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　杂着部三

译卷一百七 杂着部三

人物地名互相借用，并非始于西方国家。

有位客人问我道：“奇怪啊，西方人的命名方式！从前，第谷、拉尼端能预测五星之外还有两颗大星，便用这两位学者的名字作为这两颗大星的名字。俄国臣子墨领，西班牙臣子可伦墨瓦兰，都乘坐巨舰航行海外，探得新土地，便把所获之地命名为墨领峡、可伦比亚、墨瓦蜡加尼，也就是英国的辟亚墨利加。在安主马理时期，便命名为马理兰；在若耳治时期，便命名为若耳治；在占十时期，便命名为占士。以至于彼得罗作为俄国中兴之主，俄国都城便叫彼得罗；华盛顿作为美国创业之君，美国都城便叫华盛顿。此外，岛国用禽兽草木命名的，更是难以一一列举。他们制造轮船，尤其喜欢用人名、国名、地名来命名。比如英国驻香港的铁甲船叫飞多日曼奴尔，就是意大利贤君的名字。近来前往上海的温哥华火船叫毡拿皇后，前往域多利的温哥华火船叫日本皇后。又比如英国现有的火船叫姜维之类，都是以人名为船名的。以地名为船名的尤其多，如东山、西山、海南、济南、全山（金山）、焦山、河内、北洋、长沙、海门（厦门）、甘肃、四川、湖南、湖北、通州、香港、太原（烟台）、张家口之类，说不尽。近来有人讥讽这种命名俗陋，认为不如中国的典雅；有人喜欢这种质朴，认为不像中国的浮夸。总之，外国的风俗，本来就和中原不同吧？”

我回答说：“天地开辟之初，天地人物都没有确定的名称。上至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下至山川陵谷草木虫鱼，中至父子君臣礼乐刑政，都是圣人根据心意来命名的。名称确定后，又创造文字来记录。后人于是沿袭而不改变。史书称黄帝端正百物的名称，说的就是这个吧？到了新莽时期，忽然更改万物之名，他更改汉朝官名：大司农叫羲和，后来改为纳言；大理叫作士；太常叫秩宗；鸿胪叫典乐；少府叫共工；水衡都尉叫予虞；又更改光禄勋等为六监；郡太守叫大尹；都尉叫太慰；县令长叫宰，其余百官全部更改名称，多得记不完。郡县名称也全部变更，有的一个郡甚至五次更改名称后又恢复旧名，官吏百姓无法记忆，每次下达诏书都要附上原来的名称。又更改钱币名称叫货泉，有五种材质、六个名称、二十八种品类，百姓昏乱，这种货币无法流通，于是只流通面值一的小钱和面值五十的大钱并行，百姓才开始便利安定。那么，名称越多就越混乱，越混乱就越无法记忆，借用彼名作为此名，也是便于记忆的方法。有的借此表彰其功绩，有的借此宣扬其美德，顾名思义，不更有深意蕴藏其中吗？况且用地名命名人物，用人命命名地点，以及万物互相借用名称，不只是西方国家如此。中国的例子，记载在典籍中，明显可考。尧的儿子居住在丹水，便称为丹朱；舜的儿子封于商，便称为商均。苫越在侵齐之战中获胜，用阳州命名他的儿子；叔孙在败狄之战中立功，用侨如命名他的儿子。献武从具敖二山取名，定哀从宋蒋二国取名。吴国有胥门，是用伍员的字命名的。汉朝县名有获嘉，是用吕嘉的名字命名的。《汉书·地理志》中所称的县名，还有京兆的船司空、川的周承休、九江的锺离、沛郡的高柴、营陵的淳于、益州郡的不韦、牂柯郡的夜郎、代郡的道人等名称。凡是人与地互相借用名称的，不胜枚举。其他如箕、斗、杵、臼，是器具；将、相、丞、谒，是官职；王良、传说，是人；狼、狗、鸡、鹑，是禽类；龟、蛇、鱼、虫，是动物。中国都取它们作为列星的名字。又如夕阳，指平明时分早晚；司空，指尉氏官有大小；牂柯，指莲勺器；勇土，指青衣人。中国又取它们作为郡县的名字。而且，石人尊称为翁仲，熏笼别号为庸君，竹子有夫人的称呼，椽子有佛手的称谓，钱币称为孔方兄，酒器指为鸱夷子，笔称为管城侯，纸称为楮国公，猴子称为子路，老虎称为山君，药有寄奴、管仲的名字，花有贵妃、西施的号。物名互相假借的，难道还能数得清吗？您生长在中华，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大肆谈论荒远之地，动不动就感到诧异，这就像眼睛想要穷尽千里之远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一样。”

琉球朝贡考

琉球一国，位于东瀛海中，几乎像黑子弹丸一样小。它开国之初，并没有甲子纪年可供查考。本朝定都燕京，琉球率先归附，不敢自称王，诚恳请求袭封爵位。此后恪守贡职，世代守护藩属地位，凭借朝廷的恩宠威灵，镇抚荒远边疆，国运绵长，长久作为东南的屏障。现在尚且列入贡献的行列，那么说它不是本朝属国的，是不对的。〇考查琉球的由来，其世系也多模糊不清，其间禅让与变革交替，不仅《隋书》中关于欢斯的记载渺茫无据，即使如洪武、永乐初年的封爵，也不是尚姓。现在详细审核，上自天孙，直到现在的爵位，有大概可以说明的。琉球始祖，起初有一男一女

译女子诞生于大荒之中，自行结为夫妇，名叫阿摩美久。生下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长子就是天孙氏，是开国的初始君主。次子成为诸侯的始祖，三子成为百姓的始祖。长女名叫君君，次女名叫祝祝，是国家的守护神，一位是天神，一位是海神。如今寺院中有三头六臂的女神，手持日月，名叫天满大自在天神，大概就是这个（神祇），这也真是荒诞不经到了极点。

传承了二十五代，姓氏都已无法考证。从洪荒时代的乙丑年起，到宋朝淳熙十三年丙午年，逆臣利勇用毒酒杀害了国王，于是自立为浦添按司舜天。讨伐利勇，利勇战死，各位按司拥立舜天为王，天孙氏的统治就此灭亡。舜天是日本皇后的后裔，传了三代后，将王位外禅给英祖。从英祖到西威，共传了五代，察度氏兴起，贤德向来显著，人心悦服，于是取代了该国政权。传了两代后被山南王思绍兼并，此后便世代由尚氏统治，至今未曾更替。

查考景泰元年，国王思达派遣百佳尼入朝进贡；二年派遣察祈等人入朝进贡；不久又派遣亚间美等人入朝进贡。近年来，史书连续记载，未曾与明朝断绝关系。只是查考日本史，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义久攻取琉球。此后记载琉球入朝进贡的有十次：日本宽文十一年，相当于中国康熙七年；天和二年，相当于康熙五十三年，琉球入朝进贡，铸造新银；享保三年，相当于康熙五十七年；宽延二年，相当于乾隆十四年；宽政二年，相当于乾隆五十五年；又过了八年，相当于嘉庆元年；文化三年，相当于嘉庆十一年；天保三年，相当于道光十二年；天保十三年，相当于道光二十二年。那时琉球虽然向日本进贡，但也内属我朝，其贡船的到来，使臣的抵达，本来都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像这样，日本怎么能私自将琉球据为己有呢？

该国商船遭遇风浪漂流，我朝本当加以抚恤，哪里容得下日本为此辩解？即使他们遭遇台湾野番的祸难，那些野番处于王化之外，不属于中国百姓。像英美等国的航海者，无不遭遇此类情况，没听说他们因此与我中国发生龃龉。日本无故制造嫌隙，以至于远遣使臣来相互诘难，难道是认为我中国无人吗？实在可笑。

译关于外国进献特产一事

客人说：日前有友人谈起，中法两国的交情日益深厚，法国总统恭敬地向我们大皇帝进献特产，最近从法国寄来的礼物尚未到达天津，已经发电报指示驻京钦差照会总理衙门代为上奏。月初八那天，总理衙门发电报询问王夔帅，如果礼物到达天津，就立即派遣专员送往京城呈进。王夔帅接到电报后，随即发函询问法国领事官，这批礼物何时到达天津，以便派人照料进京。这固然是中外都乐于听闻的邦交盛事。然而中国与西方各国通商五十多年，很少听说有彼此进献特产的事情。如今法国所进献的，是日益增多的新开端呢？还是有沿袭旧例的故事呢？中国既然接受了他们的厚礼，也将有所回赠吗？希望先生能告诉我。

我说：我对于中外通商的各种事务，只了解大概，未能精通熟稔。近来就此事查考《通商章程成案汇编》所载，如法国和约四十二条中的第六条，是咸丰八年五月在天津议定的法国税则及通商章程；第十条，是咸丰八年十月在上海议定的法国续增条约；第十条，是咸丰十年九月在京城议定的更定法国商船章程，是同治四年议定的；此后则是中法会订的越南新约十条，是光绪十一年四月在天津议定的。以上各条约都没有涉及进献特产的事情。如今法国总统深切感念两国邦交日益深厚，所以才有进献特产之事。这大约在西方国家是彼此馈赠的常情，而施之于中国则是以前很少听闻的。只有王方伯的《春使俄草》卷一中有言：“西方惯例凡有庆贺典礼，各国应有仪物馈赠，用以敦睦友好之意。查光绪十三年丁亥正值英国君主在位五十年举行庆典，总理衙门奏请致贺，皇帝朱批依议，并颁发国书一道，礼物若干件，计玉如意一柄，紫檀木瓶盒一套，玉山一座，官瓷罐一对，瓷果盘一个，白绣花挂屏两幅，白绣花围屏十四幅，香茶两桶。”如今这次出行也应略备微薄之物，于是代购得双龙景泰蓝极大铜盘一对，金玉镶嵌极大屏风一对，金镶白玉如意一柄，其余打算在上海各处购买等等。由此可知中国曾以礼物赠送英俄。各国想必也有赠送中国礼物的事情，或许以前没有在报章上记载罢了。又据无锡薛叔耘副宪福成，先前担任出使英法等国大臣时，曾在光绪十九年附奏驻缅英员遵照条约呈进特产一片，见于邸抄。如今他的后人录刊《海外文编》，也记载了这片奏折。这却是代替旧属中国的邦国呈进特产，并非其国君自行进献。你试着检阅一下，也足以作为此事的旁证。那片奏折大略说：查缅甸条约第一条记载，英国允诺由缅甸最大的大臣，每十年派员陈进特产等语。当英军占据缅甸之初，使臣曾纪泽屡次接到总理衙门密电，以保存君位、保存祭祀商议英国外部，英廷不允，才改为保存贡议，在订约时列入条约中。八九年来，英国驻缅大员尚无遵照条约举行的意思，印度官员的异议也由此而起。臣担心久不催问，此约竟成虚设，因此与外部再三理论，才称等到光绪二十三年遵照条约举行。后称英廷已预备，同治二十年分第一次派员前往中国，明年定可遵照条约派员。初次规模既定，则以后源源进贡，不至于误期了。看此则知，英国进献特产，是代替缅甸保存贡议，与法国如今的举动不同。法国虽然在越南之战也与中国交涉，而新约十条内没有此文，其非代替越南保存贡议可知。眼下北洋大臣既然依据总理衙门电询，则此事并非道路传闻或担心失实，又可知。只是法国领事回函，不知所言如何。这批礼物想必由法国公司船寄来，那么上海是必经之路。我与你可能也能目睹，以扩见闻吧。

关于皇帝称号

韩王称为皇帝，所谓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燕子筑巢于幕上而不知危险，身处瓮中而不知恐惧，不过是借尊号来自我娱乐罢了。譬如给马蒙上虎皮，只足以被有识之士嘲笑罢了。如今拥有国家的人，务求德行而不务求名号，难道在乎名号的尊贵与不尊贵吗？考察中国，三代以上，凡是拥有王土、治理人民、为一国之主的人，也只称为王，并没有皇帝的称号。所以谈论道的就说王道，谈论政的就说王政。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必定经过一个世代而后仁政施行。”未曾说“如果有皇帝”。孟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又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所谓的王，按训诂家的说法，是取一人以治理土地之意。虽然古代有三皇五帝的名字，但都是死后追称，并非生前自号。〇皇，是大；帝，是天帝、上帝的称呼。尊崇为三皇五帝，是说这几位君王功德之大，可以上比于天。自帝舜以后，以夏

译夏、商、周的德业虽然宏大，也仅仅称为王，未曾称为皇帝。于是后世的儒者，动不动就说帝降为王，王降为霸，以此感慨世风日下，这实在是牵强附会的言论，完全不足以作为准则。要知《诗经》读到“匪风”而哀伤没有王，读到“下泉”而哀伤没有霸，起初并没有记载哀伤没有皇帝的诗篇。所以王降为霸，还可以说得通；帝降为王，未免太没有道理了。皇帝的称呼，始于秦朝。以秦朝两代君主而言，他们的政事还不如五霸，那么要说霸降为什么呢？推究秦之所以自称为皇帝，是因为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废除封建而实行郡县，实在是开创了自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局面，于是自认为德业超越三皇，功勋超过五帝，如果不合用“皇帝”二字来晋升称号，不足以夸耀其宏大显赫。这个名称于是流传至今，成为君临天下者不愿更改的。究其国家体制的大小、国势的轻重，仍然取决于实际，而不在于名称。如果以欧洲各国而论，则皇帝的称号更未曾见到。即以英文而言，其称呼各邦君主的称号，有的叫Prince（秘因斯），有的叫King（口〇京），极其尊贵的叫Empire（恩秘拉）。常看到四书将中国的恭亲王称为Prince，恭译为华文。〇如同周朝明代的列侯之类。如果不依附他国而掌握自主权的，则称为King。即华文所谓的王。至于Empire，乃是各国王中最大的一个王。其名位比各王更尊贵，所以凡是有多个国家联合为一个大邦的，则称为Empire。用华文翻译，也与王差别不大。自从通商互市以来，西方文人学士来到中国的日益增多，对于中国的史书掌故，无不洞见源流。看到华人称呼君主为皇帝，于是知道这两个字是尊无二上的名称。又看到中国自汉朝以后，其称为王的不过是分封皇室贵胄和有功勋的大臣，其称号不甚尊崇。于是除了法国为民主、美国称总统外，像俄国、英国、德国、日本，都相继号称皇帝。然而这几个国家，其开疆拓土，长驾远驭，政治教化修明，武功震烁，于是晋升为宏大的名称，所谓实际强大则声名宏大，尚不至于给人留下话柄。如果如今朝鲜国王突然称为皇帝，实在令人费解。查该国土地仅如中国的一个大省，其君主既孱弱而不知振作，其臣子更昏庸而不懂变通，以致近来国势衰微，愈发危险。作为朝鲜国王，趁此时机讲求理财，谨慎用人，小心翼翼，或许还可以图谋万一的补救，巩固国本而不摇动。然而自从号称自主以来，就想像夜郎那样庞然自大，仿佛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危害自己了。至于废除王号而不愿居之，欢欢喜喜地建立新号改换年号，自称为皇帝，其举动之荒谬，不是可笑至极吗？难道不知道国君的尊重，实在与国家的强弱相互维系。所谓实际达到极致，名称自然归附，起初不在于空号的大小呢？或许有人说：西方惯例凡是自主的国家，都可以自加尊号。听说西方朋友说，德法交界间有个国家名叫安道耳，其土地仅止三里，因为系自主，所以也自称为安道耳国皇帝。如今朝鲜地方二千余里，比安道耳大数百倍，称为皇帝，确实不足为怪。然而听说安道耳国虽然小，其君主颇能安抚人民，不忧虑贫乏，国中开有银矿，常年可以盈余白银数十万，所以虽然以区区之地处于大国之间，都刮目相待，从不加以欺侮。如今试问朝鲜能像安道耳那样立足不败之地吗？况且民穷财尽，内讧外患日益逼近，却像堕入十重云雾中，安然自若。毫无警觉，真所谓坐在针毡上而不知痛，昏愦糊涂，不可救药了。

译论皇帝不可微行

上古帝王的事迹，古书中记载都不甚详细。中古唐尧虞舜之后，舜因耕种庄稼而兴起，禹因平定水土而崛起，到了殷代多有贤明的君王，都是从田间基层晋升上来的。两汉以后，开创基业的君主往往出身臣民，继承统绪的君主如汉宣帝、北宋英宗、南宋孝宗和理宗，都出自外藩宗室，因此懂得耕种收获的艰难，不至于沉溺于富贵之乐。然而，在未成为天子之前，可以置身于乡野民间；既已成为天子之后，就不可以微服私访民间。因为天子是承受宗庙社稷重任，居于万国亿万百姓之上的人。这身家性命关系重大，天下安危系于一身，怎么可以轻易出行，竟与平民百姓混同在一起呢？秦始皇喜欢游历天下，千乘万骑，护卫众多，且有副车护卫以防不测，又怎能改换服装微服出行呢？汉文帝的话说得好。文帝在位时，有人进献千里马，皇帝下诏说：“我的车驾在前，警戒清道在后，我独自一人骑着千里马，将往何处去呢？”于是将马退还。虽然野史记载有宋太祖雪夜拜访赵普的故事，但若不是千军万马护卫，恐怕也未必是微服出行。又有一次，皇帝与几名宦官登上明德门楼，当时刘温叟任御史中丞，路过楼下，命令传呼按常规清道而过。第二天请求面见皇帝，说：“君主非时登楼，下面的人必定希望得到恩赏，我之所以呵斥清道而过，是想向众人表明陛下非时不登楼。”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君主非时登楼尚且不可以，难道可以微服出行吗？这就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佐之所以在细微之处防范祸患的原因。唐高祖外出打猎，遇到下雨，问谷那律说：“油衣怎样才能不漏雨？”谷那律回答说：“用瓦片做就不漏。”高祖因此不再外出打猎。唐宪宗将要去东都，裴度说：“国家建立别都，本是为了备皇帝巡幸。自经历艰难以来，宫阙和百官署衙荒废污秽没有整治，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修葺翻新，然后才能前往。仓促间没有准备，有关部门将会获罪。”皇帝因此停止前往。后唐庄宗在中牟打猎，践踏百姓的田地，中牟县令挡在马前劝谏，皇帝发怒，命令杀了他。伶人敬新磨等几人说：“你是县令，难道没听说天子喜好打猎吗？为什么放纵百姓耕种庄稼来供给每年的赋税？为什么不暂且让百姓挨饿，空出这片田地等待天子驰骋追逐？你的罪过应当处死。”皇帝大笑，赦免了他。凭着大小臣工爱戴君主的心，即使是对于皇帝打猎这件事，尚且设法劝谏阻止，难道会肯任由皇帝微服出行吗？自古以来微服出行的皇帝，也时常有，但都不是贤圣的君主，只有世人传说宋太宗假扮军尉去刺杀恶人。明太祖也常常私下出行以访查民间事务，最终觉察到明白，实在是盛德的累赘。祖宗既然在前面开了先例，子孙必然在后面效仿。所以宋徽宗常常微服私访蔡京家达七次，甚至小说流传皇帝私宿在名妓李师师家，以致权奸扰乱朝政，宗庙社稷化为废墟，困苦流离于五国城而死。明武宗则自称威武大将军去讨伐宸濠，后来又与宠臣江彬等私访宣府、大同，以猎取女色，最终导致没有皇嗣，年仅三十岁，死在豹房，都说不得善终。徽宗尚且在京城微服出行，武宗更在关外微服出行，两位君主的结果如此，难道不是千古以来皇帝微服出行的明鉴吗？其他微服出行的各代皇帝，虽然招致的祸患没有这么严重，但也都无可取之处。历代皇帝为什么以关乎宗庙社稷的身家，竟然做出这种轻举妄动的事，以至于被当时的人讥笑，留给后代警戒。诗人有言：“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之后。”我知道圣明的帝王贤能的君主绝不会做出这种事，以留下天下的话柄。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虽然粗俗，可以用来比喻大臣。历代皇帝在他们快意微服出行的日子，正以为别人不能知道，毫无顾忌，不知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京城里必定多有议论，天下必定流传开来。正史虽然忌讳而不记载，但野史早已详细记录，以供后人指摘。就像宋徽宗的事，史鉴虽然记载他微服出行，但也没有屡次记载其事，当时臣民也怀疑与相信参半，直到蔡京的谢表中有了“七次宠幸臣家”的话，朝廷大臣才开始相信，京城于是流传开来，后世也就全都知道了，真是能不胫而走。做君主的能不谨慎吗？明武宗的事，本朝修《明鉴》，他南下时，就记载说“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他到宣府大同时，就记载说“皇帝幸临大同”。武宗自以为隐匿了实情，所以改名换号，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他是皇帝，可以抹去微服出行的痕迹。哪里知道江彬等人皆以此为奇货可居，沿途讹诈勒索，以求满足私欲呢？所以直到当时后世，虽然想替他隐瞒，但也无法隐瞒了。

君主，关系天下安危的人。所以刘向封事说：“陛下即使不爱惜自己，那宗庙社稷怎么办？”这话，难道不是千古以来君主应当录为座右铭的吗？宋徽宗微服出行的时候，皇子已有十多个，倘有不测，还有继承统绪的人。明武宗历游南北后宫，还没有诞育子嗣，一旦昏昧死在豹房，于是召兴王继承统绪。宗庙之中，竟称孝宗为皇伯，追崇兴献王为皇帝。孝宗在天之灵，安心吗？不安心吗？况且开

译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局面，以至于变乱先王的礼制。武宗难道不是万世的罪人吗？如果在成周时代，两位君王的谥号必定加上“幽”、“厉”、“炀”、“灵”这样的称呼，哪里还能称“徽”、“武”呢？我考察历代皇帝微服私行的事情，在昏庸的君主身上，已不必多言；在贤明的君主身上，他们认为微服私行可以察访官吏的优劣、民间的疾苦。却不知道不仅君主微服私行，人们都知道，即使让各官微服私行，人们也没有不知道的。前朝的事情，暂且不多述说。本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太平府太守，常常喜欢私下查访，然而他所查得的各种情况判决，也并非完全公正。当时太平有一位高僧，即将坐化，忽然对他的徒弟说：“我还有心事未了，等本府太守来，说明白了，才可以西归。”太守果然来了，这位僧人出来迎接，称呼他为太守。太守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太守？”僧人说：“人人都知道，难道只有僧人不知道吗？”于是逐一陈述微服私行查访有损无益，并举出太守平日私访被人欺骗的各种事情，于是劝太守以后千万不要微服私行。说完，看着他的徒弟说：“心事已了，我可以走了。”于是坐着圆寂。太守认为他神奇，从此就不再微服私行。以尊贵的官员虽然改装易服，然而长期养尊处优的身体，一有举动，尚且被人识破，何况天子呢？以天子的龙颜日角，规行矩步，即使穿着平民衣服出行，人们瞻仰他的仪表，一定能认出他是非凡之人。纵然平民或许不认识，但朝廷大臣断无不知道的，所以天子万万不可微服私行。微服私行多有损害而无益处。俗话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是说谨慎。千金之子尚且不可以，万乘之君呢？坐不垂堂尚且作为警戒，微服私行的事情呢？所以我知道圣帝贤君断不会做这种事，以留下天下的口实。我多次阅读西方报纸，记载有某国王因某事到某国，或到某地的，数不胜数。等到炫奇博物等院开设，国君前往游览其院的，每每都有。许多国家，如果是中国皇帝，就不能轻易出游，不能亲自前往他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欧罗巴各国与中国不同，有的是专权之国，有的是合众之国。合众之国，君主与臣民相同，所以国有政事，君主与臣民互相谋议，才可以施行。无论臣民不能专断，即使国君也不能独断。君主与臣民既不大相径庭，所以国君可以前往他国游览，私下造访臣民家中，微服私行民间，即使是专权之国，政令虽然出自国君，然而也不能不商量臣民。君主与臣民也不大相悬隔，所以君主也可以轻易外出，而臣民也不以为奇怪，而且君位不尊贵，君主身体能吃苦，即使泛海远游，尚且视为平常，何况微服私行的事情呢？如果中国则不同。三代以上，君民一体，所以君主在王畿以内，一年春秋两省；王畿之外，五年巡狩四方。君恩下及，民隐上闻，君主还有答拜臣下的礼节，所以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贵戚的卿可以更换君主”的言论。到了嬴秦以后，君主日益尊贵，臣下日益卑微，等到赵宋，连三公坐论的礼节也废除了。何况其他，像百姓对于君主，更如隔万里而遥远了？加上疆域日益广阔，巡狩不能达到周代的畿辅，也难以到达，所以这种礼节也废除了。于是君位愈尊贵，就不能轻易外出；君主身体畏苦，就不能长途征战。所以隋唐时代，屡次派遣高丽君主亲征，炀帝因此亡国，太宗几乎丧身，甚至轻率赴敌，靖康被金国所俘，轻率亲征，正统被也先所掳。所以中国君主断不可轻身出外，何况微服私行呢？君主微服私行，以为臣民不能知道，哪里知道君主的举动，臣民本来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君主微服私行，断没有独行踽踽的，必定有佞幸之人怂恿他，跟随他。他所到的地方，无非是佞幸之人的家，而佞幸之人且因此抬高身价，向人夸耀，怎么能沉默不言？佞幸之人说了，忠良之人听到知道了，又怎么能隐忍不劝谏呢？在君主正以为极其秘密，佞幸之人不能沉默不言，忠良之人不能隐忍不劝谏，史官知道了，又怎么能不大书特书，以自矜南史董狐之笔呢？所以君主微服私行，不但众臣知道，即使万民也知道，四方也知道，而且千载也知道，哪里能自己隐瞒欺骗自己，以为秘密，无人能知道呢？即使在朝廷，无人敢言，无人敢谏，并且无人敢书写；而稗官野史，也必定私下记载以流传，成为一朝的掌故了。宋徽宗、明武宗，为何不畏惧清议，还进行微服私行呢？中国与外邦的不同，在于此；贤圣与平庸的不同，也在于此。前事不远，后事之师也。所以我知圣帝贤君，断不会做这种事，以留下天下的口实。

译辨析君主不可微服私访

先前有人论及中国皇帝深居简出，不如各国君主遍游他国，周历民间，能够知晓四方的利弊，万民的疾苦，也应当效仿宋太宗、明太祖微服私访的先例，才能深切体察民情。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于是作《皇帝不可微行三论》来阐明道理。那人也不认同我的观点，所以我再次摘录他的原话进行辩驳，让他明白中外形势不同，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他的原论说：中国帝王在夏商周三代以前，与当今各国君主差别不大，君主与臣民也不怎么疏远。自从秦始皇改王号为皇帝，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君主的地位日益尊贵，臣民的地位日益卑微，君主深居九重宫阙，如同天帝一般。即使是重臣尚且不敢尽情进言，何况小臣？即使群臣尚且不能详尽陈述，何况百姓？所以臣下的隐情尚且难以向上通达，而民情更被阻塞，无法让君主听闻。于是君主不知艰难，不明事务。如果能效仿宋太宗、明太祖微服私访，必定能周知时事；仿效各国君主出游，必定能深达世情。请让我用各国先后发生的事来说明：东洋（日本）建国至今两千五百多年，其君主称号叫“密加多”（天皇）。初立时的密加多太（天皇），自视尊贵到了极点，认为自己的面容被人看见也是一种耻辱。左右大臣也都无不仰体他的心意，从来没有人敢直视他的面容。即使是应当处理的国事，也认为会亵渎他的尊贵，逐渐全部推诿给臣下，君权也随之丧失。到了五百年前，竟有一位大臣名叫大古撒马，完全夺取了政权。于是国内竟然成了两个君主，一个称为圣君，一个称为尘君。大事虽然仍须圣君批准，但只有名义而没有实权。而密加多历代都被囚禁在宫内，国人把他当作木雕泥塑的菩萨来供奉。认为只要脚踩世俗尘土，就会沾染污秽。专权的大臣自称太君，也世袭其位。现在的密加多厌恶这种情况，不愿重蹈先人覆辙，于是与几位大臣密谋恢复君位，告诉臣民说：我实在不是一个菩萨，既然有主宰国家的名义，也必须有亲临政事的实际。东洋从此才成为君主专权的国家，也不过是几年以前的事。观察这件事，就知道君主必须亲自处理政事，不可过于远离百姓，这样民事才能熟悉。熟悉了民事，才不会被左右奸佞随意蒙蔽。现在东洋国皇亲自处理政事，常到民间游历，如果有新举措等事，都亲自视察以促成创制之举。这样各种事情都能自己了解，不会被权奸蛊惑。又以前俄罗斯国有一位皇帝，名叫皮大（彼得），常常微服私访，希望亲自考察各种事情。这位皇帝是俄国最有声望的君主，后世称他为大皮大。又普鲁士国也有一位皇帝，名叫非得力（腓特烈），也与俄国皇帝皮大相同，普鲁士至今也加给他“大”字。这三国君主都有志于考察利弊疾苦，所以都把微服私访作为好策略。至于中国，不仅皇帝不能微服私访，即使担任地方职责的大小官员，都恪守官箴，不肯亲自到民间游历，所以往往被吏役欺骗，其政事大权也往往被吏役侵夺。再如果真心为民，想要知道百姓的利弊，想要消除百姓的疾苦，我曾说过非微服私访不可。

我说：“你认为世上君主必须亲自微服私访，才能知道民间的事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如果一定要等君主微服私访，才知道，试以中国而论，幅员两万余里，即使能微服私访京城附近，又怎么能微服私访天下呢？君主所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大小臣工。大小臣工都是从田间来的，哪有不知道民事的？君主如果真能知人善任，选择贤能而任用，内有大臣言官，外有封疆大吏州县，都是贤能之人。上思报国，下思安民。大臣则每日进献良策，言官则每日陈述忠告，州县则每日从事察访，封疆大吏则每日有条陈，还担心什么事君主不知道呢？又何须等君主微服私访之后才了解呢？如果大小臣工中有一个不贤能，早就加以防范，君主微服私访满布腹心耳目，竞相施展诡诈，而君主不但不能查知民事，反而落入他们的奸计中。”你所说的宋太宗微服私访的故事，不过是世间流传的假扮军尉为富民刺探恶丐，后来又昭雪富民冤狱的一件事，这只是好官的职责罢了。如果有司得人，又何须君主亲自去做呢？至于明太祖的微服私访，世间所传不止一端，然而太祖晚年杀戮过重，未必不是因为微服私访之日，喜欢听信谣言，相信谗言，从而招致灾祸。至于外国的事，又与中国不同，外国君主虽然有百官万民之分，权势划分不至于大相径庭，又没有宗庙社稷的说法，统绪相承也没有定局，所以先君无子而皇女也可以继承统绪，或者君主昏乱而大臣也可以废立，或者君位年满而贤人也可以替代。而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这种举动，有的话就是乱臣贼子了。君臣的名分如此严格，所以君主的行为不可太疏忽，这就是微服私访万万不可做的缘故。如果一定要访察民事，只有效仿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典礼，在京城附近，一年春秋两季巡视；京城以外，五年巡狩四方。但幅员既广，怎么能周全？只能选择靠近京师的地方，

译遇到多事之秋，稍微加以探访，就像《舜典》《王制》中所记载的“命令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询问百岁老人并亲自接见”等事情，遵照实行，相信也可以完全了解民间事务。其他边远地区，自然可以类推，也不必全都亲自前往，如果是微服私访就更不必了。恭敬地阅读《大清会典》《通礼通考》等书籍，圣祖（康熙帝）当时也曾亲自前往山西以及河工等地数次，有时是为了查办饥荒，有时是为了指示方略，随即出发，不修筑道路，不准备行宫，不至于骚扰百姓，浪费国库资金。臣下既然受到训导教诲，民情又得以探访听闻，不也是美好吗？又据老辈人传闻，世宗（雍正帝）在潜邸时改换装束，周游各省，所以深知天下的利弊和民间的疾苦，即位后因此能够改革各种事务，政治焕然一新。然而在位十三年，没听说再有微服私访的事情，这也是殷代先哲王作为王子时周游民间的旧例。敬仰圣祖、世宗的所作所为，真可以作为万世万国的师表啊。哪里需要效仿宋太宗、明太祖的微服私访呢？这不过是察明了所见范围狭小罢了。就像您所说的，东洋各国各皇上的作为，也不过是亲自深入民间，仔细考察民事，也不能称为微服私访。微服私访，是指不让人知道，轻率地私下出行。显赫的君主，何必做这种昏暗不明的事呢？所以您说君主必须微服私访才能深入了解民事，我始终不认为这样。您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来概括各国的君主。我之所以不惜数千言反复争辩，关键在于微服私访而不是亲自出行。大概君主想要了解民事，亲自出行是可以的，微服私访则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亲自出行有益处，微服私访则必定会有损害。您认为对吗？不对吗？

译**天理人情论**

宇宙间的事情，极其显明又极其繁杂，没有谁能穷尽记载。但归根结底，不外乎“情”与“理”两个字就能概括。人人都谈论情理，但终究没有深入理解情理。尤其严重的是，不知道什么是理，却把不合情理的事当作理；不知道什么是情，却把不合人情的事当作情，以至于蒙蔽了理来彰显情，伸张情而委屈理，看似在情理之中，实则超出了情理之外。唉！这是因为没有明白理源于天，情发于人，本来是一以贯之的。天创造人，在诞生之初，人不过是一个懵懂的生命，天赋予他气以形成形体，同时也赋予他理以形成本性。这理是从天得到的，具备于本性之中，显现于情感之上。情由理产生，本来不是两样东西。可以知道，有了理才有情，没有理就没有情。顺应天理，自然合乎人情。顺着它去施行，不容许逆着它去制约。即使是那些无法穷尽的事情，掌握了情理就能治理好，失去了情理就会混乱。《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中’；发作出来都符合节度，叫做‘和’。”这是说，存于心中而未发作的是理，表现在事情上而已经发作的是情。情理一贯，其主旨更加明确。为什么说“中”？理不偏不倚，还有什么比这更“中”呢？为什么说“和”？情不乖张暴戾，还有什么比这更“和”呢？“中”是根本，明理的人应当把握这个根本；“和”是通达的大道，用情的人应当遵循这条大道。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理没有不中的，情没有不和的，天与人合一，情理都尽善尽美，天下就大治了。为什么天下那些蒙蔽天理、顺从私情的人比比皆是呢？不管人的智慧愚笨、贤良不贤，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提拔、爱护、褒奖，即使沉溺于私情也不顾惜；不问理的是非曲直，满足自己愿望的就宽恕、宽容、洗雪冤屈，即使纵容私情也不顾念。甚至勾结师弟之情，在朝廷接受爵位，在私室感谢恩惠；讲究同僚之情，拿着俸禄结交朋友，行私舞弊欺瞒上级；拘泥亲戚之情，错误地加以推荐，气焰逼人；敦厚世交之情，假托念旧，借以报答私恩。这些都是不合理的理，不合情的情。唉！天下的赏罚升降之政，世人的生死祸福之遭遇，全都败坏在那些蒙蔽天理、顺从私情的人手中，没有人能挽救，以至于情势汹汹，口舌颠倒，起初是讥讽诽谤，接着是争夺，最终导致放逐弑君。不用理来遣责，不用情来宽恕，激变产生，天下就大乱了。如果能够上承天命，下协人心，用政令来统一，用刑罚来规范，百姓就没有怨恨；用道德来统一，用礼教来规范，百姓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难道不是斟酌理、准绳情，事事契合天心，也就事事合乎人心吗？理通于礼，情通于乐，礼用来节制本性，使本性不偏颇；乐用来调和情感，使情感不背离先王。担心理在后世不明，于是根据天理的节制和文饰，作为人事的仪则。所以礼学在父子、君臣、长幼、亲疏之间，从一本到九族，以及盘匜、几杖之间，都本于皇天降下的衷情，称情为文，而发于不可抑制。在朋友、师生之间，从书信往来以及交游，以及曲膝、拱手之下，都是上帝暗中确定的。因情制定文饰，而动于不可强迫，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礼在就如此。想要明晓天理，应当守礼而行，那么情就没有不通的了。先王又担心情不和，于是制作音乐，用来宣发八风之气，用来平定天下的情。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聪明之中，淫乱的乐声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术，懒惰傲慢的气息不设立在身体上，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都顺着正道来施行义，然后发出声音，用琴瑟来文饰，发动四气的和谐，彰显万物的理。修身齐家，均平天下，都是古乐的方法。想要调和人情，必须审慎于乐，那么情就和了。虽然如此，情与理终究不容偏执。比如孔子说“父子相隐”，评论者认为这是天理人情的极致；伯夷、叔齐让国不怨恨，评论者认为符合天理的正道，得到人心的安宁。抛弃国家像扔掉破鞋一样，变通之术不拘泥于情理，而各自合乎情理。大体上，在庙堂之上，刑罚具备，那么理多于情；在乡党之间，亲谊周旋，又情多于理。（我）私下希望天下众多的百姓，都顺从天理合乎人情，以成就一代雍容和乐的政治，难道不盛大吗？

**情理说**

天下之大，万物万事，不外乎情与理这两者而已。有情无理，那么情就会放纵而不能约束；有理无情，那么理就会窒塞而不能施行。两者相互需要，饮食、味道、声音、色彩之类，没有一样能超出情理之外。所以人只有斟酌在情与理之间，然后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哲人纯粹于理，而理靠情来运转，所以圣王以人情为田地。圣贤、仙佛，都是能用情的人，否则就是拘泥于材料的学者、枯寂的老僧罢了。中等才能的人情理参半，进于理可以造就上等的哲人，溺于情就成为下等的愚民。世人谈论事情，都说情理，却不揣度情与理不同的地方，所以往往把情当作理，把理当作情，最终导致无情无理。天下最无情理的人有两种，叫做小孩和妇人。小孩、妇人，还是有天赋的，怎么能说没有理？同样是人伦，怎么能说没有情？大概是因为一种气质未充，一种阴柔成性。用来守理则不足，用来用情则失中。大凡众多小孩群相嬉戏，容易喜也容易怒，不过瞬息之间，最终哭号而散。妇人相骂，理亏则不……

译禁止指责挑剔，因为情势微弱就无法强行辩解，最终也只能痛哭一场罢了。这话说的只是小孩子与小孩子、妇人与妇人之间的情况。如果是堂堂男子汉与妇人相遇，那么哄骗她让她笑，挑逗她让她哭，一顿饭的功夫就能让她各种神态都表现出来。然而现在那些相处时不讲情理的人，刚开始辩论时，还觉得兴致盎然、畅快淋漓，等到句句切中要害、无法抵赖掩饰时，便因羞恼而发怒，撕破脸皮，用污秽的语言辱骂，这种人简直与小孩子、妇人同类。大凡事情都有情理，不讲情理，终究会被情理所折服。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是理，用情来维系；饮食、衣服、声色、货利，这是情，用理来节制。不讲情理，简直就像没有五伦关系、没有知觉运动一样。没有五伦关系就是禽兽，没有知觉运动，连禽兽都不如。世上还有三种人：片面运用理，自视过高的人，称为假道学，推究其弊端，以至于无所用心，枯坐而死；片面运用情，沉溺而不能自拔的人，称为假风流，推究其弊端，以至于无所归宿，自毁其身；至于不讲情理却假托情理来欺骗愚人的人，称为假名士，推究其弊端，也以至于神怒人怨，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因此，真正的道学家必定风流，真正的风流者必定有道学修养，而真正的名士又无不兼具道学与风流。宋代儒者高谈理学，不接近声色；而汉代的经师则不然。马融帐后有很多姬妾，郑玄泥中有诗婢。这是道学兼风流。欧阳修、苏轼放诞豪迈，但在朝廷上正色直言，被奸臣所忌惮。这是风流兼道学。他们都是真正的名士。真正的名士，是情理兼备的人。四书五经不讲理，而讲性命，讲天道。性与天道就是理，那么理本是天赋的，而情是人为的。夏商周三代以后，日常生活的嗜欲，禁锢并丧失了天性。所以穷究事理、尽全天性的学问，被圣人所珍视。现在世上的人，没有不偏于情或偏于理的。既然偏于情，按理天下应该没有接近理的人，却还有接近情的人，而往往连情也没有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正当运用情，由情可以回归理；错误运用情，有情简直就像无情一样。然而虽然错误运用情，还是胜过无情无理的人。剧场里的悲欢离合，是情的虚假表现。妇人看了，还觉得侧然心动，甚至流泪。这是情的误用。但不能称之为无情。官场中的趋步拜揖，是情的浮泛表现。乡民看了，还觉得肃然起敬，甚至畏惧躲避。这也是情的误用。但也不能称之为无情。所以人只要不违背伦理、触犯法律，就不能说没有人性；理只要不痴聋哑巴，就不能说没有人情。只是其中有充足与不充足的区别，而不充足的终究会被充足的所折服。怎么见得九州四海之中，有能超出情理之外而独自行事的人呢？

译性情论

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禀受而生成的叫做气，性的表现叫做情，气的凝聚叫做体，情的表现叫做义，体的显现叫做用，用气来统率性，表现在行动上，这就叫做情义。其中正大刚直的，成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次一等的，成为义士、豪侠；更次一等的，成为痴男、怨女，甚至死后还成为怨魄、才鬼，这都是被一个“情”字束缚所致，实际上也是性的表现。然而世上也有乱臣贼子、狂夫荡妇、剧盗巨奸，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耳濡目染，趋向不同罢了，难道还有两种不同的本性吗？而评论者常常把他们看作是戾气聚集的结果，不是太冤枉了吗？从前我听说过太上忘情的说法，但常常对此感到疑惑。圣人尚且不忘情，何况是太上忘情的人呢，这是什么缘故呢？圣人以文行忠信来建立教化，宣扬仁义礼智，使天下后世的学者有所遵循，以此来辅助万代帝王的治理，所以不得不循循善诱，委曲引申，以开启愚昧的人，使人知道仁义礼智根植于心，表现在事上，而心本于情，情本于性，这就是圣人不能忘情的原因。至于太上则与此不同，以淡泊为主，以养性为用，以此来达到高寿并践行清虚，只修养自己而不修养别人，修养别人而不修养万物，认为万物各自适应其本性，并且把仁义看作损害本性的工具，这就是太上的道理。所以忘情，正是养性的妙用，养性是淡泊的基础，太上之所以不同于圣人，就在于此。以上这些都是我向来感到疑惑，而忽然领悟到的，所以引证论述如下。于是又有更加疑惑、最终无法解释的，就是当今世上的这一类人。世上谈论情的有四种：忠奸混杂，愚诈交错，变化万千，叫做世情；胶漆般相投，情谊如同手足，叫做交情；拱手作揖，唯唯诺诺，崇尚虚礼，叫做俗情；庆吊往来，互相问候，你投我报，叫做人情。这是世俗称谓中牢不可破的名目格式。我十七岁时，开始与海内的士大夫交往，至今十五年，中间因情投意合的人不少，泛泛之交的人也不少，于是我想在世人中寻找一个圣人，没有；不得已想在世人中寻找一个太上，也没有。心中常常觉得奇怪，于是私下观察他们的行为，忽然像是圣人，忽然像是太上，莫衷一是，难道不奇怪吗？如果说他们把圣人和太上合为一人，那又有大不相同的地方。当他们酒肉相逐，日渐亲密，认兄称弟，骨肉相期，情意到了极点。不久车轮马蹄各奔东西，十年不通音信，置之若无其事，这又像是忘情了。像这样的人，能叫他们圣人吗？能叫他们太上吗？虽然如此，这还是世俗所说的见面如六月，背面如腊月的情分。至于像管鲍之交那样，义重通财，又因为贫富悬殊，有往无报。不久富人死了，穷人富了，这时的情景，听者酸鼻。他们却把昔日的情分置之度外，这又怎么说呢？甚至至亲如同真骨肉，交往已超过数十年，分财赠金，转成小事。偶尔遭遇事故，也置之度外，不是更奇怪吗？也有交往超过两代，长幼有别。那晚辈认为他是尊长，行走时跟随，坐下时侍立，必定谨慎恭敬，以礼自守。那尊长看他淡然，遇到趋前谒见就点头而已。一旦有事，或者用一张纸召唤，或者叫他来，他就立刻趋承而至。大概那晚辈也认为情分应当如此。不久晚辈遭遇大故，遇到丧亡，哀痛奔赴，他却像是没听见，拈着胡须仰天，缓缓说道：“可惜啊！”这就是他用来吊唁慰问的话。唉！既不能像圣人那样尽情，也不能像太上那样忘情，这难道是真正另有一种气生成的吗？茫茫世路，我怎么能每个人去叩问呢。

记性悟性辨

子夏说：“每月不忘自己所能做的，是说人贵在有记性。”孔子说：“举出一个角落，不能推知其他三个角落，是说没有悟性，记性也就徒然了。”这两者相辅而行，相因而得，学问由此而成，事理由此而发，是古今来学者不可缺一的。而我说古今来君子小人的品类志趣，之所以大相悬殊，判然两途，也未尝不是由此而来。怎么说呢？大概从本体来说，有所记然后有所悟，似乎记性在悟性之前；从作用来说，有所悟才能发挥所记，似乎悟性化解了记性的滞碍。这就是孟子“博学详说以反于约”的意思。如果仅仅就人人所有的记性悟性而论，有时君子极记得的地方，从小人那里看，不转瞬就忘了；小人极记得的地方，从君子那里看，也不旋踵就失了。况且同一件事，君子记了就能悟出无穷理趣，无穷忠厚；小人记了就能悟出无数贪欲，无数险恶。这没有别的，记性悟性无异，而品类志趣不同。既然品类志趣不相同，那么所记所悟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智”，古人大概先我说过了。况且有记性兼有悟性，必定是聪明人

译罢了。人既然聪明，似乎不必去问谁被称为君子，谁被称为小人。然而君子与小人不能混淆，必定要有分辨。试着想想，记载在经传中，记录在诗书中，摘取收集在野史杂记里的内容，其中既有善也有恶，既有邪也有正，有的是君子，有的是小人，有的表面像君子，内心却是小人；有的外表虽像小人，内心却是君子；有的志向在于做君子，别人却偏偏把他看作小人；有的志向在于做小人，别人却误把他当作君子信任。这些人这些事全都写在书册上，任凭天下后世那些想学君子、想学小人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取效法；而天下后世那些读他们的书、想象他们为人的人，其心思志趣也就因此各自专注所向往的方向，各自获得所喜爱的东西。大概君子和小人都是各自招引同类。假如所喜好的是善与正呢？那么起初会喜爱它，接着会效仿它，最终会亲身实践并努力实行，时间久了，变化随心。不仅善与正的人被看作善、被看作正，即使是大反于善与正而为恶与邪，也会在极恶极邪之中寻出其不恶不邪的地方，并且能因为至恶至邪的人而悟出改恶改邪的方法，这是君子的记忆力，也就是君子的悟性。假如所喜好的是恶与邪呢？那么也是起初喜爱它，接着效仿它，最终更用心揣摩并努力追随。时间久了，变化随心。不仅恶与邪的人不觉得那是恶与邪，即使是大反于恶与邪而为善与正，也会假装出真善真正的外表来成全其行恶行邪的私欲，或者竟然得到了行恶行邪的滋味，反而嫌弃做善做正的痛苦。这是小人的记忆力，也就是小人的悟性。因此，见到一个贤者，就一起赞叹。然而君子认为做人本来应当如此，因而尊敬他；小人认为做人何必如此，因而嘲笑他。见到一个不贤者，就一起痛恨。然而君子只怕自己也会这样，因而警戒自己；小人只怕自己不这样，因而勉励自己。推而广之：听到别人谈论节义，君子说：“我不是这样的人，能和谁同道呢？”小人却说：“这真是呆笨的傻汉。”听到别人谈论贪婪，君子说：“我绝不敢做出这种事。”小人却说：“这真是精于算计的长才。”他们的记忆和悟性不同，到了这种地步，却说可以一概用聪明人来称呼他们，并不分辨一下他们的人品如何呢？至于当世的名公巨卿、能员干吏，以及豪商大富、科举登第之辈，他们的贤与不贤以及平日的行为如何，一概不知道，也一概屏弃不谈。只问他们姓什么、名什么、哪里人、多大年纪、哪年升官、何时发财、哪科高中、现在有什么官职、得到什么保举、积累什么产业，就能背诵如流，像数自家珍宝一样，累累然像串起来的珠子。听他们的话，窥探他们的意思，好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样敬仰，又好像称道提及、齿颊留香那样赞美。而且以别人能达到那种境界为嫉妒，以自己不能追随为遗憾，以从前错失结交为悔恨，以目前能认识一面为荣耀，以将来或许可以攀附为期望。俯仰之间，各种念头交织。像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力可以说很好了，他们的悟性可以说很妙了。可是人与我、我与人相距遥远，即使记得牢、悟得出，也只是白费心思，空谈无补，恰好将其一片贪慕富贵、依恋豪华的龌龊胸襟，让冷眼旁观的人看破。唉！记忆和悟性，是义理得以深入的原因，而这些人却恰好借此显露其浅薄；也是见识得以广博的原因，而这些人却恰好借此流于狭隘。既浅薄又狭隘，那么显然就是器量小容易满足的小人。然而他们还扬扬得意，夸耀自矜说：“我本来是有才、有识的聪明人。”不也太可笑吗！

译**是非说**

人们只知道天下的是非很多，却不知道有“是”的人也有是非，有“非”的人也有是非。所谓“是”的人的是非，就是“是”的人是真的，“非”的人是真的非。所谓“非”的人的是非，就是“非”的人是错的，“非是”的人才是真的错。然而，一定要从自认为“是”的人的角度来论述，才能肯定“是”而否定“非”。如果从不自认为“是”，反而把“是”当作“非”的人的角度来论述，那么就会转而否定“是”而肯定“非”。唉！那也是一套是非，这也是一套是非，这就是庄子那种无是无非的说法。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自有定论。只是恐怕人们用耳朵听到的是非，代替眼睛看到的真实是非，而不能先辨别那些随口评判他人是非的人，究竟是对还是错。想要辨别评判他人是非的人的是非，难道容易说清楚吗？就拿我自己一个人来说，有时被别人认为是，有时被别人认为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做一件事，说一句话，这边认为是，那边认为非，或者那边认为是，这边认为非，他们的品评又各不相同。假如我真的是对的，那么这边认为是，那边也一定认为是。即使从邻里乡亲，一直到天下，应当没有不认为是的，那么认为我错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如我真的是错的，那么这边认为非，那边也一定认为非。即使从邻里乡亲，一直到天下，应当没有不认为非的，那么认为我对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于是反复思考，又仔细思考。难道认为我对的人，是把错误当作对了吗？认为我错的人，是把对误当作错了吗？错中有对，认为我对的人只取其对，不再摘取其错吗？对中有错，认为我错的人只摘取其错，而完全抹杀其对吗？因为认为我对的缘故而不摘取其错，因为认为我错的缘故而完全抹杀其对，那么所谓的“是”终究不是真对，所谓的“非”终究不是真错。对与错，仅仅各占一半的数目，就可以作为定论吗？大概我没能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因而劳神思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先前看到有人评判他人的是非，那人说：“某人是，某人非。某人的某件事是，某件事非。”我私下认为，他所肯定的，必定确实有对的地方，必定确实看到其对的地方，不然或许他本身立身于对，因而喜欢别人适合他的对，不然他肯定别人的对就不会这样。他所否定的，必定确实有错的地方，必定确实看到其错的地方，不然或许他自己已经醒悟到自己的错，因而担心别人再蹈入错误，不然他否定别人的错就不会这样。于是慢慢地观察，发现被他肯定为对的人，不过是向那人献媚，因而迎合那人的喜好，以博取他的肯定罢了。并不是确实看到其确实有对的地方。被他否定为错的人，不过是对那人有怨恨，因而招致那人的忌恨，以激起他的否定罢了，也不是确实看到其确实有对或错的地方。况且既然说某人是对，某人是错，似乎是非在胸中洞悉无遗，不难听其言论而相信其行为，又为什么所谓对的人，自己去做却恰好与之相反；所谓错的人，自己去做，又恰好与之相似呢？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能肯定别人否定别人的人，也就是能肯定我否定我的人；那些能肯定我否定我的人，也就是能否定我肯定我的人。我想要自己确定自己的是非，必须先摒弃他人嘴里的口舌是非；即使要凭借他人嘴里的口舌是非，也一定要选择那些能以评判我的是非来自己确定是非的人，然后才可以确定我的是非。只是惶惶不安，听到别人肯定我就欣然高兴，听到别人否定我就暗自忧愁，哪里恰当呢？虽然如此，人即使不因为喜欢对而甘愿做错，但在肯定别人否定别人的时候，没有不选择天下的公是公非来肯定或否定的。所以别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只要能确切指出我对的原因，以及我错的原因，我就遵照实行，从而改正就可以了。肯定我的人是否真的爱我，否定我的人是否真的厌恶我，原本不可知；但总之，认为我对，正好可以借此更加去除我的错；认为我错，也正好可以借此更加勉励我做到对。由此说来，喜欢议论是非的人，不啻把自己置于浅薄，而用厚道对待我。对待我已经厚道，又何必问他们自己如何对待自己呢？用“听到善言就拜谢，告知过错就欢喜”的意思来衡量，我本来将欢欣鼓舞都来不及，反而说：“肯定我的人，他先不能自己肯定自己的对；否定我的人，他先不能自己否定自己的错。”这难道是君子虚心听取意见的道理吗？

**守拙篇**

辘轳山人向浑沌先生问道：“老子说过，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真的吗？”先生回答说：“是真的。智是愚的对立面，巧是拙的对立面。拙的人一定不能巧，巧的人一定不至于拙。所以说‘若拙’，‘若’字的意思，是似乎拙而实际上并非拙。我私下认为这只是老子的寓言，我要为此加上一句转折的话说：‘不拙必巧。’”山人勃然变色说：“刚才您说巧的人一定不至于拙，难道拙的人反而能巧吗？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呢！”先生说：“您也见过天下的巧人吗？待人接物耍小聪明，人们大多躲避他；做事耍小聪明，人们都怨恨他；制作器物耍小聪明，器物必定容易坏。拿巧和拙相比，拙实际上胜过巧。巧怎么能胜过拙呢？”山人听了仰天大笑，帽带断裂，大笑着站起来说：“有这样的道理吗！您太迂腐了。说这话的人应当在数百年之前，如今您生在当今之世却想复古之道，不也太荒谬了吗？古时候

译没有渡江的工具，后世的圣人制作了船桨，认为这样可以便利渡水了。到了今天，轮船飞速行驶，渡过波涛如同在平地上一样，这是巧与拙的一个方面。当没有船桨的时候，看船桨是巧妙的；等到有了轮船，再看船桨又显得笨拙了。车轮行驶一天可以走千里，船只行驶不过百里。您认为巧妙的是快呢？还是笨拙的是快呢？陆地上有车，也是这样。到了铁路火车，它的巧妙达到了极点。您又怎么能轻视火车为笨拙呢？至于制造各种物品，枪炮器械，一切都今胜于昔。过去所称为灵便的，到了今天都成了迟钝笨拙。〇自从有了外洋各种机器制造，以前的旧方法都不值得一提，而巧妙的更加巧妙，笨拙的更加笨拙，巧与拙分明地判为两条路。近来外洋所制造的东西越来越巧妙，像电线传递消息，很巧妙；到了今天可以通过电线签字，通过电线传递小照片，那就更是巧妙中的巧妙了。电可以做成灯，很巧妙；到了今天用电动机点燃炮火，用电力照相，甚至用电力行车。我知道将来轮船一定会有电力运行而不再使用煤炭的，那就又是巧妙中达到极致的了。鸡有蛋，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于是西方人用格致学中的化学分析它的本质，认为里面是由石灰、硫磺等物质凝结而成的。因此用这些物质提炼而成蛋，也可以食用，与真蛋没有区别。由此推论，简直可以制造活人。这种巧妙真有不可以通过思议来理解的。从前有人开玩笑说西方人……没有不奇怪的东西，如果能让人两肋生出翅膀，可以自由飞行，那就更妙了。认为这一定是没有的事，然而看近来的气球，人可以坐着上升，不亚于仙人白日飞升。想高想低，想远想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随意而为，那也与生出翅膀有什么不同呢？飞龙岛的自行车，既没有煤炭的动力，也没有电力，更没有人力，而人坐在上面自然能行动，可高可低，快捷如风。这难道是笨拙的人所能做到的吗？我常常向往域外的景观，正因为西方人所制造的奇巧，可以弥补我的笨拙，医治我的笨拙，而您反而说笨拙的一定巧妙，这是什么说法呢？先生从容地回答说：“您暂且安心不要急躁，请让我把话说完。”《抱朴子》说：“子贡在野外游玩，看见老翁抱着瓮打水来浇灌菜园。子贡见他来回奔波，非常劳累，于是对他说：‘为什么不使用桔槔？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浇灌几十亩地，为什么这样急切地自苦呢？’老翁说：‘我听说，有机器的一定有机心，有机心的一定有机事。这边用机心来，那边用机心应，机心层出不穷，机事日益增加，将形成一个机械变诈的世界了。’所以玉的珍贵，在于雕琢成器。然而过度雕琢就容易破裂，不如抱着璞玉历经世代而不毁坏。兵刀的锋刃太锋利，就一定会缺损折断。由此说来，所谓的巧妙，是笨拙的奴隶，不就是这样吗？”《尚书》说：“修德则心安逸而日益美好，作伪则心劳苦而日益笨拙。”那些作伪的人，正自以为巧妙，不可超越，旁人看来，只看到他们的笨拙，看不到他们的巧妙。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巧妙，正不如他们的笨拙。虽然如此，所珍贵的笨拙，在于能够善于隐藏自己的笨拙。士农工商，各有其职业。士人不能务农，农夫不能嘲笑士人的笨拙；商人不能做工，工匠不能嘲笑商人的笨拙。那些做士人的，自知笨拙于务农；做商人的，自知笨拙于做工，那就只依靠农夫来提供食物，依靠工匠来提供用具，而不急切地不安于自己的笨拙，去与农夫工匠比巧，这才是真正的巧妙。〇能利用别人的长处，就不见自己的短处。如果一定要用自己的长处来显示别人的短处，那么别人也一定会攻击你的短处来炫耀他的长处。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短处，是笨拙的地方；长处，是巧妙的地方。我隐藏自己的笨拙，而取用别人的巧妙为我所用，那么别人的巧妙就都是我的巧妙了。如果一定要说别人有他的巧妙，我也一定有我的巧妙，于是别人快走我也快走，别人慢走我也慢走，纵然别人的巧妙，都是我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与别人同样巧妙罢了，哪里比得上安于我的笨拙更好呢？山人〇凝视了很久，作了一揖退下，说：“您的话也近似有理，我将思考三天后再来回复。”先生说：“可以啊！”

译黜奢崇俭说

礼书上说：“国家奢侈，就向它展示节俭。”节俭是美德，不是恶名。可是近来的人，不愿具备节俭的实质，甚至想要逃避节俭的名声，这确实令人不解。就拿上海这一隅之地来说，风气趋向浪费，竞相崇尚奢华，一人倡导，万人效仿，斗富夸多，彼此争胜，认为不这样就会被人讥笑。甚至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所欣羡的事物，士大夫也一致跟随，而绝不觉得奇怪。习俗改变人，贤者也不能免，实在令人感慨。不知道奢侈必然导致盈满，暗中触怒了鬼神；奢侈必然导致僭越，明显触犯了国法的诛罚。天地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凡是平民百姓，一件事的浮夸，一个念头的放纵，中等人家的财产，不出几年就荡然无存。有的自身堕入邪途，有的子孙沦为饿死之人。身家既已丧失，廉耻也就消亡，其祸患不可胜言。试着考察往事，就有明显的证据。唉！奢侈危害人身家性命到了这种地步。这其中的潜移默化，实在依靠地方官员与绅士大户来倡导和引导。地方官员身负治理民众的责任，俸禄剩余，即使穿一件华丽的衣服，吃一顿丰盛的饭菜，又何至于担心亏空？只是教化民众形成习俗，关键在于亲身实践。至于绅士大户，也有表率百姓的责任，一切用度都应当黜奢崇俭。大的方面是惜福，小的方面也是省钱。记得以前的贤者曾列出各项作为规范：如筵席不超过五桌，不许使用五种物品，禁用燕窝，只许用一种海味，仍用一道素菜。所有嫁娶以及聘请宾客老师、会见亲友，都准许按照这个标准。服饰方面，除了绅士生监外，一切没有官职的人，只许穿布衣，不得胡乱穿绸缎绫罗。即使其他的服饰，也应当完全遵循会典。丧礼方面，除了祭品外，一切吊唁客人和办事人员的饭食，都用素菜，不许饮酒吃肉。设宴不许奏乐，不必发放孝布，妇女不许入庙烧香，不许拜干亲。其中的弊端极多，不必明说，而耗费钱财这一点则很明显。至于吸食鸦片，则是耗费钱财更加严重的事情。诸如此类，试问上海地方曾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吗？即使有一两个人开创并实行，人们不就把他们看作怪物吗？有人说要挽回颓风，必须从科举出身的乡宦、贤士大夫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民众期望所归，民情所向。一人在前倡导，不必家喻户晓；众人在后附和，自然效仿跟随。这比起地方官员的殷切劝谕，似乎更容易听从，因为情感更亲近，时机也更顺畅。近年西北各省水旱灾害，是几百年所罕见的，易子而食，拾骨为炊，伤心惨目，有郑监门《流民图所不能全部记载的。朝廷听说后，尚且减膳撤乐，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凡是在天地之间的人，应当如何反躬自省，痛自贬损，以体谅天心？反而丧心病狂，纵情逞欲，静下心来想想，能不汗流浃背吗？至于平民卑贱，试问自己居于什么地位，而服御饮食，也与富贵之家不分界限，奇怪啊！这难道是享福吗？实际上是折损福分到了极点。天道厌恶盈满，古训都在，盈满必然招致灾祸。我为不节制的人深深担忧，写这篇说以保存它，敢说是可以发聋振聩吗？

说俭

舜告诫禹说：“在家中能够节俭。”孔子谈论礼时说：“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自古圣人都以节俭之义为天下倡导，所以两千年来中国，没有不以节俭为美德的。大概人不节俭就必然奢侈，奢侈就淫逸，淫逸就颠覆灭亡随之而来。其变化极其细微，其推演结果非常重大，就是这样的。然而推究圣人崇尚节俭的宗旨，有精深的义理，必定不是以吝啬为近似，以独自保全自身于他人的利害无关为善策，然后可以长久守住我的财富，才不违背节俭的宗旨。时事多艰，财政匮乏，人人尤其不可不以节俭之义为身家打算。然而正因为财政匮乏，时局愈急，人人尤其不可误用节俭以成就自私自利的祸患。人不自私其利，而天下的大利就出现了；人不独保其身，而天下的互相保全就巩固了。这个道理，误用节俭的人不知道。我在吴地做官，观察吴地的都会，接触那里的绅士富人，往往有身家殷实，拥有百万资财，乡里属望，认为兴起一方利源，规划桑梓善法。像这样的人，本来一举手就能成功。然而观察吴地有势力的士大夫，鼾睡未醒，懵懂如故。有一善法足以挽回桑梓的利源，必须合力兴办的，就互相推诿而最终无成；有一良策可以消除乡里的艰危，必须集资从事的，就互相观望而终于不举。往往像这样，他们号称于人，固然以崇俭为宗旨。然而他们日用起居，饮食筵宴，却又铺张扬厉，踵事增华，日益严重。所以观察吴中士大夫的所有，事请客也，团拜也，嫁娶丧的酬应也，祝寿称觞也。交际固然不可废，而专心壹志以是为绝大事业，经济所在，而舍是无闻，则吴中

译这是士绅们的所作所为。嫁娶本是为了延续宗嗣，但妆奁的华美、服饰的豪奢，务必追求互相压倒，那么嫁娶就容易成为致富的手段了。丧葬本是为了送别死者，但仪仗的僭越、礼制的铺张，务必做到足以夸耀，那么丧葬就变成争豪斗富的行为了。大概吴地的士绅和富人，在公共事务上节俭而在私人生活上奢侈，又往往都是这样。然而还可以借口说：“人伦的始终不可废弃罢了。”其中最有损害而无益处的，莫过于祝寿。古代没有庆贺生日的事，自从唐代庆贺千秋节开始，平庸君主的举动不能作为法则，母亲分娩的艰难时刻，难道适宜庆贺吗？这违背情理已经太严重了。况且我曾默思其中的道理，用所见到的事实来验证：高龄祝寿，有很大不适宜的地方。人的衣食，都由上天注定，爱惜它则寿命长，糟蹋它则寿命短。高龄以后，好比即将凋谢的花朵，没有立即枯萎败落的，只是因为滋润的养分没有枯竭，还保留几日的春意。如果用火力催发它，那么滋润的养分耗尽就会立刻枯槁了。老年康健，好比即将凋谢的花朵，滋润的养分还没有耗尽。举杯祝寿的举动，饮食浪费，冥冥中都有定数，随着这些行为伸缩，即使不暴殄天物，也足以耗尽所积蓄的养分，使其枯竭，就像花朵不得不枯槁一样。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况且盛极必衰，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祸福相依的机理，非常浅显。风烛残年的年纪，正应该收敛藏养，难道适宜发扬光大吗？这种说法似乎迂腐，道理却非常确切。况且推究做子女的心意，不过是为了以此作为荣耀罢了。而用一天的荣耀，暗中促使父母的寿命和福分缩短，这得失如何呢？因为论述节俭而附带提及，以此告诉为父母祝寿的子女。总之如今，百姓贫困财力耗尽，饥荒接连不断，不逞之徒的觊觎令人担忧，呼号求救的灾民令人怜悯。从谨慎的角度考虑，应当深深以“谩藏诲盗”为戒；从仁慈的角度来说，难道能因为宴饮享乐而安适，将资金用来救济饥民，兴办公共利益，那么消除祸患而造福百姓，难道有极限吗？何必沉溺于歌舞，酒食征逐，追求一时的快乐呢？我因为吴地的人沿袭旧事而更加华丽，铺张扬厉，而不知道祸患潜伏在哪里，所以劝他们节俭。我尤其因为吴地的人自私自利，不顾公共道义，不共同承担利害，而独自保全自己的财富，所以更劝他们不要误用“节俭”作为说辞。

译说勤

《传》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确实，有人就一定有事，有事就一定有所作为，然而不勤劳怎么足以有所作为？不有所作为怎么足以成就事业？勤劳的时势意义，真是伟大啊！大概一个人的身体，象征着天地，天地的运行，没有一息的停顿，天地的机枢，没有一息的阻滞。所以阴阳二气相互感应，万物化生，消长循环，周而复始假使日月有一天不运行，那么人间就有一天没有昼夜了。人也是这样。人不能一天没事，也就不能一天不勤劳；一天不勤劳，那么这一天就荒废了；一事不勤劳，那么这一事就荒废了。还认为不过是一天罢了，不过是一事罢了。不知道一天的荒废，即使耗尽几天的力量，也已经不能弥补了；即使能弥补，那么这几天中不更加显得困顿吗？一事的荒废，即使分散在几件事之间，也已经不能兼顾了；即使能兼顾，而这几件事中怎么保证没有阻碍呢？所以上层建功立业，下层谋求衣食，精深的钻研学问，粗浅的寻求积蓄，都要从“勤”字入手，也都要从“勤”字得来。朝廷设置官员来治理百姓，无论士农工商，都由官员统领。古人说：“天子能够用一颗心观察天下的机微，不能用一个人身兼天下的事务，委任给众官员罢了，不可让他们旷职。”不是没有合适的人而旷职，是不合适的人而旷职。一个官员旷职，那么一件事就缺漏了。《礼记》说：“四十岁应当强力做官。”说“强力做官”，是因为才力聪明正当强壮之时，事事都可以勤劳。所以官员勤于考察，那么僚属吏胥自然没有蒙蔽作奸的祸患；官员勤于案牍，那么讯问诉讼自然没有延搁拖累的忧患。像这样官员能够尽到职责，和地方得以享受官员的福泽，都是“勤”这一个字造成的。朝廷虽然用“清慎勤”三个字作为官员的箴言，似乎勤劳还不足以尽到官员的才能。不知道清廉而不勤劳，廉洁的官员可以做官而不能做官，未必能兴起地方的利益；谨慎而不勤劳，公事应当做而不敢做，未必能除去地方的祸害。似乎勤劳足以概括清廉谨慎，而尤其作为做官的首要任务。至于士人读书，就尤其非勤劳不可。一物不知道，儒者所说的“每天知道所不知道的，每天不忘记所能做的”，绝对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如果每天勤劳，而有一天不勤劳，那么一天的懈怠之心就已经侵入；一天勤劳，而一刻不勤劳，那么一刻的懈怠之心也就侵入了。虽然养藏游息，各有其时，终究不能没有闲暇的时候。不知道随处都是学问，随处都是阅历，大概不至于成为无用之士。显达而在上位，可以对百姓万物有功；穷困而在下位，不至于对身家没有补益。如果工商谋求利益，农夫致力耕田，那么不仅用心，而且必须用力。怎样使器物精良？怎样使经营获利？怎样使西成东作没有差错？也有不能一天不勤劳，一刻不勤劳的趋势。工艺的精良，商务的兴旺，农事的讲求，没有舍弃勤劳而可以谋求别法的。由人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国家。一个人勤劳，那么一个人可以富强；一家勤劳，那么一家可以富强；一国勤劳，那么一国可以富强。合一国的士农工商，各做各的事，各勤各的勤，而国家还有不富强的，从来没有过。现在中国贫穷而且衰弱，而之所以贫穷而且衰弱，都是因为不能勤劳的缘故。探究不勤劳的缘故，在于官员开启了攀附权贵的习气，开启了奔走竞争的风气，应酬的纷烦，费用的浩大。试问簿书钱谷，能做的有谁？抚恤百姓催缴赋税，亲身做的有几个？一切都委托给幕友家丁，凡事不出差役胥吏之手，官员的耳目好像被他们遮蔽，官员的手足好像被他们束缚。甚至有想勤劳而不能勤劳的，这是官员的弊端。而士人以科举名誉为重，他们的奋勉之意自然应当日益进步，无奈近世士风日益偷安，为自己的人少，为别人的人多。有人说这都是受到诗赋八股的害处，所以博通经史的人少。不知道诗赋八股断不能舍弃经史的。即使说精于诗赋八股，确实没有用处，然而试问一县中精于八股诗赋的人，能有几个？当时不知道诗赋八股无用，而勤于读书的人尚少；而现在都知道了无用，恐怕连经史都要废弃了。有人说现在广泛兴起西学，不担心它废弃，只担心它不能废弃。不知道既然作为中国的人，怎么能不学中国的学问？如果怠荒侵入人心，即使学习西学，也不过是袭取它的皮毛，浅尝辄止，它的弊端将与中学相等。这是士子不勤劳的弊端。至于农与工商，就更加因循自误，苟且自安。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本来不独为学者说的。近来风气日益淡薄，人心日益懒惰，即使下及乡里之人，也多嗜好而偏离正道，何论哉？合中国四万万人，如果能够各自勤奋，那么转弱为强，转贫为富，也是转瞬间的事；否则，恐怕不止于贫弱罢了。有转移风气权力的人，难道不能对百姓勤劳，而使各自勤其勤吗？那么不要说贫弱有原因，而竟说富强没有方法。

勤能补俭论

今天的天下，是一个奢华靡丽的天下。衣服一定要追求锦绣绫罗，

译在饮食方面，必定追求肥美浓烈、甘甜酥脆的食物；有时甚至在衣服、帽子和鞋子上装饰珠玉，效仿西方人烧烤烹煮的方式。每一次出行，必定以乘坐车马为荣；每一次起居，必定以安逸舒适为乐，以至于社会风气日益趋向骄奢淫逸而不知改变，习俗日益趋向放纵享乐而不知回头。关心世道人心的人，想要凭借人力挽回天心，在狂澜既倒之时力挽狂澜，于是提出了去除奢侈、崇尚节俭的建议。然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空谈仍然无法起到补救作用。必须是在上位者亲身践行节俭，为百姓做出表率，然后像草上的风一样，百姓自然会顺从。试问如今在位的人，谁能做到国家奢侈时展示节俭，国家节俭时展示礼仪呢？有人说，奢华的风俗，没有比通商口岸更严重的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既然是通商口岸，那么西方人也必定居住在那里。西方人挥金如土，花费巨大，他们一切起居服饰方面的花费，比中国人多出数倍。中国人既耳濡目染，或者出于与西方人做交易的需要，不得不追随其后，于是也日益趋向奢侈。那么，中国此时奢靡的风气，实际上是西方人传染的。却不知道西方人的奢侈，固然足以开启中国的风气，而西方人用来补救其奢侈的方法，则另有原因。因为西方人的勤劳远远超过中国人，天刚亮就起床，步行到江边沙滩吸收清新的空气，甚至有不分寒暑坚持这样做的人。而中国人则要到六七点钟才上街，店铺都关闭不开，大概男子八点钟起床还算是早，妇女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人对于安逸享乐如此，却说要效仿西方人的奢侈吗？况且人们认为西方人的花费是奢侈，其实并不是奢侈。假如一个人每天收入十两银子，而一天之中饮食起居花费七八两，那么看起来就很阔绰了。但他还有两三两剩余。如果一天之中花费七八两，而收入只有四五两，那么每天就要亏空三四两，这正是他们效仿西方人的地方，也正是他们深深危害自身的根源。就拿我自己一家来说，以前在乡间，每年靠教书糊口，收入不过六七十千文，家里没有多余的积蓄，开门七件事都必须依靠这些收入，我也不敢稍有浪费，穿布衣吃蔬菜，淡泊自守。后来外出游学，每年所得稍微宽裕，就稍微添置一些修饰身体的物品，不像从前那样朴素。自己甘之如饴，久而久之来到上海，刚到时，仍然不敢随意花费。有人邀请我到醉乐居，稍微见识一下，一顿饭就花费三百多文，我私下认为这是奢侈。等到今天，也就习以为常了。如果用几百文请客，会有人嘲笑他寒酸吝啬。不过我们虽然不免受习俗影响，但尚不敢立刻失去本来面目，而在“勤”这个字上，还可以自信。我起床，夏天是六点钟，冬天是七点钟，一起床就亲自擦拭桌子，必定使其明亮洁净。洗漱梳头之后，就拿起笔写作，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即使有小病，也不停止。有公务就办公务，没有公务就写一些应酬的文字，整个早晨不让自己有空闲。因为早晨有清新的空气，精神也因此清爽。我又视力不好，晚上虽然安静，但不能握笔。从我这样做开始，家里的妻子儿女也不得不早起。那么，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亲身践行勤俭，就不难带动其他人跟随，推广到一个乡，应当也是这样。再推广到一个县，应当也是这样。再推广到一个郡、一个省，极而言之直到天下五大洲，应当没有不这样的。因此，西方人用勤劳来弥补节俭，国家日益富裕，军队日益强大。而中国自从与西方各国通商以来，竞相想要超越西方人，而他们学习西方人的地方，只得到了皮毛，而且在皮毛之中，只得到了瑕疵。比如学写字的人，临摹颜真卿的字帖而专门模仿其大刀阔斧的捺笔，临摹柳公权的字而专门效仿其翘起的笔画，取其弊而不取其利，得其损而不得其益，不也很可惜吗！出使海外的各位随员，以及游历各国的人员，往往羡慕西方人的举止潇洒，极力模仿，谁想到反而被外国人嘲笑，像这样的人实在不少。而中国人中，那些居住在通商口岸的，无不习惯于奢华，学习豪举，逐渐传入内地，风气也日益趋向奢侈，这是中国的大患，积累久了，必定有江河日下的趋势。所以以前如江苏巡抚黄方伯，力行节俭，严禁奢华，可惜实行不久，没能完成他的功业。此外，各位官员虽然不曾不大力张贴告示，让人去除奢侈崇尚节俭，而在上位者自己先不能节俭，又不能以勤劳来弥补节俭，人们谁会相信呢，不过视为例行公事的虚行罢了。所以说：上面有好尚，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这话没有欺骗我。如果想要挽回败坏的风俗，努力回归敦厚朴实，必须先从在位者亲身践行节俭开始。

译砥砺品行说

天地化生人类，有的人有才能，有的人有智慧，有的人则无能。才能不值得夸耀，智慧不值得奇异，无能也不值得忧虑。禀受清气的人，其品性必定优秀；禀受浊气的人，其品性必定愚钝。千万种形态，亿万种面貌，天生的资质各不相同，天地不能强行使之相同。世人常常因为贤与不贤的差异，而认为天地在孕育人才方面留有遗憾，却不知道在承受气息形成形体时，谁为灵秀，谁为愚钝？天地尚且自己不知道，天地怎么能承担罪责呢？不仅不承担罪责，天地自有使其统一的方法，在于使人人都能合乎正道，无能者看不出他的不足，有才有智者也看不出他的优越，人们只是自己不去思考罢了。有人问：所谓统一，难道在于学习吗？我说：不是。如果在于学习，那么言语必须合乎经典，说话必须引经据史，诸子百家，浏览几乎涵盖九流三教，底蕴全部窥探，都要被尊称为贤人君子吗？一个乡一个县，愚笨的男女，眼睛不认识孔孟的书，身体没有受到学校教化的润泽，而忠孝节义，坚定地自我坚守，都要被斥为不肖吗？况且我曾经见过现在所谓的学习者，问他们的学识，并非不渊博完备；看他们的表面，并非不仁义道德；而在公卿面前摇尾乞怜，在权贵右侧屈膝讨好。太尉脚上的香气，相公带上的污垢，多半出自那些诵读诗书、效法先王的人，更严重的则刚愎自用，执拗成性，借经术来掩饰，自我文饰其欺诈，像宋代的王安石那一类人。而千古以来成就大事业、负有大气节的人，却反而出自略观大意的诸葛武侯、不求甚解的陶靖节，由此可知想要成为第一流人物，不一定在于读破万卷书。而那些登高能赋的人，堆砌辞藻，裁剪翠红，雕琢花月文章，刻画风云情状，洋洋自得地以才人名士自命，有见识的人嗤笑他们。于是有拾取汉人唾余而夸耀训诂的人，有沾染宋人魔障而高谈性理的人，论说纷纷，千言说不尽，互相攻讦，不顾是非，还有不依附汉宋门户，另立宗旨的，如姚江一派，专讲良知，总之都与人生大节无关。前人曾说：士人应当做学人，不应当做文人。我说文人固然不可做，如果像这样去做学人，那么学人也不可做了。《论语》开篇虽然就谈学习，但紧接着就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孝和悌，不等待学习而后能。而圣门之所以以此为根本，在于此而不在于彼。推而广之，做臣子要忠，做丈夫要义，做妻子要节，做朋友要信，没有一项不应当确实坚守。而这些也不必都出于学习，所以我评论人，不谈学习而谈品行。反驳的人说：品行根源于学习。凡是三纲五常的大义，恭敬节制退让的礼仪，如果不依靠先圣的微言，古人的典籍，那么品行也就没有取资的地方。恐怕会像秦初那样野蛮无知，而谁还能知道规矩法度，使自身如玉般珍贵呢？所以舍弃学习而谈品行，就像谚语所说“皮都不存在，毛将依附在哪里”一样。我说：《论语》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则不固陋。”不庄重，是品行中的细微之处。而学习就因为这不庄重而不固陋，那么品行不居于学习之前吗？孔门四科，德行排在前面，文学排在后面。如果品行果真可以轻视，圣贤为什么一定要看重它呢？因此，当今民俗凋敝，士人习气浮华，大伪兴起，真风消逝，虚骄之气已经侵入隐微之处，奸诈之情又层出不穷，放纵邪僻，悖谬妄为。问他们礼义，就完全不知道顾念；跟他们谈论廉耻，就丝毫不在心上。只是逞其纵欲败度的情欲，以快其直情径行的志向。不仅是人心的隐患，恐怕会成为风俗的大忧。假使让这些人处在朝廷之上，就不遵守官常，不知国家大计，贿赂不绝，贪污公行，结交市井豪奴，侵吞公款，败坏名节，只图利益。或者沉溺于风月场所，忘记有治理百姓的职责，官箴自污，哪里顾得上人言，朝野哗然，声名狼藉。如果早能检束身心，端正行为，那么怎么会落到后来的地步呢？或者让这些人处在学校之中，就轻慢官长，傲慢公卿，以官帽为护符，于是肆意妄为而无忌惮。或者假公济私，或者寻衅滋事，结怨乡党，滋扰亲朋。看他们轻浮的行为，几乎连下流之人都不如，士林齿冷，同类鄙夷。为什么不思“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训诫，而甘冒此不韪之名？真是世人不解。至于工商行业，虽然不必用绳尺限制，但大纲难道能例外吗？会计不妨精工，但欺骗之术不可有；握算可无遗策，但吞赖之意不可存。食人之禄，应当思报之以忠；与人交易，宜共孚之以信。那么他们笃实的行为，也未必不被君子所称道。所以人世品类虽然不一途，但步趋绳墨，总要归一致。如果使检身常若不及而举足，不至于忘规则，安在？不可以，还真返朴，而使这世道进入纯良吗？

砥砺廉洁说

从前优孟有话说：“贪官不可做而可以做，廉官可以做而不可以做。”这是为孙叔敖说的。然而自古好官不过多得

译钱财罢了。天下的英雄豪杰之所以为君王的事业辛勤劳作，甚至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而不顾惜，难道都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留名青史吗？也不过是奔走在利益之中罢了。虽然如此，以利益开始的事情，必然以利益结束。明知人情难免趋利，却不能让天下人都出于贪婪，不得不矫正天下人共同勉励廉洁的风气，这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微妙权术。自从古代圣贤留下训诫，勉励人们廉洁而不提及利益，并不是圣贤不谈论利益。《中庸》劝勉士人时说：“忠信并重，给予厚禄。”孟子叙述周朝制度时说：“分配田地，制定俸禄。”由此可知，古代卿士大夫所获得的俸禄，都足以供养家庭，接待宾客祭祀，配备车马仪仗，供给日常使用，宽裕地用来培养他们的廉洁并满足他们的欲望，这样之后才可以勉励他们廉洁而惩罚他们的贪婪。至于像范丹、刘宠这类人固执地坚守节操，虽然确实可以说是坚苦卓绝的操守，但这并不是用来笼络天下人才的方法。所以想要天下的官吏都出于廉洁，必须先有办法培养他们的廉洁，勉励他们的廉洁之后才可以，再惩罚那些不廉洁的人。国家建国之初，从大臣以下到各级官吏所领取的俸禄，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划分等级。继承皇位之后，又增加了养廉银，不能说制定俸禄不够优厚了。然而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贪官污吏到处都有，榨取民脂民膏，无所不至。地方长官每年收入上万串钱，还难免计较细微的利益；关卡官吏每天偷拿一只鸡，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深渊。贿赂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进献，权贵之门被贿赂堵塞，想要找一个廉洁的官吏，百中难得一。像这样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风俗不如古时候淳朴而人心不知满足吗？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五点：一是因为定额俸禄太少了。俸禄和养廉银两项本来就不富裕，因公犯罪被罚款十中只剩下一成，再加上上级官员的索取，同僚之间的应酬，亲戚宾客幕僚朋友的各种繁杂费用，因此任职三年必定多方盘剥，罢官过了一年就两袖清风，想要没有贪婪又怎么可能呢？二是因为供应太繁多了。送往迎来的惯例没有公款，三节两寿动不动就掏私人的腰包，司房部办需索极其烦苛，每月的费用和节令的规矩供应不能减少，不靠盘剥从哪里弥补呢？三是因为捐纳太广泛了。这些人行为如同市井商人，大多是为了利益而来，他们把官场看作如同铜山金穴，而且经营半官职已经如同破釜沉舟，需要几年时间，更不免千疮百孔，一旦掌握了权力，怎么能没有利益必得呢？四是因为冗员太多了。辕门听鼓，谁不是山穷水尽？在要路上谋求差事，更能得到大量的钱财，捧读任命文书的时间很短，而赋闲在家的岁月却很长。不从那里汲取来注入这里，将依靠什么而不恐惧呢？五是因为大臣太贪婪了。公卿既然肆意搜刮，下级官吏必定穷尽罗掘，掏空口袋来奉承宦官的口袋，一半落入私门；竭泽而渔，暴敛必然加在百姓身上。既然已经上行下效，最终必然误国害民。这五点，有相互因果的关系，有相互牵引的契机。有这五点，而想要天下的官吏都砥砺廉洁的品格，怎么可能呢？现在应当在定额俸禄上酌情增加，在供应上限定固定的章程，在捐纳上约定期限停止，在冗员上严格裁汰，在贿赂上按常法定罪。这样既可以培养天下官吏的廉洁，又可以勉励天下官吏的廉洁，还可以惩罚天下官吏的不廉洁。然而法令确立弊端就会产生，太阳落下邪恶就会兴起。即使是英明果断的君主，也不容易突然发生巨大的变革，而制定法令要宽缓啊！天下官吏之所以不能廉洁的原因，其开端在于上面，那么想要挽回天下官吏，能使他们趋向廉洁的关键，其要点也在于上面。这确实不是有德无位的人所能挽救和纠正的。虽然如此，廉洁是建立政治的大堤，而治理国家的纲领。官吏不廉洁，那么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而国家因此危险。西方人设置官职，给予厚禄，简化礼仪，精简吏胥仆从，确定供应开支，官员不敢借事受贿，吏员不能虐待下属以取财，不期望廉洁而廉洁自然到来，因此国家日益富裕，军队日益强大。中国因为这样而萎靡不振，以至于被四邻侮辱，难道是小事吗？西方人曾经说中国每年的收入如果用西方方法整顿，可以增加三倍，这话确实不错。中国民间的赋税，官吏得以侵吞；内部支出的国库资金，官吏得以虚报冒领，上下都困苦，而中饱私囊的人独自肥胖。假使天下的官吏都出于廉洁，难道不像西方人说的那样，每年的国家收入可以增加三倍吗？

译寡营说

劳劳子向淡泊先生问道：“我听说无极和太极化生出两仪，天高地低，只有人能够参赞其间。那些蜜蜂酿造蜂蜜并筑造蜂巢，鸟儿筑巢并用羽毛包裹，鱼儿寻找水源并繁殖鱼卵，蜘蛛和蚕吐丝结成茧，以至于鹿和兔子听觉灵敏，貔貅和老虎嗅觉敏锐，猕猴善于攀爬，骏马善于奔跑。像这些，不学习就懂得，不教导就能做到，充满天下之间的，都是万物。它们尚且不能保持寂静而减少营求，如今先生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并不立志像大鹏一样高飞，反而甘心像尺蠖一样屈身，每天只是饮酒赋诗，坐在绳床上枯坐，一年到头呆呆地坐着，这怎么就安于无用呢？”先生微笑着说：“你认为我是无用吗？你现在在尘世间忙碌奔波，以博取财富和地位，你大概自以为有用吧？你所认为的有用，施加于我反而觉得无用。你所认为的无用，却正是我所认为的有用。你没看见蜗牛吗？它沿着墙壁爬行，爬得越高，最终津液枯竭而蜗牛快要枯死。你没看见骡马吗？它们奔跑路程，跑得越远，最终力气耗尽而骡马快要病死。人的贪心动作就会生出涎水，欲心动作就会生出精气，怒心动作就会生出怒气，惧心动作就会生出汗水，怨心动作就会生出泪水。欲望发动则情感胜过，心念发动则精神疲惫，他们的寿命通常不长久，他们的处境通常不愉快。我不愿让有用的身体，在无用之事上忙碌，而实际上是以无为作为有为。况且我曾经见过世上那些所谓多营求的人，有的经营田产牲畜，有的追逐鱼盐之利，他们担忧老鼠损耗，这里效仿苍蝇营营，正认为可以掌握利益聚集的大权。有的占据重要职位，有的奔走捷径，他们致力于攀附权贵，这里擅长奔走竞争，正认为可以持握名声场面的大柄。用来营建宫室，就是歌台舞榭，心里比较着斗角文梓的轩室、沈香的楼阁。用来营求饮食，就是山珍海味，华丽的宴席，何曾放下筷子，每天花费万钱。用来营求器物，就是玳瑁、珊瑚、明珠、火齐，平常看待它们不以为珍贵。用来营求姬妾侍从，就是桑中的女子、上宫的陈娥，柔靡婑披、谷揉罗。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这是老子的至理名言，足以针砭流俗。内心有所触动，必定摇动精气，这是欧阳修深入窥探道之关键而完全中肯地洞察人情。人如果没有所营求也就罢了，受人求取的人常常骄傲，求人的人常常畏惧。人营求而得到，也是得不偿失，而悠悠的日月，仆仆的风尘，瞻望眼色，一笑一皱眉，虽然枉费寻尺，终究不能由此，屈身而伸展吗？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差役，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喜好的。’说的是所求的不违背道。孟子说：‘求取有道，得到有命。’说的是求取与得到应当顺受其正。圣如孔子，贤如孟子，为人如此，也可以说是极至了。而富贵利达只委之于道与命，曾不勉强为之？试看人世那些忙碌奔波的人，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以寂然不动的心，却有时役使于声色，有时奔驰于货利，在妻子仕宦的场合消磨，这是多么自待之薄，而自视之轻啊！患得患失的人，百端毕集，万感交并，更加促其寿命而戕害其生命吗？况且你认为我寡营，那么我又有话说：鸟用翅膀飞，翅膀不能强迫飞而变成走；兽用脚走，不能强迫走而变成飞。谷米可以食用，但不能用来做衣服；布帛可以保暖，但不能用来吃饱。土铏瓦缶登上廊庙，就显得粗陋；美玉明珠处于山林，就显得俗气。那么位置有适宜和不适宜的，后羿善于射箭，让他制作器物，不能做得精良；公输般是巧匠，让他拉弓射箭，不能命中。那么人各有能和不能的。我生性懒惰且体质虚弱，不能承受劳苦，又自负气节不能承受驱策。让我伺候在公卿之门，勉强供职，其败坏可以立刻等待；让我做农民，那么雨淋日晒，势必生病；让我做工，那么斧削椎凿，百凡多不理解，毁瓦画墁以求食，食物必然得不到；让我做商人，那么追逐什一之利，权衡子母，性情也不相近，而想要奴役陶朱、仆从猗顿，势必不能达到。只是善于藏刀罢了。人生富贵，转眼成丘墟，就我所能做的去做，晚食当肉，安步当车罢了。”劳劳子起身谢罪说：“先生的道，不陷入寂灭，不逃避虚无，确实是世上知道道的人。我也将息灭营营之念，而以真我相见。”

修省篇

有西方的文士、东海的诗人来到华国先生的住所，相互畅谈，痛饮，酒酣耳热，抚掌纵论古今。西士说：“中国动不动就用神道设教，凡是遇到久旱久雨，必定乞灵于神，地方官如此，督抚大官也如此，即使朝廷也如此；而西方国家没有这样。晴雨是天地气化，大概也是自然而然，难道真的有神主宰吗？西方国家没有这种祈祷之事，而晴雨也没有见不时；中国动不动祈祷，也没有见其均调，这大概不是古人的训诫吧？”东人说：“晴雨使用祈祷，古代就有，只是中西的祈祷不同。西方人所敬的是天，而中国所敬的，也是天而已。那明白神道设教的，正所

译这是为了表明应当敬重上天。因此，二帝三王的典籍，以恭敬开始，以恭敬结束，敬重上天、勤勉爱民，中外所谓的圣明君主和贤良臣子，本来就没有谁敢背离这一原则的。因为上天看到的来自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来自百姓听到的，能够敬重上天才能勤勉爱民，知道勤勉爱民自然就知道敬重上天，推演敬重上天的心意去敬重神灵，于是就有了祭祀的典制。西方国家虽然不了解祭祀神灵，但西方人没有不知道敬重上天的。唯独与中国不同，过去每当遇到水旱灾害，以及一切意外的灾祸，朝廷就下诏征求意见，或者征求直言极谏，认为这样可以挽回天意，暗中消除灾厉，这实在令人不解。征求意见的典制，即使不是遇到灾害的时候，难道不应当举行吗？为什么偏偏遇到灾害才开始征求？更过分的是竟然征求直言极谏，直言极谏难道需要征求吗？皇上如果听从谏言像流水一样顺畅，听到过错就高兴，那么天下的臣民谁不愿意表达他们的愚诚，献上他们的忠诚呢？又何必征求呢？如果征求了却没有人，回应了就是虚设征求了。如果有人回应了他的征求，而他们进言的原因，或者太过愚直，或者触怒权贵，或者违背君主的心意，那么在征求的时候暂时宽容，日后也一定会借事中伤他们。纵观中国史册记载，像这样的情况往往都有。既然已经征求了，就一定会任用，如果不任用，为什么要征求呢？用征求来希望挽回天心，而任用与不任用，仍然凭一己的私意，把这作为禳解灾祸的工具，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东海、西方都没有的做法。华国先生于是捋着胡须大笑起来说：“客人停一停，坐下！我告诉你。井底之蛙不足以谈论大海，夏天的虫子不可以谈论冰，东西方的治理各有适宜之处，不能把西方的治理施用于中国，就像……中国的治理，不能施用于东西方一样。人作为万物的灵长，至诚的极致，可以参赞天地的化育，确定天地的正位。号称天子，就与上天亲近。时刻凛然敬畏，日日监临，在这种念头之下，然后在政教号令上，不敢稍有疏忽，这是敬重上天的至意，所以确立的根本。遇到灾害而恐惧，下诏征求意见，正是担心有时蒙蔽视听，偶尔失去了敬重上天、勤勉爱民的宗旨，所以一遇到灾害的征兆，一定先端正自身修养德行，而尤其把征求意见作为紧急事务。有进言的人然后可以听到自己的过错，听到过错然后可以改正，这正是修身反省的第一要义。自古圣王下征求意见的诏书，一定有贤臣应诏而至，像董仲舒、陆贽这样的人，史书上不断记载。那些或者虚应故事，或者因为违背旨意而加罪的，那是衰世的情况，盛世是没有的。《易经》说：‘君子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周宣王时，旱灾已经非常严重，正值政治混乱国家危亡，而宣王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天下人高兴于王化重新施行，百姓看到忧虑，诗人作诗赞美他，最终成就了中兴的功业。三代以下，因为灾害而征求意见的，数不胜数。那些征求意见的，原本想要借此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改正，以此来弥补缺失，挽回天心，而他们施行于政事的，无非是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事情。使用费用有不尽节省的，得到直言极谏的人，不害怕苦口婆心地陈述，那么一切浮华奢侈的事情，或许可以稍微自我节省。爱护百姓有不尽心的，得到直言极谏，不顾忌触犯龙鳞而争辩，那么一时的苛暴政令，可以逐渐消除。这其中的关键固然由进言的人发起，而事情则在听言的人身上施行。傅说曾说：‘说话并不难，实行才困难。’伊尹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其中的道理；有顺从你意志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其中的非道。’果然有人进言立即听从，使用费用不尽节省的，全部给予节省；爱护百姓不尽心的，没有不爱护的。像这样而天心不被感动，灾祸不被消除，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客人没有看到我朝代的仁政吗？偶尔遇到局部灾害，皇上无不厚施恩泽，立即发放国库钱财。皇太后又从深宫节俭项下拨给赈灾捐款，大约前后以数十万计，深恩浩荡，远近戴德。因此连年虽然有局部灾害，而不损害朝廷的心，本来没有一天不把病痛抱在怀中，所以观感的人竞相做善事来感动上天。眼下山西的赈灾刚刚可以稍微缓解，而顺直地区的紧急赈灾，投助的人又踊跃输出了。这不是朝廷的仁德所感化而产生的吗？而客人却认为中国的神道设教是多事，下诏征求意见是虚行呢？至于说天变不值得畏惧，人言不值得顾虑，这是王安石、蔡京等人的悖逆之言，难道是圣明的朝代会出现这种话吗？”客人听到这话肃然起身，缩着身子致谢说：“仁人的言论，它的利益广大啊！我们这些远方的人，也应当油然而生感激之情了。”

译公利说

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叫做利，天下最大的祸害也叫作利。自从孔子说“小人只懂得利益”，孟子回答梁惠王说“何必谈利益”，后世的治国之士就忌讳谈论功利，“利”这个字于是成为儒者所诟病的对象。在朝廷之上，涉及财政收支的人就被指责为“言利之臣”；在市井之中，计较细微利益的人就被轻视为“牟利之徒”。他们难道不是主张重视根本而轻视末节，抑制财利而崇尚道德仁义吗？然而难道没有想过，周公是大圣人，而《周礼》实际上开启了利益的源头；管子是名臣，而山海资源都探求了利益的渊薮。古代治国的人，从未忌讳谈论利益，而且必须先兴起利益，然后道德仁义才能得以施行。因此，军事、农业、礼乐，没有利益就不能推行；教化训诫、端正风俗，没有利益就不能成功。下有赋税进贡给上级，之所以进贡是因为利益；上有减免赈济惠及下级，之所以惠及也是因为利益。况且，甘美食物的奉养，做儿子的如果没有利益就无法侍奉父母；多余财物的进献，做臣子的如果没有利益就无法取悦君主；后室家眷的赡养，做丈夫的如果没有利益就无法供养妻妾。推而广之，财产互相谦让，只有利益足以在内部和睦兄弟；有无相通，只有利益足以在外部结交朋友。五伦之内，没有一项不依靠利益来暗中巩固、显明维持。又何况酒肉之间的往来，桃李美玉之间的投报呢？凡是用来敦厚宗族、和睦乡邻、联结姻亲、沟通世交的人，都从利益中获取资源。至于治理政事面对百姓，先养育后教化，所谓“仓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只有利益足以引导他们行动。即使是仁义德道的施行，也不能靠空话取得效果。所担忧的是风俗日益偷薄，人心更加淡薄，一切机械变诈的事情，诉讼争斗的根源，大多因为利益而起。甚至臣子犯上，盗贼作乱，大小强弱之间的驱胁并吞，都是因为有所利益才去做。由此可知，利益作为利益，固然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其要害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公私罢了。利益是公共利益，即使四海之内也不异于一家；利益是私人利益，即使是骨肉亲人也不异于敌国。实在是因为心术极其变幻，事变极其细微，而其操纵成败的关键，本来极其迅速。近代杂说中记载乾隆年间，一位朝官将赴外地任职，到他的座师那里辞行，老师问治理之道如何，那人以去除弊端回答，老师说：“弊端是养育百姓的源头，怎么可以轻易去除？”这话虽然不足以作为准则，但也颇有见地。公事所谓的弊端，就是私事所谓的利益，人不能没有利心，所以世间不能没有弊端。因此圣人说：“顺着百姓所利的地方去使他们获利。”真能化私利之心为公利之心，就可以改变私利之事而致力于公利之事。我私下看到当今西方人确实懂得这个意思。中国向来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士居首位，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定心志的缘故。农次于士，是因为国家根本所在的缘故。工商次于农，是因为他们追逐末节的缘故。这都是轻视利益的观点。自从通商局开启近二十年来，工商逐渐受到重视。有人说是中国未受通商的益处，而人心已暗中受到其害，廉耻抛弃而大防溃败，实在是重视利益这一念头作为祸端。至于税收厘金日益加重，民财将尽，还是其害明显可见的。我认为这固然是中国人心之害，但不能归咎于通商。西方国家重视商业，也有商务学，一定要让他们学习然后才可以经商。西方国家的商人，还像中国的士人。不仅是商人像士人，即使各项工艺以及兵、农，无不有学校来培育人才。能这样，工与兵、农都像士人。中国工商凡是从事技艺、计算什一税的人，起初未曾有学校来培育他们，所以私利之心囤积而不可拔除。看西方国家商务由国家设立商部，经理各项商人，名叫公司，顾名思义，可见利益是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中国工商之心与之相反，即使官绅士庶之心也多与之相反，人人存一自私自利的见解，而想要事情成功，能做到吗？现在想要洗刷中国人心的积弊，首先应当广泛设立各项学校，教习少年子弟，让他们明白公利道理，而又归于核实。将来这些人出来用世，或许不至于蹈袭旧习。否则名义上讲仁义道德，而其心实际系于利益，即使想要效仿西方方法，挽回公家利权，而其心不离以私利为重，那么天下事终究不可为。我所以说今日想要振兴中国，从不忌讳谈论利益开始，而必须从人人各存一公利之心开始。

义利辨

唉！国家治乱安危的缘故，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事吗？人事的得失，看乎公私；公私的得失，存乎义利。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这个道理本来明显如同启发蒙昧一样。自从人心沉溺于利，背离于义，那些合食味、别声、被色之类的人，日渐坠入计算利害义之中而不自觉，生于人心，成为风俗，于是让国家的安定听之任之，危险听之任之，治乱也听之任之，推诿于天命无可奈何，实在是怠于人事的委靡不振，大事将去，谁与挽回，徒然啸歌伤怀而已。况且义中的利，也很广大。君主收取正供而得到赋

译赋税，使臣子受廉俸而得禄养，士人能教诵而资以糊口，农夫能耕获而望有丰收，工匠能操作而可交换物品，商贾能贩运而丰足资财，使得在追求利益时，无往不利，这种利益与道义相合的情况，真是伟大啊！然而却舍弃道义去追求利益，苟且得到利益，即使损害道义也不顾惜。臣子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心中想着中饱私囊；百姓怀着私利供奉上级，完全不考虑急公好义。最终，知道有利可图就忘记了君臣的名分，知道有利可图就违背了父子的天性，知道有利可图就淡薄了兄弟朋友的情谊。孟子说：“君臣、父子、兄弟舍弃道义而怀着私利来互相交往，这样却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过。”况且坠入深渊悬崖、踏入沸水烈火，所在多有，说是他们不知道痛苦。于是开始时踏入而不知道，最终知道了，所以踏入这明明是舍弃道义追求私利来自取祸害。当今世道，张口就说利，无时无刻不在谋利，无地不在谋利，无人不在谋利，利令智昏，使贵贱、长幼都变得一样。试着询问他们关于道义的事，就茫然不知，即使稍有明白的人，也被利益所遮蔽。有心的人就用大义严厉责备他，用道义感动他，他必定认为是老生常谈，对安身立命没有补益，不合时宜，就拂袖而去，不想听闻，反而讥笑像您这样的人，喜好谈论明理，不善于谋生，必定老死沟壑而后已。唉！这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道义，只知道什么是利益，势必见利忘义，认为道义是不利的，又假借道义来获取利益。天下滔滔，情义与利益不明朗的喧嚣混乱，其危害简直比坠入深渊悬崖、踏入沸水烈火还要严重。怜悯人心的锢蔽，哀叹习俗的衰败，君子说：“这是不可以不辨明的。”道义，是我们本性中固有的东西，得到它就成了人，失去它就成了无物。道义，是内心的节制，事物的适宜，不是向外求取的。王者治理天下，有仁育义正的规范，有渐仁摩义的作用。君主崇尚道义而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用道义引导而百姓没有不跟从的。所以辨明道义、衡量道义，无不精研道义；刑罚道义、杀戮无不审慎。因此儒者明晓道义、遵循道义、积累道义，以求达到精义入神的作用。其下则仰慕道义、迁正道义、畏惧道义、怀抱道义、播种道义，以保全自己羞恶的良知。道义之路平坦，不用担心捷径的窘迫步履。道义的训诲，不需要逾越冒犯上级。使人人明白道义，平常时就是道义的百姓，变故时就是道义的勇士；安定时有道义的学问，危难时有道义的举动。仅仅一个“义”字，就能把天下安置在泰山般的安定中。这是道义怎么可以不辨明？利益，是天地自然的东西，层出不穷，用来赡养万民。应当公而不应私，应当分散而不应聚集，应当分配而不应专断。分内的利益，安心地接受；分外的利益，挥手拒绝。以无欲为贵，以不贪为宝。不因贿赂而焚身，不怀璧而获罪；不为争利而相斗，不为贪利而损害公义，不为谋利而危害国家。而天下有一种利益，就有一种危害，危害跟随利益如影随形。为君主谋取利益就危害社稷，为后人谋取利益就危害子孙。必定沾沾自喜于利益，做什么呢？所以孔子说：“君子明白道义，小人明白利益。”

译谄媚小人

如今，对待君子容易，对待小人困难，对待有权势的小人则更加困难。畏惧其困难而远离他，这是可以的；不承受其困难；因为困难而想办法驾驭他，那么即使困难，也不显得为难。如果既不能远离，又不能驾驭，那么小人的声势就会更加嚣张，小人的气焰就会更加放肆，而处于他之下的人将遭受无穷的祸累了。没想到他们忽然生出一种计策，认为小人之所以放肆气焰、张扬声势，是倚仗他的富有，倚仗他的显贵，倚仗他的精明与强干罢了。我只需窥探他心中所倚仗的东西，故意迎合他的富有，故意尊敬他的显贵，并且故意装腔作势、花言巧语，极力称赞他的精明强干，怎么知道小人不会器重我呢？我对待那些别人都极以为难、远远避开、唾弃而去的人，我侍奉他，反而显得容易而且更加亲密吗？所以自从有了肆无忌惮的小人，谄媚小人的小人就随之出现；也自从有了谄媚小人的小人，不谄媚小人的小人就愈发明显了。那些卑劣污秽、苟且卑贱的行为到处都有，让有见识的人笑得来不及。然而我私下为谄媚者打算，他的计策也实在错了。古人有话说：“甜酒没有源头，灵芝没有根，人贵在自立。”如果能够自立，何须求于人？即使求人，也只求和气谦恭的君子，而一定不喜欢接近肆无忌惮的小人。对于肆无忌惮的小人，进入他的房间如同走进牢笼，见到他的人如同面对犬马，听到他的声音如同听到他的轻蔑，这样难道还会有半点卑鄙龌龊之气，留在他干干净净、清清洁洁、明明白白的心目中吗？却不知自立，只知道讨好别人，而且不讨好和气谦恭的人，专门讨好肆无忌惮的人，难道真的认为这些人富有吗？显贵吗？精明强干吗？唉！这无论是对他们的富有、显贵、精明强干的误解，正好被善于谄媚的人所窃笑；即使是真正的富有、显贵、精明、强干出自肆无忌惮的人，也应当鄙视他们、轻视他们，而不必再用谄媚。富有、显贵、精明、强干，难道都不是这些人所应有的吗？虽然如此，我说不必用谄媚，他们却正说非谄媚不行；我说这样的人不必谄媚，他们却正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足以让我用谄媚。至于专门用谄媚于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也必定是这类中人可知了。这样的人也是这类中人，那么他平日所称道的某个人富有，某个人显贵，某个人精明，某个人强干，都不离开这类人，可以想见了。唉！这简直是将终身处于卑鄙龌龊的场合，甘愿被这类人的气焰声势所埋没，他的聪明被蒙蔽，他的见识被压抑，他的胸襟永远不再有豁然开悟、废然思返的一天了。可悲啊！可悲啊！能不让我起初嘲笑而后哭泣吗？现在暂且不问他的过去如何，将来如何，而只就目前来看，则见到他与小人坐着就恭恭敬敬以表示谄媚，见到他与小人说话就唯唯诺诺以表示谄媚，察看他与小人交往就忐忐忑忑以表示谄媚。谄媚的心出于天性，谄媚的手段熟于世故，谄媚的姿态于是忽然变幻而不可以意测。所以有时小人所肯定的，就低头下气以侍奉他；小人所否定的，就大声疾呼以斥责他；小人尚未定论的，就故作游移不决的样子以委蛇而迎合他。他的用心如此之苦，他的作态如此之工。那些小人心地模糊，见识浅陋，或许竟被他牢笼而深信不疑吗？然而小人相信他，君子就鄙视他了。君子鄙视他，那么除了小人之外就没有再相信他的人了。况且假如小人果真是有权有势的人，还可以说谄媚一个小人胜过谄媚一百个君子，即使终身保住他的位置也不难。只怕小人也是寄居在别人屋檐下，与暂居旅舍的君子没有什么不同，谄媚的效果尚未可知，谄媚的名声却已经流传而成为事实，被有权势的人听到而唾弃罢了。那些谄媚者如果没有听到我的话，那些谄媚者如果听到我的话，我知道他必定五体投地，感激涕零地称谢说：“如果没有您的话，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失策了。”

谄媚与骄傲同源说

今天下是一个骄傲与谄媚并存的天下了。人们只见世上的富贵者趾高气扬，贫贱者卑躬屈膝，认为同样的心志，同样的血气，为什么情态相反到了这种地步？却不知道那骄傲是谄媚的变态。那谄媚也正是为了骄傲的地基。生来富贵的人很少了，那些趾高气扬的人大多是由贫贱而富贵的人。由贫贱而富贵，他的用心很苦，他的得志很难，他的情状也很可怜。当他伺候在公卿的门下，奔走在势利的场合，揣测富贵者的性情而迎合他，窥探富贵者的嗜好而趋奉他。富贵者说“是”，就回答说“是”；富贵者说“否”，就回答说“否”。仰视他的眉睫，不敢违拗。像这样几年，趋承恐后，来不及起身休息；像这样又几年，于是富贵者才慢慢称赞他的贤能，喜爱他的才能，委任他事权，给予他丰厚的利禄。而从前贫贱的人至此而富贵了，从前谄媚别人的人至此而骄傲别人了。像这样他的骄傲，就是谄媚的变态。他由谄媚而骄傲，就是他向来所习熟见闻亲承，而又

译（我）将凭借这个来检验那些阿谀奉承我的人是否巧妙呢？那么他们骄傲自满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一冬一春，没有只弯曲不伸展的；一起一伏，没有只去不回头的。我怎么知道那些从贫贱走向富贵的人，不会又从富贵跌回贫贱呢？从富贵跌回贫贱，那种情形比起一生贫贱的人来说，更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往昔意气风发、自视甚高，显赫地出现在人们的耳目之间，然而还没转眼的工夫，过去所欣喜的事物，在俯仰之间已经成了陈旧的往事。想到这些，怎能不感到凄凉悲伤？于是他们凭借旧有的智巧，不肯让自己闲逸，而且亲自尝遍甘苦，那么对世态的转变就越发熟悉，阅历有所收获，那么装腔作势就越发精巧。他们心里认为能屈能伸，大丈夫处世应当如此。我怎么知道那些昔日使我陷入贫贱的人，不会有一天出现在我之上而夺取我的富贵呢？又怎么知道那些昔日对我骄傲、使我不得不阿谀奉承的人，不会转而被我骄傲对待而向我阿谀奉承呢？像这样阿谀奉承，正是为了作为骄傲的资本。他们从骄傲转为阿谀奉承，不认为这是可耻的，反而认为是上天磨炼英雄、通过曲折来成就他们，那么他们阿谀奉承也是理所当然的。总之，阿谀奉承是骄傲的根苗，骄傲是阿谀奉承结出的果实，相沿成习形成风气，古今都是一样的，不只是当今天下如此，只是到今天尤其严重罢了。他们看到这种情态相反而觉得奇怪，难道不是见识少而怪异多吗？听的人说：“你这样说，似乎深谙世事，难道你也从骄傲和阿谀奉承中出来吗？还是痛恨这种骄傲和阿谀奉承的人太多而打算避开他们吗？”于是回答说：“世间没有别的办法，世外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避开他们做不到，跟随他们也不屑，只有用贫贱时不阿谀奉承、富贵时不骄傲自满的态度来矫正罢了。”听的人说：“你现在也不过是一个贫贱之人罢了，我看到你今天不阿谀奉承，怎么保证你富贵后不骄傲呢？”于是回答说：“我在世间困顿很久了，说将来一定能富贵，是不敢说的。只是平时不善于逢迎，不从事修饰，见到有富贵逼人的人，就急忙离开，而又未曾不顾念贫贱之人而心生怜悯。只是遭遇压抑阻塞，有志向未能伸展，不能尽力救助这些人并使他们振作起来，这才是令人痛恨的。那些世间卑躬屈节的人，正忙着趋炎附势都来不及，又哪里有空分出一部分阿谀奉承富贵人的心思去关怀贫贱之人呢？那么，你看到我今天不阿谀奉承，不必去问将来是否骄傲了。如果根据已经看到的来相信，根据尚未看到的来怀疑，那么当今的名公巨卿中，并非没有慈祥仁爱、谦卑自守的人。请问他们是来自刚方正直呢？还是来自卑劣苟且呢？你要记住：凡是富贵而不骄傲的人，必定是贫贱而不阿谀奉承的人。又何必怀疑贫贱时不阿谀奉承的人，等到富贵后可能会骄傲呢？这就是我自信的原因。这就是我自信的原因，而将用来坚定你的信心。”

译齐家要言

天道化生万物，尤其依赖大地（坤）的成就。男儿立志于四方，尤其需要妻子的内助。自古以来，贤能的士人常常得力于贤妻，而古代的哲人从不将自身托付给所谓“有智慧”的妇人。所以，北郭先生拒绝聘礼以保持高洁，蒙山农夫背着畚箕而德行芬芳。君良抓获盗贼，长期与六院的女厨共用厨房；蔡廓为了避免嫌疑，不听从妻子穿同一件衣服的建议。这没有别的原因，家庭的利益在于女子贞静，君子的道理始于夫妇之间。

然而，那些研读经书的知名人士、年轻的学士，淫邪的念头没有摒弃，嗜欲暗中滋长，被私情迷惑意志，沉溺于狐媚般的诱惑，因为爱而忘记丑恶，超越礼制顺从私情，违背常理以追求欢愉，心中没有根据的话语却成了别人的笑柄。横读经书、考究大道的志向，竟然消磨在艳丽的妆容中；锦绣般的才华，暗中受制于粉黛。这自有其原因，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然而，如果狂风暴雨般的情绪发作，戏谑轻浮没有缘由，假如遇到贤惠的妻子，不助长丈夫的恶行，去除妆饰来遏制狂荡，修养礼貌来惩戒邪念。那么，孟光的典范、却缺的美名，不难在琴瑟和鸣中再次出现了。可惜那些沉溺于娇媚之色、言语妖媚之人，在昏睡中只困住良人，在红粉队伍中竟然迷失了丈夫的善行。煽动疏远毛里（指兄弟）的深情，惯用莺声破坏手足间的至谊，反而肆意鸩酒的毒害，竟然忘记了药石般的规劝。在枕边进谗言，声声流泪；在帐底定阴谋，语语动人。因此，刚直的肠子化为柔弱的肠子，和气变为戾气，兄弟间因墙内争吵而生出冰炭般的嫌隙，同室操戈；妯娌间毁坏胶漆般的情谊，以至于南山的乔木因气恼而死，北堂的萱花竟因忧愁而死。指出这些弊端，无非是想分居各怀嫌隙，以图自己方便罢了。

唉！为什么忽然用三寸舌锋断绝田氏的紫荆树，竟敢用腹中暗剑摧毁窦家的丹桂树。推及到农工商贾，无不阻碍前程；质问亲族邻朋，未免被高雅之人讥笑。这固然因为妇人不够贤良，也由于男子没有志气。假如在新婚燕尔之时，以成法为鉴，庄重地持守，宽恕地对待，展示前贤的女子箴言，告知先代的妇德，尊敬她如同朝廷的宾客，敬畏她如同家中的史官。床笫之间没有戏谑，闺阁之内有规矩，教化引导与劝诫并行，消除以往的恶习，礼义与情爱兼至，保持初来时的德性。那么丈夫既然没有失德，妇人怎么会有闲言碎语呢！

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在甜言蜜语之时，务必着意留心，审慎是非，详细辨别真伪。劝我修身，劝我治家，这是辅助我、帮助我，规劝我走正道。这些话可以听，也可以听从。诱我贪图货财，诱我贪图安闲，这是害我、误我，引导我走邪路。这些话应当拒绝，尤其应当责备其不善。善恶如何区分，损益自然判断。这样丈夫的志气，就不受束缚于房帏；而妇人的谗言邪恶，岂敢妄行于闺阁？这是男女居室的道理。世间的君子，应当不会把这话当作空谈。

论齐家之道不徒以能忍为贵

感慨自从世风不再古朴，天性日益淡薄，利欲的蒙蔽逐渐加深，爱敬的良知更加淹没。纵观报章所载，有的变故生于骨肉之间，有的嫌隙起于家庭之中，有的因同气连枝而互相残害，有的因连枝之亲而构陷诉讼，言语习见，事情不胜枚举。甚至如十六日《申报》所记《沙渻春禽》一则的第四条，有儿子在路上死了，父亲亲临尸体，草草收殓，其心冷漠淡然。虽然他的儿子不肖，本来就有自取灭亡的原因，然而他父亲的心肠，怎么如同铁石一般呢？有一位向来善于诙谐的人，因为阅读此事，突然问道：“从前张公艺九代同居，唐太宗问他齐家的道理，公艺写‘百忍’字进献。像这位父亲，大概也是能忍吧？”回答说：“不不。考察《尚书》说：‘必须有忍耐，才能成功。’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朱子在集注中说‘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由此看来，‘忍’字确实有两层含义。智、仁、勇是三种通达的德行，难道有人可以不仁、可以无勇吗？只是恐怕仁不是应当仁的地方，或者因为姑息而养奸，那么仁就接近于妇人；勇不是应当勇的地方，或者因为躁妄而败事，那么勇就等于匹夫。在恻隐之心动念的时候，存养本心使其不动摇，这叫做忍性；在勃然大怒无法遏制的时候，控制本心使其不乱，这叫做忍气。用刚与用柔不同，但其作为强忍，则是相同的。知道‘小不忍’是小仁、小勇，就可以知道能忍是大仁、大勇。自古以来齐家的道理，不担心不能忍性，只担心不能忍气。张公艺的百忍，或许专指忍气而言。像这位路死者之父，断绝父子之恩，割断天亲之爱，其人本来大大不仁了。但是平日失于教育儿子，毛病正在于小仁。所以他人持家，担心不能忍气；而此人治家，担心不能忍性。因为小不忍以至于大忍，难道能以公艺的话为借口吗？至于忍气，也不仅仅是忍而已。大抵家庭中的气，不外乎两端：或者诟骂起于田间劳作，或者谗间生于婢妾。能忍气的人，可以使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但这只是疏通其流，而没有清除其源。假如别人对我横逆，而我仅以大度容纳他，他不产生感愧，反而认为我容易对付；别人用虚妄诬蔑试探我，而我仅以……”

译如果模棱两可地处理事情，对方不会感到畏惧信服，反而认为我不明事理。这种做法弊端的极致，就是鲁国那种互相隐忍以维护国家的做法，只求暂时苟安，根本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张公艺所说的“忍”，或许在小事上可以这样，否则，一时忍耐之后，必定要考虑如何妥善善后；忍耐以安定变局之后，必定要考虑如何坚守常道。总之，治理家庭的方法，一定要像《大学》所说的那样才可以。《大学》是孔子留下的著作。书中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昭示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的人，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好身心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心思的人，先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先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所谓‘物’，是指什么？是身体以外的家庭、国家、天下等有形的事物；身体以内的心思、意念，是无形的东西。对于有形的事物，应当辨别是非以决定取舍；对于无形的东西，应当辨别邪正以确定遵从或背离。如何辨别呢？方法在于‘格’。‘格’字的解释，古代有七十二家说法，‘格’字本义为‘各’，用孟子所说的‘格君心之非’来印证，大要以辨别区分的意义最为接近。内在的心思和意念，要辨析那些看似正直实则邪恶、看似邪恶实则正直之处，邪正分明，正直就不会沾染邪恶了。外在的家庭、国家、天下，要辨析那些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看似错误实则正确之处，是非分明，错误就不会混淆正确了。这就是所说的，探究事物原理后知识才能完备，知识完备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身心才能修养好，身心修养好后家庭才能整顿好。由此来谈论治理家庭的方法，自然有其根本，哪里是一个‘忍’字所能概括的呢？至于孟子所说的‘人都有不忍心的地方，把它推广到那些能忍心的地方’，又说‘先王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才开始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这些都是把‘忍’字作为痛切的警戒；而又说‘用来触动内心、坚韧性格，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这就是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说法。世俗之人喜好勇武斗狠，用‘忍’字来医治，固然是保全自身、保护家庭的上策，但对于儒者的道理来说，或许并不完全如此。这里因为客人询问沙市的事情，而推论及此。

译劝孝说

云间颜云麓先生天性极其孝顺，年仅十三岁，就承担起了管理家务的责任。等到成年后，他体察到母亲的心意，很疼爱弟弟，于是将全部家产都让给了弟弟，哪怕是一寸木料、一尺土地，自己也不取分毫。他娶了杨氏为妻，杨氏是侍讲公的女儿，也很善于侍奉婆婆。每次侍奉婆婆用餐完毕后，才敢自己去吃饭。她常常把零钱偷偷藏在婆婆的箱子里，随着婆婆的喜好拿出来给她，以迎合婆婆的心意。家中米盐等日常收入的分配，必定先给弟弟，以取悦父母的心。所以乡里人称他们为“双孝”，这是孝顺的明显证据。然而在当今世道，想要找到一个以孝道侍奉父母的人，难道以前从未听说过吗？人们的不孝，都起因于细微的小不孝，习惯成自然后，有四种情况：第一种叫骄养，父母过分宠爱，常常顺从孩子的性子，突然违背他的意愿，他就无法忍受。又让他占便宜，任他安逸，让他服劳役、奉养父母，他就觉得不习惯。稍有差错，父母不忍心责备儿子，儿子却反而冒犯父母。在文章、品行、技能方面，父亲极力夸奖儿子，儿子反而认为父亲不如自己，逐渐养成骄横放肆的性格。别人使唤不动他，父母那里偏偏能使唤得动。第二种叫习惯，言语粗鲁，习惯了应对便敢顶撞。动作容易习惯，出入便敢放纵。父母分享甘甜的东西很少，习惯了就不再记得那些美味。父母带病忍苦，习惯了就不再过问他们的痛苦。第三种叫喜欢放纵，看到同辈人意气相投，侍奉双亲却漠不关心。进入私室无限温存，面对高堂却机械冷漠。做儿子的如果不快乐，对父母哪里会有发自内心的孝心呢？第四种叫忘恩记怨，恩惠久了容易忘记，怨恨久了容易积累，这是人之常情。做儿子的对父母，把亲爱视为理所当然，于是有因为父母担忧自己而获罪的情况。把训诲视为烦扰，于是有因为父母夸奖自己而被厌恶的情况。把承担劳苦、庇护自己、极力经营视为平等，于是有强迫自己做事而产生怨怒的情况。眼前的大恩，茫然不识，又怎么能推及到胎养之恩、襁褓哺育之苦呢？这四种情况，是人之常情，积累久了而不知道醒悟的人，应当赶紧唤醒，快快回头。小不孝的逐渐发展，就是大不孝了。大不孝习惯成自然，也有四种：第一种叫私财，钱财一到我手里就认为是我的，而在父母手里的，又认为是我将来可以得到的。求财不得，就怨恨父母。甚至有因为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儿子而争夺钱财的，有因为年龄大小互相推诿而抛弃父母不养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谁的身体？我没有带一分钱来，而衣食无忧，直到今天，是谁做的呢？第二种叫留恋妻子儿女，妻子儿女习以为常而父母严肃庄重。一旦拥妻抱子，爱父母的念头就衰退了。不知道儿子是我的儿子，而我又是谁的儿子？父母既然对我无所依赖，我又有什么依赖呢？有儿子又怎样？我如果违逆父母，儿子必定违逆我。道理本来如此，势所必然。如果妻子固然可爱，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妻子还是婴儿需要怀抱时，妻子又怎么能照顾我？生活辛劳，养育我指望成人后代劳。那么儿子有了妻子，父母就不能有儿子了吗？第三种：嫖赌游荡，贪淫正盛，被客人引诱如狂。有在倚庐伤心而不解的。家业浪费，性命攸关。有劝告恳切而不顾的。昏黄不寐，风雨凄清，长夜之魂垂白添愁。豆冷水冷，半生之奉。唉！狂兴几何？忍令至此。第四种：争夺天地之大人，犹有憾。父母对于各个儿子，感情难道没有偏颇吗？于是捋袖争财，侧目夺宠。有的兄弟像参商二星一样不相见，有的姊妹斤斤计较。互相谗毁而家道败坏，积累嗔怒而孝情淡薄。有这四种情况，其流弊就不可言说了。于是父母被子孙厌恶，也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叫迂腐的衣冠礼数，老人不合时宜，应当想到白发苍苍不可多得，古趣令人可爱。第二种叫吝惜钱财，持筹常禁子孙滥用，应当想到为谁艰苦？为谁悭吝？日所衣食者是谁所留？第三种叫嬴弱起止不便动借扶持，应当想到养儿防老，欲报劬劳，正在此时।第四种叫昏耄言语纠重听蹇涩，应当想到我生之初无知无识，为谁欢笑？第五种叫爱怜少子，推衣让食，偏护太过，不思爱及童仆尚应体心。我们同气连枝，倘若在此处起一厌心，渐入不孝而不知，应当赶紧反省。不要说父母的心意深厚，我可以自我宽恕；不要说世道淡薄，我还胜过别人。要想到孝是万善之根，百行之本，舍本不立虽纷纷利济，徒枝叶耳。感应之理惟孝为最。奇王氏之鱼孟氏之笋姜氏之涌泉与造化酬答捷于桴鼓。吾愿世人鉴诸。

异端有关风化说

天下的士人，聪明过人却愚笨于人，所以聪明的人常常受到愚夫的控制。现在上海五方杂处，良莠不齐，用邪术骗人财物的人，愈发奇特。比如远方的僧道游历上海，常劝人皈依佛法，设立钉关数日不食，面不改色，人们认为奇怪，哪里知道这是常事，不足为奇，都是为了谋求生计罢了。近日租界中佛店很多，让人听了，实在可笑。佛是释教所供奉的，用香烟敬奉就可以了，却把所供奉的佛当作谋生的手段，哄骗老妪、少妇及未婚女子皈依为徒，数不胜数。这种风气最坏，不仅哄骗，而且有关风化。现在奉宪令驱逐，改作扶颠双惜局，正是

译这是为了消除风俗和人心中的祸害。如今上海县城内的万福宫，也就是茅山殿，在春季解送饷银的时期，老人搀扶着幼儿，成群结队地堆积纸钱宝钞如山，有的人委托他人代寄香火，有的人雇船前往句容，忙忙碌碌，络绎不绝。殿中还有人充当真君的坐骑，赤身裸体，拿着刀乱砍自己的身体，这叫做“跳马”；有的人在板床上钉上铁钉，仰卧在上面，妄称是“坐龙床”，种种恶习，既可笑又可恶，以至于妇女们成群结队而来，甚至有的涂脂抹粉、画眉修饰，或淡妆或浓抹进入庙里烧香，导致那些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拥挤在殿庭之中。这是聪明人受到愚昧人的制约啊。我查考得知，真君是汉景帝时期的人，十八岁进入恒山，拜王君为师学习道业，后来到了句容，居住在茅山，常常劝人行孝，为人端正正直。元康二年，传说他白日升天，玉帝封他为九天司命的职位，并不接受人间的虚花财帛。即使真有此事，也不应该接受人间的血食祭祀。这种说法实在是虚妄荒诞的吧？如今的士人和百姓既然有心敬神，就应当先诚心遵循正道，看待神灵就像他在头顶上方，就像他在身边左右，何必做这些虚妄的事情呢？而且还有更加奇特愚昧可笑的事，人在生病时，就请老妇人进门，名叫“关仙看香”，声称能预知未来的事情，说从香烟中可以看见鬼卒，并且有开药治病的方法。这种方法也不在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道是谁传授的而有此法。这种异端邪说，是极其奇特愚昧的事情，只贪图几百文钱，就用虚假的话语配药，伤害人的性命，罪行多得无法尽数诛杀。人既然在朝夕之间患病，就请医生来诊断，服药来治疗，抛弃这种邪术，病也可以痊愈，为什么要引鬼进门呢？生死关乎天命，难道是邪术所能挽救的吗？人如果相信这个，是多么狂妄啊。我观察上海风俗中，这类额外花费实在不少。如今山西、河南两地的灾民惨状令人不忍言说，为什么不节省这些无益的费用，寄给山西、河南两省，救人性命，造福无穷呢？上天自有赏善罚恶的报应，大家同处于天地之间，甘苦之别如同天壤，又怎么忍心坐视不救呢？为此发布告示，恳请仁人君子，乐善好施，各自随心力，解囊相助赈灾，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上承朝廷奖赏叙录的荣耀。这才是所谓聪明而不愚昧的人啊。我谨以苦口良言告知，请高雅之士采纳选择，希望不要以文辞不佳而嗤笑我。

译论运

孟子说：“没有人刻意去做却自然发生的，是天；没有人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注释说：从道理的角度来说，称为天；从人的角度来说，称为命。似乎关于天命的论述，在这两句话中已经说尽了。至于那些不固定于天、不根源于命，虽然不能称之为天命，却从未不是从天命中衍生出来的，那就还有所谓“运”的存在。况且天命是指那些关乎人的部分而言，运则不仅仅关乎人；天命是指人的一生而言，运则不限于一生，而往往显现于某一时刻；天命不需要等到事情发生就可以预先推测其将来，运则完全听任循环的到达，不是事先能够料到的。自从我阅历世事以来，曾由近及远，从自身、家庭，到家乡、国家，从而对“运”这个字恍然大悟，确信不疑且有证据可查。试先从个人说起：我本出身贫寒，又缺乏引荐，除了两三个知己外，没有可以倾诉衷肠、讨论事理的人。而那些所谓的知己，又多年不见，或者十几年不见，所以我困守在茅屋之中，打算在此终老。有人告诉我：“某某人，不是你的亲戚吗？你难道忘记了他吗？”我听后，怦然心动，于是写信告知他，央求人送达信，见面恳求他，以为大概会有好消息吧？然而过了很久依然寂静无声，又过了很久仍然寂静无声，最终把我从茅屋中提拔出来的，不是向来所期望的亲戚，而是多年不见的朋友。假如早知道求友有益，难道不会舍弃求亲而求友吗？然而时机未到，即使去求也无济于事；即使有济于事，如果不经历之前的艰难，仍然看不出之后的容易。那么运在个人身上的体现，这是第一点。再从家庭说起：谚语说：“不怕赚得少，只怕用得多。”我谨守这句话，所以家境虽然窘迫，尚能维持。后来支出较大，而收入也较丰厚，假如早能如此，难道不会稍有积蓄吗？然而收入如同支出，好像有暗中为之权衡的人，那么运在家庭中的体现，这是第二点。再从家乡说起：上海一隅，富甲天下，当时那些牟利之人购地造屋，无不争抢抢夺，然而到了今天，位于四马路一带的房屋，年收入不知有多少；位于南北边的，仍然平常。回想未开辟租界之前，都是荒野，购置产业的人也只是随意购买，然而为什么相隔几十年，利息的厚薄不同，竟然如此之大？那么运在家乡中的体现，这是第三点。至于国家的运，就更难说了。纵观前代，当其隆盛之时，君主端居在上，百官供职在下，吏治蒸蒸日上，人才辈出，大概不需要严刑峻法，改弦更张，国势就已经达到最佳状态。等到衰微之时，则法律愈严，奸邪之人愈多，变革愈急，弊端愈多。难道不想让国家复兴吗？然而用来振兴衰败的手段，恰恰加速了衰败？那么运在国家中的体现，这是第四点。由此说来，认为运没有依据却确实有其存在，认为运有依据却又虚幻难测，那么是坐等它到来呢？还是勉强去做呢？都不是。君子修身，不过认为奔走钻营、攀附权贵是无益的，并非说应当谋划的不必谋划。君子治家，不过认为留给子孙是无用的，并非说应当节俭的不必节俭。君子居乡，不过致力于耕耘播种收获之地，并非说坐拥万顷良田的都是错的。君子治国，不过默默领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并非以忠义奋发为迂腐之事。君子啊，难道是可以和那些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的人同日而语的吗？有人说：“你的说法确实如此，世上确实有生长在富贵之家，没过几年就一败涂地，想要求得如寻常人一样都不可得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运不属于这个人，也不是这个人最终得不到运。一定是他在富贵之时，淫逸荒耽，任情挥霍，将一生的福泽发泄净尽，以至于此。所以君子虽然高官厚禄，常常兢兢业业地担心不足，而不担心盈余，没有其他原因，〇恐怕一旦发泄之后不可再复，而特别为将来失意时留有余不尽之地罢了。不然，荣枯不定，忧乐无常，转眼之间境遇判若天壤的人多了。为什么唯独君子荡荡平平，毕生如一日呢？”

辟巫说

聪明正直称为神，凡是各地的土地五谷之神，之所以能够庙宇巍峨，千秋享受祭祀，一定是他们生前对百姓有大功德，所以死后百姓不能忘记。难道是乡间愚昧之人能够假借法术来驱使他们吗？虽然在汉朝时，巫师之术已经流行，但大多由疾病残废之人担任，所以荀子有“伛巫跛击”之称。《周礼·春官》中司巫掌管巫的政令，有人怀疑《周礼》一书是汉人所撰，我起初不信，等到看到司巫这一职位，才感叹这话不错。〇圣人设立官职治理天下，原本以仁义为宗旨，道德为根本，如果将吞刀吐火的妖民列入国家典章，贤如周公，岂肯这样做？虽然，古代做巫的人，未必都一无所知，所以“南方人轻浮而无恒心，不可以做巫医”的说法，孔子还啧啧称赞。如果现在所谓的巫，叫太卜，叫师娘，叫神婆，叫扎仙

译有称为跳仙的，有称为关亡婆的，有称为看鬼娘的，种类繁杂，名称俚俗，但考察他们的为人，大都是愚昧的男女，不识字，有的向父兄求取法术，有的向邻居接受法诀，有的自己好管闲事，用大话欺骗人。凡是童男幼女，生来相貌奇异，眼睛像重瞳的，尤其容易欺骗愚众，迷惑众人，认为这男孩能见鬼，这女孩能通神，一呼百应，全里哗然传扬。这些人便假冒鬼神的声音容貌，故意使气象显得神奇，起初闭目凝神，喃喃诵咒，随后信口胡说，任意妄言，说某鬼在此，就是你的某人，现在因为某缘故，想要索取纸钱若干枚；某神在此，就是某山的某老爷，现在因为某缘故，想要索取斋饭若干餐。给的话就身体康健家宅平安，不给就疾病死亡。愚民哪里知道，坚信不疑，拿出几个月的口粮，抵押御寒的衣服，翻箱倒柜，贸然进入市场，买香烛，购纸马，备酒食，约定日期，邀请亲朋，请巫师到家，禹步作法，从早到晚，钲鼓喧闹，于是使几千钱，顷刻间化为乌有。而所谓的某鬼某神，实际上未曾见过他们的容貌，听过他们的咳嗽。这愚人的愚昧，不也太可笑吗！从前有个秀才，年轻时曾在某姓人家读书，主妇有一个小儿子，四岁，颇为聪慧，妇人很喜爱他。一天，带着五六盘酒食，四百文钱，去拜见训师娘。当时秀才还不知道问鬼是什么意思，尾随走了约三里路，才到巫师家，看见堂上悬挂着一尊观音像。不久，一个老妇出来询问从哪里来并详细打听来意，妇人说为儿子祈福，回答了。老妇让她拿出酒食，供奉在像前，三拜后长跪不起，过了约半个时辰，才高声对着像说：“某嫂在此，问她的儿子能长大成人吗？”话刚说完就有唧唧声，不知从哪里来。老妇回头告诉妇人说：“神已告诉我，说你的儿子一定能长大，只是明年正月间须把他的庚帖来寄名于神，才可以永远平安无事。”妇人非常高兴，把带来的酒食钱全给了她。到明年正月，果然如她所说，又去祭奠，菜肴酬谢的费用比之前更丰厚。从此以后，妇人认为儿子的身体有依靠而无恐惧了。岂知不到两年，这儿子竟然死了。像这样，那么巫师的话不足取信就可以知道了。但这可以对通达事理的人说，难以对浅陋寡识的人说。就像我家邻居有个陈太，自称皈依于高景山城隍，充当服侍太太的差役，每月初一十五必到山上梳洗，雨雪风霜不敢间断，即使有要事也不能请人代替。偶尔误期，第二天必定头昏目眩，在床上呻吟。自从与我做邻居，每次听说他生病，问什么原因，总是以“没到山上”回答。四五年来清清楚楚没有差错。又说山上有两个叔叔，就是城隍的马夫，灵验异常时到他们家索取食物，即使是给小孩买的点心，也必须先供在桌上祭祀，才可以取食，不然转眼间所买的食物就消失不见了。这种说法，我常常怀疑。既然作为城隍在冥中，难道没有女仆？何必借助阳间一个老妇人为他梳洗？马夫职责是执鞭，应当整天伺候在门口，如果得以偷闲到民家骚扰，无论是有旷职，必遭驱逐，即使城隍也难以推卸失察的罪责。那么陈太编造这种说法，其目的无非是聚敛钱财无疑了。因为近世巫风盛行，而纵论之，愿良家妇女不要误入其术。

译辨别惑乱篇

星命之学，其起源滥觞于《洪范》与《周易》。后世如京房、郭璞等人，从而推演阐发其学说。认为人一生中的吉凶祸福，其言论颇为丰富。然而上等智慧之士不屑于谈论它。等到唐宋时期，这种学说愈发繁衍繁复。如陈希夷、邵尧夫等人相继兴起，竟然出现了所谓皇极、铁板等术数。仿佛人的寿命长短、境遇穷通，无不早在出生之初就已注定，一定而不可改变。即使平日之间的一饮一啄，也有定数存在。因此当时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都深信其说，奉若神明。降及至妇女女子，几乎更加严重。所以星命之学一起，父母对于子女，有依据其言论来决定喜爱或憎恶的；公婆对于儿媳，有凭借其话语来决定接纳或休弃的。这惑乱人心真是到了极点啊。所谓星，大抵是四余、七政、飞次、舍之类罢了。所谓命，无非是天干地支、孤虚、王相之类的谈论罢了。难道有这些就可以推算人一生的终局吗？从前宋元王相信司马子韦的话，恐惧修德，荧惑星因此退舍。邾文公不相信卜史的话，最终迁都到绎，君子认为他懂得命运。由此说来，星与命，都随着人的行为而转移，哪里有所谓一成不变的呢？所以说：圣贤懂得命运，君主宰相创造命运。懂得命运就不局限于阴阳术数的言论，创造命运就不被荒唐无稽的议论所迷惑。因为他们所见的大，所以星命家的言论不能蛊惑他们。又有所谓奇门遁甲，相传其术出自诸葛武侯，而由刘诚意伯推演。然而我都不相信。假如京房、郭璞知道趋吉避凶，就不会遭受元帝的诛杀，而触犯王敦的祸患了。假如诸葛武侯、刘基能预知未来、隐藏往事，就不会造成马谡的失败，而饮下陈友谅的毒酒了。而日月五星的运行，无论何地，凡是有头有脚的人，没有不共同看见的，不能为一个人身上的祸福所左右。《三命通会》一书，无论任何人的年月日时，都已全部推算完毕，无需后来的人再凭空臆测。如果说星命之学确实可信而不容非议，那么为什么柳下惠与盗跖，一个邪一个正，判若天渊呢？难道哥哥的全盘都是吉星，而弟弟的四柱无非恶煞吗？又为什么老彭与颜回，一个长寿一个短命，相差悬殊呢？难道老彭八百岁不逢墓绝，颜回三十岁就遭刑克吗？况且，白起坑杀降卒四十万，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一时同死的人，难道必定是同一天出生的吗？郭子仪满床放置笏板，张安世七代佩戴貂尾，一家都显贵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卑贱的吗？从前汉高祖与卢绾同一天出生，高祖独自受命，而卢绾却覆灭，这是什么缘故呢？宋高宗与钱镠不同世代出生，享国年数相同，建都方式一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那么星命之说，只是看到它惑世惑人罢了。惑乱浅的，也不过是自毁奋发有为之心；惑乱深的，不免就开启巫蛊祈祷的祸患。崇尚虚无而不求实际，中国之所以日益贫弱，就是因为这个。我还有话说：有道而不做官，那么虽然卑贱却仍然尊贵；无德而享受俸禄，那么虽然尊贵却仍然卑贱；见到危难献出生命，那么虽然死了却仍然活着；面临灾难苟且偷生，那么虽然活着却仍然死了。我不知道从星命家的观点来看，究竟以什么为轻，什么为重，什么为取，什么为舍呢？诸葛武侯的话说得好：“成败利钝，难以逆料。”陈涉也说：“王侯将相，有种吗？”由此可知，人的努力可以胜过天命，意志可以夺取命运。所谓有志者事竟成，难道那些星命家能在冥冥之中默察，而得知盈虚倚伏的征兆吗？假如冥冥之中果然有前定的数，而江湖术士都能知道，那么凡是命中注定富贵的人，都将不谋而获；命中注定贫贱的人，惟有坐以待毙。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已经完全预先知道了。天下有这种事吗？我因此纵论及此，以为破除中国妄谈星命的惑乱。

驳斥风水说

现在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教化风俗不及外国，那么人们将会哗然辩驳。认为中国帝王的美好政令至今存在，中国圣贤的遗教无不遵循。两千年来声教文物的兴盛，其风气淳厚，其习俗纯正，尤其不是海外各国所能比及的。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中国今天竟然有极其愚昧粗陋、荒诞不经的习俗，起初由奸民倡导，接着由儒者附和，沿袭数百年，累代的明君贤相不能禁止，而深受外国的嘲笑，没有比风水这一说更甚的了，怎么能不加以驳斥呢？现在人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五伦，有了夫妇而后有父子，有了父子而后有君臣，旁推则为兄弟为朋友，这是中外所相同的。生而有亲人，义别序信的五教；死后不能对遗体漠然置之，于是有丧葬之事，这又是中外所相同的。《易经》说：“古代的埋葬，用厚薪覆盖，葬在野外，不堆土为坟，不种树为记，丧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从三代之上以至于今，人无智愚、贤不

译无论贵贱、贫富、男女、老幼，没有人不经历死亡，也就没有人不备齐棺椁将死者埋入土中。孟子所说的“孝子仁人掩埋亲人，也一定有其道理”，是因为亲人的遗体入土为安，亲人身体安顿了，做子女的心也就安定了。听说南洋、暹罗、缅甸等国，根据人的生辰将其归属于地、水、火、风四类，归属于水的用水葬，就抛弃到海里；归属于火的用火葬，就用柴火焚烧；归属于风的用风葬，就把尸体系在树梢，等待其自行风化；只有归属于地的才埋入土中。这种习俗与中国大不相同。然而自从中国风水之说兴起后，竟然有人死后几十年，家中停放十几具棺材而不能安葬入土的情况。按照“死后希望迅速腐烂”的道理来看，中国虽然都实行土葬，反而不如水葬、火葬、风葬那样彻底消失不见。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就是宋代的儒者。考察风水之说，在古代没有证据。古代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超过一个月，他们的下葬都不选择地点，每个人各自有固定的墓地。《周官》中墓大夫的职责是：“凡是邦国墓地的区域，为之绘制地图，命令国人族葬并掌管禁令。”又由冢人按照昭穆次序确定位置，并预先绘制地图，新死者就授予墓地。只有《孝经》说：“占卜住宅和墓地来安放遗体。”这是因为或许家族繁衍，土地容纳不下，就需要重新占卜，或者迁往他国，比如成子对庆遗说：我死后，就选择不耕种的土地埋葬我，这是开始迁移别子墓地的做法。既然占卜确定，子孙就可以族葬了。自从秦朝改变周制，废除封建，宗法制度废弃，族葬的礼仪逐渐不再遵行。距离圣人时代久远，邪说纷纷兴起，淫邪的巫师和盲眼的史官，鼓吹他们的言论。有所谓堪舆家的人，始于汉武帝时，其《堪舆金匮》十四卷、《官宅地形》二十卷，均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五行形法各家，是为《葬书》开先河的人。到了东晋郭璞，更加以此术闻名。后世托名为《青囊书》，于是寻龙捉脉的谈论，其毒害就遍布天下。唐太宗深恶这种说法，悬挂严厉禁令，然而其书仍然流传于世。宋代司马光任谏官时，请求禁止《葬书》。张栻惩治葬巫，以左道惑众的律法惩处这类人。在唐宋时期，他们被正人君子厌恶到如此地步。无奈自从宋代儒者出现，却偏信这种说法，程朱等大儒都说葬地不可不选择。所谓选择，原本不过是选择高明干燥、土厚水深、可免后患的地方，来安放亲人的体魄，未尝不是仁人孝子的用心。无奈流弊所开，竟然想以葬地为子孙求福的计策，承袭讹误谬误，以至于今天。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自称为星家，尊称为地师，其术数更加卑劣，其计谋更加狡猾。凡是富裕人家，选择寻求吉地，经年累月，最终没有完美的结果，这罪责还在子孙这类人身上，只是迎合他们的意思罢了。至于贫寒人家，不求求福，只求免患，似乎容易办成了。然而这类人担心一家葬完，就少了一家邀请，就像左良玉挟持流寇以自重一样，虽然有稳妥的地方，也说有瑕疵。更可恶的是，甲所选的地方，乙必定指摘，有丧事的人家，因此拖延，常导致停棺不葬，这类人的罪责，实在不可胜诛。恭读大清律记载，凡有丧事的人家，必须依礼安葬，如果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在外的不葬者，杖八十。法令何等森严？即使近时各省大吏及地方官屡次谕令禁止，无奈说话的人谆谆告诫，听话的人藐视不理。即使地方本有义园善举，无奈其子孙顾惜颜面，使亲人棺柩久淹，反而不及无子孙的人可得入土。私下认为当今之世，既然不能恢复族葬之制，又不能禁绝堪舆家的言论，不如由地方官考试发给执照，凡为人家邀请看一地，必须禀报官府注册，年终比较其功过，如为十家择地得以定穴下葬在五家以上的奖励，葬五家的无奖，不及五家的追缴执照销毁，责令改业，并无一二家的治其罪，大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至于轻率从事，而停柩的恶俗可以逐渐革除，那么风水之说不用批驳，而自然无害于世了。其为风俗人心考虑，岂止是小补呢！

译**惜食惜衣论**

古书说：“一碗粥、一顿饭，都应当想到它们来之不易；半根丝、半缕线，都要常念物力艰难。”这食物和衣服，固然都是人必需的物品，也是人片刻不能离开的。谁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呢？谁说人没有不穿衣的呢？这些对于士、农、工、商，无论富贵贫贱，大体上都不能一天没有，一刻间断罢了。人生在天地之间，秉承五常的本性，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么究竟怎样才算辜负了天地的养育？怎样才算没有辜负天地的养育呢？应当思考自己作为人的道理，不辱没自己的出身，从而顺应性命，不辜负天地好生之德。

〇本性不是凭空存在的，依附于我们的身体，而有主宰命运的力量，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原本源于太极而确立名分。所以皇天降下的中正之性是有实物的，所以有准则。圣贤的学问，在于警惕细微之处。人怎么竟然被私意遮蔽，被私欲扰乱，不思考天地化育万物的艰难，竟然残害天理、灭绝万物呢？等到末世的习俗趋向奢华，风气日益败坏，人心不再古朴，帝王的愤怒屡次被激怒，开启了多怨之门，招致了厚亡的灾祸，不顾名节，只图利益，于是看到礼乐文明扫地以尽，表面上冒充读书人的名声，内里却背离读书人的体统，饮食追求精细，肉切得细碎，衣冠颠倒，诗人兴起对无度行为的讥讽。所谓“衣冠不端正，远远地避开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虽然说“没有衣服没有粗布短衣，怎么度过这一年？没有饮食，难以维持生命。”难道不想想粗布衣服也暖和，蔬菜汤羹也香甜，诗书的滋味悠长吗？难道不想想园中的蔬菜胜过珍馐美味，粗布胜过锦绣华服吗？为什么士人立志于道，却以穿坏衣服、吃坏食物为耻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都是不遵守卧碑戒律，不安守本分，不珍惜名声的人，这是弊病之一。

于是看到那些耕种的农夫，借着田地安身立命，却放荡无归，假借耕种栖身，悠闲度日，耕云锄雨，偏偏推辞劳累，手脚长满老茧，只怕泥水的苦楚，慵懒地睡在青郊之外，闲坐在绿野之中，起初不知道庄稼是宝贵的，勤俭可以治家，耕田吃饭，凿井喝水。耕种三年存余九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存余三年的粮食，这本来是农夫的要务，也是农夫的恒久之乐。所谓“农夫的儿子永远做农夫，农夫以安于农事为耻罢了。”为什么以肥美的食物不足口福为耻，以轻便温暖的衣物不足体面为耻，穿着奇异的衣裳，颠倒错乱。所谓“那个人，不配穿那样的衣服”，确实不错。这都是不顾廉耻，不安守本业，不珍惜物力的人，这是弊病之二。

于是看到那些所谓的工匠，男人有多余的粮食，女人有多余的布匹，这本来是互通有无、交换事务，都依靠技艺谋生，他们的技艺处于末流，利益微薄，名声本来低微，低微到不足挂齿。奈何有无赖之徒，放浪形骸之外，所穿的是华丽的礼服，所吃的是美味佳肴，所住的是雕梁画栋，俨然有富豪的景象，有官宦的遗风。从局外观看，实在出乎人情意料之外，不觉自问自己居何等地位。纵然说食物用来滋养阴气，衣服用来彰显身体，一衣一食，人的大欲就在其中。为什么在适口方面偏偏追求甘美，在彰显身体方面每每追求华采，这都是不顾名分，不安守素位，不珍惜钱财的人，这是弊病之三。

于是看到那些所谓的商人，谋取蝇头小利，经营是他们的要务，有的借盐商安身立命，有的开木材店栖身。甚至有肩挑贸易，度日谋生。一旦稍微得志，忘记半生的辛苦，只求一时的欢娱。所穿的是轻裘缓带，所吃的是羊枣膏粱。那么所说的“在苦中求财，欢乐用此言”，确实不假。这都是不懂礼义，不务正业，不珍惜货财的人，这是弊病之四。

然而世风的变迁，人情的败坏，没有比得上上洋（指上海等通商口岸）更严重的。另有一等人，生平不通文墨，竟然享受科举及第的荣耀，甚至官居二品，大都靠贿赂千金。柳巷花街，猜拳赌酒，享受父亲留下的福分，忘记货利艰难的艰辛，整天酒地花天，乐而忘返。他们的快乐到了极点，他们的耻辱又有谁更厉害呢？还有一般土豪衙役，鄙俗却假装斯文，俨然像豪富，皂隶竟然混迹于狐貉衣冠之中。一旦侍立在正人君子身边，手足无措，耳目不知该往哪放，进退揖让无所适从。虽然衣裳整洁，依旧是卑鄙的情形。纵然飞尘如絮，命薄今生，何必像土一样挥金？福报消尽在来世，已经犯错的要赶紧回头，登临道岸；未犯错的必须留意，不要走入迷途。尚希望贤明的官员整顿风俗，教化人情，铲除奸恶安抚善良，驱除邪气辅助正气，像上古敦厚淳朴的时代，这确实是我日夜盼望的，拭目等待的。

**节口腹以惜物命论**

近世的劝善书多讲戒杀放生，而高明的人士有时嘲笑这是迂腐。放生确实像是小恩小惠的仁义之事，然而见闻所及，恻隐之心所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术。只是行善接近求名，导致渔猎者捕捉活物来放生，或者不考察物性，多纵容恶毒，反而失去了本意。至于议论者甚至把戒杀也视为迂腐，那也是思考得太不够了。天地蓬勃地化生万物，万族为了生存，原本没有什么不同，所谓尊贵是因为有灵性，灵性固然自有其可贵之处。仅仅因为有灵性，就能施展罗网绳索、刺刃的巧技，来困住那些蠢蠢的众生，而吃它们的肉，睡在它们的皮上，这不过是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罢了。

译（人）实际上与禽兽的智力相等罢了，哪里值得尊贵呢？人不去思考自己之所以比禽兽尊贵的原因，却只把杀戮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不知道那所谓的“理所当然”究竟在哪里？有人说：天地化生万物，本来就是为了供养人类。唉！上天又怎么会偏私于那些饮食之人呢？饮食，是人和万物共同享有的。远古时代的百姓不知道躲避祸害，被虎豹的牙齿咬伤、被蛇龙吞入腹中的人很多，难道能说天地化生人类是为了供养万物吗？况且供养人类的物品，何尝不齐全呢？除了五谷之外，还有蔬果辅助，盐茶辅助。医家常说，吃粗茶淡饭的人体质往往比吃膏粱厚味的人更强壮，那么粗茶淡饭并非不足以供养人，而杀戮本来是可以禁止断绝的。然而先王不彻底断绝杀戮，为什么呢？自从茹毛饮血的年代，杀戮的祸端已经开启，所以特意顺着人情来制定节制，那杀戮，不过是迫不得已罢了。祭祀时杀戮，是因为牲畜膻香的气味浓厚，足以通达鬼神；宴请宾客时杀戮，是不用平常的食物，以显明尊敬；老人吃肉，是为了让他们吃饱；而且子女奉养父母，务必准备美味佳肴，以取悦父母，不是这些情况，为什么要杀戮呢？夏、商、周三代以后，王道政治不再修明，财力所及之处，只放纵欲望，凡是古代所说的副食、常珍的节制，无故不杀等规定，几乎完全被人遗忘，而沉溺于习惯之中的人很多，并且斥责戒杀为佛老之学，以遂行其贪婪无厌的私欲，不知道戒杀的说法，实际上也是先圣先王的法则，并非一定要像佛老那样彻底断绝，而强迫人去做做不到的事。况且人如果不耕种却吃饭，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交换劳作的道理，足以偿还耕种的辛劳，而他的食物却远远超过农夫，甚至比拟于高官显贵，对着饭案自我反省，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呢？仅仅为了适口的缘故，恣意烹宰，试着与路过屠门、进入厨房时，听到动物的哀嚎声，看到血肉淋漓的景象，有什么心情能安然自处呢？于是有人不克制欲望，不能戒杀，反而高声宣扬戒杀是错误的，这才是真正丧失良心的表现啊。至于戒杀的人家，多取用已死的动物进入厨房，并非没有弊端，这也不过是不善于戒杀罢了。又有人说：“亲近亲人，仁爱百姓，进而爱护万物，这只是末节罢了。”这应该思考齐宣王舍牛的故事，以及孟子善于引导的用意。我论述这些，固然有感而发，并非为了舍本逐末的说法。并且是为了阐明先王的法则，开启人心的良知，并非为了做善事以求福报的说法。迂腐吗？不迂腐吗？有见识的人请明鉴。

译天诞地诞说

孟陬之月的初九、初十，民间传说是天生日、地生日，南北各行省都有这种说法，但典籍中却没有记载。古代的习俗谚语，大多出自街谈巷议，虽然牵强附会以致误传，但探究其缘由，必定有所依据。如果确切地指称为天生日、地生日，似乎确凿有据；至于追问这种说法起源于何人、何时，则都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共工塌陷大地，女娲修补苍天，这些荒诞渺茫的谈论，在古代简册中有所征引，这确实不足为怪。太古时代，有一位叫亚当的人，揉捏泥土做成男女的形状，时间久了就能运动，具备智慧和知觉，互相匹配为配偶，于是繁衍滋生，这是人类产生的开始。这种说法虽然不合常理，但稗官野史往往记载它。至于天是哪一天生的、地是哪一天生的，以及生成天的是什么、生成地的是什么，不仅没有这种说法，也不能阐明其中的道理。从古至今，人人能说的不过是盘古开天辟地一事，却没有详细记载具体日期。如果根据天在子时开启、地在丑时开辟的道理来推测，似乎应该以中国十一月建子为天生之月、十二月建丑为生之月，较为合乎情理，但也无法凭空推测出具体日期。南北朝时期宗元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犬日，三日为猪日，四日为羊日，五日为牛日，六日马日。”这种说法本源于古代的占书，这一天晴朗则所主之物繁育，阴天则灾祸降临。汉武帝时期，东方朔开始将正月七日定为人日，正月八日定为谷日，见于《事物纪原》。然而自唐代以来，见于吟咏的，如高适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唐”，李峤诗云：“桂吐半轮迎此夕，蓂开七叶应今朝”，余延寿诗说：“帖燕留妆户，黏鸡欲饷”，这些都是吟咏人日的诗。此外几天，则没听说有题咏的。我想六畜五谷不过进入农谚田歌，不足以作为雅士的诗料，所以都缺如。而这两个毫无典故的“天生日”“地生日”，历经千百年来，难怪乎像读杜甫集翻找海棠诗而不得一样。有人说宋代正月有天庆节、天基节，因此误传为天诞日，大概未必可知。然而看《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下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宁宗开禧元年下诏以正月五日皇帝生日为天基节，都启建道场，特别命令士庶在京师宴乐，燃灯天语煌煌，家喻户晓，难道会有沿袭谬误讹传至此的地步吗？于是我在诸子百家之外，将所有佛经道典，都肆意搜罗，恣情涉猎，希望稍微探求其立说的缘起，以补充顾亭林先生《吴语证误》的缺失。因为考证藏经记载，正月元日，弥勒生，大佛会；初二日，宝胜佛生；《三元延寿书》记载正月三日，万神都会；又《道书》记载正月三日，北斗翼圣真君降临；正月四日，太上大道玉神君登上玉霄琳房，四盼天下有志节远游之心的士人；正月七日，北极元天真君上帝午时降临。这些都是世间很少知道的。只有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与《蜡海集》都记载正月九日，玉帝生。因为阳数起于一而极于九，推究本源要终，其理显著。那么今人所说的天生日，大概本于此而稍加附会其说吗？至于以初十为地生日，是因为初九既是天生日，于是以臆说连及之，更未免失于牵强附会了。佛道二家的说法，儒家不谈论，但《魏书》已列《释老志》，等到梁代阮孝绪作《七录》，将佛道二家的文章别录于末，也可以看出僧侣道士，他们教中固自有原原本本、见闻广博的人，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可比。然而自来道家说天有三十六洞天，地有七十二福地，蜀人杜光庭曾著为记，不知道玉帝之生，是否以一个玉帝总摄诸天，还是每一洞天生一个玉帝？这不是善于谈论天道的人，恐怕不能像秦宓回答张温那样应对了。只是《田家五行》说，正月初九、初十晴朗，风调雨顺，百谷丰收，今年这两天从早晨到傍晚，黄绵袄子竟日曜灵，虽然料峭春寒，但天朗气清，祥雾缦缦，眼看春耕东作，丁男趣倳耜于田间，秋获西成，庆贺仓箱之酉熟，太平景象已由此开始，我不禁为海隅苍生敲鼓颂扬了。

天干十字通用考

今人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为天干，也称天干；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个字为地支，也称地支。说起源实自大挠，而名称则各有殊异。《尔解》甲曰阏逢，乙曰旃蒙，乙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维，庚曰上章，乙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阳，子曰困敦，丑日赤奋若，寅曰摄提格，卯日单阏，辰曰执徐，巳日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日协洽，申日涒滩，酉日作噩，戍日阉茂，亥日大渊。又有以甲为毕，乙为桔，丙

译甲为修，丁为圉，戊为厉，已为则，庚为窒，辛为塞，壬为終，癸为极。这些大抵都是用来纪年、纪月的，即使是冯相、保章这类掌管天文星历的官职，其范围也不过如此。至于将甲乙对应东方木，丙丁对应南方火，戊己对应中央土，庚辛对应西方金，壬癸对应北方水的说法，虽然源自《大戴礼记》中的《月令》，但堪舆、青鸟等术数，子平、星命等书籍，乃至六壬、遁甲、都箓、奇门等各类旁门左道之学，都以此为发端，倚赖其作为源头。即使是黄老道家、佛教所说的经卷、梵呗，也偶尔会使用它们。自古以来，至今愈发盛行，已是事实。

我认为甲乙丙丁等字用途非常广泛，古人有用它们来记录事物次序的，有用它们来命名宫馆顺序的，例如《汉书·外戚传》说“甲馆”，《汉书·张敖传》说“甲第六”，庾信《哀江南赋》说“甲观”，《汉书·元后传》说“丙殿”，又如晋代王羲之有“丙舍墓田”之类，都是如此。又有用它们来区分帷帐等级的，如《汉书·东方朔传》说“甲乙之帐”就是这样。又有用它们来记录科举等第的，如唐代明经科原本有甲乙丙丁四科，但实际上只有丙丁两等；进士科原本有甲乙两科，但实际上只有乙科；明法科以全部通晓为甲等，通晓八条以上为乙等，就是这样。更有用它们来记录藏书分类的，如唐代四库书将经、史、子、集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又如隋朝在东观文殿建造房屋储存书籍，东屋储存甲部、乙部，西屋储存丙部、丁部。还有用它们来编排卷帙繁多的，如李善注《文选》将赋分为赋甲、赋乙，直至赋癸；将诗分为诗甲、诗乙，直至诗庚；司马光《资治通鉴》将汉献帝纪分为十卷，从甲到癸，又将晋安帝纪分为十卷，从甲到癸等类都是如此。

其他有用它们来命名律令的，如《后汉书》章帝纪说“令甲、令乙、令丙”，其他书籍中也偶尔可见。有用它们来标记算法的，如《几何原本》、《代微积拾阶》，以勾为甲，股为乙，弦为丙；高为甲高，对冲为乙，地平为丙；北极出地为丁，南极出地为戊；其他算学书籍中也常常见到。至于用它们来记录官名，如汉代的戊校尉、己校尉，明代的甲字库大使、乙字库大使；用它们来编排姓氏，如南朝以王、谢为甲、乙等巨族，北朝以崔、卢为甲、乙等巨族；更有用它们作为假名的，如《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史记·韩安国传》“狱吏田甲”，《汉书·高五王传》“次宦者徐甲”，又如《韩非子》的“罪生甲，福归乙”，梁代范缜《神灭论》的“张甲、王乙、李丙、赵丁”等，这类说法在其它杂书中也往往有之。

还有用它们来记录时辰夜漏的，如《汉书·天文志》“始元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晋书·赵王伦传》“四月三日丙夜一筹”等都是如此，其他类书也稍稍有之。大抵事物有高下品第的，都可以用甲乙来区分；即使是人，若是子虚乌有的，也都可以用甲乙来称呼。近来记载事情而避讳人物姓氏官职的，也用某甲、某乙、某丙来浑称；或者依照西法绘制图表而记录事物先后次序的，也用甲字、乙字、丙字来暗记。至于诗词歌赋骈散艺文中借用它们来修饰文采，作为润色之用的，更是不可胜数，〇用以显示征引典故的华丽繁复，对仗的工整精炼。又岂止像温庭筠诗句“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香”那样脍炙人口而已呢？

《秋窗夜话》与友人列举一字两用、一典三解的情况，杂乱成篇，与梁、晋竹孝廉、两般秋雨盦的新编相比，大同小异，而在解说之多方面，甲乙等十字首屈一指；在音义之多方面，“敦”字首屈一指。查阅书籍点燃蜡烛，妙思环生，各自列举所知，以请教有道之士，希望不要讥笑我言辞冗费。

译论足

天地有自然的生养与残害，并非人生来就有自得的真原，矫揉造作就会失去本原。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所爱的也就是所养的，没有一寸肌肤不爱，也就没有一寸肌肤不养。脚是四肢中最重要的，关系到全身，不是轻贱的；也关系到一生，不是浅显的。假如稍有不好，就不能行动自如。况且女子身体本来就柔弱，既柔弱又用布紧紧包裹，包裹后务必追求小，这是在柔弱中更加柔弱了。唉，人多么不幸而成为女子啊！况且自古称孝的人有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子女要完整地归还给父母。确实如女教会中设立天足会，〇深刻体会这句话，有取于天然生成的意思，断不可故意雕琢伤害，违背上天之所以生成的本意。好啊，这个会对于历朝所忽略的方面，未觉悟的弊端，唯独能够表明并指出，集会商议，简直想要挽回世俗，振兴女道。可知天足会的设立，大有深意啊。我且就当今脚受伤害的情况列举出来：起初肌肉腐烂，面黄肌瘦，几乎丧命；接着走路艰难，即使走也不能健步；最终身体软弱，一切劳作勉强支持，种种流弊，笔难详述。然而有人说这种风气流行到天下，很久很久了，岂是一朝一夕积累的呢？上自王公，下至平民，凡是有女子的，年纪刚两三岁，刚能行走，做母亲的就不怕烦劳，不顾痛苦，一定斤斤计较地在此事上从事，并且说过了这个年纪就容易长大，就不能像玉一样尖尖了。于是用手包裹它，恨不得用斧头砍断它，动不动就累月经年，有任其终夜呼痛、悲痛哭泣出血的，甚至读书女红，一切未曾教过，先恳切地把固结作为急务。从俗从宜，牢不可破。像这样突然想用口舌争论，革除今古通行的做法，不确实很难吗？然而世风难道历久不变，俗尚无数代相传而不改变吗？现在确实怜悯这种苦楚，豁然开悟，翻然改变，一洗从前的积习，那么今天日本侵犯中原，要盟议和，如果能就此扩充，即使女子也可以从军，而梁夫人助夫破敌，木兰代父从军，无不可见于今世的巾帼中。看《申报》，看到有所谓天足会，都说教会中人想矫正中国裹足的风气，变而为大。我的意思，“大”二字是对的，恶作剧，不过借此痛骂中国而已。他们的意思“天足”二字，说不足则为天成之足，而其寓意则不在此。〞天本来没有脚，只见三国时吴蜀辩论，有说：“天有头吗？”回答说：“天怎么没有头？天眷顾西顾，是也能顾，则必有头了。”天有脚吗？天怎么没有脚？《诗经》说：“天步艰难”，天没有脚，怎么能走？现在中外纷争，加上俄、德、法三国也有鼎峙争雄之势，台湾之事岌岌可威。再加上三百兆赔款的费用，无非在民间搜刮，恐怕民心既去，未知天意如何？这就是望天添足的意思所由来。即以脚而论，大凡妇女的美丑，本不在脚的大小，美的脚大也美，丑的脚小，徒然。纵观史册所载，历朝妇女，读书人阅读之余，何人不晓？即看一部《情史》，也已概括无遗，描摹情态，形尽相穷，但“纤纤”之说则很少见到。等到唐虞三代，看型妫汭、英娥之美，千载如新，即今所谓湘妃是也。以其泪痕竹子为器具，人且以为雅观。夏的兴起以涂山，灭亡以妹喜；商的兴起以有崧，灭亡以妲己；周的兴起以太任、邑姜，其灭亡以褒姒。降及后世，秦始皇宫女三千，《阿房宫赋》形容尽致，但脚未曾论及。至于春秋的夏姬，吴越的西施，三国的貂蝉、甄后，唐则杨妃、飞燕，魏国夫人、武氏，甚至为皇帝，历朝妇女儿童美不胜收，不可以枚举，不可以指数，也无待我赘言。而“不足”之说，前人论述已很详细。始作俑者为陈的后主、齐的东昏，从此以后，此风渐炽，无不以“双月弯弯”为佳。明末张、李作乱，张献忠穷搜妇女，全部砍去其脚，堆作山，而结顶必取最小的，竟将献忠妾的双脚结之，这是脚的遭遇，而为历代小之一归束。本朝此风愈盛，各省争纤斗细，几乎比新月还小，这又何必呢？礼有说，“内言不出于阃”，妇女本宜不出闺房，一之下不过教以不出的意思，本不在大小上起见。而目前上海风俗，雌雉之飞来飞去，类多纤细而翘翘者，则脚愈小而出愈远。风俗为之大坏而不可复理了，那么如女教会中所谓天足会，固无不可以实行。

谱牒论

宗谱，是国史的支流。所以用来传递信实，不是用来传递疑惑。《礼记》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

译由此可知，这是此物此志啊。」难道是为了设立观览、夸耀美丽的书籍吗？从前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地赐予姓氏，《尚书》说“辨明百姓”，又说“赐予土地和姓氏”。《周礼》中的小史，负责确定世系，辨别昭穆，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司马迁搜集遗留文献，有《五帝系牒》《尚书集世记》等书。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后，氏族地位变得重要。晋代挚虞撰写《族姓记》，北魏尤其重视门第，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等等级。《隋书·经籍志》中有《谱系篇》，各州的姓谱，直到唐代，世家大族都有几十代传承不断。五代时期衰败混乱，这些记录荡然无存。宋朝兴起，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开始创修族谱，后世都仿效实行。《礼记·大传》说：“对上治理祖先和父亲，对下治理子孙，对旁系治理兄弟，合族共同进食，按昭穆排序，用礼义区分，这样人伦之道就完备了。”又说：“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凝聚族人。”然而如果没有谱牒来连接，那么尊祖、敬宗、收族的方法从何产生？所以仁人孝子追本溯源的思念，尤其不可一天忘记。我们吴地风俗接近古制，家族必定聚居，从奠基的祖先到后代子孙，常常几十代不离开故乡，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向来讲究，所以谱牒的修撰，特别兴盛于天下。然而我曾考察欧阳修、苏洵两人的族谱，上溯只到高祖曾祖五世而已。以两位公子的博学高雅，难道不足以广泛搜求、远承先代吗？却谱图所及狭窄，不滥造到如此程度。这也如同《春秋》的文字，隐公、桓公时期多有缺漏。孔子说：“我还能见到史官保留缺文的做法。”既然以能保留缺文为难得，就知道因缺文而求其不缺失是妄为。曾巩叙述他的先世到十三世，人们尚且怀疑。古人对自身来源的慎重如此，后人也应当以此为鉴，知道不可妄增，也就知道不可妄删，难道可以凭主观臆断，随意删削吗？为何近世士大夫不懂这个道理，专门以门第高低相争，有的援引遥远的华贵祖先，有的依附显赫的名门望族，对于世次模糊、文献无据的，都想一一串联并详细系连。甚至远溯三代以前，传承多达一百多世，将《万姓统谱》以及郡县传记志书全部抄录拼凑，不顾他人的讥笑。这是望远者想看见形状，听远者想听到声音一样。而更可痛惜的是，将嫡派祖先删去，替换为前代名贤，不顾祖功宗德的湮没不问，春秋祭祀的断绝。这是祖宗没有导致像庭坚那样不被祭祀，而子孙反而让他们成为像若敖氏那样的孤鬼。这尤其是不肖之极。况且族谱的创作，是为了尊祖敬宗而凝聚族人，敦厚亲爱而形成礼让。其用意深远，其教化详细，难道仅仅是以世族高低相争吗？如果想要光显先人，就应当在道德上磨砺，在文章上奋发，卓然有表现于世间，以光大宗族，这才可以。何必执着于谱牒的寻求？没看到欧阳氏、苏氏的谱序，只记五世而风流标举，自足以流传百世。明代李梦阳《空同集》中所载族谱六篇，家族姓氏很微小，但也未失为名家。我论及这些，是让那些为人子孙的人，一旦醒悟，断自可见的世代，或者依据祖先坟墓基地，或者证明以前代碑碣，这样就不诬蔑祖宗。那么祖宗的灵爽可以凭依，祖宗的灵爽可以凭依，那么同出一本的亲人得以报答，远崇先人的道义就尽了。这是期望于世间的孝子顺孙的。

译中国宝星考

宝星的制度，起源于西方，用来褒奖功勋劳绩，以彰显荣耀。自从中外通商以来，在光绪七年十二月，经总理衙门奏定宝星章程，作为与外国友好交往的礼仪。而旅居外国的华人，如果有功勋德行，也能受到该国的赏赐。查考中国宝星的制度，头等第一，专门赠予各国君主；第二，授予世子、亲王、宗亲、国戚；第三，授予各国世袭爵位者、各部大臣、头等公使。二等第一，授予各国二等公使；第二，授予三等公使、署理公使、总税务司； third，授予头等参赞、武职大员、总领事、总教习。三等第一，授予各国二三等参赞、领事官、正使、随从人员、水师头等管驾官、陆路副将、教官；第二，授予副领事官、水师第二等管驾官、陆路人参将；第三，授予翻译、游击、都司。第四等，授予各国兵弁等；第五等，授予各国工商人士等。头等宝星使用赤金底色、珐琅双龙，第一等中间镶嵌真珠，金龙、金红色带子；第二等中间镶嵌红宝石；第三等中间镶嵌光面珊瑚，都配银龙、大红色带子。二等宝星使用赤金底色、银双龙，中间镶嵌雕花珊瑚，黄龙、紫色带子。三等宝星使用珐琅底色、金双龙，中间镶嵌蓝宝石，红龙、蓝色带子。四等宝星使用珐琅底色、银双龙，中间镶嵌青金石，绿龙、酱色带子。五等宝星使用银底色镶嵌砗磲，蓝龙、月白色带子。头等宝星样式崇尚方形，长三寸三分，宽二寸二分。二等及以下样式崇尚圆形，二等直径二寸七分，三等直径二寸五分，四等直径一寸九分，五等直径一寸六分。上面都有环首，头二等带子均长一尺一寸，宽一寸五分，两端有穗丝绳束结。三等带子长一尺三寸，宽一寸五分，四、五等带子均长五寸，宽一寸二分。凡是头等第一、二、三等以及二等第一等双龙宝星，都可以佩戴斜络大带，大带结在右肩，宝星垂在身体左侧。那斜络大带的颜色花纹完全依照原式，小带圆形样式酌情调整到合适的尺寸自制佩戴。以上是宝星的定制，但宝星的名称很多，见闻尚且稀少，这里特别不嫌繁琐，附考于此，使读者了解其制度。

宝石说

《礼记》说：“天不吝惜其土地，道不吝惜其宝物。”所谓的宝物，凡是世间罕见的东西都是，不专指明珠金玉而言。李斯说：“招致昆山的玉石，拥有隋侯珠和和氏璧，佩戴明月之珠，佩带太阿之剑，乘坐纤离之马，树立翠凤之旗，设置灵鼍之鼓。”这些宝物，秦国一样也不出产。把剑、马、旗、鼓当作宝物，虽然与珠玉并列提及，但也可以看出宝物并非专属某一类。自从人们把宝物归属于明珠金玉，明珠金玉的价格于是高涨。征引古语：《管子》说：“玉产于禺氏，金产于汝水汉水，珠产于赤野。先王因为获取它们困难，所以寄托用途于其贵重。以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吕氏春秋》说：“世人都以珠玉为宝，宝物越多百姓越贫穷，这是失去了真正的宝物。”陆贾《新语》说：“圣人不用珠玉，而珍视自身。”这些都是以明珠金玉为宝物的证据。至于珊瑚、翡翠、玛瑙、琥珀、猫眼石之类，都是珠玉中的一类，其贵重有的等于珠玉，有的倍于珠玉，有的数倍于珠玉，根据其优劣确定价值，本来不能一概而论。古时天地精华之气发散未尽，所以这种宝物较多，常常用来装饰器物。魏武帝用玛瑙石制作玛瑙勒，唐裴行俭清廉正直诚信，家中却有玛瑙盘；汉董偃则用紫琉璃做屏风，晋王武子则供食的盘子全部使用琉璃器。查考典籍，凡是帝王之家，以及贵族之室，雕琢宝物作为器用的，不能屈指计算。不仅像石崇、王恺互相斗富，珊瑚树高可达数尺。后世精华逐渐枯竭，山蕴川藏的宝物日益减少，不仅是火齐、木难这种希世珍宝不常见，即使是翡翠、珊瑚这种珍宝中寻常易得的，也不多见。所以古人常常用宝物雕刻成器物，而现在只足以供人作为首饰罢了。富贵人家，妇女的钗环簪珥，大多使用宝物，有的缀以珍珠，有的琢以玉石，往往一件微小之物价值连城。物品的用途越繁多，所以价格高昂也越厉害。近来金价的昂贵，已是自古未有，珠玉的价格更是加倍，可谓贵重到了极点。而西方人士不看重珠玉，而看重宝石，一时风气所趋，纷纷响应，豪华子弟斗富炫耀奢侈，不惜重金，争相购买宝石。宝石有几种，金刚石、钻石为世间最珍贵。上海浮游之士，以及大商人的眷属，如果首饰中没有钻石，便觉得可耻。起初只在戒指上镶嵌钻石，近来妇女耳上的耳环也有用钻石装饰的。光彩夺目，流转不定，而明红及明蓝等各种宝石也被视为贵重。首饰中非用

译钻石，就是使用明红、明蓝等宝石，大概不是这样不足以显示其豪富。考察钻石，西方人称之为“台门”，是由纯炭质凝结而成，出产于天竺国、文莱岛、比离些、里布卢斯、俄罗斯等地，非洲、美洲均不产其色。有白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大红色的，近来所见只有白色一种最多，绿色与蓝色的仅见，黑色与大红色的尤其不易得到。然而它们的价格比白色的更加昂贵，因为稀少。大约钻石的价格，明净且磨琢端正的，每颗重一克拉，作八磅，每磅约价银元五元。如果重四克拉，则作一百二十八磅；重十克拉，作八百磅。未经磨琢的，一克拉作两磅，两克拉作八磅。所以大而圆正的，价格越贵。然而听说钻石取坚钢之质，可以制造而成。从前西方有个名叫毛乙生的人，将铁烧至三千度，灌足炭精，用极大的压力凝结冷却后，有几分炭精变成细微光明的物体，就是真钻石。又有个名叫洛塞尔的人，每次想按照现在新法所造的坚钢，其中应有钻石可取。将钢熔化，依次浸在浓硝酸、钾绿养、轻弗及硫强等水中，即得到钻石，其形状与真钻石无异。事物有真有伪，属于常理，但像这样珍贵的东西，如果辨别不慎，就会受其欺骗。近来使用者越来越多，辨别起来较易，然而起初华人大多不认识此物，我知道辗转相欺的已经不知有多少了。况且钻石的真品，既然可以用铁制成，那么物品并非天生，虽然可贵，似乎也不是很难得到，为什么被世人如此珍视？明红宝石最好的，比金刚石更贵，印度东疆及皮求等地有。明蓝宝石，西方名叫“撒非耳”，产于尼罗河几处及锡兰、暹罗、皮求等地。现在的人在金刚石钻石之外，大多喜欢使用红、明蓝宝石。以前的玛瑙、翡翠相比之下都不怎么贵重，虽然说物以稀为贵，但也可以看出世风日益趋于颓靡。《礼记》说：不珍视奇异之物；又说：不宝贵远方之物。古人防微杜渐的意思很严格，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反复诵读这些训诫呢？

译金刚钻石考

天下最坚硬的物质，没有比得上金刚钻石的了。这种石头是由纯炭凝结成的颗粒，在地球上有几处出产，最大的产地在印度的哥里干达地方以及婆罗洲，巴西也有出产。其余如俄罗斯的乌拉岭，常与金银一同出现；美国的旧金山，也有发现。它很少藏在大石头里面，却常在水从远方冲刷而来的沙泥中被发现。外形半透明像普通的石头，有暗色的外壳包裹，去掉外壳后，内部质地光洁晶莹。以透明无色的为上品，但有黄色、绿色、玫瑰紫色、蓝色、黑色等，都属次等。其颗粒呈橄榄形，常为凸面，角很钝而没有棱角。人们佩戴的，都是加工成平面的。其形制有三种：一是光明形，二是玫瑰花形，三是扁形。听美国人讲，历史上地球上最大的金刚钻石，藏在葡萄牙国库中，未曾剖磨时，重量十一两多，是七十七年前从巴西取得的。又三百十五年前，在印度的哥里干达取得一枚，形状像半个鸡蛋，重六两，印度国王收藏它，多年后不知去向。推测后来被剖成三块：一块卖给俄国，重一百九十六分；一块卖给英国，原重一百八十六分，制成后净重一百零三分；一块卖给波斯国，重一百三十分。按照英国宝石称量标准，一百五十分为一两，俄国那块价值洋银二千万元，英国那块也值一千余万元。奥地利有一枚黄色的，重一百三十九分，为玫瑰花形，得到它的人不知是什么东西，误以为是黄玻璃而卖掉了。法国有一枚为光明形，颜色淡蓝，质地最精，重一百三十一分，用洋银七十万元从印度买来，后来有贩卖宝石的人估价三百万元。土耳其有一枚，重四十七分，打磨得很好，也是光明形，价值十二万元。先前因为交战，担心被敌国得到，已经自己先打碎了。然而这种石头大的极少，三十分以上者，统计地球上已知的，只有十九枚。想必地下还有未出土的，但不知后来被谁得到，况且即使不识货的人，虽然在深山大泽中遇到它，恐怕也是视而不见。所以它的价值在宝石中，没有超过它的。即使近来非洲南部出产很多，但没有很大的，那里的土人得到它，莫名其妙。英国的宝石商人见到它，知道是金刚钻石。因为土人喜欢火器，大多用洋枪等物交换。但是打磨这种石头颇不容易，可见其极其坚硬。如果要打磨、剖开它，必须用这种石头的粉末。其粉末或是废料，或是低劣的质地，研磨细而成。施工打磨，尤其要顺着它的纹理，用平钢轮加上细粉和油，轮子飞速旋转，每分钟可转两千或三千次。将石头镶在铅里，铅再做成柄，柄端有关节，固定在架子上，用锤子使石头切于轮上。只因转得太快，必然产生高热而熔化铅，所以必须时作时止。这种方法始于四百年前，荷兰都城从事这行当的人很多。据查这种石头最难毁坏，各种强酸都不能侵蚀。不接触空气，即使热到发白也不毁坏。只有用电火能使它变质，像枯煤一样。如果在空气中热到银熔化的程度，已经能燃烧而变成炭，氧气只剩少许灰烬。西方人想制造这种石头，很久没有得到好方法。听说法国京都有人把糖炭放在电气两极之间，炭渐渐分解而成细粒。又有人用炭和硫，以磷分解，也成细粒。用显微镜观察，也是八面橄榄形。其坚硬可作打磨金刚钻石之用，与地里出产的没有多少差异。然而如果要制造大颗粒的，尚无人扩充其方法。我认为既然有人能制作这些细粒，再过若干年，未必没有人能制作大的。现在的化学家竭尽智慧，精益求精，而且能知道它的原质是由什么构成的，渐渐地恐怕也不难配合制造了。只是因为它不能由人制造，所以价值很高，人们才开始珍视它为宝物。如果有人能自己创制，那么它也就不显得贵重了。总之，世间的物品，缺乏的才珍贵，罕见的才见珍视。如今上海一隅，这种风气盛行，洋商贩卖的不计其数，华人佩戴的也确实很多。是真的吗？是大地宝物所产的吗？还是人力所制的吗？敢向精于化学的人请教。