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地舆部三　地利

译能够统领军队；行军不使用向导的，就不能获得地利的优势。谈论用兵奥妙，没有比得上孙子的；而谈论地利奥妙，也没有比得上孙子的。如果相信我的书本而不相信向导，这就好比掩着耳朵却想听得清楚，闭着眼睛却想看得明白，所犯的错误一定很多了。况且地利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函谷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之地。秦人凭借函谷关，抵御六国还有富余；等到秦朝末年，抵御盗贼却还不够。诸葛武侯出兵剑阁，震慑秦陇地区，图谋三辅之地；刘禅拥有剑阁，却不能保全成都。所以，坚固的城池和沸水般的护城河，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来守卫，还不如小土丘和泛滥的洪水；如果有了合适的人，即使是枯木朽株，都能给敌人造成困难。因此，九折的陡坡，羊肠般的小径，并不一定在邛崃的道路上；太行山，没有景色的溪流，千丈深的沟壑，并不一定在岷江的峡谷、洞庭的渡口。齐肩高的矮墙，有时连百仞高的城墙都比不上；能淹没车轮的浅沟，有时连天然险阻的深沟都比不上。只知道在崇山深谷、名城大都中寻求地利，却不知道地利就在手指手掌之间，哪里值得和他谈论地利呢？然而变化无穷无尽的，就是地利。地利的微妙，地图不能记载，论述不能详尽，而在神明莫测的心中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可以心领神会，不能用言语传达吧？所以说：“方圆奇偶，千秋不变。”伏羲凭借它画出八卦，大禹凭借它推演九畴，伍、两、卒、旅的编制千秋不变。诸葛武侯凭借它排列八阵，李靖凭借它变化六花。城郭山川，千古不变。从西北起兵可以兼并东南，而从东南起兵也未尝不可以兼并西北。所以说：不变的体制作为最变化的运用，一定的形态作为无定的准则。阴阳没有固定的位置，寒暑没有固定的时节，险易没有固定的处所。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地理。如果一分一厘地去度量，一寸一寸地去计算，所失去的一定很多了。我曾经考察蒙古用兵，奇异变化恍惚难测，他们出兵的道路，都是凭心意独自前行，所向无敌。所以他们的武略比往古最为高超。他们难道曾经在山海地图、里程志书中寻求过吗？那么，在我的书中寻求地利，岂不是还像刻舟求剑那样的见识吗？

译有人说：“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样，向导对于利用地利确实非常重要，那么您的书就可以废弃了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废弃呢！孙子说：‘不使用向导的，就不能获得地利。’然而如果不了解我的书，也不能使用向导。向南行进不可以驾着向北的车，向东泛舟不可以向西行，这是容易知道的。西北地区多山，却也不曾没有低湿泥泞的地方；东南地区多水，却也不曾没有险峻狭窄的地方，这是容易知道却又不容易彻底明白的。况且如果一根手指遮在眼前，就看不见泰山；十步之内改变车辙，就分不清日影。如果让人迷茫困惑，左边陷入大泽而不知道，前面进入深谷而不醒悟，却想要拉住路人来寻求向导，向导可以依赖吗？为什么呢？向导是用在临时情况下的，而对地利的了解则是在平时积累的。平时不曾对九州的地形形势、四方的险要平易，一一辨别其大纲，认识其条理，却想取信于临时的向导，怎么不会不被敌人愚弄呢？因此，先知道马陵的险要，然后才可以制定进入魏国的计谋；先知道井陉的险要，然后才可以制定决胜赵国的计策。不然的话，曹操的智谋，还在阳平感到恐惧；诸葛亮的明察，还在子午谷犹豫不决。如果说求地利在于临时，而不在于平时，这难道是通晓事理的说法吗？因此，道路有必须经过的，城池有必须攻打的，这是在平时就了解到的。想要走出这条路而不直接走出这条路，才是善于走出这条路的人；想要攻打这座城而不立即攻打这座城，才是善于攻打这座城的人。这是在平时就了解到的，而不得不借助于临时情况。进攻就进攻敌人不能防守的地方，防守就防守敌人不能进攻的地方，辨别要害之处，审察缓急之机，正确的判断在心中，生死的变化在掌中，根据地利的所在而权衡，这本来是大将的职责，而不是可以向向导询问的。凡是我所用兵多、用兵少、用兵合、用兵分、用兵实、用兵虚的地方，既然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然后广泛地向向导征求，采纳其可信的，舍弃其可疑的，以完善我对地利的运用，难道仅仅是寄耳目于仆役吗？况且我的书不仅仅局限于行军这一方面，天子对内安抚万国，对外统御四夷，枝干强弱的分别，边疆与腹地轻重的情势，不可以不知道。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国家，凡是边疆利害的地方，军事部署的适宜，都不可以不知道。百官众府为天子综理民众事物、财赋的来源、军国的资用，都不可以不知道。司监守令受天子托付治理民众社稷，那么疆域的交错，山泽的盗贼，以及桑麻水利的利益，民情风俗的道理，都不可以不知道。士农工商行役往来，凡是水陆所经过的地方，险要平易的避趋，都不可以不知道。世道混乱就借此辅助抵御外敌，铲除强暴；时世太平就借此治理国家，管理民众，都将从我的道理中有所取用。那么孙子的说法，难道没有错吗？回答说：不是的。孙子的话，本来认为地利是行军的根本，而向导是地利的辅助。先了解地利，然后才可以行军；凭借地利行军，又借助于向导，这样才可以行动没有不胜的。凡是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希望世人先了解这些道理。如果不先了解这些，而迷茫无所适从的人，承担天下的大事，举宗庙社稷的重任，一旦束手无策而拱手让给他人，这是先父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的原因。我小子既然已经奉行遗命，采集旧闻，广泛搜集记载，参照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在家中书塾，以等待后来者。

论江南

采石与京口，是建业的臂膀，确实有占据险要、临阵前敌的态势，而不仅仅是谨慎自守。有人说：京口凭借长江作为险阻，然而山陵山谷的变化，今昔不同。曹丕看见江流汹涌，认为这是天限南北；陈孔范也说：长江是天堑，敌人怎么能飞渡呢？这是以江流为可依赖的。然而考察晋建兴末年，祖逖从京口渡江，在中流击楫了。义熙六年，刘裕灭南燕，恰逢卢循袭击建康，刘裕卷甲南还，从广陵渡江，出京口。梁承圣二年，陈霸先从丹徒渡江，围攻齐广陵。隋开皇九年，贺若弼从广陵渡江，攻取京口。唐武德三年，李子通也从广陵渡江，攻取京口以逼迫沈法兴。从此以后，南北渡江者都以京口为通津。古人说采石渡江，江面比瓜洲狭窄，所以从采石渡江的常占十分之七。自从唐代以来，沙洲日渐堆积，江面南北相距仅七八里。唐初江面广四十里，其后沙壅为瓜洲。开元中年江面广二十五里，宋代洲渚更加广阔，绍兴中年江面还宽十八里。明代嘉靖以来，江面仅宽七八里，又有谈家洲横列其中，南北渡口水清时一苇可航。所以昔日的采石比京口重要，而今日的京口比采石紧迫，这是消长变化的道理。江防考：京口西接石头城，东至大海，北距广陵，而金山焦山障蔽其中流，确实是天设的险阻。由京口到石头城，共二百里，高冈逼近岸边，宛如长城，不容易攀登侵犯。由京口向东到孟渎，七十多里，或者高峰横亘，或者江泥沙淖，或者

译江中的沙洲和岛屿交错排列，所谓的二十八港，都因为浅、短、窄而无法通行。因此，长江岸边的防御重点只在于京口，而在江中设置防线，则以圌山最为重要。

安庆府，是淮河地区的屏障，也是长江沿岸的要冲。

东汉建安十九年，曹操派遣朱光担任庐江太守，驻守皖城，大规模开垦稻田。吕蒙说：“皖地肥沃，如果一旦庄稼成熟，对方的兵力必定增加。”于是攻打皖城并攻破它，从此成为重镇。

魏明帝太和二年，派遣曹休侵犯东吴，进逼皖城，满宠上奏说：“曹休所走的道路，背靠长江，旁边是湖泊，容易撤退却难以进攻，这是用兵的险地。如果进入无疆口，意思是说没有阻隔。另一种说法是无疆口在桐城县夹石东南，应当在此深设防备。”

东晋咸康四年，吴人大规模在皖城屯田，王浑派遣应绰击破他们，这块土地向上控制淮河和淝水。这里山势高峻，水深广阔，是作战和防守的凭借。

徐锴说：“皖城这个地方，中原政权得到它可以控制江南，江南政权得到它也会让中原政权担忧。吴国孙权攻克皖城，曹操便不得安宁；周世宗平定淮南，李氏政权便陷入困境。”

地势险要，长江汇聚九江、鄱阳的水流，向东北流经府城，环绕东、西、南三面，而小孤山旧时是长江的扼守之处，耸立在长江北岸，孤峰陡峭，与南岸的山对峙如同门户。长江的水流到这里被约束而出，其下深险可畏。元人在此立柱，题曰“海门第一关”。余阙守卫安庆，依靠小孤山作为屏障，派遣将领率领水军在此戍守。陈友谅从上游引军直捣山下，戍守的军队败逃，安庆随即陷落。明朝宁王朱宸濠叛乱时，依靠安庆守臣能够挫败其锋芒，因此南京地区没有祸患。

小孤山，是安庆的门户；而安庆，是金陵的门户。

译阅读《读史方舆纪要》的各种序言，其议论开合纵横，凌驾古今，但大多谈论进取而很少谈论防守，谈论进攻而不谈论防御，这不过是战乱时期谋士的言论，并非太平时期治理国家的长远计策。况且书中多记载明朝末年的情形，与当今情况不相切合，因此只摘录其中关于山西、河南、山东、湖广、江苏的五条论述，且仅选取稍涉及防守的内容，同时也删减了各条中的冗长词句，只保留其大概意思。

论山东

天下的大势，没有比秦国更强的，没有比楚国更雄壮的，这是古今不变的规律。然而时运所驱使，时势也有不同。如果要说当今的咽喉要地，那么断定以三齐（山东）为首，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南北的要害之地，而且积蓄着天下的大命脉。漕运渠道贯穿山东、江淮地区，四百万石粮食都取道于此。从徐州、沛县北境连接到沧州、景州的南面，将近八百里。而在旺南分流南北的水流，高低悬殊极大，于是根据地形设置闸门，随时开启关闭，以辅助运输。如果有不法之徒，趁虚而入，在这八百里之中，一点泥丸就可以堵塞，一个蚁穴大小的漏洞也能造成灾害。我担忧南北咽喉，忽然间就中断了。有人说：漕船必须经过山东，所以山东能成为京师的祸患。如果恢复元朝的海运制度，风帆片刻即可抵达京师，那么山东就一定无法为害了。回答说：山东不也是沿海的国家吗？从滨州、沾化之间，取道渤海，直指天津，不过五百多里。从登州、莱州指向旅顺口，也不过五百里。天津是河漕和海运汇聚的地方，登州、莱州、旅顺之间，又是海运必经之路。如果有狡猾之徒，凭借岛屿，在辽东碣石以南、沧瀛以东，到处兴起，海运难道能够不受阻碍吗？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山东，驾驭得当，就是我国唇齿般的辅助；失去治理，就是肘腋间的祸患。我曾回顾古今，知道能决定幽燕利害的，必定在于山东。

论山西

考察山西位于京师的上游，山河环绕，号称坚固，而且向北可以获取代地战马的用处，向南可以凭借盐池的利益，顺应地势，乘便行事，可以拍击天下的背部而扼住其咽喉。有人说：大同对于京师尤其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早晨从白登山出发，晚上就能叩击紫荆关，那么国门以外都是战场了。过去土木堡之变，敌人虽然深入京城郊外，依靠大同在后面牵制，所以不能得逞。此后关门告急，没有不将大同作为锁钥寄托的。况且天下的形势险要，没有比得上陕西的，赵主父夺取土地到云中、九原，于是想直接向南袭击秦国的咸阳。秦始皇巡视北边，从上郡进入，后来又派蒙恬开辟直道，从九原到达云阳。张仪用秦国威胁燕国时说：秦国派军队下到云中、九原，驱赶赵国而攻打燕国。唐朝范阳之乱，李泌建议派遣安西、西域的军队，沿着塞北东北方向，从妫檀向南夺取范阳。那么左看范阳，右看咸阳，燕秦之间的捷径，都经过大同。近代为门户考虑的人，急切地议论屯田、戍守、转运，而边事日益棘手。嘉靖年间，督臣翁万达上奏边议，说山西太原、大同都与京师互为表里，防守最为重要。山西镇边从保德州黄河岸开始，蜿蜒向东，经过偏关到达老营堡，实际二百五十四里。大同镇边从鸦角山开始，在老营堡东北边界，蜿蜒向北，向东经过中路、北路到达东路之镇口台，在天成卫东北边界，实际六百四十七里。而宣府镇边从西路之西阳河开始，在万全右卫西南边界，蜿蜒向东北，经过中路、北路到达东路之永宁、四海冶，见于直隶延庆府，实际一千二十三里。总共一千九百余里，都逼近敌寇境地，险要在外，所谓极边。山西镇从老营堡转向南再向东，经过宁武、雁门、北娄到平刑关，约八百里。又转向南再向东成为保定境地，经过龙泉、倒马、紫荆、黄土口（在倒马关西北）、插剑岭、浮图峪（都在广昌县），到沿河口（在直隶漆水县东北），再东北就是房山县境地的高崖口，约一千七百余里。又东北为顺天境地，经过高崖、白羊到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总共一千五十余里，都是峻山层冈，险要在内，所谓次边。外边之地有险夷迂直之分，总起来比较，那么大同最难防守，其次是宣府，再次是山西的偏老。分别来说，大同最难守的是北路；而宣府最难守的，也是北路。山西偏头关以西一百五十里，依靠黄河为险；偏头关以东一百零四里，则与大同的西路大致相等。内边可以通行大举进攻的，只有紫荆、宁武、雁门、倒马、龙泉、平刑等门隘。然而敌寇侵犯山西多从大同进入，侵犯紫荆必从宣府进入。外边和内边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论河南

河南古来号称四战之地，然而古代夺取天下的人，河南是必争之地；等到天下平定，而防守在河南，则有不能终日安稳的危险。所以防守关中，防守河北，才是为了防守河南。古代没有不可防守的地方却可以谈论战争的，李光弼之所以宁愿离开洛阳而防守河阳，就是如此。以大梁（开封）在城下作战，还有自全的策略吗？所以今天将河北三郡附属于河南，这固然是国家犬牙相制的意思，出于山川条列之外。

译（前文省略）……罢了。那河北足以控制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客人说：“您没听说南阳可以建都吗？”我回答说：“拿河南的整体形势来比较，那么南阳不如洛阳，洛阳不如邺城，这是显而易见的。”客人说：“拓跋氏因为邺城不是长久之地，曾经离开邺城迁都洛阳。至于南阳，朱朴认为它是建都的最佳选择，李纲也说光武帝是从那里兴起的，那么为什么说南阳不如洛阳呢？”我回答说：“朱氏是在唐朝覆灭败亡的时候提出迁都的建议，李公是在宋朝奔逃灭亡的日子谋划皇帝暂驻，这都是因为时局需要补救，出于不得已的计策，而不是谈论形势的常规道理。”那邺城倚靠太行山，阻挡漳水和滏水，夏商时期本来就有在那里建都的。战国时期，赵国利用这里来抵御秦国，秦国也由此兼并了赵国。三国、五代时期，曹操、石勒、慕容、高欢相继依靠它作为老巢。等到后来，尉迟迥占据它来声讨罪过，杨坚则远近震动。渔阳的残余势力在这里窃取政权，凭借九节度的军队也不能免于溃败。魏博以相州作为屏障，整个唐朝时期常常在河朔地区称雄。河东得到它，就成为灭梁的根本。难道能说邺城不在形势要害之地吗？况且自古以来用兵，用邺城来控制洛阳，通常容易；用洛阳来控制邺城，通常困难。这也是形势制约的道理。那南阳，是延岑、朱粲覆灭的地方，也是蒙古军队袭入唐州、邓州从而直捣汴梁的地方。竟然说它的山川险固胜过洛阳，这是沉溺于前人的说法而不探究根本啊。客人说：“那么建都不在于险固吗？”我回答说：“所谓的险固，不是指山川交错、城邑深险的意思。如果放弃关河这样的都会，远远地寻求幽深偏僻的地方，这就像还没见到老虎进入市场，就先自己躲进笼子；知道水可以淹死人，就坐在岩石角落里枯死。这难道是谈论形势的常规道理吗？”

译河南关塞形势说 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自古以来谈论地理学问的人，《通典》中的几句话就概括尽了。说：辨别区域，考证沿革，了解要害，考察风土。所谓了解要害，就在于关塞的形胜罢了。《周礼》夏官的职掌中，有司险这一官职，掌管九州地图，用来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从而通达道路。山林的险阻，就开凿它；川泽的险阻，就架设桥梁。而那些扼守要塞、适宜阻绝的地方，一概不得通行，这叫做司险。《管子》说，凡是军事主将，必须先仔细审察地图，入侵的险阻，淹没车辆的水域，名山通谷，流经的河流与丘陵陆地，山丘土堆的所在，芦苇草木，蒲苇茂盛的地方，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著名的城邑与废弃的城池，困顿或富庶的地方，地形出入交错之处，然后举措才不会失误。又《月令》说，孟冬之月，命令百官巩固封疆，防备边境，完善要塞，谨慎关梁，堵塞小径。邱浚说这是专为边境而言的。对于边境的防备，对于要塞就完善它，以扼守其要冲；对于关梁就谨慎它，以限制其出入；对于凡是鸟兽往来的地方，砍柴攀爬的区域，也不敢不谨慎对待。这都是巩固边防的重要谋划。豫州地处中原腹地，在国势强盛的年代，险塞似乎无需考察，然而国家设置汛防，镇压四方，似乎也不可不加以讲求。查考豫州南部与楚国接壤，那么光州、固始、襄阳、邓州等山脉位于其南境；西部连接陕西、洛阳，嵩山、潼关、陕州作为屏障；西北则太行山蜿蜒绵长，直接通向京城；北部以漳河为阻；东部则淮河、颍河交汇，低湿之地，也是山河四塞的地方。西南一带，山险通往楚国、陕西、山西，关隘林立。腹心地带则虎牢关在汜水，河阳在孟县，轘轵在登封，遗迹尚可寻访。地方志书，应当详细考证往古世代分合、攻取利弊，并列入篇章。又应当将边境隘塞，哪条是正道，哪条是间道，哪里有屯兵哨所，哪里适宜修筑关塞，绘制地图说明，使守土官员平时得以讲求。一旦遇到侦察缉拿逃亡罪犯的情况，也可以指示部署；或者有小偷宵小窃发，实时四面布网，使那些在民间作乱的人，如同巢穴在幕上的燕子，如同锅底下的鱼。而稽古读史的人士，也可以借此明了沿革而知道通塞，虽然属于纸上谈兵，却如同亲身踏足其地，这才不算枉费笔墨。然而阅览豫州志书中谈论形胜的，一说：大河蜿蜒，嵩山高耸；再说：水陆都会，天下咽喉。记载关塞时，则说：某关在某县某方向若干里而已。当权者如何运用处置的机宜？应当考察古制的人，如何借鉴往古的战守？我既遗憾行囊中无书，见识浅薄，不能详尽其细微之处，姑且根据豫州志书列出其名，等待后来居者再作详细核查。

汴洛二都说 豫乘识小录

豫州的旧都叫做洛阳，叫做汴梁。汴梁四面平坦，依靠军队作为护卫。从前宋太祖想要迁都到洛阳，宋太宗以耗费民力劝谏。太祖说：“不只是迁都洛阳，最终应当迁往长安。”最终因为众人的劝谏而作罢，叹息说：“百年之后，民力就耗尽了。”直到宋朝一代，环绕京畿屯驻的军队共有四十万人。靖康之祸，金人长驱直人，这是因为没有险要可守的缘故。洛阳则东有成皋，南有伊阙，西有函谷，北有孟津，四面险固，居中控制外部。周公营建洛阳，本来是为了取得天下，因为道路里程适中，也因为形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历来评论者认为洛阳四面受敌，是天下必争之地，兵法所称的“衢地”就是如此，不可居住。天下有事，之所以必争洛阳，正是由于洛阳形胜，争夺洛阳也就是争夺天下罢了。周公东征时，先居住在东都。宣王中兴时，在东都讲武。秦国凭借函谷、渑池的险要，既已得到宜阳，韩国又献出成皋、巩县，于是便蚕食诸侯。汉高祖制服楚国时，凭借占据成皋、巩洛的险要。五代唐宋以来，没有不争夺洛阳险要关隘，扼守要地以夺取天下的，这难道是不可占据而拥有，只是姑且争夺它吗？只是没有可以控制天下命运的东西，而想仅仅凭借洛阳的形胜来号召天下，那是不行的。所谓控制天下命运的有两点：一是德行，一是形势。德行有盛衰，周公营建洛阳而治理天下，平王迁都而衰弱就是如此。形势有强弱，秦国凭借占据险要而兴盛，韩国凭借占据险要而灭亡就是如此。德行兴盛的人，险要不足为言，他们凭借险要而争夺，而其得失胜败，关乎形势的，又不能一言而尽。《方舆纪要》是本朝顾祖禹所著，说：“守住关中，守住河北，才是守住洛阳的方法。”自古至今，洛阳的祸患，由于关中的占十分之七，由于河北的占十分之九。秦国凭借关中兼并韩、魏，汉朝凭借关中平定三河，苻秦凭借关中灭亡慕容燕，宇文周凭借关中灭亡高齐，能说关中不足以控制洛阳的命运吗？北魏的祸患，尔朱荣从河北来，尔朱兆从河北来，高欢从河北来，安史之乱从河北倡乱，而洛阳两次被攻破陷落。存勖在太原发愤，而朱梁最终被夷灭，能说河北不能控制洛阳的命运吗？这话是说洛阳不可孤立，必须先得关中或河北，洛阳才可占据而拥有。所以汉高祖先平定关

译（若占据）中原，便保全成皋；光武帝先平定河北，才经营洛阳。想要守住洛阳的人，没有不凭借关中、河北的稳固而能单独存在的，这是它的大势。有人或许凭借洛阳来平定关中，那就必定要凭借关中争夺崤山、函谷关的险要。春秋时期晋国在崤山击败秦军，崤山属于晋国。汉代赤眉军从三辅向东撤退，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军，崤山属于汉朝。洛阳西边有崤山的险要，再往西守卫函谷关的险要，那么关中就失去了它的险要。唐代李光弼不守卫洛阳而守卫河阳，河阳是洛阳北面的关隘。守卫河阳来制约河北，那么河北就失去了它的险要。守卫善地、守卫险要的人，能够制约别人而不被别人制约，这又是《方舆纪要》所没有涉及到的。大抵洛阳的险要，可以用来进取，却不可以固守以等待敌人疲惫；可以制约一面的骚动，却不可以支撑四面八方的围攻。有人守卫它却不足以抵挡天下的争夺，而争夺它就能制约天下的命运。不要说它四面受敌，就把它和四面平坦的地方相提并论，从而把洛阳的险要置之不论。

译汴城建置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汴城在唐代以前无据可考。有迹可考的是，唐德宗贞元二年，节度使李勉创建，没有里程数。周世宗显德三年，增筑东京开封府的 outer 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步零。宋太祖建隆三年，扩大皇城的东北角。真宗、仁宗重修。神宗又增修外城。徽宗政和六年，改建京畿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明洪武元年，重新修筑河南省开封府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九十步。进入本朝（清），多次修缮但没有增广，外城早已废弃。宋代传说称周世宗修城，命令太祖皇帝骑马尽力奔跑，跑到哪里就筑到哪里。现在考察，周世宗所筑的外城，周长四十多里，不是马匹力量所能达到的，推测这是内城。周代的外城，是由韩通、王朴规划测量的。太祖起初扩大城基，弯曲蜿蜒如同蚯蚓爬行。老人们相传，赵普（赵中令）召集工匠呈上图纸，起初取方正笔直，四面都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然有序，如绳墨排列。太祖看了大怒，亲自用笔涂改，命令拿一张纸画一个大圈，迂回曲折纵横斜向，旁边批注说：“依照这个修筑。”所以城池就是当时的遗迹，当时的人无法测度，大多批评它不美观。到了神宗熙宁年间，多次想要改建，最终不敢更改，只是增加女墙罢了。到了政和年间，蔡京专权，急忙上奏扩大规模，以供给宫室苑囿的费用。命令宦官监督工程，凡是周长几十里，一拆除就变成方正如矩，城墙、女墙、楼橹虽然非常华丽，但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坚固朴实。靖康之变，敌人下令在四个角落种植树木，顺着方形攻击，因为城墙变得笔直，一处望见一壁都站不住脚，竟然因此失守。太祖深谋远虑，到这里才又……按《东京云梦录》说：“东都外城方圆四十多里，城壕叫护龙河，宽十多丈，壕的内外都种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人往来。”又新城每百步设置马面战棚，密集设置女墙，早晚修整，望去高耸挺拔。城里牙道各种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设置一个防库，储存守御器具，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涂抹装饰，专门由京城所提举总管此事。唉！把守险的工具作为观赏的资本，它受到强敌侮辱，是理所当然的！宋代有四条水流入城中，各设上下水门，门制跨越河流包裹窗户，遇到夜晚像闸门一样垂下到水面，两岸各有门供人行走，如同现在的瓜州水门一样。从金代到元代，外城毁坏，内城保存。明洪武所修的，是宋代内城的旧址。明末多次遭受河患，淤积的沙泥很深，居民有挖掘泥土一丈多深，露出屋脊的。山陵山谷变迁，以前流入城中的四条水，现在只有贾鲁河分流汴河的一支，绕着省南趋向，而城内没有一条水流了。

洛阳险要说《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考古称：崤函的险要。按《郦道元水经注》说：崤有盘崤、石崤、千�的名字，所以叫三崤。《元和郡县志》说：从东崤到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坡几里，高峻的山阜和深涧，车子不能并排行驶；西崤全是石坡二十里，险要和东崤没有不同。这两个崤都在秦关的东边，汉关的西边。《舆地纪要》说：两个崤山连入硖石边界，自古是险要之地。杨升庵《地名考》说：俗名石崤、土崤，后来转为石壕、土壕。杜甫有《石壕吏》诗，现在渑池还有土壕镇，又有崤底关在永宁县西北, 就是崤谷的底部。一叫崤阪。函谷关有秦、汉的区别，秦关在今灵宝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在新安修筑函谷关，在新安县城北二里，临近涧水。当时楼船将军杨仆多次立有大功，为关外百姓上书请求迁移东关，用家财供给他们的用度。皇帝心里也喜欢广阔，于是把关迁移到新安，距离弘农（今灵宝）三百里。按关名是说设置关在谷口，所以叫函谷。旧关恰好占据谷口，谷仅容车马通过，蜿蜒几十里，所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至于汉代迁移建造的地方，虽然也占据山冈，但旁边没有屏障，不仅六国无处施展仰攻，即使田文（孟尝君）偷偷度过，哪里还需要鸡鸣的客呢？又有古轘辕关，长十二个弯道，道路将去又回，所以叫轘辕，在偃师县西南三十里, 左边是少室山，右边是太室山，自古是控制防守的地方。河阳在孟津有三座城，一座在河北岸，一座在河南岸，一座在中潬。中潬，如同现在河中洪的涨滩，中潬随着水涨落而不淹没，所以可以筑城。现在也陷于水中了。三座城互相支援，如同手指和手臂一样。唐史思明陷落汴、郑，将要进逼洛阳，李光弼退守河阳。贼军虽然占据洛阳，但忌惮光弼袭击，向南不出百里，向西不越京畿。陕州得以修习军事装备，关中借此没有忧患，这是光弼守河阳的力量。现在城虽然湮没，但北孟县、南孟津都称控制要地。又汉灵帝时设置八关都尉，都环绕洛阳近畿：函谷在新安，广成在新成，大谷今洛阳水泉口，轘辕今嶺口，旋门在成皋西南十余里，与巩县接界，小平津旧属孟津，现在归入巩县。孟津详细记载其地，以备论史者参考考证。

译论湖广

湖广的地理形势，关键是在武昌呢？在襄阳呢？还是在荆州呢？回答说：从天下大局来看，重心在襄阳；从东南地区来看，重心在武昌；单就湖广而言，则双重重心都在荆州。客人说：我听说，武昌是水道的要害，荆州是陆路的要害，襄阳是险要之地。这三个郡对于楚国来说，就像鼎的三只脚一样，大概不能分优劣吧？我说：不是这样。襄阳的地位不是武昌、荆州能比的。东吴的夏口，抵挡不住晋朝的襄阳；南齐的郢州，抵挡不住萧衍的襄阳；南宋的鄂州，抵挡不住蒙古的襄阳。古人也曾说荆州不足以制约襄阳，而襄阳兼并江陵并不困难。三国争夺荆州，东吴得不到襄阳，率领长江的军队去攻打魏国，在襄阳城下战败。梁元帝定都江陵，却仇视襄阳，襄阳借助魏兵前来，江陵的灭亡就突然发生了。魏国人和萧詧用江陵交换襄阳，也是认为得到襄阳，江陵的存亡就由我控制了。五代时期，高氏保卫江陵，依赖中原多事，向各国称臣以拖延时间。宋朝军队一旦越过襄阳，国家就无法立足了。蒙古攻陷襄阳后，不攻打江陵而攻打两郢，也是因为江陵不足以成为我的难题。唉！孙吴拥有夏口、江陵，却唯独得不到襄阳，所以不能越过汉江半步。晋朝拥有襄阳，却说汉水的险要不及大江，甚至轻视江北的戍守，重视江南的戍守，怎么对中原没有志向呢！幸好当时北方人不能用好襄阳，那襄阳，进取可以图谋西北，退守也足以巩固东南。拥有襄阳却不防守，敌人越过险阻向南，汉江上下缝隙太多，出没纵横，没有后顾之忧了。看宋朝末年，孟珙在破败之余收复襄阳，还足以抗衡强敌；等到一旦失去，宋朝国运随之灭亡，甚至可以说东南依靠襄阳足以立足，襄阳灭亡也就无可厚非了。客人说：那么国家省会为什么不在襄阳而在武昌？我说：这也是沿袭既成的事实，没有探究根本罢了。汉朝定都长安，荆州首列南郡；晋朝定都洛阳，荆州先治襄阳，平定东吴后改治江陵；唐朝定都长安，设置十道，山南道治荆州，开元年间改置则山南东道治襄阳；宋朝定都汴梁，分湖南北为两路，治理江陵、长沙，后来又增设京西南路治理襄阳。天下的形势，随着建都者的变化而推移，屏藩的疏密取决于建都者的向背如何。六朝和南宋因为中原已经失守，偏安东南，武昌不得不成为重地。元朝兴起于北方，离东南最远，当伯颜攻破襄郢向东进军时，宋朝举国争战鄂州。伯颜于是多方谋划，攻下鄂州后，周览山川，认为江南要地，急忙请求筑城，作为规取江南的基础。后来因此设立了行省。伪汉的逃犯占据这里作为巢穴，太祖攻克后，仍然作为司治。既然已经定都金陵，在统一的时候，却没有忘记对东南的忧虑，从金陵来看，武昌，正如王述所说“一旦有紧急情况，迅速奔赴不难”。燕都选址以后，也只是遵循成法，又有什么改变呢？所谓沿袭既成事实而没有探究根本，就是这个意思。客人说：“那么襄阳可以作为省会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自古以来说中原之地是天下肥沃之地，确实引导滍水、淯水的流通到阳口，屯田积粮，训练军队陈列师旅，天下有变，随即响应。所谓向上可以通关陕，中间可以面向许洛，向下可以通达山东的，没有比得上襄阳的。从武昌向北，不是不可以叩击三关震动申蔡，然而取道迂回，不如襄阳直接且容易。”客人又说：“建国于东南，襄阳也可以作为省会吗？”回答说：“东晋时已经在这里侨置雍州了。古人说东南可以问鼎中原的，没有比得上襄阳的。晋朝的桓温，宋朝的随王刘诞，齐朝的曹虎，陈显达，远在河洛之间作战，近争于穰邓之际，只因为他们拥有襄阳。西魏利用萧詧夺取襄阳，而东南的形势就折断而归于北方。襄阳在东南，不亚于武昌。然而斟酌其中，应当在武昌设置省会，而在襄阳建立帅府，用全楚的资力，供给襄阳的指挥。荆州引导黔粤的储备，西陵通达已渝的积蓄，而武昌汇集吴会的漕运，以支撑襄陵的后方，数千里间呼吸可通，看到敌人的空隙，必定迅速乘势进攻。我知道天下的形势而且在东南了。”“那武昌，自守或许有余，攻取或许不足。况且阳逻既已攻下，道路直通武昌东门，嘉鱼可以来犯，敌人在武昌南渚，汉口的重兵，我担心不能专恃。至于夷陵险要，自古推崇，而施州山川环结，土地肥沃，隋唐以来都是郡县，现在等同于边远荒僻之地了。我认为夷陵建郡，而让施州隶属它，增设属县。南北相连，既已通达楚蜀的援助，也用来增厚巴夔的势力，或许也是治国者应当考虑的吧？”

译那湖广地区居于八省之中，最为辽阔广大，山川险峻坚固，自古以来被称为雄武之地。中原若有战事，这里必定是必争之地。因此，襄阳如同它的头颅，黄州、靳州如同它的肘腋，江陵如同它的腰腹，保卫商州、陕西的关键在于郧阳，跨越两广的关键在于郴州、永州，抵御云南、贵州的重任在于长沙、沅州。长江主宰着东西的命运，五溪地区如同手指和手臂的使唤，这就是整个楚地的概况了。然而争夺形势要害的地方，必定在荆州和湖广。以北吴的甘宁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川形势便利，确实是国家的西部屏障。现在先夺取夏口，击鼓向西行进，占据楚关，即扞关，见于长阳县，大势更加广阔，就可以逐渐谋取巴蜀了。”梁朝的沈约说：“荆州居于上流的重要位置，土地广阔遥远，物资充实，兵甲充足，占据朝廷的一半。”宋高祖的遗诏曾经命令诸子居住在那里，把荆州作为江东的头目。宋朝的李纲说：“荆湖是国家的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武侯称之为用武之国。现在朝廷保有东南，控制西北，应当在鼎州、澧州、岳州、鄂州一带都屯驻重兵，使之与四川、襄汉相接，这样才有恢复中原的逐渐可能。”赵鼎说：“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且俯瞰京洛，是三国必争之地，应当以公安为行宫，而在襄阳屯驻重兵，运输江浙的粮食来资助川陕的军队，经营大业，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陈亮说：“荆襄东通吴会，西通巴蜀，南接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都足以成为进取的契机。”而吕氏祉则说：“过去楚国的兴起，国都在鄢郢，而防守黔中、巫郡，没有江汉的险阻却有之，所以以小小的国家而曾与齐晋争衡。三国以后，海内之地分为南北，定都秣陵的，必定要具备淮甸以犄角北寇，然而国家的安危系于上流而已。转运的利益，固然系于上流；屏翰的形势，又系于上流。南朝六姓，他们的强弱之势与兴亡的原因，就看上流的设施如何罢了。”吴纪陟出使魏国时，魏文帝问吴国的戍备有多少，回答说：“西陵到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道路遥远，难以固守，回答说：“疆界虽然遥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几处，犹如人有六尺之躯，其防护风寒也不过几处罢了。”现在所说的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是江陵、武昌、襄阳、九江。九江在江西，而和武昌共同系于上流的险要，所以因其旧文，一并收录。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达荆楚，那么江陵就是它的都会，嶓冢导漾，东流成为汉水。汉水、沔水之上，那么襄阳就是它的都会。沅水、湘水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送到长江，那么武昌就是它的都会。豫章西江与鄱阳的水，浩瀚吞纳而汇于盆口，那么九江就是它的都会。守卫江陵可以开辟蜀道，守卫襄阳可以援助川陕，守卫九江、武昌可以庇护全吴。蜀、汉、吴、楚并而为一，那么东南的防守也就坚固了。至于备御之事，先收复襄阳，那么兴元的险阻，譬如近藩；戍守荆南，那么巴蜀的富饶，还成为外府。又屯驻武昌而湖的南北可以安定，屯驻寻阳而江的东西可以襟带。上游的形势形成，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从蜀取资，从陕调兵，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或许可以得志了。唉！这是就吕氏时的情况而言的。现在荆地的土地日益开辟，沃野再熟的稻米，方舟而下，吴会之间，引领等待粮食。虽然江自夷陵以下，时常有横溢的忧患；汉自襄阳以南，也多溃决的祸患。然而富强的局面依然未改。

荆州论

储大文

荆州北距襄阳，东距汉水，西距夷陵，南距江十里。地势平坦广阔，低湿泥泞，没有峻岭岩关作为险阻。古代称用武之地叫荆襄。襄阳坚固则荆州坚固，如果没有襄阳，就没有荆州了。过去元朝攻破襄阳，降服吕文焕，那么朱〇孙制置江陵而不能守住。苻坚攻破襄阳，俘获朱序，那么桓温退守上明。上明在松滋县冲，老将领识屈伸进退之势。曹操在襄阳设置郡治，又屯驻重兵，那么吴国南郡治南平，又戍守公安，地方都在江以南，所以能有余力。当时人沔汉祖中，而最终消灭西陵之难。为什么呢？形势屈曲而势力伸展。如果不能屈曲而祈求伸展，这是正好送给敌人擒获罢了。呜呼！以梁元帝新复的形势，定都江陵，又北与襄阳为难，而北周军队忽然到来，那么举国为俘，是应该的。庾信赋说：“履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荆州的地势，看江北滨江诸郡，大类扬于楚，那么类黄。过去人守广陵能坚固的，毛宝合豫州兵力戍守邾城，而最终被困于江。金再次攻破黄州，而宋朝远不相闻。荆州，北兵若至，是绝地。其不困于江不止。南兵若至，是又不存之地。过去灌婴自江击江陵，而共敖灭亡。陆逊白衣渡江，而糜芳不知道。刘毅、刘道规自马头袭江陵,而桓谦不知道。王镇恶声言刘藩上，而刘毅又不知道。萧诜都金陵，而李靖以水涨从清江忽然到来，那么百

译广东、江西的士兵和官吏来不及救援。这并不是智慧不足，而是每天都在防备。因为力量来不及供给。即使力量能够供给，但南方和北方同时防备，终究也没有空闲，以至于军队疲惫而必然屈服罢了。因此孟宗政、三海，最终不能阻挡阿里海牙的军队。高季兴的国家势力独自弱小，四面称臣。唐朝建立南都，任命吕諲以旧宰相的身份镇抚，而最终成为下属的府治。晋、宋、齐、梁，自从王廙、王悦担任督府，常治理江陵，而必定又在襄阳设立雍州，那里的兵锋常常是所督八州的首冠。这就是隋朝之所以宁愿把江陵授予后梁，却一定要夺取其襄州的原因。岳飞设置宣抚使，所以从鄂州出发而必定要占据襄阳。这也是李纲之所以首先提议巡幸的原因。有人说：桓温的都督府也治理江陵，治理江陵就能扼守蜀地。回答说：桓温当时正图谋蜀地。如果要扼守蜀地，江陵又不如夷陵。陆抗说：“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这大概与鄂州同等重要。那么督府适宜设置在哪里呢？回答说：从前李纲提议行都在襄阳，后又说在长沙，没有提到江陵。长沙有重湖的险要，李纲的见识大概能够以退为进，类似吴国君臣而远远超过王廙、吕諲万倍。至于督府适宜设置的，那我必定说襄阳，其次是巴陵。

译襄阳谕

储大文

宋建炎初年，李纲（李忠定）建议皇帝巡幸各地，说：“四方多事，应当讲究巡幸的礼仪来镇抚局势。除了四京之外，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都为东都。分别命令守臣修缮城池、宫室、官府，使其储备粮食、积蓄金帛，以备皇帝巡幸。至于费用，则长安应由四川承担，襄阳应由荆湖地区承担，建康应由江淮地区承担。闽浙三都建成后，天下的局势就安定了。”又说：“天下的形势，关中最为重要，襄阳次之，建康再次之。现在舍弃上策和中策而取用下策，不是正确的计谋。占据要害之地来驻扎军队，既能维系中原民心，又能缓解一时的危急，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而他关于巡幸的第一道札子说：“现在的计策，纵然不能实行上策前往关中，也应当采取次策前往襄邓。襄阳最近被李孝忠占据，虽然已经溃散，或许担心残破毁坏，只有邓州可以备皇帝临时巡幸。邓州，是古代的南阳，是光武帝兴起的地方。西邻关陕，可以召集军队；北近京畿，可以派遣援军；南通巴蜀，可以获取财物；东达江淮，可以运输粮食。有高山峻岭可以控制扼守，有广阔的土地和坚固的城池可以屯驻重兵。民风号称古朴，盗贼未曾侵犯，这确实是天设地造等待陛下临幸的地方。事情的机会，不可失掉。希望召见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储备草料，朝廷拨给钱帛，广泛供应，专门派遣使者来督促这件事。将来秋高气爽，皇帝启程，由陈、蔡、唐州前往南阳，不过半个月就可以到达。天下的士人知道陛下不忍心抛弃中原，河东的百姓知道陛下不远徙，天下的郡县知道陛下居中临御四方，都会心悦诚服而没有离心的祸患。这是巡幸南阳，则三者皆得；巡幸建康，则三者皆失。利害安危的关键，在此一举，陛下为什么犹豫而不实行呢？”巡幸南阳，就如同巡幸襄阳。因此建炎年间论事时说：“邓州是古代的南阳，天设地造等待巡幸。”而绍兴年间论事随即说：“襄邓天设地造等待巡幸。”等到由宣抚荆湖广南，请求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又奉诏条陈边防利害说：“至于守备的适宜，应当料理淮南、荆襄作为藩篱。淮南、荆襄，是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是因为强兵巨镇都在淮南、荆襄之间，所以以曹操的雄强，苻坚、石勒的众多，宇文、拓跋的兴盛，最终都不能窥视江表。后唐李氏拥有淮南，就可以定都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夺取，于是削弱。现在朝廷想要守备，应当在淮南东西及荆襄设置三大帅，用重兵来临御。东路以扬州，西路以庐州，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遣偏军进守支郡，小筑城垒，如同开新边。起初朝廷供应钱粮，比如淮东则以江东路财用供给，淮西则以江西路财用供给，荆襄则以荆湖南北路财用供给。慢慢商议营田，使其自给自足，遇到敌人骑兵，则大帅派兵应援，稍能自守，商旅必然通畅，就可以招引人回归本业，逐渐修缮治理，假以时日，则藩篱就建成了。前有藩篱的坚固，后有长江的险要，加上战舰水军，使松江一带帅府郡县上下连接，各自防守，则敌人骑兵虽然众多，怎敢轻易侵犯。近年以来，大将握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虚的城池于江北，虽然有天险，起初没有战舰水军的制度，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想要守备，没有其他办法，反此而已。

有人说三大帅率领重兵屯驻江北，则供应的费用不可计量。我回答说：“让三大帅屯兵于江南，也仰赖朝廷供给，费用相等。何不让他们渡江，修缮淮南，作为家计？则朝廷异时可以节省经费，而藩篱的形势，成为无穷的利益。守备的适宜，没有比这更大的。有守备了，然后可以商议攻战的利益，也应当分责于各路大帅。比如淮东的帅，就应当责成收复京东、东路；淮西的帅，就应当责成收复京东西路；荆襄的帅，就应当责成收复西京、南北路；川陕的帅，就应当责成收复陕西五路。各路捷报，因利乘便，收复京畿，恢复故都，以平定大敌。这虽然难以实现，但在陛下心中先定，而断以至诚，必为之意，没有不可成的道理。”等到后来担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又曾经专门论述襄阳形胜说：“我私下认为当今天下形胜在襄阳，为什么这么说？四方地势，正如同棋局。现在皇帝驻跸于吴越，是置子于东南角；宣抚制置司聚兵于川陕，是置子在西北角；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在南方角。吴越由湖湘前往川陕，如同行于曲尺之上，相距万余里，号令不易传达，首尾不相应。一旦有缓急，如何救援？只有襄阳地接中原，西通川陕，东引吴

译京畿之地，紧邻旧都，背靠归陕，遮蔽上游。派遣大将率领军队镇守此地，如同将棋子置于棋局中心，真是所谓想要靠近四方，没有比占据中央更好的了。」既然逼近僭越伪政的巢穴，贼寇有所忌惮，必定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规模出兵，收复京东、西路及陕西五路，他们又不敢出兵应援，那么这一路军队就能遏制其四处出击，顺势进取京师，这是扼住其咽喉、击打其背部、制服其死命的策略。朝廷最近任命岳飞为荆襄招讨使，使得这个计策得以实施。然而军队驻扎在岳州、鄂州，没有听说前进，难道不是因为自从战火以来，襄阳被焚毁得尤其严重，田野没有耕夫，市场没有商贩，城墙毁坏废弃，城邑房屋荡然无存，而粮饷难以通过水路运输的缘故吗？臣观察自古以来有意为国家建立功名的人，如刘琨、祖逖这类人，没有不占据险要地势，广泛招纳人才，披荆斩棘，设立官府，经历艰险，忍受艰苦清淡，日积月累。整理好后勤家计，然后才能成功的。如果想要坐等事情自然成功，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希望诏令岳飞，先派遣将领、军马以及幕府官员，直接奔赴襄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治理，修缮城墙，建造城邑房屋，招纳西北地区的百姓，安排营田，劝诱商贾群体，促进货物流通，渐渐使事务就绪，然后迁移大军驻扎在那里。附近各郡，如金州、房州、随州、郢州，目前归属我们的，可以安抚；如陈州、蔡州、许州、颍州，目前顺从贼寇的，可以攻取。不过一两年间，必定会有显著成效。如果说屯兵聚集粮草，运输困难，那么汉江从襄阳城下流出，通向沔州、鄂州，漕运的便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应当用军队保护粮船，使贼寇不能抄掠，那么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朱熹对襄阳如此恳切关注，而他在三个都城之外，又说长沙，再次跨越大江，三面环绕重湖，可以建都。建都长沙，还是建都襄阳的渐进步骤。如果说长沙比建康处于上游，又是重险之地，而比临安没有海道不可测的忧患。从建康、临安绕道经过长沙前往川陕，就像在曲尺上行走；而从长沙前往襄阳，就像在弓弦上行走。这样大概是可以建都的。

译陆世仪在《思辨录》中说：“读了《禹贡》这本书，就知道建立都城的关键，全在于漕运便利。然而定都洛阳，也忌讳黄河水患。即便在荆州和襄阳之间，也能符合王畿的体制。一定要南边抵达长江北岸，西边控制潼关、夔州峡口，东边连接吴地与会稽，然后才能称得上地势险要。如果仅仅像现在的省制那样，那么地势就太狭窄了。定都襄阳有七个便利：向上控制秦地和蜀地，向下俯瞰江淮，前面凭借河洛地区，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控制其命脉，这是第一；所防范的只是东北一个方向，用力容易办到，这是第二；襄阳和邓州之间有很多空闲田地，划分区域进行耕垦，可以安置四方汇聚而来的民众，这是第三；长江和汉水朝宗于海，每年节省漕运费用数十万，可以用来补助国家财政，这是第四；历来盗贼的祸乱，多兴起于徐州和泗州，多藏匿于郧阳和襄阳，现在让它们属于京畿辅地，那么盗贼就不容易猖獗，这是第五；湖广地区物产丰富，一年收获两次，京城可以经常充足，这是第六；民风剽悍勇猛，善于培养成为士兵，这是第七。”

长城

顾炎武

春秋时期，田地有疆界和沟渠，所以随地都可以设置关卡，而田间小路纵横交错，也不是戎车驰骋的便利之地。观察国佐回答晋人的话，就可以知道了。到了战国时期，井田制开始废除，战车变为骑兵，于是敌寇掠夺容易而防守困难，不得已才修筑长城。《史记·苏代传》记载：燕王说：“齐国有长城和巨大的堤防，足以作为屏障。”《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修筑堤防作为长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济北国的卢县，即现在的长清县有长城，一直延伸到东海泰山。《水经注》记载：泰山以西有长城，沿着黄河经过泰山一千多里，到达琅琊台入海，这是齐国的长城。《史记·秦本纪》记载：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地（今华州）滨临洛水以北直到上郡。苏秦游说魏襄王说：“西边有长城作为边界。”《竹书纪年》记载：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领军队在西边修筑长城，这是魏国的长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南郡的卷县，故卷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水经注·释例·地名》说：卷县所治理的垣雍城也有长城，经过阳武到达密县，这是韩国的长城。《水经注》记载：盛宏之说：“叶县东界有故城，从始平〇〇县向东直到瀙水到达泚阳，南北数百里，号称方城，也叫长城。”《郡国志》说：“叶县有长城，叫方城。”又《史记·越世家·正义》引用《括地志》说：“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向南进入怀县，向北连接翼望山没有土的地方，堆叠石头作为坚固的屏障。”楚襄王称霸南方，与中原争强，在北方多修筑列城，以沟通华夏，号称方城，这是楚国的长城。至于《史记·赵世家》记载：成侯六年，中山国修筑长城；又说肃侯十七年修筑长城。刘伯庄说：“从云中以北直到代地，是不对的。”武灵王时期才开始有云中郡。《正义》说：“这座长城大概在潦水以北，赵国的南界。”这是赵国与中山国之间的长城。由此说来，中原地区有很多长城，不仅仅在北边。在北边的，《史记·匈奴传》记载：秦宣太后起兵讨伐残灭义渠，于是秦国有了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以抵御胡人，这是秦国的长城。《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十九年修筑长城堵塞固阳。《正义》说：“棝阳县在银州银城县界，有连绵的山向东直到黄河，向西南直到夏会等州。”这是魏国的长城。《匈奴传》又说：赵武灵王向北打败林胡、楼烦，修筑长城。《正义》说：“武灵王的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从代地阴山正”《正义》说：“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境内，向下到高阙作为边塞。”《正义》说：“朔方临戎县北有连绵的山，比长城更险峻，那山断裂两边都很陡峭，俗名叫高阙。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这是赵国的长城。”燕将秦开袭击打败东胡，东胡后退一千多里，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开始。韦昭说：“在上谷直到襄平。”《索隐》说：“现在辽东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東郡，以抵御胡人。”这是燕国的长城。秦国灭掉六国，秦始皇派蒙恬率领十万大军向北打击胡人，全部收复河南地，凭借黄河作为边塞。《索隐》说：“坚固地修筑四十四座县城临河，迁徙谪戍的人去充实它。”并开通直道，从九原到云阳，凭借边山的险要，修缮溪谷可以整治的地方，从临洮到辽东一万多里。《索隐》说：“临洮是陇西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陶山北假之中。”《索隐》说：“北假在北地阳山北。”《正义》说：“北假在河北，现在属于胜州银城县。”这是秦统一天下之后所修筑的长城。

从此以后，汉武帝元朔二年，派遣将军卫青等攻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修筑朔方城，又修缮原来秦朝蒙恬所修的边塞，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屏障。魏明元帝泰常七年，在长川以南修筑长城，从赤城开始，向西直到五原，绵延两千多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征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造城。《北史》记载为畿上塞围，从上谷向西直到黄河，广袤都达千里。北齐文宣

译北魏孝文帝天保三年，修筑长城，从黄栌岭向北直到社千戍，全长四百多里，设立了三十六个戍所。《资治通鉴》注解说：这段长城起始于唐代的石州，向北抵达武州的边界。天保六年，征发百姓一百八十万修筑长城，从幽州北边的夏口到恒州，全长九百多里。《资治通鉴》注解说：幽州的夏口就是居庸关的下口。在此之前，从西河的总秦戍修筑长城，向东一直到大海，前后所修筑的长城东西总计三千多里，大约每十里设一个戍所，在要害之地设置州镇共二十五处。天保八年，在长城内侧修筑重城，从库洛拔向东直到坞纥戍，全长四百多里。而《斛律羡传》记载：斛律羡因为北方胡人屡次侵犯边境，必须防备意外，便从库堆戍向东直到大海，沿着山势曲折延伸两千多里，在这其中两百里的范围内，凡是险要之地，有的开山筑城，有的在断谷处修筑屏障，并设立戍所和巡逻哨点五十多处。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征发山东各州的百姓修筑长城，设立亭障，西起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征发稽胡修筑长城。开皇五年，派遣司农少卿崔仲方征发壮丁三万，在朔方、灵武修筑长城，东边到达黄河，西边到绥州，南边到勃出岭，绵延七百多里。开皇六年，又命令崔仲方征发壮丁十五万，在朔方以东沿边险要之处修筑几十座城池。开皇七年，征发壮丁十万余人修筑长城。大业三年，征发壮丁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西边越过榆林，东边到达紫河。大业四年，征发壮丁二十多万人修筑长城，从榆林谷向东。这又是后史所记载的后续修筑长城的事情。

译《晋乘搜略》记载：嘉靖年间，总督翟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挖掘长壕沟，这是采纳了胡松的建议。壕沟和地窖大多挖掘在靠近城墙的地方，用以阻挡敌人的侵扰掠夺。横向挖掘于城墙脚下的沟渠称为“堑”，间隔挖掘与不挖掘相间，形状像“品”字的称为“堡”，依靠这些来抵御祸患。到了这个时候，采纳参政胡松的建议，从镇边堡向东到阳和后口，从镇河堡向西到老营堡，挖掘成长壕沟。起初，各堡垒和烽火台，也都各自挖掘沟壑来抵御敌寇，有的还在地下挖成“品”字形的地窖。然而议论的人认为中原地区设置险阻有三种方式：城墙、壕沟、地窖。城墙最可依赖，地窖次之，壕沟又次之。〇城墙的优势在于，凭借高地可以远望，敌人无处可逃，依托险要地势向下抵御，我方容易发挥力量。而壕沟则使得沿壕守卫的人没有依托遮蔽，瞭望的人无法看得深远。曾经计算过，一个敌人携带一束柴草，那么成千上万的敌人在顷刻之间就能填平数丈宽的壕沟。如果是地窖，有隆起和凹陷，反而难以填平。自从近年多事以来，敌骑奔驰突袭，中原军队困于格斗，疲于奔命，因此关于守境的议论和设置险阻的方法变得严密了。设置壕沟和地窖，本来就有秦人挖掘山岭、填塞山谷的用意。只要先训练好士兵，巩固好边防屏障，那么壕沟和地窖也是守卫国家所应当做的，不可废弃。

请求总督移驻济宁州的奏疏 河南通志

王士俊

查得直省设立总督、巡抚大臣，共同肩负封疆邦域的重任，巡抚专门主管一省的公务，自然应当驻扎在本省。只有总督既然节制两省，驻扎的地方必须斟酌要害之处，才能起到控制驾驭的作用。臣查得河南一省的疆域，西接潼关，东连济北，控制广大地区，南面遮蔽襄、黄二水，开封确实是核心重地，总督和巡抚并设，固然有助于弹压局势。但是既然兼辖山东的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又属于沿海地区，而济南的德州、济宁的州，尤为南北交通汇聚、冲要繁华之地，山海交错，比起河南地处中原、四方辐辏的情况更为紧急切要。总督坐镇开封，对于山东沿海的各郡，相隔或二三千里不等，见闻恐怕会有疏漏，消息传递不能灵通，自然应当选择一个居中扼要的城市，西面控制豫州，东面统摄齐鲁，这才是永远妥当的办法。臣因为巡视山东，综合考核两省的关键所在，仔细筹谋考虑，以臣的愚见认为，总督驻扎的地方，没有比山东济宁州更合适的了，其便利之处有六点：“〇居于河东两省的中间，西到陕西、洛阳，东到登州、莱州，远近均衡，调遣特别容易，这是道路里程方面的便利之一。济宁州的北境紧贴省城，拱卫神京；西境紧贴东昌，靠近京城辅地；东面四百多里到达江南赣榆，南面一百九十里到达江南沛县，直隶引领其前，江南承接其后，四通八达的邦国，枢机关键的土地，这是形势方面的便利之二。运河横贯其中，漕运万艘船只首尾相接而进，除了这里没有其他道路，济宁一州尤其关系津渡要害，舟车络绎不绝，商旅云集，最容易藏匿奸匪，这是稽查方面的便利之三。总督有兼理河道事务的责任，黄河从河南考城县进入济宁州府属曹县境内，越过单县、鱼台，折入江南徐州，常常担心泛滥溢出，而昭阳、南旺、安山等湖，夏秋大雨时水势高涨，卫河巨流从西面冲突而来，扰乱其北境，百姓苦于水涝，总督与河道大臣相近，更能悉心筹划，这是疏导方面的便利之四。至于沿海的郡县，都是耳目容易触及的地方，督察海口商渔，严禁私盐矿犯，这是巡查方面的便利之五。移驻济宁州府城，距离河南不远，从曹县向西到河南考城县仅三十里，从曹县向东到河南归德府仅六十里，从单县向南到河南虞城县仅六十里，距离开封府仅三四天的路程，一转移之间，两全其美，这是贯通方面的便利之六。”恳请皇上批准，将总督衙门驻扎在济宁州，那么所辨明的两省吏治、民生、河防、海防一切事宜，都有裨益，而山海数千里的幅员，确实能收到控制防范的效果。查得济宁州现设总兵官一员，如果总督移驻于此，那么总兵可以裁撤，即将镇标兵丁改为督标兵丁，镇标中的中军游击改为督标中的中军副将，再增设城守副将一员，以资调遣，所有考核选拔汛防事务，即以各副将为统辖。至于城守应设的军官士兵数目，另行斟酌商议招募。又查得总督驻扎之处，应有文职大员以备任用，所有巡抚参劾、总督审问的案件，如果由两省按察使转解，不仅案犯往返拖累，而且遇到驳审不能就近招解转送，必然导致超过期限延误，似乎应当请求专门设立河东按察司一员，即随总督同驻济宁州。除了命案盗案仍听各府州审解，由两省省城按察使招解转送，巡抚衙门审题外，如有巡抚参劾、总督审问的事件，即令送往河东按察司审解转送，不必再由本省按察使招解，这样事件不至于延误，案犯免于拖累。查得山东现有莒沂道一员，经臣在沂州改设知府一案内，请求将莒沂道改为沂道，移驻济宁郡，另具奏疏题报，应请求将该道改设为河东按察司，仍兼带分巡沂州二府事务，体制更为周密。再查得镇总兵驻扎衙门规制稍显狭窄，济宁州府署规模宏大，应将府署改为总督署，镇署改为府署，应有酌情增添房屋修造之处，命令司道查估兴工。至于沂道城守副将或城守现有旧署，或应另建

译也等待整顿后确切查访并定下议处，另行上报兵部。至于该镇所管辖的临清、沂州、德州、泰安、曹州、壽张、高唐、东昌、梁山、范县、砂沟、台庄等营，应当统一归入督标兵标管辖；其中若有需要酌情增派城守副将、参将等高级官员，分别协助驻防并统率各汛防地点的情况，也等待另行查访议处后具本上奏。

译论舆地之学 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杜佑在《通典·州郡门》的序言中自称：“凡是谈论地理的著作很多，在于辨别疆域，考证沿革，知晓要害，考察风土，细微之处都记载，树木石头都不遗漏，动辄上百卷。这难道可以说是撮取精要的吗？至于那些荒诞不经、偏杂的记载，哪里有空列举？或许阅读的人不会责怪它简略。”他在自注中说：“指的是辛氏的《三秦记》、常璩的《华阳国志》、罗含的《湘中记》、盛宏之的《荆州记》之类，都叙述乡邦的灵异怪异、人物贤能物产丰盛，参以实证，则多有错误，既然不是通论，就不暇取用了。”吉甫（杜佑字）进献书籍的表章也说：“古今谈论地理的有几十家，崇尚古远的往往搜求古代而忽略当今，采集民间传闻的多传疑而失实，修饰州邦而叙述人物，凭借坟墓而征引鬼神，流于异端，不切合根本要害。至于土地山川、攻守利害，本属于地理范畴的，都简略而不记载，将凭什么辅佐圣明的君王扼住天下的咽喉，掌控百姓的性命，收取地势保全优势的利益，展示形势约束疆土控制的开端？这是微臣之所以精心研究，圣明的君主所应当全面阅览的。”这两位先生的议论，确实符合我的心意。两位都是唐朝中叶的良臣，学问品行名望地位都很高，本来就应该言辞崇尚体要，如同符节相合，难道只是谈论地理的人应当这样吗？凡是天下的一切学问，都一定要有根据，切合详略适宜，对内关乎伦理纲常，对外系连治乱兴衰，才足以裨益当今而传之后世。拾取琐碎，腾架空虚，想要以此哗众取宠博取名声，有见识的人厌弃鄙薄他们罢了。

地图说 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从前晋朝司空裴秀曾经制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他的序言说：“制定国家地图的体例有六项：一是分率，用来辨别广袤长短的尺度；二是准望，用来端正彼此方位的体式；三是道里，用来确定所经由的路程数目；四是高下，五是方邪，六是迂直。这三项各自根据地形而制宜，用来校正平坦险峻的差异。这六项作图的方法完备了。”可惜他的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唐朝贾耽制作《华夷图》，也在世上称道。他曾说：“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又说：“十次说不如一张图。”古人图史并重的原因，就在于此。我的意思是，有方面职责的官员，可以命令沿边及腹地有山险的州县，各自勘明本境：某山周围大约几里，高大约若干丈，与邻近的山是相连还是断开，距离州县治所多少；某水发源于某山，流经连接某县，山内通行的道路，凡是从某县某堡入境，到某县某地出境，有无兵营分防的官府；又有樵路若干条，可以作为通往某处的捷径，或者古代设有某关，现在有无基地，再注明四至八到，并为之解说，按县呈送。再绘制为总图，统为之解说，那么一省的形势就清楚了。汉朝进入关中，萧何先入丞相府，收取图书，然后才知道天下的险要关塞和户口情况。唐朝时每个州也制作图经，都是这个道理。如果得到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就在各自任职的地方各成一图，汇集起来可以成为大著作，与古代的裴秀、贾耽并驾齐驱，而守土稽古的人都能有所借鉴。曾经阅览各地方志，见到张应科的《林县险要图说》非常简练核实，值得效法，附录在这里以等待有心人的效仿。

张应科《林县险要图说》：这是林县西山的险要之处。险隘的地方，都属于太行山的支脉。其北边由百余里进入，有马塔口、洪梯口；往南则是蚁尖寨，寨的南边是鲁班壑；再往南则有断金桥、风门口、东峻崔八口，距离县城七十余里而上。总之南北相连，人迹可以到达，其中险要而应当防守的，首先是蚁尖寨，其次是断金桥，其余则是崎岖的樵径，车不能并行，马不能成行，上下困难，无需忧虑了。为什么呢？蚁尖寨西北距离县城四十里，从姚村往西五六里是东寨门口，上有黄苍岩等泉水十处，中有古营房、教场。其南边从小蚁尖寨、大蚁尖寨、古岩口、小明清水泉到西〇头泉，距离营房大约二十五里多，独有岩东西〇头泉各有樵径可以攀援而上，应当削去以断绝小路。又自教场北边从朱路岩的断头崖，距离营房大约十余里，而朱路岩也有樵径，应当削去其北边的柳树水泉、百户水泉、硙臼焦泉水都在营房正西，山西漆树沟水泉、柳树水泉、莲花水泉都在大蚁尖山后西面，凡是水泉都可以供军用。断头岩到西〇头泉南北三十五里，东寨门到寨西后沟东西十五里，总共周长八十里多。后沟有通往山西的小路，已经预先堵截往来，而法令长久废弃，几乎成为大路，于是命令削去只留大路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够了。那断金桥距离县城西南五十里，从桃源店西上有水泉一道，与山西平顺县接壤，险峻的一座桥只能过两个人，倘若一人守关，真是万人不能抵挡，东西咽喉，行人络绎不绝至蚁尖寨下，险要之上平水泉数十处可驻扎万军。曹魏、高齐的仓库屯积瓦砾还可以辨认，自古以来就防备这里了。

与曾节帅

译论述东南地区作战与防守的情况

译罗泽南

我私下曾统筹考虑天下的大局，黄河是北方的大河，秦、晋、赵、燕的险要地势凭借它；长江是南方的大河，蜀、巴、荆、襄、徐、扬的险要地势凭借它。黄河水浑浊，行船非常艰难；长江绵延数千里，一帆便可上下通行。所以东南地区的争战，必须依靠水陆两军的配合。长江的要害有四处：第一是荆州，那是蜀江刚出三峡的水域，荆州如果不守，那么向西可以窥伺四川，向南可以袭击常德、澧州；第一是岳州，沅水、湘水、洞庭湖的水由此汇入长江，岳州如果不守，可以借此进犯长沙，窥伺衡州、永州并连通岭南的敌寇；第一是武昌，那是长江和汉水汇合的地方，荆州、岳州等州县倚靠它作为锁钥，而溯汉水而上，就能进犯湖北的襄阳、郧阳，陕西的汉中，渡过南栈可以争夺剑阁，践踏北栈可以占据陈仓，秦、蜀的腹地全都因此震动；第一是九江，长江向东流，彭蠡湖的水注入其中，它是南昌的门户，向西越过湖南、向东进犯福建、浙江，处处都可以通达，自古以来用兵的国家，智谋之士必定争夺这里。至于安庆，是江表的重镇，对于定都金陵来说非常重要，但不是长江的险要之地。建业（南京）龙蟠虎踞，古人称为天险，但地处下游，形势尤其不足以控制西北，荆州、岳州、鄂州、寻阳都不属于它，于是有了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的局面。六朝偏安江左，其安危常常系于荆襄。宋朝南渡后，大臣们每天以争夺江夏、争夺荆襄为事，所以得以在临安苟且偷安。元朝伯颜一旦攻入襄阳，拿下武昌，南宋就不能再支撑，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原因就在于此。粤匪（太平军）起事之初，不过是桂林一隅罢了，与长江的险要无关。程制军防守衡州、永州，不能用两湖的全部兵力守住岭南的险要，导致贼军越过岭北，攻陷道州，攻陷郴州、桂州，包围长沙。我军奋力坚守，得以保住省城，贼军于是绕道攻破岳州，攻破武昌，攻破九江，攻破安徽，在金陵僭称帝号。当时，贼军势力初成，羽翼未丰，贪图金陵的富庶奢侈，满足一己的贪欲。从岳州到鄂州再到浔阳，都得到了却不坚守，如果收拾武汉的残局，占据上游来自我巩固，居高临下，也不难制住贼军的命脉。当时，封疆大臣也没有人考虑到这一点。贼军得到金陵之后，于是每天以进犯浔阳为事。咸丰三年夏天，夺取九江并逼近江西省，江西巡抚进兵救援江西，贼军未能得逞，于是转而向上窥伺武汉，进而占据了汉水边的德安，进而占据了岳州，进而逼近长沙，绕道占据了湘潭。由此湖南的常德、澧州相继沦陷，湖北的荆州也被贼军骚扰，长江的险要全部被贼军占有，东南大局几乎无法支撑。幸亏麾下率领军队在湖南，以操练水军肃清江面为关键举措。湘潭一战，贼军的锋芒才开始受挫，因而收复常德，收复澧州，进攻岳州，贼军势力大受挫折。武昌长期被贼军占据，也得以一举攻下。此后大冶、兴国、蕲州、黄州、广济、黄梅，转战千里，所向无敌，长江的险要几乎全部恢复为我所有。贼军所保有的，只有九江这一孤注罢了。胜负无常，变故生于不测，水师攻破九江，贼军船只下到湖口，以阻挡江西内湖中被贼军俘虏的战船，使之不能出长江。湖口的贼军关卡被攻破，小船驶入彭蠡湖，将贼军的船只全部烧毁。我军在江西的大船，反而两次被贼军火烧。由蕲州、黄州向南的陆师，也在浔城停滞，与贼军相持不下。杨制军不趁我军攻克武汉，力图善后以预防不测，不自量力，请求承担攻剿北路的任务，导致贼军再次袭击广济，攻陷黄梅，武昌、汉阳又被贼军沦陷，东南大局于是发生巨变。

现在官兵所能努力维持的，只有浔江这一险要罢了。九江虽然被贼军占据，围攻的陆师，贼军不敢与其交锋。湖口虽然被贼军防守，驻扎在南康的水师，贼军屡次被其击败。浔城靠近金陵，又能牵制武昌，所以贼军深以为忧，必定要争夺它。进犯弋阳，骚扰广信，并且想从信水进入彭蠡湖，从而抄袭我军的右侧。占据义宁，防守梅岭，并且想从修水进入彭蠡湖，从而抄袭我军的左侧。幸好依靠麾下指示方略，泽南因此得以在其中获得胜利。江西东西两路都得以安定，九江的门户更加巩固，贼军不能在武昌肆意妄为，加上湖南的水师在金口堵截，官制军的陆师已经到达德安。武昌虽然被贼军占据，应当不难扑灭。只是湖北的崇阳、兴国、通城、通山的盗贼，像毛虫吃草一样，没有满足的时候。崇阳、通城的贼军不铲除，江西的义宁、武宁，湖南的平江、临湘、巴陵，终究没有安枕之日。所以想要制住九江的命脉，没有不从武汉向下的；解除武昌的围困，没有不从崇阳、通城进入的。现在的计策，只有率领南康的水师，与围攻浔城的陆师合力进攻湖口，横踞长江，以截断战船的上下通行。再挑选精锐部队，扫荡通城、通山、崇阳、兴国的贼军，将其种类全部歼灭，那么江西、湖南两省的边患就可以逐渐缓解。

译随后乘胜攻下咸宁，出兵江夏，与驻扎在湖南金口的水师相互联络，共同攻打鄂渚，收复汉口。这样不仅荆、岳两地可以稳固，就连九江的残敌也会不攻自破。贼寇若想保全金陵，必定要先夺取鄂、浔两地，才能没有西顾之忧。我军若想收复金陵，也必须先拿下鄂、浔两地，才能形成高屋建瓴的态势。南边防线既已肃清，北边防线自然稳固。国手对弈，必定要抢占先机，局势所在，本来就不需要占卜来决断。泽南受命从军，力量微薄而责任重大，日夜恭敬谨慎，常担心有所失误。然而如果有可以尽力之处，即使极其艰险也不推辞。如果朝廷不嫌弃我菲薄，愿意将剿灭崇阳、通城，救援武汉的重任交给我，那么希望增加一千人来壮大声势，给予三个月的军饷来储备物资。虽然自知才能不足，但也愿意枕戈待旦，投身其中，以歼灭这一隅的贼寇。成败利钝，古人也难以预知。泽南只愿尽到应当做的事和力所能及的事，以不负委任的深厚心意罢了。

译长江津要十三则 长江图说

马征麟

兵家重视地利，占据险要关塞，则门户坚固，腹地自然安宁。江防的门户，旧称廖角嘴、廖荆川、宛溪，《蓼利病书》中称为料海门厅境营前沙，属于崇明界，南北相对，为第一重防线。狼山与福山相对，为第二重防线。然而江面辽阔，设防困难，如今已另设内洋五营来主持防务。长江的汛防，起自江阴的虾蟆山，直至鹅鼻嘴一带，在通盘局势中属于内户，而在长江营制中实为第一关键。南岸的大小石湾与北岸的刘间沙相距不过三里左右，堤坝与炮台连绵如堤，每段堤坝可部署数十门大炮，两两相连。这就是《易》中所说的地险，大地赋予我守御的优势。

逆流而上，圌山作为镇江的门户，屹立在南岸。江中的顺江洲绵延数十百里，与北岸的三江营互相犄角。船只行驶其间，向东折向南去，层叠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重重险隘，这就是所谓的表里山河。京口、邗沟互通南北，是东南漕运必经之地，也是盐税出产之所，这咫尺之地，乃是半壁江山的咽喉，难道不重要吗？

再往上则是划子口，其南岸对应的是石埠桥，前扼长江，后控滁口。乌龙山与沙洲圩堤相对，作为金陵的门户。古称宣化镇，在六合县南，南岸对应建康的靖安镇，最为冲要，应当就是这里了。

堤坝的设置，依托陆地以控制江面，与水师有唇齿相依的关系，胜过濡须口夹水置坞的做法。但终究不是陆地不守，且无法专门责成水师。水兵以船为家，新章程规定水兵上岸，屡有严厉禁令，势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就会像肝楚越那样疏远。门窗的修缮，应当趁未下雨时进行。

再往上则是牛渚，采石是中权之地的津要。东西梁山，是安徽的屏障。小孤山、澎浪湖口，是九江、豫章的咽喉。田家镇、西塞山一带，是全楚的锁钥。阳逻堡、沙武口，是荆、扬、豫三州的关塞。岳州是楚南的门户，也是全楚的腰膂。螺山、鸭阑、杨林、临湘、白�、道人诸矶，两两相对，又是荆州、岳州的门锁。

再往上则是筲箕洼，为沮漳二水的出口，春秋时与江汉二水同为楚国的望地。虎渡河分流为沱，应当在周秦以后。追溯大禹的足迹，实为长江的干流。荆河、虎渡二江双流，互为干支。占据鄢郢的胜势，掌握全楚的枢纽。上游若有变故，则掌握要害就在此了。

岳州一镇，势如高屋建瓴。瓜洲一镇，形若丸泥封函谷关。湖、汉各营，络绎不绝，呼吸相通。芜湖山川险阻，扼守江津要道，居中驾驭，势如率然之蛇，触处为首尾。因此无事时分散于五标而不见其多，有事时聚集于一隅而不见其少。

瓜洲坚固，裕溪口守则，淮南有遮蔽。九江坚固，则利益遍及南海。汉阳坚固，则郧阳、襄阳高枕无忧。岳州坚固，则云南、四川安居。长江天堑，限制南北而扼守东西。长江的防务，仅仅是防守长江吗？

章氏《山堂考索》说：“长江出自岷山，经过夔峡到达荆楚，则江陵为一都会；沅水、湘水众水合于洞庭湖而注入长江，则武昌为一都会；豫章江与鄱湖之水汇于湓口，则九江为一都会。如今考察皖南、皖北众水合于牛渚，則芜湖为一都会；南连吴越，北接淮扬، 则镇江为一都会。疆域虽然遥远，但险要必争之地不过几处，如同人八尺之躯，筋脉汇聚之处也不过几处。宋吴表臣说：‘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州、润州，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要的有三处：荆南的公安、石首、岳州的北津，即今荆河口，一曰三江口；中流最紧要的有两处：鄂州的武昌、太平府的采石；下流最紧要的有两处：建康的宣化、镇江的瓜洲。’兵家因敌制变，如同水因地制形，不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录此以当举烛。”

自古江流壮阔，处处依此为险，近代逐渐淤积填平，一叶扁舟可渡，飞越长江已非昔日天险。然而分隔南北利于宽阔，扼守东西利于狭窄，那么今日之用长江与昔日之用长江，已如移宫换羽般不同了。

地势扼守东西，忽然则皆断绝；风利不泊，天限南北，忽然则浮桥不差。甚至捣虚飞渡，此亦一长江，彼亦一江。难道只是地利，还是人谋？因此得其道，则洪流可阻于一苇；失其道，则江河溃于蚁穴

有人说长江的水师并不少了，将用来抵御大寇，在于示形便以掌握其枢纽。至于江湖数千里，分地设守，分散则若无其事，会哨巡防，只抵御小偷。不知道会哨捕偷，是用来练习勤劳，便利舟楫，扰乱风波的。调防以抵御，会操以聚集，所以能操纵自如。木石之转，羊之驱，风帆之便利，不像陆营那样居重镇，扼守都会，寓合于分，不也可以吗？又楚有七泽，吴浸五湖，低洼空旷，号称萑苻之地，萌芽不去，滋蔓难图。止息小

译偷安，又能用来消除内部的祸患，又怎能忽视呢？

译绘制地图的议

冯桂芬

《周礼》中大司徒掌管建立国家的土地地图，详细知晓九州地域的广狭长短。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这本来是王政的首要事务。《史记·萧何传》记载：“汉王之所以能够详尽知晓天下的险要关塞、人口多少、强弱分布、百姓疾苦，是因为萧何完整地获得了秦朝的图书档案。”《宋史·袁燮传》记载：“袁燮担任江阴尉时，常平使者命令，每个保绘制一幅地图，田地、山水、道路全都记载在上面。合并保为都，合并都为乡，合并乡为县，征发徭役、争讼诉讼、追捕逃犯，展开地图就可以立刻决断。”这是说都图制度的开始。《嘉定县志》记载：“图就是里，因为每册户籍档案的开头都列有一幅地图，所以名叫图。”都应当有地图，已经很久了。如今江南的州县有鱼鳞册，仍然沿袭这种制度。只是明朝以前绘制地图，不知道计里开方的方法，地图与实际地形不能紧密吻合，没有什么大用处。大概如果不审察偏东偏西的经度、北极高低纬度，就不能绘制千里万里的大地图；如果不审察罗盘三百六十度的方位以及弓步丈尺，就不能绘制百里十里的小地图。而绘制小地图比绘制大地图更难，因为没有明显的天文度数可以依据，全在于辨别方正位置，测量丈尺，如果有差错，更不能相互吻合。阳湖人李兆洛制定了十八枚定向尺，绘图颇为准确，但还是嫌它笨重。现在制定一种简易的方法，如下，请下发给各直省州县按照此法绘制。任意选取本州县衙门的一个城门旁立一根石柱作为主柱，这就是计算起始的根基。依照这个建立子午卯酉纵横方向，以一里三百六十三步为度，各自立一根柱子。让四根柱子之内为一幅图，容纳田地五百四十亩。各图中乾坤艮巽四个角落都有一根柱子，而以艮角的柱子作为本柱，用千字文作为编号，刻在上面。柱子直径一尺，高一丈，埋入地下和露出地面各占一半，露出的部分尺寸有标记，如果正好遇到山水市舍就省略，或者向西或向南退后若干步补立。绘制地图则使用大约二尺见方的纸，十步为一格，纵横各三十六格，那么一里内的田间小路和房屋细节都可以完全具备。这样大地的广袤就显现出来了。再用水平仪测量高低，就以主柱旁边的城门石槛作为地平起算的根基，用来测量各图石柱从而得到各图立柱相对于城槛的高低数值。又测量本柱前后左右四里的高下，从而得到四里内相对于本图的高低数值。又偏测东西南北毗连州县的城槛高低，从而得到各城槛相对于本城槛的高低数值，将这些数据录入地图中，就用着色作为标记区别，凡是高低在城槛一尺以内的不着色，其余按分数着色，以一尺为一色，直到若干尺以上则统一为一色，高山土丘又另为一色，仍然在上面记录若干尺数，这样大地的高低也就明白了。这幅地图既成，用途非常大：一是用来均平赋税，二是用来稽查旱涝，三是用来兴修水利，四是用来改道河道（详见后议）。

附绘制地图法

法造反罗经如下式，分二十四山，七十二向，两个空隙，也可以作一看。这七十二向实际上得到了一百四十四向的效用，不必再分三百六十度，以免转换时错乱混淆。○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偏癸少，一子偏癸太，一子癸，一癸偏子太，一癸偏子少，其余仿照此例。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中包含二度。午又造定向尺，像界尺的样式，首端用圆盘，即正罗经边分若干，与反相罗经相准，中间作十字，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钉子固定在尺上，仍让它活动可以旋转。尺上作中加甲乙尺，边缘任意刻细分，如丙丁。又造图纸，用红丝线作正方形格子，格子的大小准定向尺细分，任意以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测量土地的方法，用反罗经居于子向午，对着想要测量的土地，看针头所指，就知道是什么方向，这是用反罗经的巧妙之处。用软步弓量定若干尺，到转弯处停止，就记录某向共若干步，这是一节。随后转向其他方向，都照此办理。凡是一转为一节，清丈田亩，逐北四面都用此法驾驭。其简便方法又有三种：一是人行计步，先校准本人行走若干步相当于弓步丈尺若干，就以计行步的数目为准；二是行车计轮，先量准轮周若干尺，任意在轮的一幅上作标记，只以轮行若干周计算；三法中此为最准。的一是舟行计橹，先校准行若干橹相当于若干步，只是风水顺逆所差甚多，应当随时斟酌调整。此法只能驾驭直线，不能驾驭弧线，遇到弧线行走的地方，适宜在弧旁标记作直线，纵横成勾股形代入计算，不详细记载。已足以清丈田亩，则必须用弓步实际测量得到数据才开始严密。至于画图的方法，先在图纸上占位作一定点作为起手之地，复于定向大扺只绘地图。三法尺首盘圆上取所记录的某向移指中甲乙，并将尺边丙位对准定点上，仍审上层十字上子下午。地图本来南上北下与纸格勿稍偏斜，于是沿着尺边在定点上丙位起，按分绘画甲乙为方向，丙丁既与甲乙平行，也就是方向了，这是一

译节。接着绘制下一节，就从前一节的末端连接起来，后面的都照此办理，图就画成了。

译关于贵州境内插花地情形的启奏

胡林翼

我私下认为，贵州境内土地交错混杂的情况很多，安顺地区尤其严重。我胡林翼不自量力，想要逐一查清，妥善拟定章程，互相交换调整，使之归于最恰当的状态。现先陈述我浅陋的意见，恳请训示。如果蒙恩批准，再详细分析并绘制地图，陈述理由呈请，咨报兵部改拨，以厘清行政边界，方便官员和百姓查考。

贵州所说的插花地，其情形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府、州、厅、县的治所在此，但所辖土地却隔着其他辖区，有的相距百里，有的在数百里之外，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华离”之地。另一种是两地本属同一个县，中间被其他辖区穿插阻隔，仅有一处相连，这就是古代所说的“犬牙”之地。还有一种是一地的土地插入他境，断断续续，绵延至百十里之遥，这就是古代所说的“瓯脱”之地。

而贵州之所以多插花地，原因又有三点：贵州的郡县设置，一是沿袭明朝的卫所，二是沿袭元明时期的土司，三是沿袭平定蛮苗所得的田土。明朝的卫所本以屯田为实质，疆域相连，但屯田也有星散四出的土地。清初各位公卿只取城池治所相近的，就合并为一个县，来不及一一清理，所以州县土地多插花，这是弊端之一。土司的土地有的承袭自唐宋，有的开创于元明，历代以来彼此侵夺，本就不是统一的规制。等到他们献出土地时，就把所有土地都归并到州县，来不及一一分析划分，所以州县又多插花，这是弊端之二。征讨的方法有时是用武力剿灭，平定一姓的同时也平定了数姓的人；招降的好处必须联合族类，降服一寨的同时也降服了数寨的人。当时创设州县，把一时所获得的田土归并到一个县，所以插花地越来越多，这是弊端之三。

这三种弊端，都是因为平定战乱时来不及深入考察，而其流弊却层出不穷。暂且就切近的弊端来说：插花地有的距离本治所二三百里，而距离其他治所不到百里或几十里，百姓运送赋税不就近而往远处，期限往往不能按时，路费容易耗尽，远道背负米粮，劳苦耗费令人怜悯。士人应试，弊端也是如此。命案借远地而拖延，盗案因交界而推诿，暂且不论。即使是寻常诉讼牵连到其他属地的，十之四五，辗转移交，百无一应。官员认为的小事，就是百姓认为的大事，羁押等候日久，既不能体恤其财产损失，证人佐证不齐，又无法剖断是非曲直。历经数年不见一位官员，历经数位官员不得一次审理，往往酿成大案，这是不利于百姓的。

肘腋之下都是其他辖区的百姓，卧榻之下全是别人的土地，那些应当教诲、应当整饬、应当修明、应当追捕的，都远在数百里之外。府、厅、州、县，号称亲民之官，想要他们出入可见、咨询容易，现在亲近的在远处，而不亲近的在近处。即使有留心民间疾苦的良吏，也受限于见闻而无可奈何。追呼不便，公事掣肘，这是不利于官员的。

然而也有非常便利的，那就是刁劣的生员监生和扰害百姓的棍徒，而盗贼最为严重。盗贼结成党羽，必定在插花地，纠察所不及，查发困难。吏胥以别境为搪塞的借口，州县以关移为拖延的计策。即使有任事的人员，遵奉道光二十一年申明的圣训，不分畛域，但平日耳目不熟，即使临时呼应也不灵。户口闭塞，不是他所知道的；乡约寨头，不是他所管辖的，那么越境捕盗就难了。那些狡黠的大盗，甚至结交各属吏役，在这个县被捕就逃往那个县，捏造情况希望脱罪，贿赂舞弊多方，漠不关心的人既涉及因循，因以为利的人更担心袒护纵容。这又是公文移关没有益处。

所有这些弊端，相沿已久，而不敢轻易谈论更张的，是怕胥吏借机作奸，更怕州县的肥瘠不定，自然使官员不扰民，自行管理，就疆域的形势便利而截长补短，即钱粮的会计而益寡裒多，不更改州县的名字，不增减赋税的数量，那么民情应当必然帖然，而吏治确实大为便利。暂且以安顺为例，安顺领二州三县，而知府及同知通判都有分地，名义上是五属，实际上是八属。八属之中，插花地无虑数十处，其中最多的又莫过于安平、镇宁。安平位于府城之东稍北，镇宁位于府城之西，中间隔着府属及普定，形势本不相连，而这二州县之地割裂交错，几乎无整略而言之。二邑各离而为三，其与安平城治相近的，则为五所及柔东三排。五所，是明代平坝卫的故地。柔东三排，是明代柔远所东偏的故地。五所、三排联聚一处，东西相距九十

译这是偏远的故地。该地东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相距三十里，东、南、西三面大多被镇宁州的插花地所环绕，北面又有贵筑、羊鹊塘、茅草寨以及大河十三寨环绕，从柔西到安平，必须经过镇宁插花地的境域，与安平隔着西北方的土地，这是第二点。又有西堡十二枝，本是西堡土司的故地，原属普定，康熙五十五年才开始改属安平。该地在安平西北二百里处，东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六十里，横跨沙家大河的南北两岸，两枝在河北，十枝在河南。沙家大河，就是思腊河的上游。这条河从郎岱的黄沙渡流入西堡的六骂枝，称为阴隙渡，贯穿十二枝的北境，行进三十里到达乐东渡，离开西堡境域，又隔着二百里到达邱哨渡，才进入柔西的境域，再次成为安平地，其间被郎岱、普定、镇宁、平远的土地所阻隔。如果从西堡进入安平，必须借道普定的定南里以及镇宁的蒙楚等枝，这是安平西北极远且被阻隔的插花地，这是第三点。至于镇宁州的三块疆域，一是依附州城的各枝，二是安平以北的各枝，三是安平以南的各枝。镇宁依附州城的土地有东屯枝、西屯枝、郎洞枝，东西相距大约五六十里，南北也是如此，这是镇宁的正统疆域。又有木冈、浆水、阿破三枝位于其北，东接普定的定南里，西接郎岱的罗别汛，虽然被普定的腰铺、水母塘所阻隔，但阿破枝北部的古寨位于沙家大河以北，毗连平远，因为其大体尚与镇宁的治所相连接，就可以称为镇宁的正统疆域，这是第一点。齐伯房枝位于安平柔西的东面，而公具、蒙楚两枝又位于其西面，其南面的三枝大势环相连接，然而在普定定南里的东面，不与州北的三枝相连，又横亘在安平柔西的中间，成为镇宁被阻隔在东面的土地，这是第二点。上九枝、中九枝、下九枝位于广顺州的东面、安平的南面，向南连接归化厅，向西是本州的陇革枝，向东是本州的华楚枝，各枝大势相连团聚在一处，成为镇宁被阻隔在东南极远之地的疆域，这是第三点。

译大抵这两个县的大片土地，有的几个寨子旁出，有的半支隔绝，不亲自踏勘、详细询问，是无法一一梳理清楚的。其他如府属与普定，则府属的五起十三枝与普定的五里五枝，往往交错。大致县境位于北及西南，而府境在东及南。县境从县城向北直接属于三盆河，那是明代定南里的故地；又从县城向西南直接连到归化，那五枝之地本是宁谷司改设的。那四个里位于驿道旁边的，则是普定卫的故地。大势尚且相互连接，然而又有向东延伸二百多里，远在镇宁、华楚枝旁边，而夹在贵筑、广顺之间的，那是坐场。府属的五起本是安顺旧州的地，其余十三枝则是安顺旧军民府的地。十三枝参差错落均匀分布，从东到南再到西，逼近县属的宁谷五枝而止。然而又有水西庄在镇宁西南三十里，蜡蓬寨交错出现在安平堡、唐基堡东面，钱唐堡交错出现在安查、猪槽堡东面，也是府属的插花地。郎岱、归化两个厅的地颇相连接，划定疆界在雍正年间，当时主管事务的人留心疆域，所以没有遗留的争议。清镇虽然聚集在东北一隅，但贵筑的谷上、谷下两个里，长六七里，宽且百余里，又有羊鹊塘、旧人寨、茅寨，似断似续，横亘其中。位于两谷北面的为镇瑞、安里，是明代镇西卫的故地；位于两谷南面的为定里、清里，是明代威清卫的故地。永宁虽然处于西南一隅，但其地本偏远，州城及打罕、一马、打罕、沙营、顶营、募役三司、六堡、阿果二枝，都位于北盘江以东；乐运、乐坝、乐举、八大朵、方播、西邕、便邕、田八石、石石湾、寨下、募役、马寨，又在白水河以东。只有江外的金井之地，位于北盘江以西；外境的贞丰地又荒凉广阔，是盗贼聚集的地方。凡此都是各属插花地的情况。又考查西堡距离安平远，而距离镇宁近；齐伯房公具蒙楚、上、中、下九、陇革、华楚八枝距离安平近，而距离镇宁远。如果拿它们互相交换，实在对双方都方便。其他如谷上、谷下应当归属清镇，江外应当并入贞丰，则又事关外郡，不敢轻易议论。又查齐伯房应纳的正银共九十二两八钱七分七厘，原米八十石七斗四升八合三勺。公具备枝的正银二百四十八两一钱一分三厘，原米一百九十二石零九升。蒙楚正银二十一两三钱九分二厘，原米一百六十三石六斗五升二勺。上正银二十五两九钱八分五厘，原米四百九十一石一斗。中正银二十九两四钱五分八厘，原米五百七十石二斗九升六合。下正银二十两九钱三分，原米四百零二石一斗七升。陇革正一百七十三两五钱四分三厘，原米一百四十三石三斗四升三合。华枝正银三百八十二两一钱五分九厘原米三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五合。总计八枝共银一千一百八十四两四钱九厘，米二千三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四合三。又查西堡秋米共四百十二石七斗一升七合三。又各色银共七十两六钱二分九厘。七枝的米多西堡，且六倍银多西十五倍，这是不相等的数目。而实际上西堡肥沃而七枝贫瘠，两县恐怕不能听从。仍宜考察核实地界，斟酌其相宜，一一比较，方才恰当。这是林翼想要逐一查清妥议章程的原因。

奉省边务，南北路均应添设地方官员，以资治理。疏，光绪三年

盛京将军崇厚

我查奉省东边外，南北延绵千余里，东西相距也有数百里到几十里不等。上年凤凰边门外东沟一带丈量清楚地亩之后，随即由前任署理将军尚书崇实奏明设立安东一县，委派官员试办，迄今一年之久，地方公事渐渐经办有条理，民心尚为顺服。上年经征钱粮都已全部完纳。其安东以北以及云阳、厂旺、清三边门外，以及凤凰城沿边以及通沟各处地亩，继续由总办边务候补道陈本植、知恒泰、提督左宝贵督饬各官员分路设局逐一清查。现据旗民各户到局投报的，大约可增至七十余万亩。加上安东县上年升科五十三万余亩，以及前数年已报升科的五十余亩，总计熟地不下一百七十余万亩。此外还有未经清丈的地很多。所有安东一县元年已收押荒的，二年起征钱粮。那前此已经升科的地，则照章纳粮，势难再办押。此次续行丈出的地，则先收押荒，再行起征。以每亩征银三分计算，以一分津贴各州县办公，统等一律丈完升科之后，每年约可征收银三万数千余两。此外苇塘

译数量不多，山货、杂货、石斗租以及烧锅等各项税收刚刚试行办理，也难以估算出确切的数额。至于木税这一项，元年因为东沟的贼匪刚刚被平定，多年堆积的木材都运往下游，商贾云集，征收较为旺盛，共征收东银九十余万吊。二年则木材下运逐渐减少，商贩也稀少，仅征收东钱五十万吊有余。查探这项木材的来源，现在距离水路较远，下运逐渐困难，税收自然逐渐减少，每年的收入确数难以预先确定。奴才崇厚、奴才恩福到任之后，就根据陈本植等人的禀报得知上述情况，正在核查办理之中。奴才崇厚承准军机大臣传谕奉上谕：“恩合奏报东边新垦地亩，请求添设旗署、招募佃户旗丁，无需添练勇营等各折片，着崇厚体察情形妥善商议后具奏等因钦此。”奴才等共同商议，该副都统的原奏并非没有道理，除了他所陈述的添练勇营一条另行附片回复奏报外，查前任署理将军尚书崇寔认为边外搭建房屋耕种已经多年，不仅各处流民以此作为生计，即使各旗闲散人员，也不免凭借土地谋生，因而推广皇上的仁德，奏请办理升科纳税等事，作为将私产转化为官产的策略。而边民刚刚归顺教化，如果一定要区分旗人和民人，造成轻重不均，又恐怕不足以压服人心，所以奏请凡是认领土地开垦的人，一律编入户口册籍，以显示旗民一视同仁的意思。仰承圣明洞察，恩准在案。而所编制的册籍，又经前任署理将军尚书崇寔命令各委员，在本户名下分别注明旗民字样，以杜绝旗人改为民人的弊端。是该副都统所担忧的旗人隐名于民圈报土地的情况，前任署理将军尚书崇寔早已考虑到这一点。至于此次投报升科安户，有的几十亩，有的几百亩不等，且都是各自管理各自的产业，尚无套报之事。该副都统所称“一人任意指报极多，可以分出兑招佃户旗人”，此事或许是指从前而言，与现在的情形又不相同。他所称边外添设旗署一节，查奉天省边内此前本来就是旗人多于民人，后来旗民聚居，所以各城设立城守尉协佐等官员，又设立州县官员，以便旗民分治。边外民人多于旗人，且旗人不过占民人的十分之一二，奏请裁省州县各官业经奏准，不论满汉一概请补，均加理事同知通判衔。现在设立州县照旧加衔请补即可，由旗民兼理。奴才等察看边防事务最紧要的是，上年试设的安东县，仅管辖南部一角之地，北部一带幅员辽阔，现在经过清查地亩，已有定数，如果不立即添设州县委员试办，散漫而无纲纪，不足以维系人心。已经札调陈本植来省，当面共同办理东边防务，仍兼充练军翼长。至于边关道南北分巡，如果没有亲兵，不足以防备缓急，拟将前设大孤山步队以及边外新添的各兵，设立道标马兵二百名，步队五百人，作为两营，以便该道亲自统领。所有该副都统节制的士兵，也准许该道派遣调遣，这样文武同心协力，才足以安抚地方。除了绘制边外地图贴说咨呈军机处备查之外，其余未尽事宜，奴才等应当随时体察情形，悉心筹划妥善商议具奏，请旨遵行。

译昌图厅拟请升格为府治，并增设厅、县、教佐等官员的奏疏。光绪三年，崇厚上奏。

我私下查考，奉天省北边外的昌图厅，所辖区域方圆一千六百七十里，蒙古人与汉民杂居，盗贼出没无常。厅属朝阳坡地方曾经聚集匪徒，抗拒官府、逃避抓捕，同治四年经钦派原任大学士文祥和带兵痛加剿灭，才逐渐恢复安宁。该厅原本属于蒙古地界，后来流民日益增多，耕地几乎遍布，因械斗、人命、盗窃引发的案件层出不穷。只因为同知独自承担事务，仅分设经历、照磨各一名协助治理，地广事繁，真有鞭长莫及之势。曾经前任署理将军尚书崇寔统筹奉天省全局，认为该厅急需增设官员、增加兵力以资治理，而厅属土地租税向来由蒙古人自行管理，无法筹措经费，于是请求试办河税、斗租作为经费，奏明在案。随后崇寔派遣委员前往，会同该厅同知赵受璧妥善制定章程试行办理，当地商民认为这是为了增设官员、增加兵力之用，也非常乐意遵从。计算自上年六月以来，河税一项因河水干涸，船只难以通行，未曾开办。所有斗租试办半年，已经收到一万七百三十余两，扣除委员盘费，尚存九千九百六十余两就现在试办的情况看，每年可以收银二万一千余两，虽然不能作为固定定额，但用来增设官员、增加兵力尚且足够支用。目前地方局势十分紧要，所有应当新设、添设的各官员，自应及时议定，请旨遵行。

查前任署理将军尚书崇寔原奏，拟将昌图厅升格为知府，再于梨树城增设通判一名，八家镇增设知县一名，并在厅属西南康家屯地方增设知州一名，分设佐杂各官协助治理等因。现在奴才等察看情形，康家屯一地离昌图较近，似乎不必增设知州。拟请将该厅升格为府治，仿照热河承德府的成例，仍然管理地方诉讼等事务，即康家屯地方也可由其自行处理。将八家镇的经历移设到康家屯分防，再将梨树城的照磨移设到八面城驻扎，均照旧例加六品衔，分别负责缉捕土匪以及勘验人命、盗窃各案。凡有地方诉讼、户婚、田土等细微案件，就近允许其审理，徒刑以上案件送由该府讯办，并将该厅的巡检一名升为府司狱，训导一名升为府教授，既足以重视地方，也符合体制，这是奴才等现在拟议升设昌图府的情形。

八家镇、梨树城两处，原本设有经历、照磨各一名分防协助治理。这两处都是扼守要冲的地区，政务本来繁重，治理不易。该经历等人职小权轻，难以整顿。现在拟将梨树城改为厅治，增设通判一名，名为奉化厅，另增设巡检一名，管理监狱。八家镇改为县治，增设知县一名，名为怀德县，另增设典史一名，管理监狱，并均增设训导各一名，以兴办学校。该厅县应照章加理事同知衔，以便兼理蒙汉事务。所有昌图府自行审理的徒刑以上人命、盗窃各案，应详报驿巡道审转，以示慎重。至于奉化厅、怀德县自行审理的徒刑以上人命、盗窃各案，则应详报昌图府审转，经详报府尹核办。这是奴才等现在拟议厅、县、教佐各官员的情形。

像这样星罗棋布，既有提纲挈领的人作为表率，又划分界限分疆而治，各自专负其责。只要地方谨慎选拔合适的人选，不难从容整顿。只是该处地广民顽，盗风未息，东北直接与吉林接壤，边防尤其难以松懈。现在二盟及吉林各客队驻扎在那里，马队多达四五百名，兵力尚显单薄。边外情形本与内地不同，如果不多设捕盗弁兵，不仅缉捕难以得力，而且也不足以镇压地方。现在拟在该府厅县另增设捕盗营马兵二百名，交由昌图府分拨调遣，以专负其责。所需饷银照章发给，即由此项斗租支销，用该处的收入供给该处的需要，既免去另出饷项，又可以安抚百姓，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至于学校之事，关乎风化。现在升设府学教授，并在奉化厅、怀德县增设训导各一名。如果不增加学额，无法敦促激励人才，自应酌情议增，以广教化，使地方有所观感，或许潜移默化，民风逐渐归于敦厚朴实，以符合朝廷绥靖边陲的至意。其修建衙署、监狱等费用，即在上年秋冬所收两季斗租项下动用，如有不足，仍在本年所收斗租中开支，廉俸、工食、捕盗兵饑、马干等余存项下次序兴办。以上拟请升设、添设的各员，如果蒙恩允准，相应请旨饬令兵部颁发印信关防，以昭示信守。奴才等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所有清界定缺分以及一切廉俸役食，还有文武学额、弁兵饷干等应当议详的各事宜，缮写清单并绘制拟升昌图府改设厅县全图及贴说，恭敬呈上御览。恳请天恩饬令下部臣核议施行，实在对地方大有裨益。其未尽事宜，容奴才再行筹议，随时

译上奏禀报。

译综论各省形势

京师是古代幽州、蓟州之地，京畿辅佐地区包括八个府，左边环绕着沧海，右边拥抱着太行山，北面以居庸关为枕，南面以黄河、济水为襟，这被称为天府之国，与关中地区不相上下，汴洛、江东地区都比不上。古代从黄帝定都涿鹿开始，后来辽、金、元、明都在今天的顺天府建都，本朝沿袭这一传统，确实占据了形势上的优势。江南是古代扬州之地，管辖十四个府，江宁是吴、晋、梁、宋、齐、陈六个朝代以及南唐的旧都，明太祖也在此开创基业，以长江作为南北的分界线，古今都倚仗它是天然险阻，地域横跨中原，与数个省份相连，十四个府中以淮安控制扼守天下南北的交通要冲，尤其是一座重镇，而江苏、松江、常州的财赋，确实承担了天下的一半。山东是古代青州之地，管辖六个府，对外连接江淮，对内包含辽海，西面面对中原，而水路陆路的交通要道都汇聚于德州，所以西部边境是运输物资的通衢大道，其中的临清确实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曲阜是神农氏、少昊氏的都城，所以说山西是古代冀州之地，管辖四个府，平阳就是尧、舜、禹的旧都，那里地势险固，士兵勇猛强悍，古人说“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是有原因的。陕西是古代雍州之地，管辖八个府，山河四面设防，是神圣深邃的地区，地形险要冠绝天下，周、秦、汉、西魏、后周隋、唐都在这里建都，古人称它为天府之国。河南是古代豫州之地，管辖八个府，河南府就是成周的旧都，东汉、晋、后魏、隋沿袭在此建都，偃师就是亳，帝喾、商汤、盘庚都在这里建都，开封就是汴梁，梁、唐、晋、汉、周五代以及宋朝都在这里建都，自古以来谈论地形险要的人，把它排在关中和陕西之后。浙江是古代扬州之地，管辖十一个府，也是财赋富庶的地区。省地是南宋的旧都，全省地势连绵起伏，西面属于大海，东面盘踞，对于议论守防的人来说，尤其以海防为急。江西是古代扬州之地，管辖十三个府，处于吴、越、楚、闽和两广的交界处，四方都把它视为安危轻重的关键。湖广是古代荆州之地，管辖十五个府，长江从中贯穿，五溪在外环绕，以此雄视各州，势力并不弱小。四川是古代梁州之地，管辖九个州，剑门关合拢了云栈的坚固，瞿塘峡扼住了巴峡的水流，山水相互约束，自成藩篱，自从蜀汉在成都建都以来，往往被英雄割据，中原的军队不容易向西进军，是因为那里物产丰富且险要完备。福建是古代闽越之地，管辖九个府，大海环抱东南，山岭阻隔西北，封地虽然狭小，但扼守险要有余，我朝开拓疆土一直到达台湾，那就与往昔不同了。广东是古代百粤之地，管辖十五个府，在五岭之外，号称乐土，处于东西两广的交通要道，重镇确实是重要区域。广西是古代百粤之地，管辖十二个府，东面控制海岭，右面扼守蛮荒之地，百姓混杂有瑶民，土地连接交趾，作为门户保障，确实不可忽视。云南是古代梁州边疆之外的地区，管辖十三个府，重山激流，曲折的地势号称富饶而险要最为突出。贵州是古代西南夷罗施鬼国之地，管辖十个府，山林陡峭深邃，土地没有货物，贵阳省会就与苗族瑶族近在咫尺，最号称荒凉简陋，君王设置险阻，应当急切讲求。总而言之，天下大势，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京师如同头颈，蓟门、辽阳、上谷、云州朔州如同肩背，河渠如同咽喉，伊水洛水、湘江汉水、江淮之间如同腹心，齐鲁、秦晋如同左右手，闽蜀如同腋下，交广、滇蜀如同双脚。肩背希望它厚实，咽喉希望它通畅，腹心希望它充实，左右手腋下希望它强壮，双脚没有歪斜曲折相互承接，而奉头颈听命于心，从而营卫之气灌注其中，然后地形险要充实通畅，而外来的邪气不能侵扰。治理天下的人，何不依据这地形险要，来安抚这无边无际的土地呢？

论长江下游形势

长江从西陵一直到江都，五千七百多里，船只往来，水陆两利，确实是东南的扼要之地。它在江汉交汇以上部分，暂且不详细论述，请说说它的下游：从九江府彭泽县对岸的江北岸是宿松县及望江县，又向东北到安庆府城西南，直到池州府城西北，经过安庆桐城县境，南边池州铜陵县城北，进入庐州府无为州及太平府昌县界。从这里更加曲折向东北是和州，是芜湖，天门，采石，又向东北经过江宁府六合，江浦，直到扬州府仪征县瓜洲镇，又向东到常州府江阴县，再向东是苏州府常熟县福山，对岸经过泰兴，如皋，历经通州之狼山到海门，而流入大海。这是长江水道的大致情况。过去曹丕看到江流汹涌，认为这是天然限制南北，陈孔范也说：“长江是天堑，敌人怎么能飞渡。”这些全都是过去的话，不能用来类推今天。所谓扼守长江的城池，不过十个郡，十个郡的要害，不可有七个渡口：比如荆南的公安、石首，岳州的北津，是上游的险要；鄂州的武昌，太平的采石，是中游的险要；建康的宣化，镇江的瓜洲，是下游的险要。其中形势格局限制，扼住咽喉抚摸后背，谈论兵法的人大都能说，不必多赘述。王应鳞说：“堵塞建平之口，使从三峡而来的人不能占据；武昌的要害，使从汉水而来的人不能前进；守采石的险要，使

译从合淝来的船不能渡江；防守瓜步的渡口，使从盱眙来的船不能到达。”这本来是通盘考虑全局，关于长江要害之地的言论。然而山川形势的变化，今昔不同，即便防守的方法，前后也各不相同。昔日的船只，现在已换成轮船，迅疾无比；昔日的兵器，现在增加了枪炮，轰炸无法抵御。况且江路逐年变迁，江防逐年更易，又不能一一拘泥。有人说长江隶属于江南，其形势应当先海后江，所陈述的也自有见解。不知道从江海大势来看，如果由吴淞口进入，是黄浦江作为苏州的门户，与长江无关。假设海船从外海进入长江，只要从崇明北边绕过白茅沙便可直达狼山、福山，径直前往江阴，那么只在吴淞设防的人，固然不能扼住其来路了。大抵海船由狼山、福山口进入长江，在江阴鹅鼻嘴、刘闻沙南北两岸对峙，有险要可守，是第一重门户；其次是圌山关。东生洲南北两岸江面最为狭窄，有险要可守，是第二重门户。再次是象山都天庙，南北对峙，焦山雄峙于中流，互为犄角，有险要可守，是第三重门户。江阴以下形势宽阔散漫，似乎难以控制；焦山以上虽然险隘众多，但都是长江的厅堂，金陵的门户。将敌人拒之于门外的方法，是有道理的。有人说江海相连，不经营海防就无法巩固江防的门户；而不经营江防，那么江先不安定，哪里还有海防呢？长江各省潜伏的匪患很多，倘若海疆有警，那么趁机揭竿而起的，是势所必然，不必担忧。长江自从刚直的彭公巡阅以来，凡是沿江各险要之处都设有明暗炮台，并且派有长江水师的杉板船：有的作为前队，有的作为后队，有的作为接应联络各镇，严密巡逻，使江面不至于空虚，预防土匪突然发动，这不仅为平日缉捕所必需。至于大海之中，有不是杉板船所能胜任的，似乎必须多准备轮船用来剿灭辅助，才不至于失掉战机；陆路之内，有不是水师所能兼顾的，也必须陆师作为辅助，以免败事。这两者都是近来最重要的取胜之道，万万不可不预先筹划。此外则是黄天荡近岸的石浦桥，即十步桥地方，其通江之路本名刀枪河，现在已经全部淤塞，相传是金兀术所开。当年李雨亭制军曾提议开浚，以备船舰，可避开风涛的危险，可停泊船舶作为出奇制胜之计。这固然是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固不可以固执一端而论。这是所期望于懂军事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