，则近村的夫役只有此数，近的不足用，必定用远的来补充，而百姓的劳苦如故；远的不能等待，必定出于贵雇，而官府的费用依然。况且远来当差的人常不肯尽力而为，远地代捕又不甚爱惜田禾。极力饬禁时犹不免，因此旗民均以为病，不愿捕蝗，这是不可行之四。至于他的提议说：旗民一体设立护田夫，检查则轮查，拨派则均拨，

译确实有过合并土地、共同守望的提议。但既然这种方法不可行，那么所谓的“护田夫”，也就只是一个空名罢了。平时既不能轮流巡查，临时又怎么能平均调拨人力呢？况且司道官员最初的提议说：旗人不归地方官管辖，恐怕呼应不灵敏，奏请朝廷明文规定，大家才知道敬畏遵守。这说明旗人庄园难以统一管理的困难，之前的司道官员早就议论到了。而前任总督没有上奏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确信可行，只是暂且答应众人的请求，试着推行罢了。后来知道果然不可行，却还保留着这个名目，是因为“护田”的说法，在临时派拨人力时比较方便。然而飞蝗停落的时候，愚昧的百姓没有见识，大都认为呼喊驱赶容易，扑打捕捉困难，这也不仅仅是旗人佃户如此。而平民百姓可以用法律约束，旗人佃户难以强迫，旗人庄园的主人也不曾知晓。这个提议既然无法明确申明约束，而地方官员向庄园管事征调人力，往往称为“借用”，出不出人力都可以自由决定，这种做法不统一，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是我所说可行但未能实行的原因。我通过捕蝗工作察知其中的利弊，私下认为，去掉那些烦扰的法令，只取旗民一体捕蝗这一条，并申明就近村庄多召集人力，定为法令，这样就有护田的利益而没有其害处。这是我之前上奏的本意。既然已经蒙受圣旨批准，那么那些未能实行的现在就已经实行了。而总督却把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提议作为定例，那么我所说的四种不可行的情况，确实担心以后再次被当作先例，导致执行时反而造成更大的延误和错误。我不揣冒昧，谨就二十五年原议酌情简化，并将查捕时所见的情形，酌情拟定几条捕蝗事宜，附列在后面。

译一、征调捕蝗的民夫，不必预先设定名额数量，以免增添烦扰，只需查清保甲册籍，编造村庄户口，临时酌情调拨使用；旗人居住的村庄，则由理事同知查造清册，交给州县留存备查。

一、捕蝗必须使用本村及邻近地区的人，才能发挥实效。此后凡是本村及相邻村庄在五里以内的，按户出夫，不论人口多少，名额只酌情保留留守瞭望、供应饮食的人即可。五里以外的，每户酌情出一名民夫；十里以外的，两户酌情出一名民夫；十五里以外的，仍照旧例，三户出一名民夫。均实行轮流替换。如果村庄稠密的地方，五里以外都可以少调拨；如果村庄稀少，二十里内外也可以多调拨。至于城市中无户籍可查的闲散人员，由地方官临时酌情雇佣添用。

一、牌头，每县不过数十名，因此要增加设置。大村酌情设置二至四名不等，中村酌情设置一名，小村则二至三个村酌情设置一名，免除他们的杂役差事，以便率领查捕民夫。

一、各村的田野，命令乡地、牌头劝率各田户自行查捕。如果是海滨、河淀等辽阔遥远之地，则命令各州县自行酌情设置数名护田夫。向来有以米交换蝗卵的例子，如果一升蝗卵给三升米，那么人们就会尽力搜刨。

一、凡是蝗蝻在乡地滋生，一方面向官府报告，牌头就率领本村居民齐集扑捕。如果本村人手不够，就自行纠集附近相邻村庄的居民协助捕杀。如果能够及时扑灭，地方官酌情给予奖赏。如果包庇隐瞒，一经查出，就将田户与牌头、乡地一并治罪。如果附近村庄的民夫仍不够用，地方官酌情调拨较远村庄的民夫轮流协助捕杀。如果虫灾蔓延波及数个村庄，则各村的人在本村扑捕，各自从附近村庄调拨民夫协助救济，依次及远，仍照例会同营汛兵丁，由干练官员督率妥办，这样捕灭迅速，而田禾也不致受损。

一、外村调拨的民夫，仍照旧例，每名每天给米一仓升，或大钱十五文。那些奋勇出力的人，酌情给予优厚奖赏。如果是遥远之地，须调拨远方民夫的，加倍给予米钱。

一、捕蝗器具，没有比条拍更好的。它的制法是用皮编成直条，或者用麻绳代替皮也可以。山东人称之为“挂打子”，最为顺手。顺天府各属向来没有这种东西，应当发下式样，让他们平时预先制作，以便应用。其次是旧鞋底，各属多用，但常常不齐全，应当预先普遍通知。如果有用木棍、小树枝等物敷衍塞责的，就将乡地、牌头一并追究惩处。

一、蝗蝻适宜开沟围逼，加土掩埋；蝗虫翅膀刚长出，还未能飞，也可以围捕。等到长成之后，则适宜横排民夫，尾随追捕。如果在黎明露水未干时歼除，尤其容易。如果在庄稼地里，则适宜边赶边捕，不得合围喊叫逼迫，致使蝗虫惊飞，而且容易损伤田禾。

一、收买飞蝗的方法，向来都使用。主要是因为乌合之众，不给钱不肯出力。其实拾取收贮，给价往返，掩埋都费工夫，所以用夫多而收效较慢。只有施用于老幼妇女以及搜捕零星蝗虫的时候才好。如果本村近邻，有能力护田，用精壮的人，拿着顺手的器具，当蝗虫密集时，直接向前追捕，比起收买，一人可以抵数人之用。所以用夫少而成功多，而且蝗虫腐烂在地里能长出苗麦，比粪壤还好。

出土的蝗蝻，责成佃户搜除。此令发布于乾隆二十五年。

陈宏谋

蝗蝻损伤田禾，危害极大，官员捕蝗不力，参劾处分非常严厉。江南捕蝗的条规，前任巡抚早已刊行。前年本部院下令设厂收买蝗蝻，招示穷民搜挖，按升给钱，防患于未然，事半功倍，也已见效。只是土地宽广，蝗蝻在土中，土膏冻结，难以识别，搜挖不能保证找到，穷民不太踊跃，今年报买很少。近日地气和暖，蝗蝻出土，形如蝼蚁，刚能萌动，尚未跳跃，所生的地面不过分厘，仅如席片大小，此时扑除，仍易灭绝。只因地主佃户认为长成之后跳跃到别处，未必都吃自己的苗，又担心起夫扑打践踏田苗，所以既不扑打，也不报官。等到乡保闻知，报官率领民夫远来扑打，蝗蝻已能跳跃，蔓延宽广，难以迅速消灭了。查捕蝗原为保全田禾，对业主佃户更关切重要，清除害苗的虫，原是农工的本务。如果田主责成佃户，各自在所耕地内留心搜查，一经出土，立即扑除，用力甚易，除患更早。今年湖河水涨，淹没滩地荒地，不无遗留的虫孽，正宜责成本户及早践踏清除，以免逐渐蔓延。仰该司即便移行文道府州县文武官弁，一方面出示通行晓谕，一方面传齐乡保，谕令逐户传达给田主佃户等人搜查，并令预备搜挖扑捕器具，趁着农闲之时，各自在自种地内仔细搜掘。如果挖出土中蝗蝻，仍令交地方官照例给价收买。如果蝗孽已经出土，则责成田主佃户立即扑除。如不扑除，听其蔓延，报经官府查

译追究蝗虫起源于何处，立即责罚佃户，仍处罚田主出人力扑打捕捉，务必彻底清除干净，违者一并责罚田主。那些未耕未种的荒地，原本没有佃户专门负责，属于业主、河堤或官地，责成汛官督率汛兵、堡夫搜捕，如果任由蝗虫跳跃蔓延，责罚兵夫，并参劾汛官。至于上年如有飞蝗遗留，所生的遗孽多在坚硬山岭或芦苇沼泽岸边，人迹罕至之处，既没有业主，也没有专管官员，只责成附近乡保四处巡察，有挖出土中的蝗蝻，也准许给钱收买。一旦有出土的蝗蝻，一方面起用民夫扑打，一方面上报官府督捕，如果不报不捕，听任其跳跃滋长蔓延，查出后一并严处。该道的府、州、县及营汛各员弁，都需留心切实督查，不得玩忽职守，否则一并从严追究。所拟告示，务必简明，使人人知晓，不得含糊冗长、奉行故套。此后民间仍有不知责成业主佃户捕杀蝗蝻的，只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译关于防备荒年的议论

陈庭经

历来救荒的好办法很多，但有的畅通有的阻塞，一定要看当地的地形；有的有利有的有害，一定要看当时的时机；有的能实行有的不能实行，一定要看执行的人。〇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筹划应对灾荒的策略，一定要先筹划预防灾荒的策略。预防灾荒的策略，没有比兴修水利和建立义仓更重要的了，其次是设置寨堡，再次是其他措施。大禹治水有三个步骤：首先疏导水流以消除水患，于是引导江河流入大海；接着蓄水以兴办水利，于是汇聚水流形成沼泽；最后又利用这些水来播种，于是疏通田间沟渠直到江河。所以人们称赞他尽力于沟渠水利。沟渠水利的方法，就是《周礼》中遂人的方法。现在江南的水利，也有符合遂人方法的。三江的两岸，每隔十里或五里，就有纵向的浦。纵浦，是江的支流。纵浦的两岸，每隔三里或二里，就有横向的塘。横塘，又是浦的支流。塘的两岸又有港，港的两岸又有沟渠。而在所有江、浦、泾、塘之上，没有不修筑堤岸的。万人之地有川，就是三江。川上的道路，就是江岸。千人之地有浍，就是纵浦。浍上的道路，就是浦岸。百人之地有洫，就是横塘。洫上的道路，就是塘岸。十人之地有沟，就是港。港上的田界，就是港岸。夫间之地有遂，就是沟渠。遂上的小路，就是田埂和圩堤。这就是遂人的方法。查考《禹贡》中扬州地区所称的“田地等级为上中”，而至今都成为肥沃富饶之地，是因为得到了水的便利。用堰来蓄水，用坝来阻挡，用堤来约束，用圩来护卫，用闸来按时启闭。水势大时有办法疏导横溢的溃水，水退去时有办法灌溉高处的旱田，所以雨水多时不泛滥，干旱时不枯竭，田地有秋收，财赋居天下首位。然而东南水多却不能完全得到水利，西南水少却常常难免水害，为什么呢？是因为沟渠没有修治的缘故。因此，沟渠的制度，没有地方不适合，而西北地区尤其迫切。考察西北各郡县，有的支流经过，有的山涧泉水流出，都可以引来灌溉成田，以削弱水势。那些最低洼的淀泊，都可以留下来蓄水；稍高一些的淀泊，都可以像南方人那样修筑圩田。水利兴修起来，水害也就消除了。大体上天下的形势，靠近山的地方在于开辟泉源、疏导急流，靠近河的地方在于开凿渠道、引导水流。至于高山平原水利难以到达的地方，在于多开池塘水库，多凿井来供给灌溉，因地制宜：有的疏通使其通畅，有的停蓄使其汇聚，有的清洗使其流畅，有的阻挡使其回旋，不限定方圆，不规定多少，不拘泥于曲直横斜，根据地势来顺势引导，根据古法来变通应用，总以水的蓄积和排泄为标准，旱涝灾害就都可以应对了。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而每年的收入不多，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兴修水利，将会变得像东南一样富饶肥沃，这是第一大利益。东南转运一石粮食，费用高达数石，古人说西北有一石的收成，东南就节省数石的赋税，这是第二大利益。河南防备黄河堤岸，湖广防备长江堤岸，南直隶、浙江防备海堤，如果有沟渠来容纳洪水，涨水时不担心冲决，堤岸抢修每年的费用逐渐可以裁减，这是第三大利益。军政中最重要的是屯田，沟渠畅通便利，荒地开垦都可以耕种，因此招募开垦屯田，不耗费军饷而兵额充足，这是第四大利益。邪教兴起，多由游民引起，百姓都从事于田间耕作，风俗自然安定，这是第五大利益。沟渠纵横交错，战马不能跨越，足以作为阻遏坚固的屏障，这是第六大利益。由此推论，难道还会担心像尧时洪水、汤时大旱那样的灾害吗？

虽然如此，义仓的制度，不可以不建立。古时候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仓人储藏粮食，遗人堆积物资，都是预先做好准备，作为散发救济的地方。所以朱熹设立社仓，用来保护富人、安定穷人，与王安石的青苗法不同。这个制度非常完善，后世实行它，有被挪用的弊端，有利于豪强专断，而惠及不到穷苦百姓，有利息而在歉收年份，本金难以偿还，这不是立法的弊端，而是执行者的弊端。这个方法在于每个乡劝谕建立，有的一个乡自建一个仓，有的几个乡共建一个仓。乡绅老人愿意资助的，不规定固定数额，以救济他们的施舍。豪富不肯资助的，看他应该出的数目，加重惩罚。登记官府户口，有账册记录出入，有专人掌管开闭，有时令规定散发领取，有标准量器，有格式。次年春夏，推陈出新，根据子女多少贷给农民，利息加收两成。小荒年则贷给穷人，减少利息，一定要经过公众商议斟酌实行。大荒年则全部捐出赈济穷人，一定要统计众人平均分配。即使有公事急需，也不能轻易挪用导致耗散。如果有豪强强行购买，不能宽容放纵以引起纷争。日月积累，年年清除，百姓就没有大饥荒的祸患了。〇官府为百姓谋划，不如百姓自己谋划。所以依靠百姓而不依靠官府，那么吏胥就没有机会滋生弊端。城市专门用来防备，不如乡村多处防备。所以储存在乡村而不储存在城市，那么散发和收敛可以随时进行。这个方法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虽然如此，寨堡的制度，又不可以不设立。《周礼》救荒的政策，防备盗贼排在最后；后世防备荒年的策略，防备盗贼排在最先。义仓设置在乡村，没有城墙可以依靠，如果有劫夺骚扰，那么义仓的粮食就会消耗殆尽，断难重新聚集。因此，巩固守御的措施，正不可

译这确实是个小问题。过去北方居民，常常修缮堡垒居住，依靠高楼作为坚固的依托。十里五里的地方，三户五户的村落，都合并成团居住，互相保卫。内部防线既已巩固，外患便不能侵犯，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大体上，村镇有墙和护城河，就像州县有城池一样。挖掘护城河的方法，一要深，使不容易填平；二要宽，使不容易跨越；三要暗，使不容易渡过。护城河内挖出的土，就可以用来筑墙。地势宜险要，地基宜坚实，墙体宜厚实。墙和护城河之外，用栅栏门来关闭，用角楼来瞭望，用高台来远望，用吊桥来开启和拉拽。无事时便努力耕作劳作，有事时便关门防守。至于其中清查户口，则由保甲制度专门负责；督促率领工程，则与水利事务相同。这种修筑和疏浚，可以巩固人口繁衍，可以保护粮食积蓄，可以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来困住敌人，所谓一举而众善备者也。这都是防备荒年的大要。然而愚昧的人可以乐于享受现成的成果，却难以谋划开始。这个建议一出，必定有人反对。一是嘲笑它迂腐迟缓，却不知道成就大事的人必定不能追求眼前的功效；二是担心费用太大，却不知道有大利益的人必定不能吝惜小费用；三是畏惧麻烦困难，却不知道天下没有难成的事，只怕没有担当事务的人。作为上级官员，与其焦虑于征收赋税无处着手，罪责罢黜即将降临，何不召集父老乡亲在事前谋划？作为富户，与其叹息于租税无法缴纳，寇盗日益猖獗，何不消除鄙陋吝啬之心而谋求长远之策？作为平民百姓，与其指望清理场地无望，借贷无门，辗转流离，最终落入牢狱或沟壑，何不竭尽筋力于挖掘搬运，忍受疲劳于乡里之间呢？这三方面应当讲究的道理，显而易见。至于禁止远地卖粮，禁止游民，教导人们去别处，预先购粮，教导多蓄养牲畜，分别种植，根据时势和地点而善加利用，则取决于具体的人了。良好的方法已经具备，可以依照执行。

译关于酌情筹划平粜、定量安抚极贫百姓的奏疏

林则徐

西安、同州、凤翔、干州等府州所属地区，今年夏秋遭遇旱灾，收成微薄，臣已将咸宁等厅州县应缴纳的银两、粮食、米谷，酌情请求分别缓征。奏请蒙恩允准，已有案可查。只是此次受旱地区，冬小麦大多未播种，即便已经播种出土的，也因长期没有下雪，未能稳固扎根，关系到来年的生计，难免人心惶恐。所以臣先前已经奏明，初步打算酌情办理平粜。查西安等四府州所属地区现存常平仓粮，共计一百一十余万石。向来因为长期储存在仓库中，担心导致霉烂，所以有推陈出新、存七成出三成的惯例，每年冬春酌情出借，秋后收纳还仓。如今遭遇这年成歉收，据各属禀报请求，推广章程，不限存七成出三成的数额，多借给百姓，以期民众有粮食依靠。但臣仔细核查情况，私下认为出借的惯例，只适宜在常年实行，若是歉收之年，则须将出借改为平粜，对贫民才有实际救济。因为陕西全省常年出借，只选择向来有固定产业、秋后有粮食收入的人家，让他们春借秋还。若是随时买粮吃的贫民，则担心他们无力偿还，不肯轻易借给，这是历来办理的情况。现在正值年成歉收、粮价高昂，这类歉收之年的贫民，正担忧粮食昂贵，急需为他们调剂，不应反而将储备的粮食借给向来有固定产业的人。然而如果直接借给贫民，又担心有借无还，徒然导致积累为民欠。所以与其照旧例出借，不如照惯例平粜更为适宜。只是平粜有应当严防的弊端，也有应当变通的章程。如条例所载，奸商、牙人零星购买囤积牟利，本应按例治罪，但在购买之后治罪，哪里如在购买之前杜绝得好。臣与司道官员仔细商议，正值编查保甲之时，即责令地方官员统一将户口确切查明，分类注册。凡是应当准许平粜的贫户，核查其家庭人口多少，填发印单一纸，令其凭单买粮。每次准许将五天的粮食一并买回，随即在单上盖印，仍交该户收执作为下次买粮的凭证。仍分别各乡按日均匀平粜，周而复始，这样办理，可以避免拥挤的担忧，而囤积牟利之徒，也不能企图混入冒领了。其章程中应当变通的，如平粜有额度，减价有数额，固然应当以示限制。又平粜的钱文，应由州县兑换成银两先解送司道存库，随后发买补还，也属于层层稽核的方法，但办理时若过于拘泥，恐怕吏胥反而得以借机作奸。查地方官员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如果核查州县本不可信，即不可令其办理荒政。如果确实可信，则既然委派其经手平粜，就应责成其一手买还，无论粮食多少、价格增减，能发能收，以原额仓粮颗粒无亏为止，仍不必层层请示，以及一解一还，徒劳往返，反而滋生弊端。况且该州县如果确实能管理得当，则起初平粜所得钱款，还可以携带到别处粮价便宜的地区，再次购买，辗转转运，所救济的更多。这样仓粮只能供一次平粜之需，而转运更能收数次平粜之益。其关键归结于选择合适的人妥办而已。至于此外极穷的百姓，以及老幼废疾之人，即使减价平粜，他们也无力买粮吃，他们颠沛流离困苦，尤其值得怜悯。国家经费有常，怎敢贸然提议赈济，只有由官府收养，以免饥民死于路途。现在西省安城收养的已有三四千人，市面都清静。各属也令一体酌情办理，并劝勉有力之家量力出钱米，各自救济各村，使受助者见到实情，施助者见到恩德，那么体恤贫民就是保护富人，而地方也借此获得安宁，以期仰副圣主关怀穷苦百姓的至意。

详细陈述苏省连年荒歉、地方凋敝情形的附片。道光十三年。

林则徐

江苏连年灾荒歉收，民情困顿异常，盼望丰收的心情，人人急切。今年夏天气候正常，满望能得一个丰收，稍补从前积欠。然而自六月间，江湖水位暴涨，沿江各县业已被灾。那时苏松等属棉花水稻尚青，还指望用江南的盈余弥补江北的不足。本省漕赋在江北仅占十分之一，而江南占十分之九，所以苏松等属秋收关系尤其重大。只是所种的都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谷才开始扬花，偏偏遇到风雨阴寒，于是大多开花而不结实，但大概还不失为中等收成。等到九月后，仍然晴天少雨天多，白天雾气迷蒙，夜晚霜威寒重，虽然已经结成颗粒，仅得半浆。乡间农民传说暗荒，臣还不相信。于立冬前后，亲自坐小船秘密前往各处察看，见一穗所结大多属于空壳半浆的禾稻，变成焦黑，实在先前所不及料。然而还盼望天晴，或许可以收晒上砻。不意十月以来，大雨不止，迅雷闪电，昼夜数次。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臣率领属官虔诚礼祷，恐惧加深。虽然中间偶尔见晴，但阳光微弱，不敌连旬盛雨。在田未割的稻难免被淹，即便已割的想晒也无从下手，也多发芽霉烂。乡民烘焙勉强试砻，但米粒已酥，上砻即碎，因此业户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前

译因为恭敬地奉到谕旨，要求新漕粮提前赶办，当时便恭敬地遵命严厉命令各下属官员，勒令他们先具结限期，将哪一天开仓、哪一天征收兑运、哪一天起运，都登记在限结之内，并声明如果有逾期，甘愿接受参劾查办的字样呈送上来；如果不具结限期，就以才力不胜任为由，立即参劾撤职，不让他们贪恋官位而贻误公事。各下属官员都具结遵照办理。然而赋税是从租税中产生的，租税没有收纳，赋税从哪里来？在这情形屡次变化的时候，实在深感焦灼。

又加上各下属地区的沙地只适宜种植木棉，男女靠织纺为生的人占十分之五六。连续几年棉花歉收导致停工，生计艰难。今年早开的棉花已经被风吹落，而晚开的棉花结铃还旺盛，如果得到晴朗温暖的天气，还可以挽救于既倒。却因为雨雾风霜，青色的棉苞被雾气打落，估计收成只有一二分。小民没有资金纺织，停机坐吃，而且节气已经交冬至，即使赶紧种麦，还担心过时。又加上雨雪接连不断，至今没有停止，田地都积水难以耕种，春花接济没有资金，民情更加窘迫。这是在臣奏报秋灾以后，歉收景象日益严重的情形。

地方规定秋灾不出九月，不许妄报，原本是为了遵守定例。然而正值连续阴雨苦雨，人心难免惶恐，外县城乡不无抢掠滋事的事情。臣命令委派文武大员分头弹压，现在已经安静。除了宝山乡民因为补报歉收拥挤到县衙一案，另折奏明严拿提审外，其余情节较轻、按例不应奏报的，也应当随案按例惩处，以遏制刁风。只是根据续报的歉收情形，勘明属实，不得不按照续被灾伤的条例，酌情请求缓征。

正在起草奏折准备上奏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恭敬地奉到上谕：“近来江苏等省，几乎每年都要缓征，每年都要赈济。国家经费有常，哪里容许把展缓这种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并奉谕旨：“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把国家大计作为急务，是国家徒有加惠的名声，而百姓没有受惠的实惠，无非是官吏私自中饱私囊，大吏只知道博取声誉等因。”钦此钦遵，臣跪着诵读之下，惊惧惭愧惶恐，无法用言语形容。

伏念臣厚蒙恩遇，重任封疆，而且居住在这财赋最繁盛的地方，却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风甘雨，导致地方屡次有偏灾。深知经费有常，却不得不为赈恤蠲缓的请求，抚心自省，无时不汗流浃背、羞愧满面。却蒙皇上不加严谴，训诫周详，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当如何感愧。臣受恩深重，怎敢自昧天良？如果避怨沽名，不把国家大计作为急务，那么怎么仰对君父？就是天地所不容。臣虽然愚笨，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

就像上年臣到江苏之后，秋收只有六分有余，而苏松等四府一州在征收兑运新漕之外，还带运十一年留漕二十万石，合计米粒将近一百八十万，是历来所未有的多。原因是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筹办。辛卯年的地丁，督同藩司陈銮催提严紧，也在奏销前全部完纳，已经专折奏蒙圣鉴在案。私下认为尽职之道，原本以国家大计为最先，而国家大计与民生实在相互维系。朝廷的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所以下恤民生，正是为了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啊。

译今年江湖水位暴涨，是由于贵州、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省的大水汇入长江所致。那些堤坝溃决、淹没农田的地方，原本不止上元等六个县，臣所抚恤的，只是列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言。仰赖皇上的天恩，批准发放口粮，受灾百姓感激之情深入骨髓。后来经过官员和士绅捐款资助，抚臣随即再次上奏请求不再动用国库资金，将已发放给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征五个县的银两留下来作为办理赈灾的费用。其中丹徒一县的捐款已有五万余两，足以满足赈济需要，应当将先前发放的银两收回省库。凡是这些可以稍微节省的地方，都不敢轻易花费国库银两，只有在受灾较重且难以迅速筹集物资的地区，才不得不酌情发放例行的赈济。臣等另外上奏请求拨付的十三万两银子，仅分发给十二个县卫的军民，虽然地方广阔、人口众多，也只能通过挪移节省来调度。除此之外无非是倡导劝捐，希望随时接济。只是连年屡次劝捐，即使是绅士富户，实际上也是力竭难继。查道光三年大灾时，全省捐款达到一百九十五万余两，到道光十一年灾情与前次相当，仅能捐到一百四十六万余两，其余各年的捐款数额更少。此时民间匮乏，劝谕更加困难，然而面对等待救济的灾民，不得不勉强筹措推解。臣与总督率领司道等官员，各自先捐出俸禄倡导，希望官员、士绅和富户受到感动而乐于施舍。这些情况，都是众人共知的。不肖的州县如果冒领赈灾款项，地方的刁顽生员和劣等监生，岂肯不揭发他们？而绅士富户，又怎肯听从劝谕捐款助赈？再说如果连续三年受灾反而自己捐出俸禄，似乎也没有这样愚笨拙劣的州县。至于延缓征收的措施，只能缓解眼前的困境，日后仍需征收，不像蠲免的款项担心被侵吞，州县对于钱粮漕税，没有不愿意征收而愿意延缓的。如果不得已而请求一年又一年延缓，那么地方凋敝的情形，早已难以逃脱圣上的明察。然而臣起初也没有料到凋敝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漕务濒临崩溃，时刻令人担忧，臣不得不将现在的实情向皇上秘密陈述大概。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的地区，绵延仅五百余里，每年征收的地丁漕项正税和耗羡额定银两二百数十万两，漕粮正税和耗羡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另外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比较浙江省征收的粮食多出一倍，比较江西省则多出三倍，比较湖广地区甚至多出十倍以上。在米价低廉的年份，一百八九十万石米，折合银两五百数十万两。如果米价高昂，则暗中增加一二百万两，而人们不觉察。有一百石米，就有一石的耗费，逐层推算，无非是百姓的血汗。民间终年勤劳，每亩收成，除了完纳钱粮漕税外，丰年也不过仅剩余几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每年没有丰收，十一年又遭遇大水，民力愈发拮据，因此近年漕粮拖欠最多。州县买米垫付完纳，留下串票等待征收，称为漕尾，这就是亏空的一个方面。曾经臣详细奏报，然而其势已不可禁止了。

臣去年冬天督办漕务，将新旧漕粮一并交予漕帮。后来因为震泽县张亭衢办理漕务迟误，上奏参劾革职审讯，而漕米仍然设法起运，不容许短缺，都是因为正供紧要，不敢放宽。今年秋粮收成约略不如去年，现在又接连受损，发芽霉烂。询问老农说，现在即使能立即放晴赶晒，糟朽的谷物与上年相比，每亩已少收五六斗。仅以苏州一府额定田地六百万亩计算，就已经少米三百余万石。加上四府一州短缺的米，有不堪设想的情况。民间积欠已久，积蓄本来极空虚。正当秋收之时，粮价一天比一天高昂，确实是从来所未见的。明年青黄不接时，不知会怎样。小民口粮无着，却想强迫他们完纳，即使追呼拷打，法令也有穷尽的时候。以前漕船临开时缺米的州县，尚能购买补凑，近来更是累上加累，借贷无门。今年冬天的情形不但没有垫米的银两，更恐怕没有可买的米。往昔苏松的繁富，由于百货流通，移多补少，尚能补救。近年以来，不独江苏屡遭歉收，即使邻近各省偏灾，布匹丝绸销售日益减少，经营资本的人既无利可谋，出卖劳力的人遂无工可做。所以此次虽然勘不成灾，其实困苦的情形竟与全灾无异。臣只有一面多劝捐资，妥善安抚，一面督同道府州县将漕务设法筹划办理，总不让他们借口拖延。但本年已请求延缓征收的地方，尚不过十分中的一分有余。此外常镇等地也已纷纷陆续禀报，臣审核其情形，略轻的无不先行驳斥责成。但天时如此，日后情形如何，臣实在不能预料。白天见到阴霾之象，自省过失；夜晚听到风雨之声，难以安枕。并与总督陶澍书信往来于捐赈办漕等事，艰难中图谋简易，反复商筹，纸墨之间，声泪俱下。从此即使能放晴，歉收之象尚不至于更加严重；如果不然，臣只有再行据实奏闻，仰求训示遵行。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实情难瞒众人耳目。臣如果掩饰过错，无可以告发之人

译我们圣明的君主慈爱百姓，恩泽不断，正担心有一个人得不到照顾，因此考察核查务必广泛。只是民间困苦接连不断，尚非言语所能完全表达。今年的漕运事务，自然必须极力督促办理。但看这景象，时时担心会引发事端。至于京城仓库的储备情况，臣原本未能深入了解。倘若全面筹划，有可以暂时减轻民力负担的地方，总求恩惠出自上天，多宽缓一分催逼，就多培养一分元气。天心与圣心相应，必定见到祥和普遍覆盖，屡次庆祝安宁和睦，长久使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达到丰裕。

译覆奏查办灾赈情形疏

林则徐

我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上谕：据给事中金应麟上奏说，积蓄储备的好处无穷无尽，而补救措施的好处有限。遭受灾害的地方，穷苦百姓最为痛苦，而豪强恶棍最为强悍；富裕人家最为忧虑，而衙门吏卒最为高兴。有将粮食掺杂糠秕、短缺升斗以私自饱囊的，有摊派累及商人、压迫商铺令其资助的，有将乡绅家丁混入佃户名册企图冒领赈粮的，有将本衙门贴写、皂役列入名册借机影射牟利的，有将已故之人虚报名目乞求入册分肥的，有将纸张、饭食、车马等费用摊派给保正作为捐款的，有将经纪、贸易人员当作饥民代为支领赈粮的。甚至将已经报荒、水退后不准耕种的土地，等待州县官员实地勘察，称之为“指荒地亩”。百姓逐渐逃亡，而奸诈狡猾之徒却以灾荒为获利之计，赈粮到手后，还跟随众人呼喊闹事，本境赈济完毕，随即改居其他县邑。米船过境时设卡截留，当铺未开时邀人爬抢，生员监生把持局面，妇女喧哗吵闹，种种恶习不可胜数。州县官员稍加惩处，吏卒便串通地方恶棍在公堂上哄闹侮辱。上司担心生出事端，便将其撤职，于是相沿成风，名册交给粮吏，银米委托给劣等生员。今年已经赈济，明年依然如此，真正的饥民毫无实惠。加上疲沓狡猾的州县官员克扣赈粮以弥补亏空，危害国家、祸害百姓，尤其令人痛恨。从前乾隆、嘉庆年间冒领赈灾的案件，没有不依法严惩的。如今十多年来，各省督抚没有参劾到这一点的，难道现在的州县官员胜过前人吗？总因为各上司害怕揭发，所以虽然弊端丛生，终究不破案，实在是近来的痼疾。此后各督抚府尹务必激发天良，尽力革除积习。在丰收地区积存的谷物，不准仅留下例价；在歉收地区查访各种弊端，不得稍有姑息宽容。如果不能实心实意认真查办，再有前述弊端经朕派员查出，或另有访闻，定当从严惩处，绝不宽贷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深切挂念民生，恩泽务必下达到底，惟恐一人不得实惠，务必期望所有弊端彻底清除。臣跪读再三，无比钦佩敬畏。

查考灾赈的弊端，难以尽数列举，而导致弊端的原因不止一端，舞弊的人也不止一类。但如果统称为弊端而不分别推求，那么即使极力剔除，终究恐怕情况隔膜不明。就像该给事中所列举的各种弊端，有在地方恶棍身上的，有在生员监生身上的，有在吏卒身上的，甚至有在州县官员身上的。臣请求分条陈述。

地方恶棍的弊端，在于强悍泼辣。如该给事中所称的呼喊闹事、截留米粮爬抢等情况，都是实有的事情，但这还是浅显的表现。其凶恶的情形，在于强行索要赈票，不允许委员挨家挨户核查户口，如果不顺从他们的欲望，就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坏轿子，甚至将委员拥进空屋，锁上房门，以此作为要求必定得逞的手段，并主使村庄妇女百般凌辱，尤为不可理喻。对于殷实富裕的人家，则倚仗人多闯入家门，称为“坐食”，又称为“并家”，统称为“吃大户”，公然散发传单纠集约定，助势分赃，不仅设立“灾头”，还有“管赈”、“包厨”等名目。如道光十一年奏办的陆长树、王玉淋等案，都是地方恶棍中的极端分子，屡次经过严厉抓捕和痛惩。近来虽然稍微知道收敛，但恶习终究没有完全清除。值此灾荒歉收频繁发生之时，只有宽严兼施，随时惩处。如果将此项视为办理灾荒的弊端，那么弊端在民而不在官。因为这种凶徒，不但州县官员视之如仇敌，吏卒更是畏之如猛虎，似乎没有敢与他们串通的道理。

生员监生的弊端，在于包揽。平时无事，惯于撰写灾荒呈文，一遇到晴雨失调，就约集多人到官府呈报。如果经过有司驳斥，就夸大民间疾苦的大题目，联名上控。等到听说查赈，就各自写下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有能力弹压局面，只要满足他们的欲望，就可以无事，否则挟制官吏，揭发控告不休。京控的案件，往往由这类人造成。

吏卒的弊端，在于名册。在开始报荒时，就制作灾形图册，详细记载区图斗斛，称为“注荒”。等到发放赈济时，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等，处处需要费用。吏卒便借灾费为名，在查荒时索钱卖单，在查赈时名义上入册，先借口赔偿垫付，而暗中实现其侵吞欺诈。这类人或者愚弄本官，或者买通委员，或者勾结生员监生，尚且都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曾经惩办有案。如果说他们串通地方恶棍，那么彼此判若两途，拒绝他们唯恐不严厉，躲避他们唯恐不远，未必会引他们接近以自取累赘。

这三种舞弊之人，欺诈手段万端，不胜枚举，尚不止于该给事中所陈述的。然而关键总在州县，州县廉洁则人不敢用利益引诱，州县严厉则人不敢触犯法律，州县勤勉而且明察则人不能施展奸计。所忧虑的是赈灾的地区，难得有许多良吏。诚如圣谕所说，难道现在的州县官员胜过前人？这就是臣深思本源而必定以考察官吏为最紧迫的原因。幸赖我皇上澄清官场，首先以清廉为重。近来江苏州县，虽然其才干未必果然胜过前人，但办理灾荒一事，确实是清明的赈济，不能再有侵吞冒领的事情。

译这并非一定是因为那些人都清廉，而是确实存在不得不清廉的形势。〇发放赈济，总以核查户口为第一要义。例如道光十一年，江苏灾情严重且范围广，当时总督陶澍与升任巡抚的程祖洛先后奏定灾赈章程，极力革除积弊，责令委员必须亲自填写每户信息，必须当面发放赈票，查完一户就在其门首用油灰书写标记，查完一村就将户口榜文张贴在交通要道，使人人共同听闻、共同看见。等到查过几个村子，汇总统计人口数量，清折先由委员申报给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给管辖的州县。这是赈济的关键所在。〇在票上加盖委员的官衔姓名，使查验赈票时就能知道是哪位委员查办的。这样，委员查报之后，如果地方官想要增加一户人口，而印票、底册、榜文、清折这四项总对不上，即使想作弊也势不能为。至于地方官稽查委员，只需携带册籍下乡抽查，如果发现只有册籍没有赈票，有赈票没有榜文，或者赈票、榜文与册籍不符，就立即将委员弹劾揭发。又有各级上司层层复查，如果地方官和委员串通包庇，有弊不揭发而被查出，一并参劾治罪。那些委员、吏役的薪水、纸张、饭食都由督抚、司道捐出俸禄优厚供给，以免他们因赔累而杜绝勒索。当时地方官和委员都颇为谨慎地遵守规定。又蒙我皇上体念民间疾苦，钦派大臣朱士彦、白镕前来督办，一时官吏更加震恐肃然，生员、监生、地痞等也懂得收敛积弊，从而变得清明。道路上传言都称之为“清赈”。此后查办灾务，就以此作为定章。

译臣又曾恳切地发文晓谕各下属，指出地方官办理人命、盗窃案件时，如果有故意刑讯致死的情况，就要抵偿性命，但这也不过是涉及一个人、一件事。如果办理赈灾时侵吞赈款，那就是直接向千万濒临死亡的百姓夺取口粮，加速他们的死亡，即使侥幸逃脱法律制裁，天理也必定不能容忍。江苏以前有山阳县王伸汉冒领赈款的案件，知府、知县都陷入重罪，高级官员也受到严厉谴责，我尤其时常将其作为鲜明的警戒，听到的人无不双腿战栗。现在平心而论，像王伸汉那样贪婪残忍，不仅现在的州县官不至于如此，几十年来也是极少听闻的。而且查核王伸汉案卷，山阳一县所领赈银多达九万九千余两，如今十二个县卫赈银总共申请拨给十三万两。值此连年灾荒歉收，饥民众多，因为经费有限，不得不极力筹划节省，一再削减，几乎如同杯水车薪。即使有贪官，也已经杜绝了他们虚报冒领的空间，况且除了例行的赈济外，还有捐输协济，不用担心没有依靠。如果有司将赈银据为己有，反而让百姓出钱捐输，那必定被众人切齿痛恨，一天也不能相安无事，哪里肯听从他的劝谕？而刁钻的生员、劣等的监生，虎视眈眈，如果州县官稍有营私舞弊，他们就讹诈分肥，人人都能挟制他。纵然将所领赈银全部给那些讹诈之徒，还不足以填平他们的欲望深渊，怎么能还有余银入己？灾民嗷嗷待哺难道不担心激起事端？州县官即使不顾名声，断没有不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像这样受制于人，却对自己毫无利益的事，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肯做。而从督抚到道、府，都职责在于纠察灾赈这一重要事务，谁敢徇私包庇、姑息宽容？因此今天的州县官无从舞弊，既受法令限制，也是时势使然。该给事中所奏的，或许是过去的旧弊，而不是近来实情，并非核实后的真实情况。至于积存的粮食，原本是备荒的善政，只是近年连遭灾荒歉收，米价高涨，即使邻省也不是丰收之年。只是以往储存的例价不足以购买补充，又恐怕官府采购会导致民间米价更贵，仍应等到年成丰收后，粮价稍平，再命令各州县筹款购买归仓，作为有备无患的长远之计。总之在民生凋敝之际，治理这片土地的人无不棘手焦心，只怀着一片血诚，对上宣扬皇上的仁德，对下结取百姓的信任，其中的苦衷，不敢要求旁人谅解，所谓亲身接触之后才知道，亲自经历之后才知艰难。臣只有严格遵照圣上谕旨，核查更加严厉。不敢买弄恩惠以沽名钓誉，也不敢因噎废食。总使有司畏惧朝廷的法度，那么积弊去除而吏治清明；小民感念君上的恩德，那么元气培养而根本稳固。希望以此仰副我圣明君主考察官吏、安抚百姓，谆谆训诫的深切用意。

山西遭受灾荒，现在筹办情形的奏疏。光绪三年

山西巡抚曾国荃

臣于九月十五日据署理山西布政使河东道江人镜、按察使瑛棨、冀宁道王溥详细禀称：查山西山地多、土地贫瘠，向来缺乏积蓄，去年秋天收成原本歉薄，冬雪又稀少，入春以后，雨水失期，粮价昂贵，贫民挖食草根树皮，情形特别可怜。当时已经命令下属放出仓谷接济，并劝谕绅士富人捐资助赈，或者各自赈济各村，以敦厚仁爱恤孤的风气。向来省城每年从十月起到次年二月止，设立南北饭厂赈济贫民。今年人数众多，经费不足，经前任巡抚鲍源深率领司、道、府、县先后捐出俸禄，并劝谕绅商等人也都捐助，在省城南北两角各增添几座粥厂，委派官员日夜管理，每天领粥的贫民约三四千人，而听说有赈济回来的人络绎不绝。省城一处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截至六月初十日止，所有省城官绅捐资助购米的资金已经用尽。自六月十一日起，动用赈银接续办理，事毕报销。从春到夏没有下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其严重。春天奏请开仓赈济获准，命令下属查明极贫、次贫民户，核实发放。又蒙恩准划扣京饷二十万两，并援引天津捐赈的先例，劝谕绅富捐输，借资办理赈抚。又直隶总督李鸿章筹拨海防经费银十万两，已经派员领回。八月二十六日钦奉上谕：“本届起运江安漕粮，着截留四万石运解山西，以备赈急之需。”钦此，臣遵旨办理。随即准李鸿章咨文说江安漕粮已验收入仓，奏请提取来年江鄂新漕五万石等语。又复钦奉上谕：“前谕户部、李鸿章各拨银二十万两，以三成划归河南。现在该省也缺乏现粮，所有部拨的二十万两着全数解交山西，河南应分的六万两一并改由直隶二十万两中划拨，统作该省购粮之用。”钦此，咨行到司。仰见朝廷关怀灾区，恩泽充沛，臣民无不深深感激。查此次办理赈务，先前已派员分往奉天及归化城、包头等产米地区采买粮食，并委派官员分赴各州县会同地方官敦劝绅富尽力输纳，赶紧交纳，以济急需，一面在省城设局，由本司道悉心管理，刊发册式，命令下属遵照填写，以期稳妥迅速。因为日久无雨，禾苗日渐枯槁，又命令改种蒿麦杂粮。满以为雨水充沛，尚可稍

译依靠补救措施，无奈从夏季到秋季，各地禀报，每当阴云密布，随即被大风吹散，或者只下微雨，或者降雨量一二寸不等，天干地燥，烈日如火。补种的荞麦等杂粮出土后，仍然枯黄萎蔫，收成难以指望。现在根据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等七十六个厅州县先后禀报，秋季庄稼因旱灾和雹灾而成灾。到达布政使司后，立即派遣委员分头前往会同勘查，受灾程度，应当减免缓征的钱粮米豆，并查明应当救济的户口，需要多少物资，妥善商议后由所属府道详细咨文上报审核办理。

译本署司等查访得知，山西省地方所产的粮食原本就不够民间食用，向来依赖陕西省及省北一带商贩接济。今年陕西省遭遇荒旱，尚且前往湖北、河南等省买粮；省北地方也遭受旱灾成灾，导致粮价奇高。此时临近霜降节气，透雨未下，冬小麦难以播种。省城每银一两仅换八三钱，即一千三四百文，而一斗米需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换钱一千一百多文，元丝银则只换钱九百余文，一斗米需银二两有余。我私下认为，救荒首要在于粮食运输，今年灾区既广，持续时间又长。省南灾情严重，粮食缺乏，不仅无树皮草根可挖，而且无粮食可买，哀鸿遍野等待喂食，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惨状不可言喻。转眼进入冬季，饥寒交迫，眼看就要死于沟壑，窘迫的情形实在不是笔墨所能详尽叙述。急需广泛筹划粮食运输，以资助赈济安抚。已经奉命派委候补知府张鹏督率正职和佐职委员，前往直隶获鹿县设局转运粮食，一方面飞速催促各路买粮人员赶紧采购运输，又命令下属广泛招募商人采购米粮，源源不断接济，务必使粮食不缺乏。当地贫瘠灾情严重，情形迫不及待，地方先行酌情发放赈银，使灾民能早日沐浴皇恩，而免于失所。如能得雨有望种麦的地方，农民无力购买籽种的，也酌情拨银两，派委员解送，会同地方官查明核实散给。其余未尽事宜，我们只有仔细筹划禀报商议，稳妥迅速办理，多尽一分心力，或许就能多救一条人命。除被灾程度及蠲免缓征钱粮米豆各数目，等委员勘议报到后再行汇总详细请奏。如有续报被灾处所，归入详细报告灾情的案卷中汇总办理等情，会详请奏前来。我复核无异，任职山西边疆，理应循例轻车简从，亲自前往被旱异常之地周历踏勘。只是成灾的先后不同，报灾的早晚不一，而且我是四月下旬从山西东南驰抵省会，经过千有余里，当时景象已觉惨目伤心。此后一百多天未得透雨，日夜惊恐惶惑，不知如何是好，谨率领属吏一体认真筹办，不敢稍有疏忽。除各属被灾程度及应行赈恤事宜与户口名数，按例应恳请蠲免缓征钱粮米豆，等州县册报齐全，另折开单陈报，并进呈奏章具题。外所有晋省被旱成灾，已有七十二厅州县呈报院司，业经查勘程度，先将被灾处及现在筹办大概情形，理合循例据实详细具奏。

通筹豫省赈拟浚利源以备归疏，光绪四年。

袁保恒

我私下认为，我奉命帮办河南赈务后，当即把灾情广、民众多、需款浩繁据实沥陈，拟借各省存公款项及向商富借银两，统一指定在豫省开征后从地丁正项中提还。奉旨交由户部议准，命令河南巡抚督饬藩司通筹盘算，每年除本省河工兵饷及京饷协饷能匀出多少归还借项，奏明办理在案。查豫省田地赋税额定征收三百余万两，每年收入仅能到二百余万两，而京饷协饷拨解甚巨，库藏不足，在常年已难支持。今遭奇灾，照例缓征及奉特旨豁免后，进款更少。纵使蒙恩准将京饷协饷一律停解，除去本省用度所剩无几，总计通筹，非将京饷协饷停解十年不足以弥补因灾少收的正税，而清偿因赈多出的借项。审时度势，万万没有长久停解的道理，这是筹划归还之难。至于被灾以来，民困日甚一日，除流亡的不计外，仍有五六百万灾民，无论如何核实节省，非二三百万巨款不能救垂死之命，使获生存。为目前济急之计，非向外省商借别无它法。然而不能指定确切可恃、三二年可望的款项，则归还不能预先保证，恐怕地方长官踌躇而不敢轻易承诺，即使商富也观望而不能勉强听从。一有阻碍，期望皆成空，数百万生灵怎能以空话果其空腹？这又是筹划借贷之难。我仰承圣恩，赋予教化民众重任，只要心思智虑所及，怎敢不尽力筹划？自到豫以来，与代理巡抚李鹤年屡次上疏筹划并恳请逾格鸿施，俯如所请，不敢故意繁渎，只因为救荒如救焚拯溺，事不可以片刻拖延，也不可以旦夕匮乏。及今不救，稍缓时日，有不救不及救者。幸逢尧舜之主，若还瞻顾迟回，匿情不献，归怨于朝廷，不仅上愧对君父，而且内疚神明。这是我的一点点苦衷，不敢自安缄默，必求上天垂察。无奈国家经费有常，在部臣统筹全局，量入出，不能不慎重权衡。我易地而处，也当深谅其仰屋持筹之苦，日夜焦思审量再四，当此财力艰难，求对全局无碍而又对归还能见信者，惟有于川盐行楚暂缓截止并加抽盐厘备抵赈需，是为两全之至计。查楚岸行盐，四川与淮盐互争相持日久，迄无定局，徒让枭

译奸商趁机牟利，导致正税悬空无法征收。本想谋求双方利益，反而造成双方亏损。四川盐的成本本来就低，运费也节省，百姓又喜欢它色泽味道更佳，争相购买以便食用。利益所在，百姓自然趋之若鹜，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所以四川盐船接连不断直抵下游，官府无法禁止。众所周知，淮盐成本高昂，还要代为承担四川盐厘金，价格昂贵销售缓慢，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淮商无法恢复在楚岸的盐引，成为被指责的口实。盐既滞销，不仅代为承担的川厘金不足依靠，就连整个楚岸的淮盐税课最终也必然亏损，情势显而易见，办法应当尽早变通。臣愚以为，政令贵在顺应时势，难以强行调和。与其为淮商争取恢复楚岸盐引，不如在楚岸对川盐加重征收厘金，使川盐的资本成本超过淮商，以此作为逐渐恢复淮盐销售的余地。臣最近接到两江总督沈葆祯的来信，说川商获利是淮商的三倍。臣打算今后川盐进入楚地，除了按照旧例抽取厘金外，为预备赈灾额外加抽十文或八文，先以一年为期。如果川盐因此自行停止销售，那么淮盐纲纪立刻可以恢复；如果川盐依然畅销如故，就再试行一年，将加抽的厘金全部拨给河南省偿还借项。如果以后川盐仍然畅销，说明终究无法禁止，淮盐纲纪即使极力争取，也无益处，应当等到河南欠款还清后，就将加抽的厘金全部拨抵淮盐税课，定为常例。像这样变通办理，一方面可以平息两地的争端，一方面可以清理河南的积欠，并且可以从国家财政中为淮盐税课寻求补偿，最终没有亏损，京城及协饷也不会长期停发。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恳请圣明采纳，命令有关部门迅速议定施行。

译荒政全策

彭世昌

臣认为：荒政，是国家的仁政。有在荒年之前预先准备的，有在荒年之后进行补救的，全在于大小官吏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多方面筹划办理，才希望对民生有所裨益。然而，如果不广泛采集意见、多方咨询，确实形成成熟的见解，那么部署安排就难以期望周全妥当；况且如果不参照古代、斟酌当今，汇总为一部书册，那么查考时恐怕会因说法纷杂而困惑。因此，我不揣冒昧，谨遵我朝既定的法度，广泛采纳古今的说法，悉心融合荟萃，期望篇幅不繁杂，而纲目齐全，编纂成备荒事宜十四条，救荒事宜四十二条。另外抄录进呈，恭敬等候皇帝钦定，拟请命令下发各省，依照办理。不但已经发生荒灾的地区应当极力谋求补救，即使尚未成灾的地方，也应当事先预防。有备无患，本来就不只是为一时打算。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施行。谨奏

备荒事宜十四条

第一条叫做重视农事。自古以来治理政事，没有比充足粮食更优先的。充足粮食不外乎致力于农业。我朝深切念及，百姓依赖农业，重视农业，推崇粮食，屡次颁布谕旨。这确实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是万世百姓永远赖以生存的根本。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官员，凡是劝勉督促农业的方法，都应当切实奉行，并且购求区田法、代田法等耕作技术，以厚植民生。不得只做表面文章，这是备荒的第一要义。

第二条叫做勤于开垦。人口日益繁多，等待吃饭的人众多。过去所耕种的田地能够养活一千人的，现在用来养活一万人，或许担心不够供应了。想要寻求充足宽裕的办法，不如在各省空闲荒凉的地方，让百姓选择土地开垦。那些无力开垦的人，官府借贷给他们牛只和种子，并且不立即增加赋税，那么百姓有利可图而愿意前往的人就多。这样每年可以增加百万石粮食，而且没有人口过剩的忧患，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第三条叫做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用来资助蓄水和泄洪，防备旱灾和水灾，把歉收之年变为丰收之年的。各直省的高级官员应当命令查核各属地境内的地势形势，仔细筹划考虑，哪里可以疏通渠道，哪里可以修筑堤堰，哪里可以挖井开塘，或者劝勉百姓自行办理，或者动用公款办理，务必期望事情一定执行，那么效果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岂止是一时的利益呢。

第四条叫做紧急补种。古人说地方遇到水灾旱灾，种植一定不能按时节进行。就像先考察土地条件，如果水多，就急忙种植不忌水的作物；如果干旱很久，就急忙种植不怕旱的作物。失去那一种而得到这一种，还可以支撑一半收成。这确实是备荒的紧急措施。

第五条叫做储备杂粮。杂粮如豆类、荞麦、小麦、芋头、红薯等物，种类很多，不论南方、北方，都应当广泛储备。虽然各地气候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只要能随时普遍种植，多少必定有所收获，这足以用来接济，这是第一点。大致上南方人以稻谷为主粮，北方人以粟麦为主粮，除此之外往往不留意，一旦遇到歉收之年，就无法支撑，所以应当预先筹划。

第六条叫做治理菜园。百姓不能面有菜色，不能不兼治菜园。萝卜、莴苣、菠菜、冬瓜、葫芦之类，平时可以辅助饮食，荒年也足以充饥。方法是用几亩田地，用短墙环绕，或者用枳木篱笆界限。先种植长生韭菜二三十畦，其余种植时令蔬菜一二十种，只务求勤于灌溉。每种菜一亩，八口之家四季都可以取用供给。如果靠近城市，利益尤其加倍。

第七条叫做广泛植树。除了种植谷物之外，可以供食用、防备饥荒的，没有比树木更好的了。雍正二年，皇帝谕旨：“房屋旁边、田边以及荒山不可耕耘的地方，衡量土壤适宜性，种植树木。桑树柘树可以饲养蚕，枣子栗子可以辅助饮食，柏树桐树可以提供使用，即使是榛木楛木等杂木，也足以供烧火做饭。”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地方官员应当责成乡里长老，广泛劝勉晓喻，就适宜种植的树木，随处种植，不要视为不紧急的事务。

第八条叫做充裕仓储。积蓄储备，是天下的重大命脉。常平仓的制度，是很好的。此外如义仓、社仓等，都应当一律兴办。凡是设立粮仓，不论多少家、多少人，总以乡村附近联络紧密的，共同设立一个粮仓。如果乡村零散住户难以联络的，或者每个家族各设一个粮仓，或者一个家族中每个房支各设一个粮仓，都听其方便。如果建立义仓之初，仓廪尚未建立，或者神庙，或者公祠，或者殷实人家的仓屋有余的，暂时借来储存。一旦储存的粮食稍显充足，就可以另外自建粮仓。又招募粮食不拘泥于一种方法，总以没有强迫、没有假手他人（中饱私囊）为要。适宜在秋收成熟时，州县官员设立官印簿册，派遣几位绅士、耆老，转相劝勉晓喻，听任捐户自行登记姓名、粮食数量多少，各自量力而行，银两米粮都听其方便。捐出的人不要吝惜，劝募的人不要强迫。或者每年捐一次，或者几年捐一次，或者捐一次不再捐，都斟酌情况，随宜办理。捐粮既有确定数额，就向地方官员呈明立案。更有推广劝募的方法，如祝寿、开筵、酬神、演戏等事情，节省其浪费，捐入义仓，这是祝寿酬神的上等办法，也就是备荒的长远策略。又掌管收支，适宜选择老成殷实的人一人总管，再选择一二人逐年分管，仍然设立四柱清册，登记明晰，互相稽查，不经过官吏之手，州县官员核实转报而已。至于遇到歉收之年，就用本地所积存的粮食散给本地的人

译首先救济极度贫困者，其次是中等贫困者，至于家计稍能自给自足的人，不必发放救济，仍应根据年成的好坏，分别采取赈贷、赈粜、赈济等措施。又因积存的粮食尚未充足，不妨灵活变通处理，创立“质谷法”，允许在春耕刚开始时，听任农民以实物抵押以资助其生产，秋后加息归还，这对仓储有益，对百姓也方便。我的父亲大忻，在道光年间曾仿效此法，向宗族捐赠粮食一千多石，并建造了一座粮仓，挑选人员管理，如今实行几十年，积存的粮食颇为充裕，不仅本族没有匮乏的担忧，而且逐渐可以惠及远方了。至于日后粮食越积越多，用不完时，又应分出若干作为寡妇救济、育婴等善会的资金，以扩大善举，这也是计划中必须考虑到的。

译第一条是禁止种植罂粟。种植罂粟，对农田危害极大，律例禁令极为严厉。民间如果有仍然照旧种植的，应当从重议定罚则，以弥补乡社的荒废，并责成该族的族长、里长立即下令拔除，改种五谷。如果有顽固不遵的，由该族族长、里长禀报追究。〇少一分种罂粟的土地，就多一分产粮的土地，不能因为积习难除，而妨害百姓的粮食。

第二条是戒除奢侈浪费。谚语说：“富人家一席酒，穷人家半年粮。”这是说奢侈浪费的危害。不只是富人，即使家里没有多少存粮，往往也沾染这种习气，有效仿的人。这类人即使在丰年，也已不能供给；一旦遇到饥荒年份，立刻就会饿死。地方官应当恳切地发布劝谕：富人务必在丰年时考虑匮乏，节省无益的费用，用于有用的地方；穷人比富人更应量入为出，力求节约。这样各家各户才能丰衣足食，可以依靠而无后顾之忧。

第三条是酌情禁止远距离卖粮。禁止卖粮固然不是好政策，前人曾说，丰收的地方，人们仰屋叹息；荒歉的地方，人们顿足呼喊，这是对的。然而因为本地粮食充足，就任由四方大量买走，那么本地的粮食必然耗尽，贫民难免饿死，这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在有一个办法，凡是地方丰收以及旧存粮食足以支撑三年的，酌情留下两年的粮食自备，其余一年的粮食，任其远距离出售。如果贪图高价，任意多卖，导致本地粮食突然昂贵且耗尽的，准许人们举报，没收其粮食分存义仓。

第四条是预先筹划从外地买粮。凡事预则立，地方遇到水旱灾害，如果等到灾情形成之后才商议买粮，那么粮价必然暴涨，而且恐怕缓不济急。必须在灾象刚刚显露时，通盘计算：本地户口多少，现在仓粮多少，不足多少，预先在粮食多的地方买存，以应对不时之需，这也是备荒的先着。

第五条是安置游民。游民，是百姓中的祸患。平日游手好闲，生计无着，往往三五成群借端生事。一遇到饥荒，多成为盗贼。因此应当设法安置他们。或者劝他们学习杂艺，或者贷给他们资本，让他们谋求小生意；或者让他们充当闲杂役使，或者让他们看守庙宇，都是可以的。

第六条是保全富人。保食六条，最终在于安定富人。因为富人，是穷人的依靠。一个县有富人，那么这个县在紧急时刻可以依靠；一个乡有富人，那么这个乡在紧急时刻可以依靠。如果富人凋敝，穷人无所依靠，假如遇到灾荒歉收，更依靠什么呢？这在于贤能的官员，在无事时加意保护扶持，然后在有事时得以依靠他们的力量。比如平价卖粮、协助赈灾、施粥等举措就是如此。

救荒事宜四十二条

第一条是勘灾。勘灾务必亲自踏勘田亩，勘定灾情的轻重分数，如八九分、五六七分之等，轻重已经确定，将来核拨赈济及钱粮减免缓征等差别，就以此作为依据。但事变无定，有现勘得原本属于轻灾，等到十天半月之后，竟然变成重灾的，又不可不察。至于灾情有区别，认为应当特别派遣大员前往勘灾的，〇这是为了慎重对待灾伤，不派遣官员不足以专责成。又有认为派遣官员无益，而且多了一笔供应的烦扰，不如让地方官自行勘灾的，都不可执此为定论。我认为中等荒年，受灾只在一方一隅，那么仅让有司自行勘灾较为便利。如果遇到大荒年，赤地数千里，饥民数百万，那么必须特别派遣大员会同督抚办理，才可以期望有所救济。只是所到之处，必须自带资斧，轻车简从，然后才能不扰民。

第二条是报灾。隐瞒灾情的罪责无可推辞。即使已经上报，如果稍有迟延，可怜这些穷苦百姓，朝不保夕，还可以稍微等待片刻吗？地方官在踏勘之后，务必遵照例定限期详细上报上司，上司立即批准题奏。如果有迟报超过限期的，照例扣算月日议处。查乾隆六年上谕，各省报灾原本有定期，如果提前题报，便不合例。朕想按期题报，是指其根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作为督抚的察其端倪，早作规划，随时密奏，那么朕可以加倍修省，而人事也可以有所准备。如果拘泥成例，未免会延误时机。谨译“圣训”之意，即使依限题报，且恐怕延误时机，难道可以任意迟报吗？

第三条是停征。地方遇到水旱灾象已经形成，就应当一面停止征收，一面极力请求督抚具题请免。如果奉准减免，就刊刻誊黄，为百姓明白豁除。倘若不豁除，还蒙混私征，这是使实惠不能及民，而且加重流亡的痛苦。还能称为牧养百姓的官员吗？

第四条是审户。林希元荒政首先提到审户，难良因为户口不清，那么百弊从此而起。然而办理也有要点，应当仿照保甲之法，挨门逐户查验人口多少，从事什么生计，有无残疾及钱粮等项，编排确实。然后散赈之时，大口小口，极贫困次贫困，都可以按籍处分，无滥无遗，岂止是消除盗贼而已呢？惠士奇说厘户之法，应当仿照韩琦河北救荒政，而选择甲户中以资为官的，宪司礼请之属，以计口均户分为五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看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又受之粟，而属以亲至某乡，聚均给人，日一升，幼小半之，

译每日循环一次，终了又重新开始，直到麦子成熟为止。仍然划分出售粮食的地方和发放粮食的地方，让主管官员均衡管理，由有关部门总揽完成。这个方法也可以采用。

译第一条是开仓放粮。各省常平仓的粮食原本是为了防备荒年使用，当时正值大饥荒，地方官员应当申请开仓，以充裕百姓的口粮。那些设有义仓、社仓的地方，也命令一律开放。到了开仓的时候，或者拿出三成存留七成，或者拿出四成存留六成，或者全部出售或借贷，或者全部赈济，都根据灾情的轻重情况，随时办理，务必使实惠真正惠及百姓。

第二条是截留粮食。在大灾之年，仓粮不够用，除了停止解送本地的粮米外，如果有其他地方的官粮经过，不妨截留下来，一方面上报朝廷，一方面立即进行赈济。救饥荒如同救火，稍微迟缓片刻，恐怕就来不及了。朝廷深切挂念百姓疾苦，一定会允许这样做。去年山西、河南遭遇特大饥荒，经过各位大臣奏请，无不立刻施恩救济，甚至有不等奏请就施恩三到四次的，这确实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

第三条是挪借公款购粮。成千上万的人嗷嗷待哺，截留的粮食又用完了。这时候想赈济却没有米，想购买又没有银两。计策只有暂时挪借公款，选择诚实能干的人，急忙前往其他地方采办，循环周转以接济灾民。等到丰年设法补还，这也是权宜之计。

第四条是招引商贾。地方偶尔遭遇局部灾害，全靠各商贩运输米麦，源源不断地接济。谨按乾隆元年议定批准，命令督抚转告管理关务的各关卡，凡有米船过关，就询问该商人，如果前往受灾各县出售的，免除其纳税，发给印票，责令到达目的地时呈送地方官加盖印信，以便返回时核销。如果有免税米船偷运到别省，并没有到达受灾地方，先行出售的，将宽免的税款加倍追缴，仍按违禁条例治罪。这种鼓舞招徕商人的措施，真是到了极点！负有养育百姓责任的人，还应当早作打算啊！

第五条是不压制粮价。商贾云集，市场价格不期而平自然就会平稳。如果米价正大涨，强行命令压低价格，那么有积蓄的上层人家，既不肯出售，而商贩听说后，也害怕亏损而不来。所以古人有遇到饥荒提高米价而米反而变便宜的例子，他们的见识确实远远超过常人。但也必须审时度势。倘若我们提高米价而商贾还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但一时贩运未到，可怜那些贫民，哪里能承受得起这昂贵的米价呢？不如在产米地区，张贴提高米价的榜文以招引商人，而在本地价格，仍听任其自行涨跌，这样就没有弊端了。

第六条是禁止囤积居奇。收成歉薄，米价昂贵，店铺因此囤积居奇，富户因此观望牟取暴利，这是难免的。因此应当严格制定章程，店铺除了流通的粮食外，囤积在三百石以上，富户除了自家口粮外，存余在一百石以上的，允许他人举报。借粮赈饥，诬告者反坐其罪，那么囤积不卖的人有所畏惧而不敢这样做，又不会开启人们借机报复的端绪。

第七条是禁止强买。囤积不卖已有惩罚，而强买的人也应当严加管束。正值大饥荒，百姓容易生乱，强买虽然是出于索取食物的目的，但动乱之心已经萌发。如果不严加禁止，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从此就会抢劫掠夺，甚至掳掠杀害了。所以过去施行荒政的人，在通衢大道张贴榜文说：“强买者斩。”现在虽然怜悯他们情有可原，但立法有不可不严的地方。

第八条是禁止酿酒。酿酒以酒为业，耗费粮食巨大。然而平时允许其开烧，还说是为了增加赋税和商人利益。如果遇到特大饥荒之年，万口待哺，自然应当暂时请求停止，以充裕百姓的口粮。

第九条是开设捐纳。灾害过重，虽然朝廷屡次施恩，仍不够用。而且正赋已经免除，恐怕也没有公款可发。因此必须极力请求开设捐纳这一途径，不论输米、输银，或者半米半银，总期望对赈济事务有帮助。又必须减轻数额，推广章程，然后符合条例的人可以期望多且快，那么百万生灵得以保全的就不少了。

第十条是劝募捐款。人都有不忍之心，当地方大饥荒时，难道没有乐善好施的人吗？因此应当恳切劝勉他们量力捐输，以捐款数额的多寡分别给予奖励。如果有破格多捐，做别人难以做到的，就专案具题请旨，给予旌表奖励。劝募捐款也应当先出资以倡导，又劝募捐款应当先访求与殷实大户关系好的人，让他去劝募大户乐意捐助，这样就够了。倘若确实有积蓄而不乐意捐助，或者乐意捐助但数额极微小的，地方官才亲自前往劝募。前往必定以礼相待，循循善诱，用同乡互助的情谊开导，用暗中积德得报的说法打动，不可强行勒索。又有零捐的方法，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劝令各户每天捐钱，或四文六文，或捐四合两合，积少成多，也可以稍微资助赈济。数额少则人容易遵从，而办理很容易。其钱米或一天一收，都听其方便即可。又近来有塔捐图式，其方法是以京钱五千为一愿，或捐一愿，或捐几愿，以至十百千万愿，各随心力多少不拘。愿意捐的人将姓名捐款数额书写在塔图内，集腋成裘，也简便易行。

第十一条是请求协济。地方大饥荒，本地实在支绌，就不妨写信给邻省丰收的地方，借拨银米以资助协济救灾，这是邻邦古道。各省如果有盈余，断没有彼此疆界之理。现在皇上是否有命令各省协济的谕旨呢？

第十二条是规定期限。不论赈贷、赈施、赈银、�米，都应当提前出示传谕，确定在某月

译某日开仓赈济，不可错过期限，致使穷苦百姓徒劳往返。赈济发放的期限，确切地以五日或十日为限。〇如果每日发放一次则过于繁琐，如果一次性全部发放，又担心饥民拿到赈粮后，不懂得节省。有人建议，每十天发放一升一斗，官员承受不了劳苦，百姓也受不了病痛，不如根据路途远近、人口多少，每人发放两个月的粮食，让他们回家从事本业，这样可以不伤害生计。又有人建议，凡是城市，每五日发放一次；距离三十里以内的乡村，每十日发放一次；三十里以外的乡村，每半月发放一次。这在于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

译第一条是张榜公示。办理赈灾最忌讳马虎草率，各种弊端都由此产生。应当在赈济饥荒地区人口稠密、公众聚集的地方，张贴告示：写明领到的恩赐粮食有多少，截留的漕粮有多少，征收的捐输有多少，各省协济的有多少，发放出去的有多少，实际存留的有多少，一一公开说明，使大家共同看见、听见，互相监督考核。这样发放赈济的人就没有侵吞欺诈的担忧，领取赈济的人就可以避免冒领的弊端，这确实是好办法。

第二条是设立粥厂。凡是办理赈灾，必须设立粥厂。设立粥厂，必须选择本城及四乡位置适中的地方，使领取赈济的人路程大致相等。如果一乡设一个厂，距离仍然很远，就应当增设一两个厂，这样老弱之人就不难前往领取，遇到雨雪天气也不会受阻。如果能够男女分设粥厂，就更好了。

第三条是赈贷。稍微贫穷的人适合赈贷，也就是所谓的借用官仓粮食。然而也有本来不是贫户，通过攀附关系多借粮食，辗转转卖以图谋利益的人，不可不仔细查察。应当依照审查户口的办法，查明应当借贷的户口有多少，每天需要粮食多少，准许借给多少，核实办理。如果赈贷的粮食不够，或者自己拿出粮食，或者劝告富人拿出粮食接济，都应当推行实施。

第四条是赈粜。次等贫穷的人适合赈粜，也就是所谓的减价平粜。然而必须查实确实是贫民，才允许购买减价的米，仍然要规定限制，发给印票，凭票领取。如果是富人以及家计稍能自给自足的人，一概不允许购买。这样贫民就能得到实惠，而冒领滥购图利的弊端就可以避免了。有人说文彦博任益州知州时，减价粜米不限数量，怎么样？按说这必须依靠粮食充足才行，否则不如限制升斗的数量，还算是稳妥的办法。

第五条是赈济。至于极度贫穷的百姓，买米没有钱，借贷难以偿还，不赈济不足以保全他们的生命。或者赈济米，或者赈济钱，或者赈济粥，另外在后面分条说明。赈济不难于饥饿的人一定赈济，而难在赈济的人一定是饥饿的。赈济的人未必饥饿，那么饥饿的人未必能活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用有限的财物，应对无穷的冒领，一定不够用。明代高攀龙常有此议论，然而也没有其他妙法，仍然不外乎逐门逐户查核，务必使不饥饿的人不冒领，那么饥饿的人得到的恩惠就不会少了。

第六条是米赈。赈济的方法，没有比散米更好的了。前人论述得非常详细：“给谷则小民未必家家有碾米的器具，而且一升一斗地碾，一龠一合地碾，也受不了这种烦劳。散米则没有这种顾虑。”又因为小民得到米，可以和野菜一起吃，一天的赈济可以支撑两天，一个人的赈济可以供给两个人。这种方法不但可行于赈济，而且可行于赈粜。现在朝廷已经实行，有效验了。

第七条是钱赈。散米确实很好，倘若核算米石不够赈济，又应当酌情变通。或者先尽量用米，再用钱；或者钱米分配；或者全用钱代替，都没有不可以的。有人说赈银也有定数，何不直接用银代替？不知道银子质地坚硬厚重，毫厘难以分割，而且秤有轻重，成色有高下，容易滋生蒙混。况且贫民得到银子，又要换钱，辗转之间，损耗不少。如果用铜钱，就没有以前那些弊端。而且三五零钱，取用非常方便，也是好方法。

第八条是粥赈。关于粥赈，议论的人说粥里多搀和石灰，不是救人，而是杀人。又说强壮的人能喝到而不能轮到老弱残疾的人，近处的人能吃到而不能轮到荒村僻壤的人。又说聚集成千上万的饥民在一处，热气蒸腾容易染上瘟疫，众人聚集容易滋生奸盗。又说管事的人多克扣，百姓没有实际救济。这几点确实不能不担心，关键在于办理得人罢了。只要就近多设厂所，选择诚实的绅士负责钱粮赈济的事，不准吏胥经手。粥煮熟后必须先亲自品尝，放粥的时候专门设立两个人监理，一个在厂外，一个在厂内。敲锣一声，命令领取赈济的人像鱼一样依次进入，男人归一处，女人归一处。发放完毕敲锣两声，按人次第均匀发放。得到粥的就命令散去，不准停留。明天再这样，多准备苍艾叶等物，随时熏烧，并不时稽查饥民出入，告诫他们不得滋事。这样就没有各种弊端了。又张伯行有担粥法，每天粥一担，让人肩挑随处散给，粥完了就停止，明天再担。粥多则保全活命的人多，而且没有争抢救济的祸患。这个方法也极简便。又长期饥饿的人肠子干枯细弱，突然吃饱就会死。魏禧分次给粥的方法可以酌情采用。饥民到厂的，随其先后来，一个人坐一个位置，依次挨坐。已坐的人不许再起来，一行坐满又坐一行，面对面，背靠背，空出中间道路，可以让担粥的人行走。坐定后敲梆一声，高唱给第一次食物，让人依次轮流发放。有吃得快先吃完的人不得混入。一次发放完毕，敲梆两声，高唱给第二次食物，如前法，三次就停止。又陆世仪说长期饥饿的人不能吃干饭，即使是糜粥也不可多吃。因此想到施米汤法，早晚煮粥饭时稍微增加一勺米汤，煮沸后舀出几盏，盛在大瓮中，多多益善。明早用汤再煮，量入少许麦粉，使其成为稀粥，再用三四块水姜捣碎调和，各在门前施舍，或者一次，或者早晚两次，以汤用完为度。用来稍微滋润饥民的肠胃。

第九条是展赈。展赈，是圣朝仁爱有加、永无止境的表现。

译有的增加赈济的口粮，有的增设施粥的厂棚，有的延长救济的期限，本来已经很好了。那些孤苦无依、年老体弱而无法自食其力的人，尤其要格外优厚地加以抚恤；对于岁末严寒没有衣服的人，为他们提供棉袄；露宿街头没有房屋的人，为他们谋求栖身之所；生病的人，为他们提供药物和医生；病故的人，为他们准备棺木。这些方法良善，用意美好，凡是担任地方官的人，难道可以不切实地执行，妥善地管理吗？

译第一条是制止流民。饥荒接连发生，凭什么让百姓不轻易离开家乡，抛弃生计呢？地方官应当遵照嘉庆七年的谕旨，提前在各乡村张贴告示，告知百姓即将有赈济，让他们安静等待，不得远离。同时设立粥厂平价售粮，以安定民心。因为安抚已经流离失所的百姓，不如在百姓尚未流离之前就加以抚慰。那些饥民既然知道本地可以糊口，又怎么会乐意背井离乡呢？

第二条是安抚流民。至于那些本乡没有食物，不得不辗转迁徙到外地的百姓，到达的地方，地方官应当不分彼此，加倍抚恤，选择宽敞的寺院或空闲的房屋，分别安置，每处指定一人管理，稽查出入，官府按人口发放粮食，并严明纪律，不得借机滋事。其中有亲戚旧友可以依靠的，让他们投靠亲友；有身体健壮可以做工的，让他们去做工。

第三条是收养被遗弃的幼童。饥民将子女遗弃在路上，如果有愿意收养的人，要呈报官府。某日某地收得幼童几人，官府发给印票，日后孩子长大，任凭养主役使。如果有父母及亲属抱着孩子来认领的，收养人家酌情给些钱，立两份字据，听任他们自行约定限期何时领回，并注明如果病死或逃跑，与养主无关。一份由父母亲属收执，一份由收养人家保存。如果期限到了不领回，超过两年的，就由养主自行安排，仍要报官存档。如果无人收养，地方官就应当设立机构抚育，使孤儿免于饿死，这也是关爱幼小的意思。

第四条是禁止将良民买为贱民。遇到特大荒年，以至于卖儿卖女求生，悲惨到了极点。而娼优之家，竟然趁机借贷购买，仍让他们从事贱业，这应当紧急禁止。饥民走投无路，远走他乡，原本出于万不得已，而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难道不想办法保全他们吗？应当立即张贴告示晓谕，凡是乐户不得再购买良家子女，违犯者按律治罪。对于已经购买的，设法代为赎回，这才是仁人君子的用心。

第五条是禁止抢夺。饥民抢夺，仅限于食物，还可以说是得到了就能活，得不到就会死。如果抢夺的不只是食物，那么这种情形就难以宽恕了。如果一概纵容，势必会演变成盗窃抢劫，而向来从事盗窃抢劫的人，难保不会混入饥民中掠夺财物。因此应当不时查察，如果城乡之间有白天任意肆行抢夺的，就按律究办，惩一儆百，这也是荒政中不得已的措施。

第六条是资助回乡。按照旧例，春初耕种之时，有愿意回本乡的，就资助送他们回籍。但是资助送回的旧例，并非都有益处，有时反而滋生弊端。有已经离开又回来的，有离开东方却去了西方的。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成例，反而多有混冒虚耗，对灾民没有益处。因此乾隆二十八年上谕说：“流民家乡既然没有生计，四处外出做工，即使对照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的条例，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共同生存繁衍。又何必束缚驱赶，强迫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我认为与其资助送返而没有实际救济，不如延长赈济的期限，使百姓获得实惠更好。”然而法律贵在因时制宜，道理在于变通。所以光绪四年，皇上又有将各处饥民妥善资助遣送回籍的谕旨：“有时移民就食，有时移食就民，总以实惠及民为最终目的。”

第七条是发放种子。粮食是百姓的天，小民终年所依赖的，全在于及时耕种。饥荒之后，颗粒无存，纵然有田可耕，却没有粮食可种，坐误耕期，这种情况所在多有。地方官应当遵照历年谕旨，将州县所存的仓谷，酌情发放籽种，以供耕作；或者劝告富有力者，在本乡内借贷给百姓，等到秋收之时，允许他们加利息偿还。查考播种一石谷子，可收获新谷一二十石，借种的人虽然要付利息，仍然获利十倍，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八条是兴办工程。救荒的策略，没有比以工代赈更好的了。如开渠、筑堤、修缮城墙等事，酌情举行，让百姓通过做工获得报酬，作为糊口的生计。那些不能做工的老弱残疾者，仍然供给口粮。至于民间应当兴办的土木工程，也应当劝令及时修造，彼此都有益处。

第九条是清理积压案件。东海杀孝妇，大旱三年，地方发生大饥荒，难道不是因为冤狱未能伸张吗？如果不是这样，或者审理案件时任意积压，以致连累无辜，违背天和，就应当及时分别清理。除了罪行严重的，告诫狱卒不得凌虐，仍按期限讯问结案外，罪行稍轻的，或者让人取保，或者交人看守。如果审明是无干之人，立即释放，以消除戾气，招致和顺甘霖。

第十条是赎罪。除了罪大恶极者外，即使是重罪也允许纳粮赎罪。粮食，是饥民赖以生存的东西。犯人能够拿出大量粮食来救饥，这所损害的只是一人的性命，而所救活的却有百十人的性命，罪过足以相抵。朝廷收纳他的粮食来赈济饥荒，是因为千百人的性命而委屈保全一人的性命，法律也不算冤枉。权变之中含有常理，这哪里是汉代入粟赎罪所能同日而语的？即使永远定为法令也可以。其章程拟即参照《吕刑》酌情确定，每锾折合谷若干。

第十一条是放宽禁令。饥荒接连发生之时，流离失所的人遍布道路，竟然还有宴会享乐。那些搭台演戏的人，于心何安？《周礼》十二项荒政，聚集万民第九条是禁止音乐娱乐，

译注解说：“这是禁止演奏音乐。”这类行为自然应当严厉禁止。只是从事劳役工作的人，依靠此业谋生的非常多，如果一概禁止，岂不是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吗？从前范仲淹在杭州任职，正值年成严重歉收，他放任百姓竞相赛舟，在湖上摆设宴席，从春天到夏天，富人倾巢而出游玩，〇散发富人的多余钱财，来救济贫民，这是救灾时掌握权变之道的典范。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凡是灾年仍然像以前一样演戏设宴的，按天数让他们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赈济饥民，这种不禁止的禁止，似乎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山林川泽的资源，是流民可以赖以生存的，暂时应当放宽禁令。

译第一条是暂设质押。在大灾荒的年份，贫民有拿着衣物换粮食的，往往价值千钱的物品，只卖得一百文、十文不等，饥饿不能避免，又寒冷没有衣服，做饭没有锅了。这时地方官应当暂时挪用钱粮，听任百姓质押，等到秋后赎回，就可以补足亏空，并广泛劝勉富户各自出资本，开设当铺，允许他们获取利息。比如价值千钱的物品，酌情质押五六百文，贫民虽然加利息赎回，还不至于受大亏损，而富户也不无微薄利润。

第二条是选择人才。有治理的法度，尤其在于有治理的人才。人的贤良与否，不容易知道，总以平日的存心作为判断。官吏存心于爱护百姓，就是贤良的官吏；绅士存心于救济他人，就是贤良的绅士。官吏贤良，应当特意委任，以专一责成；绅士贤良，应当优厚礼遇延请，以资助理。这是最关键的举措。

第三条是访查考察。得到人才了，又必须不时访查吏胥有无克扣蒙混，户口有无遗漏重报，斗秤有无高低不平，米钱有无短少，办理是否得当，始终是否不懈怠。今天向东明天向西，循环周遍巡视，并时常将穷民艰苦的情状以及古来救人济人的报应故事与他们谈论，使他们各自触动恻隐之心，这最紧要。至于出访的时候，应当微服前往，出其不意，不要让人得以防备。

第四条是劝勉惩戒。访查考察之后，那么贤良与否自然显现，就可以施行劝勉惩戒了。管事的人果真是廉洁能干公正，切实奉行，对于官吏则分别奏请奖赏，对于绅士则分别给予奖励。如果有克扣侵吞等弊端，无论官绅，也随其轻重，或者给予严惩，或者令其罚谷，务必期望赏赐足以劝勉，惩罚足以警戒。

第五条是集思广益。谈论荒年政事的，从古到今，最为详备。《周礼》荒年政事十二条，聚集万民之外，宋代董煟《救荒全策》注解详见前篇。这都是留心荒年政事的人应当博采旁询，兼收并蓄，希望临事时确有把握，可以依次举行。

第六条是通达变通。大饥荒的时候，既然已经胸有成竹，不至于束手无策。然而如果拘泥于一种格式，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仍然无济于事。前人之所以必定告诫拘泥文辞。时势不同，有适宜于过去而不适宜于现在的，有适宜于此地而不适宜于彼地的。这必须随时立法，因地制宜，期望对灾民有益，荒年政事的能事就完备了。

恤民示 光绪十年

荆宜施道 于荫霖

现在天气亢旱，长久不下雨，北乡庄稼大受伤害，都是由于本道府率领下属无状，不能整肃吏治，向下体恤百姓艰难所致，现在颁布八条规定，以期为我们的百姓稍微缓解积郁，迅速解除倒悬之苦。此外应当施行的事宜还很多，有须查明及秘密命令办理的，并须访查捉拿重惩的，本道府也即将依次举行，不敢稍有懈怠，希望向上迎合天和，稍微缓解我们百姓的积困罢了。八条列在下面。

一、散牛价值一概宽免，牛只仍照旧轮流使用，违抗者指认告发捉拿办理。春天，观察委员到湖南买牛一千多只，散给四乡，约定挨户轮流使用，等到冬季摊交牛价。

一、土费限期，展延至十月二十日为止。为我们百姓大灾荒之后，力量不够，特此格外从宽体恤。

一、保正进局，局中书吏差役有苛索、见面礼、裁券费、看钱费和签差、汛差、清书、总书、脱职等各种费用名目，都严重违反法纪，立即一概禁革各种弊端，出示勒碑。

一、禁卒凌虐关卡禁止犯人，私自勒索规费，至有“快乐床椅”“私刑等各种名目，一概严令裁革，违抗者经犯人告发，立即将禁卒置于死地。铺堂站班、拦与打杵等各种费用，一概出示禁止。大班堂役、轿夫有勒索，准许被勒索的人无论道、府、县衙门鸣鼓喊冤。

一、南门外布行、粮米行搀和小钱，最使贫民困苦，并外来船只贩卖私钱，都违反例禁，均出示禁止。如果有指认告发姓名、查获私钱得到实据者，酌情给予赏赐。

一、屠宰耕牛，先前已经出示禁止。近来听说违禁私宰如故，命令汛员同绅士保正等严密查拿。捉获者有赏，受贿隐庇者与私宰者同罪。再，祈雨期内禁止屠宰。听说有勾结差役私卖等弊端，实属胆大玩忽，准许指认告发惩治。

一、娼馆之禁，就是差役索诈的地方。以后仿照十家牌之法，知情不举者连坐，告发属实者有赏。草市及各处娼馆，命令城内查衔委员并汛官，一律仿照禁止。

一、北关哨夫，敢收小船已免之税，等查明严办。如果再遇到索钱之事，就到关委员处喊告，必定给予重惩。

卷四十二 内政部十六 弭盗

治盗宜严责成疏 顺治十三年

工科给事中 姚延启

私下看见近日各处盗贼聚集，公然掠夺，郡县不敢申报，将置若罔闻。如晋中、清原、蒲州等处失事隐匿，如果不是抚按精明发觉，几乎把封疆大吏当作儿戏了。我皇上特别谕令刑部申饬隐瞒盗贼的命令，煌煌天语凛然如斧钺，诚恐近畿或许知道恐惧警惕，而远方不能保证没有怠慢玩忽。今日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