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理财部一　富国

译卷五十六 理财部一 富国

刘晏理财论

郭起元

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都不蓄养那些只知谈论利益的臣子。后世有主张通过流通天下的财富，来救济国家用度的，其中的利害关系各不相同。有的失误在于损害下层百姓以增益上层统治者，有的失误在于上下双方都受到损害，有的成功在于上下双方都获得利益，这些情况之间的等级差别极其悬殊。

考察汉武帝时代，因为用兵导致财政匮乏，桑弘羊于是创立了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制度，称之为均输。当时商人不再从事贸易，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导致天下大乱，这就是损害下层以增益上层的情况。

宋朝王安石用治理财政的理论误导宋神宗，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散发青苗钱，派遣几十批使者周游天下，搜求遗留的利益。最终导致民生困苦凋敝，宋朝国运中途断绝，这就是上下双方都受到损害的情况。

至于刘晏治理财政，则是上下双方都获得利益的情况。唐肃宗时期，刘晏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兼任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的转运租庸盐铁使。当时战乱之后，国内外粮食匮乏，京城一斗米价值一千文。刘晏所经过的地方，完全掌握了利弊产生的根源，运用他的谋略策划，转运漕粮输入京城，每年四十万石，因此关中地区依靠这个办法而没有遭受饥荒。

唐朝开宝年间，天下户口有一千万，至德年间之后因战乱残破，户口不满二百万。刘晏体察州县的灾害，不让百姓流离失所或死亡，人口于是日益繁衍。他曾说：“君主爱护百姓，不在于赏赐，应当让百姓在年成好时正常耕织，按时平定征收赋税，在荒年减免征收，并且根据情况的缓急来决定先后次序。”

他的方法是，各道巡院都招募脚力快的人，设置驿站相互呼应，四方货物的价格高低以及其他利害关系，即使距离很远，也不过几天就能知道，因此能够权衡万种货物的轻重，使天下没有特别昂贵或特别便宜的东西，而物价经常保持平稳。他所设置的各道使者，都谨慎地选拔台阁中的士人担任，依靠他们办理督促完成事务，所以能够建立功绩。他曾说：“士人有爵位俸禄，名声重于利益；吏员没有晋升荣耀，利益重于名声。检查稽核收支，全部委托给士人，吏员只负责执行文书罢了。”他所任用的人，即使在数千里之外，奉行教令也如同在眼前一样，不敢欺骗隐瞒。

每当州县发生荒歉，就计算官府盈余的储备，先下令减免各种赋税并借贷给百姓，百姓还没有陷入困境就得到了财物，这种补救措施才真正有效。他曾说：“善于治病的人，不让病情发展到危重衰竭；善于救灾的人，不让灾情发展到需要赈济的地步。赈济少则不足以救活百姓，赈济多则国库粮仓空虚而国家用度短缺，那么又要加重向百姓征收赋税了。”赈济过多，侥幸的吏员借此作奸犯科，强者得到的多，弱者得到的少，即使有刑法也不能禁止。

他又说，遭受灾害的地方，缺乏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财产本来还在。以低价卖出粮食，换取杂货，灾民得到了利益，又把货物转移到丰收的地方去收取价值，那么国家用度也不缺乏了。又大量拿出豆类和谷物，任凭他们贩卖运输，散入乡村。下等户力从事农业，不能前往市场的人，辗转相告波及，不需要教令去驱使他们。而其根本在于常平仓，丰收时高价收购，饥荒时低价出售。率领各州常储备米三百万斛，所以百事都可以没有忧虑了。

考察刘晏的运思精密，用法神速，有不是其他人所能赶上的。而他的言论，以救灾为主，深切地怀有体恤百姓之心，哪里是桑弘羊剥削百姓的说法呢？切合情理而不迂腐，有不是王安石所能窥见的。后世谈论理财的人，无不希望效法刘晏，而没有敢非议他的。是有原因的啊。

理财

易学实

宋朝臣子苏辙说：“所谓增加财富，不是去寻求财富而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富的事情罢了。种植禾苗，希望它长得粗壮；损害禾苗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去除，禾苗就不可能长得粗壮。放牧牲畜，希望它繁殖增多；损害牲畜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去除，牲畜就不可能繁殖增多。天下的财富，并非全部不足；百姓并非全部不响应公家的急难。士大夫遭受严酷的法律来惩罚他们，并非全部甘愿像过去那样顽固抗拒而陷入不可测的境地。实在是因为损害财富的事情日益增多且日益精巧，所以生产财富的人日益辛劳且日益笨拙。因为生产财富的人日益辛劳且日益笨拙，面对这些损害财富的事情日益增多且日益精巧，我担心即使想要生产财富也来不及生产了，也将想要征收财富却征收不够。百姓的生计怎能不紧迫，国家的用度怎能不匮乏呢？”

然而，对于当今损害财富的事情，究竟在哪里呢？一在于征收赋税不合时宜，一在于奸诈胥吏的中饱私囊，一在于杂项摊派的泛滥，一在于法令的繁杂，一在于贪官的酷烈，一在于本源的不清。

什么叫征收赋税不合时宜呢？上天产生财富有时节，人们出力有候期。春耕的事只在二十五天之内，可是泥土尚未解冻，催逼的呼声就在门前。按照代行的法律，夏税必须在八月，秋粮必须在十二月。现在却在新的蚕还未吐丝、新的田地还未播种的时候，催征为何太急刻？期限为何太紧迫？而弥补亏空又从何着手呢？

什么叫奸诈胥吏的中饱私囊呢？有一个图籍必有一个图籍的簿册承接，有一户必有一户的勾当管理。公家的赋税还未进入，私人的规矩先行了；正常的供给还未过半，旁边的费用超过了。问为什么拖欠的人最终拖欠？因为有抵赖欺骗的人。问可以拖欠的人并非拖欠？因为有推卸转移的术数。甚至到了赦免虽然出于朝廷的恩泽，却全部肥了他们的私囊。官员像老虎而吏员像鬼魅，老虎可以搏斗，而鬼魅的影象可以推测吗？

什么叫杂项摊派的泛滥呢？京城运输和留存的费用，条鞭法的规定都在，增加不得，减少不得。然而无奈军务兴起交错，使客往来，陆路需要夫役，水路索要船只。虽然干粮草料，动不动就说开销，却不知道朝廷

译朝廷虽然全部予以核销计算，但郡县仍然向民间摊派。至于供应帐幕、厨房、驿站以及各类衙门公物之类的费用，又是那些额外摊派中较小的一部分。因此，朝廷虽然说禁止私自摊派，而私自摊派已经公然行径；大官虽然说禁止杂项征收，而杂项征收反而更加严重。官员的车马进入境内，旗帜飘扬在郊外，官吏们欢笑而百姓一路痛哭。在百姓衣、食、财、力都被搜刮一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苦难呢？为什么说朝廷的法令如此繁琐呢？保甲制度本是古今良好的法令，为何却变成这样？保甲令一推行，乡里亭舍的财物就被搜刮殆尽。以兴修水利为爱护百姓，而县丞、县尉的贪婪欲望就集中在堤坝池塘上；以分发官盐为普惠大众，而百姓的苦难比盐政更深重。所以，兴办一项利益，不如消除一项祸害；多一道法令，不如减少一件事。这样小民才能享有谋生之余的闲暇日子。由此看来，贪婪残暴的官吏，是应当惩治的。近来把贪婪当作干练有为，把残暴当作风度风采，人人自我得意，处处形成风气。因此，奸猾胥吏的侵吞中饱，是贪婪残暴官吏分甘同味的结果；杂项摊派的泛滥横行，是贪婪残暴官吏渔猎敛财的手段；法令的繁琐，是贪婪残暴官吏牟取暴利的奇货。况且小臣以能否像抽丝剥茧那样搜刮钱财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大臣又以贿赂厚薄作为升降黜陟的依据。升降没有依据，赏罚不恰当，根本之地竟然如此错乱，又怎么能指望地方官能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勤于农耕畜牧，从而成就国家巨大的储备呢？唉！六大祸害不消除，却急于增加财富，即使有善于理财的人，又能怎么办呢？

译理财三策疏 乾隆十年

御史柴潮生

我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紧要事务，只有用人和理财这两件大事。用人方面，不过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罢了。理财方面，不过是使收入足以供给支出罢了。我们皇上晚食早起，四处寻求贤才，在用人方面，圣上心中自有权衡。只是理财这一道，由于承平日子久了，供应开销浩繁，皇上减损上层、增益下层的念头，没有一天不在心中，但量入为出的规划，似乎还没有筹划周全？《礼记》说：财物用度充足，所以各种事业都能成功。如果稍有困窘匮乏，那么免除赋税、平均赋役、救济灾荒、厚待百姓这些大政，都无法施行。拖延久了，那么一切苟且应付的办法，就会随之兴起。这可不是天下的小事。《大学》中关于理财的话说：“生”、“食”、“为”、“用”。那“生”与“为”是下属百姓的事，现在天下人都知道尽力去做，皇上不过督责其纲纪罢了。“食”与“用”是皇上掌握的权力，如果不通盘考虑各直省的情况，综合三十年的收支，使财政宽裕有余，是不行的。

近来看到台谏官员在请求确定会计制度的奏疏中说：每年收入三千六百万两，支出也是三千六百万两，吃饭的人不能说是少了。又比如直隶修筑水利工程，部院大臣甚至请求捐纳道员、府员来使用，不能说是宽裕了。臣观察往古承平之后，常常以缺乏钱财为患，当时的议论不过是说：裁汰多余的士兵，节省多余的官员，实行节俭。现在军队没有虚报的名额，俸禄没有多余的官员，宫廷官府没有无谓的浪费，这样节俭已经做到了极致。再过分就是苛刻吝啬了。唐宋时期的税粮，有上供朝廷的，有送往使司的，有留在州府的，催收赋税有破分（按比例减免）。即使明朝万历年以前征收追缴，也只以八九成为标准。到了张居正执政，才以十分考成。现在直省的钱粮俸饷之外，留存的最少，而且地丁银有耗羡，关税有盈余，盐税有溢额，这样征收也已经做到了极致。再过分就是横征暴敛了。然而就今天来算，收入只够供给支出；就将来算，收入恐怕不足以供给支出。凭着皇上的仁德圣明，国家的闲暇安宁，却不筹划一个开源节流的方法，作为万世无弊的方略，这是错失时机。凭着臣等蒙受皇上的厚恩，担任台省官员，却不能稍微贡献微薄之力，协助赞襄深远的谋略，这是辜负国家。虽然这件事非常重要，断非浅陋见识所能周全详悉，但事情没有比这更紧要的，所以不能沉默不语。

按臣的计策：一是开辟边外的屯田，以安置闲散人员；二是发放数年的俸饷，遣散汉军；三是更改捐监的款项，以充作公费。这三条实行了之后，良法美意才可以推行。为什么呢？臣听说宋太祖拥有天下时，全国的士兵只有十六万；到英宗治平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万，国力因此耗竭。神宗时革除其弊端，于是王安石实行保马法，以裁汰士兵；实行市易、免役法，以生财，但国事已经衰败。明朝的宗室不任职务、不从事农业，依赖宗禄供养；到中叶以后，竟然共用帐篷居住，分食饼块，男子四十岁不能娶妻，女子三十岁不能嫁人。为什么呢？财力不足以供给他们。现在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人口繁衍昌盛，比起顺治时期增加十倍；而生计艰难，比起康熙时期已不及一半，而且不断依赖官府供养，局限在五百里之内而不让他们外出。那么将来上面的弊端，必定像北宋养兵那样；下面的弊端，也必定像明朝宗室那样。这是不能不筹划变通的。

臣私下认为，满洲闲散人员及汉军八旗都应当设法安置。查沿边一带到奉天等地，多有水草肥美的土地。近日朝廷大臣如顾琮等都曾请求开垦，请求派遣有才干的大臣前往分道管理。如果有可以屯田的地方，特别拨发国库资金为其修建堡寨墩台，建造房屋，购置耕牛农具。命令各旗满洲除了正身披甲在京当差的外，其家中的次丁、余丁有力气耕种的，令他们前往居住。他们所耕种的田地即作为永久产业，分年扣除工本，此外不再加征赋税，只令他们在农闲时操练。那么数年之后，都成为精锐士兵，又可以资助满洲的生计。那些逐年发往军台的人，供养蒙古徒然浪费费用，不如让他们分地出资出力。此后有愿意前往的人，令他们陆续前往，这是安置满洲闲散人员的方法。至于汉军八旗已奉有听任其出旗的旨意，因为定例太拘束，有力愿出者被定例所阻，定例允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担心出旗后无法生存，所以遣散寥寥无几。现在请求不论其家中是否有人做官，一概允许出旗。其家中现任官员的各给予三年的俸饷，没有做官的统给六年的饷银。其家产允许随带，任其自便。他们在旗中百年，势难空手而去，如果允许带家产，又有并发三年、六年的俸饷，将这一项经营，也可以抵得上每年所给的饷银，那么贫富各得其所，而五年以后国库的节省无穷，即使一时不能全部给予，分作数年依次遣散，国库也不至于大亏。其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的官员，各按品级陆续改补绿旗提督、镇将、弁员，这是安置汉军的方法。

臣又按：耗羡归公，是天下的大利，其在今日

译这也是天下的一大弊病。过去康熙年间，法制宽缓简略，州县官吏在地丁税之外，私自征收火耗，那些陋规和隐匿的税收，也没有完全剔除清理。上级官员借此分取利益，京官借此勒索钱财，游手好闲之人借此插手牟利。分取利益者便与之互相包庇，勒索者便与之四处张扬，插手者便与之勾结关税，致使贪污风气未能消除，国库粮仓多有亏空。自从火耗归公之后，一切弊端都洗涤干净，这是极大的好处。然而以前火耗本是私人征收，并非正式经费，那些耿介的官员不肯随意索取，上级也不敢强行摊派。那些贤良且有能力的官员，能够用地方的钱财，办理地方的事务。所以康熙年间的循吏，多有实际政绩可记载，而财政用度也能流通顺畅。自从火耗归公之后，民间缴纳的税款，等同于正税，而丝毫的收支，都完全由中央掌控。地丁税的公共费用，除了官吏的养廉银之外，已经没有剩余。官吏的养廉银，除了分给幕僚、家丁的酬劳、工资，以及上下应酬、车马柴薪等繁杂费用之外，也没有剩余。每当地方有应当推行的事务、应当兴办的工程，耗费自己的资金既苦于贫困，申请公款实在不容易。于是督抚只上奏调派属员便算是整顿地方了，不询问是否兴利除弊；州县只处理公文便算是才能优异了，不询问农桑教化。臣不敢泛泛引用，请拿近事确凿有据的来说：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开垦荒地更大的了，而广东一省荒田多达二万顷，没有人过问；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兴修水利更大的了，而西北各省的水道从未疏浚，陕西郑白二渠，古人说可灌溉田地六万顷，如今淤塞不能灌溉的不到百余顷；湖广出产大米接济东南，而湖岸堤防工程派官派民，终究没有长久之策；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平价售粮更大的了，而高价售粮则市场价格不能平稳，低价售粮则采购没有来源，议论纷纷，终究没有定论。其他情况可想而知。这都是因为一丝一毫都要取用公款，官员每办一件事，上怕户部、工部的驳斥诘问，下怕自身家产的赔累，只追求事情表面好看，而没有实际救济的，每天奔走忙碌以显示勤勉。所以说：这是天下的一大弊病。百姓的利益是有限的，所以圣人的法度必须更改。如今火耗归公的法度，势不可改，只有为地方另外设立一项公共经费，使办事的人没有财政窘迫的忧患，然后才可以考核他们治理的成效。臣请求将常平仓的储备仍按旧例办理。捐纳监生这一项，留作各省的公用。除了官俸、军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其余如灾荒有救济，孤寡贫困应当赡养，河渠水利应当兴修，贫民开垦应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官署应当修缮，采购仓谷的价值不足，都从这项经费中支给，用本地的钱财供本地的使用。如果有大的工程大的费用，则督抚合并全省的经费来统筹调剂；如果还不够，则调动其他省的经费来协济。稽查的权力属于司道，核减的权力操在督抚手中，中央不必重重核查，那么经费充裕，细节宽松，而地方的实际政事都可以推行。有人怀疑恢复采购会导致谷价昂贵，不知道常平仓实行两千年了，是最为良好的方法。以前采购与收捐并行，又正值各省都有荒歉，赈贷、告籴杂乱并举，所以谷价昂贵并非常平仓的买补所能导致的。况且捐监这一项，或者银粮兼收，或者丰收时收实物，歉收时折价，都可以调剂常平仓的不足。有人怀疑这项经费不归入正税，官员必定多行侵蚀浮冒，不知道奸巧贪婪的人即使正税也能消耗蛀蚀，廉洁谨慎的人即使昏暗也不敢自欺。设官分职，托付以人民，只能立法来惩治贪污，不能因为噎食而废饭。唐人减少刘晏的船税导致漕运不继，明人将周忱的火耗归为正项，导致拖欠赋税百出，路上多有饿死的人。大国不可以小道治理，善于理财的人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是捐监应当充作公费的原因。三法实行之后，财政支出就有定数。其他如关税、盐税的溢额，都可以酌情裁减滥费以宽裕民力。经费有了来源，那么如好善乐施之类，都可以永远停止以清理仕途。民力宽裕则教化推行，仕途清朗则风俗端正。教化推行而风俗端正，皇上以恭敬勤勉的身姿总领纲纪，巩固长久的大业，就像泰山有四个支点一样稳固。臣日夜思考，认为当今的要务，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恳请皇上深思熟虑，并敕令公忠有识的大臣详细商议可否，逐渐施行。臣不胜激切等待命令之至。

译关于增加财政收入以充裕军饷的第一道奏疏 康熙七年 靳辅

臣认为，我朝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四海之内，没有不尊崇亲近的。从唐尧虞舜至今，疆域的广阔，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我朝。既然地方如此广大，按理说财赋应当日益增加，以至于穿钱的绳子腐烂、粮食堆积腐败。然而户部尚书却仍然担忧军饷不足，这令人不解。查考地方，一里有田地五顷四十亩，十里见方的地方包含一百个一里见方的区域，有田地五百四十顷；百里见方的地方包含一百个十里见方的区域，有田地五万四千顷；千里见方的地方包含一百个百里见方的区域，有田地五百四十万顷。依据《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街巷占去三分之一，计算下来，千里见方的土地，实际有田地三百六十万顷。其中有的种植棉花、蔬果、菱荷、药材等，因为这些不属于五谷，暂且再除去四分之一，计算下来，除了九十万顷土地外，实际仍有田地二百七十万顷。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向百姓征税，是自古以来的常制。每田一亩，合计夏麦秋稻，即使是最贫瘠的土地也能产粮一石，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征收，每亩征粮一斗，每顷田地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田地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其中十分之一征收实物，每年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十分之九征收折色，每石折合银四钱，这还不包括布帛鱼盐的利益。直隶十四省的土地，不少于五六千里见方，然而用步弓直接测量，不过四千多里见方，现在暂且按三千里见方计算，相当于九个千里见方，每年定额赋税也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九万两。这是臣依据古制验证当今，宁可按照最少的标准计算，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必然得到的数目，而不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现在户部所必需的，大致是军饷军需、驿站以及官吏役卒的俸禄工食、营建修缮、祭祀等。增加军队而没有军饷就无法供给饱食，官吏没有俸禄就无法培养廉洁德行，役卒没有工食就无法糊口并效命奔走，这三者不具备，其弊端都能危害百姓，损伤国家根本。此外，军需是平定叛乱的先决条件，驿站贯通国家的气脉，以及营建修缮城郭宫室和祭祀天地神祇，都属于必不可少的。然而臣粗略计算，每年有银二千万两，足以供给军饷还有剩余，官吏役卒的俸薪工食，即使增加数倍，驿站的人夫马匹，也酌情增加，以及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也不过再花费银二千万两，这也算到了极限。假如国家每年收入的银米，果真如臣前面计算的数目，那么即使每年支出再多，也不及收入的一半，国库积蓄的财富，必然充满栋梁庭院，还有什么不足可担忧的呢？然而各直省目前征收的定额赋税，比臣前面计算的数目不到三分之一，自然难怪户部尚书仰屋兴叹了。天下既然有实际的土地，自然应当有必然产生的粮食；既然有必然产生的粮食，自然应当有应缴纳的税收。现在衡量疆域计算地亩，数量很多；按照全书查考定额赋税，数量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有三大弊端，而世人没有察觉。这些弊端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来自前明，甚至前明以前，早就存在同样的弊端，只是因为年代久远难以查考，臣也不再详细论述了。什么是三大弊端？一是水利不修；二是赋税轻而百姓懒惰；三是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

考察经书，孔子赞颂大禹说：“降低宫室的规格而尽力于沟渠。”孟子回答滕文公说：“民事不可缓办。”古代的圣贤，深知百姓以粮食为天，所以凡是论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定以富足百姓为首务，以从事农业为先决条件。齐国采用管仲的策略，从而在山左地区富裕；秦国采用郑国的方法，从而在关中地区强大。即使汉唐以后，也有开渠灌溉田地的，都能利民益国。可惜他们不过施行于一隅一时，天下后世不能全部蒙受其利。现在我朝，土地之广，古代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荒芜而不治理的地方，到处都有。即使治理了，大多也是平原，没有蓄泄的水利设施。不必等到奇旱大涝，只要雨水阳光稍有不按时节，就会失收，导致国家赋税日益拖欠，民生日益困苦，这是水利不修的弊端。尧舜向百姓征税，一定以十分之一为标准；白圭想要二十分之一征税，孟子批评他。超过十分之一则民力难以供给，不到十分之一则国家用度不足。自古以来天下的利益，全在西北；江南的苏、松、常、镇，浙江的杭、嘉、湖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是一片泽国罢了。自从钱镠窃据，南宋偏安，百姓聚集而土地开垦，于是成为财赋的渊薮。所以前明初年，看到东南的赋税足以供应使用，于是只知道竭尽东南的利益，而不再谋划西北，因此西北的赋税日益减少而百姓日益贫穷。等到末世，盗贼丛生，而无法收拾。我朝定鼎之后，凡是前明的一切弊政都尽数革除，只有生财之道尚未恢复三代的古制。虽然垦荒辟土的命令时常下达，但奉行的官吏都没有探求源头的论述，因此没有实际效益。现在臣奉命督修河工，奔走于平原旷野之间，亲眼看到淮、徐、凤阳之地，杂草多而禾黍少。因此以前在经理河工的奏疏内，请求将沿河荒地招募丁壮垦种，以巩固河防。等到刚要利用这些荒地，就有地主出来认领，

译大多声称是缴纳赋税的田地。臣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仔细查访询问，才知道淮河、徐州、凤阳一带的百姓，完全不在农事上花费人力，只是指望天地代为生长养育。他们的禾麻豆麦，也不去种植培育，只是割草来维持生计的，到处都是这样。探究其所以然，大致是每地一亩，一年所产的草，茂盛的可以收获一千多斤，稀疏的可以收获四五百斤。割草一千斤的，运到城市，值银五六钱，扣除一半的运费，实际可以得到银二钱多。割草四百斤的，运到城市值银二钱，扣除一半的运费，实际可以得到银一钱。而每亩的定额赋税不过征收银一二分不等。对于小民来说，拥有一亩地，不费牛力种子，不从事耕耘，每亩只需缴纳几分钱的定额租税，却可以得到一二钱多不等的草价。因此沿袭成俗，以至于废弃国家的土地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赋税轻而百姓懒惰的弊端。

译自古以来，关于在野之民的规定，上等农夫的收成可供九人食用，上次等供八人，中等供七人，中次等供六人，下等农夫供五人。这是因为土地有肥沃与贫瘠的不同，所以供养的人数有多有少。大体上，一个农夫终年辛勤劳作，如果分到的是肥地，他所收获的粮食不过只能养活九人；而分到贫瘠土地的人，他所收获的粮食也足以养活五人。我访问了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一带的百姓，得知一个壮年男子只能耕种十二三亩稻田，他一年收获的粮食，肥地不过三十多石，贫瘠之地也能得到二十石。按照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来计算，那么三十多石的粮食可以供九人食用，而二十石的粮食可以供五六人食用。以古代的情况印证现在，原本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将农夫分为五个等级，将上、中、下合并计算，每个农夫可供养七人。其中扣除农夫本人、他的母亲、妻子、女儿，以及他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大约消耗掉一半，计算下来还可以剩余一半用来供养其他人。古代百姓的类别有四种，即士、农、工、商罢了。士人能够阐明先王的道理，辅佐君主治理天下；农夫能够努力在田间劳作，收获粮食来养活天下；工匠制造必需的器物，以适应天下的使用；商人则沟通有无，聚集货物钱财来便利天下。此外，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如现在的胥吏差役之类，是政治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也可以附在四民之后。这四类人中，从事农业的占十分之七，而士、工、商以及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占十分之三。因此，每年天下的收获，除了供给天下的食用之外，如果还有积蓄，可以用来防备荒年。天下的安定，在于家家丰足；而天下的动乱，是由于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如果天下的百姓真的能在丰年有余粮，在荒年不陷入困境，谁愿意做强盗奸邪之事，来自取灭亡呢？所以想要天下安定，必须先让天下多从事耕作的人，然后才可以做到。然而三代以后，在四民之外，更有僧侣道士之流，以及游民乞丐，都不耕种而吃饭，不纺织而穿衣，从而危害百姓、蛀蚀国家。近世的僧侣道士往往是走投无路、郁郁不得志的人，以及触犯法律、无处逃避罪责的人，混入其中，有的谈论经义设下法坛，有的念咒画符，有的敲磬撞钟，有的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以此迷惑愚夫愚妇。寻求那些真正焚香修行、恪守教规的人，百个中也不到一两个，这本来就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了。至于乞丐这一行当，说起来似乎值得怜悯，但其弊端说不尽。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首先照顾鳏寡孤独，因为他们无力自食其力，穷困而无处申诉。后世设立养济院来安置孤苦贫困的人，也是遵循文王的遗意。哪里知道近来的乞丐大半都是壮年男子，手持污秽有毒的东西来逼迫良民，而且他们背后更有头目。那些孤贫者的口粮都由头目发放，腐败的差役从中分肥，不能充实到孤贫者的肚子里。而且民间凡是有吉凶庆吊之事，必须先叫来头目，用酒食款待，给银钱，否则他们立刻聚集在门口，撒泼喊叫，无所不为。因此富裕地方的头目之类，都各自拥有丰厚的资财，悠闲地坐着吃饭，他们温饱的气象反而胜过士农工商之家。坐着就能得到食物，沿袭成俗，于是就有拐卖良家子女的人，合伙抢劫横行的人。其他如说书唱曲、打把式、变戏法、卖假药、请仙扶乩、炼丹祈祷、偷鸡摸狗之徒，不可胜数。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韩愈说：古代从事生产的百姓有四种，现在则有六种。从事农业的家庭占一份，而吃粮食的家庭占六份；从事手工业的家庭占一份，而使用器物的家庭占六份；从事商业的家庭占一份，而依赖其资财的家庭占六份。这只是指僧侣道士而言。又谁知道近世除了僧侣道士之外，更增加了无数游手好闲的百姓，无不仰赖各地方的良善百姓供养呢？天下的百姓，想要他们在丰年有余粮，在荒年有储备，全在于从事农业的人多于士、工、商。所以十个人中，规定农民占七个，士、工、商占三个。这是因为农民七人所收获的七份粮食，扣除自己吃的一半，仍然剩余三分五厘的粮食，可以卖给士、工、商。而士、工、商也只需要吃其中的三份，还可以剩余半份作为储备。自从佛老学说兴起，不得不从农民七人中，驱赶一人去做僧侣道士，加上游手好闲的乞丐之民，都是空手求食的人，又去掉了半个人，而农民七人仅剩下五人多一点了。况且僧侣道士的饮食衣服器具资财，都不低于士、工、商，本来就不像农民那样节俭，而他们的营造费用等同于王侯，那就又是士、工、商的百倍了。势必要再驱赶农民半个人去为他们做工经商。这样十个人中，农民仅占五个，而士、工、商与异端游手好闲之民，以及为异端做工经商的人，也占五个。过去的士、工、商三人，全靠从事农业的七人剩余的三分五厘粮食来供给食用，所以经常有余粮。现在农民七人仅存五人，只剩余二分五厘的粮食了。用二分五厘的余粮供养过去的士、工、商三人，尚且恐怕不够，再加上异端游手好闲以及为异端做工经商的两人起来争食呢？难怪丰年也不免受冻挨饿，而荒年死亡的人互相枕藉。这就是生者少而食者多的弊端。

唉，这三种弊端，关系到民生国计，最为密切深远，怎么能不急于早作打算呢？谋划的方法，只在于修明水利。水利修好了，到处就是肥沃的土地，然后实行十分取一的赋税制度，辨别土壤征收贡赋，那么赋税不轻而百姓不懒惰。

译再将所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严格禁止并绝不允许官民施舍救济，全部让他们改造成良民，各自分给土地，编入户籍，使他们自食其力，并用剩余的力量上缴赋税。像这样，不出十年，百姓安康，物资丰富，赋税大幅增加，永远免除户部尚书仰屋兴叹的困境了。至于修明水利的方法，臣在担任安徽巡抚时，亲眼目睹地方荒芜，曾经恭敬地呈上《沟田》一疏，详细陈述实行沟田法的益处，有五点：一是小的水灾可以不畏惧；二是小的旱灾也不畏惧；三是高邮、宝应、淮安一带的河患可以减轻；四是使未来的国家赋税无穷无尽；五是暗中侵占、包揽赔补的弊端可以消除。并请求广泛开设捐纳事例，招募百姓开浚沟田，详细陈述奏报。后来因为战事紧急，至今尚未实行。然而在今天想要寻求实在的生财之道，断然应当仿效此法，因地制宜而急切实行。这不仅可以在江南实行，即使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省，如果都一律实行，那么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的好处，就无穷无尽了。只是捐纳事例，现在已经广泛开设，那么想要实行沟田法，必须另外筹措开垦的本钱。又臣从前只巡视过凤阳府辖区，而没有经历过淮安、徐州，只看到地方的情势，而不熟悉河务的机宜，只知道水患是由于久雨积水，却不知道凤阳府辖区还兼受黄河的危害，而且更不知道黄河的危害不仅可以消除，还可以借此变为巨大的利益。现在臣自从受任总河以来，早晚奔波，往来考察，深知江南凤阳、徐州、淮安、扬州四府州辖区逼近黄河、淮河，确实有无穷的利益。只是因为从前没有讲求，所以不但不能得到水的益处，反而遭受水的危害。即使臣奉命大修河道，也只是仅仅求其避免危害，而没有商议如何兴利。臣已经确切知道，怎敢不极力请求修举，作为我国家长远充足的谋划呢？只是其中经营的事宜，头绪繁多，而且是微臣首创的议论。如果臣不亲自请求实行，那么各位大臣必定会怀疑而难以推行。虽然臣自知平庸低劣，现在在河工上奔波劳碌，尚且每天担心失败，怎能承担这开创性且烦难的事务？但是臣受恩深重，怎敢畏难避劳？如果蒙皇上不认为臣不肖，准许臣将江南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州，以及山东兖州一府的荒瘠土地，会同各该省巡抚大臣，随机斟酌，尽心经营。那么先用开垦本钱五十万两，按照臣前疏沟田的方法，稍加更改，招募无家无业的人，按人口供给食物，督令他们开垦土地，挑挖沟渠引水灌溉，并参照大修河工的成例，多用监理分管等官员，每设分管官一员，招募民夫二百四十名，开垦田地一百二十顷。所收获的粮食，都归公家所有，作为来年增加开垦的资金，以五年为周期，辗转经营。五年以后，就把所开垦的田地给予开垦的人作为产业，只根据产量，每年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交给官府征收。除去开始的第一年不算，大约估计六年之后，可以为国家增加赋税米三百万石，完全可以就近运往京城粮仓，将江浙等省远处的漕粮全部改征折色充作军饷。每年漕运经费等银两，也可以酌情节省，这确实是一举而多得善事啊。至于臣以六年为请求的原因，是因为臣年近五十，眼花发白，精力衰退，犬马般的余生，不知道能活到哪天，怎敢期望长远的年岁。只是这件事如果实行，那么非六年的工夫不能使规模大体确定，臣所以不敢不以六年为请求。这是开创性的事情，必须额外设置官员，破格用人，如果蒙皇上批准实行，容臣另写奏疏请求所需开垦本钱五十万两，臣不敢请求动用国库钱粮。查臣先前在恭敬陈述经营河工第七疏中，请求让武生捐纳监生，已经兵部批复允许实行，后来因为奉旨治理黄河，着令动用正项钱粮，所以这个事例没有开设。现在如果仍然开设这个事例，大约可以得到开垦本钱的一半，臣请求在第四疏中拨足资金接济使用。又在六年以内辗转经营的时候，虽然有每年所收的米石，但也必须有银两同时使用才有帮助，这项费用将每年所收的米代替江浙等省兑运的漕粮，而让江浙等省将应征收的漕米按市价改征银两，来接济增加开垦的费用。又五府州辖区的一切土地，除去现有水利且肥沃赋税重的田地都听任其照旧外，那些无主的荒地以及有主的荒地，还有有主但赋税轻的贫瘠土地，等到开成沟田之后，就酌情给予开垦的人，而有主的荒地贫瘠田地则等到浚成沟田规模确定之日，仍然归还给原主作为产业，按十分之一的数额征收钱粮。在规模确定之前，凡是民间应缴纳的定额赋税，都在经营案中代为缴纳。这样大概人人愿意，乐于趋赴，而功效也容易迅速显现。至于其中还有未尽事宜，应当等到果然奉到皇上批准实行的旨意之后，容臣另写奏疏逐一请求。这是生财的经常之至计，确实是使百姓富足、国家富强的根本谋划。

译仁和张霭生在《河防述言》中说：靳大司马巡抚安徽时，幕僚陈潢因为庐州、凤阳一带有很多荒地，于是提议实行沟田制度。后来因为靳公调任黄河堤岸，这件事没有实现。等到黄河两岸安定，过去被淹没的地区逐渐干涸露出，陈子再次提出沟田的主张，先在安东的郊野，利用湖地屯田垦荒。试验之后发现有利，他的志向于是坚定下来。于是先建造房屋，划定疆界，发放牛只、种子和农具，用来招引流亡迁徙的人，归附的人像赶集一样多。从前低洼潮湿的泽国，不久就会变成肥沃的土地了。等到开垦的土地逐渐扩大，豪强势力占据利益，私下的弊端也多了，主管事务的人于是清理整顿，怨恨诽谤就产生了，散布流言，阻挠屯田政令，而嫉妒的人趁机而入，因而得以诬陷他。陈子正前往京城会勘，希望得到圣明君主的洞察明鉴，然而到达京城后，因积劳成疾且心中愤懑，一病不起，真是可悲啊。

吴江陆耀说：屯田政令这件事，错误地任用县丞，对于宣、骆龙友颇为扰累。两江总督董讷勘验实情后弹劾上奏，将屯田全部归还给百姓，这件事于是停止。非常规的变革，是百姓所畏惧的，这也说明执行政令的人难以胜任啊。

耗羡私议

彭端淑

医者的话说：“病情紧急时治疗其标症，病情缓和时治疗其根本。不到紧急的时候就去治标，那疾病是无法去除的。”高明的医生诊脉观察形体，调理人的元气，巩固人的根本。元气调和，根本稳固，那人自然安康。如今天下的弊病，不在标症而在根本。什么是标症？所议论的耗羡等等就是。耗羡这个名字，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我朝建立政权后，耗羡归于官府，而百姓受不了其中的弊端。从世宗皇帝以来，开始将耗羡归于公库，并增加养廉银，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度。现在有人议论说：“仍然将耗羡归于官府。”我认为非常不可。怎么证明它是这样呢？天下的官吏，不一定都廉洁。我增加养廉银，并将耗羡归于公库，他们虽然有贪心，但所获盈余不一定能归自己所有，那么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而受限于定额。撤去养廉银，而未必能消除耗羡，这是诱导他们贪婪。我禁止他们让他们廉洁，而他们未必廉洁；诱导他们贪婪，而他们有不贪婪的吗？况且今天之所以议论耗羡，是因为百姓贫困的缘故。因为百姓贫困而将耗羡归于官府，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抱着柴草救火，火无法扑灭，反而更加猛烈。将耗羡归于官府，百姓不一定富裕，而危害更加严重。这不是天下的细小事端。有人认为耗羡应该留在百姓手中，我又认为不可。计算百姓的田地，大约多的有百余亩，少的有数十亩，乃至几亩就停止了。他们所缴纳的耗羡，大约多的有数钱，少的有数分就停止了。然而一点点积累起来，竟然累计达百余万。留在百姓手中，对百姓没有益处；归于公库，而从督抚到州县佐杂等官员的养廉银出自其中，国家一切兴办役事，也有一半供给其中。这是增加耗羡，而百姓不一定因此贫困；去除耗羡，而国家用度可能因此减少。所以将耗羡归于公库，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度。等到将耗羡归于公库，而百姓不一定不贫困，为什么呢？天下的根本在于农业和蚕桑，小民致富依靠勤劳和节俭。如今国家太平日子长久，没有大的战争、大的徭役了，百姓安于安逸享乐，图谋眼前的苟且之计，一年所产出的，仅够供给一年就停止了。一旦天灾流行，于是不能自保，这是常理，不值得奇怪。我认为应该慎重选择督抚。天下很大，天子不能亲自清理，不得不将责任寄托于郡县。又担心郡县不能尽职，不得不将责任寄托于督抚。郡县离百姓近，而督抚离郡县近。如今整顿督抚，务必使郡县亲自视察民事，勤勉的奖励他，懒惰的告诫他。那些不足供给的，发放常平仓的粮食来补充。县郡率领百姓，督抚又率领郡县，每年将政绩上报朝廷。遵循职责的提升，反此的罢黜。那么郡县有所畏惧而不再松懈，而小民也懂得勉励，而不敢懒惰。这是古代先王巡视耕作和征收的遗意。实行几年而不见效的，未曾听说过。有人说：天下有田的百姓容易安抚，无田的百姓难以安抚。不像上古划分井田疆界，可以驱使天下人都从事农业。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先王时代，百姓也不一定都从事农业。考察《周礼》，以九种职业任用万民：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二是园圃，培育草木；三是虞衡，制作山泽的材用；四是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五是薮牧，饲养繁殖鸟兽；六是商贾，丰富流通货物钱财；七是嫔妇，化治丝麻；八是臣妾，聚集搜集疏材；九是闲民，没有固定职业，转移从事杂务。除了农业之外，可以任职的很多。况且贫富有什么定数呢？勤劳即使无田也可以使富，懒惰即使有田也可以使贫。卖浆是小行业，而张氏拥有千金；洒削是薄技，而郅氏享用鼎食。各自担任其职，使闲散旷废之辈没有容身之地。不遵从的就登记在册，轻微惩罚以羞辱他。天下的人看到勤劳可以致富，而懒惰足以取辱，而且无法谋生，那么没有不感激羞愧奋发的，相继投入勤劳。这也是先王征收夫征里布的遗意。百姓富裕了，然后制定经制。孟子说：“按时食用，按礼使用，财物不可胜用。”如今富人大贾，奢侈比拟侯王，民间家庭起来效仿，以奢

译以奢侈为高尚，以节俭为羞耻。一年所积累的财富，消耗在一件事上，将拿什么来供给？臣愚昧地认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祀以及日常用的服饰饮食，都应当用制度加以限制，用标准加以确定，并下令说：“不准超越。”超越的人要惩罚，不予赦免。愚昧的百姓大多拘泥于旧习，开始谋划时很难，等到风气转变、政令施行，他们安于本分，又保全了财产，于是就觉得便利了。像这样的话，虽然言辞看似迂腐，但实际上自从五帝三王以来，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简易的了。过去陛下曾经多次下达劝勉农耕、节约用度的诏令，但百姓并没有更加富裕，这是因为执行不力，而有关官员把它当作形式上的条文。从前汉文帝只是中等君主罢了，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天下人受其感化，百姓殷实富裕，一斗米只值几个钱，这不是明显的效验吗？所以治理根本就能富裕，不治理根本就会贫穷。不谋求这个根本，却对耗羡（指额外征收的赋税）小心翼翼，这就是所谓的治理表象了。

译乾隆七年四月初六日，奉皇帝谕旨：处理耗羡这件事，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我日夜思考，没有好的对策，因此昨天在殿前考试士子，以此为题提问，希望或许有可以采纳的意见。然而各位贡士的回答，大多敷衍成文，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想必他们出身草野、初入仕途，尚未列入官员名册，对政务不能透彻了解，这也不奇怪。现在将这道策问发给九卿、翰林、科道官员阅看，他们任职多年，与刚入仕途的人不同，可以仔细筹划，各自陈述见解。如果没有见解，也不必勉强应付。至于外省的总督、巡抚，肩负重托、镇守边疆，想必已有成熟的筹划，一并要求他们根据所见上奏，务必做到毫无隐瞒，以符合我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本意。钦此。由此仰见我皇上爱民无微不至，求取意见无远不至。臣身负镇守边疆的职责，再三筹划，才知道耗羡这件事，固然不可废止，将其提取解送归公，其制度实在不可轻易改变。

查考古代征收百姓赋税的方法，不过是征收粟米布匹，而运送官物，都使用民力，这包含在力役征发之内，所以只有正税而没有耗羡，不需要耗羡。后来将货币改为银两，那么熔铸就有费用了；将夫役改为雇佣，那么解送就有费用了。所以随着正税缴纳耗羡，不得不需要耗羡。然而以往都是暗中有其实，却不肯占有其名，所以不曾明确规定加征耗羡的数额以及支用的章程，导致不肖的官吏得以任意私自征收，而上级官员反而借此获利，贿赂公然盛行，廉洁的操守不整肃，征收没有定数，而剥削日益加深。一旦有地方公事，那些已经装满口袋的人不肯捐出，就又摊派给民间，因公科敛的行为，借口百出，无法追究。自从规定赋税缴纳银两以来，这种弊端沿袭下来而没有停止。

世宗宪皇帝目光远大，谋略独断，认为与其暗中索取而多征，不如明确规定数额；与其营私舞弊而中饱私囊，不如责令他们办理公务。因此根据各省的情况，酌情规定了一分几厘的额度，将其收入提取到藩库中，将大半发给各官作为养廉银，而留下其余部分用于办理地方公务。从此以后，征收有了定数，官吏不敢多取，计算其已定的数额，比起未定之前的数额，尚不及其一半，这可以说是名义上增加赋税而实际上减少了赋税，况且养廉银已经充足，上级官员不得需索，下属官员办公有资金，州县也不敢苛求百姓馈赠。拒绝馈赠而摊派没有借口，所以说：“雍正年间没有清官，并非没有清官，而是人人都能成为清官。”那么耗羡归公，既无害于民生，又对吏治有补益，而议论的人仍然诋毁认为是增加赋税，可以说是耳食之见了。

事情应当核实其实质，不可追求其虚名，现在如果为了避免增加赋税的名声，就应当将耗羡一概废除。试问：熔铸解送的费用，州县能全部赔补垫付吗？不能，那么又将再次暗中向百姓索取，而多少没有定数吗？试问：各官的养廉银，地方的公事，正项能全部支给吗？不能，那么又将再次因公科敛，而扰累百姓没有止境吗？耗羡未规定的时候，凡是得到一个官职，亲戚、仆从需要供养的有数百人，尚且能馈赠上司而送给京官，现在则没有多余的利润惠及他人了。耗羡未规定的时候，凡是遇到公事强行摊派捐输，公务结束后，尚且能用来装满私人的口袋，现在则用正项来接济了。这是过去取之于民的多，现在取之于民的少，也已经信而有征了。所取的少那么所留的多，自然可以逐渐有富民的实际效果，这件事显而易见，本来无可怀疑。凡是设置似是而非言论的人，都是游手好闲的百姓想要从官府获取利益，以及不肖官吏想要改变归公制度的人，表面上以名声打动朝廷，实际上想要方便自己的私利，可以一概置之不论。

况且臣还有请求，天下没有不产生弊端的制度，应当在弊端尚未形成时加以补救。过去世宗宪皇帝立法之初，廷臣沈近思等人认为耗羡归公，必然成为正项，势必要在耗羡之外又增加耗羡。世宗宪皇帝当面谕示，这项银两只命令督抚将收支数额年终奏明，不必上报兵部查核，自然不至于成为正项，臣欣然听从，其议定下来。雍正四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咨文兵部用耗羡银两制造盔甲，工部驳回命令题销。钦奉谕旨：耗羡银两与各营伍中几分成公粮存贮公所，原本是为了本省本营中有公事需要，使地方营伍备用有资金，不至于摊派累及兵民，这是通权达变的方法，并非正项钱粮可比。现在因为制造盔甲咨文兵部，兵部并不领会旨意驳回命令具题，非常错误，工部堂官着交部察议。这时如果将耗羡银两都比照正项具题报销，沿袭日久，或许有不肖官员将耗羡指为正项，而在耗羡之外又苛求，必然导致累及小民，这种风气断不可长。宏大的圣谟指示明确，其为百姓考虑至深至远。后来因为各省督抚办理有不能谨慎的，在雍正十三年钦奉谕旨，命令按年造册，随同正项钱粮送兵部核销。从此以来，定例日益严密了。每当动支，无论多少，必须先报兵部，不批准就不敢擅自动用。随同正项

译办理账册报销，如果不合规定，就会被驳回并责令追缴赔偿。督抚办理地方公务，原本有些情况不能作为常规先例，但当时又不能不这样做，上报户部不准开销，而事情又不得不做，就依赖这笔银两来通融接济，这样官员不用赔偿，百姓也不受拖累。现在将耗羡银随同地丁钱粮一起报销，那么它与正税就不再能有所区别，凡是地方上不得不做又不准报销的公务，都必须由官员垫赔。上司赔了，就会向属员索取补偿，从而打开了贿赂送礼的门路；属员赔了，就会向百姓索取补偿，从而加重秤量征收，因公勒索的弊端由此产生。那么，耗羡成为正税、在耗羡之外再加耗羡的弊端，即使严厉防范，其流弊也是无法完全制止的。现在想要稍微宽容一些，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样无法杜绝督抚的侵吞挪用，殊不知这在于用人，而不在于立法。督抚如果贤能，即使不上报户部，他们肯自污名声吗？如果他们不贤，那么上报户部的账册，就是他们作弊的渊薮，并没有看到这真的能杜绝弊端。况且耗羡归公，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上报户部核销，到现在也很多年了。那么某省的耗羡仅够使用，某省有剩余，某省不足，户部对此也了解得很详细。那些仅够使用和不足的省份，即使想侵吞挪用也没有办法，可以作弊的，只在有剩余的省份。现在如果将有剩余的省份核留够用的数额，将其余部分，通过减轻耗羡额度来给予百姓，让百姓享受轻税的好处，而督抚又没有侵吞挪用的缘由，这种方法才更加完善，并且可以不麻烦户部查核，所谓耗羡成为正税的流弊，也可以永远杜绝了。所以臣的愚见认为，耗羡是不可废除的，归公的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应当考虑其流弊并预先加以防范。恳请皇上核查耗羡额度过去多现在少，知道这无不便利百姓；官吏过去贪婪现在廉洁，知道这必然有利于国家。然后核查耗羡有剩余的省份，减轻其额度，使百姓更加沐浴皇上的仁德，而官吏没有侵吞的缘由。恢复年终奏报的旧例，不要使前面频繁上报，后面苛刻驳回，以杜绝耗羡成为正税、耗羡之外再加耗羡的弊端，那么百姓就能长久享受耗羡归公的好处而不滋生其害。这不仅是治理政务、安定百姓的迫切任务，也是继承先帝遗志、阐述先帝事业的重要方面。

译请求立法清查钱粮的奏疏

王命岳

臣忝任户部官职，私下观察到各地拖欠的钱粮日益增多，查办参劾的法网一天比一天严厉，但征收补交的数量却一天比一天虚浮。臣为此焦虑万分，日夜推究，苦于未能找到关键所在。近日在户部办事时，看到浙江巡抚陈应泰关于钱粮交接不清的奏疏，奉旨指出：乌程等县历年未获批准领取而侵吞冒领的银米，共计三十多万两，罪大恶极。命令刘玺、郭尚信、孙奕焕由各自所在的巡抚、按察使派遣得力的员役押解至浙江，与经管的各役当面质询侵吞冒领的情由，钦此。臣由此明白，天下侵吞冒领钱粮的缘故，其关键全在于此。况且清查钱粮的方法，其关键也全在于此。据臣所闻，东南各州县每当解送钱粮到府、到布政司时，自解批出门之日起，解役便穿着鲜亮的衣服、乘坐彩饰的车舆，包养娼妓、纳娶妾室，演戏宴请宾客，俨然像富有的平民，对待官府的银两如同自家的珍宝一般，其弊端不过两点而已。一是挖改解批，比如解送二万两，便将“二”字挖去改为“一”字，到府、到司投递文书，等到领回批文，再将“一”字挖去改回“二”字，回本官处销账核算；二是压延前次解送，比如该县差役收解银一万两，便不领取批回，等到后一次再解送一万两时，才领取前次的批回，诡称上司稽延，下属怎敢向上叩问。这两种弊端都是由解役与布政司的书办串通瓜分所致。有了这两种弊端，便产生三种困境：挂欠的分数日益增多，悬空追缴竟成为空话，导致国家用度困窘；胥吏差役巧妙逃避查核，欠款数额仍摊派给里户百姓，导致百姓困窘；前任官员连累后任官员，后任官员又连累更后的官员，以至于刚登上天部（户部）的启事，就已挂在司农（户部尚书）的弹劾名单上，导致人才困窘。臣愚以为，如果现在不立法清查，即使按照分数参劾处罚，也不过是剥夺这数十人的功名，对国家的财赋毫无补益。臣考察东南如华亭、上海等县，官员未到任，钱粮已先欠下数十万两等待他，不只是乌程等县如此。可否请敕令各省巡抚、按察使察访各州县欠款数额多，且或因挪借，或因有解送无批回，或有批回未获的情况，都应查办参劾并上奏，索取各经手的前任官员到本任，与领解的胥吏差役对质，如果官员有侵吞冒领，由官员追赔；差役有侵吞冒领，责成差役追缴，这样百姓就不被官员连累，官员不被差役连累，后任官员不被前任官员连累，而国家的赋税也能得以完成，这是厘清过往的方法。恳请申饬州县，以后解送银两、粮食，或由官员亲自解送，或轮流委派佐贰官代为解送，仍有差遣差役解送的，以不谨慎论处。申饬布政司及各府，以后州县送银、送粮到达后，务必立即发放批回，有迟延一两天者，由该巡抚、按察使访查出来参劾处罚，也以不谨慎论处。至于前任官员离任，不论升迁降职、丁忧守制，必须与署理官员彻底交接盘点，如果有虚报冒领在官员身上的，由官员补赔；在差役身上的，责成立下认状，估抵家产，才允许离开地方。署理官员交接给后任官员也是如此，这是警戒未来的方法。这样那么以前的欠款或许有头绪，而后来的征收逐渐没有侵吞冒领了吗？臣还有请求，各省财赋的责任在藩司，凡是有解送无批回，有批回未获的情况，该司怎能推卸责任？臣愚以为，也应令离任的该司官员到各省与各县对质，彻底清查，才没有隐瞒的情况。而现今各省藩司，某人收银原封不动，某人收银加收火耗，某人案头没有积压文书，某人文书堆积如山，恳请敕令各督抚按据实查奏，以备甄别考核。这是根本的论述。

条陈安河亏空八事奏疏 道光年间

安徽巡抚陶澍

一、追补人员限期应酌情区别对待。查此次亏缺银数尚不算多，追缴限期分四年也稍显宽裕。原本追补须有实际效果，限期宽裕才能从容弥补，避免陷入挪移填补的积弊。这里面有升任道、府以上官员的，也有候补、试用、丁忧、告病、降职革职、无缺可补的，情形既有不同，追缴限期也应区别对待。应请将升任人员按照现任官员的限期酌量收紧一半，无缺等员按照现任官员的限期酌量放宽一半，逾期未完缴的，按照现任章程一律办理。丁忧、病故、降职革职等员，如果有子孙出仕，是现任知县以上的，也按照现任定限着令追缴；是知县以下、候补的，均酌量放宽一半限期追缴。在安徽的各员从奉旨之日起限，升调回籍的从安徽咨文到达之日起限追缴。银两即解入库归公。

二、交抵物件应赶紧勒令变卖归公。查州县交接，本不应将房屋什物作抵，但历次清查，都有以物作抵的情况。如果真能抵偿，何难自行出售变卖？显然是高估价值，以少抵多，显而易见。此次查出的抵偿物应照上次定限，着落现任官员赶紧变卖缴纳。限千两以下半年，千两以上一年，三千以上两年，全部变卖归公。不足数额的，着原抵偿的员与承变卖的员各半赔偿。如有意拖延，导致房屋什物年久不能变卖缴纳，即着承变卖的员独自赔偿。其承变卖限期内遇有交卸职务的，各按在任月日计算分赔。勒令限期一年完缴，逾期未完缴及完缴不足数额的，照例参劾革职。抵缺银仍着该管道、府、州赔补。

三、书役借欠，应分别追赔。各

译州县的书吏差役承办案件、缉捕匪徒、押解犯人以及一切紧要差事，往往透支工食银两，作为盘缠、纸笔和饭食之用。当时原本打算按季度扣还，等到案件繁多，借欠日益加重，一旦书役被革职或逃亡，便成了无法追讨的坏账。此前五次清查时，曾议定革除此项弊端，此次查出仍有这种情况。抵补亏空的银两若严加参劾，责令赔偿也是罪有应得。只是其中多有历次清查漏未查出的款项，况且终究是因公垫付，情非得已。如果一概责令官员赔偿，而对原本欠款的书役不予追究，反而让奸猾的书吏差役得逞，将来更难整顿。应当仍照五次清查时的原案办理，分别严令追缴赔偿，无论银两多少，一律限定两年，在原欠款书役名下严加比追，务必追完。超过期限未还清或还清不足数额的，照例治罪。同时抄没家产变卖抵偿，抵偿不足的部分，由原借款的官员赔偿十分之六，由怠于追缴的各官员赔偿十分之四。如果在追缴期限内遇到官员交接卸任，各人按照在任的月日按比例分担赔偿。追缴不足数额的欠款，直隶州的在该管道员名下，州县的在该管府州名下，责令赔偿归补。此后地方遇到公事，应由州县自行办理，各自负责各自任期内的事情，不允许抵充交接。至于差役垫付完税串票，容易滋生侵蚀公款的弊端，更应严禁，以清除积弊。

译一、仓项应当核实购买补足。查考仓储原本是为了预备缓急之用，如果有动用短缺，自然应当随时归还，不容许拖延。但从前采买是按照州县缺谷的多寡发放银两购买补足，其中派买较多的地方，即使遇到物价平稳的年份，加上转运水陆的费用，每石六钱的例价，仅够市价的一半，如果谷价昂贵，赔贴更多，州县财力不能支撑，往往挪用正杂款项补入仓库，而亏缺库银，这也是导致亏空的实际情况。臣想与其多买而不能交账，有名无实，不如稍微宽限时日，分作数次购买补足。遇到丰收之年，根据各属情况核定数目发放银两购买，年成好则谷价自然平稳，买得少则转运也容易，即使有赔贴，对州县来说也易于承担，这样仓库款项逐渐充实，而库项也不致亏空挪用了。

一、流摊应当禁止革除。查考各州县的流摊，如垫修衙署、仓库、监狱、驿站、牢号、桥梁、道路、岁科修理考棚、桌案、缉拿捻匪棍徒、设卡巡防以及例价不足的各项，往往请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摊；或在交接之际，凭监盘官说合立议分摊；或以抵补不足为由，将交接款项剔出数条归入摊派；或以前摊未交，又请求展期摊派，作为拖延之计。等到接收之后，又视摊派为无关紧要，并不交出，陈陈相因，越积越多。这种名为摊派，实即正项，确实是导致亏空的一大端。流摊一天不停止，积弊一天不消除。臣自从到任以来，已经严厉通令，应请求此后不准再有流摊的名目，违者前后任一并严加参劾追究。如果本管府州批准流摊，或经过监盘官说合私议流摊，查出一并参劾处置。

一、捐项应当严加提解。查考捐项名目不一，都是办公不可缺少的款项。从前各州县捐项数额很大，又有弥补、节省、津贴等项，名目多的达数千，少的也有数百。各州县养廉银有多少，怎能不亏缺？臣自从到任以来，首先将此项捐项分别应裁应减，核定的数额在养廉银的三成以内，详细呈报前抚臣奏奉谕旨遵行在案。各州县去除了这个大累赘，如释重负，实在已无可借口。只是以前所定的数额，仅够办公而已，本来没有剩余。如果提解不及时，办公必定受掣肘，且是奏定的款项，不便稍任拖延。计算各州县每年捐项数额，仅在二百两上下，零星批解，对州县也不适宜。因此臣已经通令各属，在批解上忙钱粮时，随同解送布政使司备用，如果有未清的，即在耗羡内划扣，这样得以年清年结，公私两便。至于酌提羡余一项，追溯从第二次清查开始，弥补无着，每年各州县提银十五万兩，皖省亏空越积越多，确实起源于此。上年经臣递减为一万两，详细呈报奏明办理，专门用来津贴冲途最苦的潜山、凤阳、灵璧三县，也是断不可少的数额，应按四季提解，以免拖欠。

一、严管存库账目以重视交接。查考嘉庆二十五年以前，各州县欠解的一切正杂捐项，现在都报入清查，已经可以按册稽查。至于道光元年以后，各清各无，允许丝毫亏欠。但恐怕考核不严，仍蹈亏空挪用的故辙。查考从前州县交接册内，常将前任短交的列作存库造报，彼此商同，以无作有，积久愈多，遂成亏空。这是前任得以支饰，后任敢与通融，都因为“存库”二字是取巧藏拙的方法。臣以前在藩司任内，即通令各属，凡前后任交接，务必将现存银两悉数批解入册，不准开列“存库”。所以如绩溪县亏缺元年钱粮，立即显露，已经照例参奏。但必须明定章程以垂久远的规范。应请求此后州县交接册内，不准开列“存库”，如果已报入清查的，或亏或抵，均在册内逐一载明。如果有应领银两作抵交项的，也在册内明晰登注，以便核实稽查，实时查办。至于纸张、饭食等一切无关正杂额损的，不得列入交接册内，以免混杂。

一、交接的议单欠票应当严行禁革。查考州县交接，如果账目清楚，何须议立单据？仓库没有亏空，更无所用其欠票。这些名目，原是州县通融交接的弊病。此次清查，前抚臣李鸿宾因为各州县开报册子容易致朦胧混淆，或将本任亏空报作前任，所以奏请调查议单欠票，原本是为了钩稽旧亏是否确实，并非交接案内应有此名目。现在清查已竣，自然应当明定章程，使知遵守。应请求此后州县交接，责成接任官员据实盘收，倘若再私立议单欠票，徇情接受，一经发现，即将前后任严加参劾治罪。该管道府州及监盘各官一并参劾惩办，这样通融的弊病既除，而续发的亏空自然可以杜绝了。

杜州县交接积弊议 道光元年

安徽布政使张师诚

为酌拟革除州县交接通融积习以绝新亏而杜弊源的事，窃照安河仓库亏空累累，

译清查一次，后续添补一次，凡是遇到官员交接，没有不拖延混乱的，大多通过通融手段结报，导致亏空数额日益增加，旧的亏空尚未弥补，新的亏空又已产生，全省的仓库几乎找不到完好无缺的地方。推究其根源，大半是因为摊派过多，摊派大约有好几种情况。

州县官员在任期间，想要谋取私利，往往虚报工程等事务，自称无力独自承担，请求所属的府州分年摊派，府州官员徇私批准，将其视为护身符。继任者看到前任有这种做法，也加以效仿，于是更换名目，另造案卷，仿照办理，这是第一种情况。

州县官员卸任之后，欠款很多，有的借口因公赔累私产，请求所属府州批准分年摊派；有的凭借监盘官员的说合，共同拟定议单分年摊认；有的以抵补不足为由，将应交款项中剔出几条归入摊派；有的以前期摊派未交清为理由，又请求展期摊派数年，以此作为拖延之计，这是第二种情况。

即使是偶尔出现亏空的官员，恐怕罪名较重，不肯将亏空数额全部坦白，仍然删减部分数额归入流摊，这是第三种情况。

接任的官员，起初也未尝不刻意认真，等到互相劝说，看到上司批准流摊已有先例，便仍然接收。接收之后，又认为摊派无关紧要，并不按日交出前任所欠，其短缺情况陈陈相因，越积越多。这类名为摊派，实际上都是正项亏空，由于所属府州姑息纵容、徇私隐情，一味通融包庇，导致不肖官员肆无忌惮，习以为常。

又如垫付民欠、私自变卖仓谷、书写立据将物件作抵等类，都是积弊的重大方面。本司自从上年七月到任以来，仔细访察，得知上述情况，随即严厉通令，不准混合摊派，希望彻底革除积弊。

现在奉特旨清查旧亏，所有从前亏空抵补的各项都应当彻底严查，务必做到真相大白。旧亏既然应当查明，新亏尤其应当杜绝。如果不借此划清界限，革除积习，怎么能挽回狂澜而杜绝流弊呢？现在根据本司所见，酌情拟定几条，罗列如下。

译一、凡是修理各类工程，一概不准摊派给后任。查得州县修理城墙、监狱、粮仓、衙署、庙宇、棚厂、桥梁道路以及一切工程，如果超过保固期限，确实坍塌，按规定允许详报申请动用公款，原本并不责令地方官捐资赔偿。如果工程紧要，必须修缮，哪里难照律例详报申请委派官员勘估，领取款项兴修。然而近来州县往往以一份详报立案，不等批准，就擅自动用库款垫付办理，随即虚报用款数额，通常声称独自难以支撑，详报请求分年摊补，竟然有并无紧要工程，凭空造作专为交接时摊派地步的。这类因亏空而申报工程，私自请求本管府州批准立案，遗累后任的，实为第一大弊病。安河地区摊派，像这样作抵的，处处都有，日益增多。如果不严加革除，如何杜绝欺诈而堵塞漏洞？应请求从道光元年起，凡有一切紧要的地方工程，都令照例通详，听候委派官员勘估，分别办理，不准再擅自动用库款垫付，率性请求摊派。如未奉院司道批准，擅自动用库款兴修的，不准后任接收作抵，仍责成本管府州据实详报撤职参劾。倘若府州徇情包庇，批准摊派，即将府州严加揭发参劾。或者经过监盘说合私下商议摊派，即将说合的监盘官和滥接的后任一并严加参劾，所摊银两分别责令赔偿。

一、凡是一切因公费用，一概不准议定摊派。查得地方偶有公事，或缉拿匪犯，或偶遇差使，以及一切因公费用，本应各归各任办理。然而州县对于收入则视为分内应得，对于公用则不肯自出己资，往往在交卸之后，私自请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摊派，或凭监盘官说合，公定议单，分年摊认。自从开了这个头之后，不肖官员便相继效仿，造报赔偿纷纷，详报掩饰亏空侵挪，作为肥己的资本，以致摊派日积月累，亏空愈积愈大。更应当严加禁革，以杜绝流弊。应自道光元年起，不准再有此等摊派名目。如果各州县实有因公赔累过多的事情，且能办理妥善的，自然应当酌情调剂。倘若敢仍蹈前辙，即照前条分别严加参劾。

一、民欠不准再有垫付完纳。查得征收钱粮定例，按日考核，原本是为了考察州县的勤勉与懒惰。各牧令如果秉公催征，将书吏、差役、银匠等人的弊端查察革除，百姓自必踊跃缴纳，断不至于任意拖欠。无奈近来州县往往任由书吏差役蒙蔽，弊端日益增多，以致催征不起。等到奏销不足分数，又规避处分，挪新掩旧。接任的官员也各自辗转挪移，经年累月，变成无处着落。这也是导致亏空的一大端。查得报全完例干革职，竟然相习成风，任意报完不可不申严禁绝。应自道光元年起，凡是丁地、漕项、芦课等，再也不许丝毫垫解。如果敢规避处分，仍前挪解，即照例参劾，并着落本员赔补，不许后任接收抵偿。如果后任徇情接收，除揭发参劾外，即将所垫民欠着落分赔。本管府州知情包庇，一并参处。

一、仓项不准作价摊交。州县仓库贮存的米、谷、麦、豆等项，均应实贮，以备缓急之用。规定原本不许作价交接，然而州县平日在衙署中食用，往往动用碾磨仓谷，甚至有借请出粜、出借之时，私自多粜渔利，种种弊端不一而足。私自出粜可获重价，而交接只需作银，每石六钱，因此相率效仿，任意动用缺额，名为作价摊交，又不以实银交出。问其谷物，则说已有价；问其价款，则在抵银，谷两空，实在令人痛恨。其或奉文买补，由布政司领去，价款仍不立即购买，反而将价款挪用，虚出仓收，又以例价不敷为由，擅自挪垫。委派官员盘验，又往往通同包庇，并不亲自前往丈量盘查，仅取该州县覆文，率性加结。等到交接短缺，辄以“气头底”为词，当作赔偿。殊不知“气头底”不过数十石、一二百，怎能盈千累万之多？竟然相习成风，以致全省仓项大半空虚，这也是导致亏空的一大端。应自道光元年起，州县仓库贮存的米、谷、麦、豆等，除奉文碾拨及旧亏奏报有案未经买补的各数外，其余应实贮若干，不准作价摊交。倘有短缺，令后任据实揭发上报，不准接收价银。如果敢仍蹈前辙，通融接收，也照前条分别严加参劾。

一、接收交接，不准私立欠票。查得仓库钱粮，一丝一粟均关国帑。如有亏短，应立即据实揭发上报参劾追缴治罪，不容稍有隐徇。如果后任通融接收，虚出通关，按规定应革职分赔，规定不为不严厉。然而近来交接，往往互相通融，私立欠票，辗转摊交，几乎致使国法可废，还成什么治理体制？更须严加革禁，力挽颓风。应自道光元年起凡遇交接，不许一丝一粟短交。如有亏缺，责成接收的官员据

译确实揭发举报，请求参劾，不允许稍有包庇隐瞒。倘若仍然接收期票，一旦发觉，就将该管府州官员以及监盘官员和前后任官员一并严厉参劾治罪。

译一旦接收前任的交接，不允许用器物抵充亏空。查核州县的钱粮，应当全部征收、全部上缴，不容许稍有留存，以致滋生亏空挪用。在历次清查案件里，竟然有用陈设玩器和衣物等项暂时抵充亏空的。这些器物，如果确实可以变卖，为何难以立即变价并行文上报？却一定要暂时抵充，其高估价值以少抵多，显而易见。仓库都关乎国家财政，岂能容许用这些器物抵充？应当立即严厉禁止革除。应当从道光元年起，永远不允许再有这种抵充，也不允许后任接收。倘若敢故意违抗，就立即严加参劾治罪。

以上各条都是各州县掩饰亏空挪用的弊端，必须严厉禁止革除，有犯必惩。而其关键尤其在于所属府州同心协力，切实稽查。府州是亲临的上司，见闻最近，无法隐瞒。凡是州县交接出现亏缺，不该抵充却混充抵充，不该摊派却混行摊派的，虽然有监交官从中说合，无不先向所属府州请示。如果府州秉公持正，监交的官员怎敢擅自定议？接任的官员又怎肯滥行接收？此后如再有滥抵滥收等各种弊端，应当将所属府州一并专门上奏弹劾，这才足以昭示警戒。其直隶州的交接，是所属道员的专责，应当照知府一律办理。如此明白通令，使得各地方官都知道道光元年以后仓库一旦有亏短，就应当严加参劾治罪，丝毫不能掩饰，自然各自顾惜身家，一切从节俭做起，继续亏空的弊端就可以稍微杜绝了。

筹国用议

冯桂芬

古代不把银作为货币，唐朝时用银不过是在与蛮族的市场交易。明朝初期用宝钞用钱，禁用银，明朝中叶后银才开始通行。顾炎武著论主张用钱废银，意在复古。我过去见银价日益昂贵，农田出产谷物而国家赋税征收银两，折算稍有损耗，百姓无法生活，不曾不认为顾炎武的论点是好的。然而自从五口通商而天下的局势大变，从此以银为货币的趋势已定，即使五帝三王复生也不能改变。因为现在把合地球九万里作为一个大天下，中国仅占十五分之一，那十五分之十四用银，而十五分之一不用银，难道就像十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那样吗？不行吗？过去曾说市场交易的事情，贵的时候征收贱的，贱的时候征收贵的，趋势所趋，没有谁能主宰，而一成不变。就像宝钞这一办法，即使以天子的命令也不行，那就不行罢了。严刑峻法曾不足以触动其毫末，考察古代都是这样，验证今天更加确信。况且宝钞也幸好不可行，如果可行，那么银将全部被外夷所有，一旦有事，宝钞无法支付，银百万资财，顷刻间变成一张纸，而银在人心中的重要性，权势就全部转移到有银的外夷，几乎不成为福建前年的事情？实行宝钞的命令下达，福建发出银若干万，设立官店来掌管出纳，凡是用宝钞支付钱的没有折扣没有扣减，宝钞于是通行。军饷数十万都领取宝钞不支取银，其他款项也是这样。藩库充实，一旦贬值，支取银的人接踵而至供应不上，就闹事，于是倾库给他们，仅仅可以无事。这也是实行宝钞的一面镜子。那么居今日而言使国家富裕，应当从哪里着手？回答说：仍然没有超过农桑的常谈，而辅助以种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备前议，又不独西北。大江以南的农民常勤劳，大江以北的百姓多懒惰。左山舒梦龄君任安徽知县，因为地多旷土，招募江苏人教百姓耕种。明洪武三年，迁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的人到临濠种田，共四千多户，给牛种资粮以送他们，三年不征税，继续迁徙的也是这样。当时迁徙的百姓最多，百姓常说：必须那样才能得食，宁愿饿死！唉，何论东豫？这应当劝勉他们，督促他们，务必有办法改变他们，使得没有旷土而后已。况且东南各省战乱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幸存的百姓十之三四，少的十不及一人。田地荒芜，田地荒芜就粮食短缺，必有受其饥荒的人，这应当用四人耕具救济他们，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有人说：“我们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雇佣的人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的旧况，那么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又中国积年兵荒，丝市减少十之六七，而外夷船只所购数倍于往时，所以蚕桑之利近年更普遍。过去曾说古代没有棉布，用麻葛做布，所以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于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于当时以绢为货币的缘故。自从木棉进入中国，似乎蚕桑不是贫民急务了。然而由今日观之，那么茶桑又并为富国的大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项，他们用鸦片洋货相抵还不足，必须以银补之。假使他们有鸦片，我没有丝茶，中国早就不支了。劝桑也具备前议，至于茶宜于山石嶙峋，不能生其他树木的地方，如果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开矿一件事，有人怀疑矿税害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道风水渺茫的说法，不是经国者所宜言。开矿不是利其

译赋税，除了维持国家经费之外，其余全部用来惠及百姓，不失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方法。采矿的工人不能等同于盗贼，关键在于驾驭管理得当罢了。各国都以开采矿藏为常规政事，没有听说发生事端，而且外国书籍中说：“中国地下蕴藏着许多未被开发的利益，假如我们不开采而让他们开采，眼睁睁看着他们满载而去，那该怎么办呢？”另外，外国书籍常常说鸦片害人，应当禁止，将来和平协议稳固之后，向各国讲明道理，他们禁止贩卖运输，我们禁止吸食，即使仍然沿用吸食者斩首的旧法令，也未尝不可以慢慢商议决定。使国家富裕的方法，不过如此而已。

译《务本论》序

徐鼒

辛丑年夏天，夷人侵犯广州。某位御史请求开矿以资助军饷，议论的人有的惋惜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我认为国家用度的不足，不是因为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度的弊端。我拟上奏章劝谏开矿，其大略说：现在筹划国家用度的人，在于重视农桑罢了。重视农桑，必须先使粮食和布帛珍贵；使粮食和布帛珍贵，必须先禁止淫逸奢侈。淫逸奢侈被禁止，然后商人的利润微薄；商人的利润微薄，然后从事耕织的人众多；从事耕织的人众多，然后粮食和布帛的产出就多；粮食和布帛的产出多，然后银价低廉；然后货币的源头就通畅。议论的人认为我迂腐。我认为叔向规劝实行邱甲法、刑书，井田制和世禄制并非兰陵人（荀子）所推崇。那些带着束脩来拜师的人，没有比孔子更亲近的；继承孔子学说的，没有比孟子和荀子更过的，但他们还分封土地、设立标志。像这样，何况我是出身卑微的士人，想要凭借一人的口舌，使天下人的心信服，这也太狂妄了。只是因为人们不相信我的学说，我就因此不能自信，那就是暖昧苟且的学问，再加上圆滑世故的情态。《易传》说：“内心疑惑的人，他的言辞枝蔓；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屈从。”我私下感到惭愧。于是根据前面的说法，竭尽辩驳，分条列出方法，写成《务本论》上下篇，用来坚守弈者举棋不定的警戒，并且以备遒人摇木铎巡行宣示之用。

《务本论》罄辨篇第一

有人问我：“国家两百年来，历代圣君相继，上自河工边饷，下到民间交易，都依赖银子作为用度。近年银子流向外洋，公私开始匮乏，这是银子少而国家用度不足的征兆。您却说国家用度的不足，不是因为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品的弊端，为什么呢？”我说：“直隶各省州县，产银的地方不到十分之一，不产铜钱的地方占十分之九。可以种粮养蚕的土地，不止十分之九，而不能种粮养蚕的，也不到十分之一。这多少难易的数量，相差万倍了。现在追求利益却舍弃多的选取少的，放弃容易的选取难的，这也太狂妄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取自百姓。一尺土地都可以耕种，一寸丝都可以织造，取自百姓而百姓有能力应对。银子不是耕种能产出、织造能制成的，取自百姓而百姓无力应对。百姓低价出售他们的粮食布帛来换取银子，缴纳官府有几石粮食、几捆布，不足以完成几两银子的数额，银子越贵百姓越困苦。而且不只是常额的银子取自百姓，官府俸禄不足，把漕粮变为强行折银；费用不足于批解，名义上火耗变为加封。长江以南一石米折银到五六两，长江以北一石米折银也四五两，弱者倾家荡产来缴纳赋税，强者聚集众人来对抗官府。追呼鞭打已经穷尽，就报告灾荒来图谋缺额；催征不力有惩罚，就摊派移用公款来解燃眉之急。在官府方面，十个县有九个亏空；在百姓方面，十户有三户抗粮。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用度不匮乏，可能吗？那么怎么知道使用银子有这些弊端呢？说：现在督抚查参州县亏空的案件，银子占十分之九，而仓库谷物只是偶尔有；花户拖延不交的，也是银子占十分之九，而米谷只是偶尔有。曾经看见州县开仓收米，百姓背着米在仓外坐卧守候，米入仓就欣欣然有喜色；官吏唱筹查册籍，故意拖延唯恐米来。没几天急忙闭仓强迫百姓输银，百姓背着米回家，全家愁叹。催租吏到他们家，拿着串票怒吼，输银是米价的二三倍。假使征收实物，我知道百姓会争先恐后地缴纳，怎么会官私都匮乏到这样呢？”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所以说：国家用度的不足，不是因为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的弊端。”

《务本论》罄辨篇第二

问：“现在试着拿谷物布帛给人，人取谷物布帛；又试着拿银子给人，人则舍弃谷物布帛而取银子。银子比布帛贵重，明显了。您说筹划国家用度在于重视农桑，为什么呢？”我说：“人人都认为银子贵重，是说有银子就可以得到衣食。有银子却没有用来做衣服，没有用来做食物，银子可以依赖吗。向银子求衣服，不如向衣服求衣服来得得当；向银子求食物，不如向食物求食物来得得当。现在南方漕运缺额，有捐米的奖赏；海运的议论，河南荒年，有请赈的奏章；招商的命令。假使仓库有积贮，户家有储藏，怎么会一方偏灾，以至于勤劳圣天子宵衣旰食之忧呢？万一粮船淤浅，商船受阻，虽然银子堆积如山，恐怕也无济于事。从前夷船侵犯金陵，金陵城墙高护城河深，调集的兵五六万，应该可以稳固民心了。而士民出城避乱，夺门呼喊，带着老幼进入荒郊无人之地，不是舍弃安全而走向危险，而是因为城中没有一个月的米，人人不担心死于寇盗，而担心死于饥饿。这时藩库存贮以及绅商捐输的银子，不下百万两；富商大贾储藏的银子，也不下数百万。但是没有守着银子不离开的人，肩负手携，除了干粮棉袄之外，也没有拿着他们的藏银出来的。固然担心激起戎心，也因为呼吸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足以活人命。那么没有衣服没有食物，虽然有银子，也是无用的东西了。古话说：‘以君主养活百姓，则不足；让百姓自己养活，

译那么就有富余了。』人人耕种，天下就没有挨饿的人了；人人纺织，天下就没有受冻的人了。所以说：‘筹划国家用度，在于重视农业和蚕桑。』」

译务本论罄辨篇第三

有人问：“重视农桑，必须首先提高粮食和布帛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鼒回答说：“现在如果让人从事某项事务并能获得利益，即使阻止他，他也不会停止；如果让人从事某项事务却不能获得利益，即使鞭策他，他也不会前进。江苏是出产粮食和布帛的地方，近来富裕的百姓把田地当作负担，贫穷的百姓把纺织耕种看作笨拙之事，质朴的人对此感到困苦，而机巧的人则迁往他处，这是为什么呢？富裕的百姓因为他们的田地受制于佃户，承受着拥有田地的害处，却得不到拥有田地的利益；贫穷的百姓又受国家赋税的拖累，终年辛勤劳作，而能留给自己利益的十中不到五成。所以苏州、镇江两郡，有人以抛弃田地为幸事。江北的情况则又不同，粮食便宜却卖不出去，民间囤积的粮食在仓库里，却无处弄到钱，以至于典当变卖来缴纳国家赋税、偿还私人债务，于是也以抛弃田地为幸事了。雍正、乾隆年间，松江因织布而财富超过其他郡县，后来被苏州的布匹夺取了市场，松江百姓失去了利益；近来洋布流行，苏州百姓也失去了利益。自从粮食和布帛比银子便宜，农桑的利益就被剥夺了。农桑的利益被剥夺，从事纺织耕种的人就少了；从事纺织耕种的人少了，粮食和布帛的产出也就少了。现在如果真能让朝廷的租赋、民间的交易，都统一使用粮食和布帛，那么农民就不会有多余的粮食，妇女就不会有多余的布匹，人人都知道粮食和布帛的利益，那么农桑之事就会不待鼓励而自然兴盛了。所以说：‘重视农桑，必须首先提高粮食和布帛的价值。’”

务本论罄辨篇第四

有人问：“提高粮食和布帛的价值，必须首先禁止奢靡浪费，这是为什么呢？”鼒回答说：“厌恶布匹而喜好丝织品，厌恶素色而喜好华丽，那么锦绣刺绣之事就会兴盛，而纺纱织布的人就少了。厌恶棉衣而喜好皮裘，厌恶平常而喜好珍稀，那么塞外的元狐、海龙等百兽之皮，以及外洋的羽毛、大呢、哈喇之类就会遍布中国，而棉花、丝茧的利益就微薄了。厌恶寻常朴拙之物，而追求玩赏喜好之物，那么明珠宝石、文木雕竹都足以消耗我们百姓衣食的资金。成捆成载的粮食布帛，其价值抵不过拳头大小的石头和颗粒状的珍珠；农夫蚕妇终年的辛勤劳作，比不上奇技淫巧一天所得。那么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的人就多，而农桑之事就不被重视了。所以说：‘提高粮食和布帛的价值，必须首先禁止奢靡。’”

务本论罄辨篇第五

有人问：“奢靡禁止之后，商人的利润就微薄了，这是为什么呢？”鼒回答说：“现在试着去五大都市的市场，价值一二却索取十的，是奇技淫巧之类；价值三四却索取十的，是锦绣珠玉；价值五六却索取十的，是铜锡竹木之器；价值七八却索取十的，是皮革钱币酒食；价值九却索取十的，是粮食布帛。不急不缓无用之物，其价值必定昂贵；日用必需之物，其价值反而平价，这是为什么呢？人人必需之物，人人都知道它的真假虚实，没有地方容许欺诈。所以说：奢靡禁止之后，商人的利润就微薄了。”

务本论罄辨篇第六

有人问：“商人的利润微薄，之后从事耕织的人就多了，这是为什么呢？”鼒回答说：“百姓之所以乐于经商而不乐于耕织，是因为耕织劳苦而经商安逸，耕织所得少而经商所得多。劳苦而所得少，那么人们就想离开它；安逸而所得多，那么人们就争相趋附它。因此今天的百姓，愚笨无用的男子才开始回归耕种，那些机巧聪慧的人不做；稍微能自给自足而坐享其成的人也不做。贫穷无助的女子才开始回归纺织，那些机巧聪慧的人不做；稍微能自给自食而坐享其成的人也不做。十个男子中耕种的不过三个，四十个女子中纺织的还不及一两个。他们之所以能吃到饭穿上衣，本来就不依赖耕织。如果真能让奢靡禁止，奇技淫巧、锦绣刺绣之事有所不行，那么那些不耕种而吃饭的人就没有可依赖的，不得不从事于获取食物的事情；那些不纺织而穿衣的人就没有可依赖的，不得不从事于获取衣物的事情。现在天下通都大邑，商人聚集的地方，百姓不从事耕织；而偏远州县，商人不到的地方，百姓多从事耕织，这也是证据。所以说：‘商人的利润微薄，之后从事耕织的人就多。’”

务本论罄辨篇第七

有人问：“从事耕织的人多，之后粮食和布帛的产出就多，这是为什么呢？”鼒回答说：“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耕种，十个人吃饭；一个人纺织，十个人穿衣，这是不可能的。况且耕织虽然是常事，但必须才能和力量聚集，然后事业才能精进。斟酌天时阴阳寒暖的变化，通晓地利燥湿高低的差异，这些事情大概不是愚笨无知的人所能洞察其细微之处的。人人从事这些事务，那么其中聪慧的人一定能弥补天时地利的不足，而获得成倍的利益。周朝有上农之夫，汉朝有力田之科，大概就是这类人吧？况且以今天下来说，长江以南粪田养蚕的利益，淮泗地区的人却不知道。楚蜀地区沟渠蓄泄的适宜方法，燕齐秦晋地区的人却不知道。北方号称土地寒冷，然而怡亲王兴修水利的地方，年收竟然达到数百万，由此可知天下没有不可从事农桑的土地。天下也就没有不可教导耕织的人，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孟子所说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难道是虚话吗？所以说：‘从事耕织的人多，之后粮食和布帛的出产就多。’”

务本论罄辨篇第八

有人问：“粮食和布帛多了之后，银价就便宜了，这是为什么呢？”鼒回答说：“粮食和布帛少的时候，富商大贾又能趁机牟利，追逐粮食和布帛

译因为物资短缺而囤积居奇，粮食和布匹更加匮乏，银价也就越高，这是辗转相因的弊端。拥有银子却没有粮食布匹，银子不能代替粮食布匹的作用，是因为银子不能做衣服，也不能当食物。拥有粮食布匹却没有银子，粮食布匹却可以代替银子的作用，是因为有衣服穿难道还要依赖银子吗？有食物吃难道还要依赖银子吗？现在粮食布匹充足，上级用来役使下级，以及下级用来侍奉上级，都可以用粮食布匹来作为使用，而利益的权柄不归于银子，银子怎么会不贬值呢？所以说：粮食布匹充足之后，银价就会低廉。

译务本论·罄辨篇第九

有人问：为什么银价低廉，然后货币的源头才能畅通呢？鼒回答说：粮价低廉，农民受害；银价昂贵，商人也受害。起初，商人并不受害，乐于经商，却对农民有害；随后，商人也受害，经商痛苦，而且对农民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日常必需的物品，用钱来计算价值，有固定的价格。商人用钱兑换银两，批量采购货物，银价昂贵而钱价低廉，如果仍按原来的价值计算，那么物价不会突然上涨；如果按原来的价值计算，货物就难以售出，于是商人就压低货物价格以迎合市价，用脆弱、单薄、低劣的物品来行骗。农民用难以获得的铜钱，换取容易败坏的货物，商人又因为货物卖不出去，坐吃山空，消耗了囤积的银两，辗转牵连，导致货币流通停滞，商人和百姓都陷入困境。现在用粮食和布帛代替银两的用途，也就是用粮食和布帛来分割银两的权力。银两的权力既然减轻，那么银两的价格自然就会低廉。这样，使用粮食和布帛而不使用银两的地方，固然不用担心银两短缺；而且使用银两而不使用粮食和布帛的地方，也不苦于铜钱价格高昂。以粮食和布帛为主，以银两为辅，银两不至于暴涨，而粮食和布帛借此得以流通。我只看到银两对百姓的便利，而没有看到它对百姓的危害。所以说：银价低廉，然后货币的源头才能畅通。

覆奏部议陕甘捐输经费再行议核疏

林则徐

私下接到户部咨文说：议奏陕甘捐输番案经费，应当批准给予，剩余期限两个月，截至二十七年二月底一律截止。所捐的银两，原本是为番案而设，打算凑足七十万两，分别存放在陕西、甘肃两省的藩库，严密封存，以资储备。其中请求提取四十万两发给商人生息这一节，是因为常年设立关卡巡逻，预先筹划，但是发给商人每年缴纳利息，也只能获得四万两利息，如果遇到急需，而所发的本金难以指望收回，似乎应当实际存放在库中随时提用，比较方便。应当命令该督抚等查照现有提议，将该省缓急情形通盘筹划，详细斟酌核实，再行上奏办理。十一月以后所收的捐银，以及剩余期限内继续收的银两，都应当上报户部拨用，借以周转。所有归完减平银六万六千七百余两，迅速委派官员批解到户部库，不要稍有拖延。又附片上奏说：陕西第三次捐输收银六十余万两，除了已经议定凑归陕甘两省藩库外，计算下来还有盈余，打算立即在这项中提取三十万两，用来充作收买商米之用，立即委派官员解赴天津道库交纳，稍勿迟误等因。上奏奉旨依议钦此。咨文到达臣等，恭敬遵照办理，除了陕西省已委派试用同知雍载庆等三人各管解捐输银十万两，分作三批，都已在正月起程赴天津道库交纳，不敢稍有拖延外，其中议定以七十万两分贮陕甘藩库这一节，查甘肃捐局三次奏报共收银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 除了应解往户部归完原借减平银数，尚不足以存贮，自然应当立即由陕西核拨解往甘肃，并且陕西藩库封存的款项，都各自专案上报户部，仍然按照臣等前折所请，遇到重大事宜，必须专门上奏说明才准动用，以重视公款而防备意外。只是现在接到部议，既然命令臣等将缓急情形通盘筹划，详细斟酌核实，再行奏办，遵即往返仔细商议，从长计议，不敢只顾及眼前潦草塞责。私下认为番务是甘肃最拖累的弊端，自古至今不知道办过多少次，如果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前人早就应该斩断其根株，必定不肯将就一时，仍然给后来留下累赘。无奈那些番众等族类既不可胜数，扎营又没有定居，而且没有恒业来维持生计，只凭借抢劫掠夺作为长技，捕捉一处，一处暂时收敛，一年，一年仅仅避免嚣张。如果有关顾不到的时候，防范不周密的地方，他们就像狼奔豕突，无恶不作。就像前年巨案丛生，上年贼踪稍敛，其中没有其他巧妙，总只是严防关卡隘口，勤拿汉奸。贼人未来则分兵巡逻，贼人既至则合兵剿击，虽然不能指望全部破获，终究不敢稍任空虚。然而这样办理，就需要有常年定额支出的经费，有临事急需的经费。所谓临事，如果遇到大股抗拒，必须多用兵威。像上年剿办黑错寺之类，就是部议所说的存库提用较为方便，也就是臣等前折所说的必须奏明才准动用的意思。至于常年扼守要害防卡防河以及分派巡逻的弁兵，要想让他们认真严守，不躲避虚报，就不得不另外给口粮，使他们吃饱有资，才能勇奋从事。以此计算，即使终年安然无事，也需要二万两上下才够发放。以无尽的支出，如果从藩库封存的款项中取用，自然日渐减少，而且该年中又难保没有临事急需奏请动用的，那么年复一年，不久就化为乌有。臣等如果只顾及眼前，这几年内未必不可以敷衍，但为长远计，似乎生息一项势不可无。就像前折所请，从捐项中提出四十万两发给商人生息，经部臣核实，每年只能获得四万两利息，原本就是烛照数计，再不能断定会增加。然而如果以二万两作为添防及巡逻舟兵口食之需，仍以二万两归还本金，那么

译二十年后本金已经归还足额，利息仍然长久流动，与完全由封存储备项下支发而日渐消耗相比，似乎更为长远的谋划。查陕西局捐输自第三次具奏之后，又有续收银二十九万余两，预计截止到二月底陆续呈报捐输的应当不少，核算数目总有盈余，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边境防备番人在各方面都需要设备，所有臣等先前请求提取银两四十万两生息这一项，仍求恩准办理，这样两藩库封存的银两可以期待永远留存，不至于日久稍有损耗，确实对边防事务有益。现在据两省司边称，查近年陕西、甘肃商力也非常疲乏，或许需要将生息的分数酌情减轻的地方。容臣等察看各属情形，再分别核实办理，总期望有公事，不违背舆情。其自十一月以后到剩余限期内所收捐银，除发给商人生息外，自然应当遵照部议，全部报拨。但查甘肃省地连接关外，每年所需兵饷四百余万，全部由江浙、河南、山东等省及长芦、两淮拨解前来，路程既远，陆路运输尤其艰难。如果将捐输抵充解往他省协济甘肃的军饷，似乎可以稍省辗转解运的烦劳，而他省应当解往甘肃的饷银，又可以另外就近调剂。这样一转移，对于国库款项，并无出入增减，而运费节省实在很多，似乎一举而数善具备。

译奏请设立机构办理清查的疏文，光绪八年。

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山西一省贫困的祸患，到了今天已经极其严重。然而这并非是因为物资匮乏造成的祸患，而是因为弊端混杂造成的祸患。为什么呢？自从咸丰年间战事兴起，费用广泛而用度紧急，杂乱地牵强弥补，没有进行限制和决断，一直延续至今。算起来，距离道光二十九年，没有彻底清查已经三十三年了。外部受困于供给繁多，内部受困于垫款巨大导致亏空、挪用、掩盖，没有穷尽的时候。藩司官吏把账目混乱作为秘密，地方官员把拖欠作为得计。如果再不为此想办法，就像上面填土下面漏水，即使休养生息数十年，每年收入数百万，也救不了贫困。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军需报销的案件，年代过于久远；二是善后的案件，挪用过于巨大；三是交代的案件，未结清的过多。而这三个案件的盈亏虚实，互相牵连，隐藏交错在其中。三个案件不清，于是产生了五种弊端。

第一种叫筹垫：第一案军需筹垫的十三万两，搭在第二案上；第二案军需筹垫的五十万两，搭在第三案上；第三案军需筹垫的四百三十三万多两，悬宕至今。那些垫欠的主项，正税杂捐、兵差生息，无一不有。就像每年年底造送军机处和户部的常年藩库实存册，尚且列着旧管实存银一百五六十万两，大抵都是嘉庆、道光以来正税杂捐各款的尾数。凡是已经使用但未报销，确实有账可查的，按规定报为实存。那么案库储存的账籍上说实存很多银子，检查军需的案件却又说筹垫巨大，盈亏矛盾，正税杂捐大抵都类似这样。我私下想，既然都是部里核准报销的案件，如果在当时报销时，就将其拨划清楚，难道不是径直分明吗？现在打算核查司库账册，查对部里的案件，凡是在核准数额内军需按规定可以动用的，就把所借的各款项就在本项开支，不必虚立垫欠的名目，徒增拨还的文案。那些本来现在需要应用，或者本来垫拨军需，又借其他款项来转供本项使用的，必须辗转归还，势难开除的，分别列出简明确的数目，从容筹还。这样那么积尘的文书就简省了，眉目分明，即使想侵吞挪用也无法影射，所以把划清筹垫作为第一要义。

第二种叫滥支：查筹垫的各项中，当日因为是实在动用，屡次经过详细核查。然而历年久远，有这项就可以就现有资金支持陈年旧账，无须归还的；有前案早已渺茫，欠款无人承领的。葆亨在任时，对这些款项放手滥发，纵容家丁书吏承领的人按成朋分，倒扣三七二八，浪费无数。现在虽然颓败的浪潮不能复回，但覆辙不可不引以为鉴。打算立即确切查核，如果有此类情况，就予以扣除，不准再行归还，以免用有限的正税去满足无底的蛀虫。所以把删除滥支作为第二要义。

第三种叫拨抵：凡是州县垫办兵差核准未发的，就由本员用来抵解。追溯查考咸丰末年，同治初年，军书频繁，供给项目浩繁，而且那时上司执法都务求谨严，属吏风尚也多厚朴，陪累确实不可避免。近年巧诈虚伪萌生，开报已难深究，甚至本员兵差长余用不尽，还可以借给他人贱卖得价。于是州县欠解的实银化为空账，从此人人觊觎交代，谁肯清还，徒然成为藩署丁胥的利益渊薮，祸国长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查从前已经拨抵结案的不可胜数，难以追究。今日所存的尚多，臣已严厉命令司局，迅速将兵差垫款已抵未抵的确数查清，截止除本员外，不准再借抵，使州县不至于效仿。所以亏空所以挪用，所以把禁止拨抵作为第三要义。

第四种叫借动。司库遇到急需，难免权宜借放，然而没有像晋省库账这样紊杂的。或者零星凑集，并不专借一项；或者辗转填补，并不随时归还。比如甲欠乙，乙又欠丙，丙或许又欠甲。甲即使有算士法家，也猝然难以穷尽端绪。遇到动拨的座位，听任书吏指挥。书吏说拨甲，就拨甲；书吏说拨乙，就拨乙。这都是司吏幕友，故意制造纷乱揉杂，作为居奇之地，索费之门。以致司库存在谁虚谁实，州县欠谁完谁否，并没有确数。现在打算层层拨正，从流溯源，务必让本项的有无多少，一一披露。以后各项支用各不许纷纷借动。那些必须移缓就急的，应当整批不要分散，限期归还，即将簿内札库借拨的条目注销。这样那么就可以得到存欠的实情，而量入为出的策略有所施行。所以把厘正借动作为第四要义。

第五种叫隐匿。晋省近日法纪废弛，迥异于其他省份，往往出入达到数十万，而漫收漫放，不奏报不详情。抚臣并不知晓，必待他年报销而后知，那时已经时过境迁，虚实莫辨。就像臣六月十二日所奏，查出善后余款两起共三十七万多两，这从何而来？以前臣衙门并无只字案据，实属骇人听闻。此外牵涉之处尚多，现在仍依次清理。又如光绪六、七两年拨解曾国荃山海关防饷四十八万的数额内，有二十三万两，直待光绪七年十二月曾国荂撤防半年后才补详请奏。四十八万之外，又有十万

译国荃前来咨询，直到办理完奏销之后才得以知晓。各种情况参差不齐，大多令人难以理解。如此巨额的款项尚且如此，其他款项又何必多言？现命令司局将各案全面彻底清查并上报，同时命令按月详细报告收支情况。凡有动用巨款以及不在常规支出范围内的，随时详细核查，这样一切开支便都能受到限制。因此，将稽核隐匿作为第五项要务。因为筹垫款项清理清楚，财政支出的数目就准确了；滥支现象消除，侵吞盗窃的风气就止息了；划拨抵充被禁止，州县的亏空就减少了；借支动用被停止，书吏的权力就衰落了。迅速辨别奏销以察觉新的亏空，免除摊派捐输以节省司库垫款，裁减虚浮费用以节制各种支出，这些都与清查库款互为表里。除了随案分别命令办理外，统一在此次一律清理。繁杂琐碎、纠缠不清的事务，是胥吏所乐于做的，却是官员所苦于处理的；混淆牵连、搭车收费的做法，是贪官牟利的，却是国家受害的。能够去除以上五种弊端，政务就会简易明白，盈亏状况一目了然。由于废弛时间过长，积压的案件如山，前后长达二三十年，涉及金额四百余万两，而且此事又让作弊者感到不便，他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推诿拖延并加以阻挠。因为这实在是奸邪蛀虫藏身之处，也是国库资金流失之所。如果不从这里着手，山西省终究没有理财节用的办法。臣在上月奏请设立清源局，此项库款、兵差、交代、摊捐、借拨等各案的清查，统一归该局办理，这样才能全面呈现真相。查得布政使方大湜，出身于州县，向来熟悉利弊，况且到任不久，没有需要袒护的地方。臣便责成该布政使会同按察使、冀宁道，并增派候补道高崇基，命令局员迅速办理，限定在五个月内，于年内将各案一律清查完毕。相应地请求圣旨严厉告诫山西省大小官吏，限定时间办理，这样各官员才知道敬畏，不至于推诿拖延。总期望能斩断乱丝以挽回大局，堵塞旁流以归于正道。臣生性迂腐正直，不敢因怕受劳苦怨恨而不作为，等办理出个眉目，再详细上奏，并开列清单咨呈户部查核。

译筹裁抵摊捐疏 光绪八年

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我刚进入山西境内，便询问民间的疾苦，进而询问官员的疾苦，大家一致认为是摊派捐税成为负担。所谓摊捐，凡是关系到全省公务开支，而按规定不能报销的，就分摊给州县官员。山西省自乾隆、嘉庆年间以来，州县解交给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所属府州的摊派，总计需要银十一二万两。接连经过前任巡抚成格、鲍源深、曾国荃先后商议裁减抵补，时有增减，至今尚存常年摊捐十七项：一是平好铁不足抵补价银、部饭、部费等项；二是潞绸不足抵补例价及盘费；三是农桑绢不足抵补例价及盘费；四是毛头纸不足抵补运输盘费；五是京饷津贴差费；六是科经费；七是岁科考棚经费；八是兵部科饭食；九是按察使司兵部奏销印红饭食；十是秋审繁费；十一是按察使书吏饭食；十二是省城按察使、府、县三监繁费；十三是土盐公用；十四是各府州岁科考经费；十五是交代繁费。总计约银十万两，实在是官场第一大负担。大致上缺（肥缺）所摊派的一千余两，亦需数百金，州县无从筹措，有的移甲就乙，暗中亏空正税；有的剜肉补疮，苟且借贷。即使批解如数，也已力尽筋疲，也只好私自征收、勒派，受贿断案，从百姓身上取偿。我认为想要澄清山西吏治，必须先彻底去除摊捐之累，使州县财力宽裕有余，然后下不至于因盘剥而累及百姓，上不至于因亏空挪用而累及国家。山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即使是所谓的富庶之地，本来也远逊于其他省份，廉俸减扣以来，办公经费拮据，再加上摊捐之累，于是能自拔的人少，而能自爱的人更加稀少。况且交接事务纠缠不清，多因摊捐所致，常有官员相隔六七任，案件悬置十余年，而调拨核算、咨文催促，纠缠不已，致使在此为官的人大都忧愁有拖欠牵挂之患，而毫无洁身奉职之乐。这不仅有害于澄清吏治的方法，恐怕也不是盛世太平所应有的。几个月来，我督饬两司以下各官，全面筹划详细商议，决意除此弊端，使可删减的直接删汰，可节省的极力节省，必不可删必不能省的，就在本省筹划闲置款项抵补。现已筹定办法，通令举行，专门设立一局办理裁减抵补摊捐，以澄清吏治之源，命名为清源局。只有平好铁这一项，事重而巨，难以全部筹补；绸绢五项头绪繁多而负担深重，即使代为筹补仍有纠纷淹滞之苦，谨另片奏明请示，依旨办理。如果蒙恩允准，那么六项费用可以变通节省，其不足部分仍由本省筹划，尚可勉强为之。省、府、县官员的苛累一旦清除，无可借口，考察官吏的命令可以必定执行，惠民的政策可以下达了。

况且我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摊捐欠解不能参劾追缴，往往急需已至，而本银不来，只有从司库移垫支付。遇到参劾故极累之员欠者终欠，那么藩司又取其他款项来掩盖填补。摊捐待用之银不能暂停，而摊捐应解之银十分欠其五，那么司库年年挪垫无虑数万金，这都是什么钱呢？穷究其归宿，不侵蚀耗损正税不止。起初则使官吏受害，最终则损害库储，这也是无形的漏卮。我考察山西历届清查报销各底案，正杂各项都容易寻求，唯独摊捐这一项，烦琐缴绕，交接推宕，司库拨抵，辗转绕算，新旧牵缠，大约是奸胥作弊的窟穴，猾吏取巧的伎俩，尽在其中。将这些葛藤一一披露于库交代，均有裨益。

请动支厘金抵补铁价片 光绪八年

张之洞

再，山西摊捐之中最为官员所累的，无如平好铁。每年应解平好铁一批八万四百九十八斤，好铁四批共计二十万斤，按规定支取价银一万一千三百余两，尚不足抵补价银及部饭、部费、盘费等银三万九百余两，由州县摊赔，各官以此为苦。光绪六年以前，巡抚曾国荃曾有例支者免扣三成，不足者动支厘金的奏折，当时经户部议驳。在部臣自是出于恐启效尤的考虑，迄今又过了两年。我熟考利弊，实有不得不向圣明陈情的理由。查例支价银定自百年以前，谨案国初至雍正、乾隆之世，百产丰盈，物价轻贱，各种工匠役使以及转移职事之间，民僦值无多。考察本朝掌故及前人文集笔记，大致当时每银一钱抵今日三钱之用。自从奉饷大端与夫一切工程料物价值，当时皆综核而出之故，同一银数，过去常有余，今日则日形不足。凡涉例价，无不如此。百年来物价人工日贵，而浮费耗损日益增多，承应官物者由此困顿。赵代是九州产铁之区，现在并非缺乏，自潞安平定遭灾，户口凋伤，粗工因民流而开采者稀；细工因民拙而学制者少。所以今日不患无铁，而患无工。铁炉出货不足以供铁贩取求，出铁既艰，铁货亦贵；驼畜既少，运费亦昂；价日以增，而州县日以苦。自光绪六年议驳以来，虽有摊捐

译这项铁斤的名目，各地经手款项多有亏欠，月月催缴追讨，至今仍未清偿完毕，仍由司库筹措垫付。臣到任以来，考察探究铁政，将官办铁局的章程详细稽核，派遣官员亲自前往省外的铁炉探访研究利弊，事事追求务实与节约，从前浪费虚报、囤积居奇垄断的弊端全部扫除，选拔廉洁正直、精明细致的官员总管此事，计算每年可节省银一万六千两，然而尚短缺银二万三千余两。虽然想设法筹措弥补，苦于数额太大。除了曾国荃所请求免除扣减三成的事项有既定章程不敢申请外，恳请仰仗天恩俯念晋省土地贫瘠、官员负担沉重，略予补助弥补，所有前述不足的铁价铁等费用，可否比照例价数额，准许暂时从本省厘金项下动用银一万一千三百两，稍作津贴，以五年为限。等到五年后财力逐渐宽裕，再由本省筹措发放。其余不足的银一万二千余两，由臣筹措抵补。至于晋省厘金，有由各局卡征收的行商部分，近年收入很少，无非是借口摊派捐输赔累，百般推诿拖延。如果蒙受圣恩明确予以体恤，稍减积欠，这些官员都存有良心，臣竭力整顿，必能使州县每年的收入较前逐渐增加，足以抵偿此项费用还有剩余。铁政既然没有摊派，那么通省摊派捐输的祸害就可以彻底清除了。

译关于裁减公费、禁止水礼各项缘由的奏疏。光绪八年。

张之洞

我私下查访得知，外省按察使、道员、知府、直隶州等官员处理公务，常常苦于经费不足，由于廉俸被扣减，情况更加拮据，不得不依赖下属官吏供给。那些逢年过节的馈赠，向来有三节、两寿、季规、到任礼、路程仪礼等名目，各省都一样，山西也不例外。那些讲求吏治的高级官员，知道这些陋规足以拖累州县，却又无法安置司、道、府、州官员，于是另外筹谋，明确规定公费，使得上级不缺乏费用，下级不挟制上级。所以近年各省遵照圣旨议定公费的案件，在奏章中屡见不鲜。然而这些费用必定有出处，像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有的从厘金盈余中取用，有的从漕粮折银中取用，有的从盐税平余中取用。倘若没有别的筹款来源，也必定酌情加以裁减，然后定为固定数额，这都是意在体恤下级罢了。自从光绪六年王定安担任冀宁道时，鉴于晋省官吏贫困窘迫，旧日的规礼不能按时足额缴纳，于是怂恿葆亨巧立裁汰陋规的空名，改立公费以便谋取私利。旧日只送水礼的，一律改为实银，并妄称裁去了二成或三成，欺瞒朝廷上奏。州县因此更加困苦，人人叹息怨恨，舆论沸腾。我抵任后考察实际情况，发现都是明面上裁减暗地里增加，甚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原奏所说的核减三成，仅仅只有两个县，其余只减一成或半成，而加上平余、加色等费用，比起旧数实际上反而更多。况且向来赠送规礼，每年五六次中，必定短欠一两次或两三次不等。至于水礼这一项，厚薄有别，接受与否没有定规，即使收纳不过几种颜色，现在却化私为官，转亏为盈，公然委派专员专门提取公费，在领取坐扣时扣除，以致归绥道所属向来没有节寿陋规的地方，借口新章程，一律增添收取，横征暴敛，败坏官场常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为了革除晋省的苛政，首先将原议我衙门的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供给卓饭六千四百两，以及此外一切查库门包等陋规全部裁禁。随即对全省公费，根据光绪六年原定数目体察实际情况，分别裁汰。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所收公费，除了河东道全部裁除外，其余酌情核减。那些著名贫瘠困苦、原有解送公费的州县，如永和、蒲县、大宁、平鲁、汾西、和顺、榆社、宁武、偏关、沁源、屯留沁水、静乐、五寨、天镇、右玉、定襄、左云、广灵、苛岚、岚县等二十五处州县，全部裁免。著名贫瘠困苦、原无解送公费的州县，如石楼、应州、山阴、垣曲平陆等五处州县，申明永远禁止。口外各属新增解送公费的，如归化城、绥远城、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城、和林格尔等六个厅，仍然裁革。其余旧有解送公费、尚非贫瘠地区的六十四处厅州县，一概减半。各属中，如雁平道以及朔、宁、平、汾、泽五府，以及辽、沁、隰三个直隶州，或者地处贫瘠，或者裁减较多，不得不酌情给予补贴，即从我衙门所裁各费中，酌情提取津贴。总计裁减的数额，除了津贴各属外，为两司及各位道员每年节省银六千二百一十一两，为各位知府、直隶州同知、通判每年节省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九两，为州县每年节省银五万八千一百三十七两，总计为全省属官每年节省银七万八千九百一十六两。晋省去馈赠上司水礼的风气，也是巨大祸害，实际上与节寿陋规没有区别。赠送时开具票据，持票折换钱款，优缺每年五六次，统计其价值，巡抚、布政使两衙门丰年可达二三千两，约年可达一二千两，以下衙门依次递减，廉洁者不收，收取者通常留下一半，一年所费也不菲。现在一并严申厉禁，刊印章程，从本年四月开始，通令遵照执行。我平心审核，此次所定，固然本着损上益下的原则，但实际上也足以敷用办公，绝无强人所难之事。此后倘若有人在裁减之外横索巧取的，当即弹劾治罪。

统筹新疆全局，以规划长远，奏疏户部。

我私下认为，理财的要害在于量入为出。考察《礼记》说：“财用充足所以百事成”，又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由此可知，财用穷乏，那么苟且之法就会繁多兴起，即使天下的大患潜伏，也不是小事。我朝用兵的费用，没有像现在这样多且久的，财用窘迫，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军兴以来，将近三十年，用财何止万万？直到天下平定，而甘肃、新疆需饷极多。除了明春一军已经裁撤不计外，以现在调拨而论：刘锦�、谭锺麟关内外的军队，每年拨银七百九十三万两，这是西征军饷。如果西宁每年拨的一万两，宁夏每年拨的十万两，凉庄每年拨的八万四千两，还不包括在内。金顺一军并接统荣全、景廉旧部，每年拨银二百二十八万两，部垫三十六万两这是伊军饷。如果巴里坤专饷迭次提拨的四十万两不包括在内。锡纶接统英廉所部并新招募的各军，每年拨银三十三万两，这是

译塔尔巴哈台的军饷，由长顺接管恭镗所部，每年拨银九万六千两，这作为乌鲁木齐的军饷。至于张曜所率领的豫军，每年需要银六十多万两，向来由河南供给支应，不在此列。以上西路各军，每年总共需要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万两，遇到闰年增加银九十余万两。军需之外，善后经费又每次动用数万、数十万两不等。事权本来没有统一，所以勇丁没有固定数目，军饷更没有固定额度。通盘计算，甘肃新疆每年的军饷消耗，接近每年财政收入六分之一。各省关或者搜刮库藏，或者向商人借贷，剜肉补疮，想方设法筹措解送，已经是不遗余力，而各路仍然以军饷不足为由，屡次向朝廷请求。臣部不得已为之提拨积欠。如果各省关解送积欠，就停发月饷；如果解送月饷，就停解积欠。虽然屡次奉到谕旨，命令统兵大臣将拖欠解送的藩司、监督指名严加参劾，而各将帅深知艰难窘迫的情形，难以参劾。公议既然穷尽，不得已私下写信委婉托付委员守候催促提解。偶尔有拖延不前的，便飞速上奏报告匮乏，都说百姓嗷嗷待哺。奏请动用部库储备，臣部没有可以指派的款项，不得已从封储洋税项下动拨数万或数十万两来救济他们的困境。这里刚刚领完，那里告急又至，事情同一律例，本来难以区别对待，不得已再拨库储。所有历年部库垫付的饷银，各省关未能全部还清，支出暗中增加，收入暗中损耗。臣等认为部库关系根本，储备不多，实在难以轻易向外拨给。而各处领到部饷，刚刚还清旧欠，又有新亏，不得已另外向商人借贷，或者将虚报的勇丁数目，暗中赔偿，或者将应协饷银，明确请求抵补。一个未清，又借一个，层层计息，越累越多。近来所偿还的利息将近千万，上损害国家财政，下耗尽民脂民膏，艰难窘迫的情形日益严重。查光绪八年，各省关实际借给西路军饷银，尚有五百八十万两，划拨偿还洋银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余两，部库垫银四十八万两，部库另外拨银八十一万两，各军共接受协饷银八百五十三万余两。协饷必定出自国库，如今国库空虚了。从前因为军饷不够，务必力求节省，丧葬银、红事等赏赐，久已全部停止，廉俸、兵饷、役食没有不减少折色的，一切支用又必须减平，总计裁省的数量，全部供给军需。既供给本省各营，又顾及各路协饷，预支来年钱粮，不足以填补上年旧欠。地方大吏则认为搜刮一空，频繁登上奏章，臣部也因为库支短缺，屡次冒犯天听。上年筹办海防，西路协饷很难兼顾，各省奏请改拨，臣部几乎无可改拨，各省奏请停解，臣部怎敢据理顺从？各省声称万分艰难，臣部还认为务必筹措军饷，不量力而行，徒托空言，天下没有大患难的时候，尚且拮据如此，万一海疆有警报，岁入更加减少，各省自顾不暇，西路之事设想且协饷终究出自百姓，如今百姓更加困穷了。

译查考咸丰初年，开始实行征收厘金以补助军饷，在关税之外，又设立厘金关卡。近来征敛繁重，大官告知百姓说是暂时征收，事情结束后就会裁撤，小民都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勉强缴纳。此后厘金关卡越来越密，法网越来越周密，连秋毫之细都剖析无遗，商贩背负货物都不得免除。都是因为军饷不足，至今未能立即裁撤。计算每年上报户部征收厘金的数目，多达千数百万。至于外销的支出，以及官吏侵吞、书吏差役索取的，更不必说了。层层剥削，竭泽而渔，商人都说事情结束后不裁撤，长久以来成为商人的负担，货物昂贵，最终还是累及百姓。至于田赋的收入，都有固定的常规，战争持续太久，供给不恒定，于是破坏了常规制度。如四川按粮津贴捐输，已经接近加赋。各省遭受贼寇蹂躏，城池刚刚收复，就立即征收赋税，战乱后的幸存者，无法喘息。今年的钱粮必须缴纳，历年的积欠又必须连带征收，军饷需要紧急，不得不严格考核政绩。考核政绩极其严格，不得不采取鞭打拷问的手段。至于州县强行摊派，胥吏营私舞弊，尚且不在其中，而民间捐资以应付差役，摊派以办理团练保甲，更不必说了。虽然官府没有增加赋税，但百姓私下已经加倍缴纳。几十年来，国内疲敝，很少殷实人家，田地多荒芜，大抵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近年如山西、河南两省接连遭受大旱，死亡者枕藉，乡里成为废墟，竭尽全力去救助，仅存者寥寥，至今元气未复，生计萧条。去年山东黄河决堤，洪水横流千里，沿河民众，一半沦为水鬼，辗转流亡，数以万计。虽然蒙受圣恩截留漕粮、发放国库银两赈济灾民，仍有居无房屋、食无粗劣食物，卖儿卖女，只求苟活的人。饥民众多，隐患正深。至于顺天、直隶、湖北、江苏、浙江省、安徽、河南、四川等省水旱灾害，更不必说了。大乱刚刚平定，又遭遇奇灾，一切权宜之计，都没有停止。臣等私下对此感到担忧。查考我朝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将两万里全疆纳入版图，当时府库充盈，当时尚且不免有人怀疑耗费中原以供养西域。现在国库空虚如此，民力困穷又如彼，而西路的军饷数倍于国家全盛之时，竭尽所有来供给，没有止境。如果不预先筹划，只能仰屋长叹。倘若蒙圣明垂询国库空虚的原因，臣等毫无补救措施，实在难以推卸罪责。即使圣上不加以谴责，天下万世的清议，又将如何评价？臣等反复思考，耗费中原以供养边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但西陲要地，如果不从内地调拨，也无法支撑。因此查考旧制，参考众说，不揣冒昧，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

一是定额军饷。甘肃、新疆每年需要调拨军饷千数百万，断难供给，而且断无全部解送的道理。只是让应协济的省份任意挪移，盈亏难以查考；接受协济的省份借口欠解，频繁借垫，这都是因为军饷额度没有确定的缘故。查考道光年间，定额兵员尚未裁减，臣部估算调拨甘肃、新疆岁饷等项四百四万两，或者四百十五万两有余，除去留抵外，实际调拨银三百余万两。咸丰年间陆续裁减扣扣，每年计算调拨银三百二万两，除去核减折放留抵外，仅调拨银二百四十多万两。等到回部叛乱，攻剿的军队另拨月饷，定额军饷早已停止解送。光绪四年西路逐渐肃清，前总督左宗棠在陈述新疆情形的奏折中，请求三年之后户部调拨甘肃的军饷，每年以三百数十万两为限度。臣部议覆，届时再行奏明办理。至今已超过三年的期限，所有甘肃、新疆各军军饷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定额三百数十万两，不准各省拖欠。加上本地岁入留抵的已在四百万两上下，此后不准再向商人借贷，也不得随意请求户部储备，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二是定额兵员。查考关内减兵裁勇已有规模，只是关外统兵大员太多，都能单独上奏请求招募兵勇，一直没有定额。现查刘锦棠所部马步兵二万三千余人，张曜所部六千余人，乌鲁木古城兵勇八百余人，巴里坤官兵九百人，顺锡纶所部约二万余人，总计全疆兵勇数逾五万，比承平时期定额兵四万之数已多一万有余。兵力分散于将领众多，财力匮乏于士兵众多。臣等私下认为新疆既然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古城、库尔喀喇乌苏等处自从遭受回乱，旗兵所剩无几，宜归并伊犁，即以伊犁将军专辖旗兵，如同内地驻防的惯例。应令刘锦棠等通盘筹划，根据军饷数额酌情保留兵勇，应合并的速合并，应裁减的速裁减。合并南北两路满蒙汉兵勇总数不得超过旧额四万之数。现在防营无事，每人尚且发给行粮，如果有事之时加饷则更难筹措，不加饷则如何表示鼓励？臣等拟仿照成法，量为变通，暂以二万勇丁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才开始照行粮支给，再于愿意留在关外的客勇中，加选精壮万余人，规复制兵，照土勇章程支给。驻防及台站、卡伦各项官兵的口粮，有

译兵勇人数较少的，不必再议增加，以节省军饷。只是各路兵勇的饷银章程差异很大，大约有几十种等级，应当命令刘锦棠等人查明各路的章程，尽心筹划，勇于承担困难，将兵员数量、勇丁数量、饷银数额妥善商议制定章程，上奏朝廷后办理。

一是统一事权。查得新疆南北两路每年所需的兵饷等项，向来由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核实确切数目，预先在甘肃调拨，仍由陕甘总督将调拨的各项数目归入甘肃兵饷内，在年终造册上报，臣部在冬季拨款案中汇总拨给。如今已成之法荡然无存，招募勇丁则各自请求专款，善后事务则各自设立章程，领取饷银则各自迎头提取，虚报滥支办公费用，局所则各自增设，经费尤其繁多。至于没有事务的官员，也张嘴等待供养，一个官员的费用消耗掉十几个勇丁的口粮，官职等级无法清查，虚报冒领更难考核。就像前任乌鲁木齐都统恭镗所部一千多人，申报差员竟达一百七十多名，几乎几个勇丁就配一个官员，纷纷滥支薪水，尤其超出情理之外。这确实是因为事权不统一，无法考核，才导致如此。虽然有督办军务大臣，但各将帅地位相当、势力均衡，终究不能像内地督抚那样可以节制全省。现在商议调拨定额军饷汇总发给，必须选派合适的人总揽其事，使各营章程统一，解到的饷银专归一处，分拨给各军各路差员尽可裁撤，以充裕军粮。

译我们臣等所商议的这三件事，广泛参考并远证其理，道理上不容置疑。但仍担心有人阻碍我们的提议、扰乱我们的说法，或许有人说：西域事务极其棘手，今昔情形不同，即使调拨千万两军饷，仍苦于支撑不住，现在仅以三百多万两为定额，西域边疆贫瘠地区，年收入有限，为边疆打算，不是太疏漏了吗？不知道内地是根本，边疆是枝叶，公私财力枯竭，则根本受损，根本受损则枝叶将依附何处？天下的祸患，不在于外部，常在于内部，史册所载，都有明显的证据。自从通商以来，四海之内，都有敌人，几乎无处不需防备，遇事虚张声势恐吓，使我们常为此做准备，军队疲惫财力匮乏，敌人希望趁机逞强。当今的重要策略，在于积蓄财力以等待时机，断无偏重一隅的道理。新疆距离京城万里，如果耗竭中原，给人可乘之机，不是好的计策。追溯同治初年，各省办理操练和防务，未能兼顾定额军饷，每年调拨新疆经费，仅四十多万两，尚未全部解到，此后若有缺乏，客籍勇丁剽悍，岂止哗变溃散值得担忧？想要像旗兵那样甘心穷饿，实在不可得，能不为之寒心吗？即使说边防不可不修，而筹划必须归于长远，所以定额军饷应当恢复，恢复定额军饷应当裁减勇丁以恢复正规兵，屯田以抵充军饷。所议的定额军饷，原是左宗棠奏案中的内容，那时甘肃尚未裁兵。查左宗棠奏请甘肃裁兵节饷案中，较咸丰年间调拨二百四十万两的数目，已减去银四十九万二千多两，所以调拨应减为一百九十余万两。现在按照左宗棠原议，以三百多万两为定额，实际已多出银一百多万两，此外还有本地租赋、杂税、厘金等可以资以抵充发放。诚如左宗棠前奏所说“新疆利源可开，流亦可节，就地取资”，将来调拨尚应照咸丰年间成案核减如果只求目前调拨之多，而忘记日久难继的祸患，变故出于意外，恐怕不是浅见所能窥测的。或许又有人说：逆首勾结煽动回众，俄人潜蓄阴谋，即使增加兵力，仍担心裁减失误，客籍勇丁则军威不盛，减少勇丁军饷则口粮不足，所虑得毋未周？不知道自古有必胜的将领，无必胜的士兵，只看谋略如何罢了。如果处处填塞兵勇，则防备多而力量分散，善用兵者，必不出此。当今养勇太多，虚报冒领占一半，老弱占一半。而西域各军日虞敌至，不敢遽然裁减，坐致疲敝，久皆无用，殊为失策。用兵如同下棋，巧者熟审全势，置数子于要害，足以致胜；拙者昧于犄角之方，即使布子满局，不免于败。现议淘汰弱兵保留强兵，合全疆兵勇以四万为定额，一半驻守为防守之局，一半居中为游击之师。如果将领得其人，军队无虚籍，平时屯田以劳作农民，闲暇训练而整齐之，必大可恃。纵使俄人启衅，逆首窥边，全军出征，不难调关内之兵，防守后路，固不在多养无事之役，耗费国家有限之财也。议者以为兵多足以恃，譬如千金之家，常虑盗贼，日需数十人以防，盗尚未至，不终岁而千金之家已成为贫人矣。勇饷不足之说，谓关外粮价昂贵，现在查关外粮价与关内无异，且有比内地稍贱之处。前据刘锦棠上奏称，颇有谷贱伤农之患，楚军用粮已较土勇为优，土勇章程较制兵定额军饷已加二三倍，亦不为少。远查军需则例，出征加给盐菜，事毕即应停支；近查刘锦棠、张曜所议，也以改行粮为坐粮，招募土勇，规复制兵为请。但须严禁克扣军饷口粮必无不敷。至于各城回民虽众，同是血气之人，安抚则来，虐待则叛。疆臣仰体皇恩，奉扬风化，愚民未有不帖然服从者，间有顽梗之辈，不难诛锄，又有什么勾结煽动之足虑呢？私下揣测众议，略尽于此。我们臣等也不是故意高谈阔论，漫相穷诘。至于用人是皇上之大柄，臣下所不敢言，而筹划兵饷，疆吏与我们臣等当共体时艰，勉图久安长久之规，以维国本。刘锦棠身负重任，洞悉边情，尤当完成此一篑之功，恢宏远略，相应请旨敕下督办军务大臣刘锦棠等，会同陕甘督谭锺麟统筹全局，就左宗棠原议每年调拨三百多万两之数，会计所有甘肃及新疆南北两路某处酌留若干兵勇，某处实需多少钱粮赋税留抵多少，划还洋债多少，屯田抵饷多少，一切经费多少，无论如何区划，总应照原议饷数量入为出一俟议覆到后，臣部即于本年秋季照新定额饷，将十一年分饷预为奏拨。该大臣务当力求节省，虑始图终，庶免牵动大局。我们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译皇太后懿旨：现在军饷紧要，应当如何预先筹划，着军机大臣、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会同商议，详细奏报。醇亲王奕𫍽一同参与商议。钦此。臣等当即共同集会商议。

查考本年六月，户部会同军机大臣曾有通盘筹划接济军饷的奏折，命令各省裁减节省费用，专门供给海上军队的粮饷，并命令各省在两个月内将某项裁减多少，每月筹备多少，迅速筹备，列出清单奏明。又在本年七月，户部在奏请增拨部库边防经费的折子中陈述筹饷紧迫，此后凡有户部指定拨给的各项海防军饷，无论各省的藩司、运司、道台、监督等官员，如果能按数批解，毫无延误，由户部每半年题奏一次，按照军功例给予优厚奖赏；如果有推诿拖延、迟误的，由户部随时严加参劾。

后来各直省多次奏请拨给军饷，都经过户部或批准增领部饷，或允许截留京饷，或停止应拨的协饷，或命令改解原饷，随时核查办理，一概出于移缓救急，作为一时周转之计，而对于如何持久，使军饷没有缺口的办法，深切焦虑，应当妥善筹划。

现在钦奉懿旨，再次命令臣等会同筹议。臣等私下认为，国家理财这一政事，在太平无事之时施行较易，在战争兴起之际施行实难；在小规模征伐的时代施行尚易，在大乱初平之后施行尤难。

自从咸丰、同治以来，粤匪叛乱兴起，海疆发生事端，中外用项日增月益，那时筹饷即难，然而各省广开捐纳条例，初次议定抽厘，各军每每自以为供给军饷的方法未全，劳烦朝廷筹措，加之改铸钱币发行纸币，大幅减少发放，勉强敷衍京省的需要。

发捻平定后，西路和海防两处用度尤其浩繁，一年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的支出，已经十五六年了。户部先前在光绪二年奏请总核度支，六年奏请筹备军饷，深知大乱初平，民生凋敝，新增的收入数额都有定数，支用的旧例赋税因荒缺未能满征，不及早筹划，无法作为自强的基础。

无奈内外臣工因循守旧成习，情面未除，说了未必实行，实行了未必落实。恭查同治九年钦奉上谕：“近来内外臣工往往遇到紧急事务，只是虚张声势。等到祸患稍平，就又松懈成风，做目前自安之计。即使命令订立战守章程，而在事诸臣奉行不力，有名无虚，遂使朝廷深谋远虑，都成为具文。像这样因循守旧，何时可以期望自强？何时可以期望外强？何时可以平定外患？日夜焦劳，无时或释。”等因钦此。

臣等平时敬读此旨，辄深感愧愤。现在法国构难，战事未已，目睹时局艰难，怎敢不竭尽愚诚，力图匡济。私下思考，自古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节流一事。现在谨将臣等商拟的开源节流各事宜，另缮清单，恭敬呈上供皇太后阅览。

一旦命令下达，由户部分行中外，一体钦遵办理，迅速施行。并由户部再行申明光绪六年所奏的筹备军饷及本年六月会奏的筹划各路军饷各原议，严切催令各省在此次接奉谕旨后，分别限定四五个月，一体认真分别举办。如果仍然视同具文，迟延不复，或竟空言搪�0，实无整顿，在来年六月底限满之日，仍应由臣等会同切实考察，具折奏参。

译户部关于开源节流事宜二十四条

现因海上防务吃紧，军饷需求匮乏，醇亲王当面奉皇太后懿旨，会同总理衙门、户部拟定开源节流章程十二条，上奏后奉旨允准，已飞速咨文各省大吏，照章遵办，实事求是，以明年六月为限，令其覆奏。各省奉行不力、仅以公文搪塞者，由户部指名严厉参劾。现将章程开列于后。

一、领票行盐，酌情令其捐输。查同治年间，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两淮推行票盐、修筑清水潭一案中，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光绪年间，户部奏请两淮票商以一年一运为限，每年每票除预先缴纳正杂课厘外，仍按年捐银一次作为票本，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捐银一千两，中等捐银八百两，下等捐银六百两。合计所销数量计算，每年约可收银五六十万两。后来据署理总督吴元炳奏称，两淮票商等公捐银一百万两，请求免除年捐，奉旨允准，已赏收在案。如今筹办海防，臣等拟请酌情办理。查淮南五百引为一票，每年约销四十余万引；上下淮北每百引为一号，每年应销售二十九万六千余引。现酌定淮南每引捐银四钱，淮北每引缴银二钱。合计两淮以七十万引计算，每年可捐银二三十万两，数额不多，不至于累及商贾。如蒙圣上允准，臣部即飞速咨文该总督，转饬运司、盐道及督销官员，自接到此次部文之日起，按引收捐，作为每年的永久定额，并在应征课厘之外分别造册报户部查核，不许混淆。从前如有私自按票摊派捐输的情况，一律革除。其余有盐务的各省，应令各督抚体察情形，看能否一律仿照办理，迅速妥善商议上奏，不得迟延推诿。此项银两应专门备由户部提取、拨用，不准挪移擅用。

二、整顿盐务。查各省盐务例定按年向户部请领盐引行盐纳课。道光年间中期，两淮开始改行票盐。自从太平军窜扰以来，各省创办抽厘以济军饷，两淮推行票盐，两浙、福建也陆续奏请实行。每票仍按引计算，但不去户部领引。两淮课厘合并征收，淮盐在楚岸借销川盐，川鄂两省分别抽取厘银。两浙课厘合并征收，福建课、耗、厘三项合并征收。因此各票商虽未恢复纲引制度，实际上与引商无异。此外各省引商、票商，官运、民运办法或有不同。近年来历经言官条奏加抽盐厘，户部都议令盐务各省实心整顿。光绪九年御史桂霖条奏盐务，户部分别省分缮具清单奏令各省兴利除弊。本年左中允崔国因条奏，又有学士陈宝琛奏请普遍加征盐厘，户部议令抽厘各省议定章程奏覆，仅据曾国荃奏请加抽四川厘银三文，卞宝第奏请加收四川厘银二文外再加一文，其余都久未上奏。如今又奉旨筹饷，应再催令各省迅速妥善筹商定议，酌定二三成的数额，或照课额加收，或照厘数加收，或者照每盐一斤酌加制钱几文，限期奏明兴办以济军食，仍将加收的各数额分别咨报户部备案。虽然各地情况不同，原难强求一致，其关键只在于严杜厘卡侵吞渔利、私贩偷漏而已。若各省能再将咸同年间抽厘办法一体查核，各自推究其抽厘最旺之年由何而得，抽最不旺之年由何而失，更将其日益增加的开支费用，实力破除情面，认真厘定，总期望减少一分冗费，自然可以多济一分军饷。纵然有一两处实在无法再加数抽厘的盐厘，难道天下真无可设法整理的盐政吗？如四川盐务经总督丁宝桢不避嫌怨，一洗积弊岁入巨大，他省果能认真核实，必有增益，切勿观望拖延，空言搪塞，而于筹饷毫无实效。

三、在产茶处所征收茶课。据总理衙门清单列出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达一万九千余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征茶税，约计每百斤收税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银，不足其十分之一。现拟设法整顿茶课，或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斤征银三钱，向园户征收，增课甚多，而洋人无借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地茶引每道征银三两九钱之例在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户部颁发的茶照，每照百斤共征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厘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复影射。所有茶照按年度预先赴户部请领，原领执照一年之后作为废纸处理。如此征收，亦与洋商毫无阻碍。或者在产茶处所验茶发给户部颁发的茶照，既完课三两九钱，再加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收银七两八钱将向之一切杂费均予豁除。只是在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之处，仍照旧章完纳。

译如果在内地进行营销贩运，无论经过哪个省份、哪里的厘卡关榷，都免除再次缴纳税厘。这样将厘金改为课税，将分散改为集中，既便于稽查考核，又能避免重复盘剥。只是对于园户和贩商如何稽查才能防止走漏，应当命令各省督抚斟酌制定章程，上奏后办理。

译一是推广洋药捐输。查广东省在光绪初年筹备海防时，由藩司招募商人，黄近源承包抽取全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两，以五年为期，每年递增二万两。随后在光绪七年，经两广总督奏请获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起接办，每年承包抽取洋银九十万两，仍以五年为期。各省若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募商人承包抽取，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额度，大约可筹集银数百万两。只是各省水陆情况不同，有的可能无法仿办，自然应当另行筹办法。查通商善后条约规定，洋药只准在口岸销售，一旦离开口岸，即属于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至于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等语。因此，运入内地的洋药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本不能干预。现在拟定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商和坐商部票，按票捐银以资助军饷。其中行商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每年请领，每票定额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时查验，另外缴纳关税厘金，并由各关卡在部票内填注该商经过的年月日并加盖印章作为凭证，以杜绝重复和影射舞弊。无票者将货物充公，并对商人进行惩办。其中行店坐商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每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次。若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进行惩治。只是洋药一旦离开口岸，分散难以稽查，且私带私贩如何防范杜绝，应等待各省议定章程后统一举办。其未经离开口岸的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列。

二是推广沙田牙帖捐输。查光绪六年广东省筹办海防时奏称，每沙田一亩捐银二钱当年该省拨给海防经费，沙田捐输银二十多万两。沿江沿海有沙田的，原本不止广东一省，如江苏、安徽、江西等省份，芦洲沙田最多，多被富绅豪民占据为肥沃产业。广东既有此项捐输，其他省份也可照此仿办，应令有沙田的省份按照广东办法酌情办理。又查同治二年六月间，批准江苏巡抚咨请劝商捐输牙帖，请求由户部颁发。经户部援引湖北、江西章程奏明颁给部帖，并将十六条条例随帖开列。查条例内规定，各行商人捐领新帖，是为报效军饷，其从前各衙门的陋规一概删除，酌定江苏上海地方上等捐银五十两，二等捐银三百两，三等捐银一百两，下等捐银十两；偏僻地方上等捐银二百两，二等捐银一百两，三等捐银一百两，下等捐银五两。应令永远定为定额，以充裕经费等因。私下认为从前筹备军饷，江苏既已请行，如今商人每年赴部请领牙帖。此外只有湖北、陕西有牙帖捐，其他省份是否有类似举办，无从详细考证。拟定令各省一体查明，生意较旺及偏僻地方能否分别制定规则捐发牙帖，裁免陋规。各省即使以万户计算，截长补短，每家银一百两计算，或可筹集银百万两上下，对军饷不为无补。

三是烟酒行店入资给帖。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两江总督曾藩奏称：江北粮台设有统捐及花布行栈捐名目。私下认为从前军需紧要，江南省曾办理行栈铺捐，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有抽收行店月厘办法。后来因军务稍平，户部议定停止。现在军饷紧要，拟定收取行店银以济急需。只是查各项行店，若一概抽收，又怕物价腾昂。只是烟酒两行栈店最多，获利颇厚，若稍加抽取，终究对民生日用无大关系。然而月厘铺税又似乎漫无限制，容易滋生中饱私囊。不如仿照牙帖办法，颁给烟行、酒行业部帖，核其成本大小，明确制定科则，按年交纳课银一次。应由各省总督巡抚查明，除资本微末铺户不计外每省烟酒行店大店各实有多少处所，某某字号，住址某处，核定课银数额，造册请帖，限定期限解送以杜绝欺隐之弊。

四是汇兑号商入资给帖。查农民力田，皆完纳丁漕税，贩商当商，也纳厘税。只是京内外各处富商分设汇兑票号，毫无向官府缴纳之义务，凭空获利，坐拥厚资。即以钱铺而论，查刑部定例，不准私开设，不准私出票，如违照例治罪，律条有明文规定。然而近来票庄纷纷任意添设，全无限制，奸商设下骗局，开始则扬厉铺张，随后则侵蚀关闭，流弊滋多。上年胡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项极多，尤为可恶。此后京外汇兑票号应令请领部帖，以便于稽查，拟定参仿牙帖办法，如有汇兑票号，由地官查明实系殷实富商，责令各票商出具连环保结，申请承领部帖，才准汇兑绅民私

译规定每年应依令缴纳票帖课银六百两，各省须在前一年八月以前编造简明清晰的册籍，将商人姓名、籍贯以及开设票号所在的州县、互结商人的姓名一并详细登记注明，派遣官员前往户部请领票帖，以杜绝跨县冒名顶替的现象，务必做到先缴课后发贴，不准有丝毫拖欠。若无户部颁发的票帖而私自开设银号，即按照私自开设钱铺的条例治罪；如果地方官员额外勒索，则按照贪赃枉法的条例严惩。

译一、划定各项减平减成。查嘉庆年间川楚军需一案，奏销弥补亏空，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定减平之议。至道光二十三年，户部奏定章程，各直省减平银两，饬令按年解部，并造册送部查核。此项常例减平银内，每年应解部七十四万余两。近年各省支发勇饷等项，大半按湘平支发。就湘平一项而言，或每两扣平三分六厘三毫，或每两扣平四分九厘三毫，或每两扣平四分数，参差不一，一收一支，最易弊混。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滋中饱。各省减成支放，各始于咸丰三年。光绪六年间，曾经户部查核，即各官减成养廉一项，应解部库者，每年亦有银九十余万两。奏令自光绪六年为始，半年批解部库一次，年清年结，不准裁留。无如各省仍不遵案起解。应令各省嗣后，除常例支销各照旧核扣六分，平银仍行解部外，其非常例支销项，如练饷、勇饷、薪水以及一切杂项，均照湘平每两扣银四分之数，一律扣平支放。其扣出银另行存储，造册报部候拨，永不准再有牵混擅自挪移。如有将扣平银数仍行列入，作正开销，亦必另详细声明。其折合洋银、钱数，亦宜明有定章。至各项减成银两，亦应由各省一体查明，照章减扣，遵照奏案赶紧解部。各省即于接到此次部文后，各将其通省应支兵饷、勇饷、协饷、京饷及一切放某项扣平、某项不扣平、扣平之项如何扣收数目，分年核定，详细全行开报一次，再由部汇齐逐查核，画一定章。

一、严提交代征存未解银两，并严定交接限期。查征收项例，应随征随解，交接时尤应查清结报。奈各省州县交接，每将前任短交之列作征存未解名自，彼此通同将无作有，以致各省征存银两，或数年，或十余年，尚未解至司库，多者积至数十万两，少者亦有数千两之多。近经户部行催，积案累牍，无如各该上司一意瞻徇，深怕属员挟制，不敢随时作速严提，必须等到亏空之员或死或参，始行揭出。亏空库银已同虚掷，查抄徒有空名。兹拟定截至光绪十年十二月底止，令各省督抚查明，历年道、府、厅、州、县等官交接案内，应解司道各库征存未解银两共有若干案，分年分任，逐一开具详细清单，于光绪十一年四月份内飞咨户部备案，一面通行各属赶紧分批解缴，勒限于光绪十一年五月份内一律解清。该督抚即于六月上旬详细开单奏报，某年某员某案，征存未解银两，于某年某月某日解司完毕，入于某年某册内造报列收其未完及欠解各员，亦于六月上旬奏参革职，提省查办，照例治若该省并不照此次奏定期限奏参，或者率请展缓，希图延宕，即由部按吏部则例所载程途日期扣算将督抚、藩司、盐粮道均照徇庇例严参以昭炯戒。至光绪十一年正月起各案交接应照道光年间安徽巡抚陶澍奏定章凡前后任交接务将现存银两悉数批解册内不准开列存库未解名自。嗣后该督抚、藩司如查出交接案内有征存未解银两即应照户部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案查办如不参奏即照新章将该督抚、藩司等一并参处。再查各省交接往往多年未结并不将文册送部或仅报初参不报二参即有征存未解一切亏空情弊户部亦无由知或偶送部亦多逾二参定期文内皆称交接已按限算清因册结舛错往返驳诘致延月日万牍一律百端回护牧令不足言该管上司无事不代为弥缝是诚何心迨至积累数年又以旧案新案为词粉饰延宕无非不敢开罪属员之隐衷嗣后若逾二参限期该省若无文册送部或送册而仍称舛错迟者户部照八月间奏定新章核计程途日期概照交接逾限未清例奏参并将该管上司一并照徇庇例奏参处至州县升迁补署日期本年八月户部奏令自光绪十一年正月起兼咨户部奈各省近来于交接一事每甘认漏之愆不与部中以确查之据事似微末实为一切欺饰之本此后交接文册即依限到部查无原报到任日期文牍者仍专将藩司严参降级以挽颓风数十年来财赋之亏实由于此未可以簿书期会置诸不论总之欲杜亏空尤在该管道府州随时亲查属库必令有收即解无可亏挪户部本年八月奏案各省尤当实力遵行该上司更能核减摊捐省却供应宽州县之守例定之法

译各种亏空就可以杜绝，国库也就充足了。

译第一条，严催追缴历次亏空应赔款项。查各案亏空应缴应赔项目，例应严催。起初并非关乎筹饷办理，无奈各省积习玩忽拖延，向来不严格追缴，即使是著名的富族贵家，竟敢结报家产尽绝，呈请免除豁除。目前筹饷急迫，则追缴宜严，若仍复空言搪塞，自应从严办结。拟将光绪十年以前的亏赔各案，除已经户部奏定追赔关税一案仍照原奏办理外，其余均仿照追赔关税办法。凡因公亏短，光绪九年以前核定有案、未经奏准豁免扣抵完结者，拟减免五成，赔缴五成；其事非因公、情节较重各案，以光绪五年为断，光绪五年以后的案件仍全数追赔。一切应得处分罪名，均仍照定例办理，毋庸更议。其光绪五年以前核定之案，未经奉准豁免扣抵完结者，拟量免二成，赔缴八成。均限定自此次奉旨之日起，勒限一年缴清。其亏赔完或仍应究治罪名处分，或例应减免罪名处分之处，亦均仍照旧例办理。倘一年限满仍延不清缴，以及虽完缴尚不足此次所定应缴成数的，均应由承追各衙门于届限满之日，切实严参，再行分别核定监追查抄，治罪议处，办理完结。其实系人亡产绝无可着追，以及查抄估抵后尚不足数的，均按照此次所定各应缴成数，核明其实短数目，照例着落摊赔分赔，完案以重公帑。其光绪九年以前尚未核结，以及光绪九年以后因公亏各案，均仍照一切旧例旧章核办，不得入此次新章办理。相应请旨饬下在京八旗都统及各省、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迅即详查，一面将此项应照新章赔缴亏空人员衔名、成数、限期，开具清单，摘叙案由，限令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底一律奏咨送部；一面严催各该员依限按数清完，毋稍宕延。其不应入此次新章办理的亏赔案件，亦各当认真分别查追，仍应遵照户部则例所载一切赔项，其力能完缴者，无论本身子嗣所赔系属何项，但由户部行追，均应令其依限完交；无力完缴者，分别有官无官，有官者无论本身子嗣、官职大小，但系现任，均不得滥行请免，照定例严办

第二条，入官产业，勒限变价，解部查收。入官房产，例应认估招买，银解部。如果无人认买，即奏交內务府查收取租。近来竟有十八九年未卖未交之产业。至入官地亩，例应勘报议租。无如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约此项地租，历年尽饱胥吏之橐。查户部薄记，乾隆年间未结地亩，现在尚复不少拟由户部一面查催，一面行令各省，将所有入官地亩房间，如系应原佃种或应原户承租，自应赶紧令其科纳租，勿庸另议。若系应另招佃议租者，即一律出示，按租价招买。若原租无可查考，亦即比四租数定价招人承买，仍照例科。至已据变价房产，即通共有若干，勒限半年变价，数解部，亦可收获银。

第三条，酌提漕粮、漕规、盐务、盐规余。查本年七月间，据湖南巡抚庞际云称，该省有盐务缉私经费，可移作军需。复山东粮道，每年漕粮奏销册，有数十年应解部库扣存轻赍并裁减船只未解之积累，至二三十余两之多。除盐务余，本年八月，已令各省将军督抚酌度，如有似经费可移缓就急者，奏明办理等。各省钦遵办理外，至漕粮漕规余，除山东省应解未解一即行催提外，其别省粮道仍有余，应令解部，应由户部一面明，一面令有漕各省迅速奏明办理，充饷项。

第四条，裁减厘局经费。查各省厘捐扣留经费，有扣五成、扣二成、扣一成不等，且有入收数，先按每两扣收八分；更有并不开报经费，屡经查询，不咨覆，或不开报各局处所应支细数，一笔开销银十数万两或数十万两；又有既扣经费，更复以钱折银再扣银折成数，种种任意开支，不画一。应令各省将厘局经费分别裁汰，应支各逐开列于四个月内报部，部核定支数，一律照支。倘不依限据实报部，即行参。

第五条，核减各关经费。查各关留支经费，有按八分留者，有按五分留者，有按一分零留者，有并无一定留支分数者，不画一。应由户部督饬司通查，酌量除关涉外洋经费仍应照条约办理外，余均定留支确数。其从前留支太多之，即可查提归备拨。且查各解有，既支补平补水，又支镕火耗，既支汇费，又支，亦应酌量更定，以免滥支。令各省明裁并奏覆，再由户

译分派各部分别处理。

译一、核定各省局所的员额与银数。查本年六月间，据御史吴寿龄奏请裁减各省各局等因，当时户部会同吏部议覆。查各省分散设置的各局，已向朝廷报备的，在军需方面有善后总局、善后分局、军需总局、报销局、筹防总局、防营支应总局、军需制办总局、造制药铅总局、收发军火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报销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练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购局、军需局、军械局、军火局等项名目；在洋务方面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训练局等项名目；在地方方面有清查藩库局、营田局、招垦局、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考课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局、普济堂、广仁堂、铁局、桑绵局、戒烟局、刊刻印刷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局等项名目；在盐务方面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在厘金方面除牙厘局外，还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以及这两项在各处的分局，更是不胜枚举。那些未经向朝廷报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况且有事应当责成司道厅州县办理的，也一定要另设一局，作为安置闲散官员的地方，地方上的责任，反而可以置身事外。各局林立，毫无限制，究其实效，一无成效。主管上司不过是为了讨好属员，公库的盈亏并不在意，种种消耗，何时才能停止。请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府尹等详细商议章程，减少并确定局所数量与员额，以及各委员的衔名，先行造册备文咨报。此后设置局所，均须详细斟酌，将可以合并办理的事项，或者总设一局，将各项应办事宜统一归入其中，谨慎派遣妥当人员分股办事，以便稽查，易于得力，冗余费用借此可以节省。追溯设置局所的起源，咸丰年间各省尚未收复，地方不得不设局办事，并且是为了设局以打破衙门官吏的积弊。无奈旧例沿袭，各局也久成积弊，大失本意。本年十一月已令各省督将该省局所裁并，酌定员额与薪水，破除情面，严定章程，切实整顿，并限令三个月将办理情形及各局所员额银数据实具奏，一面报部查核等因，已由户部通知各省办理。如果不赶紧在三个月内报部，将来经部查照例规删驳，即着落滥行派委的上司全数赔补，并参办。

一、随营文武分别裁汰，及酌定额数与银数。查近来各省勇营，实为供养闲散冗员的渊薮。偶尔调动一营游勇，随之而来的冗官也随之而来。那些知名的官员且不论。如上年乌鲁木齐都统恭镗报销一案，他仅统兵勇一千六百余名，差员竟有一百余员之多，几乎十勇一官，一官消耗十数勇的饷银。那些带勇数千数万的人，他们分润闲官，又哪里可以计算？说大军所到之处，事理烦剧，统领营哨各有专责必须襄办差员，方能清理。不知统领营官各有公费，况且督抚司道政治繁要，他们分理佐治，都自行延请幕友，也足以济事。因此各省随营文武员弁一项，不过是应酬亲友，调剂闲员而已。现在征调各军除营数较少者，所用文案委员照章由公内自行开支，不应另给薪水外，那些统领营数多至十数者，应令仿效光绪九年户部行令河南省覆准的办法，所有随营文武各员，以当时奏调有据的员额，酌留差遣，分别报吏兵两部。

一、停止不急工程。查光绪六年户部具奏，现在筹备饷银，应查照同治八年奏案，请将各衙们一切工程概行停止三年等因。如今光绪十年已满三年之期，而正值海防筹饷紧要，若各衙门因为停限已满，纷纷请修工程，那么库部实在无钱支应。现拟援照前案，所有京城、各省各衙们及地方一切工程，除自行筹办不动公款的无需议外，其余兴修一切寻常工程应支公款的，概行停止三年。至于坛庙陵寝各重要工程，关系重大，实在万不可缓的，应责成勘估大臣详细查核，极力节省，不许稍有浮冒。

一、各项欠发勒限清厘，各项预支分别核办。查上年查算，光绪七年一年出入总计，各省列入销册补发旧欠用的，共有银四百余万两之多。各省预支下年用的，也共有银三十五万余两之数。至于各省常年兵饷额拨数多，而实际支数少，其余剩的每年都说补还旧欠，尤其漫无稽查。如今各省一年收入少，他们平日浪费饷银的罪责，实在难以推卸。查甘肃最为贫瘠，新疆最为偏远，督臣谭锺麟、抚臣刘锦尚能按土

译勇营的章程，每名勇丁每月的饷银不超过三两。各省腹地的防军，若无事坐食，可以裁撤的就裁撤；如果实在不能立即裁撤，不妨参照勇营的饷银标准发放，或者参照绿营兵饷适当增加发放。如果确实是临敌出征，自然应当厚待其饷银粮草，以激励军队士气。应由内地各督抚迅速查办，上报兵部审核批复，统一办理。

译一、酌减内地防军长夫。查光绪七年，户部会同兵部、工部议复都察院代奏教习王开运所提裁减勇营各项人夫的折子，经部议复奏请，令各省切实裁减。原本是因为各省防军安坐无事，并非出征之时，不能与必须随同搬运辎重的情况相比。各省也知道长夫原本需要这么多，特意多留一些作为事后报销的余地，所以粮台长久以来成为牟利的渊薮。本年二月间，据河南巡抚鹿传霖咨文，将各营长夫裁减，每营只准许使用长夫一百名。现拟定，除边海各军应用的长夫仍各按定章办理外，腹地各省防军，每营五百人只准许使用长夫一百名，不足一营的即按此比例摊算，一律从光绪十一年正月开始照此办理，报部查核。那些向来不用长夫的，应照旧办理，不得因此反而增设。

一、防军有营房的，不准再领帐棚折价。查王开运原奏又说：“前敌行军，不得不携带帐棚，以避免野外露宿，况且转战不定，容易损失，风雨之中，尤其容易朽坏，不能不半年一换，一年一换。若是驻守防军，必须修筑营房以求长久，何需帐棚？又何至于随时更换？每营每年折换帐棚的银两多达六七百两，这不过是徒增虚报冒领罢了。”经工部议复：“各省防军帐房这一项，如已修筑营房的地方，自然不准重复开支，应由各统兵大臣及各督抚严格查核，极力节省，不得随意请求更换，以致受到参劾处分。应令各省在四个月内迅速议复。”

一、核定内地各省兵勇饷数。查各省制兵皆有定额，《会典》所载各省旗兵、绿营各营兵额共七十七万余人，而京师八禁旅十二万余人，尚不在内。如果一兵得一兵之用，何须各省添募防勇即使两兵只得一兵之用，也应当有四十余万可用之兵，那么各省防勇岂不大大可以裁减？无奈平时本省旧有绿营兵丁无用，既不教练，又不酌情裁减，饷银既不足，又须酌情发放，任其若存若亡，差遣缉捕都依赖防勇。平时兵勇兼养，这是万不能长久支撑的局面，稍有事变，并其向来有的防勇也动不动说分布不够，好像临事非重新添募不可。如果临事必须添募，那么无事之地、无事之日，正应当裁定营制，节省存留饷银，以便留备临时有事添募的需要。现拟定请旨通饬内地未新设防战的各省，限定日期查核各将制兵的空额及老弱之兵，认真裁汰，将实际存留数目、实际支用数目报部，并令各省各路防战勇营一律将现有勇营、练军营数、人数、饷银数目详细普遍奏定。一次由户部会同兵部参照其现有旗绿制兵，酌情确定兵数、饷数立案，此后即可节省存留饷银，作为一劳永逸的谋划。

论理财宜清厘目

英人李提摩太附

曾见经营家业的人，鸡鸣即起，孜孜以求利益，对于财货的出入，左手持筹，右手握算，以计较其锱铢。等到年终之际，又复核其总数，哪些是货，哪些是财，哪里盈余，哪里亏损，无不标明并记录在簿籍上，使管事的人无不周知，以此来显示大公，昭示信义。即使是商贾这类人，对于财货的出入，尚能条理分明，各有数目可查，何况国家的正用呢？拥有国家的人，如果能够励精图治，近的如各国的兴衰，远的如百年的盛衰，无不互相考究，以增长其见识。虽然国家的款项名目繁多，一时无法详细核查，但纲举则目张，只要汇集其总数，分别登记明确，自然可知其大概。我看近日五大洲各国，只有欧洲最为富强，其出入的数目也最为明晰。现在就以英国为例，查英国近来兼有印度、缅甸等处，疆域之广，较之中国足以匹敌。这里只考察其本国大概的数目，其数额已不算小。总计英国纳地税银一千六百九十一兆镑，房屋一千九百二十六兆镑，外事二十六兆镑，庄家人五百二十一兆镑，国家息五百二十七兆镑，石矿三兆镑，矿务三十兆镑，铁厂九兆镑，煤气厂一百二十五兆镑，水厂六十五兆镑，运河七十兆镑，鱼十二兆镑，市水十一兆镑，外有杂项六百九十五兆镑，外国放债等一百九十七兆镑，本国铁道九百三十一兆镑，外国铁道七十六兆镑，又百姓息一百二十六兆镑，外杂项二十八兆镑，读书与其他贸易人五百四十一兆镑，又补读书与贸易人一百二十二兆镑，以上共计七千余兆镑，皆系纳税的数目。日仍有不纳税者三百三十五兆镑，在外国另有贸易人五百兆镑，屋内家具、古玩、宝物等件九百六十兆镑，国家禁地五百兆镑，以上共计二千余兆镑，皆系

译不纳税的数额。这两项总计一万兆磅，每年产生的利息共有五百五十四兆磅。如果按照前述方法折算，平均每人可分得银二百七十磅，每家可分得银一千三百五十磅，总计相当于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凡是购买土地的人，其本金数额均以二十六年利息为计算标准；购买房屋的人，其本金数额均以十五年利息为计算标准。其余那些利润较薄的，其本金则以三十年为计算标准；利润极厚的，其本金则以四年为计算标准。由此看来，英国的产业收入非常巨大，国库充实，居世界之首。虽然存在国债，但如果与每年的收入相比，收入多出十三倍有余。这就是英国每年财政收支的大致情况。至于其他西方国家国家财政盈亏的数额，没有不向公众公开清楚的。不仅本国君臣上下可以共同知晓，即使其他各国的君臣上下也无不共同知晓。实在是因为国家的财政如果不在早期就核算清楚，不是上下互相欺骗、养成蒙蔽含糊的习气，就是内外互相敷衍、助长因循懈怠的风气。所以西方国家实事求是，弊端不产生，因此能够日益富强，国势日益兴盛，这都是有原因的，并非偶然。中国在康熙、乾隆年间，人口税和粮食税的收支每年都有固定的额度，查阅典籍，有案卷可供考证，所以那时天下殷实富裕，万国慑服，可以说是盛世了。等到咸丰、同治年间战乱兴起以后，各军营的报销有的拖延十几年都没有办理，各省奏报销案的案件常常超过期限，虽然经过皇帝严切的谕旨、宪台文书的催促，但因循拖延、互相效仿的比比皆是。即使户部想要迅速清理，核算总数，势必也无法做到。如今看来只有变通旧制度，清除积弊。好比商人各自设立店铺，必须先谨慎选择管账的人，另外订立新章程，严格管理收支，核算盈亏，将会看到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每月计算却有余，从而财物因此丰盈，基业因此巩固了。如今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养育百姓更重要的；养育百姓的方法，没有比管理财政更重要的。所以古代治理国家，由三府分别掌管，由太府统一管辖，由太宰统筹规划，九赋九式清晰得连毫毛都能分辨，实在是重视它啊。《礼记》说：“财物用度充足，各种事情就能成功。”希望那些负有治理国家责任的人，不要对此漠不关心。

译上日本政府论财书

日人井上馨、井上泽荣

国家的兴盛与衰败，虽然说是气数命运，但也关乎人为努力。维新以来，不到十年，各项职务都已安排妥当，四方百姓都归顺教化。对内振兴了几百年的纲纪法度，对外折衷了五大洲的刑罚政令。法律兼采万国的公法，议论穷尽四方的舆论。学问分为八个区域，以引导无知的百姓；军队设置六个镇守，以惩戒不法之徒。通达远方则舟车都借助蒸汽的力量，传递急报则海陆都利用电报的迅速。其他如致力于财政、训导农业，通商惠工，大到铸造钱币、制造铁器、灯塔、铁路，小到街道房屋、器具衣物，日新月异，迅速进入开明的境界，有骏马也追不上的势头。如果这样不停止，不出几年，与欧洲各国抗衡，应该也不会有羞愧之色。凡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谁不欢欣鼓舞、互相庆贺呢？然而我们臣子不免私下有所担忧。所谓开明，在于民力，不在于国政；在于实际，不在于文饰。欧美各国的百姓，都崇尚实学，追求实事，人人都以不能自食其力为耻；而我们国家的百姓则不是这样：士人只知道吃祖宗留下的俸禄，而不研究文武的学问；农民只知道依循乡土的旧习，而不考察繁育的技术；工匠只知道寻常的器械，而不能学习奇巧的工艺；商人只知道眼前的微小利益，而不能扩大贸易。这些难道不是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吗？那些所谓的才俊，则是欺诈百出，欺骗多变，破产亡家的人比比皆是。想要驱使这些人一下子达到开明的境界，这就像看到鸡蛋就想要会报时的鸡，看到弹丸就想要烤熟的猫头鹰肉，不是太急切了吗？如今在官的士人，脚没踏上欧洲的土地，眼没看见美国的政事，仅仅阅读图画、翻译的书，就奋然兴起，想要比肩各国，如果曾经游历海外，亲眼看到那些情况，则更加尊崇仰慕不止。凡是外国可以资助我们文明的东西，即使细微如毫毛，没有不求备的。说英国，说法国，说荷兰，说普鲁士，互相眼观心醉，口讲指画而不停止，好像唯恐模仿得不像。虽然如此，只取形式相似而不重视实际，那么政事与民情互相违背，外表强盛而内部空虚，先笑的人后来会跳脚。臣担心所期望的没有实现，而国家已经陷入贫弱之中了。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可奈何，国家怎么能成为国家呢？这是人人所喜欢，而我们臣子所担忧的。

海内太平二百多年了，在上面的人不知道教化和法律是什么东西，只按照旧例，一概武断行事。压制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卑屈固陋，因袭已久，反而认为是常事。然而一旦外交事件发生，其危害不可收拾。志士仁人争取竞逐，杀身成仁，最终挽回了维新中兴的大业。当时，确实不得不铲除旧习，改革废政，一概勇猛果断，刷新天下人的耳目。现在又过了几年了，好比良医治病，病势严重就先投用猛药，等到病情稍平，就应当用温补的药，而等待元气恢复。治理天下的方法，也是这样。现在施行政事，应当步步循序渐进，事事竭诚尽力。如果计谋不出于此，还效仿过去的轻佻浮躁，急躁冒进，这是臣子所不能理解的。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以搜罗人才为要务，天下人士云集而至。政府也就姑且用爵位俸禄来笼络他们。官员多而冗员多，必定喜好兴作，喜好兴作必定追求急效。政府不注意民力，而专力于政治，百官急于趋事成功，势必不能没有舍弃实际、追求虚名的弊端。从院省使寮司到各国的府县，只要有小利，就喋喋不休地谈论。有投其所好、容悦取宠，炫耀新奇以谋求宠遇的人，他们特别想要贪取功劳，增加官职，以谋求一时的荣耀。因此各种事务汇聚，万事像刺猬的刺一样聚集，互相抵触，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冗员多则费用广，朝廷终究不能使天上下粟，地上流金，来救济国家用度，那就不得不向人民征收。人民已经疲敝了，即使想要征收，也得不到东西了。

臣认为政治的要务，以理财为第一义。如果理财失去了方法，只增加租税，加重赋敛，使百姓不得安息，国家也随之凋敝。民疲国敝，怎么能独立呢？政府能不寒心吗！现在概算全国每年的收入总额，不过得到四千万圆。预估今年的经费，即使没有凶年饥岁的一切变故，还应当支出五千万圆。那么比较出入，已经不足一千万圆了。如果维新以来，国家费用多端，每年所负的债务将近一千万，其他官省旧藩的纸币以及中外负债，将近一亿二千万圆。因此通算政府现今的负债，实际有一亿四千万圆之多。偿还的方法没有确立，怎么能让百姓信任呢？一旦有不测的变故，确实恐怕困顿跌倒，后悔莫及。现在政府不曾念及此，反而致力于百事更张，强求开明。唉！保护百姓的方法，又在哪里呢？议论的人或许说欧美各国重视征收赋税，大概是使百姓劳苦而后百姓富裕。唉！这话多么错误啊！欧美各国的百姓，大都优于智识，他们的君主和百姓互相参与政议，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他们互相保持，就像手足保护头目一样。利害得失，心中明白，政府不过是保护其外部而已。我们百姓不同于此，偏僻固陋，进退俯仰，只遵从政府的命令罢了。所谓权利义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政府有所命令，

译全国都顺从它；政府有所作为，全国都效仿它。风俗习惯、言语谈吐、服饰穿戴、器物使用等细微之处，无不争先恐后、以落后为耻，模仿上级所崇尚的，上级所喜欢的，下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通商口岸交易时，输入的器具玩物、日常用品，一年比一年多，而输出的产品不过占其中的十分之六七。《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百姓陷入贫困衰弱，这正是政府教唆导致的。古人有言：“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如今政府反而用法律条文束缚他们，用赋税督促呵斥他们，比过去更加严苛。户口不能没有登记簿册，里甲不能没有社证，住宅不能没有地契，人不能没有血税。有诉讼的费用，有违注的惩罚，乃至货物买卖之事，直到奴仆六畜，各有严密的律令。因此每下一道命令，百姓都茫然失措，不知方向。各种租税，向农民征收，向商人征收，向工匠征收，向〇业征收，百姓不堪其多，破产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其凋敝衰败的程度比从前加倍，而政府却日益进入开明的领域，百姓却日益陷入蛮夷的习俗。上下之间的差距，何止天壤之别！臣听说政治的要旨，以顺应国情、适合民情为贵，所以施政者不可不审时度宜，根据收入制定支出，根据支出制定收入。臣认为今日有关部门应当节省开支，务必减少经费，使每年的支出不超过每年的收入。从安徽省的使寮司到县府，考虑其施设的顺序而确定其额度，不允许分毫超出限度。如果有负债纸币，应当裁减冗员，节省冗禄，支销兑换，逐步实行。事情不按照顺序就不推进，不追求实效就没有效果。只要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国家的发展也会随之进步，可以翘首以盼了。臣等无才，长期承担理财之政，在施行的事情上虽无寸效，但亲身验证、躬行实践，不敢说一无所知，所以敢伸愚衷，尽言极论，希望政府有所回顾云云。

译光绪会计录序

李希圣

西方各国每年收支的年终账目，都会向全国公布，刊登在报纸上，所以即使是五尺高的儿童，没有不知道国家用度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即使是主管财政的大臣，即使对此职任经验丰富，也不能完全知晓。那些通才硕学、博古通今的人，如果问他们国库所掌管的情况，就会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〇官府没有成型的账册，官吏也没有专门的记录，即使想要查考财政的途径，也没有办法。我对于典章制度的学问向来用心研究，甲午年夏天再次进入京城，探求中外交往的缘故，对于西方各国富强的政令，也已经大致了解了。唯独对于本国的财政收支不能完全清楚，私下感到惭愧。逢人便询问，呼唤官吏交谈，辗转传抄，时间久了才大体完备，收藏在箱子里，不敢给人看，因为这是当权者所忌讳的。中日和议达成后，谈论变法的人纷纷出现，天子也想奋发图强，采纳其中一二条，已经付诸实施了。那么，在财政这一方面，仿行西方的方法，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也是当前的急务。于是我才敢排比查考，列成表格展示出来，纲目都列举出来，可以观看。〇国家八千多万的收支全都在这里了，治理国家的人可以据此考察。自从祖宗盛世以来，每年的收入不及今天的一半，然而用来削平中原，鞭挞四方夷狄，那时太仓的粮食红白相杂地腐烂，府库所藏动辄超过亿万，天下殷实富足，每户都有积蓄，江淮之间尤其奢侈浪费，一次宴会的费用有时高达千金。盐政漕运改革，黄河改道北流，外患萌芽，海疆多事，征兵转运粮饷，天下骚动，大盗趁机而起，祸乱流遍海内，耗尽天下的全力才刚刚平定，此后才开始担忧贫困。唉！立国以富强为根本，不富就万万不能强。今日的事情更加紧急了。日本在东边虎踞，常怀远交近攻的志向；俄国在北边狼顾，时常以开疆拓土为心；英国从缅甸图谋云南，法国从越南图谋广东。天骄（蒙古）衰弱了，蒙古不足以屏蔽北方，外府（指英国控制的印度）形成了，印度可以直接窥视西藏，属国全部丧失，唇亡则齿寒，利益均沾，这一方倡导那一方附和，一旦发动战争，拿什么抵御？铁路没有完备，那么脉络不能自我输送；兵舰不多，那么声势不能自我壮大。民脂民膏已经枯竭，没有可以筹措的军饷；民心已经动摇，没有可以使用的士兵。即使想割让几千里的土地来求和，土地有时会用尽；赔偿几百兆的费用给敌人，费用有时会用尽。这真让人寒心啊。应当从今以后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将几百年来沿用的成法全部改变，日中必晒，操刀必割，迅速变革就能挽救天下的全部，迟缓变革只能挽救天下的一半，如果始终不改变，就不忍心说了。变革的方法如何，请列举其条目，那就是：兴办学校，废除科举，训练陆军，恢复海军，设立银行，铸造金币，推行邮政，开采矿产，整顿商务，讲求工艺，税则应当增加，电报应当推广。西北多荒地，就适宜畜牧和农业；东南多沃土，就适宜渔业和种植。铁路应当支线干线并举，铁厂应当官商并行。利权不收回，就是埃及、暹罗削弱的缘故；漏洞不堵塞，就是印度、爪哇灭亡的缘故。所有这些急切的大端，都是富强的首要任务。如果能够本末兼治，依次推行，那么以此谈论富，即使几倍于英、俄、德、美也可以；以此谈论强，即使统一欧美阿澳也可以。虽然如此，徒有法令不能自行，关键在于得人。英、法、德、俄、美的收入都在四万万圆左右，意大利的收入也接近三万万圆，西班牙作为欧洲小国，收入也有一万六千多万圆。中国自从道光以后，骤然增加了四千多万的收入，人们都认为不能再增加了，但实际上仅仅超过日本而已。中国土地的广阔，比得上俄、英；人口的繁多，占地球的四分之一。利源不开发，地利未尽，哪里能得到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那样的人，共同筹划计算呢？推行尽利，在于其人，谁执掌国政？敢告诉在位者。

商政不修明，漏洞日益严重。每年向西方人输送五千万，几乎如同献纳。就以日本来说，二十年来，漏出的银两一百四十兆圆了。二万万的兵费，是有形的赔偿；一百四十兆的商费，是无形的赔偿。有形的赔偿，二万万就停止了；无形的赔偿，日复一日，这样下去何时穷尽？用机器改造，土货、洋货一概免税厘，工商的生计全部灭亡，国家的收入骤然内部困于支应，外部困于赔偿，突厥因此分裂，波兰因此灭亡，这是秦国的延续。吴国难道要成为沼泽吗？

东南战乱之后，流亡的人没有回来，田宅变成废墟，燕子在林木中筑巢，开垦荒地增加赋税，这是林文忠所说的补救中的补救。河运每年费用巨大，海运则敌人容易阻挠，转帆辽海，挽粟黄腄，坐着吃三吴的粮食，大概不是长久之计。听说政府想要全部废除漕运，改征折色，实在是救时的重大计策，却被流言所阻。西北古称陆海，现在成了石田，大禹足迹茫茫，雍州田地最上等，潞水的客谈，高安的规划，过去的编撰都在，等待人去实行。

整顿钱粮，左文襄在湖南开创，胡文

译忠在湖北仿行此法。此后，左文襄又在浙江施行，李鸿章在江苏仿行。近来听说李秉衡又在山东仿行，都为国家增加了数十万的收入，为民间节省了数十万的支出，利国利民而不利于中饱私囊。此外只听说丁文诚裁减了四川的夫役和马匹罢了。去年户部颁布的筹饷各项条款中，也有整顿钱粮漕运这一条，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编造流言来阻挠，地方大吏于是用空文来敷衍塞责。申明施行的名实，切合实际情况，治理国家的大计，何不推广开来呢？

译乾隆以后，是盐法弊端极盛之时。陶文毅在前进行改革，曾文正在后加以修补，所以淮盐唯独没有弊端。此外，像四川、云南两省立法稍为详尽，其余各省则运输有官商之别，盐票有大小之分，法令既然两歧，利益便从两个渠道流出，谈论综核名实的人应当加以注意。太公整顿盐政而诸侯收敛，汉武帝专营盐铁而匈奴畏惧威势不敢逃避，专营盐铁的名声得以施行，这是注重实效的政治。

近年以来，厘金收入骤减五六百万两，这是由于洋商只缴纳子口税，华商贿赂购买报单。只有重庆、广州两口岸征收的厘金轻于子口税，子口税单完全没有使用。此外则利权旁落，流弊滋生。所以赫德有准许华人申请领取报单的建议，这也是持平公正的一种办法。近来又因为外国人制造土货的缘故，每百两征收落地税五两，完全免除厘金。那么厘卡所收的税款，就减少了一半。所以陈侍御璧、盛京卿宣怀都想要商议实行印花税，以抵补厘金。法令变革则通达，人才存在则举措可行。

河工每年修缮的费用，是国家财政的一大漏洞。康熙以前，沿河州县拨派民夫服役；乾隆中期，才开始全部发放国库银两。到了嘉庆年间加价，于是增加到五百万两，而河患依然如故。于是有人说治理黄河没有上策，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看美国治理密西西比河，荷兰治理莱茵河、马斯河，意大利治理波河，埃及治理尼罗河，土耳其治理多瑙河；有的修筑横堤如方格，有的用窄堤逼迫泥沙，有的修筑小堤，有的使用旁闸。而其关键则在于疏浚海口。如果能够参酌这些方法，来治理中国的河流，学习他们的长处，确实符合我之前的言论。自从张勤果试用挖泥船，没有效果，于是说西法不可行。增高堤坝、降低河床，犯了贾让的下策；分流减水，固守靳辅的错误言论。必须改弦更张，才能一劳永逸。

自从日本战事以来，国债已增加到二百三十一兆六十六万两，仅利息一项，每年就需要二百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两。据英国报纸报道，本息合计，每年需要一千二百万两上下。加上芦汉铁路所借以及汇丰、克萨、华商等数额，已在三万万两之外。每年由户部偿还二百万两，由各省及海关分担一千万两。无米之炊，断难持久。财源不开，我们恐怕要成为希腊的后续了。

海关税收以光绪十七年为最多，十八年总共征收关平银二千二百六十八万九千余两，已经比十七年少八十二万八千余两。值百取五，载在条约，本来违背公法。李鸿章持节出使俄国，以加税为己任。然而中国日用之物，专门依赖外洋所加的税，仍然从我国的货价中取偿，损害下层以增益上层，如同剜肉医疮，非常没有意义。所以其他国家商议加税，足以控制外货的来源；中国商议加税，恰好削弱小民的生计。有深谋远虑的人，应当自己明白。通商惠工，既强且富，然后商议此事，那么操纵权就由我们掌握了。

这本书所记载的洋税，只依据各省总数。现将光绪十七年各口岸的总数列在下面，这是历年中最多的。以后减少的数额总在二百万两之外，其中牛庄五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三两三钱二分七厘，天津六十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五两三钱九分七厘，芝罘三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六两五钱八厘，重庆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两五分五厘，宜昌十万三千七百三十三两八分七厘，汉口一百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一十一两六分九厘，九江一百十五万六千三百四两六分三厘，芜湖七十一万二千三百四两七分六厘，镇江六十万二千七百八十八两五分八厘，上海六百八十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两九厘，宁波一百二十二万五千三百六十六两八分七厘，温州三万一千四百一十八两七分八厘，福州一百六十四万八千九十三两四分八厘，淡水六十三万八千一十五两一分三厘，台南四十七万三千三百四十四两一厘，厦门九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五两一分，汕头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三两七分三厘，广州二百四十八万一百五十九两七分二厘，九龙五十九万七千二十四两五分一厘，拱北四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六两三分，琼州十一万七千五百一十六两二分三厘，北海二十六万九十五两九分四厘，龙州一千九百一十一两七分四厘，蒙自六万九百一十六两二分九厘，共计二千三百五十一万八千一十一两九厘。现在虽然失去了淡水、安平两个海关，但用新开的四个口岸来补充，必定有盈余而无亏损。

养兵的数量，前代只有宋朝最多，外国只有俄国最多，都不是深谋远虑的做法。此外，德国养兵五十八万四千七十三人，法国养兵五十二万四千七

译全国兵力一百六十八万人，英国常备军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一人，西班牙则仅有九万五千人。中国加上兵额和勇营，总数超过百万，近来虽然裁减了十分之三，仍然远远多于德国和法国。那些未经训练的士兵，即使全部裁掉也是可以的。封常清率领未经训练的百姓而战败，韩信率领市井平民而取胜，由此可见选拔将领才是关键。戚继光训练士兵不过三千人，却所向无敌，这说明用兵贵在精少而非众多。

译关于开源节流的议论，人人都能说上一通。近来裁减兵额以及颜料、缎匹两库只发放二成，这属于节流的措施。然而管侍御廷献想要恢复乾隆年间的旧制，这种趋势已经绝对行不通了。顺治年间财政收入仅一千四百多万，到乾隆年间几乎增加了三倍。乾隆年间尚且不能恢复到开国初期的状况，更何况今天想要恢复乾隆年间的状况呢。至于户部所商议的清查隐匿赋税、核查厘金、增加糖户盐斤的加价、对土货典当征收捐输等办法，实行了一年还没有成效。国债日益增加，公私用度都陷入困境，挽救时局的计策，在于开源。开源的方法，我在序言中所列举的项目已经完备了。

今天谈论理财的人，没有不说的：“仿行西方的方法，固然不错。”然而方法需要人来执行，人们只知道西方有方法，却不知道西方有人。请略举几例：欧洲各国，以俄国、英国、德国、奥地利为最强。德国有俾斯麦，俄国有加查科夫，英国有迪斯累里，奥地利有安德拉希。这四个国家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几人的经营治理。德国尤其号称霸国，一次攻打丹麦，两次围攻奥地利首都，在色当战役中俘虏了法国国王，从而成为共主。像毛奇、罗恩、冯·德·戈尔茨、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等人，都是用人最显著的代表。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几乎无法振作。得到麦克马洪、梯也尔相继执政，收复创伤，重新成为强国。十余年后，就能在数万里之外用兵，占据南越、意大利，与法国、奥地利瓜分利益。得到像加富尔这样的贤相，像加里波第这样的名将，使已熄灭的火焰重新燃起，最终恢复全国，列为上邦。土耳其有一个麦德哈德，却不能任用，所以国家四分五裂，几乎灭亡。由此看来，得到人才则国家富强，失去人才则国家贫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这本书完成于乙未年，刊印于丙申年。总数和分数，都以光绪十九年为依据。李赵公上元所作的会计之书，苏文定序元佑的会计记录，虽然愧对前代贤哲，但也算是代替抄写员的工作。至于举例论述的部分，稍显冗杂，这是出于挽救危难的苦衷，并非著书的常规。希望高雅宏远的人士，能够谅解。

论中国财政

俄人蒲加脱著

我曾经游历中国，观察其地势风土，并查察物产，上天赐予的丰饶，未曾不感叹它是天下的雄邦。如果一旦踏足其境，有谁不点头称是呢？虽然如此，通过考察国库收支来查核其财政，与过去所推测的颇不相同。比如地方的财力，贡租的实情，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即使是身居高位的官员，能深知每年收支多少的，也很少。论其财政，也不符合规矩，纷杂而不统一。因此政府所定的年度预算，并非全国核算，只是由各地方的官员制定罢了。地方官员对权力界限漠然不明，所以他们每年核算收支的权力，往往过大。为什么呢？中央政府，指户部而言，不规定地方每年收支的制度，以命令地方官，只凭地方官报告每年的收入饷需，预先核算，转解中央政府，以供其运用。但这预先核算的，虽然依据往年政府所定的标准为准，但这一标准必然随岁月变更，所以近时的财政形势不再像往年那样，非常变化纷纭。因此想要知道中国近来有什么财源，其耗费的路径如何，以及地方官有什么样的权力而如此专断，很难求得解答。虽然如此，试概括列举国库财源约有三种：一是直税，西方人说税法有直税、间税两种；二是厘金税；三是间税。什么是直税？说是地租和丁税。当今世纪，西方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现世纪即西历一千八百年的初年，十八省地租的预算为三千四百万两，米粟为四百万捆，一束相当于一百斤。自从发匪扰乱，田园荒芜约三分之二，从此贡租忽然衰退，祸害蔓延，遗留累及国家，财富实在不丰富。虽然直隶省未遭战火，也逐渐受到余祸的影响。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光绪五年，国家需要用度为一百三十万两，当时患无此资金，才收到租税六十万两而已。从此逐年渐有起色，现在才开始收到往年年度预算的收入数额。至于其赋税租税及征收方法，没有一定的规则，而纳税者只有中国人民。至于蒙古民族，特别令其免税；居住在满洲的民众，以兵役代替纳税，这是大概的情况。又另外纳税的土地分为三种：一是民田，是民人所私有的；二是屯田，在蒙古以及满洲等处；三是学田，附属于学校。除这三种外，还有几种田作为国库的收入：一是前明时藩王所领地的田，以及国初圈给八旗将校以贡租税的田；二是善堂资用的田；三是专属佛教寺院的田；四是备凶歉之年救恤穷农的田；五是祠祭的田，以供祭祀典礼准备牺牲的资金。在这些土地上设立等级，分上中下三等，以定地价而斟酌赋税额。然而农民缴纳贡税，严苛烦重。纳税的方法，或用钱，或用米麦豆类高粱干草等物。知县制定户口纳税名簿，详细记录管辖土地及地质高低收获谷粟

译这些名册上报给上级长官，总督则依据它们来核定税额。然而这些名册中多有虚构不实之处，想要掌握其关键要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十八个省中，河南、江西、湖南和湖北这四个省份以铜钱缴纳税款；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这四个省份以天然产物缴纳税款，例如谷米之类就是。其余十个省份则同时缴纳天然产物和铜钱。在一百六十年前，朝廷颁布谕令确定了丁税的税额，缴纳这种税的都是小农户。往年核实的人数为两千八百九十二万人，每人纳税额大约为二十文，但实际能征收到的税款约为三百一十八万余两。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部地区征收铜钱三百十二万六千九百两，征收禾谷三百九十六万六千八百余担。厘金税的名称，实际上是指每两银中抽取千分之一。当太平军蹂躏之时，国内动荡不安，百姓无法安居，田野荒芜，秋季收成不佳，贡税收入大幅减少，国家财政日益困乏，于是创立了厘金税制。当时对商人贩卖货物征税，每千两抽取一两，其本意在于应对军国紧急需求，并弥补地租收入的不足，因此又有“军税”之称。揣测政府当初的意图，必定不是想要永远施行下去。但由于收入颇丰，实际上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重要来源，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试列举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其他租税、丁税及厘金税的总数如下表所示。按照表中所列分数核算，总数并不相符，因为原始报告如此，暂且保留原样。

译直隶省，一千二百五十四万三千七百七十二两。

江苏省，六百四十二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两。

湖南省，二百六十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二两。

湖北省，三百九十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六两。

广东省，六百七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

广西省，三百二十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二两。

山东省，四百万九千三百三十八两。

山西省，七百四十三万六千九百零一两。

陕西省，五百八十一万九百九十七两。

甘肃省，三百四十八万二千七百八十三两。

四川省，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两。

江西省，五百零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五两。

福建省，三百九十二万一千零四两。

河南省，五百八十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两。

浙江省，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两。

安徽省，三百四十四万六千零七十六两。

云南省，三百七十六万九千四百九十四两。

贵州省，二百八十七万六千六百四十一两。

台湾省，三十六万五百四十九两。

合计九千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两。

直接税的项目，大致如上所记载的那样。至于间接税，以海关税为第一，即在通商各港口设置税关，凡出入海口的船舶所搭载的货物，一律征税。昔日中国被英法联军打败，想要向两国筹措赔款，于是创设海关，制定税法，以充实国家用度。自开埠七年之后，才清还了赔款并确立了税关制度，遂延续至今。

其次作为国库财源的，是盐税。中国的制盐业，由政府独家专营，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区域。每个区域所生产的盐，必须在该区域内使用，不允许向其他区域运送，国家设法严禁。又命令官吏管理买卖征集等事务，并且监视奸商盗卖。然而盗卖者很多，这些官吏与地方行政长官不相统属，直接隶属于盐政及盐运司。现在请概述盐政区域：直隶省及北边一带为第一区；陕西省以及湖南省一半为第二区；江西、江苏一半及其附近为第三区；浙江省、江苏省大半为第四区；福建及其附近为第五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省份以及江南、云南一半为第六区；西藏接近西部边陲一带为第七区。不论海水、盐井、沼泽湖泊所产出的盐，都有定价卖给官吏。至于其数量及授予该盐的方法，似乎未曾设立什么制度。盐运使在制盐地建立仓库，以供给盐商方便。盐商，如果不是向盐政委员及巡抚准领盐商凭证，不得自行经营盐业。然而想要获得准许，必须缴纳一万两至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定制。每年根据准许情况确定盐商的多少，限制制盐数量，以期不过多也不过少。盐商已从政府购得盐，想要随意定价，仍然不能自由搬运，销路均等待政府的命令，才能转卖给店铺商人。政府独占盐业之利，故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收入三百八十四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两。又在内地各所设置的税关，通十八省有三十三处，一切货物经过此关以缴纳课税，其数额不少，也与盐税相当。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所征课税实为三百六十万六千八十两。除了这些之外，也没有更显著的财源。其余尚有商业税，每年二十万六千九十两；制茶税，每年十六万二千零七十七两；贷盐田税，每年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两；渔业税，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两；牙税，五万四千八百三十两；兽骨税，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两；贷官管房屋税，五千一百二十两；家畜即各家所畜牲畜贩卖税，七千五百七十两；仓库税，五千五百五十两；抽航海权税三千二百两余，此外各种杂税每年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九两，这些数目不详，俄国将税银据何算核也不清楚。各种财源可以资助国库收入的，就是这样。然而还有一种买卖无形物的税，第一为八旗营军属接受继承宗家权的税，每年实为八万六千三百五十八两；第二为捐纳官衔阶级及贡监，虽然平时无所施行，然而一旦有军需之急，或有天灾地害，农民贫困，则以捐官为常例。其捐纳的方法，似乎根据需用银数的多少，又确定某省某官分发施行。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福建洪水泛滥，淹没沿岸田地，中国政府捐纳官衔及贡监者一百六十九人，自六月起至九月止，所收入实为五万四百四十五两。总计这些所列间接税，实每年三千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二两。如果加上直接税，则国库岁入所收实为一亿二千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三百六十两。再加上那些自然产物贡税，宜参看第十二册《中国边务论》，每年三百九十六万六

译一千八百一十二担。一当担，相当于中国的一百斤，那么其数量也相当巨大了。各省人民缴纳这类贡税，必须送往天津和通州，然而运送费用七十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七两，也是由人民捐资支付的。各省设有布政使，掌管土地田赋和租税事务，向管辖内的人民征收各种税款，以筹办地方财政，〇国家财政则由户部统揽其大纲。如果是地方财政，则由各省总督进行管理稽查。然而帝室的度支并不从户部寻求财源，而是另外制定制度，其数额每年为一百五十六万两。此外，满族每年进贡貂皮一万二千张，如果没有貂皮，就用其他兽皮代替。人参一百四十斤，珍珠一千颗，确定这类贡赋制度，是在距今许多年之前。帝室的度支逐年增加，因为难以供给，于是发行各种银券作为补充。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为三十万两，到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为六十万两。又有帝室的牧场散布在满洲及蒙古等地，所饲养的牲畜，马十万匹，骆驼七千匹，绵羊和山羊二十万匹，有角的牲畜如牛之类一万二千匹。帝室的度支虽然拥有这些财源，但朝廷不时会有额外开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被迫依赖国库供给，倘若无法补充，就在各省加征赋税。例如新建颐和园以及皇帝谒陵所花费的资金，都是由国库支付的。有时各省督抚因事上报，或者督抚进京自行捐资，或者捐助营造等费用，这些银两数额无法考证。又遇到不时的度支需求，或者突然下令民众集资，比如举行庆典的时候，就采用这种例子，筹集资金办理，得到了五千万两。

译讨论国库经费短缺，应当筹划妥善的方法来充裕财政。

近年来，各省常遭灾荒，不仅钱粮无法征收，而且赈济款项尚需筹措拨给。即便有一两个丰收的省份，其中也仍有遭受战乱之后，荒田尚未恢复，再遇灾荒歉收，收成情况可以想象。各省督抚深知府库空虚，不能再请求豁免或缓征，然而民间收成无几，困苦非常，州县即使善于催缴赋税，也恐怕百姓无力全部缴清，这是钱粮漕运不能像过去那样充盈的原因之一。

各省海关税银，其中最为大宗、税率最重的货物，在中国是丝和茶，在外国是布匹和鸦片，这几项乃是关税的精华。连年丝茶两物质量不佳，加之外国丝茶反而优于中国，因此中国丝茶货物日渐滞销，税收也因此减少。布匹等货物，又因各省多灾，销路不畅，旧货不能运往他处，新货也难以再来，税项怎能丰盈。只有鸦片一项，是中国不可或缺的物品，但听说印度与土耳其今年收成不多，现在虽然源源而来，以后恐怕不会再有，税项未免更加短缺，这是关税不能像过去那样充盈的原因之二。

厘金一事，本是近时的良法，实在因为向商贾征收不至于有损，而对接济财政大有益处，所以自战事兴起之后，各处军营的军需赖以维持，而各省均不拮据，天下也没有怨言。如今向商贾征收的不少，上缴国家的却不多，各关卡所征收的，用来供给一省的用度，尚无盈余，怎能分拨解交户部，这是厘金不能像过去那样充盈的原因之三。

盐课向来也是户部收入的大项，未裁撤盐商以前，课银虽未必能年年结清，但若遇有紧急之用，如行军、治河、赈灾等事，尚可与盐商商量，预先借用，再设法偿还。改行票盐之后，已无大商，肃清之后，均为票商，与他们商量借款，不仅无商可借，即使想报告也无大力量，加之散兵游勇众多，刁民不少，私盐因此充斥，官盐积压难销，课银更无起色，这是盐课不能像过去那样充盈的原因之四。

捐例也是户部筹措增加收入的一种方法，昔年每逢国库不足之时，借此来弥补，所以有事时户部奏请特开一例，总可征收银两数千万两，即使无事每年所开的常例，天下合计也能征收银两数百万两，道光年间奏开豫工一例，户办法奏加花样，所收较盛。到了咸丰时，道路被兵阻，捐生寥寥，户部奏请降低折扣以图招徕。后来因各省都有军需，户部无可拨给，遂准许各省开捐以敷用度。而各省不顾大局，致使折扣减之又减，捐例因此紊乱，而捐款更不堪问津了。如今虽然户部以及各省仍开捐例，而捐款仍不能恢复，每年所收较之昔时，常例捐款所增无几。这是捐例不能像过去那样充盈的原因之五。

五项收入较前尚难超过一半，而支出反而超过它，难怪大司农只有仰屋而叹罢了。我曾听西人说，都说欧洲各国在二百年以前，也都是民穷财尽，上下互相征敛各自牟利，遂致君主在上暴虐，百姓在下作乱。后来依靠各国格致之士勘察地宝而开矿之务兴起，想要节省人力而机器之法兴起，想要便于水上交通而轮船之制兴起，想要便于陆地交通而火车之制兴起，想要加速通信而电线之造兴起，想要强兵而枪炮之造兴起，想要富国而工商之事兴起。凡能兴起这些利端的，都由于先能开矿的缘故。矿务既兴，而后多金、多银、多国、多锡、多铅、多铁、多煤了。有金银而后可以供世人之用，有铜、锡、铅、铁而后可以供制造之用，各项之用，然而非有煤不能成功，所以煤尤在所必先。英国作为国家，地域不广，物产不繁，必定得到印度与新金山各处之后，始能振兴。美国非得有南北美洲二洲不能兴起。法国若非有安南、缅甸等地亦不能兴起，普鲁士若非联合南北日耳曼诸邦亦不能兴起。西班牙、秘鲁等国，倘非有金银等矿、鸟粪等利益，亦不能兴起。葡萄牙若非得有澳门之地，亦不能兴起。所以荷兰一国，先得台湾则盛，后失台湾则衰凡此者皆系明效大验，中外共知的。

如今中国之地，岂止欧洲之大呢？而各矿之多，又岂止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四洲之繁呢？然而中国为何还患贫弱呢？所可惜者，内外大臣各顾身家，不肯为此，皇帝一人又怎能独自为之呢？倘若肯降心相从，照西法而为之，又何愁不能成为四海五洲之冠冕呢？若仍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地，地域虽大，矿务虽繁，恐怕终无富强之日了！这是西人的话。然而我仔细思之，天不吝惜土地，道不吝惜宝物，古人已有明言，或许西人也不欺骗我吧。若说西法非法，某某诸公皆圣贤之徒，何妨出一

译善法足以胜过它吗？制定它的人不能只停留在空谈上，如果实行错误的做法，仍然导致西方国家富强，中国贫穷衰弱，难道最终不被西方人所嘲笑吗？

译理财的根本仍在于整顿钱粮漕运论

当今治理国家的人，无不说道：“财政匮乏，应当实行节约爱护百姓的方法，使国家的元气逐渐恢复，国库不空虚，这样才可以达到大治。”所谓节约，是指什么？回答说：“裁减多余的官员，淘汰浪费的开支，惩戒奢侈的风俗罢了。”所谓爱护养育，是指什么？回答说：“不急于征收赋税，不加重百姓劳役罢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办法。总督、巡抚、监司，身居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却没有必定要作为的志向，一方面因循私情，拘守旧章而不改变；另一方面因调任催促，心存懈怠而不作为。像如今的左宗棠、李鸿章、刘铭传三位统帅，以及代理江苏巡抚谭方伯、浙江巡抚谭中丞这样用心的人，是很少见的。然而这几位君子，虽然能以国家的财政为务，并从节约爱护百姓的根本入手，但他们的事做尚未完善。并不是费用不必节约，百姓不必爱护。“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这两句话，终身实行，尚且不能穷尽，可见圣明君王的治理，没有别的道路。至于左、李、刘三位公，地位尊贵声望显赫，所致力于的极为远大；而像江苏谭公禁止官办书局、禁止烧香，是为了敦厚风俗而爱惜物力，这是爱护养育的心意；浙江谭公裁撤局务、淘汰冗员，是为了杜绝浮费而根除弊端，这是节约的方法。这两者都符合理财的根本任务。如果天下的总督、巡抚、监司都能明白这个意思，国库充裕而百姓财富丰足了。难道议论的人统观时局，知道理财的方法，还有实行最简便而获取最直接的途径吗？那没有比整顿钱粮漕运这一件事更合适的了。钱粮漕运的弊端，到了今天，积习已经很深，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平余和银价的问题。匪徒扰乱东南，每两银子值二千文钱，当时户口流离迁徙，以前藏钱的人，一时间把钱散出，而银子一半被贼劫掠，一半因为征收的地方少而没有银号熔铸。等到收复之后，民间藏的钱早已荡然无存，而流通使用的又分散，官府铸钱局不铸造新钱，铜器又被销熔使用，因此钱少而银子顿时贬值，而唯独民间缴纳粮食，反而需要二千四五百文钱来抵一两银子，难道是银子顿时昂贵了吗？说是因为有加耗和平余以及熔铸、扛兑、司房、库书、歇家等各项开销，都必须加在里面，所以银子值一千六百文之外，又加八九百文。试着计算一下，耗羡是报解中极大的部分，一钱就足够了，其他如果在耗羡之外，又有饷余，也不过每耗一两加征五六七分至一钱不等，加上熔铸等工房库各项费用，再加耗一钱就足够了。又加一钱作为州县办公的需要，也足够了。那么征收一两银子外加三钱，按市价计算，二千一百文而已。这多收的三四百文，作何用途呢？这还是江浙的大概情形。如果山西派差役向百姓征收，征一两银子必须完纳到四五两。贵州用度不足，别无生财的方法，只有增加钱粮一策，甚至正银一两收到十两以外。像这样的，难道都是用于公事吗？我看见他们报销的册子，仍然按原额上报。杂用的十分之九，奏明开销。不然，贵州省所收的协饷，又何用呢？大抵假借办公的名义，侥幸利用百姓的懦弱，而上下勾结施行这种苛刻征收的方法，有害于百姓而无益于国家。现在试着严格清查，核算一切加耗费用，按例开销的有多少，需要赔贴的有多少，酌定每两解送藩司共须加征多少而后够用，准许其酌情增加。那些民间多完纳而不对上级怨恨的，仍旧加征一律解送藩司，作为钱粮的羡余，专门资助各项用度的调剂，那么每年何止数百万呢？至于漕米，也按时价酌情增加耗费，来确定完纳的数额。如果可以多征，仍归于公家，总期望不要落入轻征的私囊罢了。二是垫解和民欠的问题。历代赋税轻重不同，到本朝而极轻。地粮和丁税并征，历史上是没有的。永不加赋的谕令，世代遵守，深仁厚泽，用来维系人心，栽培国家到了极点。极贫的户，租田耕种，有无赋可纳的，有佃户和地主各完一半，即所谓田底田面的，各省办法不同，而多纳银米的作为上户，则天下一致。上户绝不会无力缴纳，下户则数量有限，只要年成丰收，也绰绰有余。所以除了连年灾旱如近来山西河南的情形之外，虽然民情有狡猾良懦之分，而州县经征收通计可八九折。民欠本来有限，于是州县故意留余地以待豁免，或者小有偏灾，必定从重详报，委员勘验获利，以贿赂就可以重复。于是特别施予殊恩，蠲免陈粮，作为实惠及民，而谁知道并没有民欠呢？即使有民欠，而每年带征也已经造册比验净尽，即使未尽征而誊黄已到，还可以隐匿不张。更有巧宦之人，把征到的银子尽数批解而诬称为民欠。声明垫解，等到经豁免，乃请求以垫解抵新赋，既显示其催科的能力，又博取其急公的名声，而最终满足其吞侵的愿望。难怪国库不足，而百姓财富也无剩余了。如果得到其覆查而揭发，自后解送藩司的银子，不许立垫解名目，再严格设立参比章程，不让征存不解

译以此杜绝官吏观望规避。如果不是整个地区遭受大灾，不要屡次颁布恩旨免除赋税。至于万不得已而酌情减免部分赋税，或者完全免除旧欠赋税时，就颁布誊写的黄榜，从省城到某地，限定张贴的日期，向民间昭示。如果超过期限未张贴的，允许百姓揭发控告，立即罢免斥责。经过这样的整顿，那么一年之中，州县官吏私吞的数百万钱财，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数百万用度了。

译关于国家应筹划大局的论述

考察那些因修建铁路、运营轮船而变得富强的国家，其益处原本不在于铁路、轮船的股份持有人能获得利息，而在于利用铁路等交通工具的便利，畅通本国的贸易。如果国家创设铁路，仅仅为了少数股份持有人获利，那见识就太短浅了。真正深切期望的是，必须使千万农民、工匠等受益，让他们获得运输的便利，资金到手后，就可以专门种植本国土地上适宜种植的作物，在材料和人工便利的地方，专门制作某种货物。至于有人说今年长江水运运费低廉，深为可惜，我也不以为然，认为不该可惜，反而应当庆幸。虽然股份持有人可能有亏损的担忧，但种植生产各类物品的地方，其受益实际上成倍增加。以茶叶为例，近来因为印度出产的茶叶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行情一年比一年下跌，以至于办理粗茶几乎只能收回厘金税项和费用而已。如果不是今年水运运费从八钱跌到一钱一担，那些山中的许多茶叶难道不会被丢弃而成为无用之物吗？而且不仅是种茶的人吃亏，采茶、制茶、制箱的人也都失去了生计，国家财政也因此而减少。考察种茶这件事，过去只有中国从事，所以价格贵贱，西方人无法控制，必须购买。近来印度争夺这个行业，所以谁让步谁就胜利，完全在于费用少的一方就能胜过另一方。今年初传印度出产的茶叶比去年多，后来听说因为中国茶价较低，印度茶叶也随即跌价，所以种茶的人无不吃亏，甚至有因为无利可图而任由茶叶长在树上不采摘的，这难道不是因为长江水运运费低廉的缘故吗？如果推演这种意思到其他货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至于商人是否获利，我认为确实与国家大局无关。〇贸易畅通的益处，惠及一国的农民、工匠等各类人，其中如果有少数商人不得利，确实无关紧要。〇他们只是中间人，他们不得利，或许正是种植物品的人和消费这些物品的人获利的表现。用这个道理来推演，英国的布匹行业就有明显的证据。近年来经营布匹行业的西方商人，无不亏本，但英国国家仍然不惜巨资加以保护，使千万工匠等人都蒙受安乐利益。比如织布、制造机器、造船以及船上使用的水手等各类人等，数量不可胜计，然而他们各自东家是否获利，都被置之不顾而不加计较。至于开采各类矿山，仔细算来，其益处也不在矿主，而在于出产的煤铁等物有益于国人，可供千万工匠制成所需之物。中国人认为只要开采一座矿，必定有大利益，哪里知道按照各国所开的矿，一百座中只有一两座偶然能获利，其中一半只能收回本金及少许利息而已，其余亏损达万万金的，也有。至于铁路也是如此，仔细考察各国所建的铁路，在初建时，每年收回每百两五两以上利息的已经很少，股份持有人常常吃亏，只因为对国家有大益处，所以各国君主特意招揽，不论何国人出资建造，也保证他们能获得一定的本息。至于所说西方人占据长江轮船生意，我也不免指出其中未究及的一两处。所谓公司，是众人共同经营的事务。旗昌公司虽然算是美国公司，也只不过有这个名称而已。初创之时，招募购买股份的人多为华人，各国人也有，美国人也有。旗昌行只是受股份持有人委托管理的人，只收取进项的百分之五，作为管理费用，也不算多。当时中国股份持有人多，也可以公举华人为董事，因为起初生意不旺，所以有股份的华人日渐减少，然而先后图谋分利而购买股份的华人，也常有。如果一时持有股份的华人比西方人多，也可以如愿公举华人为董事，而委托华人管理此事，这就是旗昌实际上是中国公司，而各人可以如愿分得其利。然而我认为股份持有人所得的利益，即使只是本金的利息，其益处也很微小，不能对国家大有益处。近来听说汇丰银行生意日渐好转，而购买股份的华人也多，这也是想分得其利。我认为汇丰银行也是华人的银行，所以在公举董事时，也可以举华人担任，如果董事们愿意，不妨撤换管理此事的西方人而替换为华人。总之，谋划国家事务的人，应当致力于重大和长远的事，仅仅为少数商人考虑，那见识也太不广博了。这里因为藜藿书屋主人的论述未尽，姑且申述我的意思如此，也不知道是否恰当。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美国

二千三百六十一万九千零零五加伦。

三千六百二十四万一千九百三十四加伦。

一千六百零一万五千零八十加伦。

二千五百七十五万零零九十加伦。

俄国箱

五百十三万二千零四十八加伦。

四百零五万九千七百加伦

七百八十五万四千零八十加伦。

七百八十二万六千九百加伦

又舱

三百零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加伦

译五百八十四万七千零二十加伦。

七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加伦。

译苏门答腊，一百五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三加伦。

子口单，如今各商将货物运往内地，向海关预先缴纳半税，但申请子口单的却很少。这其中的原因，并非子口单不可靠。只是既然已经缴纳了半税，海关往往拖延数日才发放单据。在这数日之中，货物价格的涨跌不定，导致商货遭受的损失不小。距离较近的地方，本来几天就能到达，却因海关的拖延，致使货物无法以好价钱卖出。那么，缴纳半税所耗费的，比缴纳厘捐还要多。

出口货，去年领事哲美森报告称：“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丝市必定大佳”，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那年丝市适逢大衰。有在丝业经验丰富的老人说：“那年丝市衰落的缘故，推究起来，原因不一而足：欧美两洲那年生产的丝优于中国产品，这是其一；欧洲人织绸向来崇尚厚重，到那年却崇尚轻薄，因此用丝量少而销路滞涩，这是其二；欧洲局势尚未完全安定，商人有顾虑之意，这是其三；美国正在选举总统，人心不定，因此商情不甚踊跃，这是其四。”

听说上海各丝厂女工的工价竟然比意大利女工还要高。中国人多户众，工价理应比他国便宜，如今反而昂贵。这主要是因为各厂不能协力同心，所以女工得以凭借去留来操纵局面，而工价便逐渐上涨。然而，从低廉到昂贵，事情顺理成章且容易；从昂贵回归低廉，形势逆反且困难。所以一旦上涨之后，恐怕想让它降低也做不到了。

中国征收厘金，实在是商务的祸害。比如丝商购买蚕茧，因为沿途缴纳厘金，导致茧价昂贵。茧价昂贵，那么丝价也随之昂贵，这就难以与各国竞争了。中国的丝质优良，超过法国和日本的产品，然而他们便宜而我们昂贵，那么人们必定舍弃我们而趋向他们，相比之下显得不足，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幸好近来欧美各国想要购买上等货物，华丝才稍有起色。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那么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的丝市，必定比往年更好。

茶，中国茶业日益败坏，厘金与出口税沉重，实在是拖累它的原因。厘金与出口税沉重，为什么能危害茶业？有明确的证据。俄国商人购买运输茶砖，税收较轻减，而二十五年以来出口的数量日益兴盛，看这个难道还不知晓茶业衰落的原因吗？所以如果茶税与厘金不立即整顿，那么茶的出口必定日益减少，数年之后，恐怕会归于灭绝。如今各国喜欢华茶的人，都私下为此担忧。因为华茶之外还有印度与锡兰茶，华茶细腻，印锡茶粗糙，一旦舍弃细腻而选择粗糙，譬如人向来喜好高雅的音乐，却给他听粗俗的民间曲调，自然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英国人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华茶衰落而印茶兴起，是中国的祸患，却是英国的利益。

出口杂货，骆驼绒、牛皮、鸡鸭毛有所增加，败丝、茧子、羊绒带子、棉花有所减少。羊绒大半运往美国，带子、棉花则都去往日本，因此与英国的出口商务没有损益。出口到英国的商务尚属平稳。

带子棉花出口的数量与价值比上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想必是因为棉花价格昂贵，所以出口者少；至于运往欧美各国，则完全没有。

金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出口的金计值海关银八百十九万九千两，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计值海关银六百八十五万两。这些金都是大条，由德国邮政局装运到德国。如果中国金矿归西方人经营，那么出口的数量必定比今天更旺盛。然而如果英国不照德国的方法办理，那么对英国仍然没有益处。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进口的银计值海关银六百六十三万两，而一百八十五年的进口银计值海关银有三千六百六十万零三千两那么多。看这个，那么进口的银大大减少了。

工业，上海工业的兴盛日益加剧。追溯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上海刚通商时，洋商都侨居在城内。后来允许西方人设立租界，才建造码头，平整道路。然而那时道路虽然修建，但依然狭窄，仅容两人肩扛货物来往。到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太平天国起义，沪城被红巾匪寇占据，中国各关卡纷乱淆杂，才开始在上海设立海关以保障税务。西方人担心匪寇扰乱租界，没有巡捕不足以保卫，于是推举几位董事办理租界事务，后来的工部局即基于此建立。如今工部局规模宏大，每年收入银两有数百万之多，支出也与之相当。刚开始办理时，仅有几处码头、几条窄路而已。逐渐有了机器厂，逐渐有了船，随后又有善于经商的人创设丝厂、火柴厂，商务日益扩充。等到银价大跌，工业更加兴盛。过去洋人每想在中国设厂，中国官员必定多方阻挠，直到马关议和条约内载明允许洋人运机器进口，并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中国官员才沉默不语。日本在这一件事上真可谓大公无私，为什么呢？这约定之后，通商口岸首先创办的必定是纺纱、织布两件事。日本纺织业方兴未艾，绝不担心外人掠夺其利益，而毅然与之竞争。

译不仅如此，条约中直接规定：如果在通商口岸用土产制造成品，其税收不得重于外国进口货物的税收。这一点对日本尤为不利，因此在北京商订商务条约时，日本也自觉失算，于是便同意了总理衙门的提议，即土货值百抽十，不再以减轻土货税收的说法相争。有人说，值百抽十竟然出自日本人的主意，因为土货的税重，那么日本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仍然可以畅销无阻。

译中国人做事，如同身处云雾之中，去问其他国家的人，几乎再也没有像这样如梦似幻的了。所谓梦，是指对本国土产征收重税，导致本国货物日益滞销，而外国货物却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好比太阿宝剑倒拿，把柄交给别人。用这话来说，人人必定不信。据我观察，中国总理衙门未必智慧不及于此，如果按照条约执行，倘若真的不是每百抽十，那么上海的纺织业必将蒸蒸日上，前景不可限量。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建的各厂房屋均已完工，机器也已安装妥当，次年春季大约可以开工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一年中，共有约二十七万五千个锭子，每年出货约四十二万四千包，或五十五万二千担。在这几年中，上海所有的纺织厂虽然不至于立刻夺取英国本土纺织业的利益，但日后如果管理得当，那么从日本、印度进口的纱布必将逐渐断绝。印度纱布断绝，对英国来说损失不小。

泛论。日本现已决意改用金币。西方人在中国的人说，将来使用银本位的国家，必将变成全球制造业最兴盛的国家。中国将独占天下的利益。我认为，目前除中国外，各国都已不用银而用金。但用金、用银究竟得失如何，一时还无法定论。如果二十五年内，中国仍然用银，而金银价格也和今天一样，那么就可以据此断定中国用银的得失了。

上海至吴淞的铁路不久将开工建造，查这条路就是二十年前中国官员拆毁的旧路，先前建成又毁掉，现在又重新修建，二十年间中国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上海的商务和实业都有进步。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必定会有更好的起色。

振兴商务条议

商务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太大了。商务兴盛，则财力充盈，国家暗中受益；商务衰败，则精华容易枯竭，国家明显失去依靠。所以想要探寻富强的根本，必须从振兴商务开始。时至今日，五大洲万国，交通往来，互通有无，经营奇货以谋取利润，常被视为切要的计划；而我们仍然默默守着旧章，不再在这方面振作，又怎能怪洋货进口的日益增多，土货出口的日益减少呢？坐视银钱流入外洋，绝不去补救，这就是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西方各国，都以经商为立国之本，对商务的盈亏利钝，无不关心。中国商情涣散，常常胜利时不相谦让，失败时不相救助，各自谋取私利，却甘愿让洋人垄断利益。数十年来，前后一个套路，于是让洋人窥见症结，得以左右操纵，商务便一败涂地而不可挽救。这是关心世道的人慨然忧虑，极力筹划振兴策略的原因。这里特别不揣冒昧，仅就我所见，分条列举如下。

一曰商人应当被重视。重视商业并非西方制度，也不是新法。中国古时有实行过的，日中为市，交易后各自散去，这是通商的起源。下及周朝，太公的九府圜法，管仲的府海官山，未曾不重视商务。汉朝兴起以来，开始颁布诏令天下，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衣服、乘轩车。历经唐宋元明，都沿袭轻视商人的陋习，导致物力不充足，宝藏容易枯竭。不知道商人虽然居于四民之末，但《虞书》论述治国不废弃懋迁（贸易），卫文公通商，最终使国家富强。因此商务是国家的命脉，不可轻视忽略。考察西方各国，以通商为一大经济支柱，所以国家看待商人，不亚于父兄看待子弟。一旦有事，经费不足，商人无不踊跃捐献，乐于报国。中国则不然，那些涉足仕途的人，既不屑于此用心，而峨冠博带的儒生，又从而鄙薄商人，谁还会计较商人对国家有绝大关系呢？况且不重视商人也就罢了，为什么在奉文劝捐的时候，又多方压制勒索，百计图谋？无论千万的资财，不能立刻办到，即使侥幸得到，也是勉强而非乐从。像这样，是因为平时视商太轻，待商太薄，导致商情不融洽，商力难施展。可见中国商务之所以不及西方兴盛，未尝不是官商隔阂所致。现在的计策，务必将轻视商人的积习扫除干净，使国家与商人相互维系，不分界限，商务兴盛则民富，民富而国家还担心贫穷的，是没有的。

一曰招股应当暂停。西方有公司，将千百人的资财合而为一，所以不是兴起极大的工艺，开辟极大的利源，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但考察西方公司集股的方法，总办受命于各位董事，各位董事即受命于各位股东，互相制约，耳目昭彰，所以能有利无弊。中国恰好与之相反，不过以股票高低为投机之计，买卖空盘，宛同赌博，名为公司，但居心先已不公，所以人都视为畏途。现在如果另组公司，广泛招股，不免仍起疑难，期望踊跃为何？早年开办矿务，各股东丧失资财

译经过巨额的亏损，于是将过错归咎于官办经营不善。其中那些极力出资入股，打算依靠这点微薄利润来维持衣食的人，一旦遭受亏损，无论是穷人无法涉足问津，即便是富人也会望而却步。如今想要振兴商务，无论什么行业，都应当由官府创办以引导开端，等到办出成效后，再招募商人承办，随即官府撤出，再到其他地方创办，有成效后仍然交还商人经营。这样商务自然就能日益兴盛了。

译第一，商部应当尽早设立。外国重视商务，特别设立专门的部门，专职管理制造、贸易等事务，大纲既已提起，众目自然张开。中国向来没有商部，近来虽然稍稍重视商业，每年进出口货物，都由税务司编成清册，分送各衙门，以备核查，这未尝不是留心商务的一个方面。但没有设立专门的部门，就没有人提倡，终究不是万全之策。如今南北洋大臣虽然兼有通商大臣的头衔，但一个人的才力有限，怎么能处处周到？如果真能分出户部的一半职权，设立商部，明确职责，务必以振兴中国商务为己任。凡是各省海关及各关税务司，都隶属于该部，各工商请领部帖，各外国船只请给执照，都归该部管辖，并派遣官员考察各类货物，哪些适宜创造，哪些适宜仿制，悉心侦查访求，极力扩充。这样责任就有归属，能够洞察利弊，杜绝奸诈诡计，鞭策怠惰之人，从而整顿规范、鼓舞激励、加以保护。久而久之，商务自然就会兴旺了。

第二，商学应当创设。有人说文武结合，可以转弱为强。我认为士人与商人结合，就可以转贫为富。近来日本在海东崛起，设有商务学堂，凡是种植制造等事，无不效仿西方，目光远大，蒸蒸日上。中国却不是这样，在上位的人轻视商贾，视同市井小人，把工艺看作底层百姓的行当，多方压制，视同鱼肉。人们既然轻视商人，商人也就不再自重，往往是读书不成，转而经商，甚至有不识账目，却混迹于市肆的人。推究其意，以为从事贸易的人，只要精明干练即可，学问不是他们该知道的。西方人没有不读书的，不仅对本国的书籍细心研究，即使别国的书籍也有精通讲解的人，所以能不受人欺骗，无往不利。中国应当设立商学，招收幼年子弟入学读书，凡是方言、天文、海道、疆域、物产以及驾驶轮船帆船等学问，都要熟练精通。将来远渡重洋，遍游各国，凡是广泛咨询博览所得，都与童年所学相互印证。日后回国，自然不难驾轻就熟，付诸实施。目前从外洋回来的人，用西方方法询问他们，却茫然不知，竟与未曾出洋的人一样，虽然说是未曾留心，也是因为根基不足。可见出洋一事，才识浅陋的人终究没有补益。如果学塾广泛开设，不仅人才辈出，即使行商而去的人，也应当无不获利而返。人情中谋利之心重，学习之心自然愿意专一。我说商学应当尽早设立，就是为此。

第三，厘卡应当整顿。设立关卡抽取厘金，本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原本不是长久之策。只是因为经费不足，因循拖延没有撤除。凡是在位执政的人，应当如何体恤？却听任那些在辕门击鼓报事的人，都把局卡当作美差。下面的巡丁司事，没有不勾结为奸，侵吞公款，丧尽天良的。归入公库的十分之三，装入私囊的十分之七。抽取厘金以充实国用，如果真能点滴归公，谁敢吝啬？无奈各处厘卡，遇到商船捆载货物的，就收钱放行；看见乡农携带米布的，就指责为偷漏，颠倒错乱，无所不至。分局像树林一样密集，道路上相望，旗帜高张，声势汹汹。稍有不如意，就扣留货物。等到设法弥补，乞求恩准放行，已经耽误多日了。又怎么怪商民怨声载道呢？如今军务刚刚平定，办理一切善后事宜，急需钱财，势必不能一概裁撤。紧急应当将有名无实的分局一律撤尽，都归总局办理，以解除商人的困境。这样各货物的成本既减轻，又免去分卡截留的祸患，人来人往，得以行驶自如了。

第四，制造应当求精。洋人心计非常巧妙，除了洋布这一大宗外，一切日用品都能体察华人性情而投其所好。如药材、颜料、瓶子、针扣、肥皂、灯烛、钟表等物，花样翻新，令人目眩。这就是商务一天比一天兴盛的原因。中国通商以来，虽然设立制造各局，仿行西法，但各种货物从外洋购买的居多，所以必须寻求根本所在，利源才能不外流。无论军械等物，务必悉心制造；即使日用衣食之需，也必事事制备，以扩大销路而堵塞漏卮。如酒、蔗糖、瓷器、丝绸以及刻竹镂牙，都是中国自有之物，如果能够刻意精制，运往销售，也足以夺取外洋的利润。日本仅是一个小岛，近来仿造皮酒，胜过欧洲，洋人也酷爱它。难道华人的智巧独独低于日本人吗？实在是因为日本人平时专心致志，所以能价廉物美，以夺取西方国家的利润。中国如果能够悉心考察，哪些优良，哪些粗劣，购买样品仿造，不马虎应付，应当不难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了。

第五，商局应当开拓。西方人以通商为国家根本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附，所以即使数万里之遥，都设立公司，运输货物。如南洋各岛，土地肥沃，人民富庶，物产丰盈，宝藏充足，胜过其他地方，于是借此作为东道主，供给他们的匮乏，开辟经营，据为属地，既众多又富裕，大大不同于往昔。而中国

译那些藩篱于是成为西方各国的外库。日本曾认为中国有几次重大的错失良机，其中一条就是认为中国在平定两广时，如果借此兵力收复南洋各岛，那么即使今天西方国家强大，就算一旦关系破裂，他们先前未能获利，后来又害怕被各岛所乘，必定不会大肆嚣张，事事受其欺侮。然而却不这样谋划，一味听任西方人蚕食，使他们得以有所凭借，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虽然是事后的议论，不足以作为确凿依据，但也并非没有见识。查南洋各岛星罗棋布，除了婆罗洲、碛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这五个地方外，又各有大的商埠，流寓其间的华人以二三万计，其中难道缺乏奇才异能、想舍弃异乡而回归故土的人吗？现在虽然不能夺取那些土地，仍归我国所有，似乎可以从推广商务中寓含收回利权的意思，这也是亡羊补牢的一种策略。查内地销往南洋的，是食物、器具、顾绣匹帛之类；南洋销往内地的，是海参、燕窝、檀香、木料之类，多半由外国公司的轮船载运往来，水运费用被西方人所得的，积月累年不知有多少。现在应当在华人最多的各岛推广商局，逐渐设立，选择精明干练、熟悉洋务的人管理此事。如果经费没有来源，先在贸易繁盛的地区设立一两个商局作为开端，等到办理成功，再行增加，这样运货的水运费用就不全被西方人夺去了。

译第一条，土产适宜广泛种植。国家致富在于工商业，而工商业的资金来源在于物料。如果物料不是本国出产，却想从别处购买，那么成本必然高昂，这就非常不合算。所以土产必须力求丰富，商务才能振兴。考察西方生财之道，矿业之外还有动物、植物两类。研究地学，能使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各地的土壤，其质地相同，名称却不同。多沙的土，称为硅土；含白石粉的土，称为钙土；生泥的土，称为金〇否土。从前西方植物学家林娜斯法，将植物分为明生植物、暗生植物两种。又知道明生植物有外长、内长之分，暗生植物有的半为微管质，有的全为聚泡体。西方种植植物，必定先考察土地的质地和各处的方位，然后才种植，所以各自适合其宜，出产日益增多。中国土产除了丝、茶之外，如牛皮、羊毛、豆饼、棉花、大黄等物，都是中国固有的，更应当寻求中国原本没有的作物。比如种植咖啡、可可子来代替茶；种植葡萄、霍布花来酿酒；种植罂粟来制鸦片，制靛青来成品蓝；熬鱼脂来制造洋烛、火油与水泥（即煤油与混凝土）；橡胶与肥皂（即树胶与牛羊脂）。推而广之，树皮、萝卜都可以制成糖；碎布、烂纸都可以造纸；而玻璃、瓷器，中国上古时期就已经流传。煤、铁、水银，地质无所不有。至于棉花，尤其属于纺织局必需的物品。如果能广泛种植，极力栽培，不久就会看到土产日益兴盛，不必再依赖外国了。

第二条，商船适宜添置。推广商局，必须添置商船，两者缺一不可。现在西方各国自从与中国通商以后，洋船源源而来，运载他们的货物来我国销售，装载我国的货物运回他们的国家，贩运的利润每年不知有几千万。目前风气大开，二十年前已经创设了招商局，依靠前辈各位合力办理，所以能够长久不变，延续至今。目前船只越来越多，局面越来越大，旅客往来无不称便，这也不失为收回利权的一个方面。但是可惜什么呢？仅仅在本国贩运，对于海外各国还显得不足。现在为了振兴商务，急需添置轮船与欧美各洲相联络。不仅南洋各岛华人的往来水路不被西方人垄断，即使出洋使节以及递送到外洋的书信公文等件，也可以使用本国邮船，不必受其约束。由此各国的消息既灵敏，内地的风气自然开通，出去的人日益增多，情况日益熟悉，客商贩运者也能像西方人那样以有易无。这样就不难与西方商人抗衡，而利益也不会完全被他们夺走。中国既然有商船出洋，那么测量驾驶等各种方法自然必定日渐精通，一经考证就可以供各船选用，不必雇用洋人，节省经费而掌握生财之权。商务的兴起，这只是其中较小的一部分罢了。

第三条，纺织适宜扩充。西方自从机器之法实行，工艺巧妙日益完美完备，纺织这一方面尤为获利。通商之后，洋布洋纱运销到东方各国的数量不可胜数，中国销售的数量尤其多。欧美各国的纺织厂每年有所增加，而货物愈能畅销，百姓因此富裕，商业因此兴盛，国事因此强大。虽然不完全关乎纺织，但纺织确实是一大项。虽然不专门夺取中国的利益，但中国消耗的数量尤其多。外国多一个利源，就是中国增加一个漏洞，从此处汲取注入彼处，形势不至于让利益全部流入外洋。不止十余年前，上海设立织布厂，后来因为办理不善，中途停止。近来又毅然重新振兴，规模宏大扩展，货物精良。听说所出产的布每天得到万余码，所纺的纱每天得到七八千斤，而且布质合用，人们喜欢购买。当权者看到它有利于国家，随即在湖北、汉口、福建等地依次兴办。有人说纺织像这样兴旺，应当可以在一二十年间将西方人销售纱布的利权逐渐收回。其余如织绒、织呢、织羽、织毡等，都可以逐渐仿造，这确实是中国商务的一大转机。希望在上位者大力赞助其成功，管理者善于维持其后继，不要侵吞，不要懈怠，实心做事，长久不坠，那么对我们百姓的补益，难道是很浅薄的吗？

第四条，银行适宜广泛设立。商家往来，势必不能捆载现银，那么必须在通商各埠设立银行，才可以方便汇兑而资助周转。现在汇兑银两均由外国银行经手，不仅利权落入外国，而且银价涨落不时，华人因此遭受损失的人颇不乏人。现在官民仕商的大半存款存在西方人的银行，也是因为该行资本较大，不至于倒闭亏折罢了。让中国有用的钱财听任他人运用获利，岂不可惜？如果能设立银号，让官民共同办理，聚集大小各户的现银，总存于一行，如百川汇入大海，存之既已有余，用之自然不用担心不足。国家偶尔匮乏，就可以立刻办理，又何必借洋债，任由他们索取高息呢？而且洋人当国家有事，或他国借贷，之所以能措置裕如，不像中国那样动辄掣肘。并非中国真的比西方人贫穷，中国的财富分散

译这是洋人财富聚集的缘故。国家与家庭为一体，官员与商人同心协力，国家用度不足，便向商人借贷；商人用度不足，便向国家借贷，如同血液一般融会贯通，自然没有偏枯的祸患。这是西方人致富的根源，中国最应当急迫效仿的正是这一点。

译第一，工艺应当讲究。西方国家都设立工艺会，汇聚成千上万人的才力与智慧，品评其优劣高下，施行赏赐以鼓励大家。于是人们受到鼓舞而奋发向上，各自拿出心思智巧，争着以得到嘉许为荣幸，这与文人墨客争名角胜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精益求精、无人能比，正是这个缘故。现在中国也应当仿效这种方法，就南方的赛会迎神、北方的庙集赶墟加以变通利用。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工匠，都能展示其长处，各种日常所需之物，也无不陈列在会场。既可以互相交易，又能评定优劣。如果这样，那么民间烧香供佛、演剧放灯等费用，全部用于通商惠工，又仍然不失及时行乐的意义，向众工匠展示鼓励，将资助寓于游戏之中，一举之间商务即可转变。每当赛会时，选择见识最高的人主持其中，详细考核：比如某处物产最好，某地制造最精细，某位工匠是众人之首，某物是西方人所喜爱，一一登记在簿册上，以备随时酌情使用。那些独出心裁、精通一艺的人，尤其必须给予优厚奖励，禁止他人仿效，使其享有若干年的专利权。如果真的能这样做，那么人人都有勇往直前的志向，手艺中哪里会没有杰出的人才呢！

第二，丝茶应当整顿。中国商务中，丝茶最为巨大。自从日本、意大利、法国都出产丝绸后，中国的丝业日益衰落。自从外国普遍使用印度、锡兰、爪哇的茶后，中国茶的出口也减少了。而且洋茶没有税，而中国茶出口每征收银二两五钱，各国都嫌税重，不再采办。于是中国的丝茶两项便成了江河日下的趋势。现在想要整顿，非重新制定规章不可。一应当统一价格：新茶、新丝出产之后，同行公议，根据货色的差等，来确定价值的高低。如果有私自抬高或压低价格的，全部货物充公。这样出售时价格不贬低，即使不卖价格也不贬低。洋商知道价格有一定标准，丝茶一出，自然无不争相购买。二应当去除弊端：中国丝茶的弊端不止一端。丝则有的不洁净，有的染了油，有的混杂了乱丝；茶则有的采摘不及时，有的炒制功夫不足，有的色泽不鲜艳，有的味道不佳，有的暗中搀杂。只要有其中一条，都足以败坏市场而堵塞销路。必须彻底清除干净，才可以振兴。三应当归一：中国丝茶各商大半聚集一处，互不闻问，所以弊端由此产生。应当让各处的行栈合并成公司，不得各自为政，这样声气联络，得以互相关照。洋商虽然狡猾，也无可奈何了。这三条，都是整顿丝茶的重要策略，留心商务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考察中国的蚕力较各国为大，中国茶的性质较各国为纯。如果能用奥国养蚕公院的方法来育蚕，用巴斯德的方法来防治蚕病，那么出产的丝一定优良。如果能用印度的机器来焙茶，不让有快速焦枯不及的弊端，那么茶味一定优良。又何必担心丝茶的利益被其他国家夺走呢？

第三，矿商应当开采。中国矿产之多，胜过其他地方。可惜开垦无从下手，精华尚未发掘。偶尔有因开采而收到成效的，也不过是开平煤矿，所出的煤，也因为运输道路艰难滞涩而不能畅销。所以制造各局厂所用的煤与铁，仍然有向其他国家购买的。我们本来拥有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美利，仅仅因为不尽开采的缘故，不得不向其他国家筹办。这与封闭窖藏而向外人借贷有什么区别？现在英国的矿产不及中国多，但论其财富，却是五大洲的首屈一指。难道矿产多于英国的，反而落在其下吗？从前矿产的设立，大抵是官督商办，而担任总办的，没有一个不侵吞公款任意挥霍。甚至有身体未曾到过矿山，却谎称矿苗已见，矿质甚佳，好像亲眼所见一样。实际上只是在山中搭个棚厂，虚张声势罢了。矿苗的有无，矿质的多少，本来未曾详细勘察而确切验证。于是没过多久矿局关门，没过多久总办隐匿，没过多久众商的股本全部付诸东流。像这样，不是设局来开矿，实在是设局来骗钱罢了。现在既然由官府经理，依次开办，将会看到大地不吝惜宝物，人们都拥有多财，而国家获得无穷的利益。

第四，铁路应当推广。铁路之所以能弥补轮船的不足，而且利益胜过轮船的，更有四点：轮船限于水路，不免绕道；铁路则平地都能通行，取径自然快捷。轮船有风涛的危险，尚多延误；铁路则没有阻滞，可以按期到达。轮船虽然悉心测量，仍有触礁搁浅的忧虑；铁路则循途守辙，省去多少心思。轮船装运货物，接济粮饷，只便利江海各口；铁路则四通八达，处处得以接应由此说来，铁路之事，不独是为了商税起见，也是有事时所必需的。只是图谋大业的人，必须先花费巨资计算里程，三千里的距离，须花费三千万两之多。虽然分年分次，逐步兴建，但当财政匮乏时，从哪里筹措？然而吝惜目前的费用，必定不能获得将来的利益。邮政即将兴起，铁路尤其不可缺少。

译希望当权者，能仿照天津已经开创的先例并加以推广，虽然筹集资金并非易事，但一旦各地工程完工之后，其利国利民的效果，应当比所花费的代价多出万万倍。

译第一条，邮政应当兴办。西方国家过去也没有邮政，自从乾隆初年德国首创实行以来，各国纷纷效仿，于是邮政事业日益兴盛。大到军国大事，小到商旅要务，没有不代为传递的，其便利程度如何呢？如今考察中国驿站的费用，每年需要白银三百万两之多，然而所传递的仅限于奏报、公文往来，以及官员幕僚之间的信件，民间信函都由信局寄送，驿站不能代劳，因此国家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而且所设驿站也不甚可靠，沿途马夫往往随意私拆公文，见到不重要的文件，或弃置不顾，即使是重要文件，也常有延误遗失的弊端，等到逐站查究，彼此推诿，这都是因为无人专门管理的缘故。如今想要振兴商务，亟应仿照西方制度，设立邮政局，允许民间信局出资入股，广泛设立分局，由大员督率其事，裁撤提塘，废除驿站，这样不仅每年可以节省此前的三百万两，而且邮政税收收入，扣除开支后，每年还能大幅增加，以充实国家用度，开源节流，确实是当前的要务。

第二条，税则应当酌情征收。设立关卡征税，是国家理财的根本大法，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惯例。考察西方各国，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不希望他国货物大量涌入本国，加重税收以示抑制。对出口货物征收轻税，希望本国货物畅销他国，减轻税收使其获得剩余利润。我们中国却不是这样，洋酒、香烟，西方国家本来征收重税，因为它们是有害无益的物品，即使横征暴敛也不为苛。中国却将其视为食物，一概不征税。至于洋布的税收，名义上虽重但实际很轻，如普通布每匹仅纳银二钱，色布每匹一钱五分，花布每匹一钱，其余扣布仅纳税银四分。虽然说是值百抽五，但实际抽取的不到五成。反而对出口的丝、茶两项征收重税，轻重倒置，这就是西方商务日益兴盛，而中国商务日益疲敝的原因。西方各国征税各有不同，但没听说过值百仅抽五的。往年中国和众轮船载货至美国，所缴纳的货物税比该国常税更重。既然西方国家对于进口税可以任意加征，我们为何不能在各国换约时据理力争，重新订立条约，务必将进出口税则斟酌完善，这样洋货进口日益减少，而我国土货出口日益旺盛。

第三条，局员应当慎重选择。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就没有不兴起的利益；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就没有不产生的弊端。想要兴利除弊，就应当以慎重选择局员为当务之急。中国各局所的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人，都是官场中人。虽然其中不乏才大心细、公正无私的人，但只知道钻营、一无所长的人占十之七八。让这些人主持局务，颠倒混乱，百弊丛生，全局因此败坏。有股份的人只能旁观坐视，不能在中间置可否。如今想要振兴商务，应当以慎重选择总办为开局的第一要义，因为这是振兴工艺的基础，扩充商务的根本。将来收回利权，逐渐达到国富兵强，都依赖于此，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局所的成败。作为总办的人，可贵之处在于能见其大略而不遗漏细节，又必须公正无私，正直无偏。凡是用人、更改章程等事，总办不得独自专断，必须会同众股东商议，询问谋划，意见一致后，然后行事。这样做事就没有不恰当的，而局务的兴盛不是可以稳操胜券吗？以上所陈述的各条，都是就振兴商务而言的，不敢说富强的策略尽在于此。土壤细微，对高深无补，刍荛的浅见，恳请采纳施行。谨识。

中国以官权办商务说

仁和曹载春

唉！中国的商业利益已经穷尽，于是转而想要借贷西方人的利益。西方人纵横四海，无利不搜。看到这种既不像官、又不像商的人，哑然一笑说：“这种人，非官非商，似官似商，不官也不商，是中国官商都不能相信的人。”中国官商都不信任，却想让西方官商信任，能做到吗？拖延数月，借款没有成功，仍然商议按照国债的办法，以国家作抵押。像这样的人，借官权揽商权，如今又要窃取国权了。然而他们一事无成，可以预先断定。天下没有逞一人私心，而能尽收天下公利的。不公不信，万事瓦解，最终将无限的全权送给外人罢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持弹者又在黄雀之后。驱赶鱼和雀，如果没有这样的大鹯大獭，怎么能将深渊丛林中的鱼雀全部驱赶出来呢？天下事不可为了。自从各口通商以来，华商愚钝，本来就不是西商的对手，如川流海溢，识者寒心。然而其中有一个大的缘故。知道华商必定可以敌过西商，而且可以尽夺西商之利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工食昂贵而中国的工食便宜。手工变为机器，这件事断然关乎天意。一台机器可以抵得上千百人的力量，千百人不能做一台机器的工，巧拙悬殊，难易相差数倍。即使贵贱天渊，知道手工不能敌过机器，就知道华商决不能敌过西商。然而西方人获

译利润之所以以分厘计算，是因为西方人本国的工资昂贵，生活开销高昂，都比中国高出十倍百倍甚至更多。假如利用中国最廉价的人工，最低廉的生活成本，采用西方最精密的机器，建立最大的公司，生产最多的货物，以最低的价格销售。不仅中国境内没有洋货充斥，即使将中国生产的货物销往全世界，获取巨大的利润也毫不困难。日本人工和食物低廉，大致与中国相同，而机器的使用大致模仿西方，所以商业兴盛，如潮水般迅速增长。西方人赞叹佩服，认为神奇。然而日本在地理条件和土特产方面不如中国，那是远远不及的。可是日本商业兴盛到那种程度，中国商业衰败到这种地步。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守旧的人用官势压迫商人。海内外洋货畅销，无一不是机器制造的，而当权者还担心妨碍小民的生计，禁止使用机器而仍沿用手工，这是驱使中国人去使用洋货啊。机制产品畅销，而手工制品无人问津，这简直是断绝了中国人的生计，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危害呢？然而上下层人士昏聩无知，直到别人把机器运进国内，禁令才开始松弛。而且商人看待官员，如同看待上天；官员看待商人，如同看待泥土。征税时恶声厉色，涉及诉讼时敲诈勒索、诛求无度。我不知道中国的商人究竟辜负了官员什么，好像有百世之仇，无法化解似的，商人心胆俱碎，望见官员的影子就逃跑。都是人，我又不知道中国的官员身份有什么尊贵，竟然凌辱商人到这种地步？想要振兴商业，这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徒劳。难怪受欺压的商人，都想捐纳官职来自我保护啊。这是严重破坏商业的第一点。二是因为维新的人用官权来办理商业。商人的资本，如同性命一样。中国的官员只索取百姓的财物，不顾百姓的性命。然而所征收的赋税，数量也是有限的。现在把商人变成官员，又用官员的身份欺骗商人，诱骗商人的钱财拿出来，甚至有人倾尽所有财产入股，这就关系到全家的性命了。名义上叫商务公司，却全是官场习气，高高在上，远离百姓，听不到疾苦。所得微薄资金，连自身都难以养活。此后招股这件事，无论贤愚贵贱，都视为畏途。而机器制造，资本需求巨大，即使有股东，也不是个别人的力量所能独自承担的。坐视西方人长袖善舞，夺取我们的利权，于是用一只手遮住了天下人的眼睛，并彻底熄灭了天下商人的心。这是严重危害商业的第二点。有这两大危害，至深极酷，不仅是纵横地球十万里所未见，也是上下开辟五千年所未闻。而今日中国竟然存在这种情况，上下层人士泰然处之，不以为怪。起初揽夺商权，总据官权，最终又将窃取国权，却不足以对抗欧美各国的商权。只有束缚华人如牛羊犬豕一般，拱手将国家交给西方人，让中国四万万生灵默默听从西方人的驱策罢了。天啊人啊？这种恨意和情怀，即使是《小雅》和《离骚》也不足以比喻其悲痛啊！生灵万族，无罪无辜，是谁制造了这祸乱的阶梯？苍天啊，你的恩德没有尽头，却为何如此不公！

译论述中国商业之所以不景气

仁和曹载春

有人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五大洲中首屈一指。那么中国的商业也必定高于西方各国。因此西方人都把中国视为精华汇聚之地而纷纷前往。他们以中国为有利可图之地，并以能到达中国为荣，这种心态已经很久了。自从中西达成协议开埠通商以来，西方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华人的风气也因此大开。然而局面虽然日益新颖，贸易反而日益败坏。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此之前刚通商时，中国的生意颇有可观之处，因此致富的人也不乏其人。但是靠这种途径致富的，却没有一个能长久维持并传给子孙的，先前那些显赫一时的，如今有的已经默默无闻了。以前靠商业起家的人，尚且屈指可数只有几家，到了今天更是绝无所闻了。就拿丝和茶这两项来说，作为中国商业的大宗，近年来没有一年不亏损的，而且亏损数额巨大。今年听说湖丝比往年丰收，乡下农户固然值得庆贺有个好收成，但对于经营丝业被称为“洋庄”的人来说，结果仍不可知。茶市虽然此时尚未定局，但旁观者窥探之下，已有不太乐观的迹象，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的商业状况更可想而知了。然而中国与西方通商，原本是想振兴商业，作为富国的策略。现在不但不能致富，反而逐渐导致贫困，这中间必定有缘故。有人认为是中西通商导致中国的利益都被西方人取走，所以此前未形成通商局面时，中国商业并不见逊色，一经通商之后，中国商业便日渐疲敝。这种危害在于通商，却不知道所谓通商，就是古代“懋迁有无化居”（互通有无，调节物价）的含义。中国与西方人通市，西方人固然沾了中国的光，中国又何尝不能沾西方人的光？华人的心计本来不弱于西方人，为什么竟然到了不能振作的地步？我私下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弊端。一是由于抢生意，华人开创一项事业，如果稍微能沾点微利，就一定有人跟随其后，而且不仅仅是跟随，必定还要争相降价销售，希望损害别人而利于自己，却不知道别人并不能被损害，自己也没有利益，甚至有因嫉妒而产生互相诋毁排挤，自曝底细导致两败俱伤的。上海这类情况不胜枚举。大到成千上万，小到积铢累寸，无论是开创还是继承，本来可以各自安守本业，却因为争相降价销售的原因，导致前功尽弃，后续无望，这样的情况不知有多少？这都是由于抢生意的缘故。西方人开创一项事业，官府必定允许其独占利益若干年，有人抄袭假冒的，惩罚毫不赦免。中国如果也能实行这种方法，那么抢生意的人就没有了。然而中国经商的人，往往擅长抄袭，而不能自出心裁，开创者没有一人，而抄袭者反而自以为是在开创，并指责别人是在抄袭。芳风馆的扇子，张小全的剪刀，王老娘的木梳，初到武林（杭州）的人，几乎以为是美谈；而现在上海此类情况很多，抢生意的风气更加炽烈。二是由于掺杂欺诈，西方人运来的货物，初次极佳，第二次第三次必定逐渐次等，人们说这是西方商人的欺骗，却不知道西方商人并不欺骗人。〇看到中国人进货，多半贪图购买低价货物，所以高档货只来一两次，以后全都运次等货来，货物既然次等，价格也就降低，并不是用次等货冒充高价货。中国则在丝中搀杂麻，或在新丝中搀杂旧丝，或在细丝中搀杂粗丝，茶则搀杂柳叶，或混杂泡过的茶叶，颜色多用妆点而成，而且不肯承认是低等货假货，还自充为高档货。西方人中或许有一两个受骗的，但他们却洋洋得意自以为得计，有泄露风声的，反而更加效仿，造假更甚。而西方人一次受骗后，视中国人无不做伪，时时留意，刻刻提防，第二次决不再受骗，于是中国的货物便滞销，不但假货不销，即使真货也大有阻碍〇。商业的凋敝，大都是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弄巧成拙造成的。三是由于电报过于灵敏，电报的作用，凡是报告军情，传递警讯，其作用极为神奇，但唯独对于商业就不太适宜，数万里之外的消息传来，某种货物短缺而价格骤涨，争相办货，等到运到之时，货物已经多了，不得不降价销售，这是一个弊端。不但中国人受其害，西方人也曾受此害，然而这种危害尚小，不如以上两个弊端祸害猛烈。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如果能认真整顿，大力振兴商业，怎么会就弱于西方人呢？不能杜绝弊端而想要兴利，我没见过利益能兴起的。

重商论

人有士农工商四民，就像天有春夏秋冬四时，古人未曾偏废任何一方。汉朝建立后，担心百姓追逐末业（商业），特意设立商贾的法律来困窘他们。汉武帝承继文帝景帝时期的富庶，军费开支不足，商人坐拥厚资。到了元光六年，才开始对商贾征税，制定舟车告缗之法，又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在郡国设置均输官，使得天下货物尽被官府垄断，商贾无利可图，最终导致海内骚然。唐朝自从两

译京城陷落，肃宗当时派遣御史叔清等人登记江淮、汉、蜀地区富商的积蓄，称之为“率贷”，各道也向商人征税以供给军需。德宗时，赵赞请求在各道的关卡渡口设置官吏查验商人的钱财，凡是竹木、茶、漆、间架、除陌都要征税，但国家所得不到一半。自从泾原兵变后，这种税很快就被废止了。唐朝的国力也日益削弱。

宋朝熙宁年间，王安石创立新法，凡上供的物品，拿出内库钱五百万缗作为均输法的费用，由发运使薛向主管此事。又在京城设立市易务，拿出内藏钱一百万缗，京东市税钱八十七万缗作为市易本，由户部判官吕嘉问主管此事，各州也设立市易务，都隶属于它。后来苏轼上疏指出其弊端，均输法不再实行，元祐初年，市易法也被废止。商人之所以不被重视，由来已久了。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雄竞长，疆域各不相同，所以管仲、白圭等人运用奇谋获取利润，使得国家用度充足。五代十国时期，如王建、孟知祥的前后蜀，雄踞名都，地大物博，珍宝货物堆积如山，所以百姓得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利，国家号称富裕。楚王马殷听从臣下高郁的计策，广泛设立茶邸，使茶叶从楚地南部通行到京洛，国家也因此富裕。北汉刘承钧任用刘氏僧人开采银矿，国家用度也充足。南汉刘龚用宝玉明珠招引北方商旅。吴越钱镠征收市税，国家用度全靠它。各国君主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把百姓当作子女，邻国的强盛，就是自己的削弱。他们依靠商人来笼络利益，也是形势使然罢了。

我们中国数千年来承受天命，拥有统一的天下。直到今天中外缔结交往，有电报来沟通驿递，有轮船来加速海运，而地球上各国的逐利者都以中华为目标，用他们的货物交换我国的金银，如果让没有制约的钱币外流，那将何时是个尽头？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朝的治理最接近古制，但看晁错论述重视粮食、重视农业，结果农民日益贫困，禁锢商人而商人日益富裕，这说明那种方法已经不能完全实行了，可知农业固然应该重视，商业尤其不可轻视。

各国互相争夺利益，正应该用商业来诱导，使百姓知道制造的多、种植的广。我们既然有剩余，就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利，而不失“人有土有财有用”的意义。明朝初年常在边疆屯驻重兵，军粮不足，于是命令盐商在近边的解州池领取盐引，才能贩卖盐到各路，而发放盐引只收取谷物，富人于是在那里雇人开垦荒地，拿出谷物交换盐。长城内外于是没有闲置的土地，这是百姓富裕而军粮也充足。现在用商业来诱导，也是推究其遗意罢了。至于生产有道，取用也有道，就在于当权者斟酌其盈虚罢了。

考察欧洲西方以商业为国计，英国特别设立商部大臣，经理此事，凡是船只货物出入都有年度汇总和月度报表，有条不紊。或者是皇家贷款，或者是民间凑股，都有公司总办，国家有大事都向富商挪借，称为“民欠”，到期必定连本带息还清，确实称得上君民一体。因此英国商务特别冠绝五洲各国，各国相继兴起争相讲求，也日益强盛。而重视商业的道理则以德国人为杰出魁首，他们市场中从事贸易的人，都是国家学校中的士人，通晓方言，深谙算学，所以德国商人到远方无不如意。就以在英国经商的人来说，开始是寄人篱下，后来自成一家。英国人如果因经商致富就弃商为官，德国人则世代精通其业，所以英国人深深佩服德国商人。德国法则制造物品工巧，不用求售，中国即使贩卖欧洲近地也已获利十倍。所以法国运来中国的货物大多贵重，意在炫耀声名，不在于牟利。以往败于德国，在本国新设“海物院”，连藻带鱼虾之利无不搜刮，后来掌握越南，更加不遗余力。英国在印度恐失利，兼学种茶，近年产量已有一千吨之多，中国茶纲因此日益减少。意大利蚕丝也与中国相当，日本分派学生到各国学习百工之艺，近年蚕丝也兴盛，兼能制造各国器物以供应本国用度，所以西货销售甚少。英、法、德、美、奥地利都曾设立博览会，国家出资，招致各商争奇竞异，兼资取法，所以创造日多而日益精细。凡此都是为了商业。

大抵就西洋而言，商务的盛衰关乎国运。荷兰商务兴盛而葡萄牙国势微弱，英国商务兴盛而荷兰不如，德国商务兴盛而英国也稍弱。我们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岂能束手坐视利权授人？听任财源日益被剥削呢！如果真能招募东南的华工，去开垦西北的荒地；颁发内府的信用钞票，以夺取外国的银纸；加重海关的饷税，以挽救土货的折亏；厚加皇家的酬赏，以激励工艺的人才；设立领事的巡理，以保护别埠的凌虐。无论在中国、外洋，时时加以保恤，将见财源有源，劝勉有方，保护有力。又何必担心中国商务反被外洋所夺，以致外强中弱而不能振作呢！

译论中国宜保护商局

仁和曹载春

中国对于商局的态度与泰西（西方）的情况不同。西方人看待商业，重视国家的行动，往往根据商业情况来决定国家的举措。中国人看待商业，则轻视它，官员与商人截然分为两条道路，彼此情势隔绝而不相通。官员如果经商，就被认为是在与百姓争夺利益，因而制定禁令加以禁止；商人如果做官，也不过是通过捐纳钱财而获得，往往被轻视看待。然而实际上，商人的局面，与国家有着极大的关系。以中国近来的情况来说，确实有不可不保护商局的地方。

西方人聚集资金来到中国，往来经营，大多是大商人。中国人到海外谋利的，虽然不乏其人，但终究不过是靠出卖劳力谋生的人，想要找到像西方商人那样资金雄厚、规模宏大的，很少见到。因此，华人在海外，时常受到他人的轻侮。我曾经为此深深忧虑，曾论述过中国此时应当紧急振兴商务，也是希望大商人前往海外创立基业，使海外不敢轻视华人。

近来有肇兴公司的设立，虽然还没有看到办有成效，如果能够选对人管理，措施得当，未尝不是振兴商局的一个方面。此后加以扩充，应当会有蒸蒸日上的景象。而华官中担任钦差、领事等官职在海外的人，尤其应当尽力保护，以免让华人被西方人讥笑。

况且海外的商局固然应当保护，即使国内的商局，又何尝不应当保护呢？查考中国商务中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只有盐商这一项。领取本钱办理盐务，国家为此设立盐政、运司以及运副以下的官员，各盐场的大使，其品级相当于州县官。又担心私盐贩子和盐匪作乱，就为他们拨派人员、派遣士兵协助盐捕，负责巡逻，并且制定条例，对私盐的定罪极为严厉。因为盐税关系到国家财政，所以国家不得不郑重对待。

此外，商人自己经营，国家毫不关心。他们获利，与国家无关，只是留给子孙作为生计罢了。他们亏损，国家也绝不参与，只是如果有控告官员追讨欠款的，就酌情判决罢了。然而对于无关紧要的商务，国家固然不琐碎地过问。如果商务局面的兴衰，几乎与国家的整体局势相互增减。商务如果能够兴旺，国家也与之共享荣耀；商务如果废弛，国家也不免士气低落。像这样的大商务，就不得不灵活变通办理，难道能因为中国与泰西风气不同，就断定不能稍有改变吗？

泰西创立一项事业，集合众人的力量以取得成功。其资金出自商人，其谋划由商人承担，其办理一切无不听从商人。朝廷起初不过问，与中国官督商办的情况不同。然而唯独在关系重大的地方，国家必定尽力保护，以求事情必定成功，甚至调动军队、发放军饷，从事战争也不吝惜。假设有资金枯竭，事情将要中途停止，那么又可以向国家借取银两来资助此事。泰西的风俗，官员和商人视为同等。商局如果有败坏的地方，国家的盛衰就系于其上。因此官员有所想做的，必定与商人共同商议。商人认为可行，官员也就听从；商人认为不可行，官员也就放弃。

有人认为泰西之所以重视商人，是因为国家有大事时，官员统领军队，商人提供军饷，所以不得不顺从商人的意向。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就像法国攻打越南这一节，起初固然由于商人罗伯有等人怂恿法国朝廷。目前下议院也有议论此事，并且深深怨恨驻东京的名官，似乎法国人对攻打东京这一战役有后悔之意，法军从此可以罢手了。而现在法军仍然发往越南，尚无止境。从旁人看来，觉得他们心中还未后悔这场祸事。由此可知，官员所做的，也未必全都顺从商人。只是商人想要做的，官员没有不尽力保护的。

上海工部局董事大多由商人担任，而领事则是正式的官员。工部局有所议定实行或废除的，领事无不跟着实行或废除。这就是国家保护商人的一个证据。因为商局的盛衰关乎国家的兴废，虽然说泰西重视利益，所以风俗如此，但推究情理，实在应当保护。

如中国此时商务已大大改变从前的积习，其大的商局渐渐可以与泰西相抗衡。泰西各国人也无不贪婪地窥伺，观察其气象的盛衰。倘若一有衰落的迹象，那么西方人将认为中国不能自我振兴，从而在后面指摘嘲笑。以前西方人本来认为中国贫弱，颇有蔑视之意。幸好各商人努力从事，力图振兴，尚且觉得有蒸蒸日上的势头。各西方人见到，认为中国有人才，不敢心存轻侮。一旦商局有变故，他们更将借此窥探中国的深浅。那么今日的商务，其与中国大局的关系实在不小。

西方人不知道。中国的官商，截然两歧。见到一个大商局，忽然中途变故，他们能不嘲笑中国无人吗？所以我私下认为，中国必须尽力保护商局。其中有办理不善以致溃败决裂的，自当按律严惩，加以处分，即使从重究办，也不为过。而大局则必须不让它骤然倾颓，伤害中国的局势兴起，以留给西方人嘲笑。这就是保护商局

译这也就是为了顾全国家的体制，有不能不竭尽心力的地方。希望当权者能够采纳我这微薄的意见。

译再论保护商局

泰西各国的风俗，是官商一体。国家有重大事务的兴废，举荐商人可以掌握权力，而平时官府的行为，也大多是保护商人。官商既然属于一体，那么商务的兴衰，实际上与国家命运相维系，不得不加以保护。欧洲各国在明朝中叶开始兴盛，西班牙首先寻找美洲之地，各国接踵而至，各自选择广阔的土地，在海滨建立港口，这是商务大盛的开端。后来荷兰等国，又驾驶向东的船只，获得南洋诸岛；英国人又新开辟印度，而非洲沿海三面，无不有欧洲人的港口集市。于是商务已达到极盛，逐渐窥视并占据澳门，觊觎中国。四大洲之中，只有欧洲最富且强，凭借他们的势力所到之处，简直不难尽享地球的利益。有人说跨越海洋进行统治，是其国势使然，其他洲的人无法企及。但是国势又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地球之上，大海环绕，无论哪个洲的陆地尽头，都是汪洋大水。舟船的利益，哪个洲没有？虽然四大洲的地势，只有欧洲海水包围，有吞噬之象，不同于其他洲块状平直，所以土地面积不及其他洲的一半，而且列国分裂，时局多次变化，最终没有能够大一统的。但是各国励精图治，都达到富强，控制驾驭的范围之远，超越古今。地中海、波罗的海，南北贯通，各国无不靠近海洋，其民众习惯于波涛，善于驾驶舟船，心思灵敏，制作新奇，视航海如一片芦苇般便利，因此能在球体之上纵横游历。而其他洲的旷土可以居住，其他洲的大利可以获取。然而如果不是国家风俗重视商业，那么跨越海洋经营的人，也未必能立刻收到成效。民间积蓄财富，大多不过百万，或者是祖宗遗留，或者是辛苦所得，养老的资本，子孙的产业，精心布置，哪个人情不是这样？西方人也并无太大不同。跨越海洋是危险的，谋求海外的利益，又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假如像中国的商人那样各自为商，谁肯舍弃近处而图谋远方呢？可知事情出于商人，而使他们能够寻找新地，能够开发利源的，是国家实际在维持和襄助。土著居民如果有不服的，就发兵剿灭驱逐；邻国如果多有嫉妒猜忌，就不惜寻找仇敌。试看道光末年广东的战事，以及今年法国与越南的战争，就知道西方风俗重视商业，其不遗余力到了这种程度。那么还有什么怀疑西方商人能大获利润的呢！现在的中国急切地以效法泰西为事，认为不崇尚西法就不能富强，将来贫弱更加严重，不足以立国，气运逐渐转移，事物穷尽就想着变革，所以器物必须是西器，船只必须是西船，借助他们的力量。开设馆舍来学习西文，派遣学生去跟随西师，学习他们的法度。事情无不举荐，似乎可以富强，但是有见识的人从旁推测，认为西国富强的根本，中国却没有掌握。说重视商业保护商业，就是其根本吗？目前由商人转为官员的，不胜枚举。某局某总办，家产数十万，他的官职是候补候选道，而他的出身本来不失为生意人。上级明知商务的重要，所以信任他并尊贵他，而且有在官位上经商的人，通显的爵位，每年的俸禄万金，头衔一二品，包揽贿赂，坐着接受。他们的子弟带着资本经商，依附本店号，到处都是。这也是重视商业的意思，所以众多高官都屑于这样做，似乎风气一转，官商俨然平等了。但是不知道这是不对的。重视商业而让商人做官，官员也做商人，不仅无益，而且有大弊。只要国家看待商人，以其财力的盈虚作为时局的消长，而兢兢业业地谋划保护他们的办法，那么即使官自为官，商自为商，而精神脉络有息息相通的地方。商局有总办，就像一家店铺的掌柜。如果这个人明见远虑，经营大可收效于将来，即使是布衣也堪胜任。如果他小心谨慎，廉洁以持己，公平以处事，商局可以长久可以扩大，利益可以近可以远。即使是布衣而并无家财，也不必担心他败坏事情。现在一定要用爵位荣耀他，用官职显赫他，精明正直的人固然不乏，但是或者居移养移，逐渐沾染豪华的习气，声色货利，恣意挥霍，怎么能保证他不开启弊端而贻误大局呢？至于弊端已经滋深，大局败坏，而国家还有保护的办法，挽回不为太晚，但是保护商局的方法，起初并没有在后头办理。那么今天各哄哄然创立公司，仿效西法的，究竟什么可以依赖呢？上海百业荟萃，资本的流通全靠钱庄，而现在钱庄的积弊竟然不可挽回，坐视银根日紧，而生息日衰，难道最终没有好办法吗？是没有胜任的人，所以。仅这一端，可见近日保护商局的困难，而更加知道近日保护商局的紧急。唉！时机不可失，如果由此而每下愈况，将来必有作前车之鉴的人，而中国永远没有富强之日了。

论鼓励工商之法

天下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名与利而已。工商追求利，而名也随之而来。开辟一项事业，就说这是某人所经营的；成就一件物品，就说这是某人所缔造的。建立名声的方法，往往就在牟利之中。然而中国工商两途，终究不及泰西的

译奋发向上的动力，其根源在哪里？实在是因为西方各国设有法律来鼓励人们，而中国尚未仿行罢了。西方各国定下制度，凡是有人能提出新创意，自创一种行业，或制成一件物品，如果对实用有益，就允许他向官府申报查验，给予凭证，应当让本人独占经营十年、二十年，以专享其利。期限内他人不得仿制，违者重罚期限届满后，如有想要仿制的，也必须先向本人购买制造方法，才准许制造出售，否则以假冒论处，由官府惩办。立法非常严格，所以人人都想拥有独占的利权，不畏惧经营构建，从而使工商两业得以振兴。中国虽然也有禁止冒牌的禁令，但办理向来不认真，而且从上到下都视工商两业为追逐末节，除了行当按惯例领取帖子外，其他行业从未有官府给予凭证准许其独占经营的事情。利权不专一，人心怎么能奋发？如今世上有心的人本来已经私下议论此事，只是斧柄不属于自己，没有途径贡献刍荛之见以供采纳罢了。读去年腊月本报所记载的代理津海关道黄花农观察谕令禁止仿制的一则告示，不禁扬眉而起，说：“好啊好啊！从今以后，中国的工商事业大概可以兴起了吧？”观察的告示说：“案奉北洋大臣李批，据津郡举人陈瑝具禀，招集股分，在天津永丰屯设立了化学公司，制造铅粉、丹银、朱砂，请求酌定年限告示禁止仿造等情。应由关道饬令取来铅粉等据呈验，如果与洋货相当，准予出示等因。随即饬令据该举人将铅粉各样送道查验均极精细，实与洋货相等。详报奉北洋大臣李批示准，期限独占办理二十年，限内他人不得在本埠仿造。饬令即由道出示禁止等因。奉此除分咨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告示仰商民人等一体知悉：自告示之后，所有举人陈瑝化学制造的铅粉、铅丹、银朱三项，在二十年限内不准你们在本埠如法仿造。如果敢故意违抗，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即勒令停业，从重处罚办理。”你们如果能在铅粉等三项之外，仿照洋法制造其他货物，果真是物精工巧，畅销获利，也准许呈请查验，酌定年限，禁止仿造，以示公允，而保护利源。各自遵照，不要违犯，特此告示。这则告示的大旨，原本是为了化学公司，现在视铅粉等三项禁止他人仿制而发布。然而其告示末尾，仍允许他人于铅粉等三项之外，仿照洋法制造其他货物如果精良实用，都可以援引该公司章程一体办理。可见傅相与观察的用心，主张昭示公允的，还只占十分之三，而主张保护利源的，实在占十分之七。为什么呢？铅粉等三项不过是千百种货物中的几种罢了，其物本微，其用有限，即使有人仿制，也只是夺取该公司的利益，无关大局，似乎不烦当道郑重办理。然而傅相批准了，观察告示禁止了，殷殷晓谕，使利权端正，借此三项以发起端绪，那么凡是这三项之外，如果有能仿洋法制造其他货物的人，无不知晓利权可以专一，这边诏令那边勉励，闻风而起，使天津一埠的商业因此日益开启。这是振作工商两业之气的关键所在。况且天津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莫不如此，以汉口论，通商已久，百货毕集，从未有能仿照洋法的人。此前有人曾想制造自来火柴，也担心一旦创始，就被他人攘夺利益，因而中止。即以上海论，风气虽然开通，制作尚少，如果有一二新制可期利用，还未及通行，仿制者已接踵而起，从未有人请求官长定立章程，得以专享专利之益，而官长也不设法启导，使各自专擅技艺，别出心裁，以振兴之。制作的益处既然不能得到，于是伪牌杂出，影射仿冒日多，致使售卖者无从获利，购买者不适于用，徒以作伪攘夺利益之故，聚讼公堂，斥责处罚了事之后，依旧作伪，没有人追究诘问。倘若官长允许创造者有专利之益，他人不得仿效以夺取其利，那么聪明灵巧的人自然应当独运匠心，以成就奇制，又何必作伪以欺人呢？由此推之，更知道中国工商两业，处处都适宜鼓励，而鼓励之道，没有比天津的新章更好的了。质询贤明的当道，相信不会认为此言为虚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